共匪迫害中國人民的歷史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四清運動

1961年11月29日，中國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與蘇聯公開決裂。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作自我批評。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餓死了4000萬人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卻不露聲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問題》的講話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請同誌們要清醒地看到，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三股黑風正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三股黑風都有後臺”，說的就是劉少奇。毛決定在城鄉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壹抓就靈！”“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壹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壹抓就靈。”

劉少奇說，“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壹下行動，搞壹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壹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

在這次會上，兩人共同確定在全國展開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汙、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運動後期，幾乎全簡稱為“四清”。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大四清”。

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是第壹個把這個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

3月毛澤東批示：“階級鬥爭有分黨內外嗎？註意：右傾正搶占陣地。”拒絕暫緩在非黨員和機關、團體中開展“五反”運動的建議。

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開會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5月20日公開發表時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答：“壹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四清運動中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機關、企業、公社、大隊都搞“專政”隔離室、拘留所。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1963年8、9、10月，各地都發生了自殺事件。山西、陜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發生了地主、富農子女全家自殺事件。

以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壹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余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壹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壹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壹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布紀律：1.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壹律不準吃肉、魚、蛋；2.壹律不準送禮受禮、行賄受賄；3.壹律不準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系。違者，壹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針對上述問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1963年11月發出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

《後十條》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群，提出了如何避免過激問題，但運動仍沒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壹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1964年初，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

劉少奇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壹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劉少奇還進壹步認為：“三分之壹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於是，毛認為40%左右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是階級社會就有階級區分”。7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嚴，火燒壹下怕什麽？妳是正的、清的，火燒壹下也有好處。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理論界，我們提倡要引火燒身”。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劉又修改《後十條》，1964年9月18日正式發出。修正的《後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此後又提出“反右傾”、“奪權”等要求，廣泛打擊基層幹部和地富分子。

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紮根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實行大兵團作戰來整幹部和地富。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壹縣。如江蘇省組織了壹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壹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壹階段更嚴重，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問題。陜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壹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 “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 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澤東在“四清工作組”的蹲點報告上分別批示，矛頭都對向劉少奇，批示說：“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我看不止1/2，要壹個壹個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來自上邊。…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壹個多月的工作會議。12月20日在壹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上，兩個主席爭論起來：劉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毛則認為，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緩地解釋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激動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請教式地問道：“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張被造反派批鬥毆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毆打至死的正部級官員）。

12月24日，毛直截了當地說：“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凡是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要堅持發動群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壹起過他的71歲生日。在這樣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責劉少奇關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只講這兩個問題，壹個是頭壹條性質問題，壹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妳們回去找黨章看壹下，憲法第三章也看壹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壹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件》，第100頁到104頁，妳們去看壹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壹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壹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妳們講幾句話？”

當毛講這些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壹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壹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把憲法拿出來當個“擋箭牌”而已。

1964年底的壹天傍晚，康生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向毛澤東密報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出戲與1959年廬山會議有關系，是為彭德懷翻案！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壹個小型會議上又壹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 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幾乎已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各地區、各部門、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相當部分為資產階級所占據，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發動壹場大革命奪回被資產階級攫取的權力。他說服其它領導人進行壹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壹，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

這次沖突結束後，修訂頒布了《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

從1963年持續到1965年5月的三年多的“四清”運動： 

中央和地方、部門，先後派出工作團（組）13萬5千2百15個，到機關、企業、基層、學校、農村、公社，初步整頓、改組了17萬1千6百20個黨組織班子。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體，5千7百60個。組織結論．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萬6千2百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萬8千2百20人。 

共有532萬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幫助”和自我檢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農村有7萬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學雷鋒運動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林彪開始大肆鼓吹毛澤東思想，借《毛選》四卷發行之際，大力掀起“學毛選”活動；同時，還開展了“政治選美”，即選取幾個政治“典型模範人物”作為向社會廣泛宣傳的範本，從而形成了壹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軍效忠毛的運動。

雷鋒就是軍隊政工部門營造出來的“宣傳品”。1963年3月5日，毛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雷鋒的生死月日都與3月5日無關，毛澤東為什麽要選擇這壹天？因為斯大林是在這壹天死的，學習雷鋒不過是學習斯大林的具體化而已！斯大林稱其黨人為特殊的材料——鋼鐵制成，雷鋒就是鋼鐵制造後剩下的邊角余料制成的螺絲釘而已。

（中共聲勢浩大地慶祝蘇聯51周年國慶）

雷鋒1960年1月應征入伍，62年8月死於車禍。在他死後，發現他的日記記載都是對黨、對毛感恩戴德和幫助婦女、老人及貧苦農民。雷鋒作為壹個軍人，不守軍紀，離軍營到火車站去接送壹個不認識的婦女，這種事允許嗎？雷鋒自己穿的襪子有幾十個補丁，卻寄給災區200多元（當時這是壹筆不小的數目），那時軍人每月補貼只有7元，即使壹分不花的攢，也得攢個三、四年。另外雷鋒還省下錢給其他壹些貧窮的人。

改革開放後，共青團中央在報上登了雷鋒的英格納表和皮箱的照片，這說明雷鋒不是苦行僧。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較富有的家庭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壹般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才50幾元，當時壹只英格納表要180元，皮箱則在100-200元之間。而雷鋒是僅有7元生活補貼的解放軍戰士，怎麽能買得起這麽貴重的東西？同時也與壹只襪子才值幾角錢，而又逢上數十個補丁這事，成了鮮明反差。

何況壹個兵無論走到哪裏，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這可能嗎？“雷鋒出差壹千裏，好事做了壹火車”，雷鋒在火車上擦桌子，領導是怎麽知道的？難道說雷鋒連這麽點小事也向組織匯報？“有時候熄燈睡覺了，他還找地方去看書學習。他晚上常到連部辦公室去學習”。作者肯定沒當過兵，軍隊裏有鐵的紀律，熄燈了就得睡覺，哪能允許當兵的熄了燈還到處亂跑，找地方去看毛選？ 

“學雷鋒運動”的核心乃營造“個人崇拜”。隨毛打江山的領袖們對此個個心領神會。連向來不太過問具體國事的朱德也在題詞中準確把握住關鍵：“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的精髓就是要“忠於毛”。所以，在連篇累牘的宣傳當中，最常見的照片就是雷鋒坐在卡車駕駛室裏學習《毛選》。除了效忠黨以外，雷鋒的“事跡”其實完全是壹大堆平凡無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瑣碎小事。雷鋒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會稱道的事，又比其它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壹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政治偶像”號召全民把《毛澤東選集》當“聖經”來讀，從而把毛本人當神來敬。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從60年代就開始流傳，後來盛傳西點軍校也學習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長江日報》、《北京晨報》、《中國民兵》都散布過這個謠言。中央電視臺還做了壹期“雷鋒出國”的訪談節目，梁曉聲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談。於是，許多中國人去西點軍校“尋找雷鋒精神”，最後竟然逼得西點軍校不得不出面辟謠。

作為“雷鋒精神”創造者的林彪或作為“雷鋒精神”守護者的毛澤東，都沒有想到，雷鋒的政治生命居然會超過毛、林本人。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處，也是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結出的壹大怪胎。如今庇護並鼓吹“雷鋒精神”，又有了進壹步的“時代意義”，那就是從中可強化“黨指揮槍、槍效忠於黨”的政治原則；而且還從“雷鋒”身上提煉出為黨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鋒精神”依然在“教導”著人們充當“黨的螺絲釘”。

雷鋒生前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會被“法老們”制成壹具政治教條的“木乃伊”，承載著權力的神話、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盜名的詛咒。那樣壹個瘋狂的時代所發酵出來的低智符號尚在今日揮舞，這反襯出我們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對全球文明和現代社會，“雷鋒精神”是壹個陳舊僵化、愚昧無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維系這壹“政治圖騰”只能證明當代政治的貧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難開，民風難清。徹底消解雷鋒神話是潮流所向。

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裏，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壹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文革爆發

1965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據李誌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毛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布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了解毛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壹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1965年11月10日，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其主題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權。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都不讓轉載。彭真同誌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誌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裏去了”。

11月28日 在周恩來同誌的督促下，彭真同誌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誌文章的問題。彭真同誌壹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誌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認為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他。

11月29日《文匯報》發表壹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壹株大毒草。《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出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誌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誌文章。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誌加的。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同誌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誌談話。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誌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系，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試圖將《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

3月25日《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誌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3月底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壹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4月10日中央批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了文藝界“被壹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樣，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幾十年來，壹直拿著筆桿子寫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壹點價值”。

1966年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幹幹凈凈，然後重新壹筆壹筆寫過壹遍”。

梁漱溟致信毛澤東稱贊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

4月10-15日彭真同誌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誌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4月16日在彭真同誌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壹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

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壹）《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制造混亂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壹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壹直開到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誌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誌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誌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文藝工作者，已在本單位被揪出來批判鬥爭。

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誌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胡績偉在《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的》中披露：“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壹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壹位滿腹經綸的知書識禮的偉人。很快，他謾罵鄧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舊費’，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壹個黨的領袖的身份！……鄧拓終於被迫辭職……在他離開報社以前，他曾約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轉悠了壹次。我們兩人懷著沈重的心情，拖著沈重的步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來談。……他說：‘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多少年來，我都在想他的這句話。”

在中央通過《‘5.16’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壹個叛徒”。這位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在5月17日夜晚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壹封信》和《與妻訣別書》，於18日淩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壹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壹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而把文革由對壹批電影和舞臺劇的攻擊，升級為對壹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的攻擊。

1966年5月16日， 是劉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壹六通知》。《五.壹六通知》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摧毀古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封、資、修”便是“文化專政”的對象。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壹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五.壹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五.壹六通知》通過的這壹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壹天。

文革50天

劉鄧不僅舉手贊成《五.壹六通知》，更積極實踐。鄧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壹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誌，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在7月2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壹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壹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壹書記烏蘭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誌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長期以來，人們壹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壹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壹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當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開了內部廣播大會，陸平講話說：現在右派又開始向黨進攻了，全校師生要奮起反擊。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周恩來說：“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掃壹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壹切”之中。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壹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沖，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壹批鬥爭對象。

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歷次政治運動的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1500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龐大隊伍。

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裏“奪權，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給群眾進行“左、中、右” 排隊、把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們的黑材料等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學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到壹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壹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裏跳樓自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蔑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汙辱”。“晚上壹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壹會來敲打壹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不準我們找人談話，不準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壹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麽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壹大批人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事件，後被稱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根本不予理睬，在38樓設置“鬥鬼臺”、“斬妖臺”，揪出以陸平為首的40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那天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壹根繩子往他脖子上壹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松弛壹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未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北京林學院“6.20”事件圍繞壹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6月20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也稱《22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壹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等34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壹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 ”，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壹波把林院定為“反幹擾”的重點學院之壹。7月9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余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四千余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

這張大字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黴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XX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 ’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壹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誌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清華大學20歲的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壹張大字報上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王光美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壹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壹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18天，開除團藉。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壹人自殺身亡。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壹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壹輪的爭論。紅衛兵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於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下壹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麽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以劉鄧為首的“中央”在全國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6月10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壹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它的打擊面比第壹次反右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在第壹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7月3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學校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壹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後來工作組進校，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3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8月5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武漢大學“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 ’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

北京。6月9日，第壹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壹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壹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妳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壹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5%是指全國，具體到妳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圍攻，他們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月20日，師大壹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貼出題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壹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千方百計地制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壹樣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

從6月24-30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壹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壹次鬥爭會就開了8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7月11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壹個左派學生打陳壹個嘴巴。另壹名反工作組的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三次鬥爭會後，全校1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有壹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壹個左派，壹個中間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看看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該校上學，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小平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6月4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對造反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造反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小平壹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

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壹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妳是領導小組的，明天壹調查出妳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壹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壹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壹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在“反幹擾”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組”制造了壹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時間裏，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

7月初，劉鄧制定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集訓期間，全國的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

7月26日，毛澤東幹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壹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贊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壹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誌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壹張壹張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壹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1966年不同尋常的50天至此結束。

橫掃壹切的紅色恐怖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殺”了！據汪東興的交代材料，證實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6月中，毛澤東曾對李誌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文革初期自殺的人20萬左右。僅壹個陜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在這個最高指示下，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

7月28日江青就在壹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

毛澤東於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起來“造反”。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壹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8月5號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的“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壹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了“資產階級權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壹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壹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壹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發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人們實在無法想象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葡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奸刑”。清華大學壹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奸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隊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裏，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奸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強奸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壹時並沒有制止它。因為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8月18號，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當時她是壹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改名後真得變得非常“要武”，曾把自己的中學校長和老師活活打死。據專家考證，宋要武還是文革中第壹個打死人的革命小將，並且開創了文革武鬥和對黑五類大屠殺的先河。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壹紅衛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儲安平的兇手。

宋任窮在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時，成為政委鄧小平的鐵桿死黨，成為鼓惑逼迫士兵充當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腦‘宋大牙’。文革開始，宋彬彬率領紅衛兵瘋狂打殺地富反壞右，乃秉承鄧小平宋任窮的意誌，企圖引開毛澤東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窮還是免不了作為鄧小平的死黨被毛遠新取代。這段時間，李長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年鄧小平復出，宋任窮也在東北恢復當權，把31歲的女婿李長春提拔為副局級。1987、1989宋任窮兩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李長春連升三級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從遼寧經過河南、廣東‘轉官’，終於成為內閣九常委之八。

由於公安局長們擔心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被追究。毛澤東於8月22日親自批轉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壹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壹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謝富治還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壹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妳們就要犯錯誤。”

8月18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壹望無際的人群。數百萬紅衛兵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壹切”，提出要“破四舊”，“我們要大破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壹切害人蟲，打倒壹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行動了。

如果說“8.18”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麽在“8.18”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沖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暴力大規模升級。壹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 

從8月20日始，壹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壹槍。北京市第二中學3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沖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余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壹定要堵住壹切鉆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壹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壹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勛。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壹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壹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余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連宋慶齡也受到了沖擊。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壹次張還能沈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著張的鼻子質問：‘妳是什麽人，是什麽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著顫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妳去問毛主席去！妳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幹年後，這將成為壹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是被壹群女紅衛兵抄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兇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裏，聽她們宣讀《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壹點的東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贊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壹切藏在墻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這“功勛”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人士的迫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壹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

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壹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壹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裏搜出壹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恒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迫害最為典型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沖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臟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

1966年8月29日，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86歲高齡的章士釗也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殘暴淩辱和折磨。

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在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浙江嵊縣，8千余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壹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 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壹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畫，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杭州名學者馬壹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 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84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答道，“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壹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常和沈來往的畫家範增，無中生有地揭發沈壹百多條“罪狀”，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數人壹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在場壹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麽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壹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周恩來對“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壹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

1964年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1966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見不到花，毛說：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1%。導致1959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1966年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壹樣，但有區別，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最近妳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壹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紅八月始，寺院、道觀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了紅衛兵們的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壹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都五官不全，無壹完好。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思武裝起來的紅衛兵砸佛像，目的是鏟除“舊文化”，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壹律用白漆塗刷覆蓋， 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國都如此這般。

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建於唐代的四川什邡縣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等國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壹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壹掃而空。……

1966年的壹天，康生要譚厚蘭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壹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陜西周至縣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壹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1966年5月15日，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誌堅、李雪峰、汪東興等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首都工作組采取了壹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壹個長期計劃，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壹批“老紅衛兵”——“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他們在校園裏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

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裏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這些人的家具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準許帶壹只碗，壹家人只準許帶壹只鍋，其余的炊具都被沒收。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壹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車上擡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壹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壹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裏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博訊boxun.com)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11.4萬戶。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120萬兩，就是60噸；白銀12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壹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壹些……成績是偉大的。”目擊者稱，每次毛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壹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

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她母親有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返京後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壹文件轉發全國。這壹“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黨高幹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這種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黴。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壹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壹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壹位天津老大夫說：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壹些，還會見到兩、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裏的汙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廠排出廢水，然後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北大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屍體。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裏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下午3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些人被壹個壹個叫出來，每叫出來壹個，就被套上壹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壹排站在院子裏。4點鐘，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裝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裏。那裏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教育機構，後來成了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裏架起了壹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打倒反黨份子”！“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那天和他壹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軍，肖軍列出了其它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發剪掉。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臺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壹下壹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裏。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他們咬緊牙關，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壹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被毒打完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聯，另壹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裏。老舍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壹間小房子裏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的子女到機關找他，也遭毆打。肖軍被關了壹個多月才準許回家。

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壹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在紅衛兵要老舍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壹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著口號，皮帶夾著唾沫，又挨了壹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裏救出）。經過壹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裏，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壹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8月24日壹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老舍身上帶有筆和紙，他投湖前在湖邊坐了壹整天。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壹個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為困難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許會想到他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新社會就是壹座大學校》的文章。該文說：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開會了。臺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臺下，在適當的時機，壹組跟著壹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壹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臺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擡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壹壹的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臺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壹齊喊：“該打！該打！”這壹喊哪，教我變成了另壹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壹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壹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寫的“控訴大會”，活脫脫就是15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場“鬥爭會”的翻版。老舍寫出的被鬥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的故事，應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麽性質的罪行。但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講法律準則，壹片喊打之聲就興起並實施了，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在老舍被鬥的事件裏，鬥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提供旅行花銷的。而且，在1966年，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感到了慚愧。

8月24日夜，老舍是手握著壹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壹步的，走進了太平湖。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語錄。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壹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裏投湖。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壹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不能保留骨灰。

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盡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焚屍爐超負荷工作。這樣壹來，造成了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允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對人的迫害壹直到了骨灰，不許保存。

196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鬥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盡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臺進行屍體解剖。解剖後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據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屍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後鬥爭。

左奶奶和馬大娘，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開過壹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有壹些房子，壹部份自己住，有壹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們夫婦都已70多歲，這壹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壹個院子裏。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裏幫人作家務掙錢。8月24日下午三點左右，壹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壹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裏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壹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壹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壹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

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壹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壹驚，回想到那壹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另壹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象殺豬壹樣”。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壹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壹樣”來形容，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

在那壹天，8月24日，東廠胡同2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壹帶開過壹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壹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壹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壹天，東廠胡同裏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壹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壹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說：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1966年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進行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後從閣樓上查獲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壹只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壹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壹本舊畫報上，翻到了壹張宋美齡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沈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壹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壹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麽多人在那麽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紅衛兵靠的就是壹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報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國家機器當時是如何指導屠殺事件的。 

案例壹：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壹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壹家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準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這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桿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壹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講話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會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劃。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是民兵。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8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獸性瘋狂的是大辛莊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獨鍘十六條人命，最後他癱倒在地。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壹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汙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壹文錢的大串聯；全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十歲上下的男女孩子們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廢金色童年。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月15日100萬，10月18日150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道，先後８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10月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決定除野戰部隊外，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黨組織可以不要了！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紅衛兵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壹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壹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制訂了壹條“打擊壹大片，保護壹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

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壹月三十日，他在壹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點。毛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從那後，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普通人了。毛的設想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充當了打頭陣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到1967年初被中共拋棄了，不少人還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壹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沖擊武裝部門，奪取槍支。零點，雙方開始槍戰。造成5人死亡，6人受傷。槍戰在白天再壹次發生，從武裝部門壹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壹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采取專政措施。”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余人被拘捕關押。

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該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院的學生韓桐，這是“文革”時期軍隊殺害平民的第壹槍。幸好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非常克制，預謀的屠殺才沒有擴大。 

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嶽縣公安局於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壹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22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紅旗派成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準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占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打死174人，打傷224人。 趙永夫繼續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壹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24人，但塞進了70-80人，甚至有塞進100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壹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天津3月27日6千人沖南開大學, 50人重傷，220人受傷。

成都4月4日到11日連續發生6次武鬥，死傷1萬人。

北京4月13日 4千人武鬥，傷數百人。北京從4月30-5月10日這13天裏，發生了50人以上規模死傷的武鬥133次。

蘭州4月18日軍區司令楊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繼裳指揮十萬群眾，爭奪《甘肅日報》社，重傷27人，輕傷70人，屍體投入黃河。

鄭州4月下旬3000人武鬥，傷340人 。

南昌4月30日報導 四百余鄉鎮發生流血武鬥 全市54間工廠33間停工。

石家莊5月1日 動員軍車150輛 毛派245人傷，15人重傷百余人被捕。

成都5月1日到5月4日動員十萬人，毛派死11人，傷2400人，重傷700人，被俘千余，5月6日 反毛派20萬人沖入成都，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傷入院。。

鄭州5月上旬5萬反毛群眾，毛派紅衛兵死傷數百。

上海青浦縣5月4日，竟連續三次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人數達7000多人。

四川宜賓5月4日起，小規模武鬥連綿不斷。到5月15日，演變成大規模武鬥，成都有上萬人前來支援，雙方傷亡慘重。

重慶武鬥事件：1967年5月，重慶兩派動用各種常規武器相互開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壹連數日，嘉陵江上都可見到漂浮的死屍。

重慶5月6、7日二萬人武鬥，死300人，傷者無計，另撞沈毛派渡輪。7789部隊政委張繼臣指揮反毛派群眾進攻毛派，毛派死200余人。

佳木斯5月6日二萬人武鬥，毛派死11人，被捕150人。

長沙5月5日毛派死22人，6日死39人 兩派爭奪廣播電臺。

宜賓5月13日 二萬反毛派死200余人，傷1900人，28人被活埋，700人被捕，軍人支持反毛分子鎮壓毛派紅衛兵。樂山 5月中，百余紅衛兵被活埋。

宜賓5月13-16日 三萬人武鬥，毛派死300人，傷1500，被俘700余人，24名活埋。攻擊毛派據守的建築物。。

昆明5月29日 反毛派三萬人包圍毛派2200人，毛派僅500人逃出，死266人，重傷千人。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區對打。

鄭州6月初壹萬人武鬥，死105人。軍區政委何運洪指揮群眾襲擊“二七公社”。

長沙6月6日 死62人。

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10個“反革命分子”。他們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壹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河北農大武鬥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農大兩派發生武鬥，死7人，傷250余人。 

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壹仗打死2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殘廢。

重慶7月8日，“8•15”派與“反到底”派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武鬥。雙方首次使用槍彈。結果，死9人，傷數人，雙方各有100余人被對方抓走。7月25日，“8•15”與“反到底”派在重慶工業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中，槍支代替了石頭、鐵棒，造成數十人傷亡。7月28日晚11時，“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領的軍用工廠──嘉陵機械廠，潛入廠房，偷走3挺機槍，30多支步槍、沖鋒槍和壹批彈藥。在回撤時，被哨樓裏護廠的紅衛兵發覺，當即以猛烈的高射機槍火力掃射。“反到底”紅衛兵也組織還擊。壹名紅衛兵被高射機槍的數發子彈攔腰打成兩截，另壹名紅衛兵的腦袋也被高射機槍威力巨大的子彈打掉。數名紅衛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慶市郊榮昌縣，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參加武鬥的人員700余人，使用了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被打死78人，此戰持續到8月6日。

8月3日，國營望江機器廠武鬥人員，用高射炮擊沈了重慶軍分區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軍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長江、嘉陵江兩大河道被強行封航，壹有船只出現就立即開炮。這次封航達40余天。

8月5日，兩派在國營建設機床廠清水池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除了步槍、沖鋒槍、手榴彈、輕機槍外，還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雙方死亡22人，傷者近千人。

8月8日，國營望江機械廠的武鬥組織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長江艦隊”，在江上橫沖直撞，並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只。並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打死24人，傷129人，擊沈船只3艘，打壞12艘。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人員逾千名，支援上萬人。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坦克、戰車，雙方死亡數十人，傷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組織向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部隊指揮部發動攻擊，打死4人。 

8月14日，兩派在嘉陵大橋發生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及重慶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

8月18日，兩派繼續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雙方死亡人數達128人，傷者無數。此次流血慘案壹直進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損失財產無數。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余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經濟損失重大。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壹周激戰，楊家坪街道房屋成為壹片廢墟，慘不忍睹，雙方死亡人數達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軍重慶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武鬥流血事件。32名學院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1968年3月中旬，川東北石油處在長壽雲臺處本部發生武鬥，持續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鬥人員魂歸西天。

4月7日，國營長安機器廠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工廠被炸成壹片廢墟，死傷人員無數。4月28日，兩派武鬥致使長安機器廠發生大火。晚9點10分，市消防大隊前往救火現場，途徑重慶鋼鐵廠時，竟遭槍擊，9人死於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輛消防車被打壞。 

到7月9日，兩派武鬥組織仍然在江陵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彈擊得千瘡百孔，造成大批武鬥人員和無辜居民偽亡。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壹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壹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12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陜西省勉縣武鬥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汽車肇事死亡13人、觸電死亡1人、打死無辜群眾3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34人。城區十余條街道的2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壹年，毀房屋3300余間，死亡784人。

1967年北京紅衛兵掀起了壹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6月18日他們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他們竟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還把英國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並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占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壹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麽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什麽？

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在香港，出現了“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準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香港軍警采取行動後，他們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制造流血沖突；就采取路邊炸彈戰術，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壹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壹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

1967年武漢地區主要有兩大群眾組織：壹個是人數較少的“工人總部”派，簡稱“工總”；另壹個是人數眾多的“百萬雄師”派。其中“工總”經常組織沖擊軍隊機關，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而“百萬雄師”則屬於支持軍隊的群眾組織。 1967年2月初武漢工總、二司、九壹三等造反組織奪了“長江日報”的權，發表了“二八聲明”。

以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2月28日公開反對“二八聲明”，3月21日宣布工總為“反動組織”，勒令其解散，並逮捕了朱鴻霞為首的壹大批工總頭目。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的將領，他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不願落井下石，因此成為中央文革壹幹人的眼中釘。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總”。而“工總”得到支持後，公然打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標語，從而使武漢的武鬥壹再升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警告武漢、成都等地軍隊領導，不要壓制紅衛兵和造反派。4月6日頒布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組織。武漢軍區雖被迫釋放了除朱鴻霞等人外的大多數工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隊（湖北軍區獨立師）參與了百萬雄師專業武鬥隊的建立和指揮。

從1967年4月29-6月24日武鬥200余次，死350人，重傷1500人，輕傷1.5萬人。7月15日，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區遊行、漢口遊行，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沖擊遊行隊伍，傷工人學生多人。研究者王紹光說，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傷，80人輕傷。 

周恩來為此先期去了武漢，找陳再道、鐘漢華等人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澤東對陳再道的看法是壹介武夫，掀不起什麽風浪來。毛的意思是要陳再道做個檢討，承認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轉而支持造反派，從而得到“工總”等造反派的諒解，以此為基礎促成“工總”和“百萬雄師”的大聯合，穩定武漢地區的局勢。

7月14日，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此時，周恩來費盡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陳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解決武漢的問題還是要靠武漢軍區，要轉變對待革命左派的態度。“工總”是革命造反派，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要受些委屈，但要堅持聯合，工作由中央來做。7月 18日周傳達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來隨即動身返京。

7月 18日晚，王力和謝富治去了“工總”的司令部。當時“工總”已被取締，王、謝二人公然佩戴“工總”的袖標，對造反派們大加撫慰，並宣布“工總”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是保守派。“工總”的造反派們立時氣焰高漲起來。第二天，“工總”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王力和謝富治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人們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不滿全都發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來澄清問題，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這就更使人們怒火中燒。

獨立師蔡炳臣政委違背周恩來“不要向下傳達”指示立即將會議精神傳達給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調軍代表回營聽傳達，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19日深夜獨立師作戰部長召集會議，成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聯合的“專揪王力指揮部”。

20日淩晨5點10分，獨立師軍車數十輛從前、後門沖進東湖賓館；緊接著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輛大型救火車跟進。王力、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被獨立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帶到了軍區大院4號樓。並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被打傷腳踝），逼他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性質重新表態。 

10點後，武裝大遊行開始。有各種車輛396部，其中消防車27輛，空軍軍車15輛，打獨立師、8216部隊旗幟的車83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壹說“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百萬雄師”亦出動200多輛汽車，數萬人馬。滿街“揪出謝富治”“打倒王力”口號。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車至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

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裏的群眾，壹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沖沖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沖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槍下，200余人被關押。壹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電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二癩子（按：對二司學生的卑稱），今天晚上血洗妳們學校”！ 由於懷疑王力藏在在8199部隊，8201部隊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連。當日“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出動卡車約900余輛。據調查，在武漢約有兩千余名8201的官兵參加事件活動。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攻打體院的“百萬雄師”約壹萬多人：晚上，18車人馬包圍體院大樓，進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的空軍前去制止武鬥。24日黃昏，“百萬雄師”壹萬多人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大批武裝“百萬雄師”對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的圍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來調入的空軍部隊的制止。 

19日離漢的周20日返漢，安排毛21日淩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到了上海。21日，25軍3個步兵師從九江、開封向武漢運動。15軍空降部隊占領了孝感機場，運動到黃陂。東海艦隊三艘炮艦從長江口啟程當晚可達漢口。22日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

“7.20事件”對毛澤東無異於當頭壹棒，他重新估計了形勢，認為全國75%以上的地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當前必須武裝左派。22日當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會議，聽取謝富治關於武漢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空軍“紅尖兵”《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揪軍內壹小撮”。壹時間，各地沖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將領之風空前嚴重。各種造反組織明目張膽地搶奪部隊的武器裝備，各地的武鬥大規模升級，嚴重流血事件頻頻發生。文革進入了“全面內戰”的最動亂階段。7月28日獨立師被調出整訓。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等被指控為“7.20事件”後臺，遭到抄家。

據湖北省委統計，“7.20事件”之後，全省被打死的幹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打傷打殘者6.6萬人，打死600多人。

“7.20事件”發生之後，福建省福州市發生了火燒交際處事件。兩派群眾對峙，短兵相接。部隊派兵制止，士兵們手挽著手築成人墻試圖把兩派群眾隔開，以致許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當場被抓獲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灑上汽油，活活燒死。

上海柴聯司武鬥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總司”10多萬人，圍攻對立組織“聯司”盤踞的上海柴油機廠。武鬥從上午8點開始，運用彈弓、大鏟車、高壓水龍頭、消防車、船只、雲梯、敢死隊，展開進攻。到下午4點攻下大樓。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山東郯城武鬥事件：在壹次武鬥中，壹派打死對方18人，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 

1967年8月，開封化肥廠發生武鬥。雙方傷亡慘重，有些被俘者被當場活埋。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準，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壹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武部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1967年8月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她。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三人走到 壹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壹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 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壹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 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 ，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只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相親相愛，夫唱婦隨。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 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告訴他，“妳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妳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趕去，最後竟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審訊的人問他：“妳看怎麽處理？”他竟回道：“由妳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壹棒子打昏過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壹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醫院檢查。”可這位貧農的兒子不為所動，決絕地說：“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沒人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起來，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敵人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的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這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20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余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零陵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1966年7月，康生誣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等人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1967年8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壹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壹百余人。

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余間。浙江嵊縣雙方共戰死191人。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壹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壹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壹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陜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壹次“審訊”活埋了13人。

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江西宜豐縣的壹派到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壹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壹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壹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見到8具這樣的屍體。”壹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50萬之間。

廣西大屠殺與吃人運動

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文革廣西、湖南壹帶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文革開始，由於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這壹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聯指”是支韋(韋國清)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壹九”聲明的大字報後，以大中學校學生和另壹部份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4.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知識層面較高，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韋國清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拋棄。

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22”。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22”群眾)。

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亂殺人命聽而不聞，甚至縱容“聯指”對“4.22”屠殺。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壹派壓壹派之實。 

廣西軍區不但給“聯指”武器，在各地慫恿“聯指”對“4.22”進行圍剿，而且還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在此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制的《廣西日報》則發表對“4.22”批判的社論。4月9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臺風。

廣西大屠殺又分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會，“刮12級臺風”為第壹波高潮，下半年則以“七.三”布告的頒發，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1968年春，“聯指”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制造屠殺合法借口的工作。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2000多人，配備步槍800多支，輕重機槍26挺，沖鋒槍407支，各種炮八門，手槍164支，以及自制坦克壹輛，攻打“4.22”派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13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72間，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

從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2月11日至20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靈城打死3人陳屍示眾。大會總結號召對敵人鎮壓，中間有人布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5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召開縣區村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武裝部長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17天內，全縣被殺害239人。

合浦縣，“2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刮起了壹股亂殺人的歪風，至5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頁）。

3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數千人圍攻“4.22”據點。8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月，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壹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110多人。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在縣武裝部長馬政華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壹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沖的女兒，被兇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兇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寧的妻子被強嫁給兇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頁）。該縣殺死、害死1651人。

3月19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以天等縣為榜樣，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94人。

3月18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專區共殺人2000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1000多人(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

1968年3月23日晚9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起野蠻事件沒有得到處理，導致該公社從3月下旬到5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殺害22人。

3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22”圍剿。“4.22”派被殺110人，受審查1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8人被槍殺後，用炸藥毀屍。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7萬多元。

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廣西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10個月的嬰兒)；有13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害者財物。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貴縣壹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

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滿，並沖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壹小孩劉小圈，“4.22”擡劉小圈屍體沖擊大會主席臺，砸爛縣革委會牌子。接著貴縣“聯指”提出刮“12級臺風”(大屠殺)。壹是圍攻炸毀“4.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余分別關押。從“4.13”後的壹個月，將關押的全部槍殺，貴縣城區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卷全縣。據統計，受這壹場‘十二級臺風’的影響，全縣5、6月份有2129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1968年4月14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聽了地區革委主任電話會議講話後，召開大隊領導成員會議決定：4月15日殺24人，4月16日又殺52人。從4月5日至5月6日殺56戶92人(其中15戶被殺絕，1戶17人被殺13人)，共刮死者財物2701.27元(內改嫁證明費218元，設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22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5角錢，3個民兵負責殺1個人，得3元賞錢，3個晚上共殺22人(其中殺絕5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雙打”委員會批準(“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投機倒把)。張玉使等24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征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894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1968年4月25日，廣西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

4月21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的幹部武裝包圍“4.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多人，將12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發生後，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4-6月共打死殺死177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

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刮“十二級臺風”(大屠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臺風”中被殺害的。

陸川縣部署“十二級臺風”，掀起了殺人新高潮，全縣11個公社155個大隊，有154個大隊布置殺人，從4月26日至29日，全縣共殺害1229人。城鄉各地，陳屍百裏。

1968年4月30日，廣西駐軍8個連的解放軍戰士和民兵壹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5月1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4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判各種徒刑的達22人，有4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此案調查組，發現根本沒“制定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的東西。

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將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4.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等20人拉到南寧市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組織群眾前來觀看，展覽三天時間。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10000多人。　　

欽州“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縣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4.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22”派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壹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向自治區報告：“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 

段振邦為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上思縣“聯指”民兵和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壹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壹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系，壹律槍斃！”這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22”派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冤殺了61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容縣誌》記載：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738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為向中央提交壹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1人，副團長3人，政治部主任3人，經濟部長1人，支隊長4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系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鉆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派的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系”。這個莫須有的“反團”案到1983年已徹底平反。

“反團”案壹公布，千百萬反對派的平民百姓就成為他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首當其沖的是當時自治區的“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其實是省委壹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皆被定的罪行。

南寧警備司令部發出通輯令抓的“反團”骨幹，都是“4.22”派的，全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團”的有5213人，廳級幹部1人，縣級十部23人；百色地區僅那坡—個縣就逼出“反團”40名“團長”。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反團”，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巖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楊巖生又被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壹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9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壹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正是如此。

在柳江縣，打死了“反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僅防城縣的壹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殺17人（救活13人），暗殺3人，外逃1人，重傷21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據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1968年6月底至7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856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

武鳴縣的壹個公社，在趕集時將60多人押到墟場，壹字排開，用鐵錘逐壹砸開腦門。相鄰壹個公社，將40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

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約2500人，其中“農村居民2176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及其部份親屬1800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2頁）。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2-3萬人，大部份是華僑，都是“4.22”派成員，受到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捕74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個“反共救國團武嗚華僑農場支隊”，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4.22”，不得不派了壹個連去繳了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武鳴華僑農場有1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物，數日後“紅衛兵團”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裏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兇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壹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竈，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壹次政治運動中，查出他曾有變節行為，遭到打擊。事情是這樣的：壹次國民黨軍隊將他及村人包圍在壹山洞中，喊話要他出來繳槍。本來山洞中有足夠的糧食，完全可以長期堅持，但為了洞內外大批群眾的安全，黃某只好出來繳槍，村民得以平安。沒過幾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隊伍，轉戰於桂東山區。調查核實：他並未出賣同誌、出賣機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個小小的尾巴：在困難時期產生動搖。縣政府於是給了他個級別大致相當的重點中學校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大小會批鬥，1968年7月1日晚被殺死。翌日晨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學生挖他的肝、剝他的肉，以示與之劃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風潮，整個中學校園內，到處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收屍的“牛鬼蛇神”教師後來追述，黃校長被割得只剩下壹副骨架子，用兩個挑土的竹簸箕壹裝便挑去埋了。第壹個割肉者誰？竟是校長大兒子的女友！此人原來狂熱追求校長公子，此時為擺脫關系，竟惡狠狠第壹個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長肉的學生們至今當官掌權 。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壹幫兇手把廖天龍等4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

某頭頭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盡。後將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殘骸掛在鬧市示眾，逼他妻子跪地請罪。壹兇手執匕首在她背上劃了壹刀，惋惜道：瘦了點，不好吃！然後逼問：這是妳男人嗎？是。妳男人是反革命嗎？是。女人已身懷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夠了，最後說：妳不是愛妳男人嗎？妳就抱著他人頭睡覺！於是將早已砍落的人頭塞給她，硬逼女人抱頭睡覺。在這種毫無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書將對立派某人妻子奸汙，怕日後報仇雪恨，遂煽動村人將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數捉拿，並威脅利誘村人押解這些無辜者乘船渡過黔江，在縣城墟亭附近的鬧市區批鬥致死，割食殆盡。這便是武宣獨有的壹例“滅族”案。 

某案，壹女民兵因參予殺人堅定勇敢，且專吃男人生殖器，並因此入黨做官，官至武宣縣革委副主任。但該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認專吃生殖器，只承認壹起吃過人。最後的處理是開除黨籍，撤銷領導職務，現已調離武宣。縣處遺辦人員談此案時，稱：她當年還未出嫁，估計也幹不出那種事……。——當然，妳可以估計她幹不出那種事，我也可以估計在吃人狂潮到立案偵查這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裏，她完全可以憑借權力和關系把罪行掩蓋得天衣無縫。參予殺人、吃人（就算她沒吃過男人生殖器，只吃過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開除黨籍，削官為民。而廣西最高當局韋國清的回答是：“為什麽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窺壹斑。 　　　　　　　　　　　　　

5月24日地處鐘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22”被圍剿。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22”慘遭殺害。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割腹取肝、陳屍野外。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6月12日桂林“聯指”在桂林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壹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258人，其中被害致死35人，致傷致死75人。7月14日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等24人，沖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黴等12人拉到桂林十壹中對面樹林裏集體槍殺。

桂北融安縣便有壹條“寡婦街”。壹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殺完人，便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行同盜匪，無恥之尤！　

6月19日淩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喜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劃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壹夥兇手拉趙永喜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喜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布置殺人。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面展開。王德堂還先後多次強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學生共6人，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七.三”布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 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人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墻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1968年8月16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23種人”及他們的親屬，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167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壹起事件。該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1906人。

上林縣三裏公社曾發生壹起大屠殺，壹次殺害160余人。起因壹起“國會縱火案”：在軍隊支持下，壹派成立革委會後，加緊打擊另壹派。幾人密謀，半夜用壹小炸藥包在公社革委墻上爆破了壹直徑不超過壹米的窟窿。天未明，廣播喇叭就公布這是對立派破壞新生紅色政權的罪行，號召以戰鬥來保衛。隨即開始大肆逮捕，將對立派骨幹及“牛鬼蛇神”160余人押解到河邊，壹聲令下，用刺刀、槍托、大棒驅趕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向河中走去。橋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殺未淹死的人。壹水性好的人潛泳順水逃遁，人們沿岸追了二裏，將其擊斃，無壹幸免。那天到過現場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沒腳，鞋全泡透了。

上林——南寧附近壹山區小縣，人口少，但殺人按比例全區第壹。壹陣“階級鬥爭的十二級臺風”刮來，人們便開始亂抓亂打亂殺。壹時間殺人如麻，縣城電線桿上皆掛滿人頭。人們記得的案例是：某Q將人活活剖腹取肝後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見壹人，問：被殺者同意妳吃他肝了嗎？答曰沒問。不行不行，他若不答應，妳吃他的肝沒用。某將肝丟棄，又去抓了壹個“階級敵人”，用種種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縣壹位殺人而食的支部書記在遊擊隊時就吃過人，文革時也吃了人。問：“人肝怎麽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們吃過多少人呀？吃過人的老人英勇無畏地說：“對，什麽我都承認。我已八十六歲了。反正活不了幾天了……為什麽要殺他？他父親上山當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親有什麽罪惡？把村裏準備燒磚瓦的壹垛草放火燒了！害得大家沒東西燒磚瓦！……是我殺了他。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妳死我活，階級鬥爭！……是我動的手。頭壹把刀割不動，扔了。第二把刀才切開。……伸手去掏心肝，血熱得燙手。只好從河裏戽水沖，沖涼了我把心肝掏出來，壹人切壹塊，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廣西吃人狂潮經歷了三個階段：1）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壹案卷記錄了壹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壹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竈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壹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2）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壹“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壹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壹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壹塊。　　

3）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壹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人吃瘋了。動不動拖出壹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壹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某老太太搶割了壹葉人肝，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壹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壹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被害者壹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裏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壹根鋼管，趴下就著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壹瓶酸奶 ！有婦女背著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凈，只剩壹副剔得幹幹凈凈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

壹般群眾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制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裏都煮過人肉！

廣西出現了吃人的群眾運動。僅廣西省被吃掉的壹萬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為補自己的身體。廣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陰補肝，竟在“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中，專門選取年輕體壯的，將其殺害後選新鮮優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壹廣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來壹看形勢不對，於是自己壹天幾勺給吃了個幹凈。……這哪裏是人的行為，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蠻行徑！中國人，妳怎麽叫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類社會中罕見的野蠻行徑。11屆3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唯有廣西原區黨委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貴縣的壹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交出來。　

文革中周恩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聯指”和“4.22”)代表，第壹、二次接見兩派代表，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第三次接見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1968年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時，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1968年夏，周恩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宣布廣西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22”)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對付“聯指”的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8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沖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習稱“七.三”布告)，韋國清等利用此機，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敵人，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

“七.三”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變為他們堂而皇之大屠殺“4.22”的尚方寶劍。7月9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布告傳單90000多份。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5000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7月11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3萬人大會歡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布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所有的口徑都是“4.22”是違反“七.三布告”的“階級敵人”，這些現行反革命都在“4.22”那裏，必須堅決“鎮壓”。7月19日《廣西日報》刊登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壹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裏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沒有任何證據！

7月15日廣西軍區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的成立。 

1968年7月至8月壹個多月中，廣西軍區、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

7月19日柳江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市“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幾縣“聯指”聯合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壹郊、壹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7月24日淩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壹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40-50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50-60人。在被包圍後，他們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裏)。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壹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4萬多元，糧食5萬多斤。

7月15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中午12時，“4.22”壹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炮轟，壹朵朵煙雲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象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軍區和“聯指”的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認為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人們聽到轟轟的炮聲，接著是的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沖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被炸啞了，南寧市上空只剩下“聯指之聲”還在廣播：“‘4.22’壹小撮階級敵人，殺害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制造了壹起震憾天下的血案………”這種謊言也被廣西軍區當作“4.22”的罪狀報告給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

21日上午9-12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27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墻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7月31日15時開始對“四二二”派占據的展覽館發動大圍剿。經過壹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點，耗費高射炮彈690發，機關槍子彈1000多發，沖鋒槍、步槍子彈17000多發，消滅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軍隊共抓獲“俘虜”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新‘4.22’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軍區負責人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部隊和南寧、武鳴、邕寧等縣“聯指”武鬥人員大舉包圍“4.22”的解放路據點，那裏的12條街道被打成壹片廢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1470人，抓獲“俘虜”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事後，“聯指”用翻鬥車搬運屍體，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陽溝掩埋75具，從解放路俘出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壹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26人遭軍隊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到8日為止，抓獲“俘虜”9845人。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246人。南寧市解放路壹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33條，各種房子2820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分社，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財產損失價值6000萬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廣西發生了壹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4.22”近3千人（壹說7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軍隊和聯指壹時無法攻入，因為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

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案：打開邕江上遊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壹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頭目去請示韋國清時，韋國清佯作大怒：“妳們混帳！我管不了妳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泄洪，我更管不了那麽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壹窩蜂，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哪壹行不要我來抓？還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妳們那些屁事，我哪有時間過問？”

但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這不過是壹場“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韋國清點撥他們可將人為的大壩開閘，說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幾乎年年都要開閘的，不是很自然嗎？於是聯指頭頭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74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58年74.71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只好爬出來投降，卻當場被殺。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壹具壹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壹些家禽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壹具具屍體從上遊漂來，港澳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壹時震動世界。

韋國清等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壹具，可報銷人民幣10元。更多的屍體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裏。自1968年起的整整幾年內，盡管省市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裏噴射福馬克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壹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來，那個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聯指的頭目，在1970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獄中。

消滅了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立刻對剩下的各地“殘余分子”進行斬盡殺絕。

8月1日由淩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6911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1000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這天，解放軍和淩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裝民兵10多人。解放軍和淩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只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淩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3小時後，槍殺了7人，其中壹個小孩僅12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

8月10日，軍區調宜山、河池、巴馬等9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軍隊共3000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1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103138人！經這壹次圍剿，就槍殺了1016人，占整個文革中死人人數1331人的7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頁）……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壹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17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1968年圍剿到1982年。鳳山縣打死1300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8月12日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26個所謂的“戰犯”、“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禽獸展覽，組織了50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壹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慘死在鐵籠內。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壹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動前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市革委會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工糾”武裝人員、各縣民兵，其它“聯指”成員以及反戈壹擊的原“造反大軍”部分成員共1萬多人進行大規模搜捕，桂林的反對派被消滅，被直接殺死的有345人。軍隊和聯指共抓獲反對派9845人，關押期間動用15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桂林8月20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壹個多月。9月4日的壹次遊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7發子彈打死6人(此人74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據桂林市革委會68年向區革委匯報：“8.20”到“9.20”壹個月打死90多人。據處遺辦統計“8.20”至年底殺死160人，批鬥死，遊鬥死94人，自殺91人，總計345人。

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臨桂縣革委會委員婿XX，在“七.三”布告下達後，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19名縣區幹部。婿某親手殺死3人，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幹乾凈凈，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婿某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婿犯，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

賓陽縣，在軍隊革委會主任王建勛的直接指揮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時間裏，打死了3951人（其中農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戶全家滅絕）。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繼而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7.3”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壹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壹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殺害4人，部腹取肝，傳令每2-3個生產隊分壹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上思縣思陽公社壹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占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壹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柳州鐵路局的壹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1968年10月7日，因6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屍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誌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更殘忍的是，由於屍骨埋的時間不長，骨上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屍骨。” 

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都安縣被打死441人；開鳴縣被打死698人；百色地區被打死1073人；河池地區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22100多人，致死10420人。玉林地區殺害10156人。

博白縣，“在貫徹‘七三’布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9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337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頁）。

博白縣有壹浪蕩貧下中農子弟趁亂欲強奸壹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女殺死。又要求入黨、表揚。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了解妳的事跡……。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蹦來跳去，“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人人自愧弗如。於是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私刑致死603人。蒙山縣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虐殺其父母，然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壹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認得是常來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 妳莫開玩笑。話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嚨。案卷上兇手們的供詞：“我們套上就跑，背後 大路上塵土飛揚。”沒到地方，孩子們大多已被勒死、拖死，連哭都沒哭壹聲。把孩子們扔進壹廢棄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裏砸。

扶綏縣，“7月下旬至8月初，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傷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平果縣，在“刮十二級臺風”中“全縣被亂殺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頁）。橫縣，“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1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陽朔縣，“文革中打死639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

羅成麽佬族自治縣，“6月15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錯誤批鬥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死全縣1389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麽佬族自治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三”布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南寧地區自“七.三”布告下達至10月止共揪出壞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鬥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戰8、9月的結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兩個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數40.6%。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1859人，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占死亡人數90%左右。

全州縣於7月8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7月份共開批鬥會1107 次，165062人，被批鬥者2179人。7月13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全州縣共殺人1111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57.4%)。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以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月7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19人(各占壹半)。各公社均采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7月20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1200人。8月5日縣裏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臺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面哭聲震耳。到8月5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2120人，全縣死人312人， 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98人，之後214人。 

6-8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全地區10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壹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壹階段全縣共揪鬥7367人。在“七.三”布告威力下，壹個“三查壹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鬥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9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壹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80多名教師職工被殺11人，批鬥56人。未廠中學22名教職工被殺7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120次後逝世(這是比66年7、8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壹次對教師的摧殘)。

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壹部份而已。

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據1982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這場大屠殺，死人近20萬之眾。

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多人”。從中可看出，廣西有近48,000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抓叛徒和打倒劉少奇

如果說毛澤東是比希特勒兇殘十倍的大魔頭，劉少奇則是比毛澤東“善良“十倍的二魔頭。劉少奇的人品比起壹位侵華日軍司令官的人品來都相差太遠，他為了權力，兇殘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楊劍雄先生。

楊劍雄先生與劉少奇都是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花明樓人，楊劉兩家都是當地富豪。楊劍雄與劉少奇從小學到中學同班就讀，且為密友，但後來分別走上了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劉少奇在長沙被捕時，楊劍雄是當時湖南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僅位居趙恒惕之下。楊劍雄作為劉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設法將劉少奇釋放了。

1949年，湖南省國民政府的楊劍雄、黎澤泰先生等官員隨程潛先生壹起入仕中共政府，成為參事室參事。1950年，楊劍雄曾先後對黎澤泰先生等僚友說：我和劉少奇是這樣壹種關系，又是同窗，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過是當個參事，要搞個大官當當。楊劍雄去北京後，劉少奇拒絕見他，宣稱不認識此人。楊劍雄離京返長沙之當日即被捕，大約兩三天後即被處決。

文革時，寧鄉縣公安局的霍局長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了壹份劉少奇當時寫給他的親筆信：“霍青同誌：既然楊劍雄是當地惡霸地主，請按黨的政策辦理。劉少奇 壹九五○年”

1966年8-9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1930年代中他曾坐過牢，於是著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裏生病時，前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餵過他飯。而楊是1964年被毛點名批判下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壹同出獄的人名：薄壹波（1966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壹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壹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提供壹個重量級的炸彈。盡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麽做的，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壹波等人壹定是叛徒無疑。十壹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壹個大叛徒集團。

與此同時，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於11月23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周恩來於24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復：“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復件送毛澤東審批。毛馬上簽字批復“照辦”。 

此時，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壹人叛徒集團”裏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壹書記趙林的化名，於25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經過他人的精心策劃，帶頭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莊嚴的國家大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1967年初，毛澤東發現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壹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1966年10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壹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壹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壹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壹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裏。文件中說，“薄壹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壹揮，批準印發全國。那“六十壹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22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13人為司局級幹部。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1945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要求張設法釋放100余名已被關押了幾年的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在忙於成立新疆民族聯合政府之際，幾次給蔣介石打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員，終獲蔣介石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張舉行宴會為他們送行，又派了壹位將軍壹路護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沖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把他們揪出去鬥爭。

那批人中有壹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誌純，1959年夏，毛澤東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誌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20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壹面。江青探知方誌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於是“打倒大叛徒方誌純!”的標語立刻在全國散布開去。方誌純在鐵窗下蹲了8年。他幸運，活了下來。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監獄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24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只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壹月四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布“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7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

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壹天劉誌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壹個“叛徒”標簽，關了起來。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1938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遭殃。1967年12月26號，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唐山宣布，“解放前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壹個叛徒黨”。他壹句話就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迫害的達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殘。

“抓叛徒”成了運動。壹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1967年的頭五個月裏，因歷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5200余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

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1943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暴露，王瑩夫婦於1954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國。反右運動中，謝和賡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8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被關進監獄，1974年被打死在獄中，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壹個代號“6742”。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是後臺。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1200余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發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44人，包括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1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勞改農場。

江青說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河北深澤縣有壹個叛徒集團，於是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主管深澤縣的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撥壹筆經費去抓叛徒。有個中白莊大隊，“深挖”中打死了3人。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3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5。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過。她1934年9月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自然，她當時不到20歲，算不得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38年春在天津被捕，九月轉押北平，和那“六十壹人”成了難友。陳被判處兩年徒刑，但關了不到壹年就通過大革命時期陳任其秘書的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面，填寫“改過書”後保釋出獄。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是看準這是壹條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

1967年3月9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欺人之談。”21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批準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壹案。

30日，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刊登在《紅旗》雜誌上；3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戚本禹對人人皆知的那個“妳”，寫道：“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４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鬥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壹大圈破鞋，咨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墻外“揪劉”壹個多月。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20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墻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壹行動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持。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壹行動的壹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壹天慨而慷”（這是從毛詩“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壹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墻外的行動配合，紅墻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壹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當時關於這壹事件的正式“報告”中，壹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壹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壹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壹戰鬥團”的頭頭之壹。 

1967年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壹周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全文，並發表《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為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同壹天，在中南海內，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與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相呼應。江青說：批鬥會要“拍電影，拍成紀錄片，好放給全國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熱難當。劉少奇、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了會場。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大漢們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發，強迫他擡起頭來，拍照錄像。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不斷遭到野蠻的謾罵和扭打。他的每壹次答辯，都被壹陣陣口號聲所打斷，隨之，壹本本語錄本劈面打來，劉少奇鼻青臉腫。會畢，劉少奇、王光美被押到會場壹角，被強按著頭，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小將鞠躬。

鼻青臉腫的劉少奇，鞋子不知什麽時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襪子，雙腿象灌鉛似的壹跛壹跛走回了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妳們怎麽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妳們這樣做，是在汙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劉少奇倒黴時想到憲法；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幺？1950年代劉少奇就說說過：“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參考。”既然只是“參考”，是自己“參考”呢？還是給批鬥妳的人“ 參考”呢？其實，劉的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連夜築起壹堵高墻”，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壹文中還有另外的壹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把已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壹的解釋，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壹九二五年、壹九二七年、壹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10月13-31日）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壹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向全國散發的報告是用無中生有的材料編織成的。該文件指控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而歷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壹位鼓動兵變的共產黨員韓淵波被殺以外，直到“9.18事變”為止，東北地區沒有任何同誌被殺。

特別具有“匠心”的是，還蓄意選在11月2日劉少奇年入古稀這壹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布了上述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壹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體溫攝氏40度！劉少奇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壹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壹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幹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壹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開始後，除了經常拉出去批鬥審訊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裏。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壹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劉少奇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翦所講述的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黨中央已經查明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將在“九大”公布。妳只要就這件事寫壹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妳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壹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壹拍，說：“今天妳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妳！”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妳！”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壹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壹張字條。壹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壹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1969 年10月，劉少奇已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其洗澡，也不準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壹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壹個碉堡地下室裏。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在高壓恐怖政策下仍敢為劉鳴不平、以致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國多達兩萬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槍決，包括寧夏中學教師朱守中、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誌新。

第92節 “清理階級隊伍”

老毛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上書給偉大領袖，提及當年忠心救主，跪求放他壹條生路。偉大領袖豈有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容身之處？1968年3月14日秘密逮捕了傅連璋，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天後傅連璋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1968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1968年至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年清階時的紅色臺風，更甚於1966年8-9月份的紅色恐怖。壹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1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萬多名，其中8.5千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1萬多人後，宣布清理出2.6千多個各類“分子”。

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萬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5月1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江蘇昆山縣總共46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1.8萬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

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萬余人，其中8.4千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24級紅色臺風”，五月間，先將縣壹級的牛鬼蛇神1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於是上行下效，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廣西大新縣，人口共20萬 ，揪出了3千多人。僅12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僅3.25萬人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8人自殺。

全國2千余縣，被揪鬥者超過2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兩千余縣，壹般死於“清階”的都在壹百人以上。遼寧臺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鬥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許多人致殘。43人被投獄判刑。

壹縣打死壹百多人是多數。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鬥人員的15.45%。致殘32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上海青浦縣1967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壹年，總共死亡20人，傷100左右。可從1968年3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4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170人。

人口特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100。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萬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其中8人自殺。 

壹般說來，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73人。

這場運動，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百。上海寶山縣清隊中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對象1702人，非正常死亡334人（自殺220人），還有12人逃跑後下落不明，應為自殺身亡了。松江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291人，6人出逃。川沙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456人。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達4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樹縣，僅1968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1800多人。

1968年5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六月，抓捕壹批中學生，打死3人，打傷打殘10多人。

湖南寧鄉縣，1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有人統計，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湖南省還活埋了4萬人。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壹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壹顆子彈”。

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裏聽了報告後，回去傳達說，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擡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妳”。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11年。

1968年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興國縣殺人270余名。興國縣某公社抓來19名“階級敵人”，這19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正準備殺掉。這時縣裏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有人正準備給這些人松綁，可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瑞金縣的壹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上山挖樹洞。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壹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裏埋掉了事。事後，公社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傾刻間，該縣殺人達300多名。

瑞金縣有個小理發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壹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壹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壹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妳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發店門口張貼了壹張布告。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年4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壹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壹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許的哥哥讀中學時，曾被誣參加“反動組織”判3年管制。

在“革命樣板戲”《白毛女》中，楊白勞被逼按指印，回家對女兒無法交待而自殺。而實際並無被逼按指印的事，這戲是當年延安的文化人編出來的。而今的真實故事是：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口人壹起上吊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洗恒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級臺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1）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2）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3）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科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個報告說：“估計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戶，拘捕了9千餘人。

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萬兩……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臺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幹凈，甚至連家具被查抄。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工廠、城市的“紅色臺風”也不弱。山東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壹間大型飛機制造廠。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10年的米谷四歲喪父，由寡母壹手拉扯大。他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中共搞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他們壹入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壹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壹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七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44人被揪鬥，致死致傷41人。

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2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致死10多人。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180人。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壹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多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臺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凡與李家有壹點聯系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誰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5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在壹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周恩來在聞知容的死訊後，過問體育界說：“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不允許批鬥關押！”莊則棟等人因此獲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壹。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五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癥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4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是壹大內容。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480戶，錯誤批鬥683人，受株連2118人。當時死亡17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20人，致殘30人。”

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份子207人。此外，還有380個懷疑對象，現在先懷疑妳，下次再來什麽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壹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1975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30萬人，其中3.7萬人死於非命。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壹個大學批鬥牛鬼蛇神時，壹個老教師的脖子上掛著個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因為他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鬥爭會上，壹位十五歲的少年跳上臺去，對他大喝壹聲；跪下，接著對長者左右開弓壹頓耳光。臺下的群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這少年就是那老教師的兒子。少年還在臺上向毛主席保證，回到家裏，也還要對其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湖南大學自校革委會成立後，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3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18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6人，被錯判刑的16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階中被審查的達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安徽大學支左的軍代表在該校搞法西斯專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809人，受審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120人……並有5人被迫自殺。" 

清華大學6千名教職員工，1/5被審查，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2人自殺，包括兩位壹級教授。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24位教授自殺。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幹部。1968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壹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壹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項罪名。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8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壹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李季谷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壹整天，並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後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裏，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壹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臺前，替他接受批鬥。 

文革中，壹大批人遭鬥爭後自殺；死後，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萬年”。自殺可成為繼續迫害的借口。他們死後仍要被戴上各種罪名，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逼人自殺，還在於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種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和幾個同學討論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壹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郭沫若大義滅親，把此事主動地報給公安局。1963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農場勞改兩年後，郭沫若安排他進了北農大。

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妳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妳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妳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壹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

1968年春，郭世英的舊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月21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26歲。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壹夥兒的羞辱。因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壹分為二：統壹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壹分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壹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是女作家謝冰瑩的女兒。謝冰瑩抗戰勝利後應臺灣師範大學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生父符號1950年應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職，五七年反右時與部長章伯鈞壹道成為右派分子，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壹次圍鬥後，她爬上學院建築的最高層，縱身而下。於是學校給符號發了壹則電報，電文僅壹句話：“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2/3。河北邢臺縣，4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8人被逼自殺身亡。 

山西省山陰縣，6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壹位剛從北京分配去的大學生記述道：這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栓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壹邊鬥還壹邊往桶裏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家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壹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

廣東和平縣，1100余名中、小學教師，424名被抓起來審查。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750余人。 

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堿面廠的8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工程師全部打死。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221廠及開采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40余處監獄，先後關押了4千余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1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90%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59人，包括九院副院長，打傷、打殘的則有3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臺風刮到該所，157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壹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1968年12月，省革委會指示撤銷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員、研究人員們或送農村，或去工廠，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滅了兩處。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50萬人以上。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1950年自美國歸來，1957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年10月，該所工宣隊派出專政隊，將他家的財物抄沒壹空，把他關進了牛棚。在挨了數不清的斥罵和鞭打後，他服安眠藥結束了生命。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見到丈夫的遺體後，決心赴黃泉與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15歲的女兒壹並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大肆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壹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張海默，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劇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45歲。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家夥霸占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壹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40余人。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壹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壹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肚子裏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慘死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學內科病房裏，年僅37歲。當時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為了顯示革命性，將“黃梅戲”改名為“紅梅藝”）的革命代理人對她的定論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為了尋找所謂的特務“發報機”，她的喉嚨還被割開挖出，五臟六腑也被打開。

革命樣板戲之壹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的。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在裏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年9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壹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4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共反智的頂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復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

毛以對文藝界的大掃蕩揭開文革序幕，以廢除高考制度為正式登場鑼鼓，繼而停辦大學，汙辱知識份子。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裏的水就馬上染病。壹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1968年12月22日起，全國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壹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極的發展：全面廢除文化教育還不夠，又“改造”已有點文化知識的人，讓他們知道厲害，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全國上下全是愚民和順民；十億人民只剩下壹顆腦袋，愚民愚到這種層次，真是可驚可詫可歌可泣成了中華壹絕矣。

文革中的自殺行為壹直延續了幾年，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壹萬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殺現象的三大特征：壹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壹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壹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以中國最珍稀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布雷的女兒，背叛父親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逼上絕路。1968年，楊朔在單位裏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他自殺的時候，55歲。甚至壹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壹對。

被毛澤東選作“文革”第壹個突破口、被姚文元們連篇累牘地批判而遭到殘酷批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解放前28歲時就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響應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陸續寫出《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作品，沒想到這卻被毛澤東認作是為彭德懷翻案而遭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終年60歲！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壹，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毛派出北京衛戍區8341部隊於1968年9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壹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大搞群眾辦案，1400多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百多人被審查，32人戴上各類帽子接受群眾專政的批鬥，4人逮捕入獄，逼得14名老工人自殺身亡。有1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15年徒刑。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臺風”，揪出了2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9名幹部和8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大慶油田自1967年3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16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壹至四月份自殺15人，五至六月份自殺36人，打死7人。

陜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壹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無端株連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8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壹場大血案。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鉆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壹起打出第壹口油井的於連傑。

陜西漢中的飛機廠自11月開始大揪國民黨特務，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60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5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1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幹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1969年3月的萬人批鬥大會還請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2百多名代表到場觀摩學習。運動中逼死了21人，包括壹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15人自殺未亡，74人被打傷打殘。 

銅川市焦坪煤礦將壹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壹口水、還在爐邊幹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壹通，說在1962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壹見抓出個大鯊魚，馬上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壹直報到了省裏。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成績巨大，連不識字的、以買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壹只眼、斷了壹只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的桂冠。最終證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無端受株連卻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8人。

1968年夏開始的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1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壹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壹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壹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汙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對少數民族的鎮壓

四川涼山彜族區1956年“民主改革”後，黑彜阿侯（奴隸主）交出壹切財產，僅留壹點土地和牲口維生。文革時，阿侯還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準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壹個阿侯家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壹當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壹部落而幸存。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 

雲南江城哈尼族、彜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6人，被迫自殺10人。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即有計劃地開始對烏蘭夫等蒙古族領導幹部進行誣陷。華北局書記解學恭等人生拉硬扯地羅列了五條罪狀，稱“烏蘭夫的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上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壹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1961年1月，為了讓人們了解內蒙古自治區的地域範圍不僅是歷史上形成的，而且是1935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劃定的。為此，烏蘭夫決定向內蒙古的各級幹部印發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壹舉動竟被指為“以1935年《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而且歪曲事實，說1935年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當時黨內教條主義者假借毛主席的名義發表的”。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共調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很快發動了壹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運動，簡稱“挖肅”運動。

經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王再天，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以及巴圖巴根、博彥巴圖、鮑蔭紮布、木倫、義達嘎、巴圖等壹大批蒙古族領導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最後，將內蒙古的蒙古族幹部，無論是西部的，還是東部的，絕大多數都被打入了“烏蘭夫叛黨集團”。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年，該黨恢復，並由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中共怕它無法控制，1946年指示停止活動。

滕海清挖“內人黨”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裏。上百萬人受到株連，80萬人遭逮捕和關押，近10[或35]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何誌，內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壹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裏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只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壹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壹個才20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壹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壹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120多戶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還有16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80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挖“內人黨”不僅限於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同時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只要是蒙古人，就難逃壹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們又拋出了壹份文件——《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份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壹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這是滕海清等人對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壹大發展。這還不夠，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真可謂：千古奇聞！

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林彪提出了壹個歪點子，叫“政治邊防”，強迫幾十萬蒙古人從邊境地區向內遷徒，趁機向內蒙古大批移民。霎時間，翻天覆地，壹片混亂。

在宗教上，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認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會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故要徹底砸爛。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聞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壹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鉆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蒙古人騎著馬，沖破層層封鎖，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門前，默默地訴說內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內蒙古的“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胸脯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人們極為同情，暗罵……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布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壹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節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當蒙古族人民對所受迫害進行強烈抗爭的時候，中共中央未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裏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2/3領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壹打三反運動

1970年的“壹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員們只對“壹打”感興趣。

1970年春開始的“壹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尤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壹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通知》。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裏，首犯是顧文選。1957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顧文選是上臺控訴的同學之壹。後來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裏。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澱清河農場。絕望中，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壹位是1957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裏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裏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因寫了《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壹輛警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後才得知，壹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貴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那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30歲。 

1970年3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刑事判決書 ，13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余13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為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1966年8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任大熊：1957年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1970年3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布破獲壹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壹舉槍決13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壹。 

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壹打三反”合壹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壹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青海貴德縣，“壹打三反”中14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壹打三反濫殺無辜。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他說了壹句“哪裏能活壹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壹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1970年8月的壹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1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壹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

其中魯誌立（北京農業大學1970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麽是法西斯主義》說：“當局禁止壹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反動血統論，人為制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3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壹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壹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 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壹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1970年10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壹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槍斃張誌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壹點。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4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離子死。直到“三自壹包”政策傳下來，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壹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巖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 

1967年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合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壹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由於“清隊”、“壹打”、“清查五壹六份子”三場運動，壹個連著壹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壹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文革10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2千余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1千人。陜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壹億人以上”。“去臺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壹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慘絕人環的沙甸事件

1967年，雲南的回族聚居區蒙自縣沙甸回民丟了鋤頭、鐮刀、扁擔、谷籮，舉起紙裱的小紅旗，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造反隊”、“戰鬥隊”、“兵團”。聽上邊說清真寺在被掃的“四舊”之列，於是，部分群眾拿出了“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瘋狂地燒起宗教經典和“地富反壞右”家的書籍來。那氣勢，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嘆不如的。“毛澤東思想大無畏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沖擊並關閉了清真寺。

壹場爭奪清真寺的鬥爭展開了。拉鋸爭奪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馬上成了“造反”與“捍衛”，“革命”與“復辟”的勇士們的用武之地——開始武鬥，刀槍相見。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識、謀略盡情地具體發揮，對自己的“敵人”要進行“革命的大掃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數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隊那裏領了武器，帶著其它地方的“左派”，來攻打“復辟”的沙甸。1968年7月，包圍了沙甸，炮打爛了清真寺的屋頂和部分民房。雙方都死了人，沙甸沒被攻破。

1968年11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壹、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包圍了沙甸，並展開了輿論攻勢。在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傳隊”會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上，於是把準備對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宣傳隊（解放軍）進村。“宣傳隊”進住清真寺。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裏。

清理階級隊伍，“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醜”、“小爬蟲”抓起了兩百多。對這些人專政，反復開鬥爭、批判大會，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強迫這些人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有壹孕婦滾得小產。

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要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擊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現。沙甸搞以教劃線，禮拜、把齋者是批鬥對象。公開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抓革命、促生產”，沙甸的幾百“牛鬼蛇神”抓出來了，生產“上去了”，學大寨的標兵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值8角，其它生產隊還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壹個共同點就是九個生產隊都評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則就少。

在艱苦漫長的歲月裏生存發展起來的回回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團結力最堅，鬥爭性最強，不能接受對自己的侮辱與糟蹋。

為了維護回回民族的尊嚴，為了得到正當的生存權利，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信仰自由，1973年10月，在馬伯華等同誌帶領下，以開放清真寺為起點，回民拉開鬥爭的序幕。

可是，開放清真寺被說成是“宗教復辟”，州縣工作隊進村，調子更進壹步：“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過開齋節被說成“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未奏效。

1974年春節後不久，沙甸村的回民們，準備恢復過“齋月”。當壹月後的新月重現時，便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們最盛大的“大開齋節”。這麽重大的回族節日，竟被蠻橫地禁止。 

1974年5月底，蒙自縣公安局抓馬紹美，因此群眾包圍了工作隊駐地，強烈要求放人。工作隊卻卷起行李溜了。

1974年8月，周興到沙甸，承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還存在，答復可以清查生產隊的經濟帳目。周興離開沙甸，前言盡否，“黑帳”依舊…… 

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訪（昆明）要求落實政策，要求解決在少數民族地方存在的經濟、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 得到的答復是：“這是鬧事”，“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雞街地區成立了“民兵聯合指揮部”。民兵進行示威，用大字報“揭露”沙甸“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團”。12月中旬，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壹要員到沙甸，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的民兵借口保駕包圍沙甸，荷槍實彈，進行威脅。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奪槍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傷3人的巨大代價。對方民兵雖被回民俘虜七人，都得到回民的優待，教育後而放歸。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縣委落實政策、解決問題，在僵局的情況下沖擊了縣委機關和縣武裝部，結果被官方民兵騙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傷16回民，回民壹怒之下，攻下對方，擊斃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等回民代表十人與雲南省委壹起赴京解決問題。做了兩天的思想工作後，1月3日晚，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

1975年元月上旬，貫徹中共中央1975二號文件，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為貫徹此文件，專門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半個月時間，沙甸等地回民上繳了全部槍支彈藥。 

1975年2月中旬，建水縣館驛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雙山做聖節。香木橋大隊肖家莊的民兵持槍前往威脅挑釁，做節的回民在驚怒之下欲奪其槍，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訪。

3月5日王洪文令駐玉溪的部隊炮擊玉溪西營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開始抓捕“鬧事”的回民頭頭。沙甸空氣緊張，人心惶惶。

5月初，幾個團的部隊要進駐沙甸，群眾怕重吃1968年部隊進村後的虧，竭力阻攔進村，因此部隊未進成。5月23日，周興等人以雲南省委的名義發了“通告”，並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通告”把回民群眾要求落實政策說成是被“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鬧事”，幾個回民頭頭是違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實沒有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壹出路。

回民義憤填膺，幾千份“通告”壹下就被集中成幾大麻袋，小夥子們簇擁著扛到工作隊駐地——雞街糖廠的大門口，壹把火燒了。

當時紅河州的壹個領導人說：“現在回民就象壹頭瘋牛，我們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7月中旬，“四人幫”及雲南的周興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別強調交出新式武器）和歡迎部隊進村。

沒有什麽新式武器，當然也就無法交出。關於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眾的條件後就交。條件即：歡迎少而精的部隊進村落實政策。沙甸這麽壹個村子，怎能容納幾個團的部隊？解放沙甸時，對付國民黨的壹個團只需要壹連的解放軍，今天到沙甸落實政策卻要進駐幾個團的部隊，要搞什麽呢？六八年部隊進村的教訓，大家記憶猶新…… 

群眾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的意見。

“四人幫”最後無恥地給沙甸等地回民扣上“與蘇修、敵特掛鉤，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要叛亂、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經軍委批準，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出動大炮、裝甲車，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進行了鎮壓。

1975年7月29日淩晨三點，“四人幫”開始對沙甸回民武裝鎮壓。村邊站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腳捆起來丟到糞池中溺歿；沙甸父老被槍炮聲驚醒；大清真寺的守衛者殉難；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裝人員占領。

淩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進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價，奪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壹點現代武器的裝備。此時，西營已被部隊占領，後山、馬家井、林家巷、金雞寨、川方寨的部分生產隊場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裝人員控制，於是，在這黎明前的黑暗裏，街戰、巷戰、以住房為據點的攻守戰在殘酷地進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聲、火光裏，在槍炮的呼嘯聲中回民壹片片倒下。沙甸人沒有屈服。到天亮時，又收復了部分民房據點，收回幾間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幾百條寶貴生命的代價。

更為淒慘者，沒抵抗的回回們——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擊斃於門旁，甚至有的被槍殺於床上；有的指望逃生，願意當俘虜被押出村去，卻在押送途中被槍殺。

群情震怒，憑據用無數生命換來的那幾支步槍、機槍、手榴彈，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奮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後也含酸忍淚拿起那點土炸藥去尋同歸於盡的對象。然而真正找到同歸於盡的對象的並不多，自己反而喪生的卻不少。 

炮火越來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開始被炮擊，哪裏的房屋堅固哪裏被炮擊。哪裏出現炊煙哪裏被炮擊，哪裏有水井哪裏就被火力封鎖。無須說明，大家都清楚了，這是沙甸穆斯林的滅頂之災。於是，以安拉的考驗、以樂園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氣節相互安慰著、鼓勵著、遺囑著……此時，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減弱。但只要哪裏房屋透出光亮，隨著炮彈就劃破黑暗，呼嘯著在哪裏爆炸，於是慘痛的呻吟聲、幼兒被驚嚇的哭聲……撕肝裂肺。

30日，進攻的武裝人員放棄對老沙甸村內的部分控制點，縮小村外包圍圈，占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在無線電報話員的指揮下，對老沙甸村子進行更猛烈的轟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壹片火海。入夜，馬伯華帶領部分群眾也撤到金雞寨。通過商議，決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體健康者可設法轉移。

31日，通過反復勸說，2千余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眾馬上被分住幾個小集中營辦學習班，頭頭們鋃鐺入獄。入夜，突圍轉移未成，在川方寨發生遭遇戰，傷亡慘重，馬伯華腳被手榴彈炸傷，只好撤回金雞寨。

8月1、2日這兩晝兩夜中，金雞寨、川方寨兩村的房屋據點爭奪戰從未間斷。壹方是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壹方僅憑精神；壹方是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壹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樣拼呀！在炮火硝煙迷漫中，在血洗之後，老沙甸與川方寨已沒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雞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壹半左右，爭奪、拼搏仍在進行。炮火依然未斷。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的地段，殘酷的“清剿”在繼續，傷殘的“回匪俘虜”被提著腳手，象丟死羊壹樣丟上汽車，運去“醫治”，而有的幹脆在現場補槍，來個“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現有五名幸存者以為鐵證，其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補死的。

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同誌壯烈殉難。當大部份村民都躲進地窖、地道時，竟用大炮、火箭筒將村莊化為廢墟、夷為平地。

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這七天八夜，不知耗費了多少彈藥。被摧毀的民房4400多間，被奪去生命的沙甸回民9百人，傷殘6百余人，進剿者死傷人數不得而知。以參加“沙甸叛亂”的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縣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個事件中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 

1979年2月，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了（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壹九六八年以來，由於潭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搞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支壹派、壓壹派，嚴重分裂了各族幹部群眾，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眾的錯誤做法，傷害了民族感情，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了民族團結，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1974年5月，中央作了正確指示，要周興親自處理，落實政策，周興卻堅持錯誤、采取壹系列激化矛盾的錯誤做法，釀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嚴重後果。因此，沙甸事件並不是反革命叛亂，采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經黨中央批準，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

中共雲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時發了（79）1號文件。即“關於處理沙甸事件遺留問題的通知”。國家補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發了（80）142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平反善後經費的若幹補充意見”。按照文件精神，紅河州委、個舊市委處理了孤老、孤兒、半孤兒以及死難家屬的撫恤救濟問題、傷殘人員的醫療補助問題。全民所有制單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孤兒及受害家屬子女；沙甸劃為經濟作物區，吃國家返銷糧。

1987年8月，針對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79）7號文件第3條留下的尾巴，雲南省委發了（87）31號文件，即《關於撤銷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聯發（1979）7號文件中個別結論的通知》。

（87）31號文件指出：“……實踐證明，這個文件[(79)7號文件,筆者註]總的是正確的.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發現文件第三條中關於“馬伯華、馬開誌、鄭全書、馬紹美等幾個人對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錯誤的。特別是他們成立非法秘密組織，妄圖背叛祖國，搞打砸搶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民族團結，是有確鑿罪行的。但考慮到歷史原因，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可以不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這壹結論不確，經過反復查證，其結果是： 壹、關於“非法秘密組織”，是指“罕指奔位協”，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少數人搞起來的壹個宗教性組織，不應作為罪行。二、關於“妄圖背叛祖國”問題，查無實據。所謂背叛祖國的罪行不能成立，應予否定。三、關於打砸搶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打砸搶是錯誤的。鑒於“沙甸事件”這壹特殊情況，不再追究。據此，經請示中央同意，將聯發（79）7號文件第三條結論，予以撤銷”。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黨中央對廣大回民的關懷。經受冰霜摧殘的禾苗，最能感到陽光的溫暖，深受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體會黨的恩情，同時，沙甸回民還知道，洗劫之後的祖國及家鄉，文化、經濟恢復發展的重任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安定團結。這樣，我們才能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奮鬥。

割喉與活摘犯人器官

更有慘絕人環的事例：張誌新僅因寫反毛澤東的日記，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輪奸；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奸，終至精神失常。1975年4月4日被被劊子手們慘無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話，然後才槍斃。

《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 熊光炯 

壹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壹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 

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 清明雨，洗不凈不清明的時候── 

野心取代了良心， 獸性代替了人性， 權力槍斃了法律， 暴政絞殺了自由……

1935年秋趙壹曼任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是年11月，她掩護部隊突圍，身負重傷；後被日軍俘獲。1936年8月，被殺害，時年31歲。趙壹曼女士慷慨赴死時，尚能高唱《紅旗歌》、能夠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比較趙壹曼和張誌新，壹個臨行前高歌猛進、口號喊得山響，壹個喉管被割、悲憤無言、默默死去。日軍沒有割趙壹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國人割了自己同族的喉管！壹個眼看就要被殺死的人，讓她說幾句話，留下幾句遺言，這最起碼的人道、這最後的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如此滅絕人性，豈不是連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實質上是割壹個人的言論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張誌新不是第壹個。曾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後來壹位醫生發明了割氣管的方法，張誌新是第41個被割喉的。

1970年，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壹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黎蓮被秘密拖到另壹城市執刑。囚車快到另壹城市時，壹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裏，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壹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被往上壹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壹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壹個巴掌大的口子。……壹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壹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裏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裏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

而在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個奄奄壹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壹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壹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這壹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了壹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看看國民黨槍斃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洗凈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的絕命詩。整8時，36師特務連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壹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壹半，瞿秋白說：“人之工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他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著他翻譯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到了羅漢嶺下，他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

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2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李九蓮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錯誤，妳們為什麽要殺我？”她拒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臨刑前，她在壹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墻咳壹聲，還能聽到壹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壹個死人！” 為什麽沒有壹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3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巖刑場。讓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劊子手懶得動手，壹槍擊中其腿，才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槍殺於兩棵小松樹之間，享年31歲。她的死相很慘苦，鼻孔流著二縷黑血，半張開的嘴巴也躺著血，雙眼微睜，眉頭緊皺……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數日，除了壹群蟻螻在這具屍體亂爬亂鉆外，沒有人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殘骸。最後有壹個人對這具開始發臭的屍體產生興趣，是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他奸汙屍體後割去了雙乳和陰部。

李九蓮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發指。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站了起來，拖著沈重的鐐銬，在監獄的墻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的口號。

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與李九蓮不同，鐘海源聽完死刑判決後，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後把筆壹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什麽後事要交代？她平靜地說“跟妳們講話白費勁，我們信仰不同。”昂首離去。看守們暗暗咋舌。

鐘海源被五花大綁，先在監獄裏批鬥，又是揪頭發，彎腰低頭，接著掛大牌子遊街，又是背後插壹個斬牌，又是用繩子勒住喉嚨，又是壹長串威風凜凜的車隊……那場面遠遠勝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兵殺人時的排場！

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取。據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 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壹位副營長，不能壹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為了保護好她的腎，遊街時，壹個頭戴白口罩的軍人示意押解人員按住她，從後面給鐘海源左右肋下個打了壹針。那針頭又長又粗，金屬針管，可能是給大牲畜用的，直紮進她的腎臟……竟然連衣服也不脫，隔著短大衣就捅進去，鐘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劇烈地顫抖。

到了刑場，架到指定地點，副營長故意朝她右背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擡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壹縷縷鮮血溢滿了車廂底版，滴滴塔塔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裏太滑，壹位軍醫用拖把來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後又擠進壹個塑料桶裏，幾次之後，竟盛滿了半桶血。

中國人壹判了死刑，這個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實驗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腎也和鐵礦壹樣，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可以自由支配。鐘海源的遺體沒有暴棄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走，供醫生們作解剖標本。 

第97節 林彪之死

共黨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壹個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獨裁壹切，置壹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全國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文革中只誦讀壹本“經”——毛主席語錄，發展到不背語錄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也要背壹句毫不相幹的語錄。

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在九大通過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壹直聯系在壹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後，林彪開始與毛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贊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壹職。因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壹副主席擔任。此時的毛並不願意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布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布毛是天才。

廬山會議的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壹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在隨後由毛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采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持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持。毛還采取壹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有學者研究認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機前後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麽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麽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1971年9月13日淩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了壹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裏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內裏明確提出“壹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林彪父子的“小艦隊”的綱領——《五七壹工程紀要》說：“Ｂ－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他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壹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波及遭殃者達6億人。僅雲南、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就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有34,000人被迫害致死。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見《交鋒》第10頁）。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毛澤東所作的惡，比秦皇以來二千二百年的“歷史總惡”還要多。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流氓”。跟毛打過交道的理論家王若水先生說：“1949年後，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毛的專制超過了斯大林。”

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李銳先生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罪。”這個說法仍然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建國不是功，而是罪。不僅是罪，而且是罪大惡極。我們必須清楚，在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國，也不是沒有政府。毛澤東的革命實質是武裝叛亂。

毛自詡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以霸道和對人民專政為己任，毛壹輩子都是殺人整人。他不斷地以殺人來取樂，以整人尋開心；不殺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樂。他的敵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國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樂的對象。他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就餓死幾千萬人。餓死人與殺死人有什麽區別？如果毛澤東不邪惡，還有誰邪惡？如果毛澤東不是魔鬼，那還有誰是魔鬼？大陸某些文人用馬屁語言，把他胡做非為說成是詩人的浪漫、是理想主義的試驗家。真是人性喪盡的胡說。

他用“壹小撮”的辦法，把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幾千壹批、幾萬壹批、幾百萬壹批、幾千萬壹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幾億人全都掉進了毛設計的絞肉機裏，這時他仍然說是壹小撮。他使暫時不被整的人群自以為必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大多數壹邊，而心甘樂意地去替毛擔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他對中國人民的蹂躪是多幺觸目驚心。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什麽希特勒，什麽日本帝國主義。與他的罪惡相比，都差得太遠。

1937年12月13日，中國首都南京被侵華日寇攻陷，瘋狂的倭人進城後，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中國軍民十九萬余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十五萬多具。日寇在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月殺害三十四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17萬人。

毛在掌政期間，27年殺害8千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24萬6914人。毛澤東每個月比日寇多殺害76914人。這是因為，漢奸毛除了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還是制造階級的兇手（村村見血，紅色恐怖萬歲），比日寇多了壹層殺人需要。

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長了南京大屠殺，執行了日寇想做而沒有做到的獸行，更徹底、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進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許多財產，毛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全部財產。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則嫌奴化還不夠，甘脆關閉了全部學校，其中大學壹項被關閉到他死，這僅僅因為他自己考不上大學，只能在大學裏短期看管圖書（即使連看管圖書也不稱職）。毛竊國期間的許多“創舉”實際上是繼承了日寇占領時期的奴化措施，如糧食配給、統購統銷、驅民修路、思想灌輸、強迫勞改和集體屠殺。

毛澤東死後，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淩晨開始有全國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殺害的人呼喊冤枉。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勛、萬裏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壹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壹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誌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識分子工作手冊》；該《手冊》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分子冤假錯案，至少680多萬件。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不壹定被主管部門的所統計。據宋任窮1981年說，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分子數量為800多萬，加上建國前遺下來的人數，知識分子總數約1000萬。知識分子冤假錯案人均達到了0.68個，即每3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1951年至1990年中共以各種辦法迫害致死藏人共計120多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目前僅藏區第壹監獄囚押政治犯就達254萬人。新疆維吾爾地區1949年國民黨的統計維吾爾人是4百萬，到了1951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3百萬(這些人是被王震部所殺)。到了1952年，中共為掩人耳目，欲蓋彌彰的又恢復了屠殺前的4百萬。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