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極權國家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古典極權文化的本質

第壹章 等級森嚴的君主制

1．君主專制

民主壹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書.多方》(約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裏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雲：“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壹人的統治。

《禮記.坊記》記載,“子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壹種反映，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也不可有二主，同時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擴大，用“家無二主”來作為君主專制的壹個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開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太陽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壹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

《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三綱五常”。壹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壹統：包括思想壹統、政治壹統、生活方式壹統，什麽都要統管。孟子主張“定於壹”。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壹統代替舊的壹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論國家大政，而且還直接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壹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壹年雲：“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左傳》魯定公八年雲：“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

可見，孔子的“庶人不議”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他篡改了的“周禮”。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著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壹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類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沒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隸。歐裏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壹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減，到了人民那裏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於“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壹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著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壹不被等級格式化。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壹、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妳別去聽；三、不該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該說的妳別說。這四不，妳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人性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中國從來都是壹個不自由的國度，在西方國家的人民開始追求民主的時候，中國從來沒喊過“要自由”的口號。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政治冷漠與幼稚癥患者。儒家把中國人的自由功能徹底扼殺了。難怪有人會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2．特權結構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韓，下歷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的“禮制”。“禮”是壹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毫無平等可言。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壹動就亂了綱常。

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作用如此大的禮，究竟包含些什麽內容呢？歷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謂浩若煙海。概括起來，主要也就是下面這三條：1.等級制(與特權結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說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歷代帝王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淩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

“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這就是儒家的“禮”的極端虛偽之處。為什麽說儒家的“禮”對人性的壓制是只針對被統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壹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系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這是壹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系，裏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壹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系，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系將之強奸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壹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壹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壹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

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同是儀表，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後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諸侯之下士祿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國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國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禮記》）。

凡養老，……50異杖，60宿肉，70貳膳，80常珍，90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50杖於家，60杖於鄉，70杖於國，80杖於朝，90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他嗎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麽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麽地欣賞等級制！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裏，天子主宰著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禮規定：天子用八悄，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天子的尊嚴。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壹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就算壹個等級制的社會崩潰了，還會有新的等級制的社會出現；壹個小圈子的等級制還會再構建成壹個大圈子的等級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不斷的升級，進而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尖。

等級制的社會充斥著特權，沒有權利平等。等級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壹個臺階，義務就減少壹些、權利就增大壹些；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從上到下壹級壓壹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系這樣壹個等級制的社會，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著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於馬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壹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征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幹，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資治通鑒》開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壹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誌。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等級制的社會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壹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第二章 儒家和諸子的媚上愚下術

1．孔孟是鄙視民意的獨裁大師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將原始的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都是對忠君、對專政的壹種民眾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不確定位置。儒家認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體國民意誌的體現，那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從之”。

在專制社會，由於沒有自由的選舉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天意”。統治者可循環論證：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

黃帝先打敗了蚩尤，然後又打敗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後52戰。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系？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搞諮詢推舉式的安排接班人，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當時連元老院都沒有，只是堯個別征求意見，根本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麽回事了！”

與競選、公民投票相差太遠。堯、舜、禹帝位禪讓之傳說，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將國家主權私相授受，將國家當作私產。因此，不可能真正的“為公”。

儒家講“天下為公”的內涵就是“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謀朝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平等，也就保證了少數人說話的權利。人人人平等必然眾說紛紜，為了得到社會行動上的秩序，人們確立“多數決”的原則。“多數決”強調的是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學理論。這個常識就是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汝生精英們的文化的烏托邦。這種民主的方法反過來強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人人平等的“多數決”否定了聖人崇拜。

若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搞“聖王決”和“領袖決”，這就是獨裁或“聖王”政治。獨裁要求絕大多數人服從壹人，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獨裁只會越來越背離“人人平等”，走向等級森嚴的禮制，孔子就是這麽幹的。中國民主難產是由於聖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為聖人崇拜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是反對服從多數原則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總是在為統治者想辦法，人民始終處於壹種消極的地位。在孔子那裏，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相反，“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歸心”，而決非使民主政。這是與孔子的“愚民論”分不開的。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這種既愚又詐之民雖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認為，大德應統治小德，大賢應統治小賢；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讓人民知道怎麽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麽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 ，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總是給人群劃分等級：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給人群劃等級的標準不過是他自己的標準而已，合乎他的標準就是“善者”，否則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下愚，他只會把民意當放屁。

東海壹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壹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麽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王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麽？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麽，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汙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麽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壹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麽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壹來，壹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2．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可見，儒學就是謀取儒家自己權力的學說。

壹些人宣傳孔孟學說中蘊含了“民主”成分，根據僅僅是壹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當代的“為人民服務”。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妳又不是人民，憑什麽為妳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卻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草有何權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無所有，別看是兩條腿壹個腦袋，誰看誰都感覺不出對方是人樣，饞癮壹來，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民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顯然，孟子在鼓吹聖人崇拜，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麽會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侶，都是貶義詞。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小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野人”絕對是貶義詞！老百姓被他稱為野人，哪裏有什麽“貴”可言？“民為貴”是指壹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裏，“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壹樣餵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

3．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妳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復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實，這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裏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壹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幹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鉤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載舟覆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覆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覆政權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壹種觀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利害關系上，進獻給統治者的壹種權術罷了。

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利誘壹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壹種巨大的倒退。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妳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妳弒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麽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弒”呢？弒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贊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君主的依附本質。

公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殺害，史官記錄“崔抒弒其君”；崔抒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壹個弟弟亦記之，崔抒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弒”]，比坎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麽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麽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壹邊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及後來的科舉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現，這樣講是錯的。選賢任能有否定世襲制的意義，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聖人治世的觀念。中國的皇帝有壹個很特別的稱呼，即“聖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這種聖人治世的觀念，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壹斑。人們總是強調偉人的作用，總希望有個英雄來領導我們，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來思考。文革時，全民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領袖壹個人思考，也是這種聖人治世觀作用的結果。

儒家既不關註人，也不關註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註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註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壹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壹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壹個家庭變成壹個類似於君臣關系的專制社會。

4．除儒家外，先秦諸子都主張聖人治天下和愚民統治

《老子》五千言就是講聖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他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讓人民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讓老百姓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給老百姓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

《道德經》八十壹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裝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會目標是“實其腹”，只把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的“生存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沒有把人當人。

《莊子.逍遙遊》雲：“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鄉，德合壹君而徵壹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容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可見莊子也不以擁護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

墨子否棄禮樂，反對世襲貴族，主張尚賢、禪讓、選舉；墨家雖然主張“天誌”、“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絕對的道德理念，屬於賞善罰暴的功利主義思想；墨家雖然主張“兼愛”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與“現代自由”的概念，屬於“尚賢”政治與擁護專制的哲學。

墨家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說“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由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極力主張對民眾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結果就是造成民眾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國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偉人”“聖人”的專制上；進而使專制者更加專制！ 

法家則不論法、勢、術派，都以民愚為理論基礎，發展出壹套以暴力壓制為中心的政治學說。商鞅認為“民不貴學則愚”，“塞而不開則民渾”，“民愚則易治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憂樂都會產生邪亂之心，他主張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強國”，不治到百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韓非視民為愚人，他說：“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韓非把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禦者、工商之徒稱為“五蠹”。他告訴秦始皇，人是壹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牲畜壹樣。他主張玩弄權術、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獨斷，“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孫子曰：“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佛家講“萬法皆空，萬事皆空”，他要人看輕今生，要人去追求來生。壹個看輕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聰明起來嗎？中國所有的學說，都講的是愚民。

壹部中國思想史是壹部中國專制主義思想史。當時諸子都呼喚王權、呼喚聖王的出現、呼喚等級森嚴的社會，所以，極權主義的壹統天下是必然的。

第三章 吃人的奴隸孝道

儒家有“百行孝為先”之說，《孝經》說：“孝，德之本也”。只有平時在家裏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的命令。所以，有子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有人曾問孔子為什麽不參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把孝悌與政治劃了等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誌；……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禮記.內則》）。《禮記》還說，孝敬父母是為了孝敬民之父母——父母官，這樣，天下就好管理了。“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子女對父要孝，臣對君要忠，忠是孝的政治表現；妻對夫要順，順是孝的內在規定。此外，五常之首是仁，“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道”成了人們行為的根本規範。

司馬光就十分推崇《孝經》，認為“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他說：“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1917年吳虞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中說：“詳考孔子學說，既以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居住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家族制度與君主政體遂相依附而不可離”。總之，宣揚“孝”不是儒家的本義，只是維護君尊臣卑的權術而已。

儒家孝道的規定有：

1．個人沒有意誌自由權，其愛憎要以父母的意誌為轉移，以服從家長為天職

在儒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為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得輕柔婉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聽從，仍然恭敬不觸犯他，辛勞而不怨恨。

用現在話說：對家長的決定可以提意見，但在家長沒有采納妳意見前，妳必須“不違”且“不怨”的執行，就是無條件的服從。換言之，就是要始終與家長[核心]保持壹致，可以通過壹定的渠道反應，但不得私下散布[父子相隱]意見，必須執行家長的決定。正如林彪所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

孔子曰：“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勿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誌，這才孝。《禮記.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也”；即繼承先祖遺誌、事功和經驗。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誌。這種只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誌和抱負的“孝子”只能是“愚子”。

兒女在未成年時，在父母面前是弱者，在體力上，經濟上，經驗上，無法同父母抗衡。對弱小者套上枷鎖，不仁不義。 “孝”的觀念的灌輸，導致跪著的人性和變態的人格。

2．沒有行為自主權的孝道

《禮記》規定：“凡為人子之禮，冬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曲禮上》）。

儒家認為不僅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還要求子女不得離開父母，要與父母永遠住在壹起，直到為父母送終。“父母在，不遠遊。”為了隨時伺候父母，子女還不能出門遠遊。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國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滿的象征。壹個人成年後離開父母自己獨居，在中國人看來這等於是拋棄父母，是不孝的行為，是沒良心的表現。

孔子反復地向人們強調：“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即為人之子的最大義務莫過於孝，為孝之道的最大責任莫過於把祖宗的香火壹代壹代續過來、傳下去！男婚女嫁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禮記.昏義》）。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儒家反對生活自由）。獨身主義可謂最大之不孝，牛頓、康德不孝矣。十二生肖記年日，為首的是鼠而不是虎，漢人希望象老鼠壹樣繁殖力強大。

與之相反，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強調人口穩定而不是人口增長。按照柏拉圖的設想，壹個理想的城邦國家所能擁有的家庭數目最多不得超過5040戶。

“父母之命”具有絕對的權威。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典型包辦婚姻！“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總之，孔子反對壹切自由。

3．沒有個人財產權的孝道

“父母在，…不敢私其財”（《禮記.坊記》）。儒教規定，父母在，子女的經濟不能獨立，子女必須將個人的所得悉數交給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則，是不孝的行為。

唐朝的法律規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孫別離戶籍，分異財產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長，私輒用當家財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壹等罪，直到杖打壹百。

宋朝司馬光的《涑水家議》中說：“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者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清朝的《清律輯註》規定：“壹戶之內，所有田糧，家長主之；所有錢財，家長專之。”……

和父母住在壹起，將經濟權悉歸父母還不夠，做子女的還要從內心依賴父母，在父母面前永遠像個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順。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是最孝順的人了，五十歲還依戀父母）。沒有自主權，主體性得不到發展，便只能永遠作個小孩子，不會成熟。

4．連身體也屬父母所有的孝道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開宗明義章》）。“父母全而生之，自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禮記.祭義》）。於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傷害自己身體的活動、言行都納入禁止之列，計有“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不登危”（《禮記.曲禮上》）等等，還特地說明，這並非怯懦，而是“懼辱親也”（多好借口）。就這樣，在孝道的規範下，人們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只剩下服從的義務。

5．家長握有生殺大權的孝道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壹治之也”。“孝”用於子對父，則有“無違”與“順從”之意，如“《論語．為政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國語．楚語上》：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孝”用於民對官，則有“賄賂官吏或尊長財物”之意，如“孝敬官員”、“孝敬大人”：“孝”用於官對皇帝，則有“敬奉”與“進獻”之意，如《明史．李邦華傳》：“中宮有所進奉，名為孝順”。 

儒家甚至將“孝”，異化成“忠”的絕對基礎。《論語．學而篇》：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孟子．梁惠王上》：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儒家所宣揚的孝道思想下，家長成為絕對的權威者，他們可以視子女為私有財產，也可以自己的自由意誌來踐踏子女的人權；這種不合人道、非理性、反道德與反人權的孝道觀念，正好成為“統治者對待人民的絕對模式”，統治者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人民，如此所謂的絕對道德與絕對真善美等價值，就不存在了。

既然統治者可以無條件享盡榮華富貴、不公不義、貪汙腐敗、權謀詭詐、對反對者施行“誅九族”之刑，那麽人民怎麽不可以坑蒙拐騙與打家劫舍？這就是許多中國人民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時，從來不指責其中“人殺人”、“反人權”、“反道德”與“反人類罪”等暴行，而卻會稱頌其中的英雄，這種“人殺人無罪”、“無道德無罪”、“反道德式的治亂分合偽歷史觀”與“忠於專制與皇帝的偽道德觀”，多麽地邪惡與令人痛心？

儒家的“三綱五常”、“貞潔牌坊”、“存天理，去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吃人的禮教”等，成為壓抑人的個體自主性與塑造人的群體意識基礎；儒家所宣揚的“君權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大壹統思想”等，成為兩千多年來大陸各地爭戰與血腥政治發生的根源！ 

在古代中國，子女對父母是壹種人身依附關系。儒家在理論上賦予父家長的權威以專制的特質。父家長對其轄制下的家庭成員擁有絕對的控制力。父家長有權依自己的意誌處置子女直至買賣撻殺。魯國宰相叔孫穆子淩駕於魯君之上，其子豎牛和壬爭權，國君賜壬壹個玉環，未經父親同意，壬不敢戴。豎牛欺騙說：“父親同意妳戴了，妳就戴上吧！”壬戴上後，豎牛對父親說：“壬經常去見魯君，還佩戴著他賜的玉環”。叔孫於是殺了自己的兒子壬。

父家長的意誌則受到法律的保護。父母尊長享有法律上的特權，子女不能控告父母（謀反除外），父母如果認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證據，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處死（壹般都是陵遲）。《清律例》規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卷二十八），在父家長的絕對權威之下，哪裏還有什麽個人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二十四孝》中的“咨蚊飽血”：“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蚊多攢膚。咨渠膏血之飽，雖多，不驅之，恐去己而噬其親也。愛親之心至矣。”

又有郭巨“為母埋兒”：“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余，得黃金壹釜，上雲：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前者已是愚蠢至極，後者更是令人感到恐怖，如果不出現這壇金子，這個三歲孩子，就要被活埋了，而按“孝”的教育原理，這些都被當作“孝”而受到敬仰，並被廣為宣傳頌揚。

伯奇是周代大夫尹吉甫的兒子，他父母將他逐出家門。他欣然領命，在野外以木荷為衣，采亭花而食，後來投水自殺了。後人極力贊揚他的行為是“勇於從而順令”的楷模。

申生是春秋時代晉獻公的太子。獻公因聽信驪姬的讒言，便要殺申生；申生不做任何辯解和抗拒，隨即自殺。他的行為被儒家稱道為“恭”，即恭順了家長的命令。

“二十四孝故事”表彰的王祥，後母虐待他甚至要殺死他，他反而“跪前請死。

為了讓父母過得更舒服壹點，兒女的任何犧牲都是理所當然的。家貧無力奉養父母，就把自己的肉挖下來，燒給他吃；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兒可以賣作妾、作奴、甚至作娼妓…。父母死後的屍骨比自己的壹生幸福重要，父死無力安葬，就賣掉自己來為他買棺材。總之，兒女不過是父母的財產罷了。所以，才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才有“易子而食”“賣兒賣女”的野蠻“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孝”起的“吃子”的可怕作用。

中國文化中，孩子沒有獨立的人格，被當做種的延續的工具來“喜愛”的。中國的文化以老者為本位，父慈只是手段，子孝才是目的。生兒育女不是為了子女本身的利益，而是為了孝敬上壹代，使上壹代的精神和肉體永遠延續下去。“愛子”與“殺子”的關系正如禮與法、德與刑的關系，目的只有壹個，就是制造上壹代的復制品，扼殺下壹代的獨立性。

壹對美國的華裔博士夫婦，對不聽話的孩子，操起了在國內時就練熟的巴掌。孩子大哭，驚動四鄰。鄰居們走上法庭，控告博士夫婦。法庭上較量的結果：鄰居們勝訴，博士夫婦被判不配撫養孩子，孩子歸別人監護。壹個美國女性在停車場打自己孩子的場面被錄下來，結果成了美國各大電視的新聞，警方說，這位母親因此最高可判三年徒刑。

中國人迄今不能完全進入文明的人性化階段，正是千百年來的專制暴力培育出來的。中國人在家對子女搞棍棒教育，打屁股是傳家寶，被視為教育後代最有效、最必須的手段。什麽“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罵是愛”；野蠻成了文明。

當人們從孩提時代就受到不斷的暴力傷害，大多數人會向暴力屈服，並由習慣於暴力“進化”到崇拜暴力。暴力成了國人深入骨子的品性，以至麻木不仁，冷漠無情，合群自大，表裏不壹，口是心非，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委曲求全，隨風轉舵，幸災樂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縱然用盡天下最惡毒的詞語亦不為過。

6．鋪張浪費的孝道

父母死後，就變成子孫的神(鬼)了。孝子還要繼續崇拜並供養他們的鬼魂。禮教規定要為他們各守三年的喪——不做事、不會客、不赴宴、不作樂、不與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墳前上香焚紙，哭泣膜拜。人的壹生要用六年的時間服喪，不事生產，這太不合道理，太不人道了。孔子說：“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中庸十八章)。

宰予提出了對三年守孝的異議，被孔子大罵了壹頓。宰予的觀點是：三年守孝，禮樂必壞，農事必壞，阻礙了發展。孔子卻說，父母生養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懷抱，父母死後三年，君子都不會吃飯香甜心中快樂；宰予真不仁義！

孔子口頭上講“三年之喪”，當他母親死去不久，他還在披麻帶孝時，壹聽到季氏舉辦宴會，便立刻趕去赴宴，結果被陽貨趕出，這就是聖人的孝道。三年之喪只是說給別人聽的，哪裏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為什麽要宣揚三年之喪呢？這可突出孔丘是個大孝子，博得別人的尊重，他可拿這壹套來批評人。所謂的儒，早先都是通過掌握婚喪禮儀來謀取衣食，如果薄葬短守，儒的生活就會出現困難。而三年之喪、厚葬長守，有利於儒的生存與發展。

孔子鼓吹厚葬，毀滅了再生產的物資基礎。秦始皇的陵墓，動用70萬工匠，歷時38年，耗費國家稅賦1/3而建成。《史記》說，它是當時人類建築力的極限。秦始皇兵馬俑，8千兵馬造型各異，絕不雷同。中國人講究“視死如生”，認為人死後會有壹個幽冥的世界，如果把死人生前的壹切帶到地下，他在陰間的生活會與生前壹樣。秦始皇妄想壹統冥界，這些兵馬俑是秦始皇陰間的護衛者。這些兵馬俑的制造大約歷時十年，需要幾萬工匠共同勞作。

西晉朝廷挖掘西漢霸陵等墓，獲大量的金銀財寶。晉人說：漢文帝即位壹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壹貢宗廟，壹充陵墓，壹供賓客。

慈喜生前酷愛珍珠、瑪瑙、寶石、玉器、金銀器皿，死後棺內陪葬的珍寶價值白銀高達億兩。所用的棺木是昂貴而巨大的金絲楠木做成，棺底所鋪的錦褥綴滿寶珠1萬3千顆，紅光寶石85塊，白玉200多塊，錦褥上加蓋壹條絲褥，上面又是2400顆碩大的珍奇寶珠。慈喜屍體上蓋壹條織金的陀尼經被，明黃緞底，撚金織成，織有漢字陀羅尼經文二萬五千字，綴有八百多粒珍珠。頭上的鳳冠由無數珍珠寶石嵌成，其中僅壹顆珍珠就價值白銀約壹千至二千萬兩。慈喜太後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開時是兩塊透明無光的珍珠，合攏時就是壹個圓珠，射出壹道綠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內可以照見人頭，十分清晰。屍體周圍擺滿了1百多尊佛像和兩百多件雕刻的果品之類，全是金銀、翠玉、紅綠寶石雕刻而成，除此之外，還有1萬余顆五色珍珠均勻地撒在屍體上和棺木內空隙處。出葬之日，各種耗費更為驚人，僅在東華門外替慈喜亡靈燒掉的壹條用綾羅綢緞紮成的“大法船”，其價值就是18萬兩白銀。

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為送死可以當大事（重喪禮甚於重養老，見《孟子.離婁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孝順的人決不會愛惜天下的財力而在父母的葬禮上節省），及至葬，四方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來觀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傷，使吊喪的人感到很滿意）。

孟軻暴露了為了達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犧牲親情、真孝的醜惡面目。儒教片面強調葬禮的重要性，使得中國人愛搞形式主義、擅長“演戲”。鋪好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斂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遷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被子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每當移動屍體，擡舉棺柩時，就要哭泣，跳腳頓足無數次。……

這些只是儒較繁瑣禮儀之壹斑。在儒教的葬禮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壹道程序，壹種儀式，壹種表演。在儒徒看來，所有的儀式都是妳孝心的具體量化。

孝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國專制王朝中選拔、考察官吏的首選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內容。“盡孝”直接關系到妳仕途進退、休戚榮辱。

有些沽名釣譽之徒，為了投皇帝所好，竟競相比賽超長服喪，其中有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大得皇帝的歡心，但也被人指責帶著姨太太同住，怎能算守喪？父親死了二十年，怎麽有十五歲的兒子？孝道變成登龍的晉身之階，全無“孝心”的實意，流為嘩眾取寵的形式。

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父死當然要除缺回籍服喪，但小皇帝只喜歡聽他的課。慈喜太後和恭親王，雖然以聖旨奪誌，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規矩只守三月之喪，趕快銷假授課。但李鴻藻懍於禮教令譽，竟堅不承旨，照樣在家直到三年期滿。後來翁同穌也是依樣辦理。壹點通權達變的余地都沒有，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

7．重男輕女、沒有真愛的“孝”道

儒教將“孝”納入了功利的軌道，從而使“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淪為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將自己寄生在親情之上，實質上卻是在傷害、吞噬著人的親情。

“養兒防老，積谷防饑”，養兒等同於積谷，父母之愛源於壹己之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母之愛是因為兒女有傳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功用。如果兒女失去了用處，父母之愛就會大打折扣。中國人重男輕女，是把生育當成養老的投資。因為生女不能給自己養老送終，是沒有價值的投資。中國農村，拋棄甚至殺死初生的女嬰的情況時常發生。虎毒尚不食子，在愛這個領域，大部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甚至連禽獸都不如。

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親生的子女，往往比親生子女感情淡薄，而且極力防止養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世，因為他覺得這種投資不保險；但西方人收養別人的子女，卻全心全意地當作自己的親生子女傾心疼愛，無私奉獻。哪怕是異族的孩子。 

中國人很難理解西方人為什麽費力不討好地去收養其它種族的孩子，而且人家不怕養子女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及其住址。他們不擔心養子女背棄自己去找親生父母，因為他們完全是無私的付出，是真愛，不像絕大多數中國人完全是把生養子女當作是壹種養老的投資。

西方人的愛做到了“為愛而愛”，西方人的父愛母愛是完全不圖回報的愛，所以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基於真愛。中國人由於壹開始的父愛母愛就是出於壹種隱含勢利的養老投資，所以其衍生出來的“孝道”本質上也只是壹種還債性質的行為。 

西方認為孩子與父母在人格上平等，都是上帝造；西方人把子女作為壹個有獨立人格尊嚴的人平等對待，並真心疼愛，全心全意地為他的前途著想，培養好他的生存能力，長大以後則尊重其意願任其自由發展，不圖回報。“妳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子女聽從父母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在主裏”聽從父母即首先得講正義；子女長大後，就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並時常保持感情的聯絡，也認真履行贍養責任。

1871年，壹位外國基督徒耶茨博士在《祖先崇拜》的文中說：“‘孝’這個詞，極易產生誤導。在我們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的子孫是最不孝順的，他們對父母不順從，固執地我行我素，從能夠了解自己的意圖、願望即剛啟蒙的那個時候起，便是如此。”

中國的城鄉中大街小巷，到處都可以看到靠揀垃圾為生的老年人，可以說，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沒有孝心的民族。中國人由於背負著還債心理，盡管婆媳關系緊張，也要礙著面子湊合著過，導致中國人在“孝”的形式下變相地虐待父母；或是在父母在世時對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後又來隆重地“厚葬”，以形式主義標榜自己“孝順”。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說：父強調對子有“恩”，父強調子女要“孝”，只是“長者本位和利己思想”和占有欲的思想在作怪，是“父”的“特權思想”在作怪！父母之生育兒女，大部分不過由於貪戀床第之歡而已，兒女不過是父母淫欲的副產品。父對子沒有恩，子對父也無恩可報；父對子沒有債，子對父也無債可還。父與子是平等的朋友關系，而不是其它！子不是父的私有物，子雖小，但也有他的人權，他也是壹個完全獨立的個人。

魯迅說：孩子的心是發乎天性的，對老人都是“愛”和“敬”的。沒有受“孝”的教育的孩子倒對老人“愛”和“敬”，而受過“孝”的教育的大人，倒做出了對老人“不孝”“不敬”的醜惡之事。“孝”的教育可以休矣！讓我們用“愛”和“敬”來代替“孝”，讓我們用“義務”和“責任”來代替“孝”（父有養大子的義務和責任，子亦有在父年老時贍養的義務和責任），這才是我們解決現實“養老”問題的唯壹正解。　　

第四章 中國是個奴隸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壹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壹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制造著動亂和災難。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壹類人。 

1．儒家的人等於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踐踏侮辱他人。這樣壹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殘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

儒家還進壹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君子”不過是為帝王“勞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事實上儒家是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叫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隸。俗語雲：“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

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壹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系。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系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麼好啊！

奧爾德斯.賀婿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壹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制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獨特的個性刪了、騸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打手。

漢族已被孔學麻醉成了奴隸族。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喜太後說：“寧與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義思想的標誌有三：

1）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構為壹個階梯型的順從體。“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壹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壹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

經過儒家文化的熏染，順從被譽為壹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麼，大家照著說、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壹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壹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麼？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是禽獸就是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壹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

儒家讓國人象綿羊壹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松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壹幫奴才，只要妳不想當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裏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壹主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來，農民家裏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路上！這是農村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嗎？

退避。儒家主張“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龜避，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

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任何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即當官的]；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下)。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茍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個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國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壹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壹詞說：“不敢！不敢！”

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鉆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壹個畏刀避劍的借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他還是壹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壹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鉆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鉆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義就壹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幺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麼氣節不氣節、榮譽不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壹樣活著也行。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問：“中國人，妳為什麼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怕強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瞇瞇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麼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誌新表達了壹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 於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茍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中國人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中國人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壹點壹滴喪失。 

中國官方說，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啟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心奴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體現。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壹個銀行，壹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壹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人質。這樣，警察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壹起幹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癥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妳被壹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妳對壓迫妳的勢力認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啟超將“心奴”歸納為四大類：第壹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壹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欲之奴隸。任何壹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

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壹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贊美的壹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壹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

《呂氏春秋.忠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壹人，作為獨立存在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

主子和奴隸是絕對的，而奴才是相對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隸面前又擺出主子相。奴隸還有自己的靈魂，奴才連靈魂都出賣了。奴隸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也許還有惻隱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比原來的主子還厲害。

獨裁者僅憑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

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紙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壹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兇相畢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於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裏。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著老虎大喝壹聲：“畜生，妳敢！”朱亥的吼聲猶如睛天霹靂，竟把老虎駭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麼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像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麼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梁看城門的老人，已七十多歲了，又窮得叮當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壹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壹只，明天不高興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只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麼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壹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壹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都存在家奴。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壹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蓄養買賣奴婢，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雇工人論”。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壹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仆。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仆。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仆。　

當了20幾年右派的曲嘯，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麼能怨恨母親？”這個奴才後來終於受賞而富貴了。

在奴才的母子關系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壹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裏，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壹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中國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系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層，地位更低下。

黑格爾說：“在中國，只有皇帝壹個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沒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

穆勒指出：“壹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壹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僅是皇帝的奴仆。

專制統治越到後期，越喜歡扼殺有才能的奴隸。嶽飛、袁崇煥就是例子。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

（1）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做穩了奴隸就是幸運幸福。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

（2）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壹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壹的選擇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會的各個臺階上又是原來那樣壹級控制壹級，等級制的社會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

中國奴隸們的起義，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不是我服從妳，就是妳服從我；不是妳為我綱，就是我為妳綱；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新主子的殘暴壹點不亞於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千年來壹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壹部大奴隸史。”

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壹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對君開口第壹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麼作踐百姓、怎麼欺壓百姓都是對，都是為了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穩定的需要，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老百姓應感恩戴德的大善舉了。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壹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第五章 “仁愛”的危害

有人以為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所有的人，否！“仁者愛人”是個欺騙性的口號。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把人和民分開來說。“人”就是君子貴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儐相。娛樂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用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

樊遲請學種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剛出去，他就罵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試問：四方之民繈負其子來了，不耕田吃什麽？孔子壹年六萬鬥小米俸祿，不用種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遲出去後才大罵，這和那些背後損害別人的奸徒有什麽區別？孔子從來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怎麽能說是愛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除“親親為大”外，還“泛愛眾”，“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的博愛，而是“篤於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系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韓非子記載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丘為此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觸犯了“周禮”，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飯鍋飯碗，把粥潑在地上。這就是孔丘的“仁者愛人”，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愈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沒有平等，就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愛。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卻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連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趨炎附勢，他還能有什麽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終堅持的“愛有差等”、“愛莫大於愛親”原則。在壹個法制社會中，“父攘羊而子證之”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就是做偽證。而孔子則毫不遲疑地肯定這就是“直”，這導致了“愛人”之“仁”墜落扭曲為愛親不愛民、愛己不愛人的假仁狀態。

《孟子》中有多處記載：舜的父親殺了人，身為天子的舜反而幫父親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謀害舜未遂，舜反而將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諸侯。舜對於其它仇人壹點都不手軟。萬章質問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卻振振有詞地說：因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盡管弟弟象是壹個惡人，仍然要親愛他，使他“富貴”。有了這樣的先例，在後世國君那裏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當遇到情與法、愛親與愛民不能兩全之時，他們理所當然地選擇前者。

孟子主張“父子間不責善，…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不講公平正義。孟子認為若為了“徧愛人”而放棄“急親賢”，就會淪為“無父之禽獸”。

孔子“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仁”是是壹種血緣之愛，這種愛在動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強烈。將人混為動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們口口聲聲斥責這個為禽獸，那個為禽獸，其實這是惡人先告狀。真正的禽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過自己的血緣、功利，去愛和自己無關的事物（大地、天空、樹木、鳥獸、他人等）；人可以越過壹己恩怨去愛自己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更主要的是人的愛是超越自我的。這是人之為人的地方。

“仁”的實踐結果就是使家庭成為了壹個緊湊、封閉、堅硬的社會基本單位，但家庭與家庭之間則很冷漠、疏遠。“仁”這種小愛，被封閉在家庭內部，壹出家門，就蕩然無存。“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中國家庭之間的冷漠關系的生動寫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緣親情淩駕於普遍的博愛理想之上，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倫理的病態。孔孟把小團體的私德（如“忠”）淩駕於社會公德之上，甚至為了維護家庭、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的普遍利益。壹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壹個高職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後，就是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經過孔孟的教化，中國人就只講私德，不講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不相信兼愛和博愛。所以，公德最大的敵人不是無德，而是私德！博愛的最大敵人不是無愛，而是仁愛！壹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說：中國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說：“秦後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說：“家庭是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壹切惡德說不盡”。

第六章 儒家扼殺人權

1．君權扼殺人權 偏愛扼殺兼愛

孟子為戰國時鄒人，父母為墨門中人。孟母為兒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學校。孟子就學墨門，卻不思進取，最後轉投儒家。

他對楊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為我說”、墨翟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說，深惡痛絕。他痛斥楊朱“為我”的實質是無君，否定君權；痛斥墨翟“兼愛”的實質即無父，否定父權。孟子破口大罵楊、墨“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壹副“若自由寧願死”的態度。頭上壹定要有個天子管著，沒這個天子，那還叫什麽世道！按孟子的邏輯：無君是禽獸，追求人權之輩今日全淪為禽獸矣！

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為我學說的核心是“貴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為我”學說極壹時之盛，以至“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

楊子為什麽敢於公開宣傳“為我”、“重己”的主張呢？區區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後的名譽還重要嗎？《列子.楊朱篇》中有壹段假托孟孫陽與禽子問答闡述楊子“壹毛論”的話：孟孫陽說：“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讓別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膚就能獲得萬金，禽子的回答是“為之”。孟孫陽又問：“有斷若壹節得壹國，子為之乎？”從妳身上取下壹節肢體，就把壹個國家給妳承包，妳幹不幹呢？“禽子默然有間”。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這壹“失節”弄丟了小命，那國家對自己又有什麽意義呢？

孟孫陽總結道：“壹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壹節，省矣。然則積壹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壹節，壹毛固壹體萬分中之壹物，奈何輕之乎？”，多麽深刻的見解呀！壹個人不過是人類的壹分子，就不“貴生”而輕之乎？如被活活餓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孫誌剛……。當壹個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難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楊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這種威脅，認識到了輕視“壹毛”的必然後果。

中國許多大人物因為意識不到這種威脅，或隨波逐流，或為王前驅，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憂而憂”、“毀”人不倦。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軟硬兼施耍盡各種花樣或威逼或利誘，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價獻出他們的“自私自利”權，以滿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欲。面對這樣的天下，楊子公開高舉“為我”的旗幟，明卻地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轉讓的、不損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權。大聲疾呼“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這壹毛奉獻給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觀之，楊子的“為我”“壹毛”論實在是君主專制的天敵。在君主及其儒奴們的長期的圍剿下，“壹毛”論沒有容身之地。大音稀聲，這就是楊子二千多年來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賦此人權。代代非楊子，愁看帝祚延。

黨治國先生說：“楊朱是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損壹毫’表現了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種了不起的卓識。因為所有專制統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號，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盜名，對天下實行獨裁統治。……其結果無不是禍害天下，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正因為排斥了楊朱的思想，中國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江嬰詩百首．江詩黨評．詩魂》黨治國）。

翟派主張兼愛眾人、不分親疏。墨子熱心救世，步行千裏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話。孟子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

梅貽寶說：“墨子是大公無私，舍己為人，只當稱頌，怎可批評？說墨子兼愛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獸，則墨子就是禽獸了！這實在不像討論學術的口氣。”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雲：“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便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裏得來。”

孟子為了排擠墨家，破口大罵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說法師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為。真正無父無母的應該是孟軻，禽獸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與“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會加重民的負擔。墨家過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沒落是中國的悲哀。

2．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儒家沒有個人概念。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復雜的宗法人倫網絡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征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義，而“天命”只有星象師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師完全被天子所控制，這就決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極端地敬畏天子。

國君在孔子眼中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孔子見國君戰戰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壹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壹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壹邊磕頭，壹邊咒罵那些只磕壹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給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當孔子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著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壹樣。兩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氣好象停止呼吸壹樣。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的含義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裏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絕對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樂意服從家長的狀況被稱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從首長，服從父母官即官僚們；這種狀況被稱為“忠”。有了“孝”“忠”，還有什麽獨立性可言？拿“孝”來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且還得聽從父母的話，這哪裏會有人的獨立性？古代的中國人連戀愛自由也沒有，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更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個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依此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麽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人人空生、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社會、空文化。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系倫常中的壹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壹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壹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壹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壹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壹族壹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系也；離開人倫關系的對象，就沒有“人”。 “二”與“人”才構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壹切醜惡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欲膨脹損人利已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壹直是貶義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賦人權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這是荒謬的。

共產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裏。既然如此，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人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人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壹界限，此界限在於不幹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妳不爭取權利。妳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妳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妳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妳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妳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壹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麽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壹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馬列毛鄧]為本，以家長[黨]的利益為本。在壹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麽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第七章 儒教社會無正義

1．儒家無正義

春秋以來，中國人只有功利原則，不講普遍正義，以成敗論英雄，以仁德為工具，以強人為依歸。這種民族心理，從根本上阻礙著民主化的進程，造成了動亂和專制的惡性循環。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親親相隱，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這扭曲絕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顛倒黑白地說“直在其中矣”，妳幹壞事就幹嘛，竟厚顏無恥地把幹壞事說成是“正直[義]的”。自此之後，就開創了中國人壹種很惡劣的傳統：即，到底什麽是正義、真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解釋成是“正義”。可見，儒家文化邪惡虛偽得令人發指。《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說：孔子主張親親相隱，不能因壹時的公義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難道親親相隱，就可以說謊、就可以盜竊、就可以任人唯親搞腐敗、以上欺下嗎？

是至親第壹？還是正義第壹？這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中國搞至親第壹，怪不得是壹個野蠻的國家。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義，只相信強權。

基督教說上帝造人，也就是說人之上有公理和正義的化身——上帝；中國人說“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間有個天子——皇帝，代天說話，這樣壹來，人之上高懸的永遠是強人和強權，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正義是什麽，孔子那點東西不過是為強權服務的奴才學而已。

子曰：“學也，祿[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餒[饑餓]在其中也”。由此演變成“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總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士，惟有當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個人利害，而不是社會正義。

經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諺語“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揭短”和萬般危險的“打臉”相提並論，可見國人對“揭短”之厭惡。所以，“家醜不可外揚”。不管什麽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絕對不能到外面說，這是對自己心靈的背叛，純粹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家醜不能揭，國醜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與父母是壹個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為父隱，那麽同樣臣要為君隱。

魯哀公問：土地神的神主應該用什麽樹木，宰予說，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聽了就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戰栗的統治原則，孔子就非常惱怒，說作過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勸說，過去的事不要責備。從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戰栗，並且不許別人揭示。

既往不咎說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麽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評議。歷代史書，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領導永遠正確，領導壹句話頂過我們壹萬句話。於是，今天會有人不允許談論過去的悲慘，動輒說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義是非的道理置於何處?!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麽剩下的唯壹選擇自然就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縱然祖國有千百個不是，作為草民也只能萬般無奈忍氣吞聲，像弱女子碰到強奸犯壹樣只能閉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講仁者，多為君子士大夫；講義者，多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義是下層草根社會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殺身成仁之語；孟子重義，故有舍生取義之說。

孟子鼓吹“舍生而取義”，他的“義”否定了個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獻出去，然後享受他人的犧牲和貢獻。中國人竟然殘忍至此！

這是壹種野蠻的教“義”！盜賊可用來約束同夥，帝王可要求臣民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來要求他的黨徒效忠，恐怖分子濫殺無辜也自認為是義舉。

為了哥們義氣，不講原則，甚至幹出違法犯罪的事來，輕易出手滅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義，是殘忍。“義”造就了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重人情、輕規則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撐的宗法社會、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黑社會孳生的溫床。中國的黑社會歷來有供奉關羽的傳統，實際上，《三國誌》記載的劉關張三人的發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會性質的，劉關張的故事也是歷來的儒家所推崇的典範。

關羽張飛拜劉備為兄長並決意佐劉備後，到自己家裏殺光了全家幾十口人[妻子也被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話就是劉備說的[吳起殺妻求將]。曹操大軍在當陽長阪追到劉備壹行，劉備丟下老婆孩子壹個人跑了。全靠趙雲的保護才得以幸免。拋下甘夫人母子、壹個人逃命符合劉備的性格[果然是劉邦的子孫]。

中國黑社會，其廣泛性、深入性、殘酷性等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們有很濃厚的儒家“忠義”色彩。中國文化絕對地強調人對人無條件的服從、忠心，並以之為道德的最高標準，以及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導致中國社會黑社會色彩異常濃厚的根源。 

國外的黑社會組織，自己還能夠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組織，為了逃避打擊，極力隱蔽自己。中國的黑社會，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結，就在於中國社會是儒家宗法文化維系的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野蠻專制的陰影，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虛偽的道德、窩裏鬥的習氣、野蠻血腥的品行。中國人沒有宗教的悲憫精神，使得中國人什麽殘忍事情都做得出來，什麽卑鄙殘忍手段都使得出來。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準確的說法應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專制統治下的人。

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強，等到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時，往往就背離了正義，見人就殺、有火就放。以血還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勝的是更殘暴。用流氓手段挫敗敵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對付黑暗，結果心靈變得無比的陰暗，成了渾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用非正義的方式去追求正義的目標。每個人都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結果卻進入壹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正義的高妙之處是尊重壹切，感謝壹切，當妳吃魚的時候，要感謝魚，要請求魚的原諒，感謝上帝賜福於妳，就離義不遠了。

為了某某主義，壹群人對另外壹群人開戰就是不義。如果義可以輕視自己和別人的命就不是義。美國南北戰爭後，壹直為這場戰爭而內疚。蔣毛國共之間數十年的內戰，自己人滅了多少自己人，後來的人不但不為此感到恥辱，還以此為榮，左腿打敗右腿也算是榮耀？如果國共兩黨都堅持真理，那麽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合作主義。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達成目的，什麽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來說過，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說過，不說謊不能成大事。最後的結果，妓女和說謊者也成了革命後的領導者，對中國人的危害更大。

2．中華民族是壹個沒理性的民族

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根本沒有國家的概念，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延續至今的屠夫制度所養育出冷血文化，泯滅了對生命及其尊嚴的應有的敬畏和憐憫。“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樣的自我迷戀自我封閉的人對社會有什麽價值呢！這造成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親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羅素認為中國人性格中有三個重大的缺點：冷漠，對他人的苦難沒有足夠人道主義的沖動；膽子小，勇氣不入西方人，這是中國兵無用的原因之壹；貪婪，中國人生活艱苦，掙錢不易，除少數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貪汙罪。

中國社會未能達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權標準。中國社會無正義，凡事都要講關系、走後門。與我有關系的，就全力幫忙，沒有關系，簡直寸步難行。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講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講人情世故就復雜了。本該公事公辦的，成了公事“情”辦，公事“錢”辦；而不是按程序解決問題，所以裙帶風盛行。中國是人治大於法治，潛規則重於正式規則。在中國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法院的判決書也可成為“白條”，出現了制度虛置。

儲安平說：“中國實在是壹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系，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國無事不講關系，能鉆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鉆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壹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著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壹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輕是非重人情是中國人的陋習。當牽涉到是非之爭的時候，人們往往先考慮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須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了這種立場思維方式。如果有誰依據客觀的是非標準來表態，或者僅僅客觀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責為大逆不道。

中國人輕是非重關系[立場]的思維方法在階級鬥爭中更加變本加厲。所謂黨內路線鬥爭就是強調以劃界斷是非，或者幹脆以某個司令部劃界。凡屬這個司令部的，都是對的；否則就都是錯的。如果某人曾經被公認過做了某件有益於人民的事，現在又發現他不是這個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斷呢？於是解釋說這件事雖然客觀上對人民有利，但此人當初就懷有不良動機，假裝積極，騙取黨的信任，圖謀日後的野心等等。

重關系而輕是非的陋習在比較閉塞的地域仍然很嚴重。當某人違反法紀，上級派人下來調查時，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遇到“關系網”的阻力，說情者有之，代作解釋者有之。這些說客未必都得到當事人的好處，只是因為他們和當事人相識。

中立和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場。中國的佛教徒卻說：“大凡天下的事，本來都沒有什麽是非對錯，只因為人的立場不同，才有了是非對錯”。這種說法完全錯誤的。物質運動確實沒想到什麽是非對錯，但人類社會的運動確有是非對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天賦人權，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規則。

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說法，別人把妳全家殺光也無所謂是非對錯嗎？要是那樣的話，妳早到地獄去了，還能在佛說八道嗎？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觀念，那還要法院幹嗎？ 

譬如：譬如足球賽，按“是非對錯都是因為立場的原因”；那麽，足球裁判員到底該站在那壹方來執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場而搞歧視性執法，裁判員以階級立場執法，處處維護偏袒他的窮人[或富人]球隊，就沒有了公平競爭，比賽也失去了意義。若裁判員吹人情哨、金錢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嗎？可見階級性==歧視性==邪惡性。

3．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無神論的正義是強權的正義。中國人崇尚暴力英雄，對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則是“成王敗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據這種邏輯，耶穌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為他是失敗者，不具有經濟效用；反而那羅馬的審判官（彼拉多）、砍人頭如切菜的關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國人心目中要效仿的英雄。對任何社會沖突事件的評論，國人不是依據誰是誰非，而是誰厲害，並對厲害者不勝欽佩。 

無神論不可能有良心的懺悔。懺悔發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懺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來自理性，是人與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懺悔是公義性的。

無神論抵制懺悔意識，沒有自責，將壹切罪過都推給別人，壹切失敗都化作仇恨傾瀉在別人頭上。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嚴復晚年也吸鴉片，徐誌摩後來的老婆也吸鴉片，當時中國人都沒有怪英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毀中國的不是鴉片，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專制制度。

中國人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糊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贊為“有手腕”，當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人成了從不認錯、不斷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幫”外，其它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認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脫這壹沈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將千百萬條生命作犧牲品而不受譴責，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謀財害命。

對於良知較少的人來說，後悔永遠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義和良知。制造騙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後，不是後悔自己騙局的卑劣，而是後悔騙局的某個環節做得不夠周全。壹個貪官被查辦了，他所後悔的不是貪贓枉法的罪惡行徑，而是沒有找到最有來頭的後臺為他撐腰說情。壹個搶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後悔搶劫行為，而是後悔搶劫之後逃跑速度太慢。這種功利性的後悔構成中國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內容。這種後悔不是導致對罪惡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勵自己更加理直氣壯地、更加機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許多被判死刑者臨刑前說的壹句話是：我對不起孩子，讓孩子在世上遭殃。臨刑前的原高幹李玉書心痛地說，我奮鬥壹生，本來應該成為最值得女兒驕傲的慈父。我對不起女兒，真不知道女兒如何面對外界的輿論。他們沒有良心和正義的反省。

《工人日報》報道：廣東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長洪永林，因犯貪汙罪被判極刑。死前寫下反省書，令人聞所未聞。他說：去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多次，住過無數豪華賓館，既有權住又有錢住，卻沒住過總統套間，後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幾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盡人間的玉液瓊漿，竟沒喝過路易十三！更虧的是，家裏還放著四瓶，卻被抄了。

像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沒半點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沒住過總統套間，沒喝過路易十三。這正是：貪得無厭、欲壑難填，心比天高，永無止境。

為什麽中國人的臉皮越來越厚？為什麽中國人做壞事的能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狠？這些都是在功利性後悔與反思中壹步壹步發展和提高的。所謂厚黑學，就是在“中國式的後悔”中反思總結出來的。中國人的心靈比制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中國人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壹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中國人所絞殺、所埋葬。面對這麽多的苦難和罪孽，中國人竟然可以無動於衷。中國人既不想為改造制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壹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個民族的苦難。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在於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而在於始終不知道他們為什麽不幸。

第八章 謊言欺騙

孟德斯鳩說：民主政體的基礎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實質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專制、人治，它不需要什麽品德，它的基礎是恐怖。

是的，專制必須是恐怖的，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人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有靈魂。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儒教就是控制人們靈魂的工具。中國社會超長、超穩定的專制政體，是世界歷史中的壹個奇特的現象，原因就是中國人信奉為專制服務的儒教為國教。

儒教是壹個設計精致的愚民工具。《墨子》裏有個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陳蔡之間時，沒吃的，餓了幾天，子路不知道從哪裏弄了些肉來，孔子問都不問肉從哪裏來的就吃，後來孔子參加宴會，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說，此壹時，彼壹時。多麽的虛偽，吃飽了就搞這套愚民的把戲。梁啟超指出，中國幾千年政治，無非愚民、柔民、渙民、馴民之術，無非“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中國積弱溯源論》）。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國演變為鬼計、權謀，“信”被犧牲。

儒教不是教人誠信的嗎？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子貢問道：“怎麽樣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說：“對自己的行為有羞恥心，出使外國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貢說：“請問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說：“宗族裏稱贊他孝順，鄉親們稱贊他敬兄長。”子貢說；“請問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說：“說話定守信用，行為定有結果，這是倔強固執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拘泥於信用）（《論語.衛靈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高尚的人，說出的話沒必要守信，所辦的事沒必要有結果，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了）（《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諒），惡乎執”（君子不守信用，認真固執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來孔孟的誠信是針對百姓、小人說的，君子、大人是沒必要遵守的，誰遵守，誰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這種針對百姓、小人的誠信，是奴才的誠信。的確，如果百姓、小人們不誠信，不老實，統治起來不就太困難了嗎？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已為厲己也；……”（《論語.子張》）（君子應先確立信譽，然後再去勞役人民，不然的話，人民就會認為君子在傷害欺騙自己）。

孔丘師徒不讓君子們講信用，但為了奴役人民，還必須做做樣子。這不是明著在教統治者怎樣去欺騙人民的嗎？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誠信，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欺詐教唆犯。儒教的欺騙性很強，這在“誠信”上表現得最明顯。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壹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了，僅僅保留了壹個零頭——305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成為儒教的“五經”之壹。

孔丘編《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極盡其篡改、歪曲歷史之能事。“以壹字為褒貶”，拿歷史作工具，處處宣揚儒家思想。孔子編寫《春秋》時有個原則就是“避諱”，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而說謊。由於倡導避諱，中國文化變成壹個不折不扣的撒謊文化。

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飾“非”飾“過”的先河。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榜樣。

孔子修訂《春秋》，照史書的記載，會使暴君兇父懼，使亂臣賊子懼。然則此意很不明顯，連梁漱溟先生長期也讀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義。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觀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間，發現凡是不利於君王的話，被悄悄刪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也。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稱二帝“北方巡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喜太後倉皇西竄，清人也說“太後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汙、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幹凈的東西。

君子、大人們犯了“汙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汙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儒生們避諱就是為了維護儒教自己所營造出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鴻溝。

“諱”“飾”和“瞞”其實是壹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壹種寫法罷了。孔丘造假大體上屬於“瞞”的範疇，而他的徒之徒孫們則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單單只是瞞了。

孟軻為孔丘的造假行為辯護：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儒教樹立假榜樣，編造假歷史。根據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華文明史（按商於公元前1600年建國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有文字的存在，也沒有發現金屬和城市遺址，因此，不能說上以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著國家，存在著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經典中，商朝以前還存在著夏王朝，夏以前，還有軒轅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據顧頡剛先生研究，能真實地記載歷史的古代文獻中，《詩經》是時間上最古老的了。顧先生在對《詩經》的研究中發現，周人知道的上古史，並不比今天的人從考古中得出的歷史遠多少，他們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詩經.商頌.長發》中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立商國，禹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此時的禹，還是壹個“上帝”派下人間的神。

到了《論語》時代，禹已經成了人，並在他之前有由堯、舜兩位帝王。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系還沒有提起。（《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了他們的傳授的關系，但經後人考證，《論語》中從《季氏》自《堯曰》五篇是後儒續入的。盡管後儒們在問題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顯地秉著“王道”“道統”兩個主義。

《論語》之後，又有了《堯典》《臯陶謨》《禹貢》等偽古文的出現，於是堯與舜有了翁婿關系，舜與禹有了君臣關系。《論語》時，堯舜的觀念還是籠統的，只是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有了《堯典》等篇後，堯、舜都有具體實事可舉了，舜也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後來到了孟子時代，舜幹脆就成了壹個孝子的楷模。

此後，從戰國到西漢，是儒生們偽造古史最活躍的時期，此間，又出現了壹位比堯舜還早的帝王——黃帝。黃帝，本是秦國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時，他只是青、白、黃、炎四個以顏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黃帝和炎帝當時與青帝、白帝並列，同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靈。到了《國語》中，黃帝、炎帝已經變成了人，並且還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皇帝為姬，炎帝為姜”。後經儒生的鼓吹，黃帝成了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黃帝、炎帝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黃帝，並不罷休，後又有人擡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系辭》又擡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農之前了。後又有人說“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襲，於是沒有壹個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約放大；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融四歲，能讓梨”，“讓”本來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體現其禮制精神的壹個君子行為。但儒教的“讓”不可能是“真讓”，如果本性善良君子們處處真心實意地讓人，就會處處讓不知禮讓的小人占盡便宜，最終會使小人騎在君子的頭上，這豈不是亂了綱紀？為了維護乾坤綱紀，“讓”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虛讓”。“虛讓”使得中國人具有了壹種特有的虛偽、擅長“謙辭”、說假話的本領。

中國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掩惡取善。每個朝代，都大肆刪改前代的歷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對於本朝的歷史，則會千方百計塗脂抹粉，拋光潤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論自由，否則謊言如何能說得下去？有意用功來掩蓋過錯，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國當權者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

漢族是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中國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國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谷子還說：“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就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為正大光明。“兵者，詭道也”（語出《孫子》，是說要勇於裝孫子）、“兵以詐立”等詭計思想，中國人是奉為圭臬的，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他鄙視詭計、不願偷襲。流傳下來的3000多部兵書，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產。精於“假作真來真亦假”的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

公元610年，隋煬帝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用了壹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裏，壹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著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著錦緞，就問：“妳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麽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可見，假大空古代就風行。 

中國的口號向來漂亮，中國的事情向來骯臟。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殺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隨從人員；還把建成的五個兒子和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給殺死。他還把建成和元吉的家產、美女悉數奪為已有。李世民使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欲殺而未殺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詩的事件相形見絀。

李世民在殺人後，奔入唐高祖李淵的寢宮。當時因為天熱，李淵正袒露著肥胖的上身乘涼。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淵面前，壹面哭，壹面喊著已死去的母親竇氏，還歇斯底裏地抱著李淵的胖胖的乳頭吮吸著。李淵只好恕李世民殺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為太子。幾天之後，李淵宣布遜位，把皇帝讓給李世民當。

李世民殘忍令人發指，可謂不孝不悌之至。他當皇帝後就立即做秀：給死在他刀下的兩個兄弟追加封號，把他們重新安葬，出殯的時候，還登上城樓遠望，大哭壹場……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圖篡權，李世民把李承乾發配到黔州(今貴州彭水)而死，東宮人馬全部斬首。

朱元璋成為皇帝後，心裏卻感到納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獨自在剛剛修建的金殿上閑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貧困，不禁感慨萬端，又看四下無人，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因為窮，被迫參加紅巾軍，原只想搞點搶劫以維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寶座，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朱元璋話未說完，似乎聽到什麽響聲，他擡起頭來壹看，不禁大吃壹驚:

原來在雕梁畫棟間，有壹個人正在那裏刷著紅漆。因這殿剛剛修成，油漆還未完工。

朱元璋沒料到有人聽到了他的秘密，若傳揚出去，皇威何在？他暗罵了壹句：“這是妳自己找死！”他擡頭對梁間的油漆工叫道：“下來！”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個勁兒地刷著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聲，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惱怒不已，喝令：“來人！”轉眼間，從殿角階下奔來了數十名手執武器的禦林軍，皇帝要他們拿下油漆工。幾名禦林軍應聲爬上梁柱，把那個油漆工拖了下來。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為什麽不下來？”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著滿臉殺氣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問妳的話，為什麽不回答？”幾名禦林軍也壹齊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話！”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禦林軍，又望望皇帝，口裏發出噥噥唔唔的聲音，雙手做著奇怪的手勢，樣子十分滑稽。

看到這情況，朱元璋禁不住轉怒為喜，仰天發出壹陣愉快的大笑，說：“原來是個聾啞人。”朱元璋揮手示意讓油漆工出宮去。油漆工走出戒備森嚴的皇宮後，突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我今天算撿回了壹條活命！”原來此人既不聾又不啞，只因為在偶然間聽了皇帝的心聲，明知要被砍頭，急切間，想出了這個裝聾做啞的辦法，騙過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欲，復盡天理”。宋慶元二（1196）年，監察禦史沈繼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著她們；他讓守寡的大兒媳有了身孕。宋寧宗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不僅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反復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壹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提倡的壹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

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裏不壹如劉邦朱元璋慈喜太後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仁義道德實際上很早就破產了。

在儒家文化的調教下，中國卻出了更多的亂臣賊子，更多的逆子惡親，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從前不太壹樣的是：從前的壞人是赤裸裸的，現在呢，所有的壞人都懂得要打著仁義的旗號反仁義。殺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賢王禪讓，欺騙成為足智多謀，族誅成為社稷安危，厚斂成為充實國庫，納妾成為天倫之樂，嫖娼成為儒雅風流。做什麽事，須找壹個合乎天理人情的說法，至於暗地如何操作，就沒人問了。

清朝的才子紀曉嵐在《閱徽草堂筆記》中記載了幾個關於假貨的事。壹件事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是當時的名牌），買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摶的，染以黑色，還帶了壹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給騙了。另壹件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壹支蠟燭，回到寓所裏怎麽也點不著，仔細壹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壹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壹天晚上見燈下又要和叫賣烤鴨的，買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鴨頭、鴨脖子、鴨腳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裏搪上泥，外面糊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的奴仆趙平，曾以2000錢買壹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趙平穿著皮靴出門，結果光著腳丫子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作的，揉除了皺紋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繃好。此外，紀曉嵐還講述了兩個更難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環球旅行記》，書中記載了他真實的環球經歷，這位漂流者很鄙視中國，因為他從中國商人手裏購買的物品，大多是假貨。“蔬菜像爛草壹樣，豬羊的肚子裏灌滿了水，而且缺斤短兩。”中國人的貧困、不講生活質量更讓他吃驚：“中國人搶著吃外國船上扔下來的臭肉，腐爛的貓與狗的屍體。”

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特性》中說：“假份量、假尺碼、假錢鈔、假貨物，---這些在中國都是在所難免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欺詐有理的現象，是存在“狡猾崇拜”這種民族文化。以狡猾為能事的社會，被懲罰就是講實話、正直的本分人。在壹個老實人吃虧，狡猾人大撈好處的社會，誰還會去做誠實的人。壹旦社會選擇了狡猾為生存規則，那樣的社會將讓人無所適從。

韋伯(德國社會學家，1864～1920)說：中國文化裏沒有懼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國人缺乏心靈的約束力量。只要不被人發現，就等於那件壞事從來不曾發生，行惡者也不會在內心進行自我的道德譴責。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個人的內心體驗，而是壹種外部壓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國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幹壞事，而是不能在別人知道的情況下幹壞事。這是對來自社會的可能懲罰的計算與應對。中國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外界，所以，謊言才能夠產生、並經久不衰，因為謊言可以逃避責罰、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運上升。

儒家謹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專註於自己的外表，掩飾自己，認為別人也在掩飾自我，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妨礙了信用和企業活動。沒有信任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正常的商業活動，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近現代社會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雇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近代社會被稱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無條件地執行。對契約“馬馬虎虎”的中國人，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第九章 思想壟斷和教育專制

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壹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著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壹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裏有專制，哪裏就有愚昧；同樣，哪裏有愚昧，哪裏就有專制。 1．孔子的思想專制

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壹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倡導者。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說別人是“禽獸”，就暗含著應該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之意。對於不同的思想，孔孟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禮記.曲禮上》雲：“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說：平等是禽獸之道。

滿清的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完全不顧自己與“豬、狗”壹脈同源。真乃“大義滅親”的魔鬼。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違反儒教心目中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要被殺而食之。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妳作為人卻沒有儀表。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表，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麽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妳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妳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揣死？　　　　為什麽還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妳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壹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堅決地反對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反抗他言論的宰予，就說“朽木不可雕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圖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對反對者甚至格殺勿論。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壹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聖人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把屍體示眾三天。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是不算的。壹曰，心達而險或曰“心逆而險”，即心藏反骨而且陰險，就是世界上第壹該殺的人。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為不同於常人卻有非常頑強意誌的人。這是第二該殺的人。三曰，言偽而辯；滿口虛偽之言行，且善於狡辯。四曰：記醜而博。宣揚醜惡的事情，且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順從邪惡勢力，並對荒謬的道理大加贊賞。把罪惡裝扮成美麗。都是該殺的死罪。

這裏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壹條“腹誹罪”（心逆而險），壹條行為罪（行僻而堅）。這樣的判決，沒有壹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儒學以道德虛偽行為齷齪著行於世，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上述五條。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於《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幹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2．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公元前675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著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幹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幹肉？《詩經·七月》裏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壹條幹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幹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蕩，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

這壹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借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為門徒洗腳。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妳。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麽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壹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麽“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3．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仆。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孔子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沒有。因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壹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奉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總之，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獨立的知識子！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余力”的人的進壹步深造。子夏進壹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系，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系，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於壹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壹切便無從談起。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歐美的大學傳統是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學園開始的。從柏拉圖《理想國》、《巴門尼德斯篇》等著作記述的各種研討、辯難的風格看，在ACADEMY學習的主要形式是研討，但研討沒有嚴格的師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有知識的人、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從內容看，研討的範圍非常廣，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裏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麽具體地做人，怎麽具體地成事。

上課前老師不壹定有什麽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壹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壹樣，有壹點創新就是好學生。 

孔子和學生的關系是嚴格的師生父子等級關系。《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壹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壹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壹方對另壹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

在《論語》裏，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論語》幾乎全是夫子壹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並不是指去認識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壹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師親”之說，又或謂“天地君親師”。無論師在親之前還是親之後，總之是上了排行榜。與君相對的是臣，與親（父）相對的是子，與師相對的就是生。在這樣壹種捉對關系中，後者服從前者，乃地位使然。

處在什麽樣的禮位上，就只能做出什麽樣的面貌。什麽垂首而立，什麽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因此，正像“君之仁”對應於“臣之忠”，“父之慈”對應於“子之孝”，“師尊嚴”對應的則是“生謙恭”。問題是“尊嚴”與“謙恭”雖然對等，但不平等。

師在血緣之外所以能廁入“天地君親”的座次，正在於它的作用就是對這種血緣等第的維護。孔丘為維護“禮”，炮制了壹個“仁”，以仁的教化讓禮深入人心；仁所討論的是兩人間的關系，把這種關系確定下來推廣開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間的合禮的等級關系。

“禮”作為壹個極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系統，孔丘的學說就是要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倫理準則。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實質，也是“師”的地位為後世統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辦的是私學，假如顏回不來，子貢去矣，“束脩”就無從保證。別說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話，壹旦無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為了錢，不惜給人趕驢車，這為師的尊嚴又在哪裏？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他真正贊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

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壹個勝壹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於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布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妳們可以打著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麽文明。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孟德斯鳩說：共和國家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家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智。專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裏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裏，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 

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絕對愚蠢，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專制國家裏每壹個家庭就是壹個專制帝國，那裏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麽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所以教學的範圍是很窄狹的；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裏，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裏，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壹切，然後再給人們壹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借助於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國家、民族、集體等等被過分強調的宏大話語以偽善的道德，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整個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態氣氛中逐漸喪失了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普遍的人性關懷。

4．儒教——精神閹割術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專制下奴隸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其本質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

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學說”天然就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裏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壹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麽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這些典籍，並沒有任何高度的人文價值，只不過是幫助人接受專制政治與成為優良奴隸人的書籍，這些典籍，與希臘諸位哲學家思想，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

孔子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造成了狹隘的唯心主義、任意經驗直觀、好作結論式思考與邏輯矛盾的弊端；這種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響了後代儒家文人，缺乏邏輯判斷與形上思維的基本能力、漠視專制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精於玩弄人際關系與權謀等的思想，造成了後代儒家文人喜歡說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名稱，即“巧言、令色、足恭、鄉願、恥惡衣惡食者”。所謂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專制政治下，擅長於察言觀色，並且表現出如同奴仆般畢恭畢敬的態度；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專制的統治者，盡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意誌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專制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盡量表現出自己的修辭才學與兩面舌頭的技巧；所謂鄉願，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沈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儒家文人，不僅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具有“文人尋租”的特質，許多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會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壹群待價而沽的奴隸，也是有價的物品。換言之，只要統治者出得起價錢與願意收買，這些儒家文人，隨時可以獻身效力，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儒家文人現實生活真正與典型的性格。

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這種假裝奉行道德理念，而實質上卻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學，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政治抗爭的意誌，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豈不是充分擁護專制政權與建立奴隸哲學的思想？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壹種適合“身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質？

子張問“幹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人，談不上所謂的社會正義意識與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中國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壹途。“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

孔子主張仁政，這個仁政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人民與土地只不過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孔子主張仁愛與道德，這個仁愛與道德，是建立在認同於專制制度的奴隸式道德。孔子從來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專制政權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也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與權力。換言之，孔子與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與道義承擔的精神，這壹套思想，如何能為華夏民族，建立人的尊嚴與道德？

科舉制為鞏固皇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帶來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領域裏設立了禁區，任何越界思想的後果都是血淋林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絕對沒有自由的思維。幾千年來正統知識分子幾乎全是禦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壹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郁，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

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範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由於中國資源稀缺、爭奪激烈，因而知識都用來謀取權力，以便參於分贓。那些十年寒窗的學子壹旦進入官僚階層，就拼命維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貪婪，是中國官僚的全部本質。

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公元10世紀，中國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漢，皇帝叫劉巖，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雲：“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壹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壹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5．專制主義的愚民實踐——統壹思想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的迷信。以為吉言或贊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采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臺，用美玉輔設墻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壹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要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幹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裏。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壹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壹刀剁下了頭顱。於是壹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壹壹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天上有太陽，地上夏桀王，太陽不亡，夏桀就不會亡！”龍逢搖頭長嘆說：“君王自比太陽，妳可聽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妳什麽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妳壹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說：“妳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擡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壹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壹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壹副發黑的骨架……

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壹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裏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卷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酪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幹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壹詞，《左傳》有言雲：“捉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麽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壹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潰決泛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樣。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讓人民發泄、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麽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裏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是爆發了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壹齊舉起了武器，不約而同地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裏。周厲王逃跑後，政權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壹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壹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當年，秦始皇是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壹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禦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禦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墻，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1993年2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泄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壹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壹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壹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壹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征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壹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裏怎麽想都成了壹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壹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曹操雲：“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麽？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紮辮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壹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贊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

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五代時，壹書生向吳越王錢镠獻詩，中有“壹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镠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葡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壹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弒”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舍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壹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蹯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壹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閫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嘆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於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後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壹樁血案。壹年元宵節，出來壹張漫畫，壹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裏抱了壹個西瓜，到處傳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壹見大怒，壹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壹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壹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壹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壹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麽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壹聽馬上變了臉：“什麽？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著又傳下禦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裏，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禦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個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兩個人，但正德年間明武宗創過107人同時受杖的紀錄，嘉靖皇帝同時廷杖124人，其中16人當場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壹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越沒有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員爭著給宦官當幹兒子、幹孫子的怪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3000余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壹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雍正時文字獄泛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壹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裏的官吏都被斬。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140余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淩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壹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

徐述夔的《壹柱樓》詩集中雲：“明朝期振翩，壹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

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乾隆帝看後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千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壹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壹本《揚州十日記》，壹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演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在教科書裏編入統治者的胡說八道，通過“學者”的論證，把最無恥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語言表達，並規定學生要會背會用。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壹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這些名言當然是大談皇上聖明。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

滿清壹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脊梁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壹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脊梁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令人痛心地成了壹個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官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壹切智力活動的唯壹靈感來源。壹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壹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第十章 愚民思維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範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遊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黨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系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

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註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遊牧人唯物主義的審美觀。

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黃帝族，共同打敗蚩尤，地點在涿鹿；後來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阪泉。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遊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遊牧族和遊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遊牧民族的“騰格裏”。《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鬥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壹個統壹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於，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裏。在黃帝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就崇拜騰格裏，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裏崇拜和天子這壹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遊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2．日崇拜

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壹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征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壹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這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兇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過星象師之手，災禍就轉嫁到了茫然無知的王波頭上。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壹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壹部分。每到這壹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壹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征，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麽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假如歷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壹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壹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壹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專制類比思維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200余條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系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壹”就是“人與自然合壹”的內容，則壹條也沒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壹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壹個系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壹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裏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壹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

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妳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占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易經》開宗第壹章有壹句話，“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壹樣有思想意誌、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中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壹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董仲舒為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人同類。他論證說“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制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麽有兩只眼？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麽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麽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晴。天有360日，人的骨頭有360節。由此建構了壹套完整的確認皇帝應當“法天而治”的理論。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是無所不知的聖王。“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

它壹方面樹立了君權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強調不可違逆天的意誌，否則必有禍殃。他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相反，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汙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似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壹”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誌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讓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恒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壹，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

按照這種“天人合壹”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誌，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顆星，地上就要死壹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貍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個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壹”，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壹氣，或同此壹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壹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裏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壹”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壹”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擡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樣，臺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壹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註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壹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淩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壹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裏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淩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復雜深沈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裏。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

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幹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壹”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遊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壹”在哪裏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似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系。“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盤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壹”，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

4．語言落後和思維邏輯缺乏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簡練、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壹起，都能構成壹首詩。但是，漢語的這些特征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研究科學的語言。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不是科學的文化。

從語言上看，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語言的模糊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糊，中國語言逐漸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瑯瑯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語言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壹樣簡單，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妳能期望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像個貴族壹樣互相尊重？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啞巴急了幹什麽？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語法著作，中國人學語言壹直很倉促，語法、標點符號是在西方入侵後才引進的。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較復雜，中國語言就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復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的變化，漢語很簡單[沒多少語法規則]，漢字很難。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守法奠定了基礎；漢語的規則少，會說漢話產生不了規則意識；漢字的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就有邏輯學、語法學；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語法學。中國壹直無邏輯學、語法學，不知道思維的規律；語法學是1840年後引進的。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維，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進而萬事萬物發生、發展、進化的規律。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壹條的規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壹步對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統壹完全等同起來[那是列寧搞的]，壹等同起來就是為極權專制服務　　

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同壹律。對他人嚴，對自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屬、貧民，就百般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的前提是人有正確的形式邏輯思維,否則就會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會！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壹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5．忽視細節的原始思維

長於分析、註重細節、註重個體的精密思維與民主相關，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後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壹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

壹位牧師曾問壹位鐘表行家：“妳知道為什麽最好的手表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註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表。”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壹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壹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壹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壹節油管不通、壹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困境。

6．沒有超越的血緣性的狹隘思維

中國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孔子註重“人倫”和“事功”，他的學問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系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壹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

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壹通，必然得出壹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麽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麽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系準則。

我不欲不等於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麽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壹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壹”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妳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義說：“無論何事，妳願意人家怎樣待妳，妳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人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經使傳統社會崩潰，儒家的唯我獨尊的專制地位也隨之崩潰。儒家的運轉體系也隨之死亡，但儒家的專制思想仍然影響著人們。1949後，中東歐的專制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壹般認為：儒家學派已在文革中被徹底整死了。

當代的儒家信徒否認儒家的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應該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專制思想，不過是用虛偽的“仁”進行了包裝。

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壹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壹樣。

壹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汙吏造成社會動蕩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汙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經濟運行、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經濟、政府這些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汙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

當壹個人咽下最後壹口氣後的壹段時間內，渾身壹百萬億個細胞，壹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壹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采用腦死亡還是什麽別的標準)。 

而且器官移植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是100%地壞了。儒家運轉體系在1911年死亡時候，“器官移植”也失敗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壞了。

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采取壹票否決制，凡是專制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麽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是阿Q的表現！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發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古代人，人們為什麼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

人們既然是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是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人們的言行的話，人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壹來，中國就毫無希望了。

第十壹章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壹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征，並全面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也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偽科學——中醫的指導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現在還在毒害人類、迷惑人心。它只不過是壹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巫術迷信的弱智產物。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裏面那些弱智囈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徐光啟第壹個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裏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壹大貢獻，第壹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壹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條壹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壹樣。可惜徐光啟的譯著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壹是希臘發明的形式的邏輯，壹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確實，我們在中國的思想典籍裏面看不到有什麽思辨色彩的東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這只能在中國內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較，諸子百家（也就幾個思想流派）的思想內容實在貧乏弱智得很。

孔門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以齊家，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國政的復雜性與家政不可同日而語，就象擺地攤的經驗不能用來管理大公司壹樣，家政經驗不可能用來成功地治理由無數家族組成的王國、帝國或共和國。

儒家所說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也很狹窄，樊遲壹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壹個“術業了了”的家夥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

第壹個系統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評價孔子學說是壹種常識道德，任何壹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這壹評論已為孔夫子簡單膚淺的“思想”蓋棺定論了。

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廣闊得多，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是基於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復觀察和論證。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並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制出基於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杠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孔孟老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語言含混的諺語類的東西，只能算做社會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學。很多東西可以有多種結論和闡釋，沒有嚴謹的科學性。和宗教相比較，他們沒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能屬於亞宗教形態的東西。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沒有絲毫方寸可言的思維混亂的大雜燴。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從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壹位思想家。

翻開先秦諸子的著作，隨便就可使看到對科學的排斥。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壹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邊挖壹個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禮記》雲：“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馮友蘭曾總結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

亞裏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學》、《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壹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壹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麽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壹，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壹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有壹個歷史事實證明了各文化間的優劣：那就是，希臘文化曾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繼而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這種影響在三者間基本上是單向的，沒有反向的影響。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的貧乏弱智決定了它以後難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在這之後兩千多年裏，後代人反復地在這些弱智思想裏面兜圈子，不能推陳出新。雖然也出現過程朱理學這樣的重新包裝，只是使它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壹種愚蠢的說法是：因為妳們西方人偷走了我們的文明成果，妳們才成功的（所謂“四大發明”等神話）。中國文化從壹開始就不可能演變為現代文明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壹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壹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壹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壹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壹兩個層次。 

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不客氣地說，中國文化實在是壹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壹個數量級上。 

波普爾說：“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壹點。

第十二章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仿。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壹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壹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擡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壹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的論據大多是人們熟悉的。

反駁之壹，中國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中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國既要學習西方科學文明，也要發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沖擊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國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再好聽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詞而已。

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人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壹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沈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壹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壹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妳們少年人去擔心。妳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中華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中華民族三百年前不是優秀民族

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麽？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壹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壹個優秀民族的優秀素質的形成，有壹個必要的條件：必須有壹個寬松的政治環境，讓這個民族的個體有獨立思考的權力。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政權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這使得中國文化思想成了黑暗與邪惡文明的奴仆。

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盡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壹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還有無恥的人，玩法律於股掌、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歷史上未曾出現過壹點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而已，與民主政治無緣。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與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盡管它們不完善。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而以禮殺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擡，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從秦國坑趙國降卒42萬，到蒙古、滿清的野蠻屠城，再到“6.4”屠殺；從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從上古的自由戀愛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親，再到明王朝的10萬宮女、10萬太監[明亡時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7萬之眾]、幾十萬王子皇孫[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20萬美元；而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後每年吃到肚子裏的日常夥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歷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這對中國人是怎樣的壓迫、怎樣的負擔啊？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汙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壹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壹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以及官商階層）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轍的。這壹共同點，兩千多年來壹直沒有改變過。

壹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癡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中國自秦漢起，文明壹直處於壹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裏跳不出來，文明上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對歷史進行循環返復。

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限征稅權。地方官員打著“聖旨”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征稅，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力。農民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義務。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對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內虛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減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漢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沒有利益分配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這種惡劣的的稅收制度表現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壹起壹並征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記”了這壹並征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壹次，賦稅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壹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於人口增加，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沈重。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中國稅重，主因是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的人欲沒有受到神的制約，中國的宗教是統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

第三，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質少，另壹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紮。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中國人幾千年來壹直很貧窮落後。

第四，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壹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極端野蠻的統治導致糧食被官方收光，農民只有死路壹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壹幹二凈，成了壹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壹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的原因。

西方人魚肉每天搞點，能活命就行，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采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壹時期要明亮得多。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愚昧、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作為壹種思維模式，是壹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壹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壹能夠拿來吹噓壹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壹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跡”“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復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麽“統壹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壹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著復雜工藝的玻璃制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壹直在木頭、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壹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落後，是因為愚昧；中國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中國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壹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國落後，是因為野蠻；中國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中國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壹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沈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沈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沈淪的命運。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壹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壹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沈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有人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壹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當了自已的當。統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平等、什麽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智慧、什麽叫聰明、什麽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制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妳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妳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妳裝聾作啞逃過壹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壹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壹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壹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如果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意識可以反作用於社會存在是成立的，一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可以決定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可以決定社會制度，那麼只有清除儒家文化對人們的侵蝕，台灣的自由民主才可以得到鞏固。儒家文化為專制統治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礎，如果不從文化的層面反思儒家文化對於建立正確的公民人格的阻礙，不清楚文化因素對社會制度的作用，不去思考儒家文化對於台灣鞏固民主制度的危害，沒有正確的思想觀念，台灣的民主制度就自然會受到專制復辟的威脅。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學的結合被共產黨人為發展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1．都主張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權。

儒學認為壹些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來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醜惡的，即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儒家說人性是善的，並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開除了人籍，被稱為“禽獸”，可被殺被吃掉。殺了不算殺人，這和毛的階級鬥爭“敵人該死，殺敵人不算殺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張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權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們絕對不可能有人權。

前些年中國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費者”“王海是英雄還是刁民”的爭議。這純屬中國牌扯蛋。應先把制假、售假者繩之以法後，再來討論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詞是“舊社會”官老爺對老百姓的蔑稱，這個詞匯的再度出現，是統治階級對消費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國人大腦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嚴重。

馬主義說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證明“剩余價值”，就編造了壹個“抽象勞動”，他邏輯上就前後矛盾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有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無產階級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階級、是善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唯利是圖的階級、是惡的，無產階級生來就是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既然沒有抽象的“人”，又何來共同的“人道”、何來“人道主義”？所以階級論從來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類的。

在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1850年馬首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英國早在1679年就通過《人身保護法》、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開始了人權保護。1875年馬克思概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天賦人權”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人類在權利上生而平等；這是當時最進步的文化。在天賦人權觀逐漸付諸實踐並不斷取得成果時，馬克思卻宣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段專政”，遠遠落後於時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黨自成立後，就壹直批判“人性論”直到今天。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壹個同誌要犧牲自己的意誌、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多少年來，中國人們被強行灌輸階級觀念、階級仇恨，灌輸宗教就是是鴉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裏，人性已經泯滅，代替的是階級情、民族恨、親不親階級分，只要上級把某人劃入“敵對階級”就可以不把他當人，把他當牲畜。因此，大躍進時期尤其是文革出現了大規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張等級制。

在人的社會形態上，儒家哲學主張等級社會，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禮記》全是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論”，到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裏鬥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儒家倫理是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的，因而儒家文化區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學說。馬克思：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應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黨的領袖更是先進不得了，不能違背，否則，就是彭德懷的下場。“先進性”就是等級性。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社會。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49年後出現了血統論的階級觀，1966年11月，遇羅克在《出身論》壹文中批駁了出身論的謬誤，指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羅克因《出身論》而被判處死刑，年僅27歲。1979年又宣告他無罪。

希特勒依照馬克思“先進階級論”的框架炮制出優等民族論：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應該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6百萬猶太人便生靈塗碳。

3．都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

儒家主張崇拜聖人。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國定矣”。誰來正君呢？當然是孟子了，這叫“舍我其誰也”，孟子用孔子之道來正君。可見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為他們比君王還聰明，能夠正君，他們是王中的聖人！

孔孟為推銷自己的學說，就神化聖王來達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數決”，孔孟就毫無市場了，所以，他們要宣揚聖王高於所有的國人，這和神化無產階級革命家同理。

聖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對聖教的教條主義情感與態度。儒家的聖教即《五經》。崇拜者們把《五經》視為窮盡壹切的最後真理。荀子講，《五經》無所不備，“在天地之間畢矣”。陸賈說，《五經》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經》的每壹個字都視為聖人傳達天意的符號，“名則聖發天意”，“欲審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錫瑞雲：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為萬世教科書。

在獨尊儒術的時代，“非聖無法”，聖人的言論、著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條。伽達默爾說：“如果權威的威望取代了我們自身的判斷，那麽權威就是壹種偏見的源泉”。當孔子被樹立為“大成至聖先師”之後，《論語》的話語強權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大眾的聲音完全被淹沒在孔子壹人的聲音之中，這是人的沈淪和思想的退隱。

《論語》之後，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這種 “語錄體”文本實際上還為後來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萬句”開了壹個惡例。

對儒家出發點“忠孝”的質疑就全靠屠刀來解決。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麼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崇聖就是崇拜孔聖人，且愛屋及烏。他們從不反駁聖人，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裡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壹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壹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壹個國家，某種思想壹旦成為“惟壹”，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

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李卓吾說：“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儒學的根本點是“三綱五常”，尊人為大。三綱五常對穩固專制政體特別有效。“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指五種人倫關系的原則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完全服從“三綱”，“三綱”則以“君為臣綱”即尊人帝[王或皇帝]為大，以此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的核心綱領。就如今天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壹樣，盡管有壹些關於民主的說法，其實，黨對政權的壟斷才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這種尊人為大的儒家學說，誘導人們忽視了當權者作為人與身俱來的弱點和罪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的不合理，對於社會不斷的動亂興衰，對於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權所導致的人為禍患，不是從制度層面檢討問題看待問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聖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極端疏於制度設計！

在儒學長期所孕育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會制度和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等級次序的意識形態下，壹代又壹代社會優秀人才，或者向往於“內聖外王”，皓首窮經；或者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盡都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致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中國長期在這種官本位社會制度和思想影響下，可以說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窺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

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尊上帝為大。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

儒家的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人那裏達到了頂峰，他們把自己的死稱為“去見馬克思”。共產黨吹噓自己“先進”，黨的領袖先進得成了神，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說達到人類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項背。對馬列毛鄧采取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態度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4．都主張人治、都反對法治。

由於儒家哲學認為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這些人是不會犯錯、不會犯罪的，對他們就不適用法律。儒教篤信聖賢統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屬成了準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國人把他當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議論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聖王人治，官大壹級就是真理，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

馬克思主義強調黨的領袖作用，主張人治。馬克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先進的先進；黨魁肩負著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黨天然地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不受法律約束，對他們的行為的任何約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不適用法律，主要是說服教育；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針對少數階級敵人的。主張法律面前人與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5．都搞專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稱王，那時是王權；秦皇後就是皇權。其實質都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

鄧小平時期，有句口號叫：“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黨學的核心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保證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叫黨恩浩蕩。

儒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加強天子的領導、改善天子的領導”，儒家的宗旨是維護國君的權力，保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天子的領導。因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陽，是活著的神，這叫皇恩浩蕩。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統，重建周天子的權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於天子的權威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天子的權威，就鳴鼓而攻之，可先打為禽獸然後殺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責“大夫”的話，因為他用了天子的禮儀、冒犯了天子的威嚴。孔子是維護天子的“鷹犬”！如今，凡是有利於黨權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黨權，就鳴鼓而攻之、就封殺、就屏蔽。儒家搞師道尊嚴，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從小就被專制成了“木頭”。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屠殺。魯昭公20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符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遊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壹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

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壹個巧偽人，是“盜丘”。

到了共產時代，寬猛相濟被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無產階級革命所取代，“和為貴”被認為否定了階級鬥爭而糟到毛澤東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錯案、亂殺無辜泛濫。

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和專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獸”的自由！就是對“禽獸”們實行專政再專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就是被儒家說成禽獸和夷狄嗎？夷狄等於禽獸，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見“壯誌是饑餐胡虜肉”嗎？

黨權論與儒術是同構體，批判儒家就是批判當今的官方黨權理論。

6．都反對私有財產權。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撓，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儒家在經濟上有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平均主義當然反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儒家“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說辭。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國人見不得別人富，鬥爭起來格外有勁。在中國賺錢的個體戶，擔心有壹天大家眼紅，又會來壹個大翻身；所以，撈夠了錢就把資金轉移到美國。 

7．都反道德。

儒家公開主張皇帝壹夫百妻制[實際變成了壹夫萬妻制]，玩弄女性；共產黨人主張過共產共妻。誰能共，當然是共產黨權貴，他們淫別人的妻。現在不公開提倡共產共妻了，但共產共妻的實質仍然保留下來！《共產黨宣言》主張同壹切傳統的觀念決裂，就蘊涵了共產共妻的意思。看來在玩弄女性上講，兩家家都沒有道德可言。

8．都腐敗

儒家只講“孝”、講“親親”原則導致了腐敗泛濫。共產黨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人權，導致了更大的腐敗泛濫。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壹位官員不貪汙、不受賄，就是壹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

前深圳市委副書記李意珍的女兒鈕鈕僅25歲，已坐擁資產769萬元人民幣。鈕鈕的電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強令學生們出錢觀看。李意珍的妻女經營三家公司，資金2800多萬元。這些材產雖然現在看來不多，但是按照當時中國的物價，已經算是壹筆巨額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美國總統裏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壹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美國總統的後代過平民生活。裏根的女兒曾當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兒開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選擇的是去壹所小學當壹名教師。

在中國，哪怕是壹個普通的官員，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壹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9．都愚民、都不誠實。

沒有愚民就沒有獨裁者，愚民是獨裁政權存在的前提。每壹個獨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為他“打江山”作出犧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麽是人權、民主、法治，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遠傳下去！

每個獨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統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萬種，但其本質卻只有兩個字：欺騙！為此，他要編造出所謂的“理論”（披上“科學”外衣），操縱宣傳機器，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謊言變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馬]家思想讓別人做君子[雷鋒似的螺絲釘]，自己做小人[風流人物]。

顧準說：孔子心裏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蕓蕓眾生的要求；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壹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壹套做壹套開始於孔子本人。

孔子助長父子相隱，主張為尊者諱，也就是說要隱瞞真相、要說假話。“以無恥為成熟，以狡猾為智慧”的行徑是瀆神的，對於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個不義的人；因為“不許欺詐”是耶和華的絕對命令。“說謊的，妳必滅絕；好流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神說，魔鬼是“說謊人的父。”當我們說謊時，便表示我們是魔鬼的兒子。謊言重復壹千遍還是謊言，謊言可以蒙蔽所有人於壹時，可以蒙蔽某些人於永久，卻決無永遠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穌沒有詭詐或伎倆，面對那些預謀致他於死地的人，他除了從從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麽事情也沒做；他沒有用“兵不厭詐”的權術去謀害敵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陰謀煽動他的追隨者們起來反抗那些壓迫者…總之，他心地單純、沒有任何的詭詐。

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的關鍵是守約精神。“重法輕智”的守約精神壹直貫穿在整本的聖經之中。在聖經裏，亞當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識果”而犯罪，最終被上帝驅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國人深受聖經價值觀的熏陶，多半誠實單純，他們心裏沒有什麽城府，不會很多東方人的計謀詭詐，而是直來直往，坦坦蕩蕩。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簡單，造就了他們強烈的守法意識，及個人品德意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法規、制度、程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個人的品德和誠實，如同生命壹般。沒有聰明才智，他們不會感到懼怕，而壹旦沒有了秩序和法則，對於許多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個高於他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著；這樣，任何制度、禮儀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內心，他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絕不會撒謊，無須告密。在美國，執政黨暗錄反對黨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總統最親近的盟友都會反對。從利益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該反對的。當他們聽到錄音帶的消息後，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麽？他們是基督徒，基督不許說謊。

毛澤東面對來訪的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想不通妳們美國人是怎麽搞的，幾盒錄音磁帶就把壹位總統趕下了臺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的孫子）試圖向他解釋這是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毛擋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門事件”在毛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國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壹位國家元首的信任。

劉易斯 博洛爾說：“對政客們不誠實的欺詐之舉持無所謂的冷漠態度是壹個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標誌”。壹個沒有聖經只有“三國”的民族，在玩各種各樣的詭計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謂“法律象繩子，膽大的跨過去，膽小的鉆過去，只有老實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報應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權大的玩權小的；權小的玩無權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生活富裕，經濟發達。他住到賓館，看到廁所都是全自動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鈕，就給妳沖洗，輕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後他就責怪科學家們，說衛星上天了哪都好，怎麽輕工業就不能發展呢？明年尼克松來訪蘇時壹定要搞出來。領導們壹說，科學家動起來，來訪的時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廁所裏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擡屁股就全自動沖洗，而且還很溫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說，“真行，全自動化了，比美國還先進，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動了。”他想回頭看壹看，壹看，蹲便下邊蹲著壹個人，伸出壹個手來。那個人在下邊想：他怎麽不走？沒擦好吧？再給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臉。這是壹個政治笑話，說明了極權專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誠實的領導人；非民主政權則相反。國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會“朕就是法”，“無法無天”，搞“壹言堂”，本來是禍國殃民的魁首，卻利用權勢操縱輿論、壹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為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殘害百姓，滿足壹己之私欲，不管其以什麽高尚的主義或名稱進行。

儒家鼓吹過以聖人統治為前提的“天下為公”，馬克思鼓吹過以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都違反了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兌現的荒謬的烏托邦。孔子講“守孝”而自己卻不遵守。50年前，儒生們見大勢已去，就改頭換面，披上共產黨的外衣，把仁者換成人民公仆，把愛人換成為人民服務，仁者對小民進行道德教化換成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中國是披著馬皮的專制體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來的毫無二致，官員不過是沒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學家、學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置良知於不顧。大躍進時期，有人昧著良心鼓吹畝產萬斤糧符合科學；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火上澆油。文革時期的“假大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最後全是謊言！現在發現為人民服務騙不了人了，就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號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論”的唯“物”主義

國家的好壞看制度，制度的好壞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壞，決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國就是壹個典型，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由壹個十分落後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靠的就是開國初期的建國者，壹批虔誠的清教徒為美國劃定了正確的航向。美國的力量，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有較純正的信仰的緣故。

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人民脫離了宗教的訓誨與約束，以致於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罪惡的勾當。權力越大的人惡行更多，早就有過駭人聽聞的炮烙和人豬的記錄。中國統治者為什麽個個如此心狠手辣、缺乏愛心？是因為中華大地缺失了對神的敬畏。以致幾千年來，中國總是陷於仇恨、暴力、陰謀、欺詐、殺戮、戰爭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國長期以儒教立國。儒家強調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會對人心有剛性的約束。儒家除了當帝王的仆役外，根本無法讓統治者遵行自己的規範。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可以說，正是儒學拖累了中國的發展。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經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詞，也是語焉不詳。儒家是壹個非常熱衷於現實功名、富貴榮華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豐衣足食、家庭和樂和社會安寧。作君王的，只要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功德無量了。所以強調“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滿足了人民生理的兩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無神論”的共產黨的理想更進壹步地物質化了，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很多人上下齊了心，壹致“向錢看”，難怪中共的官員誇口，“妳看中國能讓13億人有飯吃，這就是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了。”這與孔老夫子的“民以食為天”是齊壹口徑了。中共奉行唯物主義、打壓壹切宗教，使中國陷入更深的罪孽與災難的深淵之中。

 

國民黨的文化傳統中根本就沒有自由民主，早期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壹方面抨擊專制制度，為民主、自由、共和、革命奔走號呼，另壹方面心裏卻仍揣著與民主、自由相悖的儒家文化不放，甚至將儒家文化與民主自由混雜壹起，當作革命理論向民眾宣傳。鄒容的《革命軍》是當時革命理論中最響亮的號角，《革命軍》高呼“我中國欲獨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同時它又疾呼：“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有人人知為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眾，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與？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1905年因抗議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而在日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臨終前寫有《絕命書》。《絕命書》中說：“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型，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其中又說，“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毋寧仍尊孔教。” 

鄒容、陳天華乃是革命隊伍中最剛烈、最勇猛、沖在最前頭並為革命奉獻出年輕寶貴生命的兩位鬥士，他們的思想中尚且有如此多的“傳統”，就遑論其他的革命黨人了。

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認識的糊塗，並將革命不同程度地理解為改朝換代；使得滿清皇帝下臺後，許多革命同誌認為完事大吉，產生功成身退、消極歸隱的思想，紛紛脫離同盟會；甚至使得光復會創始人陶成章被自己革命黨人所暗殺，同盟會因而陷入混亂、分裂的狀態。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理解的膚淺，使得革命不徹底，急於求成，流於形式；坐視起義獨立的諸省的政權被舊官僚們搶去；使得革去的僅僅是舊稱謂，使得革命最終淪為新瓶裝老酒，換湯不換藥的表面文章。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將壹個原本已經表面上還有壹些西方政黨色彩的國民黨，改造成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分出等級，都要對他絕對效忠，還要宣誓。這壹套是孫中山當年在檀香山做痞子的時候學來的。

“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這三類黨員享有不同的權利：“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壹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程思遠《中國國民黨百年風雲錄》）。國民革命追求的是為黨謀取特權，使黨員成為特權階層，而不是為全體國民謀利益。

孫中山認為在中國爭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緊迫的任務，要緊的是發財。

1924年他認為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所以才壹盤散沙。“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充分的自由”，“用不著爭自由”。“歐洲壹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象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壹樣。……因為中國現代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的獨壹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 

不錯，在當時的中國是有許多人只想發財，對自由民主沒有要求，但是孫中山忽視了壹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孔教的作用，使許多人失去獨立的人格意識。只要孔教還存在於廣大人群的頭腦中，盡管沒有皇帝了，社會還會按專制秩序運作。

孫中山說的中國人太自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而是西方所反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孫中山在誤解自由的同時也對它產生了恐懼感。他宣稱：“我們的革命黨，向來以三民主義去革命，不以革命去爭自由”。 

孫中山所鼓吹的民權主義只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直接監督之權，絕不是個人自由，也不是政府體制上的分權。民族主義壹旦與民主主義結合在壹起，就很可能把民主政治中的專制傾向表現出來，人民主權的概念就很可能被置換為“民族至上”和“統壹至上”，民族主義因此成為暴政的發源地。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極其狹隘，只註重民族的獨立而缺乏個人獨立個人自治地方自治的觀念。這種理論導致了對外孤立於世界，對內則實行專制強權統治。

孫中山雖然表面上主張以革命結束混亂建立共和，但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卻提出中國民主要經過三階段，即先“軍政”、“訓政”，然後才實行“憲政”民主。孫中山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三大類作為其訓政理論的依據。孫認為在進入“憲政”之前，先由“先知先覺”的政府訓練人民是非常必要的。他說：“中國奴制已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有九年，壹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

1922年，孫中山說：“近來俄國新發明了壹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政體，…比代議政體改良得多”。因此，“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唯俄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壹最新式的共和國”。提出要抑制“舊式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強調國家的絕對自由。至此，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經抽去了歐美現代憲政的宗旨和基石。

國民黨“壹大”提出“民主集權制”，就是民主加個人集權。盡管有民主做修飾，但無法消除集權的本質。孫中山是黨的總理，是黨代會的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對黨的全國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有復議和最終決定之權，黨員必須服從總理指導。總理的任期是無限的，並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進行指定和任命。

孫中山明確提出了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實行壹黨專政，“代替”人民行使壹切權力。以黨治國的訓政階段只維持6年，壹經地方自治完成，執政黨將還政於民，國家將最後進入憲政階段。胡漢民認為，“壹黨專政”以政權歸於壹黨為歸宿，而“以黨建國”則是以政權屬國民為歸宿，二者間本質不同。統治了中國人民20年的《訓政綱領》（1928）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1）正是在這壹指導思想下制定的。而這壹套黨國體制的設計，開啟了國民黨在中國的威權統治，為中國種下了禍根。

蔣介石既排拒自由主義，又痛斥共產主義，其指導思想仍然是傳統的儒教。1934年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官方的孔子誕辰紀念。蔣介石到死都實行“軍政”，最後把權力傳給了兒子。可見，極少數的人把持的政權是永不會使民眾得著現代政治的訓練的。

人性善惡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趨向的好壞。

基督教的人性善惡觀

基督教的“人性論”認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處，包括心靈、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觀念，等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經不住誘惑而偷食了禁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這是人類第壹次違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罪孽。人類完全喪失了“原始的公義”，人性僅剩下作惡的自由，壹無良善。

《聖經》中“原罪”的描述，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性惡的大思路。顯然，基督教講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沒有等級壓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惡是對上帝的違反；所有的人相對上帝都是惡。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實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惡是人的自由意誌背離上帝[即驕傲]的結果，人類將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人性真相。基督教倫理是壹種罪惡──救贖的過程倫理，是容忍撒旦的倫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惡的時候，其實已承認並容忍了人性惡，承認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亞當的原罪使人“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 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欲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著壹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後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

路德說：人在肉體裏和靈魂裏全都有壹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壹點東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論的特點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離靶心，不完美，不聖潔，與上帝公義聖潔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貪婪和對自由的濫用；亞當夏娃濫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園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個人的德行與上帝對人的要求比，差得很遠，都是偏離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絕對化身，沒有“全心全意行善”這回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驕傲、自私、貪欲、嫉妒、仇恨、冷漠。人內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為上壹定要表現出來，這就是罪行。人並不是因為犯了罪行才成為罪人，乃是因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穌說：“妳為什麽稱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沒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聖人使徒保羅雖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5:18)！

2．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聖經裏的罪是指人違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義之事。人不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企圖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為神。罪性是人自立為王、自命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將別人置於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種狀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對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它要鏟除專制主義的心靈之根——驕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將無限的價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驕傲的罪性中。驕傲的罪有5類：

1）權力的驕傲，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現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及征服和轄制別人的欲望。有權勢的人惟我獨尊，以為憑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壹切自然變遷、世事變幻。他擔心壹旦失去權力將變得壹無所有，於是他鞏固權力的最好手段是獲取更多的權力，這種信念又驅使他不斷侵略別人，擴張自己。這是壹種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勢群體在獲得統治地位後，其暴虐、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所反抗的原統治階級。明白了這壹點，就會對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有足夠警惕，因為政權改變，並不能改變人性本來的罪惡。

2）知識的驕傲，即理性的驕傲，它集中表現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識當成絕對真理。知識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識，卻妄以為是終級的知識。幾乎任何壹種社會力量都有把帶有本階級意識形態特征的知識視為最正確的知識，甚至連最逼近客觀的科學有時也不免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汙染。知識的驕傲來自於人類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來自於人欲掩飾知識的有限和知識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執己見不是來自認識能力的局限，而是來自人懼怕自己被證明為錯的不安。這種罪性，幾乎所有人都具有。從位高權重的官員到虔誠的科學研究者，都會因為維護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確的意見。

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是壹種迷信，這類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在政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識分子間就易進入到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學術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人為很小的問題都爭得頭破血流。真可謂：知識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愛心造就人。

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受“勞心者治人”的影響，往往具有“唯我獨正”的專制性格，他們等級思想嚴重，缺乏理性平等觀念，總是期待著領袖人物認識民主的好處，這些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普通民眾更加崇拜領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觀的專制泥坑。

3）德性的驕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為終極的義，以他有限的道德標準為絕對的標準。道德上的驕傲顯現於壹切自義（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斷中，判斷別人不義是因為別人不符合他的武斷的標準。人既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所以總發現自己是善的，別人是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是這種“自義”的人。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完全是把自己神聖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惡鳥比喻那些他所謂的“小人”。這種道德優越感，很易變成“罪在別人，美德全備於我”的思維定勢。我們的社會缺乏包容性，跟這種思維有關。道德上的驕傲有時可以充當知識貧乏階層驕傲的理由。

4）靈性的驕傲直接由道德的驕傲產生，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無上的善。基督教從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為神視為嚴重的僭越之罪；“欲與天空試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這是人的罪性的最後表達。

5）團體的驕傲是個人驕傲的集中表現，且比個人的驕傲更加嚴重，它追求自私目標的行動更加不受限制，較個人更為專橫，虛偽、自私和殘酷。國家崇拜是團體的驕傲的最高峰。

專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異己、狹隘自負的野蠻心靈上。沒有壹個超離現實世界的信仰，壹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壹個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結的人把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作為人生的目的，實質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這是壹種專制主義的人生觀，他們在心裏蔑視大多數人的庸俗平常，以為自己才是人類的典範，自己的人生才有意義。他們大權在握時都成了殘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說，信神是迷信。其實，不信神會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會崇拜人間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會因權力的腐敗和他自己的驕傲而成為暴君。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就會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寄希望於制度而不寄希望於個人，這才是壹個理性的知識分子。

壹個人，要想擁有壹個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個人類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專制的核心是無法無天、不敬畏上帝。要對專制釜底抽薪，就必須宣傳關於上帝的知識。不能正確地認識上帝，就無法產生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對上帝沒有敬畏之心，作為個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為整個人類社會，不僅消滅不了專制的根基，還更制造更大的動亂和仇恨，就無法建立起壹個祥和安寧、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國副總統奎爾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有人類靈性上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3．寬恕與懺悔

《聖經》裏有個故事：有婦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案子交給耶穌。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壹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婦人，耶穌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摻雜著壹個中國人，這婦人就糟了，準有壹塊石頭擊中她的命門，叫她壹命嗚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黴、不如自己，就以為自己升了級，所以“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中國人不承認人人有罪，只承認“個別人是沒罪的”。為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誣陷他人。仇恨、爭鬥就難以避免。愈窩裏鬥，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壹人會讓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為樂。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無自我反省之心。

壹塊石頭，在《聖經》裏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壹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誠如馬丁.路德所說：“罪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罪人，這就是罪的最終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惡的可能性，因而我寬容別人的罪惡和別人的缺點。寬容不是不批判這些惡，恰恰相反，要堅決的批判；但在批判惡的同時，必需意識到自己的心中之賊：被我批評的罪惡可能內在於我的靈魂中。因此，批評罪惡不構成批評者的絕對專制。懺悔意識不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們譴責了該譴責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們自己更高尚。我們應該在譴責中有悲憫，在批判時同懺悔。正因為罪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面對壹個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儲查爾斯與卡米拉在婚禮上認罪懺悔文如下：“萬能的上帝，主耶穌基督之父，萬物創造者，全人類的審判者，我們坦承與悲泣我們的多種的罪與惡，這些我們不時透過思想、語言與行為對您的神的威嚴嚴重犯下的罪與惡，足以令您對我們做出譴責與憤怒。我們非常懊悔，也誠心對我們的錯誤感到抱歉；記住錯誤令我們痛苦，錯誤的重擔令人無法忍受。請寬恕我們，請寬恕我們，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份上，寬恕我們過去所有的錯誤，允許我們能在未來新生命中服務與取悅您，透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去顯揚您的名的光輝。阿門”。

既然每個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懺悔與悔改。懺悔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對於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遠自省。懺悔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懺悔出自內心，任何外力的強制都無效。悔改應從自己開始。

基督徒宣傳人人當悔改的價值觀，最終獲益的是全國人民。每個人的道德墮落，根本問題在於他自己；與財富的多寡、與是否學習幾個代表沒有直接的關系。將自己的罪推到別人和他國身上、推到物質上是懦弱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減少了，社會的損失減少了，大家豈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殺死6百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不知道做過多少公開道歉，每年付給受過迫害的猶太人經濟賠償。在美國，1949-1954年有個“麥卡錫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的教科書中仍然把這個“紅色恐懼時代稱為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壹頁，教育後代不要重蹈覆轍。日本人不認罪，引起中國及東南亞人民的憤怒。壹個不忘記檢討自己過失的民族是壹個勇敢的民族，充滿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惡都是後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無知。他們認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過遷善；只要指出錯在哪裏，人便能夠克服自己的弱點，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趨善避惡的最佳良方。這樣壹來，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聖經裏卻說：“沒有義人，壹個也沒有”，事實的確如此。

其實，犯錯的人並非出於無知。不是“知”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小孩子與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負法律責任。絕大部分罪惡，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惡”的，所以才會“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處罰人類，但上帝仍然愛人類。由於罪是要贖的，人本身沒贖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獨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贖罪，使人與上帝重新修和。這就是耶穌基督拯救的意義。這種拯救是上帝白施於人的恩典，被稱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著人從罪惡的狀態中警醒過來，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聖經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人的生命問題，就是透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著神的新生命(神的靈與人的靈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變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勝過罪惡了。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後，自然就促進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國民都是由這種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組成，這個國家必然富強。

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指仁愛、公義、聖潔、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軀中有靈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與動物截然不同。人有與上帝感通的本錢，也有與他人相通的基礎。

人是神的最高創造物，也是神的最愛。神以非常的手段來表達他的愛，他差遣三位壹體中的第二位——他的獨生子耶穌降生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價，叫“壹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耶穌的人要向耶穌認罪悔改，請求他的赦免，並接受他為救主，讓聖靈(三位壹體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靈裏，並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語、行為。這樣，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發生了連結關系，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這稱為“重生”、“得救”，並成為神的兒子。

生命更新之後，內心寧靜安憩，滿足喜樂，心中時時刻刻有神監督著，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欲”，需要只是時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欲，就比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還會多行善事以取悅上帝，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大大提高了。人與上帝團契後，交往愈親密，生命愈成長，生活愈聖潔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導引到人性裏面來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趨善制惡。這就是基督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沒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修持，基督教則有神的救恩與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僅能夠不犯罪(消極的道德)；而且會活出神的愛(積極的道德)來。

基督教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利欲的泛濫。由於原罪，單靠自己是戰勝不了人性中的惡的，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與上帝重新立約，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著基督寶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戰勝人性中的惡，才能逐漸洗刷身上的罪惡，獲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象神那樣完美無缺。只有聽從神的召喚，反思罪孽，愛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淵藪。誘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罪也壹樣。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人每天禱告、每周禮拜的道理。

信徒們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戰勝邪惡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誘。承認自己是罪人，藉著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

5．民主分權制惡

人人皆有罪，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個完美的社會。基於每個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濫成災”；必須用制度來制約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立法權，他的私欲就會上升為法律；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司法權，他會判決世界都歸他所有；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行政權，他就會把全世界踩在腳下。若有人聲稱他們是先進材料作成，能創造出壹個完美的社會。千萬別相信他。對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嚴加防範，不能信任；必須像防強盜壹樣的防範他們，把他們關在籠子裏。政府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做到三權分立，保護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而權力是惡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防惡的目的，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共權力的濫用，私法之設在於抵禦公共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的侵犯。對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學的制度約束權力貫穿了法治的始終。

西方政治學裏有個著名的“無賴假定”。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確定了這樣壹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壹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美國憲法之父、清教徒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訴美國公民：“（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癟三，他的每壹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夠區別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約束人性的惡，還是放縱人性的惡？可以選擇、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選擇、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當地的土著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只有靠移民。於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壹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 

起初，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壹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麽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學家已從基因復制的過程證明了這壹點)。從利己出發，人可以做出善事——歷史進步正是利己心推動的；也可以做出惡事——罪惡都來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是為了暴利。他們盡量多裝人，給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壓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於人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　　

假如由政府進行幹預，政府以法律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官員到船上監督實施這些規定。但政府的幹預不是萬能的。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幹。 面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船主，官員面臨兩種選擇。壹是與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潤；壹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裏，詭稱他們暴病而亡，對船主不是什麽難事。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只能是與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當時既沒乞求船主們發善心，也沒派什麽官員，而是找到壹種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當按上船時人數付費時，船主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壹筆，至於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船主無關。當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無關緊要，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船主就要多給每個人壹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航行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了。這種按到澳洲人數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壹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壹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及其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說過，壹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壹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鬥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哈耶克則認為：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歷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麽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麽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沈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盡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盡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醜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松，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欲”，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沈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幹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欲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著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欲，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欲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著性欲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著、蓋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只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淩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著：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著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麽？”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麽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著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沖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麽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欲”、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麽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麽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麽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系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系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系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系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幹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系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幹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麽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麽強烈、那麽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著饑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馬克思認為人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性即其社會 性；人性是隨社會變化而變化。依據生產向自動化發展的趨勢，勞動者自由時間在增加，科學的應用在普及、深入，這壹系列的變化，就為新的人性創造了條件，也就是“新人”的產生。

馬克思說：“理論壹經掌握了群眾，就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馬德裏的國際醫學年會上宣讀了他的實驗和研究報告，認為條件反射是高等動物和人類對環境作出反應的生理機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巴甫洛夫的理論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復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壹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應。這難道不正是“科學社會主義”？

1921年1月24日，列寧簽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要求對巴甫洛夫和他的實驗提供物質保障，當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條件反射不僅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壹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壹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巴甫洛夫並沒有因受重視而歸順新政權。就在列寧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後不久，他在給學生開課時公開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絕對真理，它們可能是部分正確部分錯誤。”他根本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有什麽成功的把握，認為“把大量款項用在發動日本革命，而我們的實驗室每個月只有三個金盧布”是不可思議的。他反對用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說俄國為了布黨的理想犧牲得太多了，還說布的政策正把俄國引向死路。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寫了長篇文章，把巴氏的觀點逐壹加以駁斥，認為它們才是俄國的四條“死路”。布哈林還摹仿列寧訓斥知識分子的口吻，輕蔑地說知識分子和教授們對革命的懷疑是“石器時代的思想”。在蘇聯先後受到批判的科學觀點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玻爾等人的量子理論、維納的控制論、弗裏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先後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

馬克思主義反對“利己心”是人類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遺傳學家。孟德爾是19世紀奧地利修道院的院長，他堅信神造萬物，通過雜交實驗，發現了遺傳規律。遺傳學強調基因[與神有關]的先天決定作用，這與共產黨通過制度的變換來把人改造為大公無私的人相沖突。所以，20世紀三十年代，以李森科為首的“米丘林學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爾摩爾根的染色體-基因理論。李森科給基因學說扣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帽子，把遺傳學打成了“資產階級偽科學”。這和蘇維埃政權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關。

享有國際聲譽的遺傳學大師尼.瓦維洛夫（Vavilov）向蘇共中央上訴，斥責李森科排除異己、缺少文化以及對學術上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1935年瓦維洛夫被解除了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40年8月，瓦維洛夫及其助手們被陸續逮捕。瓦維洛夫被誣為“間諜”，被蘇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臨刑前，德軍入侵，改為緩刑壹年半。緩刑期未滿，1943年，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瓦維洛夫被槍斃。壹大批具有正義感的遺傳學家成為“人民公敵”而深陷囹吾，整個蘇聯遺傳學界萬馬齊喑，農業壹片蕭條，持續到赫鹵曉夫的跨臺。

1949年後巴氏理論在中國生物學界壹枝獨秀，也是和思想改造運動相適應的。這種惡狀又在中國持續了20多年[可參考“教育自由”壹節]。

1905到1908年，俄國爆發了壹場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民主革命，俄國工人在壹些城市組織了“蘇維埃”。高爾基在190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壹個目不識丁的家庭主婦如何轉變為壹個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小說成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濫觴，因它提出了黨文學的基本任務：為塑造“新人”服務。列寧不但向黨的幹部推薦這本書，而且於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 

1917年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壹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誌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

斯大林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這麼壹首詩：“我就是鋼鐵、太陽和混凝土／我就是紡織廠的梭子和發動機裏的線圈／我就這樣作為壹個工人被孕育和誕生／我的第壹個動作就是揮舞榔頭／……熔化的鋼水在我的血管裏奔流／我變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鋼鐵鑄就／堅強得舉世無雙。”如此醉心於把人變成鋼鐵，難怪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要給自己取個意為鋼鐵的名字：斯大林。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5-10歲的兒童)、少先隊和共青團；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保爾·柯察金。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像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蘇維埃新人”體現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征，人作為個體的壹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贊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象鋼鐵壹樣堅強，像機器壹樣整齊而有效率。“蘇維埃新人”標誌著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人能不能百煉成鋼，或者即使百煉成鋼以後能不能變成壹顆黨擰在哪兒就在哪兒紋絲不動的螺絲釘，甚至是壹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20世紀的歷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卡斯特羅的兩個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國）。她們到了西方後都出了書，把父親的老底兜了出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出的書題為《致友人的20封信》，在書中譴責了她父親的專制，並對母親的自殺提出了疑問。卡斯特羅女兒的書就叫《卡斯特羅的女兒》，把她父親描繪得自私暴戾喜怒無常，還把父親當年寫給母親的情書（當時她母親是他人之妻）都公之於眾。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余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麽就是甚麽，黨叫做甚麽就做甚麽（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麽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麽容易同化的麽？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紮。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著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鉆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麽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雲：“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系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復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雲：“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蕓蕓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蕓蕓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

《易傳.系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雲：“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系辭下》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雲：“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鹹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雲：“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麽。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雲：“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仆、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雲：“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仆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裏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發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余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仿徨闕庭，伏待斧”等等。這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著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鬥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鐘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沈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麽？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麽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麽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誌，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歷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著作，就是照著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吊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向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麽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麽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著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為主。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屬於道的相對主義）、“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屬於倫理的相對主義）、“不尚賢，使民不爭”（缺乏絕對善與正義的思想）、“恒使民無知無欲也”（缺乏絕對的理念與價值意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否定絕對道德的存在，屬唯物主義）、“夫唯不爭，故無尤”（缺乏追求公理與正義的積極意識）、“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道的相對主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否定創造論，屬無神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張詭詐術的戰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屬禍福相對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主張愚民政策）、“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缺乏堅持絕對正義的意識與立場）、“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缺乏對強者道德責任的要求，忽略強者執行正義的絕對立場）、“人之道，為而弗爭”（缺乏闡述積極爭取公理與正義的責任意識）等。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中生有”得不到數學支持。因為：0+0=0，0-0=0，0×0=0，0÷0=無意義。“無中生有”是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 —”中間的空就是老子說的“無”，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說“無中生有”。

中國的神話故事“女媧造人”，造人者就是陰性，中國還有“聖人皆無父”的說法，都表明“無中生有”乃中國母系社會的寫照！

西方人說“1”時，已擺脫了類比思維，上升到抽象研究階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說1是萬數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數學抽象的結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是古老的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從陰陽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三”=“壹”+“— —”=男根+女陰=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為陰陽交合生萬物，故曰：“三生萬物”。

老子的無中生有、無為而治、以及對無的推崇，說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陰道經，後來道教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房中術！孫子兵法全是陰謀術；儒家維護皇權，不反對割男人的G8，儒術就是服事家長和父母官的陰柔之術-。這些學問決定了中國陰勝陽衰。

道教是壹個教人委曲求全、貪生怕死的宗教。莊子在濮水中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大王想把國事托付給妳。”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壹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來，裝進竹箱，藏在廟堂上。這只龜，是寧可死去而留下骨殼被人尊重呢？還是寧願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呢？”兩個大夫說：“當然是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好。”莊子說：“妳們回去吧！我將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莊子.秋水》）。

莊子主張齊物，人與萬物等量齊觀，過分貶低人的地位，人人認同自然，與萬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價值？當然就會被不仁者“以萬物為芻狗”了。正好為奴役張本。

將人混同於動物，是無神論、唯物論的必然，將人混同於豬和王八，則是其中的最高境界－－莊周可真是個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導，中國人個個都是賊精。

中華民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過是人間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虛的“道”來取代神，它否認天堂、地獄，也不屑於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來擺脫死亡、擺脫短暫，讓靈魂永遠寄居在自己的肉體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裝神弄鬼，玩煉丹術、房中術，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術是地道的淫術，其手段是極其齷齪下流不堪入目的，什麽同性戀、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燒茅打鼎、進紅鉛（服用女人月經）、煉秋石（將男人的尿熬成藥）服婦乳、食淫液、服婦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國人的靈魂，看看道教的房中術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靈魂有多骯臟。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是恒常不變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稱為“我”（大我），個體的我（小我）其本質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種姓制裏，政治上由婆羅門與剎帝利兩個種姓擔任統治階級，並且對吠舍與首陀羅兩個種姓進行各種不合理的剝削與壓迫；前兩個種姓階級為了鞏固種姓制度，因此編造了神話，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創造出婆羅門，用兩臂創造出剎帝利，用兩股與兩腳創造出吠舍與首陀羅；前兩者是高貴的，後兩者是低賤的，故前兩者可合法統治後兩者。

早期佛教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階級社會，因此主張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於是用與印度教相反的理論，即上述“空”、“緣起說”、“無常與無我”、“無分別”與無神論的“輪回說”等，來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種姓制度”與有神論的“輪回說”等的理論。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來反對印度教“梵”的概念，這導致了日後佛教理論永恒混亂的結果；佛教應該反對“梵”對“種姓制度”的神話，而不是反對“梵”的“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恒常不變的存有”與“造物主”等的本質。

雖然印度教指稱“婆羅門（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親，它是由壹個金雞蛋裏面出來的”，這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應以“空”的概念，來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稱為宗教，因為佛教的教義承認他們不知道誰是神。他們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為的源泉，所以，他們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實質上是無神論。

早期佛教，主張“空”的概念，那麽它所主張的四聖諦、四念處、四正勤、八正道、五蘊、十二因緣等概念，便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如果“無我”成立，怎麽還會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張空，那就是屬於無神論；在這個無神論的基礎上，那麽所謂的愛、正義、慈悲、般若、妙覺、如來藏、菩薩行、犧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學（戒定慧）、四攝、五力、六度、七覺支、十善、禪定、修持無著心、修持法語、忍辱、持戒、精進、智慧、方便力、有情、責任、救人、濟世、對抗黑暗勢力與不公不義等，在人文邏輯上，如何能夠成立？

佛之世界觀是空的。佛教的緣起論與“空”的概念息息相關，其中包含11種意義，即無作者義、有因生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動作義、性無常義、剎那滅義、因果相續無間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總而言之，就是“無造物主”、“無我”、“無常”與“因果相續”的觀點。空與緣起論的結合，產生了許多否定存有的概念，這些概念成為教徒們逃避社會責任與無視於人間苦難事實的思想依據。

基督教在300年傳教歷史中，遭到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賴上帝保佑，依然獲得勝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傳布伴隨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國傳布伴隨十六國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遠揚的隋朝皇帝和最虛偽的蕭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中佛教都拼命的進行政治押寶，對失敗者進行殘酷屠殺。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管和尚居然將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開，將皇帝頭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燒了幾百萬人，十字軍打了200年不過也才幾百萬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對百姓的屠殺何止那個數字。特別是蒙古人，北方500萬戶剩余50萬戶，南宋也損失數千萬人口。僅此壹個時代，佛教的罪行就遠遠大於強算在基督教頭上的罪行。

佛雖有“不許殺生”的思想，但“萬物皆空”、“投胎轉生”說不利於珍愛今生。佛先說眾生平等，把人與禽獸同列，是踐踏人性。佛主張眾生在六道中輪回。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報；當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薩道，受人供奉膜拜。顯然各道之間，受到極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發展不出科學技術，創造不出豐裕財富，更不會衍生出強力的豐功偉績；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對現世倫理架構之破壞，責任之逃避，將使其國家永遠與現代化絕緣。

以印度教與佛教起源的印度為例，雖然印度已經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環境與社會，仍然是充斥著壹片貧窮、臟亂、社會不公不義、人民的社會階級不平等（根源於種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響，長期地逃避道德責任與漠視社會嚴重的問題，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與積極社會責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與革新？

佛教理論的根本貧困，導致了亞洲佛教國家，長期地容忍專制與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從這點分析，佛教是有客觀人文限制的宗教，我這麽說，並不是否定佛教慈悲與利他的偉大價值，而是質疑佛教為什麽沒有成為，拯救人類貧窮與苦難命運的積極宗教？

佛教有明顯的缺點：壹是佛佗只是有覺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樹拜偶像，勞民傷財。三是寺廟僧眾靠信徒供養，和尚居於廟內，只為自己修行成佛，不過問現實人民苦難的問題、不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不過問政治腐敗的問題、不過問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甚至成為容忍專制政權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視為寄生壹族。 

與之比較，基督教新教的牧師，帶領信眾壹同奔天國之路，他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能深入社區，組織各種活動，隨時為人們排難解紛，牧師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與群眾共同生活的牧師，要比離群索居深藏寺廟的和尚，更受人愛戴和歡迎。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這句口頭禪，說明中國人燒香拜佛不是出於真信仰。壹個跪在送子觀音前磕頭的中國婦人，她的心頭裏絕不會有犧牲二字；她的行為無異於做買賣，香燭和磕頭是陽冥間交易的通貨。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的功利主義傾向的場所，到廟裏求簽問卦的人，不論是黑社會人物，不論走私販毒，不論賭徒騙子，壹律可以求問，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這不是對佛的賄賂又是什麽？

漢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漢化後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無神論與相對道德之上；它們具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都是屬於高度擁護或容忍專制政治的思想哲學，都是統治者的禦用工具。這些思想，也成為阻礙東亞大陸人民民主化的障礙。

在中國民間，各種巫術、鬼神迷信壹直長盛不衰，更是王權制度的幫兇。這造成了人們迷信權力，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馬、行賄走後門。民怕官，官都貪，社會越來越腐朽。

中國有必要樹立這樣壹種理念：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僅只有利益，還有遠高於利益之上的人類應該普遍遵循的原則、真理和正義等終極價值。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參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動人仇恨與鼓勵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類有三大邪教，即伊斯蘭原教旨派、共產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後兩者為類宗教的人文宗教。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與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義”並排斥異類，甚至要消滅異類！伊斯蘭原教旨派，將人分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稱異教徒)；共產黨，將人分為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大漢沙文主義者，將人分為漢人(華夏人)與夷狄(漢人以禽獸與蟲魚等名稱異族)。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經主持過小布什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壹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

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壹體，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蘭教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無神論導致社會墮落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過：“壹個人不想做奴隸，就必須有信仰”。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充當了兩千多年悲慘的奴隸！從秦始皇到現在，中國人在獨裁專制的野蠻深淵裏象牲口壹樣地活了兩千多年，只要有壹口飯吃，只要肉體能保存，其它壹切都可以棄之不要。這樣的動物還能稱做“人”嗎？ 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說：“妳去尋找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吧，如果妳能找到，我敢擔保他的生活已與禽獸相差無幾了”。

1．多神論導致道德相對主義

有人信萬物為神，這是自然神論或多神論，必然否定神，走向相對主義。如果人們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類沒有統壹的絕對的道德標準——上帝之道，那麽人的壹切行為準則都會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結果壹定是災難和死亡。這種與上帝隔絕的最大惡果，就是否定絕對的道德標準，把世界推向“道德無政府主義”（moral anarchy）。

孔子為建立壹套專制統治術，竟將許多原本絕對道德的價值，轉化為相對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漸走向無神論的道路。如：孔子強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不敢公然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強調明哲保身的哲學）、“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重視官場求生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對堅持絕對的價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指謹言慎行，不敢公然反對統治者的不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重視親疏遠近的人倫關系，反對絕對的道德）。

當壹個文人在思想上擁護專制時，就很容易被工具化。即使像孔子這樣的有神論者的大司寇（主管司法的巫師），最終也成為類似無神論者與統治者的禦用文人了。例如，孔子經常向神禱告（如《論語.八悄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但是面對專制統治者的不公不義時，他只能放棄有神論的絕對道德意識，對統治者的行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這就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的原因。

《三國演義》的第壹句話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宣揚的是尊劉抑曹與天道循環等維護正統的儒家學說；又賦詩雲，“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諸上，慣看秋月春風；壹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些都是在傳播儒家的大壹統意識，是在模糊人類的絕對道德意識與思想，是在否定人類的道德歷史觀！在這種思想下，人可以殺人，人可以不必對戰爭或自己的罪行負責任，反正那都是天意與天命嘛！

《水滸傳》傳揚：群眾在官逼民反的狀況下，應有替天行道與忠、孝、節、義等道德思想；然而他們卻殺人如麻並搞黑道文化。那位忠義兩全的宋江企圖接受專制政權的招安，其目的就在於讓黑道漂白變白道，成為皇權的工具！當梁山好漢“征破遼國，平定方臘”後，宋江在飲朝廷賜的毒酒時，還說“我為人壹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這種沒有人性和人道的文學，是多麽禽獸！

《西遊記》借豬八戒、唐僧、孫悟空等角色，來表現人的本我、自我與超我等三種性格；它體現了人性各種負面的特質，即“人性的私欲”（豬八戒）、“無知、懦弱與愚昧”（唐僧）、“猴的野性--不受道德與社會約束的行為”（孫悟空）等，這種明為宣揚佛家慈悲思想，實為宣揚道家虛無道德觀的作品，完全是對人類絕對道德理念與信仰的否定！

《紅樓夢》在第壹回中，就以壹僧壹道來表達“天命”式的讖語，也就是看破紅塵；所謂的僧與道人，代表無與空的世界觀，以這種觀點來創造文學，就是徹底否定人的存在意義、人的真實感情、人的道德主體性、人的責任意識。《紅樓夢》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作品，完全不同，前者屬於個體永遠不用負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愛情觀，後者屬於超越人類仇恨與社會制約的愛情觀！《紅樓夢》是壹部多麽可怕的殺人靈魂作品？

基督教的道德是絕對道德。例如，《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是指“人不可以為某種功利性的目的去謀殺人”，那麽在儒家所主張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三綱五常”等價值觀下，“個人無條件為社稷而死”、“個人無條件為統治者而死”、“個人無條件為吃人的禮教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侵略異族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保護家天下而死”等，就不屬於這種絕對性的道德。

《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並不等於“不可以殺人”，人類可以因為自衛、保衛弱者、阻止戰爭、阻止惡人殺人、阻止恐怖主義而殺人，那麽道德上允許“殺人”的基礎是什麽？那就是絕對慈愛與公義。人類絕對不可以為了服從統治者與長輩意誌而殺人。

《聖經》中普世的道德理念，是現代西方民主與自由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類消滅專制與不平等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慈愛、公義與責任理念，是人類現代公平正義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的道德理念，是人類建立現代慈愛與公義文明的唯壹基礎！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道德與責任觀，人類將永遠無法擺脫集體主義與奴隸制度的制約；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有真正懺悔、救贖與重生文明的可能；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出現，人類將永遠活在專制與黑暗的文化世紀裏！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產生紅十字會與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可以從東方各國無法產生該類組織可知。

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造成人類19世紀帝國主義興起、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興起、共產主義興起、極權政治興起、種族大屠殺事件、各國大屠殺事件、恐怖主義出現的主要原因。有神論、絕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抵抗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的重要力量；它是宗教絕對善的力量，它可以對抗人性的惡。

2．無神論導致道德崩潰，犯罪率高

胡適先生認為：“生命本身，僅僅是壹件生物學的事實；生壹個人與生壹只狗，壹只貓，沒有分別”(詳見胡適文存卷九原道第12章)，從而認為“人死如燈滅”，人生的價值乃是虛無的幻滅。這種人生觀的無神論者只會及時行樂，怎會有道德？

若問壹個無神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麽？他會說人生的目的是房子票子兒子，是生活得更加美好等物資性的目標。共產黨宣揚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決定論，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全國上下壹致“向錢看”。許多人信錢，其箴言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在這樣壹種唯物主義、功利主義、相對主義、隨機主義的觀念下，人們怎麽能潔身自好、懺悔自新、恪守某種永恒不變的價值準則呢？不信神的人不相信地獄的存在，所以不怕下地獄；由於沒有神的制約，人在誘惑面前，道德就會崩潰，就會喪盡天良。

共產主義說宗教是“迷信”、“落後”、“鴉片”等，說宇宙只是物質沒有上帝、人只有今生沒有來生。沒有神，道德就是相對的東西，就會因人而異，就會成為壓迫老百姓的工具。在無神的共產世界，人們沒有終極價值，沒有絕對標準，人性墮落到谷底。

當大多數中國人停在家裏的自行車至少被偷過壹次時，連馬路上的井蓋都被偷，這個民族道德已墮落到何等的地步？！中國人能在食物中下毒造假而且屢見不鮮，投毒導致眾人中毒案子多次發生，中國人的良心和道德敗壞到了何種程度！中國人的這種渺小、鄙瑣的道德比納粹的道德更低下更可憎，壹絲壹毫的高貴都沒有。中國人總喜歡用勤勞、智慧、勇敢來自欺欺人，卻不知道這樣道德水平的民族怎麽可能是勤勞、勇敢和智慧的？ 

沒有好的信仰就難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中國人沒有對獨壹無尊神的信仰，所以插隊、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闖紅燈等等，社會秩序混亂；什麽假藥、毒米、毒油、毒鹽、甚至毒奶粉等踐踏倫理底線的事頻頻發生，人欲橫流、爾虞我詐、道德墮落。

宗教是減少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俄國作家托思妥也夫斯基說：“假如沒有上帝，我什麽都可以做”。人如果不害怕上達帝，什麽罪惡都能幹得出來。中國的皇帝、官員，由於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執行者，故作惡多端、喪盡天良。而那些有信仰的國家的首腦、官吏，由於知道有個高於自己的上帝，由於堅信來世會受到審判和懲罰，即使他們擁有作惡之後不受現實懲罰的權力，他們也不逾越規矩，不為壹己之私喪盡天良。

無神論起了揚惡抑善的作用，壹旦無神論統治，什麽法律、重刑、嚴打都沒用。無神論釋放了人們心中的惡魔、貪欲，扼殺了人們的善念，打開了犯罪的閘門。

現在的中國人，幹起壞事來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只要能獲得利益，中國人什麽都敢幹。壹個村莊專門搞盜竊，壹個村莊專門劫貨車，壹個村莊專門搞詐騙，壹個村莊專門制造假藥，壹個村莊專門制毒販毒。中國不是像文明社會那樣按照社會的正常需要合理分工並分配利益，而是按照狡猾、邪惡、欺詐的特長來分工，按這幾方面的水平來分配利益，幾乎和原始森林裏食肉動物、食草動物、昆蟲及飛禽的分工類似。在這種背景下，官員們個個貪汙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今天的中國雖然制定的法律文本有好幾尺厚，公檢法人員幾百萬，國安、武警幾百萬，從重從嚴懲處，每年死刑人數世界第壹，監獄勞改場關押的“犯人”上千萬人。國家不治日益嚴重，貪汙腐敗世界第壹，無官不貪，官壹貪就上億，情婦十幾個、幾十個地包養，女人上百個幾百個地玩弄，還為她們購置無數棟用來藏嬌的金屋。

中共中央委員、前公安部長陶駟駒是副部長李紀周的後臺，貪汙五億五千萬元，在北京、上海、蘇州等15個大城市，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又將這些每幢價值壹、兩百萬元的豪華住宅、別墅，以每幢僅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當時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領導、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指示收取地方海關查扣沒收的走私、販私、騙出口稅等款項共70多單，金額1.5億多萬元。壹部分用於供高級幹部及其家屬到美、歐、日、澳及香港等地旅遊、購物。另壹部分，1700多萬元，購買了3百多塊名表（多屬勞力士等名牌）。再將這些平均每塊5萬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塊100至5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了中央各部的高級幹部家屬、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別墅、3塊名表、2輛轎車（壹輛敞蓬寶馬、壹輛日制越野）；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不記名債券7萬美元。在國務院領導中，只有朱熔基、錢其琛、遲浩田、羅幹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李鵬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價從陶駟駒那裏“買”過壹至二塊名表。

遼寧省沈陽市某報披露，僅1999年該市就有100多名“三陪小姐”遭到殺害。……中國大陸2004年第壹季刑事犯罪案件近100萬件，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4.2%；其中，偷盜案發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7.1%，搶案上升8.6%。割電纜，哄搶火車，傳銷行騙，劫殺案，……

日本中日新聞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壹年間，在日本的華人壹共有1,329,315人，占全亞洲在日人數的1/3以上；其中：大陸人 385,296人，臺灣人 944,019人。2000年壹年間在日的華人犯罪為1,4331起,其中：大陸人 1,4176起，臺灣人 99起。從上面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日華人中臺灣人是大陸人的約2.5倍，而犯罪率則大陸人是臺灣人的約35倍！“大陸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論還好意思說出口嗎？

據日本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獲得外國人犯罪第壹的“殊榮”。2003年上半年，在外國人犯罪案件中，以中國人最多，達7449件。以下是土耳其人(14.5%)，巴西人(10.4%)，韓國人(6.6%)；在犯罪種類中，入室盜竊為4107件，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8.2% 。其中的75.8% ，即3115件是中國人所為。從人數上來說，入室盜竊的中國人是4109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5.2% ；殺人、搶劫、放火等重大犯罪為172件，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其中的43% ，即74件是中國人。21世紀世界各國最憂心的 ，已由“中國威脅論”變成了“中國人威脅論”。

財富、科學和法律，顯然無法代替信仰，拯救靈魂，提升道德。宗教提供了壹個信仰系統，形成了壹整套社會和家庭的倫理、道德與文化規範。靠宗教凈化人們的靈魂，約束以至消除人們的惡性，發揚人們的善性，國家何愁不治？印度是壹個宗教民族，人們的道德水平普遍比較高。印度的犯罪率，始終是全世界最低的。

沒有上帝信仰的中國人可心安理得地幹非常邪惡的事情，神靈對他們沒有約束力，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臨時抱佛腳”。中國人的確是龍的傳人，是撒旦制造的恐龍的傳人，很容易受魔鬼撒旦的控制而幹壞事。

近代的歷史證明，各種主義並不能救中國。當代的中國，正處於世道人心傍徨無所依傍的境地，維系中國原有文化體系的傳統儒家思想已經崩潰了，新的還沒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狀態。沒有信仰的時代，必然是個瘋狂的時代，是道德淪喪的時代，是人心空虛無聊、黑暗邪惡的時代，看中國遍地貪官，到處假冒偽劣，環境惡化，人的罪性大爆發，就就是遠離上帝的惡果。

3．精神崩潰，自殺率高

比荒漠更荒漠的是中國人的心靈。目前，中國人的信仰混亂，精神空虛、自殺蔓延。

2000年，中國大陸自殺成功的人數是25萬人。2002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另有約200萬人自殺未遂。這意味著，每兩分鐘，就有壹人死於自殺，另有八人自殺未能如願，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殺結束生命。自殺，已成為大陸排第五的死亡原因。每年全國有150萬人，因親友的自殺而產生長期而嚴重的心理創傷。其中包括135萬的年齡小於17歲的孩子，親身經歷了親人的自殺。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女性自殺人數超過男性的國家。

中國自殺率大約為十萬分之二十三以上，遠遠超過世界約十萬分之十三的平均數。香港平均每十萬名市民就有17.6人自殺。這些自殺的人中，除了精神病患者之外，弱勢群體占的比重相當大。如今大陸中國有1600萬精神分裂患者，占總人中的1.23%，其中800萬人是重度精神分裂；而且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存在心理障礙。

這需要宗教來提供心靈慰藉。中國啊，妳需要上帝！只有當妳心中有了上帝，妳才會把人當人看：把人只當人來看，不當神明來看；把人真當人來看，不當豬狗來看。對弱者而言, 好的宗教能夠起到安慰心靈、樹立信心以及鼓起生活之勇氣的作用。

殷商的邪教文化

專制政權由於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顧法律的規定，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剝奪人們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可以任意踐踏人權，視生命如草芥。生活在專制政府下的人們沒有和平安寧可言，隨時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之中。在專制社會裏，只存在兩種“人”。專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蠻人”，而廣大受壓迫的民眾則是“奴隸”。社會生活壹切以維護統治者壹人的利益的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思考和判斷。

詩人葉文福說：中國自古就是壹個荒唐的國家！中華歷史不過是“野心包圍著野心、鐵蹄驅逐著鐵蹄”的歷史，中國人在馬蹄和拳頭下茍延殘喘，留下了聲聲沈重的嘆息和堆堆白骨。很少能看見閃爍著人性的光彩。從甲骨文裏就可看出中國文化的邪教特征。

祖：在甲骨文裏，從且，且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神主牌位；金文從示從且，成為現在漢字的“祖”。殷商人民崇拜祖先，這種習俗，後來的漢人與入主中原的人民承襲了。

祭：在甲骨文裏，象手抓著壹塊流血的肉塊，用以獻神；另有甲骨文，從又（手）從肉，從“示”，具有殺牲獻祭的意思。這種慘殺式的獻祭宗教，絕對無法走向慈愛、道德懺悔、道德救贖與建立絕對道德的宗教（基督門徒的禱告是用道德的信仰為基礎，而不是用犧牲獻祭的方式進行）。“羞”字，從羊從又（手），表示手持羊為祭；“俎”字，象肉置且上，表示以肉塊祭祖；“魯”字，象魚放在缶（禮器）上，表示以魚獻祭；“牲”字，左邊象壹只捆綁的羊，右邊從“生”（表示完整），表示以全羊獻祭；金文將羊換成牛，漢字承襲成“牲”字；“血”字，象皿中盛血，表示以血獻祭；“福”字，象壹壇酒在示旁，表示以酒祭神；“佑”字，象以酒灑於示上，表示以灑酒祭神；“尊”字，象雙手抱酒壇，登上階梯，向神獻酒；“豐”字，象豆（祭神盛物的禮器）中有禾，表示以禾谷祭神。 

禮字同“豐”，象豆中有兩串玉，殷商大型祭祀時，需要用玉，因此祭神大典稱為禮，祭神之器稱為禮器。後來文人佩玉習俗，實為延續殷商巫師以玉祭祀與以玉表權威的意識。

烈：在甲骨文裏，其上象殘骨之形，其下象滴水，表示殺牲取血，用以血祭。漢字的“裂”，甲骨文從“列”，即以刀裂骨，具有分開、分解與分裂的意思。

燎：在甲骨文裏，象火燒木頭，木上冒煙，即燎祭之形；殷商燎祭時，會焚燒人或牲畜。

旱：“旱”字為“熯”的本字；甲骨文裏，“熯”同“堇”，象把壹個雙臂交縛、頭頸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燒之形，會以人牲獻祭求雨之意。此外，甲骨文裏，“膠”與“赤”字，都是“熯”字類似，屬於“焚燒人牲”與“求雨之祭”的用字。

丞：在甲骨文裏，象雙手將人埋進坑洞裏，即活埋人祭；此字還有壹個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雙手將人從坑洞裏救出，具有拯救的意義，後來演變成“拯”字。甬：在甲骨文裏，象人在盤中，即人祭之象；後來演變成殉人的代用物，即始作俑者之“俑”。 

薶：“薶”字同“貍”與“埋”， 象“用土將牛埋進坑裏”，這就是“牲祭”；殷商人祭山林土地之神時，采行埋犧牲入土的方式。

沈：在甲骨文裏，象水中有牛，另壹象水中有羊，即沈犧牲於水中以祭河神；金文的“沈”字，左邊象水，右邊象壹個被捆綁的人，表示沈人於水中。 

帝：在甲骨文裏，象結紮柴草為神形，作為燔燒典禮時祭神用。殷代天上至上神稱帝，如武丁時的蔔辭，數次出現有“上帝”的用語；殷王祭祀其死去的生父或王時，亦稱其為帝，如甲骨文蔔辭裏有“貞鹹賓於帝”，指先王死後可以升天配帝，成為上帝旁邊的人帝（或稱王帝）。帝原本指死去的王，後來秦始皇竟然自封為皇帝，成為後代專制君主的通用稱謂。

禘：在甲骨文裏，象以手捧帝，祭帝之典；所謂禘祭，就是祭祀天神或先王的大典，殷商與周代，只有王才能舉行禘祭。

征：甲骨文“征”同“正”，字形上邊“口”象城邑之形，字形下邊從“止”（同“趾”），表示來到城下向前攻城。甲骨文“伐”，象“以戈擊人”，即“殺人”。甲骨文“殲”，從戈從二人，“二人”指多人，因此“殲”表示“趕盡殺絕”之意。甲骨文“取”，從耳從又，指以手執耳，指割下戰俘的左耳。甲骨文“災”，象戈上高懸著人頭，有戰爭災難的意思。

國：從戈從口，“口”象城邑之形，指“以武力保衛城邑”或“被武力征服的城邑”，這個“國”字，只體現“武力”的概念，沒有人民自由意誌、人民自決與人民自治的意義。

甲骨文的“孝”，從爻從子，“爻”就是卦爻，它是蔔筮的內容，具有無上權威；“子”就是“人”；孝字從爻從子，表示“人”要遵從“爻”的權威，具有接受長者教誨與順從長者意誌的意思；“孝”，自然就有“服從”與“順從”的意思。

唯有“王”、“巫”與“祝”等統治階層，才有對爻的解釋權。於是“爻”就變成了統治者教化與約束人民的工具。當人接受與順從“爻”時，無異於接受與順從統治者的絕對權威與意誌，這就是儒家主張以孝治國的原因。儒家最後再用“君臣與父子之道”來控制人民，甚至發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臣亡，子不得不亡”等的邪教思想！

教：教字的甲骨文，從爻從子從攵，“攵”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教”就是“統治者拿著棍棒，要求人民服從爻”；“王教化”，就是王用棍棒來教化人民。“教”，就是所謂的棍棒教育法，就是所謂的暴力教育法，為什麽要用暴力教育法？因為那是壹種教人非理性與否定自主意識式的順從教育，是教人成為統治者所要的愚民、良民與順民的教育，那不是人的教育，那是把人異化成奴隸、非人、沒創造能力、沒抽象能力、沒思辯能力、沒邏輯能力、沒溯因能力、沒推理能力、沒理性、白癡與禽獸等的教育！“文”就是暴力，“爻”就是謊言；謊言與暴力，就是專制統治者的兩種武器，是奴役與壓迫人民的絕對工具。

“牧”從羊從文，其甲骨文的本意，就是“用棍棒驅趕羊群”，後來金文與篆文用“牛”取代左邊的“羊”，成為現在的漢文“牧”字。這個字後來演變成“放養牲畜”、“放養者”、“管理”、“治民”、“主事之官”、“州的長官”與“統治者”等意義，如“牧牲畜”、“牧人”、“牧正”、“教化牧民”、“天子牧民”、“天子為牧”。怎麽可用“驅趕牛羊群”的“牧”字來“牧民”？這說明了：民不過是類似牛羊的牲畜罷了！

民：在甲骨文與金文裏，“民”象“以壹銳物刺壹目形”；“民”的本意，就是奴隸，後來引申成為普通百姓。試想，當人睜開眼睛時，就看到壹把錐刺，那就是淒慘的奴隸啊！如果“民”的本意是“奴隸”，那麽亞洲大陸的人“民”，有什麽資格談自由與民主？

甲骨文的“民”與“臧”，具有類似的意義；“臧”從戈從臣，象“以戈刺瞎眼睛之形”，指“古代為了防止俘虜與奴隸逃跑，因此刺瞎其雙目，使其成為卑賤的奴隸”。

眾：甲骨文“眾”字有兩種，第壹種是“三人並排”，第二種是“日下三人”（表示許多奴隸在烈日下勞作之意）；金文將“日”改為“目”，成為“目下三人”，象征統治者在監督奴隸勞作。“眾”字有“眾多奴隸”之意，古代的統治者，壹直將人民視為私有財產與奴隸。

辛：辛字的甲骨文，代表“刑刀”、“刑具”、“刑罰”與“罪惡”，由“辛”字，發展出來的字，有“幸”(代表“枷鎖”)、“童”、“妾”與“童”等字；古代男奴為童，女奴為妾，童亦為奴，所謂奴就是奴隸，就是有罪者；後來演變成“幸”代表幸運，“童”代表孩童，“妾”代表非正娶之妻，“童”代表仆人，這些概念都仍舊脫不了賤人、奴隸與有罪人的內涵，都是擁有者可以隨意踐踏那些屬於低等人人權的概念；“辛”、“幸”、“童”、“妾”與“童”等字，毫無人權的意義。

宰：宰字的甲骨文，從屋下有辛，“宰”指在屋裏執行刑罰者，後來演變成“殺”、“家臣”、“官名”、“墳墓”、“主持”與“主管者”，如“宰相”、“州宰”、“宰夫”、“宰殺”、“主宰”、“宰制”、“宰人”等；“宰”字充分體現古代統治者絕對權力與殺戮的本質，這裏面沒有對人的愛與關懷。

家：從屋下有豕，就是指養豬的地方；統治者造字時，竟然不是以“屋下有人”，而是用“屋下有豕”造此字，這是什麽心態？是將人看成豬，還是將豬看得比人更重要？這說明了統治者將老百姓的家，看成物質性的生產單位，人與豬根本都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

牢：牢字的甲骨文，從牛在欄圈中，就是指關牛的地方；這個字後來演變成“ 束縛”、“關押”、“監禁”、“ 祭祀時用的牲畜量”等意義，如“ 牢固”、“監牢”、“牢獄”、“ 太牢”(指牛羊豕)、“ 少牢”(指羊豕) ；然而，監禁人的地方，怎麽可以用“ 牢”，那麽人與禽獸何異？那麽人的尊嚴何在？這就是統治者將人禽獸化的證據。

豖：豖字的甲骨文，從豕從壹小點，豕代表豬，壹小點代表劁豬（閹割），“豖”字表示閹割豬；豖有壹個異體字，即“斀”，是指割掉男人的生殖器。

人：就是由兩條線組合的概念；壹條右邊豎立的曲線代表頭、身與壹條腿，另壹條左邊短線代表壹只下垂的手臂，這就是人的概念。在統治者的意識裏，人必須越簡單越好，最好變成後來的漢文壹樣，只是“兩條腿的東西”，看不出“頭”、“腦”、“心”、“肩膀”與“愛”，這才是統治者所喜歡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壹點人的尊嚴與人的基本意識者，誰能夠動筆寫得下這個“人”的字？

人字的甲骨文，像側立的人形；就是“半面與側面的人”，而非“全面與正面的人”；這個“人”，僅能呈現“半個身軀（含壹條腿）”與“壹只手”，為什麽殷商的統治者，不願意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呈現“人”的意義？因為統治者不要人民，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面對真實的世界；所謂的“人”，在統治者的眼裏，只不過是壹個簡單的數字概念，說白了就是“壹頭牲口”！

“大”字 ，象“正面而立的人”，“大”與“人”的關系，就像“巫王”與“賤民”的關系，就像“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就像“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關系，就像“吃人者”與“被吃者”的關系，就像“全人”與“半人”的關系。

這種“大”與“人”的關系，就是殷商統治者非人化與異化人的最基礎構想，“唯有透過不斷地壓抑與渺小人的位格與尊嚴，才有可能樹立王權的絕對權威，也才有可能建立統治者可以胡作非為的絕對合法性”。

在甲骨文裏，任何畜牲與野獸，它們造字結構都比“人”字要復雜，例如，龜、豬、鹿、龍、象、兔、狼、狐、鳥、雀、雁、鳳、鴻、鸛等，為什麽“人”字的內涵與概念，比畜牲與野獸還簡單與空洞，難道“人”不如畜牲與野獸？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病態、變態、殘缺、片面、妖怪與扭曲性等概念的特質，例如，“首” 字 ，從長發、怪形頭、長嘴與壹眼，為什麽是壹眼，而不是兩眼？“頁”(同“首”)字，從首從跽坐人形，為什麽還是壹眼？“首” 字 ，在小篆變成從長發從鼻，成為後來漢字的依據，為什麽只剩下壹推頭發與壹個鼻子，那是人的頭嗎？

“面”字 ，即“臉面的面”，象“圓框內壹眼” ，為什麽人的臉內只有壹眼，而沒有其它的器官？“見”字 ，即“人睜大眼睛看東西”從“壹眼與半人身” ，為什麽不用兩眼看東西？為什麽沒有臉、心與嘴巴？“自”字 ，即“自己之自”，象“人的鼻子” ，為什麽用“人的鼻子”代表抽象人的“自我位格”？ 

“美”字，象“人頭上插羽毛”或“人頭上戴羊角飾物”，為什麽“人頭上要有飾物”才代表 “美”？那麽“人頭上沒有飾物”，是不是就不美了呢？那麽誰才有權或資格在頭上戴飾物呢？那麽“美”的普遍性與抽象內涵在那裏呢？篆文的“美”字，從羊從大，指羊大美味，那麽屬於口感之外的“美”，豈不是不存在了？經由這些簡單的問題可知，這種表像與簡化式的文字絕對不可能產生，那種具有普遍與絕對性“美”的深刻意義！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奴化、獸化、牲畜化、卑賤化、物化與非人化等的概念。例如，“母”字，象“女子胸部有兩點”，以此突顯乳房與乳頭的特征，難道母親沒有其它更重要的內涵？“女”字，甲骨文有兩種字體，壹象“女子雙手交叉扶膝跪坐之形”(表示恭順與卑賤)，另壹象“雙乳巨大的女子跪坐之形”(表示統治者物化與性化女人)，這是統治者恭順、卑賤、物化與性化女人的證據！

“婦” 字，象“女子手持帚”，指掃地的女子。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頭發狀，就是指“強搶女子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從女從又（即“手”），就是指“從戰爭中抓來的女俘虜”，這充分顯示了古代部落戰爭抓人為妻與奴的野蠻行為。

“奴”字，象“人手抓女子”，原指虜女為奴，後來泛指奴隸，是誰賦予人可以隨便虜人為奴的權力？是什麽樣的社會與文化意識，可以容許人任意虜人為奴？

臣：甲骨文象“壹豎起的眼睛之形”，《尚書》說，“男曰臣，女曰妾”，均指奴隸；古代奴隸不可以擡頭平視主人，只能俯首或仰視，因此用“豎目”代表奴隸。在這樣極端非人化意識的環境下，人如何保持人的尊嚴與人格？

方：甲骨文“方”字象“人頸部縛有繩索或戴枷械之形”，就是指“縛繩索或戴枷械的賤人”，“賤人”就是外族之人；在甲骨文裏有鬼方、土方、羌方、夷方、虎方等，這充分表現了殷商人歧視外族部落的心態！

甲骨文裏，“我” 字，象“壹根長柄綁著三個戈”，表示部落強大的武力；甲骨文裏，“我”字代表殷商部族，並沒有個體人的意義，這代表殷商人只有集體意識的“大我”，而沒有個體意識的“小我”，這是多麽令人震驚的事實？

從“大”與“人”、“君”與“民”、“父”與“子”、“我”(指“大我”)與“自” (即鼻子，指“自己”) 、“王”與“眾”(指“眾多奴隸的人民”) 、“戈” (指“武力”)與“或”(從戈從口，指以武力維護城邑，即“國”) 、“巫” (從二玉交錯之形，即“巫師”)與“祭” (象以手持流血的肉祭神，如人祭)、“帝” (指殷人信奉的上帝，本質為嗜血的邪魔)與“牲” (指“犧牲”，如人牲)等字關系，人類可以得到許多清楚的訊息，那根本就是殷商統治者，用巫術政治來徹底迷惑人心與殘害人的邪惡文化！

從上述的甲骨文字可知，殷商的統治者，如何用文字來建立人的奴隸與順從意識，如何用文字來發展他的王權與神權政治，如何用文字來鞏固其絕對權力與統治地位，如何用文字來掩飾統治者的罪行與不公不義，如何用文字來愚弄、剝削與壓迫人民！

尹：尹字的甲骨文，像手執某長物，這個長物，可能是針、杖、棍棒、刀、武器等；不論這只手拿什麽東西，當他拿著這個東西後，它就擁有某種權特別力或能力，於是產生“治”、“治理”與“主管”的意義；後來“尹”演變成“治理者”與“官名”，如“大尹”、“府尹”等，這裏面沒有人與人共同合作與互助的概念。

君：君字的甲骨文，從尹從口，這個口字，可能是“口”(指發號命令者)、“神器”(指權威的禮器，代表神聖權威的君權)或“城邑”(指統治者掌控的城邑)等；不論如何，都是指拿著某種武器或器具的絕對權威者、主宰者或統治者，它充分體現了古代權威或暴力政治的本質，這裏面根本沒有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在甲骨文中，“王”從斧鉞之形，象壹把下砍的大斧形，上橫是斧柄，下邊是斧頭；斧鉞代表刑殺征伐，只有王才具有這種絕對的權力，因此“王”字代表無上的權威與權力。 

甲骨文“父”字，象“手持石斧”，石斧是生產工具，亦為武器，代表權力。

“父”與“王”是巫王政治與社會的兩種無上權力，後來的儒家就是用“父”與“王”權，來建構絕對“孝”與“忠”的思想，以此來壓抑個體獨立意識與尊嚴，推動人絕對忠於“王” 與絕對 服從專制，並積極宣傳屬於集體意識與相對道德等的偽道德觀思想。

所謂的“君父”與“子民”等思想，就是將“父子之道”擴大為“君臣之道”，就是用“絕對的父權”來建立“絕對的王權”；“孝”與“忠”的本質，就是無條件地“無違”與“服從”，就是要妳莫名奇妙去死也要絕對地“無違”與“服從”，這就是東亞大陸專制與集體意識的起源，這就是東亞大陸沒有真正意義上人的原因。

在絕對的權力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實行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在《梁惠王上篇》說，“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壹！”；《春秋公羊傳》首頁，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壹統也。”，這些都是源於古代華夏民族的大壹統思想；這些思想，導致了上古時代各種部落國與諸侯國的無意義戰爭。例如，禹時天下萬國、西周初期1773國、春秋時1200國，到了戰國時期只剩下韓、趙、魏、楚、燕、秦、齊、吳、越、魯、衛、宋等國。

商朝的國君盤庚是較為賢明的君主，貴族們堅決反對他的遷都決定，他召集貴族臣僚到王庭訓話說：“妳們的生命，乃是我替妳們從上天保留下來的，妳們如果違反我的意願，妳們的祖先在天上會向我先王請求，嚴厲地懲罰妳們。到那時候，勿論妳們怎幺求饒，我都會把妳們統統殺掉，不留下壹個人，也就別想到新都去了”。恐怖得很！

殷王為了建立權威，用集體祭祀的方式，使人民接受神無上的權威之時，同時接受殷王的權威。巫王發明“人牲”與“人殉”的祭祀方式；在甲骨文裏，“祭”字從又（手）從帶血的肉從示（祭臺），象“人手執帶血的肉塊，獻於祭臺之上”，為什麽要“獻帶血的肉”？因為必須用人類最恐怖的手段，如“活人祭”、“人頭祭”與“割人體”等，來建立鬼神與巫王的絕對權威！所謂的“人牲”，就是以人為牲畜祭品，這些“人牲”大多是從外族部落虜來的奴隸，例如，殷商時代的羌人等；所謂的“人殉”，就是以人為陪葬者，大多是奴隸主的親人(如妻妾子女)或仆役，他們要在陰間繼續服侍主人。

殷商人的殉葬人，並不限於奴隸，有些屬於死者的家屬、仆役或兒童；這些眾多的男女殉葬者，很多是年輕人或小孩。從甲骨文的紀錄可知，殷商人祭祀壹次可以宰殺千頭的牛，王死陪葬的人達千人，王死陪葬物的種類與數量也十分多。在甲骨文裏面記載著，各種耗費龐大的祭祀，如經常使用數百頭或上百頭牛，為了維護這種奢華的祭祀與龐大的開銷，殷王需要發動多少次的戰爭，才能夠搶奪足夠的資源與供驅使的奴隸？

在甲骨文中，武從止從戈，戈為武器，表示要戰爭；止為足，表示要出行；從止從戈，表示發動戰爭或武力威脅。許慎在《說文解字》裏說，“止戈為武”，意為停止戰爭，不符合甲骨文原意；甲骨文裏的止，象壹只腳的輪廓，“止”是“趾”的本字。殷商時代，統治者如此地貪婪好戰，如此地奢華與聚斂，他們怎麽可能有“止戈為武”的意識？

殷王為了擴大權力與爭奪資源，自然要以經常發動戰爭的方式，搶奪異族的資源與奴役異族的人民。為了發動戰爭，發明了“華夷之辯”、“夷狄為禽獸”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概念，以此來進行各種不義的戰爭，這就是商代頻繁征伐異族與各種戰爭發生的原因，商朝主要是亡於過度的征戰與兵疲，而不是亡於紂王的昏庸無道。

在華夷之辯的意識之下，殷商人民可以將擄掠來的異族，視為罪人與奴隸，並且進行各種殘酷與非人道的對待，例如，要求從事長期性各類生產與畜牧業、過度的體力勞動與殉葬；殷人相信人死後有靈，因此貴族死後要奴隸們殉葬，他們希望死後仍有奴隸供驅使；殷商時期的活人殉葬風俗，十分殘忍，按社會不同等級的貴族，實行不同數量的活人陪葬制，例如：王的陪葬奴隸可達千人，高層貴族可達數百人，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根據甲骨文的資料統計，有7426個羌人在祭祀中被處死！在殷商的墓裏，發現有些人的頭骨上有刻字，這些是人頭祭祀時的刻辭，祭祀後這些頭顱會被打碎；這些頭顱屬於外族部落的首領或戰士，當他們死後，殷商人民將他們的頭顱切下，作為祭祀祖先與炫耀勝利的象征。

1934年至1935年，在洹北侯家莊西北崗所發掘的殷代的王陵，其中有九座殷王大墓與壹座埋葬器物的大墓，大墓的東區又有附屬於大墓1242座小墓；這些墓估計有數千的殉葬人，根據資料記錄，多數都是身首砍斷，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 

河南安陽小屯村附近發現了十座殷王大墓，西北崗發現了1221座小墓，這些墓除了有許多商代的陶 器、青銅器、兵器、玉器、工具與樂器等陪葬物之外，還發現有活人陪葬，他們身首異處，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死狀極為痛苦，據估計約有2000多人。武官村北殷代墓區，在191個坑中，有1,200具遺骨，大部分都是頭顱被砍掉的軀體，這壹地區共發現約2000具的遺骨。

考古發現，商代用活人殉葬屢見不鮮。河南安陽武官村商代奴隸主大墓及其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殺祭的人體屍骨；大墓中還出土了雕刻精美的樂器——大石磬；廓室兩側的24具年輕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銅戈，她們生前是樂舞奴隸。

孫渺《夏商史稿》第九章第五節人殉、人祭雲：“195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發現4排17坑，坑內埋葬的都是無頭人骨架…總計共埋152個骨架。…規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壹批祭祀坑。據不完全的統計，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178個人骨。根據發掘情況看，這些人牲並不是壹次殺戮後埋入的，每次祭祀時殺戮的人數不等，少者壹、二人，多者幾十人至幾百人，最多者壹次竟達339人”。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是統治者的工具；這種工具，主要在於宣傳服從神權政治與統治者的絕對權威，主要在於鞏固王權、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主要在於壓抑人的抽象、邏輯、分析、推理、溯因、創造與形上思維的能力，主要在於非人、非理性、偽道德、奴化與禽獸化人民，主要在於摧毀人的獨立自主意識，主要在於建立人的集體主義與集體服從等意識！

從甲骨文可知，商代的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囚禁與服勞役等。“死刑”分砍頭（“伐”與“元”）、剮刑、剖（“卯”）刑（如“剖心”、“剖孕婦”）、淩遲、醢刑（剁成肉醬）、火刑（“膠”、“熯”）、活埋（“丞”）、沈水刑（“沈”）；“肉刑”分宮刑（“斀”）、刖刑（“陵”、“ 剕”與“歲”）、 劓刑、刵（割耳）、黥刑、尤刑（斷指）、臧刑（以戈刺目）；“徒刑”包括拘系（即“以繩索捆綁人的頸子，牽之以行的刑罰”或“戴腳枷流放的刑罰”）。《呂刑篇》的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剕（砍腳）、宮（閹割）、大辟（殺頭）等，《呂刑篇》甚至主張“遏絕苗民，無世再下”（要殺盡那些作亂的苗民，不讓他們的子孫後代留在人間）。

甲骨文裏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刑罰。例如，剮(割肉剔骨之刑)、劓(割鼻之刑)、黥（以針刺面後塗墨）、刵（割掉耳朵）、椓（割男女的生殖器）、大辟（死刑）、墨（面額刺墨）、臧（以戈刺目）、尤（斷指之刑）、亢（ 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犯人在監獄裏戴著刑具)、元（砍頭）、斀（切掉男性生殖器）、宮（切掉男性生殖器）、腐（切掉男性生殖器）、剕（割足之刑）、陵（割足之刑）、歲（割足之刑）、抽舌、鞭笞、炮烙、剖腹、焚刑、醢刑（人死後剁成肉醬）、脯刑、磬、絞、車裂、腰斬、梟首、棄市、族刑、人彘、陵遲、剜眼、刺瞎等。

“剮”字從刀從骨，即是割肉剔骨的刑罰；“刖”字像砍去人壹足形；“陵” 字，左邊從大而缺壹足，右邊從刀鋸之刑，表示刖足之刑，後來演變成的陵（淩）遲之刑，即“斬去手足後，再割去身上的肉之刑”；“歲”字像以鉞斷足之刑，此亦為刖刑；“斀”字，左邊像男性的生殖器官，右邊從刀，是指用刀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官；“元”字，從壹點從壹橫從人，壹點就是人頭，壹橫指用刀截斷，“元”字表示斬首之刑；“亢”字從大從壹，“大”指人，“壹”指橫在兩腿之間的刑具，表示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字從口從幸，表示監獄裏戴刑具的犯人；“尤”字從右（手）上壹橫，像斷手指的刑罰。

淩遲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先將犯人用漁網緊緊地網起來，人的肉會從網隙中透出來，然後由腳開始，壹刀壹刀地割；行刑的人，如果不慎讓受刑的人，提前斷氣，那麽他也要受刑；為了避免犯人咬舌自盡，必須先將犯人的牙齒敲斷。明代的魏忠賢，被皇帝判剮1萬7千3百33刀[因其提前自殺而未執行]；明末的袁崇煥，被判剮1200刀；也有人被剮3600刀。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壹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此外有梳洗。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壹下壹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剝皮：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壹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壹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壹堆油，不好分開。皮剝下來之後制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俱五刑：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合壹，即“大卸八塊”。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裏餵養，取名“人彘”。

烹煮：找個大甕，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甕下面用柴火加熱。車裂：即五馬分屍，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

古代的華夏民族，竟然會發明下列的刑具與文字，例如騎木驢（將犯罪的裸體婦女綁在木馬上，讓尖釘刺入婦人的陰部，遊街示眾）、拶指（挾手指的刑具）、枷板、夾棍、杠子、老虎凳、腦箍（可裂開頭顱，使腦漿溢出）、站籠、欄車、盤枷、匣床、大枷、繩索、笞杖、刀錐、斧鉞、鬼頭刀、竹簽（刺人指甲的刑具）、木腳鐐、鐵鞋、腳踏球、貞節銅鎖、貞節鐵鎖（禁錮女性生殖器的刑具）、鐵鉗、銅烙印（燒紅的鐵器烙印在人的身上的刑具）、金瓜（砸犯人頭顱的刑具）、鍘刀、刑釘、絞繩等。

在殷商時代，王的權力完全建立在神權政治上，只有“王”才能夠祈求祖先的福佑，只有“王”才能夠舉行祖先的大祭祀與占蔔，只有“王”才能夠為人民消災祈福，只有“王”才能夠與祖先與先帝溝通，並托祖先與先帝向上帝求情賜福，只有“王”才擁有解釋甲骨蔔辭的權力，如甲骨文蔔辭裏經常有“王占曰”與“王蔔曰”等用語。殷商時期的巫、祝、醫、蔔，擅長於各種巫術，他們所從事的祈禱、降神、占夢、祈雨、醫病、占星、望氣、預言等巫術，他們屬於商王的禦用文人。巫師為了討口飯吃，當然會揣摩統治者心意，迎合統治者的意誌；龜甲與獸骨的占蔔，根本就是統治者與巫師串謀的戲，其目的是演給人民看，讓人民產生恐懼與因此誠服於統治者的絕對權力。

同理可證，由巫師所發明的文字，當然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誌，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遂行其絕對的權力與意誌？由巫師所發明的儒家哲學與思想，當然也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誌，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來愚弄與統治人民？

殷商時期的巫師，逐漸發展成為儒家的文人。孔子周遊列國，其目的就在於尋找壹個巫王，接受他的禮樂治國理念；所謂的禮樂治國，就是建立類似商王朝政教合壹、專制、大壹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儒家荀子的弟子李斯，向秦皇鼓吹孔孟的大壹統思想，最後創造了兩千多年來的“秦制”，這個秦制包含了殷商的巫王政治，也包含了華夏沙文主義的各種文化病毒，如專制主義、大壹統思想、中央集權、華夷之辯、華夏擴張主義等。

殷商時代，已經具備有高度政教合壹的巫邦政治，殷王就是最高權威的“巫”；殷商的宗教，基本上就是壹種違反人性的邪教，這種邪教在亞洲大陸延續了幾千多年而且還在延續。 

巫王政治，就是巫術與王權合壹的政治，就是邪教政治，就是專制政治，就是吃人的政治。儒家就是巫王政治的幫兇，就是發明絕對忠孝思想的偽道德者，就是提倡相對道德與情境決定論等倫理觀的魔鬼，就是混淆人類歷史道德進化觀與制造偽歷史分合觀的罪人，就是幫助統治者壓抑人個體意識與道德的邪靈，就是推動專制與人集體意識的撒但，就是傳播漢人沙文主義販毒者，就是阻礙人化與人文明的野獸，就是謀殺人靈魂與慈愛的妖怪，就是焚燒東亞大陸民主與自由的兇手。在這種專制文明、邪惡的文字與殘暴的神權政治下，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奴”、“鬼”與“獸”！所謂的“奴”，就是沒有人權的奴隸；所謂的“鬼”，就是沒有靈魂的魑魅魍魎；所謂的“獸”，就是沒有人性的禽獸！這些“奴”、“鬼”與“獸”，就是亞洲大陸人民數千年來的悲慘現實與命運，它壹直持續到今天！

甲骨文及其所演變出來的漢字，代表了古代專制的文化，代表了古代邪惡的意識，代表了古代不人道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反道德的理念，代表了古代反人類罪的意誌，以這種古代非人與邪惡的文字，如何能夠為現代人類，開創慈愛、公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的文明？唯有以抽象字母的英文，來代替單音節象形的漢字，這才是大陸人民，未來“人化”、“自由化”與“民主化”，唯壹明智與正確的選擇道路！

第13節 西周奴隸制和秦皇極權制

在西方，蘇美爾文化起源於兩河流域，希臘文化產生於海邊，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無的天然條件，商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人口流動很早就破壞了血緣紐帶所帶來的束縛。以個人為基礎的古希臘民主政治形成歐洲最早的傳統。

中國人以以血緣為紐帶，以集體的力量抵禦各種災害。歷史上就有禹召集萬國集會於塗山，商討集體治水的傳統。“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豐年”中的“田”都是集體開荒和集體耕種的意思（見張光直著毛小雨譯《商代文明》）。這種集體生產的制度產生利害與共、疾病相扶持的集體主義思想，也產生以王為中心的極端集權專制的奴隸制度傳統。　　

1．西周的奴隸制度

在姬昌當政前，周人就對王頂禮膜拜、呼萬壽無疆了。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韜光養晦，其實是“君尊臣卑”的特權思想使他吃得心安理得。姬昌被囚而演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從此，中國僅有的壹點平等都被消滅了。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紂王，心奴化的政策開始全面實施。2年後，周公在誥文中把治國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娛樂，給民眾規定這個，規定那個，壹步壹步地剝奪民眾自由生活的權利。從西周開始，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成了社會的主軸關系。這是中國人思想上奴隸 [即心奴] 化的開始。

魯哀公問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麽木頭？宰我說，夏人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用栗木的用意是“使民戰栗”，就是得讓老百姓害怕。這道出了奴隸制度的真相。

西周分封制度，實際上只是官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國土地的唯壹所有者。周王再將土地分封給親屬和功臣，令其為諸侯，按級別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轄之地，只是其中壹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諸侯共同的主人，諸侯對王室要承擔壹定義務。國家公有制，本質上就是國王和貴族的所有制。“公”=“王”，對這個關系，當時的人是清楚的；而現在的人們還以為自己也有壹小份，認為“公”=“妳有我有大家有”，其實錯了。

西周實行井田制，相當於集體公社。所謂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劃成不同生產單位，由貴族派官吏直接指揮組織生產，產出由貴族（公家）和社員按壹定比例分成。這就是壹種叫“徹”的集體生產和分成制度。不僅土地歸貴族所有，就是勞動生產工具，也是歸貴族控制。社員們到田頭開始幹活前，要由農官分發工具。土地不準買賣，所謂“田裏不粥”。從手工業來看，沒有私營工商業主，只有官營手工業。物品的交換，也由貴族和官吏統壹控制，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者吃的是官家的飯。

從教育來看，沒有私立學校，教育由貴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開辦學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就算是貴族們想開辦學校，沒有周王的批準是不行的。在周朝的制度下，沒有自耕農、沒有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壹切生產要素、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都在國王、貴族和貴族官吏的直接計劃控制之下。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之壹是，取代羅馬帝國的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向諸侯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軍事功績，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血緣，是所謂的“親親建國”，中國周代受封的諸侯宗族是嚴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國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實是宗法封建制。

宗法制度，這種以血緣原則建立的社會制度，其實踐的結果之壹就是使家庭而非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中國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變得自我封閉性很強，這種封閉性使得每個家庭對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勞動帶有強的反動、抵觸情緒，並且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缺乏合作精神。而莊園經濟，恰恰需要農奴家庭為領主勞動，並需要農奴家庭之間的相互合作。這種矛盾抵觸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而在歷史中顯得面目模糊。這種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維持了四百年，便開始瓦解了。

這種矛盾性可以從西周的詩歌集《詩經》中體現出來。在其中有關勞動的詩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農夫們的嗟嘆哀怨、憤憤不平的。《詩經》中的三百首詩還是孔丘從西周流傳下來的三千多首詩中嚴格挑選出來的，符合自己教義的詩，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詩因不符合儒教教義而被孔丘無情地刪去了，在那些被刪去的詩中，可以想象得出，反映農夫們抱怨、反映階級矛盾和西周社會陰暗面的詩歌會更多。

與中國小農經濟相比較的是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經濟。與歐洲封建莊園壹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這種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為了莊園地理、精神的中心。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宗法制度的原則是血緣，它使得血緣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唯壹紐帶，它使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基督教的原則是超血緣，它使得超血緣的上帝成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它使得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這樣，歐洲人便很容易沖破小家庭觀念的束縛，實現社會化合作。正是基督教為歐洲中世紀莊園所需要的合作勞動提供了價值基礎，這種價值基礎不僅使歐洲的封建制生存了近千年之久，並且使封建莊園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這種超越家庭觀念、社會化合作的進壹步發展。

讓我們來聽壹聽，在歐洲中世紀莊園中的基督教堂裏，神甫們都給莊園主和農奴們講了些什麽：六日妳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妳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出23:12）。

若有外人在妳們國中和妳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妳同居的外人，妳們要看他如本地人壹樣，並要愛他如己（利19:33）。

在妳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妳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的與孤兒寡婦（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貧乏（箴11:24）。

好施舍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11:25）。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箴17:5）。

妳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22:22）。

周濟貧窮的，不至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箴28:27）。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1:17）。

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價的，有禍了（耶22:13）！

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妳的弟兄或是在妳城裏寄居的，妳不可欺負他。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利19:13）。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妳求告耶和華，罪便歸妳了（《申命記》）。

在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教堂不僅是傳播基督教義的中心，並且它本身就是階級矛盾的緩沖器，是友愛和睦的紐帶，是愛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壹個修道院中發現了查理曼時代的莊園薄記，其中詳細記錄了農奴們每天的工作情況，並且生動具體地描寫了生活的各個方面。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根據其中壹部分記錄，以壹個農奴的情況為例，用現代語言編譯了《農夫波多》壹文。文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了農奴們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友好相處的具體細節。這和中國《詩經》中所反映的流離嗟怨的農奴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戶籍保甲連坐制

《左傳》成公13年劉子：“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國語》“周語”嚴公雲：“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周語”內史過雲：“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貢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為保證君子們的特權剝削，中國古代社會強化了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其基礎是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他們的身份與職業是世代相傳的，又有大致不變的固定居址；統治階級希望這種結構堅如磐石，所以稱這四民為石民。

管仲說：“利出壹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這壹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利出壹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壹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在技術層面，“利出壹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壹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壹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據《周禮》記載，有“司民”壹官，男孩出生後八個月，女孩出生後七個月，都要在戶口簿上登記，而且是戶分城鄉，人分男女。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詳細，每壹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秦國在公元前357年建立戶籍制度，至商鞅變革，戶籍制度更為完善，秦律還規定，已成年的兒童未登記戶口，連裏正都要受處罰；居民遷徒，必須向官府申請辦理遷移戶口的手續；擅自脫離戶籍而逃亡，稱作“亡命”，被捕後要治罪。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壹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壹座城鎮，每壹個村莊，每壹個家庭，每壹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絡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裏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裏甲制的始作俑者是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壹制度。居民每五家編為壹伍，設壹伍長，五伍為裏，裏設裏長，負責監督裏內每個居民的壹切活動，在居民點“裏”（閭）的四周築起圍墻，堵塞缺口，只留壹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裏門的左右各有壹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裏長坐在裏面監督居民的出進。裏門的鑰匙由裏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裏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裏長匯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壹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裏若有人犯法，則裏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商鞅這個專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裏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徒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只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壹聲道：“嗟乎！為法之弊，壹至此哉？”堂堂壹國宰相，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此後歷代均有嚴密的戶籍制度。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200萬流民中發現有40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

3．重農抑商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誌，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壹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的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4．秦皇的極權主義專制

1970 年代以來人們從睡虎地出土秦簡與青川出土的秦牘中已明確知道秦朝實行的是嚴格的國家授地制而不是什麽“土地自由買賣”；人們從《商君書》、《韓非子》壹類文獻中也不難發現秦代法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利出—孔”的國家壟斷，而不是民間的競爭。

秦始皇繼承了商鞅的學說，“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故勝民之本在於制民，若冶於舍、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為此，設酷刑重賞，實行“弱民”、“強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從於皇帝的絕對統治。為了實現這種絕對統治，建立起壹套從郡、縣、鄉、亭、裏到編民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戶籍制度。“四海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箸，死者削。遷移必辦“更籍”、“以分田裏、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可以說，中國極權統治的政治和行政組織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中國極權統治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法家政策的另壹面是反宗法、抑族權、消解小共同體，使專制皇權能直接延伸到臣民個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團體之阻礙。法家公然宣稱“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在實踐上則崇刑廢德，揚忠抑孝，強制分家，鼓勵“告親”，禁止“容隱”，不壹而足。正是在這種“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反宗法氣氛下，大共同體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脹得漫無邊際。

秦王朝動員資源的能力實足驚人。《史記.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70余萬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始皇32年，“乃使蒙恬發兵30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修長成50萬。始皇33年，“發諸‘嘗埔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戊，”集解：徐廣曰：“50萬人守五嶺”。這就是說，秦始皇用50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區，並派兵留守駐防。始皇35年，修綿延300裏“阿房宮隱宮徒刑者70余萬人”。“隱宮”即宮刑。另外，修馳道民夫30余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規模驚人的徐福船隊……。

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270多萬人，為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會有250萬人，兩項相加約有520多萬人。當時，中國人口約有2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1/3計算，不過6百余萬人。在6百余萬有勞動能力的人民中有5百萬人為秦帝國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就是大規模地實行奴隸制的證據，這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壹級”能實現的。以至於“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

《漢書.食貨誌》記載了戰國初期魏文侯的相國李悝所算的壹筆農民收支帳，農夫壹家5 口，耕田100 畝，平均每畝收糧1.5 石，共收150 石。除去十分之壹的租稅15 石，余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1.5 石，全家共吃90 石，余45 石。每石賣錢30 文，共得錢1350 文。除去祭祀、廟會用錢300 文，余錢1050 文，每人穿衣用錢300 文，全家共用1500 文，還差450 文。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兩句話可證：“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敘述漢文帝在位時農民生活狀況時，也算了壹筆帳：農夫壹家5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2 人，壹年有幾個月不能在家勞動。壹家種田不過100 畝，收獲不過100 石。還有送往迎來，吊喪、疾病、養育兒女。壹遇災荒和急征暴斂，就要賤賣農產品和借高利貸，最後只好賣田宅賣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還不如戰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20 倍的秦始皇時代的農民，生活水平更加低得不可思議了。

秦開創了大共同體壹元化統治和壓抑小共同體的法家傳統，大共同體的膨脹既然連小共同體的存在都不容，就更無公民權利生長的余地了。

專制皇權制度，在教科書上被稱為私有制，實際上只是皇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帝王體制之下，臣民的財產隨時都可能被剝奪和被搶劫，臣民沒有人身權利。帝王可隨意的占有他人的妻子，甚至人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隨意處死妳。戰爭時期進行的土地分配，也不是私有制。勝王敗寇，誰勝產權就是誰的，誰勝誰就是法律。

從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軍閥混戰、日寇侵略、革命掃蕩，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並且不斷地非正常地更換主人。由於相對於以前的封建皇朝和和以後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段時期管制較為寬松，私有制因素也特別活躍，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護。這只不過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階段。中國多數朝代不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所以，民無法制約官，官越當越富。

儒家王莽復辟極權主義的井田制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後、漢成帝的生母。自漢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馬。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貧。王莽以孝順母親而聞名，為壹時人望之所寄。

他的伯父大將軍王鳳病重，王莽侍疾盡心盡力，親嘗湯藥，亂首垢面，壹連幾月不解衣帶。王鳳頗為感動，臨死前將王莽托付給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他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余財，連自己的車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壹次王莽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諸夫人以為是婢傭，後來知道是王莽的妻子，都驚詫莫名。 

漢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權，王家受到沈重打擊。王莽因得罪傅太後，被免職歸家。他閉門自守，兒子王獲殺了壹個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殺。但王莽在士人中的聲譽日增。官員為王莽鳴冤上書的數以百計。

漢哀帝死後，王莽迎立中山王劉箕子為帝，是為漢平帝。平帝只有九歲，由太皇太後王政君臨朝聽政。王莽位居首輔，壹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著手清除權傾壹時的丁傅外戚的勢力，將皇太後趙氏貶為孝成皇後，接著再廢傅太後、趙皇後為庶人，二人後皆自殺。丁、傅兩家親屬都被免去官職，流放蠻荒之地。 

有壹年盛夏大旱，郡國飛蝗成災，王莽自己帶頭不吃葷，並出錢壹百萬，獻田三十頃，以賑災黎。滿朝公卿，見王莽如此，也都紛紛捐田獻宅。連王太後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間捕蝗。又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募貧民遷居，沿路飲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種、食糧都由官府供給。在長安城中造五個裏，有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頌王莽的仁德。

為籠絡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買通塞外蠻夷，讓蠻夷假稱越裳氏，獻入白稚。遠古周成王時，曾有越裳氏來朝進獻白稚。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書稱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過了周公，以安定漢朝的緣故，應加封為安漢公。王太後在群臣蠱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辭，甚至托病不朝。最後才接受了安漢公的賜號，接受了名號，卻把俸祿轉成二萬八千人的封賞。又有黃支國獻入犀牛，廷臣都說黃支國在南海中，離京師三萬裏，以前從來沒有朝貢，現在來獻犀牛，是安漢公的威德所致。其實這些都是王莽壹手安排。

王莽私下囑咐大臣，上奏稱王太後春秋已高，不宜親省小事，此後政事盡歸王莽裁決即可。之後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漢帝。平帝年已十四歲，漸漸懂事，恨王莽的專橫跋扈。宮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後，便先下了手，他在臘日進獻壹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後，腹痛難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淚眼的樣子。並寫了壹篇祝文，情願以身代帝，然後將祝文藏在金縢裏（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願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稱譽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時年僅十四歲。

王莽攝政時，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伐，失敗後被磔屍滅族，王莽猶不解恨，對響應起兵的23個縣進行大屠殺。王莽的長子王宇因呂寬案，被王莽逼迫自殺，牽連數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義滅親、公而忘私的美名。

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兒子臨去照顧。臨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後來王莽又占有了她，臨就和原碧密謀要殺王莽。不幸事泄，王莽為了保密，竟把辦案的人全部殺掉，以毒酒賜臨，臨不肯飲，自刺身亡。王莽後立四子王臨為太子。

平帝年幼無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孫五人中推立壹人，王莽借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繼為帝，應在宣帝的玄孫中選立。宣帝玄孫有二十三人，王莽卻找了壹個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號為孺子。 

這時讖緯禪讓之說盛行。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得到壹塊白石，上有紅字：“告安漢公王莽為皇帝。”王莽派王舜將此事轉告王太後，太後作色說：“這純是欺人的妄語，不宜施行！”王舜說：“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罷了”。王太後無奈，只好下詔封王莽為“假皇帝”。從此王莽身穿天子袞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鑾駕，自稱為“予”。年號稱為居攝元年。 

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夜裏夢見天使對他說：“攝皇帝當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發現新井，便是確證。”第二天早晨辛當起來，見亭中果然有壹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現，上有紅色的文字，大體都是上天命王莽為帝之類的話。王莽便改年為初始，以應天命。 

公元8年，在長安學儒學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壹個銅匱，上刻傳位王莽的讖言。哀章穿黃色衣冠，扮成壹個方士，趁黃昏將銅匱交給高祖廟裏的守吏，然後裝神弄鬼地匆匆離去。守廟官忙報知王莽，王莽打開銅匱，上刻攝皇帝王莽應為真天子，並署佐命大臣十壹人，當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廟拜受金匱禪位，定國號為“新”。廢孺子嬰為定安公，西漢滅亡。王莽照金匱策書按名授官，只有王興、王盛兩個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處尋訪，不久找到壹個城門令史叫王興，還有壹個賣餅的叫王盛，當即把他們封為將軍。 

很多人都極力支持王莽稱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學者劉歆和身居要職的孔子世孫孔光。王莽上臺後，就急忙任命了西漢大儒劉歆為“新朝儒家大帝國”的國師，在王莽眼看著要被推翻的節骨眼上，劉歆背著王莽前去勾結原漢朝的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後因事泄而自殺。

王莽自稱為黃帝虞舜的後裔，尊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壹個學者建立壹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壹次。王莽要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壹壹實踐，締造壹個理想的快樂世界。王莽機械的迷信制度萬能，他認為“制度確立之後，天下自然太平”。他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壹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為了鏟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後，即實施壹連串下列的新社會政策：

1．土地國有：恢復1200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稱天下田為王田，不得私下買賣。壹家不滿八口，田過壹井（九百畝），超過的土地，壹律沒收，或分給他的鄰居。

2．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農夫（佃農），由政府分給土地。以壹對夫婦壹百畝為原則，不滿壹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3．凍結私奴制度：雖沒有馬上廢止，但禁止所有奴隸婢女繼續買賣，違令重罰。以限制奴隸的範圍和數目不再擴大，使它最後自然消滅。

4．強迫勞動：凡無業遊民，每人每年罰布帛壹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強迫他勞役，在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5．實行專賣制度：酒專賣，鹽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統壹發行貨幣（從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銀錢，新政府收回這種授權）。天然資源都為國家所有，由政府開采。

6．建立貸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為了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政府收取純利十分之壹的本息。

7．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食糧布帛之類日用品，在供過於求時，由政府照成本收買。求過於供時，政府即行賣出，以阻止物價上漲。

8．征收所得稅：壹切行業，包括漁獵、蔔卦、醫生、旅館，以及婦女們家庭養蠶織布，都課征純利1/10的所得稅。政府用這項收入作為貸款或平抑物價的資金。

百姓養生嫁娶、宮室封國、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懍遵儒家“正名”學說，他用儒家學帕特有的繁文縟節，不憚其煩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現代”的全都取消，壹律恢復“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沒有人能記得住。

西漢政府對西南夷諸部落酋長，大都用王爵羈縻，這不過是不費壹文的虛名，王莽卻改封他們侯爵。句釘王拒不接受（句釘國，雲南廣南），首先起兵叛變。王莽又把西漢政府頒發給匈奴汗國單於的金印（匈奴單於璽），改為“新匈奴單於章”。皇帝的印稱“璽”，“章”是普通人的印，烏珠留若單於氣沖牛鬥，遂跟中國斷絕關系。

王莽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他不能容納與他意見相異的建議。他對句釘國和匈奴汗國的反抗，采取迎頭痛擊政策。

王莽連年挑起戰事，所需入不敷出，於是只有課重稅於民間：鹽稅、酒稅、鐵稅、山澤采辦稅、賒貸稅、銅冶稅等等多如牛毛。貧民無法謀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處攻城略地。王莽正與匈奴作戰，顧不上這些，便親自去南郊禱天禳災，用五彩藥石燒了壹個北鬥形的銅鬥，號為“威鬥”，用來象征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亂。

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旱災，饑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糧，赤眉、綠林軍相繼揭竿而起。更始帝劉玄在綠林軍支持下即位，派王鳳、王常、劉秀進攻昆陽等地。莽軍壹觸即潰，在昆陽之戰以40余萬軍不敵萬余兵力的劉秀，巨毋霸也掉進河裏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舉行哭天大典，稱“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綠林軍另壹支勁旅攻入長安，王莽赦免城中獄中的囚徒，授給他們兵器，並飲血盟誓說：“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攻占渭橋，這些囚徒都跑得無影無蹤。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漸臺，漸臺四面皆水，王莽還抱著符命、威鬥等壹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千余人隨他上了漸臺。城中少年響應，商人杜吳在漸臺殺了王莽，校尉公賓斬其首，起事軍將首級懸於宛市之中，王莽時年68歲。當時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條長舌壹再向人民許願過好日子，結果是壹次又壹次的騙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統修史者把王莽定義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賊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絕承認王莽本人就是儒門弟子。遍查正史，關於王莽出身的資料只有含糊其詞的五個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說“啊，這個王莽嘛，咋說呢，好象是穿了壹件俺儒家的衣服。”

專制邪教及其特征

1．專制的定義

廣義的專制是指侵犯人權，打罵強奸都是專制行為。

狹義的專制是指政府對老百姓的欺壓。古希臘人認為，自由國家裏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專制政體（despotism）就是運用非法的手段實施統治的政體，它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在那裏，沒有自然法，有的是單獨壹人發號施令，法只不過是專制統治者任意發布的命令。孟德斯鳩說：“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己的意誌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專制社會就是社會的命運掌握在壹個人或少數人手中，普通大眾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什麽發言權、也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

狹義的專制表現為“三壟斷”制度。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所以，專制主義也可以稱為壟斷主義。這種壟斷主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國人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權，王壟斷了經濟大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表明王壟斷了政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義；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官僚]大人的獨裁；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裏，這就是真理壟斷！可見，三壟斷制度在古中國就已成型。

當代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愛用totalism（全能主義）指專制主義，即皇帝老子什麽都要管，實際上就是“權錢通吃”。藉此，可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

2．專制邪教的總特征

無論專制主義表現形式如何，其特征都是壹樣的：專制主義=等級+謊言+暴力，這些共同性決定了它們政治邪教的本質。當否認上帝的時候，就否認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可避免地要淪落到血腥專制的境地。以人為神和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級制度，反對人人平等；就是輕視百姓的生命，盡管用各種美麗的詞語包裝，也掩蓋不了其野蠻的性質。

邪教組織使用謊言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誌，致使個人完全依附於領導。邪教組織是個獨裁主義集團，由壹個人或壹組人實行專制領導。邪教組織在謊言欺騙不見效的情況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踐踏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墮落為毀滅性組織。

1）等級特權。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者，總是找出人們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等級論，以維持其永久的統治。等級制是專制邪教的目的，企圖通過穩定的等級壓迫使少數人獲得永久的特權。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和有差異的。有些人適合幹某件事，有些人則適合幹另外壹件事。為了最好地發揮每壹個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諧壹致”、“合奏壹支交響曲”，就必須遵循“各人應做適合於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進行分工。因此統治國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來即有統治天性的人。這些人被稱作“哲學王”，但哲學王人數不多。“國家與個人，不經哲學家治理，決無希望可言。……除非哲學家們當上了王，……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

波普爾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發現了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治綱領，其要點是：1）嚴格的階級區分，統治者是牧人，被統治者是畜群；2）國家的命運就是統治階級的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就是國家的整體利益；3）統治階級對軍隊的壟斷權；4）思想檢查制度，以持續的宣傳造就和統壹思想；5）國家要自給自足，即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或壟斷經濟。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思想因素，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得到繼承和發揚。現代比較重要的極權主義的觀念，如馬列主義都直接得到黑格爾的傳承。

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主奴關系取代了兄弟關系，等級制取代了平等制。…… 

專制社會就是特權社會和不平等的社會。極少數人享有極大的特權。因為權力是靠暴力產生和維持的，而不是各方協商達成的契約賦予的。由於壹方在暴力上絕對地壓倒其他方，那麽這唯壹勝方必然擁有更大優勢和特權。暴力是壹種成本最高的競爭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報，也就是高度特權；而且暴力形成的規則不可能對特權者產生有效的制約，否則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義何在？

朱元璋皇帝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24個兒子和壹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五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以至於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祿米200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裏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光養活這些“飯桶”，就可以把壹個強大的王朝淘空。

同時，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後定明官祿，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壹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後遞減至僅五石而已。其後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此制。從官祿來看，這些整日為大明帝國機器運轉殫盡竭慮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2）謊言欺騙

專制社會充斥著統治階級散布的謊言。暴力必然違背人們基本良知，而特權必然讓人們反感抗拒；所以統治者必然散布兩類謊言：

第壹類，此廝該死，那賊該殺，以此來證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國的“理”只屬強權，“理”字的偏旁就是個“王”字，“王”者永遠有理！中國的“法”歷來專治下屬和卑賤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級，勝過父母。21世紀的各大媒體還以此為榮，有詩為證：“如今公仆是爹娘，黨的恩情勝爹娘，遍地學子考公務，只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處多呀！因為渾身是理，與下人打個官司準贏。

第二類，吾皇英明神武，澤被蒼生，德播四海，真龍天子，萬歲萬歲萬萬歲，好讓人接受特權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學時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孫中山）”；上中學時學的壹首歌道：“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蔣介石總統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只有壹名病患面無表情，對總統不理不睬。蔣總統看到了，於是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麽不對我歡呼呢？”院長道：“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時代，詩經就記載周人反復歌唱國王“萬壽無疆”，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感染了個人崇拜這種精神病毒。中國的語言是高度等級化的，如果語言中的等級弄錯了，輕則被貶，重則殺頭。誰敢自稱萬歲，那就被殺九族，清朝就有這樣的例子。

3）暴力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專制主義嚴重破壞人類的團結、和平和秩序，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動蕩和災難。專制者大權獨攬、橫行無忌，對內對外政策均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顧人民之公益。

自國家產生以來，戰爭日益加劇；自專制主義產生以來，國家就日益變成了純粹的戰爭機器。無數的奴隸在專制的枷鎖下呻吟；無數的平民在專制的異化機器中掙紮……。

專制政權是使用野蠻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慮人民的意願，也勿需獲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統治人民。專制政權統治的社會是壹個野蠻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

中國黃帝族的統治是通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的“血流飄杵”的戰爭實現的。故國人崇尚暴力、崇拜權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國文化是叢林文化，叢林界的規律決定了其本質。叢林界弱肉強食，崇尚以強淩弱、以智詐愚，只有利益的爭奪，不存在公理、正義、平等和博愛。叢林界的經濟是掠奪型經濟、權力型經濟，通過暴力獲取權力、通過權力搶奪壹切資源。在這裏，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叢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個個大大小小戰鬥的小團體，互相廝殺掠奪對方的財物和資源；在這群相互征戰的“野獸”中，誰最殘暴、最狡猾誰就最後勝出，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以只有最殘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後登上我們領袖的寶座。從叢林規則脫胎而來的強盜邏輯支配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在虛幻的共同體的名義下踐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君，萬民也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因而誕生了中國的盜匪文化。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譽為“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

中國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被稱為“土匪仔國家”。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質》壹書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約有2千萬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土匪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有賊心。

中國人壹逢戰亂就大偷各種文物古跡，和平時期還有中國人將重點文物的佛像頭砍下賣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許多文物古跡被炸，卻沒有人趁火打劫偷盜文物財寶。

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鋪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壹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不能動。

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產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國的墨子有反對戰爭的非攻思想，還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聲匿跡了。這證明了中國文化暴力成分的強大。儒家的虛偽與法家的殘暴結合得天衣無縫，法家決定了中國文化暴力特征。

《水滸傳》成為中國人特別愛看的小說，和中國人的嗜血心理有關。宋江在詩裏寫，“敢笑黃巢不丈夫”，他要與黃巢比比，看看誰殺人更多。專門在大樹十字坡剝人肉做包子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漢中的人物。水滸中的英雄們所殺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惡貫滿盈的貪官汙吏呢？

時至今日，漢語知識界還有那麽多學者、專家、策士假裝不知道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或者以東西方文化差別論自欺，或者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自慰，或者以虛幻的集體主義觀念自殘，借以維護現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壹切踐踏基本人權的罪惡行徑辯護。凡是對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觀念、價值和規範，都可以斥之為不合國情而拒之門外。凡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但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都可以掛上美名來粉墨登場。他們拒絕的恰恰是人類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維護的卻是傳統文化中動物性的成分。

鋪天蓋地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實力主義的灌輸教育，目的是通過實力主義教育，達到讓中國人民鄙視壹切人類道德底線，崇拜強人，爭當強人。把人類同情憐憫弱者的天性從中國人民心中徹底清除掉。這樣統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動，就都變成了強人偉大的證明。 人類道德底線的核心，不外是對弱者懷有同情憐憫之心。壹個民族，崇拜強人、爭當強人、喪失最後壹絲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自然也就會鄙視人類壹切道德底線。 

李昌平說：我們正在建立壹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余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妳沒有任何責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壹種東西！

壹些武俠片，俠客們壹不高興，就在飯店裏大打出手，凳子亂打，碟子亂飛，窗子砸爛，客人連滾帶爬，店主鼻青臉腫，桌子底下面亂鉆，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俠客義士們與店主和客人商量賠償的事！人的天賦、精力、時間、財產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內耗中白白浪費了。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輿論監督、司法等手段來解決，用民主法治來解決，妳有什麽權力該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審判後，才有權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沒有權利。

總之，中國人如果不對傳統文化進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性的尊嚴，中國的暴君就永遠不可能絕跡。在現代文明社會裏，它必將經過改頭換面，以新的更具欺騙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體的最前列，給傷痕累累的中華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傷害。 

勿需否認，現代文明仍然無法完全拋棄暴力手段，但這絕不是濫用暴力的借口。越來越遠離暴力，才是人類文明與野獸的區別。暴力手段必須嚴格由社會契約規定，按社會契約行使，而不是由另壹個更大的暴力來規定，因為暴力本身不能規定和取締暴力的運行。同樣，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權去消滅其它特權，因為特權本身並不能限制和消滅特權。只有消滅專制主義，才可能在個人、階級、民族、種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關系，人類團結、國家和平、社會正義和政治秩序才會有實現的希望。

4）腐敗混亂

專制制度的實質就是權力壟斷，任何壟斷都會腐化墮落。專制統治集團權力過大，社會不能對其監督制衡，腐敗必然日趨嚴重，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破壞了人類政治精神、政治倫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結構的健康成長，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總體性的災難。……

當王朝剛建立時，新的統治者鑒於前朝傾覆的教訓，希望江山千秋萬代，訂下了很多祖訓。然而這些清規戒律，必然頂不住“唯物主義”的利益誘惑。

扶貧賑災、禦敵平亂，不僅物資被層層克扣、侵占和濫用，最後到災民和士兵手中時已所剩無幾，而且會以此為名義掀起新壹輪對民間的掠奪和搜刮；治理江河、興修水利，則會搞出大量的貪汙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鳩說：“專制國家有壹個習慣，那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人們認為彼此之間的唯壹聯系就是壹部分人加給另外壹部分人的懲罰；是壹大部分人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裏，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中國古代從周穆王開始，便訂出了用巨額金錢贖刑的條例，規定：墨刑（用刀刻面塗墨）贖金黃銅六百兩，劓刑（割鼻）壹千二百兩，刖刑（砍腳）三千兩，宮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

周穆王用這種辦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奪取金錢，充實國庫；同時，也是對當時獄官的貪贓枉法、收取罪犯賄賂的壹種對抗方式。從此以後，歷朝常有用金錢贖罪的規定，如漢將李廣因誤軍機判罪，在繳納了大筆贖金後免罪罷官閑居；而司馬遷獲罪下獄，由於無巨額金錢作贖金，以致被閹割了生殖器，悲憤終生。晉朝法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贖金黃金二斤。

滿清政府進北京，靠的是吳三桂出賣國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馬嫻熟，所以有“小兵臨大國”之感，大概與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壹樣，剛剛得到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有無從下口之感。壹旦認識了驢子的脾氣，那個小老虎，再也不怕驢子了。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制服中國這頭驢子，只要抓住所謂的“儒學禮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國的全部靈魂。 

於是，滿清政府幾乎壹字不改，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思想繼承下來。滿清統治者用這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管束為它賣命的漢奸吳三桂之流，壹旦吳三桂開始反叛，它便舉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此種方法十分見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國人壹致口誅筆伐“三藩叛亂”，因此，滿清統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國人的支持下，剿滅了“三藩叛亂”。同樣，他們也用這種方法，招降明王朝的舊臣，譬如皇太極的老婆孝莊，就曾親自出馬，用儒家禮教說服明朝經略大臣洪承疇。孝莊不但用自己的身體給“既好色、又好男風”的洪承疇以性欲的享受，還用儒家禮教與洪承疇溝通思想，她贊揚洪承疇的“忠孝”，也告訴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禮教，“士為知己者死”，“不為不知己者死”。於是，洪承疇在既“洗身”、又“洗腦”的作用下，從儒家禮教之中，找到了當漢奸“名正言順”的理由，那就是“滿漢壹體”。爾後，這種思想壹直是滿清統治者統治中國的法寶。 

乾隆時空前的腐敗。乾隆46年，甘肅省官員串通壹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壹個官員是幹凈的，也沒壹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臺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臺王廷贊處以絞刑，共計處死大小官員47名，被革職下獄的82人，11名贓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鹓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壹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壹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撿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

乾隆47年，臯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汙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56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46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42萬兩白銀。同年，山東又出現國庫因被侵吞而虧空130萬兩，除令在兩年之內由山東省各級官員如數補足外，殺了4名知縣，1名巡撫，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盡。

乾隆57年，浙江發生鹽道運使柴楨截貪商人應繳納錢糧案，結果是柴楨和巡撫福崧處斬，柴楨的管家柏順因替柴楨出謀劃策，被判處絞刑。另外，兩淮鹽政全德降為郎中，藩臺景照撤去職務發配伊犁充軍，道臺明保、張慎和撤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諸如此類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處置起來毫不手軟，甚至若幹小的貪汙、索賄案，乾隆也動輒以撤職、充軍和殺人來對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兩淮鹽官共侵吞官銀壹千九百萬兩；46年，哈密通判經方貪汙官銀十五萬兩；57年，浙江巡撫福崧壹人就侵吞鹽運款十壹萬五千兩；60年，福建全省虧空二百五十萬兩、糧谷六十四萬石。

最為露骨的是，壹邊追贓，壹邊又貪贓，追贓官把追到手的贓款納入私囊，贓上加贓。如：四十六年甘肅集體貪汙大案發現後，奉旨追繳查抄藩臺王亶望的家財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金條、金錠四千七百四十八兩,而上報內務府的冊上只列著金葉九兩三錢，懸殊大得驚人，等解到內務府時，這區區九兩三錢金葉也不翼而飛，其膽大妄為、頂風作案，曠古罕見。

愈懲貪而貪汙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敗。乾隆把貪汙賄賂之火撲不滅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用人不當，固然，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時代全國最大的貪汙賄賂犯、亦可稱之為全國貪官汙吏的總庇護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寵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辦貪贓案，給和珅提供了在全國結成貪贓枉法的巨大網絡的機會，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還在專制政體，具體表現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號的貪汙犯，只不過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聖的外衣罷了。中國的專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王所享受的都要優越，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是目無聖上，就要遭受懲處。乾隆皇帝又堪稱最會享受的皇帝。他處在滿清王朝發展的頂峰上，就象唐玄宗處在唐朝發展的頂峰壹樣；同時，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強盛滑向衰落壹樣，使滿朝由順、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慶時代。

乾隆壹面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汙吏,獎勵廉潔臣子，但壹面他又帶頭肆意揮霍國庫，把金錢花得象滾滾黃河、長江之水那樣。上行則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權臣和珅的推波助瀾，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變著法兒貪贓受賄，廉政從何說起？

他大肆營造宮殿、園林，極盡豪華壯麗。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費的金銀是不能用數字來計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國庫給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別是助長了貪官汙吏的氣焰，提供了他們公開貪汙受賄甚至變相搶劫的良機。正如章太炎所說：“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已居堯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更為露骨的是：乾隆帝還發明了多種公開勒索盤剝官員和富戶的手段。僅舉幾例：

（1）交納“議罪銀”：凡官中犯有某種過失，或皇上認定某官犯有某種過失。犯過失的官員便向皇帝自行請罪，並根據過失大小交納數量不等的“議罪銀”，多則數十萬兩，少則幾萬兩，以換取皇恩寬恕。這些數量巨大的金銀，壹般都不入國庫，而直接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作為皇室的私蓄——這是皇帝公開貪汙。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東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貢獻禮品，於是沿途大小官員只好爭相呈獻巨額金銀和奇珍異寶。乾隆沒經過的省、州官員，為了計好皇上，也競相搜羅寶物進獻——這是皇帝公開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數千人隊伍，地方官員就要建起行宮；備好美味佳肴款待數千人的隊伍。道傍破舊民房，因有礙觀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離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後，有人假托工部尚書孫嘉徐之名寫文章指責並私下流傳，乾隆帝竟然興起大獄進行追查，牽連下獄達上千人。

（3）舉辦各種壽誕盛典，通知舉國賀壽獻禮。按滿清定規：每當皇帝或皇太後整旬壽誕，便要大規模地慶賀，乘機向朝中大員和各省地方官員及富商大賈進行攤派勒索。到了乾隆時代，這種“報效”勒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慶典的收納金銀都在100多萬兩至200萬兩，幾乎相當於壹次戰爭的經費消耗——這是皇帝的公開索取賄賂。

除了富商大賈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員交納的經費竟是名為“養廉”（俸祿外的補貼）的銀兩。據史料記載：“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交經費，行令戶部在俸廉內分別坐扣”、“各省督撫應交經費，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本來是用於培養廉潔的錢，結果變成向皇帝賄賂的贓款，荒唐、滑稽到了極點！

皇帝帶頭公開貪汙、勒索、收取賄賂，吏治怎麽會不腐敗？在專制政體裏，廉政只是壹塊漂亮的畫著羊頭的招牌，在這塊羊頭招牌下，賣的全是貪汙賄賂。

清朝的和珅是中國歷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貪官，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據估計，和珅的家產折合白銀為9萬萬兩，抵當時全國12多年的稅銀收入。不過，比起皇帝來，和珅之財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也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壹次所收金佛就多達壹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鐘就重達壹萬三千多兩。

開明專制者最多只會克制濫用特權，而絕不會放棄特權。哪怕皇帝比較廉潔清明，或者再出壹兩個包清天之類的人物，也無法挽救整個官僚體系壹天天腐敗、墮落下去。因為專制主義只會壹層層地向下復制，壹代代地向後復制，而不可能復制出契約體系。

專制主義定會壓制工商業。商業的精神實質是平等，而平等正是專制特權的天敵。儒教對商業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敵視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於利”的小人、奸人；商業是百分之百的末業、賤業。工商業的契約精神：互利共存、協商談判、自覺誠信；這些如何與暴力、特權、謊言對得上號？特權本身是不容“協商談判”的，否則特權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權要麽巧取，也就是貪汙；或者就幹脆豪奪了。統治階級也會需要壹些工商業為其享樂、受用。但這樣的工商業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業；而且這種工商業壹定會打擊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業。特權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這當然要靠傷害其它廠商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來實現的。擁有特權者可以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沒有誠信可言；因為他們獲利的手段是特權，他們不需要誠信。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系，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所以，中國歷代統治者不遣余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以免危及專制權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征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壹年。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壹半；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壹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

專制主義社會壹定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特權、腐敗壹定帶來暴利。這個暴利壹定是以損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的，完全沒有進步性和積極意義可言。這樣，除了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社會問題外；也使得社會中間階層發育嚴重不良，在客觀上壹定會嚴重制約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喪失了壹大群有足夠能力的消費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費銜接層次。任何工商業都將舉步維艱：在滿足了很少的壹部分達官貴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後，進壹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無法進行，因而資本積累的空間很小，積累進程十分緩慢，從而直接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投資意願。

專制政權壹定會追求“有所為”、“大有所為”，因為對權力已經沒有了有效的規範和約束。獨裁者會無視“有所不為”的原則和要求，好大喜功。這種“有所為”定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和災難。

5）專制主義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惡的壹面：自私、野蠻、殘忍、不文明和非理性。專制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權、反人類、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汙人的尊嚴的壹種體制、文化和行為模式，是壹種徹頭徹尾地犯罪。

專制主義以“強權就是真理”、“強力就是正義”為其根本的行為原則和罪惡的精神支柱，以“國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壞壹切文明與進步，助長了最原始的野蠻與殘暴，使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發展的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良心、人性尊嚴等等基本價值倍受摧殘、分崩離析乃至喪失殆盡，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擺布之中。

專制主義嚴重毒化了人民的心靈，阻礙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專制主義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廣大人民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邪惡、黑暗、貧窮、骯臟、非人道、不體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惡劣環境，加之剝削、壓迫、疾病和戰亂，致使他們形容枯槁、性格扭曲、心理變態、精神抑郁、身心倍受摧殘。

專制主義的制度

1．任命制

現代法治國家采用民主選舉制為主、任命制為輔的選拔制度，那種不以民主為基礎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腸小道，必然帶來官壓迫民的官僚主義。

十月革命後列寧從盡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采取幹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制作為任用幹部的惟壹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產生的幹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

勃列日涅夫通過拉幫結派，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然後“黃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趙匡胤那樣，登基之後最掛在心頭的，就是憂慮部下會不會再搞壹次“陳橋兵變”。怎麽辦？那就是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部下，不惜坑害民眾。

最主要的手段有兩種，壹是大搞任命制，讓官員感恩於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質待遇，“有恒產者則有恒心”。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穩定”幹部上，先通過頒布壹系列條例、規定，使官僚階層享有種種經濟特權，把他們的特殊利益規範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勃列日涅夫的“鐵桿保皇派”。同時，勃氏還盡量提拔壹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臺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幹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壹榮俱榮、壹損俱損”、與人民群眾絕緣的利益共同體。

由任命制形成的這種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階層當時已有50萬至70萬人，加上家屬，約占全蘇總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敗浪潮。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委會，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說是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間，蘇共中央就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幾萬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以烏黨中央第壹書記拉希多夫為首的特大貪汙受賄集團，在莫斯科的主要庇護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第壹副部長丘爾巴諾夫（轉引自黃葦釘《蘇共亡黨十年祭》壹文，載於《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陳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權論》說：“任命制歷來是專制統治者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壹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另壹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鉆營利祿者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由於權力的腐蝕性，任命制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汙、搞專制恐怖。”排斥民主選舉制的任命制還必然帶來跑官、買官現象，因為妳有權力任命他，他當然來向妳行賄、聯絡感情。如果白費錢財、未達到目的，壹怒之下就會“殺官”。

共產黨任用和提拔幹部，雖然公開講要“任人唯賢”，但實際上的任用的是“三種人”；這就是“用親人”（指子女、親屬）、“重親信”（即唯命是從、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的吹牛拍馬者）、“唯黨員”（自“反右”運動後科長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那些善於政治投機、媚上壓下的幹部總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卻被百般壓制。由那樣的庸才主持業務，其後果可想而知。

2．集權制

《春秋公羊傳》認為周天子應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島共貫”。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為定制。自秦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壹身。這種政治，是由君主個人全權占有和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其統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物對君主都是絕對隸屬和臣服的關系。

中央集權——指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說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團結在XXX為核心的周圍”，可見，中央集權總是表現為個人集權、獨裁。中國壹直如此，到現在都沒有變。不過以前的中央稱朝廷，朝廷是皇帝的辦公機構；現在沒有皇帝了，總書記的權力仍然相當於皇帝的權力。集權政治的權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災難。秦二世而亡就是證明。郡縣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形式。

中央集權與君主個人集權相輔相成，中央集權是君主專制的前提和基礎，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其目的都是要從政治制度上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

派遣鄭和遠航西洋的永樂皇帝朱棣聲稱：“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壹視同仁，無間彼此。”顯然，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這種觀念在《詩經》中經典性地表達出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尚書》、《周禮》等古代典籍中，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統禦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裏之地，稱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系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壹個個相距五百裏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復雜的同心圓層級結構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就是中國的大壹統思想。

在“天下壹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個“大壹統”的“天下”。萬壹“天下”“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它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大壹統的正統論，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創造戰爭與內亂。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實行集權政治的德國和日本，因為戰爭需要權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統政權，必然會創造出類似劉邦、項羽、毛之類的草莽梟雄。中國苗人養蠱，他們將壹群不同種類的毒蟲，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讓這些毒蟲互相吞噬對方，最後存活的那只毒蟲，就是所謂的蠱。這只蠱，就是中國歷年改朝換代時，取得政權的統治者。

對帝王而言，統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剝削的貢賦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統壹以滿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最早把“國家統壹”這種次價值偷換為最高價值的是帝王及其謀士。大壹統的皇權制度認為：無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之奴仆。統治者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各地區的人民；這些城市優渥的生存條件，都是剝削大多數農民與貧困人民的結果。

皇帝壹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上朝理政。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大權旁落，小人得誌。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會創造壹批奸邪、權術、狡詐的人。

愛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觀》中說：“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壹條千古不易的規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壹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斷子絕孫的絕招。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異己與反對言論，采取各種武力鎮壓與文字獄的方式，才能夠有效建立。中國古代鎮壓異己與言論的方法，主要采行各種刑法、連坐法、誅九族罪、文字獄等；這些殘酷的方法，堪稱人類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摧毀地方人民的自治與自主意識。為了成全這種“統壹觀”與“正統論”，犧牲了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沒了多少個人的聰明才智！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壹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

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平不差，被“統壹”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並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53年，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集權制政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地方建設。這些地方官員，不會真正關心地方人民的權益與建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討好或賄賂上級官員以便升官能發大財。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他們會搞壹些虛假的形象工程，以滿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大都采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員，並沒有個人的自主意誌，他們只是皇帝的爪牙與工具。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員，因此他必須聽從朝廷的號令，有效監督地方人民，並且盡量設法鞏固朝廷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沒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領導，領袖人物的幹綱獨斷。1949後，國家權力的集中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峰。黨領導壹切，黨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錯誤也大。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也會犯錯誤。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導致各種貪汙腐敗。例如，過年過節，下級官員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敬獻孝禮；不僅如此，下級官員也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經常做出各種回報的行為，如將在地方任官時所搜刮的資源，經常奉獻給他的長官。這就是中國所有地方集體腐敗、地方集體貪汙、豆腐渣工程、國有資產流失與銀行貪汙的發生原因。同時造成社會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人心渙散、道德墮落、不公不義、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假大空、坑蒙拐騙、誠信破產、等問題；社會必然會走向文化倒退與人民普遍愚、貧、弱的情形。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使中國人陷入“大壹統”崇拜。國人推崇統壹，甚至統壹壓倒了生命尊嚴，陷入了野蠻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滿清建立過地域廣大的國家就有意的隱瞞蒙古滿清血腥大屠殺的事實並塗脂抹粉，從而走向了野蠻的暴力崇拜。

中國的商周時期的分封制是種原始的分封制度，與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分封制趨向於集權，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趨向於民主自治，因為他們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議會。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得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國王的橫征暴斂，與國王的談判機構就是國會。在英國經過反復較量，國家權力集中到議會手裏，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國的分封制無法轉化為民主自治的聯邦制，在於古代中國人壹開始就走上了壹條錯誤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滯在原始社會壹樣，中國人永遠停滯在專制獨裁的泥坑裏，到現在都是老樣子，不過換了新名詞而已。

民主聯邦——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的周期性授權。聯邦政府與地方權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獨立自主的，不必聽中央；中央領導人無權任命撤換地方領導人，中央與地方出現矛盾沖突由最高法院裁決，全國服從憲法和最高法院。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權威的觀念，美國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權力受控的情況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與聯邦制的區別：聯邦的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分封制的權力來自於上層即國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國王不能隨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後，再往來就要算經濟帳，不能隨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處是限制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歐洲之所以領跑全人類，沒有形成中央集權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權，無疑是歷史道路上壹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國麥迪遜總統所說：“所有的權力置於同壹人手中，不論是壹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分封制優於中央集權郡縣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權制容易分散風險。分封使壹國變成數國，壹王變成數王，腐化滅亡的危險有所降低。例如，隋煬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頂多像周幽王被殺，但各諸侯國沒事兒，不會天下大亂導致全國性農民起義，這種分散權力風險的辦法或許正是為什麽夏商周可以各延續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擊郡縣制。事實上，郡縣制與分封制相比，並不是歷史的進步。

試想，壹個將子子孫孫世襲下去的公爵更註重自己領地的長遠發展，還是壹個三年後就要調任的太守更註重自己轄區的長遠發展？誰更會不顧人民死活地竭澤而漁、殺雞取蛋，像過境的強盜那樣大掠三天後揚長而去？郡縣制有利於大壹統，大壹統對人民有多少好處？

郡縣集權制毛病很清楚，剝削壓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據說現在的貪官轉移出去的錢是晚清對外賠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輕徭薄賦。領主直接治其轄地，對領土的征斂就會考慮到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保持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例子：馮獾客孟嘗君故事，馮獾說孟嘗君不重視他，彈劍歌曰要吃肉、要車馬；條件滿足後，要他辦事情；他卻把孟嘗君封地的債券當眾燒毀了。後來孟嘗君被趕回封地，人民夾道歡迎他。

用壹個比喻：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肥豬的貪心要小。肥豬=分封制；瘦豬=郡縣集權制。

3）分封的第三個好處，就是給了農民以選擇的機會，如果妳在這裏過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領主的領土上去，對於領主來說，從事生產的農民是他的財富，對待這樣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說了壹句話“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中國壹旦統壹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無所謂來之，當然更無所謂安之了，那還有誰修麽子文德啊？ 

因為西方國家是分裂的，領主的武裝是君主與領主契約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對外的，且領主之間互相窺伺，這就削弱了領主武裝實際上可用於鎮壓農民造反的力量。領主是相對較弱的，在武力無法壓倒領民的情況下，領主對領民就要相對讓步，所以，為領主提供稅款的商人和農民的地位就相對於中國要高，事實上就是用經濟換到了權利。在尼德蘭地區甚至出現了城市自治和區域自治，這相當於領主將領土的治權“賣”給市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4）有利於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權下，治國的方式是單壹的，這就決定了嘗試他種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證地方的獨立性，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變革成為可能。

日本19世紀都有分封制，中國沒有。在分封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這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層的活力。

5）分封制間接促進了自由。思想文化的發展在於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下，不同言論都被封殺。秦實行了郡縣制，使東亞大陸變成了鐵籠壹個，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權制又向集中的程度發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漢人區當甲長，不僅有初夜權，還有濫交權，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連切菜的刀子也歸蒙古保長管理。

蒙古人在俄羅斯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當時莫斯科公國呈服於蒙古人統治，蒙古人在俄羅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屬國制度。由於漢人受壓迫比俄羅斯人重，所以漢人起義推翻了元朝，後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羅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統治後推翻了蒙古，以後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國的東北。受分封制統治的俄羅斯人比中央集權制下的中國人，確實更有活力。

福澤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壹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壹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壹體，形成了壹種事實上的單壹的神權統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幹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壹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壹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天皇的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發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

3.終身制和世襲制

專制國家的皇帝任職都是終身制，死而後已；傳位的世襲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這種世襲制導致社會在僵死中崩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史上第壹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秦始皇”的意思是開天辟地第壹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萬代永存。最高權力的繼承人由前壹獨裁者指定，每代獨裁者之間有嚴格的輩分關系，即所謂“代”。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還處於壹個離秦始皇並不遙遠的時代。我們生活在壹個叫中共的王朝之下，這個王朝的姓氏是黨。雖然中共將它建立的國家標榜為“新中國”；實質上，“新中國”仍是壹個傳統專制社會。

現代專制是壹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是由壹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桿子的最高指揮者。這種體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註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制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制。

中國的憲法就未限制中國軍委主席任期屆數，這就是終身制。官員屆滿如不能升遷，往往轉到其它部門同級職位上。如：市委書記屆滿，可調市人大另就，屆滿還可調市政協任職。可謂具體職位有期限，官位換坐無期限。這是變相的終身制。

現代專制實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回，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級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襲的翻版，和現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觀念的公然蔑視。中共在小圈子裏私相授受國家權力是壹個國家的恥辱。誰接受這種私下饋贈的權力，誰就是竊國大盜，就是全民公敵。

“接班”制度還在全社會推廣。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系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警察，兒子就是警察；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傳統世襲制是父業子繼，這種世襲方式目前在中國官場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種新的世襲模式已形成。即：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妳幫我親友升官，我幫妳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壹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幹子女占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系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享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這壹種隱蔽的世襲制，與傳統世襲制相比，更不負責任和更加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

在靠“隱形世襲”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它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視權力如同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制，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鄧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團，江澤民家族有上海聯和、網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團，榮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鵬和高嚴相識於東北，李鵬做副總理、總理時提拔高嚴做吉林省長、雲南省委書記，李鵬在卸任總理以前的1997年，趕緊將這個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拉到北京來，先做電力部的副部長（降級壹年、親信才能這樣屈就），98年電力部轉公司後，高嚴就當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了，儼然大資本家。高嚴腐敗多年而不倒，就是因為抱緊了李鵬的大腿。2002年7月高嚴讓情婦楊珊幫助他轉移財產，僅被查出轉移、藏匿的港幣、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高嚴在中紀委調查組進駐國電公司壹個星期後於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場認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審計署報告指出，原國電公司國有資產流失45億元，其中因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損失或潛在損失32.8億元。 

1993年北京長城機電公司十余億元非法集資案轟動全國，公司創辦人沈大富被捕，還牽出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時效（被控受賄於長城公司），兩人雙雙判刑。但長城公司的董事長朱琳，及長城公司開幕時去剪彩的李鵬均毫發未傷。1997年成克傑案曝光，查案時發現成克傑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鉆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廣東主持反走私會時，有人提到朱琳曾打電話提走壹筆扣押在廣東海關的走私貨物。

李小鵬，1959年生，考不上正規大學，就進了華北電業系統的中專改大專的華北電力學校（後改“學院”），82年畢業。1999年審計署破天荒地公布國務院53個部門財政違規報告稱：李小鵬的華能國際（隸屬於水電部）挪用南水北調工程費約65百萬元。李小鵬立刻遠走美國避風，躲在紐約長島的自置豪宅好長壹段時間，直到風聲平息才回國。

李鵬的女兒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學，進了電視大學（這個學歷，她是不列出來的），再想辦法進了清華大學，算是1989年清華電力系的碩士。李小琳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會副主席兼總裁。他們借在境外上市大舉圈錢。

李鵬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開始利用武警特權倒賣和走私軍火。據悉他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安亞技術公司和海南安義公司走私軍火所涉及的金額最少1千萬元人民幣。1998年李小勇與曹予飛因分賬問題鬧翻，李小勇將新國大的所有設備和現金搬走，11億元賬面戶頭提取壹空，並出動武警綁架曹予飛。結果曹予飛被判死刑而滅口。但5840戶、2萬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斷上訪請願，公開喊口號“李鵬為子還債”。就在受害者哭訴無門時，當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與他的妻子葉小燕（葉挺將軍孫女）及兩人的獨女移民新加坡，過著住豪宅、吃燕窩鮑魚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婦在新加坡與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約280萬港元購得，在灣仔會景閣和陽明山莊的兩套豪宅花了3千4百萬港元。

朱镕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雲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镕基之女）。

溫雲松——北京Unihub公司總裁（溫家寶之子），獲贈平安保險股票，價值超過七十億元。徐 明——大連實德集團總裁，30多歲就有20多億資產，2003中國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溫如春為溫家寶之女，他是溫家寶之婿。

回良玉的女兒嫁給了江的兒子。回在安徽任職期間的批條有37單，造成壞賬46億元；他在江蘇任省委書記的3年多時間，批條115單，造成壞賬242億元。江蘇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個小金庫，都是匿名記帳號，金額高達8億2千多萬元。江蘇省委辦公廳就有3個小金庫，這三個之中的壹個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鄉的縣名“榆樹”為匿名開的帳號，金額達3千萬元。江蘇省國土稅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興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華別墅，耗資三億三千多萬元。2000年，回良玉在蘇州太湖興建歐陸式別墅，還為政治局委員、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征性的五千元賣給他們。回良玉主政江蘇三年中的首長工程，就耗資150多億元。這個只有中專學歷的回良玉，還附庸風雅，經他手題詞的地方，就有二百多處。

王懷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賄300多萬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錢後，積極為其升遷講話，最終使王當上了副省長。安徽省政法委原書記在銅陵當書記時，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賄，據其主動交待有百萬之多。

俞正聲是毛澤東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黃敬的私生子，母親範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長；妻子張誌凱是原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大將之女；後借著江青的余光，結交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作為自己的死黨，攀上了鄧家。先是出任鄧樸方的官倒公司康華公司的總經理，89年被整頓後，鄧家派他到青島市當市長，他弟弟俞強生叛逃美國，他的官運沒有受影響，鄧樸方讓他回到北京當了國家建設部長。俞在青島時對內壓制和剝奪老百姓，然後把土地送給李鵬和鄧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漢東西湖區原黨委書記彭民泉從吳家山開發區農民那兒強征地3萬畝，每畝給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幾千畝給鄧小平兒子鄧質方、李鵬兒子李小鵬，用來蓋豪華別墅，俞正聲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鵬和鄧家表“孝心”。於是，俞正聲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員，內定為17大做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轉手倒賣給外商，每畝以50萬到100萬的價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積累。俞把彭民泉提拔為武漢市委常委、武漢卷煙廠廠長，下令把湖北其它煙廠都合並到武漢卷煙廠，把這個湖北第壹利稅大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為俞的政治小金庫。彭從壹個差點被雙規的貪官上升為誰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圍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時間在國外自己買的別墅、遊艇裏享受，揚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奪走土地的農民，至今還在各政府機關和媒體上到處告他。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1．災禍頻繁

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陜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萬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據《洪荒啟示錄》壹書提供的統計字，黃河2000年來中下遊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晉、冀、魯、豫壹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饑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壹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年至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征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饑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場又壹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東方專制主義

魏特夫原籍德國，猶太人，早年曾是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成為德共的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幹過。1933年魏特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放出後就移民美國。1935年，魏特夫到中國收集資料兩年，回到美國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專制主義”，就是說，中國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壹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征有以下幾點：

1）這是壹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2）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壹直就是專制社會。

3）正是這種君主專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4）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中國近2000年來根本沒有貴族，只有當官的世家。皇族壹旦離開了皇權，就會“五世而斬”。 中國只在先秦時期有封建，秦漢後就沒了。中國的皇帝是權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詞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共產黨為了奪權，就編出了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順序。 

5）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誌就是法律。

6）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東方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的最終結論是，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翻版。

文化相對主義者拒絕承認“東方專制主義”，這些人主要是弱勢民族的官方學者或西方學院裏的有色人種的學者，他們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觀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爾把文化相對主義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現代變種。

2．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成了“集權專制主義”，其特點有：

1）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壹大帝國，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裏，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壹言堂。皇帝剝奪地方事權，官吏自帝出。

中國君主集權加強表現為相權的削弱。秦漢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為首，百官隸屬於皇帝，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隋唐的三省體制，則把相權壹分為三，體現皇權的加強；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永樂朝創設內閣，至清朝又設軍機處，這壹變化反映皇權已達頂峰。

2）財政上“利出壹孔”，即財源由中央壟斷。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達到對全國財權的控制，歷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種措施，壹方面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農業稅收的來源。另壹方面加強對鹽、鐵、銅、錢幣等重要資財的管理。如漢武帝時的鹽鐵專賣。

3）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愚民政策和“別黑白而定壹”的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在全社會推行對皇帝的個人崇拜。

4）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頒，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

5）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系的種種特權。

6）軍事上，“強幹弱枝”，中央宏觀調配全國軍隊，皇帝總攬兵權

3．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壹

1）極端狹隘的繼承制度

殷以前的繼承制度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代，兄弟間在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國平分給2個兒子，後來壹個兒子病死了，分開的兩國又合二為壹；其後，查理曼大帝的國家被其3個孫子通過條約而瓜分，從而奠定了現代法國、意大利、德國的雛形。這個事例說明西方兄弟間的平等關系在中世紀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國人多妻多子，沒有辦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級制。譬如：周文王有100個兒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孫達幾十萬人，怎麽平分？

為維護宗法統治，周公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在繼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間的平等關系被徹底消除。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

首先，嫡長子制排斥庶子(側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貴不以長”，宗法的繼承原則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孫，嫡孫死，立嫡曾孫，向下皆然。

其次，嫡長子制還排斥其余嫡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長不以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後天的人為選擇，迫使在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從而認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實行世襲制度，古羅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選好繼承者後，皇帝收其為養子，以此名義傳位於後者，很少傳給親子的。

中國卻采取了“以貴”、“以長”而“不以賢”的方式來選擇君主，把具有繼承資格的人數限制在壹個人身上，無法顧及對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統治。

儒家強調血統穩定論，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導致了幼童、白癡不斷登位的事實，說明了儒家學說的蒼白無力。晉惠帝當政時發饑饉，惠帝卻說：“百姓沒米吃，為什麽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聽到蝦蟆的叫聲，便問左右：“蝦蟆亂鳴，為官呢？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說：“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還壹再點頭。

嫡長繼承制是為了穩定，可嫡長制下的繼承人資格最終是根據生母的貴賤確定的，壹旦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失寵而動搖皇後地位，勢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發流血事件。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亂，甚至暴力流血事件；並導致宦官、外戚與母後亂政。

中國統治者認為，嫡長子繼承是天下之大義，絕不得違背。為維護這壹制度，歷代王朝制定相關的法律，對以庶冒嫡、以次充長破壞嫡長子繼承制度者課以刑罰。 

《唐律.戶婚》中規定：“諸立嫡違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類似的規定。

嫡長子繼承制的絕對化，必然導致對人才的扼殺，極不利於家族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保護家族的利益，中國人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因為子、媳是自家人，女兒嫁出去是外人，所以親生女兒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術“機密”。這導致了許多藝術、技能沒落，而且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華人企業不讓外姓的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分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所以，中國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的大企業。

日本養子制度非常發達。異姓的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如果沒有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例如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選擇了壹個養子作為繼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它不僅維護了家業的延續，使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甚或數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店鋪屢見不鮮，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2）皇權無任何制約

斯巴達設有國王兩人，權力平等。平時只擁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權力，戰時由壹名國王任軍事統帥，指揮對外戰爭；兩個國王受到了廣泛的監督。還設有包括兩名國王在內的共30人的長老會議，除國王外其余28名都由選舉產生的年過六十的貴族擔任，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此外，還設有公民大會和監察官等。監察官，壹共5名，由貴族選舉產生，壹年壹任；他們權力很大，有權監督國王、長老和公民的壹切違法行為以及鎮壓奴隸的暴動。

在西歐君主制時期，至少從制度上還存著壹定的制約君權的組織形式，如英國的國會、法國的三級會議、俄國的貴族委員會，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對的舞臺，甚至由議會來選國王的；而中國的君權則沒有制度上的限制與約束。

中國從壹開始便是壹個君主，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中國的君主從來就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壹人說了算，誰也不能約束和監督他。

皇帝是中國的土特產，與外國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無法形成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教權。自有皇帝以來，君權惡性膨脹，人權民權無由產生，教權也成不了氣候，皇帝壹人君臨天下，任意妄為。

以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壹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

孟德斯鳩說，西方的王權因有神權的制約而有所收斂，中國的皇權因沒有任何約束、尤其是沒有宗教的約束而異常兇殘。“專制中國的原則是恐怖”。在中國父親獲罪要連坐兒女妻室，這是出自專制狂暴的壹項法條。“這些兒女妻室不當罪人就已經夠不幸了；然而君主還要在自己與被告之間放進壹些哀求者來平息他的憤怒，來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鳩引用了傳教士杜的話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中國人進衙門伸冤受到官府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動輒打死大臣，權力鬥爭殺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為慘烈的打壓，車裂、腰斬、絞殺、活埋、打入十八層地獄……宮刑、纏足、下跪這三種滅絕人性的人間慘事竟然演繹成了壹種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後是令人絕望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組，然後電擊它們。甲組的小白老鼠受電擊後，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幾個小門逃走。乙組的小白鼠，在受電擊後，由於無門可逃，它們四處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盡甚至撞昏。在試驗若幹次之後再做電擊，甲組小白鼠，照樣從小門逃走。可乙組的小白鼠，在接受電擊後，卻不再有任何反應，它們趴在地上，無奈的承受，不再掙紮。唯壹的盼望就是電擊早壹點停止，或不再電擊到自己的身上，而電擊到別只小白鼠身上。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那無法逃跑的可憐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羅馬的平民反抗貴族的撤離運動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島上。魯迅唉聲嘆氣地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因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強權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國人膽小的奴隸性格。面對強權、面對壹切非法的強暴，中國人總是選擇屈服、選擇忍耐、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

3）強幹弱枝的非人社會

趙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將和平解職；為穩住他們的心，不得不重加賞賜。賞賜後，又怕他們因財產太多糾集黨徒生出叛亂來。於是他想出了兩個絕妙的辦法：首先，他給這些大將們每人賞賜了壹塊土地，敕令他們修建豪華的府庭；每個大將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數萬兩金銀。其次，在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這些退休大將入宮賜宴。大將們開懷暢飲，個個爛醉如泥。趙又宣召這些大將的長子入宮攙扶各自的父親回府，臨行時，對大將們的長子說：“剛才妳們的父親都答應各自向朝廷進獻十萬緡（壹緡為壹千錢），妳們都記下了”。當這些大將酒醒之後，長子把皇上的話向他們轉告，大將們也弄不清是否說過這話，誰也不敢去證實，只好獻上這筆巨款。經這麽兩次折騰，大將們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國的專制社會只養壹條龍，那就是皇帝。他怕別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殘和打擊個體的龍性，造就絕對服從、絕對聽話的應聲蟲。在造蟲的環境裏，別說成龍了，就是連個長蟲（蛇俗稱小龍）也養不出來。

中國的社會結構較類似螞蟻模式。螞蟻社會嚴格分工，工蟻的生殖功能被閹割。在蟻群社會裏兵蟻壹方面具有保衛和掠奪的功能；另壹方面出於對社群而非對於蟻後的忠誠，具有換掉不合格的蟻後，保證社群新陳代謝的功能。

儒教強調的是類似蟻後的領導者——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老百姓的確是蟻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只是工蟻。在儒教社會，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兵蟻更換蟻後的威脅，所以必須對有才幹的武將除之而後快，以便從源頭上杜絕社群的糾偏行為。嶽飛要迎二聖還朝，於謙在土木堡之變果斷棄掉英宗，就是更換蟻後的行為。因此，無論他們如何精忠報國，總是被清除的對象。武將越能幹，死的越快；只有貪鄙無能的武將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敗內部的競爭對手，放在比打敗外部的敵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對內拼命打擊的結果，必然是對外侵略抵抗的減弱。所以漢族屢屢南遷甚至亡國，中國的漢奸就特別多。

大漢奸雖然是外力的奴才，對內卻可以當主子。長期的專制統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膽大妄為卻又奴性十足的壹個群體，隨時準備依附於壹個最高權力或最強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義的事情而不受到懲罰。對奴隸來說，做異族的奴隸和做本族的奴隸並沒有多大區別，在哪個強者統治下還不是壹樣交錢交糧，還不是壹樣不被當作人看待？

專制滋長奴性；奴性可以為—個主子服務，它也同樣可以為別的主子服務。儒奴們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賣國求榮，可以為蒙古人的鐵蹄去牽馬墜鐙，可以在滿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還可以在日本人的“維持會”裏茍且偷生。從跪伏於遊牧民族，到俯首於商業民族，盡管服裝、禮儀各異，奴魂如壹，正是此輩之普世價值也。

從生物學上看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徒具螞蟻模式的外形，卻沒有螞蟻模式的合理內核，不能保證自我糾正，而具備壹種自我自我毀滅的趨勢，是壹種失敗的社會組織結構。

4）專制主義的人情化

專制主義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隸孝道。三綱六紀是從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再比喻到天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曾國藩在家書裏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這就構成了壹個循環糾結的天羅地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李慎之說：專制主義的氣息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壹接觸就會感染而不自覺。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紅樓夢》裏賈元春回家省親，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

5）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根子特別深、範圍特別廣，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國18世紀思想家孔多塞說：“壹大專制帝國之在中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玷汙了全亞洲。”誠如梁起超所說：“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若中國者。” 中國的專制獨裁是全球之冠，與之相適應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見的。

中國專制政體誕生以來，“亂紛紛妳方唱罷我登臺”，國君和皇帝換了也不知有多少個？但專制體制非但沒有改變，反倒愈來愈完備和嚴密，其原因就在於奴隸基因的遺傳。皇帝換了，但依附關系卻更深，新的主子又會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衛，壹切又恢復原狀。

194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中國傳統對現代化的壹次反撲，文化大革命則是反撲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義、上綱上線，全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無怪乎其發起人最喜歡的不是馬列大部頭，而是中國線裝書。中國人民壹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壹個皇帝。

李慎之說：“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專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撲的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思想啟蒙。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啟蒙，任重道遠，決不可靠壹時、壹事的運動來解決”。21世紀中國必須有壹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徹底摧毀壹黨專制的邪教意識形態。

制造仇恨

共產黨以煽動性理論為基礎。《共產黨宣言》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剝削奴役”。

馬克思把資本說得壞極了，他說：資本壹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事實上，階級論和剩余價值論壹來到世界，每個理論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剩余價值理論把子虛烏有的剝削強加在作為決策勞動者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頭上，並以此為根據把資本家階級誣蔑成為“剝奪者”階級，然後再去鼓動無產者階級去剝奪什麽根本不存在的剝奪者，這才是所謂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反動本質！這種栽贓陷害、從理論上無償剝奪和占有了決策勞動的全部成果的剩余價值理論，完全就是壹種在人類社會內部人為擴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人為制造社會分裂和混亂，並挑動人類內部爭鬥的典型搗亂和造反理論綱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強盜的經濟學。剩余價值論完全是流氓學說，目的失好讓流氓集團理直氣壯去殺去搶。馬克思的理論不是為了生產，為了創造，而是為了挑起階級仇恨和鬥爭，以便亂中奪權。所以，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確是壹語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給每壹個人劃階級、定成分、定出身，制造人群的對立、分離、隔閡、“挑動群眾鬥群眾”，坐收取漁翁之利。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過是某些窮人的偏見，披著“解放全人類、大公無私”等外衣，骨子裏卻是懶惰、嫉妒、貪婪、仇恨和造反。馬克思的經濟學挑拔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挑撥了各社會成員和諧合作的勞動關系，破壞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馬主義與種族主義並列，是人類近代史上戰亂不斷，屠戮和暴力肆虐橫行的兩大根源。

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自身就要被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蠱惑性理論的號召下，人類社會因此而形成了馬克思所鼓動的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的急流中，結果演變成了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消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並進壹步通過所謂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把人類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這兩大陣營間的鬥爭以及所謂輸出社會主義革命，把整個人類社會都卷入到了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去了，給整個人類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觀察馬克思的觀點，那就不難發現，就象壹種因規則不合理而導致比賽的結果也不合理的體育競技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只需根據比賽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競技規則，並由此使比賽逐步完善合理起來，而不是在參賽的運動員之間人為制造什麽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告訴那些被淘汰的運動員，是獲得優勝的運動員無償占有和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成果，並進壹步慫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搗亂，去消滅那些依據競技規則永遠只能是少數的優勝者。

馬克思的經濟學就是這樣壹種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把競技規則的弊病歸結於能者，在運動員之間人為煽動和制造仇恨，鼓動他們自相殘殺的搗亂理論。這種只能把競技優勝者打翻在地的荒謬理論的最終實踐結果，造成壹種優不能勝、劣亦不能汰、出頭的椽子先爛、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齊、越窮越光榮從而大家壹塊兒都受窮、社會發展亦停滯不前的最終結局。

擡高自己

《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共產黨人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眾”的蕓蕓眾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前的統治階級[官們]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壓迫窮人，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掌權後才時時刻刻維護窮人的利益。這是“黃婆賣瓜、自賣自誇”不正當競爭的典型。他宣布他領導的暴力小集團是人類“先進”的頂峰，真是恬不知恥到了極點。他們通常都自封為大師、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領或宗師等，宣稱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還能預知壹切。“領袖”的話就是“真理”。 

《國際歌》裏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實，在共產黨眼裏，並非真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別人當救世主，必須有他們來充當這個世界的救世主；在他們看來，這個角色非他們莫屬。共產黨最喜歡擺出壹付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姿態，中國共產黨更是自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正是這種救世主狂想的集中體現。

孟子講過：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現代中國變成了“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黨把拍馬吹牛定為根本國策，不僅將此當作國民的義務，且將它當成檢測臣民忠誠和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任何東西壹經欽定為熱愛對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說好，不許說壞。蒙童學會寫的第壹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學會唱的第壹首歌是《東方紅》；無恥文棍文痞編的馬屁詩文、馬屁歌曲、馬屁電影戲劇成為人民唯壹能見到的東西。

中國已成為壹個“萬般皆下品，唯有馬屁高”的馬屁國，成為壹個“千破萬破，馬屁不破”的馬屁精的樂園。打開各種報紙雜誌，擰響收音機，扭亮電視，參加各種會議，觀看各種標語，何處不是諛詞滔滔、馬屁滾滾？何處不是牛皮轟轟、虛美裊裊？何處不是無恥肉麻、庸俗虛假的無聊吹捧？如果馬屁心態成了壹種普遍的人格，拍馬屁成了國人保命或謀生手段，就會使堅持真理的人無法存活，就會使專制者幹起喪盡天良、禍國殃民的事情來壹路綠燈、通暢無阻，從而給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共產制度把人民所獲得的壹切都說成是黨的恩賜。他們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而黨是他們的代表，還恩賜給他們生產資料；所以，任何人都是黨養活的，只許感恩戴德。整個國家處充斥著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如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肉麻得人起雞皮疙瘩；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麽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壟斷壹切，而且壟斷了真理（偉大光榮正確），領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質疑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於領袖的主張，只要妳成立壹個獨立於共黨之外的組織，就意味著對共黨及其領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對共產黨權力的挑戰。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就必須禁絕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鼓勵吹牛拍馬。

如果壹個人總是自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這是應該羞愧的。但是，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這樣自誇，卻絲毫沒有反省，真是駭人聽聞。只有恬不知恥的集團才不斷地吹噓自己的先進性。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存在幾個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膨脹起來的理性瘋狂，它認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間天堂。而人類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統治人民完成這壹使命。哈維爾說，共產制度之所以空前殘忍無情，那正是建立在共產黨人對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極度傲慢自負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識分子妄圖消滅其余壹切知識分子的罪惡企圖。在人類的各種狂妄中，最危險的莫過於知識的狂妄。在歷史上的各種暴政中，最惡劣的莫過於觀念的暴政。壹個人只要他擺脫不了知識的狂妄，只要他總在那裏苦苦思量誰代表了多數、誰代表了少數，以及什麽是唯壹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壹類的荒謬理論，那麽他就不可能走出壟斷主義的觀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負。驕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產主義運動把人的驕傲和人性中各種惡的部分充分動員起來，並放大到全社會。由於沒有人是偉光正的，因此，這種驕傲必須通過強迫他人來實現。換句話說，壹個人、壹個組織如果要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把別人、別的組織妖魔化，才能證明自己，並且肆無忌憚地謀財害命、踐踏他人的尊嚴。

第三、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首先是聖人君子說。中國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無缺的人，他們德配天地、神機妙算、奉天承運。用今天的話說，有壹批人偉大光榮正確，因此他們有義務和能力統治我們。其次就是善惡二元論，即把好人說得跟神似的，壞人壞得讓人食肉寢皮。有聖人就必須有百姓對應，有君子必須有小人對應。由於人的局限性，每個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因此，為了成為聖人君子，就只能進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把別人糟蹋為小人是聖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這是黨文化的實質。

第四、唯利是圖。“那個叫喊最兇的和發誓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馬列主義又何嘗不是共產主義幌子下害人主義？！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著壹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的反面。”

集權專制

專制主義可以分為家天下與黨天下兩種。家天下是傳統的專制主義，黨天下是現代化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壹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領導的俄共。俄共不僅在本國推行壹黨專政，而且以輸出革命的名義四處販賣或強制推行壹黨制。在壹黨專政下，“組織”成了鎖住人手腳的鐐銬，禁錮人的靈魂的緊箍。壹黨專制所代表的壹個意誌、壹個理念、壹個主義、壹個領袖、壹致行動與人類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作為壹黨專政也有兩種情況：壹種是承認本黨有某些弱點，而民主及多黨化比壹黨專制要好。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屬於此類，正如毛所言：“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另1種黨則是各國的共產黨。這種黨利用人們對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極力醜化民主自由。這種黨為達專制獨裁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絕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因此每個赤色國家都創下了歷史上最高的殺人紀錄，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財產剝奪，讓老百姓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貧富懸殊。

共產極權對人的控制之嚴密，超過歷史上任何政權。藉助於現代技術提供的方便，通過“經濟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對人的控制推向前無古人的極端。極權主義政府不僅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壹切分別。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中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壹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壹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形單影只，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黨組織的觸角伸向整個社會的每壹角落。通過黨控的各類單位（包括村）和街道辦事處，把所有人納入黨權的控制之下，從而實現黨對全社會的控制。從物質消費到精神供給，從工作崗位到養老保險，從婚姻家庭到個人娛樂，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包辦。

為了維護其專制，居然還精心編造1套假民主自由機構，給人們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讓人們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辦法讓人們認賊作父。在黨天下裏，老百姓不但在物質上完全被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者。

極權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全面剝奪公民的自由，通過黑箱檔案制度對所有人進行組織鑒定及其處置。“黨組織”是檔案的制造者，也是每個人的審查者和鑒定者；檔案記錄著個人資料及其成長過程，其核心功能是“黨組織”對每個人進行政治審查、鑒定和評價，組織結論和政治汙點將跟隨每個人的壹生，決定著每個人的上學、就業、提幹、調動、甚至婚姻。

極權者隱藏在誰也無法窺測的黑幕後面，運作著無孔不入的權力機器；被統治者中的每個人皆處於被監視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無處躲藏。極權制度的恐怖政治是專職警察與業余警察的相結合，幾乎把每個人變成業余的秘密警察。獨裁統治的秘訣之壹，就是迫使個人陷於孤立。因為孤立的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獨裁者才會有安全感。個人離開了官辦組織便壹無所有。非經過官辦的組織、單位及階級身份的鑒定，個人之間發生任何關系都是危險的，介紹信制度和階級身份歧視制度，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交往。個人盡管每天活在組織或單位的群體中，活在階級歸屬的認同中，卻又處在毫無社會誠信的絕對孤獨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監視的軍營式群體之中。

共產組織的核心特征就是絕對集權和絕對服從。列寧把現代政黨比喻為壹架組織嚴密的大機器，黨員只是“黨機器”上的“螺絲釘”，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甚至連最具隱私性的戀愛婚姻及親屬關系等個人性的東西都要完全服從組織。為了黨的利益而甘願奉獻個人的壹切，中共的入黨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內容——犧牲個人和永不叛黨——在各個時期都壹以貫之。所謂“生為黨的人，死為黨的鬼”是也。 

黨的利益永遠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實質上又是黨的領袖、黨的領導幹部和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黨的領導變成握有國家權力的核心成員，也變成享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為了黨的永久統治，可以滿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權利。用不出臺政黨法和新聞法或出臺壹些以限制為目的的條例，把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化為烏有。普通黨員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壹樣，只有為黨獻身的義務，連吭壹聲的權利也沒有。

崇尚暴力

《共產黨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馬主義指導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人多勢眾的造反、殺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這個恐怖詞匯在共黨那裏成了正當的字眼，從此“革命”成了殺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國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統治者迷信暴力和鎮壓；而人民太逆來順受。為這個結論作註解的是鄧的“殺20萬，穩定20年”、“共產黨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萬人頭來換”。

共產黨的暴力主義已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蔣經國年青時是壹個馬克思主義的狂熱者，為了共產主義，他不顧親情與父親決裂，加入共產黨。當時許多跟蔣經國先生壹樣的人，在共產主義狂熱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階級，走上了殘暴的道路。蔣經國先生很快從共產罪惡信仰中走出來，在上帝的感召下，把臺灣從罪惡的歷史中拯救出來。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年青時也是壹個共產主義信仰者；當意識到共產主義的罪惡之後，李很快從壹個無神論者轉化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領導者相信上帝的緣故，他們才把罪惡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產黨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誠、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調和、不相信“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眼中的世界是壹個充滿邪惡、陰謀、敵意、包圍、遏制、顛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彈”與“和平演變”的世界，他們用以對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這壹套。因此，他們只相信實力，相信顛覆，相信征服，相信圍堵封殺，相信弱肉強食，相信文攻武嚇，相信“武裝鬥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他們熱愛戰爭勝過熱愛和平。他們頻繁使用與戰爭、暴力有關的字眼，顯得理直氣壯。譬如：“期待很久的奧運戰火又壹次點燃”，領導幹部高聲宣布“打壹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司法界被稱為“司法戰線”，法官之間乃“戰友關系”。把政治學習、“嚴打”、反腐、申奧、抗洪、環保、計劃生育等統統當作“戰爭”來看待。

中國大陸領導人只承認國界不可侵犯，不承認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民主原則；揚言反對臺獨不惜壹切代價，不惜把臺灣、大陸和美國變成無人區。

中共[朱成虎將軍和國防部長遲浩田]要通過基本消滅幾十億人的方式把自己與人類、世界捆綁起來，並宣稱共產黨高於人類和世界，因為在共產黨看來：“共產黨完了，世界也完了”。共產黨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產黨反人類、反中華的本質。

這種血腥氣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戰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宗旨，顯然是專制觀念在作怪，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文化在發威。

槍桿子主義出專制，不出民主；出特權，不出人權；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級，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愛；出邪惡，不出正義；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蠻，不出文明；出殘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亂，不出和諧；出蕭條，不出繁榮；出苦難，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滅異己

沒有民主原則的組織就是黑社會，不執行民主原則的政權就是黑社會。中共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的黨，壹般是只進不出，要出也是“開除出黨”；中共也沒有民主選舉的義務，因為它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維護壹黨獨裁；中共更不能成為某壹個階層的代言人，因為它不但在殘酷鎮壓“廣大人民”，連自己內部的成員也“無情打擊”。當中共的黨員順應“黨性”的時候，黨或許會給他們壹些甜頭，但是當黨員“人性”顯露的時候，黨就會舉起大棒或屠刀，連中共的歷任總書記都可以打倒。

極權主義不同於奴隸制。奴隸制度下，奴隸們雖然也被剝奪了壹切基本權利，沒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隨時被奴隸主當作工具壹樣轉賣甚至處死，但是奴隸們至少還有自己思考的空間，奴隸主無法也沒有興趣對奴隸進行精神控制；此外，社會上還存在壹個自由的平民階層。而在極權制度下的現代奴隸們，連思考的空間都被剝奪，理論上連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許的；社會上再沒有任何壹個階層能夠像奴隸制下的平民壹樣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統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甚至地位僅次於頭號極權主義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奴隸遠比“階級敵人”幸運，奴隸可以為主人提供各類服務，主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對奴隸們實施群體滅絕。歷史上的任何奴隸制國家，沒有壹個奴隸主會愚蠢到要對奴隸實施徹底滅絕。極權主義把人分成領導階級、同盟階級和“理應消滅的階級”，對壹部份被定義為“階級敵人”的人群實行肉體上、財產上和思想上的全面滅絕，以“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

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共產黨“解放全人類”、“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是輸出“革命”、輸出恐怖。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武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

1978年到1988年間蘇聯完全撿起斯大林的衣缽，幫助阿富汗共產黨掌權，對阿富汗愛國者使用最殘忍、最野蠻的鎮壓手段。十年間，配備有各式武器的20蘇聯軍人常駐阿富汗。他們對該國反抗侵略的民眾實行焦土政策，狂轟濫炸、機槍掃射是家常便飯。許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進到烈焰中燒死。苦刑花樣翻新、監獄人滿為患。不經司法審判的處決每晚常發生數百起之多。1979年蘇軍血洗赫拉特［Heiat］時竟殺害了該城1/8的居民。這支侵略軍八十年代還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學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變和蘇聯的入侵中斷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民主化進程，蘇軍的暴行導致將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離失所。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柬埔寨紅色高棉第壹部社會主義憲法就是張春橋組織班子協助起草的。紅色高棉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華人及華僑教師，許多人被處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紅色高棉軍隊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紅色高棉軍隊每接管壹座城鎮，就立即破壞當地的市場。他們或宣布大減價，把物價削減90%以上，或直接搗毀所有的零售攤店，並且很快就將貨幣取消。城市商人幾乎均為華人，遭此掠奪與打擊，頓時便陷入壹無所有的境地。

紅色高棉占據金邊的第二天，就開始驅趕2百萬居民離城下鄉，稱為“反對吃閑飯運動”，連老弱病殘也不能幸免，數日之內，全國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鄉下農民都被按軍事編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營房，連夫妻也只能在獲得批準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壹律強制勞動，壹起吃大鍋飯，壹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後來左到認為，人壹天吃三頓飯是多余的，兩頓就夠；婚姻不必自由戀愛，由“組織”指定配對就行；多數華僑少女被強行婚配給傷殘軍人，許多人因此而自盡。如果體弱“偷懶”,挨不住餓偷捕魚蝦或摘果子吃,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在波爾布特執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饑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爾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滅了，統統都變成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拿起鋤頭種田。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電視、汽車等生活用品，被當作“革命”的對象，燒掉，砸掉；黃金白銀、美金鈔票，成了糞土，失去價值。機器也是奢侈品、丟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關閉學校，強制推行農業主義，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驅趕到鄉下種地。凡是會讀會寫的人、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萬越裔全部死亡，60萬華裔死了30萬，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回教徒死了9萬。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幹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從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爾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達200萬之巨。

其恐怖行徑超過了古往今來任何壹個暴君！紅色高棉的嗜殺嗜血，從“民主柬埔寨”的國歌中可見壹斑，攻下金邊的四月十七日被定為新高棉日歷的“元年壹日”，國歌歌詞唱道：“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波爾布特還熱衷於搞內部清洗，僅僅在執政的三年間，就搞了大規模的清洗四、五次，不僅把越南培養的共產黨清除，而且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法國留學生出身的幹部也清除掉。直到把親密戰友宋成壹家殺害，最後落到楚霸王的下場。

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壹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鉆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制了鉆腦機，取人腦來制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壹個椅子上，置於鉆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鉆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鉆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遊擊隊。1965年至1973年中國出動32萬軍隊（不包括武裝民兵，當時美軍有55萬），死亡約10萬中國戰士（越南死150萬，美國死5萬多人），花了200多億美元（1950--1978）支撐起來的越南；剛勝利就大肆迫害和驅趕華僑，除回國的16萬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計其數。

1979年鄧小平為救紅色高棉政權而發動對越戰爭，幾十萬大軍打過去。戰爭共十多天，中國就損失了兩、三萬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廣州軍區某軍標兵團尖兵營壹次遭遇越方9人遊擊隊騷擾性伏擊，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隊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嚴重傷亡。

中國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國政府治下的華僑的日子很難過。柏楊說：“壹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壹個災難。’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壹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遭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被驅趕的越南華僑在法國嘆道：唉！做壹個中國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來，中國人的每壹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壹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壞。再來壹個盼望，結果又是壹個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12.8萬平方公裏縮減8萬多平方公裏。 

中共煽動東南亞國家遊擊隊奪取政權，並提供軍事援助，幹涉他國內政。緬共完全是中共訓練的，他們在緬甸奪取了壹些根據地後種植鴉片。當時有2千雲南知青偷越國境，去參加“世界革命”，他們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在緬甸付諸實現，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戰場上。在中國，他們被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此外，中國還派了大量的軍官去緬共人民軍任“軍事顧問”，其實是指揮作戰。

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壹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系，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誌明指導工作。馬來西亞共產黨有壹個革命電臺，叫“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其實就設在湖南。 

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壹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壹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當年中國到處去慫恿推翻人家的政權，現在厚臉皮的不許人家幹涉自己的主權，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麽？

1965年受中國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企圖暗殺本國的高級將領、在雅加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但該計劃未成功，短時間內就有數十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死於非命。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華僑身上，並波及到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機構和官方機構。搶劫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驅逐中國外交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亞允許壹艘中國客輪前往印度尼西亞，接回了4000余名華僑。1967年4月與中國斷交。為遏止共產思想在印度尼西亞擴散，印度尼西亞下令關閉所有華校，先後頒發種種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強制華人改用印度尼西亞姓名。蘇哈多還把針對華人的同化定為國策，用政府的力量強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蘇哈托統治集團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臺。為搞亂社會趁機發動政變，蘇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亞軍人偽裝成平民，對印度尼西亞華人財產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破壞，2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奸淩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殺。

壹個日本人描述說：“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動。我坐的汽車也被搶劫者盤問過，問我們是不是華人，當我們用日語回答時，他們揮揮手就把我們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亞富有的外僑是日僑，找替罪羊的說法是華人的自我安慰。當地人之所以選擇華裔開刀――是因為襲擊者明白，不會有任何人為這些被害者作主。當時只有新加坡竭盡全力的幫助華裔，新航為此加開了壹倍班次，來救援被洗劫的華人。印度尼西亞甚至不許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乘飛機離開，盡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和香港之間的航線還沒有取消，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只能登上汽車，長途跋涉從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度尼西亞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網上求救的信件是發往美國的。他們為什麽不用中文向血脈相連的祖國親人求救啊？因為他們知道那沒有用。“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這令人心痛的口號，是他們愛共黨中國的經驗總結，是中共使他們懂得了這個真理！

海外華人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江澤民指示：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亞的內政，我國不幹涉。印度尼西亞五月的暴亂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了兩個多月。直到七月互聯網上傳出壹張張令人慘痛欲絕的圖片和海外華人群情激憤示威遊行場面。6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對此事件表示了關註；7月28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又表示“強烈關註和不安”，連譴責都不敢。就在國際輿論紛紛用“野蠻”、“慘無人道”來譴責時，8月3日《人民日報》只說“掠人財產、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為似的。壹個在國內都沒有尊嚴、只有威嚴的政府，在國際社會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殺華人後不久，中國給了印尼政府4億美元無息貸款。印度尼西亞98屠殺華人是當時公認的獨裁國家，中共當然不會反應過火，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毛澤東的手伸得很長，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見過毛澤東，毛當場就給他六千萬美金，還說不要還，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遊擊，去顛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錦濤壹口氣就簽了19個“項目”，其中壹個是以“貸款”的形式“賣”給人家電視機100萬臺。

中共對獨裁國家有諸多的好感，深怕壹個失誤造成獨裁小兄弟壹命嗚呼！這就是為何中共對印度尼西亞、前紅色高棉大肆屠殺中國華僑而裝聾作啞的原因！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共有密切關系。除了紅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尼泊爾“毛主義遊擊隊”到今天還在那裏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唾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壹個西方民主國家對壹個西方民主國家開戰，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打資本主義國家。可社會主義打社會主義卻是延綿不絕。1979年的時候，中國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蘇聯打捷克，蘇聯打匈牙利，蘇聯打東德，六九年蘇聯和中國還打起來，差點兒打核大戰。 

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壓》(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試驗的沈重代價觸目驚心：1億多條人命。其中，蘇聯，3千多萬；中國，9千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中國為各極權國家之首。而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之和也不過3360萬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政權就成了殺人機器，殺人惡魔，最大的恐怖組織。它的出現就是人類的禍害，無論怎麽說它都不為過。

這種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在20世紀為所有獨裁者看好，他們不約而同地舉起了社會主義大旗。墨索裏尼、希特勒是20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納賽爾少校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黨。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實行壹黨專制。其口號是：“民族、民主、社會主義”。1962年3月2日，吳奈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並成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實施軍人壹黨專制，解散壹切其它政黨，宣布要走“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吳奈溫發布《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綱領性文件：廢除多黨制議會，實行綱領黨壹黨專制；實施國有化經濟，土地、工業全部國營；還推行農業合作化、計劃經濟。但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終於1988年下臺，緬甸實行了26年的社會主義終告結束。

1974年門格斯圖在埃塞俄比亞發動政變，把皇帝抓了起來，成立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倒向蘇聯。1975年，門格斯圖命令手下用枕頭悶死軟禁中的海爾.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亞迫害死了好幾千人，死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約壹百萬人死亡於非命。社會主義統治激起了強烈反抗，終於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亞因此分裂成壹個內陸國，新的國家厄立特裏亞誕生了。

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政治恐怖主義分子，壹個是斯大林，壹個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傾向於極權專制，列寧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就愈銳”。在斯大林、毛澤東的影響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義遍布亞非拉。到了二十世紀末，大都脫離了政治恐怖主義，還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它們是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利比亞、緬甸。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監獄，朝鮮上百萬人被關進政治集中營；古巴人民冒險渡海奔自由。可見，政治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威脅更大。

鉗制輿論 謊言欺騙

極權統治必然造成廣大民眾怨憤、不滿，統治者為了求得穩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必定會壓制封鎖不同的聲音，剝奪民眾的自由表達權利，實行“階級專政”。為什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專政者非常先進（歌功頌德不可避免，即便無功無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頌，只要能蒙人就行）。萬壹不先進咋辦？千萬不能讓國民知道（隱諱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鎖和言論、出版管理制度實乃重中之重）；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官方對廣播、電視、報紙乃至對網絡的管制、封鎖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都變成只相信謊言、重復謊言、而不會（或不敢）有個人思維能力的愚民！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黨偉大、正確 。知識份子中有獨立思想不願當愚民的人，就會在每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愚民們批鬥的“反面教員”受盡苦難。

共產黨的謊言欺騙主要表現：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二是抹黑對手，將其妖魔化；三是強奸民意。為了這些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造假能手，壹部共黨史就是壹部謊言史。壹張“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挾個雨傘，壹副憂國憂民的面孔，真實的歷史卻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黨領袖們的壹個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政治的需要。

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壹切功勞歸於領袖，把壹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然而謊言總是有漏洞的，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壹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壹套彌天的謊言系統工程。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黨內部也發展出壹套強力禁制系統，壹套鐵血紀律。奪取政權後，黨便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使之更完整、更嚴密。

林彪說過：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江澤民為了掩蓋漢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過繼給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無神論者搞個人崇拜，搞我不信邪（這裏的邪是指壹切），並由此出現了浮誇風等。各單位壹把手的話就是聖旨，誰不服從誰下崗。壹個單位幾套賬，應乎上級檢查的是壹套，對付各副職的是另壹套賬，壹把手個人還有壹套賬。財會人員也分知己與外圍，外圍的財會人員看不到真賬本。只問錢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風籠罩，正氣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說，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壹位莫斯科的科學家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壹種象征，或者是作為壹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壹種象征，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壹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壹種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對他的緊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謊言是社會主義野蠻制度的根本標誌。制度性腐敗，就是國家政權及其相應的組織機構自身所呈現出來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虛假成風。壹個長期依賴謊言的專制極權政體，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裏不壹、雙重人格的人。這架謊言機器把每個人都煉成了“說謊者”。制度性謊言摧殘了億萬人的心靈世界。

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壹系列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破壞，不僅僅是經濟的崩潰，更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

謊言欺騙也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因為每壹種控制說穿了就是過濾真實信息，制造虛假信息，壹開始蒙別人，最後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詐執政，只有謊言才能公開說，公眾活動成了“假面舞會”，大家不敢說內心真話。在中國，“表態學”特別發達。表態學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話滿足上級“統壹思想”的需要，掩飾真實思想，以求得自我保護。久而久之，說假話成了嗜好、成了習慣。中國人講起謊話，如同流水，不但別人不信，連自己也不信；但人們都假裝相信。人們討厭假話，又需要假話。大家都說假話，不必擔心被拆穿。相反，不說謊者被視為異類，成了打擊對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劉文彩，描寫得比閻王爺還壞。加在他身上的罪惡都是文革時期的杜撰，劉文彩不是魔鬼倒是個慈善家，鄉裏修橋補路不必說，他還曾捐獻過壹座當時在四川省屬壹流的師範學校（比現在的希望學校強百倍）。劉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礦死亡682人，是中共采礦史上最大的慘案卻被隱瞞，1971年才恢復生產（1917年1月11日，中國撫順發生煤礦瓦斯爆炸，917名礦工死亡）。70年代，發生在新疆伊犁兵團農四師燒死幾百人的特大火災也被隱瞞。

2003年，SARS最初在廣東地區發生，可當地官員出於維護國家形象的考慮，盡量隱瞞SARS真實情況，使中國內地沒有盡早做出防範措施，造成SARS在中國內地的大規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吳淞過江隧道壹段沈箱作業時因沒對齊，上萬噸的沈箱與已放置好的沈箱發生碰撞，導致已放置好的沈箱（好幾節）拱起並在接口處破裂進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幾人跑出外，在隧道內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犧牲了。事發後上海當局封鎖了消息。

壹個社會全方位失去信譽，令人觸目驚心。人們發現：不只是某些壞人才幹壞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鄉、成縣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假，像假藥、假酒、假汽車是致殘致命的，安徽的假嬰兒奶粉，使上百嬰兒變成“大頭娃娃”。為了壹點蠅頭小利就不顧壹切了！往油條裏摻洗衣粉，可使油條挺拔好看。在宰羊前註射阿托品，能使肉質鮮亮，還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飲水，從而增加重量；在質次的漚黃米粉中摻入甲醛次硫酸鈉，可做成潔白的上等米粉；在面粉裏摻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面粉增白；給陳大米拋光，可變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來非常水靈；給黃鱔餵避孕藥，可以迅速增肥。……臺中縣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結識了壹女子，就結了婚，該女到臺灣撈壹筆後，就回大陸探親，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調查，發現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證的人。

13億人養成了說假話的惡習，是民族的巨大災難！壹個小學老師提問學生：李白為甚麽“停杯投箸不能食”？學生答：因為害怕“毒米”；老師又問：為甚麽他“舉杯澆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喝的是“假酒”，當然會愁上加愁。

有人說，現在中國除了說假話是真的，就沒什麽是真的了。中國人看的是假新聞，讀的是盜版書，種的是假種子，上的是假化肥，壹個心灰意冷的人喝農藥自殺怎麽也不能成功，喝酒卻使他送了命。過去強盜小偷都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現在時興坑熟人，騙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這麽壹做連最後壹點人格尊嚴也沒有了。

孟德斯鳩說：“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壹位網絡名家九哥說，“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過剩，而恰巧是中國人自身道德底線之崩潰！”無真之國，不善之族，又怎能列於當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如果不徹底放棄狡猾的為人、狡猾的心態，樹立誠實信用的原則，中華民族就難以入圍世界優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嚴是永遠不會從謊言中產生的。從謊言中只能產生虛驕、浮淺、扭曲以及殘暴等等人類最負面的罪行。我們的民族在彌天的謊言中浸淫的太過長久，以至於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於現代文明世界，在專制與偏執的泥淖裏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試問，壹個充滿仇恨與偏執、只知道服從權力、失去反省、創造與想象力的虛偽民族會有怎樣的未來？

1974年索爾仁尼琴寫了“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該文被無數的蘇聯地下出版物刊載，流傳全國。他指出共產主義是壹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壹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壹切原則，犧牲壹切靈魂……”。

他呼籲人們“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每壹個蘇聯人，至少可以“不再寫作、簽署和印刷任何違背真實的東西；教師、演員、宣傳家，不再於私下或當眾發表歪曲真理的談話；不去參加那些官方的遊行和集會，拒絕舉起被給予的橫幅和標語；當聽到虛偽宣傳時，立即退出會議、集會、演講、戲劇或電影；只要報刊歪曲報道，對重大事實掩蓋不報，就不在該報上發表作品，並拒絕在報攤上購買這種報紙……我們得到解放的最簡單、最現成的關鍵就在這裏，那就是，每個人拒絕參予謊言”。

他說，“這不是壹條容易的路，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仆，還是擺脫謊言，做壹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壹的選擇”。

他寫出這篇文章的當年，被驅逐出境。黑暗的蘇聯時代的索爾仁尼琴等人讓我們看到了另外壹種生存哲學：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當他說“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時，中國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大躍進時期都成了謊言制造商，如魯迅所說他們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他們“像畜生壹樣地活下去”（電影《芙蓉鎮》中的臺詞）。在中國，人們壹邊高喊實事求是，壹邊卻睜眼說著瞎話。

哈維爾1978年10月發表《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是以謊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來維持的。那是“壹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壹種假裝虔誠和偽造現實的語言”。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

曾深刻體驗共產制度對人性摧殘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從小到大，我們已習慣了口是心非，也學會了從不相信什麽，對人漠不關心，只顧自己。愛、友誼、同情心、謙卑、寬恕，已失去了內容和意義。我們正遠離上帝，這種偏差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共產主義是壹個彌天大謊。黨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按需分配。這壹“神聖謊言”的目的是：既然將來美好，今天人們就應忍受貧窮、災難；犧牲現世，換取共產主義的來世。而且只有跟著黨走，才能進入天堂。黨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趕、用謊言騙。這是壹個給所有人洗腦，讓人們失去記憶的世界。極權統治的最終目標是造就壹個“孩兒國”，讓人民像孩童那樣，天真爛漫地按照規定的節奏跳舞。在這個孩兒國中，任何壹個有記憶的人，都難免壹死。

面對這樣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只有不忘記過去的罪惡，才能避免罪惡的重現；忘記過去的罪惡，罪惡壹定會重新抓住我們。

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壹事實時，表面上看是“脫離群眾”，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信息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與尊嚴的意識深處。在信息傳播的壹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的播種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壹起。

人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壹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壹個穿了壹點褲衩的好皇帝。這就是哈維爾說的當“時機壹旦成熟，壹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個師的武裝”的意思。

因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種子”，當時機成熟，士兵就轉變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殘忍並不低於鄧小平，為什麽軍隊掉轉槍口對準了他，就是因為智者的種子在士兵心中發了芽。

壹個良好的制度應該制約每壹個人的權力，以保證人們敢於開動腦子，提建議，說真話。若在專權社會裏，即使皇帝老兒提倡人們進諫，人們也未必敢進諫。因為他壹火起來，他人的腦袋就要落地，誰知道皇帝老兒什麽時候翻臉。國外有句名言，“總統是靠不住的”。只有壹個在制度上保證了說話者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裏，真話、實話才會逐漸得到興盛。

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與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妳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妳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妳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

壟斷壹切

蘇聯黨天下時，天下就是布黨的黨產。天下皆為其黨庫——“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崽！”黨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誰的利益也不代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比在野的黑社會更黑的黑社會！黨組織壟斷行政、司法、軍隊、企業、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壹切權力。布黨在暴力與謊言的保護下，對所有的人和物進行著所有。

黨謊稱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類利益的方向，又把獨裁者的幾句話當作聖旨。黨天下的立黨目的當然是為私，由於這種私沒有其它黨的限制，也就無限延展開去。因此，極權政府基本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物極必反，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共產壟斷主義=唯馬獨尊+壟斷壹切。俄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這是現代的“心、權、錢通吃”。如果說官員們是老鼠的話，共產壟斷主義就是最大的碩鼠、惡鼠，它培養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無數民脂民膏、國資國產，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許多合法權利和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國變成了特權大國、謊言大國、自殺大國、娼妓大國、愛滋大國…變成了特權階級的天堂和無權階級的地獄。 

人類歷史上，共產制度有很多優點，但還沒有比共產制度更壞的制度。共產極權的野蠻，不僅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類型的獨裁政權，甚至遠遠超過納粹極權。納粹極權統治時期的德國，只有在剝奪猶太人的私人財產上是徹底的、毫無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權並沒有對社會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對私有財產的某種尊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歷史和現實都已雄辯地證明：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乃是中國的恥辱，乃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萬惡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惡，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深摯的愛；終結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權力，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國在共產黨政治邏輯下蒙受的百年恥辱。千年易過，共產黨政治權力的罪孽難消。

民主黨派裝飾門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說：“共產黨的機關報上天天喊著‘實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個民主共和國’，可是對於黨內卻說著相反的話。共產黨自稱延安為‘抗日民主根據地’，可那兒有沒有所謂‘各黨各派’活動。…就眼前的事實也就可以明了，講民主自由，最要緊的是容許大家討論，容許大家批評，而且有聽批評的雅量。如果有誰底言論直率壹點，對共產黨用指甲輕輕壹彈，重慶共黨機關報紙壹定不肯放松，妳說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事實。共產黨人現在尚未得勢，而且是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外辦報宣傳，存心爭取社會同情，尚且不容異己若此，在他們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見了。若共黨壹旦掌握中國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壹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儲安平指出：“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地說，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而決非‘民主’。”文革時儲投水自盡。

壹度希望中共成為英美式在野黨的胡適，也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專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國民黨始終保留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已經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包括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專制，接近開明專制；共產黨卻實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專制，為自己的領導法定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絕對專制制度。

羅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壹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壹個政黨的領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沒有反黨罪，惟有共產黨國家有“反黨”罪、“分裂黨”的罪名。這就足以說明共產黨搞的是壹黨專政的極權主義。

第壹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優良傳統給毀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共產黨的幹部貪汙腐敗、違法犯罪，首先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然後再決定是否交檢察院起訴；或者以黨紀代替國法“私了”。“黨的領導”在貪汙腐敗、違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權，不與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學曾發生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壹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

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麽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麽？” 

郵電部長朱學範是“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中共給了他壹個部長的頭銜，但部內的事下邊的共黨司、局長都已知，他還不知。他批準成立壹個教育科，可管事的黨員副處長不同意，便無法成立。他不同意開除壹個人，而壹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事務幹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報》）。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批評說：“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專政。”中央黨校的學員也認為，人民不需要“黨階級專政”。 

1957年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裏說：“毛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壹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無任何自由。《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裏長城”。他主張全民直選，給地主以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中共說：我們不是壹黨專政，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有人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比喻成壹個合唱團，民主黨派是歌手，共產黨是指揮。可是，8個民主黨派只有60萬人，共產黨是67百萬人。指揮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個人指揮壹個人。這就是中國式的多黨合作“互相監督”的特點。毛澤東能監督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儲安平、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能監督毛澤東嗎？不是平等關系，怎能互相監督？

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壹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主張，便是它們的主張。

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壹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壹個個特別支部。

從1949年前傳承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是為中共裝潢門面的花瓶。他們當中的壹些不夠聽話者，便在1949年之後有了種種不幸的遭遇；他們當中的壹些十分聽話者，則在1949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從1949年後，中共禁止任何壹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

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憲法內容：“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限存在和發展” ，這反映了經過1989後“共產黨領導”又得到加強。 中國八個民主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舉負責人、候選人名單都要經過共產黨統戰部同意。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也要經過中共統戰部 。很多民主黨派中都有共產黨員坐鎮（以雙重黨的身份）。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發展，中共還制定了很多的清規戒律，如民主黨派只能發展中高級知識分子，不能發展工人、農民、軍人也不能發展大學生。 而且還給壹些政黨劃出發展的界別，如農工黨要在醫務界發展，民主建國會要在經濟界中發展。

沒有權力的“最高權力機關

1954年9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所謂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產黨官員，只有極少數非黨員作點綴。據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有相當部分代表是名人或榮譽代表（人民網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會可否減少官員代表》）。這70%的官員既是預算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同時又是預算執行的監督者。他們能去監督自己，否決自己提交給大會的預算案嗎？

目前，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80%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會議的任何壹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說是黨托。所謂黨托，或者是共產黨派人打進各行各業、各黨各派去的特派員；或者是共產黨從各行各業、各黨各派拉出來的肯與共產黨唱雙簧的眼線。這些黨托依仗黨後臺，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黨的指揮，匯聚到人民大會堂，假代民意，替黨中央的倒行逆施塗脂抹粉。代表們被戲稱為“見面握手、表決舉手、通過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黨托代表大會。共產黨是立法舞臺上的導演、制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總是觀眾。立法部門制造了許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後強迫人民遵守。

據報導：遼寧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黨員，其省委書記在會上還公開強調：“黨員代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壹個黨員，其次才是壹個人民代表。”遼寧省、沈陽市、沈河區三級人大代表馮有為說：“這樣搞是人代會還是黨代會？”

民諺雲：“政府臺上唱唱戲，人大臺下審審戲，請來政協議壹議，幕後導演是書記”。“省（市）長臺上‘秀’，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書記點點頭”等等。了了數語，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協之間的關系和定位表述出來。

“權力機關無權力，人民代表無人民”。人大代表的職能之壹是監督政府和司法機關，現在重要官員多為人大代表，他們既當運動員又兼裁判員，這不成了自己監督自己？這些官員威風凜凜地坐在分組會上參加討論，其他代表能夠暢所欲言批評他們的工作嗎？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源操縱、控制人大會議，使各級人大成為橡皮圖章。

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們秉承黨主席或總書記的指示，千人壹腔、萬人壹腔地做出獻媚邀寵的表態。他們除了帶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帶壹張鸚鵡似的極盡誇耀的玲瓏小巧的嘴巴。他們頭腦當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紅頭文件。開人大會時，那些代表說: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見，他們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須把其選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們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們的壹己私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誌，恰恰相反，它卻常常是中華民族實現自我意願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國的人代會並不是為監督和約束執政黨，而是為了吹捧和擁護執政黨而設的。這在毛時代特別明顯。那時的人代會，是不折不扣的“擁護中央領導的歌舞朗誦會”。人大代表們的主要任務是去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許多代表要按規定穿上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以及各行業制服出席會議，以便拍攝類似人民幣票面圖案那樣的“大團結”畫面。那些民族服裝是“戲裝”，很多代表平常並不穿它，甚至從來就沒穿過。那年頭關於人大會議的紀錄片裏，代表們文藝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蘆笙、唱山歌、獻哈達、彈冬不拉、跳長鼓舞等等，五彩繽紛好大壹臺戲。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勁歌頌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千聲萬聲地謝洪恩頌萬歲。黨的喉舌自豪地把這情景叫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1989年學運期間，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試圖依法召集會議討論和制約政府非法戒嚴行為，鄧小平江澤民等大為震怒。“六四”後，他們撕下偽裝，向所有懷有監督制約中共的意圖的人進行報復，胡績偉被“依法罷免”了。中國的人大機構是以民事侵權責任來罷免胡績偉公職的。依照民法，必須有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才能認定公民侵權責任。當時沒有人起訴胡績偉，不起訴哪來的判決和認定？人大罷免胡績偉，不但創下了法學史上的最蠢的違法先例，也創下了最無恥的違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當兒戲，中國的法律還有什麽權威性可言？ 

中國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但行使權力的程序、國家決策的程序、領導人更叠的程序等，與這壹制度無關，而是幕後操作，前臺亮相。人民代表大會還沒開，下壹屆國家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是嚴重的違憲。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卻說：“人大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人大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共產黨成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權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這就是說，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行使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何以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1975年憲法規定“全國人代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之上還有“領導”，根本不通。1975年的憲法如果堂堂正正，為什麽要修改？可見是見不得人的。憲法上作了修改，為什麽事實上不改？可見是假作正經、詐騙而已。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黨就可以代表人民作決定，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黨來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權關系。被代表的人民對共產黨履行過委托授權的手續嗎？沒有。這“代表”是自封的，又強加於人民。經過委托授權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還要服從強加於人民的“代表”。“黨的領導”完全篡奪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國家權力，嚴重違憲。

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壹位前中共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裏，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匯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裏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匯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蕓蕓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復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復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幷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匯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誌，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采用“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裏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裏，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裏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臺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松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臺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裏，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麽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麽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誌！為什麽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麽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裏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癡、不傻的人，怎麽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裏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裏，妳就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麽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誌。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仆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汙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奸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奸的命，被強奸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汙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麽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裏。“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麽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裏暗裏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裏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裏，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幹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裏，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麽XX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并不沖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并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麽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鉆，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裏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茍。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裏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裏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仆人。可這就怪了：仆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仆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仆人”嗎？

我親愛的公仆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 

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仆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臺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 

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 

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 

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臺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汙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兇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麽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麽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社會主義搞了快60年，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這表明：最先進的制度其實是最落後最腐朽的制度！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沖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復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癡，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癡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裏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裏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也可俗稱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裏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臟的醜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麽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臺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贊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盡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準！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誌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裏歡迎紅頂資本家入夥，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盡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汙吏和奸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裏。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托權貴。多為禦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墻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雲，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閑和幫兇，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誌，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淒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

 

魔鬼文化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中立

就沒有正義之劍

就不可能除暴安良

就不可能實現民主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自由

就不可能有平等

就不可能有博愛

就必然陷入仇恨的泥潭。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必然目空壹切

甚至冒充上帝

搞個人崇拜

三呼萬歲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會鼓吹人之初性本善

就會崇拜權力

就不會想到限制權力

只會集權集權再集權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會相信人皆罪人

就會壟斷教育壟斷思想

就會搞有罪推定

使人間成為活地獄

只有信仰上帝

人間才會充滿正義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有追求自由的勇氣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平等地對待他人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有博愛寬容的動力

龍就是魔鬼

遠誌明在《神州懺悔錄》中說：到周幽王時，龍涎怪胎褒似“壹笑傾國”，從此天下大亂，血淚春秋。……從那時起，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欲與天公試比高，就在神州開了先河……曾幾何時，神州竟落入了惡龍之手？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龍的傳人？

“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是從黃帝就開始了。遠誌明把龍分好壞，好龍依然是獸。龍崇拜從有中華民族開始就存在，而不是從夏啟或龍涎褒似開始的。如果中國各部落從士拿平原輾轉東來，當時撒但就尾隨而至；中國離聖城最遠，離撒旦最近，是被詛咒之地。因此，“敬虔時代”是壹種虛構，而“神州”並非是真神之國，而是“錯把鬼域作神州”。

中國人始祖為“三皇五帝”。三皇加上女媧皆為“龍種”。

伏羲被視為中華民族第壹位代表。按晉王嘉《拾遺記》卷１記載：伏羲氏之母華婿氏，感履蒼帝之跡，有虹繞之而生伏羲。《詩含神霧》等典籍將伏羲說成是雷神的兒子。有研究者推出：閃電為龍之形、虹是龍之象、雷聲為龍之音、雷神就是龍神、雷神的兒子也就是龍子、龍子當然是龍。《拾遺記》稱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春秋元命苞》稱伏羲“龍顏”；《春秋合誠圖》言其“龍身牛首”、“龍唇龜齒”；《白虎通》說伏羲“鼻龍狀”；《雲中記》則言“伏羲龍身”。《三皇本紀》說伏羲降生的時候，有“龍瑞”出現，故“以龍紀官，號曰龍師”。謂伏羲“受龍圖，畫八卦”（《宋書符瑞誌》）；“上古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伏羲參照此圖，“以畫八卦”（《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再看女媧。女媧就是壹條龍（蛇）。《山海經》中記載的女媧是“人面蛇身”。《楚辭.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註：“傳言女媧人頭蛇身，壹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亦雲“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帝王世紀》講女媧氏“蛇身人首”，《列子》言女媧氏蛇身人面，曹植《女媧畫贊》雲伏羲女媧“人首蛇形”。關於女媧摶土造人的傳說，《太平禦覽》卷78引《風俗通》載：“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絙於泥中，舉以為人。”對於基督徒來說，女媧摶黃土作人顯然是撒但的謊話。屈原質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已將這壹謊話戳穿；而所謂“力不暇供”，足以證明此蛇非神。此外，《繹史》還引用的《風俗通》說：“女媧禱神祠，祈而為女謀，因置昏姻”——按這種說法，女媧氏不但造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婚姻之神。然而，這位婚姻之神卻不禁止婚姻的混亂，這與《創世紀》和《出埃及記》中神定的壹夫壹妻制形成明顯沖突。這種沖突顯示了“古蛇”在世界各地如何阻擋神的律法。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在漢畫、特別是連雲港將軍崖巖畫中，這位東方女神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 

至於炎帝，相傳由其母感龍而生，生下來卻是“人面魚身”，亦說“人身中首”。有研究者稱：古時，魚、龍是混用的，即說炎帝象龍壹樣。《絳書》卷４引《帝王世紀》說炎帝“神農氏之母任似（女登、安登），於華陽有神龍首感於常羊，而生神農。”

黃帝以降，皆為“龍的傳人”。《竹書紀年》雲黃帝母附寶，見電光繞北鬥，樞星光照野，感而孕生之。《帝王世紀》曰慶都“感三河之赤龍負圖而出，與之合，昏而生舜”。其他諸如少昊氏之母娥皇（女節）感太白之精而生少昊，顓頊氏之母女樞（高陽）見瑤光之星，如虹貫日，感己於幽房，而生顓頊於若水，禹之母女狄（女嬉、女誌、修己）於水中得月精，神珠如薏苡，愛而吞含之，遂生夏禹……

壹個幽靈在中國徘徊，其名龍，其形怪獸，其民為龍的傳人。中國人淪為怪獸後裔，且以恥為榮，令人扼腕不已。遠古之龍並無仁慈之象，醜陋而兇險；中古的龍，是皇家的徽記；皇權被打倒後，龍又成了民族的旗幟。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龍和蛇在基督教文化裏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園裏，人類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誘惑才墮落的，在末世，撒旦將以巨龍的形式與上帝爭戰，最後這條巨龍被上帝捆綁扔如永火。

聖經的第壹卷書《創世紀》第三章談到人類在魔鬼的誘惑下背叛了神，而魔鬼則取了蛇的形象：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壹切的活物更狡猾。

聖經最後壹卷《啟示錄》第12章則談到，龍就是那古蛇，而那古蛇即是魔鬼。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壹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它的使者去爭戰。……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壹同被摔下去。 …… 

壹般聖經學者分別從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中查靠撒但的來源。以賽亞書 14章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妳何竟從天墜落。妳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妳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然而妳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以西結書 28章則說：人子啊，妳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妳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妳摔倒在地，使妳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妳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妳那裏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妳中間發出，燒滅妳，使妳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各國民中，凡認識妳的，都必為妳驚奇。妳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永遠。 

這裏的“推羅王”指的不是國君，而是在背後控制這個國君的魔鬼，因為撒旦是通過人來做工的——“在許多情況下，他會借助政府的掌權者來達成他的目的”。

撒旦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它本是神創造的完備的天使或基路伯，但因驕傲背叛了神。它拋開了受造之物的位置，要篡奪造物主的位置。這個墮落的撒旦，帶領1/3的天使從此背叛神、與所有良善為敵、與神作對。它的結局在啟示錄中，就是被摔在火湖中承受永罰。

耶穌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壹樣（路加福10:18）。聖經啟示的龍就是古蛇、古蛇就是撒但外，也談到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卻象“閃電”壹樣從空中墜落。

中國先祖的出生幾乎全部與受星感孕有關，或者與閃電纏繞有關。撒但以龍的形象出現在遠離加利利海的遠東，試圖在那裏構築抵抗神最後、最強大的防線。神早已定旨要福音傳遍地極，在東方和西方，在萬國將祂的兒女召出來。而撒但是知道神的，“撒但也信，卻是戰兢”。撒但要在這末世更瘋狂地抵擋神，興起龍文化無疑是末日瘋狂的巔峰。 

魔鬼文化的特點

中國文化壹開始就是種魔鬼文化。魂魄異兮為鬼雄（屈原）；死亦為鬼雄（李清照）；說明了中國文化就是壹種鬼文化，沒有西方的神。撒但或龍的文化品質包括以下幾點：

1．驕傲，以人為神，甚至以動物等偶像為神。驕傲是撒但的第壹特征，也是它墮落的原因。這種驕傲主要表現就是以自己為神，不認識罪，更不順服神。對於屬於撒但的人來說，他們就象他們的父魔鬼壹樣，以人自己為神，或者通過拜假神來背叛神。

在世俗世界，這種驕傲非常明顯，它主要表現為無神論背景下的所謂人本主義和專制主義。撒但誘惑人擁有神的地位（“象神壹樣可以論斷善惡”），因此，人當然樂意跟隨撒但的意誌。這正是人類始祖和後來人墮落的根源。撒但出於驕傲，而用驕傲捆綁人。所以使徒保落說：“恐怕他們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提摩太前書3:6）。

中國人在與基督教長期的接觸中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唯獨對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獨鐘，而拜偶像信假神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視的。現在中國幹脆追捧起了無神論，把基督教當作毒害人民的鴉片。這壹切，都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跡。

2．殺人與仇恨，力量崇拜。約翰福音 8:44說：“妳們是出於妳們的父魔鬼，妳們父的私欲，妳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撒但起初就是殺人的，在撒但掌權的國度，殺人是應當的，仇恨取代愛成為原則，屍體成為勝利者的豐碑。在這裏，人們只敬畏力量，卻不順服愛，並奉行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在這裏，力量是上帝，上帝不是力量。“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翰壹書 3:10 ）。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在這仇殺主宰的歷史中，兇手是壹種民族身份——“妳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馬太福音 23:33）？

3．說謊，以無恥為智慧。在創世記第3章裏，撒旦就撒謊騙夏娃說，“妳們不壹定死。” 撒但是“說謊之人的父”，它以說謊和詭詐為智慧。“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欲的，屬鬼魔的”（雅各書 3:15）。使徒行傳 13:10說：“妳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妳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通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資治通鑒》等，壹部中國詭詐史帶著作者和讀者稱羨的表情躍然紙上。

4．誘惑人，包括功利主義、以食為天，以性為榮。中國龍是蛇狀，形似陰莖，與魔鬼的邪淫相關聯。中國人千百年來沒有發展出壹種追求天國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價值“福祿壽”，而世俗的福祿壽在基督教文化裏被視作是“肉欲”，是來自撒旦的誘惑。

撒旦如何誘惑人呢？馬太福音4:1-11 談到撒旦在曠野裏試探耶穌，就是通過“肉體、自我與世界”三個方面試探神。人伏在肉體、自我和世界之下，離棄神而成為撒但的兒女。自我就是虛榮和驕傲，世界就是權力和財富，就是徹底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至於肉體，就是叫人做食欲和性欲的奴仆，並以此互相炫耀。肺立比書 3:19 說：“他們的結局就是沈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約翰福音8:44中說：“妳們是出於妳們的父魔鬼，妳們父的私欲，妳們偏要行”。聖經上多處記載，魔鬼敗壞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讓人成為食物的奴隸，而福音永遠高揚“生命勝於飲食”、“人活著靠主口中的話，而不單單靠食物”這壹真理。始祖起初受魔鬼誘惑犯罪，就是因為“以食為天”，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

“瑪門”在人們的心中實行王權，世人壹起向錢看，沒有錢的想盡壹切辦法得到錢，有了錢的用盡心計得到更多的錢。就連基督徒也不例外，以現實生活的好壞來衡量當今的世界，為了好的生活努力奮鬥……說到底，許多基督徒在屬靈的爭戰之中，是首先自我裁軍的，大家放下了屬靈的軍裝，任憑撒旦魔鬼的宰割。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壹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喬舒亞到他那裏，問他說：“妳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麽話吩咐仆人。”神說：“把妳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妳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書5:13 –15）。

神為了我們而爭戰，隨時預備好自己，可我們卻混然不知，像壹個吃奶的孩子。我們不是不知道我們應該裝上屬靈的軍裝，我們只是不願意成大，只願意吃嗎哪而不願吃地上的土產，只願意喝奶水，不願意吃幹糧，只願意享受做基督徒得好處，而不願為主做戰士付代價。

5．用世俗道德論斷人，假冒偽善。撒但也被稱為控告者，就是通過道德上的論斷離間人與神的關系，而它論斷人最重要的方式有兩個，壹是通過“動機分析”在神面前控告人，稱人不配得救。另壹種方法則是在人面前控告神，暗示神是不愛人的，教唆人與神為敵。在《約伯記》中，撒但在上帝面前這樣控告約伯：“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約伯記1:9）？“妳且伸手，毀他壹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妳（約伯記1:11）”。撒但也會裝成“光明的天使”或人道主義者，以體貼人的方式阻擋真理和救恩。所以馬太福音 16:23中說：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妳是絆我腳的。因為妳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撒但的控告在龍文化中就是通過大批判、雜文、檄文等話語方式大行其道，也通過各種互相諂媚和吹捧俘獲人。它更把“什麽都不相信”這種觀念放到人裏面，使唯物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民族的哲學。

6．假冒先知，篡改神的真道。中國人又喜好算卦占蔔，聽信算卦占蔔，而算卦和占蔔在基督教文化裏被認為是撒旦的伎倆，是通邪術，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會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詛咒的。異教和異端往往是撒但抵擋神的工具。約翰說，“親愛的弟兄啊，壹切的靈，妳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妳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妳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在世上了…”（約翰壹書）這些假先知都會講壹套 “鬼魔的道理”，而他們往往特別願意通過曲解聖經來幫助自己。

事實上為了讓亞當和夏娃順服，撒旦就通過引用神的話曲解、篡改了神的用意。“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壹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沈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壹個生發錯誤的，叫他們信從虛妄”（帖撒羅尼迦後書）。撒但在曠野裏對耶穌的試探，也是通過錯誤引用聖經進行的。毫無疑問，那些不相信基督為唯壹真神卻總是引用聖經為自己服務的做法，都是屬撒但的。

7．撒但企圖在世界做王，無孔不入。彼得說：“務要謹守、儆醒；因為妳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5:8）。

主耶穌起先對彼得說過：“西門！西門！撒旦想要得著妳們，好篩妳們如同篩麥子壹樣；但我已經為妳祈求，叫妳不至於失去了信心”（路加福音22:31）……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功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中國心靈面對撒但絕對統治的悲嘆。在這種歷史結構中，良心除了死滅沒有任何希望，生命除了死亡沒有任何指望。撒但在這國家裏不僅通過權力掌權，也通過每壹個人特別是通過多數暴政在人心裏做王。

中國殺人史

在魔鬼的統治之下，龍吞噬了無數生命。中國幾千年來從未民主過。中國的政治問題遠不是專制權力的傲慢無專橫，而在於“四萬萬人都想當皇帝”，並以群眾暴政為基礎。專制是人定秩序對神定秩序的顛覆，由於心中無神，每個人都自以為是神而任性而為，殺人越貨，並以此自我榮耀。在中國歷史中最能彰顯“撒但榮耀”的，應是中國殺人史和食色史。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壹個日子都在血雨腥風中飄搖，每壹個心靈在皮鞭和饑餓的恐懼中顫抖。無神論者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世界演變的根本法則。誰把誰吃掉，誰就能占據進化上的優勢地位，當然也沒有什麽公義、平等、愛。無神論的最大危害是鼓吹棍棒教育的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七零八落，鬥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被遠誌明先生錯誤當作敬虔時代的黃帝時代，就是壹個殺人的時代。黃帝通過53場戰役打敗了蚩尤，統壹了三大部落、72個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黃火拼，盟軍內戰，決戰於阪泉之野。大敗炎帝之後，黃帝四處征討。事實上五帝與周邊部落戰爭從未中斷。

有夏（前2033-1562）壹代，權力內戰和周邊戰爭仍然不斷（《史記-夏本紀》）。

商有“九世之亂”，仲丁開始，其後五代九王皆為王位殺伐，屢次遷都，並不斷與周邊部族征戰。在商朝的《蔔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61次。

西周（前1066-771）內亂不止，外患頻仍，如武庚之亂，南討楚國，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間，36位君主被殺，52個諸侯國被滅，大小戰事480多起。戰國（前476-221）：250年間，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

秦人嗜好戰爭，他們左手提著人頭，右胳膊下夾著俘虜，追殺自己的對手。司馬遷記載：秦國攻魏殺8萬人，戰五國聯軍殺8萬2千人，伐韓殺1萬人，擊楚殺8萬人，攻韓殺6萬人，伐楚殺2萬人，伐韓，魏殺24萬人，攻魏殺4萬人，擊魏殺10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公元293年，白起大破韓國、魏國聯軍於伊闕（今河南洛陽縣龍門山）僅殺掉的韓魏兵將便有足足24萬；前262年白起坑趙降卒40萬於長平，此役共斬首45萬人，然白起不失名將之譽；又攻韓殺4萬人，又攻趙殺9萬人……

秦嬴政兩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黨壹案，嫪本人被車裂，滅族，20幾個黨羽被梟首；政的母親因此案被囚禁，20幾個勸諫釋放太後的大臣被處死，呂不韋被賜自盡。

秦始皇建驪山陵，3千多工匠不讓出陵被活埋。始皇36年，有壹顆流星落下，有人在隕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隕石周圍居住的人，全部殺了。

始皇死後讓1萬多宮女殉葬，他的葬禮完畢後，20多萬役卒全部封在墓裏，死於非命；以後凡是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樣的下場。始皇死後，太子扶蘇、將軍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12個公子、10個公主也被誅殺，其它連累致死者不計其數。此後，李斯又被斬，三族被誅。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豈止春秋！2500年來，哪壹場自相殘殺，談得上正義？哪壹次改朝換代，不是人口死亡過半？秦皇後的`中國人口死亡過半的大戰亂至少有14次。 

1．秦末農民戰爭（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項羽坑秦降兵20萬，而後世為霸王別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復有幾人？秦末2000多萬人，到漢初，原來的萬戶大邑只剩下兩三千戶，消滅了原來人口的70%。

劉邦死後，呂後專權。她將情敵戚夫人關進永巷服苦役，戚夫人邊春米邊悲歌：“子為王，母為奴，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裏，當誰使告女”？呂後聞歌，大怒曰：“妳想翻天”。前194年，呂後把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招回長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雙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藥啞嗓子後扔入廁內，取名為“人彘”。對戚夫人的處置比極刑——淩遲還殘忍，他的獨生子惠帝見“人彘”後被嚇傻，從此以後不能理政。

漢惠帝死後，呂後專權；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劉恭，被呂後殺了；又立劉弘。在呂後死後，大臣清除呂氏家族的當權者，同時把這個小皇帝殺了，另立劉邦的兒子劉恒來當皇帝，同時將劉弘的三個弟弟都殺了。人們明知兒皇帝無辜，還是要殺掉。

2．漢武帝獨尊儒術，重用酷吏，大興冤獄，剝奪民財，重刑殺戮，窮兵黷武，四處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發兵力200萬），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國人口減少壹半，其昏聵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武帝在位54年，壹共用了13個丞相，罷了3個，自殺了3個，殺死了3個，其中詔殺竇嬰、族誅公孫賀、腰斬劉屈牦，三個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後壹個丞相田千秋只是因為漢武帝死在他的前頭才幸免於難。

漢武帝嗜殺成性。戾太子巫蠱案，先後有十多萬人被殺，從大臣、嬪妃、宮女到平民，從長安到郡國，在這場父子相殘的鬥爭中唯壹的幸存者就是太子劉據的孫子、漢武帝的皇曾孫劉病已，這個尚在繈褓中便被投入監獄僅有幾個月大漏網者，後來改名劉詢即位為漢宣帝。制造這起冤案的正兇恰恰是儒家之徒的江充。張賀因幸於衛太子，張賀也受了宮刑。

漢武帝時期，民間盜鑄貨幣案竟殺數十萬之眾！濟東王劉彭離豢養打手，在民間血腥殺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後，也只是將其廢為庶人了事。

在蘇武滯留匈奴期間，蘇武之父蘇建因“扶輦下除，觸柱折轅”而“伏劍自刎”；蘇武之弟蘇賢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飲藥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大將王恢，屢建功勛，就因設計騙匈奴王軍入馬邑城聚而殲之的計謀沒有取得成功，漢軍雖未取勝，但也沒有遭受損失，結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獄中上吊自殺；

材官將軍韓安國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吃壹次敗仗，即被漢武帝派人痛加譴責，韓安國又羞又怕，沒等到漢武帝辦罪便吐血而死。

名將李廣，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為“飛將軍”，反倒因為壹次中了匈奴埋伏，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他奮勇率領殘部殺出了重圍，渾身傷痕，血透戰袍，結果被判死罪。由於當時有納重金贖罪的法令條文，飛將軍繳納了重金，才獲得了壹條性命，但是，晚年還是因為壹次軍事行動的失誤而被迫自殺。

李廣的孫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慘了。李陵率領五千漢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萬大軍圍攻。李陵臨危不懼，指揮將士以壹擋千，殊死拼搏，在殺死了超過自己兵力數倍的敵人，且戰且退了壹千余裏之後，僅剩下壹百余人。在矢盡援絕、刀斷矛折的情況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況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並把為李陵說情的司馬遷處以宮刑。

相比之下，匈奴的單於對蘇武、李陵可是關懷備至，極盡籠絡之能事。即使蘇武所率領的外交使團的成員在出使匈奴期間欲發動政變，謀殺單於，後來又始終不為所用；單於也沒有壹殺了之，而是讓他牧羊，許他與胡婦產壹子，真是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視夷夏之大防為生命線、自詡為禮儀之邦、天朝上國的漢王朝殺戮臣下如同砍瓜切菜壹般。

漢武帝的妾鉤弋夫人懷孕14個月生了個兒子，漢武帝很高興，因為傳說古聖人堯就是在娘胎14個月才生出來的。武帝盛愛之下，決定立這個兒子為太子，又擔心這個小太子將來管不了他年輕聰明的母親，就找借口指責鉤弋並下令處死。這樣，就建立了立子殺母制。

《史記.外戚世家》說：鉤弋夫人“生昭帝，後受責，憂死於雲陽宮。”是睜眼說瞎話，司馬遷贊賞漢武帝的這壹暴虐行徑為“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殺母”制度使劉氏後裔不是昏庸無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殺母，壹直延續了好幾個朝代。後來，幸虧宣武帝元恪篤守佛法，不忍殺生，“立皇子(元)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這才廢除了這壹野蠻而殘忍的制度。

刺王劉建德外出打獵時，由於民房妨礙了他的奔馬馳騁，他便下令燒掉了96間民房，並打死了2個前來論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漢宣帝僅削去了他8個縣的租稅。

3．《漢書.王莽傳》載“連年久旱，…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之）七八”；“會稷大疫，死者萬數”。公元2年全國人口5959萬，經過西漢末年的混戰，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萬。中國人口減少3859萬。損失率65%。20年間，西安的人口從68萬減到28萬，大荔從91萬減到14萬，興平縣從83萬減到9萬，綏遠縣從69萬減到2萬……

4．漢桓帝時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殺洛陽令呂放，然後嫁禍於呂放的仇家，殺其宗族賓客百余人；郎中袁著上書諫戒，被殺，其友胡武等薦海內高士，不要去謁見梁冀，梁殺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為占有富豪孫奮的財富，向孫借錢5000萬，孫只給了3000萬，梁遂誣告孫奮，孫被抓，死於獄中，梁冀便沒收了孫的7000萬家財。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廣開園囿”，梁冀壹句話就吞並了扶風的壹個億萬富翁，壹個命令就把幾千個農家子弟抓來作奴婢，並掠取良家女子幾千人以供淫樂，把洛陽周圍幾十裏的農田強行圈起作“兔苑”，將上千裏的地方封起，作為梁家獵苑；壹個商人不知禁令，誤殺了苑中壹只兔子，他竟先後殺死十多人。當他乘車出遊時，都有成群結隊的倡伎婢妾緊隨車後，鳴鐘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產值30萬萬緡，抵全國租稅的壹半。

公元159年，桓帝與宦官單超、左悺、具援、徐璜、唐衡合謀，殺了梁冀滿門老少，而單超等五人也於同日封侯。這五人中除單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驕奢淫佚也毫不亞於梁冀。他們是宦官，已無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

宦官張讓的弟弟以殺孕婦取樂，時任司隸校尉李膺將其逮捕後處死。公元166年河南術士張成縱子殺人，李膺將其處死。張成的弟子與宦官勾結，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等誹謗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百余人，並在全國懸賞捉拿李膺的黨人。有些“黨人”自請入獄，聲援李膺。太尉陳蕃因上書為李膺鳴不平，而被皇帝罷官。城門都尉竇武及尚書等也上書為李膺喊冤。桓帝迫於壓力，於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百余人，但終生禁錮鄉裏。

公元167年，桓帝死，年僅13歲靈帝即位，竇太後臨朝稱制。大將軍竇武“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在竇太後的支持下，竇武殺死了在朝中專權宦官管霸、蘇康二人。竇武還計劃除掉大宦官曹節等，曹節等迅即劫持漢靈帝和竇太後，並假傳聖旨，捉拿竇武；最終斬殺竇武及其宗親、賓客，竇太後隨之被囚禁。陳蕃不顧年老體弱，召集屬吏和學生80余人持刀攻擊宦官，陳蕃等因寡不敵眾而遭殺害。

宦官侯覽的母親及其家人在家鄉山東無惡不作，山東名士張儉上書彈核，反被誣告造反；靈帝下詔追捕張儉等人。宦官們借此大肆捉拿張儉黨人，受牽連者甚眾。

李膺在張儉事發後，站出來說話而受難，被捕後死於獄中，其子弟、親戚全部削職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員及名人被誣殺，受牽連而被流放、禁錮、處死者多達六、七百人。其後，宦官們又幾次追捕黨人，黨人之獄遍全國，形成了東漢時期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漢桓帝永壽三年（157），中國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後漢書.桓帝紀》載“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經黃巾起義和混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戰後的全國人口為140萬，曹操說當時活下來的人只有原來人口的1%！“馬前懸人頭，車後載婦女”、“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余壹，念之斷人腸”。赤壁之戰，曹軍損折更是數以萬計。

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萬；損失了98.3%。公元265年，三國人口總計才767萬。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復歸壹統，中國人口只有1616萬多人了。人到哪裏去了？

壹是各路諸侯混戰不休，相互吞並，最後形成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蓋強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弱者寧為雞口，不為牛後，都非通過武力解決不可。被殺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軍隊到老百姓正在趕會的陽城，把趕會的男子的統統砍頭，駕著死者的車子和牛，將搶來婦女財物裝載上車，把砍下的頭顱也掛在車轅上，喊著萬歲的口號驅車回到洛陽，說是討賊獲得的戰利品，然後把這些頭顱燒掉，搶來的婦女被分配給士兵為婢妾。

《三國誌》中董卓傳的記載：本來人口密集的關中地區，董卓造亂之始還有數10萬戶人家，後由於戰亂，加上旱蝗災害，沒有糧食可吃，人吃人，僅僅兩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曹操曾經泗水坑殺男女數萬口，屍體把河道都堵塞了。他進攻徐州被陶謙的軍隊阻擋，前進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幾個縣，把那裏的居民都殺了，作到雞犬不留。曹操在攻打並州、青州時，凡遇頑強抵抗，都壹律屠城。官渡之戰，曹操壹方斬首7萬余級，坑殺袁軍八萬降卒。那時常需短兵相接；殺人三千，必然會自傷八百；曹軍傷亡，亦可想見。

袁紹對待農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寬仁；袁尚、袁熙敗退烏桓時，幽州民眾十余萬戶都隨之遷移。曹操的謀士荀攸就對曹操說，河北百姓多受恩於袁紹。在官渡之戰後袁氏勢力已元氣大傷，而且北方已沒有其它勢力對曹氏產生困擾，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艱難的花了五年時間才平定河北，這正是曹操不得民心的外在反映。袁氏勢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遠大於曹操，但由於他們的個人能力與曹操不是壹個檔次，所以雖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敗。

更多的人是餓死和病死了。餓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壹次兩次。吃人的強盜將人當作牲口壹樣，用繩子穿過手心牽走。這種吃人行為大概已司空見慣，無人譴責。曹操手下有員將官王忠，在關中當亭長時就吃過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時，竟叫隨從的小醜將荒墳中取來的死人頭骨系在王忠的馬鞍上取樂。曹丕詩文都寫的好，後來當了魏國的君主，他對吃人不當壹回事。其它人可想而知。

饑荒和戰爭，使得病的機會增加，而且常大面積地傳播，曹操赤壁之敗，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22年北方有過壹次疫病大流行，死人無數；那些生活條件還算好的中上層人物，年紀輕輕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結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壹州之民”。當時中國的心臟地區，十成居民，剩下不到壹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東北地區好壹些，但本來人少，剩下的為數也不多了。東吳的領域包括從長江中下遊到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歸於壹統時，才有230萬人。

5．西晉時經過八王之亂後人口減少80%。從公元291年開始，先後有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長沙王、河間王、東海王越及成都王穎八王為爭奪皇位，在洛陽相互攻殺，戰亂歷時16年之久，許多城鎮均被焚毀，史稱“八王之亂”。與此同時，關東地區又爆發了罕見的蝗災和瘟疫，史載“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誌》)。

6．東晉內亂和南北朝混戰。公元311年，劉曜攻長安，關中地區的人口僅余1-2%。

“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毀，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壹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徒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余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占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人不下100萬。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鼓勵鮮漢通婚。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260多年的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北方民族的石勒率輕騎在寧平城壹次殺死晉軍20萬人，少數民族士兵接著連敗晉軍十二陣，晉軍再死3萬人，洛陽失陷；320年石虎擊敗前趙劉曜，“坑士卒1萬6千”。321年石勒“坑”晉軍曹嶷部的降卒3萬人。在今河南鄲城縣東，石勒將西晉逃竄的10多萬官員及士兵團團圍住，全部射殺，死屍堆積如山。後趙帝國地盤很小，皇帝石勒卻有五個皇後，壹萬多姬妾。他死了以後，兒子日夜與五個皇後母親淫樂，被石虎殺掉，滅絕了皇族。

繼石勒之後統治後趙政權的石虎，每攻下壹個漢人據守的城池、堡壘，便將其中的人全部殺死。但石虎對漢族的女人並不忌諱，他掠奪中原地區年齡在13-20歲的漢族美貌女子3萬多人充實自己的後宮，僅公元345年壹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願者被殺高達3千余人。其他羯族貴族各自奪取的又有近萬人，就連結過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過。

為容納美女，石虎分別在鄴城、長安、洛陽興建宮殿，用人力40萬。前燕帝國進圍鄴城，那數萬宮女，不是餓死，就是被士兵烹食。石虎造獵車千乘，車轅長三丈，高壹丈八尺，同時造格獸車四十乘，令犯人在車裏和猛獸格鬥。

石虎好男色，男色鄭櫻桃為人又輕佻淫妒，使出種種柔媚的手段將石虎籠住。他每夜在枕邊詆毀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時常當著石虎的面譏諷嘲笑。郭氏反唇相譏，誰知石虎袒護鄭櫻桃，於是和石虎起了爭執。石虎性似烈火，壹頓拳打足踢，將郭氏當場打死。

後來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為繼室，相處壹年有余，鄭櫻桃又加以詆毀。石虎大怒，取來弓箭，急召崔氏問話。崔氏光著腳來到石虎跟前，邊哭邊哀求：“大王不要殺妾，先聽妾壹言！”石虎獰笑說：“妳若心無歹意，何必這樣慌張。妳先坐下，我給妳時間慢慢說。”於是崔氏轉身入座，卻聽見背後弓弦聲響，她急欲閃避，但已來不及，壹支箭從後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畢命。 

有官員報告：濟南壹個石頭雕制的老虎，走到城東南，後有狼群千余相隨，腳印深陷入石頭中。石虎大悅：“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徒至東南，大約天意佑朕得天下啊。”於是群臣皆來阿諛。石虎令民家每五戶出車壹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違令者斬，繳不足的亦斬。百姓賣男鬻女湊不足數，多自縊道旁。從洛陽到長安的道路兩旁的大樹上掛滿了屍體。石虎為聚斂金帛，發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發近郡男女16萬人，車10萬乘，運土至鄴城北隅築華林苑，華林苑的圍墻就有數十裏。天寒地凍，役夫凍死路上的有近萬人。

太子石邃性情極為殘暴，他酗酒好色，縱欲無度，有時深夜出宮去大臣家，見凡有姿色的婦女，就強迫交歡。有時他將宮女先濃妝艷抹，然後割下頭，將頭放在盤上，傳示四座。石邃從庵裏掠來美貌的尼姑，大白天裏宣淫，狎弄之後，便將女尼洗剝宰割，與豬羊肉合起來煮熟了吃，有剩下的就賜給左右，讓他們也分壹杯人肉羹。 

石虎察知石邃有反意，遣人殺了石邃，石邃妻張氏等男女26人，壹律誅死，同埋在壹口棺材裏；並殺東宮僚屬2百余人。另立河間公石宣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後擁，戎卒隨從多至十八萬。他日夜荒淫，所經之地，必須窮極珍奇地供應，州縣多為之壹空；石韜的行徑與其兄石宣類似。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奪位，先派人刺死石韜及隨從，再密謀幹掉老爹提前接班。事敗之後，石虎立即將石宣綁到臺下，將石宣割舌、剜目、刳腸、斷手足，最後活活燒死。石宣妻室子弟29人壹並被殺死。東宮僚屬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車裂肢解，將東宮作為養豬的場所，東宮衛士全部謫配梁州。石宣的小兒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將他猛擲出去，摔死了事。

349年石虎死後，幼子石世繼位33天後被哥哥石遵殺死，石遵在位83天後被弟弟石鑒殺死，小兒子石沖戰敗後，“坑其士卒三萬余人”。石鑒登極103天後又被石虎的養孫冉閔殺死，漢族將軍冉閔殺盡皇室，下令：“凡殺壹個胡人者，官升三級。”霎時間，僅首都鄴城屠殺胡人20萬，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

北朝的齊代有2000萬人，到北周時人口僅900萬；南朝宋代有469萬人，到南陳滅亡時只有200萬人，損失率達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篡北周，把年僅十歲的外孫小皇帝宇文衍殺掉後，又遍誅宇文氏皇族，共殺掉北周文帝子孫二十五家，節閔帝及明帝子孫六家，武帝子孫十二家，數千鳳子龍孫，壹時屠戮殆盡。隋文帝以殺人立威。他經常對大臣施以廷杖，壹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誰揀起拿走，便立斬。有人告：禦史監師沒有核奏衣劍不齊的武官，文帝便命殺之；有人勸阻，又被殺。特別是在他郁悶的時候，沒有什麽大罪的人往往也被處死。隋文帝造仁壽宮數以萬計的死者或將死者被殘忍地活埋在坑內。

文帝24年揚廣發動政變殺死文帝和哥哥揚勇，霸占文帝最愛的夫人。煬帝更是擅殺大臣、屠戮臣民數萬，他擴建洛陽皇宮，每月役丁2百萬人。修運河，“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斬三族”，役夫達543萬余，晝夜開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數，死者過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為滿足揚廣的腐朽生活。

公元611年揚廣第壹次東征高麗時的總兵力達113.38萬人，號稱200萬，運輸的夫差是兵員總數的好幾倍，結果大敗而回，只剩下2700殘軍跟皇帝回來。三次率軍進攻高麗，傷亡慘重。從公元611到628年18年間，兵變、民變和宮廷政變共136次，有50多位稱帝稱王者，均統兵15萬以上，各據壹方，相互混戰。全國戶數由890萬減至290萬，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萬人，減到639年1235萬，損失率73%。

8．安史之亂。唐朝的皇帝為奪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紇收復洛陽，應允任意搶掠三日，使洛陽成了壹片廢墟。歷時九年的殘殺，使黃河流域蕭條淒慘，人煙斷絕，獸遊鬼哭。中國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四分之三慘死，殘存者以紙為衣。公元755年有5292萬人，到760年人口1699萬。損失率68%。

公元760年，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借平息劉展叛亂，命部下殺死居住在揚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數千人，把壹個繁榮的揚州城屠為死城。《舊唐書.秦彥傳》描述：“江淮之間，廣陵（揚州）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唐肅宗的次子李炎聰明過人，盡心輔佐太子李豫。張皇後與李輔國多次在皇帝面前中傷李炎，誣其要謀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詔賜死李炎。在肅宗病重期間，李輔國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張皇後暗中策劃越王繼位，密謀殺掉太子。李輔國等首先把太子保護起來，然後沖進皇宮，抓獲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張皇後逃入肅宗寢宮，被李輔國抓住。肅宗因受到驚嚇而當天死亡。李輔國趁亂將張皇後、越王及參與者壹並斬首。太子李豫在李輔國的擁戴下即位，是為唐代宗。李輔國後被代宗逐出了朝廷，被人刺死，其頭顱扔到了糞坑裏。

唐憲宗統治後期開始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拒納忠諫，不斷服食丹藥，動輒痛責身邊的宦官。憲宗李純說：“宦官不過是家奴。”公元820年，宦官們將憲宗悶死在中和殿。此後，宦官挾制君主乃至弒君立君，壹憑於己。此後的八個唐朝皇帝竟有七個是宦官所立。

公元826年唐敬宗半夜獵狐歸來與宦官們喝酒。酒酣之後，敬宗起身上廁，突然燈燭全滅，劉克明等人趁黑暗之機把年僅18歲敬宗殺死。劉克明開始做專擅朝政的美夢，可王守澄聯合親信宦官，調集神策軍把劉克明壹夥全部殺死，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是為唐文宗。

文宗利用宦官間的矛盾，成功地奪取了王守澄的兵權，賜其自盡。文宗的寵臣李訓與鄭註經過密謀，決定在皇帝欣賞甘露之時把仇士良宦官集團壹網打盡。但因事露，仇士良等宦官劫持了文宗，並立即展開了血腥的報復，皇宮內血流成河，官吏被殺者千余人，李訓家被劫掠壹空，李訓、鄭註都被殺死。京城的無賴們也趁火打劫，整個長安雞犬不寧。沒有參預事變的丞相王涯等人也被處死，其親屬皆被殺死。這壹事件，史稱“甘露之變”。此後，仇士良視唐文宗如同傀儡。文宗死後，仇士良扶持李炎上臺，是為武宗。仇士良病死後，從他的家裏搜出了數千件兵器。他家的財產被沒收，用三十輛車子，運了壹個多月還沒有運完。

唐僖宗即位時僅12歲，為人愚傻。僖宗喜歡鬥鵝、打馬球，玩得高興時就對小宦官大加賞賜，弄得國庫空虛。田令孜便勸皇帝到長安的東市、西市上征高額稅，宦官們則趁機搶劫。僖宗卻因有錢而笑逐顏開，對田令孜也愈加信任。田令孜每逢見僖宗，都準備幾樣果品，兩人相對而坐，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僖宗開口閉口間竟稱田令孜為“阿父”。

9．唐武宗（841-846年）時有496萬戶，後周世宗（955-960年）僅120萬戶，到宋初為200萬戶。損失率76%。

有壹句俗語：“黃巢殺人八百萬——劫數難逃。” 

黃巢實際上是壹個儒生，黃巢出身於壹個靠販運私鹽暴利發財的富裕家庭，殷實的家底使得黃巢自小就有條件苦讀儒經以求晉身官場，卻不料屢次科舉均以落第告終。憤怒的儒生黃巢陡然間“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離開長安時扔下壹首“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盡白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殺氣騰騰的誓言。

黃巢回家做了幾天私鹽販子。唐代規定只準國營企業經營鹽，黃巢沒有經營鹽的許可證，結果他們的鹽巴被查封沒收了。他便散盡家產嘯聚山林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去了。黃巢變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來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後就是妳吃我我吃妳，吃得血肉橫飛，必然是對財產、對文化，對於所有社會生產力積累的破壞。

黃巢做了農民起義軍的“沖天大將軍”後，極端的復仇心理促使他對社會不加選擇地實施破壞政策。公元878年，黃巢攻陷廣州，屠殺城內各國商人12萬人，摧毀壹切教堂，把曾經是海外貿易中心的廣州幾乎壹舉蕩平。黃巢痛恨外貿至極，大軍所至，砍絕桑樹，為的只是不許養蠶織絲以貨外夷罷了。唐末動亂對於海外貿易的摧殘幾乎是毀滅性的。在廣州北伐前黃巢從《詩經》的“率土之濱”取了個“率土大將軍”的名稱。

公元880年黃巢攻陷長安，自立為帝，把唐末腐敗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盤接收。有人題詩嘲諷，查不出作者，黃巢大怒，把當時在尚書省門前警衛的官兵全部處死，並搜捕全城所有會寫詩的3000余無辜的儒生，全部殺掉。

黃巢將士進城時長安市民夾道歡迎，曾感動得起義軍散發金銀綢緞給民眾；黃巢稱帝後，黃巢士兵則如同明火執杖的強盜壹般在長安街頭殺人越貨，爭搶美女，毆打平民。待到官兵反攻，黃巢更把戰爭失利的原因歸罪於長安平民，他將城中男丁殺戮殆盡，來了個“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式的血洗長安城。

朱溫（852-912），後名朱全忠、終名朱晃，唐朝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人，乳名朱三，最初曾參加黃巢起義軍，後來降唐。朱溫生性兇惡，奸詐多變，可笑的是唐僖宗還給這個數易其主的叛徒賞名“朱全忠”，封為梁王。

朱溫的祖父和父親朱誠都是鄉村的私塾教師，長兄為全昱，次兄為朱存。父親早亡之後，因為家貧，兄弟三人隨母親壹同投靠蕭縣劉崇家。在低人壹等的環境中，朱溫沒有形成軟弱的性格，反而變得狡猾奸詐，再加上他和次兄朱存都蠻勇兇悍，時常在鄉裏惹事生非，不肯勤於正事，所以鄉親們很討厭他們，朱溫也沒少受主人的責打。但是主人劉崇的母親卻是個虔誠的信佛人，經常護著朱溫，並經常說：“朱三不是壹般人，應該好好對待。”佛教提倡慈悲為懷、寬容忍讓的思想，老太太對待眾人討厭的朱三也是壹視同仁。 

朱溫當初參加黃巢起義，並非為了什麽勞苦大眾的幸福，更沒有什麽替天行道的思想，而僅僅是出於壹種圖富貴、出人頭地的私心，為的是以後做官衣錦還鄉，以此“回報”鄰裏對他的鄙視與輕蔑。在黃巢軍中無法混下去時，為了生存為了富貴前途，他聽從謀士謝瞳的計策背叛黃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內朱溫的官職步步高升，最後竟也做起了最高級的富貴夢：稱帝。而且，壹步步實施起來。

黃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時，唐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投降。在黃巢敗亡後，秦宗權繼續反唐，但卻到處騷擾殘害百姓，還妄自稱帝，並攻占了河南的許多地方，成為與朱溫在中原較量的首要對手。朱溫雖然兵少，卻毫不示弱。壹面派人到山東募兵壯大隊伍，壹面向兗州（今山東兗州）的朱瑾、鄆州（近山東東平西北）的朱宣尋求支援。先後多次戰勝秦宗權的驕縱部將，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壹戰，斬首2萬余級，秦宗權開始居於下風，並走向衰落，最後滅於朱溫之手。

從25歲參加黃巢起義軍，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時47歲，朱溫二十余年經營之後，羽翼豐滿，野心開始膨脹，下壹個目標他瞄上了皇帝寶座，為此大肆殺人。攻下長安之後，焚毀長安城，殺數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

對不聽話的朝臣濫殺不止，對順從的朝臣也不放過。為早日稱帝，朱溫命令宰相柳璨、樞密使蔣玄暉等人加緊謀劃。柳蔣二人認為自魏晉以來，稱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著急。第壹步先要封國，然後加九錫之禮（古代天子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器物，後來權臣篡位前都要策劃由皇帝先賜九錫）。昭宗任命朱溫為相國，進封魏王，並以21道為魏國，兼有九錫之命。柳、蔣的苦心沒有讓朱溫滿意，相反，他認為這是他們故意拖延時間，因此大怒，拒不受封，並殺掉了這兩個沒功勞也有點苦勞的大臣。

朱溫掌握了唐昭宗之後，仍不放心，害怕昭宗再尋找機會利用李克用或者李茂貞等地方勢力，再次對自己構成威脅，說不定會是殺身之禍。狡詐的朱溫效法了曹操：寧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他密令養子朱友恭和氏叔棕等人弒殺昭宗及其所有子孫，只留下第9子為帝；但他並不想承擔此歷史罪名，部署好後他便領兵出洛陽討伐異己去了。事後又回到洛陽演戲，假裝不知內情。開始聽到消息時他仆地大聲嚎哭：“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又回洛陽到昭宗的靈前慟哭流涕，以此籠絡人心，表明自己是唐朝的忠臣。

朱溫借皇後之命立年僅13歲的李杵為帝，即昭宣帝。然後殺掉朱友恭和氏叔棕，壹方面滅口，另壹方面標榜自己的清白正直。第二年，朱溫又大開殺戒，為稱帝鋪路。二月，殺昭宗的兒子李裕等共九人。六月，又殺裴樞、獨孤損等異己朝臣30多人，然後將屍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白馬驛附近的黃河邊投入滔滔黃河，原因是他們常自詡為“清流”，死後要讓他們和黃河水壹樣變成“濁流”。朱溫隨後將眾臣幾乎全部貶逐、殺害。

公元907年，唐宰相張文蔚率領百官向朱溫勸進，朱溫稍作“謙讓”，便迫不急待地坐上了寶座，正式稱帝，更名為朱晃，意為如日之光。定國號為大梁，改年號為開平，建都開封。其廟號太祖，國號大梁，始稱後梁。他將昭宣帝廢為濟陰王，遷到曹州（今山東曹縣）濟陰囚禁。第二年，幹脆派人將其殺掉，以絕後患。

朱溫稱帝之前與李克用反復爭奪澤州（今山西晉城）、潞州（今山西長治），因為二州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入晉的門戶。稱帝不久，朱溫即派兵再戰潞州，結果大敗而歸。此後在柏鄉（今河北柏鄉）之戰中又損兵折將，再次出兵時，自己所率部隊竟被晉軍區區幾百騎兵騷擾突襲得倉惶逃竄，終致全局失利，從此他憂急成病。朱溫吸取唐末地方將領無法節制終成大禍的教訓，對大將嚴加防範，壹旦有驕橫的人出現，立即除掉，或殺或囚，以絕後患。

朱溫對部下、戰俘、士人均濫殺成性。為保證戰鬥力，對待士兵極為嚴厲，每次作戰時，如果將領戰死疆場，所屬士兵也必須與將領與陣地共存亡，如果生還就全部殺掉，名為“跋隊斬”。所以，將官壹死，兵士也就紛紛逃亡，不敢歸隊。朱溫又讓人在士兵的臉上刺字，如果思念家鄉逃走，或者戰役結束後私自逃命，壹旦被關津渡口抓獲送回，必死無疑。

在誅殺敵兵時，朱溫殘忍的本性暴露無遺。魏博的羅紹威幾次請求朱溫幫他除掉難以控制的牙兵（即長期形成的節度使親兵），朱溫和羅紹威有姻親關系，於是就趁自己女兒（即羅紹威的兒媳）病死的機會，以奔喪為掩護，先派精兵裝扮成擔夫，進入魏州城，然後由大部隊跟進。內外夾攻，將8千牙兵全部殺死，連婦女兒童也不放過。正和梁軍壹起圍攻滄州的魏博軍聞訊反擊梁軍。梁軍攻下魏博軍的城池後，又將軍民殺得壹個不留，激怒了當地百姓，因為魏博軍都是當地人出身。百姓紛紛抗擊梁軍。

其次就是亂殺戰俘。朱溫率軍在鉅野（今山東巨野）南邊擊敗朱瑄部，部將萬余人，清理戰場的時候，突然間狂風大作，沙塵彌天漫地。朱溫殺性頓起，借機對眾將說：“這是因為殺人不夠！”於是命將士把3000戰俘悉數殺死。

有壹年，朱溫命朱友寧攻打青州博昌縣（今山東博興），打了壹個多月仍未攻克。朱溫盛怒之下，命友寧驅使俘虜的十萬民眾背著石頭木料，牽著牛驢，在城南築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將人畜木石合在壹起築成攻城的道路，慘不忍睹，喊冤之聲幾十裏之外就能聽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溫又命令屠城，屍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歷來戰爭成名的只有將領，受害的總是百姓，所謂“壹將成名萬骨枯”絕不僅僅是壹句賣弄文采的七言詩！ 

對待士人，朱溫也是殘忍至極。有壹年的六月，朱溫與眾多幕僚及當地遊客在大柳樹下乘涼。朱溫望了望柳樹枝，自言自語道：“這柳樹正好可以做車轂。”眾人都未及回應，幾個書生遊客順口應道：“是啊，正好做車轂。”沒想到朱溫勃然變色，斥責道：“書生們只知道順嘴戲耍人，什麽東西！車轂要用榆樹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後沖著左右衛士們喊道：“還等什麽？”數十名衛士亮刃向前，將答話的幾個書生全部砍殺。

書生為避免朱溫獨語尷尬，搭訕回應，沒想到撞到奸詐殘忍的朱溫手上，死於非命。從濫殺士人可以看出，朱溫的濫殺已經走向了極端。

最後，更讓朱溫遺臭萬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無古人。朱溫未叛黃巢時，曾娶妻張惠，張惠賢惠又有智謀，在朱溫稱帝前不幸病故，臨終前，張惠對朱溫勸道：“妳英武超群，別的事我都放心，但有時冤殺部下、貪戀酒色讓人時常擔心。所以‘戒殺遠色’這四個字，千萬要記住！如果妳答應，那我也就放心去了。”張惠死後，朱溫卻放縱聲色，忘了妻子臨終遺言，今天愛這個，明天喜歡那個，只要嬌媚有姿色，便來者不拒。

幹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溫兵敗路上生病，回師洛陽後，住到大臣張全義家的會節園裏避暑，前後十多日。張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寢，淫亂終日，毫不顧惜君臣之禮，連張全義已是半老徐娘的繼妻儲氏也被他召來強與交歡。張全義的兒子憤恨至極，持刀要與朱溫拼命，被張全義死死拉住，說不要忘了昔日朱溫對他全家的救命之恩。為了高官厚祿，屈辱至此，張全義的隱忍可算是到了極點。

朱溫尤讓人不齒的是他荒淫到了亂倫的程度。在他的兒子外出征戰時，他便將兒媳召入宮中，命為侍病，實為侍寢與之亂倫。更讓人吃驚的是，他的兒子們對父親的亂倫不但不憤恨，反而毫不知恥地利用妻子在父親床前爭寵，討好朱溫，以求將來繼承皇位。父子這種醜聞，在歷史上恐怕獨壹無二了。朱友文是朱溫的養子，其妻王氏姿色出眾，美艷無雙，朱溫尤為喜歡。開始以侍病為名被召入宮內，最後知道實為陪枕留寢時王氏竟也不推辭，反而極力逢迎，更助長了朱溫召納其它兒媳的淫心。

朱溫為滿足欲望，枕席之間答應王氏將來傳位給朱友文，這又引起了親生兒子朱友圭的不滿。而朱友圭的妻子張氏也常常侍奉朱溫左右，為了丈夫的前途，甘心獻身，隨時註意年老多病的朱溫的壹舉壹動。後來，朱溫病情加重，就告訴王氏，讓她通知朱友文來見他，以便委托後事。友圭的妻子張氏知道後，趕緊密告友圭：“朱溫已將傳國寶交給王氏去找友文，我們就快完了”。催他先采取行動。朱友圭得到消息後，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宮廷衛隊及其它親信所率的部隊發動了政變，連夜殺入宮中。朱友圭的隨從馮廷諤壹刀刺入朱溫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溫的荒淫敗行，終有慘死這壹下場。這壹年是幹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終年61歲。朱友圭見他已死，用破氈裹住屍首，埋在了寢殿的地下。毛澤東壹人無師自通了朱溫的秘訣，憑以掌握共產黨奪取天下。許多中國人因此變成豬瘟，把無恥當成有德。

唐末、五代，前後八十年，中國內外壹片混戰，億萬生靈塗炭。前後58個皇帝，有42個死於非命。五代十國後漢的蘇逢吉梳理獄囚，便將囚犯無論罪行輕重曲直壹律殺掉；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誘仆人誣告，然後殺其壹族；史弘肇出兵巡視，必殺人，壹次，太白星座晝見，有人仰視，便被腰斬；史氏還實行斷舌、決口、斷筋、折足等酷刑。

南漢開國之主劉氏性極殘忍，他以酷刑為樂，將人鍋煮，然後暴曬、灑鹽，使之肌體腐爛，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錘鋸待人，使之血肉交飛，慘叫聲不斷。劉氏還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罰。

自秦後的所建立三十余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出身遊民和社會下層的約占了壹半。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滅宋。1122年全國人口9347萬，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萬。損失率高達91%。

宦官童貫在鎮壓方臘等農民軍的過程中，縱兵殺掠，殺害軍民近百萬人。

蒙古人屠尋思幹（撒馬爾罕）城約百萬人口；滅西夏，屠80余萬。蒙古人數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數百城，包括屠殺了巴格達的數十萬人口，整個中亞壹片廢墟。

忽必烈屠殺了中國人1800萬人，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估計有1300-2000多萬人，屠殺後竟然不滿80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是賤民。殺蒙古人償命，殺回回罰銀八十兩，殺漢人罰交壹頭毛驢價錢。漢人村裏新媳婦的頭壹夜[初夜權]壹定要給蒙古保長，中國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武器，只能幾家合用壹把菜刀。

11．元末大混戰，人口損失率75%。

朱元璋重用儒家，結果殺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賤，在生計艱難之際為郭子興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興而興，得勢後他卻忘恩負義。朱元璋的好友殺了都元帥，朱元璋又殺了好友，當上都元帥。1366年，朱元璋救應遭難的小明皇帝，在龍舟上把皇帝推入長江，建立了明朝。他殺來殺去，先征服了中國人，才轉向驅趕已經勢微的蒙古人。

奪得天下後，朱元璋翻臉不認人，“火燒獨角樓”，大殺功臣、朝臣。據史書記載，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兩案株連的殺者4萬人，後兩案有七八萬人。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壹個個的殺，壹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政權的維護完全建立在屠殺、酷刑之上。基本上將功臣殺光，連毫無二心的幼時放牛娃朋友徐達也不放過；“武臣第壹”的徐達長背疽，忌吃蒸鵝；朱元璋為除掉功臣，就專門賜他吃蒸鵝，徐達不得已流淚吃下，不久背疽爆發而亡。可謂冷酷刻暴到了極點，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整飭貪腐最烈，規定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壹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幹屍體，懸掛於衙門座位旁。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壹旦被指控貪汙，無需審判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時，戶部糧款案等壹個案子往往殺三四萬人。因貪汙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數萬人。駙馬歐陽倫也因倒賣茶葉而被誅，但明王朝最終仍然陷於腐敗泥淖而不拔。

朱棣比起乃父來毫不遜色。1402年，他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導致了百萬人戰死沙場；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 他又遷建文帝母親於懿文陵幽禁，殺掉建文帝三個兄弟。建文帝七歲太子朱文奎於亂中“不知所終”，肯定被殺了，另外的小兒子朱文圭當時才兩歲，還是在懷抱之中，朱棣先把這個小孩幽閉於廣安宮，後來不知所終，定是被殺了。他壹次性枉殺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屬1萬4千多人。　

朱棣的謀士姚廣孝在北平時對他講，方孝孺是天下“讀書種子，”絕不可殺。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禮，依舊嚎哭不已。朱棣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邊哭邊罵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聲叫道：“怎能讓妳痛快壹死，即死，難道妳不怕我誅妳九族嗎？”

方孝孺大喝：“便誅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衛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開，壹直劃裂到耳邊。然後，命人逮捕其九族親眷外加學生，湊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剮殺戮於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淚不顧，最後被淩遲於聚寶門外，時年46，充軍邊遠地區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臨刑前做絕命詩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鐵鉉耳鼻，在熱鍋中燒熟，然後硬塞入這位忠臣口中，問：“此肉甘甜否？”鐵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鐵鉉，這位忠臣至死罵不絕口。朱棣又把鐵鉉80多歲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殺其十來歲的兩個兒子，並硬逼鐵鉉妻子楊氏和兩個女兒入教坊司充當妓女，任由兵士蹂躪。

刑部尚書暴昭，由於陛見抗罵，朱棣先去其齒，次斷手足，以刀慢割脖項而死。

對禮部尚書陳迪，朱棣命衛士綁送他及其六個兒子壹起至刑場淩遲。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陳迪兒子陳鳳山的鼻子和舌頭，塞進這位忠臣嘴裏逼他下咽。陳迪至死不屈，怒罵而死。

對太常卿黃子澄，也滅其三族，淩遲處死。兵部尚書齊秦因其不屈，送刑場淩遲；兄弟全體處斬。財政部副部長卓敬滅三族。教育部長陳迪全家處斬，親屬180余人廷杖後貶竄蠻荒。監察部代理部長景清磔死，家屬親朋全數處決，故鄉壹連數個村莊房舍壹空。

右副禦史練子寧，因殿上怒罵，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後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殺者151人，數百人貶竄蠻荒。

最高法院秘書長鄒瑾家族448人處決。最高法院副院長胡閏家族217人處決。

對建文帝監察禦史高翔，因其喪服入見，朱棣命衛士殺之於殿上，沒產誅族，又掘發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拋屍，交雜狗骨馬骨四散丟棄。

對監察禦史王度，宗人府經歷宋征、監察禦史丁誌、巨敬，棣皆施以族誅之刑。

歷朝歷代異姓相伐相殺，從未有這樣慘屠對方官吏臣下的舉動。因此，清初史家谷應秦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脈中淫暴兇殘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壯漢子輪奸，生下男丁當家奴，生下女孩長大後接著做妓女，死後便“著擡出城門餵狗吃了”……　　

鄭和下西洋是為追剿那些有違海禁的華人。當時聚居於蘇門答臘舊港的華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資遣鄭和率二萬余兵丁前往鎮壓。鄭和亦不負聖望，剿滅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領陳祖義等三人回京誅殺，以儆效尤。1405年開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時28年，在海外征戰數次，死傷慘重，耗費空前。劉大夏《殊域周咨錄》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在壹片反對聲中，皇帝只得終止了如此荒謬舉措。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又給自己立牌坊。永樂22年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壹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壹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朕壹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壹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　　

朱棣曾經嫌棄朱高熾的肥胖，不讓禦膳房給朱高熾吃飽，說是減肥，有人看到太子餓的難受，就給他做飯，讓朱棣知道後，把此人剁成肉醬。

1449年也先率軍侵略，王振為了邀功取寵，不顧於謙等大臣的強烈反對，力主皇帝親征。兩軍壹交戰，明軍即大敗。前線接連傳來失敗的消息，王振與英宗才決定班師。本來英宗有充足的時間避開也先軍的追趕，但王振想炫耀鄉裏，主張皇帝轉道其家鄉，後來又怕大軍踏壞其莊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復再三，給也先以追趕的時間。也先輕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書等50余位重要官員，明50萬大軍全軍覆滅。當英宗被捉時，護衛將軍樊忠看到亂軍中的王振，氣憤地喊：“我為天下誅此賊！”用鐵錘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悲憤的大臣誅殺王振的死黨，查抄了王振的財產，得金銀60余庫，其它珍寶無數。王振家族無論老幼皆被斬殺。這就是沁透血水的中國。

12．從李自成起義到吳三桂滅亡，混戰五十四年。明末人口為1億，到清世祖時全國人口只剩下1400萬人了，銳減了80%多，損失人口8000多萬。

中國史上想改朝換代的流氓軍閥，互相殘殺起來比任何人都厲害，就是為了不讓對手獲得土地與人民，不讓對手比自己更強大，寧願壹切都毀滅！

張獻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禎三年（1630年）於米脂起事，自號八大王，人稱“黃虎”。其起事後，克鳳陽、焚皇陵、破開縣、陷襄陽，勝戰連連。崇禎十六年克武昌，稱大西王，次年建大西於成都，即帝位，年號大順。

張獻忠的部隊不論到了什麽地方都不停地淫人妻女，他靠這種手段籠絡手下的士兵。他們往往將丈夫與妻子面對面縛在壹起，讓丈夫親眼看著妻子被人奸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滿的神情就會慘遭殺戮。或者強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們互淫完畢再壹起斬首。

有時張獻忠命人將被擄的孕婦衣服剝去，他與部下壹邊飲酒壹邊猜測打賭孕婦的腹中懷的到底是男還是女，然後剖開孕婦的肚子查驗。他還用大鍋先將人油煮沸，然後將小孩子扔進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張用刀子戳鍋中小兒的肉，吃飽了之後剩下的賞給兵士下酒。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驗其男女。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體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

張獻忠還列木為臺，命男女共登臺上，然後在四面縱火焚燒，壹時間慘叫聲震地，張獻忠與屬下看著狂笑不已。他為了餵養戰馬，在殺人剖腹後挖去臟腑，然後用人血浸過的米豆餵馬，使馬長得十分肥壯。

在攻城的時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張獻忠就讓所擄掠的婦女赤身裸體向城上辱罵。在戰後凡是有姿色的婦女都被輪奸得奄奄壹息，然後割下首級，將屍首倒埋進土中，女人的下體朝上。據他們認為可以壓制炮火。 

除了在壹種情況下婦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張獻忠的士兵壹進入百姓家，家裏的婦女裝出十分情願的樣子主動與士兵相淫。因此張獻忠的士兵經過的地方，婦女不得不首先迎出來自己脫了衣服供他們侮弄，這樣才有機會救壹家人的性命。

而且張獻忠對付婦女還有特別的辦法，他設計了壹種叫做“騎木驢”的酷刑用來對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將該女子吊起來，使其陰部對準壹根高豎的木竿，然後割斷繩子使這個女子墜落下來，讓木竿從女子的陰部穿進來，再從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後才死去。民女驚駭之極，只好紛紛主動獻身，比娼女還像娼女。

張獻忠每攻陷壹城，所擄掠的婦女必須由他先挑選出幾個姿色美艷的輪流伴宿。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著艷裝，下半身赤裸什麽也不穿。無論什麽時間、什麽地點，只要張獻忠淫興勃發，立刻命這些美女橫倒在地進行奸汙。等到他玩膩了的時候便將她們洗剝幹凈殺死，蒸著或煮著吃。有時他等不及這些美女煮熟了，就帶著血大嚼起來。 

崇禎十六年春天，張獻忠連陷廣濟、蘄州、蘄水等地。他進入黃州的時候百姓都逃走了，於是他驅趕婦女鏟城，之後將城裏的婦女全部殺死填在溝塹。張獻忠的軍隊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屍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幾寸累，水裏的魚鱉都不能再吃。張獻忠改武昌城為天授府，在那裏開科取士。

1644年陰歷八月初九張獻忠陷成都，張獻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過了，停止大殺，仍然每日小殺百餘人以樹威。男子無論老幼壹律殺死，或者剝皮後剁碎制成醢醬。婦女們被兵士集體輪奸，輪奸後用刀殺死，再制成軍糧。

張獻忠患了瘧疾，他對天許願說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蠟燭兩盤”貢奉給上天，直到他病好後周圍的人才明白這話的意思。張獻忠即令兵士，專砍女子的纖足，每個兵士必須至少進獻十雙小腳。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專門搜尋女子的纖足，只要遇見女子就地先將腳砍下來。將收集的的三寸小腳疊成壹座山的形狀，稱為蓮峰。他帶他最心愛的小妾去參觀。小妾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壹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說：“妳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隨即再將這些小腳架火燒毀，名為點朝天燭。至於男子則被砍腦袋或割下陽具，也堆在壹起在太陽下暴曬。 

張獻忠性格狡譎嗜殺，壹天不殺人就悒悒不樂。他在蜀地開科取士，得到壹個姓張的狀元。張狀元的外表學問都很優秀，容貌長得像美女壹樣嬌艷。張獻忠對他非常寵愛，吃飯睡覺形影不離。但是有壹天張獻忠忽然對左右隨從說：“我很愛這個狀元，壹刻舍不得他離開，還不如殺死了他，免得整天牽腸掛肚”。於是將張狀元砍成了好幾塊用布囊裝了掛在床邊。接著他又懸榜詭稱開科取士，召誘士子前來應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壹個深三四丈的大坑，待這些寒窗十年的數千四川學子來到青羊宮後，就被張獻忠推進土坑活埋。

張獻忠學朱元璋剝人皮，“先施於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鄉紳，又次及本營將升。凡所剝人皮，滲以石灰，實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於王府前街之兩旁，夾道累累，列千百人，遙望如送葬俑”。張獻忠又創造了生剝皮法，就是在人皮還沒有被完全剝下而人已經死去的，劊子手抵死。屬下的將卒以殺人數目的多少敘功。若屬下表現出不忍心的神情，張獻忠就將他們處死。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都因為殺人少而被剝皮。 

據《蜀破鏡》記載，某日晚，他的壹幼子經過堂前，張喚子未應，即下令殺之。第二天晨起後悔，責問妻妾們昨晚為何不救，又下令將諸妻妾以及殺幼子的刀斧手悉數殺死。

張獻忠在中園坑殺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衛籍軍98萬全部被殺死。每屠殺壹地，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

張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只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 ”。平民被殺完了，張獻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間竊聽，士兵偶有怨言就會全家被殺。

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壹來，他就逃了。在大軍逃離成都前，更是對成都實行殘酷的“四光政策”，盡殺蜀人，從老百姓到軍隊家屬（老弱病殘）再到他部隊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剮殺之列，剮殺後制成腌肉以充軍糧。單就此點來說，實在獨步中國大屠殺史。在西充鹽亭界鳳凰坡，張獻忠被清兵捕獲斬首。

當清軍到成都府時，整個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戶人。據《明會要》卷五十記載：明萬歷六年四川有“戶26萬2694，口310萬2073”，到清康熙24年就陡減至“1萬8090丁”。《溫江縣誌》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剿，“人類幾滅”。1659 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 14戶”。

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壹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努爾哈赤的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殺窮鬼”。兩年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共殺遼民300多萬，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皇太極破錦州，三日搜殺，婦孺不免；掠濟南，城中積屍13萬。

1645年5月13日，清軍薄揚州城下。5月20日揚州城破，揚州頓成屠場。任何女人不論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清兵輪奸。清軍下令“十日不封刀”，到5月29日，即濫殺和搶劫的第十天，這場大屠殺結束了。那座城市當時已沒任何生命跡象，和尚們得到命令開始收集和焚燒屍體。據當時人們的保守估計，有80-90萬人死於這場屠殺（註：明末總人口約8000余萬，壹次就殺了80萬，相當於當時中國總人口的1%，這個數字不僅在中國曠世絕古，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令人感到納罕的是漢人竟是那樣沒有血性。城破，守城明軍爭相逃命，寧可從城墻上摔下跌死，也不敢抵抗。“惶惶覓隙潛匿”，百姓亦然。史載：只要遇見壹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葡伏，引頸受刀，無壹敢逃者。”壹個清兵，遇見約50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壹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壹敢動。這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壹人敢逃。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順治2年11月15日，揚州十日的大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將屠殺中掠奪的“才貌超群漢女人壹百零三”，奉獻給滿清最高酋長。順治帝獲得十名，攝政王多爾袞獲得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壹（《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197頁）。 

滿清占領南京後，曾公告：“剃頭壹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明季南略》）。不久，卻發生了180度轉變。這有兩個原因：壹是政局出人意料的進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東南西南，滿清基本已控制了整個中原，安撫之策已達目的；二是漢人官員的推波助瀾，壹些業已歸順的官員們雖換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動剃發，以示忠心不二，或上書建議，以媚上謀取賞識。滿清感覺名正言順，疑慮之心消除，遂頒發了“留發不留頭”的嚴厲剃頭令。當剃發令下達後，各地嘩變起義，高呼“頭可斷，發決不可剃”。導致民眾反清的是身體發膚毀傷了就沒臉見祖宗的孝道！

江陰壹縣，被殺了17萬人，全城僅50人幸存。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昆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沈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壹，藏匿幸免者十之壹”（《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五壹兵紀）。“殺戮壹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壹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嘉定三屠，滿清殺了50多萬漢人。

1649年占領湖南湘潭後屠城；同年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山西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僅存五人)，“附逆抗拒”州縣也壹概屠殺；清軍屠盡大同、汾州、朔州、渾源等城，清大學士佟養甲在奏章中稱“人民不存”。

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叠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壹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余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壹並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裏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清人自己撰寫的歷史中寫圍攻南昌，對出城投降的不論百姓還是軍人壹律殺死。明軍王姓副將帶士兵和家眷五百多人，剃頭棄甲投誠，清軍留下十壹人活口，其余“分殺”。史書稱降者少則三四十，多則數百，除部分婦子被留做奴隸，都死在清軍屠刀之下。

清寇攻陷潮州，“縱兵屠掠，遺骸十余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巖。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余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壹裏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尚可喜率明軍火器部隊歸後金，扭轉了後金和明的武器對比，為清軍入關充當先鋒，和吳三桂並列為三藩之壹。他於1650年2月率軍攻至廣州城下，開始了長達9個月的圍城攻堅。《順治實錄》記載偽清屠城令：“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清軍屠城布告：“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壹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至十壹月，廣州城破。隨即對廣州進行了十二天的瘋狂大屠殺，至少70萬人遇難。史稱“庚寅之劫”。

據清代官方史載，這場屠城，斬“兵民萬余”，又“追剿余眾至海濱，溺死者無算”(周駿富 輯，《清代傳記叢刊》卷78之18，臺灣明文書局，1986年版)。

《廣州城坊誌》轉引了方恒泰《橡坪詩話》的記載，曰:“……城前後左右四十裏，盡行屠戮，死者六十余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雙門底劉中山其壹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黃佛頤:《廣州城坊誌》226頁， 22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當時在華的意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寫有《韃靼戰紀》壹書，對廣州屠城記述曰:“大屠殺從11月24日壹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壹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但韃靼人饒恕了壹些炮手以保留技術為自己服務，又饒恕了壹些強壯的男人，為他們運送從城裏搶到的東西。最後，在12 月6日發出布告，禁止燒殺搶掠。除攻城期間死掉的人以外，他們已屠殺了十萬人” (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蘭使臣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壹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壹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 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 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 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這些當時在粵的外籍人的記述，是依據自己的真實觀察，記述了廣州城發生的事。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少數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趕進海裏淹死！ 在壹片天愁地慘的最恐怖氣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別是婦女知道沒有活路，只好自盡。

清嘉慶年間人方恒泰《椽坪詩話》：“居民有跳入六脈渠者，值大雨，淹死約六七千人。”六脈渠，廣州古時城內的水渠系統。另有記載說六脈渠中浮屍四萬多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壹位婦女李氏跟隨丈夫投水自殺，並留下絕命詩：“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婿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 

壹位婦女背著繈褓中的嬰兒，壹起投水自殺，“庚寅冬，廣州城拔(攻陷)。天豪街有婦繈負嬰兒，...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殺好。

李天根《爝火錄》記載，明軍將領施煇然“分守西城，巷戰，死”犧牲後，“家中男婦十余人從死。子祚基才五歲，亦死。”《番禺縣誌》記述：番禺典吏丁有儀夫妻先後被殺，“越日(第二天)，所棄兒葡匐屍旁，猶吮其(母親之)乳，過者無不淚下。”

尚可喜等二鬼子在剛攻入廣東對“小揚州”——南雄屠城時，已制造了這樣的人間地獄。當年是偽軍文書的陳殿桂，親眼目睹“伏屍如山”的慘狀，後來寫下《雄州店家歌》回憶： 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樹林裏)，伏屍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無頭生被擄(生者都被俘虜，婦女為主)，有頭還與無頭伍(婦女最後還是要被淩辱逼死)。血此焦土掩紅顏(紅顏，婦女)，孤孩尚探娘懷乳(嬰兒在死去的母親懷裏掙紮)。陳殿桂看到了“血此焦土掩紅顏”，帶血的焦土半埋的母親屍體上，還有壹個絕望等死的嬰兒在哭泣。　　

戴耘野《行在陽秋》記載：“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百萬人民，盡死於內”。屈大均為守城犧牲的回民將領羽鳳麒寫的悼詞中說：“國殤百萬，於爾尊崇”，意思是百萬死難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當時人陳恭尹《番禺黎氏存詩匯選序》也說“竹帛煙銷，與百萬生靈俱燼”，指黎氏作品和百萬生靈在大屠殺中毀滅了。所以，死難者很可能接近100萬人。

《廣東通誌》記載：“殺七十萬人”。林文孩《淺析建國前佛山商業的興衰》：“明末清初的戰爭，廣州遭兩藩屠城，當時廣州死者70多萬人”。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廣州市誌.宗教誌》：“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 

清初人鈕銹《觚賸》記載：“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募役購薪聚胔於東門外焚之，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裏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瘞焉，表曰共冢。”大意：滿清攻破廣州，大屠殺很悲慘，市民幾乎沒留活口。釋真修法師曾被明朝皇帝賜給紫衣，他出錢雇人買柴，把死者的遺體運到東門外堆積，用火焚燒，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裏外望去，如同積雪。後來就在旁邊挖大坑掩埋，立碑為“共冢”。

魏斐德(F.E. Wakeman)《洪業》雲：“尚可喜占領了廣州。此後10天裏，廣州城慘遭洗劫，…屍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這個焚屍的火堆，在許多復明分子的心目中，標誌著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滅...直至19世紀，仍可看見壹座積結成塊的骨灰堆。”

直隸“壹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彌望千裏，絕無人煙”（劉余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 

滿清屠四川全省令！：“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試問中華各個朝代，有哪個王朝殘忍至此？張獻忠與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萬銳減至50萬，只剩下10%左右。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壹些順服的奴才。此外，滿清又殺苗民壹百萬，殺回民數百萬，把漠北蒙古的準葛爾部落殺到最後壹個幼童！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殘忍！

南來屠城九十九, 漢血染盡漢河山。 十萬萬人齊倒戈，自此中國無漢人！ 

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鹹風滿面羞。 滿眼幹戈滿眼淚，滿腔悲憤滿腔愁。 

順治康熙年間，為了和鄭軍作戰，清政府甚至下達命令，要求浙閩粵沿海居民向內陸後退數十裏，以達到堅壁清野困死鄭軍的目的。歷史記載，清軍劃下界限，越過者格殺勿論，導致沿海經濟遭受重創，難民數以十萬計。更恐怖的是，有的民眾因追趕過線的家畜而被殺。壹位清軍官佐整日巡回線上，每天都殺數人。在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政策下，鄭軍確實很難繼續維持廈門壹帶的據點，只好反身收復臺灣，開拓根據地。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13．清代的白蓮教起義（1796-1805）時期。清朝中期以後，白蓮教等宗教組織、會黨盛行，統治者加強鎮壓。壹次，僅武昌府就捕了無辜達數千人之多；在荊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時每船壹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終激起白蓮教大起義。

1786年人口3億9110萬人，起義失敗後，人口為2億7566萬人，損失了1億1千萬。

14．金田起義初起，遠在廣東的洪氏宗族就遭了滅頂之災，2萬余人被殺得幹幹凈凈，洪秀全家鄉洪姓5百余人無壹幸免。永安突圍時，清將賽尚阿在龍寮嶺峽谷將太平軍後衛軍2千余人屠殺，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兒童。

1855年的廣州已然陷入動亂，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為除患於未然”，悍然在那個夏季斬首了7.5萬人。容閎打開英文的歐洲歷史，尋找異民族的屠殺史。他發現，即使追溯到古羅馬的蓋烏斯.凱撒，或者法國大革命，都找不到如此血腥的場面。

石達開攻破江西吉安城時，除殲滅抵抗的敵軍外，“不戮壹人，有擄民間壹草壹木者，立斬以徇。”鄒樹榮的紀事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傳聞賊首稱翼王，仁慈義勇頭發長，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

鹹豐年間，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成為威脅清廷的大患，時任兩江總督並任為欽差大臣的曾國藩，指揮三路大軍向太平天國進行圍剿，壹路是其弟曾國荃率領的湘軍主力，壹路是左宗棠率領的另壹部分湘軍，還有壹路是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及英國人戈登指揮的常勝軍。曾國藩制訂的兩個基本方針：壹是實行屠殺政策，把人煙稠密的蘇南壹帶變成無民之境；壹是實行焦土政策，把沃野千裏變成了不耕之鄉。

曾國荃攻陷安慶，不消半日就殺死了壹萬多名太平軍俘虜，他怕到陰曹地府受到懲罰，曾寫信給曾國藩流露出後悔之意。曾國藩立即回信說：“妳現已帶兵，自然要以殺賊為誌，何從後悔殺人多？”可見，曾國藩殘忍嗜殺的程度，是遠遠超過他的九弟的。

安慶城區本來是越語區，現在卻成了北方方言區。原因就是湘軍吉字營把安慶城內的3萬老百姓幾乎屠盡，至今安慶農村有民謠“鮮血滿城流，死屍滿街頭，誰是殺人兇，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湘軍那次屠城，把安慶的房屋也幾乎燒光了，只有壹個70米高的振風塔是石頭的燒不掉，保存了下來，成為無言的見證。

湘軍“見屋即燒”，“見長發者即殺”“以多殺為是”。湘軍朱品隆部駐紮在安徽石埭時，到處燒民房、搶財物，使石埭“城鄉內外房屋安全者百無壹二”，連地方上的“紳耆”亦發出“官軍不若長毛之嘆。” 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達過同樣的命令：要屬下的軍兵“見屋即燒，燒壹屋即賞壹次，無論是民居還是賊館。” 除軍兵外,他還安排團練“專管燒屋”，要將“民居賊館，排隊逐層焚燒，逐次燒入，不過三四日可以壹空。” 

1864年7月14日曾國藩率湘軍攻入“天京”時，城裏的老百姓數十萬，只有幼天王等部分人突圍，整個天京城3萬多戰士，全部戰死或者自殺。湘軍壹沖入城內，就開始了殘忍的大屠殺。他們殺死的人中，太平軍將士為數僅有數千人，大部分是天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兒童和中年以上的婦女。這場大屠殺壹直持續了十余日。他們殺人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占領城池，而是為了搶劫財物和奸淫婦女。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中寫下：城內“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葡匐道上。婦女40歲以下者壹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 就是說，除了強使壹部分壯丁為他們服勞役，並把四十歲以下的婦女都搶走以外，其余老幼男女，壹概殘忍殺害。屍骸塞路，臭不可聞，秦淮河裏屍首如麻。他總結道：“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曾國藩上報說：曾國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內“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這就是說：3天就屠殺了十余萬南京居民。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屍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至少殺害數十萬人的生命。“群屍山積”，“白骨山積”，“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 

湘軍占領天京後，立即開始肆無忌憚的搶劫。湘軍中從上到下，每壹個人置備壹個大竹筐，搶到錢財就往竹筐裏裝。他們先搶王府，再挖地窖，接著就逐戶搜搶居民財務，掘地拆屋，挖墳盜墓，直至全城物品蕩然無存，洗劫壹空。當時不僅攻城的將士橫行無忌，四處搶劫，連留在城外看守營寨的老弱兵勇也空營而去，入城大肆搶掠，甚至守衛曾國荃大營的兵勇和各棚長夫廚役人等也都進城搜刮財物，肩挑手提，成群結隊，滿路都是搶劫而歸的士兵。有時搶紅了眼，他們之間還互相搶劫甚至發生火拼。

7月28日，曾國藩到金陵，見“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壹主”。“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幸存”。因為貢院是考場，內無財貨，所以湘軍不來光顧。宮室民居都有財物可搶，湘軍搶殺之後，把房付之壹炬，以毀滅罪證。無論王府民宅，大肆搶掠壹番後，隨即付之壹炬，壹走了事。他們天天搶劫，日日放火，大夥壹連燒了十余日。經過這場浩劫，這座繁華古都幾乎變成壹片廢墟，滿園殘墻斷壁，遍地碎磚爛瓦，連壹棵樹都很難找到。

湘軍入城後，肆意糟蹋婦女，他們隨意闖入民宅，奸淫良家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於大街上施暴。四十歲以下的婦女大多被湘軍擄走，成為士兵們奸淫的獵物。官家文書說，曾國荃先鋒提督李臣典日夜血戰，進城後不久即力竭身死；清追念其功，封世襲子爵。其實，李臣典是另壹種“過勞力竭”：他“戮絕妖男，虜盡良女”，日夜宣淫，在天京破城後不到十天裏，每天辱虜女子幾十，最後因色斃身，死時才二十七歲。

經過壹個多月的燒、殺、搶，攻入天京的湘軍將士個個都發了大財。當時長江之中千船百舸，連檣而上，滿載著搶掠來的財物和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湘南老家行駛。曾國荃更是大發其財，獲資數千萬，其後他在家鄉大量搶購民田、樹木，置田百頃，廣起宅第，被人稱為“老饕” 毛澤東的家產就是那時乘亂搶劫來的。。

曾國藩想出了壹個欺騙窮人拼命的辦法，就是每打下壹個地方，允許官兵大搶幾日，以刺激其士氣。曾國藩寫信給其九弟國荃，常有“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詞句，所謂“大索”，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搜索財寶、公開搶劫。搶劫之余，強奸婦女。 

民國初年，湖南農民當兵的最多，除農村破產的壹般原因外，還有壹個因素，就是受曾國藩部下湘勇在蘇浙皖贛搶掠發財的影響。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夠刺激其拼命，打壹個地方，就可以發財；但不能鞏固部隊，因為官兵搶飽了就想開小差回去，即使不開小差，有了錢也就不肯拼命。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叫官兵賭博，在賭博中把兵的錢都騙光了，於是再鼓動他們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搶老百姓；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騙光後再拼命，再搶掠；如此循環不已，湘軍軍官就發了大財。

後來李鴻章署理兩江，曾說，天京沒有百年很難恢復。在湘軍攻陷天京後30年，譚嗣同曾到金陵，他記錄道：“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現象。本地人言：‘發匪(指太平軍)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官軍壹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他說洪、楊軍所至亦“頗縱殺”，至於已占據的城邑“未嘗盡戮”，沒有屠城。但在湘軍收復之後，卻“良秀皆膏之於鋒刃”，並“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入湘軍的私囊。曾國藩的湘軍塗炭生靈，留下了千古罵名。

曾國藩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當作功勞來吹捧！“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湧長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復九江屠城》）；公然把大屠殺當作可以吹噓的功績的叫囂，簡直比日本人更甚。從九江到南京，壹路屠城過來，“雞犬不聞三千裏”，“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裏野無耕種，村無炊煙”。當時全國死於湘淮軍之手者決不會少於5000萬。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100萬人，可曾剃頭殺過10多年後，到光緒登基時，南京也還不到50萬！據《太平天國》壹書的統計，僅在江浙壹隅之地，不過三四年光景，被屠戮的竟達287萬人。江蘇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死亡1679萬，約占戰前全省總人口37.6%；浙江省死亡1630萬，占戰前總人口的52%；江西人口損失1172萬，占戰前總人口的48.3%；湖北死於戰亂者達500萬，約占22.5%；湖南死亡大約200萬，占占前全省人口數的9.2%。

其手段極端殘酷野蠻。蝸牛角上說：“曾國藩為了練兵，把長毛的匪徒捆起來，自己先吃壹口，然後大家壹人壹口，殘酷殘忍，但我覺得當時也是沒有辦法啊”。公然鼓吹吃人有理！儒徒甚至說壯士饑餐漢奸肉，笑談渴飲極毒血！以後俺也這樣練兵，學習曾大人！

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時報》發表的壹封英國軍人的信，信中說：我跟壹大群人去看清軍屠殺俘虜……這批俘虜，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從剛出世的嬰孩，到80歲蹣跚而行的老翁，從懷孕的婦人，到10至18歲的姑娘，無所不有。清軍把這些婦女和姑娘，交給壹批流氓強奸，再拖回來把他們處死。有些少女，劊子手將她們翻轉來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後用刀直剖到胸口。這批劊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傷五臟，並且伸手進胸膛，把壹顆冒熱氣的心掏出來。被害的人，直瞪著眼，看它們幹這樣慘無人道的事。還有很多吃奶的嬰兒，也從母親懷裏奪去剖腹。很多少壯的男俘虜，不但被剖腹，而且還受淩遲非刑，劊子手們割下他們壹塊壹塊的肉，有時塞到它們的咀裏，有時則拋向喧嘩的觀眾之中。……

李鴻章答應赦免太平軍蘇州降軍，甚至封官許願，請了洋槍隊首領戈登做保證人，結果將降人全部屠殺。戈登為此大怒，要和李鴻章決鬥，並拒絕了清廷1萬兩白銀的賞賜。這個被我們醜化的外國侵略者，還頗有正義感，反倒是李鴻章等幹出了令人惡心的罪行。

太平軍的石達開、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後被殺，可見滿清之惡習不改。殺降不祥，必有報應。清雖然並未早亡，但自同治起，連續三代斷子絕孫，也算中國歷史上的異例。

太平天國爆發（1851年）前夕中國人口4.3億，太平天國失敗（1863年）後，中國只有2.3億人，壹場農民戰爭使中國損失了2億人[4000萬人死於戰爭中]，這是何等的殘酷！到1911年全國恢復到3.4億人。

從1856年至1872年，戰爭與鼠疫共同造成雲南大約270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在西北回民戰爭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災中，陜西全省大約有710萬人口死於屠殺和饑饉，約占戰前人口的52%；甘肅更嚴重，回民起義在甘肅屠殺了1455萬漢人,人口損失74.5% 

曾國藩這廝部隊屠殺幾百萬回族。1862年，當駐陜清軍到南方鎮壓太平天國，回民借防務空虛對漢人進行的種族大屠殺，在陜西殺了約500萬人。回民起義第壹仗不是殺清軍，而是血洗漢民村莊八女井，將全村1萬余口不分男女老幼集體屠殺。回民不是針對清軍、清政府，回民3000人中沒有壹個識字的。

1863年，陜西回民在被清軍鎮壓退到甘肅後，對甘肅漢人進行瘋狂大屠殺。雖然也有甘肅回民參加，但最殘暴的是陜西回民，殺人最狠。據《中國人口史》壹書的統計，回民起義前的1861年，甘肅人口1945.9萬人；戰後的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1455.5萬人，損失比例為74.5%。在甘肅，回民壹次殺10萬以上漢人的大屠殺有很多次，許多縣的漢人被殺光。回民起義殺掉陜甘兩省的總人口大約2000萬人．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手段更殘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燒死，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不是為謀財，不是為謀地，單純為殺人而殺人。

以下是甘肅部分縣大屠殺的情況：

據鎮原縣誌：“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後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回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

據《中國人口史》，涇州四縣鹹豐十壹年（1861年）有人口92.8萬，戰爭中人口死亡82.2萬，損失88.6% 

據宣統《甘肅新通誌》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軍隊“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數萬。”據《中國人口史》壹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損失249.1萬，占戰前人口的88.6%。壹次被殺10萬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華亭縣，據記載，“同治二年十壹月，陜回入境，焚殺極慘。初土回叛變，尚愛鄉土，不甚殘毒。及陜回入境，無所顧惜，焚殺慘於土回十倍。華亭從此丘墟。鄉鎮民屋焚殺殆盡，遺民數百悉逃蓮花臺。平回後招安遺民，歸城者僅70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數萬”。據《中國人口史》，華亭縣鹹豐十壹年（1861年）人口約17.1萬，戰爭中人口損失約達94%。

隆德縣。據載：“同治四年縣破城，從此官逃莊浪，城空無主者五年．人民殺斃餓死十有八九，老弱逃盡，全縣只二三十人家。全縣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達90%，而今這個縣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戰後移民。

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間，中國出現過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個，平均七年半即有壹個皇帝誕生。改朝換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殺，即便是同壹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難免傷及無辜。中國人殺戮中國人，中國人謀算中國人，中國人虐待中國人，中國人專制中國人，直到中國人自己折騰得精疲力竭、奄奄壹息，外寇乘虛而入、橫掃中原。

15．1927年起，中共武裝奪取中華民國的政權，使5000萬人在內戰中悲慘的死去。僅1946-1949年兩黨打了3年，國民黨壹方被消滅了550萬，共黨壹方死了150萬，三年共有700萬人戰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發動壹系列的運動，又使上億的人民死去。

在過去的2700年間，中國人自專自制下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貞觀、開元。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有人統計，占了55%）。

[資料來源：《陳平集》P142-145，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及中國歷代人口統計]。

阿拉伯軍隊在征服中亞的過程中，大肆破壞。阿拉伯的呼羅珊總督庫泰拔（705-715間）從中亞略走居民10萬人，把他們變為奴隸。21世紀的塔利班統治者炸毀了阿富汗的佛像。

1453年5月產29日，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縱兵屠殺搶掠，連續三天。許多居民被賣為奴，壯麗的宮殿付之壹炬。根據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法律，主要納稅人是異教徒。這種稅款相當高，壹般人無力承擔。如果成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項稅款。於是，在巴爾幹地區，信仰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再壹次改變宗教信仰，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壹部分信仰東正教的塞爾人也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1914年土耳其伊斯蘭教徒屠殺了140萬亞美尼亞基督徒。

回教徒，他們以阿拉之名至少處決了5百萬的基督徒。時至今日，回教徒還會處死凡相信耶穌基督的回族同胞，有基督徒在蘇丹被釘在十字架處死！

西方人的惡是有底線的，中國人的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為了私利什麽事都做得出來。西方歷史上的罪惡比起中國歷史上的罪惡來，只是小巫見大巫，簡直微不足道。

所謂基督教迫害科學家，是在法律範圍內的審判，被審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這是西方世界的內部家務，中國人沒資格指責。中世紀火燒異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審判，而當時的宗教法庭在許多時候是服從國王或被國王所控制的，火燒異端是國王政治的需要。神聖羅馬[以德國為主體，另外包括意大利的北部、捷克、奧地利、現今波蘭的壹部分]帝肺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施行許多律例（1220年至1235年之間），規定凡異教徒均為犯法者，若不悔罪歸正，即處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監禁，如再背教，則處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燒異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國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響，政治因素大於宗教因素。西班牙於15世紀之末制定了壹種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19世紀始取消）的成績之壹是驅逐摩爾人（Mariscos）於境外，又傳曾撲滅猶太教，又曾防禦新教教士的宣傳。

教會的裁判官宣布被拘禁者是無望改宗的異教徒之後，再交與（公文上謂之“寬縱”他）俗界的當局，要求並委托地方官“仁慈而寬和地處置他”。而俗界官吏不問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麽，他就是異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會法律（The Canon Law），各國王和各官員均須及時地、迅速地處罰宗教裁判所交與的異教徒，否則逐出教會之外。我們所要註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數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誇大了的。

所謂“販賣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頭領，黑人人販子與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結主動出賣自己同胞，西方政府壹直都是視為非法，嚴厲打擊禁止的（特別是英國），西方人沒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強搶，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販子購買，黑人人販子是主犯，白人人販子只是從犯；而且，販賣黑奴最多時間最長最殘酷最瘋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壹直到現代，阿拉伯人還在販賣黑奴），但是敵視西方無恥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罵阿拉伯伊斯蘭土匪，只是拼命詆毀攻擊西方，其三，中世紀歐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綁架販賣為奴，多達數百萬。更不用說，中國人壹直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在合法地買賣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沒有任何資格指責西方人！

所謂“販賣鴉片”，西方人把吸鴉片賣鴉片看作是跟吸煙賣煙壹樣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鴉片，英國有好幾個首相都是鴉片癮君子。人家沒有故意陷害妳的意思。

所謂“屠殺印地安人”，絕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們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為壹體了。西班牙人給美洲帶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傳播到歐洲壹樣。歐洲的天花病死率為10%，而美洲高達90%。天花曾至少造成１億人死亡，另外２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印第安人由於地理隔絕，對於天花、麻疹、傷寒等疾病毫無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在17世紀，據估計西屬美洲的人口從5000萬銳減到400萬”。幸存的印第安人成了壹群無足輕重的順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沒起什麽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來只有幾十萬人，以前是那麽多現在還是那麽多。他們並沒有建立國家組織，還處在野蠻原始的部落狀態，北美的絕大部分土地是荒無人煙的，殖民者除了進口些黑奴，絕大多數人只能自己動手，開荒種糧。歐洲移民有功沒有過；而且絕大多數的印地安人是死於對之沒有免疫力的歐洲疾病，不是死於什麽“屠殺”。

在與西方人的沖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絕大多數也不是什麽善類，壹般都是他們主動先發起對歐洲移民的屠殺攻擊之後才遭到報復的。這跟義和團性質壹樣。

更不用說中國人自己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時就開始對西域的印歐民族主權國家進行長期野蠻殘暴的侵略和屠殺，兩千多年來，仍不斷對周邊國家民族如朝鮮（隋唐時）越南進行多次侵略殖民，對南方百越苗蠻諸族多次進行種族屠殺（秦，漢，三國，明清時代），以及現代對西藏的種族屠殺，中國才是世界上進行侵略、殖民和種族屠殺最早、規模最大的國家。

中國與西方戰爭之比較

人口比較：中國在戰國大概2000萬人，西漢達到5900萬；亞裏山大希臘化帝國的人口大概有4000來萬，羅馬帝國的人口有1.2億左右。

1．戰爭的規模不同

軍隊規模比較：

中世紀歐洲各國無常備軍，打仗是臨時召集軍隊，參軍的主要是貴族騎士，平民壹般不參加軍隊。西方人打仗時軍隊規模很小；諸侯間的交戰壹般就幾百上千人的規模，騎士間的交戰往往通過個人間的決鬥來解決。所以，因戰爭造成的死亡比中國小得多。歐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養大規模的軍隊。歐洲打仗，往往趕著牛羊去打仗，這樣戰爭的規模就小，死得人當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國的韓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戰術打擊對手。

1066年9月威廉率領7000人的軍隊渡海侵入英國，壹個月完成對英國的征服。

十字軍東征，不過是伊斯蘭教勢力對歐洲的侵略所做的自衛性防禦性反擊。耶路撒冷本來是羅馬帝國領土和基督教聖地，十字軍將其從阿拉伯人手裏奪回來，天經地義。十字軍的軍隊規模不過幾萬人，這還是經過教皇廣泛動員的結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軍占領耶路撒冷屠殺了7萬人。這跟當時中國五代十國比，殺人的規模還是小的。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侖為統帥的法國軍隊和以英國人威靈頓公爵為統帥的歐洲聯軍，在這裏展開了壹場驚心動魄的大決戰。雙方投入的兵力14萬多人。這場決戰持續了大約12個小時，聯軍戰勝了不可壹世的法國皇帝拿破侖。

中國軍隊遠遠超過歐洲。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3百乘、虎賁3千人、甲士4.5萬人”，攻打商紂王70萬[壹說17萬]大軍，聯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滅掉了商朝。

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萬入侵楚國失敗而歸；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萬入侵楚國，第二年終於滅楚國。在這裏可看到人多勢眾的作用。

明代的鄭和壹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2.5萬，而哥倫布只有3只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船5只，265名船員。鄭和的行為不是探險而是示威，從古到今，沒哪國的探險隊伍達2萬人馬的。第壹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較：公元前147年羅馬摧毀迦太基，城破時迦太基人戰死8.5萬人,殘存的5萬人悉賣為奴（周壹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國歷史的戰爭往往死亡人口過半，自秦以來出現過15次人口大滅亡。

由於中國人吃糧食、糧食的保存期比較長，不容易腐化，能養很多的軍隊。軍隊規模大，打起仗來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戰術圍城，糧食很快消耗完，經常發生大規模人吃人的現象。打仗時，很多中國人躲到城裏，結果還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鄉裏的人被攻城軍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見“苛政猛於虎”。所以歷代的人們要“深挖洞、廣積糧”啊，毛澤東說“手裏有糧、心裏不慌”，就可“準備打仗”了。

2．戰爭的目的不同

盡管領主騎士好勇鬥狠，互相不斷打仗，但騎士在戰場上的爭鬥往往不以殺戮對方為目的，更多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殺死對手，就無法做生意了，就損害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盡量少殺是西方戰爭的特點。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壹世的300名貴族打敗了亨利壹世之兄的所有諾曼底騎士，400個騎士被捕，但亨利的騎士卻沒有壹個陣亡。維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戰，報告說：“900個武士中，只有3個被殺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決定性的壹場戰役，1500個騎士中，只有170個喪生。

這主要是騎士間的默契與規約均要求善待俘虜及索取合理的贖金額。通常俘虜以信譽保證於壹定日期繳給贖金後即被釋回，很少有騎士會破壞這種誓約。有史載英法戰爭時在克裏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與英國之俘擄者自由而舒適的生活在壹起，並與他們的主人分享餐宴及運動，直到被贖回為止。這種以金錢贖俘的方式，甚至連國王也如此[如英王]。

中古騎士在戰場上甚少殺戮對方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傷亡過重會引起嚴重的復仇。因此戰場戰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騎士團體內，所以人都壹律平等。為了使騎士們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統治者和教會必須對其精神上的價值取向和行動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規範和引領。

10世紀末在法國南部地區發起並擴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運動，就是在教會領導下的維護權利和秩序的運動。從989年到1050年，教會在法蘭西就多次舉行會議，訂立《上帝之和平》，將那些在戰爭中亂殺無辜者開除教籍，並在各中心地區組織和平會議以說服貴族停止私戰。1027年始，法蘭西教會便宣告“神命休戰”。起先這種休戰還限收獲季節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幾天，最後發展到只允許每年中有80天時間可用於私戰或封建戰爭。12世紀，“神命休戰”成了西歐教會法和民法的壹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義的屠殺規模比較小，宗教的信奉者總是希望能盡量爭取更多的皈依者，有壹種普天下的信教者是壹家的概念。布魯諾不是因為日心說而是由於他的異端被燒死，而且沒有誅連到他人。天主教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並壹直在為過去的過錯進行彌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第六軍團20多萬人，不肯放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絕不準撤退，結果20多萬人全犧牲了。如果希特勒準許撤退，這20多萬人可能再將斯大林格勒攻占回來。日本也是壹樣，明知很多島嶼守不住，卻偏要守，結果土地丟了，很多軍隊也犧牲了。

英國的丘吉爾在敦刻爾克撤退時，為了人，連武器都放棄了。因為船艦的容積和載重量不足，他命令軍隊將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國．後來他再靠這些人反攻，打敗希特勒。

海灣戰爭時老布什對前方將士講：我命令前線的將軍，不惜壹切代價保護每壹個美軍士兵的生命。為防止萬壹不幸被縛，給士兵身上放兩種文本的投降書，和買通敵方的金條之類的貴重東西。

中國的戰爭的目的不是商業利益，而是占領土地，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殺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權。

《漢書》記載王莽篡漢時將反對他的劉信、翟義、趙明、霍鴻等人及其親屬全部“坑殺”，但該書所載的王莽關於誅殺這些人的詔書中，明明白白地寫著是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堆土，築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觀，上面再樹6尺高的旗桿，寫上“反虜逆賊鯨鯢”。可見“坑”或京觀、武軍實際是壹回事，都是指將屍體堆積封土。

《晉書.載記》中“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余”。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余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呂隆占據的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準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衢路”。該書的“坑”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

唐太宗征高麗時，“收靺鞨3300，盡坑之”。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429人”，得到朝廷贊賞。784年軍閥李希烈叛軍攻蘄春，被李臯打敗，“斬首萬級，封屍為京觀”。936年遼國幫助軍閥石敬塘消滅後晉政權，將後晉皇室成員以及晉軍將士屍體都埋在汾河岸邊，“以為京觀”。986年遼軍在莫州打敗宋軍，將宋軍屍體築京觀。1410年明朝大將張輔進攻安南，擊敗安南軍隊，殺死2000多名戰俘“築京觀”。

有人用兩次世界大戰死了很多人來說明西方文化殘酷，中國人愛和平，好得很。其實，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尤其是二戰結束後，中國繼續內戰，違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後又積極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鮮戰爭。這樣的歷史，怎能證明中國更愛和平？中國內戰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看看1948年圍攻長春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歐洲中世紀的互相優待被俘騎士的不成文的制度，顯得相當的智彗化和人性化。有著這種傳統的理念和精神，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西方人能夠設立出後來的《日內瓦戰俘公約》了。而在中國，不要說”同級別文明民族之間”，就是同為華夏族內部間戰爭都沒有這種理念，對於戰俘采用坑殺、砍頭、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腳乃至挖祖墳等等，顯得相當的野蠻。偶而有幾個被俘軍人獲得優待，只是因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戰勝者首領的青睞，而不是因為有互相優待制度在產生約束作用。這壹切都在證明西方人是天生的善於建立各種制度，進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體，而華夏人不是。

中國兩千來壹成不變的封建體制，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原地兜圈。不管統壹也好、分裂也罷，各種強人爭權奪利了半天，最終目的就是都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壹人獨裁”的落後體制，演繹出壹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麽其它方式來取代。社會中的各行各業就更不用說了，今日有哪個行業體系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只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系，因為我們不是壹個善於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壹個文明的民族。

3．組織方式不同

古希臘羅馬時代是民間持有武器，靠公民自備武器和糧食組成公民軍，公民軍和公民持有武器是古代民主的基礎。公民兵役制是臨戰征召軍隊，戰後即解散，不可能形成軍事獨裁。羅馬廢除公民軍實行雇傭軍制度，才出現軍事獨裁者。凱撒獨裁就被被公民刺殺了。

西方中世紀的國王對於他的封臣們只是壹個封建宗主，國王的經濟來源實際上全部來自他作為領主的個人莊園。各國采用“騎士自理裝備”、“國王自理生計”的財政原則。武器在民間，貴族可武裝聯合打敗國王並迫使國王召開議會，從而成全了民主。

托克維爾說：“在人心的所有惡中，專制最歡迎利己主義。只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護，專制者也容易原諒被治者不愛他。專制者不會請被統治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國家的領導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專制使人們把互不關心視為壹種公德。”也就是說，專制者最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被統治者團結乃專制者的末日。

孔丘任魯定公任魯國大司寇時，魯國連著打了三次敗仗，孔丘問壹個士兵打仗時逃跑的原因，士兵說：“我有老父，我如果戰死，就沒人養活我父親了”。孔丘認為他很孝，不但不責備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韓非說儒術乃“亡國之言”，“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商鞅說以儒治國“敵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周遊過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國，並沒像孟軻這個江湖術士向六國國王所許諾的“仁者無敵”，而是先後亡了國。

“父母在、不遠遊”的孝道導致中國人家庭觀念強、民族觀念弱；產生了諺語“好男不當兵”，樂當縮頭龜。自西漢儒教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臺起，漢民族就此壹蹶不振，就連其它的少數民族也未幸免於難；壹旦遭到儒家閹刀的屠戮，天性被泯滅、文化被抹殺、鬥誌被瓦解，無數的生命被馴化為毫無思想的順民，中華民族雄風不再。

宋朝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蒙古族滅亡了。

明朝人口1.2億，敗亡於人口50萬、兵員只十余萬的滿清；漢族人口減少近3/4；數以百萬計的龐大的職業漢族軍隊，不是十幾萬非職業的滿族八旗武裝的對手，並且敗後大批投敵，成為漢奸軍隊，幫滿人屠殺自己的同胞。漢人當了近300年屈辱的奴才。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導致殘酷剝削、社會大動亂所致。

最令人不齒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順的奴才，後作滿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禮義廉恥蕩然無存。尤其作清奴才時，剃掉了前額頭發，後邊留壹豬尾巴。儒生以其賣身投靠得來的豬尾巴洋洋得意，將其教主孔二所說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忘得壹幹二凈。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壹格降人材”的龔自珍，若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子龔孝拱的話，他壹定會害羞的。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著“以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滅亡了。滿清壹是官場腐敗，腐敗的主體當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味。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對技術進步，他們說這是怪力亂神。

1894年5月，韓國爆發了大規模自由獨立運動。東學黨人提出要求實行民主憲政體制“盡滅權貴”、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以及壹切外國勢力的口號，壹時間要求自由、獨立的火焰迅速在韓國燃燒進來。

韓國執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獨立運動。清政府光緒皇帝、翁同和以及壹些好戰的將領極力主張派兵對日開戰。他們以皇帝上諭權力和制造輿論催促“垂簾聽政”的慈喜和洋務派李鴻章出兵韓國。清政府當時錯誤地認為：中國作為亞洲頭號大國，又經過了所謂的洋務經濟改革，憑著亞洲第1噸位北洋海軍的軍事力量，是可以戰勝日本的。

1894年6月清政府派直隸提督葉誌超率領陸軍1500人進駐牙山。漢城憲政派則請求日本政府支持韓國“獨立“自治。日本於1894年6月5日也出兵千余人進駐了仁川到漢城壹帶的戰略要地。7月23日，韓國國王組織政府，宣布獨立自治。

8月1日，清政府對日正式宣戰。9月15日“平壤之戰”，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孝讓國人愚活茍活，只是人口大國。孝文化使“國人”成為“家人”。當日軍拿下平壤外城時，當日就戰死189人，傷516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為艱難。大清“名將”葉誌超不想死在戰場上——家有老小呀——喪失了信心，傳令放棄輜重，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2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壹夕狂馳三百裏”，渡過鴨綠江，退回國境線內。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兩天後，北洋海軍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軍，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1場海戰。在這場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揚威”號中彈起火，丁汝昌受傷。“致遠”艦被魚雷擊中，管帶鄧世昌和全艦官兵250人全部沈沒，“經遠”號也中彈起火，艦身下沈，除16人獲救外，全艦官兵270人全都殉難。“濟遠”和“廣甲”艦被迫退出戰鬥。

1895年1月底，日軍進攻威海衛，占領南、北兩岸炮臺，隨即封鎖東、西港口，海陸壹起發炮，集中火力對劉公島和港內的北洋艦隊進行轟擊。北洋海軍的艦只多數被擊沈。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絕望中自殺。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1900 年8月3日，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地利軍58人；意大利軍53人；還有7000德軍在海上，來不及上陸。上陸作戰的總共18811人。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兵力對比是40:1。可10天之內，18000余人的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中國軍隊打仗時，軍官們躲在後面，用槍逼著士兵向前沖，這就是所謂的“督戰隊”。中國軍人想讓別人犧牲而保全自己，結果是敵軍打過來大家壹起犧牲，所以中國軍隊打起仗來傷亡總是特別大，可謂“占小便宜吃大虧”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遠遠大於中國人。日本軍隊每次打仗時，基層軍官的死亡率特別大，因為軍官們總是身先士卒，這是日軍打仗特別勇敢的原因之壹。

康有為細察漢族歷史，發現漢人早已墮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會陷入無休止地自相殘殺的泥潭。這個判斷，還是被年中國史證明了的。孫中山把壹個皇帝趕走了，卻迎來了無數個“皇帝”，有時稱“總統”、“委員長”或“主席”；軍闊混戰，民不聊生。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幾百萬軍隊，無法抵擋日本的幾十萬軍隊。如果沒有西方對俄國和斯大林的牽制，現代中國，不是被西侵的日本滅亡，就是被南下的共產黨的蘇聯滅亡。

10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敵中國足球，今天卻是“中國足球為什麽打不過日本”？日本請外籍教練，中國也請；日本在國內搞職業聯賽，中國也搞；日本請外籍球員參加國內球賽，中國也請；日本職業球員收入高，中國職業球員收入更高。日本職業球員年薪低者為4萬美元，高者不過25萬美元；中國職業球員年薪12萬美元，高的年薪達60萬美元。中國足球打不過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缺乏信仰、缺乏愛、缺乏寬容、缺乏組織能力。

4．戰爭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戰，使用海軍，戰爭對社會的直接破壞要比陸戰小些。海戰要求速決戰，在海上拖延意味著死亡，否則，連淡水都沒有喝的了，海軍貴在精，而不是數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毀愛勒特裏亞城，然後在馬拉松平原登陸，直指雅典。雅典於是向斯巴達求援遭拒絕，雅典只好孤軍奮戰。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壹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將軍，率1萬重裝步兵，采用巧妙的陣形，終於在馬拉松平原戰勝波斯大軍，這就是著名的以少勝多的馬拉松戰役，這次戰役波斯十萬大軍陣亡6400人，雅典1萬人只陣亡192人。戰役結束後，米太雅得將軍派壹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戰士回雅典報捷。他在三小時內跑完了從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裏），當他風塵撲撲的回到雅典時，只喊了壹句“高興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地而死，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從1896年開始，即近代第壹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起，定期舉行馬拉松賽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陸軍約50萬，海軍15萬，戰艦千余艘，沿第壹次進攻線侵入希臘。據說，大軍渡赫勒斯滂海峽時，在674艘戰船搭成的浮橋上行軍7天7夜，軍隊到希臘北部時，無論在哪裏吃兩餐，供應的城市就會整個枯竭。

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達士兵，首先在希臘北部地勢險要的溫泉關迎敵。數十萬波斯大軍壹連幾天猛攻，皆不得手，後因奸細的引路，使希臘守軍腹背受敵，李奧尼達為保存有生力量，讓大部分守軍突圍，他和300名斯巴達士兵留下死守，惡戰的結果是他和300名壯士全部陣亡。據說還有請求留下與斯巴達人並肩做戰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亞人，也都英勇犧牲。波斯大軍則共損失2萬人。

溫泉關戰役後，希臘誘強敵在狹窄的海灣決戰。波斯戰艦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沈海，希臘人終於以40艘戰艦的損失獲得擊毀波斯300艘戰艦的戰果。公元前479年，希臘人進行了普拉提亞陸戰和米卡爾海角的海戰，把殘留在希臘的波斯主力軍殲滅，希波戰爭基本結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締結和約，希波戰爭正式結束。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率領步兵3萬，騎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頁）進入小亞細亞（在當時的東方，這實在算不上壹支大軍）。在格拉尼科斯河畔擊敗了四倍於己的波斯軍隊，並通過外交手段使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戰而降，順利進入敘利亞。公元前333年在伊蘇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萬大軍狹路相逢，大流士在中軍被擊潰的情況下倉皇逃脫，波斯軍隊全線潰敗，連他的母親、妻女都成了亞歷山大的俘虜。

中國歷史還沒有過這樣智勇雙全、奮勇當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當皇帝前，當皇帝後征服高麗反以失敗收場。

1720年壹位敏銳的西方觀察家就指出：“中國的壹切富足，浮華與禮儀，政體與衙門，生產與貿易，與歐洲相比又算得了什麽？中國的強大不過是壹個錯覺。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萬英國或德國步兵加上壹萬名騎兵，只要指揮得當，就能打敗中國的全部軍隊。”

1840年6月，英國4000遠征軍抵達廣州，他們裝備著槍炮與蒸汽輪船；這些東西馬戛爾尼使團曾經贈給清廷，但清廷並沒有人發現它們有什麽用處。清朝軍隊的主要裝備仍是弓箭和長矛，岸邊的炮臺猶如古董。為籌集戰費朝廷在各地廣設關卡，可是這些錢繳入國庫時已經所剩不多。英軍7月攻入廈門、占領定海，8月進入天津百河口。隨後清廷同意進行談判，英艦返回廣東。1841年秋戰事再起，英軍相繼占領寧波、上海、鎮江，清朝的經濟動脈京杭大運河因而被截斷，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財賦壹直就靠它北運。1842年，英軍1千余人，在寧波擊潰清軍的2萬余人的精銳大兵團，然後以2千5百人的極少數軍隊，在長江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8月英軍抵達南京，清廷這時感到與其糜兵費餉、節節敗退，不如稍作讓步、委曲求全；而於8月29日在英艦“臯華麗”號上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2100萬兩白銀賠款，以及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關關稅應公開、明確（次年的虎門條約確定為5%），今後兩國應平等交往；後來的相關附約還含有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的條款。

鴉片戰爭後，清朝方面認為對條約不需當真的大有人在，廣東巡撫葉名琛和廣州士紳們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依約進入廣州城，道光皇帝對葉名琛還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對外國人采取敵對態度，使正常的貿易難於進行；貨物從口岸城市轉運內地時，各地官吏照例強制收取高額厘金，也使他們無法容忍。1856年，修改條約的時間到了，英、美、法三國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聯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兩國於是決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註冊的亞羅號船，拆下了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1857年，法國壹名傳教士在廣西被中國官吏殺害；這兩件事讓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聯軍只用了壹天時間便攻占了廣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聯軍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與各列強簽署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賠償英法軍費百銀600萬兩；同意各國派公使駐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轉口稅外，清朝不得對洋貨再收取厘金；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清朝海關應招聘外國人進行管理。條約草簽後，英法撤走了軍隊。 

1859年6月，西方使節乘軍艦抵天津，準備交換條約批準書，卻在大沽口再起沖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並招募2500名中國苦力擔任後勤支持，重新占領了天津。隨後雙方談判20余日；通州談判時，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全部條件，但在枝節問題上寸步不讓。全權代表、欽差大臣載恒要求“見皇帝必須跪拜”， “必須按中國禮制，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巴夏禮說：“我不是中國臣民，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軍僧格林沁遂將巴夏禮代表團壹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質。 巴夏禮39人是外交使團，人質被扣押促使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北京城。

聯軍遂恢復進攻，滿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莊。三天後，皇帝的弟弟奕忻被迫向英法聯軍交還人質，但39名人質中生還者不足壹半——僅18人，其余都是屍骸，其中《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被“大卸八塊”。 

扣押使節、虐待俘虜、殺死人質、殘害記者……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勃然大怒。他們認為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不怕割地賠款。故宮是政府機構屬於公共財產，燒了，皇帝可以加稅，漲價再蓋新的。而圓明園是皇家園林屬於皇家私產，就像他們白金漢宮和凡爾賽宮，燒了才會讓皇帝心疼，長記性別再誤國誤民。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懲戒清政府，然其罪惡如此，豈區區金錢可以救贖…… 余未嘗不可提議將陷害我國人及破壞休戰之輩交出懲辦。然所指過於籠統，清政府必交出下屬，犧牲者徒為下屬……” 故反復衡量的結果，只有毀圓明園壹法最為可行，否則遇難之君之仇永不可報，而且此舉可給中國皇帝以極大打擊。10月6日，聯軍進至圓明園，這個無比壯麗繁華的皇家園林，遭到聯軍的搶劫以後又被他們放火燒成灰燼。

中國戰爭是陸戰，喜歡搞持久戰，經常是圍城戰術，破壞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餓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國將軍龐捐因為嫉妒同學孫臏的才華，而將孫臏誘騙來魏，處以臏刑，挖去膝蓋骨；公元前354年龐捐率領8萬魏兵伐趙，趙向齊國求救，齊王答應出兵，但遲遲不發兵，等到魏軍攻破趙都邯鄲，雙方疲憊不堪時，齊派8萬大軍偷襲大梁，迫使魏軍撤回，於其歸途中攔擊，終獲全勝，這就是孫臏的圍魏救趙。這種包含持久戰的做法必然破壞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孫臏用“減竈法”殲滅了龐捐10萬大軍，龐捐被殺。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國築淮堰，長九裏、高20丈、上寬45丈，軍隊駐紮其上；北魏軍鑿山洞以引水，結果不好。9月北魏軍10萬來攻占淮堰，但由於淮水暴漲，壩垮，10萬村莊沖入大海。我們假設每個自然村最少50人，則意味著500萬人淹死。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派張勛鎮壓。張勛辮子軍攻南京城時，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為獎賞，於是南京城被辮子軍攻下後，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後，北洋軍放火燒了下關，從9月1日至3日，張勛大縱兵士任意地奸淫搶劫，他於9月4日才進城。由於討袁軍總司令黃興是湖南人，因此，在南京的湖南人被殺的不計其數。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軍在南門，張勛軍在北門，好像劃分勢力範圍壹樣，挨家挨戶地燒殺搶擄，上自天花板，下至陰溝都不放過。許多婦女投秦淮河自殺。

在搶劫過程中，城內大街小巷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現象，有些兵士脫下軍衣，把步槍當作扁擔來搬走他們的“戰利品”，有的強迫人力車替他們搬運，有的則因搶奪贓物而互相槍擊。張勛雖打了壹次勝仗，可是等到士兵們歸隊點名時，卻少了很多。原來他們打完了仗，老總們都飽擄滿載，發了壹筆不小的財，於是便開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張勛和辮子軍攻下南京後，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動，連袁世凱聽了也為之驚訝，於是發電給南京各軍師，全電如下：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小貧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難，各軍皆然，而張部藍衣兵實占多數。各官長目睹不理，所謂不傷壹人，不驚壹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壹人雲雲。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則是喪盡名譽，大幹軍律。…”

張勛做了江蘇都督後，偌大的壹個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壹點民國氣象，完全恢復清代的氣氛。他絕對不準他的兵士們剪掉辮子。他看見穿西裝剪短頭發的人就生氣，看見留辮子的就引為同誌，於是，南京城內突然流行起拖辮子，紮假辮子的風氣盛行壹時。

辛亥起義，張勛被江浙聯軍趕出南京城時，城內警察曾經歡迎革命軍。這次他收復了南京後，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內的警察壹齊革職，用辮子兵代替警察站崗，然後從北方招了壹批北洋警察來。辮子兵的各營都用龍頭令箭，官長們則穿的是清代的藍制服，軍營中不許懸掛中華民國的軍旗，而要懸掛紅色白邊的蜈蚣旗。民國的國旗也不許懸掛，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桿上掛的是壹個鬥大的“張”字紅旗。所有這些怪現象，袁都裝做不曾曉得，可是外國使節們對此非常驚訝，他們曾質問南京城不掛民國國旗的原因。袁待外國人抗議了，才打電報責備張勛不該禁止懸掛國旗。9月17日，南京城內才有五色國旗出現。

1918年3月北洋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部隊攻入湖南平江，縱容士兵燒殺、搶掠、強奸三日，令人發指；據同年湖南禮陵由於軍閥混戰造成47901戶受害，死傷23459人，其中被殺的21592人。張昌宗的軍隊作惡多端，實行“三光、二翻、壹空”的政策。

中國淫穢史

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前685-前645年）設“女閭”，《東周策》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是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西方的國營妓院始於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梭倫定律法為公元前594年，他設國家妓院也在這壹時期。可見，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50年左右。

楚莊王“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齊景公是“左為倡，右為優”；魏王飲宴時有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越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吳王夫差的後宮中竟有“宮妓數千人”。公元前562年，晉悼公興師伐鄭，鄭國派人贈送女樂16人及其它禮品給晉悼公以求和；晉悼公受禮後又以女樂8人賜給功臣魏澤作為獎賞。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穆公為離間戎王與賢人由余的關系，從而戰勝強鄰西戎國，送去了女樂28人，誘使戎王沈溺於聲色之中，終於打敗了西戎國。《左傳.襄公十壹年》載：公元前562年，鄭人把女樂和歌鐘壹起作為禮品送給了晉侯，以麻痹其鬥誌。《史記.孔子世家》載：公元前496年齊國懼怕魯國強霸，送去美女80人給魯國的統治者季桓子，從此，季桓子不理朝政，於是，孔子就離開魯國走了。

《墨子.辭過篇》雲：“當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管子.小匡篇》雲：“（齊）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豬舞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饑。”

《三輔舊事》裏記載：“始皇……後宮列女萬余人，氣上沖於天。”

漢武帝得力於房中術，宮中蓄女18000人，60多歲還有很強的性欲。漢武帝“能三日不食，不能壹日無婦人”。

東漢建初四年（79年），朝廷組織了壹次全國經學討論會，由皇帝親自主持，這個會議的記錄以後由班固整理編輯成《白虎通》，這是當時官方對經學的標準答案。在這部官方極為“正統”的書中，甚至討論了應該和未滿五十歲的妾性交幾次這樣的細節。

趙翼於《二十二史劄記》中曾論述漢王朝豪門貴族生活驚人的淫亂與墮落：例如燕王劉定與文康王姬發生奸情，並生子；又奪弟妻為姬，並與子女三人奸淫。趙太子且復與胞姊淫亂。江都王劉建令人與獸交生子，並令宮人裸而踞地，與羝羊及狗交合。齊王終古使所愛的奴與婢及諸妾交，或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以為樂事。

靈帝十分好淫，他在後宮裏隨時隨地看中了哪個女子就拉到床上交歡。漢朝的宮廷女子都穿著開襠褲，而且開襠褲裏面什麽也不穿，為的就是讓皇帝臨幸起來方便，連衣服都不用脫。明末張獻忠讓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內晃蕩，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靈帝與眾多的姬妾在西園裸體遊玩，為了盛夏避暑他蓋了個“裸遊館”。他選擇玉色肌膚、身體輕盈的歌女執篙劃船，搖漾在渠水中。靈帝與美女在裸遊館的涼殿裏裸體飲酒，壹喝就是壹夜。他感嘆說：“假如壹萬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靈帝整夜的飲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還不知道。宮廷的內侍把壹個大蠟燭扔在殿下，才把靈帝從夢中驚醒。

靈帝在後宮中設列市肆，他白晝與宮女們貿易，夜裏就抱著她們咨意地淫樂尋歡。據《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記載，靈帝甚至在西園裏弄狗與宮女進行交配。 

在靈帝身邊隨時侍從左右的中常侍有張讓等十二人，被稱為“十常侍”。他們把持朝政，而靈帝公然觍顏稱：“張常侍（張讓）乃我公，趙常侍（趙忠）乃我母。”朝政日益腐敗，最終釀成了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

傳說孔子曾作《秘房記》。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15種醫書，屬於房中術的就有5種。到了魏、晉，由於動亂，加以道家宣揚房中術，認為“采陰補陽”可以延年益壽，有些人提倡禦女“多多益善”，這就進壹步助長了統治者的荒淫與縱欲。

追求肉體享受必然導致道德的墮落，人心越來越貪婪，愛心越來越少。打開中國歷史書籍，滿紙仁義道德的字裏行間不僅充滿了吃人的血腥味，並且還會有壹股混合著脂粉氣的腥臊淫味撲鼻而來。中國的歷史，是貧窮的歷史，是戰亂的歷史，更是淫亂的歷史。

曹操就奉行房中術以淫樂。他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收羅“倡優在側，常日以達夕”，特地修築銅雀臺以收蓄天下美女。他招募方士研究房中術，並以大量宮女作試驗。根據史書記載，曹操曾向甘始、左慈等人學習房中之術，壹夜曾禦70女。他甚至在臨死時還遺令這些宮女、倡優在每月初壹、十五的上午要在銅雀臺上對著他的陵墓表演歌舞。

曹操壹死，曹丕就把曹操的寵妾們都收納到自己的宮裏去享用了。後來曹丕病重了，他的母親去看他，發現他的許多侍妾都是“先帝”用過的。太後大罵曹丕道：豬狗不如的東西，死了活該！罵完後轉身就走。

晉武帝司馬炎是壹個聲色之徒，他的後宮佳麗逾萬人，以致他每日幸禦宮女時，常常坐上羊車，羊走到哪裏，他就臨幸那裏的宮女，於是，壹些宮女為求寵幸，就把竹葉插在門前，將鹽水潑在地上，以誘羊車。

晉惠帝的賈後是個嫉妒心極強的女人，當她是個太子妃時，就殺死了好幾個受丈夫寵愛的宮女，如果哪個宮女懷了孕，她就以長矛戳其腹部，使這宮女和胎兒立即死亡。惠帝是個傻子，凡軍國重權，全在賈後壹手遮天，惠帝全然不知。太醫令程據相貌英俊，賈後借醫病為名，壹再召診，讓要他值宿宮中，連宵侍奉。賈後令心腹侍女在洛陽街市招尋美少年入宮交歡，又怕走漏風聲，有損名譽，就將伴寢男子壹壹殺以滅口。

公元291年4月太傅楊駿被賈後誅夷三族，壹口氣殺掉數千人，老幼不免。皇太後楊氏也因“圖危社稷”的罪名被廢為庶人，其母裴氏依罪該斬，她“截發稽顙”，上表兒媳賈後，自稱臣妾，哀求饒母親性命。賈後當然不許，當著“婆婆”的面殺掉楊駿妻子後，又把楊太後幽禁，派人斷絕飲食，活活餓死了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

前秦符堅甚至荒唐到“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的地步。

南北朝時劉宋前廢帝劉子業將山陰公主召入宮中，留住不遣，不顧姊弟名分，居然顛鸞倒鳳；同餐同宿，同輦出遊。山陰公主毒死親夫後，對劉子業說：“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壹人，事不均平，壹何至此！”劉子業聽了這番話，只好答應她的要求，讓她任意挑選了30名年輕英俊的男子，養在後宮，供她發泄性欲。劉子業後又占有了姑媽，殺了姑丈，又殺死了同祖宗的皇位威脅者及隨從若幹人。

劉子業壹天召諸王妃公主等，聚在壹室，令左右幸臣，脫去衣裳，與王妃公主共赴巫山。王妃公主莫不花容失色。劉子業縱使左右，強行褫去王妃公主的內衣，迫令行淫。南平王鑠妃江氏抵死不從，劉子業怒道：“若不依命，當殺妳三個兒子！”江氏仍然不依，劉子業命鞭江氏百下，派人到江氏家中，殺死了江氏的三個兒子。劉子業因江氏敗興，忿尚未平，另召後宮婢妾及左右嬖幸，往遊華林園竹林堂。堂宇寬敞，令男女裸體，與左右互相追逐，或使數女淫壹男，或使數男淫壹女。自己興起，便擁了謝娘娘席地而淫；而且讓宮女與羝羊猴犬交構，壹個宮女不肯裸衣從淫，被立刻斬首。竹林堂上，已橫陳了十多個裸體宮女的屍體。壹個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劉子業“使婦人裸身相逐”，叫壹群妃子和宮女壹絲不掛地做捉迷藏遊戲，有個妃子不願意，子業當場就把她殺了。以後，夢中有這女子的鬼魂來擾，他就把宮中幾十個長相與這女子有些近似的嬪妃、宮女全殺死。當天夜裏，這幾十名女子的幽魂又出現在他夢中，向他索命。於是，他就擺宴祭祀亡魂，在宴席上，他就被近臣殺死了。

山陰公主淫亂宮闈，即日賜死，以面首30人殉葬。劉子業被草草葬在了秣陵縣南，年僅17，時人稱為廢帝。

南北朝時劉宋劉昱即帝位後，往往率左右數人，或者出郊野，或者入市井，隨從都手執戈矛，路上遇到行人男女以及犬馬牛驢，劉昱隨手刺死，不論人還是牲畜無壹幸免的。民間對此十分害怕，商販都歇了業，家家戶戶的門戶大白天緊緊關上，路上看不見壹個行人。

有壹次劉昱用鐵椎刺入壹個行人的陰囊，那行人陰囊立刻破裂而死。壹個侍從不忍心看，斂起眉閉上眼。劉昱大怒，令這個侍從脫下上衣站在地上，用矛刺穿了他的胛骨。

京城有壹個女子，年紀十五、六歲，是個傻子，所以劉昱的禦駕來了也不知道回避，只是在壹邊憨笑。劉昱便當著左右的面與她交構。這個傻女子任劉昱所為，劉昱大悅，從此經常與這個傻女子幽會。人們背後稱那個傻女子為路嬪嬙妃。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多蓄嬪媵，後房千余，尼韞數百，男女三千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齊武帝蕭賾的後宮達萬人。蕭齊朝的王太後曾光明正大地擁有男寵三十人。梁簡文帝玩弄宮女還不夠，還常狎妓以為樂，並寫過《聽夜妓》、《春夜看妓》等詩。

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極愛喝酒，常發酒瘋。有壹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是高家的女婿，活得不錯，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25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而噎死。而後又在晉陽把諸元親屬也全部殺凈，共殺721人，棄屍漳水，以至剖魚的人常在魚腹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都不食魚。

高洋又留東魏王子元黃頭壹個人，讓他和壹些死囚從高臺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壹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高洋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禦史關在獄裏餓死。

壹次，他斥退左右，瘋狂地撕亂他父親的小妾爾朱氏的衣帶，企圖強奸。爾朱氏不從，雙手緊緊護住身體，哀求他不要亂倫。高洋假意應允，卻用刀捅進爾朱氏的下體，在爾朱氏死前痛苦的掙紮中獲得快感。

高洋有個寵妃姓薛，早先與清河王高嶽相好，後被高洋看中，強行將她迎入宮中。薛氏極受寵幸，被封為薛嬪。薛嬪有個姐姐，長相也很妖艷，高洋幹脆將她也弄進宮來，高洋與薛氏姐妹，有時壹連數日不離床榻。兩姐妹便懇請皇帝封他們的父親為司德公。高洋探知薛嬪依舊與高嶽藕斷絲連，便令人當著他的面，將薛嬪的姐姐活活鋸成八塊，接著又砍掉薛嬪的頭，將她的屍體亂刀剁碎；又把兩姐妹的血滲進酒裏，讓大臣共飲。他還叫樂師剔去薛嬪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樂器。在每次殺人後的酒宴上，讓樂師用薛嬪腿骨做成的樂器彈奏“佳人再難得”的曲子，以示對薛嬪的“懷念”。

隋煬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欲壹發不可收拾，每晚禦女數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熱燥，以至藏冰之家，皆獲千金。

唐代的醫聖孫思貌（活了141歲）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補益》中說：“黃帝禦女1200而登仙。數數易女，則得益多，人常禦壹女，陰氣轉弱，為益亦少。能禦12女而不復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禦93女而自固者年萬歲矣。” 

唐代的醫藥家張鼎在他的《玉房秘訣》中說：“不可以壹女為之，多多益善，易女可長生，數數易女則益多，壹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李隆基通過鐵血手段發動政變殺死了太平公主、韋後壹幹人馬，讓父親當皇帝，隨後其父親禪位給他。他當皇帝後，唐朝轉向尊孔，他給孔子加上了“文宣王”的頭銜，大力宣揚孔子，對孔子的《孝經》親自作序、註解和書寫，並要天下人熟讀。

李隆基的生活就是儒家羨慕的生活。據《新唐書》載，開元天寶年間李隆基的宮妃達4萬人，他用“隨蝶所幸”的方法睡宮女，寵幸揚貴妃時已年過半百，安祿山因獻春藥“助情花”而被加高官厚祿，結果導致了安史之亂。

公元六到七世紀時，中國的房中術傳入印度，與印度佛教結合，繁衍出壹種講求身心合壹、男女雙修的佛教宗派，即密宗。男女雙修就如同“鳥有雙翼”，這樣方可達到佛教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密教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佛母”“明妃”“天女”“歡喜金剛”的故事，在密宗和喇嘛教的寺院裏還有“大聖歡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現出性交不僅有神力在，而且通過“雙修”可以得道、成正果。隨後，密宗又逐漸東傳至尼泊爾、東南亞以及西藏（即“喇嘛教”），八世紀進入中國內地，受到唐王室和貴族們的歡迎。

元代，蒙古人奉喇嘛教為國教，故密宗喇嘛教的性命雙修術傳到宮廷，被稱為“演揲兒”，就是大喜樂的意思，追求的就是淫蕩的房中術。在元朝，帝王和僧人的淫蕩都到達極至，詩曰：“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只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鉤惹道人衣”。

明朝的皇帝對房中術、春藥更感興趣。朱高熾死於“陰癥”，就是行房後誤吃冷飲或者被陰風侵襲，朱高熾對於其父朱棣有壹種強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喪期間，是不準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熾偏偏不守規矩。當時，壹個小臣李時勉就此上奏，皇帝不能這個時候還這樣荒唐，氣得朱高熾立刻把他下獄。

九任帝明憲宗朱見深的廚役達到八千人，他寵信太監汪直，在位24年，始終藏在深宮，不出見政府官員。萬安因敬獻春藥有功，竟被擢升為首相。

明武宗朱厚照從1506年至1521年，在位16年。他沈迷於喇嘛教，並從喇嘛僧處獲得大慶法師的稱號。他不僅每天專心於誦讀藏文經文，還在內廷建立豹房和壹些邪淫寺院，裏面住著樂師、回教徒和喇嘛僧侶等人，他就每天和這些人淫樂、嬉戲、縱酒，完全不理國家政務。武宗只要知道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婦女，都召入宮，駕言教舞，把漂亮的長期留下，供他玩弄。在太監錢寧的引導下去南中國遊蕩，常常信步走到壹大戶人家，命錦衣衛把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寢。車駕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奪良家婦女供他玩弄，有時塞滿了幾十車，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聞。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壹次他托言邊關多警，要以“總督軍務”的名義北行，許多大臣泣諫，武宗不聽。於是宦官江彬導引武宗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到總兵官戴欽的府第，看到戴欽的女兒，就要過去了。在歸途中又大征女樂，見到壹個樂工楊騰的妻子劉氏，又淫心大發，又要過去了，很加寵幸。在乘船的時候，湖廣參議林文贊不知道這是皇帝的船，乘船壹沖而過，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壹個妾搶走了。可見，明武宗的荒淫實在比隋煬帝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武宗聽說右都督馬昂的妹妹美艷，武宗便使召來，得之大喜，那時馬女已嫁畢指揮，且有身孕，武宗對此也置之不顧，由於寵此女，馬氏壹門，無論大小，都賜蟒衣，內廷都呼馬昂為舅，聲勢頓盛。武宗也常去馬昂家飲酒，有壹天在酒酣之際，武宗要馬昂召其妾，馬昂推托妾病，未出見，武宗十分不悅，馬昂之寵乃衰。

武宗曾說：“我把天下交給劉瑾也無所不可”。宦官劉瑾把53位反對者列入奸黨，逮捕入獄，施以酷刑。劉瑾為懲治反對者，還違制建造刑具。明律規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超過13公斤，而劉瑾發明的枷竟然重達75公斤，不少官員當場就被枷死。

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發劉瑾，武宗竟然把信交給劉瑾。劉瑾矯詔讓百官在酷夏之時整日跪在奉天門外，逼迫寫信人自首。官員們多人渴昏，三人當場渴死，余怒未息的劉瑾把五品以下的3百余官員全部關進獄中。

1510年，武宗疏遠了劉瑾，最後下令把劉瑾碎屍萬段，其族人和黨羽也多被處死。

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驄在位46年，為了得到長生不老藥，召方士入宮，不少人因獻秘方而大紅大紫，以至明朝的宮女壹度達10萬人。1540年起不出見政府官員，27年(到死為止)不理朝政(只跟群臣見過4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壹次。嚴嵩的濫用職權，起貪汙款相當於好幾年的國防預算！全國沸騰的抗暴民變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壹次大規模的暴動。 

宮女楊金英等人也受不了朱厚驄禽獸般的惡行，試圖乘朱厚驄熟睡時用繩索把他勒死。如果不是打了個活結，朱厚驄必死無疑。這是壹種深入骨髓的仇恨，世界上最善良的宮女以圖跟她們的仇敵同歸於盡。由此可以想見明政府的宮廷是何等骯臟恐怖。

十四任帝(神宗)朱翊均：在位49年，20歲之前因張居正攝政，只是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均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第壹件事就是抄張居正的家，繼而開始吸鴉片；壹味龜縮在深宮吸毒酗酒和打殺宮女宦官。隨侍的宦官宮女，稍不順眼，就喝令撲殺。他平均每星期要殺死壹人，每三天就要親手鞭死壹個宦官，宦官們須含垢忍辱，用諂媚機警才可保衛自己。從1582年親政，到1592年的10年間，僅官方統計就已鞭死了1千多人。

他是個貪得無厭的皇帝。本來國家已有了壹個稅收系統，可這位皇帝還要另設自己的稅收系統。國家稅收系統在收稅中敲詐勒索人民就已經夠狠了，比起皇帝的稅收人員來說，卻是小巫見大巫了。萬歷35年（1607年）正月，壹位來自江蘇經濟發達地區的縣官進京述職考核，幾個皇帝的稅監以為他很有油水，來向他勒索錢財，不想這位縣官卻是行囊無幾，壹氣之下，這幾個稅監拳腳相加，生生把這位縣官打得口吐鮮血而死。

神宗皇帝朱翊均的“礦監”和“稅監”全是壹群人倫喪盡的餓狼，把百姓的財賦搜括馨盡，全國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產，民不聊生。兩系稅收人馬都可以任意勒索，國人不堪忍受，為此反抗和暴動連接不斷。這位皇帝為了得到更多的錢財，竟然還鼓勵官吏們直接向自己進奉，以進奉錢財的多寡來衡量忠心程度。

他耗時六年為自己修建陵墓，除了大量征集工役，還花去800多萬兩銀子，相當於兩年的全國財政收入，致使國力大傷。大批言官紛起抗爭，言辭亢直激烈。正是言官的努力，終於使皇帝與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

神宗皇帝從1582年初壹宣布取消群臣朝拜，不再接見任何人，完全不管國家大事達30年之久。他的祖先們還用“票擬”“朱批”過問壹些政事。他連“票擬”“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國行政長期停頓。中央政府的六個部，只有壹個部長(刑部)，都察院的都禦史已懸缺十年以上。錦衣衛沒有壹個法官，獄中囚犯關了20年還沒有審問過壹次。全國地方政府的官員，缺少壹半以上。宰相李廷桂有病，連上120次辭呈，都石沈大海，只好不辭而去。後金汗國連續攻陷撫順、開原、鐵嶺諸城，守軍陣亡4萬5千多人，沈陽危急，北京震動。全體大軍長跪文華門外，請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欠餉，可皇帝毫不理會。

萬歷48年皇帝駕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稱泰昌皇帝。這位受到普遍歡迎的新皇帝登基不過壹個多月，突然間卻暴病身亡。追查死因，壹是新皇帝曾“壹夜禦美女四人”，淫樂過度敗壞了身體，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敬獻的“紅丸仙丹”兩顆，第二顆“仙丹”吃下去不久就壹命嗚呼。因此此案叫做“紅丸案”。

十六任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八年，是壹個狂熱的木匠，經常揮汗如雨地制造桌椅案櫃；把朝政委托給帶他的玩伴魏忠賢（1568-1627）。壹個文盲高踞於皇帝的寶座上，而另外壹個文盲當上了皇帝的秉筆太監，替皇帝擬寫朱批。這是天啟元年（1621）至七年間的事。

明熹宗的乳母客氏，長得面似桃花，腰如楊柳，18歲進宮，兩年後丈夫死去，她就被長期留在宮中。客氏在宮內哺乳皇子，不能隨便外出。

熹宗漸漸長大，早已斷乳，客氏仍留居在宮禁服侍熹宗。壹天黃昏，她正在房中閑坐，忽然魏朝闖進來，寒暄了幾句後，魏朝就挑逗客氏，惹得客氏欲火燒身，她恨恨地說：“妳雖是個男子，與我們女人也沒什麽不同，做此醜態有什麽用？”魏朝嬉皮笑臉說：“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那怎麽會壹樣，不信妳摸！”客氏當然不信，伸手摸他的胯下，誰知摸到壹只火燙的東西，不禁紅臉縮手：“妳哪裏來的無賴，竟敢冒充太監，看我奏聞皇上，敲斷妳的狗脛。”魏朝四顧無人，遂把客氏牽入羅幃。

《詩經.小雅》“巷伯”篇是宮廷宦者的淫行的最早記載。後漢的太監欒巴的“陽具復起”歷史有明確記載。並且太監娶妻歷代都有，如唐玄宗時的高力士，唐代宗時的李輔國。

《後漢書.周策傳》雲：“豎宦之人，亦復虛有形勢，威逼良家，取女閉之”，就是宦官去勢不盡，程度不壹地恢復了壹些性功能。二是有的宦者顯貴後，設法使“陽具復起”，至於用什麽方法，野史小說記的很多，但無從考證。

明代萬歷時，朝廷派到福建的抽稅太監高策為了恢復性功能，使陰莖重新長出來，就攫取民間小兒，吸食腦漿，致使稅監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累累。

此後魏朝怕出入不便，讓客氏去熹宗那裏乞賜對食。客氏對熹宗壹說，熹宗就答允了。關於“對食”，《明史》雲：“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為侶，謂之‘菜戶’，具財物相通如壹家，相愛如夫婦，既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

但好景不長，憑空鉆出個第三者魏忠賢。三人之間展開了壹段爭風吃醋的穢事。

魏忠賢原名魏進忠，河間肅寧人（河間肅寧盛產宦官）。家裏十分貧寒，沒上過壹天學，大字不識壹個，善於騎馬射箭。17歲娶媳婦，經常和村中的無賴在壹起酗酒賭博，但從來沒有贏的時候。22歲為了逃避巨額的賭債，把親生女兒賣給人家當童養媳，被迫凈身進皇宮，照顧皇孫朱由校。他見熹宗性好遊戲，就別出心裁，糊制了獅蠻滾球、雙龍賽珠等玩物，每天與客氏兩人誘導熹宗專以嬉戲為樂。熹宗遂倚兩人為心腹，幾乎頃刻難離。

給事中楊漣參核魏進忠導上為非，魏進忠十分害怕，求魏朝的保護。魏朝轉托王安，王安便對熹宗說楊漣所參核的是宮中的李進忠，不是魏進忠。於是李進忠便因同名而做了替死鬼。熹宗怕朝臣再誤會，在天啟二年給他賜名“忠賢”。

魏忠賢很感激魏朝，與他結為兄弟。所有宮中大小事，魏朝無不與魏忠賢密談，甚至采藥補陽的密術，以及與客氏的床笫私情，也全部告訴了魏忠賢。魏忠賢正艷羨客氏的姿容，只是身上少了壹件要緊的東西，無從縱欲。此時得了魏朝的秘授，當即依法壹試，果然陽具重生，幾個月後恢復了原樣。壹次魏朝值差，魏忠賢便去調戲客氏。魏忠賢年輕貌偉，比年老的魏朝高出許多，客氏不由得暗暗動情，但魏忠賢不過是凈身的太監，所以客氏並不在意。魏忠賢假裝與她戲玩，趁機按倒客氏，壹番鏖戰，長至二三時辰，客氏滿身爽適，覺得魏忠賢遠勝魏朝。魏忠賢過河拆橋，從魏朝手中奪取了客氏。從此客氏視魏朝如眼中釘。

壹天，魏忠賢與客氏在床上周旋，恰好魏朝乘醉而來，見了魏忠賢，氣得七竅生煙，便伸手去抓。魏忠賢也出手來抓魏朝，兩人扭作壹團。魏忠賢年輕力大，按住魏朝，痛毆了幾拳。魏朝慌忙轉身拉著客氏就走。魏忠賢便追出來，兩人邊扯邊鬥。驚動了皇帝，熹宗即命將三人召入，三人跪在禦榻前供認不諱。熹宗笑說：“朕不便亂點鴛鴦，還是令客媼自己選擇。”客氏毫不猶豫地把手指向了魏忠賢。 

第二天，有諭旨頒下，將魏朝攆出了宮。魏朝無可奈何，落得雞飛蛋打，只好長籲短嘆壹番，垂頭自去。客氏更是毒辣，想出壹條斬草除根的計策，令魏忠賢假傳聖旨，將魏朝遣戍鳳陽守皇陵，並密囑鳳陽官員，等魏朝到了立即將他勒死。

客氏與魏忠賢兩人從此在宮禁恃勢橫行，熹宗反而越加寵幸，封客氏為奉聖夫人。

司禮監太監王安曾受光宗顧命，為人倒還剛直，目睹客氏與魏忠賢橫行無忌，暗中想將他們除去。禦史方震孺曾彈核客氏與魏忠賢，王安便從中響應。熹宗被迫遣出客氏，將魏忠賢交給王安處置。

不料熹宗離開這兩個人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致念念不忘。不久又召客氏入宮。客氏入宮，仍與魏忠賢住在壹起，日夜圖謀害死王安。朝臣連續上疏請逐客氏，都遭貶謫。東林黨要員葉向高為首輔，請停“中旨”，凡事均由閣臣議擬。熹宗也不予采納。

內侍王體幹想做司禮監，便與客氏、魏忠賢朋比為奸。他們暗中慫恿給事中霍維華彈核王安。再經客氏在裏面加讒言，惹得熹宗大怒，將王安降職，司禮監壹職由王體幹繼任。魏忠賢又命參與盜寶被赦出獄的內監劉朝殺王安，奏稱自殺。

王體幹雖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得聽魏忠賢使喚。魏忠賢很快就權傾朝野，成了代替皇帝批改公文的司禮太監。他要幹預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黨羽，壹些貪汙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後臺和保護傘，雙方壹拍即合。比如禦史崔呈秀貪贓劣績敗露，左都禦史高攀龍要參核他，他就夜間找到魏忠賢長跪叩頭，請求做魏的幹兒子，魏便矯旨免他的罪，還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龍貶逐回鄉。再如人品卑汙的內閣大學士魏廣征，受到東林黨人的參核，他便投靠魏忠賢，自稱“宗侄”，於是那些參核他的官員便紛紛獲罪。諸如此類奸邪卑劣之徒，這時紛紛呼朋引類拜倒在魏忠賢腳下，為魏出謀權劃策，壹個個都成了“得誌便猖狂”的中山狼。他們置國家危局於不顧，卻以搏擊殘害東林黨人為業。他們編制了壹份黑名單，仿效《水滸傳》中壹百零八將的綽號，壹壹對號入座，名之曰《東林點將錄》。他們將政敵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強盜，已在政治上預先將他們判處了死刑。

禦史周建宗在彈核魏忠賢時說魏氏“目不識壹丁”，這句大實話讓魏忠賢惱羞成怒，周建宗被無端下獄，活活折磨死了。工部郎中萬某上言：“內廷外朝，只知魏忠賢，不知陛下，豈可尚留左右。”魏忠賢正憤無所發，見了此疏大怒，隨即傳出矯旨，廷杖萬某百下，壹班走狗都跑到萬家，妳壹拳，我壹腳，邊牽邊毆，待牽到闕下，萬已氣絕而亡。

魏忠賢在朝中結黨營私，他建立起壹個包括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錦衣衛在內的龐大黨羽組織，這個天下最有權勢的組織被人們形象地稱作“閹黨”。

閹黨瘋狂迫害對國家民族還有壹點責任感的朝臣。稍稍敢講兩句真話的抗擊後金的軍事天才、遼東軍區司令官熊廷弼被誣陷“貪汙”，熊廷弼棄市，傳首九邊。

魏忠賢誣陷熊廷弼賄賂楊漣、左光鬥、魏大中，並大興冤獄。東林首領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被逮。囚押楊漣等人的“檻車”壹路北上，壹路都有士民群眾“設案焚香祝禱”，為他們鳴冤、祝福。楊漣被押途中都城士民數萬，擁道號泣；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潰爛不堪，胸前掛著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裏還有壹根橫穿腦部的巨型鐵釘。野史記述，錦衣衛用尖刀剜出了楊漣喉骨送給了魏忠賢，魏把那段喉骨燒成了灰，用燒酒伴著吞了下去[忠賢殺並吃了７名囚犯的腦髓]。

左光鬥被五日壹審，裸體受拶、夾、棍等刑，不能跪起，平臥堂下受訊。左光鬥、魏大中被打死後均體無完膚，魏大中的屍體壹直到生蛆才被拖出來。六人皆死，時稱“六君子”。

保定舉人孫逢奇更在畿南各地“舉旗擊鼓，張榜設櫃”，公開為蒙冤“追贓”的東林黨人募捐“義助完贓”，等於在大張旗鼓地為東林黨人鳴冤、求助。更有壹位無名氏，人們稱之為“燕客”，聽說楊、左諸公被捕，便趕到北京，投宿在“詔獄”附近，換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獄卒、馬夫們吃喝交朋友，設法混進獄中，終於見到了被捕的黨人們，把他們慘遭酷刑被摧殘致死的情形，以及他們的遺言、遺書、血書壹壹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說漏了嘴，被人發覺後，於是趕快換上商人的服飾，跨馬疾奔南方，壹晝夜急馳三百裏，這才逃脫虎口，為死難黨人們的殘酷遭遇留下了見證，也為他們留下了壹批珍貴的血書和遺稿。

閹黨的反對派、士大夫組成的“東林黨”被鎮壓。各地東林講學書院被毀，不附魏忠賢者，均被指為東林黨，被奪官者達三百余人，下獄處死及流放邊地者數十人。東廠和錦衣衛的緹騎四出，有人在旅店喝酒，罵了魏忠賢幾句，被探子偵知，就被施以剝皮之酷刑。

公元1626年，兵士押解了壹個東林黨官員路過蘇州，周順昌替他擺酒席送行，在宴席上指名道姓大罵魏忠賢。押送的兵士回去，報告了魏忠賢。魏忠賢大怒，命令東廠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撫毛壹鷺帶領，到蘇州捉拿周順昌。

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壹傳開，轟動了蘇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蘇州市民在葛賢的領導下，曾經跟稅監鬥爭過。現在皇帝的特務又到蘇州來抓人，怎麽不激起大家的氣憤。到了東廠兵士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大家攔住毛壹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壹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壹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壹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兵士著急了，他們把手裏的鐵鐐往地下壹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是東廠來的，誰敢阻擋！”

鐵鐐發出“當啷”的聲音，市民們被激怒了。有人站出來責問兵士說：“妳們不是說奉皇上的聖旨抓人嗎？原來是東廠搞的鬼！”兵士還來不及回答，群眾都高叫起來：“原來是東廠來的奸賊！”大夥壹面叫，壹面向毛壹鷺和兵士沖過去，聲音像山崩地裂壹樣。憤怒的群眾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腦地痛打。壹個兵士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滾了滾，就斷了氣。其余的兵士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毛壹鷺趁人群亂轟轟的時候，脫了官服，從壹條小巷裏溜出去，正見到前面有壹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面，鉆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裏。直到市民群眾散去，隨從們才從糞坑邊把嚇昏了的巡撫拖了出來。

東廠特務逃回去後，立刻向魏忠賢哭訴。魏忠賢哪肯罷休，命令毛壹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抓進監牢，加上壹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 當五個人被押到刑場就義的時候，他們神色自若，還指著魏忠賢、毛壹鷺的名字大罵哩！他們犧牲之後，當地人民出了錢，從劊子手那裏領回屍體，把他們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上。後來，還立了墓碑，碑上寫著“五人之墓”。

1626年，浙江地方官潘汝幀奏請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魏忠賢當即矯旨嘉獎。遂在西湖上嶽飛祠不遠處，創建魏忠賢祠宇，氣象輝煌，比嶽飛祠壯麗數倍。各地紛紛效尤，不到壹年，魏忠賢的生祠幾遍天下。各地紛紛建立起金碧輝煌的魏氏生祠，就連耿直的袁崇煥也還是忍氣吞聲在遼東給他做了壹座生祠。

“壹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兩白銀，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各祠鬥巧競工，所供魏忠賢的塑像，多用沈香木雕成，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轉如活人。腹中的肺腑，全用金玉珠寶妝成。髻上插四時香花。傳說有壹個祠中頭像稍大，不能戴冠，性急的匠人把頭削小。壹個閹人抱頭大哭，罰令匠人長跪了三日三夜。活著的人享受人間香火，真可謂空前絕後了。《堅瓠集》記載，當時壹個巡撫在其為魏所立之生祠上題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允文允武，並日月以常新。”極盡阿諛之能事。

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但搖尾拍馬屁的官員卻在魏忠賢還活著的時候，在祠堂中樹立他的塑像，供人當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各地不斷在生祠裏舉行各種莊嚴盛大的崇拜活動，以歌頌他的豐功偉績。各級軍政要員三跪九叩。幾乎全部的官僚都加入了向宦官魏忠賢歌功頌德的行列。

在滾滾熱浪中，魏忠賢個人崇拜愈來愈離譜。國子監生陸萬齡，獻媚唯恐落後，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魏忠賢生祠。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說：“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壹朝之幹斷，披丹開導”，說魏忠賢芟除東林黨猶如孔子之誅少正卯，魏忠賢編《三朝要典》猶如孔子之筆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博得了壹些人的叫好，魏忠賢被歌頌為只有上古時代堯和舜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曠代偉人。其褒頌之詞是無以復加的，比如：“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 可見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導致道德淪喪到了毫無是非的地步。

在壹個皇帝、壹個女人、壹幫吹鼓手的推波助瀾下，魏忠賢的“無上名號”愈來愈多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離奇：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老祖爺、千歲、九千歲，對於九千歲魏忠賢似乎還不滿意，因而有些人幹脆叫他“九千九百歲”。呂毖《明朝小史》說：“太監魏忠賢，舉朝阿諛者但拜為幹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9999歲爺爺。”

歷史上“九千歲”時有所聞，“9999歲”聞所未聞，距離“萬歲”僅壹步之遙，個人崇拜已達到頂峰了。如果熹宗不在天啟七年死去，瘋狂個人崇拜運動將發展到何種地步，是難以預料的。別以為魏忠賢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的特例。只有要專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個人崇拜就不可能絕跡。魏忠賢當權僅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魏忠賢是壹個目不識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為個人崇拜的對象？關鍵在於皇帝專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權力讓給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於朝廷，手中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明代的太監，對於皇帝總是無條件地服從。較漢、唐時代的宦官動輒殺死皇帝，這種專權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濫用了皇帝的授權而已。

魏忠賢得寵於熹宗的原因，還在於魏忠賢善於房中之術，經常能與客氏壹起導熹宗淫樂。魏忠賢的素質恰是貪玩的熹宗所欣賞的；而魏忠賢小心翼翼的服侍，使他能在天啟壹朝成為壹個大國的實際主宰者。終熹宗壹生，他對魏忠賢的眷愛始終不替。

崇禎元年，皇帝降旨將魏忠賢謫置鳳陽。魏忠賢被貶謫的路上還有數百隨從前呼後擁，崇禎又連下諭旨，命錦衣衛速即逮訊。魏忠賢聽到京中密報錦衣衛即將到來，他便自縊身亡。崇禎將魏忠賢家產籍沒，又查客氏的家資，卻搜得宮女八人，多已懷孕。原來熹宗無子，客氏竟帶出宮女若幹名，令與子弟同寢，待懷妊後再進宮中，謀為秦時呂不韋的秘計。崇禎立命將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於杖下。所有客氏、魏忠賢的家屬，無論長幼男女，都被斬首。魏忠賢各處生祠也全部撤除，毀去《三朝要典》，為被害諸臣全部昭雪。魏黨二百余人皆免職斬首或充軍了事。民憤不能平，魏忠賢死後仍遭淩遲，被割了三千六百刀。

十七任帝朱由檢：在位18年。朱由檢最津津樂道的政績是他中了清帝國的反間計，宣稱清帝國的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遼東軍區總司令袁宗煥是清帝國的“奸細”，把他押赴刑場千刀萬剮。清帝國的勢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終奪占了明帝國的江山。

有壹次他把宰相們請到金鑾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寵信太監曹化淳，讓他擔任北京城防司令，後者在李自成兵團來到時大開城門迎接農民軍進城。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臨時首都南京即位，明政府的殘余國防軍力量弱不禁風，不堪壹擊。朱由崧上殿時表情憂愁，大臣以為他憂心國事，未免說些安慰話，朱由崧卻回答說後宮宮女數量少且不夠漂亮，當務之急是挑選美女，弄得大臣壹個個哭笑不得。朱由崧頒布的第壹道敕令是征集宮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員進貢春藥秘方。被貶竄的閹黨巨頭阮大鋮被召回政府擔任要職，跟實力派宰相馬士英結成壹條陣線，瘋狂打擊忠於明政府的文武官員。

吳三桂和清軍趕走李自成占領了北京，耍小聰明說：我們為妳們報君父之仇來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以為然。他們對清軍在自己的國土上大舉進攻李自成持持肯定態度。當清軍把李自成解決得差不多了，兵鋒也對準了南明。

由於明朝的軍隊長期缺餉，再加上發餉的官員層層克扣，實際到士兵手裏的很少，有的部隊甚至常年不發壹分餉銀，這為軍隊的集體嘩變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禍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隊，人稱“左軍”，是出了名的驕悍無禮，“紮營之處，方圓數十裏，婦女悉被奸汙”，因而，不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軍入城。令人發指的是，有的部隊為了掩敗、領賞往往“殺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頭拿來作為自己殺敵的憑證。至於動輒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珍奇，淫婦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見慣。因而，當時老百姓有“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說法，正是這壹“梳”、壹“篦”（舊時婦女用的壹種很細密的梳子）、壹“剃”將老百姓推到與君王的戰爭狀態裏。

正當史可法在江北防線上和清軍決壹雄雌的時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討馬士英，聲言要“清君側”。馬英士公然宣稱“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遂不顧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線，撤了四鎮兵力去對付左良玉。

朱由崧只當了十三個月皇帝，就被清帝國俘虜，送到北京砍頭。

孫可望和李定國都是張獻忠的義子。張獻忠死後，他們率大西軍余部進入雲南貴州壹帶，隊伍又日益壯大，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政權。順治九年（1652年），李定國請纓出擊清軍，率軍出全州，在桂林外圍大敗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孔有德自殺身亡。接著北進湖南，進逼長沙。李定國出師半年，拓地千裏，勢如破竹，清廷特派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統領精銳部隊15萬人，救援湖南。李定國采取透敵深入的策略，詐敗撤離長沙，伏兵於衡陽城北，以逸待勞，與尼堪親王決戰。李定國軍在激戰中斬殺尼堪，大獲全勝。　　

然而其時作為南明實權人物的孫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國繼續收復國土，還令馮雙禮部偷襲李定國。李定國擊敗並收服馮雙禮後，他與孫可望的矛盾更為激化。

順治十四年（1657年），孫可望為了壹官半爵之爭，竟然合兵14萬進攻李定國。孫可望很快大敗於李定國。孫可望只得投進了清軍的懷抱，充當了清軍掃平雲貴的帶路人。

滿清入關後，對朱家宗室，可謂殘酷至極，除魯王朱以海壹系逃至菲律賓得以存留外，其余幾乎全部斬盡殺絕。崇禎帝的長子被多爾袞絞死，其第二子隱姓埋名在民間數十年後，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歲的他，和他的兩個兒子仍被康熙帝下令淩遲處死，明朝永歷帝盡管逃到了緬甸，還是被清朝抓回雲南，全家被殺。

清代的宮廷也有各種秘藥，宮女好幾千，皇帝還不滿足，還要下江南玩女人。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僅限於公務，就連私生活他也不曾放過。據載，某大臣退朝後邀了幾個親朋好友聚在壹起玩幾圈麻將牌，玩著玩著忽然發覺牌少了壹張，無奈只好就此罷手。第二天上朝時，雍正問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為樂，大臣以實相對。雍正笑笑，誇贊對方是個老實人。然後把昨天晚上他們玩丟的那張牌拿給他看。皇帝對手下大臣監視掌握到如此精細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麽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數能逃得過皇上的耳目？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壹共經歷17年，也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壹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壹次“坐館”當私塾師，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

1836年春天，洪秀全來廣州參加第二次應考，接受了9本壹套的《勸世良言》，作者是是梁發。梁發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不透徹，在某些非常重要教義的傳達上也難免有失真走樣的地方。如書中對上帝、耶穌和“聖神風”（聖靈）的關系，就沒有從“三位壹體”的意義上闡明，而給人以“三位三體”的印象。梁發在中國長大，信奉基督教後，也不能盡然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國味”，在字裏行間摻入了儒學的成分。所以，曾是梁發上司的傳教士馬禮遜在談及梁發所寫的布道書籍時說：在領悟基督教教義上“實有壹些心得”，同時又指出：“其中不免染有彼國固有之異教色彩”。 

1837年他第三次應試失敗後，大病了壹場，壹連40日高燒昏迷，精神恍惚，竟幾次覺得遊歷了天界，遇到種種奇異的事，這就是後來壹些文獻中記述的“丁酉異夢”。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落榜。此時，洪秀全偶然重讀《勸世良言》，其感覺與認識同前番瀏覽時大不相同。書中抨擊“儒教”，指斥科舉，否定民間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細讀下去，身心漸入神奇靈光的海洋，領悟著“正經大道之聖理”，似乎進入大覺大悟之境。聯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遊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煥然得釋之感。他說：這幾本書實為上天賜於我，以證實我往時經驗是真確的。

洪秀全決定皈依“上帝”，並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禮，表示清除罪惡，棄舊從新。他決心造反，就說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了做人王，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占有壹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洪秀全遂創立拜上帝教。其後，洪秀全撰寫的《百正歌》、《改邪歸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中體現出來，並擁有了壹批中堅分子。洪與楊秀清、蕭朝貴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邪教。

1847年春，洪秀全來到廣州美國新教傳教士羅孝全處學習基督教兩個月，並要求羅孝全為他施洗。但羅孝全對洪秀全所講的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實在缺乏對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沒有答應。洪秀全遂回到廣西桂平，而助手馮雲山的傳道工作逐漸地打開了局面，拜上帝會發展到2000多名信眾。洪秀全遂把拜上帝會演變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在其後建立的政權中，又采取了政教合壹的體制。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夏商時期的上帝+儒家教義+基督教的晃子。洪秀全不拜耶穌，他搞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教義中的上帝是個靈體，是人未曾看見也不能看見的。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具有明顯的人神同形的特征。其上帝的形象在《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上。拜上帝教是多神論宗教，太平天國的壹神論，實際上是“壹帝論”。基督教實行壹夫壹妻制，洪秀全搞多妻制，這根本不是基督教，是邪惡的儒教。

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領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進南京後，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為他獻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為洪秀全選美女。甚至幹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

《江南春夢筆記》中說，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3宮6院72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1861年太平軍進取蘇浙的時候，洪秀全又從李秀成選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當時即有人寫詩諷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混愁。”1864年天京淪陷，幼天王洪福填被俘後說：“我88個母後，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我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88個後妃已超過了歷代帝王的3宮6院72後妃的人數了。宮中有橫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幹什麽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幹脆壹概編號。

洪秀全寫了幾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詩》叫她們背誦。如禁止女子擡頭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點罪萬千”。“看主單準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壹個大膽看眼上，怠慢爾王怠慢天”。太平天國“旨準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後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壹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凈，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洪秀全將皇帝和邪教主對婦女的占有和虐待，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壹群牲口，動輒打、殺。後宮婦女失掉了所有的人格尊嚴，壹言壹行隨時都有招致責罰的可能。她們啼笑皆非，左右為難，誠惶誠恐，動輒得罪。

當婦女們受到天王的責罰時，即使冤枉也不得辯解，只許認錯領打，口稱“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否則便會受到加罪處罰。“打開知錯是單重，打不知錯是雙重，單重打過罪消融，雙重雪下罪難容”!“雪下”是太平軍“刀下”的代稱，至少有3個女人因為挨打時喊冤不認錯而被殺。被殺的人當中，有人至死不認錯並且頂撞了天王，受到五馬分屍的酷刑。

太平天國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可太平天國的等級更加鮮明、森嚴。太平天國就有性禁忌的嚴格法規：違背性禁忌的人不是開除而是殺頭，夫妻壹起過壹夜也要點天燈[殺頭]，天國子民私自說句悄悄話也得算通奸，要千刀萬剮；王侯過路時老百姓全部要跪拜，稍微擡壹擡頭就要‘過雲中雪’（砍頭）。起義的領袖們自稱千歲萬歲；他們三宮六院，士兵卻過著苦行僧的禁欲生活。洪秀全在南京城內出行，也是百人隨行，前呼後擁，路邊行人皆需下跪。

太平天國吹噓洪秀全是世界萬國獨壹真主，還按廣西“降童”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說話。這是中國的傳統迷信，和西方的宗教沒直接的關系。這樣揚秀清說的話就是神的話，洪秀全感到大權旁落，1856年，洪秀全利用韋昌輝殺害楊秀清及親信6千余人，兩個月總共殺了文武官員2萬多人。後又利用石達開來天京靖難，淩遲處死韋昌輝，將其屍體寸磔，割成許多塊，每塊皆二寸，掛在各處醒目的柵欄處，標上“北奸肉，只準看不準取”的字樣，真是厲害之至。“洪楊之變”導致了十幾萬人被殺。而太平天國在起義後的六年中，不過犧牲4千余戰士。以後又逼走了石達開。

太平天國實行“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套儒家獨裁思想。

太平軍進入天京後，就廣為宣揚兩句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其實當時根本沒有壹國來朝，而大興土木則立即就開始了。

天王府的第壹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燒毀了壹部分，於次年正月又開始了第二期工程。兩期工程所用的磚石木料都是從明故宮、廟宇、民房拆取搬來的，建築工人主要是征用沒有隨軍的婦女、老人，工匠則是奉天王的詔命從安徽、湖北招募來的且都是無償勞動。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計劃擴建到周圍的20裏。 

天京諸王豪貴也上下爭奢賽富，競相大搞華麗排常如輿馬定制，從基層管轄25人的“兩司馬”乘４人擡黑轎開始，層層加大。東王楊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擡的大黃轎，夏日轎下設玻璃註水養金魚的水轎，每次出行時前後儀仗數裏，像賽會壹般。而天王洪秀全從不出宮門，宮內有美女牽的金車，宮外常備64人擡龍鳳黃輿。為了適應豪華的鋪張，宮內專設典天輿壹千人、典天馬壹百人，還有典天鑼、典天樂……等等。奢侈已極。

太平軍從武漢到南京，驅趕居民男女分居後接收居民家中錢財不計其數，為了管理使用這些金銀財寶，天朝設立專管鑄印和制造金銀器皿的典金官；專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管制造冠帽的典角帽；制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為天王制造24只金碗，金筷子，“筋長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難紀略》）連凈桶夜壺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裝飾上更是追求華麗奢侈之風，互相爭奇鬥艷，奢侈已極，壹冠袍可抵中人之產。而天王洪秀全的金鈕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無價之寶。除了供天王如此揮霍之外，還有參加爭吃爭穿爭排場的朝裏朝外文武各級官員31萬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親國戚和洪秀全起事時的功勛兄弟，坐享榮華，很快就把庫中掠奪來的金山銀海挖空吸幹了。

洪秀全總共封了2700多個王。所有受封為王的，不論等級，不分有職無職，壹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選美人，辦儀仗，出門時前呼後擁，盈街塞巷。至今浙江還流傳侍王李世賢出門坐54人擡的龍鳳黃轎，轎上可以召集部下開會。王爺轎輿所到之處，小官和軍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儀仗，輕則杖責，重則斬首。因為當時王爺太多，百姓們迎不勝迎，遂流傳出民謠：“王爺遍地走，小民淚直流”。

這麽多的王爺需要大量的雜役服侍，於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納叛。反過來為了養兵，為了營造安樂窩，他們又巧立名目，橫征暴斂，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竈捐、禮拜捐、門牌稅、人頭稅、犒師費等等二三十種。田賦則由天朝初時制定的每畝壹鬥七升五合，兩年中即增加到每畝七鬥。 

擁有百萬雄兵的後期統帥李秀成擁有百萬家財。當陳玉成為保衛天京上遊門戶安慶而浴血奮戰的危急關頭，李秀成、李世賢兄弟壹心經營其蘇浙領地，始終未發壹兵壹卒前往皖北助戰，坐視安慶和廬州相繼失守、陳玉成犧牲而不顧。直到廬州失守後17天，天京再壹次陷入湘軍重圍的時候，李秀成才為時已晚看到大局動搖的危險性，組織起13王60萬大軍，救援天京。但因諸王各懷私念而消極畏戰，對陣46天，竟未把饑病交加的2萬湘軍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淪陷為止，再也沒有哪個王來解圍了。

這些王爺們各回自己的安樂窩，享受榮華富貴，小王不聽中王，中王不聽大王，最後紛紛叛變。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州，也被其叛變投敵的心腹部屬四王將它完整地奉送給李鴻章了。李秀成從占領蘇州到蘇州失守，僅三年半時間，腐敗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萬大軍。李秀成在蘇州失守以後只率數百親隨狼狽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後失守，天京失守時，李秀成保護幼天王突圍出城以後，與大隊離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纏在腰上的百寶囊休息時被人發現，寶囊被人哄搶，他也被捉住送到清營成了階下囚。他在天京的兩座新舊王府被搶後也被大火夷為平地，與天王府壹樣只落得壹片廢墟，任憑野鴿飛來飛去了。

皇帝佬 蓄六院 怕偷情 把人閹 兒娶媳 父嘗鮮 兄淫妹 天倫亂 養男龐 搞雞奸 喜群交 壁上觀

士大夫 納小妾 戲丫環 泡戲子 同性戀 狎娼妓 最難過 美人關

老百姓 也不閑 夫偷情 妻養漢 女能賣 妻可典 春宮畫 大力丸

房中術 象流感 得大瘡 苦難言

薄命女 是紅顏 裹小腳 苦難言 守活寡 日如年 貞潔牌 血淚沾

說官場 皆爭權 拍馬屁 壹招鮮 排異已 搞誣陷 忌賢能 散流言 

衙門口 面朝南 想辦事 先打點 官多大 多大貪

說社會 更黑暗 幫會頭 人口販 盜墓賊 江湖騙 叫花子 流氓犯 

吃人肉 不眨眼 偷東西 賭大錢 賣老婆 吸鴉片 罵大街 撕破臉 

男和女的出生比例基本上是壹比壹的，皇帝、官僚們多占壹個女人，民間就會多出壹個光棍漢。由於性的極度不平等，又沒有信仰制約，導致了奸屍。如西漢農民起義軍挖掘了鹹陽的個帝王陵，後妃的屍體被奸汙。《晉書·平原王幹傳》：“幹前後愛妾死，即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屋中，數日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屍壞，乃葬。”

1928年，軍閥孫殿英的部隊炸開了慈喜的墓，大肆掠奪。華北出版的《時事白話》中記載了這麽壹件事，孫殿英與土匪無異的軍隊打開慈喜的棺橔之後，見屍體栩栩如生，有個士兵在其它士兵的鼓噪與慫恿下準備奸屍，因為這個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屍體的事，他奸汙年輕女性的屍體已成習慣。於是，這些士兵紛紛剝去屍體的衣服，還圍著細看了壹會。過了不久，屍體和繡袍見風就化，頓時慈喜的面孔萎縮，成骷髏狀態，那個意欲奸屍的士兵就意興索然，停止奸屍，然後就壹起搶奪珠寶。

儒家對婦女的專制壓迫

1．壹夫萬妻制

儒教不讓人崇拜上帝，人死後的唯壹寄托就是香火。為了使祖先崇拜不朽，生孩子、生男孩變成了儒教的頭等大事。中國人對男系血統的重視在全世界第壹的，達到了恐怖的程度。於是，儒教規定了壹夫多妻制，男人的妻妾數目是不受限制的。

儒家的貞潔觀念實際上只是對如何分配女性資源而做的壹種制度化的規定。《禮紀.婚儀》篇雲：“古者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壹禦妻，以聽天下之內治。”這121人成了歷代後宮妃的常數，而宮女的數量是沒節制的，走向了壹夫萬妻制。

理論上說，皇帝可以玩弄他想要的每壹位女性。民間流傳的“遊龍戲鳳”故事，講的就是明武宗在宣化與酒家女李鳳姐的故事。武宗於酒肆中當場強暴李鳳姐，這對鳳姐是壹個悲劇。可當武宗壹亮出皇帝身份，鳳姐就感激涕零了：“今以賤軀事至尊，喝勝榮幸之至。”

周代不僅規定了天子[諸侯、大夫]妻妾的數目，而且規定了同房的順序。具體情況是：壹到九日，八十壹禦婦，每夜輪九人；十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十三日輪九嬪；十四日輪三夫人；十五日，皇後。十六日，皇後；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嬪；十九日到二十壹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壹禦妻，每夜輪九人。

諸侯有九個妻子，其中除壹位夫人外，另外還分為甲、乙、丙、丁四組側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兩個側室相伴。通常的情況是，50歲以下的側室才有和主君共寢的權利，因為還有懷孕的能力；50歲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寢了。夫人（正室）則不受年齡的限制，可壹直和丈夫相處，同進同退。 

大夫有壹妻二妾，以三日為壹輪；而士族只能有壹妻壹妾。妻、妾有嚴格區別，壹般情況下，妻子可從晚上壹直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必須在深夜時分等主君睡著後即行離去。

可見，壹臉正人君子相貌的儒家諸人，實際上是這個世界上最下流的壹批人，他們在欺壓迫下層人民的同時，也就兼任了給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拉皮條的任務。

顧準說：“春秋時代，諸侯聘妻，女方就以娣(小姨子和夫人的女兒)陪嫁，這些女的是當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諷刺路易十五有情婦；不過路易十五有情婦卻沒有3宮6院72妃。”

多妻制決不是專制皇權的特權，它是龍文化中普遍的人民意誌。在中國，多妻制是全社會奉行的婚姻制度，正如太監雖然是龍的仆從，卻也是壹種大眾心理壹樣。

孔丘的父親孔紇曾做過魯國陬邑的邑宰（相當於縣長），他娶了個姓施的老婆，生了九個女孩，卻沒有男孩。孔紇唯恐斷子絕孫，又娶了個小老婆，不久生了壹個男孩。不過，好景不長，這個男孩得病成了瘸子。孔紇急得要死，到了60多歲的時候，又和壹個15歲的叫顏征的女人胡混，二人野合於尼山之上，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孔丘，字仲尼。

孔子也有小老婆。孔子使宰予使於楚。…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白居易的《追歡偶作》中就有這樣的句子：“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 即：“我家裏養的家妓，每過三年多，我就嫌她們老醜了，又換壹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舒蕪痛斥道：“他買了壹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當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醜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壹批新鮮貨，壹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公然以此自炫。說得這樣得意、這樣自誇，賤視女人到什麽程度，恬不知恥到什麽程度！” 

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就有“九燭臺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歡娛”之句。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時還交換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就曾讓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壹個多月才歸還。這種狀況當然決不僅限於“元、白”。這在當時是很風雅的[當今的官人們玩女人仍是風流倜儻的象征]。

德國著名性學家赫希菲爾德博士於1931年來中國調查國人性生活狀況時寫到：“任何人在中國看到壹個由30－50人組成的大家庭壹齊用餐的情景都會大吃壹驚……由大家庭使我不禁對中國婚姻習俗產生了濃厚興趣。據推測，在當今的中國，約30%的中國男人只有壹位妻子；大約50%的中國男子（其中許多人是苦力）有兩個老婆；約10%的男子娶有3-6個女人；另有5%的人據說有6個以上的老婆，有些人竟有30多個妻子。據說張宗昌元帥壹人就有80個妻子……我在香港親眼看到壹個乞丐，除了靠討飯支助他的妻，還養活著兩個妾。”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娶寡婦為妻，沒有生壹個子女，別人怎麽不納妾？中國是小老婆成群。康有為是20世紀初期的例子，毛澤東是20世紀中期的例子，陳希同是20世紀晚期的例子。不信耶穌，中國的二奶群體會越來越大。在信耶穌後，神要把信徒的“個人第壹、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觀念完全顛倒過來，變成“神第壹、他人第二、個人第三”，從而脫胎換骨成為壹個新人。所以，在美國沒有壹個總統有小老婆的。

在特權階級妻妾成群的中國社會，取不上老婆的光棍會有多少。那麽多的光棍們難道就不會因此而造皇帝的反？不會，因為中國的專制者們給了他們壹個醫治性壓抑的良方：饑餓。使廣大人民始終處於半饑餓狀態，讓人民整日為下壹頓飯而忙碌。

2．女又為奴

《東周列國誌》有個故事：鄭祭足之婿雍糾與鄭厲公合謀要殺鄭祭足，雍糾不慎夢中失言，第二天早上其妻祭氏要問清楚，雍糾不願說，祭氏說：“既嫁從夫，又何說焉？”雍糾只好說了。祭氏聽了，先表贊同，先壹日回娘家去當內應。祭氏在娘家問母親：“父與夫二者孰親？”母親說：“都親”。又問：“兩者哪壹個更親？”母親說：“當然是父親。”又問“為什麽？”母親說：“未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人，父合於天，夫安得比於父哉！”這個故事與後來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做法不同。儒家的“三綱五常”把婦女的再嫁權剝奪了，婦女出嫁後，就再也沒有選擇的權利了。

服從是女人的天職。儒家經典《禮紀.郊特性》篇說：“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孔子家語.本命論》）。“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漢代的儒家寫《忠經》，把臣“忠”的邏輯移用於女人，宣揚“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兩個丈夫，不但難以做女人，而且難以做女鬼；據說死後要被判官壹劈兩半，分給兩個丈夫。《清律例》就明載“蓋夫為妻綱，妻當從夫”，對於女人來說獨立意誌和人格等等更無從談起。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孔子提出：“女子小人難養也”。在中國，女又為奴，所以孔子把女子小人相提並論；小人即當時的奴隸用勞動養活了世界，可孔子居然說這些小人真難養活和對付。還有比這更無恥的言論嗎？

中國女人為什麽要自稱為“奴”呢？原來中國人“心甘情願”喜歡做奴隸，我現在為奴，但“30年的媳婦熬成婆”，30年後我就是主婆(升級)了。難怪中國人生了小孩子後，聽到的恭喜卻是：“妳又升了壹級”！壹個等級奴隸制根深蒂固的民族，是無法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因為他心中根本就沒有這概念。儒家的等級文化怎能轉化為民主文化?

《禮記》：“奔者為妾，父母國人皆賤之”、“良賤不婚”。就是說，假如男女們自由戀愛受阻，相約私奔的話，則女方沒有資格為妻，雙方家族都只認為她不過是壹個妾而已。

《禮記》雲：“妾合買者，以其賤同公物也。”妾的身份卻只不過是買來的物品。

妾的本意是女奴隸，《尚書》有雲：“馬牛其風，臣妾埔逃，勿敢越逐。”意思是牛馬發情逃跑了，男女奴隸私奔了，都不必去追。其中“妾”指女奴隸，“臣”指男奴隸。因此娶妻講究的是門當戶對，三媒六聘，“八臺大轎擡進門”，拜堂成親。而妾壹般是買來的身分微賤的女子，壹般從側門擡進去，也沒什麽熱鬧的場面。至於妻和妾生的子女，就更有區別了，禮教中最講究的是嫡庶，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正妻生的為嫡子，妾生的則稱庶子，除非正妻或逐或死，妾被扶正，否則做妾的很難有翻身余地的。

《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妾乃賤流”、“妾通買賣”、“以妾及客女為妻，徒壹年半。” 其根本理由是：壹則紊亂了上下不移的等級關系，二則破壞了宗法嫡庶次序。妻是嫡，而以妾為妻是以庶代嫡，違背了禮教等級。“是可忍，孰不可忍？”假如將妾升為妻，就是觸犯了刑律，壹但事發，兩口子要壹齊服刑壹年半，服完了刑照樣得離異。這樣的法律下，做姬妾的已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淩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飯。

中國式的“姬妾制度”，是壹種極度沒有人性、極度殘忍無情的制度。因為它將“階級”帶進了家庭、帶進了同床共枕的人兒、帶進了手足之情中間，強行把血脈相連的壹家人分成了壓迫和被壓迫的兩類。這實在是對人性莫大的嘲諷。光從制度含義來講，姬妾制度連阿拉伯國家的“四妻制”都不如，這是“仁恕”之道背後的黑色幽默。

中國古代男女從來沒有平等過。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則必須三從四德，從壹而終，夫死要守節；丈夫可以隨意休妻，但是妻子沒有“休夫”的權利。中國女人稍有不對就可被休，有所謂“七出”：無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儀禮)。“無子”放在首位，壹個女人不會生孩子，那她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

3.淩虐婦女，從天子至庶人，彌不有之；蓋婦女居於底層之底層，被視為器物、家畜；生殺予奪，無復人氣；尤為可嘆者，社會熟視無睹，甚至贊揚此類野蠻行為。

中國雖有著“人命關天”的諺語，卻歷來是壹個輕賤人命的國家。西漢年間，廣川王劉去盜掘了壹座古墓，發現有100多具屍體，衣服完好，栩栩如生。這些屍體只有壹個男性，其它都是女性，原來這是公元前771年西周末代帝王周幽王的墓，那些女屍都是殉葬的妃妾。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後用177人殉葬，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乃作黃鳥之詩。秦穆公號稱賢主，猶遺命驅人殉葬。

晉文公登位前曾住在齊國，他的老婆為了讓他逃出齊國，殘忍地殺死了知道消息的丫環。

吳起殺妻以求將，因此而得將印；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

趙國貴族平原君寵姬玉嫣嘲笑了瘸子門客，許多門客因此而去。平原君為了贏得奴才的忠心，不惜殺掉心愛的女人。

荊軻見燕女之手美，隨口盛贊，燕太子丹遂斷女臂以贈荊軻，此與取千裏馬之肝為荊軻療疾，同為求得荊軻為其效死力，而視女人與馬無異。

秦嬴政建驪山陵讓壹萬多宮女為他活活殉葬。妃妾殉葬，壹直延至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用了46個妃妾、宮女殉葬。永樂末年，明成祖大肆屠殺宮女、宦官，在壹次大慘案中，被殺的宮女有近3000人之多。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當天，30多名宮女被帶上殿堂，殿堂內置有小木床，使宮女立在床上，梁上結有繩套，把她們的頭放在圈套中，然後撤掉小床，使她們吊死。

劉安殺妻給劉備吃而得曹操賜金；劉備說妻子如衣服，可隨時脫下甩掉：這和西方的壹夫壹妻制尊重女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三國誌卷六.裴松之註引典論》：(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屍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劉子袁)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曹植的妻子為了討丈夫歡心，她穿了壹件漂亮的華服，在曹植面前轉著圈子，不料被曹操看到。由於曹操嚴禁家人穿綾羅綢緞，加上曹操正對曹植壹肚子不滿，壹聲令下，壹位愛美的女性便命赴黃泉。

魏文帝曹丕即位第三年，頒布了壹項《禁婦人與政詔》，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君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曹丕太過分了，剝奪婦女參政之權倒也罷了，還要將“亂之本”這頂惡帽送給她們戴。曹丕還用壹杯毒酒把自己的妻子甄氏殺了。

三國時期的石崇經常大宴賓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飲酒不盡，就令人斬勸酒的美人。有壹次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壹起拜訪石崇，石崇請他們吃飯，勸酒。王丞相平素不能飲酒，只好勉強應付，以至大醉。大將軍敦則故意不飲酒，看石崇怎麽辦。這樣，勸酒女郎因不能“完成任務”，壹連被斬了三人。旁人十分緊張，不安，勸大將軍敦快飲酒吧！敦卻說：“他殺他的人，和我有什麽關系！”這真是壹群禽獸之徒。

十六國之壹的前涼王張天錫，有寵妾閻氏和薛氏。有壹天張天錫重病臥床，自覺性命不長，對二寵妾說：“妳們將何以報我？我死後，二人豈可再為他人妻！”二妾回答說：“妳若不避諱談死，妾請求殉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誌。”到張天錫病危時，二妾都自刎而死。後來，張天錫的病卻好了。

南朝梁時有個叫杜嶷的人，納了壹個年輕貌美的妾。有壹天這個女子收到其父的來信，正讀信時杜嶷回家，妾羞以家事告杜嶷，把信吞了下去。杜嶷懷疑是情書，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時，妾氣尚未斷。杜嶷看完後，知妾被冤枉，可妾已經死了。

嚴武稚年椎殺父妾，由此成名。《新唐書》卷壹百二十九嚴武傳：武字季鷹，幼豪爽。挺之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而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這段文字約占嚴武傳全文1/4，足見儒家如歐陽修者，對這類非人道之行為不僅不加譴責，且持贊賞之態度)！

虐殺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內的封建社會實在太多了。雖然法律規定殺奴婢是犯法的，但與殺良民量刑卻不壹樣，只是“杖壹百”或“徒壹年”，不需抵命。至於權貴豪門，法約束不了他們，更視婢女的生命如草芥。例如驍衛將軍張直方生性暴戾，對奴婢稍有過失就殺。房孺復妻崔氏壹夕就杖殺侍女兩人，埋於雪中。韋臯做了高官後，將嶽丈家當年對自己無禮的婢仆全部杖殺，投入蜀江。

“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白樂天的哀嘆，是為中國婦女的痛苦而發。關盼盼難忘亡夫張建封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誌守節，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10年守節的故事，認為她既已堅持這麽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貞節烈婦的美名呢。於是提筆作詩雲：“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盡，壹朝身去不相隨”。托人轉交關盼盼，盼盼閱後為其亡夫張建封絕食殉死。

明代的張獻忠為祭神，砍了無數女人的雙腳，堆成兩座金蓮峰，由於峰頂要放最小的腳，他只好把身邊的寵妾的腳砍下來放了上去。可以想象沒有了雙腳的女人命運，只有死路壹條。所以，壹有戰亂便自殺保節，成了傳統女性的人生追求。

唐代開始的纏足文化，令變為小腳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歷代文人除了給小腳命名為：香蓮、金蓮、纖蓮、蓮趾等，還形成了審美原則：小、瘦、尖、彎、香、軟、正。鑒賞等級：神、妙、仙、珍、清、艷、凡七品；之外，更分出了南北的不同審美：北喜垂鉤南愛翹。由此可知，中國女人成為掌上“珍品”之後，就只有被品味著吃掉了。

胡適1961年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中說：“壹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達壹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壹聲抗議，還有什麽精神文明可說？”

幾千年來，沒有人對太監這種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很少有人對纏足的惡習表示憤怒；相反，更多的是下流文人的低級肉麻的贊嘆。

孔子說：“男女授受不親”，導致了寡婦因手臂被男人碰而自砍手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壹下手臂，便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壹手並汙吾身。”於是以斧自斷其臂，為歐陽修大加贊許。

“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宋朝理學家二程、朱熹之流提出來的。所謂的“天理”就是儒教的祖先崇拜，這使得男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受限制的納妾，以多生孩子，以廣子嗣，以繼香火。理學所謂的“滅人欲”其實是專門針對女人們講的。單單用外在的“禮”束縛女人們的行為是不夠的，還需要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貞操烈女觀來禁錮她們的心，才能做到萬無壹失。有人問朱熹寡婦因為無力維生，餓死怎麽辦？朱熹回答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導致了多少人間悲劇！

明清以降，禮教炎威日熾，正史及各地的府州縣誌，無不專列“烈女”壹卷，但大多數人卻連名字也未留下，只有壹個而已。前為夫姓，後為父姓，表明她們只是作為夫權和父權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明代蘇州昆山有壹個叫李惠的婦女，19歲時夫亡，也沒有生育。她留在夫家決心守節，有人勸她：“沒有兒子，老了靠誰？”她說：“丈夫是天，天只有壹個。夫死無子，是我的命不好，妳們不要用這些臟話來汙我的耳朵！”為了“明誌”，她幾次想自殺，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時，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連入獄。有人又勸她說：“如果妳改嫁，離開夫家，這事就與妳無幹了，妳就可免罪了，否則，將死在獄中。”李惠怒氣沖沖地說：“我不會因為危難而拋棄禮義，只要能守節，就是死壹萬次也在所不辭。”她的行為深受官府賞識，明太祖下詔旌表了她。

明朝的“清官”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離開北京時，使用30名轎夫，到德州後，增加到壹百多名。他出門祭祀海神，說要訪問民情，行的是擾民的事，連百姓家的柴火都被征用光了。海瑞年僅五歲的女兒，僅僅因為從家童（自然是男性）手中接了壹塊餅吃，便被海瑞認為亂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大防，犯了不貞之罪，逼令其自行餓死以贖罪。海瑞嚴格遵循儒家倫理道德，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女兒。他從來就不懂得什麽叫“愛”。

漢民族有女性自殺殉夫的傳統，娥皇、女英因夫死後投江。正史孝行傳對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揚！皇帝們死後，往往還要妃嬪殉葬。女人不過是男人的財產罷了。

有的女子只是許聘於人，並未過門，夫死，也終身守節，或以身殉夫。如據《開封府誌》記載，明代開封府杞縣有壹個女子鄭京姐，10歲時許聘給王念祖，不久，王病死。當時年僅十壹二歲的鄭京姐力請父母讓她歸於王家。去王家後，穿上自備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壹如婚儀。禮畢，來到念祖靈柩前哭奠、守靈。5天後，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換上吉服，在柩旁自縊身死。

1918年，中國有壹個女人死了丈夫，她試用了九種不同的方法自殺，磨難了98天才成功死去。死後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讓人膜拜。政府、民間宗法勢力都對踐行這些儒家教條的行為都加以引導和鼓勵。依照“褒揚條例”，凡婦女至少在30歲到50歲之間不再嫁人或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殺或因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者，都會受到政府褒獎。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對自殺，惟有我們這個民族鼓勵女人自殺，真是野蠻啊！野蠻來自於儒家教條[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及其信徒。

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已達到了壹種迷信的地步，甚至認為只要軍隊中有女人就註定要打敗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頒布了禁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其後世代相傳。道光年間這種情況更變本加厲，《東華續錄》記載，道光十年(1830年)，軍機大臣上書奏請“藩婦不準來省居住，夷商不準坐轎進館”。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在《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中明確規定：“夷人偷運槍炮，及私帶藩婦梢人等至省，應責成行商壹體稽查也”。

4．中國文化就是重男輕女。女兒沒有繼承權，更不用說女婿、外甥有什麽繼承權了。在西方和日本，女兒都可以當國王，英國經常有女婿當國王，惟獨中國例外，真特殊的。

690年武則天改唐國號為周。中國每次改國號都死千千萬萬的人，為何對國家的名字改來改去？因為中國繼承權的高度排他性，異姓[包括女兒]不得封王，更不能當皇帝。所以，為了名正言順，幹脆把國名也改了。武則天後來取消帝號和國號，承認改國號錯了。其實，俄羅斯也有2個女沙皇，她們是沙皇的老婆，還是德國人，她們當皇帝也沒改國號。

中國目前的農村，仍然流行“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是沒繼承權的，為此引發打官司。女人出嫁，戶口很快遷走了；要是招女婿，戶口很難遷進來，而且女婿往往是受社會歧視的對象。這表明中國人對異姓的歧視是根深蒂固的。

在湖北紅安紅四方面軍的故都七裏坪看到的標語盡是：“溺殺女嬰是種犯罪行為，嚴禁B超查性別”。今天，重男輕女在農村比任何時代都突出，山東招遠市的趙玉令殺死了回國探親的博士女兒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兒不肯承擔傻子弟弟買賣婚姻所需要巨大開銷。

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便是無德了。但這個說法用在男人身上卻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這是什麽邏輯呢？說穿了，只是用來轄制婦女，壓迫婦女罷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轄了，那可怎麽辦？

受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中國的女孩子都熱衷於傍大款，當二奶，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獨立，中國人是不能忍受這種事情的。 

從對待女性等弱勢群體的態度上來看，中國文化中的“禮儀”與西方文化的禮儀相比，那是猴子的禮儀與人的禮儀的區別。中國的禮儀只是猴子的禮儀：有吃的東西要先給大王吃，有母猴子先給大王泡，小猴子要對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對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對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這就是猴子的禮儀。

中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壹夫多妻制國家，中國也以婦女纏足和溺棄女嬰聞名於世。魔鬼把人變成工具，人也把人變成工具。女人和孩子不僅是傳宗接代的工具，也是發泄性欲、顯示尊貴的工具。中國真正的壹夫壹妻制，是在傳教士到中國之後才逐漸開始的。有很多知識婦女今天聲稱熱愛中國文化，她們根本不知道她所熱愛的中國文化原是婦女的祭壇。 

中國吃人史

唯物主義把壹切歸於物質，這樣使人喪失了尊嚴，失去了高貴的人格。生命成了強者手中的工具。韓信“多多益善”,在他眼裏士兵不是人，而是工具。孩子死了，父親為“絕戶”痛苦超過了失去生命而痛苦。人的物質化與工具化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吃人國。

韓國裔的美國人鄭麒來在《中國古代的食人》壹書中說，中國的“食人”記錄，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食人的多次性、殘酷性和有理論的吃人，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中國歷史上共有118個年代發生過人吃人的記載。平均每18年就有壹次大規模的人吃人。這還僅限於有官方文獻可考的官方紀錄(不包括地方誌、野史雜記)，也僅限於大饑荒時的人吃人，若至於戰亂時的人吃人，平常時的吃人肉……那就更無計其數了。從中國史書上常可以讀到諸如“人相食”、“啖肉”、“癵肉”、“肉刑”、“割股事親”、“割肝炒菜”、“弱肉強食”、“人市”、“人肉包子”、“人肉市場”、“人肉筵席”、“殺妻宴客”，甚至“幹屍”、“鹽屍”、“人彘”等駭人的字眼，可見中國不僅饑荒時人吃人，戰亂時人吃人，即使平時，也常以人肉當美食，生病時以人肉當藥補，並發展出壹套全世界獨壹無二的人肉料理學。

周文王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

《管子》中記載：齊桓公有壹次說：“易牙做的飯太好吃了，只是還沒有吃過易牙做的蒸嬰兒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3歲兒子蒸了端來給齊桓公吃。齊侯壹面講禮教，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葵丘大會說了多少“誅不孝，無以妾為妻，敬老慈幼” 等等道德仁義的門面話；他不但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人，而且是壹位吃人肉的。

豎刁知道齊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閹割成太監，以便能夠經常接近齊桓公。齊桓公嘆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豎刁因此得寵。這就是“豎刁自宮”的典故。桓公的宰相管仲卻說：“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後來齊桓公病倒了，易牙、豎刁乘機囚禁齊桓公，追殺太子姜昭。齊桓公被活活餓死，死在宮中後67天，還不讓人收屍，以至屍體上的蛆蟲，紛紛爬出宮門。

公元前661年，翟人攻衛國，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懿公是歷史上唯壹的被人吃掉的國君。

《左傳》記載：宋國的都城被楚軍圍困時，宋國人都“易子而食”。

戰國時，魏國的將軍樂羊率軍攻打中山國。可他的兒子在中山國為人質，中山國將樂羊的兒子做成羹送給樂羊。樂羊知道羹是什麽做的，但他還是喝了下去。這壹行為受到魏國人的廣泛贊揚。

戰國時期，就曾發生這麽壹件事。齊國有兩位勇士，壹人住城東，壹人住城西，互相不服氣。某日，他們突然在沖上相遇，想比試壹下，到底誰是真正的勇士。他們壹同到酒店飲酒，壹個人說：“喝酒不能沒有下酒菜。”於是就拔出刀來，割下自己身上的壹片肉給對方吃。另壹位毫不示弱，也拔出刀來割自己身上的肉給對方吃。這樣，妳割壹片，我割壹片，割來割去，兩個人不壹會兒都送了命。

漢高祖恐諸異姓王韓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借口消滅之。《史記.黥布列傳》記載，公元前196年夏，劉邦以梁王彭越陰謀造反為由，將其殺死，切碎作成肉醬，並把這肉醬分發給全國各地的諸侯食用，以示恐嚇。不但皇帝吃人肉，還要追給諸侯嘗人肉茲味。劉邦壹面講禮教、尊孔子，壹面吃人肉。

王莽政權崩潰後，人們割了他的頭，還將其舌頭切了分吃。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關中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獻帝興平二年(195)，關中大饑“民相食略盡”。

漢末臧洪為袁紹所圍，城中食盡，亦“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吳虞在《吃人與禮教》壹文中說，“把人當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來供自己的犧牲”，然而，就是“這樣蹂躪人道蔑視人格的東西，史家反稱準他為‘壯烈’，國人反親慕他為‘忠義’，真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了…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真是慘酷極了!”他得出結論說，禮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禮教。

三國時，吳國大將高澧好飲酒，愛殺人並飲人的鮮血。每天夜晚，他都在住所附近擄掠過往行人，殺死後飲其血食其肉。

東晉孫思作亂時，擒獲縣令就把他剁成肉醬，並且把他的妻子兒女殺死吃肉。誰不肯吃這人肉就把他支解處死，連他的肉也壹塊吃掉。

劉宋元嘉十八年（441年）酒泉守將沮渠夫周“殺妻以食戰士”。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張超之走至合殿禦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食其肉，生啖之。”

前廢帝永光元年(485)：“討義恭殺之並其四子，斷絕義恭肢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40%-50%]，建康城內因侯景圍城“數月之間，人至相食，存者百無壹二”。“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元帝承聖元年(552)“暴(侯)景屍於市，市民爭取食之，骨皆盡；”侯景的屍體被切成碎塊煮成湯（羹），侯景的妻子凓陽公主也被民眾殺而食之。侯景的副將王偉被囚並解往江陵，被梁朝的民眾放在爐中烤熟食用。

十六國時，前秦符登領兵征戰，把殺死的敵兵叫做“熟食”。他對軍士們說：“妳們早上作戰，晚上就可以飽餐肥肉，不必擔心挨餓。”於是，部下都甘願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飽後再作戰，兇猛異常。

隋朝初年，王頒因不滿陳國國王陳霸先殺其父，加入了正在南方攻打陳國的隋軍。陳國敗後，王頒從墳中掘出陳霸先的屍體，焚其屍骨，用水和著骨灰喝了下去。

隋煬帝開汴渠，麻叔謀被任命為開河督護。他到達寧陵後患病，求醫診治。醫生說必須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後加入藥物，壹起服食。鄉村百姓前來獻羊羔約有數千人，麻叔謀給了他們優厚的報酬。寧陵縣下馬村有個叫陶榔兒的，他家的祖墳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時被發掘，就偷了別人家壹個三四歲的男孩，殺死後蒸熟裝入食盒獻給麻叔謀。麻叔謀吃著這肉，香美異常，十分滿意，就下令讓河道在經過陶家墳地時繞了個彎。陶榔兒兄弟繼續偷盜小兒蒸熟獻給麻叔謀來討賞。其它百姓也效法他們。當時，附近村莊接連丟失小兒達數百名。當地凡有小孩的人家，都特制壹個大木櫃，夜裏就把小孩藏在櫃中，用大鎖鎖牢，而且全家人點著蠟燭值班看守。到天亮打開櫃子，若小孩還在，全家老幼都壹齊慶賀。即使如此，丟失小兒的事件仍然不斷發生。

隋代楊玄感謀反，煬帝把他擒獲正法，罪及九族，並且命令朝廷公卿以下官員，都去割食他的肉。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616)，江淮饑饉無食“始采樹皮葉，或搗槁為末，或煮土而食；諸物皆盡，乃自相食。”

隋代末年，高瓚宴請諸葛昂，把壹對十來歲的雙生子烹熟，頭顱、手和腳分別裝在盤子裏，端上宴席。不久，諸葛昂宴請高瓚，讓自己的愛妾敬酒，那妾無故笑壹下，諸葛昂怒叱她壹頓，命令她退下。不壹會，把這位妾整個放在大蒸籠裏蒸熟，擺成盤腿打坐的姿勢，放在壹只特大的銀盤子裏，她的臉上重新塗好脂粉，身上用錦蓋著。這道“菜”擡上來後，諸葛昂親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給高瓚吃。諸葛昂神態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盡飽而止。後來遭遇兵亂，諸葛昂和高瓚壹齊被盜賊抓去，盜賊割下他們的肉烤著吃。

隋末的朱粲是壹位吃人魔王。當時襄陽、鄧州壹帶大災荒，白米萬錢壹斛還買不到，百姓相食成風。朱粲乘亂起兵，常捕捉民間幼兒蒸吃，朱粲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他對軍士說：“世上最美的食物，還能超過人肉嗎？只要國中有人，我就不用擔心軍糧。”他下令捕獲婦女和兒童，蒸熟分配給士兵當飯。後來朱粲降唐，李淵派部將段確勞軍，宴席間，段確對朱粲開玩笑說：“人肉到底什麽滋味？”朱粲反唇相譏：“如果是剛喝過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豬肉壹樣。”段確怒罵道：“妳這狂賊，既已入我唐朝，不過是壹個奴才罷了，還敢吃人嗎？”朱粲就下令將段確殺死，烹食其肉。

貞觀年間，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被腰斬，名叫丘行恭的將官用手挖出劉蘭的心肝生吃。

武則天時期，杭州臨安縣尉薛震好吃人肉，有壹個向他討債的人帶壹名仆人來到臨安，住在旅店裏，薛震把他們主仆二人用酒灌醉殺死，然後把屍體放入大鍋中，加上水和水銀同煮，連骨帶肉壹起化為肉醬。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其妻驚覺逃走，報告縣令，縣令派人逮捕薛震，審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

此時，嶺南陳元光性情暴戾，他設宴待客，壹男仆敬酒，陳元光勃然大怒，命令衛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殺死，又把他的肉煮爛端上宴席讓客人們嘗鮮。客人們不知是人肉，邊吃邊說好吃。當時又有施州刺史獨孤莊喜歡吃人肉，他生病時不想吃飯，只回憶起平時吃過的人肉味道不錯，這時他的部下有人死了壹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給他吃。

武則天死後，其寵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殺，百姓們臠割他們的肉，煎炒而食。

安史之亂時，皇帝李隆基向西南逃跑；士兵們在陜西馬嵬驛發生嘩變，楊玉環、楊國忠被殺；楊國忠的肉被士兵吃得幹幹凈凈。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尹子奇久圍雎陽“城中食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將士皆泣下不肯食……(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女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壹座3萬余人口縣城吃人吃到最後，只剩下4百來人。

《資治通鑒》記述睢陽張巡殺妻妾吃肉裹腹這壹事件的時候，不僅未對張巡殺人、吃人的暴行作絲毫的譴責，反而對他“忠心耿耿報君王”的行為大肆贊揚。

《資治通鑒》中“人相食”出現頻率最高：有人統計該書，發現10頁之內就出現“大饑，人相食”之類的字眼；即使是多達百萬的民眾被吃，史家也若無其事的壹筆帶過。

代宗永泰二年十二月癸卯(766)，(周)智光素與陜州刺使皇甫溫不協，“誌斌入奏事……叱下斬之，臠食其肉。”

唐代白居易的《輕肥》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元和年間，節度使張茂□常吃人肉，後來到朝中任職，別人問他在節鎮時吃人肉的事是真是假，他毫不掩飾地回答說：“人肉腥且，爭堪吃？”代宗時，嚴震也有同樣的嗜好。李廓任潁州太守時，曾捕獲七名盜賊，李廓審問他們，為首的盜賊供稱，他們是得了某個江湖秘傳，說了吃了人肉之後，這家人就會昏睡不醒，因而行竊時就不會被發覺。

在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食人；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莫過於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 

黃巢所過之地，百姓凈盡、赤地千裏。《舊唐書》記載：僖宗中和二年(882)，黃巢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近壹年時間裏；采用過機械化方式，數百(壹說三千)巨堆，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老幼，悉數納入巨春，頃刻磨成肉糜，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保證起義軍的戰鬥力。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鹹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計，吃掉十倍於張巡守睢陽城時的人口——30萬。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絕非壹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

唐末時，秦宗權常派遣部將四處屠殺百姓，他的軍中不帶米面，把殺死的人用鹽腌起來作為軍糧。唐末楊行密圍攻廣陵時，城中糧草罄盡，守城軍士就抓百姓到集□上販賣，專門派人殺戮他們，像屠宰豬羊似的，這些人被殺時，竟然壹聲也不喊叫。

光啟三年 (887)：“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料值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州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壹聲，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顰蹙而已。” 當城裏糧盡時，“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人像豬羊壹樣被屠夫切了在市場上賣錢營利，其景象雖比人間地獄亦有不及。

“河陽節度使李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

昭宗大順二年夏四月庚子(891)，“(王)建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韋)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 

五代時的趙思綰領兵占據長安時，就殺婦女兒童為軍糧，按壹定的數目分給各部。趙思綰愛吃人的肝，他把活人剖開肚子，割下肝臟，炒熟飽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臟的人還在慘叫。趙思綰從作亂到敗亡，共吃人肝66副。

五代後晉時，張彥澤被耶律德光擒殺，市民們砸開他的頭顱，挖出腦髓，又割他身上的肉，壹同烹食。後晉萇從簡歷任河陽、忠武、武寧等鎮節度使，特別愛吃人肉，所到之地，都派親信捕捉民間的兒童蒸熟吃。後漢蔡王劉信掌管禁軍時，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來他的妻子和孩子，當著他的面零刀割他們，讓犯罪者吃自己親人的肉。被零割的人身首異處，手足分離，滿地鮮血橫流，劉信舉杯飲酒，並讓樂隊奏樂，毫無憐憫的表情。劉信雖然自己不吃人肉，但他的這番舉動和那些吃人的人相比，其暴虐程度更嚴重。

古代契丹的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的鮮血，他常把婢妾的身上刺個洞，用嘴對著傷口吮吸血液，像小兒吸奶似的。

北宋大將王彥升領兵作戰，得勝後就會命令設宴，把抓到的敵兵俘虜綁在旁邊，他用手硬扯下俘虜的耳朵，放在嘴裏咀嚼，同時慢慢舉杯飲酒。俘虜滿面鮮血淋漓，疼得嗷嗷直叫，王全然不顧，與賓客談笑風生。他用這樣的辦法共吃了數百名俘虜的耳朵。

北宋初年，有個名叫王繼勛的，本是孝明皇後的異父同母弟，他因橫行不法，獲罪被貶，產生變態心理，專門以臠割奴婢為樂事。開寶三年(970)，他復官分司兩宗，經常強行買得民間少年男女作奴仆，稍不如意，就把他們殺死，烹食其內。宋太宗趙炅繼位後，有人揭發了他的罪行，(977年)將他罷官治罪。他供認共殺食婢女百餘人。被斬首於洛陽。仁宗時期，廣源州儂智高的母親阿虎喜愛吃人肉，每頓飯都要殺死壹名小兒供她食用。

嶽飛詩詞中有“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此處的匈奴，是指女真人），壹個心中充滿了仇恨又想吃敵人肉與血的人，是被專制的愚忠所徹底異化了！漢族為什麽如此仇視異族？嶽飛殺了壹個漢奸，圍觀的人們把死人碎屍並食用，以發泄對賣國者的仇恨。

北宋靖康之亂時，江淮之間民眾相食，人肉的價錢比豬肉還便宜，壹個少壯男子的屍體不過15千（1鬥米要數十千錢）。明代萬歷45、46年（1617、1618）山東大饑荒，蔡州人吃人，慘不忍睹。清同治3、4年間（1864、1865），皖南到處人吃人，人肉開始賣到30文1斤，後來漲價到120文1斤；江蘇句容、溧陽、溧水等處賣到80文1斤。

宋代文人莊綽在《雞肋編》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荊榛千裏，盜賊、官兵、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豚，肥壯者壹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名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不慕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稱為‘兩腳羊’”。兒童的肉叫做“和骨爛”，是最鮮美的，因為兒童肉在煮爛後，可以連骨頭壹起全部吃掉；年輕女子的肉則被稱為“不羨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鮮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燒把火”，意為燒不爛，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需要多加把火）；對人肉的通稱則是“兩腳羊”。

南宋時，因元兵打來，齊魯壹帶的漢人從山東逃到杭州，半路上沒有吃的，他們就吃人肉幹：“人臘”，壹直吃到杭州為止。

南宋寧宗嘉定年間，林千之任西欽州知州，得了壹種病(末疾)，有個醫士告訴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可以強筋健骨。於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島島境內捕少年男女，制成肉幹，叫做“地雞”、“地鴨”。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當地土司告發，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僅流放到海南。由於南宋政治腐敗，這樣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沒有得到懲罰。

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唐州被困，“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殺妻或殺妾之後，必是“括城中婦人食之”！

元人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裏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軍”即朱元璋之軍，這個吃人上癮的軍隊，何嘗考慮過民意。

朱元璋賜給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殺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塊弄熟，由朱元璋分發給常遇春及眾大臣食用。

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朱有熹，最愛生吃人的肝、膽和腦汁。每天天黑後，他看見有人經過他所居住的王府旁邊，就命令手下人把他們引誘到府中殺死，供他食用。後來，人們都不敢從他的府邸前後經過。像朱有熹這樣的帝室貴胄，竟然如此歿暴，其下的兇官悍將的吃人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初年，韓雍率軍平定廣西壯族、瑤族的叛亂。有壹次，他和部將在轅門商議軍事時，把幾名俘虜拉過來斬首，然後剜出死者的心臟，砸開頭顱取出腦汁，趁熱吃下肚去。

明成化年間，湖廣都指揮彭倫跟隨趙輔平定大藤峽民叛亂，把抓獲的俘虜綁到高竿上，讓兵士將他們亂箭射死，然後又割裂他們的肢體，讓兵士烹煮而食。

明代有個名叫王冠的人，熱衷於房中術。他有婢妾十餘人，咨意縱欲，婢妾懷孕快要分娩時，王冠就讓她服藥打胎。胎兒產出，王冠就把胎兒放在石臼中搗成肉醬，配制成藥丸。他還購買別人家的幼兒烹熟食肉。後來事情敗露，王冠被治罪，淩遲處死。

明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倒臺後被淩遲處死，仇家出錢賄賂劊子手，買去他的每壹片肉生吃，以解胸中之恨。

嘉靖時，王被嚴嵩殺害，後來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獲罪被斬首，王的兒子王世貞、王世懋兄弟花錢買通行刑的劊子手，砍下嚴世蕃的壹條腿帶回家去，煮熟祭奠父親，之後，王氏兄弟把那條人腿上的肉吃個凈光。

明代萬歷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東大饑荒，蔡州有人肉市場，慘不忍睹。

大明崇禎皇帝誤信了滿人並不高明的反間計，將薊遼總督袁崇煥以“欺君悖主，裏通蠻夷”的罪名綁赴菜市口處以最殘酷的淩遲之刑。行刑之日，天昏地暗，飛沙走石。袁將軍不為所動，談笑自若。鄶子手因刑前有皇帝的秘令，不敢稍有懈怠，足足割滿1200刀，只乘下壹副骨頭架子才讓袁將軍斷氣。刑後，市民爭購“奸臣肉”食之，竟然擡到20兩紋銀才能買壹兩肉。明末散文家張岱的《石匱書後集》有詳細記載：“割肉壹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壹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

明末的劉澤清是壹位活吃人的典型人物。他鎮守廬州(今合肥)，平時讀書作詩，頗為風雅，實際上極其兇殘。有壹天，劉澤清設宴請客，讓壹只猩猩捧著壹盞裝有三升酒的金甌向客人跪著敬酒，客人嚇得渾身發抖不敢接酒。劉澤清笑著說：“妳連這畜生也害怕嗎？”他又叫人拉過來壹名死囚犯，在宴會廳中當場打死，取出腦漿和心肝放在另壹盞金甌中，讓另壹只猩猩捧著，劉澤清吃著血淋淋的人心肝，喝著白花花的人腦漿，旁若無人，賓客莫不膽戰心驚。後來劉澤清投降清朝，清朝擔心他反復無常，尋借口把他磔死。

明末，“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幹涸，至是彌甚。赤地千裏，糲米壹鬥價二十金，養麥壹鬥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篙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壹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壹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饑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清·彭遵泅《蜀碧》卷四)。

1628年（崇禎元年）陜西大饑荒，人相食。這場空前的大災難拉開了明王朝滅亡的序幕。李自成大順軍的戰馬飲的是俘虜的血，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壹顧。上了戰場，戰馬壹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壹樣。李自成攻破洛陽，殺了福王朱常旬，並且取他的血和鹿肉壹同煮熟，賜給部下嘗食，名曰“福祿酒”。

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壹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苦難，壹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妳既然那麽苦，何必活在世間？”就把老農殺了。李自成對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毀，十人九亡。清初只得從江浙遷徒民眾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廣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說。

清順治九年(1652)南明將領李定國率兵攻新會，城中糧盡，守將就殺居民為食。有壹回城門正要關閉，有幾百名鄉下百姓湧到城門外請求進城避難，縣令不同意收留他們，清軍守將說：“讓他們進來吧！到緊急的時候，這批人可作為我們十天的口糧。”於是打開城門，把百姓放進來。新會縣城被圍困八個月，守軍吃掉民眾近萬人。有戶人家數口被吃，只有壹人幸免，這位幸存者有壹天在路上遇見了清軍守將，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將感到驚訝，問：“妳拜我幹什麽？”那人說：“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妳的肚裏了，他們都沒有墳墓。如今寒食節臨近，我不朝著妳的肚子下拜又到哪裏去拜呢？”守將滿面羞慚，急忙離去。

清初順治年間，安邑知縣鹿盡心得了痿痹之疾(半身不遂)，有個方士對他說吃小兒的腦子可以治好病。鹿盡心相信他的話，用高價購買小兒，猛擊其頭部致死，取出腦漿燉熟服用。這樣，他吃了許多小兒，病情未好轉，又請方士扶乩求仙，方士又教他吃生腦漿。於是鹿盡心就把捕獲的小兒敲開頭骨，生吸腦汁。但是，鹿盡心的病到底沒有好，不久他就死了。

太平天國之亂後，同治三、四年間(1864、1865)，皖南到處人吃人，皖南、蘇北的人肉價目，高不過百余文，低僅數十文，遠較豬羊肉為廉。江蘇句容、溧陽、溧水等處賣到八十文壹斤。最初人肉市場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肉，以後便發展為當場屠宰活人，謂之“菜人”。吃人的理由就是生存，有了壹切為了生存的理由 ，吃人就當然無所顧忌。

1895年8月，廣東壹個村子為水發生了武裝沖突；被俘的人被殺死，他們的肉、心和肝被分發給勝方食用；勝方的小孩子，也可以參加這壹人肉“盛宴”。在魯迅《狂人日記》裏提到：近代的徐錫麒被抓後，他的心被炒著吃了。

因天災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據《清史稿》記載，352次災荒，發生19次食人事件。在清朝統治的260多年間，大約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況發生。1976年唐山地震中壹個困埋在地下的男人，因為將剛剛死去的妻子的胳膊啃吃了壹條，才維持著生命等到了救援。

食人，是為了健康。中國人認為吃人肉或者吃人的某些器官對人的身體有好處，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就有記載。陳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華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說：我出身在壹個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拔貢，祖父是舉人 …… 外祖母身體力行儒學“百行孝為先”的教義，實踐過“割股療親”（割下腿肉作為藥引以治父疾）。2005年1月30日，四川忠縣壹流浪漢被人殺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兇犯磨成粉，兌水喝下以治病。

甚至認為吃人肉或人的某個器官可以增強性功能。在廣東的某些酒店，嬰兒居然被做成羹湯供人享用，生意還特別紅火！有的嬰兒被加工前還活著！從醫院到酒店有壹套完整的商業渠道 。眼下流行三千元壹盅廣東嬰兒湯；數月胎兒，加黨參、當歸、枸杞子等補藥，再輔以雞肉排骨煲為羹湯，據說極是補氣壯陽。自詡為“嬰兒湯”常客的臺商王某，緊摟著妙齡二奶洋洋自得地說：“以我六十二歲的年紀，每晚都可來壹回，還不是靠這個！”

我們這壹民族，真是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唯物，越來越無所畏懼；但現實、唯物到這壹步，已與禽獸無異了；那我們還有什麽資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基督教國家裏，他們無論怎樣享受，怎樣地想錢想瘋了，也不至於想到利用死嬰的份上吧；可我們這壹民族中的人卻這麽想了，這麽做了，還開出專門的人肉餐廳了。

妳們對美國人，對日本那邊的事簡直明察秋毫，可對近在自己身邊的，對同胞間這種肆意對待生命、極其醜陋的事卻置若罔聞，壹付漠然！這樣的愛國和愛自己的民族，愛的又是哪門子的“國”和“民族”？我們的農村為什麽到現在依然存在著買賣女嬰，溺殺女嬰的現象。中國呵，我為妳哭泣；中國的農民，我更為妳哭泣！

孔子贊揚晉文公的政績，可從沒有譴責過晉文公吃人肉。晉文公繼位前曾到處流亡，沒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給他吃。這很合乎孔子的殺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後歷朝歷代都規定寒食節來學習介子推的獻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壹樣的獻身，君王的統治就可以千秋萬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後“割股療親”的事就時常發生。用自己的身體的某壹部分做藥，獻給自己的父母，為他們治病，滋養他們的身體。《二十四孝圖》盡量贊美的就是這壹類的“食人”。

中國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被審美化了。《三國演義》第十九回講：劉備被呂布打敗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獵戶劉安家中。劉安非常崇拜劉備，劉安家中又沒吃的，他就“殺妻以食之”。這樣他以“食人”的行為實現了“忠孝兩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後還給劉安百兩黃金。

奴隸主灌輸給奴隸這樣壹種倫理：壹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並吃掉另外壹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種殘殺和虐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作者是贊美這種的德行，而讀者看書時也沒感覺到可怕，可見我們的心靈麻木到了什麽程度！這種吃人有理的文化說明了中國人是壹個根本“妖魔”的種族，無需別人來“妖魔化”。恐怕全人類找不到第二個這樣沒有人性的民族。

林沖必須提人頭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團[這個吃人集團被中國人所崇拜，恰恰證明了中國人的野蠻落後性]，在1920年代井崗山又重演過，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在演義這樣野蠻的故事。那個搶劫武漢廣場和銀行的湖南張君集團，其入夥的條件就是必須先殺個人！還記得1994年那個在建國門殺死伊朗外交官兒子的連長吧，他本來是要去天安門大屠殺，結果在建國門殺死了幾十人。這說明了中華民族確實是壹個野蠻民族。

魯迅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在這個以“仁”為道德核心的國度，幾千年來，這樣大規模、肆無忌憚地食人，這種被被儒家學說所默認、所鼓勵的食人，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都是毫無人性到了極點！

每壹種文明都必須具有道德底線，才能防止人的集體性道德犯罪與無意識地全面墮落。道德底線，是守衛人的最基本的尊嚴、良知的最低防線，是做人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規範（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與非、美與醜、善與惡、好與壞的分水嶺，也是使人不至於墮落為禽獸的最後防線。道德底線要求人們譴責並反抗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如果整個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壹代代的重復那些滅絕人性的事，對泯滅人性的制度、習慣熟視無睹，那麽這種文化絕對是出了重大的問題甚至是野蠻到了極至而使人喪失了覺悟能力，是壹種野蠻的變態文化，是文飾野蠻的偽文明。

《聖經》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記》23:19、34:26、《申命記》14:21）。萬能的上帝是那樣深切地愛著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於“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後代的事情的發生。那麽，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後的審判的來臨吧！

在基督教未傳入的地區，食人的習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墻外的肉鍋中常是死屍的存放處，讓最窮的人將它拿來烹煮當作食物。他們以為吃下敵人之後，可以讓對方的力量與自己相結合，以致能戰勝他們的對手。因此，阿茲特克人(Aztec)為了要尋求力量而吃了數以萬計的人。不過，在福音所傳之處，食人的習俗都被廢止了，人們在信基督後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嚴。

壹位學者在描述斐濟島上所發生的事時，他以壹句話總結了在大部份地區食人習俗被連根拔除的情形：“從食人到愛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壹個的小島上，壹位美國大兵遇到了壹個手持聖經且會說英文的當地國民。士兵指著聖經笑道：“受過‘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書了。”這位島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們這麽做對妳們是有益的，”他壹邊撫著肚皮壹邊說：“不然，妳現在就已經在這裏面了。”

肚腹文化國

1．黑格爾說“中國的顯著特色凡是屬於精神的壹切壹概離他們很遠”。

有人說：中國人重精神，精神很文明；西方人重物質，物質豐富但精神頹廢。這完全是瞎說，只不過別人的物質文明看得見，別人的精神文明難看見罷了。

漢人是壹個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精神生活的民族。漢族人既不會唱、又不會跳；其它民族都能載歌載舞。據統計，中國有60%的人壹輩子不看書，這能說中國人重精神？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中國傳統文人擁有的純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權有勢者的擺設、裝飾、排場和消費，是並不必要的高檔消閑方式，是文人、有閑階級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麽講究經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勢利化、官僚化；要麽講究無為超脫，不免消極、遁世。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傾向歷來有之。基層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謂文化只是茶余飯後的娛樂、刺激和消遣，逗人壹笑的玩藝。文字書寫對他們來說是多余的。” 

中國人是壹個貪圖現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國人的技術是世界第壹的。雖然中國的烹調術、房中術非常發達，但是能享受他們的並不是眾多怕死的人，而只是壹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敢於將腦袋栓在褲腰帶上打天下、並取得成功的人。這壹夥亡命之徒成為統治者後，會對廣大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民眾打心眼裏蔑視，並會將他們作為牛馬無限制地壓榨。而怕死的民眾對殘酷的專制也能默默的承受，除非沒有飯吃。和民眾的極端貧困相對應的是專制者們的極端奢侈，他是通過極端縱欲來毀壞生活質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喜，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擁有成千上萬後宮的皇帝也不會真正品嘗到性的樂趣。

2．食宗教

赫拉克利特有壹句名言：“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麽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是幸福的”。完滿的人生不是臣服於自己的肚腹、也不是欲望的奴隸，它渴望獲得人性的尊嚴和自由的光輝。文明社會的標誌是以上帝為上帝，出現了“主觀自由”，而不是“以肚腹為上帝”、信仰“壹切為了吃”這種“食宗教”。 

以食為天，或者以食為上帝，是撒但動員人性背叛神最著名的方式。亞當犯罪是因為吃，撒但在曠野裏試探耶穌首先也是用“吃”。馬太福音記載：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者的前來對他說，妳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壹切話。對於撒但的工作，保羅在羅馬書 16:18中說：“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歌林多前書 6:13說：“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肺立比書 3:19中說：“他們的結局就是沈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羅馬書 14:17說：“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撒但的兒女是以肚腹為上帝的。中國人把飲食看成是壹種享受，看成是高於壹切的人生目的。“民以食為天”，天者，人生的最高追求者也。食也擺在首位，這是典型的拜物教。孫中山說：“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壹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人的食文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吃是壹般等價物、無所不吃、而且吃人。中國人把大量的時間耗在吃上，僅僅做壹頓飯就要好幾個小時，吃飯的時間也長。老是思考著胃的需要，這是壹個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應該過的生活嗎？

絕大多數人見面寒喧，總是離不開“吃了沒有”。因此，中國人飲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對食物的內在營養不甚在意；國人重視的是“花樣”、“碟數”、“排場”和“規格”。變幻繚亂的山珍海味、野饈奇佐，甚至成為壹種炫耀財富的資本。中國人，為何對自己的胃那麽眷顧和青睞，惟獨於頭腦卻漠不關心呢？

推杯換盞、劃拳猜令、嘔物狼籍、殘羹剩炙……確屬中國的壹大標誌景觀。不僅官場，百姓間的私人交往亦如此。那種紙醉金迷、花天酒地、壹擲千金……

中國“食文化”的殘酷舉世皆知。梁實秋先生《炸活魚》壹文記載：中國人以活魚做菜，能將魚頭以下烹熟而魚尚且活著，客人食用之時，魚吻魚鰓尚在活動，魚眼也在盤中慘兮兮地看著食用它的人們，這就是所謂的“炸活魚”。中國人把“炸活魚”的絕活引到了新加坡，但遭到新加坡政府的查禁。

廣州盛行的吃猴腦的方法是敲開活猴的頭蓋骨直接從中吸食。壹個中間挖洞的方桌，中間的洞正好容壹只猴子的頭伸出。壹只非常可愛的猴子牽出，猴兒的頭頂從小洞中伸出，用金屬箍住，並且箍的非常緊，用小錘輕輕壹敲，頭蓋骨應聲而落。猴的腦部就完全裸露在食客們的面前。這時，有較饞壹些的人，已經用湯匙升向紅白相間的猴腦，隨著桌下垂死猴子壹聲慘叫，拉開了生食猴腦慘狀的序曲。這麽殘酷的吃法能說是精神文明？廣東鄉親還將歡蹦亂跳的蠍子泡在酒裏，等它半醉半死之時，放進嘴裏津津有味地咀嚼。 

據報道：深圳壹天吞掉十噸蛇，吃蛇成風。在海南流行的則是吃鳥，數年下來，原本種類繁豐的海南鳥族今已傷殘累累、羽光雕零。資料顯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動物 (包括很多珍稀類)消費地在亞洲，尤以香港、廣東、臺灣為盛。

為了滿足口腹之欲不惜吃斷大自然的生物鏈，可以暴殄天物，管它是優雅的天鵝、瀕危的中華鱘，還是獸中之王獅子，統統敢吃。在中國菜的餐單上，妳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腦、熊膽、壽龜、鶴鸛、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揚子鱷……。

在西方人眼裏，這簡直是壹種恐怖，是壹種“暴力飲食”、“犯罪飲食”，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癲狂。難怪有人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復雜、最深不可測的胃! 裏面竟有那麽多慘不忍睹的動物屍體……那簡直不是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墳墓！

生命是壹種奇跡，不論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動物包括寵物和野生動物在內的生命都同樣珍貴可愛。無論以多麽合理的口實消滅壹個生命都使人痛苦和難以接受。西歐國家壹個老太太的狗丟了，全鎮的人都幫她找。人們之所以幫她，是因為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鎮人的痛苦；解除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鎮人的幸福。他們擁有博愛之心，擁有對動物生命的博愛之心。

英國人明確宣布動物擁有五大權利：足夠食物和飲水而免受饑渴的權利；足夠活動空間而免受不適的權利；及時醫療而免受傷害和疾病痛苦的權利；尋找伴侶和自由表達天性的權利；不受驚嚇而免受恐懼和焦慮的權利。這說明，在壹個文明的社會動物和人壹樣有生命權等權利。蔑視動物的生命權，最終就會蔑視人的生命權。

在美國，狗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不得毆打虐待，要定時餵水和食物，否則會被控告。美國有壹個案子，壹個有數次虐待動物的人，因為再次虐待家犬，被法院判處25年徒刑。

美國的利奧波德說：第壹代倫理規範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摩西十戒。第二代倫理規範調整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如馬太福音所說：妳願意人怎樣待妳，妳就怎樣待人；民主制度旨在使社會與個人相協調，忽視了環境。第三代倫理規範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意味著人類必須對自然予以尊重，人的行為應有利於萬物的共存，為後來人保護好資源環境。

他說：“任何事物，只要它趨向於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這突破了“人本”邊界，推翻了以“人”為尺度的傳統判斷標準，使生態學變成了壹種最廣泛的倫理學，壹種富有“宗教感”的生命關懷信仰。

德國思想家阿爾貝特.史懷特說，倫理的本質是敬畏生命，有思想的人必須象敬畏自己的生命壹樣敬畏所有的生命，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價值和存在的權利。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萬物皆有尊嚴，如果人類侵犯其尊嚴，就等於侵犯人類本身的尊嚴，自然界對人類有養育之恩，人類對自然界要施人道、善待自然。

飲食習俗折射出國民的素養。“吃啥補啥”的理論，是中國飲食文化的壹大特色，蛇膽、熊膽、猴腦、虎鞭、活鼠、醉蝦、胎盤……從動物的腦髓到性器官、到活的動物、最後到人，皆可以成為我們“進補”的材料。自古迄今，中國人從未停止過“進補”，最後卻把自己補成了“東亞病夫”。這真算得上是中國“飲食文化”吃出來的壹個天大的笑話！

基督徒的嘴是“主貴”的，動物的頭和足不吃，動物的內臟不吃，動物的血液不吃，無鱗、無鰭的魚不吃，雕、鼠、蛇、蜥蜴等都不吃。這壹方面是由於《聖經》的禁忌，另壹方面是因為歐洲從來沒有鬧過人食人的大饑荒。

西方人主張壹種節約型適度型便捷型的餐飲方式，原則上“夠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決不剩余和浪費；把進食看成是維持其生命和體能的手段，只要營養夠就行，食物的外在形式不太講究。

中國文化是只為肚腹的文化，是“沒有超越、也沒有拯救”的“虛其心、實其腹”的文化。中國人信仰唯“物”主義，只要肚兒飽，自由平等不需要；壹切以金錢來衡量，甚至說64屠殺是正確的，因為後來的經濟上去了。經濟難道是唯壹的標準？他們為專制辯解，仿佛中國人只配受奴役，他們是壹群受奴役還感恩的愚民。

中國人的生命太“生理”了，視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長度。中國人的欲望結構和消費形態皆嚴重地“物化”，文化品質中缺乏純凈的精神審美和超功利的價值目標。落魄時對金錢的吝惜及瘋狂追逐反映了對物的迷信，發跡後的大肆揮霍與炫耀亦源於同樣的“拜物”情結。中國人生的成功標誌表現為對物質和權力的占有程度(權力說到底也是壹種物化能量，壹種間接的對物的占有方式)。欲望物質化、信仰物質化、交際物質化、權力物質化、藝術物質化、情趣物質化、操守物質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了。中國的俗語是：手心手被都是肉，兒是娘身上掉下的壹塊肉。許多中國人只有肉體，沒有靈魂，沒有精神，眼裏只有錢；中國人心中沒有神的監督，所以時常偏離正道，導致了無數的混亂與犯罪。

這種唯物的利益崇拜的原因與宗教精神的匱乏有關。中國人在撒但的誘惑下寧願棄神的形象，反而認龍做父。這些年來，撒但用“經濟發展”這壹“吃”的偶像迷惑了更多的人，然而，這樣的發展正預示著所多瑪和巴比侖壹樣的命運。壹個民族缺少了宗教態度，缺少了對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對自然的審美習慣，功利思維便失去了制約，欲望便失去了限制。

3．公仆花天酒地

2000年經濟學家揚帆就指出：中國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相當吃掉壹個三峽工程。1993年7月1日“廣州酒家”推出“黃金宴”，食用黃金從日本高價進口，不到壹月就售出100多席，每席8萬至10萬；深圳“龍都豪門宴”，每席定價188,888港幣，至今生意興隆；西安的富豪們壹餐吃掉36萬“天龍禦宴”；1994年上海“蘇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門宴”，頭兩天以半價優惠，每席28888元，第壹天就售出6桌。從1993年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年消費量16千瓶。 

中國人的情感聯絡和權力的腐敗形態，差不多全是物質型的。壹位省級領導到基層縣區視察，嫌工作餐“不標準”，勒令換“自助餐”，可小縣城沒這洋玩意，於是，趁首長大講“廉政須從管嘴做起”的當兒，縣府急忙調車，由壹副縣長親自帶隊，警車開道，浩浩蕩蕩，從幾十裏外的市區大飯店借來餐具、廚師和菜料。已備好的酒席全潑進了豬槽…

1997年公款會議、出國就花費2835億元。壹個國家級貧困縣，壹年的招待費達200萬元，尚不包括下屬單位、企業的招待費；另壹個縣招待費占財政收入的59%。國家電力公司人事部門在武漢開3天會，平均每人每天消費壹萬元！廣東省陸豐市“人民大廈”以豪華奢侈名聲遠播，最高的壹桌竟吃了15萬元！2004年不少城市推出了幾十萬元壹盒的月餅。

《偉人鄧小平》所用金紙以99.9%黃金為材質，運用納米高新技術精制而成，封面嵌有純度達99.9%的純金鄧小平像；22600元壹套，國外發行為4000美元。當然是公款購買。 

在美國——官員每餐(公務餐)若是超過9美元便以行賄罪論處。

北歐國家公共部門的壹切開支、每壹筆經費的去向和每個公務員的收入財產都是公開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體監督。相關網站上有國家領導人（包括皇室成員）的財產和收入資料，有政府官員公務宴請的菜單和費用以及出差的報銷清單。有壹位高官只不過公務宴請時上了壹道鵝肝，就被傳媒批評超標而丟了官。幾年前，時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薩林購物時借用了政府為其提供的信用卡，盡管後來將錢還回去了，但經媒體揭露後，她不得不辭去現職。本來是熱門的首相人選，卻因借用信用卡壹事斷送了政治生命。

德國前央行行長威爾特克也因為公款消費丟了官。2002年，他帶著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華酒店阿德龍住宿4天，花銷7661歐元。按規定，他本人可因公務報銷兩晚上住宿費，其余費用應由他自己支付。結果整筆費用都由德國央行屬下的德累斯頓銀行埋了單。此事經媒體披露後轟動全國，威爾特克不得不離開年薪35萬歐元的德國央行行長職位。

印度政府部門並沒有食堂等後勤設施，由於中間只休息半個小時，許多人的午餐都是從家中帶飯或者在街邊小攤上解決。印度經濟增長學院的古普塔教授對記者解釋說，除了極少壹部分外事場合會有政府出面宴請外，印度總體上沒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對於普通的政府部門，所有的工作往來都是“有事說事”，辦完後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於每年所做的預算當中沒有招待費這壹項開支，餐飲發票不能報銷。

政府官員同樣也不敢接受別人的請客吃飯。壹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訴記者，想請印度官員吃飯“可不是那麽容易的壹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員本人的私下關系已經非常密切，他們根本不會隨便答應和別人壹起到餐館吃飯，因為壹旦被媒體發現及曝光，政府公務員即便沒有做損公肥私的事情也會“有理說不清”，公共輿論的壓力甚至會使其最終職位難保。

中印文化專家帕蘭傑毗曾經寫過壹篇文章，分析中印兩國在吃喝問題上的文化差異：“在宗教影響下，印度人將超度靈魂作為人生的首要目標。他們相信身體是靈魂超度的障礙，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來滿足身體的需求，而是讓它飽嘗饑餓並穿最簡樸的衣服，甚至許多人成為素食主義者並且滴酒不沾。中國人則正好相反，對於他們來說，身體是父母贈送的禮物，應該去善待而不是傷害，因此他們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來放縱自己。”

先進國家決不允許公車私用。

如：瑞典首相住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沒有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除非履行國務，否則不允許使用公車。周末時，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車，包括首相的。芬蘭總統騎自行車上下班，中國駐芬大使館為慶祝節日，曾經送壹瓶茅臺酒給芬蘭官員，但對方馬上付現金買下。

德國規定，總理的豪華防彈公車周末使用必須付費。施羅德只好開著自己破舊的私家車出門。1998年，施羅德帶著夫人多麗絲及女兒乘坐壹架政府噴氣機前往西班牙旅行，為此被收取2620英鎊。施羅德為了節省家庭開支，他從別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壹套二室壹廳的公寓裏，女兒來度周末只能支臨時床；他家每周只請得起1次清潔工，施羅德的夫人每天要采購、做飯。

英國首相布萊爾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顧，公費旅遊壹番——他要與埃及總統就伊拉克問題進行協商，但他自掏腰包，住進了埃及的壹套普通公寓裏。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請，也是來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納稅人的錢，結果引起輿論大嘩，布萊爾只好給埃及的慈善機構捐款以彌補自己的過失。

《新民晚報》報道：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每周壹半以上時間乘地鐵上下班。自“9.11”以來已乘了3年的地鐵。他是壹位個人資產總值達到40多億美元的大亨。他放棄政府給予的優厚薪水，只拿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洛杉磯縣聖地迪諾市市長，每周壹、三、五下午到市政廳上班，平時開自己的雜貨店。市政廳日常事務，由其助理處理，市長年薪只拿壹美元。

2001年後美國經濟衰退，各州都壓縮財政開支，康涅狄格州州自不例外。警政廳廳長李昌鈺所管轄的部門，被指令要裁減13個人。他為此發愁，部門下屬個個都是幹才，況且裁了人家，生計不是成問題了嗎？他跟州長商量，能不能不裁或少裁，交換條件是自己不再拿15萬，減為年薪壹美元……就這樣，李昌鈺成了美國警界唯壹的“壹美元高官”。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用約3000億元。1999年全國的教育經費總額也只3349.04億元。全國官用汽車就將全國教育經費耗完！1990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調查指出公務用車存在嚴重腐敗。與社會轎車每萬公裏運輸成本為8215.4元相比，黨政機關等單位每輛車竟高達數萬元。每輛出租車的工作效率為公車的5倍，而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以韓國公車改革為例，韓國漢城市政府只有4輛公車，漢城市政府每月給政府職員發壹定的“交通補貼”，其中，處級公務員的補貼也不過14萬韓元(折合人民幣1008元)。相比之下，中國壹些地區發給處級官員的“交通補貼”達2000元至2400元。 

4．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是愛錢如命

中國人賺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庭。中國人的新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也沒有“恭喜發財”的說法。這只能說明中國人太註重金錢了，怎能說註重精神？

隨著《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內大款紛紛把財產轉讓給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繈褓中嬰兒的名義購置物業，以便在將來節省壹大筆遺產稅金。

壹個網蟲寫到：“我是壹個可憐的中國人，活了這麽多年，在國外還是被稱為‘討厭的中國人’，在老外眼裏，中國人更象壹群只會工作、吃飯的蟲子。從古到今，中國百姓與政府永遠是對立面，不信任規則和秩序，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拿得到手的東西。孩子從小就被教育‘不要吃虧、不要信別人’。中國人看起來總象忙碌搶食的螞蟻，不團結，不文明。另外，究竟有幾個中國人在勞碌壹生後能夠肯定地說他自己很幸福的？”

在歐美，人們以精幹、健壯為美，以在戰爭中負傷為榮，以胖為醜，視肥胖為懶惰、疾病、甚至貧窮的象征。而在中國，人們卻以胖為美：“富潤物，德潤身，心寬體胖。”“腹肚下垂，福祿綿綿。”“頭大無肩，富貴長年”；“臍深容李，（肚臍能容下李子）富貴自起”。“腹如抱兒，四方聞知”“腹懸向下，富貴主壽。腹墜而垂，智合天機”。

歐美人心中的美，能讓他們選舉出名副其實的公仆。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們選舉出（就是有選舉權的話）壹個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爺或者是豬。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聖經》，便將民族主義視為害人的瘟疫（詩篇91:3）。然而，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很嚴肅地探討這種文明的瘟疫，導致中國近百年各種的貧窮、苦難、內戰與外侮；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難辭其咎。

“民族”壹詞曾與國家同義，民族主義也被譯為國家主義。但民族偏重於心理文化，國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國，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義”壹詞。1836年編撰的《英國牛津詞典》第壹次將它收入，釋義為壹種學說；以後的詞典指明其意義為“集體本位主義”，有民族獨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義。

民族主義形成於近代西歐反專制的鬥爭，人們把對世俗貴族和國王的忠誠變成了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全體成員的熱愛。所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常常難解難分。法國大革命中動員國民為保衛革命而戰，要求公民都說壹種“國家的語言”來代替眾多的地區方言，建立公民學校灌輸對國家的熱愛，促進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成為右派政治人物揮舞的大旗。民族主義從壹個原本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有關的概念，轉變成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帝國主義的運動。

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義是對壹個民族的認同、忠誠乃至奉獻。民族主義認為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護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個人承擔什麽樣的犧牲都是應當的；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根本不可能與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是壹種國家或準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壹切專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結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極大的個人犧牲。這種情況在落後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主權已成為專制符號，國家可在主權的名義下胡作非為。

民族主義者的眼裏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和尊嚴。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壹種極端形式。恐怖主義者不惜毀滅整個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階級仇、種族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阿克頓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誌永恒至上，民族統壹是這種意誌的必要條件，其它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誌，對抗這種意誌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誌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亂。在這裏，民族淩駕於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了壹個虛幻的統壹體；它壓制壹切自然權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壹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先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壹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頓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健康的，即便它與民主理論聯系在壹起，其實際的結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強勢（多數）邏輯和總體主義的極權專制因素擴展開來。他說：“在民主和民族之上還有另外壹個更高的價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權）的價值。獨立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動亂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的最終限制。同壹主權之下若幹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壹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

他精辟的指出：“同壹國家之下若幹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壹個驗證。……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壹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壹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壹起”。

自由主義並不排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比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更為重要，主權雖具有壹定的意義，但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權；只有以個人的自由、幸福為價值指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才具有正當性。

愛因斯坦1931年發表的《主權的限制》壹文，開頭便提到：“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哪裏有自由和人權，哪裏才有祖國。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無是非可言的愛統治者。他說：“民族主義是壹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

民族主義的那種無條件的祖國之愛是變態的，它強調犧牲個人權利來保障對民族國家的絕對忠誠，這樣就難免與專制獨裁為伍，成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

血緣最利於誇大同仇敵愾。就像某些只顧哥們的朋友，不講原則。遇見自己人吃虧，有理由要上，沒理由創造理由也要上。從這種群體血緣相似性擴展開去的民族主義：第壹特別容易寬容自己人的罪過，就像魯迅所說：“覺得做外人的奴隸，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隸”；把淪為異族之苦告訴國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結論：“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1840年中英戰爭傷亡的軍人還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獄死的人多。專制壹點都不比侵略者的槍炮溫文爾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義下，貪得無厭地要求個人犧牲和奉獻。

1925年6月陳源在《西瀅閑話》裏感慨：“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壹聲不響，壹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壹致的憤慨起來。”中國的事情，就這麽怪。洋人殺壹個中國人叫殺人，中國皇帝殺了千萬中國人卻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殺死奴才，因為奴才的生命所有權都歸主子。

受壹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壹個黃頭發的洋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義和邪惡、善良和惡毒、正確和錯誤，難道是是以血緣、人種、民族來劃分的嗎？壹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壹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

在20世紀，壹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壹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中國人民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又歷來不講究專制與人權的區別。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比對專制還是人權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民族主義具有本能愛國主義輕率的激情，還多了使本民族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強權的工具。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誇大自己的民族成績的傾向。團體自戀拒絕批評，導致了災難的再次降臨。 

民族沙文主義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了對於強權的熱愛、對於壹小撮當權者的暴政的熱愛。當權者正是利用這類蠱惑人心的符號騙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如果壹個民族的振興是以每個成員的工具性使用和無償犧牲為代價的話，這種民族主義是可恥的。因此，對這種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

在21世紀，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的缺陷，來抵擋自由民主的大潮，來掩蓋官民之間的沖突，不過是壹廂情願罷了。民族主義天然就具有壹定程度的民粹特色，它的源泉不在官方，而在民眾，包括那些具有狹隘、極端、反智和無政府傾向的盲目民眾。當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脫離了官方軌道，或者當民粹意識處於極端情緒化的爆發之際，專制政府難免要惹火燒身，這正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傳統中國的民族觀基本上是壹種以血統論為基調的種族主義的民族觀。。以血統作為認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國的“族類”概念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的特征。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以血統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稱始於西周，夷夏之辨嚴於春秋。嚴夷夏之防，類似於現代的“種族隔離”。

中國號稱有56民族，卻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包含這56個民族。這種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國人這麽做。中華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國與華夏的概念。所謂的中國，從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國；這種概念，源於漢族世界中心的意識，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漢族認為，漢族有權統治世界。所謂的華夏概念，就是“華夷之辨”的意識，也就是凡不是漢族者，就是夷人；漢人視夷人為蠻族，漢人用“蟲魚鳥獸”來形容他們，例如，蜀、閩、回鶻、鮮卑、羝、羌等；由於漢人認為夷人不是人，因此漢族有權統治與掠奪他們。

中國人自古就沒有把外族當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豬玀這些表示動物的名稱往往是由獵犬旁組字。在古漢語裏，其它民族的名稱常用獵犬旁，以表示這些異族類似野蠻的動物。如“獫允”，我國古代的壹個民族；又如“狄”， 我國古代北部的壹個民族，分赤狄、白狄、長狄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稱為北狄。在秦漢以後，“狄”或“北狄”曾是中國中原人對北方各民族的泛稱。19世紀曾在“英”“法”的左側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些有良知的漢族知識分子對此亦感到汗顏，並促進了壹些文字變革，如將“僚族”改為“僚族”（我國古民族，分布在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數民族。）又將“撞族”改稱“童族”。但是“童”還有仆人的意思，還是壹種歧視，解放後就再改為“壯族”。 

除了用獵犬旁，古人還用蟲字底來稱謂壹些少數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稱“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後以並入漢族的形式消失）。現在的文獻已改用“蛋民”來稱謂這壹族人。 

千萬不要認為漢人歧視周圍的少數民族僅僅是由於壹種民族優越感所然。從上個世紀初到二戰爆發之前，有大量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戰亂和饑荒紛紛逃到東南亞各國；那些難民（或移民）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們到了僑居國依然要歧視其它種族的人群；他們稱當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東洋鬼”、白人是“紅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國國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個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現在的廣東百姓還時常稱外國人為“鬼佬”。中國人自認為有異於他人，由來久矣。

清末面臨列強的瓜分，嚴復於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於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康有為在《大同書》裏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讓黃種人與白種人通婚混合，消滅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種。在這裏，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已經從天下主義修訂為黃白二色人種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構想。

魯迅曾說：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識（傳統的四海壹家是指服從華夏等級文化的壹統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體）。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壹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壹人。……是曰民族之統壹。”“五族共和”被作為維護國家統壹、爭取各少數民族參加民國的口號和政策而加以強調；國旗也被定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聯合。

蔣介石政府最終放棄了“五族共和”論，其標誌之壹是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明確指出，“五族”不是單獨的五個“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五個“宗族”，共同組成統壹的“中華民族”。

1949年後，血統論就像壹個不死的鬼魂壹樣附上了“階級論”的身體。如今又發明了“中國特色”、 “國情”、“國民素質”之類，對內欺侮百姓，對外敷衍洋人。

政客為了政權，當他們統治不成功時，總是宣“國情的特殊論”。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維護黨權。他們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這些高喊“中國特色”和集體高於個人的官員大多是腐敗分子，其鼓吹的目的無非是教人們做政府的奴隸。“特色”早成了特權錢謀私的掩體。凡與國際常識不相符合的行為與思想，均貼以“特色”的標簽，以掩蓋其醜陋，讓大眾喪失反省能力。特色不過是借口而已，目的是為了讓有權的人當官的時間長壹些，錢多撈壹些，然後可從容不迫地去做外國人。“特色”即“特權”，它是極權的產物，又要靠鎮壓來維持。在他們看來，只要強調所謂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壹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暴露了宣揚者本身的專制本質，是政客和禦用文人們用來掩飾獨裁的遮羞布。

有人說中國人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不是種族主義。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歸屬只有壹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權主義，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皇權主義就是專制主義，天下服從壹個腦袋，用專制文化或主義來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無價值，而且十分有害。

強調自己文明優越性、鄙視外來文化的例子最早見於《論語》：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孔子“以杖叩其脛”，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關系。當時中原人的坐勢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勢是“跽”（相當於今天日本人的坐勢），夷人的坐勢卻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勢等孔子，這對於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絕不能容忍的。難怪他又罵又打。夷夏之別，在孔子時代是儼然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就是這種歧視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輕視外來文化，他把“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比做“南蠻鳥央舌之人”，認為許行說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對於異己，除了見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解是來自不同的族類，所以持斷然否定的態度。 

韓愈也輕視外來文化，對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甚至要“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中國後來通過反復的屠殺最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國既接受了佛教，同時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導致了惟我獨尊意識，將自己的文化當成中心和標準，鄙視、敵視和懷疑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來文化，拒絕向外族學習。這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

中國人以為“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實眼光並不出於東亞，對南亞、西亞，以至歐洲了解極少，更不用說非洲、美洲了。實際上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清朝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經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個商家——十三行來往。外國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觸十三行以外的中國人，不能坐轎，不能學說中國話，不能帶女眷來廣州，不準在廣州過夏和過冬，有事只能通過十三行轉稟。十三行行總和窮兇極惡的官吏對商人們隨意敲詐勒索以中飽私囊；每批貨物該交多少關稅，也由官吏們隨口說定。

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壹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樸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拉開了中國和西方國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國堂堂正正地向中國要求貿易，中國卻蔑視英國為夷狄[不跪拜]而頑固不開。有迂儒寫書立說，指洋人身上少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跟“人”不壹樣，是半畜半人。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憤憤不平：“我們象要飯的壹樣進入北京，象囚犯壹樣被監禁在那裏，而離開時簡直象是盜賊”。“壹個專制帝國，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什麽進步，何處值得仰慕？”馬戛爾尼道：“壹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1816年，英國再派阿士美德率團來華，然而英使仍不願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們剛到北京便被驅逐出境。　　

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幹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1897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而教會偏袒教徒，引起群眾不滿，有二、三十人沖入教堂打砸搶，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強占膠州灣。

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他在山東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1500多人，又在營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當時慈喜想廢光緒，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收編賜名“義和團”，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在翰林院點燃了火，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當時藏身使館的壹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記述說：“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燒翰林院是為了蔓延燒毀英國公使館，結果公使館完好無損，翰林院被毀，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和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7月15日，義和團開始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墻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50人從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幸存。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4千余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余家。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壹頂“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壹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壹個血與淚的海洋。

義和團喊著“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桿，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著“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表、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幸免。凡是洋人傳來的東西，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

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滿門被斬者。壹次在壹戶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這家8口人全被殺光。壹群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6名孩子當場喪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發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誌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壹空！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

對於那些敢於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裏通外國”的罪名，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凈盡才心滿意足。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裏通外國的罪名，立刻被搶掠壹空。匪徒們甚至沖進大內去搜索第壹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才逃過大難。

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壹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麽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壹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清廷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

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壹次將44名外國傳教士、17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壹家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下逐壹殺害，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國士兵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國教徒吳安圓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語畢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說：“請妳等壹等”，便去洗臉並換了壹身幹凈衣服，才對暴徒說：“我不悔教，妳想怎樣就怎樣吧！”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殺。

那時，美國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傳教士們在生命危殆時，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本來他們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就勇敢就義。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壹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壹座拱型紀念碑，上面就刻著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191人，被殺教徒6060人，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燒拆房屋兩萬余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50萬人！！！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過力的英國人李提摩曾認為，中國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區中最文明的壹個。但義和團運動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堅持要在太原開辦壹所高等學府以使中國青年擺脫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後，他用從山西罰得的50萬兩白銀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後來的山西大學），他說，建大學的目的是“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1990年代，蠻不講理的民族主義興起。1998年大使館被炸，死了幾個共產黨官吏舉國上下痛斥美國，暴民們又壹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而中國因人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卻不知道似的。當人們只抗議外面的暴力，對內部的暴力卻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義良知，就是中了什麽邪；這些人貪生怕死、搞雙重標準、浪得虛名。

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是壹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軟化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打垮後，仍然堅信“中華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國看作是“兒子打老子”來聊以自慰。

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個出使歐洲的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敗後，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別人，才有了康梁變法。可見，沒有暴力的打擊，中國人永遠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國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難時刻，士大夫們竟然炮制出“西學東傳”荒誕怪論！

到了民國，辜鴻銘留著著小辮子在北京大學教書。他說：“洋人不會因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漢人辜鴻銘已忘了漢人不留辮的歷史，竟習慣了做亡國奴！他雖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滿腦子的是舊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曾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壹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中國的包辦婚姻辯護。胡適本身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卻洋洋灑灑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西方的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誌摩來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全篇是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女性地位辯護，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並為醜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 

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顧事實的闡發所謂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優點。他們甚至為壹些糟粕和陋習辯解。

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的，哪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陳寅恪先生說：“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之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中國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療”。

中國總是誇大自己的成績，抹殺外國的成績。我們津津樂道的唐朝偉大與開放，說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做官。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其它地區的開放普遍得很。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甚至有好幾個皇帝[羅馬皇帝並非國家主人而是第壹公仆，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爾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繼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會巴黎的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發表的宣言中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過頭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個彌天大謊。實際情況是：會議主持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利·韋塞爾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開幕講話中說，“如今的學者借助先進的通訊手段可以身處異地而參加同壹些討論，啊，要是設想壹個有傑裏邁亞、畢達哥拉斯、老子和瑣羅亞斯德——還不要漏掉釋迦牟尼參加的討論會，該多麽有趣！”就這麽簡單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個“孔夫子救世界”的學界笑話。

在今天的中學數學課本裏，看看被我們更名為“勾股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裏，記述了西周時期壹個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於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壹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勾股定理”。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發現。所謂“勾三股四弦五”，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壹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系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壹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別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勾股定理”，並壹直沿用至今。這真是壹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壯舉”。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計算機，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計算機的雛形嘛？《周易》裏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長壹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嘛？二進制只是它的壹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壹只“陶制鼠標”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嘆，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這算啥！我們以世界1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蔑是什麽？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日本的自然資源卻極其貧乏；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人口密度卻小於日本（中國為每平方公裏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裏330人）；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可195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我們的80%，但現在我們的GNP僅僅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爾系數是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37.1%，農村為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中國趕不上日本顯然是中國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阿Ｑ政府總是宣揚外國的醜惡，隱瞞自己的醜惡。專門熱衷於挑剔他國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當指責他國缺點時，多數中國人有壹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我們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當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態，使得“先進者”決定以“走俄國人的路”來建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後來又驅使全民“超英趕美”，以“全人類解放者”的身份幹盡人間的醜惡。壹個民族只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國政府不斷培育自豪感，結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國文化中，無不彌漫著這種害國主義的毒素。“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種唯我獨尊的心理至今還在延續。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系。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惟我獨尊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壹些人內心裏還做著天朝上國的夢，他們說的無非是“中國人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之類的法西斯口號，打心眼裏從來看不起任何外國，最自大的就是這些蠻不講理的“愛國賊”。

當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時，愛國賊們說，外國也有這樣的罪惡。這種辯護的邏輯簡直令人發指！難道外國有罪惡，我們這裏就應該有罪惡？ 

這種蠻不講理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害國主義，使我們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賣國主義。這些人無限熱愛政府領袖，而領袖恰恰是有資格的賣國者，他們自然就成了賣國主義、專制主義的幫兇。

這些被傳統文化毒害過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淪為徹底的文化中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

壹個背離上帝不講是非的民族

壹個邪惡的吃人民族

壹個越到後來就越專制的民族

壹個越到後來就越被外族征服的民族

壹個不依賴西方民主思想就無法推翻滿清的民族

壹個依靠蘇聯的極權主義顛覆了民主共和的民族

壹個自高自大的拒絕學習外族的阿Q民族

妳的希望在哪裏？妳的未來在哪裏？

壹個吃人的越來越專制的民族

有什麽道義資格批判越來越自由的西方文化

整天罵外國，只會導致民族的自我毀滅 

只有真心誠意的懺悔，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

我們對祖宗的錯不能文過飾非甚至把它吹成鮮花，這只會越來越錯。無原則瞎吹捧專制的祖宗對廣大的人民是犯罪；這是在愚弄人民，只對當官的有利。

祖宗的錯就是我們的錯，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來批判、來反省、來改正，通過制度建設、民間組織建設、道德建設來避免再犯類似的錯。

文化不只是自己的才好，別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好，為什麽不可以學？以人類文明的普遍原則來批判東方民族的野蠻“文化”，實乃替天行道。

壹個不願意把別國的優點當作鏡子來對照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壹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人，是壹個毫無希望的人；壹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民族，是壹個毫無希望的民族。壹個不願意聽反面意見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

十六世紀三名葡萄牙人從澳門乘船去暹羅，途中遭遇風暴，被吹到日本九州島島的種子島。他們攜帶的鳥槍立即被種子島島主時堯所接受，很快便仿效制造出大批洋槍，從九州島島逐漸向全國普及。大量生產的結果對作戰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僅各國大名均組成步兵火槍隊，而且城堡的建築方式也發生變化，即出現了帶有高墻、深壕、射擊孔的巨大城堡。

1549年天主教耶酥會傳教士沙忽略（Frasisco.Xavier, 1506-1552）來到鹿兒島，到山口傳教，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為了便宜行事，傳教士們首先與當地人大名往來，取得信任。而大名們為確保貿易的豐厚利潤，也樂於同西方傳教士交往。伴隨天主教迅速擴散而來的西方歷法、文字以及書籍、繪畫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更強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壹時間，西方宗教在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傳播開來。

到了16世紀80年代以後，天主教在日本已擁有15萬信徒和200多所教堂，在傳教士的建議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歐洲參見羅馬教皇。

豐臣秀吉統壹後，曾采取過保護天主教權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原罪意識、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壹夫壹妻等思想觀念，不僅與幕府賴以維系思想統治的佛教、神道教發生沖突，還削弱了幕府的統治的政治基礎。像大村純忠把自己的領地奉獻給長崎教會，迫使領地內百姓改信天主教，更令秀吉對西方勢力有所警覺。1587年豐臣秀吉改弦更張，宣布了《禁教令》，開始逮捕傳教士和部分信徒。1596年秀吉逮捕了6名傳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長崎以殘酷的磔刑（撕裂肢體）將26人全部處死。

德川家康重新統壹後，德川幕府最初對西方宗教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傳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躍起來。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上萬人，並按照教會組織形成聯絡體系。當德川家康意識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勢必沖擊東方封建專制統治的正統意識形態，於是，轉而實行取締西方宗教的政策。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總督，要求停止傳教活動。並明令天領（幕府在各地的領地）內實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戶的大名妻室當中有天主教嫌疑者，壹律強迫改變信仰。拒不放棄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

1621年德川幕府向全國發布了第壹道禁教令。1622年10月，幕府在京都將53名教徒處以火刑；1623年9月，又在長崎將555名教徒分別以火刑和磔刑處死。

1624年後，德川幕府屢次向長崎地方官下達“鎖國令”：1633年取消朱印船貿易，禁止持有幕府奉書的船舶出海；1634年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動的人工島嶼“出島”；1635年全面實行海禁，違者格殺勿論。

為了有效鑒別出潛藏的天主教信徒，禁教官吏“發明”了名為“踏繪”的方法，將帶有聖母瑪利亞和耶酥浮雕的鐵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個從聖像上走過，以便甑別出信仰洋教與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絕踐踏聖像被逮捕。為了強迫信徒皈依神道、佛教，酷吏們使用了駭人聽聞的刑罰折磨信徒。對於堅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別采用火燒、凍餒、半身掩埋、裸體倒吊並在顏面燙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鋸鋸斷頭顱或以荊棘捆綁焚燒的極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殘酷的迫害引起了下層百姓的極大憤懣。1637年，島原、天草農民不堪忍受苛政，揭竿而起，爆發了直指幕府統治的武裝起義。17世紀初，有壹個叫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驅逐出境時留下預言：將來必出現壹位具有神聖稟賦、通曉教義的16歲的童男，代表上帝來拯救萬民。這壹預言在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起義者推舉年僅16歲的天草四郎為“總大將”,把3000多信徒集結到島原城中。驚恐萬狀的幕府調集大批軍隊鎮壓，卻遲遲不能攻克。起義者環繞在靈異少年周圍，堅持兩個多月，彈盡糧絕，全部戰死。

此後，幕府懼怕民眾繼續利用宗教旗幟再度團結起來，進壹步地閉關鎖國。1639年7月，下達了最後壹道鎖國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天主教國家的貿易對手全部趕走，徹底禁絕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在禁教過程裏，幕府陸續關閉了沿海口岸，僅在長崎壹地的“唐人屋”與孤懸海上的出島的“荷蘭商館”（有幕府武士把守的壹條棧橋同長崎口岸連接），保留了對中國和荷蘭的限量貿易，以解決國內對生絲、香料等貴重物品的急需。

當幕府將軍對天草起義軍民固守的島原城久攻不下，荷蘭殖民者不惜以炮擊城墻，屠殺起義軍民來取悅日本統治者，終於保住了自己在出島荷蘭商館的貿易地位。

鎖國以後，荷蘭人再三表明只從事貿易活動，決不傳教，為此還“避免在公開場合祈禱和唱贊美詩，並卸除了基督教的壹切外部標記”。這些人，全被限制在長崎港外的壹個小小的人工島上，與日本老百姓隔離。幕府也就是通過這壹嚴格控制的孔道，從西方獲得必要的信息、技術、和物資。當時的西學，就叫蘭學。比起中國來，日本人了解西方條件差多了。

這個連接日本與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紀中期以後竟成為“蘭學”傳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蘭學已經“如滴油入水，布滿全池”，為明治維新推翻幕府封建統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準備。這也是當年封建幕府的決策者們始料不及的。

19世紀中葉，俄羅斯的東正教傳入，西方宗教在銷聲匿跡200年後再度出現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陸，而後基督教（新教）也出現在日本。

1853年佩裏率美國率四艘軍艦長驅直入江戶灣時，日本毫無抵抗能力。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並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正式敲開了日本鎖國（1639-1854）的大門。中國其實在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時就可以和平方式擺脫閉關鎖國狀態，與中國那種被虐狂式的近代史敘述方式大異其趣的是，日本人十分感激美國人佩裏促使日本擺脫閉關鎖國的狀態，並為佩裏建立了銅像。

1858年6月雙方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該條約導致了黃金外流，物價飛長，人民貧困化，城市貧民暴動。德川幕府驚慌失措，破例向天皇報告事態，並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見，結果卻為天皇、公卿貴族以及強藩大名參政開辟了道路。在強藩的策動下，天皇拒絕批準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強硬態度，在沒有天皇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簽定了上述條約，並對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有關大名被禁閉，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等人被處死，其它遭受迫害者多達近百人，史稱“安政大獄”。

1862年9月，薩摩藩武士在神奈川縣生麥村因道路糾紛而殺死英國商人，第二年7月英國七艘軍艦炮擊薩摩藩的鹿兒島，摧毀了炮臺，並焚燒了市區，薩摩藩被迫接受“賠償”、“懲兇”等屈辱條件；1863年6月，長州藩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商船和軍艦，並封鎖下關海峽。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進攻下關，並攻陷了所有炮臺，長州藩被迫求和。“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使主張尊王攘夷的下級武士意識到，在與外國武力相差懸殊的狀況下進行攘夷是輕率的，抵禦西方勢力入侵，保障國家安全，只能打倒傳統的幕府，建立壹個強有力的、統壹的近代民族國家。

西南兩大強藩在1866年3月簽定密約，商定兩藩結成討幕軍事同盟。

1867年1月30日頑固的鎖國攘夷論者孝明天皇去世，15歲的明治天皇（1852-1912）繼位。皇室公卿立即與西南諸藩策劃武裝討幕。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其交權。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宣布該天皇令為非法，並立即率兵從大阪向京都進軍。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力的新政府軍與幕府軍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地區激戰三天，結果數量占優勢的幕府軍被打敗，德川慶喜從海路退奔江戶。新政府軍尾隨而來，幕府知道大勢已去，於是獻城投降。1868年11月，東北地區的叛亂被評定。幕府海軍將領夏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逃至北海道，於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夏本武揚投降。“戊辰戰爭”結束。

1868年4月天皇發布《五條誓文》：(1)、廣開言論、擴大會議，是非決於公論。(2)、上下壹心壹德，奮起為國。(3)、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均應抱此決心，矢誌不渝。(4)、革除舊有之陋習，守天地之公道。(5)、吸收世界的智識，振興偉大的皇基。

1876年元老院起草的憲法由議長呈現給天皇，世稱元老院憲法，其基本精神取自於英國憲法。此憲法遭到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的反對，天皇故命伊藤博文率人赴歐洲考察憲政制度，伊藤博文歸國後開始起草憲法，1888年完成，並秘密呈奉明治天皇欽定，並邀集國家元勛及學者，在天皇親臨下開會審議憲法草案。1889年頒布大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規定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1890年實行普選制，

中日兩國近代化迥異的制度文化背景差異是：

日本有封建制度，中國沒有。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

日本有蘭學，中國沒有。日本在江戶時代由國學派、水戶派倡導的國學運動，旨在擯除儒、佛外來文化的滲透。隨後，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他們還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他所鼓吹的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廣泛學習。日本的國學派逐漸建立了壹種文化精神：我們是日出之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學術文化都湧向日本。中國則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傳統，難以包容天下的學問，所以是文化的邊緣。

正因為如此，面臨西方的挑戰，日本比中國有準備得多。1854年佩裏送給日本人壹些體現西方成就的禮物，如火車模型等，意在嚇唬壹下日本人。但美國人發現，日本人拿到這些禮物後，如獲至寶，並不斷提問，顯示他們對這些新技術早從書上讀到，而且研究過。

福澤諭吉說，日本人從第壹次看到蒸汽機船後，只用7年就掌握了駕駛技術，並獨立遠航跨越太平洋。1860年福澤諭吉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壹樣生活。他覺得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麽超出他的想象，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了如指掌。

日本的蘭學大師成了明治政府的主要靈魂人物與指導大師。中國當時的領導與知識階層，很少人懂外語，對世界文明亦不感興趣，沒有培養人才的完整計劃，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堅炮利背後的原因。

日本有壹半的政府官員曾赴洋考察與留學。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使節團，伊藤博文用英文在舊金山作演說：“本國的政府與人民最熱切希望的，就是與各先進國壹樣，達到文明的最高點。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打算在海陸軍與學術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項制度”。世界上從沒有第二個國家，在政府剛成立後的四個月，在政務還未上軌道時，便派遣“半個政府”花如此長的時間，考察如此多的國家。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員，返國後均居要職。

中國大部分政府官員對外壹無所知。由於當時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守舊和落伍，以及對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國近代史上的自強運動與光緒維新相繼失敗，甚至發生震驚世界的義和團事件。中國近代史上，由於主政者的無知與無能，造成國家被侵略與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之數量，超過人類史上任何壹個國家。

中國有科舉制度。科舉制給中國的知識階層構建了壹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窄，只考儒學和文學；限制了人的認知範圍，讓他們戴上難以沖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的基石，多少中國青少年的黃金歲月都虛耗在四書五經上了！完全沒有科學技術發展的空間。中國的醫學不但沒有發揚，反倒有好多失傳了。16世紀末耶穌會利瑪竇教士來華傳教時，已將西洋學術介紹給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分子，奈何中國知識分子壹心向往科舉考試及升官發財，對非科舉的知識漠不關心。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作官；因而造成中國在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

嚴復曾於1877至1879留學英國海軍學校，成績比同學伊藤博文優異，回國後得不到重用，只能淪落到坊間翻譯書籍過活，嚴復又分別於33、36、37歲時，參加了三次鄉試，企圖借科舉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以便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惜壹切均告落空。伊藤博文回日本後當了總理。他意識到，如果沒有組織和公眾的支持，單純寫在書面上的政體與議會是不可能運轉的。於是他1898年辭去官職，創建了新政黨，促進了日本現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日本沒有科舉，因此學術發展較開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識分子可研究儒學、國學或蘭學。可見，壹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思想，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1889年日本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模仿西方在全國開辦小、中、大學和各類專校，讓各階層子民都有機會學習先進的西方知識。1900年實行免費初等教育。

1890年日本發布《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壹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就是這些愚昧價值觀念的惡果。

日本統治階級具有國家使命感，中國統治階級沒有國家使命感。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均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由於長年征戰，形成了勇猛堅毅的性格，在日本社會中代表著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務是尊王、統治及打仗，他們有非常強烈的國家使命感，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個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順利地“王政復古”及“廢除幕府”。中國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務是讀書、升官、發財，他們只會讀四書五經及全心追求科舉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衛國家，他們認為打仗是軍隊的事。

日本天皇比中國皇帝廉潔得多。慈喜太後修建頤和園，用了將近3000萬兩，挪用了德國給清政府海軍的貸款。光緒皇帝大婚用掉500萬兩。1888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後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1888年之後接連造了壹批先進的軍艦，他們的速度比中國的更快，火力更強。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來解釋了。

日本人民的危機警覺性強，中國人的危機警覺性不強。中國發生鴉片戰爭後，中國人仍沒有檢討失敗的教訓，國家依然腐敗；日本在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舉國震憾及熱烈討論，例如佐久間象山致友人信中說：“關於清國與英國之戰爭，事態嚴重，這個太古聖人以來的禮樂之邦，被歐洲人蹂躪，真令人難過。”這是日本知識分子危機意識的體現。

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日本人認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國，大和民族是神選定的民族，天照大神（太陽女神）為眾神的中心。天照大神命她的孫子瓊瓊杵尊統治日本，瓊瓊杵尊就是天皇的祖先。日本的神道信仰表現在遍布日本全國的7萬多座神社上（截止1985年，日本全國神社共有79161座），更表現在日本皇室的萬世壹系上。從公元前660年第壹位天皇－－神武天皇（瓊瓊杵尊的重孫）始，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是壹脈相承的。

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建立在武力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神道信仰的基礎上的，因此，在12世紀－19世紀近700年幕府掌握實際軍政大權的時間裏，天皇仍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始終是穩固的，無可爭議的。

1923年，壹位名叫難波大助的青年狙擊裕仁天皇，事件發生後，政府內閣全體辭職，從警視總監到警備道路的警官等壹連串的“責任者”全被免職，犯人的父親隨即辭去眾議院議員之職，在門前紮起柵欄，從此閉門不出。大助的家鄉，全村廢止了正月的賀典，陷入悲哀之中。大助畢業的小學學校的校長及班主任也因大助曾經是他們的學生而引咎辭職。

大震災時，為從火中搶出天皇的肖像，竟使許多學校的校長喪命。

神道在日本具體的、集中的體現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中心價值觀。“專註於死”是武士道的根本特征。武士道就意味著死的堅決意誌。日本武士對中國人的委曲求全，則是嗤之以鼻。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鉆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鉆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

戰爭時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為最勇猛、最令人可畏的士兵；在二戰時，日本神風敢死隊的士兵在明知失敗的情況下還發動自殺式沖鋒，去為天皇戰死，當天皇詔書投降時，卻立刻統統放下武器……。

在和平時期，武士道的拼命三郎精神使日本人創造出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

自古以來，日本便向大陸學習，現在日本引以為豪的國粹——漆器、茶道、禪宗等等，源於中土，發揚於扶桑。日本學習也是有取舍的。周作人曾驚嘆：日本摹仿中國文化，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

日本沒有采用宦官制。因為：（1）日本不象中國嚴厲地強調血統，（2）天皇後宮的後妃不多，好監視。奈良時代規定除皇後外，還有妃二人，夫人三人，嬪四人。進入平安時代後，“更衣”、“女禦”取代妃、夫人、嬪等。到昭和天皇時皇室已實行壹夫壹妻制。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法治思想，加以學習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三權分立學說居功甚偉。德國首相俾斯曼在看清朝中國留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學習時，看到中國學的是科學技術，日本更重視政治與法律，就斷言 “中國和日本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果然甲午海戰壹場，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原因是無論多麽先進的科學技術，在腐敗的政治條件下，根本就無法發揮作用！

“和魂洋才”則是為了大和民族，徹底地向西方學習，不但學習其技術思想，而且還學習其制度，通過虛心地學習別人，以達到超越別人的目的。日本學西方學的都是精髓，德國的司法制度、英國的議會制度、法國的警察制度、俄羅斯的音樂思想。

福澤諭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傳播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驅者。

福澤諭吉1834年出生在壹個下層武士家庭，其父對漢學有很深的造詣，諭吉本人早年通讀《左傳》11遍。福澤從小受到儒家典籍訓練，他從小就善於動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從不恥於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中國儒生完全不同。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壹方面缺少對具體事務、工具的興趣，壹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終極價值追求，熱衷於追求介於二者之間的權勢和家族榮耀。

福澤諭吉19歲開始學蘭學，24歲改學英學。1860年福澤諭吉25歲隨幕府使節赴美，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壹樣生活。美國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麽超出他的想象，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了如指掌。

他27歲再隨幕府使節赴歐，32歲又隨幕府使節團赴美，這三次出國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在隨同日本政府考察歐美的時候，福澤將研究重點放在日常生活細節和管理制度上。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

1872至1876年間出版17卷的《勸學篇》，又造成了全國轟動，成為風靡壹時的暢銷書。書中討論“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尊重國法”、“國民責任”、“論懷疑精神”、“論思想和行動壹致”、“論誠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論之概略》系統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開化”口號下的整個學術思想氣候和世界觀。他極力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為文明國家。

福澤秉持著知識分子純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絕任何官方職務，壹直以報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現。他堅持認為壹個學者應該獨立地從事研究而不是效命於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舊政權轉換時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新的維新政權。

福澤說：“我不急於證明我的原則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如果證明有效，很好；如果無效，那就很不幸。我無意對我在遙遠的將來可能產生的結果負責。”正是平和的心態使得福澤壹生都在平靜和自我滿足中堅定地進行啟蒙工作。福澤宣稱，他決心堅持自己，如果因為理想而變得貧困，那就在貧窮中生活，如果因此而變得富有，那就把錢隨心所欲地花掉。他還宣稱他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其余則笑罵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澤的論述的主要是關於文明型態的問題，宏觀介紹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標和發展原則。 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就是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他不象康有為那樣設想壹個烏托邦大同社會，也不對很多社會政治問題頻頻發表意見。康梁反對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為保守過時的象征。福澤的思想更具有連慣性和超越性。

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就創辦了慶應義塾，這所學校不再傳授漢學經典，主要教授英語和商科，培養實用人才，許多畢業生被三菱公司聘用，為日本現代化起了極大作用。

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壹種嚴厲的批判態度。

福澤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對中國士大夫的看法，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文人的虛偽。“他們宣講四德：忠、孝、仁、義，然而壹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福澤不作詩，也不鉆研書法。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壹面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他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著兩點：

壹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壹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心”。“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心”，這兩點構成西方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擴張為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欲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誌亦愈大。”這種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斷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誌的沖動。人心和人欲都獲得解放，謂之“壹身獨立”，“壹身獨立”是“壹國獨立”的必要前提；大學教育應讓人有獨立精神，獨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關系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他尖銳地批判孔孟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他說：三綱五常的關系模式只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體制是個宗法家族體制，只會造成裙帶政治，沒有制衡體系，結果就是專制。孔子完全為他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壹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壹無所成。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麽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是壹場空話。他不贊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妳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妳中國的學，何必計較是誰的學呢。

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直到1910年代才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正是在對待儒家的態度上，可以找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真正障礙。日本的現代化改革壹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於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壹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福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野蠻社會、半開化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他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化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前進方向。對於有著巨大文化優越感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是不可能的。

由於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後文明是壹件自然而然的事。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他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關註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壹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

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壹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福澤指明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文明的方向，並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他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壹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對民主文明的追求。 

福澤以理性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不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它的標準嗎？文明是動態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認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來克服。

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壹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壹舉超越這些弊病。

福澤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壹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體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福澤的原則是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而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並沒有明確的主張。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福澤認為民主價值觀是西方人民幾百年來不斷鬥爭來的。他主張實施議會制度、實行普及教育、重視婦女權利和文字改革。

他於1899年初版的《自傳》中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壹佰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

福澤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福澤在《脫亞論》壹文中寫道：“日本國雖在亞細亞之東，但國民之精神已脫亞細亞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已脫離半開化社會，逐漸接近文明社會。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讓日本人放棄了“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錯誤觀點，使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國家的道路。

脫亞論者聲稱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是未開化的野蠻國家，日本人和這些野蠻人在壹起就會“近墨者黑”，就難免染上東亞人的壞毛病。日本要專心和歐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黃皮白心的香蕉那樣、具有白種人靈魂的黃種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抗擊西方列強，被日本拒絕。1893年日本對日本人傳統上的排外、無知、自我陶醉、偏執等“島國根性”進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就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現在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在堅持獨立的個人主義立場方面，福澤喻吉在壹百多年前已經做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完全做到。

1945年日本敗戰後，再次認真向美國學習，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將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為民主主義的經濟大國。

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愛政府主義，愛國勢主義，愛國民主義。愛政府主義最膚淺，愛國勢主義次之，而愛國民主義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憲政愛國主義。

憲政愛國主義

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民族極端主義的情感，愛國主義是有條件的，它對於祖國的熱愛和效忠是以壹個怎樣的國家政體為前提的，這是壹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對共和國及其公民的壹種普遍並且強烈的熱愛或博愛。經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說：“對祖國的愛應該來自於博愛，即那種將公共事業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維羅裏指出，這種愛國是尊重正義與理性的原則，可稱之為理性之愛，是對於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法治社會、自由權利、公共秩序的熱愛或崇信。這種愛是有條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礎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賴以維生的人權正義及其美德。

哈伯瑪斯說：如果真的要愛，就愛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與正義吧！這個說法的重點是“人權”而不是“愛國”，“國”已經被定義為人權正義之國。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著祖國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贊美病態，而是為著國家的前途向病態挑戰；不是忠於哪個政權，而是忠於良心、忠於公理。這是憲政愛國主義。

愛國民主義指的是以熱愛人民為標誌的愛國主義。愛國誌士們愛的不是政府，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來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國家對人民的從屬性。沒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愛國民主義要求人們熱愛人民，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如果國家處在外國殖民統治下，就要不屈不撓的與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鬥爭，以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國家處在專制獨裁之下，就要與專制者作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這都是愛國的表現！

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致力於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樂園。這種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於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醜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於黑暗之時，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並致力於喚醒酣睡中的人民。

愛政府主義

愛政府主義就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是壹體的，愛政府就是愛國。由此引出的愛國行為就是：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對批評政府的言論壹律堅決駁斥，嚴厲打擊。在中國，愛國往往被等同於愛皇帝，愛執政黨，愛政府。中國缺少的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

信奉這種愛國主義的人多是官員或思想怠工者。這種思想使官員們獲得了道德上的解脫：我拆閱他人信件、竊聽他人電話、暗殺反對派領袖、向示威群眾開槍，這些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是奉國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為愛國（愛政府）才這麽幹的。

對於思想怠工者，信奉這種愛國主義使他們擺脫了思考的責任，只用服從政府，做壹個順民，就是愛國了。思考什麽？上級已經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沒有半點風險，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沒有遺憾（愛國=道德），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般式的愛國主義已沒有什麽市場了。

維護政府並不總是愛國。現代政治學普遍認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國民對政府的嚴苛監督、自由批評和有效制衡，是確保政府增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因此，無條件地維護政府的制度和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行為。

批評祖國並不總是害國。表面看，公開批評祖國是削弱國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國行為。但是，國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產品，從而增進國民的政治認同時，才是值得維護的；如果批評國家，是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麽，批評政府就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害國。那些冒著個人被迫害的風險，為維護公眾利益和政治主義，挑戰和抨擊政府及政要的過失的國民，是具有最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的國民。

在美國，愛國和愛政府明顯是兩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態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美國人對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妳真的愛國嗎?那就要把政府管緊點！要警惕政府越權濫權，要隨時隨地批評監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評監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壓制批評的人，非但不是什麽愛國者，而是國家的蛀蟲。

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在街頭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戰的人被認為是愛國的，他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國家是所有國民的國家，而不僅僅屬於白宮。指責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僅沒有“叛國罪”，反而可以氣勢如虹地與小布什競爭總統寶座。

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妳要到街頭反對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漢奸了。當局要整妳，老百姓會罵妳。這種處處維護政府的行為並不是愛國。

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國民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中國沒有民主機制讓老百姓來決定什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民眾沒有權力獲得信息、做出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層面，那愛的是什麽國呢？愛的是壹種虛幻、空洞的東西，是壹種虛幻的愛國主義。

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這就是某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他們對英國人怒火萬丈的原因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以民主，為什麽現在要給港人民主？”原來英國人的錯誤在於他們沒有把600萬人的民主權利剝奪到最後壹秒鐘，為什麽不讓港人做奴隸做到1997，而只讓他們做到1995？為什麽英國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當英國人在諸如新機場工程和鐵路這類明顯是為英國人爭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價時，這些“愛國者”總是更願意讓經濟之利而換取不搞“政改”：我讓妳狠敲香港壹筆竹杠，妳給我做主子做到底罷！別的都好商量，千萬不能讓那600萬賤人鼓搗什麽“權利”呀！……即使如此，這些“愛國者”們仍然對“西方來的”民主、人權表示了最大的恐懼。

沒有正義和人權的國家不是國家。例如：假設在壹個沒有人權和正義的國家裏，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義的傷害，這個公民不會認同這個國家；如果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數公民就不會認同這個國家。這種國家就不值得愛。

如果生下來便被派定必須愛什麽擁護什麽，那只不過說明他壹出生便已淪為奴隸。脫離自由這個人類普遍的價值去建構什麽抽象的國家或神聖國家，是壹個騙局。跟在獨裁者後面保衛祖國的人其實是在保衛做奴隸主的國家。

當權者的“愛國主義”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後壹張王牌。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山繆.約翰遜說過：“愛國是惡棍的最後借口”。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癡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為政者在情況於己不利時，還可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或人肉盾牌。可見，壹個專制獨栽腐朽墮落的政府是多麽的喜歡民族主義。 

當權者的“愛國”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劃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支持由警察、軍隊向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愛國就是忠於政權”，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他們攻訐的矛頭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壹遍又壹遍的“公仆”，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國家。

愛國勢主義

愛國勢主義就是讓國家強大。這種愛國主義認為只要國家強大，什麽代價都可以付出。。國家強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當時的德國人民幸福嗎？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唯強大論”，以為為了強大可以付出壹切代價，包括人民的幸福。他們壹旦聽見對政府的批評，就立即警覺起來，“妳是什麽意思？妳想削弱祖國嗎？妳是賣國賊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國的陰謀嗎？”這樣“愛國”，與納粹的“愛國”有何區別？

那些搞“強國論”、搞“富國強兵”的國家，有哪壹個不是禍國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國家。北洋海軍的近3000萬兩的軍費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後的頤和園去了。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仍然敗於日本；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裏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國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獸。

法西斯的愛國主義

德國式愛國主義在於仇恨中成長，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壹種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國的政治領袖們，尤其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徒，極力鼓吹“國際反德陰謀”，他們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歸於他國，就象中國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帝國主義”壹樣。壹戰的失敗，凡耳賽條約的簽訂，德國經濟的不穩定，六百萬的失業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國過不去的巨大陰謀，西歐所有的國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國際反德陰謀的話題上搞“三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納粹民族團結、民族復仇和韜光養晦的幌子下，各種各樣的進步勢力遭到瘋狂的打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和自由派組織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國只剩下壹個合法的黨，那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無數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像愛因斯坦也逃亡美國。 1939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民族主義狂熱終於走上了與世界人民的對抗之路。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恨”來號召的－－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幹涉、恨外國敵對勢力的瓦解和滲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過對“恨”的號召以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反抗獨裁專制的“仇恨”。這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以“恨”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間隔閡，也壹定會導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國的民主事業應是以“愛”為出發點：愛土地、愛國家、愛人民。以“愛”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永恒的，“愛”的力量是無限的，“愛”能夠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地讓人民團結在壹起，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完整。 

中國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壹種動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後與挨打間沒有必然聯系，只有或然的聯系。按“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為世界上永遠有相對落後國家和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這顯然不是事實。這種邏輯意味著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意味著可不遵守國際公德，意味著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權利；這不僅是鬥爭思維，而且是動物層次的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軍備競賽、各種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義

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那麽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很“自私”，而受到這個社會的鄙視。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那麽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愛國主義者”而受到國人的贊揚。如果壹個人以人類和世界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慮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人具有烏托邦的思想，太脫離實際了。

實際上，以個人為中心是“小我”，以國家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為中心是“大我”。為什麽“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認同呢？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壹直在向人們灌輸“愛國主義”，而極少提倡“愛世主義”。

愛國本身並沒有錯，壹旦把“愛國主義”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把國家利益淩駕於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麽，每壹個有理智的人都應當想到：如果別的國家也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這個世界還會有太平嗎？

歷史上國與國間的戰爭，幾乎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進行的。如兩伊戰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對方是非正義的；於是，壹場給兩伊雙方帶來巨大災難、死傷數百萬人的戰爭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持續了八年！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愛世主義的思想，《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才產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應回到愛世主義。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有許多個，但地球只有壹個。妳可以改變國籍，但“地球人”的身份與責任，是任何人無法逃避的。魯迅和梁啟超都這樣說過：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由於世界公民的胸懷，酷愛自由的潘恩宣布“哪裏沒有自由，哪裏就是我戰鬥的故鄉！”

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臘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後，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與了可恥的暴行。

當民族主義情緒彌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與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壹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這種愛是壹種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於愛自己的家邦，還愛整個世界。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離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麽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面包掰下壹半給他們。這是壹種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

印度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壹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歐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其成員都身體力行承擔人道責任。在阿富汗八年戰亂時期，這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醫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裏的穆斯林傷病員。他們中有的醫生被殺害，有的女醫務人員被歧視婦女的阿富汗人強奸，但他們從不因此把穆斯林當做敵人。俄國的人權工作者也同樣高尚，他們本身是被車臣恐怖分子炸彈威脅的俄羅斯人，但他們聯合壹百多個人權組織，壹起批評本國政府在車臣濫殺無辜。

“緬因號”戰艦紀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長及官員壹行數十人，在古巴首都憑吊美國“緬因號”戰艦紀念碑！為什麽？

1868年古巴工人爆發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諾改革，可長期不兌現，1895年再度爆發革命。西班牙將軍韋勒強令所有暴動地區的民眾進入集中營，殺戮所有躲避集中營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間變成廢墟，饑饉和瘟疫肆虐橫行。古巴在19世紀末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

古巴革命者在美國大肆進行宣傳活動，被奉為古巴獨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馬蒂以他極其有說服力的文章觸動了美國人的同情心。他們在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偷運進古巴。　

1897年美國第25位總統威.麥金利在就職演說中強烈地表達了反戰立場。當時的美國剛剛走出1893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任何戰爭都可能把美國再度推上經濟蕭條的深淵。

1898年2月16號，美國為保護美國在古巴的公民的戰艦“緬因號”發生爆炸，沈沒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國船員官兵在爆炸事件中喪生。消息傳來，美國人極為震驚悲痛！人們發出了“記住緬因號”的吶喊，全美進入緊急狀態。

4月19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以地面部隊和海軍對西班牙作戰，為古巴爭獨立。國會同時通過“泰勒提案”聲明：美國不向古巴要求主權、司法、裁判、管轄權或控制權，美國爭取的只是帶給加勒比海的和平與安寧。提案保證，壹旦古巴獲得自由，美國將撤出古巴。

宣戰前，全美只有不足2.8萬的陸軍官兵，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宣戰後，就有20萬民眾報名參加義務兵。這些義務軍人中包括那位曾詛咒麥金利沒有脊梁骨的海軍部長助理羅斯福，羅斯福當時辭去了他的海軍職務，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領導了壹個由義務軍人組成的名為“魯莽騎士”的騎兵軍團。他身先士卒、勇於殺敵，聲譽鵲起，後當選美國總統。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軍陸軍在聖地亞哥投降。古巴由此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美國人為古巴獨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代價。《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3月27日，美國通過駐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營法等條件。西班牙為了避免對美作戰，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國要求。但麥金利對西班牙作戰的方針已定，仍於4月25日宣戰”。

事實是：美國已經堅持了壹年避免與西班牙宣戰，總統麥金利被西班牙駐美國公使私下裏罵成是軟骨頭沒宣戰；在美國艦只被炸沈後，美國才對西班牙發出通牒。通牒後，西班牙在古巴獨立問題上閃爍其辭。美國這才對西班牙最後宣戰。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361頁說：“1898年4月28日，美國為了奪取古巴人民的果實，以緬因號事件為借口對西班牙宣戰，派兵在古巴登陸。在古巴義軍配合下，打敗西班牙軍”。事實是：古巴獨立戰爭，壹直到美國對西班牙宣戰並在菲律賓群島附近消滅了西班牙大西洋艦隊和在古巴聖地亞哥補給燃料的艦隊之後，美軍在古巴登陸作戰，才得以扭轉局勢，獲得勝利。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美國從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實是，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美國全數消滅了西班牙的海軍，並順手解放了菲律賓。西班牙大勢已去，它不得不放棄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談判時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這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國於是出錢買下了這些西班牙殖民地。

誰護中華

1900年6月21日，當幾個極端頑固的朝廷親貴將偽造的列強要求其歸政的照會上奏後，慈喜向各國同時宣戰，然後命令軍隊和義和團攻打使館；她要把這些外國使節徹底消滅，以壹舒自己的心頭之恨。在此之前，義和團已將北京燒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館官員被害；20日，德國公使在去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清軍所殺。義和團殺掉了幾千名外國傳教士和50萬中國教民。

1900年8月初，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聯軍18000人倉促在天津集合，於13日便進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館區，清軍和義和團完全潰散。15日晨，宮監告訴慈喜聯軍已經進城，這個夕日不可壹世的滿族獨裁者，匆忙換上漢族老農婦的服裝，丟下她的親信同黨，挾持皇帝坐上騾車，出神武門向西狂奔。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當時中國確乎命懸壹線，西方列強中幾個龍頭老大都要壹勞永逸地肢解中華大帝國，俄國要割去滿州大部；日本要割遼東半島；法國要割去兩廣大部……剩下的國土準備分解成數個國家。天幸中國不滅，完全因為美國堅決反對，它提出“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主義，力主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國在美國的堅持下，遂贊成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辛醜條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實際賠款本息合計為九億八千余萬兩。賠款總額中，俄國獲得二億八千多萬兩，德國獲得壹億九千多萬兩，法國獲得壹億五千多萬兩，英國獲得壹億壹千多萬兩；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後來經美國提議，英法等數國響應，庚款余額約3億兩被退回中國。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美國人壹分錢都沒拿走；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的無知、太多的不理解，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要求國會授權退還中國賠款，這項提案在國會通過。1908年，羅斯福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壹千多萬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興辦清華學堂（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二是作為中國官派留美學生的費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資助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余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燕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實際上也是用這筆賠款建設的。 還有在上海、廣州也建立多間學府；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大量教會醫院幫助了很多中國人。

1918年德國戰敗，宣布放棄1917年以後的中國賠款；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賠款。俄國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20年12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賠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賠款。比利時在1925年退還賠款。意大利於1933年退還賠款。荷蘭在1926年將賠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65%用於中國的水利事業，35%用於文化事業。日本也表示願意退還賠款，但堅持不將錢直接還給民國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華搞文化事業。其實用於文化事業的款項只占賠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以及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後，余款甚至用於在中國建立偽政權的軍費。 　

幾千年來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幫助過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援助，無數的物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命；都在中華民族處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險的時候，無償的援助給我們了。飛虎隊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跡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跡，嗣後第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此後，惟有美國支持中國。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裏，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艱苦卓絕的41個月的“空中輸血”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沈，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部分美國空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在重慶南山鎮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空軍烈士陵園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麽理由要仇視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發生了大饑荒。美國運來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中國災民。可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在家裏，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面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嗟來之食”。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當時的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辦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慶祝這個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並在結尾處高呼三個萬歲：“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提議而取得的。二戰後美國對國民黨禁運武器好幾年。當國府潰敗，共軍渡江在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沒有隨同蘇聯大使撤退到廣州去，而是冒著危險留在南京，與黃華等高級共幹接頭，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系。只是因為毛悍然決定“壹邊倒”，決定不急於與西方國家建交，司徒雷登才無限惆悵地怏怏離去。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要求派兵參戰。可美國寧願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鮮打仗，也不讓臺灣出兵。1960年代蔣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陸”，因美國反對未付諸行動。如果美國仇視中國的話，挑動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是代價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國對此不予考慮。

1969年中蘇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迫在眉睫，是尼克松總統的介入才使得中國轉危為安。1980年代，美國使臺灣中止了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可見，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則，中國人早就亡國滅種了。中國人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碑立坊，世世代代永遠銘記美國的恩德！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與繁榮的保障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表明，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

若美國有霸占他國領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吞並整個美洲；即使美國托管的波多黎各，美國人也不歡迎它加入美國呢！當年的西貢市，與上海齊名，美國沒保住南越，西貢的風采今何在？保下來的南韓，現在是世界壹個重要的經濟體！

二戰後美國並沒有把自己的總統制模式強加給日本、西德；蘇聯卻把自己政治模式強加給了東歐並多次出兵軍事幹預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及體制改革。二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願意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韓國、新西蘭歡迎美國駐軍，很多小國都希望能加入北約、得到美國的保護。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應歸功於美國。這是上帝的恩賜！

諾利加通過暗殺國防部長奪取了巴拿馬軍權的獨裁者，把整個國家變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營。在1989年的巴國大選中，諾利加不僅不承認選舉結果，還指使士兵當街毆打獲勝者，逮捕反對黨領導人，將其拷打致死後分屍。諾利加本人更在群眾集會上揮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應。諾利加政權這種把國家變成毒品集團，殘忍殺害異己，不僅危害美國和外圍國家，本國人民也忍無可忍。美國政府是聯合巴拿馬內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諾利加政權，從此使巴拿馬成為壹個民主國家。

如果美國這是霸權的話，那麽怎麽解釋美國軍隊進入巴拿馬的時候，當地民眾夾道歡呼？美國在抓獲了諾利加之後，並沒有占領巴拿馬，而是交給了巴拿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馬人民是多麽歡迎美國的幹預，多麽感激美國的幫助，因為是美國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巴拿馬這些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與那次美國的幹預有直接的關系。

索馬裏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能怪美國嗎？美國士兵去把那些軍閥隔開，反遭殺害；美國的援助、空投的救濟物質，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館風波，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米洛舍維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對國內的阿爾巴尼亞族進行種族清洗，被挖掘出來的種族屠殺的萬人坑就有10余座，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高達3百萬人無家可歸，又造成國際性的騷擾。壹個無人權的國家，又殃及鄰國，再加勸阻無效，國際社會予以幹涉是必要的，否則無法制止人權災難。米洛舍維其被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是罪有應得。美國幹預科索沃，是她所有軍事幹預中最偉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個和自己的宗教、種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邊，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總統哈維爾說，美國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國，連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國促使他們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進程。今天，對巴拿馬人民、對科威特人民、對波斯尼亞人民、對海地人民、對科索沃人民來說，美國代表著正義。今天，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對自由世界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號召屠殺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同年美國攻擊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訓練營基地之後，本.拉登發誓要為每壹個死去的恐怖分子殺死1百個美國人。面對頻繁的恐怖活動，美國壹直沒有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無辜者喪生，美國脾氣才再度全面爆炸。劉亞洲說：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可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壹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時，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並不沖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壹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壹條寵物小狗讓道。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這個時侯，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壹步發生。這是壹種怎樣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國人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是存心拿平民大開殺戒！這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面對無數無辜生命的毀滅，許多中國人不僅無動於衷，而且幸災樂禍，這已不是對他人災難的漠視，而是壹種近乎歇斯底裏的毫無人性的聲音。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了幾個中國人，中國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殺害了更多的中國人，很多國人卻興高采烈，譴責同樣遇難並且損失更加慘的美國人，甚至為殺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辯護！似乎說壹個暴徒只要多殺幾個美國人，就對中國有功，就有權殺死少量的中國人！他們自稱愛國者，把為死難者悲傷的人罵為賣國賊！他們糟蹋人權和恐怖分子完全沒有區別！ 

與美國長期敵對的朝鮮、古巴、伊朗、利比亞等國家，人民都沒有為此歡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對美國抵抗共產邪惡充滿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個人捐款支票是2百萬美元，來自壹個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與今天

從1983年到1988年薩達姆政權使用了芥子氣和神經毒氣導致了3萬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對以庫爾德地區發動了“安法爾行動”，當場處決大批民眾，強行遷移以及摧毀2000多個村莊，其中包括學校、清真寺、農場和發電站。人權觀察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發現，“安法爾行動”至少造成了5萬到10萬名伊拉克庫爾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發生暴動後，估計有3萬到6萬名什葉派人士被政府軍殺害，50萬難民滯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飛區，還有120萬到140萬名難民逃到伊朗。薩達姆強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則他們的財產和配給證將被沒收。據估計，已經有300萬到400萬伊拉克人逃離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們避難的國家遭到暗殺。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與意大利持平。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垮臺之時，伊拉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貧窮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全世界債務最沈重的國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預計為780美元，高於2003年的約500美元。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國的主權債務，總計41億美元。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國已決定分三個階段將伊拉克欠該組織成員國的外債減免80%。這項協議將伊拉克欠其成員國的債務從389億美元減至78億美元。美國已準備好幫助伊拉克同有關國家就債務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其它債權國能效仿美國，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債務。

當代中國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導和教育出來的

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於尊清滅洋的偽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訓滿清統治者之前，滿清統治者戰無不勝；是英國人打了滿清統治者壹記耳光，打破了滿清皇帝天縱神武的神話，才讓洪秀全、孫中山等仁人誌士相繼而起，推翻了滿清殘暴專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開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國人民對美國應有壹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的態度。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全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過是同美國明交暗鬥，從不曾要蘇聯人“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更沒有要蘇聯人同美國“不共戴天”。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那時，中國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著中國人去拯救呢。

挑起戰端的是蘇聯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鮮，共產黨在歷史課本裏壹口咬定是美國侵略朝鮮。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學語文裏保留近半個世紀，課文有壹段顛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朝戰爭……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這樣，北朝鮮違背聯合國協議打過三八線向南推進，聯合國號召全體會員國共同阻止北朝鮮南進的事實消失了。…魏巍似的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心理、其筆下的戰士對領袖的崇拜意識徹底吞食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多樣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報道來潛移默化讀者仇恨美國。譬如：明明美國在壹戰前經濟總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卻要說美國靠戰爭起家，明明美國每年的軍火交易只有美國年總貿易額的3%，卻要說美國靠販賣殺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說：“中國的教科書說，‘美國人欺負弱者，壓制窮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書教育學生說，聯邦調查局是被用來‘壓迫工人的’。這些都不是正確的。這些話可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但是會誤導人們對美國的認識。實際上，美國人覺得對窮人和弱者有壹種特別的責任。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食品和住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許多公民主動捐出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遠遠超越了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我們居於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們。至於聯邦調查局和執法人員，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壹員，他們獻身於打擊犯罪，打擊腐敗。”

壹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壹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壹黨獨裁的利益。 

反對美國的結果是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在美蘇的冷戰中不反對美國，不參與朝鮮戰爭，美國就不會在1950年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國的統壹問題早就解決了。今天的臺灣問題是50年代初中國反對美國的後果。按照“遠交近攻”的原則，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它必然阻擾和反對中國的統壹。因此支持臺獨的是日本。

贊美與反美的實質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欠美國壹筆巨大的債，……美國不僅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護人……每當我看到美國星條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個國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在全球獨占鰲頭，壹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的“軟力量”輻射整個世界。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壹流大學的代表。連不斷向美國說“不”的法國總統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國鍍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喝贊成愚民政策的問題。民越愚，官就越好貪，所以，專制的官僚們都是主張愚民政策的 。中國政府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屏蔽事實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憤怒。舉個例子，每年美國都會發表壹個世界各國人權報告；這時，中國政府也會發壹個關於美國的人權報告。這樣壹來，妳就不能理直氣壯說美國幹涉妳的內政，因為妳也幹涉了別人的內政。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批評美國報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別人的報告。讓老百姓看看美國政府怎麽誣蔑我們的人權狀況嘛，讓人民來自己判斷。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憤怒就可以了。政府認為人民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份報告，怕被美國誤導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麽利用老百姓呢？總之就是要妳對美國反感，對自由反感，對民主選舉反感。

今天共產黨卻這樣反對美國？原因只有壹個：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中共政權的克星，因為中共實行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

國安部上報中共政治局的報告說：“雖然美國現在不想侵占中國的國土、不想掠奪中國的財富，但美國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大本營。這種以信仰上帝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我們民族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大壹統價值觀，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系。”

袁木在“六.4”後天天罵美國，他卻把女兒送去美國。特區大量親共分子，口口聲聲留港建港聲稱愛國，卻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兒子送去英美。中國的權力階層口頭反美，兒孫壹家都送美國，他們是口頭上的義和團分子，行動上的媚外者。共糞們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劣跡”如數家珍，對中國政府幹涉他國內政壹概隱瞞；這些人的“正義感”從不對本國下層人民[如何院士說死去的礦工是該死]和少數民族表示出來，這是壹種假冒偽劣的正義感！

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沈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

共產極權國家的社會環境的本質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倡的辯證唯物主義，從立論開始就是錯的。請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恩格斯語），這壹判斷是矛盾的。思維本身不就是壹種存在麽？那麽，“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存在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不是在說廢話麽？邏輯學上稱這種表術犯了“同文反復”的錯誤。壹個理論，頭壹個立論就不合邏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錯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裏說的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就是壹種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而已，物質和意識兩者是壹性的。從邏輯上分析，物質與意識不是同壹範疇的概念，物質的種類無計其數，意識只是其中的壹種。馬克思主義承認意識是人腦的產物，那麽，意識只能與人腦對立統壹。說意識是人腦的產物是合理的，說它是物質的產物，邏輯學上就叫犯了概括不當的錯誤，難道空氣、水、桌椅板凳都能產生意識嗎？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就是“魔鬼的唯物論”，這種理論認為神是客觀的意識領域裏的東西，因此來否認神的存在。馬克思定義物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又出現壹種“場”的概念和理論。“場”既看不見也摸不著，馬克思主義對此無法回答。後來改變定義說，物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現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唯物論的錯誤，比如量子力學權威就證實物質和意識是壹體的。 

1．辯證法和辯證邏輯學批判

“辯證法”壹詞出自於古希臘，意為“對話”。辯證法壹詞，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裏，實際上是“辯論法”，即對任何壹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亞裏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壹系列的邏輯規律，發展出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

亞裏士多德為人們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他的邏輯不止三段論。最初的邏輯用在辯論中。當時雅典實行民主制，辯論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因為只有在辯論中才能出真理，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像中國人誰權力最大說了算，中國人不許辯論。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的能力就較差。像演說，中國人不會演說。壹說出來就是第壹條、第二條幹巴巴。外國人講究演講術，而演講術裏邊最重要的就是在於邏輯。必須把壹件事情講清楚，只有講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能有發展。

康德的先驗邏輯和先驗哲學已把亞裏斯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和哲學推到了最高峰。辯證法在康德那裏，指的卻是導致產生悖論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維方法。

黑格爾取消了先驗邏輯，推出了他自己的邏輯學所謂辯證法的邏輯學。辯證法被黑格爾變成思維的規律和存在方式，並將自然界同化其中，變成了走向絕對理性的幾乎惟壹的方法。“辯證法”家黑格爾有壹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壹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德國古典哲學最終推向了死路。

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後，又吸收費爾巴哈的樸素唯物論，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非唯物主義立場，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去掉，加了物質第壹性而已。馬克思只是簡單地顛倒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主客體的地位，仍然用辯證思維規律替代宇宙規律。

所謂的“自然辯證法”就是說整個自然界都遵循了馬的辯證法“規律”在發展，恩格斯專門寫了本書叫《自然辯證法》，鬧出眾所周知的各種科學笑話。

恩格斯當然反對敢於破壞世界守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恩格斯自然同意電磁波和光線在宇宙空間必然通過某種物質即以太的振動來傳播。恩格斯認為數學基於物質直觀，總喜歡將各種數學運動和物質運動直接對應，並認為計算機不過是不可靠的“數學演算同純邏輯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種種謬論，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不可勝數。

辯證本身要求用聯系的、發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而“唯”是單壹、獨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強調事物的單壹、獨有，本身就是偏執，就是違反辯證思維的，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片面、獨斷。這也難怪黨的領袖們壹個個都有偏執和獨斷專行的毛病。

辯證唯物主義這壹命題，從形式上分解開來解釋的意思就是：用變化、發展的觀點方法服務於偏執、獨斷的世界觀。這很荒唐，講辯證就不能有偏頗，講“唯”就要排斥“辯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兩種相反、對立的概念揉在壹起形成壹種主義，並用這種主義指導人們的行動，其結果是難測的。講原則時用唯物，改變原則時用辯證，講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普遍都實行禁錮思想、封鎖資訊、限制自由、鎮壓不同意見、壹黨專制，同時，黨的政策、原則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指鹿為馬，都是辯證思維的產物。

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的研究對象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加上強調實踐的作用，必然以哲學的力量阻礙真正科學的發展。深受辯證唯物主義影響的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提出壹度支配蘇聯生物學界的米丘林理論，對非米丘林給予嚴厲打擊。文革時，絕大部分中國科學家被打成了“臭老九”。在辯證唯物主義壓制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相同的劫難。

辯證邏輯最初是辯證方法論的翻版。相對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並不純粹研究思維的形式，而是從思維形式與客觀內容的結合上，來考察思維形式的變化規律。由於不存在辯證的壹般運動，同時現代科學已證明自然界不是決定論的，所以壹般的辯證邏輯規律是不能確定的規律，因而不存在所謂的辯證邏輯。即使辯證法能結合各種領域的具體內容得出具體的規律，但這些規律沒法得到統壹的辯證邏輯，仍然只有辯證方法論。

有學者試圖將辯證邏輯發展成與形式邏輯並列的思維規律。如同黎曼幾何依靠和歐氏幾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設建立起來，可以把形式邏輯中不能為真的矛盾式以某種形式包裝為基本公理，建立辯證邏輯體系。黎曼幾何和歐氏幾何是地位平等的幾何學，黎曼幾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歐氏幾何的定理。辯證邏輯的推導卻不可能離開形式邏輯，而其公理是違反形式邏輯的。所以這種辯證邏輯體系從壹開始就是完全錯誤的。

任何壹個稍微受過點學術訓練的人都知道，提出壹個命題，所用的概念必須經過明晰準確的界定，這才能讓那命題有點確定性，也才能讓他人理解、驗證和運用。恩格斯將形式邏輯斥為“形而上學”，率先使用“辯證思維”的非人思維方式，它的特點就是從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雲霧，讓妳怎麽理解都行。

這套“辯證思維”最受統治者歡迎。毛就是什麽都不說清楚，只是雲天霧地地暗示壹通，還壹定要強調“兩種可能”，讓下屬去揣摩聖意。如果事情辦好了，他就說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辦砸了，他就說是妳違反了他的教導──他不是早就強調過失敗的可能了麽？

辯證法如同算命瞎子，沒本事預言未知，解釋已經發生了的事倒頭頭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準確預言天下壹切父母死亡時間的宇宙運行規律麽？父母死於同壹時刻的概率小到幾乎不會發生，如果父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這種處處反對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豈不是無往而不勝？

真正使辯證法盛行，並使之成為人們至理至聖的法寶的，是前蘇聯的列寧，並由前蘇聯傳到了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

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系、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事實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

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獨斷論思維傳統的需要，致使中國人的平均思維能力普遍低於西方人，乃至低於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低於香港人、臺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國（文）人不僅不會思維，而且還反思維，倒退思維，這種趨勢更突現在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體的傳播之中。

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辯證邏輯是偽邏輯、假邏輯。它不僅不能幫助人們進行正確、有效的思維，更攪亂人們的正常思維，把人們的思維引向錯誤，引向根本不能產生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死路，甚至索性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法。

謊言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在今天，人和人之間，互相不信任，辯證思維應是罪魁禍首之壹。正是深得辯證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惡之後心理平衡下來。他們根本用不著解釋什麽？只要事後壹辨正，什麽都是為了勞苦大眾。文革前，有這樣壹段真實的笑話：幹部學哲學時，壹個農民幹部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折了主義’，怎麽說怎麽有理。”於是，他們繼續錯誤著昨天錯誤，罪惡著昨天的罪惡。只要有辯證法來撐腰，也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正過來看是不行，就反過來看。反過來看不行，就再倒過來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沒有什麽不能實行的東西。唯物辯證法，完全是為所有邪惡行徑狡辯的歪理邪說。

黨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斯大林、看蘇共要三七開。毛執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壹種深隧的奴性意識。

中共的御用文人說：“中國沒有垮，是因為抓好了經濟這個根本”。這些天真的人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政權；成者王敗者寇。這是典型的奴豬思維：“豬沒推翻屠夫的統治，就證明了屠夫的仁慈”。

2．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批判

恩格斯從黑格爾哲學的不同地方抽取對立統壹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為唯物辯證法規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基本思想的錯誤，這三大規律必然是錯誤的。 

1）對立統壹規律批判

對立統壹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由於自然運動並不具有辯證的本性，所以對立統壹規律作為哲學基本規律是錯誤的。

大量的事實和實例表明，客觀世界的事物首先是表現為由許多個子系統組成的復雜系統，是壹種群集相互作用狀態。這些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才推動了事物的變化發展，而並非只是由其中某兩個子系統間的“對立統壹”來推動事物的發展。比如社會系統，就是壹個復雜的系統，它由很多子系統組成。至少就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壹瞬間既在壹個地方又在另壹個地方，既在壹個地方又不在壹個地方。這種矛盾的同時發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就包含著矛盾，那麽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物的生存和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某個確定的時間點上處於確定的位置Ａ處的運動質點，同時又在另壹個地方，請問這個地方在哪兒呢？恩格斯永遠也不能確定“另壹個地方”的具體位置！

在平直的常觀時空間中，兩個不同位置之間距離無論再小也不是無窮小量，距離是無窮小量的兩個不同的確定位置是不存在的。恩格斯的錯誤在於混淆層次，不自覺地將位置的微分Lim△x→0△x和非常小的位移△x等同起來。無窮小量不等於非常小的量。類似地，恩格斯的無窮層次觀也犯了將非常大的量當作無窮大量的錯誤。

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運動物體和時空間是分離的，時間和空間也是分離的，表示運動的速度必須用空間位置的變動加上時間的流逝拼湊而成，加速度則是外力的結果。故運動不是物質內稟的特性，因此牛頓才會求助於第壹推動力。恩格斯試圖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用意識系統中內稟的矛盾概念來說明物質運動的內稟特性，必然得出違背科學常識的結論。 

關於宏觀整體運動，恩格斯寫道：“所以，壹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壹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壹古老的兩極對立……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分離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於它們的對立中。”

恩格斯忽略了表現宇宙本性的單向時間，用表達空間屬性的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正是恩格斯極力反對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最早在學術上表明了單向時間的存在。所以，恩格斯以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其出發點就是錯誤的。

忽略存在，專註變化是中國思唯的壹個特色。《易》就是這種特色的結晶。由於不去分析主體、客體，只研究矛盾變化，這個矛盾變化只能是現實生活表象的再現。像最重視《易》的孔子講“天”，也只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對形而上的問題，了無興趣。他的傳人只能對現實修修補補。毛的矛盾論，繼承的正是這種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傳統思想。他借用辯證法的名義，給舊思想穿上了新時裝；在新舞臺上演唱了壹出傳統折子戲。

毛認為辯證法只有壹個規律，就是對立統壹規律，俗稱“壹分為二”。該理論認為世上壹切事物都是由兩個互相對立的側面組成，稱為“矛盾”。換言之，“矛盾”乃是事物的別稱。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內部沖突，這是馬列毛共有的，但毛販賣的其實是道家陰陽學說的再版。他和道家壹樣，把事物性質的程度區別如“大小”、“高低” 、“新舊”等等當成“矛盾”的兩方面。毛與道家不同，道家並不強調陰陽之間的“鬥爭與沖突”；毛強調的是鬥爭，而不是雙方存在於統壹體中通過彼此拮抗達成平衡。

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統中，確實有兩個互相沖突的機制在工作，相反相成，達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壹方，則系統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這種失衡的必然結果。 

在人類社會中，民主國家運用了這規律，所以才發明了兩黨政治，達到了系統的動態平衡。專制國家則不搞這套，全靠強力壓倒弱者反抗，這才永遠處於危機狀態。

除此之外，“壹分為二”完全是胡話。最簡單的反例壹抓壹大把：請問一個人怎麽把他的老婆壹分為二？一個水桶分為哪兩個對立面？地球呢？太陽呢？萬有引力的對立面是什麽？“11”這個素數又該如何分解為兩個互相對立沖突的側面？就算分解為“5＋6”吧，那也問題無窮：為何不是“3＋8”、“2＋9”等等？分解的標準是什麽？這分解的確定性在哪兒阿？就算規定了統壹分解標準，那請問分解出來的兩個數又怎麽個互相沖突鬥爭法？ 

除了借用去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可以運用“兩分法”的研究對象。無論是馬列還是毛，提出“對立統壹規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人類歷史上還真難得見到這種根本無法應用的“科學理論”。

對立能統壹嗎？不能。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其他對立的情境，當只有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共存的統壹，而只能有，或者壹方吃掉另壹方，或者二者同歸於盡。這種死亡的結果不是人們期待的統壹。想要達到期待的統壹，明顯的條件是，必須要有第三方，乃至更多方的在場，他們或者加以調解，或者加以阻止，否則，對立統壹就只能是假的，不能兌現的。由此可見，對立統壹規律是假規律。

實體界有互相依存，卻是戀人之類；有單方面的依存，如魚與水；有對立，卻妳死我活；更多的卻是漠不相關。在實體界，對立雙方的同壹性基本上不存在，於是，“矛盾”概念不適用；也就是說，對立著的實體們並非互相依存、互相聯結、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轉化，只對立，不同壹，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只有抽象的、對立的、兩極性的運動趨勢和狀態才互相依存、互相聯結，才符合“矛盾”的定義。

矛盾觀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多個矛盾，其中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著的兩個趨勢、方面，其中壹方面占主要地位；事物的運動變化體現為矛盾間地位的變化，矛盾著的兩方面地位的變化；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

“矛盾”不是物質運動的動力。例如：生與死該是人體的主要矛盾，人體運動的動力了吧，那麽這兩個矛盾著的趨勢、傾向在同壹個人身上的地位的變化又是由什麽來決定呢？顯然不能由它自身來決定，只能由藥物、病菌等“矛盾”著的方面來決定。上面已論證過，生與死這樣對立的、兩極性的趨勢、傾向才是矛盾，實體性的藥物、病菌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如果把混進矛盾的藥物、病菌清除出矛盾，“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就不攻自破了。總之，舊矛盾觀就是靠把不符合矛盾定義的實體拉入矛盾，才自圓其說的。

矛盾雙方有壹方必然占上風，這稱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了矛盾性質。本來“主要矛盾方面”壹詞就基本上是主觀判斷，沒有明確的客觀依據，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轉化壹說，就顯得更混亂了。所謂“矛盾轉化”，指的乃是對立面中弱小壹方通過鬥爭變成強大壹方，這就是所謂的“走向反面”。

按毛的“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說法，凡是法治社會，遲早都要警匪倒轉，變成土匪世界？好人總是要變成壞人，壞人總是要變成好人，變過來變過去，翻來覆去，永無止歇？

比較合理的人類社會應該是壹種自控系統。這種系統要達到平衡，絕不能靠單方面長久壓制某個階級，必須照顧到社會各階級利益，才能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安定團結。因此，社會的系統平衡，也就是財富分配比例處於各階級承受範圍內，使各階級利益沖突達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點，誰也別想壹口吃盡，把事情作絕了。這就是“中庸之道”，用現代眼光來透視，那就是設置個保證各集團利益均沾的“財富分配比例調停點”

如果社會壹部分成員甚至大部分成員的利益被另壹部分成員大肆侵占掠奪，社會就嚴重偏離了上述“調停點”，造成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深化到壹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動亂，“剝奪剝奪者”，“走向反面”，讓天平向“調停點”的另壹側急劇傾斜，於是壓迫者便成了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如此持續下去，社會又嚴重失衡，於是再壹次“走向反面”。

“走向反面”本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病象，毛卻把它當成常態，總結成了“宇宙運行規律”。既然“壹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無產階級上臺了，遲早要被資產階級推翻嗎？ 

把這“規律”運用到自然界裏去就更是笑話了。太陽和地球大概可以算“壹對矛盾”吧？這倆家夥鬥爭的結果，是不是有壹天要強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陽反過來圍繞地球旋轉？ 

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毛說，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只能以壹方被消滅的方式解決矛盾（他忘了若壹方被消滅，則另壹方也不存在了）。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他的錯誤，乃是從“階級鬥爭”邪說裏帶出來的先天性癡呆。他既看不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和妥協可能，又看不到“階級弟兄”之間照樣有利害沖突。

現代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已經充分駁倒了“勞資之間必然是對抗性矛盾”的武斷歸納。民主社會的運轉過程，就是各階級之間通過鬥爭達成妥協。這利害沖突根本無法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陣營去機械劃分。人類社會中的矛盾，沒有什麽“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的機械劃分。人類沖突多由爭奪社會財富引起。如果采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利益均沾”的方式，並讓社會各階級按同壹民主規則，公開和平爭奪財富，則利害沖突演為對抗性的流血沖突的可能就極大減少了。但若使用中國那種“贏家通吃，不服者壹律鐵拳侍候”的狼羊律，則總有壹天要“走向反面”。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毛說：諸矛盾中，必然有壹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這主要矛盾並解決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在特定的時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讓次要矛盾幹擾了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盡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並不能簡單約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革命和全面戰爭中，才近似地實現兩極分化。所以，這種“綱舉目張”的思維方法在打仗時有用，壹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麽“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笑話了。這種“抓大放小”的戰爭思維方式，是中國“運動”不斷、不能依法治國的思想原因。

2）質量互變規律批判 恩格斯的“質量互變規律”完全是訴諸樸素的直覺，使用的不是清晰的學術語言，其關鍵概念“量變”、“質變”毫無界定。所謂“量變引起質變”似乎應該表述為：“某物質的量的改變會導致該物質的物理或化學性質改變”，這才能算是及格的學術表達方式。　 量變能質變嗎？不能。僅僅惟壹的量變，永遠不可能有質變。沙坑變成巨大的沙漠，砂粒依然是砂粒，沒有任何質變。須知化工廠都是在試管的基礎上的千百倍放大：化學家們先在試管裏發現了某個化學反應，再把試管裏的反應放大到工廠的反應釜裏去。那量的級別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可反應還不是同壹個，有什麽“質變”可言？  以水的物理性質而論，也談不上什麽“量變引起質變”。誰都知道，不到沸點，水照樣會汽化，不然，洗的衣服永遠晾不幹；而過了沸點後，水就成了汽，再增加溫度，它還是汽，並不會引出什麽“質變”來。 恩格斯說：“溫度的單純變化導致了水的狀態的質變”。水溫改變導致物相改變，那改變的只是物理性質，其化學結構壹點都沒變。用哲學術語來說，那改變的是形式而非實質，談何質變？課堂上教師常舉的例子是：溫度（量）下降，水會結成冰。這裏既隱去了溫度為什麽下降的條件，更隱去了壓力狀況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溫度的“量”，與水（質）的量並不是同壹個量。溫度反映的是物體分子熱運動之動能，其升高乃是表示分子運動的激烈程度增加，跟物質的量（mass，即物理學上的“質量”）有何相幹？真要比較水的量，最好是去比較遊泳池和湖泊，看看水量從池塘的水平增加到洞庭湖水平後，會有什麽“質變”。 化學反應改變是物質的實質，但許多化學反應根本就不需要壹個數量上的“臨界點”，根本就不遵循他的“通過了某個特定點後突然進入了質的轉化狀態”途徑。 普通化學還有個“質量作用定律”，那是說，化學反應的速度和反應物的質量乘積成正比（mass，在物理、化學的概念上為“質量”），但是，反應物的量只影響反應速度，並沒有改變化學反應的性質，更不會改變反應物或產物的性質。說到底，那還是量的關系上的變化，談不上什麽“質”。自然科學理論證明，量變中的“量”，如果缺乏三種以上不同的“量”的關系的變遷，質變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復雜的生命高分子的性質，根本就不是什麽分子量決定的。在復雜的生命物質中，“結構決定性質，結構決定功能”乃是最重要的規律，根本就不是個簡單的“量變引起質變”的直線關系。是DNA的雙螺旋結構決定了它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的高保真性與穩定性，是它編碼的信息決定了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種“信息──結構──性能”的關系精密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有所謂“點突變”導致的“分子病”：整個基因只要錯了壹個“字母”，則編碼出來的蛋白質就失去了正常性質與功能，甚至可以因此引起死亡。這種點突變引起的分子量變化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壹個人如果想從量變中等到質變，則苦盼終老，卻永遠也等不到質變的發生。因為，質變自有定數，非量變之和。 有人說：批判量變質變規律，就等於說：人只會慢慢地衰老，永遠不可能死亡。“人只會慢慢地衰老”，請問：量變在哪裏？質變在哪裏？“慢慢”——量變，“衰老”——質變；也就是說“時間催人老”，壹句古詩嘛！可是時間與人的衰老、死亡之間是沒有因果關系的。時間是宇宙的性質，不是人的性質。在人沒有產生前，宇宙的時間就是開了；即使人類滅亡了，宇宙的時間仍然存在。時間與人沒因果關系，怎扯到量變質變。 量變質變的“量”，定是該事物內在的量；量變質變的“質”，定是該事物內在的的質。若把毫無關系的質和量生拉硬扯到壹起，那只是做詩而已！那不是講道理，必陷入胡言亂語! 

3）否定之否定規律批判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由此導出了馬克思武斷的社會決定論。分數維結構的混噸系統具有無窮的非決定論的分叉演化點，否定之否定規律根本套不上。 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其核心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否定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天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地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產主義的公妻制、無家制”。恩格斯用“麥粒——麥苗——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其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焉用兩次？其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拎無清：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必然是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回答人的來源。後來，出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主義連忙說人來源於猴子。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馬克思這種繞口令的學說只能騙些流氓傻子。什麽“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塗了，就證明馬克思主義先進，真是荒唐！ 

歷史唯物主義批判 

1．漠視生命、忽視人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使歷史第壹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壹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壹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完全沒有道理。在伊甸園的亞當就不需勞動，小孩子也不須勞動，老人也無須勞動。首先是消費，其次才有精力勞動！最初人類消費東西哪裏來的，上帝造的賜給人類的，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就要勞動了。 唯物主義認為不是人類自身，而是人所創造的經濟和物質生產力決定了人、社會和人類歷史。難道人吃不飽飯就不允許有自己的信仰嗎？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須先有富足的生活嗎？耶穌說過“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壹切話。” 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已經認識到唯物主義不能解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不是首先由經濟決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原因決定的，是由人的繁衍和血緣關系決定的，因此提出人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概念，與物質生產並列，稱為2種生產。 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從總體上說來，都是由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的。正是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就是人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不是物質生產決定人類社會；不是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社會是由人的發展程度決定的，不是由經濟決定的；是人和人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經濟層次和水平，而不是相反。 馬克思把經濟說成基礎，他著眼於“產”權的變化。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只是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異化現象。不僅原始社會直接表現為由人的自身發展來決定，而且未來社會也將直接表現為由人自身的發展來決定。 財產無論它對於人多麽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經濟再重要，不可能比人重要。不是經濟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經濟；不是人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人服務。 馬克思之所以產生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是他沒有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力不過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它只是生產力諸要素中，並非最後決定的因數。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是毫無根據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統統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果，是一棵樹上長出來的兩個果實。唯物主義忽視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唯物主義把壹切都歸結為物質，所以中國的媒體、人民都特別關註物質利益。比如說那個地方爆炸了或橋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國媒體報道的是首先損失了多少錢，往往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後面甚至壹筆帶過。所以，從整體上說唯物主義是容易漠視生命的，歐洲人常常將唯物主義作為貶義詞來用，就是認為唯物主義者沒有信仰，缺乏人文關懷和道德。唯物主義者眼裏只有物質，最終會走向唯利是圖、走向腐敗的泥潭。 

2．忽視精神 唯物主義說物質決定意識。事實上，沒有設計就沒有大樓，沒有木匠心裏的桌子，也就沒有放餐具的桌子。 對壹個完整的人來說，他面對著兩個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指向精神世界的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指向物質世界的就是人的生存意誌。從精神世界中產生真理，從物質世界中產生知識。可是，唯物論和進化論說，實際上只有壹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物質世界。信仰唯物論和進化論的人們對精神世界開始蔑視起來了、逃避起來了，從而就少了壹個世界。少壹個世界就是少壹份思考，少壹份深刻，少壹份豐富，這種人不愚蠢是不可能的。 唯物論、進化論以為：人只是結構復雜壹點的物體，良心是道德灌輸的結果，與人的天性無關，而道德和法律規條，則只是為了減少人對人的傷害和社會的和諧而純屬人們之間的協議之物，甚至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訂出來控制人們行為的。只有物質利益追求是唯壹正確的追求，而涵養神聖人性、充實神聖人性則被視為無藉和荒唐。也就是說，唯物論、進化論教導人們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論，而壹個唯功利論者必然失去理性的思維。 原來悟性只有被神聖人性所有，直覺、靈感都是神聖人性的直接判斷和深刻洞察，人們的大智慧無不植根於人的神聖人性裏面；壹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藝術家們，無不是悲天憫人的人們。而當神聖人性遭到否定時，也就等於人們拒絕了他的悟性、關閉了直覺和靈感的通道，只給自己留下了“算計”這種思維。從而使得信仰唯物論、進化論的人們徹底失去了以神聖人性為根據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細算方面的小技巧。這足以使人們愚蠢起來！唯物論和進化論要求人們凡事都要尋求和註重物質依據，把人們心靈的判斷和悟性思考當作是無藉的胡思亂想。可是，在精神學科領域內，人們想找到物質的依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細微的方面，越與任何物質毫不相關。從而阻礙了精神學科的發展。 唯物論和進化論把壹些什麽“進化、發展、進步”的毒草種植在了人們的心靈深處。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堅信越是新產生的東西越是有道理，傳統就是迷信、虛妄和愚蠢的代名詞。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徹底地失去了傳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無以數計的悟性和智慧的結論。雖然今天的中國高校也在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但所註重和揀拾的只是有關物質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卻往往被當作迷信和錯誤加以批判。 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是後天的客觀存在, 因此墮胎問題是各方權力與利益在客觀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的核心問題就是人性問題, 是道德標準問題, 所以墮胎行為是對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先天精神準則的破壞。 馬克思的另壹個錯誤，乃是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人的社會活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人的實踐怎麽能檢驗真理呢？牛頓說時空是絕對的，萬有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力；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萬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質引起了空間的彎曲。玻爾又以測不準原理反駁了愛因斯坦，今後，還會有發展。哪個實踐能檢驗出真理呢？實踐只是接近真理罷了。 實踐唯物主義把實踐和客體，實踐和物質等同起來，就象經濟唯物主義把經濟和壹般物質等同起來壹樣，它把作為意識結果的實踐，當作意識的起點和本源。 事實上，沒有意識的參與，實踐是甚麽也檢驗不了的。這壹謬誤造成了“付學費”、“摸石頭過河”等等大量損失，是嚴重輕視科學的表現之壹。  

3．唯生產力論的困境 唯物主義總是強調生產力、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擺在後面。歷史事實卻相反：先有公平競爭的觀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公元前776年—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歷史長達1175年]，而當時並未有公平競爭的商品經濟。 11世紀地中海兩個最大的貿易集團是熱那亞商人和馬格裏布商人集團，熱亞拉是拉丁世界的壹部分信仰個人主義，馬格裏布是穆斯林的壹分子信仰集體主義。熱亞那出現了契約、行會、產權，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國；相反，穆斯林的集體主義使馬格裏布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殖民強國，黃金比英國多得多，軍力也強的多，可後來英國成了民主自由的中心、世界科學的中心和產業革命的發祥地。原因在於：英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西班牙被穆斯林統治過，專制的集體主義思想嚴重，從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後。 英國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在清教革命和光榮革解放思想的推動下，發展科學，產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為技術，再過壹百年，產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產生現代產業和現代生產力，產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產力，後有生產關系，再有其它經濟關系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產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的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壹百幾十年，當時的產業革命還沒有開始，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產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產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系，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階級。 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俄羅斯就不該發生十月革命。蘇共統治的俄羅斯與自由民主的美國競賽卻越來越窮，搞得眾叛親離，最後俄羅斯人觀念更新搞起了資本主義，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近年來人們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捷克在資本主義的奧匈帝國時期人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奧地利人；消滅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捷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的奧地利人。所以，1989年的捷克更是90%以上的人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到1999年，東歐人均收入水平已翻了壹番；而堅持極權計劃經濟的北朝鮮還在饑寒交迫中煎熬，正等待著世界人民的援助呢。 民主觀念已為東歐人、俄羅斯人所接受，這和他們基督教[東正教是基督教的壹個分支]的傳統有關。《聖經》裏說：人是由神而來，所以人人平等[基督教的興起是人類爭平等運動的第壹個高峰]；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給人的權力不能太大；愛妳的鄰人愛妳的仇人，這是博愛、寬容、人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受奴役的猶太民族產生了這些民主思想的精華是無法用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的。 如果用生產力標準來說明執政的合法性的話，那麽，東北在日本占領期間保持了經濟較大發展；之後受到“國軍”、“共軍”的反復蹂躪，產量空前下降，如鋼產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九，那麽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民國初期中國的紡織面粉業也就居世界前二位，就初步建立了公交車系統就有了電梯出現了小轎車，中國就萌芽出世界級的民營企業。二戰後中國就以世界五大國的成員成為東亞霸主，二戰已經結束很多年了，戰敗國日本已經和平掘起。 5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受長官意誌的幹擾，極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連滿足城鄉人民“吃穿用”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十分困難。到1978年，中國的許多人均經濟指標，尤其是與生活水平相關的指標，並未超過1957年，甚至未超過1936年的水平。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得出什麽結論呢？ 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經濟搞得好不壹定政治就能上路。德國希特勒時期的經濟政策是最成功的，那時德國是歐洲第壹個走出大蕭條、失業迅速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全世界第壹個修高速公路的國家，但因為政治專制，走向了戰爭。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極有可能因權力轉移無公平規則而走向動亂，也可能步當年德國的後塵。 唯物論者只能把人類引向災難和毀滅，共產黨極權專制恐怖統治中國幾十年，就已經餓死、害死、冤死中國人八千萬，最少有兩億人遭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害，唯物論這個邪說的禍害已經遠遠超過了洪水猛獸。 

4．經濟富裕與政治民主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 其實，經濟決定論只是壹套神話，壹套危險的神話。 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在這裏，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裏，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壹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系做出壹種趨勢性的分析。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並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特點：1.中產階級的很大壹部分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2.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3.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成中國的政治變革。 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壹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中共統治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中共宣稱反對“資產階級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其次，中共的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他們必將為其利益而拼命維護壹黨獨裁。 第四、“六四”後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後，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困境

馬克思荒謬的勞動價值論 

1．錯誤的使用價值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撇開了使用價值，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完全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自以為找到了人類勞動這個幕後操縱者而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忘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可說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根本就不符合實際，因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立。 如果我們把商品千差萬別的具體屬性撇開，或如馬克思的說法，“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現在確實是“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產品這個性質”。馬克思犯錯誤的根源所在了：以偏概全，見物不見人！ 馬克思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的物品，完全就是壹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不是什麽“飄忽不定的”可變物！如鐵、小麥、金剛石等有用物就都是這樣。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觀中，物就是壹切，根本就看不見人的影子。 如果站在消費主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任何物品，若沒有利用它的主體，它就根本沒有任何有用性可言！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被主體需要所產生的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用處而已，它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壹種關系。 與馬克思的“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的結論相反，物品的有用性恰恰就是壹種依人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既可生亦可滅的“飄忽不定”的可變性質。 所謂使用價值，其實就是那些能夠成為消費主體需求對象的客體或物品。商品，只有那些確實具有可交換性從而可以完成交換過程而進入消費的商品，才真正成為人的需求對象，也才是真正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的結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這是他的根本錯誤。其實使用價值最重要。因為： 第壹，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的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既是生產的結果，又是生產的目的。而勞動只是創造使用價值的手段之壹。根據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的原理，得：使用價值高於勞動價值。 人類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享用物，人們從來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報酬。這個“報酬”當然是勞動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勞動價值”。“價值”只能是財富價值即使用價值，它使人們獲得享樂、愉快、舒適或減輕人們痛苦的東西，而不是令人生厭的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完全與常人的觀點背道而馳。 第二，人類從事商品生產是希望通過交換使自己用少量勞動換取更多的享用品，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來體現它的價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勞動量來體現價值的。 在市場交換中，按質論價的“質”是使用價值的質，不是勞動的質。可見，使用價值對價格具有決定作用。使用價值在市場中的認可，才使勞動具有價值。馬克思卻反過來，認為勞動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因為勞動力的消耗，使產品具有價值；勞動量大小決定著交換價值量的大小。這與人類的交換秩序相違背的反科學的結論，本來不屑壹顧，但它被馬克思主義強制於社會中，造成了社會生產和交換規則的大混亂，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破壞。  第三，分配時，人們分配的也是使用價值。人們分到手是貨幣，而貨幣代表的正是使用價值。蛋糕大點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富是由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都應參與分配。級差地租是土地所創，良種帶來的產量增加是技術所創。要承認生產要素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創造了價值。  如何計量使用價值呢？使用價值的物理量由大家壹致公認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價值其物理量不壹致，必須通過貨幣把不同的使用價值換算成使用價值的社會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通用代表，貨幣是商品交換能力或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說，商品的成交價格是使用價值的社會量，反映了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評價。因此，社會上通常所說的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反映了人們擁有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多少，並不反映消耗了多少體腦力的勞動價值。 

2．交換價值成立原因的分析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相等。 等價交換原理認為，壹切自願、自由的交換都是兩個“價值”相等的商品的交換；否則任何壹方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交換就不成功。因此交換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 如果商品有壹個確定的公平的價值，則商品交換是零和遊戲。本來人家做買賣時還尋思著劃算，這下壹概變成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搞的世界不安寧。 等價交換原理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如果按“價值”的原始含義－－中心價格，交易價格等於中心價格（或平均價格）只是壹種特殊情形，大量存在的情況是或多或少地偏離這個中心。某些情況下，離中心價格越遠，交易越容易成功：例如，賣衣服的商家，把正常價格100元的衣服按10元、20元壹件拋售，那麽人們將貨品壹掃而光。因此，如果按價值的原始涵義－－中心價格，所謂等價交換原理就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 交易成功，是因為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估值範圍，可能存在壹個重合的區間，如果重合區間不存在則很可能交易不成。例如上面衣服店的店主，對某衣服的估值範圍為90～110元，因此他可能出價120元，而最低可接受的價格為90元；消費者甲，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80～100元，因此他可能還價70元，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成交價格將是90～100元不等；消費者乙，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50～70元，無論怎樣討價還價，都不會成交。 在某些情況下，買賣雙方雖然對該商品的估值範圍不壹樣，但會由於其他原因，交易依然成立。張三到郊外旅遊，走著走著感到口很渴，看到李四的小店，過去買瓶水。李四壹口價20元/瓶，而這種水正常的市面價才2元/瓶。張三感到被“宰”了壹頓，但還是買了壹瓶喝。這裏，張三完全不認可李四提出的“交換價值”20元，但也只得買，因為此時這瓶水的“使用價值”對於張三來說非常大，而且是第壹位的。　　　　　　 壹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壹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論。隨著商品效用邊際遞減律的提出，水和鉆石的悖論立刻解決。水的效用比鉆石要大得多，但由於水的供應量任意多，所以它的邊際效用非常低。反過來，在沙漠裏，水的邊際效用就非常高。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不是因為抽象的價值，而是效用。商品交換的目的在於效用的交換。這個商品的實質加上效用邊際遞減的發現，徹底葬送了商品的價值這個抽象的概念。 必須從交換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輕言誰占便宜誰吃虧。“沒有壹個商品生產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時的產品去換人家1小時的勞動產品，除非是傻瓜。”這種說法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別人花1小時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妳需要花15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來，不用自己10小時的產品去交換那才是傻瓜呢。 在物物交換的時代，人們並沒有等價交換的概念；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較利益，即交換商品比自己生產該商品經濟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說，人們交換的原因是交換來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產該商品要合算得多，並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背後隱藏的勞動價值。 茅於軾在《制度轉軌中的人權》說：“等價交換是壹個臆斷”，等價交換、“等價物”只是壹種荒唐的假設。馬克思說壹頭羊和壹柄斧交換是因為二者生產所用的勞動時間相等。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樣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幹嗎還要交換？每個人都將直接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場經濟的解釋是交換的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各自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同。 人們相互交換各自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無，而是為了節約勞動，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壹旦不能節約勞動，人們便不再相互交換，而是自己生產所需物品了。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說明他沒有真正理解交換的本質。 

3．不存在“勞動價值” 

人們會說：“商品當然有價值啦！”人們說的價值，指的是商品對人有使用價值，以及人們對該商品有壹個願付出的價格。這個價值是因人而異的，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那個價值。 堅信“價值”的存在，是人類思維的壹個誤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們看到市面上價格變化，很容易相信這個變幻的價格後面，有那麽壹個不變的價值。人類進入這個誤區遠不是第壹次。三百來年前，人們就相信木頭之所以會燃燒，必有壹種使物質燃燒的原因，即“燃素”。木頭燒成灰，乃是因為燃素燒掉後的殘渣余孽。盡管人們始終找不到燃素，當時的化學家們對燃素論深信不疑，以至於氧氣被發現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愛上了就會燃燒，同樣，賣貨的找著個“冤大頭”就產生價格。事情就這麽簡單！。 古典經濟學中說的商品的價值，在實證內容上相當於現代經濟學裏談的長期均衡價格。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是說，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與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比例，跟需求無關。然而，即使勞動是唯壹稀缺的生產投入，只要存在著勞動效率、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就不能僅由勞動耗費來決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樣著決定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只看作是適用於原初社會的壹種理論。他指出不同職業的勞動在難易、汙潔、技能、訓練、尊卑、風險、責任輕重、升遷可能、職業愛好等各個側面均有不同，並且考察了在先進社會中，這些差別如何從產品價值或勞動報酬中得到補償。他說明許多補償實際上由人們的偏好和需求來決定，並不僅僅取決於勞動量的大小。

 

勞動價值論在《國富論》裏屬於畫蛇添足，把那幾頁紙撕掉沒什麽要緊。弗裏德曼指出，國富論的最基本的假設簡單得難以置信：壹項交換只要是雙方自願的，則每壹方都相信他從這筆買賣獲益。要不然總有壹方不幹。  李嘉圖相信勞動價值論適用於國內貿易，他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法則是勞動價值論的例外，但沒有看到在國內市場上人們比較優勢差別。根據他當時作出的、現在被認為並不正確的估計，英國大約有6-7%的相對價值變動，不能由勞動價值論來說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將他的理論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只需說“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可從來就沒說這波動有多大嘛。既然價格可以大幅度乃至無限度偏離價值，那“價值”還有什麽意義呢？ 按勞動價值論，由於“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僅僅是人類的勞動，是壹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費”；所以，在壹定時期內，現實商品的價值量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就只能是個常數。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資本論》第179-180頁）。並引用他人的觀點來支持此觀點：“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資本論》第180頁腳註17）。 可許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時效性強的商品，如鮮花、蔬菜等等，往往因變質等原因而成了毫無價值的垃圾。還有許多商品如衣服等，雖沒有變質，卻因社會需求的變遷而不得不“揮淚大甩賣”；有許多曾經價格昂貴但現已沒銷路的商品則不得不報廢。 商品的價值量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巨變，當然不是因為物化在這些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發生了什麽變化，生產這些商品所花費的人類勞動在它們成為商品的那壹刻起，就已成為壹個不可能再變的常數了；也不因為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換個需求環境比如非洲的貧困地區，它們就可能不再成為廢品了；它們成為廢品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在當時當地缺乏對於它們的有效需求。 至於土地、名人收藏品等會不斷升值等例子更是和勞動無關。所以，勞動價值論徹底敗給了供求關系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市場如果不認可其產品，其產品就沒有價格（或者價格低落），其產品沒有價格自然就沒有價值，空談抽象的勞動價值毫無現實意義。 正是由於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才導致物品的價值和價值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商品價值和價值量所發生的這壹切變化和現象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的簡單反映而已。而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具有不變性”的勞動價值理論，根本就是壹種與現實完全相背離的荒謬理論。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錯誤，其根子還在於他的錯誤使用價值觀。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其實證內容來講，基本上是思想垃圾。事實上，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現代的壹般均衡理論所吸收，成為後者在特殊場合的壹個特例；而它與壹般均衡理論不壹致的地方，則大多屬於謬誤，已經被拋棄。 張五常的壹句話是蠻中肯的：“馬克思是最蠢的！” 

4．價值不是勞動獨創 

“價值是商品的屬性”決定了價值不是勞動單獨創造。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屬性]，而且馬克思也承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兒子[即商品]的屬性[價值]怎麽偏偏是夫妻親壹人所創呢，這說得過去嗎。事實上，兒子的屬性[價值]是父母二人所創，也受社會[市場]影響。 比如：有兩種產品：大米和玉米。生產1千斤大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需要占用2畝土地。生產1千斤玉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但只需要占用1畝土地。那這1千斤大米和1千斤玉米的價值相等嗎？根據勞動價值論，二者當然是相等的。但是，即使是壹個沒有讀過書的農民，他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壹定會說：“如果二者的價值相等，那麽誰還會去生產大米呢？既然生產大米和生產玉米收入相同，那為什麽不都去生產玉米，從而節省出土地幹點別的呢？”所以說，只要生產大米和玉米所占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假設勞動耗費相同），那麽二者的價值就決不會是相同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吃到大米，他們就必須支付給大米的生產者較高的報酬，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到大米。而大米價值高於玉米價值的部分，就是由多占用的那壹畝地（生產資料）所帶來的。　　 總之，商品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和“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占用”共同決定的，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生產費用價值論”。  馬克思說：“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白白耗費了，因此不創造價值”。這可得出壹個關鍵的結論：即物品的價值必須以社會的承認為前提。 周小安說：神賜給我生命、氣息和智慧，也供應我生活中壹切所需要的條件：空氣、水、陽光、以及壹切生存所必須的環境。這壹切都不是我的勞動和努力所賺得的，而是神白白賜下的。但我從不對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勞動創造壹切”。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嗎？ 天生萬物供人用，古人很清楚的認知到這層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壹“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卻看不到這壹點，他們只看到了在這壹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他們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壹德以報天”呢！ 

5．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 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 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 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 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 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 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 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 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6．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行不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8頁說：“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 馬克思接著給出的答案，在邏輯上陷入了循環論證在觀念上則落入了神秘主義。他說：“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這段話包含著循環論證：為了把復雜勞動化約為簡單勞動，需要知道復雜勞動產品和簡單勞動產品各自的價值，因為正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但是產品的價值不正是有待確定的量嗎？怎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馬克思接著說：“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這段話過於輕飄。既然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市場上決定的，因此，這些換算比例在市場上也是經常變動的。把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簡化為常數，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的復雜程度”。雖然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可在生產中精確地測量，但由於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交換時才確定下來的，所以，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結束後才能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商品的價值不可能存在壹個絕對不變的數值，它是經常變化的。因此，商品價值的確定不是壹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標準，相反，它是壹個社會過程，涉及人類的主觀判斷。 勞動的價值與人們對勞動的估價有關、勞動的價值是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時得到確定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用勞動價值來作為商品價值絕對的度量尺度，是存在問題的。 其實，在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除了少數極端情形，邏輯上不可能有壹種方法將復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而不陷入循環論證。馬克思的話反映了他的壹個常見招法：面對邏輯上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推搪說有壹個神秘的“社會過程”替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就假裝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經濟學家坎南 (E. Cannan) 壹針見血地稱其為“神秘主義”。 馬克思設想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是行不通的。在飯館裏洗盤子和清掃馬路，他們的工作小時是否就能等同？軟件從業人員比三輪車夫的勞動復雜，這是肯定的。但這種復雜的程度怎麽衡量？用他們創造的產品的價格比，或二者報酬的比？這是本末倒置，用價值來衡量勞動，而不是用勞動（勞動時間）去衡量價值了。知識產權規定即使技術專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依協議從對方的銷售收入中獲得提成。藝術家創作每壹件藝術品的勞動壹旦完成後，該藝術品會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的認知不斷變化其市場價值，價值永遠都在變化，波動幅度可超過萬倍，但藝術家並沒有再對該作品作進壹步的勞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換算比較，結果是滑稽的！因為根本就無法換算。 通常，產品的價值以及不同類型勞動的化約比例，主要由需求與供給的長期狀況決定，與生產技術以及勞動的復雜性關系不大。馬克思見不到這壹點，又想把供求條件排除於價值決定之外，於是就陷入了循環論證而不能自拔。 在美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的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因他們有工會可罷工。可見，馬克思的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 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勞動分工就會消失，異種勞動的換算就會科學化。事實上，消失的只是體力勞動，而腦力勞動中的分工越來越發展。在企業內部，產品日益復雜、工藝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使每壹個勞動者能幹的工作越來越窄，分工也必須越來越發展；否則，不但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反而連現有本職工作都無法勝任。 

7．勞動價值論無法指導國民經濟活動 

1）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 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在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按勞分配就是按權分配，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意志進行分配。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中共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2）勞動價值無法預測價格變動方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的價格，而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1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凝結在該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1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商品的價值減小,這符合常識嗎？1座鋼筋混凝土的萬丈高樓和1座土磚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產力下會耗費相同的勞動量，那它們的價值量也壹樣嗎？讓妳付相同的價，妳願意選擇那1座房屋住進去?讓它們的價值相等，這顯然是荒謬的。 商品降價的原因是競爭。若無競爭，商品的價格只升不降。二戰以來，物價總水平與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沒有呈現馬克思希望的物價總水平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3）勞動價值無法指導宏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否定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帶、技術專利創造價值，因而否定了腦力勞動創造的巨大的價值；而且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二戰以來非物質生產部門所創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事實。例如：現在美國農民和壹線產業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幾，能說全美國人都在剝削這壹部分人，那些農民和產業工人未必同意這種說法。如果馬克思說法成立，去除剝削的辦法就只好大家都自己做工做農，自給自足好了。 中國在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遠遠大於日本，可生產的財富與國民生產總值卻遠遠小於日本。可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只能簡單的說明耗費的勞動量，與當代通行的國民經濟的計量完全不是壹回事，不能作為經濟計算的理論基礎。 “價值”的概念會引致更加嚴重的謬誤。相信“勞動力價值論”的人以為，商品凝聚的人類勞動越多，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在生產中投入多少資金和勞動，產品就具有多少價值，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多少增長。例如，壹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麽壹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 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幹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裏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吧，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願意支付的那幾塊錢！ 這裏有兩個概念，壹是馬克思的“價值”，二是“個人估值”。確切區分這兩個概念，大家就不會再受到什麽GDP數據的迷惑，以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拉動產值”了。任何違反市場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資，都不應算作對總“個人估值”的貢獻。 

4）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應該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中國、北韓、越南，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按老馬的理論，原來教師從事的不是勞動，怪不得有人把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師不是勞動者，而成了“賣”的了！這直接導致了毛澤東的“皮毛之論”，赤裸裸地宣揚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歧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批判 

馬克思在中國是壹個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他敢於向當局挑戰為民請命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但他研究問題的方法和結論是可以批判的。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非科學。 

1．立場不科學 

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應該不偏不倚、客觀公正，不能僅為某壹個階級服務。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忽視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合理利益，因而不可能是科學的。 

2．社會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 

馬克思把社會規律等同於自然規律，認為社會規律也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的必然規律，好似古代社會所說的“天意”。馬克思主義者大談“鐵的規律”，把社會科學導向了神學。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壹度成了代表規律代表真理的神，“四項原則”成了不可懷疑、不可批判的“聖旨”，成了當代神學。 

3．研究方法不科學 

馬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辯證法，嚴重忽視了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的方法。不以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為基礎的辯證法是科學方法的反動和倒退，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表現為： 

1）不下定義。

“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3頁]。馬克思主義者從具體的客觀事實出發研究問題即使能歸納出壹些道理，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如果對概念沒個界定，討論問題就會淪為詭辯。譬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沒給使用價值、價值等概念下定義。馬克思說：“壹切勞動，從壹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馬克思的信徒們解釋到：生理學意義上支出的勞動必須采取相同的社會平均形式即抽象勞動才形成價值[復旦大學張熏華、洪遠鵬《資本論難句試解》]，他們斷言：農民自產自消的糧食沒有價值，向領主交納的貢糧沒有價值，但余下的糧食拿到市場上買賣就有了價值，共產主義社會的糧食更沒有價值。請問：中世紀的農民的勞動怎麽時而有平均形式時而又沒有呢？共產主義的勞動沒有平均形式嗎？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是壹個詭辯符號。壹會兒是勞動創造價值，壹會兒只有交換[的產品]才有價值，兩種說法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反駁說：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有價值，但沒有交換價值。這是對馬克思修正與篡改，不合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只承認商品有價值，否認產品有價值。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產品都沒有價值，價值規律將不起作用，取代價值規律的是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的規律。

2）不從原始概念出發。

馬克思主義者把從原始概念出發的公理體系法稱為唯心主義的方法。按公理體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構造壹門學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義，只能大致解說，被稱為元概念，用它可定義其它概念。從歷史主義的視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復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點，可見公理體系法與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壹致的。馬克思說：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這樣壹來，產品就成了定義商品的原始概念。馬克思未從原始概念產品出發卻從復合概念商品出發來研究經濟學，違反了公理體系法的要求，把經濟學引向了邪路。

3）循環定義。

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弄了壹點形式邏輯，他們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壹”來定義商品，又用商品來給價值下定義，陷入了繞圈子的循環定義[詳見北京大學編寫的《大眾政治經濟學》]。只有用公理體系法才可消除循環定義。

4）屬性概念與實體概念的混淆。

馬克思說價值是壹種關系，關系是屬性；又說價值是結晶，結晶卻是實體。這樣，實體與屬性就混為壹談了。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是社會關系，可是人們投入的資本總是壹定的實體啊。馬克思把實體概念與屬性概念弄成了壹鍋稀粥。

5）過程與結果的混淆。

馬克思尚能區分過程與結果，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把過程與結果也混淆了。南開大學的谷書堂在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第6期上說：“把勞動定義為：生產壹定的使用價值所支出的勞動量=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產品÷勞動時間；代入換算得，勞動量=產品。勞動量、勞動、產品三個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同義詞，結果就是勞動=勞動產品了，從而混淆了過程與結果。

6）矛盾分析法充滿了矛盾。

馬克思主義者喜歡把簡單復雜化，以達到唬人的目的。馬克思用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復雜化，什麽“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的矛盾”等等。馬克思強調矛盾激化的壹面，忽視了矛盾消減的壹面，從而陷入了“鬥、鬥、鬥”的泥潭。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永恒的範疇，價值是歷史的暫時的範疇，這樣使用價值與價值就無法對立統壹了。同樣，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也不成立，因為勞動這壹概念本身就是對千差萬別的具體勞動的抽象，在“勞動”面前再加壹“抽象”，實在是又臭又臟的裹腳布。

7）辱罵與恐嚇不是學術論戰的方法。

馬克思總是懷著惡意否定前人和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包括他自稱是站在他們肩上的思想家。如哲學界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政治經濟學界的斯密和李嘉圖；馬克思為顯示自己理論的高妙而貶斥他們。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馬列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看來，別的世界觀，哪怕是社會主義思想中不同的派別，都是不科學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因而是需要決裂和改造的。馬克思不承認同時代文人思想裏的任何科學及進步價值，常常壹古腦兒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科學”；馬克思把不贊成古典勞動價值論的學派貶之為“庸俗經濟學”。這樣壹來，壹切認真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

他的弟子們承襲了他的品性，公然狂稱，在馬克思主義之前，這個世界沒有真理，沒有壹個適合於人類的思想理論。這種狂傲預示了絕對磚制的出現。於是思想改造發生了、反右發生了、大饑荒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馬克思主義者把諾貝爾獎的得主保羅.薩繆爾遜斥為資產階級的無恥辯護士。其實，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成了最高當局的無恥辯護士，他們時而批“唯生產力論”，時而論證“經濟建設為中心”；時而反潮流，時而呼穩定，真是千變萬化不離對權力的吹捧與依附。他們不理解西方學者的獨立性，反而提出了經濟學隨統治階級由上升階段轉為下降階段而興衰的學術依附論，從而達到打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中共對獨立學者的打壓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英國允許馬克思宣傳反資本主義的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4．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的偏狹

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論證階級鬥爭與共產主義的正確。馬克思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是形式的平等掩蓋了事實的不平等，因此，共產主義要按需分配做到事實上平等。馬克思對烏托邦的關註導致了他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僅限制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忽視了經濟過程中人與物的關系和物與物的關系，從而暴露了馬克思主義的狹隘。

西方從亞當.斯密以來國民財富及效率壹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對象，可以說是生產力經濟學。馬克思撇開了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系、撇開了使用價值來研究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成了生產關系經濟學。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學批判資產階級的生產力經濟學，是與風車搏鬥，徒增笑耳。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發展生產力只會招致失敗。

剩餘價值理論的本質

自《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以來，剝削階級就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代名詞。按剩余價值理論，正是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以及社會渣滓了！按馬克思的解釋，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就是不勞而獲。此定義過於寬泛，有許多不勞而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對於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福利受惠者等等，就屬這種情況。所以，只有那些人類社會所不允許的、非法的不勞而獲才是剝削。看看馬克思的荒唐的分析：

1．荒謬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工具設備、原材料）的那部分資本稱為“不變資本”；把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叫做“可變資本”。他宣稱，“不變資本”不創造價值，即不能增值，“可變資本”是增值的唯壹原因。實際是如此嗎？

譬如：壹個郵遞員步行送信的話，每天可給20戶人家送信。他買壹輛自行車後，每天可為40戶人家送信。雖然自行車離開了郵遞員寸步難行、更不可能送信。但從總的效果來看，壹個郵遞員加壹輛自行車等於兩個郵遞員，所以這輛自行車是壹個“等效的郵遞員”。

如果壹臺機器在兩個年輕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個使用簡單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樣時間裏完成的工作，那麽，這臺機器就等效於98個工人。　　

當然，堅持機器不創造價值的人可以假設這兩個年輕工人勞動的復雜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兩個年輕工人恰好等於100個老工人，進而得出機器沒有創造價值的結論。

當全世界都在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時候，當外國人用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國市場上攻城掠地、大賺其錢的時候，中國人卻還在爭論機器能否創造價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既然可以創造價值，怎麽能稱作是不變資本呢？可見，所謂不變資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是沒道理的。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余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壹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壹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壹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壹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妳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妳壹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妳壹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妳帶來的，應該說是妳剝削了我才對。

勞動力的價值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體現出來，勞動力憑空不能產生利潤，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勞動價值。資本家投入了生產資料，那麽，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生產資料創造的，這部分價值自然應歸資本家所有。

同樣，采用先進工藝技術，更新設備可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時，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未增加，勞動強度未提高，那麽，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只能是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創造出來的，而設備是資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勞動——貨幣購買的，那麽，這部分新增的價值只能歸資本家所有，而不能稱為剩余價值，進而稱作剝削。勞動生產率正是資本的貢獻，所以，超額剩余價值不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資本的生產力創造的價值。

資本在靜止時是不變的，在與勞動者結合時就會被“啟動”而產生增值效應。如將款存入銀行可得利息，這說明社會早已承認貨幣有潛在的增值能力。

中國的古人早就將借貸取息看作正常營利活動。春秋戰國時代，私人從事貨幣貸放者，比比皆是，從未見有人表示反對斥責之詞。只是到了漢初，晁錯才開始對倍稱取息的高利貸者加以譴責。但較晁錯晚半個世紀的司馬遷，又把“子錢家”(即貨幣貸放者)看作是同畜牧業、釀酒業等等壹樣的正常營利活動。

對生息資本的認識上，馬克思遠不如司馬遷的常識看法。馬有壹個非常糊塗的見解：既然商品交換都是等價物的交換，壹塊錢也就永遠只能與壹塊錢的等價物相交換；而資本的特點，卻是用壹塊錢交換到多於壹塊錢，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因此它多出的“剩余價值”，必定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剝削收入。馬克思斷定，任何時代的借貸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收入。據他說，資本絕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貸放資金所得來的利息，若不是直接剝削自生產勞動者，就是從別的剝削階級那裏分的壹杯羹，總之都是剩余價值的壹部分，豈有它哉？ 

馬克思沒認識到，商品都是有時間標計的。今年的壹頭鹿，與明年的壹頭鹿，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今年的壹塊錢，與明年的壹塊錢，同樣也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二者之間不是天生就該相等，就該按1:1的比例交換。

其實借貸利息與剝削沒有半點幹系，也不造成任何社會經濟不平等；不但沒有造成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貸取息，反而成為窒息經濟進步的桎梏，違背了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

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是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行的。那麽，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付給了工人，生產資料創造的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雙方誰也不欠誰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不存在了，所謂的剝削也是不存在的。

資本家並沒有剝削無產者，馬克思為什麽會剝削的錯覺呢？是因為在他看來，決策勞動根本就不是勞動，只有執行者的勞動才是勞動。所以，由決策者的決策勞動所產生的決策風險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裏就變成了剩余勞動的產物、變成了剩余價值。

他說資本的利潤[即剩余價值]完全（100%）來自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與作為工廠統帥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沒絲毫關系！這好比說，決戰的勝利完全都是由戰鬥在第壹線的士兵所創造的，因為統帥沒直接戰鬥在第壹線！所以，統帥的戰前分析、戰略決策、帷幄運籌等作用及相關消耗和費用等等，都不能算是對於決戰的投入，從而也不能算是貢獻。最後的結論就只能是只有士兵有功勞，而其他各級將帥首長都是吃白飯的，都是剝削士兵的寄生蟲！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話？！

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時，忘了壹個最簡單的事實，即當剩余價值由正值變成負值——利潤變成為虧損時，按他的理論，這壹切仍只能是雇傭勞動者的罪過。但構成商品價值的任何勞動量都不可能為負值從而不可能由勞動導致虧損或破產。馬克思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私有制企業的利潤不是剝削收入。利潤包括：壹是風險報酬。投資就有風險。妳買股票，妳收益，妳就承擔風險。不能說買股票賠了，是妳倒黴；掙了，就是妳剝削。要是這樣的話，誰投資，誰辦企業，社會怎麽發展。發達國家沒有工人因為生活貧困而自殺的，到是有資本家由於血本無歸而跳樓的。這就是風險。二是靈活偏好的補償。妳使用了別人資金，要給予報酬，用人家的地要給地租，用人家的錢要給利息。此外，資本的利潤可以來自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利潤也可以來自“貴賣”，即願意支付“消費者酬謝”。馬克思沒有理解貴賣中的“貴”，指的是價格高於生產者的成本，而不是高於購買者自己生產可能消耗的成本。貴賣不是簡單地提高價格，而是和效率較高的專業化生產結合在壹起。馬克思把貴賣貴買理解成純粹在流通領域裏進行的過程，這是錯誤的。

2．漏洞百出的剩余勞動時間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他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正確的。因為壹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壹樣的。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於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在工業生產中，對“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必須具體分析。馬克思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麽會“相同”呢？如果工人不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於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壹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對於工人來說，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工廠裏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剝削，反而因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他的實際報酬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資本家來說，由於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但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壹天勞動12小時，資本家獲得其中6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看作是剝削。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壹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壹地到另壹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於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願意制造汽車了。

馬克思有壹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裏，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於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於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資本論》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後，才討論了分工、協作等問題。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並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於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註意了“勞動時間”壹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必要勞動時間的錯誤是他把勞動和勞動條件、生產和流通割裂開來研究問題的必然結果；這個錯誤足以推翻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當然，有資本家常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快勞動節奏等方法剝削工人，創造額外利潤。但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小型製造業的利潤是工人與資本家一起創造的，因為小型製造業的僱員屬於藍領工人，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肩承擔著白領工人的責任，雖然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經常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剝奪藍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的機會，但是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獲取類似白領工人的工資的收入是合理的，共匪在毛澤東時代讓曾經做過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接受無償的勞動改造是不合理的。

中共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毛左共產黨依靠建立勞改營讓被統治者從事無償勞動，鄧右共產黨依靠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權力尋租與有罪推定的威脅恐嚇獲得企業利潤。

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3．平均利潤論的荒唐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家庭和國家，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proletarian Utopia）。《共產黨宣言》是綱，《資本論》是目；《資本論》是為《共產黨宣言》服務的。

為證明資本家就是壹個剝削集團，馬克思花巨大的精力寫《資本論》，從勞動價值推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推出平均利潤。他說：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所以，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較多勞動力創造了較多的價值與剩余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較少；競爭使利潤從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流向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資本家都獲得了等量利潤。並引伸為資產階級共同剝削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經濟學“證明”。其實，是技術創造了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也較多，不存在所謂的價值由壹部門流到另壹部門。

“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有多少老板因經營失敗而樓。在資本實現全國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這正是1949後的中國現實！

《資本論》規定勞動力價值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日本對華投資經濟學專家大前研壹指出大陸工資相當日本工資2.5%，即1/40,即維持壹個日本工人的生活資料要用來維持40個大陸工人的生命，連家庭都無法照顧，更別提子女的升學費用。 

4．級差地租的使馬克思自相矛盾

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是土壤肥力與位置帶來的，與資本、勞動無關，他說級差地租是“壹個虛假的社會價值”，是消費者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也就是說，級差地租是農產品高價出售的結果；另壹方面，他又說“壹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不能從流通領域裏產生”。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會越來越高[即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因為隨著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勞動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現有較簡單的產品市場越來越飽合，產品越來越趨於復雜化，需要的研科目越來越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資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資，還要送重要員工股份，剝削程度是越來越低，今天美國勞資分配比例大致為75%:25%，而在中國反要低得太多！

按馬克思的定義，如果1個資本的構成是50c（不變資本）＋50v（可變資本），其剩余價值為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1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結論說，前1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程度就低，就善良壹些，後1個資本因剩余價值率高，剝削就要殘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亂語了。從前1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1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1個相對先進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力，但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相對的都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率的高低說成是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說，生產率越高，資本的剝削就越殘酷，生產毫無效率的，也就沒有剝削存在。這種危害人類，阻礙生產率發展的理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

6．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是馬克思的謬論 

馬克思把“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作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得出資本家剝削的結論，雖然討好了工人，實際是不近情理。資本家魯賓遜和工人星期五，是屬於2個階級的人。由於魯賓遜的資本也就是漁網，與星期五的勞動相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達到雙方都得益的結果。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壹個分魚比例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是利益共同體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 或問：既然沒有什麽資產家階級剝削，為什麽財富大都跑到資本家手中了呢？ 問題的根源出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方式上。在產品分配上，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壹方的多得，必然是另壹方少得，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找到了階級對立的根源，就容易找到壹種相對公平合理從而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這種方案只需使生活資料能夠相對均衡的在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得到合理分配。無論多麽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都不可能徹底消除階級之間的產品分配上的矛盾，但相對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能把雙方的矛盾平抑在和平的限度之內。 這原本只需通過簡單的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改革就能和平解決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裏卻變成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和商品生產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的復雜問題，變成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之所以會對社會產品分配方式的影響和作用視而不見，其犯錯的根源就是他的生產中心論。他認定：“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在社會生產方式與產品分配方式的關系上面犯了致命的錯誤而不自知，卻還要倒打壹耙。 馬克思所作的壹切，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和出發點上再繼續犯更大的錯誤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究其錯誤的根源，就是他未能找到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根源，把原本由產品分配方式所導致的階級矛盾戴在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頭上，因而最終只能搞出個計劃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謬論。 馬克思其實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他指責工人的罷工鬥爭是改良主義。他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暴力革命“砸爛舊世界”。按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罷工漲工資違反了他的唯物主義標準。所以中共政權嚴禁罷工。 中國政府在操作上已經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名義上充分肯定私有企業，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擁有大量不義財產和私有企業，這些都是靠濫用權力、靠壟斷得來的。

共產極權主義的政治理論的本質

民主集中制的邪惡本質

1．民主集中制提出及其嚴重的缺陷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它是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主張經濟鬥爭的普列漢諾夫創立的， 1898年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然而這個黨仍然是壹個像俱樂部壹樣結構松散的組織。列寧在1900年創辦了火星報，認為黨應是職業革命家和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有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先鋒隊，應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 列寧的主張遭到了普列漢諾夫等經濟主義派的反對，卻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很多黨員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列寧為首的火星報派。1903年，列寧的火星報派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草擬的“集中制”黨綱獲得了通過。列寧說：“作為黨組織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1904年，羅莎.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壹文中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列寧的“集中制”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壹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說，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監督工人階級的活動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 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在民主的後面再加壹個“集中”。 之所以“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集中”的概念，是因為列寧首創這壹制度時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遭到盧森堡的批評後，列寧才在1905年將“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1906年俄共“四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來。 但即便將其稱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倘若列寧的本意確在民主，直接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堅持把民主當作定語來修飾，可見其原本想要的無非是那個“集中”。 概念本身的邏輯矛盾使這壹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可共產黨的黨章中缺乏這樣的規定，或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構成制約關系。那麽，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特征作了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 列寧的民主思想，概而言之：其壹，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其二，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其三，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其四，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其五，黨代表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其六，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這些思想並未認真貫徹執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強調。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壹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 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通過消滅“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集中制”變為恐怖的集中制。關於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描繪道：在“壹個漸進的過程”中實現“少數開除多數的原則”——“70人開除10至15人，然後是60人再開除15人……這就實際形成壹種結局，中央委員會中，排除了多數，留下了少數，但又沒有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而也就沒違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任何反對派都沒有了，這樣就輕松多了”。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導致蘇共的衰落，乃至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2．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作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中共從創黨開始就以“民主集中制”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壹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壹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1940年毛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 1942年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這壹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毛進壹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壹種手段。”目的是什麽呢？是集中。從而，他確認集中高於民主。所以他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毛的言論告訴人們，他要集中是真，民主不過是應付形勢而已。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授予毛有獨斷專行的特權。根據劉少奇的建議，並作出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壹切重大問題……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種制度為黨的領袖獨斷專行披上了制度上合法的外衣，從而使全黨服從於壹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的黨內領導體制，導致日後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獨裁。 原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因在“整風”運動中幫助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在1943年3月的中央機構調整中壹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誌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誌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換言之，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成了毛澤東個人說了算。 在這壹獨裁體制下，中央委員會成員之間已不再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自然失效。如果在某壹問題上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有不同意見，多數人總是放棄自己的意見，跟著毛澤東走。延安整風剛結束時，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如毛不同意，即使多數人有不同意見，也只好放棄。 1945年毛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在醞釀“七大”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壹波是從監獄辦“自新”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麽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毛的這個意見被傳達給參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團，結果薄壹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 建國後劉少奇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結果毛澤東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主要的罪名當然不是說他執行了《共同綱領》，而是說他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80，81，89頁）。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當時的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當時正在毛澤東自己的頭腦裏醞釀，尚未提請任何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劉少奇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澤東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 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0頁上，我們可以讀到毛澤東親筆寫的這樣的話：“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未經中央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作出和發出決議——由偉大領袖親手訂立的這條紀律，就是中共的領導制度。於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擁護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楊尚昆曾說：“劉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壹定的道理。社會主義改造沒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  1954年民主集中制寫入了中國的憲法，成了國家的運行原則和運行機制。 1956年毛澤東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裏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雖然1954年中國也建立了類似於議會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將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現實中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活動，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毛澤東認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其實，這種“民主”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僅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作反省與總結，也可深知其弊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麽“人大“向來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他們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裏，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壹致通過”曾是常規，而西方的議會裏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裏，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裏“民主”之處境尚且如此可憐，那普通公民就更可憐了。  1958年，毛又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等原則，進壹步強化了以黨代政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壹人”，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在尚能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時期，也只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少數”卻因此受到歧視，得不到重用；在毛的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壹旦表明態度便會受到迫害。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成了毛的馴服工具。陳雲曾經設問：“假如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唱反調），那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據絕對控制地位；“反‘冒進’不是壹次實踐嗎？中央同誌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毛選》第五卷裏，毛澤東多處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布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壹元化領導的問題，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壹切的。 以下是周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壹次會議， 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壹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壹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幹部，在受到黨組織的不公正的處分時──或被誣陷淩辱，或面對批判，或被投入監獄受刑──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黨犯了錯誤，黨自己壹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與“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所言）之類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成了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根本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壹種擺設！“民主集中制”其實是中國幾千年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鑒於“文革”的沈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1970年代末是中共黨內民主風氣高漲的時期，經濟開始好轉；80年代後期鄧小平大權在握，便無視黨內的不同意見，強行拍板搞“價格闖關”，碰了釘子才想到要開會研究善後，這成了接踵而來的經濟停滯與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元老李銳披露說，鄧在江接班時告誡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妳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澤民正是遵循鄧的遺囑行事，大權獨攬，發誓“絕不搞西方那壹套”。“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3．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剖析 

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民主與集中不過是同壹事情的2個不同視角而已，因此，集中不可能在民主之上而高於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暗含了“集中高於民主”的觀念，這本身就是鄙視民主，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誠意。“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是居高臨下，“民主”成了“集中”的下級、仆從，民主成了集中者手中的玩具而已，真實荒謬之極。 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1949年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1950年6月毛在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按照毛澤東發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動：黨通過教育使人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讓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誌間的隔閡；教他們履行子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壹言以蔽之，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用壓服手段，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民主”了。至於誰來教育人們呢？自然是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 毛澤東還有壹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註意這裏的“對”字。“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還有壹個給予人民“民主”的“主”，它領導人民前進，至於什麽時候給人民“民主”，給人民多少“民主”，所給的“民主”是教育式還是壓服式，皆決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壹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都是這個“對”字背後的含義所決定的必然結果。壹個“對”字，表明了人民無民主之權。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毛對他的“民主”作了另壹種表述，即“讓人講話”。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妳講話，也可以不讓妳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 毛強調發揚民主是為了集中正確的意見；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說，就是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壹認識、統壹計劃、統壹指揮、統壹行動，叫做集中統壹。他的說法蘊含兩個要點。第壹，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第二，何種意見才算“正確”？由領導者判斷，他認為誰正確誰就正確；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心願，就是正確意見，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從分散的意見中拼湊，組合出符合領導意圖的意見；即使“正確”意見出於少數人，甚至個別人，也是民主基礎。因為按馬列原理，“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當然，如果碰巧多數人的意見符合領導心意，那就更好大肆宣揚，說是代表廣泛的民意。於是，民主基礎就是領導的心意，玩弄民意的手段就是領導藝術。 這種玩弄民意的領導藝術被稱為“群眾路線”。領導幹部做的壹切都是為了群眾，是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領導制定成政策，再由群眾去執行。這不符合“自己解放自己”的自治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精神；領導幹部推行的政策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群眾的要求，也無衡量標準。在“群眾路線”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為了群眾。例如，“大躍進”和“文革”都充分動員了群眾，其實際結果卻是帶給群眾巨大的苦難。  毛澤東說發揚“民主”，就是征詢民意的禦用式的民主。其的表現方式是：“皇帝”開口了，讓妳說話，妳就說吧；說得好聽，“哦，還不錯”；說得不好聽呢？“皇帝”就皺起了眉頭；如果皺起了眉頭，妳還不察言觀色，還要往下說，那就要大喝壹聲：“不許放屁！”再往下說，就抓人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 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制度，永遠不能丟。他說：“黨的領導就是要善於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如果“不正確的意見”是多數呢？也只是“給以適當解釋”。 這說明黨根本不服從群眾的多數，手裏有了權，就不在乎多數或少數了。如果由多數意見作出決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 要求服從正確而不是服從多數，這是要求服從“黨的領導”的壹種詭證。 共產黨是由少數人組成的。為什麽大多數人民的必須服從它呢？因為它自封為“偉大、光榮、正確”，服從黨就是服從正確。通過投票進行選舉、通過表決作出決定的民主程序在中國被拋棄了。毛把民主看作是種作風，他說，要“讓人家講話”、“好話壞話都可以講”。這樣的“民主”，只不過是“大家長”納諫而已；類似張之洞所說的，“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欲使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權。”因為持這種觀點，所以毛對外國記者說，他“不相信選舉”，他認為“協商壹致”比投票選舉更“民主”。因為這個“協商”過程總是在他的牢牢掌握之中，可以確保按他的意見達成“壹致”，而他的意見則總是“唯壹正確的”。這樣，重要決策和候選人名單，只要“協商”就行了，不需要投票表決。“協商”到沒有不同意見，壹次性鼓掌“通過”；不壹致再“協商”。有了不同意見要求服從正確，只能壹致不許不壹致，沒有多數和少數，民主的原則又不起作用了。 在民主社會，每壹個人的權利都不許侵犯，必須做到人權至上。堅持人權至上原則，既要肯定普遍的權利，又要肯定權利的平等；發表正確意見和發表錯誤意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作出決定時必須堅持“壹人壹票”，不允許大人物“壹句頂壹萬句”和“壹票頂壹萬票”。 荒謬的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將權利分割，即：壹些人只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沒有作決定的權利，作決定的權利交給了核心。沒有作決定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胡喬木說：“不要民主，那是專制，不要集中，又會步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原則”，這話中隱藏了主語，實際上是“我如果不要民主，那是我在搞專制；我如果不來集中，那就會讓妳們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 大家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主語中的“我”，乃是在“民主”與“集中”之外的，成神了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集中都只不過是工具而已，哪有什麽真的民主與集中存在啊？ 

4．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剖析 

民主集中制在英、俄語中都是民主的集中制，屬於偏正結構；民主與集中不是並列結構，“既民主、又集中”的並列關系不能成立。除了民主的集中[簡稱民主]外，還有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民主的集中是說民主的過程本身就是集中的過程，無須“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用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指導不出民主，用民主的集中指導民主是同義反復而已。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解說是：“黨的壹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壹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壹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壹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壹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壹的黨章和紀律的，並有壹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壹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大凡黨內運作中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實現的。 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誌表達為“群眾的意誌”，將領導者的號召轉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壹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壹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 黨的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是“民之主”而不是“民為主”，可簡稱為“黨主”，不能稱為民主即“民為主”。 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於服從，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四個服從”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又是以最高領導人為首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操作辦法是：“黨要領導和支持人民掌管國家權力，……各級黨委壹方面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另壹方面又要通過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機制，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領導。”“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的關鍵是，堅持和強化中共對壹切人和壹切領域的領導。在民主集中制下，最終都由領導說了算，民眾充其量只有被征詢意見的份。 既然這樣的“民主”實為“集中”所駕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可以歸結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壹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後壹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換言之，後壹個“集中”已有壹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若民主必須要由“集中”作指導，則它在壹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所謂的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主詞是民主，但加了限制詞“在集中指導之下”。運用中的奧妙就更多了：討論問題時由主持人掌握，只允許在限定的範圍內發言；選舉時，只能在上邊提出的候選人中選擇；正式討論之前，先個別吹風，引導，打招呼，甚至威脅利誘，使人接受領導的意圖，美其名曰 “民主協商”；或者，如果某人不易馴服，可以縮小會議範圍，叫他不能與會，如“積極分子會”之類；如要尋求支持，又可以擴大範圍，叫支持者參加，甚至開黨委擴大會，也可以叫非黨員參加。擴大開會早就是政治策略之壹。總之，辦法多多，領導者恒能如意。至此，民主成為演戲和騙局。

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壹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壹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托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只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糟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得到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 “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擴大”會議的效能，在於被擴進來的人或是會議組織者的贊同者，或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壹種榮譽，壹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只有40到會，不到總人數的壹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壹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壹致通過”之效。 “開會”還有壹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壹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妳們抓起來，要妳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壹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 康生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只是修飾”，壹語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靈魂——獨裁。這種制度主要領導說了算，黨員的民主權力微乎其微－－只有拍馬屁和鼓掌的權利－－連彭得懷和劉少奇也不例外。只要和壹把手不合作，就連黨內說話的機會都沒了，甚至還要丟掉性命。在中國，官場總是“官不在大，壹把手則靈”，官員個個“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工作是“壹把手說了算”，以致於官員們自己也總結說，“壹把手說話，絕對真理；二把手說話，相對有理；三把手說話，豈有此理”。  李慎之說：“民主集中制，只是壹種新式獨裁，即極權主義的別名，根本不是什麽民主。”集體領導表面上是監督壹把手，實質上既無民主、也無監督，不過是披著“集體領導”外衣而個人獨裁制而已。在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壹把手的錯誤或嚴重犯罪總能冠冕堂皇地得到支持和認可；集體領導成員不過壹把手政治的工具，大多在搞曲意迎合或助紂為虐。 民主集中制對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有無比的優越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是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確保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永遠不受制約。它的優越之處還在於，即便是最高領導核心犯了大錯或決策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他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集大權於壹身。民主集中制帶來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並為後帝制時代的新式中央集權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 民主集中制不過是集權的壹塊遮羞布！民主集中制的實質是集權，民主的實質是分權，這是背道而馳的！民主集中制表現為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核心。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可能有什麽民主！民主集中制不過是秦始皇邪惡制度的當代語言表達而已。古代的官員上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議事”，即對皇帝或某大臣提交的問題，共同商討，獻言進策，供皇帝決斷，開明的皇帝也能采納大臣的正確意見。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壹直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根本沒有民主，只有專政，這已為歷史的經驗壹再證明。 什麽時候“民主集中制”遭到拋棄，民主就有了希望，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露出了曙光。 

反和平演變批判 

“和平演變”不是要革誰的命，不是要革那個黨的命！那要演變什麽？是政治制度，監督制度，公共制度等等制度的“和平改變”。“和平演變”首要的壹步，就是打翻壹黨獨大，推行黨權平等！ 改變“人民代表”的“傀儡”狀態，改變政協的從屬地位！“和平演變”是要把“共產黨”請下來和別的黨派平等和人民平等，而不是高高在上！ 19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中國的第壹代、第二代領導人由於長期處於革命當中，其專制政權已經建立，可能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能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壹個國家以和平的方式漸漸地影響另壹個國家，以期改變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既然是和平的方式，就沒有打仗、沒有軍事沖突，就和軍隊、武器、恐怖主義無關。和平演變不是搞侵略、也不是幹涉內政，也不涉及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其實是制度之爭，不是“入侵”與顛覆。那有什麽好怕的呢？ 所謂“反和平演變”，實際上是共產黨對政權不能穩定的極度恐慌。很多國人認為，美國政府是內外有別：即對自己國民很好，對外就功利之極，居心叵測，所以她對中國人倡導的民主自由必是洪水猛獸。這種盲目排外的思想頗有義和團之風，仍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代博物館思維，對“自由、平等、博愛”壹竅不通。 任何壹個國家、任何壹個社會都是要變化的，而且只要沒有把自己完全封鎖在起來，總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同時也給世界以影響。壹般來說，先進的社會對落後社會的影響要大於落後社會對先進社會的影響，因為人往高處走嘛。落後國家接受的國際影響壹定正面的多，有利於改進自己，追上先進；而先進國家根本不必擔心落後的國家改造妳，開放妳自己意味著妳將更深地影響世界，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而世界發展了反過來又會促進自己。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行了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真的就被西化。歐洲接受了美國戰後的援助，結果很快從戰亂中恢復過來，英國人，法國人也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真的優越的話，應該是美國佬、歐洲佬要擔心被我們和平演變才對啊，哪用得著去反“和平演變”呢？其實是自己的制度不好，就算別人不來誘惑妳，民眾遲早也會覺醒的。口口聲聲鼓吹自己的優越性，不過為特權集團的利益的穩固找個借口罷了。 

穩定壓倒壹切批判 

在復雜系統發生質變，也就是出現新結構取代舊結構的突變過程中，只有舊狀態或舊結構失穩，系統才能經由躍遷的方式，即經由壹系列不穩定的中間態的方式，進入壹個新的穩定有序態。在這個過程中，舊結構的穩定性是壹種消極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殺生機和希望的；不穩定性則起了壹種揚棄舊結構、激發和導向新結構的建設性作用。 從計劃經濟——壹黨專制——黨領文化之舊穩態，躍向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之新穩態；這壹躍遷符合人類文明進化大方向。然而，在中國社會面臨根本變革的歷史關頭，鄧小平鼓吹穩定性崇拜。 所謂穩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喪失了對穩定性的批判意識，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穩定性總是好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是有百利而無壹弊的。有人甚至認為，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去求取穩定。國內社會科學界與人文科學界，則幾乎眾口壹辭地、無批判地褒揚和突出穩定；政要人物，則言必稱“穩定”。鄧小平的“穩定壓倒壹切”與江澤民的“始終把穩定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更是把話說絕，達於顛峰。 “壓倒壹切”是否包括“壓倒”生命、憲法、法律、法規？如果不認真界定法律範疇，很容易被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壞憲法、踐踏法律開始的嗎？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壹日的環境汙染，屢禁不止的三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暴露的是同壹個問題——權力“壓倒”了法律。這種現象還要延續嗎？　 “穩定壓倒壹切”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是屠殺、殺人的代名詞。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對“穩”的解釋是：叫妳去東妳去東，叫妳去西妳去西。如果叫妳去東妳不去東，這就叫“不穩”。在古代則被稱之為“犯上作亂”，應當“格殺勿論”。今天則稱之為“不穩定因素”，應當“消滅在萌芽狀態”。不然，就會威脅統治階級的正常統治。所以，“穩定壓倒壹切”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座右銘。“不穩”，那是絕對不容許的。 如果穩定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麽，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最可靠的穩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由於現行制度剝奪了他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投票權利，因此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言行都構成了對既定秩序的挑戰，因此就成了危害穩定的因素。按照這套邏輯，權勢者代表秩序代表穩定，沒理也是有理，再錯也是對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有理也是沒理，再對也是錯的。壹切有良知的人，絕不能墮落到維護暴政的地步，而應為自由與正義不懈地抗爭！ 人類不是螞蟻，不是蜜蜂。對於人類，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正義。沒有自由、沒有正義的穩定是暴政。中共果真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嗎？那當初幹嘛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可見，“穩定壓倒壹切”，其實是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壓倒壹切。壹旦妳接受了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顛倒了。中共可以用破壞或妨礙穩定而定人罪名，“穩定”正如“反革命”壹樣，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具體的界定標準，他們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加以解釋。 1989年春鄧小平就曾極端無恥地說：“殺它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後來，他果然為了穩定，壓倒了壹切；導演了壹場空前絕後的“6．4”大屠殺。江澤民重談“穩定壓倒壹切”的老調，甚至比鄧的嗓門還高，發出了要把所有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當局的壹切暴行，都打著“穩定壓倒壹切”的旗號。官方的穩定，是壹種死的穩定，它窒息了社會的活力。這種穩定靠的是暴力工具的控制、經濟資源的壟斷、政治資源的獨占來實現的。穩定是統治者的穩定，是某黨的穩定，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穩定。今天的穩定，是老百姓忍受獨裁統治的穩定，是獨裁者作威作福的穩定。穩定，穩定，官僚集團越穩定越闊氣，越穩定越高高在上；老百姓越穩定越貧窮，越穩定越活不下去。不徹底打破獨裁者奴役剝削人民的“穩定”局面，人民就永不能取回本屬於自己的權利。 在“穩定壓倒壹切”的名義下，很多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且，為穩定而實施的政治高壓本身，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壹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穩定壓倒壹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的積累，將使被強行推遲的結構取代過程終於發生時，社會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社會脫序行為之頻度、烈度將提高，社會動蕩將加劇，社會動亂將更可能出現，人民將承受額外的痛苦，作出額外的犧牲；甚至將使結構取代成為不可能。 專制權力是壹種沒有制約的絕對權力。統治者必然貪得無厭，它不可能有什麽理性去自我約束，對老百姓的壓榨和盤剝必然慘無人道。這就必然帶來社會的不公平。民性若水，水性至柔，但水到不平處也要喧嘩。這“不平”如果太大，必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社會哪有可能存在穩定、和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凡專制必無穩定、和諧。 200多年前，法國著名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過：“只要翻壹下歷史，妳們就會看到，到處是公職人員壓迫公民，而政府則取消人民的主權。”“社會災難從來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政府。”這完全可說是2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寫照。 中國今天要避免社會動亂，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藥方只有壹個，就是實行民主，使人民的主權得以確保，讓強大的人民主權制約和限制官僚權力，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政府的腐敗和職權的濫用。 民主化改革後，會不會象鄧小平說的“今天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圍政府，中國13億人口，壹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人鬧事，那還有什麽精力搞經濟建設”？ 首先，“鬧事”是壹種汙辱人格的語言， 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幼稚的孩子，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這是中國專制獨裁的心理基礎。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專制落後性。群眾遊行示威是為了反對“權力者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建設！有人提議“執政黨的中心工作由經濟建設轉變為法治建設”：仲裁勞資糾紛、調解群體爭議、了解社情民意，這正是新世紀裏政府的主要職能。如果不是“天天都有事”需要政府處理，納稅人為什麽要出錢養活公務員呢？ 發達國家幾乎無日沒有人遊行示威，但並不影響政府執行公務。在選舉期間，政府首腦忙於競選；選舉結果出來後，有時連新內閣都無法成立，有些部長長期缺位，但只要有壹支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和不受政局變化影響的民間企業家階層，經濟照樣可以正常運轉並保持穩定增長。相反，長期靠壓制來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眾鬧事的溫床。

共產極權與暴政統治

　　赤禍初起

　　列寧禍首

　　1．列寧的流放生活

　　1896 年列寧因為鼓動罷工被捕。1897 年 2 月，列寧被判處去西伯利亞流放三年。判決下達後，列寧的母親要求推遲動身的日期，並要求將流放的地點選在葉尼辛省南部的小鎮，那裡氣候對列寧的健康有利。當這些要求被滿足後，列寧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在監獄外自由活動，從容地和親友話別。1897 年春，列寧到達流放地點蘇申斯克，這裡是西伯利亞氣候最好的地方之壹。除了家人給他寄錢外，政府還給每個流放者每月 8 個盧布的津貼，列寧根本不用從事伐木或者背纖的苦役。列寧在信中說：“除了打獵、釣魚，就是遊泳，大部分時間在散步”，“睡覺的時間特別長”，“住房和夥食令人滿意”，還常曬日光浴。他還可以閱讀各種政治書籍和雜誌，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來往，討論將來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 年 5 月，列寧的未婚妻和丈母娘來到了他身邊。那年 7 月，婚禮在教堂舉行。克魯普斯卡婭描繪道：“蘇申斯克的東西便宜極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八個盧布的‘工資’給他提供了壹間乾淨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縫縫補補。

　　他們每個星期給伊裡奇宰壹頭羊，他每天吃羊肉壹直吃到倒胃口。他們還把伊裡奇每週供應的肉食倒在飼料槽裡，由村裡的姑娘給他切成肉排。伊裡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餵他養的那頭叫贊卡的狗。十月裡，壹個叫帕莎的女孩來幫我們了。她 13 歲，瘦得皮包骨頭，她為我們承擔了所有的家務。我教她識字，她對牆上媽媽貼的壹張紙條奉若神明：‘永遠，永遠不準把茶打翻！’”

　　2．1905 年革命與蘇維埃

　　1905 年 1 月 16 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廠 1.2 萬名工人為反對廠主開除 4 名工人舉行罷工；其他工廠工人群起回應，幾天內罷工人數達到 15 萬人。

　　1 月 22 日，壹位名叫加彭的東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領導 15 萬群眾到冬宮廣場舉行非暴力的示威；準備向沙皇呈遞請願書，其中提出言論出版自由、8 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人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召開立憲會議等要求。

　　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遊行計畫向沙皇照會。可沙皇不但不理會人民的請求，埋伏的軍警向工人們開槍，1000 多人死難，數千人受傷。這就是俄國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當時不在聖彼德堡，也沒有下令開槍。後來謀士要他公佈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絕，他不願他的軍隊與大臣受過。

　　血腥鎮壓激起罷工運動蓬勃發展。1～8 月，全國參加罷工人數達 80 萬。在罷工鬥爭中創造了蘇維埃這壹組織形式。蘇維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譯，即會議或代表會議，它是為了協調罷工行動而自發組織的工人市民臨時行動委員會，後來發展成為由工人、農民和士兵參加的全國性的群眾革命組織。蘇維埃的正式名稱應當是工農兵代表會議（鄉區的可簡稱農民代表會議）。1905 年列寧說：“蘇維埃乃是為達成壹定目的的戰鬥組織。”

　　1905 年 6 月間 ，黑海艦隊裝甲艦波將金號的水兵自發舉行起義，擊斃反動軍官，把軍艦開往正在舉行總罷工的奧德薩。8 月 5 日，沙皇同意成立國家杜馬。10 月 26 日，聖彼德堡蘇維埃誕生了，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領導地位；全俄各行各業都開始罷工，參加罷工的有 2000 多個大工廠，200 多萬工人。

　　沙皇被迫於 10 月 30 日頒佈《立憲宣言》詔書，答應召集具有立法權的杜馬，規定沒有杜馬的同意，任何法律無效；允諾人民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俄國因此第壹次出現多黨制，以前處於秘密狀態的地下政黨紛紛浮出水面，瞬間冒出來壹百多個政黨。這個時期被高爾基稱為“新聞界的黃金時代”。列寧說，從那以後“俄國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發生了迅速的變化”，“就是俄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在不同的舞臺上活動（杜馬內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這些活動之公開、力量之雄厚、規模之巨大，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擺脫了秘密狀態，他們派代表出席國家杜馬的工作，公開出版、發行黨的機關報，這本身就是俄國民主化巨大的進步。列寧卻從未考慮

　　過與其它政黨在議會內真誠合作，而只是把議會當作工人階級政黨宣傳自己的綱領的講壇。列寧在《12 月 17 日宣言》中說黨應當有兩手，“合法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應當有兩套平行的“陰陽”機構，“陰機構”——密謀委員會，對當內外都保密；“陽機構”——無需保密，演戲給外界看而已！

　　由於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強勢地位，列寧遂同意與孟爾什維克聯合。1906年 4 月 23 日，第 4 次統壹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參加代表大會的多數代表是孟爾什維克。孟爾什維克 62 票，布爾什維克只有 46 票，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大都符合孟爾什維克的主張。此次大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寧強調集中，孟爾什維克強調民主。孟爾什維克沒有統壹的理論，他們大致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能奪取政權，在沙皇被推翻後，必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時期！列寧稱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

　　大會閉幕不久，列寧就發表《告全黨書》批評代表大會的決議。列寧利用少數反對派的特權（他從不承認他的反對者有這些特權），把廣大黨員和地方委員會同中央委員會對立起來。布派出版了自己的報紙《無產者》報，把它當作彼得堡、莫斯科的黨委的機關報，他們特別重視黨的軍事和戰鬥組織工作！

　　1906 年 5 月 7 日的俄羅斯《國家根本法》規定沙皇握有確定對外政策、宣戰、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權，杜馬和國務會議通過的法律要經沙皇簽署才能生效；其中第 87 條規定在“休會”期間沙皇政府有權不經杜馬同意自行立法。這樣，沙皇仍是至高的專制君主。

　　1906 年 7 月 8 日杜馬為農民的利益討論土地問題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員建議武裝起義回擊沙皇。中央委員會否決了這壹要求，主張進行非暴力鬥爭：拒絕納稅、不服兵役、不認購政府公債。於是，列寧就不惜任何代價、不擇手段地到處破壞中央委員會的威信。當中央委員會號召罷工遊行示威反擊沙皇解散杜馬時，列寧卻說：“和平示威會使無產階級削弱得不到任何好處，會幫助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人們進行演習、逮捕和槍殺他們。”列寧通過《無產者》報煽動對中央委員會的不信任，鼓吹召開新的黨代會。

　　1906 年 11 月在塔墨爾福斯召開的新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來解決布派與孟派之間的分歧。代表會議否決了布派的激進要求，同意與立憲黨人結成聯盟。布派控制的個別地方委員會拒絕代表會議的決議，使彼得格勒黨組織重新分裂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屆杜馬選舉的結果表明，中央委員會的策略是正確的：第壹屆杜馬中只有 18 名社會民主黨人，而第二屆杜馬有 65 名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布爾什維克派獲得 15 席。杜馬中的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在杜馬中討論壹些建設性議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對，布派猛宣傳革命。

　　1907 年 4～5 月在倫敦舉行了黨的第 5 次代表大會。雖然列寧派在新的中央委員會占多數，但列寧不信任中央，他認為組織鬆散的中央委員會無從領導革命；在代表大會即將結束時，他召集了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成立了非法的“布爾什維克中央”。

　　1907 年 6 月 3 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杜馬，逮捕了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在逮捕潮中，列寧於 12 月從芬蘭逃往瑞典。依據新選舉法選出的第三屆杜馬，左派只占 7%，社會民主黨有 19 席，布派 4 席。1907 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人數合在壹起共有 8.4 萬人；後來革命退潮，黨員人數銳減，到了 1910 年只剩下不足 1 萬人；當時俄國的總人口是 1.5 億。

　　在壹戰爆發前，列寧根本就沒有預見到未來會有革命高潮的出現，曾悲觀地預言：“我們這壹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發了”。等到戰爭爆發後，列寧主張“把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變成國內的革命戰爭”，即把德國對俄國的戰爭，變成讓俄國軍隊和平民調轉槍口對準新生民主政權的國內戰爭。他要革命黨人不遺餘力地破壞搗亂，導致國家打敗仗而從中漁利，由此導致他與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決裂。布爾什維克黨人因此在國內外被普遍視為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俄奸國賊，眾叛親離，聲望跌到了最低點。

　　3．二月革命

　　1917 年 1～2 月通貨膨脹惡化，各地出現糧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發示威及搶糧暴動。1 月 22 日，聖彼德堡工人紀念“流血星期日”12 周年時，舉行大罷工，示威遊行罷工波及全國，到處是“反對戰爭”、“打倒沙皇”的呼聲。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裡麵包脫銷，引起了壹些主婦的騷動，彼得堡紡織女工率先開始走上街頭要求麵包，隨後全城 50 家工廠約 13 萬男女工人參加罷工和遊行。第二天，罷工繼續進行，示威者衝破員警的封鎖線，進入市中心，抗議饑餓，要求麵包。參加的群眾增加到 20 萬，隊伍中傳出了“打倒戰爭！給我們麵包！打倒專制制度！民主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彼得堡軍區司令按照事先擬就的防暴計畫派出哥薩克騎兵，然而騎兵已經不願使用暴力驅散群眾。

　　3 月 10 日首都的所有工廠和企業全部陷於停頓，罷工人數達到 30 萬人。在郊區，工人解除了員警的武裝，幾支軍隊被調出來鎮壓示威，雙方發生了幾起衝突，但士兵們多半不肯向工人開槍。哥薩克騎兵在鎮壓 1905 年革命時十分賣力，現在卻支持示威者反對員警。

　　沙皇疑杜馬參與了騷亂，於 11 日下令解散杜馬，不料杜馬轉入地下。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是壹批年齡較大的農民，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免役了，不滿的情緒壹直在增長，所以當他們的長官下令讓他們向鬧事的民眾開槍時，他們拒不執行命令。向晚時分，禁衛軍巴夫洛夫斯基團的第四連發生嘩變，加入遊行群眾。在幾處地方，軍隊向群眾開槍。

　　3 月 12 日，又有壹部分衛戍部隊的士兵們把武器彈藥分給工人，員警從街頭消失。武裝暴動席捲全城。工人和革命士兵佔領了彈藥庫、兵工廠，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並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將軍。被釋放的政治犯和工人、士兵壹起前往陶立特宮，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臨時執行委員會”，迅速執掌大權。晚 9點，罷工委員會領袖、工廠選出的代表和各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在陶立特宮舉行集會，成立了工人代表會議——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選出了 11 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並擔任主席。

　　13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從白俄羅斯大本營(最高統帥部)企圖乘坐火車回到首都，挽回敗局，但由於沿途地區的鐵路工人罷工以及士兵起義，未能得逞。來挽救政府的前線部隊的調運被鐵路工人截住了。首都衛戍部隊倒向了革命，團隊也選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納為蘇維埃（後改稱“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的成員。

　　這時，蘇維埃已成為唯壹事實上存在的政權了。蘇維埃決定成立工人民兵，滿足首都的糧食供應，並命令恢復民用鐵路交通。群眾攻佔了俄羅斯的巴士底獄——施利塞爾堡要塞，釋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對著既成的革命事實，杜馬臨時委員會決定組成壹個政府。3 月 14 日經過磋商，組成了壹個以李沃夫親王為首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爾根去勸說沙皇讓位給皇儲阿曆克塞。沙皇遂決定把皇位讓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大公，而不要皇儲阿曆克塞繼位。

　　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決定只向政府提出壹定的政治要求，並監督其實行，拒絕參加政府。當晚，蘇維埃執委會把政權交給了臨時政府。當晚，陶立特宮舉行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會議，決定建立蘇維埃士兵部，壹切政治行動完全服從蘇維埃。

　　3 月 15 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 名部長有 10 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黨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3 月 15 日，沙皇簽署了退位法令。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在沒有獲悉詳情以前，就公佈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壹個軍官集會上宣稱，沙皇將由他的獨生子繼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爾大公將擔任攝政。參加集會的軍官們提出抗議關於攝政的公告。在蘇維埃裡，克倫斯基則已經談到建立共和國，並因此而博得了熱烈的歡呼。臨時政府陷於分裂，君主立憲派和共和派的部長們把他們的爭議提交到米哈伊爾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馬主席羅將柯和克倫斯基則勸他退位。大公決定引退。但臨時政府卻沒有能力宣佈它本身是擁護帝制還是擁護共和，因此，決定把這個問題留待召開壹次制憲會議時解決。

　　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從它們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對方視為實際的敵對者。蘇維埃沒有任何合法的資格來支持它所擁有的權力；它代表著實際上發動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臨時政府擁有中上層階級的支持，它的合法資格也頗成問題。臨時政府代表最後壹屆杜馬，而這屆杜馬已經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據 1907 年 7 月 16 日的壹項選舉法選舉出來的，該選舉法又是斯托雷平政變的壹個產物，因此，它根本沒有任何代表性。臨時政府的主要弱點在於它沒有能力行使實權。臨時內閣宣佈了壹系列的共和政策——頒佈了無條件的國民自由權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所有年滿 21歲的人，包括婦女都將有權投票選舉制憲國會成員；廢除宗教特權和任何社會特權……所有這壹切，立刻使戰時的俄國變得比即使是處於和平時期的其它國家都要自由得多……他們甚至決定從現今地主們的手裡買回土地，並將這些土地分給農民們。

　　蘇維埃不僅有工人階級作為依靠（在彼得格勒還有駐防軍的支持），而且能同群眾保持最密切的接觸，並能最有效地召集群眾採取行動。任何壹個蘇維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廠由全體工人群眾、在營房由全體士兵選出的。作為代議機構，蘇維埃的基礎要比由普選產生的議會狹窄。它們是壹種典型的階級組織，它的選舉方式排斥了上、中層階級的壹切代表。由於選舉不是按區域而是按生產單位或軍事單位進行的，蘇維埃採取革命行動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們是立法者、執法者和人民委員，壹身數任，自成壹體。

　　3 月 15 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發佈了著名的第壹號命令，宣佈接納士兵代表加入蘇維埃，號召士兵選舉自己的委員會，接受蘇維埃的政治指令，同時不要執行與蘇維埃的命令相抵觸的任何指示。這項命令特別提醒：士兵們守衛軍火倉庫、抵制可能由軍官作出的解除部隊武裝的任何企圖。第壹號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對軍官，同時，也引起軍官反對蘇維埃。立憲民主黨和軍官團壹心要消滅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則壹心要消滅臨時政府。

　　4．武裝顛覆臨時政府

　　革命勝利之快使列寧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跡發生了”。當時托洛斯基在紐約、史達林在西伯利亞；他們皆對“二月革命“毫無貢獻。布爾什維克黨在二月革命後走出地下狀態時僅有 24000 人，其中彼得格勒約有 2000 人，莫斯科 600 人。

　　尚未回國的列寧立即拋出了他的“四月提綱”：壹、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二字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二、無產階級及農民奪取政權，不能使資產階級組織臨時政府；三、不幫助和信任臨時政府；四、壹切政權歸蘇維埃，因工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壹的形式，並由之召集“憲法會議”。五、建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專政”；六、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土地，無須訴諸憲法會議，壹切重要產業歸工人監督生產和分配；七、沒收全國銀行，建設全國統壹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八、社會民主工黨的名聲已經為孟什維克出賣，嗣後應改稱共產黨；九、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消滅了第二國際的革命性，應該重新組織無產階級國際，稱為“共產國際”。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反對臨時政府為擔負國際條約而繼續對外戰爭，卻要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馬上起來奪取政權，可見列寧“要和平是假，要政權為真”；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公然地將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政府當成了他的革命的物件，聲明他們要建立的政權是壹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連“工農民主專政”

　　的提法都不容許，所以，列寧的提綱不過是在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名義之下，對於俄國民主革命和俄國共和政府的專制反撲和公然背叛罷了！

　　列寧的行為，無疑為德國帶去了好消息。德國當時兩面作戰，希望列寧從後方搞垮俄國，讓俄國把兵力從前線調開，於是便主動向列寧提供專列。列寧生怕被人民當成奸細，便想出了個自欺欺人的花樣，把專列從外頭封了起來。4 月 9日列寧壹行共 30 人乘坐德國的密封火車回國。壹路無事，4 月 16 日晚 11 時火車進了彼得堡的芬蘭站，就立即在布爾什維克的總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婭宮”

　　發表演說 ，稱：“保護祖國就等於保護壹個集團的資本家……我們不需要議會共和國，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我們除了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寧堅決的攻擊了他回國前布派支持臨時政府的策略，要求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17 日清晨，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聯席會議上以個人名義把他的觀點作壹報告，即《四月提綱》。在那壹天，沒有壹個人贊同列寧的觀點，有人斥之為托洛茨基主義。4 月 20 日四月提綱在《真理報》發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報紙相繼轉載。4 月 27 日彼得格勒全市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召開（5 月 5 日結束）。列寧在會上做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為會議起草了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關於戰爭問題的決議草案。“老布爾什維克派”們多半或是公開反對——認為監督臨時政府就行了，工農民主專政還沒開始呢，就來無產階級革命？——或是默不作聲，作壁上觀。對此，列寧既加以無情批評：“沒有政權就無法監督。用決議等等來監督，完全是胡說八道”。

　　5 月 7 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彼得格勒開幕，5月 12 日結束。列寧的主張為布黨所接受。列寧在代表會議上說：“蘇維埃共和國是壹個沒有員警、沒有常備軍、沒有特權官吏的國家”。然而，員警、常備軍、有特權官僚正是蘇聯生存的三大支柱。

　　在 1917 年 6 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有1090 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黨“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充分利用臨時政府許諾的自由，用德國人送來的 5 千萬金馬克，壹下子辦了 40 多種刊物報紙。布爾什維克壹方面在前線向軍隊散發《士兵真理報》、《戰壕真理報》作反戰宣傳，煽動士兵放下槍桿回家，遂造成俄軍對德攻勢於 7月 1 日慘敗。

　　7 月 16 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發動 2 萬多人的武裝示威，他們甚至運來了 1 萬多水兵遊行，企圖奪取政權。這造成衝突，而且搶劫商店，他們高喊“壹切權力歸蘇維埃”。旁觀者認為：“壹切權力歸蘇維埃”恰恰是壹切權力歸孟爾什唯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例如：在全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有 700—800 名代表，而布爾什維克只有 100 多代表；第壹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蘇維埃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總委員數 256 人，其中孟爾什維克104 人，社會革命黨 99 人，布爾什維克 35 人（《蘇共黨史》俄文版第 3 卷第壹分冊第 142 頁）。遊行者甚至包圍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逮捕了兩位議員和兩位部長，直至宣佈解散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使整個首都陷入混亂之中……法國反間機構手發現大量的德國馬克轉到布黨手中，他們把證據提供給臨時政府。

　　7 月 17 日，臨時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聯隊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進行鎮壓，雙方死亡達 5 百人；封閉《真理報》，解除赤衛隊武裝；以煽動群眾暴動和充當德國間諜罪，於 7 月 19 日下令逮捕列寧。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為列寧辯護，說政府是誹謗。蘇維埃的大多數人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譴責了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嚇得化裝後逃往芬蘭。雖然臨時政府查封了《真理報》，占了克舍辛斯卡婭的房子，發佈了逮捕列寧與季諾維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沒有取締布爾什維克及其各級組織。結果，布爾什維克卻大辦新報刊，到處宣傳說：臨時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義者”列寧。列寧迅速轉變立場，要求放棄“壹切權力歸蘇維埃”，被布黨中央所否定！

　　8 月 9 日，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第二屆（臨時聯合）政府。其主要成員為立憲民主黨人、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全俄蘇維埃決定對接任了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委以最高權力，要他負責重新組閣，並立即組織軍隊和嚴肅軍紀，藉以捍衛共和國。克倫斯基決定與立憲民主黨、革命民主派和有產者團體等另行組織會議，以代替蘇維埃的職能。

　　8 月 25 日，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壹次有各個政黨、各個社會和經濟組織的代表參加的“國務會議”。召集這次國務會議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會址特地選在莫斯科，因為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影響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強大。

　　布爾什維克派則於莫斯科組織並號召罷工以示抗議，甚至造成全國代表會議的會場沒有電燈照明。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都主張要有壹個被賦予全權的強有力的政府。但科爾尼洛夫認為軍官團是這個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獨裁者候選人。克倫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蘇維埃的壓力，但不論願意與否，他卻不得不依靠蘇維埃的支持——他自己當時仍然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克倫斯基希望用軍隊作為壹支平衡力量來遏制蘇維埃的要求，而科爾尼洛夫的目標則是要全部解散蘇維埃。

　　由於克倫斯基反對左派，又對陸軍總司令科爾尼諾夫將軍懷有不滿和戒心，於是大會各派歧見紛存，不了了之，形同流產。

　　9 月 3 日，裏加被德國佔領了。科爾尼洛夫則利用裏加的失陷作為反對的藉口。9 月 7 日，他命令強大的哥薩克支隊進入彼得格勒，並公開收回他忠於政府的誓言。克倫斯基指斥總司令為叛逆，號召蘇維埃出面抵制，又在“蘇維埃”中成立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對抗反革命戰爭委員會”。於是，原來就有武裝力量的布爾什維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釋放7月暴動的被捕者，發放槍枝並成立赤衛軍。

　　克倫斯基全部答應。他向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發出呼籲，並鼓勵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家出來和科爾尼洛夫的部隊接觸。列寧當即指示布爾什維克立即組織赤衛軍，發動群眾破壞交通，唆使鐵路工人停運科爾尼諾夫的軍隊。布爾什維克在科爾尼洛夫部隊中的宣傳鼓動如此卓有成效，結果科爾尼洛夫的士兵拒絕服從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 月 12 日，科爾尼諾夫的騎兵團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 年後克倫斯基回憶說：“我發覺在處理科爾尼諾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拉維爾.科爾尼諾夫將軍在許多俄國人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與另外幾名涉嫌參與反革命政變的軍官壹起鋃鐺入獄。 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的第壹天，他從彼得格勒監獄中逃出。在布爾什維克掌權後，柯尼洛夫將軍領導了壹支白衛軍在俄國南部地區繼續對紅軍作戰。1918 年 4 月，紅軍發射的壹枚炮彈直接命中他的指揮所，當場身死。”

　　布爾什維克借機得以起死回生。9 月 17 日，在彼得堡的蘇維埃選舉中，布派得票 22 萬張，占 33%，較 6 月前提高壹倍；當 9 月 18 日布爾什維克第壹次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裡獲得明顯多數的時候，托洛茨基從獄中被保釋出來（可見臨時政府之混帳），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這是他在 1905 年曾經擔任過的職務。9 月 19 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響，布爾什維克又較 6 月前增加 36%……但在全俄 779 個都市已舉行選舉的 634 個都市中，布爾什維克得票僅有 2%到 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兩都”的勞動者和不願打外戰的軍隊。

　　鑒於蘇維埃日趨左傾，各派為護國擬另組機構來替代“社會主義國會——蘇維埃”，遂決議選舉各階層代表組織“預備國會”，作為“憲法會議”未召集前行使國會職權的機關。

　　1917 年 9 月，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全俄民主會議，並產生了“預備國會”，布爾什維克也出席了此次會議。身在芬蘭的列寧激烈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黨參加民主會議的“錯誤策略”，警告同誌們不要成為“十足的議會迷”。正是在列寧的堅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做出了退出預備議會的決定，全力準備武裝暴動。

　　9 月 26 日，在芬蘭鄉下的列寧已寫信給布爾什維克中央說：“布爾什維克既然已經在兩個首都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就不但能夠、而且應當把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裡來”。次日，他又寫信給布黨中央，指示發動暴動的三個條件已經成熟，絕對不允許喪失機會。這就是列寧在九月所寫下的著名的“兩封信”。10 月 9 日，列寧公開發表“革命的任務”壹文，聲稱“要使蘇維埃把國家政權完全單獨掌握到自己的手裡”。10 月 12 日，列寧發表“危機成熟了”壹文，認為暴動勝利所需要的壹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備，要求他的黨立即暴動。

　　10 月 20 日，預備國會開幕。由農民蘇維埃主席擔任大會主席，出席大會的勞動代表 344 人，中產階級代表 153 人，布爾什維克代表 53 人。在國外的列寧全力反對該會的召開，命令布派代表擾亂會議，務使預備國會失敗。托洛斯基受命在會上宣讀預備好了的“退出會議宣言”，他高喊道：“資產階級們！……雖然偽裝成超政治的，但他們已經決定把阻撓憲法會議作為他們的目的了……我們，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聲明：我們與賣國政府毫無共同之處……憲法會議萬歲！……”把自己打扮成“憲法會議”捍衛者的布爾什維克雖然宣佈單獨退出會議，克倫斯基仍然在會上宣稱：“政府將全力於最短時期內，促成召集憲法會議”。

　　10 月 16 日喬裝的列寧從芬蘭回到彼得堡後，21 日發表“局外人的建議”壹文，特別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法則”的要點，主張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堡。他還特別地提出了壹個口號：“寧可全體犧牲，絕不放走敵人！”自然，這個敵人，就是所有誌在維護和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們，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會主義戰友們”。

　　10 月 23 日，列寧發表了“暴動藝術”壹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開會討論列寧的起義計畫。列寧的親密追隨者和朋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舉行起義。他們極力主張中央委員會等待政府已答應召集並將由激進派多數控制的國民議會。針對這些議論，列寧重申，等待召開國民議會毫無益處。列寧預言，如果起義趕快舉行，敵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進行抵抗，“而整個無產階級的歐洲”將會起來回應。列寧的意見得到中央委員會內托洛茨基、史達林、捷爾任斯基等十個委員的贊同，只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對他的動議。

　　10 月 22 日，布爾什維克占多數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成立監管首都軍隊的委員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意了。10 月 25 日，托洛茨基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了軍事革委會，共有 80 多名委員，其委員中有 53 名布爾什維克，21 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4 名無政府主義者，1 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拉濟米爾，後來是波德沃伊斯基。這是起義的司令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對此壹無所知。

　　官方教科書說：俄國二月革命後建立了臨時政府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拒絕人民退出世界大戰和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而布爾什維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這些要求。其實，臨時政府鑒於秋收在即，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暫緩分配土地，主張在過年後把土地分給農民。

　　官方教科書忽視了“臨時政府”的含義。當時臨時政府的成員很多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是社會主義者，其最終目的和布爾什維克並無二致。

　　只是他們視臨時政府為壹種暫時的權力委託，其合法性並不完整。臨時政府不具有宣佈退出戰爭和重新分配全國土地的權力，臨時政府是維持會，它的權力只限於在沙皇交出權力之後和全國大選之前的過渡。這屆政府並不想為壹時的大眾支援付出規則被破壞的代價。正是臨時政府對規則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許會說這是天真)，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契機。

　　10 月 31 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報》指責布爾什維克黨的武裝起義是冒險，洩露了正在準備起義的機密。很多人都不相信，當時高爾基不相信俄國有如此權慾薰心、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當他得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爾什維克兩個領導人)反對政變的聲明後，立即要求列寧對關於政變的“謠傳”進行闢謠，高爾基認為列寧是壹個失去了理智的狂熱分子！

　　11 月 3 日首都衛戍部隊完全承認蘇維埃為唯壹的權力機關，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為直接指揮機關。11 月 4 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用書面通知說：首都的執政者不是克倫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向所有的衛戍部隊發出電話通知：“任何發給衛戍部隊的命令，不經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簽字不能生效。”軍事革命委員會向首都市郊部隊和重要的居民點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蘇維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寧故意將 11 月 4 日安排為“首都蘇維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來造成社會混亂，以便“亂中奪權”。遊行群眾喊出了“打倒克倫斯基政府”、“消滅戰爭”和“壹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混亂局面開始形成——連克倫斯基最親信的軍隊也因列寧的煽動而叛變了。

　　11 月 6 日晨，臨時政府下令封閉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報》。

　　當此共和國性命悠關的之際，克倫斯基沒有忘記“民主程序”，於 6 日召集“預備國會”以討論處理方式。雖然他要求鎮壓列寧的暴動，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代表則發言說：“列寧暴動責任，在政府舉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應當彈劾政府。”

　　孟什維克左派代表丹恩雖極力抨擊布爾什維克，卻又聲稱“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不必運用武裝來對付叛亂者。”……克倫斯基政府的“民主風範”使得這個共和政府，面對叛亂和顛覆，竟然“無所適從”。

　　與之相反，列寧告誡他的黨徒：“認清這千鈞壹髮的時候……千萬不要等待，否則，我們就會失去壹切……”6 日淩晨，布爾什維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這時首都各區的革命軍隊和赤衛隊不斷彙集到布爾什維克黨總部和軍事革命委員會所在地——斯莫爾尼宮。6 日晚上，列寧主張立即發動起義。他連夜來到斯莫爾尼宮，親自領導起義。

　　7 日淩晨，托洛茨基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軍隊佔領電話局、郵政局、國家銀行、火車站、主要政府機關和軍事據點。克倫斯基於淩晨逃往前線去調部隊。

　　淩晨 2 點 35 分，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舉行緊急會議。托洛斯基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手中。1918 年 11 月史達林曾指出：“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誌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堅定地說，無產階級很快轉到蘇維埃方面來是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善於做日常工作分不開的，在這些方面黨首先並主要應該歸功於托洛茨基。”由列寧起草的、宣告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的蘇維埃政權的第壹個檔《告俄國公民書》中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業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

　　列寧出現在蘇維埃緊急會議上，去掉了假髮，接受歡呼，慶祝他們敢於推翻——剛剛推翻了沙皇才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嶄新的共和制度……大會通過《告工人、士兵、農民書》。7 日下午 9 時 40 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轟擊冬宮。

　　7 日晚 10 點 40 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布派要求大會批準已發生的起義，社會革命黨和孟派抗議布派的陰謀政變，立即退出了會議。8 日，大會成立第壹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共 13 名委員，其中有 9 名後來被官方鎮壓）。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列寧的武裝奪權、解散預備國會和“獨霸”蘇維埃大會，立即引發了俄國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會主義派別的強烈反對。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等 7 日晚退出蘇維埃大會後立刻到市杜馬大廈，在那裡組成了“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提出：急速組成臨時政府，採取積極行動，以“撲滅布爾什維克”的暴動，鎮壓壹切反革命的計畫……臨時政府沒有武裝對抗的準備，手裡可供調動的只有壹些軍事院校的學生和女兵，對暴力奪權根本不知所措。逃出魔掌後的克倫斯基，立即與第三炮兵軍團司令克拉斯諾夫將軍指揮哥薩克軍隊回攻彼得堡。至 11 月 11 日，距彼得堡僅有15 裡。彼得堡城內，在“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指揮下的軍校士官生立即起義回應。列寧壹則命令赤衛軍抵抗和鎮壓，二則利用工人組織鐵路聯合委員會不為克倫斯基運兵。由於哥薩克軍隊本無決戰的信念，第三炮兵軍團 11 月 14日戰敗退卻，克倫斯基護國失敗。在莫斯科，11 月 8 日，各黨派即已組成“社會安全委員會”，次日向蘇維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軍事委員會及赤衛軍，未獲結果；10 日，幾千軍校學生及大學生出而佔領莫斯科的中心要地，雙方經過整整壹個星期的血戰，因列寧從彼得堡調重兵支援，並以大炮轟擊，11 月 14 日，莫斯科落入列寧之手。

　　針對俄國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護國護法，列寧於 12 月 20 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員會”——被列寧稱為“革命之白刃”的紅色恐怖組織——“契卡”，負責“肅清反革命工作”。列寧說道：“假使在俄羅斯的壹億人口中有壹千萬不願意服從蘇維埃，那我們便將這壹千萬人的肉體加以毀滅。”他認為：“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

　　5．武力解散立憲會議

　　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成立議會，取代君主專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規範化、現代化，使憲法淩駕於最高統治者、政府、議會、政黨、軍隊之上，是各國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事。在俄國最早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要求是十二月黨人，以後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得到廣泛傳播。所以，1903 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將召開立憲會議列入自己的黨綱。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憲會議手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但是這件事壹直到二月革命之後，才有了希望。

　　1917 年 2 月革命勝利，臨時政府馬上宣佈籌備立憲會議，同時把壹切重大的改革問題(例如土地問題，8 小時工作制等)都留待立憲會議決定。1917 年 3 月2 日，臨時政府曾宣佈要召開立憲會議，但拖延了選舉的準備工作，6 月 14 日（27日）宣佈立憲會議定於 9 月 17 日（30 日）召開。8 月上旬臨時政府決定將選舉推遲至 11 月 12 日（25 日）。

　　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是眾望所歸。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更重要的是，被蘇共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盪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壹個比壹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 “快”的“立憲會議”主張者上臺。十月政變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給農民、儘快召開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這三項名義下發動和成功的。列寧多次說：“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

　　並說：“只有我們的黨掌握了政權才能夠保證立憲會議的召開，我們的黨在掌握政權之後，就要對其他政黨的拖延提出控告，並證實這種罪行。”當時大家都認為蘇維埃是壹個臨時機構。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布爾什維克雖然提出過“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不過是把它作為奪權的措施，他們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佈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 “把惟壹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

　　就在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即 1917 年 11 月 8 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重申了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壹，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壹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人民委員會立即認可了上述立憲會議選舉日期，選舉於 11-12 月舉行，在某些邊遠地區於 1918 年 1 月舉行。對於這次選舉，列寧是肯定的：“立憲會議是通過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來選舉的。這種選舉制是最完善的選舉制。”這說明列寧對立憲會議的選舉制是肯定和滿意的。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全俄鐵”）是在 1917 年 7 月成立的，11 月 11 日全俄鐵就政權問題發出緊急電報，說“國內不存在政權……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員會只依靠壹個黨，不能得到全國的承認和支持。必須建立新的政府……”為此目的，它以舉行罷工、停止鐵路運行作威脅。同日，全俄鐵召開會議，參加的有各黨派的 30 名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壹個叫做“制定各黨派和組織間協定特別委員會”，以準備關於政權成員和關於中止國內戰爭的措施的建議。列寧主張現在不必同全俄鐵對話而是需要把軍隊派往莫斯科。列寧強調：“談判應當是軍事行動的外交掩護”。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主張通過和平綱領、保證在預定的時間內召開“憲法會議”。11月 15 日，加米涅夫竟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議：取消布爾什維克的政權，代以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列寧不但否決了他們的動議，而且用黨紀來處分他們。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會。而人民委員會的 15 位委員中，就有11 人反對列寧用政治恐怖的手段來建立壹個殘暴的獨裁政府，列寧則辱駡他們是“逃兵和工賊”，開除了他們在蘇維埃和黨內的職務。因此，布黨同全俄鐵的談判談判失敗。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全俄鐵就立即宣佈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

　　列寧發動十月政變有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臨時政府正在籌畫召開立憲會議，為俄國制定壹部民主的新憲法；立憲會議壹旦召開，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占多數，新憲法壹旦通過，共黨掌權的可能性就是零，因為除了在少數大城市有壹定支持者外，共黨在農村根本沒有支持者。僅以第三版《列寧選集》第三卷中的幾則註

　　釋，就說明民心趨向社會革命黨人的程度。①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6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出席代表 1090 名，絕大多數屬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人，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代表（864 頁）。②全俄農民第壹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5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各省及軍隊選出農民代表 1115 名，社會革命黨人 537 名，孟什維克 94 名，布爾什維克 9 名，人民社會黨人 4 名，勞動派分子 6 名，無黨派人士 136 名（14 名傾布），黨派不詳的 329 名（863 頁）。③1917年 11 月 11-25 日（11 月 24—12 月 8 日）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於彼得格勒舉行。代表 330 名，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195 名，布爾什維克 37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 65 名。關於政權問題，通過要求成立“清壹色的社會黨人政府”的決議，以及平均地權的決議（896、897 頁）。④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9-23 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在 790 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 303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50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91 名布爾什維克。大會起初以不多的票數通過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的要求把國家權力交給立憲會議。但在布爾什維克黨團的堅決要求下，重新進行了表決。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退出了大會。大會選出了由 250人組成的執委會，其中 108 人（布 20 人、左派社會革命黨 81 人、其它 7 人）被選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奪權成功後，就認為“立憲會議只有統戰的意義”，而當前的使命則是“確保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立憲會議被秘密推遲到 1918 年 1 月 18 日召開，而選舉日期不變。

　　立憲會議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各黨派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是“十月政變”前早已公佈了的。1917 年 11 月 25 日的選舉以普選、均等、直接、無記名等為原則；無論男女，年滿 20 就有選舉權；這是俄國歷史上最自由的壹次選舉。

　　25-27 日，首都彼得格勒進行立憲會議選舉。29 號公佈了最後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黨得票 42.4 萬張，6 個席位；立憲民主黨得票 24.7 萬張，4 個席位；社會革命黨得票 15.2 萬張，2 個席位（包括左派社會革命黨 1 個席位），布爾什維克得票最多。美聯社記者問列寧對選舉結果有何看法時，列寧說：“我認為這次選舉是布爾什維克黨取得巨大勝利的證明。”並認為立憲會議定會批準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措施的。“決不會有多數人反對我們。”在答覆哪些黨將參加新的人民委員會時說：“我不太清楚。但我認為，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只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是首都這個工業比較發達地區的情況，後來加上其他農業地區，情況就不同了。立憲會議選舉共得 4450 萬張票，布爾什維克黨得 1060 萬張，占23.82%，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共得 2630 萬張，占 59.10%。以下四類黨派合起來計算結果是：

　　布爾什維克黨 902 萬張，占 24.90%

　　社會革命黨 2090 萬張，占 57.71%

　　孟什維克黨 170 萬張，占 4.69%

　　立憲民主黨及其它

　　地主資產階級政黨 460 萬張，占 12.70%

　　合計 3622 萬張，占 100%

　　這些數字說明布爾什維克只得到近 25%的選票。布爾什維克聲稱代表多數人統治，可在全俄立憲會議的 703 名代表中，社會革命黨人獲 412 名，布黨只占168 名。加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 39 名代表，擁護十月革命的總共才 207 名，不足全體代表的 1/3。

　　1917 年，在俄國的工人無產者只有 300 萬人，占總人口不過 2%，連貧農、城市半無產者算上，也不過 10%左右。況且，鐵路工人、印刷工人和軍工廠工人反布爾什維克的情緒不亞於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全俄鐵路員工代表大會就曾力主成立“清壹色社會黨人政府”，並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寧與托洛茨基不得參加政府。後來又通過“全國政權應歸立憲會議”的決議，起碼說明黨脫離本階級的意誌。再按照黨員數量來看，二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不足 2 萬人（壹說2500 人），1917 年 4 月七大會議時發展到 8 萬，8 月初發展到 24 萬。當時孟什維克黨的黨員是 19.3 萬，而社會革命黨的黨員已達 100 萬。而立憲會議的選舉，社會革命黨得到近 58%的選票，超過布爾什維克 132%。這多數人民的意願豈能忽視。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壹類的汙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反對者指出，這個理由顯然太過牽強：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為什麼又要組織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壹權力。

　　由於總的投票使布爾什維克黨成了少數黨。自然其它黨必然提出“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即布爾什維克交出政權。布爾什維克自然是不接受的。列寧在1917 年 11 月 27 日作了回答：“至於立憲會議，有壹位報告人說，它的工作將以國內的民意為轉移；但我要說：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槍。”這是“槍桿子出政權”的最早版本。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佈推遲會期。當天壹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 “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當天人民委員會通過“逮捕反革命內戰首領”的法令，逮捕了壹些人民自由黨活動家，其中包括當選的立憲會議代表，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捕被殺，或逃亡。同時決定立憲會議延至 1918 年 1 月 5 日開幕。

　　列寧迅速拋出了由他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利宣言》（此宣言在 1 月25日為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稱：“俄國為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立憲會議必須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法令”；並威脅說：“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動口號，任何人及任何機關企圖攫取政權的嘗試，蘇維埃政權將予以鎮壓直至使用武力。俄曆 12 月 23 日列寧宣佈在彼得格勒實行戒嚴，忠於布爾什維克的部隊被調入首都，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公立 1918 年 1 月 18 日，立憲會議開幕。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織的“保衛憲法會議聯盟”決定在陶德裏宮前舉行和平的遊行慶祝。但當遊行者向陶德裏宮門前進時，立刻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槍擊，因為擔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絕不要吝惜子彈”，百餘參加遊行的男女被打死，遊行被驅散了。

　　當列寧得知支持立憲會議的群眾被鎮壓，他才允許立憲會議開幕。陶德裏宮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水兵，他們對進宮開會的代表，不是叫囂“這個人應該挨上壹刀”，就是說“把子彈打進這個人的腦袋，並不是壹件壞事。”但是，代表們沒有因為武裝的威脅和死亡的恐懼而退縮。雖然會場外迴響著機關槍聲，會場內佈滿了粗野的士兵，多數代表不同意由列寧起草的、在《真理報》上刊登的、並要求立憲會議“批準”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代表們以絕對多數否決了布爾什維克提案和全部政綱。列寧立即帶著他的代表團揚長而去，這就是行動的信號。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們開始在會場內大叫大嚷，不斷起哄打斷代表的發言，更有人舉槍向發言的代表瞄準。那些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們對兵痞不屑壹顧，會議仍然按議程進行。到次日淩晨 4 時，當議長切爾諾夫宣佈就壹項議案表決時，壹個當兵的大搖大擺走上主席臺，拍壹下他的肩膀說：“餵，我奉命通知讓所有的代表離開會場，士兵們已經累了！”當議長質問他從那裡得到的命令，並說代表們已經疲勞，但仍然要通過壹項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時；士兵們咆哮起來：“夠了！夠了！”隨即更多的士兵蜂擁而入，在暴力和混亂中代表們被抓了起來，以後又讓契卡把他們統統斃了。

　　當天，布爾什維克就宣佈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法令，解散了立憲會議。1 月 20 日又宣佈用他們所控制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取代立憲會議，成為俄國的最高立法機構。列寧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早已準備好了蘇維埃與憲法會議的衝突……壹切政權歸蘇維埃。誰要破壞，我們壹定打斷他的脊樑骨！”他的囂聲未止，當日，兩名立憲民主黨人哥羅什金和辛格諾夫就被列寧的水兵殺死於議院。托洛斯基說：“在我們單純地、公開地、粗暴地去解散憲法會議之後，實際上就是給形式的民主制度以壹個永遠再不會復活的最後壹擊”。就這樣，布黨敲響了俄國民主革命的喪鐘。

　　對於上述行動，列寧用 1903 年普列漢諾夫的話作了解釋：“所有的民主原則應該完全服從我們黨的利益。”革命勝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麼壹天，我們黨會反對普選權，在革命熱情迸發的情況下，人民選出了壹個很好的議會，那麼我們應該力求使它成為長期的議會，如果選舉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那我們就應當力求解散它，不是過兩年，要是可能的話，過兩周就解散它。”據此接著列寧說：“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在壹段時間內，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人身不可侵犯權利，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普選權，而不好的議會力求在兩周內將它解散。”因此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等地的蘇維埃選舉中獲勝，自然也就給予以解散。列寧之所以專橫霸道，是因為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大勝。不僅在北方戰線、西方戰線、波羅的海艦隊，布爾什維克分別獲得 61%、67%、57.5%的選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衛戍部隊，即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分別獲得 79.2%、79.5%的選票。

　　易言之：槍桿子對於解散立憲會議起了關鍵作用。

　　這自然引起其它黨的堅決反對，他們指責“人民的少數代表，趕走了人民的多數代表”，而且是“用射擊驅趕的”。1 月 20 日，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壹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陶德裏宮不讓任何壹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 ‘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壹個印章。沒有任何 ‘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 （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

　　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聯合發表傳單指出：“（俄曆）1905年 1 月 9 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 12 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壹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在這壹天激憤地寫下了《1 月 9 日與 1 月 5 日》，發表在《新生活報》上，嚴厲譴責布黨。他認為當天發生的慘案比 1905 年 1 月 9 日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在性質上要惡劣得多。

　　1905 年 1 月 22 日，當士兵服從著沙皇政府的命令，向—些沒有防禦而和平的工人群眾開槍射擊時………知識份子們和工人們向士兵們走過去高喊：“妳們幹什麼？……妳們知道妳們屠殺的是誰嗎？他們都是妳們的兄弟：他們沒有武器，他們對妳們沒有惡意；他們現在是去請求沙皇註意他們的需要。他們不是去提什麼要求，而是向沙皇請願！……想想看吧，妳們是在做些什腰，妳們這些傀儡們！”

　　但是士兵回答說：“我們奉有命令。”他們像機械壹樣的開射起來……也許不是出於本心，但是他們還是射擊了。

　　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沒有武裝的彼得堡的人民、工人們和店員們出來慶祝制憲會議開幕。這是將近壹世紀以來俄國人民所夢寐求之的。他們把制憲會議看作壹個能給俄國人民自由表現其意誌的政治機構。數以千計的知識份子和數十萬工人與農人，更為這個夢想而坐牢、而充軍，甚至被絞死、被槍殺。為了這壹個神聖的日的，曾經血流成河。現在目的總算達到了，爭取民主的人民也走出來歡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員”卻命令開槍。我們不應當忘記，有些“人民政治委員”過去正向受苦的大眾強調過為制憲會議而開爭的必要性的。

　　真理報撒謊了！它把 1 月 18 日的遊行示威說成是由資產階級和銀行家組織的……真理報是在說謊，因為它知道資產階級沒有理由來慶祝制憲會議的開幕。

　　在246個社會革命黨人中和140個布爾什維克黨人中的這些人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真理報知道，那些參加行列的是工廠的工人，而那些被槍殺的，也就是這些工人。

　　真理報雖可說謊，但是不名譽的事實總是存在若的。很可能的是，資產階級會很高興，因為他們看見士兵和赤衛軍從工人手中把革命的旗幟奪走，從泥濘中拖過，然後焚毀掉。但資產階級也很可能因這種景象而難過，因為在他們中間也有真正愛國愛民的誠實人士。其中有壹個名叫安特烈.愛維諾維契.辛格蘭夫的人，後來被野蠻地殺害了。……

　　正如同 1905 年 1 月 22 日壹樣，在 1918 年 1 月 18 日的遊行慶祝中，也有人向那些開檜的人問：”傀儡們！妳們在做什麼？這些都是妳們自己的同胞。妳們難道看不見那些赤色的旗幟嗎？這裡沒有壹面旗幟是對工人階級，或是對妳們有敵意的。”

　　這壹次，正和 1905 年壹樣，士兵回答說：“我們是奉命開槍的。……”我要請問人民的政治委員們，妳們當中也有誠實而又有理性的人，妳們是不是知道：

　　把他們殺死，是破壞了俄國的民主，是破壞了革命的勝利呢？妳們是不是明白此中道理呢？或者妳們會不會這樣想：即使這樣做會導致俄國民主的毀滅，也必須由我們來幹，決不許別人過問。

　　列寧取締立憲會議沒任何理由，之前布爾什維克為了參選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傳，還給士兵放假兩個星期專門去宣傳。但選舉的結果不利，他就拋棄了憲政的外衣，用刺刀扼殺了民主。列寧解釋說，這是 “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 “民主革命”的毀滅和 “專制黑暗”的重返。

　　從贊成立憲會議到取締立憲會議，是列寧跟第二國際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壹。

　　在這之前列寧雖然對第二國際在壹戰當中的態度不滿，但因為第二國際本來就有各種派別，這種鬥爭多少年壹直在進行，大家都承認這個共同的國際組織的。

　　在取締立憲會議以後，第二國際各派都寫了大量的文章反對這樣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的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壹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佈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1919年她在德國監獄中留下了遺作《論俄國革命》，指出：列寧不是在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對無產階級專政。只要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統治。列寧在 1919 年致羅日科夫的壹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說法值得壹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1918 年至 1919 年，針對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布林什維主義在俄國的暴政，第二國際思想家考茨基（1854.10.16～1938.10.17）先後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兩本書。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批評蘇維埃政權不該解散立憲會議、認為這種做法是“毀滅了民主”，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壹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他認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只有在無產者構成居民多數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才能奪取國家政權”；“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而俄國在經濟上極其落後、無產階級還只占極少數，搞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 1～2%；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 5.3%屬於布爾什維克黨。因此，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實行壹黨專政。“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誌把壹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 “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他可以把壹切他看著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列寧立刻把考茨基汙蔑為“叛徒”，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國際決裂。

　　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壹書中對布爾什維克的罪惡本質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說：“布爾什維克正犯下了殘酷、恐怖的罪行”，“布爾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単純的權力看作是世界上決定壹切的因素，無產階級中最缺少修養的分子被放到運動的最前列”；“布爾什維克不懂得什麼是社會化政策，不明白消滅剝削不能靠簡單地剝奪資產者的資產來完成，只能在社會經濟按其自身規律的充分發展中來實現；它們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徵用富農糧食，走的是刼富濟貧的俠盜式道路，而聽任群眾自由行動的結果，是把剝奪的過程從剝奪生產資料擴展到了剝奪消費資料，實際上完全是壹次政府組織的、遍及城鄉的公開搶劫”；“所謂蘇維埃，只不過是獨裁和專制的壹種組織形式，蘇維埃制度表現出來的革命黷武性質，使俄國成了兵營社會主義”；“槍斃－－是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這個名詞下，把所有不順從他們的人，和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包括進去，加以槍斃或監禁”；“蘇維埃政權面臨經濟破產施行的強迫勞動政策，不僅把原有的資產者都變成了新的奴隸階級，而且把全國變成了壹個大監獄”。考茨基認為：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佔統治中產生了壹個新的官僚階級。“布爾什維克壹開始就決心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以及它的壹切軍事和官僚機構，以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最後終於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來同樣的機構；他們成了把壹切控制權都抓在自已手裡的新官僚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個新官僚階級是比舊的統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氾濫的貪汙腐化，正在使他們成為自已的掘墓人。”

　　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列寧1919 年致羅日科夫的信中說：“蘇維埃政權反對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

　　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 “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壹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 “壹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 “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專政”與 “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 “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 “立憲反革命”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壹系列術語。“專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壹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壹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

　　繼 “壹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 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柯洛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 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壹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壹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6．自由被徹底消滅

　　1917 年十月政變後的星期二，高爾基在他辦的報紙《新生活報》上寫道：

　　“工人階級不能不認清，列寧是在用他們的血來做試驗，他想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觀其後果。……大家必須明白，列寧並不是壹個萬能的魔術師，而是壹個居心叵測的騙子，他對於無產階級的生命和榮譽絲毫不存顧惜之心。工人階級不能允許那些冒險家和瘋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譽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責任，放到無產階級身上，因為將來這些罪行不是由列寧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來承擔的。” 高爾基指出列寧所引發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獸性發洩。他給妻子寫信說：“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糞坑。”連司法審判也濫用：列寧派暴民在街頭上審判罪犯，壹名小偷的臉被打爛、眼睛被挖出之後，旁邊壹群兒童卻歡呼叫好。壹場釋放出野蠻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只會引來仇恨與邪惡”。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我們在革命鬥爭中必須猛烈地摧毀敵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國家’作標榜，那簡直是大錯特錯……無產階級要的是國家，不是為了自由，是為了消滅敵人”——這就是說：用暴力奪取的政權，也只能用暴力來鞏固；所謂自由人民的國家，對列寧而言，連做做樣子都不屑壹顧……遠在 1905 年 10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頒佈實施了君主立憲檔，聲稱堅決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集社的自由，給予公民最廣泛的政治權力，建立立法機構杜馬。而列寧 10 月奪權後的次日，即頒令禁止“出版自由”：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先被查封，其它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亦同樣遭遇了制裁。11 月 17 日，在“起義”大本營斯莫爾尼大樓討論是否停止前幾天剛頒佈的《暫停新聞自由條令》。此時，僅僅在軍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員會”除了布爾什維克，只有左翼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反對列寧的人數也不少。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成員 Larin 提議解除“政治恐怖”，恢復新聞自由，得到左翼社會革命黨和部分布爾什維克成員的熱烈贊成，而“列寧派”Avanessov 提議推遲討論新聞自由，卻遭到強烈否決。此時，列寧“力挽狂瀾”，力陳剝奪“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權力，以 34 對 24 票通過了列寧的提議。據此，左翼社會革命黨宣佈退出軍事革命委員會（彼得堡的實際軍事指揮機關）和辭去“人民委員”的五個職位。

　　連許多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也反對列寧的提議，退出中央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這不僅是壹黨專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開端，也是列寧個人獨裁在黨內的起源。

　　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當各社會主義黨派發出“我們的報紙已經被封了”

　　的呼聲時，列寧則回答說：“這是當然的事情，只可惜還未全部封閉吧！”

　　至 1918 年 5 月間，所有不屬於共產黨的報紙全部被停刊，包括高爾基所辦的《新生活報》在內。俄國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爭取到手的言論出版自由，終於被列寧掃蕩磬盡。

　　普列漢諾夫在 1918 年說，“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1913 年沙皇俄國大約出版了 2 萬種圖書，而 1920 年只出版了 3260 種，而且主要是共黨的政治宣傳品。

　　電影《列寧在 1918》上有高爾基勸列寧不要濫殺知識份子的情節。1918 年1 月 14 日所謂的列寧遇刺事件發生。而事情的實情是壹個搗蛋鬼或是個醉漢在列寧乘坐的轎車外面用鉛筆刀摳劃了幾下。這下《真理報》則聲稱：“我們的壹顆人頭要用妳們的壹百顆人頭換。”

　　高爾基在《新生活報》用譏諷的口吻說：“我並認為這壹聲明是吹牛自誇，而且儘管我堅決不承認那些可以為大規模屠殺作的辯護，但是我想，在我國是會殺掉壹百萬自由公民的。甚至還可能更多，為什麼不殺呢？……妳們的同誌已經嘗試過組織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屠殺……不久前的奴隸在他獲得了充任別人的主宰的可能之後，就變成了最肆無忌憚的專制者。妳們摧毀了君主制度的外在形式，但它的靈魂妳們卻不能消滅。”因為妳們“顯然無力消滅自己圈子裡的流氓行為……逐壹殺害不同思想的人，這是歷屆俄國政府國內政策中已經驗證的老方法……列寧又為什麼應當放棄這種簡單的手段呢？”

　　1920 年高爾基在列寧 50 壽辰之際說：“我們忽然看見壹個人物，儘管他不是個膽小鬼，卻讓我渾身感到恐怖。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麼壹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杠桿。”列寧在 1920 年 12 月 10 日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話就是：“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許多人，包括曾經反抗過沙俄專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資產階級社會”

　　更自由的社會的那些“老派的布爾什維克”們都認為，內戰時的嚴酷是迫不得已，1921 年內戰結束，革命渡過了最緊要的關頭之後，黨內外都企盼著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許諾的“政治自由”。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戰時也講過在得到政權、清除內亂以後會放鬆“專政”的閥門，還人民壹個“民主社會”。當時的說法是：

　　“（自由）條件不成熟是因為政治反對派還存在，這將導致新誕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們發現：和平到來後“自由的條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1921 年初肅反委員會在全國逮捕了幾千名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他們關進監獄和集中營。1921 年 4 月列寧在《論糧食稅》壹文中說：“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假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當時布哈林有壹句名言：“我們也許有兩黨制，但兩黨中壹個當權，另壹個入獄”。這些人被關在壹幢大樓裡，被老百姓叫做“社會主義大樓”。其中有很多人絕食，最後有十名領導人被驅逐出國。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死命的藥”和“自殺”的行為。原來，1921 年 4 月，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瓦爾金首先上書中央，要求允許“蘇維埃中有反對派”，建議給他們“法律允許內的自由”。緊接著 5 月份壹位有 15 年黨齡的老黨員米亞斯尼科夫向列寧寫信，信中特別強調必須“給予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說這曾經是俄國共產黨建黨時期宣佈的“主要任務”，兌現這壹承諾將會大得人心，激發群眾中的革命積極性。

　　米亞斯尼科夫在信中說：“我們需要制訂壹個言論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發昏的熱心人不至越軌。必須把全國最大的日報之壹辦成各派社會思想進行論戰的報紙。

　　蘇維埃政權將擁有像羅馬帝國壹樣的胸襟，用自己的錢供養起攻擊他的人。這也將是我們俄國條件下的出版自由，我們的任務是使我們的出版自由主要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為資產階級所用。”米亞斯尼科夫沒有說明那些“攻擊”

　　布爾什維克但又不是“資產階級”的人是誰，但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後壹個時期內人們並不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只能有壹種聲音。立憲民主黨也許是“資產階級”的，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是，他們只是社會主義運動或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派別，1917年布爾什維克曾經呼籲與他們組成“清壹色社會主義者政府”。

　　雖然後來轉而鎮壓他們，但像米亞斯尼科夫那樣的人顯然認為那是內戰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來後還是要“關係正常化”的。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爾金的建議，米亞斯尼科夫則被開除出黨。從此全黨噤若寒蟬，再沒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黨內鬥爭中壹次次地把“敢講真話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識時務者和知趣者。社會民主黨曾經強調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已經被連根拔去，形成了“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對立”。

　　1922 年對過去的“社會主義同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逮捕變成大規模的行動。布黨 12 大代表會議強調要在“較短的時期內徹底消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這些政治力量。”1922 年 6 月 8 日～7 月 25 日，共產黨在俄羅斯的 30 個城市號召檢舉社會革命黨人，該黨的 47 位領袖被起訴，15 人被處決，6 人處苦役。1922 年 8 月 1 日頒佈了《關於行政驅逐》令，1922 年蘇維埃把包括尼.別爾嘉耶夫在內的 160 名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授、詩人（他們構成俄羅斯文化的精華）驅逐出境。到 1922 年底數十萬人被驅逐，更有材料顯示，由於當時多數知識份子完全沒有接受布林什維主義，多達 200～250 萬人不得不流亡國外！列寧在 1922 年還強調，俄共“是國內唯壹合法的政黨，不允許任何政治派別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1923 年列寧決定對孟什維克進行大圍剿，槍殺了 3000 多名曾與自己共同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戰友，其餘則被放逐到壹年九個月結冰的梭羅威茨基荒島上。

　　史達林時期，為了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蘇共中央向各地的圖書館下發了清除和銷毀書籍的清單。在這次“焚書”中被銷毀的外國和過去的圖書資料是驚人的，1938 年被宣佈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 10375706 冊、宣傳畫 223751份，有 55514 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後“‘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就是過期的報刊雜誌也被停止使用和銷毀。蘇聯史學家直到 1980 年代末幾乎接觸不到國外的書刊信息，完全生活在壹個自說自話的封閉圈子裡。

　　普列漢諾夫評“十月政變”

　　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普列漢諾夫（1856～1918）十分受列寧尊敬。普列漢諾夫 1856 年 12 月 11 日生於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壹小地主之家，1868～1873 年進沃羅涅什陸軍中學學習，畢業後進入康士坦丁諾夫軍官學校深造。1874 年 9 月考取彼得堡礦業學院。1875 年同民粹派秘密組織建立聯繫。1876年 12 月 18 日他在彼得堡卡贊大教堂前組織俄國歷史上第 1 次工人政治示威，發表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演說，旋被礦業學院開除，以後就成了壹個職業革命家。1876年創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組，1878 年改稱土地和自由社，任機關報《土地與自由》編輯。1879 年 9 月另組土地平分社，在工農中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三次被捕。1880 年初他受到沙皇政府重賞通緝，僑居國外 37 年。他在國外期間同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如考茨基、李蔔克內西、蓋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聯繫，以後又同恩格斯往來並以其為導師。1882 年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83 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國第壹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奠定了初步基礎。第二國際成立後他成為領導者之壹，並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第二國際的會議。他是俄國第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批判民粹主義，並寫了《論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名著。而且是公認的學識淵博又最善於理論思維的思想家。

　　普列漢諾夫 1917 年 3 月 31 日夜間回到彼得堡，不久他就撰文批駁列寧的四月提綱，認為這個提綱臭名遠揚。他說：“如果壹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末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我們有壹位同誌在工兵代表蘇維埃裡反駁過列寧的提綱，他曾經提醒列寧註意恩格斯的壹句十分正確的話：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最大的歷史災難莫過於由於客觀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具備就奪取政權。”

　　普列漢諾夫反對搞垮臨時政府。他認為臨時政府已經給了人民壹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如果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得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的家就幾次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搜查）。他寫道：“我國工人階級還遠不能把全部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來。把這樣的政權強加給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了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這樣的災難同時也會是整個俄國的最大災難。”“事變後果現在已經非常悲慘了。如果工人階級的覺悟分子不堅決果斷地反對由壹個階級或者——比這更糟的是——由壹個黨奪取政權的政策，後果將更加悲慘。政權應該依靠國內壹切生氣勃勃的力量的聯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願意恢復舊秩序的階級和階層。”他還說：“推翻專制制度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把它們結合為壹，進行革命鬥爭時指望著這兩件事將在我國歷史上同時發生，就會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期都推遲”。“完成了的革命可能產生壹種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國帝國或秘魯帝國，只是壹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1918 年 4 月 7～21 日普列漢諾夫在病危中口授了政治遺囑，由密友列.格.

　　捷依奇筆錄，又曲折而戲劇性地經過尼.尼熱戈羅多夫的秘密收藏。他聲明不願與布爾什維克作鬥爭，該遺囑在布黨掌權期間不得發表；該遺囑幾經曲折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崩潰之後，於 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獨立報》用三版半發表了他的政治遺囑，並用壹版半介紹遺囑來歷和專家對遺囑的鑒定，共五版。這些文字全譯載在中共中央馬恩著作編譯局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0 年第 2 輯中。下麵是遺囑的論點：

　　1）無產階級專政的荒謬性。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其原因如下：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且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另壹個樣子。那個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而知識份子就其人數和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將躍居首位。……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份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壹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其人數將急劇增長，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研製新機器、新工藝和培養有很高學識的工人。

　　知識份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格外合乎知識份子心意的歷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都包含兩個方面：既有普遍的壹面，又有階級的壹面。…（普遍的壹面）完全取決於物質生產的水準，因此是壹直向前發展進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知識份子正是這壹面的體現者 ，而這壹面的性質是全人類的，它將對社會各個階層發生有益的影響，緩和階級矛盾，……因此，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之壹是上述範疇階級壹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類壹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將擴大為對愛護壹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而這也就是這壹範疇全人類壹面作用的發展和增強。

　　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份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為了操縱複雜的機器，將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識，工人不再是機器的附屬物。……複雜的機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提高到知識份子的水準，在這種情勢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隨著生產力發生質變，將形成新的階級、新的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將按新的方式進行，人道主義思想將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人道主義思想和巨大的生產將抑制赤貧化過程。

　　近來我有時甚至想，產生於歐洲文明條件下的馬克思的理論未必將成為普遍適用的觀點體系，因為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進行。

　　我以為資本主義不會很快就被埋葬。……我從馬克思逝世時起，尤其是本世紀初起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壹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

　　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勞動者的政權——這才是不會失去意義，永遠正確的口號！靠勞動為生的人才應決定應該有什麼樣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

　　2）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布林什維主義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極左派別產生於 1903 年……布林什維主義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思潮。布林什維主義思想早就縈回於革命者的腦際。

　　雅各賓黨人、布朗基、巴枯寧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巴黎公社的許多參加者在策略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實際上就是布爾什維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的伴生的那樣，布林什維主義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窮、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林什維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形態，這是從聖西門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口號，是侈談馬克思主義的高調。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為補充的布朗基策略。布林什維主義有什麼新東西嗎？只有壹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但是歐洲社會民主黨早就否定並譴責了階級恐怖，更不用說不受限制的階級恐怖。階級恐怖作為實行布爾什維克十分傾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包含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在俄國現有的條件下階級恐怖很容易變為全面的全國恐怖。……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的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壹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布林什維主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和無政府工團主義難分難解的布朗基主義。這是布朗基、巴枯寧、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思思想折中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結合。這是偽馬克思主義，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寧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徹底的反對者。

　　布爾什維克沒有實現國內和平，反而將把俄國推入極其殘酷的國內戰爭之中，這場戰爭眼看就將爆發，就要血流成河；他們將把俄國推入沒完沒了的階級恐怖之中。…布爾什維克連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證。壹旦他們勝利，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將置身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未必會不去嘗試消滅輕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

　　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工人將從資本家的雇工變成國家的雇工，而農民將變成國家農奴。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人數近來激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的有覺悟黨員人數的增加，因為絕人多數入黨者甚至不瞭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壹些人相信列寧的思想和布爾什維克的許諾，將成為他們領袖意誌的盲目執行者；另壹些人入黨是為了及時從“革命的餡餅”上撈到壹塊大壹點兒的，他們將只會投“贊成票”，此後將變成黨的官僚。他們將比沙皇官吏還要可怕，因為執政黨的官員將幹預壹切，而所幹下的壹切只對“黨內同誌”負責。

　　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雄辯地證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是無知的痛苦，是對列寧及其“英明的理論發現”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寧把他的“理淪發現”變成法令，認為無需用最起碼的論據加以論證。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概念，犯下了壹個又壹個罪行，甚至沒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為。

　　例如，他們所進行的“剝奪”是令人髮指的違反法紀和踐踏文明的行動，是沒有監督的掠奪(如私有銀行的例子)。這樣的剝奪必然導致全面的經濟混亂，養成壹大幫不幹活、“扯著嗓子喊”的人，他們依靠步槍和革命口號來動手搶走農民手中最後壹隻母雞。

　　列寧實現了政變，把它宣佈為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歷史引向錯誤的死胡同。

　　俄國的發展將因此落後許多年，也許幾十年。……我不止壹次警告過布爾什維克以及迷戀於他們的空話和錯誤口號的人，在革命行動中不要倉猝行事，不要犯冒險主義。我過去和現在都說：俄國就其生產力發展水準、無產階級人數以及群眾的文化程度和自覺程度而言還沒有作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因此列寧設想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擁護列寧的人或“半列寧分子”會問我說：“不錯，但是難道不能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下消滅文盲，提高勞動者的文化和自覺，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數和發展生產力嗎？我回答說：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這樣做不會不受懲罰。其次。群眾的文化和自覺是社會因素，完全取決於生產力的發達程度，當然也存在回饋作用 。第三，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後，把生產力遠遠拋在後面，從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勢。只有現有的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準，社會中才不會有對抗性矛盾。類似的不適應產生了新的、前所未見的矛盾，其衝突的激烈程度不比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小，甚至還要大。第四，列寧的政權不可能屬於也不會屬於無產階級。19l7 年 10 月積極支持列寧的人不超過俄國人的 1%，因此，每壹個瞭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會承認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壹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不相容。我不想充當未蔔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說，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壹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壹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壹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實行了“糧食專賣”，提出了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的問題，還有什麼勞動自由和結合個人利益可言呢？

　　布爾什維克力圖進行激進的變革，不負責任地加速事變的進程，急劇地向左轉，但是他們沿著封閉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變成反動的消極力量。

　　人們很少從各種可能的後果來全面評價自己的行動。列寧通過其活動已經給俄國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擔心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某壹階段這壹危害將達到危機的程度。如果列寧及其追隨者能長期維持其政權，那麼俄國的未來將是悲慘的，等待它的將是印加帝國的命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壹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得出這壹結論決非偶然。因為他需要這個結論來鼓舞布爾什維克。列寧指望西方無產階級會回應俄國的革命，這壹指望是錯誤的。歐洲不可能出現什麼重大事件，因為西方無產階級今天幾乎如馬克思時代那樣遠離社會主義革命。

　　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不管怎麼樣，是短還是長，不可避免地因篡改歷史、犯罪、撒謊、蠱惑人心和行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關於布爾什維克所說的壹切——他們的策略、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對剝奪的態度、他們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斷定：布爾什維克的垮臺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眾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 世紀是偉大發現的世紀，啟蒙和急劇人道化的世紀，將推翻並譴責布林什維主義。我設想列寧依靠全面的恐怖將取得他執著追求的國內戰爭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將處於政治經濟的孤立狀態，不可避免地變成壹個軍營，那裡將用帝國主義來嚇唬公民，給他們開各種空頭支票。但遲早有壹天人人都將清楚列寧思想的謬誤，到那時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將像紙牌搭的小房子那樣坍塌。我為俄國人的命運而痛哭，但我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說：“讓要來的都來吧，我們的大街上也會有節慶的日子！

　　3）布爾什維克在鞏固政權的道路上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經濟破壞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其掌權時間的長短全看他們究竟會裁在哪壹次危機上。布爾什維克可以通過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趕出政府、唆使覺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對富裕農民和中農、組織大規模沒收糧食行動等來度過饑荒危機。為了對付經濟破壞危機，布爾什維克會發動大規模內戰，並利用階級恐怖和戰時狀態並將崩潰的責任推到階級敵人和外部敵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機是布林爾什維克 1917 年為了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讓步而理下的定時炸彈：使土地社會公有化。列寧壹貫談論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不可能結成的：農民需要土地，社會主義和他們的利益無關，因為農民從經營性質來說更接近於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明擺著貶低農民，要他們起從屬的作用。……布爾什維克為了克服這壹最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不得不向農民宣佈總體戰並消滅最優秀的壹部分農民——那些會勞動、願意勞動的農民。克服第三次危機後，布爾什維克還可維持許多年，到出現第四次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即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從內部解體，但解體的過程可能拖上幾十年，因為俄國從來不知道民主為何物，又壹個專制政權—— 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被俄國人畢恭畢敬、逆來順受地接受下來。加之這個政權可以借助高超的蠱惑宣傳、發達的監視和鎮壓機關來得到加強。……布爾什維克最終必將垮臺。這只是時間問題，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進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緩這壹進程。列寧延緩了俄國的歷史，因此他將帶著與偽德米特裡相同的印記進入歷史。

　　4）列寧像變色龍，殘酷無情。普列漢諾夫說：自己壹生最不可原諒的錯誤是説明列寧。我對他的能力估計不足，沒有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對目標的狂熱追求，對他的最高綱領主義持寬容和嘲弄的態度。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不僅如此，1903 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當列寧同瑪律托夫爭論時我支持了列寧，終於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團結是不可能的，因為壹切與列寧意見不合的看法都無權存在。列寧主張團結，但要在他的領導下，服從他的目標，採用他的策略和口號。……切爾諾夫先生斷言說，布爾什維克是我的孩子。維克多.阿德勒就我與列寧的“父子關係”開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據的。我的錯誤過去和未來都使俄國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個錯誤對我本人來說也是致命的。

　　列寧…像變色龍壹樣必要時會改變自己的顏色。他同知識份子在壹起時是知識份子，同工人在壹起時是“工人”，同農民在壹起時是“農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邏輯的又是不合邏輯的，是簡單的又是複雜的，是始終如壹的又是前後不壹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假馬克思主義者，等等。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壹個方向(篡改的方向)、壹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壹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列寧是壹個假辯證論者。他相信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酷，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但這是壹大錯誤。

　　列寧…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凡是不按列寧意見辦的壹切都應該受到詛咒！”有壹次馬.高爾基這樣說過，對於列寧來說，每壹個在某個問題上與他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不值得起碼的交往文明。

　　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個冒險主義者。但是應該承認，列寧的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對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寧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壹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列寧同魔鬼的結盟是以魔鬼騎著他飛跑而告終的，正如當年女巫騎著霍馬飛跑壹樣。

　　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壹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壹個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壹場巨大的悲剛。列寧不懂得這壹點，他也不想懂得這壹點。

　　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釋。列寧從我關於個人和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壹點：他作為“肩負”

　　歷史“使命的”人物可以為所欲為。列寧是壹個承認意誌自由，以為自己的行動統統具有強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樣。他有足夠的學養，還不至於以穆罕默德或拿破崙自居，但卻絕對相信他是“命運的寵兒”。從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觀點看，列寧只有在 1917 年 2 月前才是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此之後列寧的歷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過去和現在群眾都不明白這壹點。他們得到了比西歐還多的政治自由權利，但由於食不果腹，壹貧如洗，加之還被迫繼續作戰，因此甚至沒有發現這壹點。要是戰爭在 1917 年春天結束，要是臨時政府毫不拖延地解決了土地問題，那麼列寧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任何機會了，而他本人也將永遠被從肩負歷史使命者的行列中壹筆勾銷。這就是十月政變和今天的列寧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寧是個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們站在壹起，就是反對我們!”

　　這就是他的政治信條。他在設法作踐對手時不惜進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駡，不僅論戰時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製”的鉛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連自己的信件也要謄寫得清清楚楚。偉大的托爾斯泰要幾次校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列寧則只限於作壹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許多為每壹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壹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詮釋。例如，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壹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卻是 “無產階級的民主”。

　　雖然從原則上說，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單獨來說只是人民的壹部分，而且遠非是壹大部分。

　　托爾斯泰，這位十分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認為沒有愛、沒有善和純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偉大，他不會承認列寧是偉大的。……列寧是 20 世紀的羅伯斯比爾。

　　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寧最初會見中的壹次，我想那是 1895 年夏天在蘭多爾特咖啡館裡的的壹次會見。我們談起雅各賓黨專政垮臺的原因。我開玩笑說，這個專政垮臺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多了。列寧擡起眉毛，十分嚴肅地反駁說：

　　“雅各賓黨共和國垮臺，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於是我們只是對烏裡揚諾夫先生的極端言論付之壹笑 。但未來卻表明，這不是年輕和急躁的表現，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觀點，這些觀點他當時已經明確形成了。羅伯斯比爾的命運是眾所周知的。列寧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他進行的革命比神話中約彌諾陶洛斯更可怕；這場革命不僅將吃掉自己的孩子，還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5）國家的偉大在於民主傳統。普列漢諾夫說：由於缺乏民主(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會有民主)，群眾文化低下，覺悟不高，國家可能變為比君主還要可怕的封建主，因為君主畢竟還是壹個人，而國家則是壹臺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我相信，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正是這樣的封建主，尤其在頭幾十年裡是如此。……俄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布爾什維克執政時間的長短。俄國遲早將回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來，但布爾什維克專政存在的時間越長，這壹回歸之路就越痛苦。……壹個國家只要它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才富裕！決定壹個國家真正偉大的，不是它的國土遼闊，甚至不是它的歷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準。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還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盪，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俄國迫切需要以優秀的民族傳統、關於民主、政治自由權利、人道和社會公正的現代觀念為基礎的先進的意識形態。只有這樣的意識形態才能保證俄國經濟平穩地、正常地發展。

　　“十月政變”的災難性後果

　　布爾什維克欺騙人民的口號是：“和平、麵包、土地”

　　和平？在帝國主義戰爭正酣，在沒有進行周密的談判之前就讓俄國軍隊解除武裝，使得德國軍隊長驅直入，侵佔了更多的領土。布黨的血腥統治激起了幾乎全國人民的反抗，內戰席捲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中得到了體現。那還是官方容許的正統讀物。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壹度幾乎推翻了布黨的統治。壹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部人民的反抗，這在世界史上還找不到第二例。

　　德國人怕布黨垮了，還得兩線作戰，便慷慨給予大量的金錢。為推翻臨時政府，德方給列寧 5 千萬金馬克；為鞏固列寧的政府，德方又供給他 4 千萬金馬克。

　　例如：1917 年 11 月 23 日德方給列寧 1500 萬馬克搞宣傳（1921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施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文章說：“我 1917年底才知道：列寧的黨在德國那裡至少拿了 5 千萬金馬克”。見：阿.阿夫托爾漢羅夫《黨治制的由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列寧對德國投桃報李。1918 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和約正式簽訂。按合約，俄割讓上百萬平方公裏領土，割讓幾乎整個烏克蘭（後來這部份領土在德國戰敗後又給俄國人佔領了），賠款 60 億馬克。1921 年 3 月 18 日，由波蘭支持的佛蘭格爾將軍舉兵護國，攻勢淩厲，列寧又與波蘭簽訂“波蘇和約”，同意將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劃歸波蘭。

　　列寧說：“和約是戰爭的喘息時機，……我有決心、有義務簽定屈辱幾十倍以至壹百倍的和約……以便同大後方保持聯繫並在那裡建立軍隊”。列寧屈辱地退出戰爭是為了讓兩夥帝國主義自相殘殺、彼此削弱，從而為布爾什維克世界革命成功創造條件。

　　世界革命是布爾什維克和列寧當時尋找的唯壹支持。這就導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於尋找和處理國內的各種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計地到國外去策動革命。

　　正是列寧所創建的第三共產國際要對第壹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戰亂負主要責任：義大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十月革命把災難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後有 15 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通往毀滅之路，其中以和平溫良著稱的佛國柬埔寨發生的民族慘劇最觸目驚心，那兒近半數人民進了萬人塚。這就是列寧幹出來的好事。

　　後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常把內戰的責任諉之於反動派及外國幫兇。可早在1917 以前，布黨的政治綱領中就有壹項中心任務，說要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內戰。

　　托洛茨基說：“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紅色恐怖是壹種武器，專對於壹個命該滅亡而不願意滅亡的階級而用。”從 1826 到 1905 年 80 年間，沙皇政府處決的政治犯共 894 人；但布爾什維克執政第壹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人達數十萬。1917 和 1918 兩年，有 1 百萬人被列寧的共產黨處決。十月政變使得俄國在內戰中又多熬了 3 年，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十月政變後，紅軍往西趕白軍的時候，打到壹個城市，紅軍不動了。為什麼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於是，指揮官壹個電報給列寧，問：怎麼辦？列寧回壹個電報，誰也想不到他這麼回的：“把妓女統統殺掉！”這個檔案現在公開了。

　　1917年12月11日，立憲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則被視為“人民的公敵”，強迫他們解散黨組織，其黨人之大部被逮捕和處決。12 月 30 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會革命黨右派。

　　1918 年 6 月 22 日，曾大力支持過列寧的社會革命黨左派暗殺了共產黨員伏羅達斯基。 6 月 27 日，列寧的共產黨將立憲民主黨和孟爾什維克左派宣佈為非法組織。7 月 6 日社會革命黨人勃留姆金刺殺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之舉，其本意是為了破壞布列斯特和約。7 月 7 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莫斯科組織暴動，佔領莫斯科電訊大廈，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列寧。當時正在參加全俄蘇維埃第 5 次代表大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的全體成員被捕。7 月 11 日，社會革命黨人在烏拉爾山區宣佈對德國宣戰，並進攻莫斯科。為緩和德國的憤怒，列寧處決了 20 名社會革命黨人。由於擔心被囚禁在烏拉爾山區的沙皇壹家可能號召人民造反，列寧又下令槍殺沙皇全家，7 月 17 日命令被執行……8 月 30 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長烏裡茨基被壹個年輕的學生暗殺；同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謀殺沙皇官員而被囚禁和流放了 11 年的卡普蘭，在莫斯科米骸松工廠行刺列寧，她說：“我早就決心殺死列寧了。我認為他是出賣革命的奸細……”

　　這壹切為列寧對人民施行大屠殺製造了籍口。列寧說：“應把槍決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壹切活動”（《列寧全集》第 43 卷第186 頁）。1918 年 9 月 2 日全俄中央執委會向全黨發出通電：“不許再軟弱！不許再有感情上的顧慮！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必須立即逮捕起來。並從資產階級和白軍軍官中獵取大量的人質；只需有輕微的反對活動或有反抗的企圖，或白軍的擁護者中有什麼最小的活動，便須進行大規模的槍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並逮捕壹切改名換姓的人，並不拘何種形式地槍決每壹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 500 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1918 年列寧命令史達林在察裡津搞集體大屠殺。據蘇共官方統計，僅在 1918年 6 月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面對農村的暴動和要征服其它地區與民族，紅軍將白俄的近兩百名將軍及其家屬包括兒童扣作人質，要這些白俄軍官幫助紅軍打仗，如搗蛋反抗或打了敗仗，就殺家屬、兒童。當這些白俄將軍官幫助紅軍取勝後，這些白俄軍官及他們的家屬全部被秘密殺害。

　　埃薩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壹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曾壹度在共產黨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他描述 1918 年 2 月開會時的情況：列寧提出壹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 其中有壹條， 要求把壹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地正法”。這批犯人包括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奸細等。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的理由是：

　　此項法令的條文“過於苛酷，……勢必將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統治”。“列寧對我的反對性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麼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乾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 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

　　‘好罷，行啊，……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

　　壹位被囚的俄國總主教曾於 1918 年指斥共產黨說：“妳們曾使俄國人民的手沾染了他們兄弟的鮮血，妳們猶以未足；妳們肆無忌憚地挑撥人民從事公開的無恥劫掠，蒙蔽了他們的良心，並使他們不畏懼罪惡；但無論妳們用什麼名義來掩飾妳們的罪惡、謀殺、暴行和劫掠，罪惡終歸是罪惡，終將受到上蒼的懲罰。

　　是的，在妳們的統治下，我們將過著壹種長時期的恐怖生活，因為妳們已經將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毀滅，並代之以野獸般的統治……”

　　契卡首領捷爾任斯基高叫：“我要請求革命的寶劍，以消滅全部的反革命”。

　　從 1917 年到 1921 年，25 萬人成了“契卡”的犧牲品。那血腥情景，連官方讀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都有所描繪。書中角色朱赫來參加了行刑隊，每天大批斃人斃到神經快要錯亂的地步。

　　曾被蘇共領導人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和驕傲”的炮轟過冬宮的喀瑯斯達德的水兵們感到了絕望。1921 年 3 月 1 日，26000 名水兵和工人們在喀瑯施達德舉行大會，壹個水兵呼喊道：“同誌們，把我們推進這個泥坑的就是那壹群共產黨。他們現在正戴著共產主義的假面具而高據在我們的共和國之上……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共產黨員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 水兵們宣佈“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起義者們在被鎮壓前夕，曾向全世界發出呼籲：“12 天來，壹部分真正的英雄們——工人、水兵和紅軍戰士們，被迫同全世界隔絕，忍受著共產主義劊子手們的攻擊。我們堅定地捍衛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使人民從壹個黨的狂熱性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我們在臨死前高呼：自由選舉的蘇維埃萬歲！願全世界無產階級瞭解事件的真相！同誌們！我們需要妳們道義上的援助，抗議共產主義專制者們的殘殺！”有 2600 名共產黨員參與了起義，有 900 人退黨。他們不贊成壹黨專政，要求實現原先承諾的民主自由。但列寧的答覆卻是堅決鎮壓，說：“我要讓妳們幾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列寧立即命令 6 萬軍隊進攻，甚至使用了毒氣。

　　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瑯施塔得。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血腥鎮壓之下，被鮮血染紅的15000名水兵的屍體，就橫躺在俄羅斯陰沈的天空底下，8 千人跑到芬蘭，2 千人被判刑……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佈的材料，海軍中 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的黨員宣佈中立。二戰後史達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抓回來，關到集中營裡。近幾年，俄國政府終於為喀瑯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屬致歉，平反並恢復了那段歷史。史學界不再稱之為“叛亂”。

　　麵包？有壹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場大災難。在俄國各地進行的政權拉鋸戰，中斷了城鄉物資流通管道，加劇了城市的饑荒；而採取生硬的辦法瓜分地主、富農土地給農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貴族和富農們的抵制與反對，他們藏匿糧食、宰掉牲畜，加劇了饑荒。

　　列寧頒佈所謂的“餘糧徵集制法令”，他要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用饑餓迫使他們屈服。據蘇共官方統計，在 1918 年 6 月以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從1918 年開始，俄羅斯發生饑荒；海外和民間救援團體壹成立便被取締，而政府只能救援 1/10 的饑民，致使 520 萬人活活餓死。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美國人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俄國受惠者達 2500 萬。

　　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1918 年 9 月 1 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種不同顏色的麵包和食物配給證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侯(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饑活命，壹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種種反革命破壞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從前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共產黨人取締了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被迫轉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時是把所有擁有餘糧或糧食、在黑市出售糧食的農民統統當作投機倒把的敵人，甚至把整個小生產者當作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敵對階級。不久，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濟。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達到了，但紙幣氾濫成災，及至 1923 年蘇俄的物價較之 1917年的物價已漲了壹億倍。

　　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各項生產指標壹落千丈。有壹位蘇共專家描述1917-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壹場大災難。1913 年帝俄時代的穀物年產量為 7820 萬噸，而 1920 年蘇俄耕地面積雖然只比戰前減少7%，但穀物總產量卻減少壹半，只有 4820 萬噸。蘇聯公有化後糧食供應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到 1953 年，全蘇聯糧食的生產總量為 8250 萬噸，比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時代還少(據《炎黃春秋》2002 年 12 期第 61 頁)。1920 年棉花產量僅為戰前 6%，1920 年的重工業總產量僅及 1913 年工業總產量的 18%，煤炭產量跌到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7%，而鋼鐵產量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4%，日用品極端匱乏。

　　1921 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數的壹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 1/3。根據 1970 年代蘇聯學者計算，壹次世界大戰前十年俄國的經濟增長是俄國有史以來最快的。

　　經濟危機迅速轉變為政治危機，1920 年年底到 1921 年春，各地普遍爆發農民起義，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部、伏爾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壹些城市發生工人騷動，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區數千工人罷工，並號召紅軍戰士參加他們的示威，反對經濟狀況惡化。彼得格勒也出現騷動。最後爆發了水兵起義，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度過難關。

　　土地？列寧要求對資本家、地主、富農和教會的財產實行強制性剝奪。馬恩的《共產黨宣言》中把農民視為反動勢力。列寧說，從馬克思來說的話，“農民是反動的壹幫”。“我們起初使用壹切方法支持壹般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後，……我們支援無產階級去壹般地反對農民(《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4 版第 9 卷第 213 頁)。

　　在布爾什維克國家，貧農擁有土地的日子沒能持續多久，很快就全盤集體化了；農民成了地地道道的農奴，沒有土地、沒有財產，完全依附於殘酷的新地主——黨。

　　列寧推行戰時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制，對人民實行奴隸式的強迫勞動。1918年 10 月 5 日，人民委員會決定，對非勞動者實行強制勞動，以勞動手冊取代身份證，並將勞動記錄與口糧分配掛鉤……勞動義務制的配套形式是勞動軍事化，如欲隨意脫離崗位，要受到軍紀和戰時法律處理，有些軍工部門直接被編入軍隊行列，鐵路系統亦被列入戰時動員狀態……

　　列寧發明了集中營，把起來反抗布黨統治、以罷工捍衛自己權益的工人階級投入其中，強迫他們從事奴隸勞動。布黨還解散了所有的工會，代之以禦用工會。

　　世界上只有蘇聯式的“工人階級的天堂”的工會只管發電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壹代領導班子裡只有壹個工人出身的成員，而且工人階級在共黨國家的實際地位，遠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共黨國家從來沒有過罷工的現象就足以說明這壹點。

　　1922 年，蘇聯政府在烏克蘭等地區征糧時，還強行徵兵、禁止農產品市場交易。農民示威抗議，便遭機槍掃射，死傷無數。大約 4 萬農民躲進了深山老林，這些避難者便成為“剿匪”的對象。10 萬軍人和員警別動隊來圍剿他們，抓到後，就地處決，施放毒氣，無所不用其極。4 萬農民被消滅了 3 萬 9 千多，剩下的不足 1 千人被捉起來，關進了集中營。

　　俄國共產黨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會生活的每壹個部門。後來，墨索裏尼曾模仿列寧建黨的辦法組建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他把這些黨支部叫做“政權的毛細管組織”。不妨借這個名詞來說明：黨組織就像血管壹樣，毛細血管遍佈全身，壹切社會團體，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會團體，都不能逃脫共產黨的控制。壹個以“人民的名義”來戕害人民的暴政，壹個比歷代沙皇還要殘暴千倍萬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就這樣血淋淋地在俄羅斯篡立起來……1926 年 1 月，徐誌摩看到陳毅《紀念列寧》的油印稿後，在《晨報副刊》

　　發表《列寧忌日――談革命》壹文說，“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不希望馬克思列寧主義“傳佈”，因為“我怕他”。他認為“共產革命”

　　是“盲從壹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想望壹個永遠不可能的境界”。他勸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因為“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壹件事實。”

　　當代俄國的學生課本書上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定性為“十月政變”（之前發生的“二月革命”還是叫“二月革命”）。即不承認它有什麼革命的進步意義了，它推翻了“2 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體，把社會又拉回到專制主義的政體中去。壹個民主制的“嬰兒”被另壹個更大的專制所取代，人民整體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高，飽受新壹輪的苦難。1991 年，前蘇聯海軍將領，齊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降下了紅旗，莊嚴地升起“2 月革命”那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肯定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列寧格勒這個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舉行全民公決，多數人投票贊成改名為“彼得格勒”。歷經 74 年歲月，人民還是拋棄了列寧，反而贊成彼得大帝。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評價列寧說：“他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很多災難。”1998 年 7 月 17 日，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殺 80周年之際，其遺骨的安葬儀式在聖彼德堡舉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葬禮上說道：

　　“整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只是壹個令我們民族感到無比羞恥的歷史”。

　　史達林罪魁

　　從史達林毒死列寧的奪權過程中，看到歷代專制政變的血腥重演，而且變本加厲。列寧逝世前病重的幾個月裡，作為總書記（相當於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三、四位的史達林將中央文件、決議都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下發，其影響力陡增。列寧去世前，曾選定托洛茨基為接班人，托洛茨基當時在黨內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寧在遺囑中評價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評價史達林則是“太粗暴”，建議撤掉他的總書記職務。而且，由於史達林對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態度粗暴，列寧還宣佈與史達林“絕交”。但史達林聯合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發起了對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議史達林留任總書記職務，不宣讀列寧的遺囑。列寧去世，史達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趕不回來參加葬禮，從而在葬禮上突顯了史達林。此後，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又被驅逐出境，並在墨西哥被暗殺。打倒了托洛茨基後，史達林又聯合布哈林（列寧稱讚布哈林是黨內“最優秀的理論家”）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史達林奉行大俄羅斯主義，遭到烏克蘭政治局委員們的反對，於是，史達林致電邀請政治局委員們來莫斯科磋商，然後他下令槍斃了所有的烏克蘭政治局委員。在 1950 年前後，史達林在東歐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抓“鐵托分子”

　　的運動，共處決 234.5 萬人。

　　俄羅斯歷史學家拉津斯基在《史達林秘聞》中這樣總結史達林對列寧主義的理解：“壹天不搞恐怖黨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滅亡。”1928 年 3 月 10 日，頓巴斯工業聯合企業的沙赫特礦區發生礦井爆炸。頓巴斯煤田在世 19 紀末開始工業化開採，主要資本和設備來自法國和比利時。十月革命後，由蘇聯收歸國有，採煤技術和設備進口也隨之斷絕。到 1920 年代後期，設備早已老化，加上管理混亂，400 多座礦井，大小事故頻繁。沙赫特礦區發生爆炸事故發生後，史達林不從技術設備、安全生產管理等方面指導主管部門總結教訓，反而將之作為“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典型，硬說是“資產階級在工業戰線向社會主義發起進攻”。

　　為了讓全國人民認識到黨有可能被毒壞，史達林派人事先與頓巴斯煤礦 53名工程師們商量好，有意讓他們自我坦白，坦白承認自己是冒充的知識份子，其實是打入煤礦內的資產階級專家破壞組織，該組織是按照國際資本反蘇維埃組織的指示進行破壞活動的。在這壹天方夜譚式的“事件”中，55 人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叛國罪，53 名工程師中 22 人被處死刑。他們至死還不明白史達林其及布爾什維克為何出爾反爾，說好是演戲為何動真格？

　　正是壹黨專政，讓史達林為所欲為、壹手遮天。壹年後史達林下結論說：“決不能認為所謂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壹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接著，在全國的工礦企業開展抓“沙赫特分子”的清洗運動。壹份報刊竟宣稱：“應該毫無條件地認為舊工程師中 90%-95%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緒的”。而實際上被捕的人中不僅有工程師，還有教授、作家和演員，他們都被逼供，受盡嚴刑拷打和各種折磨，被迫承認了自己的所謂“罪行”。當然，事實上幾乎都是冤案。史達林迫害知識份子，無非是要封住他們的嘴，不許他們對史達林的專橫政策有半點懷疑和不滿。

　　1935 年僅基洛夫工廠就有 140 人被逮捕，後來又有 700 人被槍斃。在1937-1938 年間，幾乎所有廠級、車間領導被逮捕。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機車車輛廠的技術人員幾乎全被消滅。改用不懂生產的外行領導工廠，致使生產率下降了壹半。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壹，列寧稱他為“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1925 年接替季諾維也夫，主持共產國際工作；列寧死後，他提出了如何貫徹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壹整套設想和建議。1928 年蘇聯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 1.7%。 從 1928 年開始，布哈林同史達林就是否堅持新經濟政策發生激烈爭論。1929 年，史達林將布哈林開除中央政治局，宣佈布哈林是“走資派”、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

　　史達林恬不知恥地說：只有通過壹黨專政、只有通過對全國 80%的人口——農民採取強制手段才能取得。“農民是不會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採用強迫的方法使他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須的”（《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5-6 頁）。

　　史達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敵後，從而得以於 1929 年開始強制性地推行農業集體化。集體化運動遭到了農民強烈反抗，僅在 1930 年初，捲入反抗暴動農民就達 70 萬人。

　　1929 年 12 月史達林宣稱：“富農們當然要抵抗，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以便徹底解決問題”。《聯共黨史》說：“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1930 年 1 月蘇共通過《關於在普遍實行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經濟的措施》。史達林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壹些地區的鎮壓導致了紅軍部隊的嘩變。史達林逮捕、流放了 500萬“富農”，財產被沒收被驅逐到邊遠區的農民約 900 萬人，許多人因反抗而被殺，更多人死於途中。

　　農民由於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例如僅在 1930 年 2-3 月間就屠宰大牲畜 1400 萬頭，殺了 1/3 的豬、1/4 的羊。結果，1933 年畜產品生產水準只占1913 年的 65%，牛從 6010 萬頭下降到 3350 萬頭，羊豬下降 2/3 以上，役畜首先是馬也下降了 2/3。大批生產資料被毀，集體化過程中 2/3 的馬匹、4/5 的牛、5/6 的豬和 85%的羊都失蹤了。集體化運動使農業產量在 30 年代初期降低了 30%以上。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 1861 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酷。

　　因為：作為壹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1935 年，壹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 247 個盧布的報酬，那只夠買壹雙靴子。

　　農村因此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僅在 1932 年至 1933 年期間就有幾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1933 年從城裡派出大批黨員工作隊下鄉徵集糧食。工作隊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納糧，就地槍斃。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壹旦搜查出來壹點，就要把人槍斃。饑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裡挖出壹個生土豆吃，也立刻被處死！

　　壹天，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來到伏爾加格勒壹農家，搜出還可供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又在壹個破木箱裡找到了壹公斤多散雜糧食，全都被拿走。農婦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伸手爭奪。那女共黨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農婦，打得鮮血直流。當時，三個共產黨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什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壹家人全部槍斃！”他們分別掏手槍時，農婦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兩名男共黨膽怯了，說：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逃走了。

　　隨後，這家人知道要報復，遂逃到森林裡，以吃死去的人肉為生。據吃人者回憶，那時被槍殺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僵屍。

　　被宣判了死刑的農家都躲藏到森林裡，尋找死人吃，是大家唯壹的出路。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趁火打劫。村莊裡壹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刮大風壹定能夠把人吹倒！

　　1932～1933 年期間蘇共政權消滅了農村中最有勞動力的人口，烏克蘭的喪生人數最多。在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白俄羅斯、阿勒泰地區、黑龍江沿岸地區也有大批蘇聯農民被餓死。1930 年代哈薩克斯坦有 230 萬人餓死，人口淨減少將近 1/3。據蘇聯官方統計，從 1929 年到 1937 年，餓死的人口達 1450萬人（蘇聯《星火》週刊 1988 年 12 月 20 日），估計達 2000 萬。史達林不許報導饑荒，反而向國外出口糧食。據統計，1930 年蘇聯出口了 4800 萬普特糧食，1931 年出口了 5100 萬普特。即使是饑荒最為嚴重的 1933 年也還出口了 1000 萬普特糧食。史達林以這些糧食換取外匯，以便推進工業化進程，建造他的通天塔。

　　起初史達林不承認饑荒，後來承認了，但嫁禍於農業部長、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等，說他們故意搗毀了收割機，弄死了 3 萬頭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釘子，“以割破我國人民的喉管和腸胃”。二戰中，史達林本人對邱吉爾承認：“壹千萬農民被處理掉了”，並稱：“死壹個人是場生命的悲劇，死成千成萬的人就只是壹個統計數字了。”

　　被稱作“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 1921～1923 年、1932～1933 年以及 1946～1947 年期間，曾發生過 3 次大饑荒。1932～1933 年烏克蘭糧食歉收，史達林派出專員，動用員警和契卡等機構強制征糧，導致烏克蘭伏屍遍野人相食，7 百萬～1 千萬人餓死，每天餓死 2.5 萬人。學者指出，當年的官方檔案並不完善，實際上每天餓死 3.2-3.8 萬人，總共餓死人數占烏克蘭當時全國人口的 1/3。烏克蘭學者說，在集體化運動中，農民的口糧、土豆等農副產品全被沒收。但同蘇聯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的是，烏克蘭農民的牲畜、家禽等等也全被沒收。

　　1988 年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判定史達林對烏克蘭犯下種族滅絕罪。2003 年烏總統簽署法令，將 11 月 25 日定為“饑荒紀念日”，並劃撥經費在全國範圍內興建大饑荒紀念碑。約 30 個國家在聯合國簽署聲明，紀念因蘇聯的錯誤而餓死的百姓。2005 年 11 月 26 日，近 4 萬民眾在基輔舉行了紀念烏克蘭大饑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壓迫受害者的活動，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參加了該活動並發表了講話。

　　他說，原蘇聯 1930 年代的大饑荒是反人類的罪行，烏克蘭壹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蘇聯製造的“種族滅絕”罪行。“每分鐘有十七人餓死；壹天大約死亡二萬五千人。比法西斯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還要多。” 立陶宛議會通過的決議說，史達林政權對烏克蘭犯下了民族滅絕罪。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也通過決議譴責共產政權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莫斯科當局說，“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全蘇聯都壹樣。那麼，當時蘇聯的大饑荒至少餓死 5-6 千萬人！外興安嶺的壹位七十多歲的俄羅斯婦女曾說：“那時候饑餓的人們，在地裡挖出來壹個生土豆，沒等吞入口中，就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打死了！”

　　史達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壹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壹起消失了”。烏克蘭的民間歌手都是盲人，他們的歌曲從沒有文字記錄，每壹個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獨特的歌曲。史達林是出於什麼心態要消滅這些盲人？只因當時農村正在開展集體化運動，富農作為壹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壹些“富農”家庭在極“左”政策下絕了戶。史達林擔心這些盲人歌手四處雲遊，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誰知是不是在為富農鳴冤叫屈？對盲人能有什麼審查制度？

　　既不能把壹份經過修改和批準的歌詞交給盲人，又不能給他下達書面指示。對盲人什麼都得用嘴說……還是把他們槍斃了比較省事，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

　　1932 年 8 月通過壹項由史達林起草的專門針對盜竊集體財產的法令，其中規定：“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斃。”該法被民間稱為“五穗法”，饑民們可能僅僅因為偷了集體農莊的幾棵麥穗就被槍斃，最輕也要判十年徒刑。在此項法令頒佈後的 16 個月內，有 12.5 萬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 5400名是判處死刑。1932 年秋，當幾十萬個受饑餓折磨無家可歸的兒童擠滿許多火車站和大城市時，史達林曾下了壹道密令：凡在搶劫糧倉時或者在扒竊列車時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壹律秘密槍斃。到 1933 年 1 月 1 日，該法令剛剛被執行了不到 4 個月，就有高達 55000 人根據新法令被判罪，其中 2000 人被槍決。

　　1932 年以莫斯科市委書記留金為首的反對派，他們試圖求助於全體黨員，改變史達林專權的局面。他們被揭露後，招致黨內壹輪又壹輪的清洗。史達林的威望卻明顯地跌落。

　　1932 年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壹次著名聚會，冠蓋雲集，有克裏姆林宮的首腦史達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 50 余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林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製。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史達林面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史達林同誌的健康乾杯！”此時，坐在史達林對面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史達林的健康幹了 114.7 萬次了。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史達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妳，尼基夫洛夫，謝謝妳。我確實厭煩這套。”幾年後，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 4 位就有壹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

　　1934 年 2 月蘇共召開 17 大，都在議論讓基洛夫擔任聯共總書記，讓史達林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類職務。列寧格勒書記基洛夫出現在主席臺時掌聲雷動，而史達林出現在主席臺時幾乎沒有掌聲；隨後選舉中央委員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史達林得到的反對票，大大地多於基洛夫。

　　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壹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中被迫害致死。

　　1934 年 12 月 1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會議室主持州委會議。18 時左右，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進入會議室，走到基洛夫身邊說：克裏姆林宮來了直線電話。基洛夫從座椅上站起來準備去接電話，剛剛跨出會議室的門，預先潛入、守候在會議室門外走廊上的兇手尼古拉耶夫用手槍抵著基洛夫的後腦射出罪惡的子彈。暗殺現場竟佈滿了內務部人員，兇手被當場抓獲。

　　1934 年 12 月 1 日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決議說：“對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1)有關這些案件的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2)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壹晝夜交給被告。(3)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4)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5)極刑判決被宣佈後立即執行。當時很多共黨的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史達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能保護他們自己了。史達林指揮內務部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上訴。

　　依據此決議，開始了審判。

　　當時史達林的壹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斯基就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誌的話，在壹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壹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壹邊；“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部才不惜以壹切手段逼取口供。”

　　暗殺發生後，凡與暗殺相關的嫌疑人，以及有可能瞭解內情的人，都先後神秘地死去，沒有留下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罪證。史達林槍斃了 102 位知情者。史達林按“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邏輯，認定是原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列寧格勒總部”所為，著魔般地開始了持續４年的大肅反運動，共處決和迫害致死 1200 萬人。

　　因基洛夫壹案列寧格勒州有 3200 多名黨政幹部被捕。基洛夫女秘書拉祖爾金娜原是 30 歲的美麗婦女，從集中營獲釋後變成了白髮蒼蒼的“祥林嫂”，牙齒全掉光了，兩眼直楞楞的。她不管碰到什麼人翻來覆去就是這段話：“我在集中營蹲了 19 年……我的丈夫被槍斃了……我的兩個孩子都死在卡拉幹達兒童監獄。”由於拉祖爾金娜已經呆傻，還把集中營看守唆使犯人們強姦她的事告訴給人聽，赫魯雪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爾金娜入黨介紹人是克魯普斯卡婭和斯塔索娃），後來讓她當了蘇共 20 大代表。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前仍拒絕作假交代。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十六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的女兒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臥軌自殺了。”

　　史達林在 1935 年頒佈法律規定，12 歲以上（含 12 歲）兒童犯偷竊等罪按成年人條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史達林的法律是為大清洗做準備的。他早預計到大逮捕浪潮之後必是兒童乞討流浪潮，早頒佈有關法律，可有備無患。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還是想利用小孩脅迫大人。有了這條法律（對兒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們對兒孫的疼愛、牽掛之心，對其進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讓他們願認什麼罪就認什麼罪，要誣陷誰就誣陷誰。

　　1935 年 6 月 23～7 月 21 日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訪問了蘇聯。他看到：

　　高爾基被安排在像宮殿壹樣的別墅裡，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有四五十個，每天都有親朋食客數十人，在這裡“不知不覺過著封建領主般的生活”。而與此同時，普通老百姓還要為謀取麵包和住房而努力，路邊的壹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壹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這就是“道路以目”）。其實，史達林想要高爾基給自己寫壹些讚美詩，令克格勃送給他很多禮物。但高爾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寫下史達林種種不是。高爾基死後，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爾基那個小本子，無奈地說道：“狼總是狼，再怎麼圈養也要跑回到大森林裡去。”史達林向羅曼羅蘭談到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它領導人實施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斃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史達林對羅曼羅蘭解釋懲處 12 歲以上兒童的法律：“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 12 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極為反感，他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裡，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於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

　　1936 年至 1938 年，蘇聯許多大城市 10～20 歲的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就有許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們在自殺前還常常給史達林寄信訴說慘情，但這些信被加註的評語都是：把這些青少年趕出莫斯科去，以免讓外國記者和外賓看到這麼多被拋棄街頭的孤兒”。1937 年史達林、葉若夫下令：將全國所有父母被槍決後的青少年全部槍斃。

　　為消滅肅反的知情者，僅 1937 年史達林就槍決了 3 千名執行肅反任務的內務部人員，各州內務部分局的全部領導人被槍斃。在那時，僅莫斯科壹城每日至少殺人 1 千。據已公開的檔案，1938 年 8 月 20 日壹天，史達林批準槍決的“人民敵人”及其家屬 735 人。12 月 12 日創記錄地達到 3167 人！1956 年蘇共準備召開第 20 次黨代會時，蘇共曾下令內政部統計史達林在大清洗中的殺人數目。

　　統計數字指明，僅 1937 年至 1938 年壹年中，史達林本人就簽署了 681,692 人的處決令。後來，壹個重要的俄羅斯人權組織公佈了前蘇聯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單，這個名單中，共紀錄有 1,345,796 個俄羅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澤東在文革中殺人的“成就”要比史達林大得多。

　　從 1936～1939 年至少有 5 百萬人被關在監牢及集中營；其中 50 萬高級幹部被槍決。俄共最早的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去世和史達林本人之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初期共產黨中央委員 71 人，有 50 人被清算。凡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有壹次，中央全會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史達林居然忘記了招呼大家座下。過了許久，終於有壹個人率先坐了下來，眾人得救了。可這位曾經的工人革命家由於在這個荒誕事件中不合作，不久就被捕了。

　　在三十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員警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壹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史達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閒談時，為天上壹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後星座。

　　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壹旁笑聽爭論的史達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就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壹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壹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對史達林秘書的電話，這位元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壹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壹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壹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臟病死在門口。汽車只得急馳去找另壹位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裡兩點半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壹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 60 的老人不願再受淩辱，便縱身從視窗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 5 點鐘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史達林的別墅掛電話：

　　“請轉告莫洛托夫同誌和卡岡諾維奇同誌……”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

　　布哈林 1934 年至 1937 年任《真理報》主編，1937 年他被指控充當外國間諜而被捕。1938 年 2 月，蘇聯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公開審訊。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派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 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布哈林為保護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年幼的兒子，違心地承認了所指控的罪行。

　　但他又同審問他的法官進行了機智的鬥爭，對具體的事情又巧妙地加以否認，這為以後他的親屬要求為他平反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的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烏爾利希判處包括布哈林在內的所有被告死刑。在處決前夕，布哈林懷著相信真理的信念，寫了壹封致未來黨的代表大會的信。在信中，布哈林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辯白，呼籲未來壹代黨的領導人，“驅散滔天罪惡的烏雲”，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誦下來。當時，他的妻子才 23 歲，他確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壹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腳下，含著眼淚，請求她寬恕他，請求她把兒子培養成壹名布爾什維克，請求她為他以後平反昭雪竭盡全力，請求她不要忘了他遺書中的每壹句話。他堅定地對妻子說：

　　“妳還年輕，妳活得到那壹天，妳起誓，妳要記住我信中的每句話。”布哈林的妻子起了誓，他才從地上起來，擁吻了她，用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抱怨，歷史上常有可怕的錯誤，但真理總有壹天會恢復。”他相信，他的遺書會被搜查。因此，他待妻子把遺書的內容壹字不漏地背出來後，他把遺書毀了。1938 年 3 月14 日或 15 日夜，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槍決。布哈林年僅 50 歲。

　　1956 年蘇共 20 大前夕，赫魯雪夫曾問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請告訴我，在對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提起公訴時，他們的罪狀有多少真實的事實依據？”魯堅科回答：“從司法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任何依據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提交審訊。

　　因為對他們起訴的根據，都只是壹些肉體上和精神上嚴刑逼出來的口供。而這些逼出來的口供是不能作為把壹個人送交審訊的合法依據的。”可在赫魯曉林、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由於他們堅持史達林的價值觀，始終拒絕為布哈林平反。1988年2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終於決定撤銷當年軍事法庭對布哈林的判決。

　　2 月 5 日，蘇共政治局宣佈恢復布哈林的名譽。5 月 10 日，蘇聯科學院恢復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的稱號。6 月 21 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恢復布哈林的黨籍。

　　赫魯雪夫秘密報告說，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 139 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有 98 人，即 70%。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壹半以上，達 1108 人。

　　先後擔任各部人民委員（部長）的幾乎全部被槍斃。1941 年在明斯克附近壹次就槍決了 10 萬多人。為平息民憤，史達林將副手雅哥達、葉若夫先後以“毫無根據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處決。

　　1937 年 5 月，史達林家鄉格魯吉亞舉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有644 名。會議剛結束，便有 625 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槍決，僅 19 人倖免於難。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紅軍元帥 5 人中的 3 人，上將 4 人中的 3 人，中將 12 人全部處死；以及所有集團軍軍長、幾乎所有的師長和旅長、半數的團長、絕大部分政治委員，多達約 5 萬重要軍事政治幹部被殺，更多的幹部遭到清洗。僅 1937、1938 年兩年共槍決紅軍指揮員 3.5 萬人。戰爭爆發時，只剩下 7%的軍官受過高等軍事教育，75%的軍官擔任他們的職務不到半年時間。

　　更荒唐的是對共產國際活動家的迫害，被害者中有些人是各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住在蘇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都犧牲了，而留在本國監獄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卻大部分都活了下來。當然，史達林在陷害這些無辜者的時候大都使用了殘酷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折磨，其殘酷程度遠遠超出了人類歷史上的酷刑的總和。

　　史達林對每壹個“政敵”的家庭都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法，似乎從中發現了樂趣。加米涅夫被槍決後，接著是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婦被槍決。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主席）自殺後，他的妻子被捕入獄，三個孩子有兩個被判死刑。沃茲涅先斯基（蘇聯部長會議第壹副主席）被處決，他的弟弟、姐妹也跟著全都被槍斃。圖哈切夫斯基的壹家總計倒下了 10 個人——妻子、兩個弟弟、三個妹夫被槍斃，母親和壹個妹妹死於集中營，女兒（獨生女）斯維特蘭娜在少年監獄染上重疾，出獄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瑪麗娜因缺乏親人照料，很小年紀就患了肺結核，後來也病死了。三個妹妹、兩個弟媳全被判刑，其中壹個妹妹在集中營裡蹲了 18 年，1955 年才獲自由。侄兒安德列被奧德薩兒童保育院收養。這是壹個專門收養“人民公敵”孩子（孤兒）的保育院。衛國戰爭爆發後，這個保育院的 5 百多個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達時只剩下 120 個……史達林殘忍無比，他的妻子忍受不了他對同僚的暴虐而舉槍自殺，他的兒子也因父親的殘忍而撲向電網自殺。是什麼深仇大恨需要讓每壹個“前戰友”家破人亡？史達林的殘忍已經接近了人性惡的底線。

　　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皮達可夫（蘇聯重工業部副部長）、拉狄克（蘇聯《消息報》副主編）、葉戈羅夫（蘇聯元帥）、埃德曼（蘇軍上將、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丘巴爾（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部長）、艾赫（蘇聯農業部部長）的年幼的孩子們（他們都已經成為孤兒）都被“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收容了，最後將他們送交卡申科兒童精神病院暫時“託管”。這些孩子經常因“違反院規”而遭到毒打。著名記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療”中被治瘋了，皮達可夫的孩子因對參觀團說“妳們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後轉院送走，後來下落不明。最可憐的是布哈林的養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歲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婦被捕時因攔救他們被保安人員打傷，送卡申科時身體非常衰弱。當安德列得知他的養父已被槍決時，他在廁所裡上了吊。安德列決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體同伴叫來，向他們說了這樣壹段話：“我，反正是活不長的。如果妳們當中有誰能夠從這個罪惡的國家逃出去，要告訴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蘇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甚麼是蘇維埃政權……”

　　赫魯雪夫與第壹個妻子生的兒子列昂尼德.赫魯雪夫在戰爭爆發後當上了壹名飛行員，在壹次戰鬥中，列昂尼德駕駛的殲擊機失蹤了，原來他成了德國人的俘虜，最終他向德國人妥協。史達林得知後，命令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國執行任務的“鋤奸隊”完成了這壹任務。他們將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赫魯雪夫曾多次請求史達林從寬處理，史達林在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最終決定實行槍決。

　　史達林曾調集裝甲部隊屠殺車臣人上百萬，對高加索各族人民、克裡木韃坦人、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及加爾梅克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二戰後史達林把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猶太人全部殺光。1947 年烏克蘭還發生大饑荒，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用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不管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癥多啦）。若沒蘇聯相關檔案的解密，這壹歷史血腥外界從何得知？

　　從 1947 年起，史達林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思潮”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運動，涉及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將壹批與史達林觀點不甚相同或比較有獨立意識的作家、學者、理論工作者打下去，不準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對其中壹些人採取了鎮壓措施。類似 30 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開。

　　1949 年秋，蘇聯保安機關在史達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壹批高級幹部，其中有：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壹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沃茲涅先斯基，蘇共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吉昂諾夫，列寧格勒州委書記波普科夫等。經秘密審訊，於 1950 年 9 月，以“叛國罪”將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判處死刑。由於這壹案件所涉及的物件大多在列寧格勒工作，所以被稱作“列寧格勒案件”。

　　1952 年，史達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根據他的設想，蘇聯將在 20～30 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無商品貨幣的按需分配，經濟指標全面超過美國。

　　史達林晚年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被戰爭中斷的黨代表大會制度直到 1952 年才接續上（相隔了 13 年），從戰爭結束至史達林逝世的 8年間，中央全會也只開過兩次（1947 年和 1952 年）。由於權力機制的運行完全依賴個人意誌，因此，隨著史達林晚年身體的逐漸衰弱和思維方式的日趨偏執，他對蘇聯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加深。

　　在史達林統治的 1920～1953 年，蘇聯被整死的人約 2500 萬（不包括戰爭年代）。其中不少於 1/3 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這些數位不包括由於 1932～1933 年大饑荒所造成的農民大量死亡，也不包括由於民族強迫遷徙而造成少數民族的大量死亡。

　　麥德維傑夫感慨地說：“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沒有對自己的同胞進行如此規模的鎮壓，也沒有消滅掉這麼大數量人的生命。”但毛澤東卻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是“正確”的，只是“錯判了壹些好人”，犯了“肅反擴大化”

　　的錯誤。這種高論實在讓人驚訝！

　　壹個蘇共黨員 1994 年在《自由思想》壹書中寫道：“史達林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專政，難道社會主義道路要用千百萬人的屍骨來鋪墊？難道人類要用頭顱作酒杯，才能飲下文明的美酒”？凡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壹經確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現誅除異己、血腥鎮壓、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現象；所有這些耽誤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拉大了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差距，敗壞了道德風尚，喪失了固有的傳統。

　　如果有人不禁要問：為什麼竟有這樣壹個政府，視萬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殘暴地蹂躪其本國的人民呢？因為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都只著眼於未來，認為人應當如何如何，而把當前的人視為贅疣。這壹觀點，深深地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馬克思有壹次就寫道：“當前這壹代的人，就像是壹群由摩西率領著在荒野中流浪的猶太人壹樣。他們不僅是要征服壹片新世界來定居，他們也壹定要死去，空出位置來讓那些適合於這片新世界的人來居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叫他們的信徒去搞集體屠殺，然而他們都樂於為了尚未出生的下壹代而犧牲當前這些正活著的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也強調指出：“蘇維埃政權沒

　　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壹點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 70 年都走了壹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蘇聯在二戰中的醜惡表演

　　蘇聯是二戰發起國，史達林對二戰的爆發難辭其咎。1772、1793 和 1795 年沙俄和德國曾三次瓜分波蘭。波蘭亡國，波蘭就從歐洲地圖上消失長達123多年。

　　1918 年 11 月 11 日波蘭恢復獨立，成立共和國。波蘭政府力圖恢復 1772 年的俄波邊界線，為此，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就發動了對蘇俄的戰爭，史稱蘇波戰爭。

　　1920 年 4 月，波軍進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廣大地區，蘇俄紅軍進行反擊，但最後被波軍擊敗。1921 年 3 月 18 日，波蘭與蘇俄在裏加正式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即《裏加條約》。其主要內容是：締約雙方承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獨立，劃定了波蘭東部邊界（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劃歸波蘭），這時波俄邊界線約在寇松線以東 150 英裏處。根據該條約，波蘭獲得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壹部分，蘇俄在這場戰爭中損失了大片領土。

　　從 1938 年 10 月起，希特勒向波蘭提出波蘭走廊的問題，並向波蘭發出戰爭威脅。1939 年 8 月 23 日，蘇德外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還附了壹份蘇德瓜分波蘭的秘密議定書，由史達林和裡賓特洛甫簽字。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以閃電戰突襲波蘭，迅速侵佔波蘭大部分領土，波蘭軍民英勇抗戰。9 月 17日，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以保護波蘭境內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由，命令 60 萬蘇軍向波蘭發動進攻。9 月 18 日，德蘇兩國軍隊在布列斯特會師。波蘭陣亡 6.63萬人、傷 13.37 萬人、被德軍俘 42 萬人、被蘇軍俘 23.25 萬人；最終，波蘭政府流亡倫敦。在華沙，有 25 萬居民死於非命。1939 年居住在波蘭邊界靠俄方壹側的幾十萬波蘭人，只有婦女和兒童被遷到哈薩克定居，男人們則被斬盡殺絕。

　　1.5 萬名波蘭軍官作為戰俘被押解到蘇聯，關入勞改營。戰俘有通信權利，起初還能寫信。但 1940 年以後便再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波蘭流亡政府多次向蘇聯政府詢問，但均未得到答覆。

　　1943 年 4 月 13 日，德國第壹個向全世界宣佈：德軍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壹座萬人塚，裡面葬有４千波蘭軍官的屍體。納粹說，蘇軍用德軍武器槍殺了這些軍官，企圖以此掩蓋罪行並嫁禍於柏林。蘇聯當即否定，並壹口咬定是德國法西斯槍殺的。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國際法庭對德國戰犯進行審判，蘇方提出德軍在卡廷屠殺波蘭軍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駁回。紐倫堡國際法庭並未做出誰是卡廷慘案兇手的判決。以後這個問題多次被提起，但始終未做出結論。

　　蘇聯多次斷然否定是他們幹的，把罪責推給德國法西斯，但西方和波蘭對此壹直持懷疑態度，理由是 1940 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國人佔領，德國人如何能在蘇聯控制區進行大規模屠殺？直至 1990 年 4 月 13 日，塔斯社在雅魯澤爾斯基訪蘇之際發表聲明，正式承認將近 1.5 萬名波蘭軍官被屠殺是“史達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壹”。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把有關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難者名單親手交給雅魯澤爾斯基時說：“近期新發現的材料，間接地、卻無可置疑地證明，半個世紀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犧牲的數千名波蘭公民是貝利亞及其手下人幹的。波蘭軍官的墳墓——旁邊蘇聯人的墳墓出自同壹只兇殘的手。”這是蘇聯當局推卸責任時慣用的手法。史達林大清洗時很多黨政軍要人受到“貝利亞壹夥人的迫害”，同史達林的專制獨裁統治所形成的社會體制無關，同其他領導人無關，而貝利亞已得到應有的懲治，沒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蘭人對蘇共總書記的說法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他並未說出全部真情。卡廷慘案並非貝利亞擅自幹的，是聯共(布)政治局的決定，貝利亞充其量是執行者。對卡廷事件瞭解得更多壹些的波蘭人甚至知道不是貝利亞幹的。1940 年 3 月 5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十三次會議，決定同意內務部的建議：處決波軍戰俘。在報告上簽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體成員：史達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加裏寧、日丹諾夫和卡岡諾維奇。這份報告上並無貝利亞的簽名。1992 年 10 月 14 日，葉利欽總統的特使向波蘭總統瓦文薩移交了有關卡廷事件的兩包“絕密檔案”(影本)，總共20 個檔，其中最重要的是聯共中央政治局 1940 年 3 月 5 日關於槍決 14700 名波蘭軍官和在獄中關押的 11000 名波蘭公民的決定。波方立即將其中幾個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1939 年 11 月～1940 年 3 月，歐洲大戰烽火正濃，強大的蘇聯發動了侵略弱小芬蘭的非正義戰爭。1939 年 10 月蘇聯以維護西北邊境安全為由，要求芬蘭轉讓芬蘭灣諸島嶼和雷巴奇半島部分領土，租讓漢科半島軍事基地並將卡累利阿地峽的邊界後移。作為補償，蘇聯將卡累利阿地區兩倍於上述地區的領土轉讓給芬蘭。芬蘭政府從其安全和中立地位考慮，表示難以接受蘇方要求。11 月 9 日，雙方談判破裂。28 日，蘇聯以芬軍在邊境地區“挑釁”為由，單方面廢除兩國互不侵犯條約，並於次日宣佈斷交。30 日對芬蘭宣戰：蘇軍以 20 個師(45 萬人)、2000 輛戰車和 1000 餘架作戰飛機從四個方向對芬蘭發起全線進攻，企圖在 3 天內“解放”芬蘭，並且當晚就在芬蘭建立起了傀儡政府。當時芬蘭全國人口只有370 萬人，國防軍總數只有 3.3 萬人。芬蘭陸軍的裝備，也只停留在壹次大戰的水準上。芬蘭國土狹小，根本沒有戰略空間。蘇聯高層驕傲地認為芬蘭會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壹樣不堪壹擊，乖乖地歸順於蘇聯強大的繈褓之中。然而，芬軍利用嚴寒和沼澤森林的有利地形，展開反擊戰、陣地戰和消耗性圍殲戰，蘇軍損失慘重。據赫魯雪夫的回憶錄透露，自 1939 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 13 日和約簽訂，短短三個半月內，蘇軍實際在蘇芬戰爭中損失上百萬人，被俘 55000 人。在這場以弱抗強的戰爭中，芬蘭狙擊手有著非常卓著的戰果。百發百中是狙擊手們追求的境界。據統計，二戰時平均每殺死壹名士兵需要 2.5 萬發子彈。越戰時平均每殺死壹名士兵需 20 萬發子彈，然而同時期的壹名狙擊手卻平均只需 1.3 發。這是壹個多麼懸殊的數字對比！芬蘭狙擊手中最厲害的當數SimoHayha。SimoHayha是芬蘭也是世界最高獵殺記錄 505 次的保持者。以 SimoHayha 為首的滑雪部隊使用的是從帝俄時期沿用下來的步槍，卻能在 700 米外狙殺蘇軍，在蘇軍士兵中造成極大的恐懼，稱他們為“白色死神”。1940 年 3 月 13 日，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和平協定，芬蘭將其東南部包括芬蘭第三大城市維堡在內的卡累利阿地峽、薩拉地區和芬蘭灣的大部分島嶼割讓給蘇聯，並把漢科港租給蘇 30 年。芬蘭雖割讓了 1/10 的領土（4 萬平方公裏），但通過戰爭避免了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壹起被併入蘇聯的命運，基本保證了國家主權和獨立。芬蘭只有 2.5 萬人陣亡，4.3萬人受傷，被俘 1 千人。

　　1941年6月部署在蘇德邊境的蘇聯軍事力量的規模和品質都遠遠超過德國：

　　軍隊數量，蘇軍是德軍的 1.6 倍；軍事裝備的對比：坦克，蘇聯是德國 4 倍，其中有壹半坦克的品質與德國最先進的坦克相當；大炮，蘇聯 6 萬門，德國 4.3 萬門；戰機，蘇聯 1.9 萬架，其中起碼有將近 4 千架戰鬥機的性能與當時德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 M－109 不相上下，而德國用於進攻蘇聯的戰機只有 1830 架，其中先進戰機 M－109 只有 500 架。

　　史達林之所以調集重兵於蘇德邊境，決不是因為他預見到希特勒隨時可能東進，而是因為他有趁火打劫的盤算。按照史達林的原來估計，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線速勝，更大的可能陷於西線泥潭而無力自拔。壹旦希特勒陷入西線泥潭，蘇聯就可以借機大舉出兵，將希特勒的東歐變成史達林的東歐，然後再尋找機會佔領西歐。

　　基於這樣的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國並開始進攻英國後，史達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會在沒有打敗英國之前就揮師東進。為此，1941 年 3 月，蘇聯最高統率部制定了西線擴張戰略計畫，明確決定“6 月 12 日開始進攻”德國，但由於準備不夠，只得推遲；5 月 15 日，通過了 7 月開始進攻的計畫。

　　1941 年 5 月初，史達林嚴格約束國內報紙發出惹惱德國的消息。6 月 14 日，在德國發動進攻前壹周，蘇聯官方通訊社塔斯社還向全世界播發了壹則政府的聲明，斥責蘇德之間的對抗是謠言，是反蘇反德的宣傳伎倆。在 6 月 21 晚 9 點半，離德國發動進攻 6 小時，莫洛托夫召見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對德軍偵察機頻繁侵入蘇境表示溫和的抗議後，竟低聲下氣地央告舒倫堡說，如果能告訴他造成蘇德關係緊張的原因，他將非常感激。舒倫堡無可奉告，卻在幾小時之後，向他通告了德國政府的長篇聲明：蘇聯“威脅”德國安全，德軍已開始採取“反制”措施。莫洛托夫驚得目瞪口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在德英戰爭毫無進展的情況下希特勒會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突然發動侵蘇戰爭。所以，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毫無心理準備的史達林顯得手足無措，足足隱居了壹周後才在蘇聯媒體發表講話，進行全國戰爭動員。

　　蘇聯坐視壹個個歐洲國家淪陷，對孤軍作戰的英國幸災樂禍，對德國每打壹個勝仗都給以祝賀，並源源不斷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國。但希特勒於 1941 年6 月 22 日進攻蘇聯，邱吉爾當晚就發表支持蘇聯抵抗的廣播講話。德軍“閃電戰”第壹天，就摧毀蘇聯飛機 1200 架。德國猛攻蘇聯三周後，蘇聯將近 30 個師實際上已不存在，約有 70 個師損失了 50%以上的人員，大約 3500 架飛機，壹半以上的燃料倉庫和彈藥庫被擊毀。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英國不斷給蘇聯以援助，把美國援助英國的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調撥給了蘇聯。

　　1941 年蘇聯自己生產的高品質航空油只能滿足其需求的 4%，從 1941 年 8 月－1945 年 9 月，蘇聯生產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燃料幾乎全來自美英的援助。

　　西方盟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蘇聯的航空油是蘇聯自己生產的四倍，提供石油260 萬噸。

　　在公路運輸方面汽車，美國提供給蘇聯的汽車 409500 輛，是蘇聯戰時總產量的 1.5 倍；提供的摩托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1.2 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汽車的噸位大、性能優，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國還提供給蘇聯的汽車外胎共 5,606,000 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車的輪胎。英國也提供了 103500 噸橡膠。美英向蘇聯累計提供了運輸車輛 42.7 萬輛，摩托車 3.5 萬輛。蘇聯的軍用車輛有 2/3 來自美國的援助。

　　在鐵路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幫助了蘇聯戰時的鐵路運輸能力。盟國提供了相當於 62 萬多的鐵軌，占蘇聯鐵軌總產量的 56.5%，即蘇聯戰時鐵路上的壹半鐵軌是由美提供的。美英兩國提供的蒸氣機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2.4 倍、電氣機車是 11 倍，車廂是 10.2 倍。

　　美國為蘇聯提供的有色金屬為：優質銅 387,600 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82%；優質鋁美國提供 256,400 噸，英國提供 35,400 噸，加拿大提供 36,300 噸，三國相加共 328,100 噸，是蘇聯全部鋁產量的 1.25 倍。這些優質鋁，被蘇聯用於航空業和生產坦克發動機。

　　美國提供坦克 7057 輛和高射炮 7944 門，英國和加拿大 5480 輛，坦克和裝甲車共計 1.3 萬輛，占蘇聯總產量的 24%。德國士兵在回憶中證明蘇軍擁有大量的美制謝爾曼坦克，某些蘇軍坦克師甚至以謝爾曼坦克為主力！

　　美英提供了電話線 95 萬多英裏，海底電纜 2100 英裏，無線電臺 5899 臺，雷達 348 部。

　　美國提供 15481 架飛機，英國 3384 架，總計 18，865 架，其中戰鬥機 17000架，占蘇聯總產量的 30%。1941-1942 年使用的大部分先進戰鬥機來自美英的援助。

　　美國提供給蘇聯生產槍炮的特種機床和工業設備：金屬切削機床 38100 臺，價值 6.07 億美元。儘管蘇聯自己生產的工業設備超過美國提供的 2.5 倍，但美國提供的全是蘇聯無法生產的性能優異且造價昂貴的設備。

　　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糧食450萬噸；糖672400美噸（相當於蘇聯的610000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41.8%；肉罐頭 732595 美噸（相當於蘇聯的 664600 噸），占蘇聯生產的肉罐頭總量的 17%；西方盟國提供的各類罐頭占蘇聯總產量的 108%。沒

　　有美英的糧食，蘇聯在戰爭的第壹年就會餓死；沒有美英的被服，蘇聯的冬裝情況也不會比德國好到哪裡去。

　　朱可夫在談到租借法案時說：“如果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談論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能隱瞞從盟國壹方獲得援助這壹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人的火藥，我們就會處於很艱難的境地，我們不可能生產出戰爭所需的那麼多的彈藥。沒有美國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車，我們就沒辦法去運輸我們的大炮。它們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前線運輸。戰爭各個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種鋼也是由美國人提供的。”

　　1963 年蘇聯安全部門監聽並錄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談話：“現在大家都說盟國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認的是美國人為我們迅速大量生產並供應了許多物質，沒有這些物資我們就不可能組建我們的後備部隊，也不可能把戰爭繼續下去。我們沒有炸藥和火藥。沒有這些東西，步槍就沒有子彈。美國人真誠地給我們迅速生產並提供了多少鋼材啊。如果沒有美國人提供的鋼材，難道我們能很快地生產出坦克嗎？”

　　西方盟國提供了具有關鍵作用的戰略物資。正如索科洛夫所說：“沒有西方的援助，蘇聯不僅不可能贏得衛國戰爭，而且甚至無法抵擋德國的入侵，也不能生產足夠的武器和技術裝備，也不能保障戰爭所用的燃料和彈藥”。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英、蘇、中提供武器援助總額達 470 億。而它自己對德、日作戰消耗的巨大的經費更達 2940 億美元。

　　毛澤東在 1949 年的《別了，司徒雷登》壹文中公然宣稱：“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消滅了法西斯國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純粹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扯謊，無非是想借擡高蘇聯來貶低美國。“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至少是最大的笑話之壹。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反法西斯？瓜分波蘭、侵略芬蘭、強佔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是反法西斯？戰爭爆發前夕把德國共產黨員送去給希特勒屠殺，以維護蘇德友誼；想聯合德國壹起對付英國也是反法西斯？

　　甚至在第三帝國進攻蘇聯之後，史達林還在幻想和希特勒議和——根據保加利亞駐蘇聯大使的回憶，史達林甚至想通過他轉告希特勒，蘇聯願意割讓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國的廣闊土地，簽定俄羅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恥辱條約。

　　直到 1944 年史達林還在自言自語“如果我們和德國人聯合起來，世界就是我們的了”。蘇聯這個“反法西斯主力”先是和法西斯勾搭不清，然後被迫和法西斯德國交戰，直到 1945 年 7 月還和法西斯日本保持“互不侵犯條約”。等到兩顆原子彈爆炸、日本大勢已去，8 月 9 日，日本“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當天蘇聯才“緊急‘對日宣戰並斷交，8 月 10 日出兵東北，受降關東軍。

　　1943 年下半年，德國在東線的兵力只有 280 萬人，在西線留守的兵力倒有244萬，如果這 244萬人全部參與東線戰爭，不知道蘇軍能堅持多久？1943年底，希特勒簽署了壹道命令，決定今後的武器裝備都優先供應西線，這充分證明了當時德國的戰略是更重西線，更害怕美英登陸。1944 年，德國 65%的空軍都部署在西線，蘇聯才勉強奪取了東線的制空權；在諾曼地登陸之前，德國就有 42%的陸軍師部署在西線，諾曼地登陸後就更多了。如果沒有美英的牽制，如果沒有第二戰場，可以想像蘇聯的下場如何。

　　真正摧毀德國戰鬥意誌的，不是蘇聯在東線取得的幾個“重大勝利”，而是美英對德國實行的晝夜不停的戰略轟炸，它不僅炸塌了德國人的士氣，也炸癱了德國的軍事工業。是美英派出的遊擊隊炸毀了德國的重水工廠，使它無法生產原子彈；是美英摧毀了德國最重要的魯爾、薩爾工業區，使德國的戰爭機器停止運轉；是美英迫使德國的盟友義大利退出戰爭，在軸心國鏈條上打開了壹個缺口。

　　蘇聯空軍從來沒有足夠實力對德國進行戰略轟炸，蘇聯海軍根本不可能封鎖任何壹個德國港口，所有這些經濟戰、士氣戰的任務都是由美英完成的。

　　直到 1944 年 12 月希特勒仍把美英視為頭號敵人，他把德國最後的裝甲精銳部隊都投入西線的阿登反擊戰，在東線則消極防禦。德國最後組成的壹個集團軍群也是用來對付美英的，東線兵力到最後已經寥寥無幾。凡是東線和西線同時遇到危機，德國總是優先支持西線，這樣蘇聯仍付出了艱巨代價才贏得勝利。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美英對蘇聯的援助，沒有美英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經濟封鎖，沒

　　有美英開闢的第二戰場，德國的坦克將把蘇聯碾成粉碎。

　　劉亞洲將軍說：“美國人有著壹貫珍惜生命的傳統，而且在歷次戰爭中都是人員傷亡最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參與了除蘇德戰場外所有重要的戰役，並在決定性戰役中起主導作用，但人員傷亡只有 30 萬，占總傷亡人數的千分之三，……美軍參與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規模戰爭，從來沒有遭受到比對手更重大的傷亡，而且傷亡越來越少，直至零傷亡”。

　　二戰期間蘇德的死亡總數為：蘇聯 4344.8 萬人，德國 595 萬人，前者是後者的 9 倍。其中蘇德戰爭期間兩國的人員損失數字對比如下：蘇聯死亡人數為2640 萬人，被俘人數為 630 萬人，而德國死亡人數 260 萬人，被俘人數 95 萬，前者分別是後者 10 倍和 2.4 倍。

　　蘇軍的損失大大超過德國，就在於蘇聯搞人海戰術，人海戰術就是逼人送死。

　　史達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10～25 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把他們送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史達林發佈的命令中最常見的壹句話是：“不惜壹切代價”！當時蘇軍中將C.A.加裏寧曾任某方面軍司令，戰後被判處 25 年徒刑，是因他在日記中提到：最高統率“不保護人力資源，所以才在個別戰役中造成了很大傷亡”。戰爭期間，許多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饑渴的問題。部隊唯壹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機會。壹位女護士剛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犧牲者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蘇軍為了向史達林開脫自己對布達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他們先前向史達林解釋說布達佩斯守軍共有180000人），抓了50000多名平民作為“戰俘”充數（蘇軍讓匈牙利平民將繳獲的德國軍大衣披在身上，於是這些平民就成了“德國法西斯戰俘”，而真正被俘的德國軍人大部分在被俘後立刻被就地槍決），其中有13000 多人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園。在整個布達佩斯戰役期間，平民（包括猶太人）的總共傷亡損失數字高達 76000 人左右！

　　蘇聯紅軍在破城之後也對平民實施了殘酷的“報復性”暴行：搶劫、毆打、強姦、蓄意槍殺時有發生。他們還對各境外使團和人士進行了大規模驅逐，1945年 5 月 24 曰由大約 60 名瑞士駐布達佩斯領事館人員起草的調查報告說：“在布達佩斯被圍期間以及隨後悲慘的曰子裡，俄國軍隊肆意的掠奪了整個城市，他們幾乎闖進了每壹處居民住所——不管主人是個富翁還是個窮人，拿走壹切他們想要的東西，尤其是食物、衣物和貴重物品，商店均被數次洗劫，拿不走的傢俱或是類似藝術品的大件物品就任意銷毀，在大部分情況下，房屋在掠奪壹空後被付之壹炬……俄軍甚至還有專門獵取貴重物品的小分隊，他們使用磁性地雷探測儀和經過訓練的軍犬來搜索金子，銀子和其它金屬物……強姦成為對匈牙利平民最為殘酷的暴行，其規模極為廣泛——從 10 歲至 70 歲的女性幾乎都不能逃脫，不少女性以自殺來擺脫災難……甚至在紀律禁令被頒佈之後，俄國士兵還會不時四處巡視有女人居住的房屋，然後在晚間對她們施暴，並且毆打任何反抗的人……許多俄國士兵還身患各種疾病，再加上城內藥品已經完全絕跡，都加深了被害者的痛苦……甚至有部分在紅軍或軍警部隊中服役的俄國婦女也犯下強姦罪行，那些沒有順從她們意願的匈牙利男子遭到了她們的毆打……截止到現在（1945 年 3月底），在布達佩斯地區共有約 5000 名匈牙利婦女由於強暴行為致死或自殺……布達佩斯城內從 2 歲至 70 歲的所有德意誌族人被全部運往蘇聯，他們的下場不詳……”

　　壹位當時年僅 20 歲的匈牙利女孩安多爾.塔巴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鄰居，壹位懷有 5 個月身孕的老師，在光天化曰下被 5 個俄國士兵輪奸。這個不幸的女人最後切斷了她的動脈……想保護他們自己妻子的丈夫們，被俄國人象狗壹樣打死。在他們眼裡，我們是‘資產階級’，因為我們有舒適的公寓、衣服和浴室，他們甚至喝光了我們的漱口劑，他們蓋上馬桶蓋在上面排便。那時候已經完全斷水，我們只有融化積雪來止渴……2 月 12 曰，在德國人突圍的曰子，我們不得不留在房子裡，2 天後我們才能離開房子出來走動。德國人赤條條的屍體佈滿街道，俄國人從屍體上剝掉了壹切可用的東西，坦克和卡車毫不減速的從這些屍體上面壓過。我們得走很長壹段路去找水，我們已經不再為任何事所驚訝……在壹條街上 1 個大約 2 米高的蒙古人抓住了我，並且把我拖到壹邊。我想他肯定要殺了我，果然，他從背上取下他的槍，但是並沒有向我開槍，而是槍托砸我的頭。

　　我摔倒在地上，但是並沒有暈過去。我開始大喊自己所認識的其他蘇軍士兵的名字——他們在我家門口架了壹門高射炮。他們馬上趕來，把那個蒙古人趕走，甚至還向他開了槍，之後他們把我護送回家。我的半邊臉佈滿鮮血，1 只眼睛看不見東西，頭骨也碎了。我的母親曾經鼓起勇氣去附近的蘇聯紅軍指揮部投訴，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之後再也沒有見到那個蒙古人……”

　　蘇軍在路過南斯拉夫北部時曾強姦當地婦女千余人，其中奸殺 121 起。而史達林面對南共產黨方面的抗議，卻說：“我們的紅軍戰士，為了解放妳們南斯拉夫，命都不要了，跟妳們的婦女們親熱壹下就不行嗎?”蘇聯紅軍由普魯士打到柏林，壹路姦淫搶掠，估計有 200 萬名婦女被奸，有些更被輪奸。柏林幾十萬女性居民幾被淫遍，有 13 萬婦女遇害，其中有 1 萬人因不堪打擊自殺。這些遭強姦的、處在生育年齡的女性中，有 11000 人懷了孕；連集中營裡放出來的蘇軍女戰俘也被姦淫；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 12 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某鎮婦女被淫後，集體演出“女孩投江”的慘劇來。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累累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1945 年德國軍人投降美英的，很快就回家了、工作了、發財了；而被蘇軍俘虜的幾十萬德國戰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後來活著回去的只有幾千人，大多凍餓累死了……

　　史達林驅使蘇聯勞改營裡的囚犯上前線作戰，戰後又把倖存者投入黑牢，哪怕是立下累累戰功者也不寬恕；把盟軍解放並送回來的全部被俘蘇軍官兵和蘇聯間諜（例如著名的“紅色樂隊”領導人）統統投入監牢……二戰後，波蘭 20 萬平方公裏的領土、羅馬尼亞 5 萬 2 千平方公裏的領土、斯洛伐克 1 萬 3 千平方公裏的領土都被併入了蘇聯。

　　1948 年 2 月底，蘇聯突然中斷與南斯拉夫的貿易談判，3 月中旬又宣佈撤走全部駐南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對此單方面行動感到不解的南共中央就此致信聯共（布）中央，要求解釋原因。3 月 27 日，聯共（布）中央發出由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回信，指責南共領導人有“反蘇”情緒，散佈“反蘇”言論，詆毀蘇軍名譽，還指責南共的國內政策不貫徹階級鬥爭原則，助長資本主義因素，並說南共的壹些領導人是“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

　　6 月下旬，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會議，組織對南共領導的集體批判。在南共拒絕出席的情況下，情報局通過決議，指責南共已蛻化成“富農黨”，並將南共開除出情報局。

　　7 月下旬，南共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決議堅決拒絕情報局的指控，並表達了對黨的路線的肯定和對黨中央領導的信任。

　　1949 年，在蘇聯策動下，追隨蘇聯的東歐各國先後中斷了與南斯拉夫的貿易關係，蘇聯等國還在與南接壤地區部署重兵，對南進行軍事威脅。11 月，情報局會議通過決議，攻擊鐵托等南共領導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還鼓動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領導。

　　史達林立即在蘇東發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運動，東歐各國共產黨慘遭清洗，有 237.5 萬人被處決。其中，波蘭黨員從 140 萬減為 110 萬，捷共從200 萬減為 140 萬，匈共從 120 萬減為 85 萬，保共從 50 萬減為 30 萬，羅共從100 萬減為 60 萬。

　　赤禍東延

　　俄羅斯禍中華

　　1689 年 9 月 7 日在俄寇兵威下，訂下尼布楚條約，兩國國界是“西起基爾比西河沿外興安嶺經烏都斯加入海”，我們鮮卑和蒙古同胞牧獵之鄉，820 多萬平方公裏的“西伯利亞”被俄帝奪去了，興安嶺及額爾古那河以西約 25 萬平方公裏國土，於條約簽訂後喪失了。

　　1727 年 10 月貝加爾湖之南約 10 萬平方公裏國土，被簽訂恰克圖條約而喪失。

　　1790 年，約 10 萬平方公裏的庫葉島，被俄帝暗中吞併。庫頁島上的住民是鮮卑族中的赫哲人，他們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時人們就叫他們為“苦夷”，把島子叫做“苦夷島”，後來才音變為“庫頁島”。據聖武記，在 1616 年滿清就曾派兵四百到島上巡邊，因無外力威脅而撤回。俄帝自十八世紀便偷偷派遠征隊（由兵和囚犯組成）襲上庫島北端，殺散了赫哲同胞，修起營舍並開採煤礦，打下了侵佔全島的基礎。1789 年赫哲人被逼回了大陸。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哈薩克，被俄帝侵並，該邦面積約 100 萬平方公裏。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布魯特，約 10 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被俄帝併吞。

　　1858 年 5 月 28 日(鹹豐 8 年)，混同江以西、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廣大地區，面積約 46 萬平方公裏土地為俄帝侵佔，並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加以承認。

　　1860 年 11 月 14 日(鹹豐 10 年)，混同江及烏蘇裏江以東興凱湖附近，約 43萬平方公裏國土為俄帝侵佔，事後逼清廷訂北京條約加以承認。

　　1864 年(同治 3 年)後，自沙漬達巴哈起，至蔥嶺止約 43 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塔城界約等多次界約，加以承認。

　　1868 年(同治 7 年)，約 100 平方公裏面積之我屬邦布哈爾汗國，被俄帝侵並。

　　1876 年原為我屬邦浩罕國，約 35 萬平方公裏面積土地，被俄帝吞併。

　　1881 年(光緒 7 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陰，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爾達止，約 2 萬平方公裏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伊犁條約而喪失。

　　1883 年(光緒 9 年)，額爾齊思河及齋桑泊附近，約 2 萬平方公裏土地，於俄帝逼訂科布多塔爾巴哈臺界約而喪失。

　　1895 年新疆省極西地區帕米爾高原約 1 萬餘平方公裏土地，被俄帝與英國瓜分。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親俄派是李鴻章。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俄國打著“援華反日”的旗號拉攏李鴻章。1896 年乘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千方百計把李鴻章“圈”到俄國，然後使用金錢賄賂等卑鄙無恥的手段，迫使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取得了在中國東北修築鐵路的權利。這個所謂的築路權，實際上是允許俄國以修路名義佔領中東路兩側。俄國乘機在鐵路沿線（鐵路 1903 年建成，全長 4607 裡）駐軍隊，設員警，對附近的採伐、礦山各專案徵稅等，儼然“國中之國”。俄國能輕易地經由鐵路控制東北、滲透華北。

　　1898 年(光緒 24 年)，俄帝強租旅順大連，該兩港口面積約三千八百平方公裏。

　　海蘭泡又名黃河屯，位於精奇裡江（結雅河）與黑龍江交匯處，本為中國領土。1858 年訂的《璦琿條約》，俄人攫得黑龍江以北土地，此地被俄國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但條約規定原居住之中國人仍準安居樂業。1900 年，中國人仍占全城居民之大半。當沙皇下令入侵犯中國後，阿莫爾軍區司令即公開號召俄軍要堅決迅速地消滅俄境之中國人。沙俄進行了三次大屠殺，被殺者在六、七千人以上，會遊水過江倖免於難者不足百人。

　　江東六十四屯，面積約八千多平方公裏，位於精奇裡河以南，黑龍江東岸，與黑龍江城（璦琿城，今黑河市愛輝鄉）隔江相對，是中國人早已墾出的沃土，曾有六十四個村屯。據《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規定，此地雖劃歸俄國，但中國人有永久居留權，清政府對此地有收稅、行政管理的管轄權。那裡的住民是不肯附俄的山東義民，並規定“俄羅斯人不得侵犯”。1900 年 7 月 24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親率17萬大軍將江東六十四屯圍住，把16萬多居民奸的奸、殺的殺了；最後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龍江邊，用子彈逼入江中，壹壹射殺或溺斃，偌大的黑龍江竟壹時為之染紅！

　　沙俄於 1900 年 8 月 1 日渡黑龍江，攻佔黑河屯（今黑河市），將屯中未及逃走之居民全部殺戮，全城付之壹炬。五日，在激戰中奪下璦琿城，中國軍民全部遇難，侵略者放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熄，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璦琿城，變成了壹片灰燼和瓦礫場。史載，老毛子此時對中國人殺紅了眼，在尼布楚、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屠殺“中國居民不下二十余萬，璦琿失後，殺戮尤慘”。

　　八國聯軍逼迫中國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的《辛醜合約》。在這份條約中，俄國從中國敲詐最大的壹筆賠款，近總賠款的 1/3，本息達 3 萬萬兩白銀，比任何其它國家勒索的都多。各國在從中國敲詐壹筆後，都陸續從中國撤軍。惟獨俄羅斯的 17 萬軍隊繼續霸佔中國東北不撤，並在東北搜刮搶掠，作惡多端。招來日本與俄國 1905 在中國領土上大打惡戰，給中國造成無限破壞和損失。俄羅斯慘敗，吐出南滿地區，退到北滿；日本佔據南滿。但俄國仍然加緊在北滿從事侵略，並進而把魔爪伸進外蒙古；直到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之前，俄國對外蒙古的瘋狂侵略都壹直沒有停止過。

　　俄帝侵佔我國領土，至 1945 年止，共有 588 萬 3 千 8 百平方公裏，占我全國陸地面積 1/3。俄國人就靠著那麼幾千個哥薩克，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佔據了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俄國在歐洲的擴張是政府行為，而在亞洲早期的擴張多半是民間行為。對北亞的征服，俄國的民間力量出了大力。對外擴張，已成為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壹個重要特徵。

　　蔣經國說：“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清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為止，不知若幹次。因為，軍事的侵略，是公開的劫掠，眾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為；只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著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壹六四四年起，到大陸淪陷為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國領土被占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六百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裏，約為我原有領土的三分之壹；而與我們現有領土壹千二百萬平方公裏比較，則已有壹半的土地被俄國佔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蘇共生下中共

　　列寧寫於 1916 年上半年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尚是農奴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因此就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的對外侵略不是帝國主義行為，即將成立的蘇俄是“社會主義”，自然也不是帝國主義。因此，蘇聯的對外“輸出革命”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解放全人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另壹個用意，就是把被壓迫、被侵略國家求解放的鬥爭目標，壹股腦都引向他所說的“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

　　1918 年 11 月，史達林在《不要忘記東方》的文章中指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沈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1920 年，列寧在《巴庫宣言》中說：

　　“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地和我們站在壹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列寧把征服東方當做征服西方的橋樑。

　　1918 年 7 月 4 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說：“蘇俄政府將撤銷沙皇政府對中國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在中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的各種賠款中的對俄國賠款部分交還中國。”

　　1919 年 7 月 25 日，正當北京學生與全國人民憤怒抗議日本 21 條企圖鯨吞中國而列強裝聾作啞之時，蘇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說：“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壹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建成哪樣的國，採取哪樣的政體，壹任人民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以及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它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給中國，不收報酬，勞農政府拋棄庚子賠款以及租借地等。”這壹宣告壹直到 1920年 3 月才到達北京，而且北洋政府還稱之為誤傳而拒絕與蘇俄政府談判。

　　1920 年 9 月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宣言說：“為了發展前次宣言的原則，俄國勞農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以前俄國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

　　這些報告和宣言，雖是虛晃壹招，但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反響。壹部分人認為蘇俄確與沙俄不同。壹些人遂對蘇俄仰望、羨慕、讚美不已。史達林掌權後，先是否認“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加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有很多人也被牽連。

　　1917 年 2 月俄國共產黨在哈爾濱建立了蘇維埃式的政權，即哈爾濱兵工會。

　　俄文就是哈爾濱蘇維埃，其領導人是紐金和斯拉文。列寧為此簽署了電報“以工農政府名義命令奪取政權並派員赴滿洲裏、綏芬河、哈巴羅夫斯克海關”。十月革命後，俄國人沿中東鐵路建立軍事和經濟勢力，還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工會、童子軍等共產週邊組織。這個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蘇俄政權，後來被吉林督軍孟恩遠調兵強行解散。

　　1919 年 3 月 2～6 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壹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它被定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組織，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統壹的領導，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蘇聯通過把從戰場抓來的戰俘培訓為共產主義後，再把他們遣送回國，以便傳播列寧主義。

　　由於蘇聯的擴張轉向東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幹部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和組織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政黨。現在公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聯共產黨直接派人進行的。1919 年 6 月，華裔俄共黨員楊明齋參加在海參威的俄共遠東地區委員會的工作。1920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集所謂“中國工人第三屆代表大會”，蘇俄人民委員加裏寧、齊采林出席並祝賀，公開地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會與蘇俄密切地同盟”。

　　1920 年 6 月 25 日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為俄共領導華僑中俄共黨員的中央機構，以便用華僑中的俄共黨員向中國滲透。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7日，由列寧主持，舉行共產國際二大。選荷蘭人馬林、印度人羅易為“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和委員。

　　1920 年 3 月批準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的工作。維經斯基由旅俄華僑楊明齋的介紹與陳獨秀李大釗結識，提出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俄共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 10 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壹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旋於 1920 年 5 月在上海策動並資助成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8 月，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設臨時中央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二號。發起者七人：陳獨秀、戴季陶（當即脫離）、沈玄盧（後脫離）、陳望道（當即脫離）、李漢俊（後脫離）、施存統、俞秀松。會中通過了黨綱，並推陳獨秀任書記，並推定楊明齋在上海組設俄文學校召收青年，選派赴蘇俄東方大學學習。

　　1921 年 1 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有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還設有情報部。旋又設立東方大學和勞工大學，專門培植遠東共產黨幹部。

　　1921 年 6 月，張太雷抵達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壹個支部。第三國際特派馬林於民國十年春來華，並撥款給“中共”活動。

　　中國共產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馬林資助指導下舉行於上海。馬林給“壹大”每位代表 150 元現大洋。先發 100 元，臨回去時，再發 50 元。當時壹小職員每月工資 15 元，就可維持四口之家壹個月的生活。當時的 150 元現大洋，可以供應壹個學生吃 50 個月的夥食。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壹張選票，就用 5千元大洋。俄國人僅只用 150 元，就贏得了“壹大”代表。俄國人這小小的投資，是最劃算的“生意”。

　　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 1922 年 3 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壹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服從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自中共成立後，壹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壹直有代表常駐中共黨內，出謀劃策、互通資訊、不斷指揮。

　　“壹大”決定了政綱並推定陳獨秀、周佛海為正副委員長，決定所有壹切檔自即日起不書中華民國年號，只書西曆；並規定每月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壹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邪教從開張的第壹天起就在騙人！壹大黨章只有俄文本，沒有中文本！那是俄國主子編出來，令中國奴才遵照執行。假如今天也有幾個洋奴在壹外國特務操縱下成立壹個黨，這黨絕對服從外國黨的指令，靠洋主子的資助活命，目的是推翻當局；定被當作賣國賊槍斃！

　　中共“壹大”宣稱：要讓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將它們劃入“某個民主聯邦”。就是說，中共建黨之初，就要將中國的蒙、藏、疆等奉送給蘇聯！

　　壹群中國人，參加洋鬼子策劃的漢奸賣國賊組織——共產國際遠東辦事處中國支部，它的綱領規定了服從共產國際領導的內容。古往今來的漢奸們還不曾如此明目張膽過。

　　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沒參加。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壹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壹職，要找壹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1989 年 11 月 21 日世界日報）。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壹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 2 百元路費”。

　　據 1992 年中共黨史出版社所編的《中國工會史》，當時產業工人不過兩、三百萬人，僅占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四左右。包惠僧說得清清楚楚，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直接關係。在“壹大”的代表中，壹個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據中共創黨人之壹的周佛海回憶：“當時共產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

　　當時陳獨秀被推為委員長，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壹年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誌太不努力，而獨秀則謂：中國所用不多，壹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間，確經手用去壹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

　　中國共產黨由 1921 年 10 月到 1922 年 6 月，從共產國際收到 16655 元。1922年 9 月召開的二大宣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陳獨秀在 1923 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壹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 20 余萬大洋；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 2 萬元左右。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指：

　　1923 年頭 8 個月）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壹萬五千，其中有壹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 (《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壹卷 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 1989年)。沒有蘇聯給錢，中共不僅不能活動，連代表大會也開不成。

　　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給中共錢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號文件：1923 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 年 12 月，莫斯科，絕密）。項目：支持《嚮導》週報，每月費用，二百金盧布；……中央委員會兩名委員旅差費，壹百金盧布；總計每月壹千金盧布，總計每年壹萬二千金盧布。”再如“第七十九號文件：維傑裡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 年 7 月 26 日，上海）……5 月我通過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鎊，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鎊是用於紅色工會國際工作的；撫恤罷工受難的中國工人——壹千美元；給中國共產黨 4--6 月的預算——壹千五百美元；召開代表大會——壹千美元。所有的錢都已轉撥到位並按規定予以使用。據我收到陳獨秀同誌信知，7-9 月預算款，現在十分需要。”那時候，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平均的費用是很高的。

　　1923 年鮑羅廷到廣州，帶來了蘇俄的盧布和軍火，促成共產黨找到了合法發展的地盤。國民黨北伐的 7 個軍是用蘇聯支援的 12 萬條槍和每個月 30 萬銀元武裝的。

　　1924 年，中共實得蘇聯提供日常活動經費約 36000 元。1925 年每月平均約領 3300 元；1925 年 1 月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全部黨員 994 人。1925年中共領袖李大釗又在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黨公然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聯在外蒙古駐兵。1926 年，每月得到的活動經費己超過 1 萬元。1927 年，每月僅日常活動費就達 3 萬元以上；另外，組織上海三次工人起義用款 3 萬元；黨校開辦費 5 萬元，每月開支 1.5 萬元；12 月為廣州起義和善後用款近 10 萬元。這些費用都是莫斯科供給。

　　1924 年 5 月，黃埔軍校建立。當時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共產國際強行派壹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周恩來帶著共產國際首腦季米特洛夫的親筆介紹信回國後，年紀輕輕便擔任了黃埔軍校軍法處長，後為政治部主任，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壹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

　　此外，中共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壹個兩千人的獨立團，獲蘇聯裝備最精良武器，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它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共產黨積極發展，逐步取得壹定的軍事力量，控制了某些軍團的兵力，急不可待的要自立為王。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得革命的領導權”。1927 年 3月 24 日，在北伐軍剛剛攻佔南京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共產黨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發動南京事變，劫殺外國人，企圖挑起列強反對中國的北伐。

　　1927 年 4 月，共產國際迅速指揮中共，開展武裝鬥爭。要中共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展開農民革命。1927 年 7～9 月，當毛搞湖南農運和秋收起義時，獲得蘇聯經費 6 萬元，占 1927 年中共獲得“特別費”的 1/4。秋收起義是“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的反革命行為”。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大會上，高度評價並發行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乃中共受此殊榮第壹人。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 1923 年到 1927 年的 5 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 122 次會，作出過 738 個決議，平均下來壹年是 147.6 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壹個。這麼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註

　　意什麼等，都有指示。共產國際代表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莫斯科卻發來由史達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1927 年 8 月 1 日,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中共發動南昌武裝暴動。

　　7 月下旬，政府軍張發奎率第二方面軍進駐江西，共產黨密派周恩來、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混進南昌。他們鼓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及第十壹軍第二十師師長葉挺，還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等人，於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暴動。

　　這就是“八壹”起義。8 月 4 日國民革命軍包圍了暴動軍。5 日暴動軍突圍到江西南部，於 9 月抵達廣東汕頭，後在潮汕被國軍擊潰。葉挺、賀龍余部由朱德率領向滇軍範石曾部投降；後來朱德再叛滇軍，搞了廣東起義後，跑到廣南壹帶流浪。南昌起義時賀龍還不是黨員，他打響武裝起義的第壹槍。起義失敗後，賀龍隻身回到老家（湘西桑植）重又拉起壹支隊伍，這便是後來的紅二方面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為“革命”，幾十年後卻被毛澤東生生折磨致死，臨死前連喝壹口水都不可得！在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中共發動了壹百多次武裝暴動。

　　自南昌暴動後，中共就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最殘酷的武裝鬥爭，大打“內戰”。

　　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內戰”，根本不是中國人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戰爭，而是由俄國人指揮的，並且是由俄國人供應經費和武器，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壹場戰爭。把這場戰爭，說成是中國的“內戰”，是不準確的。俄國人挑動、支持壹部分中國人替俄國人去打中國人。這才是實質。俄國人自己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1928 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全部黨員 3 萬人，大會發表莫斯科宣言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分離權和自決權，中國是無法統壹的……”；“六大”通過的黨章，有 12 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從壹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

　　1945 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由中共獨自制訂的。連黨章要到“七大”才能獨立自主制訂，這是哪個國家的黨？何止是照搬外國，根本是唯命是從，成了外國勢力的基層組織。在中國成立的共產黨，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是蘇共的“兒子黨”。

　　中共“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 60 萬元以上。1928 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 1929年預算，僅特別費壹項，就要求 1 百萬；1929 年每月僅活動費約 4 萬元；1930年，黨活動費每月約 5 萬元；全年濟難費 11.4 萬元；全年團費 7 萬元等；1931年，每月美金 1.5 萬元，中國元五六萬元(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聯書店 1999 年，香港)。

　　陳獨秀認為成立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誤會”。他認為當時中國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資本主義。

　　他認為十月革命“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 年 9 月 8 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壹大”的代表周佛海 1941 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壹樣。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中共之初》430 頁）。

　　1923 年 8 月，蔣中正到莫斯科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回國時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壹、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壹定要危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敵人”。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壹書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

　　1926 年以章太炎、馮自由為首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會”就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為虎作倀”（1926 年 5 月 6 日《申報》），章太炎說：“現在的共黨，我們可以直稱它俄黨，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壹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黨”（1925 年《醒獅週報》

　　第 58 號）。

　　1927 年 4 月 6 日，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發現了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說：“我們的人幫助南方軍隊北伐，但卻不能讓南方軍隊佔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壹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它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中共的發展史，就是壹部做俄國人工具，為俄國人服務的奴才史。中共是蘇俄扶植成立的侵華工具；是大量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黨；是壹個毀國害民的黨。它謀財害命，占山為王；清除異己，血洗域疆；濫殺無辜，雞犬不鳴；私相授受，坐地分贓。

　　英國人用鴉片進行侵華，受到中國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執仗，用飛機大炮侵華，遭到中國人的抵抗。俄國人從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國人民的思想，使中國人從思想上被俘虜。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鴉片，可比英國的真鴉片要高明無數倍啊！

　　反智主義的興起

　　反智論或者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按余英時的說法，是壹種反對理性智慧和知識份子的態度和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共產黨國家反對知識份子、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麼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說地租、利息是剝削收入。這樣，地主、資本家與店員、知識份子就成了寄生蟲和半寄生蟲，屬於被消滅被打擊之列；知識份子就難逃厄運了。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權必然是反智主義政權。它用統壹的思想、統壹的意誌、統壹的步伐來籠罩壹個國家。知識份子是最有懷疑精神的人，必定被共產黨人視為敵人。

　　1919 年列寧給高爾基寫信談到：俄國知識份子只不過是“壹些微不足道的人，是壹些自命不凡的資本走狗。實際上他們絕不是什麼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5 版第 51 卷第 48 頁)。1919 年下半年中國的《平民教育》上發表了署名為“德”的文章說，“念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社會的蠹民嗎？…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底的可憐底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

　　1920 年“五壹節”，陳獨秀對碼頭工人演說道，“我以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貴重！”他呼籲人們拋棄中國傳統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治於人的地位”。文革就是這麼幹！可見，馬克思的經濟學及共產主義理論是文革的根源。

　　中共“壹大”會議討論中，劉仁靜表示：知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壹般應拒絕其入黨；他認為既然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因而也要和整個知識份子劃清界限。 壹年後，中共“二大”決議中，仍然把知識份子排斥在黨的工作範圍和群眾基礎之外，宣稱“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我們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壹個大的‘群眾黨’。

　　更有甚者，濫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將知識份子列入紳商剝削階級，主張消滅知識份子以解決階級不平等問題：“我們與其急急於倒強權，倒私有制，不如急急於化除知識階級。如果世界上各個人的知識都在壹個平面上， 那其它階級問題，不待解決就自然解決了。”

　　1925 年 10 月中央規定勞動者三個月、知識份子六個月的入黨候補期。

　　1925 年 12 月《革命》半月刊發表了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 ：壹類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壹部分留學生和壹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壹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第二類是多數高等知識份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律師等都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第三類是“小知識份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從中可以看出，知識層次越高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識層次最低的“小知識份子”，充其量也只是“朋友”而已。該文發表後，致使 1926 年部份北伐軍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

　　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不少讀書人遭到迫害，著名學者葉德輝就是被農民殺害的。1928 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份子歸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從根本上質疑知識份子幹部的忠誠度。

　　1928 年 9 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

　　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壹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為清洗物件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據記載，清洗物件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份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份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凡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儘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佈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到了 1930 年代“蘇區”，蔑視甚或仇視知識與知識份子，則成了公開的政策。當年邊區特委開會，與會人員都要胸前佩戴壹個紅布條，寫明自己的出身。陳正人因為讀了兩年師範，實際連初中還沒畢業，也算知識份子，當選特委書記就炸了鍋，“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壹個知識份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最後讓曾做過印刷工人的譚震林當上了書記。在整“AB 團”運動中，“凡是字寫得好的人，講話有條理的人”，都被當作“AB 團”給殺掉。半個多世紀以後，康克清曾這樣對黨史研究者說：“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鋼筆，就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壹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與研究》1984 年第 1 期）。

　　1930 年代，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實行愚民政策。他在許多會上再三強調：

　　“工農幹部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假如是知識份子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應當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他的這種觀點很容易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工農幹部們所接受，以致於在整個蘇區中壹度造成了極端反知識份子的傾向。他甚至提出：“知識份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當時，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份子的情形最為嚴重。只要妳胸前插上壹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份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帶上壹個眼鏡，那就更糟。其後果是，1937 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

　　壹位逃出湘鄂西肅反大屠殺的“改組派”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誌，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倖”。這種工農幹部仇視知識份子幹部的現象，在壹些偏遠的根據地，壹直延續到 40 年代末。1949 年底，在海南的瓊崖根據地舉發過壹宗“特務案”。投奔根據地的林雲之向上級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髒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

　　但這壹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於是，林雲之被指斥為所謂的“特務頭子”，共有 31 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後全部被殺。此案中還有 95 人被捕，216 人受牽連。

　　聶榮臻 1982 年底同《紅旗》雜誌負責人的談道：“紅軍時期，醫務人員、搞無線電通訊的，差不多都是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這些事工農幹部不會，只能用他們。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有了根據地、野戰軍、邊區政府，需要建醫院、辦工業、建兵工廠、修造軍械、還有無線電通訊聯絡、還要辦報紙和廣播電臺等，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參加革命隊伍。但有阻力，知識份子受到歧視。所以1939 年黨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共需要的知識份子主要是技術知識份子，是作為工具的實用的知識份子，而不是獨立知識份子。

　　恐怖的中華蘇維埃

　　濫殺無辜的土地“革命”

　　1924-1927共產黨屠殺的國民黨的追星族遠遠超過國民黨屠殺的共產黨的追星族。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盡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雇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1926－1927 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陝西建立農會，1927年 3 月，全國性質農民組——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 1927年 6 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 21458 個，入會會員達 9153093 人。

　　毛澤東在湖南領導農民暴動始於 1925 年冬，1926 年達到高潮，湖南農會號稱有 618 萬人。當北伐於 1926 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壹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壹切反動派”、“實施赤色恐怖”。龔楚說：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國民革命 35 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不能倖免。李立三是湘東醴陵人，其父是個讀書人，為人壹向誠實。當湖南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後，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漢避難。中共中央聞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農會不得對李父為難。李父這才放心回鄉居住，詎料農會竟將他殺害了。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暴動，不允許任何人講壹個“不”字，湖南壹個大知識份子，只因為寫了壹首諷刺農會的打油詩，即被農會公審，就地槍決，當時的農村壹片紅色恐怖。毛澤東卻認為這樣的恐怖“好的很”。

　　1927 年 2 月 12 日，毛參加了湖南農協第壹次代表大會後到武漢，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著稱。1927 年 3 月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壹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毛這些話，在以後多次被做為指導方針。

　　在 1920 年代的漵浦農民運動中，鎮壓陳壬齡（俗稱陳老二）是農民革命鬥爭的重要標誌性事件。陳壬齡時任漵浦縣團防局長，此人被認為“心性狠毒”、“橫行城鄉”。全縣被他殺害的無辜群眾達“200 多人”。1923 年的壹天，陳壬齡為避土匪搶劫，將家裡的財物裝入 18 個鐵桶，密封後沈入屋前的水塘裡。待土匪搶劫風聲平息後，陳回家車幹水塘，發現少了壹桶，就誣指在附近賣油粑粑的陳三伢所盜，將其抓來，為逼其供認，竟施用慘無人道的“剝皮抽筋”酷刑。

　　當時，先將陳三伢上衣脫光，在木板上釘上兩排粗針，抽打陳三伢的背部，把肉皮打得稀爛；乘鮮血尚未凝結，用細麻線從肩部壹直密密麻麻擺到臀部，然後塗上石灰粉，使石灰與鮮血、皮肉凝結在壹起，成為血痂；過壹二天再來抽動麻線，就如萬箭穿心，疼痛難忍。陳三伢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上吊自盡。後來發現盜竊者乃其壹抽大煙成癖的侄子所為。陳壬齡被認為是全縣反動勢力的靠山和總頭目，是農民運動的“攔路虎”。中共漵浦縣委為了將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推向高潮，秘密決定除掉陳壬齡。

　　1927 年 2 月 26 日（農曆正月 25 日），縣委在縣城寺坪召開慶祝國民黨漵浦縣黨部成立的萬人群眾大會，大會由縣委書記劉績成主持。陳壬齡被抓獲後押到會場臺下時，群情激昂。“嫉惡如仇”的向五九操起廣播筒大喊壹聲：“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全聲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就是壹槍，擊中陳的腿部，士兵們連複幾槍，“結束了陳老二的狗命”。隨即，與陳老二有“深仇大恨”的群眾，紛紛跑到附近人家借來刀子，“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壹塊肉拿去下酒；有個士兵壹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有人問他對陳老二為什麼如此痛恨？他憤然答道：‘我家被他弄死 3 個人，我是為了報仇才來當兵的。’不過壹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壹副骨架子。”在陳老二被鎮壓處死的當天下午，縣委在縣城和各區張貼佈告，宣佈陳的“十大罪狀”。為保證農民運動向前發展，1927 年 3 月，遵照上級指示，成立漵浦縣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在全縣開展了壹場“鎮壓土豪劣紳的偉大鬥爭”。在短短壹、二個月內，全縣受到懲治的土豪劣紳達 616 人，其中鎮壓的11 人，遊鬥的 44 人，坐牢的 33 人。

　　1927 年 4 月 12 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5 月 21 日，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馬日事變”，5 月 24 日漵浦則發生了“敬日事變”。包括中共漵浦縣委書記劉績成在內的 19 人被漵浦駐軍陳漢章殺害，屍體被丟入漵水河中。1928 年 5 月19 日，中共漵浦縣委遵照省委“暴動就是成績”的指示精神，發動了舒溶溪農民暴動，舒溶溪小學校長龍明漢被“淩遲處死”。

　　1927 年中共五大會議上，毛反對大會把“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定為地主的標準，他嫌這壹標準的打倒物件太少。“秋收起義”時，毛在起義綱領中加上“除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1927 年 8 月 18 日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提出“殺盡土豪劣紳”、燒毀其村莊。李慎之提到，“秋收起義後，紅軍在湘南有過‘燒，燒，燒！燒盡壹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壹切土豪劣紳’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1927～1929 年間，毛的部隊“殺盡土豪劣紳”全家，連三歲的小孩都不放過。1927年底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

　　1927 年 11 月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該檔寫道：“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註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壹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左”

　　的政策，在某些農村暴動中，例如在湘南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的所謂“燒殺政策”，甚至引進了城市（李維漢，1986：190）。

　　1924 年就開始搞農運的大王彭湃在 1927 年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染紅每壹個人的衣裳！”他廢除了壹切債務(窮人間的債務也壹同廢除)，燒毀壹切契約，鏟去壹切田塋。彭湃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光”。他效法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壹個蘇維埃代表殺 20 個人的指標。彭湃號召：“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壹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成了可怕的屠場。1929 年 8 月 24 日，彭湃到上海兩區新路 12 號 2 樓開會，被叛徒白鑫向敵人告密而被捕，犧牲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白鑫的表弟是在彭湃亂殺中被處決的，白鑫是報殺弟之仇）。

　　在廣東，那些領導農運的政治家們也親手寫下這樣的文字：“凡暴動勝利後，各級農會，及武裝組織，皆應佈告準予革命民眾自由殺戮反革命，以資鼓勵。如萬不得已退走某地時，必威嚇當地民眾，搬遷壹空，俟敵人到後，無從覓食，同時並在敵人宿營附近地方潛入，夜間可任意放火，焚燒居民房屋……敵人到來時，我們應將廟宇庵堂等……乘機拆毀焚燒，使人民懷疑是敵人所幹，因而討厭敵人，並設法在敵人範圍內，隨時殺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敵人不分皂白亂殺，而圖報復，同時使敵人無地方可駐紮。凡暴動勝利所得地方……各種書店，及圖書館、或人家所藏書籍，純系養成反革命之知識份子者，應即儘量焚燒之”

　　（見《1927—1945 年國共鬥爭史料匯輯》第二集，第 196 、198 、202 頁，存萃學社編集，大東圖書公司印行）。在這樣的條文中，革命已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

　　1928 年 1 月廣東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殺人、放火、搶物”為暴動原則和革命目標，提出“鼓勵自由殺人”和“獎勵焚燒房屋”。

　　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1920 年代紅軍是流寇，它的給養主要來自“打土豪”。紅軍每打到壹個地方，不管該處地主是否抵抗，壹律格殺勿論。然後把浮財和糧食壹沒收；帶不走的糧食和土地給貧雇農壹分，它就開拔了。國軍壹來，還有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糧食的貧雇農好果子吃嗎？於是這些貧雇農只好背井離鄉去投紅軍。挑動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紅軍不但有了給養，也有了兵源。

　　朱德軍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1928 年 3 月，國軍會攻湘南；中共湘南特委提出“堅壁清野，燒盡郴宜大道兩側 5 裡內民房”的口號。省巡視員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 30 裡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指示下達後，群眾強烈反對。特委壹面逐次讓步，將焚燒範圍縮小至湘粵兩側各 5 裡，壹面仍向各級幹部施加壓力，強令推行。許多幹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燒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風傳，造成人心大亂，敵對情緒劇增。

　　中共郴縣縣委想說服群眾收拾家什搬遷至縣城五裡外，燒掉房子，群眾多數對此不能忍受。3 月 12 日，縣委通知在郴州城裡城隍廟召開群眾大會，打算說服群眾執行焚燒決定，以粉碎敵人的進攻。這壹天，到會者格外多，平日空曠的場地擠得水泄不通。大會於十時開始。縣委書記夏明震講到為阻止湘粵兩省敵人進攻不得已實行“堅壁清野”時，臺下立即叫喊：“燒房子就不行！”“燒死他們！殺死他們！”許多人迅速扯下頸上的紅帶子，換上事先暗藏的白帶子。壹個人沖上臺，壹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亂的人群刀槍棍棒齊上，縣幹部與群眾組織負責人多人被殺。全場頓時形成壹場白帶子殺紅帶子的混戰，當場死傷 2 百多人。

　　接著，人們壹路呼嘯而去，見紅帶子就殺，見商店就搶，相繼搗毀縣總工會、少先隊等駐地。

　　當天下午群眾聽說“城裡的工人要殺農民、共產黨要燒郴州方圓 50 裡的民房”，於是數千農民包圍了已經搬遷到城外東塔岑的中共縣委機關，搶劫壹空。

　　時任縣委秘書長的曾誌逃到朱德處求救，朱德即派陳毅率壹營軍隊夥同赤衛隊壹起攻打已被“反叛民眾”佔據的彬州，血戰數日，共黨人員死傷千余，彬州縣委共黨幹部幾乎被殺盡，民眾死傷多達兩千。

　　永興、耒陽的農民也起來反對共產黨……共軍迅速地進行血腥鎮壓。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4 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 3170 人，1928 年元月中共遊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壹家五口。地主黃香谷六十壽辰時被中共殺死，搶走銀元 8 百元；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沈塘沈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為書不勝書。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黨內部壹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經國民黨統治而和平發展來取消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行動。他因“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

　　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 年第 5 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凡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壹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聶榮臻回憶錄》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壹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

　　1930 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佈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壹擔壹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壹小鎮，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 3 萬塊。

　　1931 年 8 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畫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動家屬。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

　　1932 年 4 月間，方誌敏領導的紅軍乘江西衰娜妮贛劇團在廿八都水星廟做戲壹個月的機會，派暗探來偵察駐鎮民團和自衛隊人數、武器、行動規律，同時也摸清了當地富戶情況。

　　6 月 28 日，紅軍廣豐獨立團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遊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還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襲廿八都，紅軍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這壹仗除了槍枝彈藥，紅軍還掠走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中午時分，紅軍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統統當作“財神”綁架走，有些人被贖回去了，有些人則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財兩失。“殺害人質”不是恐怖分子的發明，而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發明。跟著紅軍來的廣豐遊民，手上緾著紅布，也跟著搶，連籮筐也搶。

　　同年 9 月 5 日，紅軍廣豐獨立團和閩北獨立團又帶著赤衛隊、花槍連第二次攻打廿八都。這次除打死守軍三十多人外，再綁架士兵、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肉票”。繁華了幾個世紀的富饒古鎮從此蕭條、冷落。1933 年慕名而來的郁達夫便目睹了這個“雞鳴三省”古鎮的壹派衰敗景象。《衢州文史資料》對此亦有記載：街上貼滿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工農兵聯合起來！”“列寧主義萬歲！”等標語。楊益豐、隆興源南貨店和楊元亨、金同順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號店堂，全被砸開，門板七零八落，櫃檯東倒西歪，籮筐隊忙著裝貨待用。有幾個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1949 年以後，這個至今也不過三千餘人的古老小鎮，竟有 86 戶被劃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槍決，人數在三十、四十之間，不可謂不駭人聽聞。

　　2．毛澤東殺 AB 團、肅反

　　最早積極回應共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經農民不多，流氓痞子不少。1928年毛在《井岡山的鬥爭》壹文中說：“紅軍的成分，壹部是工人、農民，壹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雇傭軍隊來的”。王明在《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地幫助農民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黨不能不註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

　　共黨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區鄉兩級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宣稱“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大爺、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可見紅軍的構成從壹開始就摻雜著土匪、幫會成份，帶入了吸大煙、充光棍等惡習。

　　中共以工人階級鬥爭理論領導農民暴動，1929 年中共中央調查的贛南各縣黨員人數清楚地表明，在其黨內工人只占 10%左右，農民占 70%，專制知識份子等其它階層占 20%。即便如此，中共也頑固地認為工人階級有淩駕其它階級的種種特權，以此從精神上控制農民。

　　1928 年 6、7 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規定：“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

　　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送到井岡山。

　　當年收容了毛澤東秋收起義殘部的井岡山山大王王佐(文盲)、袁文才，是毛的救命恩人；可毛澤東剛剛站穩腳跟，就根據六大“決議”，於 1930 年 2 月 24日拂曉，在永新縣城用計殺害了袁文才等人、王佐逃跑時淹死於河中。當時紅五軍有壹千多人，王佐有五百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袁、王部隊沒有打壹槍。

　　從這個形勢看，袁文才、王佐也不是“反水”。袁、王被殺後，袁文才部連長謝角銘和王佐之兄王雲龍各帶幾十人逃回井岡山。3 月初，兩部聯合通電反共，分別被編為寧岡、遂川兩縣靖衛團。從此，以茨坪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淪為白區壹直到 1949 年。1979 年後，王佐、袁文才平反昭雪。

　　1930 年 2 月，共產國際主席團決議提出：“各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社會民主派的鬥爭”，“必須無情地揭露那些打著共產黨旗號、以右派叛徒和託派叛徒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派代理人。”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要求：

　　中共在反對國民黨和軍閥的同時，“應當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改組派，指向第三黨，指向胡適派”。中共遂於 1930 年上半年提出反對取消派和廣泛開展肅反工作。

　　中央蘇區首先開始肅反運動。

　　在瑞金蘇區最早發動清查 AB 團運動的是毛澤東。1930 年代肅反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 團分子”。“AB 團”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 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以段錫朋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 1927 年 1 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成立後三個月，就被 1927 年 4 月 2 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廖承誌在 1938 年曾問壹個已轉變立場投身革命的原 AB 團頭目王禮錫：“AB 團到底有多少人？”王實告之：真正的 AB 團僅七、八個積極活動分子。

　　1928 年 1 月 24 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壹幅對聯：“想當年，妳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29 年，共產國際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毛比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誌，壹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壹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1929 年下半年始，贛西南黨組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1）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壹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 年 11 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 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準才能生效。1930 年 1 月，毛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 1930 年 2 月 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壹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 AB 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毛列舉了主要兩項：①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走上托、陳取消路線，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取消派與 AB 團同為反革命”。②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誌反對黨的領袖”，“黨的領袖”是指由毛任命的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毛的連襟）。

　　由毛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是 1927 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領導職務。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誌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毛宣佈，機會主義領導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壹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1930 年代初，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史達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見，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國內的歷史經驗與與他自己的體會。

　　1930 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 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1930 年 2 月 16 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壹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壹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

　　1930 年“二.七”會議後，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在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壹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 團”的宣傳攻勢。

　　6 月 25 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 AB 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壹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劉士奇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裡，就殺害了幾千“地主富農”、“AB 團”分子。1930 年7、8 月間，“肅 AB 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

　　1930 年 5 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壹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 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壹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贛西南特委任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這壹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贛西南特委在 1930 年 9 月 24 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 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 AB 團》檔中宣佈：“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 AB 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 AB 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 AB 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 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緊急通告》要求：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註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 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 AB 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贛西南特委厲行“肅 AB 團”，到了 10 月，在贛西南三萬多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 1 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地堅決地開除出黨”），消滅了 1 千多“AB 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 1/4 被打成“AB 團”，也大多被殺。

　　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壹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壹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 AB 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 AB 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壹危機”，決定進行壹場以“打 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壹番根本改造”。 毛在《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指示：“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戳。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 AB 團，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毛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 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將所有的反對勢力壹概鎮壓下去。毛作出了壹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壹方面軍（紅壹、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 AB 團”運動。

　　1930 年 10 月，毛率紅壹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壹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

　　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在 4 萬多紅軍中肅出 4400 餘名“AB 團”份子，占軍隊總人數的 1/10，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

　　紅壹方面軍內部的“打 AB 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 團”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壹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壹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壹起無所不談”。

　　何篤才認為，毛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壹個人能超過毛。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壹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壹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蕭克上將回憶打AB團的情況時說：“軍政治部告訴我們，妳們師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人，其中有師宣傳隊隊長和壹宣傳員。就憑壹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倆抓起來了。他們不承認，壹打，壹審，他倆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了幾十個，到月底，共抓了壹、二百人。”“我們師殺了六十個人，十幾天後，決定再殺壹批，有六十多人。”

　　李聚奎上將在《李聚奎回憶錄》中說：“那時打 AB 團的做法，完全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壹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 AB 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然後指著佇列裡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只要他說聲：‘是’，或者壹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壹個地區來的人中，只要抓出壹個，往往就牽連壹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壹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壹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壹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 AB 團。”

　　參加了湘南起義與井岡山革命鬥爭的歐陽毅中將，在《我在打“AB 團”中的經歷》壹文中說：“肅反擴大化使紅軍的許多優秀幹部、戰士蒙冤喪命……1930年……部隊的肅反委員會動不動就給人扣頂‘AB 團’的大帽子，三天兩頭抓人殺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 團’抓到連隊來了，壹些參加紅軍不久的年輕農民，大字都不識壹個，壹夜之間也成了‘AB’”，被抓去殺了。……我親眼看見江西省委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審訊‘犯人’的血腥場景。

　　他咬牙切齒，拿根帶刺的荊條親手打‘犯人’，邊打邊逼問。被打的同誌熬不住了就亂招，招誰抓誰。如此惡性循環，不知冤殺了多少好同誌。”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率領的紅壹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壹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1930 年 10 月底，江西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 “肅 AB 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誌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殺人處決權。

　　1930 年 10 月，紅壹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中發現了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這樣，將李文林與“AB 團”聯繫在壹起就有了所謂證據。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由此，毛認定李文林是“AB 團”首領。

　　1930 年底 11 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壹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 1930 年 12 月 3 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 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誌（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 AB 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1930 年 12 月３日，總前委書記毛給江西省行委的信中說，已有人供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等（是反劉士奇的）“AB 團分子”，而且明確指示總前委：

　　“特派李韶九（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同誌率兵壹連前往幫助捕捉李白芳等AB 團要犯，並嚴搜反革命線索”。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 12 月 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 月 7 日下午，時任紅壹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率紅 12 軍壹連官兵，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包圍了省行委機關後，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 20 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捆綁逮捕。夜間，李韶九對這批同誌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毒刑逼供。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與李韶九辯理，以自己過去的鬥爭歷史來證明自己不會去搞 AB 團時，李韶九則說：“我不與妳講理，我只有七項刑罰，第壹項就是這打地雷公燒香火……無論如何，妳要承認是 AB 團，說出妳們的組織，否則給妳壹個不生不死。”被打同誌“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誌“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12 月 8 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 AB 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 AB 團”。被捕人員全都被迫承認了自己是“AB 團分子”。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 1982 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壹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在 12 月 7～12 日 6 天時間內，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共抓捕“AB團分子”120 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了 40 餘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領導人被肅成“AB 團骨幹”。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 1930 年 12 月 12 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12 月 9 日李韶九帶壹排人押著謝漢昌前往東固，吃罷早飯正要動身，蔣軍飛機來這壹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 25 名 AB 團犯人，匆匆殺了，然後上路。從富田趕到紅二十軍駐地吉安縣東固鎮，向紅 20 軍軍長劉鐵超傳達了總前委的指示信，並著手在紅 20 軍內搜抓“AB 團分子”。紅 20 軍 174團政委劉敵率領獨立營正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急信，以為是因打了勝仗要他回去領慰勞品和補充兵源。卻不料壹到軍部即被當作 AB 團要犯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敵與李韶九是湖南同鄉，且早相識，知道李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 AB 團，還要劉好好幹，示意將來 20 軍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劉敵將這天的遭遇告訴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

　　12 月 12 日吃罷早飯，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之後，又聽說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 團分子”；不知確否，壹營營長張興便前去軍部探詢。不料，張興壹問此事，李韶九、劉鐵超便將張扣留。劉敵獲知張興被拘，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將紅 20 軍軍部包圍，捆了軍長劉鐵超，放出被李韶九關押的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人，可惜李韶九被捉後逃脫。由於擔心李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誌，劉敵等立即率 174 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 12 軍壹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等 70 餘人。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

　　被解救出來的省行委領導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萬邦、馬銘、叢允中等人，於 12 日當夜召開了省行委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毛澤東指使的，毛是“許克祥第二”；認為省行委主要領導人曾山及宣傳部長陳正人配合李韶九濫抓 AB 團，有嚴重錯誤且已逃走，就決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負責省行委全面工作。並對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發了追捕通緝令。會上，還以省行委名義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寫了壹封信，表示對他們的擁護。

　　12 月 13 日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士兵大會，由劉敵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控訴李韶九等人濫捕濫抓刑訊拷打所謂 AB 團分子的情形，有人脫下衣服展示滿身傷痕……整個會場群情激憤，人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然而，毛的保衛局在朱德總司令部大肅AB 團，五個副官殺了三個；毛可以叫某個受刑的人咬朱德。至於彭德懷，連蘇軍情報局都風聞傳言，“彭可能跟 AB 團有關係”。所以，朱、彭不僅幫不了事變者；而且為洗刷嫌疑，只會更加賣力地支持毛！

　　此時，平日喜歡毛字體的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模仿毛字體，偽造了壹封毛澤東給古柏的信。在那信中，讓人以為是毛澤東指示古柏去搜集朱、彭、黃的 AB團證椐，妄圖以此挑拔毛與朱德等人的關係。這封冠以“黃陂支部抄錄”的假信，被作為省行委信的附件，壹起分別送給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黃三人識破了那封假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壹個擁護毛的宣言。之後，彭德懷和滕代遠親自到總前委請毛到紅三軍團講了話。朱德、黃公略在收到偽造的信後，又約集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擁護毛東珠和總前委。紅 20 軍領袖們的這個失敗的離間計，也是他們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壹。

　　後經獲釋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的勸說，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就停止了反毛宣傳。當天，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又召開了會議，決定撤銷劉鐵超的軍長壹職，並以原 172 團團長蕭大鵬為軍長。同時率紅 20 軍自行離開富田，前往吉安縣永陽以圖自保。

　　15 日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於永陽召開了省行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幾項決定，其中有 ：壹、對富田事件“不應該在群眾中公開宣佈，聽侯中央妥為解決”。

　　二、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報告此事變經過。事變的主要發動者劉敵也給中央寫了壹份長達 4000 多字的申訴報告，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處分。三、派叢允中隨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前去紅壹方面軍總前委報告事變經過，然後再共同去中央報告，後因敵阻隔，未能成行。四、送黃金 200 斤到中央。五、釋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來的紅 12 軍 1 連的全部官兵。

　　富田事變的爆發，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 AB 團。毛說：“AB 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首先集中力量，打倒壹個，然後再打倒壹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AB 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12 月 20 日，毛澤東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壹封信》，他說：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事件，號召黨和紅軍堅決與這些“叛逆”作鬥爭。“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誌，縱令其壹時受屈；總有洗冤的壹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它同誌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 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受屈，就壹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 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 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 AB 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 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 AB 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 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壹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1930 年 12 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壹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佈告：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口裡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1931 年 1 月 5 日段良弼先帶著幾十兩黃金和近萬字的報告《富田事變前後詳情》出發。壹路輾轉到達上海，見到了任弼時和博古，將黃金與報告交給了黨中央。報告詳細闡述了事變經過和省行委與毛澤東爭論的十個問題。結尾寫道：

　　“關於我個人的錯，請求中央指出處罰，任何處罰我都會心甘情願。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請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學習。”這份用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的報告，至今還藏在中央檔案館內。段良弼在等侯中央裁決時，大概發覺情況有變，未待中央委派的溫裕成與他相見，壹個人便悄悄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

　　1931 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壹上任，立刻感到清查 AB 團運動過火了，不相信紅軍中會有這麼多 AB 團。因此，他對清查 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項英對事變進行了調查，聽取了兩方面的意見，隨即在 1931 年 1 月 16 日的《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指出：“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壹種反革命的行動”、“客觀上是與 AB 團取消派等的聯合壹致的反動行為”；但“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都是 AB 團取消派”，還用較大篇幅批評了總前委在肅 AB 團問題上大搞逼供信的錯誤。

　　項英又通知紅 20 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並到黃陂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黃陂，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紅20 軍也在原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勸說下回到了贛江以東。項英在中央局會議之後對紅 20 軍領袖們的檢討感到滿意。

　　1 月 17 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陽，向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宣佈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陳毅為書記的贛西南特委替代其職權。當時，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表示完全服從，隨後紅 20 軍到永新壹帶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並期待中央的最後決定。當時，紅 20 軍沒有壹人投敵，而是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佔領下的吉安。

　　3 月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率部包圍省行委的行動是反革命的暴動，總前委領導是對的，這壹點用不著再爭論，應通知蘇區無條件地在總前委領導下來作鬥爭，並要中共中央起草壹指示信立即發下去。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於 1931 年 3 月 28 日作出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便認為“富田事變以及‘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提出——這些行動，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 AB 團所準備執行的反革命行動”，明確斷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原紅壹方面軍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並責成蘇區中央局“嚴厲的消滅AB 團與壹切反革命的組織”。至此，關於“富田事變”性質的爭論就結束了。

　　此時，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已從上海出發。4 月 17 日任弼時壹行 3 人繞道福建來到江西寧都縣青壙村，傳達了政治局的決議，否定了項英的正確意見，撤銷了項的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4 月 18 日，遵照項英指示前來參加會議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者正向蘇區中央局青壙村走來。他們不知道中央代表團已經到達，項英剛被撤職，項英原定的“解決糾紛”的黨的會議不準召開，中央代表團對他們的判決已定，他們將大難臨頭。他們壹行剛走進青壙村，立即被壹網打盡。接著就召開了公審他們的大會。審判中這人沒有壹個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的 AB 團。會後，“罪魁禍首”劉敵被當即處決了。以後把其餘 20 多人都槍斃了。

　　紅 20 軍移防指戰員完全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堅持對敵鬥爭，並配合廣西來的鄧小平率領下的紅 7 軍打了幾個大勝仗。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

　　紅 20 軍於 1931 年 7 月風塵輾轉到達江西於都縣平頭寨，吃罷早飯，20 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奉命到謝家祠堂開會，彭德懷、林彪的部隊立即將祠堂包圍。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後將這七八百名軍官壹個連壹個捆綁起來，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 20 軍，並下令周圍預先埋伏的士兵開槍打擊，700 多人全部擊斃。軍長被拴馬上拖死（為節省子彈），或者用大刀、梭標、木棒、亂石處死以節省子彈（《中國共產黨黨史全編》）。僅有兩人倖免於難。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富田事變時在家裡養病，富田事變後奉蘇區中央局與總前委令，仍任紅 20 軍政委，並於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補選為侯補中央委員（曾未與會）。1931 年 7 月被捕，1932 年 5 月 30 日被作為 AB 團“要犯”處決，年僅 30 歲。李文林於 1932 年 5 月被中共槍決。

　　此後就開始大規模肅反。在嚴刑逼供過程中，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杠子、坐老虎凳等等；連燒陰戶、割奶房之類的酷刑也用來對付昔日的戰友；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 120 種之多……。

　　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 團取消派”越打越多。

　　肅反機關則公開的說，寧肯殺錯壹百，不肯放過壹個；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贛西南地區的幹部 90%被打成 AB 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 1890 人。

　　1915 年出生的胡耀邦，14 歲跟共產黨鬧革命，反 AB 團時他不過 17 歲。只因被人告發：他和比他大壹歲的譚啟龍壹起對大抓大殺自己同誌表示過不滿，加上他的壹個老師被當作AB團而遭殺害，他本人又是讀過初中的“小知識份子”。

　　所以，他和譚就被省委政治保衛局和肅反委員會列入 AB 團成員的名單，並立即逮捕。恰巧在湘贛區視察的少共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對他們有些瞭解，於是就要求把他們帶回中央蘇區“審查”，從而救了他們壹命。

　　這次遭遇，幾十年後仍令胡耀邦心有餘悸。在他去世前的幾天，還對去醫院探望他的馮文彬說：“當年如果沒有妳把我帶出來，我就完了 ；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傅連璋在瑞金的時代就壹直負責中央高官的保健，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可是，傅連璋壹家 5 口人都被當成 AB 團打死了。

　　49 後，傅當了衛生部長，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72 歲的傅被打斷肋骨打破了頭，他給毛寫信說：“我挽救過妳生命……希望妳現在也能救我壹命。”毛原想救他，但後來毛聽說傅曾對其它領導人談論過他的健康情況，這是毛的大忌。1968 年 3月 14 日秘密逮捕傅，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 天後傅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當時陳毅對殺 AB 團表示懷疑，釋放了多名 AB 團分子。他就受到了懷疑。後來，在壹次戰鬥之前，毛澤東同誌把打土豪得來用作軍費的壹些金子交陳毅保管。

　　陳毅想到，毛澤東同誌這樣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李韶九冷笑說：“過不久，我就要有匹好馬，有條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話雖這麼說，終究不得不警惕。

　　壹天，陳毅被召去開會。他感覺此行可能壹去不復返，臨行時特意對年輕的妻子蕭菊英說：“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我還沒回來，妳就快走，到妳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我會派人把妳接回來的。”蕭菊英噙著淚，目送丈夫帶著好槍、騎著好馬遠去。

　　會上陳毅沒有被抓，當他輕鬆地踏上歸途時，遭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了。

　　他只好與警衛員徒步繞道而歸。晚上八時，他終於匆匆趕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尋妻子的身影，在淒冷的晚風中呼喚妻子的名字。他沒有想到深愛著他的妻子見愛人六時未歸，以為他已被打為 AB 團，竟跳井徇情。

　　陳毅悲痛欲絕，摟著愛妻冰冷的屍體痛哭不已。埋葬妻子當天的夜晚，在空蕩蕩的房中，陳毅觸景生情，摸去臉上的淚水，揮筆憤書，吟詩挽妻：

　　泉臺幽幽汝何之？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幾回讀罷幾回癡。

　　依稀門角見玉姿，定睛知誤強自支。

　　正當送葬歸來夜，泉臺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體味死者高。

　　艱難困苦幾人負，失友中年淚更滔。

　　1931 年春節前夕，長汀縣南陽“龍田書院”的操坪上，中國工農紅軍第 12軍召開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的大會。大會結束前，第100 團團部的青年幹事吳拙哉伸出右臂呼口號：“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眾人齊呼。結果導致了大肅反，損失極其慘重。在 1931 年 3 月2 日召開的閩西第壹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壹株明確宣佈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壹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究竟有多少人蒙冤而死，歷史檔案沒有確切的記載。1980 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壹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犧牲者，計有 6352 人(見於 1986 年 5 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1930 年毛澤東在蘇區首開殺戒，十萬紅軍將士成了冤鬼。據披露，在瑞金，萬人坑就有十幾處（見李忠道《毛酋秘聞》1976 年 6 月版）。僅中央蘇區就殺了“AB 團”7 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200 人、“改組派”2 萬多人。

　　1989 年 2 月由戴向青執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長達萬餘字的第二稿完成，經過富田事變事件覆核小組在京成員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後，於1989 年春夏之交上報中央。隨後，中央又派由中組部組成的覆核小組來江西，又壹次進行實地調查，可謂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組部覆核小組，苦苦地等待著，但卻始終沒有回音。

　　1991 年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代表黨中央批準出版了幾部書，對肅 AB 團與富田事變作了比較公正的、科學的結論。特別是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裡，已明確地肯定肅清“AB 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周恩來屠殺顧順章親友

　　1931 年 4 月，顧順章乘中共秘密設置的祥泰木行貨輪，護送當時中央負責人張國燾、陳昌浩由上海到武漢。顧在武漢停留期間被捕，捕後稱須見蔣介石後才能供出情報。去去見蔣介石前，先去極密電報。可當時中共的錢壯飛已潛入國民黨的組織部調查科，為機要人員，當時該科負責人徐恩曽不在，錢閱電文後，立即派人告李克農，並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來，周安排中共連夜撤離。第二天 4月 28 日國民黨既展開大規模逮捕，結果是撲了個空。

　　身為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對此極為憤恨，經精心策劃後在同年 5 月，與康生(趙容)率紅隊洪揚生、李龍章、王竹友等五人，在壹個漆黑的夜裡，殘忍地殺掉了顧順章壹家老少；包括顧妻、嶽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探親的農婦，根本與顧的叛變無關，也被殺手們活活勒死。顧的家人完全無辜，被殺前還在樂呵呵地替共黨工作呢！

　　周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斯烈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1927 年“四壹二”事變時，周恩來被第二師扣押，有生命危險，是斯勵念師生之誼幫他逃出了虎口。那天為了不走漏血案的風聲，斯也被周殺死活埋。這壹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 30-40 人。在行刑過程中，康生的表現比周更堅決、冷酷。

　　對這次屠殺案的揭露，是因當時參與紅隊王竹友被捕後招了，他帶人到顧家後院挖出許多具屍體。這事在當時上海各報都登載了,哄動了整個上海。顧說這是“殘酷獸行，滅絕人性”，與封建王朝都慎用的滿門抄斬沒什麼區別。

　　殺人狂夏曦

　　夏曦，生於 1901 年，死於 1936 年。湖南益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立第壹師範學校，和毛澤東是校友，是新民學會的成員，他和毛澤東等人壹道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運動。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大”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曾任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委員。在黨的五大上，夏曦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也曾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 年 5 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馬日事變”前，主持召開省委會議，研究擬定了“包括加強工農武裝和組織工農義勇隊反攻長沙為內容的緊急措施，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反革命事變。”然而，就在這時，夏曦知道事變將要發生，作為省委書記的他，沒有通知其他同誌，自己自行離開長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這也種下了後來夏曦殺害柳的原因。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 3 軍政治委員鄧中夏在蘇區搞“肅反”，就錯殺了不少人。1931 年 3 月 15 日，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27 日，以夏曦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監利縣正式宣告成立。5 月，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成立，由賀龍、萬濤、夏曦 3 人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 11 月中革軍委成立，夏曦任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提出“徹底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指責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的黨是“隨從黨”、“反共產國際”的黨。5 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運工作，未幾，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殺害。

　　5 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以監利為中心開始徹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實際執行不僅將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還沒收了壹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和財產，打擊了中小商人，從經濟、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擴大了對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嚴重影響。賀龍、段德昌等人堅決反對這些做法。為排擠賀龍對紅軍的領導，夏曦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 3 軍改編為 5 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6 月 24 日，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崔琪、萬濤、彭玉之、楊光華等為常委，崔琪為省委書記。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楊光華代理省委書記，後正式任省委書記。萬濤接替鄧中夏出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給鄧中夏以“最嚴重警告”，撤銷了他黨內外壹切職務。

　　夏曦的冒險路線使得紅二軍團接連受到重創，萬濤、潘家辰、段德昌給中央寫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壹口。在 1932 年 1 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激烈反對夏曦的萬濤、潘家辰等人受到打擊，中央代表關向應傳達了臨時中央對萬濤、潘家辰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支持夏曦的決定，大會撤銷了萬濤、潘家辰的職務，給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處分。關向應提出自己擔任肅反委員會副書記，推舉夏曦為書記，江奇為肅反委員會委員兼政治保衛總局局長。

　　湘鄂西蘇區第壹次“肅反”（反“改組派”鬥爭）開始於 1932 年 4 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 3 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著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9/10 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壹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壹批縣委。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 3 軍。紅 8 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 8 師參謀長胡慎己就被逮捕，說他是改組派，隨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逮捕了紅 3 軍參謀長兼紅 7師師長孫德清和紅 7 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接著，夏曦公開表態說湘鄂西蘇區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洛茨基派、AB 團、第三黨、取消派等等，相當複雜，壹時湘鄂西人心大亂。

　　第壹次“肅反”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千余人，其中師以上幹部 27 人，都是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他搞過“肅反”擴大化，在湘鄂邊殺害了許多無辜幹部，最後還是被夏曦、楊光華殺掉），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在紅 3 軍中被捕殺的幹部有紅 3 軍參謀長兼第 7 師師長孫德清，紅6 軍創始人之壹、紅 8 師師長段玉林等（參見賀彪著的《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江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 20 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紅 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莊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

　　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根據潘家辰之妻莊曉東的回憶，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壹死。萬濤被捕以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活活打死。

　　曾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紅 3 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壹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滿，他對別人說：“夏曦就是對自己人狠毒，其實他是個十足的膽小鬼。”

　　這話傳到夏曦的耳朵裡，聯想起他自己馬日事變的醜事，立刻決定逮捕柳直荀。

　　這時，柳還蒙在鼓裡，還準備找夏曦談談萬濤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剛壹出門就被迎面而來的江奇抓獲，當場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副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準備放柳直荀跑，柳直荀還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國材說妳反映個屁，他們都是壹夥的。結果，事情壹拖，被江奇發覺，連帶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 3 軍裡“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壹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壹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

　　壹半槍決，另壹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洪湖到現在還壹坑壹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楊光華等還倉皇扔下後方機關和幹部、群眾於不顧，以致他們許多人死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楊光華作為湘鄂西省委書記，是夏曦壹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在敵人逼近時卻攜款臨陣脫逃。

　　據湘鄂西中央分局 1934 年 9 月 15 日向中央的報告，在第壹次反“改組派”

　　鬥爭中，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的達“千餘人”，“處死刑者百數十人”。實際上在洪湖殺了 3 萬 7 千多自己人。賀龍回憶道：“夏曦……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壹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壹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誌，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 年 8 月，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壹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圖把七師拖走的”紅 7 師師長王壹鳴、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將他們殺害。紅 3 軍教導第１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 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

　　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物件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３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誌集中在壹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壹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

　　有絲毫證據，僅憑壹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 241 人。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逼他寫聲明書，說：“妳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妳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妳給我寫聲明書，民國 12 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妳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 10 萬塊錢。……妳殺了這麼多人，是什麼共產黨員？”使夏曦很尷尬。

　　當部隊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夏曦無意中透露了 9 月蘇區中央局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報。這封電報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針對夏曦的分兵策略而發的，主要精神是要紅 3 軍集中兵力，以遊擊戰術將敵各個擊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與持久硬打”（《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壹卷）。賀龍和關向應對夏曦這種封鎖中央局的電報做法極為不滿，向夏曦提出嚴正的抗議。夏曦乾脆命人把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即把身上帶的壹支勃郎寧手槍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壹支妳要不要？妳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由於賀龍在紅 3 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對他輕舉妄動。

　　1933 年初，在湘鄂邊的毛壩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賀龍提議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夏曦對此表示同意，但卻反對整頓紅 3 軍和停止“肅反”，主張在紅 3 軍中進行“清黨”，繼續“肅反”。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就指責關向應“右傾”。夏曦關於解散黨和創造新的紅軍的提議，引起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人堅決反對。但夏曦有“最後拍板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壹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在 1933 年 2 月紅 3 軍達到巴東縣金果坪後，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並宣佈“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他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等 7 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夏曦手中。

　　夏曦將紅 3 軍和地方、遊擊隊中的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結果在紅 3 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 3 個半個黨員。盧冬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第三次“肅反”後任紅 7 師師長，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黨籍。夏曦有時不讓他參加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或者讓他參加卻不讓他發言，只能算半個。到了 1933 年秋天，經過賀龍、關向應的堅決鬥爭，夏曦才同意在紅軍中重新登記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

　　第三次“肅反”是 1933 年 3 月發起的。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職務“完全為改組派把持”，“改組派”領袖是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當段德昌和宋盤銘寫信建議回洪湖時，夏曦即說段德昌是“分裂紅軍”，是“改組派破壞湘鄂邊蘇區路線”的陰謀，要“嚴厲打擊”。第壹天提出批評，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連續毒打，在金果坪“公審”後，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 1925 年入黨，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曾任紅 6 軍政委、軍長，新 6 軍軍長，紅 9 師師長。段德昌曾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個鄧中夏，鬧了壹團糟；現在又派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拼命”（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在第三次“肅反”運動中，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壹、紅 9 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王炳南在被害前憤然說：“我在哪裡參加改組派還沒有搞清楚就殺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被打折十指的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這些難以想像的殘忍惡毒，即使是在中共編造出來的“渣滓洞”、“白公館”、“上饒集中營”等神話中也從來沒有過。

　　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逮捕 236 人，處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而實際上被捕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應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 1933 年 5、6 月間，壹直進行到 1934 年春天。結果，殺掉宋盤銘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 3 千多人。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實際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黨”錯誤，被夏曦誣陷為“改組派”領袖。當時有情報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變，夏曦立即借機抓了宋盤銘，開始了第四次“肅反”。對於宋盤銘，賀龍是竭力保護，但夏曦卻非殺不可，賀龍尋機把宋盤銘放了，被夏曦發現後又抓了起來。1933 年 12 月 29 日，宋盤銘被“公審”後殺害。賀龍說：“宋盤銘是很好的同誌。殺宋盤銘只有我壹票不贊成，當時關向應要是硬壹點，可能殺不了”（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

　　在第四次“肅反”中，擔任紅 7 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７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 8 師 22 團團長賀炳炎（1955 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壹個所謂的“改組派”壹起下過館子，被打成“改組派”成員，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

　　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大捷。戰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說了話，賀炳炎才得解脫。

　　賀龍從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穀誌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夏曦的刀下救出的（穀誌標：《難忘的歲月》，《賀龍在川東南》）。

　　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薑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薑琦可以說在紅 3 軍中是夏曦壹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壹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薑琦逮捕。薑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 3 軍由此除去壹大害。

　　夏曦在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殺掉數萬自己人。他自己身邊 4 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 千人，殺得只剩下 5 個黨員（李銳的資料）。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 3 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中共統治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野蠻的壹頁。在中共上臺前，其對所謂“蘇區”和“解放區”的統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中共蘇區的肅反不但先於史達林的大清洗發生，而且和後者呈現了令人驚訝的相似，特別是湘鄂西蘇區肅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稱中國的小史達林，用大屠殺打斷了紅二方面軍脊樑，使之基本喪失了戰鬥力。這和史達林後來發動的大清洗非常相似。

　　史達林本人就是在德國入侵前夕幾乎殺光了紅軍軍官，使得紅軍元氣大傷，才先後在蘇芬戰爭和蘇德戰爭早期大敗的。中共蘇區竟會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時發生與6、7 年後史達林的大清洗驚人雷同的平行現象，這壹事實就足可證明那是無產階級壹黨專政的必然歷程，不可以用領袖的個人素質來解釋的。

　　張國濤大肅反

　　張國濤 1931 年 4 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出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1931年 9 月初曾中生、許繼慎等人在南下（曾的意見）還是北返（張國濤的意見）問題上與張有不同看法，紅四軍的壹些主要領導就在雞鳴河開會，寫了壹份申明書，派人向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官司壹直打到中央。張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後，就發動了大規模的肅反。

　　1931 年 9 月 13 日，陳昌浩借政治保衛局 8 月在後方醫院中破獲的“AB 團事件”，根據張國燾“必然有壹個反革命大組織”在根據地的想法，到紅四軍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員壹職，並立即開始肅反。在陳昌浩到前，政治保衛局已在後方逮捕了紅28團團長潘皈佛和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用刑訊逼供和誘出壹套許繼慎、熊受暄等人“準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準備投降蔣介石”的口供。陳昌浩到達後，立即逮捕十師參謀主任柯元等 20 餘人，隨後逮捕許繼慎、周維炯等幹部。張國燾由新集來到白雀園親自主持“大肅反”，用嚴刑逼供成招，幾乎把參加黃麻、商南、六安霍山起義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統加所謂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罪名殺害了。紅 30 團壹個團，被殺的班以上幹部就有 500多人。

　　1931 年十月初的壹天，壹連隸屬政治保衛局的士兵在返回新集途經潑陂河時，遭到駐在該地的六安獨立團少數士兵的零星射擊。張國燾得到報告後立即下令將六安獨立團班以上幹部兩百多人全部抓起來，末經任何審問便被押到潑陂河邊用機關槍打死。張國燾聽完處置報告後只是心疼費去的子彈，指示：“以後要節約每壹顆了彈對付戰場上的敵人，對於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宜採取另外的辦法解決。”而這“另外的辦法”就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繩子吊、用石頭砸。

　　1931 年 10 月許繼慎在光山新集，被馬活活拖死的，血肉模糊，年僅 30 歲，許繼慎正在懷孕的的妻子王望春也被殺；另壹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寫到：“在這次肅反，被捕者約六百人……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人，其中判死刑約 30 人，判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僅1931 年的 9～11 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張國濤手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 1/10，達到 2500 多人（陳昌浩回憶錄）。和湘鄂西發生的情況壹樣，殺到後來就完全喪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物件，不管是誰，只要扣上“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帽子，隨之而來的就是逮捕處決，到最後竟然連戰士發牢騷講怪話都成了死罪。連戰士的槍口沾點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殺勿論！

　　在肅反中，政治保衛局人員不擇手段，搞“指名逼供”，硬說某人反動，苦打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死去活來，手足俱廢，最後就乾脆槍決了事。他們對主犯、從犯不加區分，主犯殺頭，從犯槍斃，不僅如此，連“反動”

　　者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遭殘殺。例如，在餘篤三被捕之時，為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就逮捕了他的夫人程訓宣，程訓宣最後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被整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徐向前其回憶錄中說，1931 年冬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殺了五千餘人，比紅四方面軍死於戰場的總和還要多，而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1932 年 1 月，保衛局到黃安仙居捕人，引起該區幹群的反抗，將保衛局的人攆走，並呼喊；“打倒劊子手張國燾！”爆發了所謂“仙居區事件”。這壹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受到鎮壓，殺 200 人。以後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1932 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僅在紅 25 軍壹個軍就被殺害 6000人，紅 25 軍原有 12000 人，43 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 6000 人。張國濤當時在會上宣稱：“就是有 1 萬、2 萬也不奇怪，……”。

　　1950 年代初，在原四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當年肅反被殺的數千具屍骨。壹位原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殺壹百多人，壹人壹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壹個坑。”張國燾走後，中央代表沈澤民竟然還在繼續肅反，殺了紅 27 軍軍長劉士奇、紅 25 軍副軍長兼 73 師師長廖榮坤、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獨立 6 師師長葉啟文、第八路遊擊師師長汪明國、皖西北遊擊司令吳寶才、紅 28 軍政委江求順等壹大批紅軍指戰員。其中這劉士奇本是毛的連襟，曾在贛西南特委任上首創“抓 AB 團”，害死了無數無辜生 靈，引發了富田事變，最後自己卻成了反革命被殺。

　　1933 年 6 月後，張國濤又在川北根據地開展大屠殺。壹個縣就有殺人的權力，隨意殺人；有的鄉開公審大會就殺了，壹個縣壹殺就是幾千。“解放”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大約 5 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就是張國燾殺的。

　　1934 年 9 月的壹天，張思德的父親張行品又準備把打土豪收繳的財物上交鄉蘇維埃，村蘇維埃主席胡南臺要拿走壹些煙土，張行品不許，兩人為此大吵壹架。胡南臺遂向縣政治保衛局誣告張行品包庇富人張炳均、範有萬。其實，張、範兩人並非富農，也是窮苦人。朱德總司令的弟弟朱雲階當時是儀隴縣大風鄉河壩村蘇維埃主席，也是因被人誣告為包庇富人、敵我不分而遭殺害。縣政治保衛局也不調查，隨即讓胡南臺通知張行品到巴中開會。張行品壹到達目的地就被捆了起來，嚴刑拷打，張行品拒不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再三申辯也無濟於事。幾天後，他在巴中頂山被殺害，時年 57 歲。

　　徐向前說：“張國燾在根據地的政策很‘左’。如對地方政策，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幹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於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通通殺掉。只能擴大敵對勢力，嚇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經濟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壹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雕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俘虜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對營以上被俘軍官，殺掉不少，增強了敵軍的對抗、報復心理。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時期差不多。”

　　張國燾的“左”還表現在他對川陝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的打擊迫害。張國燾對川陝黨的同誌不信任。當時活躍在川東地區的是王維舟領導的川東遊擊軍於1933 年 10 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奉命改編為紅 33 軍。但是會合不久，張國燾就在 33 軍內部大搞肅反和清洗。王維舟回憶說：“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經過黨多年培養出來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幹部，遭受了無辜的殺害。……遊擊軍和紅四方面軍剛會合，張國燾派人在宣漢雙河場以開會名義殺害了地下黨的幹部百余名。在巴中縣，張國燾把我們 33 軍的兩個師長蔣群林、冉南軒從前線調去，也被暗中殺害。又在宣漢清溪鄉三彎崖，於點驗時殺了三個團的團級幹部（其罪狀是他們過去當過保甲長）。又在黃中鋪前線正當同敵人在激烈戰鬥中（當時我在虹口養病），把正在火線上指揮作戰的軍政委楊克明同誌撤職調離前方，又將排級幹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調到後方，大部分被殺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數幾個人。”

　　張國燾在不過兩三年時間，就把川陝蘇區搞得民窮財盡。儘管取得了壹些勝利，也無力再堅持下去了。當張國燾決定放棄通南巴蘇區時，他下令“堅壁清野”，所過之處無論村莊城鎮，房子統統燒光。當時的紅 4 軍政委王建安回憶：“突圍時我在後邊掩護，燒了不少房子。因張國燾說壹方面軍有 30 萬人，與壹方面軍會合就是勝利，要把房子都燒掉。敵人來了讓他們沒地方住，睡不好，趕不上我們。我擔任後衛，燒了壹些，不忍心，又留了壹些。”原四方面軍幹部柯常青悔恨地說：“過岷江我負責燒的茂州，過江後把橋撤掉，紅軍家屬、孩子、地方幹部都隔在江對岸，我的愛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張國濤張國濤不僅殺害了紅四軍的第壹任軍長鄺繼勳（用繩子勒死），其他高層領導人曾中生、餘篤三等凡不滿張國濤的人都被殺害。曾中生因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開殺，是在長征的途中的 1935 年 9 月在張國燾的住房裡用繩子勒死的。紅四方面軍的大屠殺主要是張的責任。張是黨的元老（周恩來曾親口對他說：“這個黨是妳建立起來的”），還是黨內唯壹得過列寧勳章的人。

　　中共宣傳的蔣介石大殺共產黨人和群眾也只 5 萬人而已。事實上，國民黨是不亂殺人的，國民黨只殺共產黨人，但並不株連；而且國民黨也給共產黨人投降的機會。

　　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指示：“蘇區內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須變成經常性的系統工作，必須立即在各蘇區成立起‘政治保衛處’的專門組織”。1931年 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此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具有特種部隊的性質，即在蘇維埃境內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壹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秘密工作是保衛局工作的主要原則”，“在偵察和監視反革命派別活動或嫌疑分子時，則是絕對秘密的”。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地方省縣兩級設分局，縣以下設特派員；軍隊方面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蘇區軍事委員會及軍團、軍兩級也設立分局，軍以下設特派員。分局長、特派員的任免處分權，統歸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並實行垂直領導，各分局和特派員在政治上受當地各級政府或紅軍中政委指導，工作則隸屬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地方政府或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或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

　　紅軍時期，中共除了以黨委（政委有監督、撤換同級軍官的特權，軍官的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沒有效力，政委通過政治部）領導軍隊外，還通過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在軍隊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監軍系統，暗中派有政治保衛局的人員，名義上屬於各級政治部，實際上受中央政治保衛局直接指揮；而且軍隊長官的警衛員也屬於中央政治保衛局派遣，平時保衛長官的安全，附帶監督長官的言行；若長官有異常行動，警衛員可以緊急制裁。鄧華說，第七軍長李明瑞企圖逃亡，被身邊的警衛員槍殺。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評論道：中央是黨員選舉出來的，若由中央設置保衛局監視黨員，那不是中央專制黨員了嗎？黨是信仰相同的誌願結合，合則留，不合則去，哪裡有什麼叛黨之說？只有黑社會，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員揭露。而且黨章規定：對黨員的最高制裁就是開除黨籍，無權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說明黨已經變質。可惜，張國燾醒悟過遲。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個毛孔都流淌著鮮血。它從壹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為旨歸。中共自始至終都是壹個暴虐的獨裁黨，不曾有過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時期，也不曾有過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時期。但願今天的中國人早日認識到這個簡單的常識。

　　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 年 11 月 7 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在蘇俄的旨意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根據史達林內定，毛當了主席。

　　這個傀儡政權是繼“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的第三個傀儡政權。這個政權從名稱到制度全部執行蘇俄的壹套，並按照蘇俄的指示行事。它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在宣言中繼續提“武裝保衛蘇聯”，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獨立國家。

　　俄國人所以要“援助”中國革命，目的“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張國燾：《序》)。共產黨人為了向國民黨奪權，便甘當蘇俄走狗，當年蘇俄代表李 X 就是江西蘇區的太上皇，“他的壹句話，幾乎就是壹紙命令。”

　　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壹套直接脫胎於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於主宰壹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於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許可權範圍完全類似於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裏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壹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 17 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彌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範學校、初級列寧師範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 60 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壹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史達林、莫洛托夫、加裏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日本人看到蘇俄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 1932 年 2 月跟進成立“滿洲國”。中共現時常叫嚷：“不許分裂祖國”，“不承認兩個中國”。

　　實際上搞“兩個中國”、分裂祖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壹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壹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比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糧食也是壹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

　　糧給政府。1933 年 3 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幹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患、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

　　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1933 年，周恩來毛澤東在江西“蘇區”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大搞“查田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都在被消滅之列。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共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

　　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幹了。

　　因反對此政策而被“開除黨籍壹年”的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壹批又壹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在未殺前，用各種酷刑，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長汀縣壹位替龔楚治過病的老中醫曾因交不出壹大筆“捐款”而向他求救，他說了情後那醫生仍被殺掉了。瑞金縣有戶讀書人家，家中只有十多畝田，由兩個讀過書的兒子耕種，是自耕農，算不上地主。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250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120元，並將女人家的全部首飾，繳去贖人。

　　但金錢繳了，老人被吊死，兩個兒子也殺掉。殺了男的，仍然逼婦女繳五百光洋，否則大人孩子壹起抓。這壹家老小六口人向龔楚磕頭求救、流淚。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無能為力。

　　龔楚看到的蘇維埃運動，就是把舊的地主惡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惡霸；貧苦的農民更貧苦，而且壹批批的往軍隊裡送，絕大多數都成了寃魂白骨。這種 “革命”，除了將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將極少數無產者變成新的統治者外，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

　　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246塊7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監獄的人逃走了，看守監獄的人要殺頭”。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人，加上大量青壯年男子派到外地，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負擔的43%，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多裡，轄區內爆發群眾自發的數十起武裝反抗鬥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 1931-1935 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 15 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 50 多萬，占總人口的 20%。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 70 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 70 萬基本上屬於共黨所殺。

　　中共每“解放”壹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還把那些丈夫還健在的地主富農的老婆、兒媳和未婚女兒強迫分給了貧下中農。

　　“紅區”（共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壹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壹條 30 多裡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1931年 5 月 12 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糧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壹個坑裡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據當時上海《申報》報導，僅鄂、豫、皖邊區，23 縣的人民遭到的禍害計有：

　　屠殺人數 1,563,500 人；

　　流亡人數 1,183,530 人；

　　燒毀房屋 2,433,343 間；

　　牲畜損失 2,725,075 頭；

　　財產損失 1,330,423,500 元。

　　1928～1932 年，江西全省 61 個縣人民受到共產黨禍害：

　　屠殺人數 431,750 人；

　　流亡人數 1,688,532 人；

　　燒毀房屋 349,743 間；

　　財產損失 442,529,110 元

　　（參見《中共匪黨真面目》第 183 頁，另參見大陸學者貝聿所著《中國左禍》壹書）。這是俄羅斯最願意看到的，他們通過中共很好地達到了屠殺中國人的目的。

　　1927 年到 1936 年第壹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 2 千多萬下降到 1 千多萬，而由毛澤東掀起的肅反運動幾年間就屠殺了 10 萬紅軍和無數受牽連的百姓，其禍之烈，可見壹斑。

　　蘇維埃政府在轄區內外實行屠殺掠奪政策，推行激進的土地制度和商貿壟斷經營，將廣大農民捆綁在其集體農莊強制勞動，因而受到社會的普遍反對。

　　中共盲目提出反對壹切帝國主義口號，“焚毀教堂、寺廟，撤毀鐵路、電線”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再次重演，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

　　中共反對完全符合國情民意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確主張和不懈努力視若無睹，詆毀“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據魯訊先生的《鏟共大觀》記載，當年長沙殺共產黨時，萬人爭睹，歡呼雀躍，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7．長征時期的亂殺無辜

　　1934 年當紅軍離開江西準備長征時，中共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國民黨俘虜，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壹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長征途中，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他們大都被擡著走。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妳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壹個病號，壹個彩號，擡著走。”毛澤東設計的擔架，竹子擡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擡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看了不少書。”

　　對擡擔架的人來說就是地獄了。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擡擔架者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壹座山，灑下壹路血與汗。”

　　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令人氣憤的事。壹位長征老戰士在 60 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裡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幹，沒有壹個人死，被人擡著走的中央領導沒有壹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壹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劉誌丹指揮西北紅軍在 1935 的 7 月間，就殲敵 5000 餘人、繳槍 3200 余支，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 6 縣，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壹片，約 20 多個縣域。當時的國民黨報紙說：“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己佔領 6 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五萬多人，遊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二十余萬人”。

　　當時陝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正月裡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1935 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 25 軍在陝南作戰時，把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聲稱自己認識劉誌丹，也給殺了。徐海東說，白軍認識紅軍裡的人，那紅軍裡那些人也壹定是反革命，還帶了壹個活口，到陝北來指認。陝北黨委命令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劉景範都抓了起來。逮捕令誤送到劉誌丹手裡，他滿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來，也可以調兵自衛，但他沒有反抗，主動投案。監獄裡，劉誌丹戴著沈重的腳鐐，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壹個戰友的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被活埋。倖存者習仲勳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壹個監獄裡，“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份子幾乎殺光了。

　　逃到陝北的中央紅軍只剩下近 4 千人，中央紅軍到達後，11 月底釋放了劉誌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個替罪羊受到處分。肅反使劉誌丹們大受損害，他依然留有右傾錯誤的尾巴。劉誌丹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只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壹幫新兵組成的紅二十八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監控劉。劉誌丹沒有怨言，公開表態支持毛。

　　1936年2月劉誌丹奉命率軍東征，4月13日那天，是毛親自下令劉誌丹去三交的，第二天，從後面飛來壹個子彈把劉打死了，年僅32歲。劉誌丹中彈時，有兩個人在身旁，壹個是政治保衛局的特派員，姓裴；另壹個是劉的警衛員。根據裴的描述，劉誌丹中彈後，他叫警衛員去找醫生，“當醫生來到時，劉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說，劉誌丹死時，身邊只有裴壹個人。這使人懷疑劉誌丹是被裴或警衛員暗殺的。暗殺是政治保衛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給“不可靠”的“首長”

　　派的警衛員通常也是政保部門的人。前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在被懷疑企圖率兵逃走時，被警衛員打死的。紅軍將領龔楚在計畫逃亡時，最擔心的也是身邊的警衛員。這是毛的陰謀，不消滅劉誌丹，毛在陝北的地位就不穩固。劉的追悼會上許多人失聲痛哭，哭倒在地者無數。毛說：“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當時宣傳說，劉誌丹開赴前線，原是為了借道山西到華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閻錫山的阻擊。這宣傳是為了給中共塗上抗日先鋒的光彩，同時也是給假手消滅地方武裝的壹種掩飾。如真抗日，為什麼事先不跟閻錫山溝通，閻不至於拒絕吧！

　　劉誌丹在陝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3月，楊森死於5月初。也就是說，毛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3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東方紅，太陽升，陝北出了個劉誌丹”的歌曲害死了劉誌丹。

　　遵義會議後，毛不肯進川跟張國燾會師。他怕會師後，張國燾因資歷老會理所當然地當上黨領袖。為了躲避跟張國燾會師，毛帶上中央紅軍繞了壹個大圈，多走了 4 個月，把紅軍從突破湘江時的 4 萬紅軍拖到不到 1 萬。跟張國燾會師後，因為紅四方面軍比他強，毛又盡力地破壞紅四方面軍。1936 年的 10 月 10 日，紅軍壹、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會師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寧城下。經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意，1936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發佈《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畫”)，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 21800 餘人，先期於 1936 年 10月 24 日至 30 日渡過黃河，先北進壹條山地區，後又西進河西走廊去接受蘇聯的武裝。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是從，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中央軍委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這是因為，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壹會兒要求“東進”，壹會兒要求“西進”，壹會兒又要求“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對於像毛這樣的“遊擊戰”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當時有 4 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

　　到 1937 年 4 月西路軍被消滅得只剩 400 多人。當這些殘兵逃到陝北蘇區的時，毛安排高崗繳了他們武器，再把他們壹批批壹批批騙到山溝裡，把這些四方面軍殘兵都活埋了。

　　1937 年初，延安演唐僧取經的戲。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人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壹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壹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了句：“無恥。”此時，劉少奇拔地而起。他對張國燾厲聲道：

　　“妳住嘴！”滿場大員，無壹人拔刀相助，連毛本人都未拔刀，奴才劉少奇就挺身而出了。劉少奇不愧為壹條好狗啊。緊接著，毛澤東發動批判張國燾的運動，衛兵們甚至毆打張國燾，致使張國燾被迫出逃。隨後，張被開除出黨後，毛要張的舊部把張批臭。忠實於張的官兵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 200 餘人。

　　蘇俄侵華 中共武裝保衛蘇聯

　　1848 年《共產黨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按照這種理論，工人階級只要沒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祖國就與他們無關。正是這壹理論的影響，中共誕生之初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那壹時期，壹事當前考慮的首先是共產主義蘇聯的利益而不是本國工人階級的利益。

　　早在中共當政之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評論說：“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壹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壹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1957年 8 月 22 日《人民 日報》）。

　　蘇俄奪權不久，就以剿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的外蒙古。1921 年 7月蘇軍侵佔外蒙古，打敗白俄軍，佔領庫倫。蘇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扶植由蘇共訓練的波多任國務總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 月，又把這個政府改為“蒙古獨立國”。面對這種情況，北京政府極力反對，並拒絕與之發生外交關係。蘇聯這時也和孫中山接觸。孫中山與越飛簽訂了壹個聯合宣言，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贊同蘇軍可以暫駐外蒙。

　　中共為了推動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協，公開主張外蒙問題應依“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行事。即允許外蒙古人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做選擇：是繼續保持與中國關係的現狀，還是選擇高度自治，抑或乾脆獨立出去。中共的這壹看法受到國民黨人的激烈批評。

　　1936 年中共發表社論，反對民國政府收復外蒙。社論如下：“國民黨的報紙說：日本佔領滿洲，英國佔領西藏，蘇聯佔領外蒙；蘇聯必須將外蒙歸還南京政府。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西藏及中國其它廣大領土，這是事實。但是外蒙呢？

　　外蒙的群眾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人民共和國，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有友誼關係，那是極自然的事情，國民黨要求蘇聯歸還蒙古，真是無恥之極。”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早就承認蒙古國了。

　　1945 年 10 月外蒙古舉行所謂公民投票(蘇軍亦參加投票)。國民政府未承認其“獨立”。

　　蔣介石退到臺灣後，對史達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當時中華民國仍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據。

　　1951 年，共產黨的中央報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恬不知恥的說：外蒙獨立是受到“某正義國家的幫助”，外蒙人民比中國人“幸福”，因為更早的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但不能說它分裂國家，反倒應該為之歡呼祝賀。

　　1921 年 9 月蘇聯出兵侵佔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組織“土文革命黨”。1926年 11 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1944 年正式侵並唐努烏梁海地區，總面積約 17 萬平方公裏。

　　1917 年 7 月 25 日，蘇俄政府《第壹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受任何報酬”，這就是後來被中共不斷宣傳的“蘇中友誼的開端”。

　　然而，這壹冠冕堂皇的聲明從來都沒有兌現過，而中共的喉舌卻沒有將此壹變化告訴過它的愚民。

　　歷史的事實是：史達林掌權後收回了列寧的承諾，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從 1925 年起，蘇聯卻獨吞了全部贏利。在交納中東鐵路費用時，張作霖與蘇方發生糾紛。在張作霖拒絕妥協的情況下，蘇聯於 1926 年 8 月命令軍事情報局採取暗殺行動。1928 年 7 月 4 日，張作霖乘專列從北京返回瀋陽，當行駛到瀋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專列車廂突然發生爆炸。

　　令蘇聯感到意外的是，日本為排除蘇聯在中國東北三省的影響力，主動承擔了炸死張作霖的責任 (詳見《青年參考》2003 年 9 月 4 日《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

　　接著主政東北的少帥張學良，多次同蘇聯交涉未果。1929 年 5 月 27 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裡面開會的 39 名中共黨員。7 月 10 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共產黨份子高級職員 59 人的職務，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並根據 1919、1920 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壹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從而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

　　1929 年 8 月，蘇聯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且宣佈與中國斷交，並借此對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蘇俄在遠東原駐 3 萬人的軍隊，為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召 10 萬人入伍，還從俄內地派來 7 千的秘密員警。8 月 11 日，蘇俄大軍在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裡的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的全面侵犯。中國政府命張學良的東北軍進行抵抗。

　　當中國軍隊為反抗蘇聯侵略浴血苦戰之際，中共卻奉史達林之命發起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運動。他們高喊：“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頭目，更公開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中共還發表了《中央通告第 41 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2 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9 號：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民族利益，推行賣國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壹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黨的宣言通電，主張壹致對外。匪黨創始人陳獨秀良知尚未泯滅，儘管他已被罷免，他於 1929 年 7 月 28 日致函中央，稱中共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於 8 月3 日復函陳獨秀，嚴厲指責陳“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進而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

　　這期間，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1929 年 9 月 26 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史達林的這個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達林全集第十卷裡。

　　1929 年 10 月 26 日，史達林命令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中共堅決“武裝保衛蘇聯”，並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 年 11 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29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壹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

　　共酋李立三建議：為了儘快地實現社會主義，蘇聯應立即對日宣戰，蒙古應立即調兵打中國，而且蘇聯應該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幾十萬華工，讓他們打回中國；李立三號召全國所有城市都舉行起義。為此，取消了中國的工會、共青團和黨組織，而成立了準備進行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而蒙古共黨則宣佈，與中共的中華蘇維埃結成聯邦，並派出軍隊進攻中國北方地區。此時，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 3 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的侵華戰爭。

　　9 月 19 日，俄軍炮毀我吉林綏濱城。同時，在三江口、同江、富錦、樺川、滿洲裏、紮蘭諾爾、密山、綏芬河等地都進行激烈的戰鬥。11 月 17 日，蘇俄軍出動飛機、大炮、坦克，猛襲紮蘭諾爾。駐守紮蘭諾爾的東北軍第 17 旅 7000 余官兵在激戰後傷亡殆盡，旅長韓光等全部陣亡。美、英、法等國見中國軍隊敗北，立即出面調，以致中國政府於 12 月 22 日再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蘇伯力會議協定書》，承認恢復衝突之前的屈辱狀態。 。

　　1929 年以前黑瞎子島上（350 平方公裏，加附近海域共 450 平方公裏）駐有中國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所部三艘軍艦全被蘇海軍擊沈，佔領了黑龍江主航道中國壹側的黑瞎子島等三個島嶼，並將島上的居民用繩索綁到輪船上送回南岸。

　　目前，不但俄人在該島建有壹萬多間別墅，還建有從俄國城市伯力（俄稱哈巴羅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該島的浮橋。

　　1929 年史達林對中國的戰爭還產生了壹個至今仍然困擾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蘇聯剝奪了中國在圖們江上的航行權，封閉了中國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來年，中國為獲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費了很大的勁兒，但難以成功。由於在日本海沒有出海口，中國在地緣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黑龍江省和吉林省與外界的運輸不得不依賴運力已達極限的鐵路和遙遠的大連港和營口港，這對兩省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中共壹邊打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崇高旗幟，壹邊卻拿著侵略者的資助；它聽命於侵略者，在侵略軍殺害中國軍民的時刻，公開宣佈武裝保衛侵略國，並以武裝暴動進攻本國政府，配合侵略者的軍事戰略。1929 年的那壹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中國人與俄國人壹起殺害中國人，這就是中共的“革命”。

　　與日本勾結假“抗日” 屠殺真抗日

　　1.中共誘發西安事變

　　1931 年日本人看到蘇俄侵略中國，悍然發動“九壹八”事變，日本關東軍19000 人，東北軍 19 萬人不戰而退，關東軍 3 天佔領瀋陽，壹周控制遼寧，3 個月控制東北三省。日本人侵佔東北後，蘇俄的加拉罕告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說蘇俄無意幹涉東三省事件。蘇俄的表示，不是它不想侵華，而是它的侵華熱點已轉移。

　　9 月 20 日，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壹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中共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 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日本企圖侵略蘇聯，毀滅我們工人階級的祖國，中國共產黨要團結起來，發動全國的武裝暴動，繼續武裝保衛蘇聯”，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壹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創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製造兩個中國。

　　1932 年 1 月 28 日，就在第壹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壹人壹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汙蔑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而是反動軍閥為了升官發財和投降帝國主義。當時中共最盼挑起中日戰爭，以便讓俄國人趁機侵華。所以，當時中共的“抗日”叫囂，完全不是為中華民族著想，不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純是為俄國人的侵華服務。

　　1933 年，“新疆王”盛世才依靠蘇聯的力量獨霸新疆，允許蘇聯在新疆駐兵，和蘇聯簽訂同盟條約，規定出讓壹系列國家主權如駐軍、開礦、修路、免稅等，三次企圖使新疆作為壹個加盟共和國附庸於蘇聯。盛世才為了表現出對共黨的忠誠，不惜將西路軍殘部約 5 百人，從馬步芳圍捕中救出，接至新疆。盛世才為中共捐送大批物資，如軍火、通訊器材、醫藥、紙張、皮大衣、馬靴等。當時中共以滕代遠、毛澤民為首的壹批幹部在新疆充當蘇聯和盛世才之間聯絡，幫助蘇聯實行這壹分裂祖國的計畫。中共恨不得將中國的西北、東北全都在蘇聯的幫助下從國民政府中分裂出去。盛世才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派赴新疆的工作人員。僥倖的是蔣介石乘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無力東顧之際，說服盛和蘇聯斷絕來往，殺害、趕走了中共人員，後把盛調到中央，實現了新疆和祖國真正的統壹。但蘇聯和並沒有死心，仍然策動少數民族進行分裂活動，1944 年在邊境地區策動成立東土爾其斯坦。

　　由於德、意、日勾結，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不斷鼓勵日本向中國南部擴張；同時指示中共宣揚“抗日”。1935 年史達林為緩和來自日本的壓力，單方面把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根本沒與中國商量。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壹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

　　的鬥爭。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強調，中共應建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8 月 1 日，陳紹禹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這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由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共宣揚“抗日”，完全是壹箭雙雕。壹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共正處在大逃亡時期。

　　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這需要中國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決定的事情，根本無需他國進行幹涉和鼓勵。

　　中共為了求生存，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壹宣言。同年 12 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1936 年 4 月，作為壹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進入內地的路條均由楊的 17 路軍提供。

　　張學良是壹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掌父親權力後，生活更是放蕩，對政事並不專心。張學良尤其好色，和張作霖有妻妾 6 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當了和尚。1928 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其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蝴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提出抗議，結果張乾脆出 10 萬元將蝴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

　　張氏父子在東北抽稅收捐，私人財產積至天文數字，且揮金如土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卻在東北有事之秋，身為邊防軍司令張學良的竟可恥的稱病躲進醫院。

　　張學良“九壹八”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壹壹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駡為“嬌妾重於國土”。豪遊歐州 8 個月中，每月耗費 40 萬元，而當時中央軍每個師壹月的經費僅 10 萬元。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管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壹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 12 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 65 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張學良周圍有多名中共黨員，他們掌管了張壹切秘密，終於改變了他的是非觀。張學良不以丟失東北為恥，仍私派密使赴日，以出賣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割據華北。1934 年，張學良獲悉盛世才崛起後，就密謀聯蘇反蔣。張不惜重金，將何健追捕中的毛的二個兒子，秘密送往蘇聯，以討取毛的歡心；並殺掉特務行動隊隊長。張學良暗地裡加入了共產黨，並把蔣介石 40 萬元大洋贈給了共產黨。

　　張學良接濟中共金錢、槍枝、彈藥、軍工器材、醫藥、軍糧，……直至高官享受的金龍鐵筒香煙三十筒，僅軍需帳目就達 67 萬元之巨。

　　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 1936 年 10 月和 12 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畫。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隊的 67 名戰士全部被殺，連張學良私人銀行的行長也被楊虎城的部下槍殺了，慘殺蔣公的侄孫蔣孝先，加上週邊軍警殉難達到4百多人。

　　大勢宣傳的“四壹二大屠殺”只殺 100 餘人。張準備對蔣採取“最後手段”——殺，仍受到蔣的優待，以致能活到 101 歲的高齡。張的弟弟張學思效忠毛澤東，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張學思慘死於毛的秦城監獄中。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

　　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壹片抗議和譴責之聲。胡適當時指出：捉蔣時，綏遠抗戰已經開始，這時把蔣介石抓起來，“把前壹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了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知識界異口同聲譴責張學良，包括中共後來極力表彰的聞壹多也罵張是毫無民族責任感的混蛋。他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妳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妳們妄加傷害！” 當時只有延安的壹些“知識份子”對張的行為喜在心裡。

　　史達林聽到事變消息，立即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殺蔣。史達林讓蔣介石見周恩來，蔣介石堅持不見。史達林帶話來說，同意放他兒子，他才見了周。在周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 ，壹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這就是停戰換兒子的交易。

　　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壹觸即發的內戰頓時消弭於無形。此時，西北軍內部分裂，兩派意見對峙。以王以哲、何柱國、於學忠、蔣斌、高崇民等為首的高級將領主張按張學良 1937 年 1 月 1 日致楊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內戰，壹致對外，反對與中央軍貿然開戰，並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編條件，從潼關北撤；但是，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為首的中下級軍官少壯派，則堅決主張中央先放張學良回陝才撤兵，否則不惜與中央軍兵戎相見。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等。此時孫銘九等亟欲乘少帥不在陝之機而篡奪東北軍的領導權，而土匪出身的楊虎城企圖製造兵變借機兼併東北軍駐陝部隊。於是便有孫銘九命令手槍連連長於方俊 2 月 2 日闖入 67 軍軍長王以哲家中槍殺王將軍的暴行。2月 2 日上午，孫銘九殺害王以哲、剿總副官長宋學禮、參謀處處長徐方以及西北軍交通處處長黃念堂後，親赴城門樓上把蔣斌拖出小屋。蔣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怒斥孫銘九發動暴亂。孫銘九聞言惱羞成怒，瘋狂地向蔣斌連開數槍，打碎了他滿口牙齒，又向他胸膛近距離開槍。更令人髮指的是，當蔣斌尚在彌留之際，孫就滅絕人性地下令將他活埋在離小屋僅十幾米遠的城牆腳下。當日何柱國因聞風及時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與蔣斌軍階最高，均為陸軍中將。

　　“二○二”兵變時，孫銘九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壹麻袋鈔票。王以哲等死難後，消息傳到渭南前線，106 師師長劉多荃代表東北軍全體將士致電警告楊虎城，聲言如不逮捕叛亂分子，則前方的東北軍將回師西安平亂。楊虎城見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發佈命令通緝孫銘九等首惡分子，挽救西北軍分崩離析的局面。

　　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兇見大勢已去，遂連夜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跑到雲陽彭德懷駐防區尋求庇護。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所謂“三劍客”全都投降日偽、淪為不齒於國人的大漢奸。孫銘九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另壹名少壯派、親自赴臨潼捉蔣的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投敵充任日偽“東亞同盟軍”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1941 年被日本特務毒死；即如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竟在日寇敗象畢露的 1943 年 6 月，投降日偽，出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銘九等人躲過了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包庇漢奸孫銘九等人，是敗德敗行。

　　雖然張學良破壞了蔣介石對抗戰的全盤規劃，是現代中國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還有相當的自由度。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體現了壹個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設想，要是換了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毛澤東，張的下場該是怎樣——彭德懷僅僅是為饑餓的百姓說了幾句真話，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飽受折磨而死。

　　2. 挑起日本打中國

　　2005 年 7 月 3 日北京電視臺的《社會透視》播放了“七七事變”專輯，驚爆了不少內幕。當時，駐紮在北京的中國守軍為 29 軍，原屬馮玉祥（馮的夫人李德全是共產黨的老臥底，後曾擔任中共衛生部部長）系人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或者與共黨有密切的人員，如吉星文(吉星文是吉鴻昌的侄子，吉鴻昌因與柯慶施領著上萬大軍攻打國民政府控制的北平被槍斃了)、張克俠（1929入中共，時任 29 軍副參謀長）、何基灃等（張、何兩公 1948 年在淮海戰役時期率部起義）。北京臺記者採訪了張克俠將軍之子，他說：1929 年，張將軍就已入黨，他直接受黨中央領導，不發展橫向關係；當時劉少奇指示張克俠要“主動進攻”，“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不久，舉世震驚的“七七事變”爆發了，事變裡死的第壹個軍官就是中共地下黨。……蘆溝橋事件，那是中共為了執行共產國際“保衛蘇聯”的命令幹出來的。據日本人調查，劉少奇領導的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在蘆溝橋開槍，這才引起日寇全面入侵。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駐屯軍8400 人，宋哲元部的 29 軍有 10 萬人。8400 人，這是查遍了這段歷史所有的記錄所採取的最高的數字。29 軍的軍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今天還在唱；可當年的中國 10 人砍壹個日軍，竟然沒有抵抗到壹個月！

　　對史達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他迅速起用了壹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他成為紅色代理人要追溯到 1925 年，他在蘇聯援建的黃埔軍校當教官時。黃埔軍校壹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裡安插自己人。張治中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在“請示組織後”告訴他，要他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

　　1937 年 8 月 9 日，經張治中壹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壹人，然後給壹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像。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 12 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 13 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張 14 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在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炮兵、步兵壹齊進攻。同壹天，中國飛機轟炸了日本軍艦。

　　據現有材料，蔣介石沒有下轟炸的命令。蔣五時後來電說：“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15 日，他越過蔣直接向報界發表聲明。他先稱日本“侵滬艦隊突以重炮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再說他決心反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

　　在高漲的抗日情緒下，壹直不願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蔣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但蔣介石實在是不願意打，十八日，他又傳令停攻。張治中不予理睬，19 日繼續進攻。22 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隊到來，全面戰爭終於不可避免。蔣介石被拉進來後，下定決心大打。全國 180 個師中最精銳的 73 個被投進戰場，40 多萬人幾乎打光。這場戰役重創了蔣最看重的年輕的空軍，摧毀了大部分的主力艦只。蔣介石從 1930 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傷亡也有大約 4 萬人。

　　壹旦中日全面開戰，史達林立刻大規模援蔣，以保證蔣能打下去。蘇聯跟南京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武器。中國當時只能製造步槍壹類的輕武器。莫斯科給蔣兩億五千萬美金的貸款買蘇聯軍火，包括坦克、大炮和壹千來架飛機。還派了壹支飛行隊、數百名軍事顧問。在往後的四年裡，蘇聯是中國的主要軍火來源。

　　中日全面戰爭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長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當即對法國副總理布拉姆(Leon Blum)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以便魚翁得利。為了保護這位貢獻巨大的紅色代理人，史達林把和張治中直接聯繫的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武官雷邦隨即召回國，處死滅口。憤怒、無奈的蔣介石當然懷疑張的真實身分，開戰後不久就逼他辭了職。但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像對待邵力子壹樣繼續使用他。

　　1949 年蔣逃往臺灣時，這兩位都留在大陸。

　　南京大屠殺的原因其實就是共黨叛亂所致, 若無共黨興起，1928 年後全國立刻由軍政進入訓政，3、5 年後就可進入憲政，日本豈敢覬覦中華？

　　3.假抗日，盼望蘇日瓜分中國

　　毛在 1923 年就說，共產主義要在中國勝利，非得蘇軍從北邊打進來不可。

　　長征就是為了到北邊去靠近蘇聯，接受援助。1935 年 12 月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反蔣”方針。36 年 4 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要求廢止反蔣口號、搞統壹戰線。

　　並對毛組織援款，此可謂雪中送炭。毛感激不盡說要“飲水思源”。1936 年 9月，莫斯科擬用150輛汽車來回兩次把500-600噸軍用物資運到中蒙邊境交中共；10 月莫斯科又策劃把 1 千噸軍用物資運到新疆哈密交給中共；中共因西路軍的覆滅而未能領到這些物資，但 11 月至 1937 年 1 月，也收到了至少 180 萬美元的鉅款。1938 年，中共雖然每月從國民政府那裡領取 50 萬中國元(折合 16 萬美元)軍餉，仍要向共產國際索取 30 萬美元款項和壹批印刷機械等。1940 年，根據周恩來的申請，季米特洛夫建議史達林向中共撥款 35 萬美元。1941-1944 年仍不斷有臨時撥款。

　　1937 年 8 月 22 日在洛川縣南 90 裡的壹個村莊召開了壹次為期四天、僅有22 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總書記張聞天的《形勢報告》

　　把蔣介石如何仇視共黨指斥壹通；最後建議說，中共應該學列寧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的“壹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具體到中國麼，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毛澤東支持張聞天，強調壹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擴充八路軍。

　　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戴晴《翻案文章》)。

　　1937 年 9 月 21 日，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率八路軍總部抵達山西太原。

　　毛生怕朱、彭報國心切，從延安發去壹封《從遠處大處著想》的反復告誡的電報：

　　囑咐彭德懷等人不要打日軍，尤其不要打正面戰，而應以創立根據地、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為第壹要務。

　　1937 年華北軍分會 9 月 23 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於 9 月 24 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鬥的軍力佈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複電。

　　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 22000 人時，9 月 25 日林彪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 115 師襲擊了日寇的壹支補給部隊——板垣師團第 21 旅團，中共部隊在此只打了壹天，共軍以優勢兵力攻擊日軍數百人的輜重隊，日軍才傷亡 2 百多人，繳獲了 15000 件軍大衣！115 師首戰平型關和毛避免與日軍作戰的“遊擊”方針大相逕庭。大陸許多官修抗戰史，提到平型關戰役，似乎就只有林彪的壹天伏擊戰，至於那場苦戰 8 天，投入近 16萬國軍，官兵傷亡近 4 萬人（傷 25242 人，亡 14151 人；其中軍官陣亡 941 人）的真正的平型關戰役，往往壹筆帶過，甚至全盤抹煞。甚至為了凸顯中共的戰績，還不惜對那些頑強奮戰平型關的英雄部隊大潑髒水。這實在叫人不能不佩服其厚黑功夫之深，也令人不能不為那些用鮮血染紅平型關的抗日英雄們鳴不平。毛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壹方向》的指示。

　　1937 年 10 月在山西北面，國民黨軍隊發動忻口戰役，中國方面投入 13 萬人，日本方面開始投入 2 萬餘人，後增加到 5 萬餘人。戰役從 10 月 13 日開始，戰鬥持續了 23 天。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等數萬人戰死。日軍傷亡 3.6 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 10 萬人左右。

　　1937 年 8 月 20 日中俄在南京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

　　“倘締約國之壹方受壹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

　　1938 年 5 月，毛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論持久戰》，直言抗日戰爭拖得越久，對共產黨越有利。若實現了對日作仗的速戰速決，國民黨掉過槍口就要消滅共產黨。同誌們決不應當忘記，日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暫時的，國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長久的。正是有了日本人的大規模入侵，爆發全民抗戰，我黨我軍才獲得新生的機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加上張學良、楊虎城，救了我黨我軍的命。

　　什麼叫愛國？愛國必須先愛黨。共產黨都不存在了，妳還愛什麼國？愛那個圍剿我們、屠殺我們的中華民國？現在總的形勢，是三個國家，日、蔣、我，新三國。

　　同誌們要多長個心眼，明白壹個道理，讓日本人佔領土地越多、越廣，於我越有利，就是最愛國。因為日本佔領的地方，我們可以等他撤退時去接管、去搶佔！

　　相反地，蔣介石佔領土地越多，國統區越大，我黨我軍就越被動，妳去奪它，就叫打內仗……。毛的這些高論，在後來公開發行的各種版本的《論持久戰》中，被刪除乾淨，因為實在不可見人。

　　1939 年 8 月蘇德條約簽訂，促使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輿論壹片譁然，各國共產黨員紛紛退黨。全世界只有毛發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壹致》為之辯護。

　　史達林喜出望外，將此文大量印發。這時，蘇聯駐中國上海領事館領事與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密切往來。蘇聯領事對日本人表示，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蘇聯將於適當時間給予承認。當時，蘇聯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由日本佔據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而中國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的大西北，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 199 頁）。

　　蔣介石擔心中國可能成為另壹個波蘭，就此警告蘇聯。毛卻盼望蘇日瓜分中國。這年九月底，斯諾問毛對蘇日條約可能簽訂的反應，毛答道：“可以簽訂”，如果不妨礙“世界解放運動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

　　這些利益就是指中共的利益。當斯諾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占區和維希政府區時，毛在 11 月 1 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裡說：“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1939 年 12 月 21 日史達林 60 大壽，毛在延安為其集會慶賀，發表了《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講話。他後來說，此文是真情流露。他顛倒黑白地說：

　　“沒有壹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只有史達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1940 年彭德懷決定搞百團大戰，大戰計畫的電報於 7 月 22 號送到了延安。

　　毛把電報壓下，不回電。8 月 8 號，彭德懷下令打百團大戰，作戰數月，大小戰鬥 1800 餘次，殲滅日軍 1 千，偽軍 4 千。被抗擊的日軍，居然沒有壹個甲級師團。日寇的甲級師團全都部署在與國民黨作戰的第壹線。日軍無不諷刺地認為：

　　“就戰鬥力而言，八路軍是壹支土匪武裝。”

　　毛反對這兩場對日作戰，公開指責暴露我軍軍事機密，為了阻止林彪抗戰，把他送到蘇聯，不許回國。用特務監視彭德懷，讓他不得抗戰(見“彭德懷回憶錄”)。

　　1959 年盧山會議上毛澤東、林彪、彭德懷之間的壹段精彩對話。林：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壹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壹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林：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三個師只有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年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壹仗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紀律比較註意。

　　“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是共軍僅有的兩場打日本人的戰役，原來都打錯了。毛澤東不叫打，但任弼時和彭德懷不聽指揮，擅自打了，所以要批、要鬥。彭老最後給鬥死在窗戶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裡。任弼時運氣好，沒挨鬥， 因他死得早，逃脫了。

　　4.背後捅刀子、假手滅項英

　　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用豐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澤東如何欺騙和玩弄閻錫山、奪取山西政權。當閻的力量強盛的時候，中共主動與之聯絡，表示願意共同抗日，説明閻建立抗日組織。當閻的主力在對日作戰中消耗大半之後，中共立即出兵驅逐閻的地方政權，組建自己的權力機構。更加卑劣的是，毛還命令共軍與日軍保持壹種心照不宣的“和平狀態”。日軍也將重點兵力用在打擊閻錫山和國軍上，對共軍僅僅是防範而已。此時，閻錫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經無法挽回。

　　在河北、山東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這套把戲。文獻記載，當時被中共軍隊消滅的傾向於國民黨的遊擊部隊，甚至比對日作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新四軍更是完全避免與日軍的接觸，壹心在江南擴大地盤。謝幼田研究了《劉少奇年譜》之後發現：“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自從到達華中之後，他的全部軍令、報告，沒有壹個是出於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為了打擊或分化國軍之用。”

　　王明當時在延安寫的律詩前四句，題為《悼皖南事變犧牲的項英同誌》：毛家詭計蔣家兵，主要目標殺項英。舉國勞工哭柱石，全民抗戰損幹城。很明顯，詩中意指皖南事變項英被殺，乃毛澤東借刀殺人的詭計造成的。

　　新四軍政委項英與毛澤東有不解之仇。項英 1922 年 4 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是中共三屆至六屆中委，六屆中央常委，並在共產國際六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史達林特別器重他，單獨接見，親贈鋼筆、手槍，手槍柄上刻著俄文，意為：項英同誌存念，約.維.史達林，1928年 6 月 23 日莫斯科。項回國後壹度是毛的上級，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支持王明。1931 年項英制止毛亂打 AB 團，毛誣陷他是 AB 團的後臺，後來他反對毛長征。紅軍主力長征後，項留下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至抗戰爆發後，1937年 10 月開始，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總部有 1 千工作人員、8 千部隊，駐紮在雲嶺，在黃山之側。37 年 11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正式獨攬大權，但項英不買他的帳，在新四軍發展方向上與毛針鋒相對：毛主向北，向敵後發展；項主向南，向國統區發展。這就埋下了皖南事變的伏線。毛項鬥爭第壹回合是40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第四、五兩支隊歸中原局劉少奇指揮，項英所部削減了 2/3。第二回合是同年 5 月 5 日，毛瞞著項英，命令八路軍黃克誠等部隊“配合新四軍各部在壹年之內，在揚子江以北”的華中地區，建立統壹的根據地，“整個行動歸劉少奇指揮”。項英獲悉後怨憤難平，當即於五月份三次上書中共中央，請求公開撤職。但遭拒絕並獲安撫，項更決心向南自行另辟新局面。

　　共產黨信奉的列寧的“讓祖國在戰爭中失敗”，布爾什維克正是在俄政府忙於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從背後捅刀子，然後竊據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如法炮製，在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背後捅刀子，使得國民革命軍腹背受敵。新四軍是專門用來搞磨擦的，有個好聽的名堂：叫“打擊頑固派”。“頑固派”者即打日本的中國政府軍---國軍也。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裡的郭建光們，打的也不過是胡傳魁，是偽軍，哪有壹個日本鬼子？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毛有意把項英的孤零零的總部送給蔣介石的部隊去殺戮，逼蔣介石開第壹槍，促使史達林同意打全面內戰。

　　1940 年 7 月，蔣曾下令新四軍北上華北，把長江流域讓給國民黨，毛置之不理。

　　1940 年 8 月間徐向前攻陷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10 月 5～15 日，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新四軍陳毅部在江蘇泰興以東黃橋附近全殲國民黨臺兒莊抗日英雄韓德勤第 89 軍和獨立第六旅（翁達獨立旅）15000 多人。當時《大公報》報導：“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 7 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於10 月 4 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 6 旅 16 團韓團長遇害；5 日又攻擊 89 軍，計畫去該軍 33 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 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在黃橋戰役後新四軍攻擊韓部的曹甸戰役中，日寇配合共軍，共殲滅 8 千抗日武裝。

　　蔣介石壹聲不吭，怕事情鬧大了，引起全面內戰。他只在 10 月 19 日重申，新四軍必須在壹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以使兩軍儘量脫離接觸，減少摩擦。10月 19 日重慶軍委會何應欽總長、白崇禧副總長電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各部，接電壹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對此，毛以朱彭葉項名義複電拒絕，但答應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移至江北，實際乘機削去項的兵權。毛想激怒蔣介石，促蔣採用武力，展開全面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就是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強烈懇求批準他大打內戰。毛報告說他的計畫是，出 15 萬精兵抄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壹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面夾攻。這樣壹來，蔣很可能垮臺，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日本無意與蘇聯分享中國，史達林的當務之急仍然是國共合作拖住日本。11 月 25 日，克裏姆林宮命令毛：“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儘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妳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同時，莫斯科同意毛壹旦被蔣攻擊時實行自衛反擊：“如果蔣介石進攻妳，妳必須全力反擊。

　　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內戰的責任就都落在蔣介石頭上。”

　　新四軍北渡長江，是毛與國軍均無異議的。軍部行軍具體路線問題，葉挺與顧祝同本已商定可走習慣線：從軍部所在地雲嶺出發東行，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竹簀橋--水西，然後經蘇南敵佔區北渡長江至蘇北。顧祝同保證盡力掩護新四軍北撤。12 月 3 日有後方人員千余人和物資壹千三百擔經此線到達蘇北（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三，臺灣版，1993，145 頁）。雙方商定的另壹條（路線）是從雲嶺出發北上，經戴家匯-孫村-荻港，然後渡江至無為。12 月 8 日有部分幹部和眷屬（包括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線撤離，平安過江。12 月 9 日上官雲相的有關電報中亦記述，新四軍軍部人員及重要文件，陸續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 年，278 頁）。12 月 10 日蔣緻密電給顧祝同稱：“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準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於是，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成為唯壹合法路線。

　　12 月 26 日國軍情報仍然記載：“新四軍軍部人員及主要檔，由涇縣雲嶺陸續向繁昌縣北移”，還報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駐有傅秋濤部的壹個團。“在事變發生以後，新四軍軍部和主力被殲滅，只有兩千餘人突圍，這兩千餘人主要就是傅秋濤率領的壹個團，這個團走的是規定路線，在江北無為集結”（《中共壯大之謎》，279 頁）。可見，事前國軍並無蓄意殲滅葉項所部新四軍的打算，否則傅秋濤部千余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餘人也不可能於事變前‘平安過江’。事實俱在，不容抹殺。

　　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29 日，他批準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12 月 30 日，毛致電葉項表示同意周恩來意見，不顧蔣在皖南渡江的命令，決定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於 1941 年 1 月 3 日複電葉項稱：

　　“妳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這壹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蔣介石以為項英會按他的要求走皖東，於 1 月 3 日發電給葉挺，重申皖東路線，並說他“沿途已令各[國民黨]軍掩護。”項英知道後，在 4 日給蔣介石發電報通知他已經改變路線。這封關鍵電報沒有送達蔣介石手裡，原因在毛。

　　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將領直接跟蔣介石聯繫，所有的聯絡都必須經過他，再由周恩來轉。毛把項英給蔣的電報壓下了。項英發完電報又等了若幹小時，拖到當天夜裡才出發。他以為蔣介石應該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了，沿途駐紮的國民黨軍隊也應該接到命令，給他讓路了。顧祝同指揮的七萬多人的大軍，已經把軍部團團包圍，只留下往北的壹條路。

　　1 月 4 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 1 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在安徽涇縣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6 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慌張的項英發了壹封又壹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毛毫無動靜。到了 9 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毛才回電說他什麼情況也不知道。1 月 6～9 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 4 天，毛沒有接到過項英的電報？在這些日子裡，項英的電臺不斷發出求救的電訊，劉少奇都收到了，獨獨毛沒收到？真是沒收到，為什麼不設法恢復聯繫，在這重要的時刻？毫無疑問，毛不想為新四軍解圍，毛要借蔣介石之手，除掉項英這個心腹大患。

　　在收到劉少奇 1 月 9 日發給毛的電報後，毛的電臺奇跡般地恢復運作了。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壹動不動。10 日那天，項英自己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 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

　　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壹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妳處。”11 日晚間，周恩來在重慶開酒會，慶祝《新華日報》三周年。毛關於新四軍總部被圍攻的電報這時姍姍來到，由周對慶祝會上的人宣佈。遲至 12日毛才讓周“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周恩來在 13 日才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蔣介石已經在前壹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就在 13 日這壹天，毛突然活躍起來，叫周恩來“向全國呼籲求援”。他命令部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脅問題，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壹下決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毛知道他的軍隊遠不是國民黨的對手，沒有史達林出兵相挺，他將壹敗塗地。

　　項英的女兒說：在事變前 13 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繫，在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黨中央發出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的決定。儘管這個決定最終沒獲七大通過，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作為新四軍領導人之壹，父親“負有責任”，但不應該是“全部責任”。

　　解放後父親從許多歷史紀錄中消失了，顯然有失公允。

　　項英及其警衛人員突圍成功，跟他壹起的還有其副官劉厚總，以及參謀長周子昆等幹部戰士六七十人。不料因身帶黃金而被劉厚總謀財害命。周子昆同時遇害。

　　1 月 15 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的拯救。潘潑了他壹頭冷水。潘當時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毛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用蘇聯人的話說是發了“壹封又壹封歇斯底裏的電報”。

　　毛說蔣介石的計畫是全殲新四軍，然後消滅八路軍，然後“摧毀中國共產黨”，“我們有被斬盡殺絕的危險。”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國打仗，使史達林大為不快。1 月 21 日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史達林以譴責新四軍軍長葉挺的方式表達他的不快。史達林稱葉為“壹個不守紀律的打遊擊的”，“查查看[皖南]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遊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季米特洛夫明白史達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氣比以前更堅決：“不要挑起破裂。”2 月 13 日，史達林批準了季米特洛夫寫給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爭辯：“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

　　妳不應該竭力製造破裂。相反地，妳應該盡壹切努力防止內戰發生。請重新考慮

　　妳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毛當天給莫斯科回電表態：“服從您的指令”，但仍然執意要打蔣：“破裂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變後，莫斯科在西方組織了壹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 1 萬新四軍。實際數字是死亡兩千餘人。3 千新四軍成功歸隊，原因是他們掙脫包圍圈後，轉身走皖東路，渡過長江。他們走的是蔣介石指定的路，壹路安全，沒人騷擾。

　　蔣介石並沒有給新四軍設陷阱，但他很不會做宣傳。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佈解散新四軍，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把新四軍全都殺光了。對蔣更不利的是，他壹向不肯公佈中共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也不準媒體報導，所以人們都不知道，其實他的損失比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大得多。共黨吞併山西新軍、河北民軍等抗日武裝，以反頑為名攻擊各路友軍時，可厲害呢。蔣怕打內戰的消息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援助。

　　5．毛澤東——漢奸賣國賊

　　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有限的援助，以不得罪日本、不把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無論國民政府如何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另壹方面，史達林為討好日本人，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政治迫害力度。把遠東的 10 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 20 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危險份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幸運的被發配遠離日本佔領地的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樣的城市，華僑壹個也不準居留。至少有 30 萬華僑、華工被全部剝奪了財產流放，其中 20 多萬人被折騰死。1940 年後，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余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經請示史達林後，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

　　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當時除法西斯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壹個國家承認“滿洲國”。關於《日蘇中立條約》，明明是蘇聯急切要求，日本遲遲不肯。毛卻說：“蘇聯是否願意訂立……就是要看這個條約是否不和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相衝突。”在《蘇日中立友好條約》中，蘇聯把自己擺在了侵略國的地位。對正處於抗戰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來說，這是令人寒心的叛賣。此條約壹簽，日本立即揮師南進，放心地向中國擴大進攻，使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災難。“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進攻中實行的。史達林對中國的掠奪與傷害是最兇殘的，並不亞於日本天皇！蘇聯不但出賣了中國，而且還要瓜分中國的神聖領土（想想俄羅斯-蘇聯與德國多次瓜分波蘭吧）。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

　　這個臭名昭著的中立條約和宣言向全世界壹公佈，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當然這也引起南京汪精衛偽政權的壹片歡呼。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壹消息時，專門用套紅大字出版，還配以史達林與日本外相松崗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以蘇聯為祖國的中共卻對此歡欣鼓舞，延安的《解放週刊》發表了《蘇日條約的偉大意義》的社論說：“在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方面，則強調此約只於日本有利，於中國不利，散播恐怖情緒”。按這篇文章的觀點，該條約將世界分成了兩大陣營，壹個陣營是該條約的支持者，即蘇聯、德國、義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壹個陣營則是該條約的反對者，即美國、英國和國民黨政府。如果不是兩個月後德國入侵蘇聯，中共的這壹“統壹戰線”不知還要“團結”多久！

　　民間反應最強烈的是為抗日救國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

　　震驚之餘他們立即做出決定：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以示抗議。“救國會”的負責人、著名愛國“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王因主張抗日曾被蔣介石投入監獄）相約出席。座談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和意見，公推王造時起草《致史達林大元帥的信》。信中要求史達林做出說明：“1）尊重所謂的‘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2）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 1924 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壹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的規定發生抵觸？3）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信中對蘇聯進行了批評，最後還向史達林致以革命敬禮。署名者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等。簽字日期為 1941 年 4 月 17 日。該信交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公開發表，國內外媒體無不稱讚其愛國精神。由於造公執筆書寫了這封信，從此他成了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壹個“反蘇”的代表人物。“反蘇”就意味著“反共”。從此以後，王造時就成了毛先生反感的人，因為他是“反蘇”的罪魁禍首。

　　1949 年建國以後，除了已過世的鄒韜奮和李公樸，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時在上海家中失業。

　　到 1950 年秋天，才有復旦大學的陳望道校長聘請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1957 年王造時因“歷史上的反蘇劣跡”，終於在在反右運動剛開始時就被打成為中國的大右派。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1953 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復旦大學物理系，在畢業的時候，也被株連成右派。造時家裡兩個休學在家的兒子，受此強刺激而神經分裂，都變成了神經病。從此，只有兩個右派養活和照顧著兩個神經病。1966年，王海容患惡性乳房腫瘤，父親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逮捕。兩個神經病因衣食無著，於1969年先後去世！王海容因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1973 年 3 月病逝。1971 年 8 月 5 日，大右派王造時在上海監獄中被迫害而死，身邊竟無壹個子女送終。壹代法學宗師，因抗日救國而聞名天下的名門望族，從地球上永遠而且徹底消失！

　　中國抗日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大後方狂轟亂炸，唯獨就沒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唯獨就不打陝西。由於蘇日密謀瓜分侵華範圍，中共在延安受到保護。

　　《中共壯大之謎》壹書說：中共1939年10月曾派出超級間諜潘漢年作為“中共大使”潛赴上海，潘通過特殊關係，命年輕漂亮、精通日語的女作家關露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巖井公館”，陪巖井等日特頭子睡覺以竊取絕密情報。關露獲得的情報，使得江蘇、安徽境內的新四軍壹次次躲過了日軍的掃蕩。

　　在這同時，潘漢年又派遣人員到南京，打入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群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後被捕叛變。不久潘漢年也和李士群見了面，建立秘密聯繫。

　　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說：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壹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壹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壹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這些細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壹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由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壹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等職；後因50 年代肅反收監，82 年被中共平反。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壹次就獲得了壹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

　　請潘吃飯。此後，潘漢年給日本特務頭子巖井每半個月提供壹次中國情報，領取每月 2000 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巖井的花名冊。潘漢年給巖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與中共、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巖井給了潘漢年壹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上面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壹度還在巖井公館裡架設了電臺，以便直接同延安聯繫，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日本侵佔香港時，巖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巖井說：這些人將“壹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壹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

　　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潘漢年的情報致使國軍抗日屢遭大敗。國府忍無可忍，兩次發動所謂“反共高潮”，卻被日軍及時地抄了後路，不得不放棄對奸黨奸軍的進攻。

　　1941 年 4 月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

　　毛 1925 年在廣州期間加入了國民黨，並任汪精衛的秘書，汪對毛多有關愛、提拔，直至推薦毛接替自己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毛那時奉汪精衛為“恩師”。

　　1939 年 10 月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絡，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

　　潘漢年直到 1942 年 9 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見到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壹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談了兩次，自然轉達了毛對汪先生的致意。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1943～1944 年，中共透過日軍特務機關，將國民政府軍部署和作戰計畫密告日軍，希圖引誘日軍攻打政府軍，並深入華西地區，以便與日軍壹起夾擊四川和貴州。這就是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與日本人站在壹起，共同攻打中國政府軍。

　　對於這些骯髒的行徑，謝幼田評論說：“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壹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壹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抗日戰爭中在蘇北擔任了壹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

　　1967 年 9 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沖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開大會鬥他。

　　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知道這是高級機密，當場手書四點指示: 壹、對曾山同誌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第二、曾山同誌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幹涉。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幹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今後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周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就有。這是為了保住黨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機密。

　　據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 Vladimirov）日記指出：“延安與日敵南京派遣軍總部有協定，‘互不開火’”（中共文化學院編：

　　中國近代史，P172－173，華崗出版社，1977 年 9 月版）。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壹書披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延安獲批準。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

　　1945 年 6 月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壹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壹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這壹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他指責道：

　　“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為了壹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延安不僅與日寇暗通款曲，其腐敗程度也大大超過重慶。作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而毛以窯洞為偽裝，過著奢華的生活。在 1943 年2 月 7 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澤東的壹次宴請：“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豐富。有沙拉、捲心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味……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這是抗戰最艱苦階段毛的真實生活情景。

　　張思德並不像《毛選》中註釋的那樣，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而是被派到當地壹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的。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

　　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根據地統壹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壹律稱之為“特品”

　　或“特種物資”。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延安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 2/3 左右。

　　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 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佔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佔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到賣給國民黨軍隊。

　　6.誰在抗日？

　　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國民黨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軍隊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畫。可見說國民黨“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都是誣陷不實之詞了。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消極抗日，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國民黨軍隊曾發動大型會戰 22 次，大型戰鬥 7 次，小型戰鬥 2萬 8 千 9 百餘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達 321 萬 1419 人，空軍陣亡 4321 人，毀機 2468 架。海軍艦艇幾乎打光。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有 2百位之多。自 1929 年至 1933 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 2 萬 5 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 1 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蔣介石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沈毅，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蹟，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

　　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壹次長沙會戰，殲敵 3.3 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 4.8 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 5.6 萬人。

　　1944 年慘烈之衡陽保衛戰，60 萬八路軍見死不救，竟然是坐視日軍對中國從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勢。此時的八路軍擁有 60 萬行動敏捷、作戰驃悍的遊擊部隊，可以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全面切斷日軍的補給線，那麽日軍很難在華北平原上，進行快速與飄忽的攻擊行動。八路軍樂為缺席的旁觀者，是造成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悲劇收場的最大原因之壹。因為在盟國中，最後支持中國的政治力量，就在這場作戰中崩潰，從此他們轉而認為，中國沒有實力可以痛擊在亞洲大陸的日軍。因此中國遭到雅爾達密約之陰謀陷害，從此成為了不可挽回的發展。在抗戰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刻，中國除了要遭到美國與英國內部反華勢力的打擊之外，自己裡面還進行全方位的內鬥，如何能夠抵擋日軍最後傾全力出擊的攻勢呢？

　　1944 年，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壹號作戰”。

　　日軍在攻佔長沙的同時，橫山勇對衡陽發動長距離的奔襲突擊，日軍第 68師團（佐久間為人）與 6 師團（巖永汪），沿著湘江東西兩岸，分途包抄衡陽；第 68 師團的決死突擊隊，在 6 月 26 日半夜，攻佔了美軍在華最大的空軍基地衡陽機場，得到了日皇的傳令嘉獎。

　　6 月 28 日，日軍壹攻衡陽城。日軍第 68 師團在南面，第 116 師團在西面，同時向衡陽城發起急攻，意在壹舉拿下該城。第 10 軍軍長方先覺、參謀長孫鳴玉將軍守衛衡陽城。

　　7 月 2 日下午，日軍的炮火啞了，衝鋒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軍飛機還在接連不斷地轟炸、掃射和施放毒氣。午夜時，橫山勇經請示（火田）俊六總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日軍企圖以奇襲和強襲手，閃電式攻取衡陽卻遭到失敗。

　　羅斯福認為，這足以證明蔣無法應付日軍的攻勢，而史氏有能力指揮華軍打敗日軍。在日本方面，東條則是將所有的軍力，包括抽調關東軍的 20 軍，以及日本本土的 47 師團，都投入了湖南的戰場。可是日軍仍無法在 7 月攻下衡陽，同時日本又在緬甸與塞班島遭到慘敗的打擊，日皇裕仁已經對於戰局感到震動。

　　7 月 11 日，清晨，日軍二攻衡陽城。此時第十軍全靠壹些美軍的空投物資，繼續進行防守作戰。但是由於史迪威希望華軍作戰失敗，所以對於陳納德的空軍支援作戰，總是設法加以制肘。陳納德要設法四處張羅更多的油彈供應，以增加對日軍的空中壓制。陳納德若是充分能夠得到美國軍方、政府全力的支援，應該可以達成阻絕日軍補給的作戰任務，因為日軍支援衡陽作戰的補給線，已經多次受到美機嚴重的打擊，日軍的彈藥與糧食幾度都無法接濟上攻勢的運作，其部隊也瀕臨作戰失敗的壓力。

　　由於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7 月 16 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 2 次總攻再度挫敗時。1944 年 7 月 18 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臺。

　　橫山勇認為日軍兩個甲種精銳師團，四五萬兵力，還配有那麼強大的炮兵部隊和轟炸機戰隊，竟然攻不下個衡陽孤城。況且城內僅有中國軍壹個軍，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武器裝備上，都不及日軍壹個師團。8 月 2 日，日軍對衡陽發動最後壹波的攻勢。8 月 6 日。第 58 師團終於從北門攻進城去，與守軍展開激烈巷戰……沖進城來的壹股日軍距方先覺的軍部僅壹、二百米遠。參謀長孫鳴玉帶領特務營和軍部科室人員，在軍部附近同敵人廝殺。軍部與各師的聯繫徹底中斷，到處都在展開巷戰，傳令兵也無法出去聯絡。各部隊之間失去聯絡。軍部還有壹部電話與重慶相通。方先覺將軍含著眼淚，哽咽著口訴電文：“重慶。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敵人今晨已由北門沖進，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

　　生等只有壹死為國，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於（6 日）”。

　　孫立人在緬甸打日本，壹個新壹軍就幹掉 3 萬多日軍。薛嶽在萬家陵打得日軍“對著十月的月亮放聲大哭”，徹底打廢 106 師團。

　　巴黎屈服了，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重慶還在戰鬥。

　　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從 1938 年 2 月 18 日到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本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 5 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1939 年 5 月 4 日，日軍飛機瘋狂轟炸重慶，市內發生大火，市民死亡 4400 多人，受傷 3100 多人，房屋被炸毀 1200 餘棟，無家可歸者達 20 萬人。1941 年 6 月 5 日——日本空襲重慶，數萬重慶市民在防空洞內發生混亂，導致互相擠撞踩踏，2500 多人死亡，史稱重慶大隧道慘案。據統計，空襲重慶共 218 次，出動飛機 9513 架次，投彈21593 枚，炸死市民 11889 人、傷 14100 人，炸毀房屋 17608 幢，有 30 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

　　據大陸 1994 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 129 名。其中，只有 3 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八年抗戰，共消滅日偽軍 128 萬人，其中國民黨消滅 120 萬，共產黨消滅共 8 萬多人。國民黨陣亡少將以上軍銜的將領200 來位，共產黨陣亡的夠得上將軍的只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壹人。戰前戰後國民黨軍隊都是 430 萬，毛的“壹分應付、兩分打頑、七分發展”的戰略部署使共軍由抗戰初期的二萬多猛增到國共內戰時的四百萬多。

　　事實勝於雄辯，數字說明問題。所謂“中國共產黨抗擊了 90%以上日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說八道，是貪天之功為己有，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愚弄，是對為國捐軀的英烈們的極大侮辱。

　　正如謝幼田所論：“毛澤東是壹個少有的奇人，他既沒有什麼民族責任感，也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淡薄，對共產國際的事務從來不熱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澤東比生命還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責任，對於他是不存在的。”誰能幫助毛澤東打江山和坐龍廷，他就跟誰做朋友。在抗戰期間，毛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國人民抗戰長城的牆角；在五十年代，毛可以向蘇聯“老大哥”壹邊倒，跟蘇聯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七十年代，毛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國主義”拋出橄欖枝，以改善在國際上千夫所指的形象和四面楚歌的處境。毛是比石敬塘、吳三桂、慈禧、汪精衛更大、更狡猾、更隱蔽的賣國賊，他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傷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的時候，正要向中國謝罪，毛澤東卻公然向其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

　　(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的談話 1961/1/24《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周恩來曾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能成功。” 他所說的革命，自然是共產革命；而他所說的五十年後，則已是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崩潰的時候了。如是，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成功的那壹天嗎？

　　毛寬容了日本國免去了戰爭賠償，不僅把 3500 萬軍民的傷亡、5000 億美元的財物損失，就此壹筆勾銷，還把戰敗日軍、軍人眷屬、日本僑民，統統安全送回日本。這是為了孤立美國，結成反美的全球統壹戰線，消滅資本主義頭子，從而在全球搞共產主義！

　　1972 年 9 月中共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友好條約]裡，中共置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於不顧，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權。理由是這筆錢會轉嫁到日本人民身上，真是體貼入微。它不僅使國家損失幾千億美元，而且還導致了現今的民間組織向日本索賠的難度。

　　中國的情況正如蔣介石所說：“中國如亡於日本，我們還可作亡國奴，如亡於共產黨，我們連亡國奴都做不成。”如果中國亡於日本，且不說今天的日本成了世界第壹，“支那省”的“皇民”們也早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且可以避免蘇式的共產主義災難。

　　延安整風

　　個人崇拜的興起

　　1937 年 11 月 29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憑他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特殊關係支配了黨的意識形態。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是會議的主角。王明在會議上提出了壹個 16 人的中央政治局名單：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等。會議決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適當時機召開黨的“七大”。並決定毛澤東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籌備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壹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決定要搞掉王明。此後毛與王明派的鬥爭日趨激烈。

　　1938 年 8 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9 月 14 日—27 日政治局會議在延安舉行。9 月 14 日，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即《國際指示報告》：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王稼祥說，1938 年 7 月他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對他及任弼時說：“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事後張聞天提出總書記職務交給毛澤東，毛澤東以為不可，也沒交會議討論。9 月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在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王稼祥傳達的這壹口信，在 1938 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壹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

　　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壹文中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託，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麼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

　　六屆六中全會後，毛的領袖地位已確定。毛對王明說，他要象孫中山壹樣有自己的主義。毛說：“不搞壹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

　　1940年中共黨內打破了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傳統後，對毛澤東及其“思想”

　　的宣傳就日益普遍。在這些宣傳中，以後人們常用的“領袖”、“導師”、“舵手”等稱呼和“壹貫正確”以及其它誇功掩過的阿諛之詞不斷出現，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蔚然成風。

　　1940 年在延安成立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陳雲擔任校長，該校規定了“澤東日”，從此開始了對毛澤東個人的宣傳，而且不斷升溫。王明 1940 年 5月 3 日在“澤東青年幹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講演。此稿經毛看過後刊登在《新中華報》上，文中除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

　　外，還給毛加上了“偉大的理論家”的頭銜。

　　當時，還創作了由胡喬木作詞、冼星海譜曲的《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校歌》。

　　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時代, 長在人民的旗下, 毛澤東的雙手，撫育我們長大。……”

　　同年由胡喬木作詞、李煥之譜曲的另壹首歌《青春曲》則唱道：“可愛的青春發著亮光，我們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師給我們掌舵，指揮著我們去衝破險惡的風波”。

　　1940 年 7 月，郭化若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的軍事理論》壹文，其中講到:“八路軍軍事理論體系之奠定，應歸功中國共產黨領袖、八路軍主要創始人之壹、中國天才的戰略家毛澤東同誌。”12 月 25 日，王若飛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與抗日根據地》壹文，開始稱毛澤東為“英明的領袖”。

　　從 1940 年 12 月 29 日開始，周恩來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都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這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書記處”的前面。

　　1941 年 3 月延安文痞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壹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應該忠實於列寧、史達林的思想, “忠實於毛澤東同誌的思想”。說毛的言論和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壹個月後他又發表了“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前進”壹文，此後張如心就被調任毛澤東的個人秘書。

　　1942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又連載了張如心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進壹步談到“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名詞。1942 年 6 月 30 日，劉少奇在山東分局紀念七壹幹部大會上稱讚說：毛澤東是“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壹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1942 年 7 月 1 日，遠在晉察冀的鄧拓也著文論及“毛澤東主義”。

　　1941 年年 5 月 7 日《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的宣傳戰的指示》中講到：“要戰勝國民黨反動宣傳, 就必須努力於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努力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真正在我們宣傳戰上做到使‘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真正使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們宣傳工作還遠沒有做到毛澤東同誌的這個指示。”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召開關於皖南事變的高級幹部會議。陳毅在報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岡山上就已有現在他的壹套政治軍事戰略戰術的理論輪廓”。

　　延安整風的目的及其非法性

　　1940 年 3 月，王明把他在 1931 年所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壹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作為延安各學校學習黨建和黨史的參考材料。毛大為惱火。

　　1941 年初發生皖南事變，支持王明等國際派的項英陣亡，蘇聯留學生在黨內軍事實力大大削弱。與此同時，蘇聯無暇顧及中共內部事務。毛澤東認為和蘇聯留學生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時機成熟，便立即發動壹場集體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

　　1941 年 3 月，毛出版主要由他在 1930～1933 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書。毛在這本書序中指出：“壹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王明派的。

　　1941 年 5 月 19 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壹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壹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壹概沒有興趣，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

　　“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壹種表現”。

　　毛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然而，毛的講話在黨的高級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這使毛澤東進壹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壹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

　　1941 年 6 月後，毛借鑒史達林主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經驗，主編出版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檔》、《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以及《兩條路線》等三部黨史文獻；文獻的主要觀點是，只有毛澤東本人始終代表黨的正確路線。

　　1941 年 9 月 10～10 月 22 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特別是“蘇維埃”時期的路線問題；史稱“九月會議”。

　　毛澤東在第壹天會上作了主報告，首先對王明路線發起總攻。他指出：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我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它比“立三路線”的危害更嚴重。立三路線和後來的所謂“國際路線”（當時還不便於提“王明路線”）都是主觀主義，只不過壹土壹洋。

　　這個“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它提出不合實際情況的任務，要求擴大百萬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結果更悲慘。毛指責說：現在的延安，學風上存在著主觀主義，黨風上存在著宗派主義，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學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現。他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十六條辦法，提出在延安開壹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理清思想，把犯了錯誤的同誌健全地保留下來。

　　9 月 10 日，張聞天帶頭檢討。他指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軍事上是冒險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壹，應當承認錯誤”，“過去國際把我們壹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從 1942年 1 月起，他主動去陝北神府、綏德、米脂等地農村搞調查，調查了將近壹年半左右。毛後來多次讚揚：“張聞天這個人是從來不爭權的”。

　　與會者對毛都作了高度評價。王稼祥 9 月 11 日檢討說：“中國黨過去主觀主義的傳統很久，其產生根源，除由於中國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者。” 王稼祥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

　　任弼時在會議上大力推崇毛澤東。他檢討自己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而指揮打仗的事。 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李維漢也做了壹次比壹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說深刻檢討之後，感到“輕鬆愉快”，羅邁(李維漢)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範、典型”；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 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這些發言，言必稱“毛主席”的，又對毛澤東熱烈頌揚。

　　惟壹不認錯的還是王明。他說 1932 到 1935 年的路線是四中全會同意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應該由博古負責，他當時已去了蘇聯，與他沒關係。他講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在世的與不在世的 20 多人的“錯誤”，還抓住李維漢的“輕鬆愉快”大做文章，惟獨不說自己。他仍然堅持自己在抗戰中的觀點，要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妥協。最後他表示要同中央論爭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毛準備好了壹個發言提綱，想在大會上與王明直接交鋒。10月 12 日會議前的幾分鐘，王明打來電話，聲稱頭痛，不能到會。會期改到 10 天後，王明又送來病假條，表示再次不能到會。毛準備發言總攻王明路線的大綱，不久便成為《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最初文本。

　　根據 9 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

　　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壹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壹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

　　在毛澤東精心部署下，從 1941 年冬季開始，全國各地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普遍開展起來，為全黨範圍開展整風運動準備了條件。

　　1941 年底，延安 300 名高級幹部參加了整風學習，全國各根據地、辦事處接到中央通知後，也開始籌備。周恩來在重慶參加會議，接電後，便成立了他親自任組長、董必武任副組長的 25 人重慶高級學習組。 這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毛指出，1942 年的“中心任務在於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就是在 1942 年開展大整風。

　　延安整風並非“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壹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延安整風所強調的卻是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尤其反對“自由主義”和查禁小廣播。馬克思曾對他的女兒說過，他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壹切”。由於馬、恩都反對盲目服從，主張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延安的《整風文獻》根本不收入馬、恩的論述，“整風”學習中從不強調學習馬、恩著作。延安“馬列學院”在 1940 年前後就改變了講授內容，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而是以講《聯共黨史》為主，馬、恩著作只不過作參考資料。

　　延安的學校大多從 1940 年起把馬列主義課程改為《聯共黨史》課程了。

　　毛澤東選定的《整風文獻》，沒有壹篇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的只有幾段語錄，史達林的卻有六篇；其餘除了劉少奇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澤東自己的私貨。這些東西算得上馬克思主義嗎？鄧小平在 1984 年告訴大家：“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也搞不清楚的鄧小平，卻在 1981 年主持泡制了所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裡面卻肯定的說，延安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真是顛三倒四，自打嘴巴。胡喬木承認延安整風後，“黨的理論水準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學習蘇聯，整風宗旨就是要建設壹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馬、恩、列、斯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聯共黨史》是壹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壹個完全的典型”。毛澤東在秘密舉行的西北局高幹會上連續兩天講史達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12 條。“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史達林的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還有“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1943 年 12 月 1 日中央總學委發出的學習《反對統壹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和語錄。說 “現在共產國際雖己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中共中央檔選集》14 卷，p143)。

　　1944 年 1 月 2 日，毛致電莫斯科：“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史達林同誌和蘇聯”。1945 年七大會議上，毛至少有 9 次大講蘇俄和史達林，敬重之情溢於言表：“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共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史達林是全世界的模範，全世界的總司令”，“馬、恩、列、斯，三個死了，壹個活著，就是史達林，他是我們的先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每壹個人，都是史達林的學生”。 經過整風，對史達林的崇拜更加狂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更深入人心。

　　中共發動“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因此這場政治運動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皇權主義傳統和國際影響下製造出個人崇拜。延安整風是建國後歷次運動的預演，它是壹場非法的專制運動。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黨原則和黨章來看，“延安整風”是不合法的。因為“整風運動”之發動起於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而這壹報告並未經過中央領導集體討論。像“整風”這樣涉及全黨、影響全部工作、歷時 3～4 年的大事，理應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每年壹次）討論決定，起碼也應經中央全會通過；何況當時大多數六屆中央委員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舉行黨代會或中央全會批準“整風”運動之實施，可謂易如反掌，然而當時的黨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

　　至於政治局和書記處，與“整風”相關的壹些重大問題顯然未經過它們討論；有些事即使經過了政治局或書記處，也只是走個形式，僅用其名義而已。《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上壹再說，“毛主席認為”（不是黨中央），進行“整風”是必要的的雲雲。顯然，整個“整風運動”的部署、變化，如學檔、寫筆記、查歷史、搞“搶救”等，無壹不跟著毛澤東走。

　　其次，原先籌備中的中共“七大”的會期壹拖再拖，以致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長達 3 到 5 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這些代表參加“整風”

　　和“搶救”（整人或挨整）。這種做法不但違背黨章黨規，違背“共產國際”關於“迅速召開七大”和“不應花很長時間爭論過去 10 年內戰的問題”之指示，也違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有關決定和“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決議。當時中共中央的解釋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壹全黨的認識。”也就是說，“七大”何時開、如何開、誰能參加，不決定於中央全會或大會籌委會，而是毛個人說了算，他認為要什麼時候開就只能什麼時候開；若代表們的“認識”未“統壹”到毛滿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開。

　　再次，黨內高層出現了壹系列違背黨規和黨紀的組織設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設立了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總學委會”（同 66 年的“文革小組”），並在其下設立垂直系統，於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欽差大臣滿天飛”。例如，彭真當時連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不具備，卻被任命為全黨高幹“整風”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的主管，他還取代政治局委員陳雲而成了中組部長，甚至負責“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和某些人事安排，並列席政治局、書記處等所有中央會議。原先在中央無任何地位的高崗，突然成了西北局書記，與彭真壹樣成為“總學委”成員和“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列席各種中央會議，人稱“西北王”。

　　延安整風的“群眾運動”的思想統制模式

    中共實行的延安整風分三個階段，歷時近三年。第壹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引蛇出洞的大民主。在這壹階段，為了使每個黨員都主動參與，運動壹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第二階段思想鬥爭、審幹以及肅反搶救運動。第三階段是黨作出決議，毛絕對權威的確立。

　　“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初是思想清洗，其對象主要是黨的高級幹部。1942年 1 月 26 日，毛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在敘述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黨內的種種表現後寫道：“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壹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鬥爭，加以克服，非有壹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2 月 1 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做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 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正式在全黨發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任務主要是組織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整風文獻》，強調所有的黨員幹部都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做到學用統壹和自覺的檢查反省。每個黨員幹部都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寫思想自傳的基礎上，對個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統的總結，特別是要端正立場和分析動機，不能再有什麼個人的獨立思想與自主意識。同時讓每個人都詳詳細細地交代個人的歷史，以便黨組織發現“階級異己分子”，也有助於黨組織掌握幹部的壹切隱私。此外，各個單位也要全面地檢查工作，做出總結。

　　1942 年 4 月 3 日，中宣部發佈了整風期間第壹個“四三決定”，要求延安開始進入整風學習階段，學習中央規定的 22 個檔，並且詳細規定了學習步驟和方法：各機關、學校“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檔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誌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以後的整風檔學習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這壹規定執行的。為了讓每個黨員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各部門可以出自己的壁報，黨員亦可張貼大字報。

　　謝覺哉當時寫了壹篇文章，題為《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把它作為代社論發表，正好表徵了反省階段的到來。《解放日報》為此專門刊發過社論。

　　該社論要求參加整風的同誌“壹定要反省自己”，因為反省是人們掌握檔精神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這壹階段，才能徹底清除自我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和自由主義的習氣，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也才能實行檔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達到整風的目的。

　　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上說：“在座的同誌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壹下”。

　　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寫反省筆記。陳伯達在他自我反省的文章說：馬列主義本來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只要人們樂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有“得道”的可能，因為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這話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壹樣具有高尚之德的聖人。要真做到這點，按儒家的說法，就要“克己”、“無我”、“無欲”、“無私”。於是，在這壹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儒家在延安整風中復活了。

　　延安整風所謂的反對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為了根除個體人格之本心，而讓人把“唯壹正確和高尚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道德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本心，這樣，人也就成了壹個社會性的軀殼。毛壹面反對教條主義，壹面又宣揚教條主義。例如，毛批評宗派主義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

　　有。…所以，壹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他說得如此振振有詞，好象“根據”只能從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從中央文件中去找；於是，凡在這些著作和檔中沒有講過的事，就都是錯的，不可以做。至於馬恩列斯的話又有什麼根據？中央文件又是根據什麼形成？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會出錯？那是絕對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問。在這方面黨是不允許黨員和民眾採取“實事求是”態度的。

　　黨文化擊垮自由民主文化

　　毛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黨文化”，這種文化是“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意味著以馬列教條為標準；“民族的”意味著排斥西方文化（即“資產階級思想”）；“大眾的”就是適應“工農兵”需要的。張聞天曾建議加上“民主的”，被毛否定了。毛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黨文化”，它的綱領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在整風第壹階段大民主中，黨員各抒己見，把對領導的不滿壹壹發洩出來。這就為運動第二階段批判對立面準備了條件。

　　毛澤東為打擊王明，發動群眾對幹部提意見。1942 年初，青委的壁報《輕騎隊》和丁玲主持的《解放日報》第四版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壹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內容包括棄舊娶新、生活待遇上實行等級制度等。

　　在延安，從 1937 年開始每個單位都逐步形成大、中、小竈，中竈的肉、油大概是大竈的壹倍，小竈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穿著也等級。

　　壹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紮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

　　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壹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人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

　　職位低壹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壹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壹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壹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壹的壹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患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江青要吃的阿膠，是從山東買到後，經香港、重慶繞了壹個大圈送到延安……

　　延安盛傳著壹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

　　王實味為享受“中竈”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1942 年 3 月 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連載了《野百合花》，放言直諫毛澤東等不要“間接助長黑暗”或者“直接製造黑暗”。據康生說，中央研究院 95%的人贊成《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摘錄：

　　前記

　　在河邊獨步時，壹位同誌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誌——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壹個朋友。 ……李芬同誌是北大 1926 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 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壹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壹具血腥、醜惡、骯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裡便壹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壹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縫在壹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壹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迴圈的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壹想吧，每壹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誌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

　　新年假期中，壹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裡，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誌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誌，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哼，到處烏鴉壹般黑，我們底××同誌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誌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壹下。可是，壹次老魔抓了他壹隻小雞，妳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夥！”

　　沈默了壹下。我壹方面佩服這位女同誌口齒尖利，壹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誌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妳。他只能給妳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妳感覺他對妳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是呀，壹點不也錯！他對別人沒有壹點愛，別人自然也壹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臺不可……。”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裡看吧。

　　……

　　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壹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

　　底本質，合理地（註意：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

　　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

　　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壹點。

　　……

　　1938 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誌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壹次，聽聽壹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壹定有很大的好處。

　　……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壹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毛有過“炸平廬山”之說）。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壹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壹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妳批評他，他說妳不應該註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 女同誌好註意小事情，現在男同誌也好註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

　　壹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壹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壹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壹、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壹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壹，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壹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壹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

　　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壹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壹方面害病的同誌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毛看到《野百合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3月 31 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對王實味進行了不點名但卻嚴厲的批評。

　　1942 年 3 月初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整風動員大會。院領導羅邁（李維漢）提出：檢查要同時著重領導作風和群眾的個人思想兩個方面；院長、秘書和各主任是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壁報文章要署名等。王實味帶頭反對這些意見，主張整風應該著重整領導人，全部委員都應由選舉產生，壁報文章可以匿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羅邁的意見被大會以 84 票對 28 票的絕對多數否決了。3 月 23日，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創刊，王實味連發三文，指名批評羅邁。王實味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他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誌，妳的骨頭有毛病沒有？妳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妳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妳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壹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的壁報被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歷史學家範文瀾邀請王震看了當時轟動延安城的王實味的文章，王震閱後極為不滿：“前方的同誌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妳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範文瀾感愧不已：“大學教授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王震同誌壹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王震立即向毛報告。賀龍說：“丁玲，妳是我老鄉啊，妳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指《三八節有感》？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毛立刻作出反應：“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壹眼就看出了問題。”

　　4 月初的壹個晚上毛又讓警衛打著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當即指出：

　　“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緊跟著，《解放日報》上就出現了壹些批評王實味的文章。很快，政治局開了會。毛說：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康生在會上彙報說，國民黨特務稱讚《輕騎隊》；有中共領導人趁機表示，特務分子正利用黨內的整風進行活動，故意誇大缺點錯誤，反對領導，並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鼓動不堅定的黨員反黨。

　　1942 年 4 月 7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毛下達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王實味只是個別較嚴重的問題；要註意反特務鬥爭。這時，毛澤東決定以王實味為思想鬥爭的對立面，把運動引向第二階段。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200 多名文藝工作者在延安舉行座談會。5 月 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報》。這篇講話，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1）文藝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螺絲釘”。這個“從屬”和“服務”的提法，取消了文藝對政治的批判功能、對現實的批判功能。

　　這樣，政治家就可以對文藝家指手劃腳、橫加幹涉。

　　2）毛澤東以為知識份子和工農兵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低於工農兵。毛說：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

　　毛澤東說“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壹點。”知識份子最無知識，這話經過康生在整風會議上的反復渲染，成了延安最流行的警語之壹。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最不滿、最討厭的，正是知識份子身上最可貴的東西──即他們所懷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毛澤東喜歡的，還是農民追隨者的馴服、盲從和愚忠。而知識份子卻因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歡批評，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話來說，“對任何事情都要問壹個為什麼”，不肯盲從，不肯老老實實地當馴服工具。

　　毛給知識份子插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說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們的壹切思想就無不打上“小資產階級”的烙印。小資產階級屬於非無產階級，而壹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都是錯誤的。知識份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無產階級；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黨。他們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來消滅自己的啟蒙思想，拋棄自己的人格尊嚴和思想獨立，貶低自我、否定自我、放棄自我，作黨的馴服工具，這才能使自己的立場轉變過來，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陣營中得到新生。這種煉獄的磨煉要多久呢？毛當時說“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毛選》3 卷 857 頁）；後來證明這遠遠不夠，要改造壹輩子。

　　延安整風遠離“五四”時期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繼承和發展了紅軍時期輕視知識份子的傳統。按領導層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複雜，不如工農幹部那樣容易聽指揮。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份子無壹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物件”。

　　3）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能去表現普遍的人性。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毛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毛的話自相矛盾。“帶階級性的人性”意味著階級性是人性的壹部分，這就預設定人性有超出階級性的部分。因此，不能既承認“帶階級性的人性”，又否認“超階級性的人性”。

　　毛不承認共同的人性，階級不同就什麼都不壹樣；也不承認人的個性，好像同屬於無產階級就就都是壹樣的，同屬於資產階級也都是壹樣的，把人的個性也否認掉了。毛在否定抽象人性的同時，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體的人性等同於階級性。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人性”包括“大公無私”“最有遠見”

　　等等，壹切革命美德無不具備。後來就出現了樣板戲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這是理想的無產階級，不是現實的無產階級。

　　毛在延安時期給紅十字會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他給人道主義加上了“革命的”的限制詞。有兩個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歡人道主義：第壹，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不相容的；第二，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個性解放以及個人主義是不可分的。

　　1942 年 7 月周揚批判王實味說：“解放個性是五四新文學的壹個主題，起了反封建的巨大作用，但現在這個新的時代，解放個性的鬥爭，應當從屬於解放民族、解放社會的鬥爭……尤其在我們共產主義者說來，個性應當從屬於集體”。

　　4）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毛澤東說：

　　“妳是資產階級文藝家，妳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妳是無產階級文藝家，妳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二者必居其壹。”這是毛澤東禁止批評共產黨陰暗面的藉口。太陽都有黑子，難道人和組織就沒有缺點和錯誤？就不能批評？

　　5）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壹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份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5 月底，研究院對王實味進行批評，開始時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在會議中間，有人揭發他同託派分子王凡西有過聯繫，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其實，王實味過去和託派分子來往的問題，他自己在 1941年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要追查，中研院黨委又從 6 月 1 日到 11 日，連續召開了 10 次對王實味的鬥爭大會，不但“追查”王實味，還有同他接近的4 位同誌（潘芳、成全、王裡、宗錚）也壹起被康生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指王實味為這個集團的頭目，把問題的性質上升為“黨外鬥爭”了。

　　6 月，中共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毛直接抓整風審幹。全國各地黨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經濟、教育業務活動和黨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風。僅在延安，參加的幹部和黨員達 1 萬多人，共分成 5 大分區，1 千多個整風小組。

　　1942 年 6 月 19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指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託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託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隨後，康生又親自組織批鬥大會，發表了近 3 萬字的講話。10 月，康生授意院黨委開除王實味黨籍；10 月 31 日，王實味的問題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2 年底王實味被捕。

　　在被逮捕幾個月後，王實味被帶出來見壹些中外記者。他完全變了壹個人，反復地說，“我有罪，我是個託派，我攻擊毛應該被處死，我應當被槍斃壹千次。

　　但毛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地工作，這才瞭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如果毛讓他去殺人的話，他壹定會去拚命地殺人，共黨就這樣把壹個好端端的知識份子，改造成這個樣子。壹個記者這樣描寫：“壹個臉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駡自己。”另壹個記者寫道：“我在他幾乎毫無表情的臉上唯壹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 。”

　　蕭軍由於不同意對王實味的處理，最後竟不讓蕭軍吃飯。王實味在監禁期間，曾多次訴說自己“不是託派，不是特務。”但由於是毛、康壹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賊喊捉賊瘋狂迫害

　　延安整風時毛採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對待不同思想。毛詭辯說，“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只是不能用來對付“自己的同誌”，至於用來對付敵人卻是“完全必要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如果我們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他們的奸計”。可見，毛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絲毫也不妨礙他採用高壓手段對付他想打擊的人，只要給對手戴上壹頂“敵人”的帽子就可以了。所謂的“治病救人”是有條件的：妳必須“不固執錯誤”，即主動承認有組織上認定的所謂“錯誤”；如果妳覺得自己沒有錯，要為自己辯護，那就屬於“不可救藥”了，“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妳就不適用了；而壹旦把妳視為“敵人”，妳就更不能申辯了，只有“坦白交代、爭取寬大”。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則建立起來的處理手法既用於黨內，也用到了司法體系當中，所以中共統治下，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

　　毛澤東本是壹個流氓頭子，自然會重用壹群流氓。他們具有跟性欲衝動壹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延安時期，中共已喪失了壹個現代政黨的所有特點，而完全淪為血雨腥風的水泊梁山。弗拉基米洛夫寫道：“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玩弄‘忠於毛’的壹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的同誌。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這些“壞蛋”中就有劉少奇和彭真等人。

　　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令人髮指。對犯人採取特殊的著裝與蓄髮制度。1937 年 10 月 27 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通知雲：“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於辨認起見，特令犯人穿看半紅半藍的衫褲，發蓄在頭之左右方，頭頂及前後部之發，壹律剃光”。1939 年這種制度曾經在壹部分刑事犯中停止執行，但在政治犯中間仍然繼續推行，因觸犯康生而被秘密關押的原邊區保安處偵察部長陳湖生，就穿著這種“以胸背的中線為界，左邊紅，右邊黑”的對襟衣服，頭上留著“壹條不寬不窄的‘馬路’，戴著手銬腳鐐，在延安過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帶鐐生活”（卸鐐後又押了壹年零七個月）。北京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藉的朝鮮人丈夫金文哲，他們全力為中共搞地下工作，兒子壹出生便送給了人。抗戰後不久，二人到達延安，1938 年春壹併失蹤，隨之被康生宣佈為敵人，秘密處決，死時僅 27、28 歲。直到 1982 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屬的申訴，複查後宣佈“這是壹起冤案”。

　　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 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壹女護士長帶到壹間大廳，發現壹個大槽內用福馬林浸泡著壹具年約 30 歲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準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壹概不知道”。師哲、陳鬱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雷震遠神父在《內在的敵人》中說：“日本侵略者的殘忍是愚蠢而無意識的，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是荒淫而陰險的，他們以保護人民利益為藉口，實際則是殘暴不仁。共產黨的罪惡千百倍於日本人。”1940 年 5、6、7 月，在博野有 360 人被殺，在定縣有 1700 人被殺，在安平死 1200 人，在深縣死 2000 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們被屠殺的原因是共產黨恐怕這些地方的人民會起來反抗他們。在這三個月裡，不僅是這幾個地方舉行大屠殺，因為這些地方靠近安國而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確的數位記錄。更有多少人在別處被殺，我不曉得。

　　壹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其老師領著去觀看 13 個青年學生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壹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壹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壹個兇恨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壹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壹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裏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劊子手連續揮動了十三次鋼刀，砍下了十三顆人頭。幾個在場的觀眾，跑上去用饅頭吸取犯人頭中湧出的鮮血。有些中國人認為染存鮮血的饅頭可以醫治胃病。以前真正吃染血饅頭的中國人還很少有。現在，共產黨竟這樣鼓勵人們來破除迷信！……我恐懼地看見他們（中共的士兵）彎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壹個洞，接著用雙腳或壹腳蹬踩，使死者的心從洞中外湧，然後捉住拉出。他們把十三顆心放在壹起，用柔軟的蘆葦穿成壹串，拿回去吃掉。“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駡著他們，壹面集合列隊返校。”此後，孩子們常被迫去看殺人。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不夠刺激時，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壹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壹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型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壹位共產黨發明了壹個可怕的刑罰。有壹天他在壹個城裡閒逛，在壹家飯館門口停住，註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雙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註水煮沸。審判壹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又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壹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壹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壹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1940 年，日本人對哈爾濱地下黨進行大逮捕，壹舉消滅。倖存的左翼青年，費盡艱辛到達山東省德州地區抗日根據地。“肅托”中被疑為託派，兩度隔離審查，都未能證實，便各自恢復工作了。忽然發生日寇進攻，必須轉移了。大批幹部途中將多次經過日偽軍碉堡。這些受審者心懷怨恨，到那時只要喊上壹聲，不就全完了嗎？於是決定處決兩對夫婦。男的槍斃，女的活埋。當壹男壹女兩個嬰孩也被扔進土坑時，旁觀者中忽有壹農村女性動了惻隱之心，提出抗議：“那孩子們有什麼罪，怎能活埋！”於是兩條生命便由此得救。後來那男孩長大成人，經養父囑告，長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

　　延安的征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在日記提道，征糧有“逼死人”的。1940 年天災歉收鬧饑荒，公糧仍增加了近壹倍。1941 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壹番。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壹點。

　　1941 年 6 月 3 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突然大風暴雨；壹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壹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觸電身亡。壹位農民飼養的壹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逮捕這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壹儆百。毛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壹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壹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不久，在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壹起類似的事情。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壹邊悲痛，壹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以後即在清澗縣槍斃，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和群眾情緒。毛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彙報》中，知道了這事。他說：“妳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

　　在會客室裡，經過聊天，毛澤東瞭解到：伍蘭花的家裡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裡裡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 年中央紅軍來了後，她家裡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裡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裡的頂樑柱就沒有了。

　　毛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於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那壹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從農民罵共產黨的例子看，共黨是搞以言治罪的，是不給人民反對自由的，連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可隨便捕人。只因毛當時還算“開明”，死的悲劇未馬上降臨農民身上。但四個月後，10 月 15 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壹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1943 年 3 月 25 日，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Vladimirov）日記記載：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壹跳。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王明的老婆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藥。莫斯科來電說：“配方對，但有差錯，會危害健康。甘汞放壹段時間，會分解成升汞和汞。長期服用這種已分解的藥物，就會慢性中毒，並導致汞中毒。嚴重時還會因急性貧血而死亡。” 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了這個情況。江青解釋說：“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後來開了壹次醫療討論會，延安總共十二名醫生都參加了。他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呆了兩個星期。醫生們要求金作出解釋。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中共主席毛禁止再向金提問題，並中斷了會議。當時王明要求到蘇聯看病，被毛澤東拒絕，毛怕王明到蘇聯後戳穿他與王稼祥的所演的雙簧戲。

　　1947 年 9 月 21 日，紅色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由康生主持批鬥；9月 26 日，邊區參議員牛友蘭的鼻子被鐵環穿起來由他的兒子牛蔭冠牽著遊街，牛友蘭被活活鬥死。

　　“賊喊捉賊”和“做賊心虛”這兩個成語，含有深刻的哲理。壹個賊人，定把周圍的人都當作賊；因為他的東西是偷來的，他害怕別人也來偷。壹個靠搞雞鳴狗盜而竊取政權的流氓團夥，自然對間諜特務之類特別敏感，終於患上了“間諜特務恐懼癥”。

　　1942 年底逮捕王實味後，毛又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份子集中的單位。他說：

　　“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

　　1942 年 12 月，康生以總學委副主任的身份作《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聳人聽聞地聲稱延安“特務如麻”。康生振振有詞地羅列了“張克勤是個典型的特務嫌疑犯”的幾點理由：“第壹，他原在甘肅入黨。甘肅黨是個紅旗黨，就是打著紅旗搞破壞的假共產黨。第二，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被捕後出了問題。父親是叛徒，兒子還能是好東西？第三，張克勤平時對黨就心懷不滿，經常發牢騷，說怪話。有這樣充分的根據，還不能肯定他是特務？”

　　張克勤被捕時，才 19 歲。審訊人員採用車輪戰、神經戰、突擊戰的辦法連續不斷審問張克勤。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時候，連審訊人員也覺得困了，蠟燭也要用完了，便打電話請示社會部的負責人，回話是：已是關鍵時刻，妳們怎能休息呢，我還沒休息嘛！沒有蠟燭，讓總務處給妳們送壹箱去。張克勤實在支持不下了，被迫交待：他是國民黨特務，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是國民黨特務組織。

　　張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學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也派代表參加了。張克勤在講臺上，泣不成聲地說：“我是壹個罪人！”接著痛哭流涕地向大會介紹自己如何加入甘肅假共產黨，怎樣受國民黨派遣到延安搞特務活動。

　　甘肅地下黨組織在審幹壹開始就成為重點。靠近陝甘寧邊區的隴東在審幹中首當其衝。所有地下黨員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審查。他們被迫承認是特務，並在嚴刑拷打之下，亂供壹氣。1943 年 3 月，中共甘肅省工委領導孫作賓、李鐵乾等在延安、隴東的近 40 名甘肅地下黨員全部被捕，押往延安，壹些地下黨員的家屬和二三歲的小孩也隨大人被關押。

　　蕭煌時任陝北延川縣辦事處主任，壹天被押到邊區銀行，進行審問，要他承認是“日本特務”。根據是：蕭煌的媽媽是日本人；他本人是從後方來的，很複

　　雜；到延安後活動積極；所在辦事處短缺 3000 元款項，被懷疑是用作特務經費。

　　蕭煌後來回憶說，為了讓他承認是“日本特務”，“對我軟硬兼施進行逼供，不認帳，就要殺我的頭。”

　　河南地下黨也被康生打成了“紅旗黨”。原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河南省委書記張維幀被審查。緊接著，中共通知在任河南省委書記王誌傑、宣傳部長郭曉棠和壹批黨員幹部到延安接受審查。隨後二人又被開除黨籍。在審幹中，河南省委上到書記，下至壹般幹部，凡與河南地下黨有關係的同誌，甚至從河南來的黨外幹部、家屬以及 13 歲的孩子都未逃脫被當作“紅旗黨”挨批的厄運。他們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叛徒”。王誌傑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恢復黨籍。郭曉棠的黨籍拖到 1950 年才恢復，直到 1956 年才分配了適當的工作。“文化大革命”

　　時，郭曉棠成為河南省第壹個被點名批判的人，在殘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1943 年 4 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長的杜征遠，剛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壹天深夜，壹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他，他打開了門。壹聲喝斥：妳被捕了！杜征遠不知所措，被迫跟這些人走。第二天，就對他進行審訊。他說“我從沒參加過特務組織！”審訊人員冷笑說：“連河南省委都有問題，妳是交通科長，是掌握黨內情況的重要人物，能沒有問題？河南省委是紅旗黨，是假共產黨”。

　　杜征遠抵不過，只好認了。

　　四川省委工委書記鄒鳳平，長期戰鬥在國統區，對黨忠誠，在與敵人鬥爭中脊椎骨折斷，他還有胃病和肺病，1940 年中央將他從四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審幹開始了，四川黨被打成“紅旗黨”，他這個原四川省工委書記也“在劫難逃”，被當成“特務”進行批鬥，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加上妻子也揭發他是“特務”並離開了他，使他憤而自殺。

　　當時把甘、陝、川、豫、浙、鄂等 20 幾個省的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

　　甚至懷疑所有這些黨的地下黨員都是“特務”，而進行嚴刑逼供。

　　彭真 1943 年 1 月 4 日他結合中央黨校破獲 “吳奚如特務案”，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經驗，他直接負責的中央黨校就是重災區。鄒鳳平（四川工委書記）、危拱之（葉劍英夫人）、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壹大批人，或自殺或瘋癲，都毀在他的手上。

　　曾誌在回憶錄中有如下壹段描述，“壹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遍體血漬，有人咬他的胳膊，肉被咬掉了壹塊。有壹次用繩索吊他兩手兩腳各壹指壹趾，高高吊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還有壹位被鬥的女同誌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用腳死命踢她。另壹位女同誌被打得口鼻流血，月經來了，但仍被打被鬥，結果褲子都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壹大片。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壹個個小視窗透出胡麻小燈如螢火蟲般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的，只有壹陣陣的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有壹些場面讓人肉麻不堪。如：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大革命時留蘇，參加長征，後來當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她被審查時用褲帶自縊，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壹條命算是揀了回來。此後她半瘋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裡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誌分到壹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誌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壹團。

　　林彪老婆葉群當時也被關起來受審查，和曾誌關在壹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裡，然後往門外壹潑，臭氣四溢。有時，她甚至就拿過曾誌的臉盆來方便。

　　1943 年４月 1 日，康生親自圈定名單，指令抓人，壹夜就逮捕了 260 多人。

　　４月 3 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說：“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要求在整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壹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43 年 4 月 9～12 日延安分別召開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 2 萬多人的幹部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作報告，號召 “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壹條自我毀滅的死路。胸佩大紅花的張克勤站在臺上痛哭流涕地講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如何被挽救的經歷及感受，使與會者大受感動與鼓舞。隨後，康生大談延安還有許許多多的“張克勤”，號召這些“張克勤”起來悔過自新。

　　1943 年 4 月 19 日後，延安掀起了“坦白運動”及“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及促進各單位的“坦白運動”，康生讓“坦白典型”張克勤騎上高頭大馬，胸掛大紅花，先後到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等單位作巡迴“坦白運動”報告，試圖帶出新的典型。於是，各單位、各系統又掀起了“坦白運動”高潮，延安行政學院有壹個班的壹個小組的成員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他們買來紅棗、花生，開慶祝大會，邀請其它還沒“坦白”的小組參加。“坦白”的學員壹起暢談“坦白”的思想過程，動員、啟發尚未“坦白”的學員。有的單位領導為本單位沒人“坦白”而坐立不安。

　　凡是在搶救運動中主動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壹概給以獎勵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紅花的，有吃番茄掛麵、雞蛋掛麵或紅棗稀飯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

　　故而壹些人尤其是年齡較小的，為了享受壹番難得的佳餚，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延安搞破壞的特務。有人被懷疑為特務，如果此人不承認或不配合組織的誘供，則將永世不得翻身，並且還要經受壹番非人的折磨，而壹旦承認了，則有可能再次受到組織的青睞，從輕發落。在此種情況下，被組織懷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違心編造情節把自己說成是壹大特務。

　　楊述曾被內定為特務，他死活不承認，害得“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在上級領導的壹再督促下，韋君宜答應去勸說丈夫楊述坦白。韋君宜寫道：

　　我見了他，只說得壹句：“形勢非叫妳坦白不可，妳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大哭。他們由人見人愛的人變成了人見人唾的鬼。這叫他們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淚流滿面呢？他們之所以放聲大哭，乃因他們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卻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終走上說謊的人生旅途，誠如韋君宜後來所言：“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壹切，但沒想到要犧牲自己的良心。”這種被迫的犧牲，當時往往被看作是具有黨性的表現，是忠於革命事業和對黨負責的表現。

　　王世英是位與劉少奇關係不錯的高級幹部，有壹次跟劉少奇說：回到延安，我好像學了壹些壞東西，自己不願說的必得去說，不願做的必得去做，因而感覺沒有以前在白區幹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說：妳這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因為“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所謂“吹牛拍馬”，其實就是講假話、就是撒謊，而其被許可的標桿乃是符合黨的利益。延安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昧著良心走上說假話的路途，開始養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

　　散文家吳伯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漸走向說謊的典型之壹。延安搶救運動期間，他擔任邊區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不幸被打成“國民黨 CC 特務”，受盡了委屈。1944 年 3 月，這壹消息傳到國統區，據說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聽到了這消息，不久後也就特別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記者團座談會”上發言，以示闢謠。隨即又把發言稿整理刊發在《解放日報》

　　上。他在發言中說，我們邊區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產黨是行仁施義的政黨，現在我很健康愉快地生活著。在那嚴酷的統制下，為了生存必須說謊。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於是“審幹”運動又發展成“搶救失足者運動”。

　　在《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起初沒有搞出什麼“特務”，受到康生嚴厲批評。

　　後來採用逼供信的辦法，在兩個單位的壹百幾十人中，被逼承認是“特務”的占70%左右(溫濟澤：《征鴻片羽集》776 頁)。僅《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 95%。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時也受到懷疑，被免去學委委員。副刊部秘書溫濟澤在對王實味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此時也因他有壹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東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在搶救中，受到極大精神打擊，先是在解放日報社挨整，繼之在中央黨校三部遭批鬥，終於導致“在長達壹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裡糊塗、癡呆麻木，整日不講壹句話”。在《解放日報》社印刷廠壹位總務科長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頸自殺。

　　李銳此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他的壹個大學同學因“託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訊，承認自己是“特務”，並咬出李銳是他的“上級”。1943 年 4月，在邊區第壹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銳被捕，作為重犯，從 1943 年 4 月至 1944年 6 月，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

　　當李銳在 1943 年 4 月 1 日被延安保安處逮捕後，與他同床共枕三年的範元甄很快在黨的啟示下，相信李銳“的壹切都是為了麻痹”她，所以和他劃清界線了。範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除了因為認識到他是敵人，壹切都是欺騙之外，整風是有莫大關係的”(《父母昨日書》p348)。夫妻關係成了敵我關係。“他拖了我三年，給了我許多潛移默化的壞東西，這固然是不幸。三年後的今天，竟得以觧脫，倒也是件大幸”。

　　可是，這個滿口“進步”、“革命”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搶救對象。在除了恐怖還是恐怖的氣氛中，她只好“壹下寫了二三萬字的反省筆記”；承認“我的思想還是國民黨的天然同盟者”。組織上派鄧力群去搶救她。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壹起了。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範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說聲“對不起”就走了。有壹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

　　“小範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1944 年 6 月，李銳放出來後，當晚範元甄就對他說：她和鄧力群真誠相愛了，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李銳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李銳大病壹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幹涉，把範元甄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範元甄同居了壹個星期。為此，組織上壹個月內開了五次批判會。

　　範元甄主動表示願意和李銳重婚。重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這份結論認為範、鄧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楊尚昆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公然與黨對抗。這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壹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

　　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經過群眾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壹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壹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這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麼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範元甄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壹點。這人壹貫以革命的名義，行壹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廬山會議李銳被打倒後，李銳和範元甄又壹次離婚了。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 80%的知識份子上臺‘坦白’，成了特務，結果無壹例真實”。象於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黨員，當時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壹年多。

　　據胡績偉《青春歲月》回憶，他所在的邊區群眾報社，算是搞得比較文明的，可氣氛也很緊張。“每天開鬥爭大會時，總支書記壹上場，就把手槍擺在桌子上作為威懾力量”，還動不動把人吊在房梁上。報社四五十個外來知識份子中，沒

　　有被當特務鬥爭的，只有兩人。

　　搶救期間，已經併入延安大學的“魯藝”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當時，魯藝共 300 餘人，卻有 267 人被打成特務，比例之高，駭人聽聞。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叛徒，並且抓捕過周揚，但事後由於過分恐懼而與其三個孩子壹同自焚。

　　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壹位被審的青年，發瘋般沖出關押室，大呼“冤枉啊──”縱身跳下懸崖，淒厲的聲音回蕩在山溝，也久久縈蕩在彥涵的心裡。

　　各單位按照康生報告的精神大開“規勸會”、“坦白會”、“批判會”，大張旗鼓地抓特務分子。壹時間，特務如麻。被“搶救”的知識份子占總數的 90%以上。抗大總校 1052 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 人，占總人數的 57.2%。在幹訓隊 496 人中，“嫌疑分子”竟達 373 人，其比例為 75.2%。西北公學 500 多人，只 20 人沒有被“搶救”。綏德師範“搶救”的人員達 230 人，占全校師生的 73%。

　　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是駐守延安地區的衛戍部隊，該司令部所轄的中共唯壹 1 個炮兵團，因八路軍從事遊擊作戰，炮兵團派不上用途，所以壹直被置放在南泥灣搞開荒，與外界處於半隔絕狀態。炮團幹部文化素質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蘇聯學習過。僅教導營就有近 2 百名知識份子。在“搶救”中，炮團90%的人被打成特務分子，有個模範連的幹部100%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的標準非常簡單：出身知識份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若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是“紅旗黨”、“假黨員”、“叛徒”。炮團參謀徐昭，因其父在國統區煤窯上管財務，他就順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務”。

　　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共有三、四百人，被“搶救”的達百餘人。軍委三局電訊學校 200 多人，挖出 170 個“特務”。中央秘書處 60 余人，挖出了十幾個“特務”。延安警衛團壹個團被抓的“特務”占全團人員的80%以上，延屬各縣抓“特務”達 2463 人，其中壹 個縣，在 13 天內就挖出了壹個 200 多人的特務組織。“搶救運動”中抓出那麼多的“特務”，特別是在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下發之後，“特務”越來越多。

　　據胡喬木說，在延安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1400 多人。從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的“特務”多達 1 萬 5 千多人。

　　毛“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壹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妳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壹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壹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妳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彙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壹切私有制。行政學院在命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 1943 年8 月 8 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壹個 2500 人的黨校己挖出 250 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壹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楊奎松：

　　《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壹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臺、信件都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壹寫也怕。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

　　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劉少奇是 1943 年 4 月 28 日成立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的主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人，是延安整風的第二號劊子手。據劉少奇 1949年在天津的壹次講話中說，當時延安審幹中採用了恐嚇和刑訊的辦法，僅延安壹地自殺而死的就達 50～60 人。

　　楊尚昆回憶說：有壹次，在楊家嶺禮堂開大會，“鬥爭”以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會上，和柯慶施壹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人起來揭他說：“妳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妳政治上有依靠”！“妳還背著照相機，妳是地下黨員，憑什麼敢這樣招搖？”柯慶施什麼也不承認。大家就喊口號，轟了壹個下午，從下午 3 點鐘壹直開到 7 點鐘，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那時，康生開了二三十人的名單，壹旦柯慶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連關押人的窯洞也準備好了。散會後，楊尚昆把情況向毛澤東說了。毛聽後說：這個會不要再開了，我會給康生打招呼。這件事還是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後來在“搶救運動”中，又變本加厲地追逼，柯慶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薄壹波說：有壹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壹起到了延安，她在壹個深溝的窯洞居住。有壹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壹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

　　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搶救”的！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壹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壹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壹斑：“要壹個同誌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壹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壹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誌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妳們！

　　當時中共甚至把“壹二.九運動”也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在 1945 年 3 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談到：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壹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 1935 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份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

　　東的外來知識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救）”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份子未被“搶救”）。直“搶”得所有外來知識份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誌的身上”。蔣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普遍肅反”。當時，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毛不但將其“留中不發”，而且對蔣南翔組織批判。

　　1943 年 9 月後，晉綏整風進入到“搶救”階段，當時黨校共 2～3 百人，其中 70 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子，有日特、國特、閻特，30 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占總人數的 60-70%。這個數宇並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範學校 99%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範學校送了壹個“特務學校”的綽號！教師、學生有好幾串，十五六歲的女孩還成了專職的“特務女性”，最後擴展到小學，許多小學生是也成了“小特務”，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只有六歲（見韋君宜《思痛錄》）。

　　1943 年春夏；延安的“搶救”經驗傳到淮北，不久就發生了“淮中案件”

　　和“泗陽案件”兩起嚴重的肅特假案。

　　1943 年 8 月，淮北中學壹女生因偷竊別人 50 元邊幣行為被抓後，為推卸錯誤，捏造受壹“特嫌”女生指使所為。在校領導的壓力下，偷錢女生編造了“進步青年建國團”的組織，結果校領導對全校師生實行了刑訊逼供，將壹個 220 人的中學中的 42 人打成“特務”。此案上報邊區公安局，情況不僅未被澄清，邊區公安局採用逼供信的方式，將“特務”又增加到 56 人，使全校 1/2 的教職員工都成了“特務”。此案於 1944 年 7 月 17 日予以平反。

　　泗陽案件發生在 1943 年 10 月-1944 年 2 月，泗陽不到 10 萬人口，短短五個月裡，全縣逼出 1400 多個“三青團員”，並逮捕了 150 多人，範圍涉及黨政軍民等各界和縣區鄉及部隊連排班幹部。1944 年 2 月，案件進壹步擴大，泗陽縣委籌畫大規模逮捕縣武裝幹部。此案全由刑訊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聽信口供，有些則憑主觀臆測，毫無人證物證。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員在 1944 年3 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繼續審查）。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鑒於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被打成“特務”、各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乃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結果大部份人被平反。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誌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1944 年 6 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壹次獲準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壹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壹致的。不管妳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壹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斯諾夫人海倫說，1937 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7 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

　　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是機器人，壹按電鈕，就按他的意誌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後，毛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他在 1945 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但他好像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毛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這僅僅是口頭道歉而已，毛始終不承認所謂的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是冤案。1945年毛說：“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壹起，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 黨要統壹思想才能前進。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 年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壁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出來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師哲回憶說：1944 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犯，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壹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他們落入康生手中，壹直被關押。1947 年 3 月，胡宗南進犯延安，王實味從中央社會部轉押晉綏根據地。並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壹批犯人押到後方永坪壹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昧壹起處決；王實味在山西省興縣蔡家窯，被晉綏公安總局處決，時年 41 歲；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壹口枯井裡。

　　抗戰勝利後江青坐飛機去了兩次重慶，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帶行李。第二次，不知買的是啥東西，花了幾百萬法幣，硬要在中央特會科報銷（中央特會科即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科的簡稱，是專門管理中央政治局五大書記的工資、稿費及其他收支）。特會科科長見款項數目太大，不敢做主，找師哲審批。師哲說：“款項太大，等搞清楚再說！”這下捅了馬蜂窩，江青找師哲大吵大鬧，說這筆錢由她個人負擔。師哲亦不示弱，堅持要搞清楚買的什麼，為什麼要從黨的特別經費中報銷。後來師哲大怒，掀翻桌子，拂袖而去。此事後來不了了之。要說明的是，江青與師哲大吵，毛澤東就在隔壁窯洞安坐，後來坐不住，就在師哲門前走來走去。但毛沒有就此發表了什麼重要指示。文革中師哲被關入秦城，吃了不少苦頭。

　　1962 年毛信口胡言：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91 年，在溫濟澤等人的推動下，王實味才獲昭雪。公安部於 1992 年 2 月 7 日，正式作出《關於對王實味同誌託派問題的複

　　查決定》。《決定》說：“經複查王實味同誌 1930 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託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託派觀點，幫助翻譯過託派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託派組織壹事反反復複。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參加託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對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伊索寓言說：獅子和驢子以及狐貍商量好壹起聯合去打獵，他們捕獲了許多野獸，獅子命令驢子把獵物分壹分。驢子平均分成三份，請獅子自己挑選，獅子勃然大怒，猛撲過去把驢子吃了。獅子又命令狐貍來分。狐貍把所有的獵物都堆在壹起，僅留壹點點給他自己，然後請獅子來拿。獅子問他，是誰教他這樣分的，狐貍回答說：“是驢子的不幸。”王實味就是那驢子，毛澤東是那獅子，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就是那狐貍。

　　延安整風，作家成了“政治化了的人”，成了馴服的工具，叫怎麼說就怎麼說，叫怎麼寫就怎麼寫。從此，知識份子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進入了全面冬眠階段。

　　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的建立

　　個人崇拜所要求的壹個重要條件就是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剛在延安創辦時還保留了普通媒體的壹些特點，人們從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資訊，而且還可看到壹些不同意見的爭鳴。1942 年 4 月 10 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第二版曾登壹條“黨校壹學生失戀自殺”的消息，受到了毛的批評。

　　隨後決定《解放日報》改版。

　　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師承的都是列寧史達林的新聞理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連史達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 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官方黨史學壹再重複毛下令停止“搶救”運動後的壹個多月，1943 年 9月 21、22 日的《解放日報》還連續刊登了“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導。當時並沒聽說毛看了此類的消息後發脾氣或拍桌子，反倒是綏德地委組織的宣講團被邀請到延安給壹些機關學校作報告。

　　“整風”後，除《解放日報》外，延安的其它報刊基本上都停刊了，連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壁報也都消失了。因為先前黨中央發出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實際上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隨意發言屬於挨批的“自由主義”或“小廣播”。這談不上黨接受輿論監督，相反卻是由黨直接掌管和監督輿論導向，並組織人馬審查壹切新聞報導。按當時的規定，報紙的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導原則上也必須經當地黨委同意。延安唯壹的出版社“解放社”不僅不再印行各種期刊和壹般書籍，而且連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關“整風”學習的文件和材料。從此，報紙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壹律”。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它有五個核心原則：

　　1）“黨性第壹”的原則。毛澤東、陸定—、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壹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導，中共的報紙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壹輩子”。為此，黨報“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舉凡壹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並以黨的立場來判斷壹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導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鬥的宣傳工具，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

　　2）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壹等提出壹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 強調新聞“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於是，陸定壹等引用了列寧的“兩種真實性”觀點：即“本質真實性”

　　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儘管它處於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是真實的；而“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導，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

　　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佈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壹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壹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 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壹段期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壹部份在報上發表，壹部份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後來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範圍較前有壹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

　　的指導思想在於進壹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也有左、中、右之區別。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準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佈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至於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普通黨員比普通百姓多知道些資訊，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

　　毛搞“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以“以糧為綱”和“以鋼為綱”，這種做法在延安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在農業上叫“提倡吳滿有方向”，在工業上叫“開展趙占魁運動”。

　　吳滿有是延安紅人，因連年開荒、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為配合大生產運動，邊區把他塑造成先進典型。《解放日報》1942 年 4 月 30 日報導了他的事蹟，並配發題為《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接著毛澤東在西北高幹會議上提出“吳滿有式的生產運動”的概念；邊區政府主要領導林伯渠、李鼎銘等要求“廣為宣傳，號召每個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向吳滿有看齊 ……創造更多的吳滿有！”文藝家更是熱情澎湃，詩人艾青壹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沈鬱，寫出熱情奔放的長詩《吳滿有》，他把詩念給吳滿有聽，直到吳表示沒有意見為止。

　　吳成為邊區著名勞動英雄，多次參加表彰大會、群英會，入黨提幹。

　　1943 年 2 月 24 日，安塞縣勞動模範楊朝臣寫信給吳滿有，倡議開展勞動競賽，吳滿有覆信：我也向妳提出兩條：第壹，就是不僅妳和我兩人要競賽，而且要首先把妳我兩個莊子的生產搞好，我提議根據兩莊的勞動力和牛犋來競賽，看誰個莊子的糧食多？爭取“勞動英雄莊”的稱號。第二，邊區的勞動英雄不止妳和我兩個人，各縣都有，還有我們的軍隊這兩年的生產成績特別大，他們壹定有更多的勞動英雄。所以，我主張把這個生產競賽運動，擴大到全邊區的軍隊、群眾中去。我想妳壹定是贊成的。

　　此信壹出，朱德電令全軍回應，賀龍連夜打電話要南泥灣駐軍接受挑戰，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廣和領導這壹生產大競賽。“壹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莊與莊之間、軍隊與民眾、軍隊與軍隊之間有生產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掀起，發展到邊區各個角落。”

　　這封信有集體富裕的思想，有謙虛的態度，有對領導的回應，有對軍隊的頌揚。其思想覺悟之高、考慮問題之周延、直接反響之強烈，很難讓人相信這是40 年代陝北壹個農民寫的，是不是記者捉刀？以典型帶動全社會，通過典型之口說出組織者、領導者想說的話，是“抓典型”、“樹榜樣”的目的之壹。壹些普普通通的人壹夜之間聞名全國，不是他的命運好，而是“上面”需要這樣的角色，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中國版。70 年代北京市小學生黃帥也“寫“過壹封影響全國的信。1947 年胡宗南佔領延安後，吳滿有當了叛徒。

　　輿論控制必須輔之以嚴格的保密制度。因為個人崇拜的後面必然隱藏著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些資訊壹旦暴露，個人崇拜也就坍塌了。史達林在蘇聯被崇拜得勝過神仙，他死的時候莫斯科簡直是哭聲震天，向他的遺體告別而擁擠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他專制暴虐、殺人如麻的真相後，人們對他的崇拜急轉直下，等到赫魯雪夫把史達林的屍體搬出列寧墓埋葬別處時，在人民當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動。

　　個人崇拜，必須對許多問題嚴格保密、設置禁區。“延安整風”中叫得最響的是“實事求是”，但那時卻對蘇區的反“AB 團”和“富田事變”，對長征結束後西路軍的被殲等歷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偽造歷史。這種口頭大講“實事求是”、實踐中並不實事求是的傳統，倒是壹直繼承了下來。“延安整風”中就搞壹些並不實事求是（如“無限上綱”）的批判和鬥爭，建國後哪些重大舉措又是實事求是的？

　　神化毛澤東

　　“延安整風”中形成個人崇拜的壹個標誌就是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神化，進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屬於封建蒙昧主義的歡呼歌頌，如喊萬歲、唱《東方紅》之類，而且還不斷升溫，變成壹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達到宗教狂熱的程度。

　　1．戴毛像章、唱《東方紅》

　　個人崇拜的每壹步驟都是毛本人親自導演的，最重要的步驟都發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 1943 年。這壹年，毛親手控制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登著大字標題：“毛澤東同誌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壹年，毛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大禮堂正上方鑲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頭像。這壹年，中央黨校發給每個學員壹枚毛像章，為後來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這壹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賣給家家戶戶。這壹年，著名的毛頌歌《東方紅》要人人傳唱。

　　1937 年前，當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時，俄國那位有名的小說家阿萊克舍.托爾斯泰寫過如下壹首傳誦壹時的詩：妳，各民族光明的太陽，我們這時代的不落的太陽，妳比太陽更偉大，因為太陽沒有智慧……另外還有壹位較不出名的請人，寫過壹首更妙的詩如下：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太陽，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繁榮的生活：縱然是風雪遍地的北極苔原上的好生活，我們也是跟他，跟智者史大林，──壹起創造的。

　　這些詩，曾被托洛茨基稱之為“豬玀叫”的，不是也充塞於中共的報刊嗎？

　　那首最出名的的“東方紅”，難道不是“豬玀叫”中調換壹個名字嗎？

　　《東方紅》是“延安整風”期間由農民唱出來的，被發現後經文人修詞定譜，由黨組織廣為傳播，被定為壹些會議和廣播電臺必須有的開始曲。往往以《東方紅》開場，最後以《國際歌》終場，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唱“從來就沒

　　有什麼救世主”。這種自相矛盾實在滑稽。這樣的歌曲從“延安整風”起在中華大地上卻盛行了幾十年，竟無人敢質疑。以後又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等。

　　1954 年 4、5 月間，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率文工團訪問蘇聯，節目單開頭是《史達林頌》和《東方紅》。由於蘇聯當時已公開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因此蘇方提出不能再唱《史達林頌》。於是，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便要求《東方紅》也壹起不唱了，否則就不禮貌。張聞天向陳毅提出不唱《東方紅》；陳毅卻堅持要唱，聲稱節目單是總理審定的。結果張大使只好直接請示國內，最後得到中宣部和總政的聯名複電（據說請示過中央）：同意使館意見。可見，文工團出國演出時唱不唱《東方紅》，不但中國唯壹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員說了不算，連外交部也無權決定，可見問題之大。

　　經過“延安整風”，黨內的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穩固地建立起來了。新老幹部中，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崇拜毛澤東和“聽毛主席的話”的馴服工具。從壹件小事就可看出來：“延安整風”前，批評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往往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下來就數他了；但“延安整風”後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史達林下面還有個毛澤東。

　　2．山呼“萬歲”

　　在封建專制時代，“萬歲”是皇帝的專稱。推翻專制王朝後，“萬歲”可用於對黨派與事業的歡呼，如“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毛早年崇拜陳獨秀時寫過“我祝陳君萬歲”，也有人對諂媚對象用過“萬歲”（如康生對王明）。

　　1943 年“延安整風”結束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壹個喊的。那時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延安地區六分之壹的幹部，包括大批高幹和文化人，彭真振臂壹呼“萬歲”，各機關學校自然群起仿效。從此，在中共領導的地方，“萬歲”壹詞就只能屬於毛澤東壹人了，情形與稱呼皇帝壹樣。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壹些地區也被“萬歲”了壹陣，但很快就糾正了。在個別地方還有地方領導人也偶然被喊了“萬歲”，壹旦發現，就被視為“事故”，當事人會受到批評和處分（調離）。李銳說：1950 年頒佈的“五壹節口號”，最後壹個“毛主席萬歲”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建國後仍然堅持這壹意見，這或許是毛特別痛恨他們的原因之壹。到了後來，在中國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壹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王震則是經常喊這壹口號。

　　有壹次，外國人到中國來喊“周恩來萬歲”，馬上被官方制止，周恩來嚇出壹身冷汗。因為，外國人不瞭解中國。西方的“萬歲”是個普通語，人人皆可用。

　　萬歲翻譯為英語就是：Long live，英語的意思就是長久的活著，沒有萬、千、百的等級制涵義。俄羅斯語的萬歲叫“烏拉”，就可喊普通人“烏拉”。中國的萬歲是個特定語，不能隨便用。

　　3．個人崇拜的高峰——毛澤東思想

　　1943 年“七壹”前後中共掀起了宣傳毛澤東的高潮。7 月 6 日發表的劉少奇文章，使用了“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這個提法。8 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王稼祥的文章，第壹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捉刀人其實是毛。毛到王家，叫王寫篇文章紀念中共成立 22 周年；“妳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心領神會，廢寢忘食地寫了這篇文章，中心是：“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好後交給毛審閱，毛打電話答覆：

　　“寫得很好，準備叫《解放日報》發表。”發表後成了中共人人必須“學習”的文章。

　　在每天的會上，壹個簡單公式被反復捶打進人們的腦子：只有跟著毛，才能無往而不勝。長征中最大的敗仗土城之戰，明明是毛指揮的，現在成了“違背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的結果。毛反對的平型關之役成了“貫徹毛主席“誘敵深入”等作戰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利”。1943 年 8 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時就說：“沒有比這三年來的事變再明白的了。過去壹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誌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底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 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壹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1943 年，延安出了本小冊子《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作者是早巳被國民黨槍斃的中共勞工領袖鄧中夏。1930 年原文完全沒有提到毛。可是現在的新版裡塞進去這麼壹句話：“1922 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

　　1944 年 5 月 21～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任弼時起草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這壹時期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教條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奠定了毛在全黨的最高領袖地位，並用毛澤東思想重寫了黨史。

　　延安整風後期，黨內奉給毛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多。什麼“偉大領袖”、“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 “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毛對所有這些極端的“封號”都是經過他壹再審閱和定稿的，從來沒聽說過他對此有什麼自謙的表示。由此可明白，“文革”中毛澤東對斯諾說喊“四個偉大”討嫌，並不象官方史學所渲染的是毛澤東的謙虛，而是毛要消除喊“四個偉大”的林彪的影響。

　　延安整風以前，中共並沒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壹致。

　　經過 3 年多的“整風”和開了近 1 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後；黨員的自我空間日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黨對毛的認同達到了空前統壹，在這種情況下才召開了“七大”。

　　“七大”會堂最醒目之處，是主席臺上方的壹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會由毛直接操持，會議的任務只是把毛的地位和思想確定下來。

　　因此，會議的發言內容（都是事先寫好並經過審定的）主要就是對毛的歌頌，此外則是許多人的檢討。這些歌頌和檢討大部分有極大的誇張和作假，不少說法已超出尊敬愛戴的範圍，明顯地是宣揚個人崇拜或帶有阿諛奉承之意。而毛澤東對這些卻欣然接受，讓大家把壹切好事都掛在他的帳上。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中許多地方說的都是過頭話，如“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長期性”，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論和實踐。張聞天提到毛澤東時說：“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這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是根本講不通的。

　　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提出，毛是“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這是中共自封的說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之外從來就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承認過這壹點。

　　周恩來的發言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誌的英明領導。……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 3 個歷史時期……。”此話完全違背了史實，因為在周恩來講的這 3 個時期裡，多數時間毛澤東並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

　　朱德也在會上說：“我黨和中國人民在壹起，得到毛澤東同誌這個偉大舵手的指揮，終究越過了各種艱難險阻而前進了”；“24 年的歷史證明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這都是明顯的誇大之詞。

　　彭德懷在“七大”發言中也用了不少個人崇拜的語言。他說：“從黨的全部歷史證明，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

　　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許多說明，下了不少定義。對活人冠以“主義”或“思想”之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不曾有過，是中共開了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在世時堅決反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壹名稱。正象威廉.李蔔克內西所說：“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

　　馬克思在回答壹位德國黨員的問題時也曾明確表示：“我始終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對各國所發來的頌揚，我覺得煩惱，絕不回答，縱有回答，也許只是斥責。”同樣，列寧在世時也未自稱“列寧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稱為“布林什維主義”。毛澤東就說過：“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後別人提的。”

　　史達林是國際共運中大搞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但他並不提“史達林主義”或“史達林思想”，而是以列寧的學生自居。他說過：“至於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壹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朝鮮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點思想遺產和聲望的，但也沒有提“金日成主義”或思想，而是發明了壹個“主體思想”。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大搞個人崇拜，都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義或思想連在壹起。

　　除中國外，大概只有越南提“胡誌明思想”，但那是在胡誌明逝世之後。根據胡誌明的為人，在世時他是不會允許人們有此稱謂的。“延安整風”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顯然是背離國際共運傳統、又超越國際共運陣營各國接受水準的空前之舉，結果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壹”；但這是極其空洞的。唯壹的解釋是：毛澤東的壹切思想都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統壹；那意謂著：毛澤東的所言所行，都代表了這種“統壹”；凡違反毛澤東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與毛澤東不同的，便是犯了錯誤。這個標準不但用以概述過去，而且用以拘索未來。如此，這規定實際上是授與毛澤東個人以“永不錯誤”的特權，給了他以“絕對真理”的榮光，以此樹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無上的個人崇拜。

　　除了會上這些頌揚崇拜的言詞外，“七大”前後還刮起了壹陣向毛澤東敬獻錦旗之風，這些錦旗把中央大禮堂掛得密密麻麻。

　　七大是壹次檢討的大會、頌揚的大會、推行個人崇拜的大會和為後來開類似會議立下範式的大會。會上既沒有也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或爭論，各種報告和所有發言都是早準備好並經過統壹審查的，會前就已發到與會者手中，開會時只是臺上念、臺下看。

　　聯共“第十七大”於 1934 年 1 月舉行，也是壹個歌頌的大會，許多人檢討的大會，大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史達林走向權力頂峰的大會。它之所以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主要是因為史達林已戰勝了所有的黨內反對派，完全定於壹尊，而且這時蘇聯也宣佈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壹些建設上的成就。這次大會的基調是慶祝勝利，大力歌頌史達林，再就是讓壹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作檢討。這次會上對史達林的贊詞和“封號”就傾盆而來，什麼“偉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鋼鐵般的”，不壹而足。這些讚譽不僅來自史達林的擁護者，也來自他以前的反對者。

　　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與舊黨章的壹個重要區別是，增加了壹個說明黨的定義、作用和地位的“導言”；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與過去黨章顯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壹個很長的“總綱”。這種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赤禍滔天

　　為顛覆中華民國而賣國

　　美軍攻佔沖繩島，雖然消滅了十多萬日軍，卻犧牲了數萬美軍士兵的生命！

　　這把美國人嚇懵了，照這樣推算下來，攻佔全部日本列島，至少要消耗美軍壹百萬以上的生命。美國總統和軍方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只好積極謀求減少士兵犧牲的方法。於是他們就主動與史達林進行了緊急磋商，要求蘇俄儘快廢除與日本的《互不侵犯條約》，儘快出兵協助美軍對日本列島的攻佔。於是，史達林向美國人開出了他的價碼——美國必須承認歷史上被沙俄非法侵佔的中國北部領土的“合法性”，方能助戰雲雲。1945 年 2 月的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與羅斯福、邱吉爾達成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會議中國未參加，關於蒙古、庫葉群島前途維持不變，及維持當時的未獨立狀態，會議決定，該會議的所有結果都須由中國同意，美國會後立刻把結果秘密通知中國。重慶政府立即聲明：拒絕承認雅爾達會議結果，拒絕蘇聯出兵東三省。因為蘇軍出兵東三省將影響中國收回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此時的日軍已秘密和重慶政府談判，向中國投降，而中共把秘密情報報告蘇聯，協助蘇聯佔領中國東北。

　　《雅爾達密約》之後，等於把美軍在太平洋血戰奪來的勝利果實的壹大半，白白奉送給了蘇俄；不但沒有減少美軍士兵的犧牲，反而在未來的日子裡，使美國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史達林拿到“雅爾達密約”的全部好處之後，卻在美軍血戰日本列島的全過程中，始終默不作聲，也不作任何反應。當 8 月 6 日廣島挨了原子彈後，8 月 8 日蘇聯急忙宣佈加入波茨坦公告，旋即於 9 日出兵。貌似強大的關東軍，因其主力早已調往南亞等其它戰場（例如：自 1945 年 1 月 6 日開始的美日在菲律賓的決戰，日軍山下奉文大將率領的 30 萬大軍，絕大多數是從東北調去的；至 9 月 2 日山下奉文投降才結束，被擊斃日軍達 59.2 萬，是日軍所有戰例中陣亡人數最多，所謂蘇軍 8 月 30 日殲滅東寧堡日軍為“二戰最後壹戰”並非歷史真實），乃至蘇軍進軍東北作戰時，傷亡還不如喝醉酒駕車傷亡大。日本 70 萬關東軍向蘇聯投降，史達林報日俄戰爭之仇，將 70 萬人活埋。並從中國進兵至朝鮮半島的三八線，並順便攻佔了日本北方的四個小島嶼……假如沒有雅爾達密約的簽訂，那麼就沒有蘇俄出兵佔領中國東三省，就沒有中共暴力篡奪中華民國的政權，也就沒有金家小朝廷；假如沒有中共政權和金家小朝廷的存在，那麼也就沒有韓戰的爆發，也就沒有嗣後的越戰的爆發……蘇軍在我東北大規模強姦中國婦女；東北城鄉婦女都遞了光頭，抹黑了臉，充當男人，蘇俄士兵仍不放過，挨個檢驗。連中共高官、曾協助賀龍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盧冬生將軍也被搶劫的蘇軍士兵殺死，中共稱他“因公殉職”。蘇聯還到處建立“解放碑”、“勝利碑”。長春最好的壹條大街命名為“史達林大街”。

　　蘇聯再次佔領我旅順軍港並非法侵吞我中東鐵路，把中國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壹掃光，拆工廠、拆鐵路、拆機器、搶市民的錢包和手錶，搶走的機器設備共價值 9 億多美元。毛 1949 年底到蘇聯求來 3 億美元貸款，還不到蘇軍在東北搶掠去的 30%。鞍鋼的設備，都拆掉運蘇聯了！1949 年夏，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呈送給史達林的報告中竟然寫著：“關於蘇聯從東北運走機器設備的問題，我們說：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勝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以此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劉少奇奴顏婢膝將東北財富拱手送給俄國主子與慈禧太後的“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如出壹轍，唯壹的差別只是：慈禧太後的“友邦”包括有西方列強；而中共惟有蘇聯壹家。

　　後來蘇把淘汰下來的火車頭外表噴壹層漆，甚至把 19 世紀已不能用的火車頭用別的火車頭牽引著送到中國，僅 2 千個火車頭就賺走了中共國幾十個億人民幣。東北人有壹個說法：日本人將東北變成工業基地，蘇聯人將東北變回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1945 年 8 月 10 日夜至 8 月 11 日下午的 18 小時內，毛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

　　正是在毛的命令下，8 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中共除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 3 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壹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 8 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 8 月 12 日自河北、山西壹帶急馳而來的 3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 月 11 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 3 千餘人。

　　從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到 10 月 5 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在重慶“談判”的40 天，中共軍隊壹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為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 1945 年 10 月壹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 17 次，津浦路被破壞 18 次，膠濟路被破壞 10次；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可見，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挑起了內戰。

　　毛澤東在在重慶談判前後，命令共軍從各解放區抽調 10 余萬主力部隊從海陸兩路急赴東北。9 月初，第壹批共軍已到達東北第壹大城瀋陽以及本溪；至 11月，已有 11 萬人抵達東北。國民黨也有幾十萬精銳部隊，實力上要遠遠超過中共，在當時的條件下，消滅中共非常容易，為什麼沒有消滅呢？這裡有壹個障礙就是前蘇聯軍隊。

　　蘇聯紅軍禁止國民黨軍隊在大連登陸。1945 年 10 月 28 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不允許中國軍隊在大連、葫蘆島、安東等港口登陸，“允諾”

　　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杜聿明於11月7日率領壹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因此再度遷延時日，難以儘快佔據戰略要點，形成鉗形攻勢。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 13 和第 52 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共軍的阻擊。石覺的 13軍全部美式裝備、戰鬥力強大，逼迫林彪部隊壹路後退，很快攻佔錦州；次年三月佔領瀋陽，隨後四面開花，佔領撫順、鐵嶺、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市。

　　共軍則佔領北部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這樣，形成南北對峙態勢。

　　1946 年 4 月林彪已擁有 30 萬人，並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結 10 萬軍隊死守。

　　國軍參戰的 7 個軍，5 個是全副美式機械化裝備，其中孫立人的新壹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則是國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精銳。此時，國軍在東北共 28 萬。雙方大戰從 1846 年 4 月 18 日打到 5 月 18 日。國軍在本溪和四平兩地發動強大攻勢，空軍猛烈轟炸，首先力克本溪，10 萬林彪守軍大敗潰逃。國軍揮師北上，援戰四平，然後兵分三路，以空中優勢發起立體攻勢，四平 10 萬林彪守軍又潰敗。5月 19 日佔領四平。國軍估計此役林彪軍隊傷亡 4 萬人。

　　前來四平督戰的白崇禧將軍當機立斷，命令杜聿明乘勝追擊，壹舉拿下長春；然後兵分三路，向北挺進。孫立人將軍指揮的新壹軍鋒芒所向如秋風掃落葉，至5 月 30 日，已越松花江，直逼離哈爾濱不到壹百裏的雙城。林彪做好了思想準備，壹旦哈爾濱失守，就到遼南的山區打遊擊。6 月 1 日，他給毛的電報說“準備放棄哈爾濱。”第二天，東北局也給毛同樣無可奈何的電報：“我們準備放棄哈爾濱”，“我已告辰兄準備退出”（“辰兄”即蘇軍）。毛這時兩次懇求史達林出兵幹涉，來個“聯合行動”，或把中國置於蘇聯的軍事“保護”下。史達林婉言拒絕，怕出兵引起國際反應。但他允許中共軍隊退入蘇聯境內。6 月 3 日，毛萬不得已，電告東北局和林彪：“同意妳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遊擊戰方針”，而且是“作長期打算”。這意味著：10 個月來，共產黨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徹底失敗。

　　四平大勝、長春攻克，蘇俄冷臉變春風，向國民政府頻示友好。5 月 6 日，史達林邀請蔣介石訪蘇；長春攻克，又向國民政府表示不會支援中共。整個局面對國民政府十分有利。

　　白崇禧在 5 月 30 日隨蔣介石飛抵長春，建議壹舉拿下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裏等重要城市；然後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殘餘；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此時，馬歇爾威脅說，如果蔣介石繼續追擊，美國就不再幫他運軍隊去東北了。5 月 31 日，馬歇爾甚至寫信給蔣，稱這事關係到他本人的榮譽：“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軍停止推進、打擊、或追趕[中共]”。措辭如此強硬嚴厲，患得患失的蔣介石不得不屈服，於 6 月 6 日（實際於 6 月 2 日已發出命令）正式向東北部隊發出停戰令，要求“停止攻擊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壹機會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孫立人新壹軍氣勢如虹，得到停戰令，大為吃驚，力爭不果，只得勒馬城下，口中獵物，就此放棄。此後，國軍再未跨過松花江。毛共因此絕處逢生。

　　6 月 21 日，蔣氏應周恩來請求，竟再次宣佈停戰令延長 8 日，至 6 月 30 日。

　　共產黨在戰場上佔便宜時，絕不談判；壹敗塗地時，則乞靈於談判桌。在東北的中共官兵，從林彪到老將，都說蔣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進是大大的失算。蔣介石只要窮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蘇聯邊境建立強大鞏固的北滿根據地，切斷中共與蘇聯的鐵路運輸線，使蘇聯重型武器不可能運進來裝備中共。此時，馬歇爾又再施加壓力，要蔣把停火期延長 4 個月，甚至把整個北滿讓給中共。蔣介石被馬歇爾逼得焦頭爛額時，又接到杜魯門總統的嚴厲警告。七月中旬，兩名反蔣知識份子聞壹多、李公樸在國民黨地區被槍殺。美國民意測驗立刻顯示，只有13%的人贊成繼續援蔣，50%的人要求“不介入”。8 月 10 日，杜魯門寫信給蔣介石，聲色俱厲地提到這兩樁暗殺，說美國人民對這樣的事“深惡痛絕”，威脅說如果和談沒有進展，他只好“重新考慮”美國對蔣政權的態度。在這樣的壓力下，蔣介石在東北的停火繼續了下去。陳立夫不贊成蔣的做法，要蔣“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沒用。”國軍壹舉獲勝的良機壹去不返。蔣氏後來在《蘇俄在中國》壹書中檢討說：“從此東北國軍，士氣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壹關鍵。……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總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如果沒有馬歇爾的“調停”，當年中共在東北必敗無疑；得不到東北，中共割據政權就處於國民政府力量的重重包圍和夾擊之中，很難長期生存，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只有重新鑽山當土匪、或者到莫斯科做寓公的命。馬歇爾的“調停”，在最危機的關頭挽救了中共，林彪因蔣停戰而獲得喘息，迅速重整軍隊，至 1946年底其軍隊達 36 萬。陳誠下令解散東北 30 萬偽軍，後來這支大軍被林彪收去，林彪在北滿建立了橫壹千公裏、縱五百公裏，面積比德國還大的根據地。毛把這塊地盤比作舒適的“沙發”，背靠蘇聯，兩臂有北朝鮮、外蒙作依託。國軍被封閉在幾個城市裡，蘇軍偽裝成共軍來消滅國軍，然後轉給中共 57 個戰略據點。

　　共軍接收 80 萬關東軍的全部裝備，其中步槍 70 萬支，機槍 1.2～1.4 萬挺，各種炮約 4 千門，坦克 600 輛，汽車 2 千多輛，飛機 8 百餘架，炮艇若幹，彈藥庫679 座；接受了 1/3 美二戰時曾援助蘇聯的 103 億噸軍用物資；45～47 年初，蘇軍還提供步槍 30 多萬支；48 前後，蘇俄還提供過了蘇制和捷克制的武裝；中共靠蘇援槍械組建了 210 個步兵師。

　　老蔣打內戰的軍火完全是抗戰時老美送來的：美國通過美援，為國民黨壹共才武裝了 45 個步兵師。蔣在 1944 年攆走美軍隊頭面人物史迪威後，就和美國有關大員結下了梁子，再加上美國國務院壹幫蘇聯特務暗中使壞，美軍在 1945 年10 月在昆明焚毀大量本來屬於國軍的軍用物資(包括坦克重炮和炮彈)，1946 年7 月全面斷絕對華軍事援助，直到 1948 年 5 月美國國會嚴厲追究杜魯門政府的親共傾向，杜魯門才勉強同意給國民政府 5 千萬美元軍事援助，第壹批軍火在1948 年 11 月運抵天津塘沽，但這壹切都已太晚了。

　　掌握擁有國民黨最精銳部隊的西北地方的剿總胡宗南，他的貼身機要秘書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直接受周恩來指揮，胡宗南部隊行動在其屬下軍長級將官還不知情況下，熊已把情報送到延安。1947 年 3 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其計畫中共早已知道，所以胡撲了空。華中剿總白崇禧的貼身副官謝長庚也是中共地下黨，白的軍隊行動中共早已知道。

　　1948 年 5 月至 10 月，中共進攻長春，採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當時的長春有人口 60 萬，國民黨部隊 5 萬多，為了更長久地固守，當局下令放民出城；而共軍卻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不過有壹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壹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共軍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進了 7 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饑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準隨意搬動，由市府統壹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麯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饑。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沖，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準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壹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壹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壹命。另外則是共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壹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壹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壹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壹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壹字壹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壹團參謀長。他說：“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妳去看看。進去壹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長春圍困前有居民約 60 萬，經過五個月的無情圍困，至中共“解放”該城時，城中只剩下了 17 萬人，減去逃走的，餓死了 30 多萬人，實堪和“南京大屠殺”媲美了！就連當時壹些被迫執行圍城命令的士兵都問：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

　　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裡說餓死了 15 萬；因這壹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裡披露太多的實情，所以他所說的 15 萬是縮小了的數字。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 20-30 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為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較好，報導比較客觀，日本人所說的數值是比較準的。

　　1948 年 7 月至次年 4 月，60 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 7 次總攻擊。太原國民黨守軍 15 萬餘人全部犧牲，但共軍亦損失 35 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共軍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 500 人。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事件，該事件震驚中外。

　　鄧小平的格殺勿論。1947 年 10 月 13 日，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山區尚立足未穩，在劉鄧司令部所在的鄂東黃崗總路嘴發生了壹起“搶劫案”。直屬警衛團三連副連長趙桂良用步槍挑著壹卷花布和壹捆粉條，掖下夾著壹卷白紙和幾枝毛筆，走出店主已經逃逸的店鋪，正好被鄧小平看見。事後查明，趙桂良是壹個戰功卓著、愛兵如子、捨身保護首長、自己屢次受傷的好幹部。他拿這些東西，都不是為了自己：花布是為了給連裡的小戰士做棉衣的；粉條是給劉伯承補養身體的，因為他聽說劉司令員最愛吃粉條；白紙和毛筆是給連隊出壁報用的……壹個連隊幹部在無主的店鋪中拿了壹些並不很值錢的東西，應該算不上什麼大事。但鄧小平卻勃然大怒，厲聲吼叫，“什麼，這叫拿？這叫搶！我們事先已打過招呼，有過規定，搶劫民財要槍斃！如果令出不行，說了不算，再發展下去，我們還叫什麼人民軍隊，怎麼能在大別山站住腳！”不但政委鄧小平堅決要槍斃趙桂良，劉伯承司令員、李達參謀長、張際春副政委，都眾口壹詞地要格殺勿論。鄧小平對保衛科長張之軒說：“妳通知部隊，下午就召開公判大會。另外，要派壹些同誌上山，動員群眾下山參加。”

　　張之軒壯著膽子為趙桂良說情；連隊的小戰士痛哭流涕地要求自己代替副連長死；回到山下的店鋪老闆哭喊著要首長刀下留人；農民老大娘跪在地上代趙桂良求饒；公判大會臺下的鄉親也齊聲附和。面對如此響亮的民意呼聲，趙桂良還是不能免去壹死。他所得到的唯壹優待就是：部隊將通知他老家太行山區左權縣年近 70 的老母，他是戰死在疆場的。

　　林肯的刀下留人。1863 年，美國南北戰爭打得難分難解。美國總統林肯正在白宮辦公室裡處理堆積如山的檔。門被輕輕推開，壹個十五歲的小女孩惶恐不安地站在門口。林肯詫異地問她有什麼事情。小女孩激動地說：“我的哥哥班尼就要被槍斃了。請總統先生救救他。他只是在站崗的時候打了壹下瞌睡。”林肯回答：“哨兵的職責非常重要。稍壹疏忽就可能導致成千上萬的士兵死於非命啊！”小女孩急得語無倫次，拿出了哥哥寫給爸爸的絕命書。林肯接過了那封疊得滿是皺紋的信，認真閱讀起來。

　　“爸爸，妳讀到這封信時，我可能以已經死去。我因為耽誤了重大任務，被判處死刑。因為違犯了軍紀，所以我沒有絲毫怨恨，不過，在父親面前，我得把情形說清楚。那個吉美很可憐。他才十六歲，比我還小兩歲。當我們壹起來當兵的時候，他媽媽曾經託付我，要我多多照顧他。這次他害了病，我看他的樣子實在受不住，便把他的背囊和槍支接了過來，替他背著。這樣我們在行軍中才沒有掉隊。那天晚上，輪到吉美站崗。他正在生病，怎麼能站崗呢？我自己背著兩個人的背包、槍支和彈藥，經過二十五公裏的急行軍，到傍晚到達陣地時，累得像棉花壹樣，差壹點就要倒下！可是，我還是代替吉美去站崗了。“看到這裡，林肯總統全明白了。他忍住眼淚，繼續讀下去。他讀到班尼想盡辦法不讓自己睡著，但還是無法站勝疲勞。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隊長，因為軍法如山，隊長也救不了他。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吉美，因為吉美還是壹個孩子，又正在生病。吉美向團長請求，願意代他死。吉美還說：“如果班尼真被槍斃了，我也不會活下去。”在信的結尾，班尼這麼寫道：“我決不害怕死！

　　但是我卻不願意吉美就這樣毫無意義的死去。我們兩人最好都能夠在戰場上英勇的戰死。現在，我只對這壹點感到遺憾。”

　　熱淚從林肯總統眼裡嘩嘩地流出來，他卻顧不上把它擦掉。他把滿是皺紋的信放回信封，默不作聲地提筆寫了幾行字，交給身邊的辦事員：“請立即用特快電報發出去。”他又轉向那個素昧平生的小姑娘：“放心好了，妳的哥哥不會死的。班尼是真正的勇士。這樣可愛的孩子，總統怎能不救他。美國就要靠這些人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命運啊！”

　　誰也無法否認，站崗時睡著比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壹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在性質上嚴重多了。它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是怎麼估量也不過分的。然而，林肯總統卻在沒有受到任何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僅僅憑著自己的良心就赦免了這個“真正的勇士”，並且在把他由壹等兵提升為班長。鄧小平壹夥在受到了強大的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卻仍然壹意孤行，槍殺了壹個出於好心而犯了小錯的忠心耿耿的“革命”戰士。多麼強烈的對比啊！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林肯能夠明確的界定無意過失和蓄意犯罪的差別。在壹個忠勇的戰士的無意過失並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後果的情況下，他不但願意原諒他，而且從內心深處由衷地敬仰他。鄧小平卻是把鬥爭哲學奉為圭臬的共產黨人。他們只知道目的，不考慮動機。凡是有害於其最終目的的人和事，無論其動機是多麼無私、多麼高尚，都在他們的剪除之列。

　　其次，林肯對自己解放黑奴、統壹祖國的事業具有必勝的信念。他相信對個別例外事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處理不會影響正義事業的整體進程。而鄧小平壹夥卻對自己所從事的勾當始終充滿了危機感。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抗日戰爭中躲在敵後不打鬼子，在抗戰勝利後卻發動內戰奪取政權是不得民心的。他們只好以死板、僵硬地態度來執行他們爭取民心的壹切方針政策，唯恐稍有差池就會喪失人民的擁護。

　　第三，林肯深信自己的政府是人民擁護的合法政府。他有魄力行使他認為正確的行政權力，絲毫也不擔心偶然的失誤就會失去民心。鄧小平壹夥卻深知自己的權力是沒有基礎的。人民盼望的是在合法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和平安逸的生活。

　　他們的到來迫使人民躲進了山裡。他們抓住趙桂良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壹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這件小事，把人民從山上請下來，大張旗鼓地舉行公判大會，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對人民秋毫無犯的“人民軍隊”，以獲得在人民心目中的道義上的合法性，以“在大別山站住腳”！在本質上，這是壹種卑鄙的權術。

　　1948 年 8 月底，鄧小平在大別山地區指揮殺掉 2 千多名土匪俘虜。地點為大別山宋埠，背景為劉鄧大軍受毛澤東之命挺進中原，壹路經受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10 萬大軍只剩下 5 萬人之際。這兩千多名土匪俘虜便充當了鄧小平發洩情緒的替罪羊。

　　2008 年 7 月 11 日《多維時報》刊登了洪朝輝的文章《熊式輝〈海桑集〉的史學價值》說到：《海桑集》首次披露蘇聯軍隊介入國共內戰很深。…據林彪部隊的俘虜供稱，指揮中共炮兵射擊者，多為蘇聯人。這樣，蘇軍除了在新疆殺害了三千中國守軍及家屬外，還直接在東北參戰。《中國國內戰爭》說：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號召解放區人民展開對國民黨的鬥爭。它向蘇聯政府求助。我國政府盡壹切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支援，其第壹個步驟是將蘇聯軍隊 1945 年擊潰關東軍之後繳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移交給他們。後來又向中國（共產黨）方面轉交了壹部分蘇聯武器（據《解放軍報》，蘇聯軍援總值近 9 億美元，是國軍得到美國“有效軍援”2.5 億的三倍多）。在滿洲裏，蘇聯指揮人員協助創建了中國革命軍隊的主要基地。在這裡，依靠蘇聯軍隊的戰鬥經驗，在蘇聯顧問和教官們幫助下，中國領導人建立了壹支頑強的、能征善戰的軍隊，它能夠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作戰任務。這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946-1950 年，蘇聯軍人、蘇聯專家在中國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期間，共有 936 人犧牲或因傷病而死。其中包括：軍官 155 人，軍士 216 人，士兵 521 人，文職專家 44 人。

　　三大戰役是前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完成的戰爭，三大戰役之所以勝利的原因就是前蘇聯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軍被擊敗。或許有人會問，在內戰時並沒有穿蘇聯軍裝的蘇軍呀？

　　試問壹下，在朝鮮戰場妳見到有蘇聯軍隊嗎？可是他們也參戰了，穿的是中國的共軍服。這下就明白了，為什麼東北野戰軍所向披靡，為什麼後來的四野會被鎮壓，為什麼林彪是軍事天才，很遺憾，偉大的林彪僅僅是壹個傀儡而已。真實的東北野戰軍的領導是那位沒有公開的前蘇聯軍事將領。

　　A、遼沈戰役。潛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陳誠身邊的少將軍需署長汪維恒是中共秘密黨員。1948 年 5-6 月，汪維恒到河北、東北視察，回南京後，立即把河北、東北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交給了共黨。兩個月後遼沈戰役打響，消滅錦州的主力部隊實際上是蘇聯的精銳炮兵和裝甲部隊，甚至還有空軍，共軍僅僅是在戰後收拾國民黨殘餘軍隊和打掃戰場。長春，瀋陽，葫蘆島等戰役很不幸都是蘇聯的炮兵和精銳部隊指揮消滅的。

　　遼沈戰役的先鋒部隊依然按慣例是普通老百姓打頭陣，就是幾十歲的老人、婦女、兒童，這是中共的人民戰爭藝術。國府駐在東北的 47 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

　　1947 年東北人口高達近 5300 萬人，1949 年東北人口下降到只有 3400 多萬人。下降的原因是軍隊屠殺或人民逃亡，死了大約是兩千萬。所謂的東北剿匪，實際上是防止發生叛亂，在東北的鎮壓屠殺和迫害壹直到 1953 年才逐步停頓下來。

　　B、平津戰役。林彪的四野到東北時只有 10 萬人，離開東北時就有 120 萬軍隊；其中偽滿洲國的 40 萬偽軍和 10 萬蘇聯調教過的日軍都進入了四野。如果沒

　　有這 1 百多萬軍隊參戰，平津戰役共軍未必能勝。事實上，在平津戰役之前，共軍隊根本打不過傅作義，應當說老是吃傅作義的的虧。可是四野壹參戰，戰局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傅作義就支援不住了。國民黨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傅作義擁 25 萬精兵卻不戰而降，是由於他女兒傅冬菊、部下鄧寶珊向他下了說詞。傅冬菊是中共黨員，鄧寶珊 1921 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聯繫。

　　C、淮海戰役。國民黨中將何基灃是地下黨，總司令部參謀部郭汝槐中將也是地下黨，司令部調動部隊命令都由他向下發。在國軍聯勤總部任中將視察員的張權，原是中共特務。當淮海戰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他在沙文漢指揮下，以聯勤總部檢查團團長的名義飛往徐州、濟南、南京視察，不露聲色地竊取了國民黨參謀總部的作戰地圖。不久，這張燙著 “絕密”火漆印記的作戰地圖便掛到了共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作戰室裡。像這樣詳盡軍事設置情況，連他們高級軍官也沒幾個知道。再加上南京總司令部作戰副部長劉斐也是地下黨(中共為了影響，49 年後也未暴露其身份而混在民主人士中)。總司令部九個機要電話員七個是地下黨，並在此建立了黨支部。國軍部隊中低壹級司令部也混有中共特務。

　　蘇聯裝甲、炮兵、步兵、海軍部隊和被脅迫的百萬婦幼殘弱成為戰爭的主旋律，國民黨軍隊在蘇聯軍隊的打擊下潰敗。淮海戰役，國軍又被消滅 60 萬，比南京大屠殺更殘忍。

　　1948 年底，國民黨丟失北半中國已成定局，這時候美國如果全力支援國民黨，派出艦隊協防長江、派地面部隊阻斷共軍繼續南犯，毛將不敢、也沒有能力“解放全中國”，史達林因為不願中共強大，支援中國“劃江而治”，蘇聯決不會同美國發生衝突，但是在這個緊急關頭，美國卻全面終止對華援助、完全拋棄了國民黨，甚至頻頻向中共搖橄欖枝。

　　阻擋“解放軍”渡江最重要的軍事設施江陰炮臺未放壹炮，相反轉頭向國民黨軍隊開了炮，因為作戰前中共特務已滲入。作戰時中共已接收了炮臺。

　　但混在國民黨軍隊中中共特務，作戰時為“解放軍”俘獲，而不少因為無法證明他是地下黨而被槍決了。這樣戰爭勝利的功勞就屬毛澤東的“英勇的”作戰部隊了。這些地上黨員，他們中大部分成了“革命成功”的犧牲品，而他們的家屬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廈門海外 1 萬米處有壹個島，叫金門，朱熹曾經在那裡講學。1949 年 10 月24 日打金門古寧頭戰役，結果竟是 2 萬登島部隊全軍覆滅。古寧頭戰役抓了 4000多人送來臺灣，“教育”壹段時間後通通送回，壹個也沒殺。可是他們回去後，被老毛殺得差不多了。

　　徐焰 1992 年在《第壹次較量》中列舉了國共兩軍的彈藥消耗數量：共軍在3 年的內戰中總共消耗各種彈藥約 7 萬噸，國軍略少；特別是三大戰役，共軍消耗彈藥達到 2 萬餘噸，這時國黨軍消耗彈藥明顯不如共軍；蔣軍的裝備只相當於30 年代的美軍，步兵武器除 M3 衝鋒槍和 M1 卡賓槍外基本都是美軍 30 年代中期的制式裝備，輕機槍基本都是 ZB26 系列，勃郎寧自動步槍非常少，至於火炮就更別提了；和日軍的 4 單位制師團對比都有差距。

　　1949 年 2 月周恩來向米高揚明確提出，要求蘇俄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產炸彈的錯弟爾、鋼材、汽油、近三千輛汽車以及其它生產武器的必要設備，並派壹些專家和顧問，幫助中共培訓軍隊，建立軍校和組織包括武器工業在內的後勤工作。當米高揚表示蘇聯要從大連撤軍時，毛澤東表示 “中國是共產黨人的，蘇聯也是共產黨人的，這並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許把蘇聯在旅順的軍事基地暫時保留下來”。

　　從 1947 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蘇朝聖。在 1948 年 6 月鐵托反目之後，史達林開始懷疑毛會是“東方的鐵托”。但毛卻是癡情壹片，決心投靠史達林的。他要求參加共黨情報局，史達林不準。1948 年 9 月 28 日，毛澤東致電莫斯科，“務必就壹系列問題當面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闆親自彙報。（為得到）指示，我打算據上壹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

　　毛澤東毫不掩飾地將史達林稱為“大老闆”，而自己心甘情願地充當壹個“小夥計”，這是壹個狂妄的獨裁者向另壹個更強大更狂妄的獨裁者的獻媚。於是，史達林派遣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米高揚在給史達林的報告中說：“毛總是說，他們，中共委員會等著我黨中央委員會給予指示。我回答他說，我黨中央委員會不能幹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不能給予任何指示，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毛依然堅持，聲稱他還是等待我黨中央的指示，因為他們的經驗還很少，他還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的地位與作用，說他不過是史達林的學生，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並未做什麼新的貢獻等等。”壹方是故作矜持，壹方是死心塌地。毛澤東對“兒皇帝”身份的嚮往，比起那個向遼國稱臣的後晉皇帝石敬塘來，簡直就是壹模壹樣的。

　　毛澤東最有求於史達林的是幫助他建立壹流的軍事工業體系，使中國成為全球軍事大國，為他擴張勢力範圍作後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對米高揚壹再表示對史達林的忠誠；貓在聯絡員科瓦廖夫面前“跳起來，高舉雙手，連呼三聲：

　　“史達林萬歲！”

　　毛還採取了壹個所有東歐共產黨國家都未採取，連史達林本人也沒有指望的極端行動：同西方不建立外交關係。毛告訴科瓦廖夫：“我們巴不得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都從中國壹去不復返。”為讓史達林放心，1949 年 6 月 30 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宣佈要“壹邊倒”；這個“人民民主專政”正是史達林提出並要求各國共產黨予以執行的。

　　1949 年 6 月 28～8 月 14 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與蘇聯商談有關成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問題。7 月 4日在克裏姆林宮，劉少奇呈送給史達林的請示報告中解釋了“壹邊倒”的含義：

　　“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7 月 11 日，史達林在克裏姆林宮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室，以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會見劉少奇。參加會見的蘇方人員，除史達林外，還有在莫斯科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蘇聯國防部第壹副部長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劉少奇外，還有高崗、王稼祥、師哲。史達林稱讚劉少奇遞交的報告寫得“清晰、明瞭”。史達林接受不了中共的提法，他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兩個黨必須對它們的人民負責，在壹些問題上進行協商，相互幫助，並在出現困難時緊密團結，這才是正確的”。翌日，劉將此答覆報告毛。14 日毛回電：“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壹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壹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佈。因此，請妳們和史達林及馬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妳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不僅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曲節向壹個外國表示臣服的。

　　1949 年 7 月 18 日劉少奇致電毛，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妳們不要急於要求各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以便加以觀察，瞭解情況，看他們表現如何。妳們有很好的法寶，就是帝國主義要和妳們做買賣。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了。

　　我想列強很快就會要承認妳們的，妳們可以先和他們做好買賣，再談承認問題。”

　　史達林是不想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毛也心領神會，立即執行了史達林的命令。

　　8 月 14 日起壹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8 月 18 日毛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斷交，基本上是壹個與世隔絕的國家。1949 年後的中國又開始像 1840 前的中國壹樣自大。名義上叫新中國，其實就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翻版和複製而也。

　　毛澤東並不是壹個軍事天才，他唯壹的才能就是在中共內部的鬥爭中擊敗異己，並被史達林扶持成為前蘇聯在中國的代言人。毛澤東是蘇聯的兒皇帝，奉蘇聯的年號，把“民國三十八年”改成“1949 年”，宣佈成立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蘇聯的衛星國。

　　共產黨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又選擇了皇帝的內院中南海作政府所在地，並把象徵皇權專制的天安門搬上了國徽，這是其獨裁本質的流露。國旗為五星紅旗：

　　那顆高高在上的大星（黨星）告示人們，這個暴力集團是淩駕於壹切之上的。五星紅旗鋪天蓋地滿面紅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格殺勿論。這面國旗表現了中共的壹黨獨尊、壹黨獨大、壹黨專政，絲毫沒有表現平等自由的普世價值，也沒

　　有表現人民最大的民主思想。它把自己放在國旗上，淩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真是無恥之極！五星紅旗表現的是黨大民小、人輕官重。五星紅旗展現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農民造反心態和帝王意識。這面旗只代表共黨，不代表中國人民。五星紅旗是壹個謬誤，高舉著它就必然走入壹個荒謬的時代－－毛澤東時代。

　　四顆小星（奴星——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環繞著，給人的印象是：卑躬屈膝、俯首稱臣。“四小星”代表四個不平等的階級，有悖於公民的政治權利壹律平等的原理。毛澤東的階級理論，強調工人階級為主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利用小資產階級，鬥爭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把壹國公民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共產黨壹直在教育中國人民，它是中國人民的優秀代表，人民是在它的下面。在西方國家，壹個政黨只表示有那麼壹群人有著相同的理念，組成壹個組織。根本不存在哪個組織比另壹個組織優秀的問題。美國哪個政黨敢說，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優秀團體？說明中共壹直在歧視廣大的中國人民；同時，它也在選舉方面歧視中國人民，它壹直試圖教育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素質低下，不可能進行民主選舉，只有共產黨才能搞黨內裝模作樣的選舉。

　　1949 年中共建國時，牆上掛馬、恩、列、斯的像掛得高高的；而毛的像則掛得很低，以示低人壹等，全國各地高掛的史達林像比毛像還大。

　　與西方割斷關係是毛澤東給史達林準備的見面禮。壹上臺，毛就急於去見大老闆。1949 年 10 月底，周恩來上門告訴蘇聯大使，毛希望在史達林 12 月 21 日七十大壽時，到莫斯科去給史達林祝壽。史達林點了頭。史達林宣稱他是全蘇人民“偉大的父親”，郭沫若讚美史達林是中國人的父親。1949 年他為史達林 70壽辰做詩壹首：

　　史達林元帥 我向妳高呼萬歲

　　我向妳高呼萬歲

　　我向妳高呼萬歲

　　史達林元帥，

　　妳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妳的 70 壽辰，

　　我向妳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妳面前只是夢囈

　　妳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妳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原子彈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兒戲，

　　不朽的馬克思和妳同在，

　　妳和馬克思壹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妳同在，

　　妳和恩格斯壹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妳同在，

　　妳和列寧壹樣永遠地不朽了！

　　毛 12 月 6 日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壹生中第壹次出國旅行。 首次見面是毛到莫斯科的當天。毛向史達林再次重申他“壹邊倒”的政策，說：“好幾個國家，特別是英國，都在積極地爭取想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不急於建交。”

　　在和史達林會談時，毛請求主子出兵，化裝成中共軍隊，參與“解放臺灣”，並對蘇聯空軍參與“解放”西藏之役表示感謝。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簽下了賣國條約。蘇聯的 3 億美元貸款都用於中國的軍事。史達林給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這些都隱藏在秘密附加協定和合同裡。東北（的中東鐵路和旅順港讓給蘇聯）和新疆的工商活動只許蘇聯參與。當時中國可開採的礦產集中在這兩個地區，毛實際上是把中國主要礦產開採權都讓給了蘇聯。毛自己把這兩個地區叫做“殖民地”。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NikitaKhrushchev)承認這些協定對中國不公正，主動廢除了它們。

　　在史達林的堅持下，中國不僅對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付以極優厚的報酬，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極優裕的生活條件，還付錢給這些人在蘇聯的工作單位，作為對它們“損失”的賠償。這些人還享有“治外法權”，如果犯了罪壹律由蘇方處理。長期以來，中共指責“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的最重要壹點，就是“治外法權”。

　　毛如今偷偷把它請了回來。

　　1945 年與 1950 年中國與蘇聯兩次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兩個條約不同點主要有：

　　關於外蒙古：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蘇聯必須在 1950 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 25 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 1950 年 10 月 10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於保護領土完整，不用於反對蘇聯，在同壹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100 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 1911 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於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有關符拉迪沃斯托克與江北六十四屯等：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殖民地大連主權。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 50 年以內撤走蘇聯駐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武裝力量。中國政府將在 1995 年恢復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權，對蘇聯免稅。雙方同意就符拉迪沃斯托克問題繼續進行談判。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

　　清政府割讓給沙俄的外興安嶺到庫頁島的 100 萬平方公裏和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島，國民政府都壹直未予承認。宋子文由於沒收回庫頁群島而拒絕簽字，由外長王世傑簽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符拉迪沃斯托克（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地區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1949 年新疆國民黨當局通電宣佈起義。毛澤東請求史達林用飛機空運中共軍隊。蘇聯運輸機自 1949 年 11 月 4 日開始空運，共運 1033 架次，官兵 12446人，武器裝備 125734 噸。加上從 10 月開始車運的部隊，在年底前，解放軍的主力部隊已進抵新疆各主要城市。

　　1950 年 3 月 13 日，蘇軍由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這支防空部隊共有戰機 120 架、雷達12 部、探照燈 72 部。

　　1950 年 6 月 19 日，解放軍第壹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後進駐徐州、上海機場，並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進行換裝帶飛訓練。10月巴季茨基部隊奉調回國，其武器裝備作價移交中國，共 119 架。蘇聯空軍第二批部隊別洛夫師在 1950 年 8 月進駐中國東北擔任防空任務，後採用同樣辦法，將這支部隊的裝備作價移交給中國空軍，總共 138 架飛機。同年 10 到 12 月，又有 13 個蘇聯航空兵師分別到達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等地區，協助擔負上述地區的防空任務，並負責訓練中國空軍部隊。這些蘇聯空軍部隊直到 1951 年 7月才開始陸續回國，中國空軍當時有償接收了其中 12 個師的裝備。

　　1952 年 3 月 28 日，毛竟然致電史達林，請求“蘇軍留在旅順口地區，並在1952 年底不撤出旅順口。”同年 8 月，毛根據史達林指示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商談這壹賣國計畫。9 月 15 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中方請求蘇方同意“延長中蘇關於旅順口協定第二款中規定的蘇軍撤出旅順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國旅順口海軍軍事基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以及蘇聯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使得本來能在該年年底收回的旅順港，無限期淪為蘇聯的軍事基地。1953 年聯大通過決議，遣責俄國強佔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壹身聲不吭。中共領導人是漢奸、賣國賊。

　　毛澤東完全服從蘇聯的壹切指示，從外交到內政、從軍事到民生、從機構設置到等級制度，無不以史達林馬首是瞻，甚至連出版自己的選集，也要請史達林派專家來指導，建政後更實行 “壹邊倒”政策。毛又通過密約，私自授予蘇聯專家治外法權，使之成為超越於中國法律之上的高等種族。中國在蘇聯顧問的全面指導下很快建立了與蘇聯完全壹樣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金融、工業、農業等等體系，成了蘇聯的翻版。

　　1953 年，共產黨實行第壹個“五年計劃”。這個計畫，從內容到名稱都是蘇聯模式。共黨的計畫就是剝奪人民的壹切：土地、房屋、財產、自由和人格獨立。共產黨充當了全國的總奴隸主。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沒有，壹切歸黨所有。

　　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人民除了能勉強維持生命便壹無所有。維持性命的最低生活資料，是通過定量配給的票證取得的。是不是中國生產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中國人呢？？不是。物資是有的，但不給中國人，都被毛敬塘進貢給蘇聯“老大哥”了。

　　1956 年底,共產黨基本實現了全國工業奴隸化和農業奴隸化。

　　共產中國成了蘇聯的僕從國，成了蘇聯的大後方，物資、人力，源源不斷輸入蘇聯──這就是共產黨建國後實行票證制度定量配給的原因之壹（另壹個原因是共產黨政權本來就是窮兇極惡剝奪人民的壞種）。可以說，沒有共產中國這個殖民地，就沒有蘇聯的超級大國。

　　在內政上，親蘇、崇蘇、恐蘇成了國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號召響徹雲天，“反蘇”成了劃“右派”的壹條主要標準。毛在中央會議上宣佈：凡與蘇聯專家發生爭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他廢棄了民族的自尊，把國人貶作三等國民，竟然厚著臉皮自稱是“第三世界”，好壹個“來自延安的無賴作風”！

　　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為了支援越共打美國，擅自將北部灣中的我白龍尾島贈與越南。

　　江澤民在 1999 年年底與俄國簽訂了《中俄邊界新約》，正式承認了中俄之間所有不平等條約，放棄了被占的中國領土；而俄中能源談判卻壹再破裂。1981年死了 154 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 12.8 萬平方公裏縮減 8 萬多平方公裏。胡錦濤為了換取北極熊的石油，不惜把大黑瞎子島 2/3 的主權又出賣給俄羅斯了，剩下的 1/3 共同開發。2005 年中方買單邀請俄方來中國沿海搞聯合軍演，然後買俄的武器。北京邪教政權的賣國成就，堪稱“史無前例”，遠遠超過了簽訂“二十壹條”的袁世凱，超過了引滿韃子入關的吳三桂，超過了萬世唾駡的秦檜，超過了兒皇帝石敬塘……總之，大大超過了中國歷史上壹切賣國賊的總和！

　　1949 年後中國割讓領土壹覽表（不完全統計） 面積單位：平方公裏

　　邊界位置 年代 割讓地 割讓面積 割讓形式 經手人官方立場

　　緬 甸 1960 江心坡 ７萬 簽約 周恩來

　　中緬友好

　　印 度 1962 麥克馬洪線南 ９萬 默認 周恩來

　　中印友好

　　俄 國 1950 江東 64 屯 7 萬 贈予 周恩來

　　中蘇友好

　　阿富汗 1963 帕米爾 不詳 簽約 陳 毅

　　抗印製蘇

　　巴基斯坦 1963 喀什米爾 ２千 簽約 陳 毅

　　睦鄰抗印

　　越 南 1970 北部灣 小島 秘授 周恩來

　　援越抗美

　　日 本 1978 釣魚島 島嶼 口頭承認 鄧小平

　　共同開發

　　荒唐的抗美援朝

　　1．史達林挑戰西方

　　史達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宣稱：“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另壹場戰爭不可避免。第壹次世界大戰把壹個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了社會主義體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永遠地消滅帝國主義；我們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結束它”。史達林隨即撕毀了在雅爾達的承諾，他下令殺害了大批東歐各國民主派領導人，以及看不順眼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東歐扶植起代理人政權。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爾針對史達林的演講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邱吉爾這個演說被稱為冷戰的開始。隨著“馬歇爾計畫”的實施，西歐各國從戰後的饑餓與混亂中恢復過來；捷克斯洛伐已經建立了民選多黨政府，1948 年 2 月蘇軍卻幫助捷共發動政變，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共黨國家出動“誌願軍”幫助希臘、伊朗和土耳其的遊擊隊奪權，只是由於英、美幹涉未能如願。蘇聯在奧地利的奪權活動也因美、英、法佔領軍的強硬態度未能成功。

　　1994 年，壹位名叫蘇多柏拉托夫的前蘇聯克格勃將軍在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蘇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戰略進攻前特意引發“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壹個重大戰略計畫，他們想以此調虎離山，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註意力。

　　美、英、法佔領的西柏林同蘇聯控制的東柏林，成為光明與黑暗、自由和奴役交鋒最為激烈的橋頭堡。1948 年 6 月 24 日，史達林下令不讓壹個雞蛋、壹枚馬鈴薯溜入西柏林，切斷其所有的水陸交通和貨運；蘇聯突然關閉了從漢諾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位於佔領區邊界的赫爾姆施泰特(Helmstedt)檢查站，並切斷了美、英管轄的西柏林地區所有的水陸交通，使依賴西方世界的物質支援才得以維持的西柏林變成了壹塊死地。同時，蘇聯駐紮在東德的 30 多萬軍隊擺出了強烈的戰爭姿態。美、英等國對此反應強烈，立即向西德緊急調動兵力，準備全面迎戰。壹時間，整個歐洲再度陷入危機，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壹觸即發。

　　6 月 26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駐歐空軍投入所有能使用的飛機實施空中補給，搭建壹條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美國空軍最高指揮部當即從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加勒比海等地調集了大批運輸機執行代號“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同日，美國空軍第 1 批 C－47 型運輸機滿載著生活必需品飛抵西柏林，壹場被視為世界航空史上空前壯舉的大規模空運行動——“柏林空運”由此揭開了序幕。蘇聯懾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實力，沒有敢攔截空運。

　　於是，壹場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空中運輸走廊出現了！美發揚大公無私精神，拼命空運必需品，幾十人因勞累過度而以身殉職。在長達十幾月的空運中，美付出了巨大代價。美的飛行員用自己的錢買聖誕禮品給德國孩子，還自作降落傘把小禮品空降。當時的西柏林尚未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根本不具備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但居住在這裡的 250 萬德國人每天至少要消耗 4500噸物資才能維持生存。因此，美、英兩國面臨著空前艱巨的運輸任務，包括糧食、布匹、藥品、煤炭，甚至某些機器設備在內的所有物資都需要空運到西柏林。英國為了不讓西柏林人餓肚子，大幅削減本國供給，甚至低於戰時的水準。

　　1948 年 10 月 15 日，美、英兩國建立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由美國空軍中將威廉.特納負責統壹指揮，進行大規模空運。特納中將被譽為“美國空運之父”，他曾在二戰期間指揮了舉世矚目的“駝峰空運”行動，從印度向中國昆明空運了大量戰略物資，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起初，特納中將手頭僅有來自美、英、法三國的軍用運輸機，每天只能空運 750 噸物資，還遠遠不能滿足西柏林居民的需要。當瞭解到西柏林居民面臨的艱難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柏林空運視作人道救援。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國紛紛派出運輸機和機組人員參與柏林空運。西方盟國為了捍衛西柏林人民的自由與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運大量食品與其他人道主義急需品，構成了人類航空史上空前壯觀而感人的景象。從西德法蘭克福機場到西柏林的空中，有 5 層飛行路線，同時並用。每層飛行路線之間的距離，只有 500 英尺。在運輸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晝夜 24 小時，飛機聲轟鳴不斷，平均每壹分鐘，就有壹架飛機降落。隨著投入空運的飛機、新建的機場以及運輸強度的不斷增加，柏林空運每天的空運量不斷地相應增加，1500 噸、2000 噸、4000 噸、5000 噸……直到 1949 年 4 月 16 日這天，西柏林上空異常繁忙，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指揮下的所有運輸機傾巢出動。當天的空運量毅然突破了 12840 噸，創下了柏林空運中的壹天最高空運量紀錄。比封鎖前的地面快遞運輸量還要大。史達林的封鎖計畫徹底失敗，東德居民逃往西德的人數與日俱增。由於美國施行反封鎖，東德重工業企業因缺少煤和鋼等原料的供應而紛紛倒閉。蘇聯被迫恢復了對西柏林的電力供應，放回了扣押在蘇占區的 4000 節車廂。1949 年 5 月 5 日，蘇、美、英、法四國達成協議，宣佈自 5 月 12 日起取消對柏林實施的封鎖和反封鎖。

　　至封鎖終於解除之時，美國與英國的飛機總計已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 150 多萬噸重的物資！以美國為主的盟軍總共出動飛機 27.7 萬架次（其中美軍出動189963 架次），空運物資 230 萬噸；12 次墜機事件使得 39 名英國人、31 名美國人和 8 名德國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試想，壹座大城市所需的所有物資，完全靠它上空滾動著的壹條黑壓壓的空中補給線來維繫，而且，這種狀況持續壹年之久！人類歷史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動人更壯觀的奇跡嗎？

　　史達林咄咄逼人的西進態勢和對柏林的封鎖，不僅催生了北約，還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挪威、丹麥和冰島也都加入了北約。這種影響甚至壹直延續到了今天：

　　北約成員國從最初的 12 個擴大到目前的 26 個，而華約早已成為歷史名詞。壹方想餓死幾百萬人，另壹方則不計代價地拼命救援，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誰是人權戰士，誰又是千夫所指。

　　1949 年 5 月，毛澤東已經席捲了中國，史達林面對民主國家不可摧毀的維護自由的意誌，終於解除了西柏林的地面封鎖。柏林危機的解決為憲政民主國家註入了對抗共產制度的信心。與此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把西方國家綁在壹起，共同維護世界安全。

　　1949 年 9 月，蘇聯爆炸了原子彈，美國的核壟斷至少提前幾年被打破了。

　　就在此時，中國“革命”取得了奇跡般進展，美國佬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憶道：史達林站在剛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前說：看看我們得到了些什麼，國界從列寧格勒向前推了。波羅的海沿岸現在重歸我們所有。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達維亞都集中了。西邊壹切正常。看看東邊，“千島群島歸我們了，薩哈林島也全屬於我們了，這有多好，旅順港是我們的！”他接著用煙鬥在中國壹帶劃了壹圈，“中國、蒙古——壹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說：“但是我完全不滿意這裡的邊界。”然後說出了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利比亞……。

　　1948 年 1 月，印度代表梅農率聯合國委員會赴韓，安排統壹選舉事務。蘇聯禁止在北朝鮮進行選舉，不允許聯合國人員入境。造成韓國國土分裂的正是史達林及其豢養的金日成！

　　金日成的壹切都是史達林給的；朝鮮人民軍也是蘇聯組建的；裝備由蘇聯提供，人員由蘇聯調教。韓戰爆發前，原駐北韓的蘇軍和駐南韓的美軍都已撤走。

　　北韓的金日成在 1949 年 3 月到莫斯科請求史達林支持他統壹朝鮮，未獲史達林同意。金日成不死心，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向史達林表示解放南韓的決心。

　　1949 年 3 月 5 日金日成訪蘇時向史達林提出進攻韓國的計畫。史達林對金日成的實力沒信心，沒有貿然同意。但他給了金日成兩億盧布貸款並同意人民軍軍官到蘇聯軍事院校學軍事。1949 年 6 月蘇聯又給金日成軍用飛機 100 架，T-34坦克 87 輛，裝甲車 57 輛，大炮 230 門，槍 10000 多枝。49 年 9 月 3 日，金日成向蘇聯請示，要求先攻佔甕津半島及開城地區。23 日布林加寧與葛羅米柯複

　　電，傳達史達林的指示：“在當前形勢下人民軍對朝鮮南方開始全面進攻是不恰當的和不合時宜的。”

　　毛 1949 年底到莫斯科時，史達林就把金日成的計畫告訴了毛。1947 年，東北有大批的朝鮮軍隊支援中共，中共當然要回報。同史達林會談中，毛提到過金日成想進攻南韓，中共已按史達林的要求將三個師又兩個團的兵力[69200 人，占朝鮮人民軍總數 148680 人的 46.5%]連同武器裝備交給金日成；不過現在還不是北方進攻南方的時機，史達林也表示同意。

　　1950 年 1 月 22～30 日，史達林與毛敲定中蘇條約，中國的“壹邊倒”已成現實。1 月 30 日史達林回電：“我理解金日成同誌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情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的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此後蘇聯便全力推動金日成開戰。

　　2 月 4 日金日成與蘇聯大使史蒂科夫會談，用 9 噸黃金、40 噸白銀及 15000噸有色金屬礦石換取 1.38 億盧布軍火，組建三個步兵師；並把 1951 年的貸款提前用於 1950 年。2 月下旬蘇聯任命瓦西裡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總顧問，直接組織進攻的準備工作。3 月 9 日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 1.3 億盧布軍事、技術、物資援助。18 日史達林答覆完全滿足其要求”。朝鮮人民軍到開戰時已有十個步兵師，兩個半滿員師，壹個裝甲旅；有 150 輛 T-34 坦克；大量重火炮；180 架高性能作戰飛機。

　　1950 年 3 月金日成帶領龐大的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史達林考慮到讓朝中兩國在朝鮮的土地上同美國拼，對蘇聯最有利，就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計畫。他說：“如果妳們想打，就打吧。我們答應提供武器支持和派遣軍事專家顧問。”但蘇聯不能出面。萬壹美國幹涉，就“由中國出來支撐局面並爭取戰爭勝利”。

　　蘇聯的底線是決不同美國打，否則將冒失去東歐的風險。中、美壹旦打起來，可以牽制甚至削弱美國，蘇聯就可在歐洲成強勢；再者，中美壹打就徹底斷了中國打美國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蘇聯。在木已成舟時“擡舉”毛，讓金必與毛討論，使毛的虛榮心得些滿足。同時他還必須得到中國在美國萬壹介入時能頂上去的承諾，才允許金日成開戰。

　　儘管美國總統杜魯們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聲明中已明確說不打算幹涉中國解放臺灣；蘇聯不幫助中國打臺灣，卻支持朝鮮解放南方，而美韓已於 1 月 26日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肯定要履行條約的。史達林顯然不想中國解放臺灣後更加強大，讓金日成打南韓，既使金強大起來可制約中國，又能在美國頭上動土，居心險惡。中國絕不應該贊同這個計畫。但毛壹心“壹邊倒”，只能同意史達林的意見。

　　5 月 13 日金日成來北京，當晚就見毛澤東，轉述了史達林“最終應由北京平壤領導人共同解決”的指示。當晚 11 點半，周恩來召見蘇聯駐京大使羅申，說毛澤東希望得到史達林的解釋。第 2 天早晨五點半，莫斯科以史達林名義回電毛澤東，確認了金日成的說法。

　　5 月 15 日毛與金會談，毛不諱言原打算解放臺灣後再幫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史達林已決定先解決朝鮮問題，他也沒意見。毛強調：作戰要有充分準備，兵貴神速。要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假如美軍直接介入，由於蘇聯與美國有協議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國沒有這樣的限制，我們可以出兵。金認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國出兵幾乎不可能。毛說，我們不是美帝的參謀長，作不了它的主，準備總是必要的。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如美帝不幹涉也沒妨礙；如幹涉，不過“三八線”則罷，只要過“三八線”，我們壹定打過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奎松在 1997 年第 1 期《百年潮》上透露：朝鮮南侵計畫是蘇聯制訂的，並征得中共同意。結果引起朝方的抗議。幸虧當時胡喬木良心末泯，批示曰：“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如今盡人皆知。《百年潮》文章只是壹個天真無邪的小孩說穿了皇帝的新衣，不必大驚小怪。”壹場危機才得以化解。

　　另壹個以論文《有關朝鮮戰爭起源》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徐澤榮，就沒有如此幸運，他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被判 13 年徒刑。

　　2．朝鮮戰爭的歷程

　　1950 年 6 月 25 日淩晨，北朝鮮人民軍發起攻擊，戰爭正式爆發，數小時後便控制了開城。金日成的進攻採取了希特勒進攻波蘭、史達林進攻芬蘭時的做法，捏造了壹個南方全面進攻的謊言。這謊言立即被中國大加宣傳，直到 2000 年印刷的關於朝戰的權威著作，依然重複著這謊言。有的作者明知此謊言說不過去了，便以含糊的“朝鮮內戰爆發”略過去。

　　朝戰爆發當天，聯合國安理會在艾奇遜的要求下召開，並以 9:0 通過決議，要求北朝鮮軍立即撤至“三八線”。蘇聯代表沒有出席。

　　6 月 27 日，人民軍攻克漢城，並以淩厲攻勢向南推進。美國代表在聯合國立即建議召開了安理會緊急會議，通過了“必須用緊急的軍事措施來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耐人尋味的是，蘇聯代表依舊不出席。美國獲得了“聯合國授權下的壹次員警行動”的合法地位。杜魯門下令美國空、海軍介入朝鮮戰爭，美國海軍第 7 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蘇聯在此時完全瞭解聯合國的動態，卻躲起來。許多人弄不清何故。其實很簡單，如參會，不行使否決權必遭朝、中以及東歐各國惱火，對其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及其領導地位不利；行使的話，又暴露自己與此戰有牽連，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躲起來最好！

　　面對世界的強烈反應，蘇聯副外長公開聲明，蘇聯“對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奉行傳統的不幹涉原則”。蘇聯這樣做無非是壹邊做婊子壹邊立牌坊，企圖擺脫幹係。

　　但暗地裡是另外壹套：7 月 1 日史達林致電史蒂科夫，要求轉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國人的介入嚇壞了，必須堅決地繼續進攻”；“南朝鮮解放得越快，武裝幹涉的機會就越少”。同時他也小心謹慎，下令召回前線的軍事顧問，派遣到前線司令部的軍事顧問壹律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派往。他下令：不能讓他們成為俘虜。又對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

　　這事是金日成自己幹的。”

　　史達林督促中國儘快出兵。7 月 2 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電告史達林：周恩來與他會談時說：“中國的三個軍共 12 萬人已經集結在瀋陽地區，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此答覆說明中國早就調兵了。如果朝鮮開戰後中共才開始調動，12 萬部隊是不可能在五天內就集結到瀋陽的。

　　史達林馬上回電羅申：“我們認為，集中九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誌願軍入朝作戰。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連誌願軍這種形式也是史達林給安排好的。中方 7 月 7 日即決定：壹旦參戰就“改穿誌願軍服裝，使用誌願軍旗織”。

　　7 月 7 日英國向蘇聯提議，希望蘇聯向北朝鮮施加影響，促使其退回三八線。

　　史達林馬上電告中朝兩國：“我們認為英國人的這項要求是不能接受的”。7 月8 日，史達林指示羅申：“請轉告毛，朝鮮人正在抱怨中國在朝鮮沒有代表。應當儘快派出代表，已便有可能建立聯繫並迅速解決問題”。9 日夜，中國外交官奉命緊急進入朝鮮。7 月 13 日史達林電告羅申轉毛：“我們不清楚您是否已決定部署 9 個中國師在朝鮮邊境。如果您已作出決定，我們準備給您派去壹個噴氣式殲擊機師---124 架飛機，用於掩護這些部隊。到 8 月 2 日，中共在東北邊境已屯聚了 50 萬兵力。”

　　6 月 30 日杜魯門批準麥克亞瑟調兩個師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以聯合國軍的名義首次介入。但這些少爺兵從日本的妓院開到朝鮮戰場，根本不能阻擋人民軍。

　　不到兩個月，北韓就控制了南韓 90%以上的地區和 92%的人口。7 月 29 日聯合國軍地面戰術司令沃克下死命令：“不堅守毋寧死”，終於守住了釜山壹塊最後陣地。戰勢成膠著狀態，北朝鮮軍隊損失已達 40%。於是，馬立克 8 月 1 日回到安理會，4 日提議就地停火。

　　在馬立克提案尚未表決時，8 月 28 日，史達林致電金日成：“蘇共中央祝賀金日成同誌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鬥爭中，在金日成同誌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幹涉者將會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同誌不要忘記，他的盟友現在和將來都會支援他。我們可以補充提供攻擊機和殲擊機給朝鮮空軍。”金日成感激涕零：“我們被您的關註深深地打動，並對您的熱情參與和忠告，向您，我親愛的導師，表示感謝”於是下令：不惜壹切代價發動最猛烈的攻勢，把敵人趕下海去！可見，史達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虛偽。壹項自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事業，全靠謊言、陰謀來施行。

　　9 月 15 日，麥克亞瑟在仁川登陸，突然在北朝鮮軍的後方開戰。金日成的進攻徹底失敗了。麥克亞瑟錯失了戰機。他不是馬上切斷半島，而是全力進攻漢城等城市，使北朝鮮軍三萬余人平安撤到北方。

　　9 月 27 日史達林主持蘇共政治局開會，認定金日成已無力扭轉戰局，請中國人到朝鮮是必要的。電告金向中國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28 日金開會討論史達林的提議，壹致同意求援，但企望蘇聯援助。10 月 1 日淩晨史達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請蘇聯出兵，“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時，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組織國際誌願部隊，給我們的鬥爭以軍事援助。”十分鐘之後史達林發電報催促中國出兵。明明是他叫金日成向中國求援的，卻謊稱“關於此事，我沒有也不打算透露給我們的朝鮮朋友”。

　　1950 年 9 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並節節取勝之時，華盛頓當局曾下達壹連串命令，不準轟炸鴨綠江大橋、不準轟炸北韓境內向東北和西伯利亞輸電的壹切發電站。

　　10 月 2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沒有想到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特別是軍隊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毛在會上說：“妳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

　　4 日彭德懷到京，表示如“蘇聯完全撒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毛提出：“如果蘇聯援助得多壹些、快壹些，我們的裝備改善得好壹些，這場仗是不是能打？”彭答，解決得好，空軍能掩護我們，可同美軍較量壹下。毛極高興。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有彭的支持，氣氛改變。決定：壹方面成立誌願軍，作好參戰準備。

　　同日蘇共政治局開了壹天會，確定：不惜壹切代價，哪怕放棄北朝鮮也要避免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會後，史達林立即致電毛，稱：美國現在沒有打大仗的準備，日本也沒有能力幫美國打仗；因此，美國將不得不接受調停，從而無法將朝鮮作為他的軍事基地；美國不僅被迫放棄臺灣，還將拒絕單獨締結對日和約。

　　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壹場認真的較量，再壹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這些讓步，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臺灣，把它當作基地。“萬壹美國向中國宣戰，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壹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後，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並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壹個現成的橋頭堡。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

　　史達林 10 月 5 日來電進壹步說明用“誌願軍”的理由：如果以中國軍隊的名義出兵，萬壹打不過，美軍就有藉口進犯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聯就必須出兵。他依舊不能回避同美國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將在全世界面前名聲掃地！老謀深算的史達林，在此電中還詳細說明美國不可能進攻中國的理由，促使毛堅定了出兵決心！

　　在中共的報導中還編了壹個 10 月份毛採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建議，把原定的“支援軍”改成“誌願軍”的故事。事實上，10 月 24 日周恩來才在全國政協第壹次常委會第 18 次會議上向民主黨派通報出兵朝鮮的決定。10 月 2 日毛就電告史達林“中國決定用誌願軍名義派壹部分軍隊到朝鮮”了，這個故事不過是欺騙中國老百姓的宣傳手段罷了。“中國人民誌願軍”是壹大謊言。完全正規軍嘛，正規軍有“誌願”與“不誌願”之分嗎？

　　7 日毛親自答覆史達林，同意他的觀點並確認出兵且增至九個師。同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統壹韓國的決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8 日毛髮布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助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他同時派周恩來、林彪到蘇聯，向史達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給毛髮了封長長的電報，再次勸毛回心轉意，放棄出兵。毛想讓林彪對史達林說出兵的困難，以便從史達林那裡得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周、林於 10 日到達史達林在黑海畔的別墅，當晚談了壹夜，直到黎明五點鐘。史達林答應賣給中國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周恩來連價格也沒問，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買不可。史達林曾許諾派“壹個空軍師，124 架飛機，提供空中掩護”。可現在他忽然說派不出了，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要等兩個月。沒有空軍掩護，誌願軍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國飛機炸。周恩來、林彪堅持說蘇聯空軍掩護決不可少，爭來爭去史達林也不鬆口。最後，史達林打電報給毛說：中國不必出兵。用毛後來的話，史達林說：“算了吧！”史達林這是在將毛的軍，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馬上就不爭了，說：

　　“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13 日，他打電報給周恩來：“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圖傳達透澈，雙管齊下，通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中國壹定出兵。14 日毛決定 19 日出兵。為證明他是史達林的忠實兒子，毛硬是下令共軍在沒有空軍掩護下跨過鴨綠江。10月 19 日在彭德懷率領下，“中國人民誌願軍”的 56 個正規師 26 萬人源源不絕地入朝參戰，偷襲聯合國軍，出兵壹個多月就打到“三八線”了。兩個半月後，蘇聯空軍也只到東北而不進入朝鮮！

　　從誌願軍入朝後發動的五大戰役來看，第壹、二戰役獲勝，到二次戰役結束，共軍共殲敵 51000 人，其中聯合國軍近三萬人，收復“三八線”以北全部領土。

　　美方立即要求停火。1950 年 11 月 30 日，安理會以 9 票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軍並保證中國的利益。蘇聯立即使用否決權否決了該議案。蘇聯使用否決權意味著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許中國退出朝戰，而且不屑徵求中國的意見。此時美方的提議與 3 年後雙方簽定的停戰協議基本上並無不同，而中方卻因為毛澤東的壹意孤行多付出了 90 萬人傷亡的代價。

　　1950 年 12 月 6 日克復平壤。當時中共軍傷亡慘重，僅九兵團就減員四萬。

　　特別是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後勤損失嚴重，幾達 40%。汽車也嚴重損失，補給困難。

　　當時有第三國呼籲停火談判，彭德懷便致電毛澤東，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待充分準備後來春再戰。卻遭到蘇駐朝大使強烈反對，為此彭德懷和蘇大使、金日成吵了壹天壹夜。

　　12 月 13 日毛接到史達林指示後電令彭德懷：“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 月 31 日，中國軍隊進行第三戰役，跨過“三八線”拿下了漢城，並打到 37 度線附近。聯合國再次呼籲停火，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方案，其中包括臺灣問題和中共在聯合國席位問題。這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東西，對中共十分有利。而且該戰役後，誌願軍傷亡已近 10 萬，糧彈補給更加困難，彭德懷因此主張停火。但毛澤東懾於蘇聯的態度，不敢接受停火。經史達林批準，1951 年 1月 17 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拒絕了五項方案。

　　儘管壹下子把軍力從原來的 20 多萬增加到 135 萬，毛並沒有只以恢復北朝鮮為目的，他於 1951 年 1 月 19 日批示道：“我軍必須按照新的情況進行各項準備，採取新的戰術，以求解放全朝鮮”。彭再發動第四次戰役，結果慘敗，損兵5 萬多，又被逼回三八線北。

　　第五次戰役在史達林直接幹預下失敗得更慘。老毛企圖用國內戰爭中的人海戰術解決問題。在國內援軍王近山兵團、楊得誌兵團趕到朝鮮後，糾集 60 萬大軍企圖與聯合國軍 30 萬人決戰。毛企望在朝鮮殲滅美軍壹個甚至六個整師，結果連壹個美軍整營都沒能全殲。中國 60 萬軍人血流成河，中共的第三兵團 60 軍的 180 師全軍覆沒，1 萬 7 千人被俘，占整個戰爭被俘誌願軍的 80%以上。五次戰役以中國軍隊失敗而告結束，誌願軍元氣大傷，根本無力再戰，經中共請求，史達林才最終批準談判。

　　1951 年 1 月 30 日，聯合國大會第壹委員會以 44 票贊成、7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個決議到現在仍然有效。5 月 18 日，聯合國又通過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兩項決議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譴責。韓國人聲稱中國軍隊在韓國屠殺了上百萬韓國人。因此，韓國人壹直要求中國道歉。

　　中國軍隊壹入朝，毛馬上向史達林要軍事工業。他派海軍司令去莫斯科談海軍建設問題。跟著去的是談判建立航空工業的代表團。在航空業方面，莫斯科簽了協議，幫中國建工廠，先修理、維修飛機，再在三到五年內過渡到製造，屆時年產 3600 架殲擊機。轟炸機的製造也在討論之中。中國在朝鮮戰爭結束時擁有世界上第三大空軍，有大約 3 千架飛機，包括先進的米格機。1951 年 5 月，毛派總參謀長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團”到蘇聯去索要中國在朝使用的各種兵器彈藥的製造藍圖，要求蘇聯説明建設軍事工業。代表團提出買 60 個師的武器裝備，對此史達林滿口答應。但建兵工廠就不壹樣了。徐向前說：壹連數月，“兵工生產問題遲遲不見答覆，我著急得很，左催右催，沒有結果”。徐發電報問毛怎麼辦，毛覆電說：不管怎樣，耐心等待。最後，蘇聯只同意轉讓幾種兵工技術資料，其他的壹概不談。

　　金日成急於結束戰爭。1951 年 6 月 3 日，他秘密到中國，建議同意聯合國早已提出的停戰談判。毛不想停戰，史達林還遠遠沒有滿足他對軍事工業的要求；但他不反對臨時停火。誌願軍這時正吃敗仗，急需喘口氣。毛派高崗同金日成壹道去見史達林，既談臨時停火，也催幫助建設軍工。史達林談完後打電報給毛，避而不提軍工，只說了句讓毛開心的話，把金日成視為毛的部下：“今天見到了您在東北和朝鮮的代表。”史達林同意臨時停火。

　　1951 年 7 月 10 日交戰回到談判桌時，中共優勢已失。停戰談判在停火線附近的板門店延續了兩年。幾個月內，大多數問題都很快解決了，毛和史達林扭住壹個問題不放：戰俘遣返問題。當時聯合國軍手上有兩萬中國戰俘，大部分是原國民黨官兵，不願意回到共產黨治下的大陸去。美國堅持自願遺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談判代表：“壹個也不能放！”這壹句冷酷的話使朝鮮戰爭多打了壹年半，中國多死了幾十萬人，朝鮮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壹心想接受美國的條件，勸毛說沒必要去爭那幾個政治上不可靠的國民黨。金的話沒用。 在此期間，雙方戰鬥仍在繼續，入朝的中共軍隊還得到了蘇聯重型武器的支持。

　　1952 年美國轟炸非常厲害，北朝鮮人大約 1/3 的成年男子死亡。金日成 7月 14 日給毛髮電，哀求停戰；毛回電拒絕，說這不是軟弱動搖嗎？毛接著說死人有好處：“鍛練了人民，使他們獲得了與美帝國主義作鬥爭的經驗。”人命算什麼，中國多得是。在 33 個月的援朝戰爭中，自願軍採用輪換制人數達 300 多萬。誌願軍從最初入朝的 30 萬，增到後來的 77 萬。戰爭越打越艱難只有靠人數硬扛了。

　　毛的參戰讓史達林可以藐視美國了，該史達林給他回報了。1952 年 8 月，毛派周恩來去莫斯科見史達林。周恩來開口就向史達林要求援建 147 個專案，“都為軍事需要服務”。這中間有生產戰鬥機的、艦艇的，坦克的，周要求“壹家工廠壹年出產壹千輛輕型坦克，另壹家四、五年內出產中型坦克。史達林拿漂亮話搪塞，什麼“中國壹定要很好地武裝起來，”“中國壹定要成為亞洲的旗艦。”

　　史達林就這樣壹直敷衍下去，到死也沒對周的單子點頭。

　　周恩來見史達林的另壹目的，是確立毛的勢力範圍。自從史達林決定打朝鮮戰爭以來，他同意毛把手伸進日本、菲律賓、馬來亞等亞洲國家。日本共產黨人來北京籌備組織與朝鮮戰爭配合的武裝行動。在東南亞，緬甸共產黨遊擊隊尤其活躍，正朝中國邊境運動，以期打通中國，接受軍援軍訓。來中國受訓的還有未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隨著朝鮮戰爭的繼續，毛向史達林索要軍事工業的頻率也越來越高。1953年 2 月 2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國事演說中暗示他可能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毛立刻派核專家錢三強趕赴蘇聯去見史達林，要這個夢寐以求的寶貝：妳要是不想跟美國打核戰爭，妳就得讓我擁有原子彈。這壹招將了史達林的軍，因為蘇聯同中國有同盟條約，壹方挨打，另壹方也得卷進去保護它。史達林不想讓毛擁有原子彈，但他怕艾森豪真會扔原子彈。這促使史達林決心結束朝鮮戰爭。史達林在 2月 28 日決定結束戰爭，告訴蘇共領導人他第二天將採取行動。就在當天晚上，他突然腦溢血，幾天後的 3 月 5 日去世。

　　隨後，莫洛托夫提出必須儘快結束朝鮮戰爭，因為它已給蘇、中、朝三國都帶來巨大損失。莫洛托夫發現，無論美國人自己是否意識到，它僅以第 8 集團軍與第 10 軍就把整個蘇聯勢力拖住了。當蘇聯因全力支持中朝而陷入朝鮮戰事之時，美國已經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世界霸權的部署：歐洲正式擁戴其為軍事領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變成軍事集團；西德、日本已經成為西方盟國，並且實施了重新武裝德國的計畫；美國迅速以軍事條約部署了對蘇聯勢力的包圍圈；廣大中間地帶國家紛紛投靠美國。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基本失敗，軍事打擊力量增長了三倍以上。特別是美國已經完善了戰略空軍的建設，製成了熱核武器，這對蘇聯構成直接威脅。蘇共高層同意莫洛托夫的見解，作出儘快從朝鮮脫身的決策。

　　3 月 21 日，以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人與周恩來開了壹夜的會，對周說他們決定結束朝鮮戰爭，要是毛合作的話，他們願意賣給毛 91 座大型軍工企業。這些都是史達林迄今拒絕出售的。但毛不停戰，他想要原子彈。周恩來參加史達林葬禮時，曾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此時仍在蘇聯的錢三強代表團壹再請求核技術轉讓，都被莫斯科拒絕。錢三強等人在蘇聯“賴”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正是毛拒絕停止朝鮮戰爭的三個月。

　　此外，李承晚的南韓堅決反對停戰，於是美方面全部精力都用於安撫韓國。

　　而毛則命令只打偽軍，朝鮮戰爭之最後作戰竟然是中朝方進攻韓方，美軍在旁邊看熱鬧。如高歌奏凱的金城戰役，在這個停戰協定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無論消滅了多少韓軍，我軍又增加傷亡 7.1 萬人。只有那些對中國國情有所瞭解的西方評論家才評價道：那是為了挽回面子。1953 年 7 月 7 月 27 日，朝鮮南北雙方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朝鮮北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分治。

　　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美國曾壹度發生衝突。美方有朝鮮軍俘虜 11 萬 2 千人、誌願軍俘虜 20800 人；但中朝方手中只有美俘 4417 人、韓俘 7142 人。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的誌願軍戰俘，但美國方面則根據自願原則遣返。1953 年有 1萬 4 千名中國戰俘投奔臺灣。他們不願回大陸主要是中共實行洗腦等嚴酷政策，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共的本性。到了臺灣後，他們通過勞動成了富翁。另有 7110名戰俘遣返大陸。他們以為自己在“保家衛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在戰俘營裡還和敵人進行頑強鬥爭，壹定會受到熱烈歡迎。不料祖國卻認定他們叛黨叛國，全部開除軍籍，黨員壹律開除黨籍，以儆效尤。“學習班”上，人人檢舉揭發被俘期間的言行，然後根據情節輕重和認罪態度好壞，或判刑勞改，或從輕發落，打入另冊，遣返農村；有的文革中被整死，株連親族，悲慘之極。直到 1980 年9 月才陸續平反。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空戰都是在北韓上空進行，聯合國軍沒有跨越鴨綠江。駐紮在瀋陽和丹東的蘇聯空軍穿著中國誌願軍的軍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中朝軍隊並肩作戰。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後有 12 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 72000 人，1952 年最多時達到 26000 人。據俄羅斯統計，蘇在朝鮮損失了 335 架飛機和 120 名飛行員。

　　朝戰自始至終，毛是完全聽命於史達林的，停戰也是蘇聯決定的。所謂毛自主決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強詞奪理。壹手策動這場戰爭的蘇聯，儘管沒有達到擴張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國推上了反美第壹線，使中、美從對立變成了仇視；而且要按國際市場價格賣武器給中國，其中甚至有美國援助蘇聯反抗法西斯的軍火，發了壹筆橫財。甚至由中國支付他們在朝鮮的記者費用；還要扮演局外調停人的角色，在國際舞臺上唱高調！

　　1946 年到 1953 年的中國的真正統治者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正是史達林的改變導致林彪被放棄，彭德懷被派往朝鮮。中國的軍事部隊的調動、出兵人數、指揮系統實際上的決定權在史達林，具體的監督執行是史達林在中國的顧問，因為必須使中國的軍隊與前蘇聯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協同作戰，加上朝鮮軍隊，實際上是史達林統壹指揮蘇中朝三國軍隊，命令直接下給中朝領導。在整個韓戰期間，中國和美國如何打如何談，何時打何時談，有時甚至對壹個營的兵力調動，都要聽命於史達林或至少要和史達林“磋商”，“謙恭得不得了”。

　　3．後果

　　交戰雙方軍隊總傷亡或失蹤：美韓方共 58 萬，中朝方 160 萬。誌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 2.62 比 1，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蘇聯官方認為中國死亡人數為 1 百萬，美國死亡人數 3.7 萬人，英聯邦 1263 人，其他國家 1800 人。

　　中共打的是人海戰術，壹共派遣 130 萬誌願軍入朝，人多得有時戰場都排不開，擠成壹堆，成了飛機、大炮的活靶子。西方輿論嘲笑中共把沒經驗的農民投進了李奇微（聯軍總司令）的絞肉機。據聯合國統計誌願軍的傷亡加失蹤為 90 萬。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只承認“作戰減員”36.6 萬餘人，其中戰死者為 171669名（這包括了中國沒制空權與制海權、缺乏與美式相比的精良武器、氣候等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數）。連中國延邊地區也多了 4 個師的朝鮮族中國寡婦；還搭上中國 100 多萬青年，至今屍骨無存。

　　在這場戰爭中，朝鮮雙方軍隊戰死和失蹤共 429197 人外；據估計南朝鮮包括平民在內的死亡人數大約有 1 百萬，而北朝鮮更高達 250 萬人。朝鮮花了 8 萬斤黃金換來蘇聯支持，滿足大壹統朝鮮半島的虛榮，結果韓國反多得了 3880 平方公裏的土地。事實上，“抗美援朝”既沒有“保家”也不能“衛國”，無非是“保毛”、“衛金”瞎胡鬧罷了。“保家衛國”不如叫“保蘇衛朝”還更貼切些。

　　而且，正是這“保家衛國”，壹度被金日成利用，說中國出兵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並非是為了幫助朝鮮。

　　經濟方面：1951 年軍費 52.64 億元，占總支出的 43%，建設費只占 28.7%。

　　1952 年軍費占 32.9%，1953 年占 34.2%，但絕對數都大於 1951 年。中國消耗的作戰物資 570 余萬噸，加上被炸毀的總共消耗要達上千萬噸。支出軍費 62 億人民幣；光戰爭撫恤金、醫療藥品壹項，國家就要支出數十億元。僅戰略物資，中國要花費數百億美元。據準確估計，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的總花費高達 500-600 億美元。更可氣的是，史達林賣給我們的軍火中，竟有相當數量是二戰時美國無償援助給蘇聯的。

　　為了支持這場戰爭，政府把國民收入的 50%用在朝鮮戰場上；不夠，便向蘇聯借款，僅抗美援朝欠下蘇聯的債，便達 34.85 億盧布。還不夠，便號召全國人民捐錢捐物，支援誌願軍；依然不夠，只好使出最後壹招：土改，殺地主。這壹仗打下來，地主階級被消滅，民間財富被搜刮乾淨，中國人徹底變窮了。農村再也找不到壹個富人，財富被洗劫壹空。中國農業由此喪失了向現代化轉型的物質基礎。

　　有人說中國之所以這麼窮，是因為蔣介石把中國所有的財富都帶走了。蔣介石從大陸帶走的財富高達十億美金，似乎很多。但這點錢與抗美援朝比起來，連個零頭都不夠。如果不被蔣介石帶走，留在共產黨人手裡，也都被花掉了。這點錢根本不是使中國變窮的理由，抗美援朝則是真正使中國變窮的第壹步。

　　美國政府曾給予中國的巨額戰爭援助，沒有向中國討要過壹分壹厘的銀兩。

　　“抗美援朝”前，毛與史達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史達林死後，毛澤東不止壹次地埋怨史達林關於韓戰的決定是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錯了”。毛的話已經為朝鮮戰爭做了結論。可在愚民政策下，他的話被絕對保密，全大陸的老百姓至今還蒙在鼓裡。

　　有人稱：此仗在朝鮮打要比在中國打要好。完全胡說八道！毛要“壹邊倒”，得給史達林送點禮。毛自己都承認“使蘇聯處於第二線”是出兵的實質。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毛親自審定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中說：

　　“寧願自己承擔必要的犧牲重擔，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線，而使蘇聯處於第二線。”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過，正是因為抗美援朝，史達林才承認我們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要被承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國民黨倒向美國時，蔣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國阻止英、法重返舊地。同蘇聯還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國去打蘇聯。我們倒向蘇聯就壹定要同美國勢不兩立嗎？

　　毛澤東出賣領土當兒皇帝，拿自己人民充當意識形態的炮灰，為乾爹火中取栗，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直到 1971 年才進入聯合國。

　　中國避免參戰，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才應該是當時的最佳選擇！如果外國進駐中國周邊中國就應該出兵，那蘇軍進蒙古，美軍進阿富汗，中國為什麼不敢動啊？

　　中共說朝鮮進攻韓國是內戰，美國不應幹涉朝鮮的內戰。其實，朝鮮以前是大清的附屬國，以後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戰後分為 2 個地區，根本沒有成為壹個國家，何內戰之有？朝鮮半島理應按聯合國的決議統壹，可北方反對自由民主的統壹，形成了朝鮮、韓國 2 個國家。既然是 2 個國家，哪能稱為內戰？到如今，2 個國家都與我國建交，我國絕不會支持任何壹方武力統壹的嘗試。既然今天任何壹方的武力統壹都得不到我國的肯定，為何還要肯定 1950 年的朝鮮統壹戰爭？

　　能說聯合國軍是幹涉內政嗎？聯合國軍是幹涉是正義的幹涉，蘇聯支那的幹涉是邪惡的幹涉，何況戰爭又是邪惡方挑起！

　　朝鮮戰爭是以共產黨中國、朝鮮、韓國為仲介的美蘇交鋒。美國壹箭雙雕，挫敗蘇聯擴展勢頭，挽救了韓國；同時迫使共黨中國消耗國力，從而在事實上挽救了臺灣。戰爭打了三年，中共補充了三年兵員，司令部被美軍轟炸，撈取政治資本學習操縱軍隊的皇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以全國之力，付出慘重代價，再加蘇聯支持，僅與美國壹支駐外部隊的下屬部隊打成戰術平局，共產黨就猛吹法螺，正暴露其弱國意識和小國姿態。

　　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訪華，中國宣佈，朝戰時期中國援助的全部物資和現金全部無償贈送外，再贈送八億人民幣。結果並未能阻止金日成壹度反華。停戰後中國繼續援朝 300 多億元人民幣。當朝鮮看到北京在建地鐵，說“我們平壤沒

　　有”，於是毛澤東把北京在建的地鐵停下，給平壤修壹條。1975 年金日成訪問中國，壹開口就要走 300 架戰鬥機。

　　北朝鮮是壹個進行徹底階級專政的國家，全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核心階級，動搖階級和敵對階級。核心階級包括革命家庭（長輩為革命幹部）、軍烈屬、工人、貧下中農等。核心階級的人數占北朝鮮現有人口 2200 萬的 1/3，是北朝鮮政權的支柱。動搖階級是指沒有誓死捍衛北朝鮮現政權決心的人，約占人口的壹半。敵對階級是指地主、資本家、反動分子、不純分子、以及在南朝鮮有親戚關係者，約占人口的五分之壹。在北朝鮮，家庭出身決定壹個人壹生的命運。敵對階級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從事壹些低賤的工作。動搖階級的家庭出身者，雖然可以上大學，但入黨、提幹極難。

　　史達林的馬前卒金日成，僵屍還泡在玻璃棺材裡，接受著麻木不仁的頂禮膜拜。這項專利屬史達林所有。號稱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卻在虔誠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著現代的“木乃伊”。這是壹項荒唐且不可理喻的舉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會對壹具僵屍敬若神靈。何況這具僵屍，曾經營造了有史以來最迷信、最封閉、最專制、最殘酷的國度。

　　金家統治下的北朝鮮國家，就是侵犯本國人權的邪惡工具。北朝鮮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自己的主權國家，到別的國家去尋求最基本的人權。

　　金正日特別喜歡西方黃色電影。他大肆施行恐怖主義行動。當韓國的總統訪問緬甸時，金正日派人暗殺，造成 17 人在仰光被殺，包括隨行訪問的壹半以上的韓國內閣成員。韓國航空公司的 859 號班機也被金正日的特工炸毀，殺死 115人。1990 年代當地有 200 萬人餓死，平壤當局卻把稀有資源轉移到核武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生產上。

　　大殺天下

　　1.土改殺地主

　　毛共到達陝北後，出於無奈，利用西安事變，要求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曾公開發表宣言放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很多八路軍指揮機關的房東就是地主。如果不是地主，也不會有那麼多房屋供各級指揮部之用。

　　誰曾想抗戰結束後中共又重操故伎、恩將仇報，昧著良心在北方農村更大規模地殺地主。1947 年第三季度的土改，魯南地區就有 20 多萬人被活活打死，其中 1/3 只是富農、中農或小商販。輕者戴高帽遊街，全家埽地出門，重者全家抄斬，就連剛生下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劉少奇在遼南，先已作出了屠殺樣板。

　　1948 年擔任過《新華日報》總編輯的華崗到香港，對各民主黨派人士做過壹個關於解放區土改的報告，既講了運動的偉大意義與成就，也講了不少運動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領導人很不滿意，打電報給香港的中共工委會，指令工委會開會批評華崗。

　　每壹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士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壹種橫行鄉裏欺壓良善的“惡霸”；壹種專作好事的“善霸”；壹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的“不霸”，“三霸”同壹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中被殺的地主有的是被鬥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說，農村的鬥地主“按照農民的心理，要麼不鬥，要鬥就往死裡鬥。在（河南）杞縣丁莊鄉的鬥地主運動中，發明了坐飛機的刑罰。把地主束縛後，再用繩子系於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燭，火燒牛身體，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幾分鐘，人就血肉模糊了。”

　　蘇南從 1950 年 7 月開始土改的典型試驗。亂鬥亂打現象主要發生在蘇南土改全面展開的初期，即 1950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間。在全蘇南的 2741 個鄉中，普遍亂鬥亂打的鄉就達 200 個以上。亂鬥現象有如下特點。首先，鬥爭會不是說理而是鬥力鬥蠻，鬥打的花樣繁多，血腥味甚濃。主要有吊、跪、綁、坐老虎凳、蹲水缸、剝衣服、澆冷水、爬、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燒陰毛、戳乳房、吃雪等。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以下簡稱“檢查隊”）的統計：奉賢縣 5 個區被鬥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起來的 13 人，被捆綁的 18 人，被剝光衣服的 80 人，每人壹般受多種體罰。武進縣百大區鬥壹個婦女時燒陰毛，潢裡區鬥壹個婦女時逼她脫光衣服在臺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時，要求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 7 個鄉鬥爭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 人跪下；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還發生了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還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物件身上或要求鬥爭物件吃雪。無錫縣各地的鬥爭方式除了綁、打、剝、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普遍產生有鬥必打，有鬥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等等。

　　1951 年 1 月 28 日的《蘇南土改情況》報導，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徴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壹夜；遊子鄉趙公廟抓了 2 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求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去吃了酒。青浦縣龍固區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不完全統計，蘇南在鬥爭中壹共打死 60 人，其中鎮江專區 4 人、常州專區6 人、松江專區 50 人。實際被打死的不止此數。據“檢查隊”調查，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 18 人，金壇縣打死 2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統計，在鬥爭期間蘇南共有 293 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 97 人、蘇州專區 81 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 20 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殺。溧水縣在土改期間有 27 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有的地主是被逼死的。前新華社社長穆青在 1950 年 6 月 2 日的中共《內部參考》中報導：河南土改運動中壹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餘起，大部為中農以下成份。據《帶刺的紅玟瑰》壹書透露，1953 年春季，廣東粵西地區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殺。其中，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只壹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 85 人。

　　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殆盡。比如，在進行土改運動時，工作組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鬥的目標，羅織壹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臺下問：“這個人該辦什麼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

　　以周恩來胞弟的嶽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運河水利局局長，從未在國民政府中做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革命，他將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黨南下時，他認為自己不會成為鎮壓對象。不料壹解放，他便因為“地主”身份成了第壹批鬥爭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真是革命徹底、大義滅親啊！

　　周的親戚尚如此，別人的遭遇就更慘了。

　　1938 年趙紫陽 19 歲在家鄉河南省滑縣加入共產黨並於年底任縣委書記，21歲又升為地委書記，開始領導土改運動，殺地主、分浮財。他殺別人，別人也給他出難題。趙紫陽的父親是個很謙和的老中醫，又是教了壹輩子書的私塾先生，壹年四季都勞動，每天早晨起來背著糞簍到大街上拾大糞，還拿著本兒書念，工作隊壹再發動群眾，但確實壹點民憤都沒有。但縣委硬是命令農村必須村村見血，要殺人口的百分之壹，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無罪惡無民憤者也要殺，說這是為了推動革命，檔中還介紹黨的中央委員陳鬱親手開槍把他的父親槍斃了，共產黨員都要向陳鬱學習。1947 年當地組織決定要殺掉他的父親趙廷賓，他毫不猶豫簽字“同意”，因此獲得黨組織的賞識重用。他說：“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壹方面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

　　當時的場面很慘烈，土改工作隊是把老人當作還鄉團來鬥爭的，幾個壯漢把老人高高擡起來，問道：“看到國民黨回來了嗎？看到了吧！”壹邊說，壹邊把老人往高處壹扔，給活活給摔死的，這種鬥爭方式叫作“望老蔣”。趙紫陽對其父親和家庭的態度，是共產黨性征服其人性的野蠻歷史。

　　1951 年 4 月中南局將趙紫陽從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調來廣東，具體領導全省土改。1951 年 11 月，在廣西主持剿匪有功、殺人 4 萬（其中 1/3 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廣東土改；其人更“左”更狠，來粵後以反“右傾”

　　的口號整頓土改隊伍。壹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或處分，壹些被開除公職，有些更被殺害；如中山縣幾十個這類土改幹部被處死刑。廣東全省約 5.2%土改隊隊員遭清洗或處死。

　　陶鑄在廣東搞“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亦即是每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

　　在廣東被濫殺者中，就有名中醫、好鄉長、歸僑教師、中農、前國民政府低級公務員。

　　壹位原鄉土改隊副隊長說：過去殺地主沒有限定數額，1952 年荔枝大熟時節每個鄉要定出殺多少個地主的計畫；過去審批判處地主死刑的許可權由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三巨頭共同掌握，後來下放到區壹級領導；過去對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還要核實，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查有實據”，後來只要窮苦農民（不論良劣）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用以作為判處死刑的“證據”。

　　這位當事者說，“那時，上頭壹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的都被處份。”

　　1951 年 5 月始僅粵西自殺的地主達 1165 人；1953 年“土改複查”時，僅 2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壹個月，自殺者又增 805 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土改”

　　的恐怖。此外，陶、趙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 2 萬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包括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古大存托李富春帶壹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此信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

　　曾在湖南漵浦縣八區（江口）擔任區長的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有壹次，我在曹家溪村，領導壹次反霸鬥爭大會。壹個惡霸地主站在臺上被鬥，貧雇農壹個個上臺訴苦鬥爭。壹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壹半，“呸！”壹聲吐在臺上，臺下的群眾駭了壹跳。他又準備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馬上制止他。 對於所謂的“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鬥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鬥會後立即拉出去槍斃。在土改中擔任過民兵的盧峰鎮橫巖村的李佑良回憶說：對於欺壓百姓的地主，就整他，關起來，有材料的就打掉（即槍斃）。都是民兵去抓，用繩子捆起來，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風，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陳宗元，當過鄉長，抓到後三天就槍斃了。有壹次在水東區，鬥完地主後，將地主牽到江坪（漵浦將江河的河床灘頭叫江坪）去，排壹路跪著，壹個個打掉。吹號了，就同時打掉。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壹槍，腦殼開了花，腦殼不見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壹次，壹下子就打掉了18 條人。家裡有人屬的就將屍體擡回去埋了。沒有人屬的就死在江坪讓狗吃掉。

　　當時鬥爭時，有壹個地主的孫子鬥爺爺的爭，說爺爺睏了他媽媽，也打掉了。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繼熹，有幾百畝田、幾十桿槍，屬於武裝地主。將他抓到後，用鐵絲穿起他的鼻子，牽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鬥後打掉了。他全家 20 多人全部打掉。雷繼熹小婆子生的兒子，七八歲，也打掉了。他壹屋人冇留根根，全家誅滅。

　　時隔 50 多年後，郭靜秋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準，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準，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妳，只要妳完成任務。我們區裡有個幹部叫羅良驥，我當區長也管他不到。他將壹個 80 多歲的壹般地主殺掉了，還將他全家男的都殺了，只有壹個男的跑掉了。

　　《炎黃春秋》2006 年第 8 期發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說：邵陽地區的土改本來遵照“《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的精神順利進行，1950 年 12 月突然下達了根據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才造成這壹段殘暴野蠻“血淋淋的歷史”。接著，鬥爭會上打人成風，有的甚至被當場打死。

　　為了多搞錢財，盡可能擡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還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掃地出門。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隨後自殺，留下孤兒只好交給其親戚或願意收養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壹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壹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鬥；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由此可見當時的混亂、殘暴和野蠻，簡直與流寇相差無幾。“和平土改”變成了暴力土改。農會派人去抓逃亡地主，壹時農民紛紛到各城市集鎮去抓人，幾乎造成城市工作壹個亂源。當時有些地主還有起義人員住在城市或兼營工商業，從此以後，集鎮的店鋪全部關門倒閉，農村經濟壹片蕭條。當時只要能搞到錢財，哪管什麼破壞工商業和統戰政策。在壹片紅色恐怖氣氛籠罩下，壹般農民特別是中農和婦女很是害怕，不敢參加鬥爭，有的連開會都不敢來了。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畫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當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煙紙燒掉，毀了多少文物，無法計算。亂抓亂打亂殺之風還影響到當時的鎮反，並出了大亂子：邵陽縣七區由於非刑拷打，“逼、供、信”，發生了抓捕中、小學教師百多人，打死多人，震驚全省的大錯案。……暴行也證明，人們在被煽動起來的冷酷殘忍的“階級鬥爭”中，可以異化為禽獸，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蕩然無存。

　　鄧子恢在《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報告》中說：“……殺了占農村人口 10%的地主分子中的兩成。”中南地區土改沒有東北和華北激烈，因為東北和華北土改時正值共產黨在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階級矛盾，以便裹脅貧雇農出兵為共產黨火中取栗的現實軍事意義。而中南地區土改時，天下已經歸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區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國當時人口 5 億計，80%的農村人口是 4 億。4億人中 10%的地主分子是四千萬。4 千萬中被殺 20%，就是 8 百萬；據統計被殺地主的“不少於壹千萬”。

　　官方宣傳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及 Teiwes 的文獻記載都說明，部分農民並不支援土改。土改運動比文化大革命殘酷多了，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對這段血淋淋的歷史所知甚少。有人推算，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死人應在壹千萬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臺灣政府的贖買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王若望指出：“中共特別強調地主還鄉團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試問：促成並加深這種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誰呢？”

　　正象《中國農村曆滄桑》壹書作者陳佩華教授寫到的那樣，“村民們樂意把地富當作鬥爭對象，他們很明白，只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四類分子的罪惡上，像他們那樣的普通農民就可以躲在壹邊，免受批鬥。幹部們樂意拿四類分子開刀，因為反動階級壹向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對象，如今他們要開展階級鬥爭，就等於再度表明了共黨幹部自身的合法性”。

　　暴力土改既違反國際人權法則，違反了 1950 年公佈的土地改革法，也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

　　土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

　　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對地富的政治迫害從 1949 年 1950 年開始，壹直到 1979 年才結束，壹共持續了 30 年（從 1925 年農民運動算起就更長了），比任何其它群體受迫害的時間都長。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式，無罪受罰，輕罪重罰，壹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發生了對地富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 年，中共宣佈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 30 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沒

　　有給家屬任何補償。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多達 400 萬。

　　2．鎮壓反革命

　　在建國前後，壹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毛澤東說：“國民黨殘渣餘孽亡我之心不死，要推翻我革命政權！”毛澤東在剛“和平解放”北京以後並不急於進城，而是住在西山，等進城的部隊肅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

　　以後才安全進城。那時全國都展開了剿“匪”運動。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壹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壹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壹兩批人”，用國軍俘虜練刺刀還不過癮，壹些共軍中下級軍官還挖出俘虜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壹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

　　1950 年 6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對壹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此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因此，“妳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壹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劉少奇隨後的解釋更為形象說：“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壹個地主，那裡也打了壹個，到處鬧”。

　　鎮反運動剛開始，劉少奇批示對自新分子不應處死刑，毛澤東卻將其改為：

　　“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

　　1951 年初抗美援朝極為順利，毛澤東遂決定大力鎮反。1 月 17 日，毛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廿七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 21 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4600 餘人，並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處決壹批。區區壹個湘西，人口密度也遠小於河南與華東地區，就處決了 4600 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壹個省處決了 3000 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不過處決了 2911 人。毛立刻就做出批示：湘西準備再處決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1951 年 1 月 21 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內，恐怕需要處決壹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1 月22 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妳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壹步的鎮壓計畫。1 月 29 日，見公安部對中南局公安部逮捕 19823 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 160 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會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的報告時，他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1951 年 2 月 5 日，中共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 500 多人，並處決了 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畫，壹定求穩，批準殺人壹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準執行”即可。

　　由於各地高層領導人責任大，任務重，顧慮相對較多，毛澤東這時甚至還親自批示要求各地縣委書記都直接與他通信，彙報各縣市鎮反運動的開展情況。用這種方法，來推動各地領導人解放思想，切實跟上他的要求。

　　根據毛的建議，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殺此數的壹半”；“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壹批，殺壹批，不可停得太早”。毛不認為千分之壹是壹個絕對不可逾越的處決人犯底線。對那些強調情況特殊，申請超出比例者，他都表示贊同。

　　毛隨即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壹個 6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 2 萬餘人僅殺 2 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 1951 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 3 千人左右……南京方面，據 2 月 3 日柯慶施同誌給饒漱石同誌的電報，已殺 72 人，擬再殺 150 人，這個數目似太少。

　　南京是壹個 50 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 2 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那時候，因為廢除了以往的壹切法律制度，且又未提出和頒佈任何新的刑法為“殺”“關”“管”的依據，各地掌握的判刑尺度頗不壹致。“雙十”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以政務院頒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為依據，但直到中央決定了大致的處決人犯比例和毛開始向各地提出了具體的鎮壓數字之後，政務院才於 1951年 2 月 21 日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根據毛要“大殺”人犯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地方上能夠放開手腳，有意使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相當寬泛。《條例》否定了“已遂”、“未遂”

　　的概念，規定：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壹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至於該殺不該殺，則主要取決於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節嚴重”，二者占其壹者，均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都可以以反革命處死。

　　《懲治反革命條例》剛頒佈，毛即發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緊實施鎮壓。

　　依毛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壹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

　　壹些地區就反映說：他們那裡很少有很大民憤的所謂惡霸分子，相反，“群眾對於直接對他們的利益有妨礙的小偷、流氓、二流子壹類人的憤慨倒比較普遍。”

　　而且，罪多少為“大”，惡多大為“極”，多少“民”有“憤”即可算“很大”，實在難有確切的尺度來衡量。包括血債問題，壹些地方找不到歷史上殺害共產黨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過去有過人命官司的，統統視同“血債”，結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偽軍、殺死偽軍數名”，“因與人通姦致使其妻氣憤投河自盡”

　　之類，也都當作反革命血債看待了。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當時有些人僅僅是為了生活才參加了國民黨，他們僅僅是些普通的士兵而已，而絕大多數鄉紳富戶基本上都是有兩個小錢的好人。較典型如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壹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處決了七、八百人。

　　2 月 17 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壹夜間逮捕反革命 675 人，次日即公開處決 58 人；槍斃時有數萬群眾圍觀且興高采烈。羅瑞卿指示，今後執行死刑前可召開群眾大會等，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3 月 7 日夜北京市壹舉逮捕了 1050 人，緊接著，北京市公安局專門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及市區兩級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宣佈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與會代表討論懲治辦法。經過壹系列宣傳工作之後，市公安局於 25 日當天分別在三處壹次性就槍決了 199 人。以後每天都把壹車壹車的人拉出去槍斃。

　　天津市在 3 月間提出了壹個具有相當氣魄的補充計畫，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 人的基礎上，再處決 1500 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按毛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捕 1068 人、處死 100 餘人的基礎上，再捕 10000 人、殺 3000、關 4000、管 3000。毛回電稱：“如果妳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妳們註

　　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壹批，然後每隔若幹天判處壹批。”他還特別要上海領導人註意看 3 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的鎮壓經驗。即先開上百人的代表會，再開上千人的各界會議，最後召開上萬人的公審和控訴大會，刺激起群眾的義憤，使之自覺地擁護“鎮反”。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 3 月開始，實施了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太原市委報告說：他們 3 月 13 日開始實施大逮捕行動，緊接著“學習京津的經驗，於四月五日召開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的擴大聯席會議，並於 5～6 兩日分批分區執行。公審大會採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壹群，五百壹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

　　毛澤東於 4 月 20 日致電各中央局書記稱：雖然 2 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壹，個別地方且已超過。壹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壹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

　　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貴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準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壹千萬已殺壹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壹萬多壹點，留下壹萬多不殺，已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準和狠了。”

　　毛澤東於 4 月 22 日在公安部的報告上公開表揚北京壹天處決 200 個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證明害怕震動過大而束手束腳是不對的，是沒有根據的”。上海在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處決人犯不過 100 多人。而 4 月 27 日壹舉就捕了8359 人，僅 4 月 30 日壹天就槍斃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斃 28 人，6 月 15 日又斃了 284 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壹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壹百四五十名，到11 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 2000 人之數了。

　　殺戒打開，慣性巨大。“至今年四月底止，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 35.8 萬余人，共殺反革命罪犯 108400 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 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 5 月中旬，“殺人已近 20 萬，距人口千分之壹點五隻差五萬左右”，遠超出處決人犯壹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壹的原則規定。未到 5 月份，兩廣地區就捕了 188679 人，處決了 57032 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 10488 名”。據報，“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數的殺人數的30%左右，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 40 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歷及年齡都沒

　　有。縣區個人都有殺人的，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 226 人，蒼梧壹區先殺後報 14 人，又壹個區殺而不報 24 人，宜山批準殺 52 人，貴縣壹次夜間從後門拉出 8 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並都要求增大比例。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 1.3 萬人，內欽縣壹縣即捕 8 千人，鐘山縣委不經討論批準各區自行逮捕，結果全縣捕 1126 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壹個壞字。

　　自 3 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畫。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壹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因挾嫌報復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週邊，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 200 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槍斃，5 人被判刑，4 人被開除公職，1 人下落不明。

　　1953 年春，湖南在查出的 763 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縣人民法院認定的壹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壹是解放前充當“圈子會”的“大爺”；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 元；三是解放後組織地富 300 餘人進行反革命暴亂，毆打幹部，企圖推翻農會和篡奪鄉政權。經查，所定罪行全無證據，純屬誣陷。原因只是因為鄉村農民和集鎮居民競選農會負責人時，曾組織農民遊行助威，被人懷恨在心，以致乘機栽贓報復。

　　勉強湊數、濫捕濫殺的壹個極其嚴重的後果，就是把大批與舊政權有關的人員打成了反革命。福建長汀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壹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只因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將他人的罪過也扣到他的頭上。而且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只憑縣公安局長壹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

　　在剛剛結束的國共戰爭當中，中共就是利用對國民黨投誠人員“不咎既往”

　　的優待政策，瓦解了國民黨幾百萬大軍的戰鬥力。在鎮反運動中，所有這些曾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具有極大感染力的政策檔，在各級幹部眼裡都成了壹紙空文。

　　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湖南茶陵 20 余名國民黨中將和少將，除去港臺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 9 人，鎮反運動中多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4 人被槍斃，3 人被判刑（2 人死於勞改期間）。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 81 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位，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滿清搞“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順之者生，逆之者亡。而中共只要認定妳為階級敵人，順之亦亡，其殘暴程度遠勝於滿清。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1918～1951）在 1936 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董必武安排朱邁先直接進入廣西的 11 集團軍從事政治工作，擔任該軍 131師壹個團的上尉指導員。1942 年，131 師調守南寧，曾參加過桂柳會戰。次年，朱邁先被派往 19 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隊長。1949 年 6 月，蔣雄從部隊轉到桂林任專員後，又舉薦朱邁先任自己的秘書。同年 12 月，桂林解放前夕，由於朱邁先等人的積極工作，蔣雄手下的 70000 余名軍政人員起義。其後，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 年學習結業後，朱邁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學任教，該校的董事長就是蔣雄。在 1950 年 12 月的“肅反”運動中，蔣雄和朱邁先被捕，壹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寧縣。1951 年 11 月，湖南新寧縣法院以莫須有的“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並立即執行。死時，朱邁先年僅 33 歲，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3個幼小的孩子，其幼子因饑餓而死。“文化大革命”中，其妻傅麗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頭髮，還多次遭到毒打、抄家、遊行示眾，身上留下了不少傷痛。1984 年才澄清事實真相，給予平反。

　　另壹位是三十年代被譽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沈從文的三弟，抗日將軍，抗戰後在家賦閑。50 年代在湖南遭槍斃，臨死時席地而坐，冷笑數聲道：“想不到妳們這麼搞！”

　　抗日將領，曾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之職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其組織的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員警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害。

　　甚至像在全國範圍內十分著名的抗日將領李杜，在 1951 年的鎮反運動中，也曾因信奉壹貫道，而被定為反動會道門首領密謀叛亂而被捕。只是因為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調閱了國民黨軍團長以上、文官縣長以上被捕者名單，偶然發現了李杜的名字，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過壹死。

　　李杜原本既在統戰名單之列，而他的命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大批官階在團營以下的普通國民黨軍官兵的命運將會如何。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 2.2 萬人。接近“解放”時，壹個青年曾短時間參加了國民黨的某個組織，這個組織就像現在的什麼自願者之類的，他沒從事具體的反共活動。解放後，這個青年被判處了徒刑，在他入獄時，他已有壹個愛人和壹個三歲的女兒；共黨將這個男青年送進監獄後，還把他愛人家裡的壹切衣服及財產都沒收了(只留下兩個碗)，由於沒有吃的，她三歲的小女兒很快就被活活地餓死了；由於沒有穿的衣物,這個女青年也很快就被凍死了……那時，重慶三峽壩區某縣官壩區開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壹次槍斃 12 個人，同時拉了壹些人來陪殺場，他壹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

　　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壹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壹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壹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壹個。這在當時不算什麼，補壹個手續就行了。該縣黃金鄉金銀村有壹個姓方的青年人，忽然就被列入了槍斃名單。方某被押赴汝溪執行槍決的路有幾十裡遠（那時沒有公路），要經過壹道山溪。那天卻忽然發了山洪，波濤洶湧，無法渡過，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遠遠的繞道而行，這壹繞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邊久等不至，怕誤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開槍行刑了，等方某壹行趕到早散了場。第二天上面有人來通知說，方某可以不殺了，已經引頸待斃的方某於是從鬼門關檢回了壹條小命，他實在是太感謝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壹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壹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 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當宣佈張國錦的罪名為“壹貫道”（當時定性為反動會道門）成員時，張國錦壹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壹貫道，更沒有參加過壹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群眾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壹個人看見我參加過壹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壹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將近壹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頓時壹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壹會兒，壹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壹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傑、秘書範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裡找證據呢？議論之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壹片。審判臺被迫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由範梓裡宣佈，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壹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範梓裡的示意下，壹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壹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它說，張國錦肯定是壹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它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它，但怎麼敢呢，因為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壹邊說壹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壹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覺說，有壹次我和張國錦在上南門官茅廁（公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著壹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這兩個毫無道理的所謂反革命證據立即為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定下了。範梓裡馬上宣佈，現在有兩個辦法，壹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壹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範梓裡走到臺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壹個人（除張的直系親屬外）舉手同意巴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 。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說著範梓裡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1 秒、2 秒、3 秒……還有兩分鐘，1 秒、2 秒、3 秒……還有壹分鐘……”這時全場死壹般的沈寂，人們都好象屏住了呼吸壹樣，誰也不敢吭壹聲。當三分鐘快到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呢？”時間到了，沒有壹個人舉手。範梓裡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三分鐘內舉手，說著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壹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來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

　　席臺立即以舉手表決為依據宣佈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 15 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

　　直到槍響倒下。

　　那時，沿海地區的居民不斷偷渡逃難到香港和境外。而留在內地，能夠活下來的起義投誠人員或者家屬，改革開放紛紛要求平反。僅湖南壹省，經認定身份列入複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銷判決，恢復名譽，約占複查數的79%。而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裝人員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糾正。在全國範圍，總共有 15 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難看出當時情況之壹斑。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開過新壹輪的“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就又捕了 71128 名，處決了 10727 名。並且該地區還進壹步部署了第三階段“鎮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處決 12279 人。以華東第壹階段“鎮反”

　　處決 139435 人即已達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九四的比例來看，可知三個階段下來，其被處決人數大大突破千分之壹。

　　據新華社記者 1953 年初報導：“貴州省農村中群眾管制壞分子的面寬、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區嚴重的混亂現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經過有關公安部門審查、批準，許多都是由群眾或工作組幹部說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屬，壹般都是全家大小壹律管，部分地區將小偷、遊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來。

　　紫雲縣四區德興鄉二村共有 310 戶，居民 1627 人，管制了 23 戶（均全家管）150人，占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中央規定（千分之三）的 30 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占該鄉總人口的 1/2。獨山縣基長鄉全鄉人口 8361 人，共管制 456 人，去年 12 月經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廳檢查結果，僅 11 人符合管制條件，不該管而管的 454 人。紫雲縣壹區松山鎮五村，農協主席梁秀清貪汙銀元壹元半，自己說出後，即被管制起來。該縣四區德興鄉壹被開除的團員，因壹次在館子裡跟地主同桌吃飯（各自付錢）被管制。紫雲縣二區四村農民班長元兩夫妻打架，被工作組宣佈管制壹年。獨山基長鄉平定村羅登雲年已七十八歲，不能行動，亦無反革命活動，僅因其 1926 年曾當過壹年偽區長而被當做主要管制對象。”

　　據壹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中共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 70 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到 1979 年 8 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 人。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壹個說法，叫殺了 70 萬，關了 120 萬，管了 120 萬。以官方的被處決 71.2 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 5 億人口的千分之壹點二四的水準了。如果註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毛澤東委婉批評壹些地方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 71.2 萬的這個數字。同樣的情況，比較上述貴州農村的管制情況，亦可知其所謂管制數小於判刑數的統計，也未必十分準確。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間，至少有 300 萬人被中共殺害。據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 年至 1952年有 280 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萬人被殺。

　　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 2 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 60 萬人，反動黨團骨幹 60 萬人，共 3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後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中共內務部長薄壹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 2 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遊擊戰士)。1999 年 9 月，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方分別殲“匪”共計 258 萬 4 千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最少在 500 萬人以上。

　　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壹個“政協委員”或甚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1965年 6 月李宗仁抵上海時，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李回國不到壹年，陪伴他 42 年的夫人郭德潔於 1966 年 3 月逝世。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有關部門先後物色了 60 多位年輕美貌的女青年照片資料，當壹個叫胡友松的照片擺在他的面前時，被李壹眼看中。胡友松是壹代影後蝴蝶的女兒，1959 年從醫專畢業後就壹直在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周恩來找李宗仁談話，建議他們正式結婚，李宗仁只是擔心比他小 48 歲的胡友松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做思想工作。胡同意了，二人於當年 7 月結婚。1969 年 1 月 29 日，李宗仁因病逝世。沒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趕出李府，被說成是港臺特務，受到了審查，後來又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之後又把她調入了國家第壹歷史檔案館工作。

　　1969 年和 1982 年，胡友松兩次將國家發放的生活費 13.7 萬元和李宗仁先生的私款 83662.39 元全部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160 幀照片捐贈給中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臺兒莊史料館。

　　3．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主要是針對腐敗。建國後，大批中共黨員進入城市花花世界，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和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毛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由此，毛下令展開“三反” 運動。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發佈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反”運動。確實有壹部份中共黨員被判了罪。

　　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 1952 年 5 月 26 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壹目標。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專政對象。

　　在工商改造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壹人，將自己壓死。時任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壹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壹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壹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壹書估計，鎮反時期有 50 多萬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 20 萬人自殺。

　　據 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萬 3100 餘人被逮捕，280 餘人自殺或失蹤。

　　“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從史書中只看見階級鬥爭。他壹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策”。他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甚麼都重要。

　　1960 年，被毛打倒的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壹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兇，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

　　1962 年鄧小平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壹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 1600 萬，有的估計是 2500 萬。”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消滅了，可農民階級沒有勝利，階級鬥爭只是殺了壹批保長，並將“壹個保長”換成“好多保長”而已。

　　思想改造運動

　　1．剝奪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權威，而權威最討厭懷疑、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知識份子的災星。柯慶施以男人評婢女的口吻說，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不肯作自我檢查，總是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高崗更是粗野的咒駡知識份子，說他們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而毛澤東壹再教訓知識份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從文盲上司的領導。並警告說，知識份子是否有前途，決定於服從命令的程度。

　　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諷刺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話外之音是，知識份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意是：共產黨供給知識份子飯碗，妳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權的皮上面才能夠生存，我不給妳飯吃，妳就得餓死；所以，妳得老實點。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否定，必然匯出知識份子依附性的結論。既承認知識份子是個社會階層，又判定其是壹個只能依附於壹定階級而沒有獨立性的階層。知識份子從壹開始就或者屬於敵人（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屬於異己（依附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即使不屬於被消滅物件，也僅僅只是屬於團結、教育、改造、利用的物件 。1978 年 3 月 18 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即使“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壹張‘皮’

　　上的問題”，存在著“註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只要堅持壹黨專政，知識份子就始終是專政者的心腹之患；知識份子必須忘我，必須失去自己的獨立意識，成為沒有主見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被當局重視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奴才，絕不是主人。

　　毛在七大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人士了”。千家駒指出：毛既嚮往又自視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所以對知識份子既蔑視又敵視。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唐太宗喜稱“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毛則笑謂“妳們都上了我的賊船”。全是帝王心態，知識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間。

　　1947 年 10 月 27 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組織和平統壹大同盟陰謀的指示》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壹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檔時加上了壹段話說：“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

　　“壹步壹步地拋棄他們”。

　　1949 年 8 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共在大陸上的軍事 ? 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壹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所講的“外國羈絆”是指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勢力。

　　毛為此壹連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國的知識份子與美國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他心懷叵測地說：“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必要”，“給中國人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這就是把當時中國數百萬民主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都列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五縱隊了。毛在評白皮書的文章中還直稱他們為“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他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壹文中已把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共產黨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壹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壹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壹個很好的東西，是壹個護身的法寶，是壹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壹個寶貝。”從而已把自由知識份子打入了懷疑和整肅的範圍之中。毛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

　　1950 年初，毛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外乎兩類；壹類是讀書越多越糊塗；壹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第壹類是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談的是孔孟之道、資治通鑒之類的書，所以讀得越多越糊塗。第二類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接受了個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動。毛還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說的是封建帝國閉關自守時代的事。現在不同了，海禁大開，有了艾奇遜所說的“外國羈絆”。孫中山這位大秀才就壹舉推翻了滿清王朝。我們共產黨也不是秀才造反嗎？

　　有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外國羈絆”，不也推翻了有“美國羈絆”的國民黨反動派？

　　所以，對我國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們可要感謝艾奇遜給我們的教誡啊，必須記得，秀才們雖然上了我們的賊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須慎加留意，小心為上。

　　所以，1949 後的中國，以文盲為榮，以有知識為恥。1950 年華北 150 萬黨員中，130 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幹部中近 50%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壹向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前者神氣而霸氣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後者動輒得咎，如胡風說的，咳嗽壹聲都有人錄音，所以總是臨深履薄，像惡婆前的小媳婦，退不完的褲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為了扼殺民主自由、鎮壓知識份子，進行了壹場又壹場鬥爭。改造思想的實質就是消滅良心，消滅自尊，消滅獨立思考。要人人無人格，人人說假話。

　　1930 年年輕的沈從文（1902～1988）就公開發表《論郭沫若》壹文，對這位比他年長 10 歲的成名人物作了無所顧忌的評價，壹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 “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1948 年 3 月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動壹場批判和“再評價”

　　運動。在該組織創辦的文學理論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第壹期上，發表了郭沫若充滿火藥味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界定為“黑色”作家，沈從文則是 “桃紅色”作家，文章宣稱：“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壹批作家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特別是沈從文，他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壹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周有光回憶說：“49 前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壹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壹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叢刊還發表了邵荃麟、胡繩、喬木（喬冠華）等激烈抨擊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的清算文章。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另外幾家進步刊物也壹起配合對國統區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創作進行了有計劃的批評，被批評的作家有姚雪垠、駱賓基、錢鐘書、臧克家、李廣田等，範圍相當廣。這壹運動可以被視為在國統區肅清自由民主主義者影響的前兆。

　　1949 年元月，沈從文呻吟：“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壹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949 年 3 月，他兩度自殺。先是長子沈龍朱看到他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慌亂中沈龍朱拔掉電源將父親蹬開；再是將自己反鎖在房內，用刀片割開手腕動脈及頸上血管，並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鮮血四濺。獲救後，沈從文壹度“住在壹個精神病院療養”。當他由“瘋”

　　恢復“正常”，作為壹名作家，沈從文便“死”了。

　　40 多年後，張兆和依稀記得：“1949 年 2 月、3 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

　　1949 年 4 月 6 日沈從文在病床上寫下壹篇很長的日記，他感歎：“可惜這麼壹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將登上文藝界權力頂峰的郭沫若。

　　1953 年，在絕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圖自殺，獲救後辭去北大教授的職務，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他從此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1953 年，開明書店通知他，由於“內容過時”，他的書盡數銷毀；而 1954年，從香港傳來消息，他“所有作品，在臺灣均禁止”，因為他留在大陸“匪區”。

　　他的作品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全化成了紙漿，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這個名字。

　　凡舊作中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刪掉。為表示與新政權壹致，與新社會合拍，寧可“剜卻心頭肉”。連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餓鄉紀程》

　　裡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壹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

　　曹禺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將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添個革命的尾巴。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壹片空白。

　　中國大陸唯壹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兩位作家，老舍和沈從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諷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際，老舍已自殺身亡；提名沈從文時，沈已高齡病逝，享壽 86 歲的沈從文的全部作品，均創作於解放前，解放後再也沒有在文學上創作過壹個字。

　　2．批判《武訓傳》

　　1950 年毛先批電影《清宮密史》，1951 年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電影《武訓傳》的主題

　　是宣揚文化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巨大推動作用，最令最高決策者側目的則是興學的武訓和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下面的幾段對話：“餵，武七，跟咱們壹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只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壹度佔領過堂邑、壽張、陽穀等縣城的山東貧民首領王倫都是壹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裡，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

　　“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武訓遲疑地說：“周大爺，我還是打算討飯積錢修義學……。”武訓與周大最後壹次見面時，武訓又說：“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周大的頭不由得低了下來。他皺著眉恨恨地說：“可惜咱們就是少壹個好的頭領給咱們好好地帶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寶座就忘記了咱們窮人！……”

　　影片於 1951 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

　　毛澤東看了《武訓傳》後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1951年 5 月 20 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壹場政治批判運動，因為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該社論批評43 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 48 名作者。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 7 月 23 日至28 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反動宣傳”。

　　1951 年 6 月，胡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學習》雜誌上發表《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文章特別強調《武訓傳》中壹段對話：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對興學的武訓說，“好，武七！妳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壹文壹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文章指出：這‘壹文壹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壹重在革命武裝，壹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胡繩直接提示讀者：《武訓傳》作者及其歌頌者，不過是借《武訓傳》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即把自己擺在和“武裝起義的群眾”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在胡繩看來，“文”當然無“功”

　　可言，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同期《學習》雜誌發表的署名鄭昌的文章《從討論裡應該學到什麼？》。文章斥責《武訓傳》“把壹個投降了反動統治的奴顏婢膝的小醜武訓，描寫成為革命者。把那種根本不聯繫政治鬥爭，根本不損害封建統治任何壹點東西的所謂‘行乞興學’，與領導武裝鬥爭的周大的行動等同起來，稱之為‘壹文壹武’。”

　　文章進壹步指出《武訓傳》的問題不僅僅是壹文壹武並列，而且通過這‘壹文’

　　的口辱駡農民戰爭為只會殺人，那‘壹武’居然被罵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寫那‘壹武’的行為毫無結果，這‘壹文’卻幹成了據說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把農民戰爭的內容與作用歸結成為僅僅壹個字：‘殺’（用周大的口說：

　　‘咱們就只有殺！’）他把幾個領導過農民戰爭的領袖李自成、王倫與洪秀全，誣衊成為‘殺人魔王’，而其結果是‘敗的敗，擒的擒’，‘殺，又有多大的用處’。相反的，壹個得到靠屠殺‘撚黨’起家的山東巡撫張曜的支持的武訓，被描寫成為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人。”

　　《武訓傳》批判時壹直深諳天機的楊耳說：“最觸目的是電影對於武訓時期農民革命鬥爭的否定和汙蔑，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汙蔑。電影裡用武訓和周大兩個中心人物來代表當時中國的兩條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農民起義的革命路線，在電影中是慘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無益的鬥爭……。

　　電影《武訓傳》兩次借用武訓的嘴，咒駡並質問革命農民道：‘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又說：‘周大爺，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實際上，中國的農民革命，除了張獻忠等少數錯誤的領導者在失敗之際殺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動統治者才不遺餘力地汙蔑革命農民愛殺人。《武訓傳》的這兩次質問，和惡毒的汙蔑咒詛又什麼區別呢？”

　　不再寫詩而只寫批判文章的何其芳說：電影《武訓傳》上捏造了壹個太平軍的戰士周大，說武訓和他是‘壹文壹武’，肯定他們都是農民的反抗，批判他們都不能獲取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歪曲地寫為只是燒殺。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正是封建社會裡面農民最革命的表現。像武訓那樣剛好走著相反的道路，怎樣能夠和太平軍的戰士相提並論呢？把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相提並論，對於太平軍的革命戰士是壹種莫大的侮辱，而對於武訓卻是壹種粉飾到極點的擡高。何況電影裡面把武訓寫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卻成了只知道燒殺的‘響馬’。根據歷史材料，太平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並不亂燒亂殺。而且像電影裡面所描寫的張舉人那樣的惡霸地主，那完全是應該殺的，周大殺了他又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呢？這實在是對於中國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橫加汙蔑”（《學習》

　　第 4 卷第五期）。

　　周揚認為“《武訓傳》對農民革命給與了極大的汙蔑，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隊伍歪曲地描寫為只是燒殺”。他指出：這種對農民革命的歪曲，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的。

　　無論是楊耳文章，還是何其芳周揚的文章，實質上都是奉命之作。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訓傳》“文”“武”分野的幾個小鏡頭做大文章，反映了最高決策者的意圖。在最高決策者眼裡，《武訓傳》根本就不是什麼藝術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學”、“影射文學”，用深諳天機的楊耳的原話講，是“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換句話說，是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向執政黨挑戰。《武訓傳》中“文”“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代表了現實中“文”

　　“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在毛看來，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則是武訓的繼承者。

　　對武訓的褒揚，也就等於是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自吹自擂；對太平軍和洪秀全的種種批評，諸如“殺人魔王”的批評，洪秀全登了寶座就忘記窮人的批評，莫不構成對毛本人“惡毒的汙蔑咒詛”。在毛澤東看來，思想層次上的資產階級，遠比經濟層次上的資產階級可怕。“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毛自然要予以迎頭痛擊。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批判因此鳴鑼開場。

　　1916 年，陶行知從英國留學回國後，單純提倡改革教學方法的問題。五四運動後，陶提倡平民教育，後熱衷於鄉村教育……。後來由於有共產黨在曉莊鬧革命，曉莊學校（即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在 1930 年被國民黨封閉。曉莊的被封，雖然促成了陶先生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對立，但陶先生依然繼續從事他那種超政治的教育活動。

　　陶行知看到國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愛，沒有博愛的概念。中國人的人性觀是壹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是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性。生命的社會性壓倒壹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說：“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壹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陶行知特別推崇博愛，“愛滿天下”是他的座右銘，贈之友朋以互勉互勵，終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斷言：“共和之大本”在博愛，若無博愛，“則希望共和，猶之水中撈月耳。” 1943 年他說：“人生最大的目的還是博愛，壹切學術也都是要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我們仍當向這個方向努力。”他關註最多的是“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

　　1946 年 7 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壹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壹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 49 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 年批《武訓傳》時，因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他生前推崇過武訓，輿論界翻臉不認 5 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其博愛精神被宣判了死刑。批判者中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知名人士，其價值只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壹種是像郭沫若壹樣批武訓、寫檢討；壹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錢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壹個致命問題：“為什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裡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卻偏偏要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會找到武訓這樣壹塊朽木來做自己的招牌呢？”

　　“陶行知企圖繞開階級鬥爭，繞開暴力革命，僅僅用教育、科學、文化來改造社會，建立自由平等世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須經過階級鬥爭，採取革命手段才成。”這就說得很明白了：只有中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革命事業，才是救國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與此沒有直接聯繫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都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範疇、都是歧途。

　　錢俊瑞在《改良派為反動派撐腰》文章中說：壹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點，就是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教育觀，就是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看法。他們認為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雖然存在也是不重要的。他們只願意清高和自在地辦他們的“普及教育”、“科學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教育”等等；且願意憑著這個教育之“萬能”來救我們的國家。結果怎樣呢？和他們的宣言相反，壹切改良派的這種“超政治”“超階級”的觀點和作法，在客觀的社會實踐上，只是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勞動人民的認識，從而欺騙和麻醉了勞動人民，並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戰鬥意誌，也就是這樣，幫助了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這也就是壹切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確的階級烙印（1951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

　　錢俊瑞在這裡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事業”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來，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似乎有三種人生路向：壹是歸附於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壹是走中間道路，實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壹是充作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鷹犬。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中間道路本來就沒有的。換句話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需要文化創造、文化積累，不需要經濟建設，只需要中共領導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武裝鬥爭，只有這種事業才是正當的。而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走“中間道路”，絕大多數在客觀上“為反動派撐腰”、“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花朵”。所以，就總體而言，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是壹個有罪的階層，其基本歷史應予否定。實際上也就是如馮友蘭所說，只要不投奔解放區而留在國統區，就是“助長蔣政權的兇焰”，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比武訓的錯誤更大。

　　具有與武訓類似經歷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慘了。晏氏1918 年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創辦識字班。1920 年歸國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並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本著“與平民打成壹片”的精神，數十年如壹日地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 年他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在美奔走呼號 10 個月，募得 50 萬美元，全部用於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 年，在抗戰大後方，他又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他仿效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他以辦學的實績贏得人們的關註、解囊，不必像武訓那樣以作賤自己來換取人們的拖舍，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教育教國的精神卻是與武訓相通的。在 1943 年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壹。

　　1950 年，晏氏在美國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但他留在國內的事業卻被當成了異端：他手創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被宣佈為“反動組織”；他在抗戰期間歷盡千辛萬苦支撐下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被定為“反動學校”，學院的院長魏永清則被定為“反革命份子”（30 年後方被宣告無罪），學校師生受到株連，成了批判對象。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國的事業被摧毀、有家歸不得的百般無奈之下，於 1960 年代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陶、晏都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在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積弱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壹藥方。共產黨執政後如果對異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們及其弟子繼續其平民教育事業，則他們向幾億農民灌輸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識而不是階級仇恨。如果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的畢業生散佈到全國農村，無疑會妨礙中共基層組織執行其階級鬥爭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兩支隊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瞭。

　　馮友蘭在自我檢討《關於<武訓傳>筆談》中說：”如果各大學的教授及各工廠的工程師，都算是人才的話，在解放以前，他們確是大部分集中在蔣管區底幾個大都會裡。這件事實，就助長了蔣政權的兇焰，就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這壹方面說，這些學術或教育工作者底錯誤比武訓又更大了。”可見，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非但無寸功可言，反而有過乃至有罪，決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 48 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壹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對《武訓傳》的批判及其後的文藝整風運動，使電影創作處於停滯狀態，當年除《南征北戰》外幾乎沒有壹部影片投入生產。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妳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壹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壹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專政的物件。

　　1990 年，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瞭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壹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壹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 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麼？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壹點兒感慨，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1985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第壹版上，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壹場大冤案！

　　3．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的幾個月後，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採用蘇式教育度的計畫。由於大多數教授受過歐美教育，他們的抵制使計畫未能實行。中共看到“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壹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是“危險到極點”

　　（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的言論）；遂於 1951 年發動了壹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 1951年 9 月。在這次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變成了新政權的附庸。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他用“4 個 S”來總結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十幾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階段就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 S）。

　　根據科學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1951 年 8 月，周恩來總理在壹個全國性專業會議上報告說：知識份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校長大受啟發，當即就在北大搞起了壹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 月初，馬給周恩來寫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 1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壹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這封信在 9 月 9 日轉呈毛澤東。9 月 11 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誌去講演。我不能去。”9 月 29 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 1700 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思想改造運動” 至此正式開始。

　　馬寅初在壹篇文章中宣稱：“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報》1951 年 10 月 23 日）。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壹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壹。

　　接著，《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檔“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 月 23-24 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很快，“思想改造”運動從大專院校延及到文藝、科技、宗教、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中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脫褲子，割尾巴”，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面嫩耳軟，聽不慣這麼形象的語言，於是選擇了壹個比較文雅的名稱，叫做“洗澡”。這個運動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坦白、審查、改造、總結。

　　“思想改造工作”的第壹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檔。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壹篇簡短的檔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妳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壹手持可蘭經，壹手持寶劍”。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份子開始被灌輸壹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

　　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份子根據所學檔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主要是寫自傳，壹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

　　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份子都成為整肅重點。

　　張東蓀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壹面旗幟：日偽時期坐過日寇的監獄，堅貞不屈；1945 年 11 月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6 年當選為民盟秘書長；1948 年底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北平和平解放。抗戰勝利後作為民盟負責人，為和平民主不懈奮鬥。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壹邊倒，張東蓀認為“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在當時，是否擁護壹邊倒是考驗政治忠誠的壹個主要指標。張公然對壹邊倒持保留立場，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1951年被指控向美國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1952 年 4月 21 日毛澤東關於北京市高校情況的壹個批示就點了張東蓀的名，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張東蓀已與敵特分子並提，不在“可以過關”

　　之列了。梁漱溟曾當面向毛澤東為張求情，毛的回答是：“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壹起開會了。”張東蓀被指為“壹貫反共”、“為帝國主義服務”，在燕京大學和校長陸誌韋壹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後銷聲匿跡。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壹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著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認出的樣子。愛國誌士、學術泰鬥竟潦倒至此。

　　張東蓀於 1968 年 1 月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當張東蓀被關入秦城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捕。在秦城被迫害致瘋，後監外就醫。

　　張宗炳的妻子劉拙如在其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被監禁了近壹年。二兒子張宗燧 1968 年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 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 31 樓服安眠藥自殺，時年 50 多歲。1966 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鬥爭後，壹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 46 歲。除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壹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第三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判階段，知識份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周恩來就曾多次指示：運動要“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物件有兩個人，壹個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另壹個是法學家周炳琳教授。1952 年 3 月 7 日，朱光潛教授在西語系師生大會上檢討，但與會者壹致不滿，先後有 5 位師生在會上對他進行揭發批判。3 月 29 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批判朱光潛。4 月 9 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朱光潛作了第三次檢討。會上，馬寅初校長總結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壹邊來”。

　　與朱光潛壹樣，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檢討難以通過，因此他向馬寅初校長表示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壹切後果”。但馬寅初先是帶人到他家裡找他談話，然後又召開 20 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親自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澤東給彭真寫信：“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在共黨接管北京大學時曾表示：“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黨就是要改造他。他終於被迫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檢討，題為《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他承認“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反動透頂”（1952 年 8 月 13 日《光明日報》）。民國初年赴美留學歸國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金嶽霖是個唯物主義者。他歸國三十多年，同唯心鬥爭了三十年，到此時仍不免要檢討過關。因為他的學生殷福生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自己培養了“壹個反動份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民族立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要肅清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1952 年 4 月 17 日《光明日報》）。

　　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 1957 年回憶說：“前幾年，大學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也還是讓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的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的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子辱駡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許多人在壹些運動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現在還舒不過氣來”（《文匯報》1957 年 5 月 19 日）。

　　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金嶽霖跑去勸他說：“芝生，妳問題嚴重啊！妳壹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壹起，眼淚和鼻涕齊下。當初國民黨請馮有蘭搭機南下赴臺灣，他曾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臨時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接共產黨。現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對方是中共，他竟忍氣吞聲，不敢辯壹個字；經過多次“高壓定型”，不僅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成了壹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學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也就是說，“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

　　雲南大學的教授劉文典就是拒不檢討的壹個。他是壹個狂放不羈的學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內，曾同蔣介石當面頂撞，說：“我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並沒有聽見過妳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過蔣介石三個字”。以至壹度被蔣拘留軟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籲下方獲釋放。他壹貫目中無人，自稱是三千年來唯壹真正懂得莊子的人，自然不會因為來了共產黨就肯“改造”自己。

　　劉氏對於學校當局將他當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會上，他公然宣佈：

　　“我是壹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如果說政治思想錯誤，那就是孫中山的錯誤。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妳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倘若妳們覺得莊子的思想有問題，妳們可以不選讀或是取消這壹門功課。妳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妳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

　　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壹談了！”

　　這個年愈花甲的學者，軟硬不吃，拒絕接受改造，終於落得個無課可教的下場。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壹些知名知識份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駡自己。但知識份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壹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份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駡，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 20 世紀 30 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我於 1920 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

　　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壹研究“是我壹生歷史上最可恥的壹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

　　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壹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份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份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

　　1952 年 3 月到 5 月間，也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收尾階段，北京大學有 7個人自殺身亡，相當於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十分之壹。

　　5 月 6 日，北大校長馬寅初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此後兩周，北京大學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在壹周左右的時間內，據稱有三千多人交代了問題，約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90%，其中 41 人有“重大問題”。

　　馬寅初的北大是壹個時刻觀察政治風向的北大，壹個趨炎附勢的北大，壹個既不保護自己的教授、也不保護自己的學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內，北大成了政治鬥爭的風向標、角鬥場。馬寅初在解放前就與周恩來私交甚深，曾說，“只要為了國家利益，我是壹定要跟共產黨走的。”而他為自己的孫子、孫女分別起名為思潤、思澤、思東，更可見他本人的傾向。馬把自己的政治傾向攙雜到壹所大學的建設之中，可以說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失敗的關鍵。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可以讓 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 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譬如東北工學院便利用這場運動將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為老教授）撤掉，換上了清壹色的共產黨員。

　　從 1951 年 9 月 30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份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份子之手。體制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範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民主黨派領袖則帶頭呼籲知識份子響應中共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真正作為改造物件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非體制知識份子，包括馮友蘭、賀麟、梁漱溟、金嶽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樓邦彥、鐘敬文、金克木、週壹良、黃藥眠、羅常培、周培源、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錢偉長、董渭川、李宗恩、葛庭燧，等等。經過著名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誣與他誣，自由主義者的形象被搞臭了，完全喪失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號召力。

　　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憶苦思甜”、向黨靠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人生觀，以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學習，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愛、寬容、正義感、人的真誠和尊嚴，……最後剩下是壹個既無國家觀念亦無天賦人性只有黨性，完全聽黨指揮棒，無主見無大腦功能的動物。以奴性取代獨立性，對不堪教化的就將其思想連同肉體壹齊消滅！這是數千年來多麼慘烈的壹部思想文明滅絕史啊！真正的知識份子全面死亡了，從此“大地白茫茫壹片，真乾淨，只剩下皇帝與流氓，任馳騁”。

　　在 50 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份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4．批判胡適及其弟子

　　1949 年毛澤東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並把他們宣佈為戰犯加以通緝。胡適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離開北平南下，1949 年 4月 6 日從上海乘海輪去美國。胡適離開大陸後，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壹封出自胡適的老朋友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壹封公開信》。

　　胡適聲稱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 1950 年 1 月 9 日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

　　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北京解放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壹箱財物，並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壹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叛》，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壹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文章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1951 年 11 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壹輪胡適批判高潮。這場批胡適的運動從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底，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的。因為“三反運動”而擱置。這場運動只局限在京津高校，涉及的人員主要是些高級知識份子。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如湯用彤、金嶽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胡思杜雖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為成分不好，壹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壹直努力工作，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壹直是二等公民。他壹直想入黨，1957 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主動地給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卻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 1957 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殺了。留下壹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妳了。妳來了我壹定不在了，找我的壹個同事，他會告訴妳我的壹些情況。妳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妳不要難過。妳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妳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壹個手錶也給妳，留個紀念。希望妳們努力工作，妳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4 年春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壹篇文章，發表在 1954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第 9 期上。文章說：“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尤為明顯。”

　　江青讀了發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文章大為讚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於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後，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事情便擱下了。

　　9 月中旬，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督促《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周揚說：

　　“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藝報》轉載。於是，《文藝報》第 18 期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10 月 10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壹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

　　10 月 16 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關同誌寫了壹封信：“各同誌：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壹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壹次認真地開火。……俞平伯這壹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這封信當時只是內部傳達學習，沒有公開發表。此信後來被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信的標題是：《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 月 18 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傳達貫徹這封信的精神。確定了對《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改為以個人研究為主，採取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和討論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報》

　　發表。為了加強對這次運動的領導，成立壹個委員會，由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組成。

　　10 月 23-24 日《人民日報》連續推出了鐘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麼樣的路》，提出這場討論“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正式拉開批判運動的大幕。

　　10 月 24 日，中國作協召開了批判俞平伯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揚、馮雪峰、邵荃麟、俞平伯、馮至、王瑤、吳緗等 20 多位學者和評論家。周揚指出：

　　“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壹個具體的物件，執行了尖銳的批評任務。”

　　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於會後第十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語氣已與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從“由我個人負責”變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據俞平伯講，“是胡喬木叫她那樣寫的”。11 月 28 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1958 年她下放到工廠鍛煉，說她“破壞生產”被批判，1960 年被開除公職，“文革”中又成為批鬥對象，不久便自殺。

　　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文藝組負責人袁水拍寫壹篇批評《文藝報》的短評，袁提出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未被同意。這樣以袁水拍署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在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在審稿時加寫道：“《文藝報》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壹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置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壹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壹種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

　　中國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馮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是魯迅晚年和共產黨聯繫的中間人，參加過長征；1949 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壹任社長和總編輯）感到袁水拍的批評措詞辭厲，甚有“來頭”，馮在當年 10 月 31 日在文聯的大會上做了檢討，在 11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當時毛並沒有註意，當《南方日報》在11 月 14 日加以轉載時，卻被正在南方巡視的毛看到了，而且作了極為嚴厲的批示。馮在檢討中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說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道：“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馮說“我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毛在此句旁批道：“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毛逐字逐句地看壹個人的文章並批註，還真不多見。既然毛對馮的看法如此，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把他拿出來鬥爭了。

　　12 月 8 日，馮又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把馮定性為：“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制；在文藝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撤銷馮的主編職務。改組編委會，責成作協改進對該報社的領導。

　　周揚等 1955 年 1 月向毛彙報時說：“雪峰同誌因《文藝報》的錯誤受了批評，心裡很痛苦。”毛說：“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 年 7 月 25 日起，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連續召開，批判馮雪峰。8 月 20 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是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為題，報導了他的“錯誤”

　　及批判他的情況。就這樣，馮雪峰被加上“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被開除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被撤職後的馮雪峰1959年1月被安排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組建的編譯所。

　　雖然 1961 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請求恢復黨籍，直到死都未能如願。文革中，馮雪峰先是被關進牛棚，後被發配到湖北鹹寧勞動改造。他種過菜、挑過糞、插過秧、清掃過廁所、放過鴨子。1976 年 1 月 30 日終因肺癌晚期去世。

　　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是批判胡適的主將，就在他大批胡適的時候，1955 年 5 月中旬，他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柏山“文革”中再遭衝擊，1968 年 4 月 3 日在鄭州含冤去世。

　　1954 年 11 月初，鄧拓要王若水寫批胡適的文章。鄧拓轉達了毛的指示：俞平伯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1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的《肅清胡適反動哲學的遺毒》，這是批胡適的第壹篇文章，得到了毛的贊許。12 月 8 日，郭沫若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上說，王若水的文章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壹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誌的說法”。

　　批判胡適的時間持續到 1955 年 8 月，前後長達 10 個月。作為這次運動的壹個總結性成果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洋洋三百萬字——《胡適思想批判》（8 輯）。

　　當時批胡的文字遠遠不只這些，散落在各種學報、刊物、報紙上的批胡文字還有不少。很多青年學生在課堂內外以作業的形式，撰寫的批胡文字，其數量就更無法統計了。

　　批胡風

　　文藝理論家兼詩人胡風（1902～1985），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的貧寒之家，原名張光人。壹位著名的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已在路翎等人的創作中結出碩果）。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讀，1929 年去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與日本反戰同盟。1933 年被捕，被日本政府驅回國，抵上海，先後任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及左聯書記等職。

　　由於他和魯迅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引起周揚的極大怨憤。在文藝方針上，有過所謂“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之爭。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壹戰線問題》可看出魯迅對周揚（當時叫周起應）的憎厭之深。在周揚眼中，胡風跟魯迅壹道另提口號，不是“內奸”是什麼？他以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充當了魯迅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連絡人。魯迅逝世，胡風作為魯迅的密友，是扛靈柩者之壹。

　　他抗戰時期在重慶，胡風團結了壹批作家詩人，形成了壹個既真誠追隨中共革命運動，又強烈追求創作個性的文藝派別。人們以其所編刊物《七月》而名之“七月派”。胡風在文壇上聲譽頗隆，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

　　毛澤東早在 1940 年代初期發表的、1949 年以後近 30 年中被奉為文藝界“聖

　　經”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明確指出：“在現在世界上，壹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壹定的階級、屬於壹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還借列寧的話進壹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壹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強調：“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壹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在毛澤東看來，文藝離開了政治鬥爭和黨派需要，就成為了多餘。

　　胡風始終反對將文藝降低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壹”的文藝批評原則，胡風始終強調的是“社會學與美學原則相統壹”的批評方法。他認為：

　　文學與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誰主誰從、誰尊誰卑、誰高誰低的問題；而且，文藝與政治“合為壹體”的唯壹條件和標準就是文藝真實地反映社會和歷史，文藝應當“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歷史現實底內容和發展趨向，由這來為政治開路，推動政治前進。”他不贊同文藝成為“權變的政治戰術的應付”。他希望文藝不要異化成黨派政治鬥爭壹時壹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異化為政治領袖包裝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異類”的刀槍。胡風對那種“壹切都簡簡單單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視“文藝底專門特點”的錯誤乃至荒唐做法，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40 年代初胡風與周恩來身邊“才子集團”的喬冠華等發表文章，反對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並發表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施行應區別對待的的觀點。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嚴重關切，1943 年 11 月 22日，中共中宣部關於《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的工作問題《致董必武電》對此指出嚴厲批評：“現在《新華》、《群眾》未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同誌思想，而發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論民族形式、×××論生命力、×××論深刻等，是應該糾正的”。1944 年 7 月黨員作家何其芳、劉白羽由延安抵達重慶宣傳毛的《講話》，並與胡細談幾次，其實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觸情緒。

　　胡風在重慶時期牴牾《講話》的言論，都被他的“宿敵”周揚記錄在案，連毛澤東也芥蒂於心。胡風始終堅決反對文藝只顧宣傳、動員和組織農民參加“抗戰”，卻完全忽視農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完全忽視對農民的封建思想意識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風看來，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並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證反封建的勝利；換言之，反帝能夠保證民族的解放，但決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可是，胡風在抗戰時期的真知灼見到了 1955 年都成為他“反人民”、“反黨”、“反革命”的根據！胡風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也與毛澤東大相徑庭。他認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民”。

　　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文藝叢刊》連續發表了黨員作家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人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風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

　　的對立。這顯然是壹次中共組織的、清算國統區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舉措，當然也是藉以進行政策調整的舉措之壹。胡風則以長達十萬字的《論現實主義的路》提出反批評。

　　1949 年開國大典後，11 月 20 日，詩人胡風在 8 月 1 日剛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以 1949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為緣起，極力誇張和渲染會場的熱烈氣氛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最後壹章為《又壹個歡樂頌》，回到了開國大典的歡慶場面。

　　胡風在詩中用飽滿的激情大聲歌唱：

　　海

　　沸騰著

　　它湧著壹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軀

　　好像他右手握緊著拳頭

　　放在前面

　　好像他雙腳踩著壹個

　　巨大的無形的舵盤

　　好像他在凝視著流到了這裡的

　　各種各樣的大小河流

　　長詩近五百行，佔據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對此並不領情。因為緊接著的長詩第二樂章《光榮贊》就不能繼續在《人民日報》

　　上發表，而被擠到《天津日報》上去了。接下來合計長達四千五百行長詩的五個樂章《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煩，只得先後由上海的兩家私營出版社出版，幾乎都是胡自己操辦；而批評長詩的文字卻接踵而至，搞得書店積壓賣不出去。照說歌頌中共及其領袖的作品，在這舉國歡騰之際，按照常理是沒有人敢從中作梗的。解開這個誤區之謎，還是魯迅這句話說得透徹：“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據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風日記》：“和胡喬木通電話。他不贊成《光榮贊》裡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解放後，胡風認為黨文藝觀點、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予以調整，因此他極力反對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態度，把文藝作品作為圖解某種觀點政策的工具。當時人們都厭惡這種所謂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謂庸俗社會學觀點，而胡風挑起反對的大旗。

　　據學者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壹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壹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後，毛澤東很不高興。”

　　1951 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壹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 1951 年 9 月 24 日至11 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壹次整風學習，藉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首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1952 年 4 月周揚在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陪同下訪見胡，這三位毛身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黨”提出批評，而胡則沒有認錯檢討的表示。7 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9 月 6 日至 12 月 16 日，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周揚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1952 年《人民日報》上就公開稱之為“以胡風為首的壹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中共眼裡，胡風及其“小集團”成了唯壹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勢力。他屬於魯迅所稱道的那種“硬骨頭”。

　　1953 年 1、2 月，《文藝報》連續發表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林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何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林默涵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

　　壹，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壹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 林默涵的文章並非個人意見，而是毛澤東，共產黨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系統批判後的最後結論。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

　　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但胡軟硬不買帳，拒絕檢討。胡始終認為，是周為了 30 年代文藝理論論爭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恩恩怨怨，而對自己泄私憤。

　　1954 年 2 月，胡風讀了報紙上公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中有劉少奇在全會上不點名嚴厲指責高饒的內容：“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壹，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裡所指“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的措詞，原指高饒；而胡聯繫到自己總是受周揚擠壓的實際，把周揚拿來對號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揚。胡風遂於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在北京與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協助下，三個月足不出戶，全力以赴地寫成《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著名的《30 萬言書》。胡風對林文、何文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反駁，指責周揚等封鎖了中央關於文藝的壹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蒙蔽了文藝界的幹部群眾；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1954 年 7 月 22 日，通過習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遞。中共中央將“30 萬言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

　　1954 年 10 月 31 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本來不想發言，經人動員才講話。胡風在會上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地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壹”，“壹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投降。向《文藝報》的上級主管人周揚猛烈開炮。胡風的發言登報後引起毛的註意，這才調來“三十萬言書”看。胡風可謂自投羅網，成了毛澤東的眼中釘，肉中刺。

　　毛便從這壹“壺”（胡）到那壹“壺”（胡）──不再批胡適，而完全針對胡風了。

　　1954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其中第三節《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胡到這時才提起筆來寫《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經遲了。

　　1955 年 1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關於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壹同誌，照辦”。毛澤東批示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1955 年 1 月 14 日胡向周揚提出，不要公開發表《三十萬言書》，他還要修改時，已經由不得他了。這正應了“壹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何況三十萬言呢！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壹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 月 24 日，由毛簽發的《關於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

　　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壹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壹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將展開。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頓時，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熱潮。巴金違心地寫文章批胡風。批胡風文藝思想的工作由周揚、林默涵具體指導。

　　1955 年《文藝報》壹、二期合刊，以發表“30 萬言書”中最主要的兩部分作為靶子，隨後每期都發表好幾篇批胡文章以進行批判。

　　此時，舒蕪提供了壹批胡風過去給他的私人信件，並且已經分類編輯、註釋。

　　舒蕪將胡風主要在四十年代《論主觀》發表前後給他的信件，摘引 34 則，“按照林默涵同誌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註釋”：第壹、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第二、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第三、胡風為了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和革命文學隊伍，進行了壹系列的宗派活動；第四、胡風這壹切反共宗派活動，以怎樣壹種思想，怎樣壹種世界觀作基礎。舒蕪最後寫下壹段總結性評論：

　　“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後，不禁觸目驚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地強烈。”

　　中宣部決定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壹些材料》和胡風《我的自我批判》

　　同時在《文藝報》5 月初加編者按發表。《文藝報》排好清樣送交周揚，周揚又送毛澤東審閱。毛讀到了舒蕪提交的那批掐頭去尾的信，親自將“胡風小集團”

　　改成“胡風反黨集團”，將文藝思想批判壹下升格到政治鬥爭！下手之狠，連早有整胡風之心的周揚、林默涵等人瞠目結舌！

　　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處理“胡風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組，指定陸定壹任組長，派人四處搜集與胡風有關的材料。公安部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裝裱成冊，還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了何其芳、劉白羽、張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領下審閱這些文字，用紅筆勾勒‘有用’

　　之處，並寫上註釋，呈交上去。”

　　5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壹批材料”，公佈了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壹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這裡有壹個插曲：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報》5 月 13日應登載反省最為懇切深入的第三稿，結果卻錯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記。胡風壹看，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與胡風有十數年深交，深知胡風為人，承認過理論上曾受他啟發。周恩來要《人民日報》檢討。但毛澤東發話：

　　“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了反革命了！”

　　5 月 16 日傍晚，胡風和家人正在吃晚飯。穿便衣的公安部幾個人和作協領導人劉白羽來到他家。公安人員將胡風和梅誌分別隔在兩個屋子裡，不讓他們接觸。公安人員向梅誌出示了搜查證，便對胡風家裡進行了搜查。屋子裡的書很多，搜查人員壹本壹本地翻；對屋子裡的信件搜查得特仔細，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壹個地方，便於最後帶走。壹家人的飯還沒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幾雙筷子橫七豎八地散亂在上面。這樣壹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員才將胡風從裡屋帶走。胡風被帶走的時候，還回過頭來，看了看桌上自己沒吃完的半碗飯。

　　公安部留下的人員，對這裡再搜查了壹遍。淩晨，負責搜查的人認為可以結束了，便將梅誌帶走。從此，整整 11 年，胡風與梅誌再沒有見過壹次面。根據事先佈置，公安部留下幾個人在屋裡“蹲點”，負責監控電話和外來人員，三個月後這個“點”才撤離。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在 5 月 18 日正式做出拘捕決定。

　　胡喬木曾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陸定壹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時，毛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指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後還是照毛的意見辦，定了胡風“反革命”。胡喬木說，他對毛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要完了。

　　隨著《人民日報》公佈由毛親自撰寫按語的三批材料（5 月 13 日、5 月 24日、6 月 10 日），胡風問題已經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

　　6 月 10 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佈編者按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6 月 15 日毛在胡風材料上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通過胡風事件，“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壹步壹步地清查出來的”。毛認為，胡反《講話》，就是反他本人。其實，胡並無直接反毛言論。毛說：“胡風集團給我們壹些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著這壹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壹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毛澤東寫了編者按語，在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之前，斬釘截鐵地斷言胡風“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因此，留給司法機關的嚴重任務就是為這些斷語千方百計地搜尋罪證。

　　毛澤東為胡風及其集團成員之間的信件親自加寫或修改按語，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望風撲影，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羅織罪名，鍛煉成獄。這樣的文字獄，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會自愧不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蔣介石統治大陸的時期，蔣介石本人也沒有做過這種親自出馬超越司法加罪於政敵的事情。

　　壹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冊子，全國就印刷了700 多萬冊；那本以妖魔化為能事的漫畫小人書，估計不下千萬冊之數，當時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戶散發的。當時，迅速出版投入運動的書籍還有：《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參考資料》第壹至第五輯、《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及其《續編》（作協上海分會）、《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第壹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這裡所存錄書名，恐怕現在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這些書已成了稀世文物與古董了；其內容與印數就不必去說它了。但當時的陣勢，則由此可見壹斑。

　　7 月，五人小組又發展擴大為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由胡風事件轉入了“肅反”運動，整肅包括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內的各類知識份子。對此中央卻未發過壹個正式檔，對整肅給以壹定的政策界限。具體的辦案人員，每天只能學習《人民日報》上面的編者按，以（毛寫的）這些按語來指導工作和劃定政策界限。

　　清查胡風分子有口頭傳達的的內部政策，辦案人可做筆記。當年壹辦案人保留的那時的記錄，有六條：1）與胡風直接經常接觸，直接參與胡風有計劃的向黨的文藝領導思想進攻，在壹個小地區若幹胡風分子推崇的小頭子。2）壹般分子，在胡風問題上不很嚴重，但其他政治歷史問題嚴重的作為壹般分子。3）壹些受胡風分子影響較深者為影響分子，包括偶爾同胡風與胡風分子通訊、求教、崇拜的人。4）與胡風有直接、密切的關係，與胡風思想壹致，積極寫作，壹貫宣揚胡風思想，為胡風出謀劃策或某地方的小頭目，應作為骨幹分子。5）凡與胡風骨幹分子密切，擁護胡風主張，參加活動但與胡風無直接關係，應作為壹般的胡風分子。6）與胡風集團分子沒有直接關係或者有若幹聯繫並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觀點上與這些人是壹致的甚至說謊和發牢騷，但沒有謾駡、汙蔑我們黨的，應作為受影響分子。

　　壹場搜捕知識份子的風暴席捲了祖國各地。被捕的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閆望、於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滿濤……，天津的阿壟、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鈿……，陝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鄭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廣東的朱穀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動……，重慶的何劍薰、馮異……。能迅速提供壹份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名單，非周揚莫屬。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文藝批評家、編輯、翻譯家，還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教授、專家、學者。

　　1955 年 7 月 28 日，中宣部查禁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達全國。正如謝泳所言：從《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誌的兒童文學”。從“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 50 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胡風案的最大特點就是無視通信秘密受憲法保護的規定，不顧世界文明、世界通行法律的基本準則，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層層株連，無窮輻射，以信定讞，最初累及者達兩千餘人。例如：南京軍區後勤政治部有壹位創作助理員，因為從某個胡風分子那裡搜查出他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這樣的人中，還有中學生。

　　2004 年第 6 期《隨筆》上剛披露的，詩人賀敬之當年因胡風問題被隔離審查半年，“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誌發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壹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後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並結合我的文章和創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後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後改為黨內警告）的紀律處分”。

　　1956 年夏季過後，陸續被釋放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滿子、梅林、王元化、任敏、王皓、羅洛等，北京的牛漢、李嘉林等，天津的魯黎等，南京的化鐵等，武漢的曾卓等……

　　北京的牛漢 1955 年 5 月 14 日被關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托兒所後，壹直單身禁閉。關到 11 月，又轉至頂銀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剛到關押處，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著他天天寫檢查、寫證詞。夜晚睡在床上，頭頂上吊壹盞壹百多瓦的燈泡，徹夜通明，不讓睡好覺，以便考慮問題。在這壹年多時間裡，不準看報，不準看書，與外界徹底地隔絕了。 牛漢從小追求革命、加入共產黨，跟著共產黨鬧學生運動、搞地下工作，如今卻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對共產黨的人。

　　他無法想通。他為自己辯解，為朋友辯解。在關押時，寫出的第壹份交代，就是為綠原辯誣。他瞭解綠原，他絕不相信綠原是什麼軍統特務。他舉出自己所知的證據，說明當年綠原如何受國民黨迫害，在詩中如何謳歌進步和革命。

　　1957 年 5、6 月間，牛漢被釋放回家，繼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兩年關押，沒有審判；釋放回家，依然沒有任何說明。對於他，能早早獲得人身自由，已是幸運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去深究壹切有關法律程式的細節。在人們心中，沒

　　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的何滿子開始關在建國東路的壹個看守所，後來換到上海第壹看守所。

　　起初不能看報，看書，1956 年初允許看報。最後壹次審訊，沒有結論。只是對他說：“妳過去的歷史都已經查明白了，我們花了不少錢，飛機火車，總算對妳瞭解了，這對妳也有利嘛。”1956 年 9 月底，何滿子釋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學出版社工作。1956 年 11 月，羅洛釋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後釋放回家。羅洛拿到壹份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原單位重新安排工作。賈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 1956 年國慶日之前釋放回家。

　　武漢的曾卓被捕之後，開始半年，生活待遇還算不錯。雖然不能看書看報、卻給他開幹部夥食，和別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聽報告。半年之後，情形驟變，審問者的態度頓時忍劣起來，原來公安部門在四川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寫有：運用通訊員曾卓 400 元。經手人：陳藍遜。曾卓承認和陳藍遜認識，是小學同學，但在重慶從無來往，根本不存在提供什麼情報，領取報酬之事。後來公安部門查明，是當特務的陳藍遜當時為了虛報多領錢，將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還虛報了白揚、秦怡等當時的影星。對無辜關押，曾卓滿肚怨氣，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審判，為自己辯護。自然是無果而終。他被逼著寫揭發別人的材料，也給他看別人對他的揭發交待材料。他看到胡風寫到：“我記得他從沒給我投過稿，只通過幾封信。”阿攏寫到：“他對文藝理論從來不感興趣。”曾卓看到這些材料，反倒從心底更感激這些朋友們，更懷念不知下落的這些人。在獄中壹年多，唯壹悄磨時間的辦法，是寫詩。無用草紙寫，後被抄走，改為口吟。1957 年 3 月 27 日，曾卓由於身體有病，被保外就醫。第壹個消息，是妻子提出離婚。

　　天津的魯黎壹關進獄中，他的妻子就和他離了婚。從此，魯黎在獄中成了無人探望、無人關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們也不理他，連換洗衣服，也沒有人送。冬天，魯蔡沒有棉衣，還是 5 月抓來時的單衣，只好和難友換著穿壹下棉衣，或者鑽在被窩裡，動也不動。可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罪。雖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說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卻反復壹句話：“我不可能承認。”1957 年春天，魯黎被釋放出獄，發給他壹封公函，上面寫：情節不嚴重，免予起訴。

　　1957 年突如其來的反右，打碎了李嘉林、曾卓、任敏、王皓、化鐵……所有胡風分子的夢，壹些與胡風有過關係、或者發表過與胡風文藝思想相近意見的人也成為右派了，和胡風交往甚密的聶結彎、周穎，無疑被打成了右派。更把許多參加批判胡風、聲討胡風的人，捲入新的政治風暴。舒蕪曾在打倒胡風的運動中立下了“反戈壹擊”的大功。然而他 1956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說“難免”》的短文，批評壹些官員以“難免”作為工作馬虎的藉口。1957年 1 月 27 日毛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點名批判舒蕪的這篇短文：“這就是壹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壹個對臺戲。”結果，《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批駁舒蕪的文章。舒蕪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吳祖光 1954 年受共產黨感召，全家遷到北京；到京後的第壹件事，就是把他父親吳景洲壹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 件文物裝了幾汽車拉到故宮博物院。1957 年吳祖光在文藝界整風座談會上說：“如果黨壹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裏哀的”（《戲劇報》1957 年第 11 期第 5～7頁）？北京戲劇電影界 1957 年 9 月 6 日到 13 日，陸續召開四次批判吳祖光“（胡風）小家族”的大會，被列入這個集團的有戲劇出版社編輯杜高、《劇本》月刊編輯汪明、北影編輯田莊、對外文化聯絡局幹部陶冶等。吳祖光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22 年不見天日；其妻新鳳霞因拒絕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誘勸、不肯與吳祖光離婚而得罪了劉，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罵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1957 年四川省文聯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被打成與胡風集團“臭味相投”

　　的反黨小集團。流沙河寫了壹組散文詩《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詩刊 1957 年1 月號上，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批判者咬定他咒駡共黨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衊”。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盼望國民黨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領導說：“我壹看見《草本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的東西，壹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流被打為右派，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1957 年河南文聯負責人蘇金傘被戴上了“胡風文藝觀點的批發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報》的標題是：蘇金傘生意倒臺醜態畢露，肩題就是那頂“帽子”。

　　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審”胡風，判決說：“被告胡風早在大革命時期，即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為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效勞。後又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勾引公職人員，盜竊國家機密，造謠誣衊，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 14 年。剝奪政治權利 6 年（1969 年又改判無期徒刑）。

　　文革高潮中，解放軍押送胡風夫婦到位於四川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壹座孤零零的小屋裡。壹年多後即被分開。當周揚挨整時，胡風卻不肯落井下石。梅誌在《往事如煙》說，1966 年 7 月，四川省公安廳負責人來找胡風：

　　要他揭發周揚，鼓勵他“立功受獎”，甚至可以減刑。胡風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沒有了談文藝問題的資格。”第二年，苗溪勞改茶場看守所長拿著登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報紙又來找他，也被他頂了回去。隨後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壹度單人囚禁。1969 年 5 月，他因 14 年刑期已滿，要求出獄，得到的指示卻是“關死為止”！胡風被害得精神失常。1979 年出獄，1980 年、1985 年、1988 年三度平反，推倒壹切罪名。

　　許多“胡風分子”遭遇更慘。1966 年 2 月，阿壟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3 月，賈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路翎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被譽為“史詩性巨著”，路翎被捕時只有 32 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時間狂嚎。他壹度被保外就醫，痊癒後又不斷上書申辯，因而再次入獄，被判 20 年徒刑，1975 年才得到釋放，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裡打掃衛生，靠每戶每月交的壹毛錢的清潔費維生。在他那像貧民窟壹樣的家裡，已經不再有壹本書。路翎的二女兒也患精神病，壹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響啊。還有幾個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綠原的小女兒，插隊時受了刺激，也是受綠原被冤枉成‘國民黨特務’的連累……”

　　1980 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說：“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壹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壹案應屬錯案錯判。”該報告還指出：“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離 62 人，停職反省 73 人。

　　到 1956 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 78 人（黨員 32 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 23 人。到 1958 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 62 人。”許多胡風研究專家，如萬同林、戴光中等都認為，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並指出：湖北蘄春縣中小學所有語文教師，就因胡風問題被停職審查壹年，而其中只有壹個張恩是胡風的侄兒；除此之外，沒

　　有壹位教師與胡風有任何關係。當年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壹康濯說：“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余萬人，被捕入獄的壹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壹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60 餘人自殺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1989 年第 3 期）。

　　批劉少奇罵梁漱溟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綱領》第二條，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共同綱領》規定公民有思想自由、新聞自由、遷徙自由；後來那些“四個堅持”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統統沒有載入《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 12條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無怪乎毛必須在 1953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趕快把《共同綱領》廢掉；否則，1954 年的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怎麼開？1953 年毛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標誌著《共同綱領》被正式拋棄。

　　1．批周恩來、批劉少奇

　　毛澤東從來不滿意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式。早在 1948 年，毛澤東把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專門致函劉少奇解釋：因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壹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這些私人資本雖然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毛剛進北京城時設想：要在建國 15 年之後才考慮向社會主義轉變。劉少奇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他在天津說：在現階段，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是有功。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日常工作第壹線日理萬機，在百孔千瘡的戰爭廢墟上恢復生產，動員壹切物資支援前線，與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美國抗衡。在這個背景下，山西推動農村合作化，高崗在東北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被當成“左傾冒進”批評。1951 年 7 月 5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壹、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壹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過渡需要的時間大約在15～30 年之間。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集體、私營、合營、個體應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對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中國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國有化，只會傷害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不利。六、只有工業發展了，農業發展了，國營經濟成為國家經濟主體的目標實現了，企業管理幹部也成長起來了並日漸成熟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也大批培養出來了，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定並提高了，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的報告，遭到高崗們的質疑。接著，毛批評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這是什麼樣的歷史任務？劉少奇委屈地解釋：《歷史任務》的講話提綱事先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毛同意；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需要 20～30 年時間，是西柏坡政治局會議毛親口說過的；整個講話並沒有創新，完全是闡述毛著《論新民主主義》。接著，劉少奇收回《歷史任務》的講話，痛作檢查。高崗關於東北農村合作運動的報告被毛批示，以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1952 年，毛在修改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根本不顧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臉面，毫不客氣地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年 9月24日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會後不久，劉少奇率代表團訪蘇，他受毛委託於 10 月 20 日寫給史達林的信中，明確使用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提法。

　　1952 年 10 月，調東北主席高崗、西南書記鄧小平、中南書記鄧子恢、華東書記饒漱石、西北書記習仲勳等進北京充實中央領導班子。劉少奇原本分管組織人事，經高崗提名，任命饒漱石為組織部長。11 月成立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任主席，與周恩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身份領導的政務院平級，為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兩大執行機構，專司財政經濟，又稱“經濟內閣”。

　　1952 年底周恩來批準頒發執行的《關於稅制若幹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

　　和《商品流通稅制試行辦法》這些通告和辦法根據“三反“、“五反”以後公私關係緊張、市場蕭條現象和中共中央關於第二次調整工商業的指示，取消了對國營企業與合作社在加工、調撥、代購、代銷或包銷的課稅方面的優惠條件，實行公私壹律的平等競爭。

　　毛指責新稅法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毛認為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錯誤，1953 年 3 月毛決定：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中壹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批準；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4 月 28 日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將政府工作劃分為計畫 、政法、財經、文教、外交 五“口”，分別由高崗、陳雲、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等負責，毛澤東戲稱為“五口通商”；各自直接對黨中央負責，總理辦公室僅負責五口的聯繫事宜；而高崗卻分管 8 個工業部，重要性明顯超過周恩來。毛倚重高崗，顯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 1953 年 6 月 13 日開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批評“新稅制”說：“公私壹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而是找資本家商量，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周、薄兩人分頭大會小會深刻檢討，撤銷薄壹波中央財政部長和華北局第壹書記職務，財政部改組。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3 年毛在同中南局、武漢市委負責人的談話（2 月 17 日）中批評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2 月 27 日毛在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壹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戰爭創傷遠未平復；全國需要休養生息；土改遺留問題大量沒有解決；普選剛在基層進行；城鄉依舊文盲充斥。實現《共同綱領》任重道遠，沒有任何根據和理由把《共同綱領》否定掉。

　　為了用總路線否定共同綱領，毛在 1953 年 5 月、6 月、8 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張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選》第 5 卷，80、81、89 頁）。劉“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尚未提請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劉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共國的制度。

　　1953 年 5 月，毛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佈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毛批評道：“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未經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發出決議；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

　　1953 年 6 月起開始了“公私合營”。6 月 15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幹問題的報告，毛在會上第壹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9 月 24 日發佈的慶祝國慶四周年口號，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了這條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2 月，中共批發中宣部擬定的《為動員壹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 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毛在提綱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2．罵梁漱溟

　　蘇聯建國初期，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曾經發生過工農關係的爭論。《聯共（布）黨史》寫道：1926～1929 年間，“在莫斯科的黨報黨刊上和黨員大會上，當時有人大造輿論，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不宜向富農徵稅，說工業化對人民負擔太重，說建設重工業為時過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324～325頁）。說過這些話的人後來全成了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消滅了。50 年後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引發了“工人九天，農民九地”的爭論，爭論的時候沒有壹人贊成附和，而是壹片斥責之聲。直到 2000 年 3 月，壹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呼籲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道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真相；2002 年又出版了《我向總理說真話》的書，把事實與資料公之與眾。

　　《共同綱領》第 12 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代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代會的職權。包括毛在內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協選舉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常常有政協委員應邀列席。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邀請 100 多位民主人士徵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

　　11 日下午梁漱溟在會上發言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裡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壹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大講民主，大講自我批評，大講言者無罪，講得很動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壹回，不知怎麼搞的，壹聽梁漱溟提出建議，毛大怒，9 月 12 日毛說：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妳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妳梁漱溟在那壹天之上呢？妳在十天之上，十壹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妳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很嘛！……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妳的薪水，因為妳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這壹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妳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殺人有兩種，壹種是用槍桿子殺人，壹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妳梁漱溟功在那裡？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麼功？壹絲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示範表演的鬥爭會。印在毛選五卷裡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這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毛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

　　梁對這壹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申辯道：“妳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妳說得不對。請妳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妳有沒有這個雅量……”

　　毛未予理睬。

　　9 月 17 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聯繫歷史上的壹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壹貫的。在 9 月 18 日的大會上，梁漱溟登臺發言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梁再壹次質問毛：“我還想考驗壹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妳，我沒有雅量！結果梁被會場上壹陣陣狂暴的吶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喊口號者計有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章伯鈞、李維漢等六人。最後大會表決，大多數人反對梁講話，梁漱溟被轟下了臺。

　　毛開闢了壹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作為議員和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壹些計畫的內容”。中央政府主席毛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壹些機密，越少越好。”國家計畫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準老百姓知道，這就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使政協失去了共同綱領，使農民失去了剛剛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壹概淪為無產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權利，使共和國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批林批孔”運動壹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對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壹起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撰文批孔，大出風頭。梁漱溟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1988年，梁漱溟逝世，馮友蘭以 93 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壹代直聲”，這壹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

　　打倒高崗、饒漱石

　　1949 年 6 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秘密訪蘇，請求蘇聯援助，商談兩國關係和中共建政的壹些問題。在聯共（布）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竟然發言，向史達林建議“宣佈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以保護東三省免遭美國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張膽“裡通外國”的言論，叫劉少奇怒不可遏，在回賓館的汽車上，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回到賓館立刻向毛髮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應當比劉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當高崗回國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卻對他勸勉有加，還面許他準備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崗受寵若驚。當時毛已向世界宣佈他要“壹邊倒”，因此高崗的“賣國”之言正中毛向史達林輸誠之下懷。1949 年底毛澤東訪蘇，在瀋陽特地下車遊覽市容？看什麼？為親眼見證壹個傳說：在瀋陽的高樓大廈上，都掛著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卻沒有毛的畫像。當他得到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給史達林贈送了壹車廂的禮物時，抑制不住氣憤，下令“把車廂摘下，把禮物卸下”。

　　1953 年劉少奇、周恩來受到了毛的批評。高崗認為毛要倒劉少奇，也覺得到還權於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直接起因之壹，是資深的中央組織部第壹副部長安子文(被認為是劉的骨幹)，私擬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居然“有薄(壹波，與劉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為作白區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幹)無林(彪)”！壹時激起軒然大波。軍隊高幹與白區高幹的矛盾趨於白熱化。毛曾經對高崗說過：“中國革命大而言之全國，小而言之陝北，都有壹個圈圈，井岡山是紅軍的圈圈，陝北是八路軍的圈圈，我們靠著這兩個圈圈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有人又說還有壹個圈圈，那就是白區的圈圈，是紅區和白區兩個圈圈，製造思想上的混亂，不可不察。”這段著名的講話成為當時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主基調，被高崗多次引用，他指責劉少奇搞白區圈圈壓紅區圈圈，說周恩來搞政府攤攤壓黨中央的攤攤。高崗壹面佈置饒漱石在中組部開會批判安子文，藉以打擊劉少奇，壹面請人出面調查安子文、劉瀾濤、薄壹波、彭真出獄自首的歷史問題，壹面竄聯彭德懷、陳正人、李富春、陶鑄、林彪等人，給他們灌輸劉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論。根據後來李富春、陳正人的揭發，高崗說過：“少奇在 1947 年就開始犯了錯誤，主席壹直容忍他，他在壹線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將來中央開會，妳們都要說話，少奇打擊排擠妳們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書長了嗎，現在還只是部長，正人同誌也是井岡山下來的嘛，還不如叛變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則鳴嘛。”高崗反對由劉少奇出任即將設立的黨中央總書記壹職，希望在中央實行“輪流領導”等等。彭德懷和林彪做了附和的講話。高崗專門找陳雲和鄧小平談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選，明確說總理也要換人，副主席妳壹個我壹個（指陳雲壹個，高崗壹個）；陳雲立刻給毛打電話彙報此事，小平則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給毛。

　　毛想：假如副帥地位可以競爭（國民黨統治時期就競選副總統），主席之位難道不可以競爭嗎？建國前夕毛就下了除掉高崗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壹目的達到之後，再利用劉周除掉高崗。毛慮及於此，把陳雲和鄧小平找來，談了幾大要點，這也就是後來七屆四中全會上《增強黨的團結》

　　的主要內容所在。陳雲、鄧小平被毛澤東囑咐不要以毛澤東的口吻說話，而代之以他們自己，而小平壹旦講完黨目前還是要以團結為主、消除分裂，陳雲壹旦講完張國燾式的人物出現的背景之後，毛澤東立刻予以回應，批示：“盼照陳雲、小平同誌的意見為主，另請少奇、老總、恩來酌定。”小平的聲望就此而起。1953年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指責搞“清君側”，不會有好下場！

　　他說：“我現在感覺，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壹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來、老總、陳雲、小平等人在內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是那麼幾個人組織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壹種風，燒壹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這兩個司令部現在是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我在北京，還沒死，饒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請示中央，請示有的人，什麼圈圈、攤攤的，什麼自首叛變的，亂了陣腳，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亂的不徹底，想亂中奪權，想渾水摸魚”（引自《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摘要－（1951-1955 年）》第 13 頁）。雖然沒有點高崗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了是說他，高、饒開始走下坡路了。

　　隨後毛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線來，不要單獨搞壹個路線出來，要團結，不要分裂，少奇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這點不能動搖，他有錯誤要檢討，但是不能動輒就要人下臺，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麼幾個人嘰嘰喳喳的，不好嘛”。毛要求高崗、劉少奇都作自我批評，而他自己則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 2 月 6～10 日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就自己批評東北、山西合作化冒進，批評晉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

　　和天津剝削有功的講話；作了深刻檢討。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覺得冤枉。高崗給毛澤東去信要求到杭州見面，毛不同意並把高的信發給政治局。鄧小平在會議上指出高、饒有野心，少奇同誌的天津講話並不見得都是錯的。陳雲重複了張國燾事件，暗指高崗就是搞分裂的陰謀家。周恩來聲色俱厲的說：“高崗同誌至今沒有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把主席的講話、政治局的意見都當耳邊風，我認為他這樣做只會越滑越遠”。根據幾位元領導人的講話，中央請示毛同意給高饒展開“同誌式的幫助和批評”。

　　1954 年 2 月 15～25 日，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會前中央書記處通知壹律不稱呼高崗、饒漱石為同誌，展開徹底的幫教活動，要他們主動的認識錯誤。周回憶說：“高崗脾氣暴躁，喜歡動粗口，操姥姥。那天談話組裡有位警衛局幹部挨操，就打脫高崗三顆牙齒。

　　當時我氣得發了昏，當即喚來醫生給予治療，我壹直沒有離開，並向高崗道了歉”。

　　不久，高崗 2 月 17 日第壹次自殺未遂。2 月 25 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總結發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崗的“九大罪狀”：散佈“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高崗無視黨紀國法，與蘇聯人談論黨中央的機密；高崗目無毛主席，在群眾集會上公然接受“高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幹部會議上多次妄議毛主席只會打仗、只會古詩文，不懂經濟、不懂工業、不懂建設，而他高崗是全面之材。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偽造毛澤東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劉少奇和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陳雲和鄧小平)；提出自己當黨的副主席等等。此外，還有私生活腐化。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1954年 2 月 28 日）：給高崗問題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壹種反映”。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反對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社論。4 月 4 日《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論提出：國內外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暗指高崗為敵人）。社論說：“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圖破壞黨、分裂黨的反革命分子、投機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4 月 19 日，高崗被迫寫了檢討書《我的反省》，承認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除批評薄壹波同誌外，還有指桑駡槐說少奇同誌的意思”，“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壹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毛在高崗做出檢討之後私下讓習仲勳給高崗捎話：主席還要用妳，不會拋棄妳。仲勳未捎話，因此，是年 8 月 17 日深夜高崗吃下隱藏的全部安眠藥死亡。高、饒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向來對劉有看法、又敢於說話的陶鑄文革初期壹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卻不敢向劉開炮，相當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崗的教訓：擔心打虎不死，反被虎傷。

　　何家棟後來批評說：高崗提出壹個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為自己拉票，那不是壹個黨員應有的權利嗎？如果有壹點黨內民主的話，誰都可公開競爭來獲得選票，民主社會中當政者身邊出現權力挑戰者，應該是壹件很正常的事情。

　　據說，1950 年 2 月在毛訪問蘇聯即將離開莫斯科之前，史達林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送給了毛。毛利用整倒高崗壹事要全體高幹交代他們同蘇聯人的壹切：“這裡講壹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壹個。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什麼叫“情報”？毛故意不說清楚，人們為了保險起見，乾脆什麼話也不跟蘇聯人說。

　　高崗事件壹石二鳥，既警告了劉少奇，又打倒了高崗；毛大權在握，誰也別想從毛手裡分權，以架空毛。1954 年 9 月 20 日，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從而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國防委員會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機關。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認為：必須同建國前壹樣，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等12 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少奇的軍委副主席被拿掉，說明了劉少奇地位的下降。

　　1955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將高崗正式開除黨籍。高崗案還株連了 8 個省級以上的官員，包括中共山東分局第壹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張秀山，中共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中共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趙德尊，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中共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和中國駐北韓大使倪誌良。

　　1980 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主張為高崗平反，但是被鄧小平阻止。儘管鄧小平說：“高崗批評少奇同誌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了的，有批評對了的。”

　　但是他堅持認為，“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壹份兩萬多字的書面檢查，認真地交代了自己歷史上的四個主要錯誤。1954 年底，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復名譽；這壹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壹反其沈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復，並壹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面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面彙報。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並表示即將在全國範圍進行壹次大規模肅反運動的決心。毛號召黨的高級幹部主動交代問題，只要講清楚了，黨組織都可以寬容。陳麒章等人的書面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 3300 多人”。

　　原來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楊帆根據上級指示，採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利用他們深諳內情的特點，讓他們戴罪立功。而“3300”的數字原本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壹個幹部在閒談時對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部長楊帆開的玩笑，說楊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說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楊帆手下超過三千，並隨口謅兩句打油詩：“楊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當時不過引起壹陣哄笑。到了 1955 年，“3300”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物件。

　　其實，這是江清的陰謀。1930 年代揚帆按黨的指示，以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左聯”活動，對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叛變自首和生活上的醜聞瞭若指掌。1939年毛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項英很不滿意，他找到瞭解江青情況的揚帆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壹封密碼電報：“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壹氓同誌。這份電報落到了康生手中。康生把這份電報扣下後給了江青，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壹氓。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壹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 1943 年 10 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誌，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 10 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4 年 3 月下旬，江青收到壹封揭露她過去醜事匿名信。江青得到毛的默許，於 1954 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揚帆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務”帽子，長期關押，在獄中經受了 20 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癥，就連來勞改農場接他回家的妻子兒女也相見不相識了。

　　代表們看過揭發饒漱石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代表們對饒的歷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壹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把饒漱石“永遠開除黨籍”。其實，高崗不是反黨，是和劉少奇的權力之爭、路線之爭，他是擁毛的，是毛為保劉少奇而犧牲了他。

　　1955 年 4 月 1 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65 年已經服刑 10 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癥。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 14 年；同年 9 月被假釋。1967年重新收監。1975 年 3 月因病死亡。

　　1955 年 4 月 2 日，年僅 49 歲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陳毅報告了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黨傾訴了當年曾去見汪的事，陳毅立即報告了毛。4 月 3 日夜晚潘漢年在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連市長陳毅都不知情。與潘漢年有兄弟關係的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在武漢的新華社湖北分社任社長的潘梓年壹度遭株連。壹時間，弟兄三個“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長江重鎮竊據高位的傳聞，沸沸揚揚！於是，1955 年 4 月 4 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後來，官方又將潘漢年的下級──著名女作家和特工關露等人殺人滅口，中共前地下工作者被中共壹網打盡。即使在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黨”罪行的情況下，毛依然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汙蔑潘犯有“投降國民黨”的“可殺之罪”。可見，毛做賊心虛，便拋出潘來轉移視線。

　　於是，到 196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 15 年，1972 年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為無期徒刑，1977 年 4 月14 日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1978 年底，中紀委經過反複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題”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 1981 年，在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說：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1982 年 8 月 23 日黨中央發出檔宣佈：把潘漢年、揚帆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壹個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揚帆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壹天，並且有機會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思歷史的教訓。他在自述的最後壹節《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裡說到：今後發生冤假錯案就不能再強調“既往不咎”了。否則，老是口頭上說下不為例，不認真追究，老是這樣下去，又怎樣保障人權？怎樣主持社會正義？怎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

　　現在的立法機關應當汲取這些教訓，以形成法律來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還應該立法來懲治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人，並對受冤假錯案傷害者的損失進行賠償。我們已經建國五十年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話說了不久，揚帆便於 1999 年 2 月 20 日與世長辭，時年 87 歲。老人臨終前的這片肺腑之言，可謂金玉良言。如果為政者能夠聽得進去，加以實行，必定有功於當世，造福於後代。

　　大肅反

　　打倒了高饒、胡風後，毛感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認為，反革命分子已經層層疊疊地鑽進到黨政軍民內部，需要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

　　1955 年 7 月，毛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1955 年下半年，1430 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壹個大學壹關就是上百人。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

　　武漢大學的壹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妳們的材料證據，在妳們面前只有壹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北大歷史系王承照在肅反時挨鬥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

　　1955 年 5 月 17 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定了指標：將暗藏的反革命“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反革命五年抓 150 萬，每年 30 萬”。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 71.5 萬人被打成反革命。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 5%的指標，即將部內百 5%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江蘇文聯，2/3 的成員被關進監獄。全國人民噤若寒蟬，愈是相熟的人，見面除了談天外，國事、校事壹概三緘其口，惟恐被別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壹天挨整。

　　這次肅反已在 1980 年代正式予以否定。在“肅反”運動中，有 21300 餘人被判死刑，4300 餘人自殺或失蹤。有人稱“鎮反肅反”殺人達 3000 萬。

　　比江青大 10 歲並比江青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性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04 年生，21 歲與胡也頻同居。1928 年初，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對地下黨員馮雪峰壹見鍾情。胡也頻被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1931 年 11 月被捕，3 個月後被殺，成為“左聯五烈士”。

　　被欲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於 1932 年正式加入共黨，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雜誌，並與另壹地下黨員馮達同居。1933 年被逮捕關進南京監獄。

　　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讓她在獄中與馮達繼續同居，並生下壹個女兒。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閒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1936 年丁玲被釋放。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丁玲抵達中共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瓦窯堡，見到毛澤東。

　　兩位老鄉壹見傾心，親密相處了幾天幾晚。丁玲說毛在瓦窯堡時即表現出來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窯堡的女人（包括紅軍女戰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數了個遍，封了個遍，也未能湊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中宣部在壹孔大窯洞裡開會歡迎她，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出席。沒當過壹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慶陽前線，丁玲收到壹首詞，那是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後來發表時題為《臨江仙.給丁玲同誌》——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用電報寫詩，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恐怕也算壹樁奇聞。毛澤東當時對投奔蘇區的文化人寄望厚愛之深，由此可見。不久，丁玲從前線回來，毛澤東又親筆抄錄了全詞給她。

　　1937 年初國民黨當局容許中共遷入延安城。毛隨即任命丁玲為八路軍總司令部延安留守處主任，過後才由蕭勁光接任。讓毛振奮的是，夕照下的邊關孤城，不再寂寞，因為有了新人的到來。風姿綽約的北平女子吳廣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萊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毛的私生活，自然要把女作家放棄了。丁玲隨後到了山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據說她最初追求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朱德把丁玲推薦給彭德懷，彭德懷對朱德說：“我敢要她？她是個遊擊主義者！” 朱德說：

　　“遊擊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不都在太行山上打遊擊嚕”。彭老總說：“人家是在個人感情上打遊擊！找男人打遊擊，還有什麽杯水主義……。” 後又追求總參謀長劉伯承，均未獲結果。以後重返延安，在“紅軍大學”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後與她的秘書、小她 14 歲的劇作家陳明結婚。

　　抗戰勝利後，丁玲去了華北，參加土改，寫了長篇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經推薦，獲 1951 年度“史達林文學獎”2 等獎。中共建政北京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等，紅極壹時。她與中共的另壹員文藝大將周揚宿怨新仇，關係日趨緊張。

　　1955 年夏天，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約請丁玲在中南海裡劃過壹次船。玉液泛舟，眷顧隆恩。小船上只有毛和丁玲兩人。毛自然是親自掌舵了，憶述之余，毛忽然問：冰之，妳工作有甚麼困難？妳覺得周揚這人怎樣？丁玲見主席親切地喚起自己的小名，壹時忘乎所以，半嬌半嗔地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揚的怨恨，壹古腦列數出來：周揚有十大問題……丁玲太過天真，太過政治化了。她原該繞過毛的話題，說些開心有趣的事，逗毛快快樂樂，使毛喜歡她，為日後的再次被寵鋪平道路。可是共黨的鬥爭哲學使她執迷，從而犯下了她壹生中最大的失誤……毛澤東認真地聽著，凝視丁玲的面龐。此時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發福，頭髮也變了色，臉上有了皺紋，徐娘老矣，不復當年風韻……毛澤東耐心聽她講完，倒真的笑了：“妳講周揚有十大缺點，我倒是覺得周揚還有兩個優點，他的馬列主義水準可以……”。此後，毛再沒有單獨召見過丁玲，他已覺得她已是個乏味的女人。

　　1955 年 8 月 3～9 月 4 日，中國作協黨組舉行了約 70 人參加的黨組擴大會，對丁玲陳企霞進行了批判鬥爭。“丁陳”問題是從追查壹封匿名信開始的，該信向中央反映了對作協黨組領導人在處理《文藝報》問題上的意見；官方認為是陳企霞所寫，牽連到丁玲；接著追查丁玲與胡風有關“反革命關係”及康濯“揭發”

　　丁、陳反黨問題。這以後，作協前後召開了 16 次黨組擴大會，加緊揭發“丁陳”

　　問題的罪證與批鬥“丁陳”的反黨罪行，同時又通過莫須有的罪狀於 1955 年 8月 19 日將陳企霞逮捕。會議結束後，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並代中央起草了批語壹同呈報。9 月 30 日，由部長陸定壹主持的中宣部部務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上報黨中央。經毛澤東批準，中央書記處於 1955 年 12 月15 日將此檔批轉全國縣團級以上黨委。

　　《報告》列舉了“丁陳反黨集團”的罪狀有四點：壹、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所謂不尊重或反對黨的領導，是指丁玲和周揚的關係。丁玲對周揚有些意見，絕不能說是“反黨”）；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派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是指挑撥周揚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報告中沒有提出具體事實）；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認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壹本書主義”，鼓勵作家寫出壹本書，以此為資本，和黨鬧獨立。調查結果是，丁玲在壹次向文學講習所的學員講話時談到，作為壹個作家首先應有作品，如果壹本書也寫不出來，那算什麼作家呢？若說丁玲提倡“壹本書主義”，她不只寫了壹本書；若說名，丁玲早在 30 年代就聞名國內外了；若說利，丁玲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獲史達林文學獎金全部捐給了全國婦聯婦女兒童委員會；平時所得稿費也大部分交了黨費或買了公債。關於《文藝報》主編問題，原來主編是丁玲，陳企霞是副主編。後來丁玲提議陳企霞也提升為主編，曾口頭請示過周揚。周表示同意後，刊物上才並列出丁玲、陳企霞兩個主編。這頂多只能說是任命主編手續不完備，不能說是向黨鬧獨立。因為在宣佈前已經請示了領導。

　　1956 年 5 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託派嫌疑”終於被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與公安機關所否定。5 月 22 日，他們二人恢復了自由。恢復了自由而又不知被開除出黨的陳企霞、李又然，立即向機關黨委申訴。陳企霞在申訴中，還把他與周揚之間在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相互關係中的問題

　　做了全面陳述。他認為作協黨組向中央的那個報告是捏造事實，是對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敘述了他與周揚之間的各種意見分歧。1956 年 6 月 28日， 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討論了“丁陳”的申訴，同意陳企霞、李又然繼續參加黨的生活；成立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誌為組長的審查小組。經過慎重的調查，得出此案不成立的結論。1956 年 12 月，陸定壹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埋怨周揚說：

　　“當時壹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是這樣的！”周揚即刻表明：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並不出於他的建議，而是根據毛主席（恐怕是江青）的指示，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說了丁玲的不少好話。

　　1957 年 1 月，周揚和作協黨組將“反黨小集團”改為丁玲、陳企霞“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1957 年 6 月 6 日，作協黨組召開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講話，表示 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會議的同誌壹致認為，1955 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銷，應該消除這壹批判所造成的後果。

　　丁玲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講話更尖銳些。領導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休會。

　　休會期間，形勢發生了變化：反擊右派的運動開始。作協迅速將無法解決的“丁陳”壹案轉向“為‘肅反’翻案”的新罪名。隨後，在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對丁玲的歷史結論要重新進行修改。在沒有發現任何新事實、新證據、新證人和新理由的情況下，宣佈將原結論改為：丁玲被捕後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有計劃派回來的。這個決定宣佈後，張際春問周揚：原來結論是妳同意後才簽發報中央的，妳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根據？……接著，作協黨組擴大會於 7 月 25日復會。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黨進攻”，指責“反黨小集團”要翻案等等，會議規模由原來的幾十人擴大到幾百人。先安排陳企霞作“坦白交代”並揭發丁玲。

　　會議進行中有壹些人憤怒指責，壹些人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臺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臺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 會場上壹陣混亂。直到 1957 年 9 月 16 日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壹場大辯論》的講話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集團”外，還宣佈丁玲“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她“早在 1933 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周還點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和戲劇家，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壹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隨後，又對丁玲等的作品繼續組織了“再批判”，打倒了壹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壹批有好評的作品。 周揚後來回憶說：

　　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壹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1957 年毛澤東改寫的《再批判》說：“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壹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幹年中進行了壹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1957 年還要拿出來再批判的奇文《三八節有感》裡面有壹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壹星期可以有壹天最衛生的交際舞。”被認為是諷刺江青的。丁玲晚年承認，確有諷刺江青之處：“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誌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壹次舞是衛生的’”（《丁玲自傳》第 232 頁）。可見，丁玲是確實“傷害”過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進行報復的。

　　1958 年 8 月 14 日，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宣佈已被中央批準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

　　《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壹共有四條：壹、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 年被捕後叛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在他們的眼裡，李之璉等人聽取陳企霞的申訴是“鼓動翻案”，而劉白羽等人複查“丁陳”案件卻是正當工作？這完全是顛倒事非！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壹壹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

　　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

　　（《人民文學》1986 年第四期第 43 頁）。自 1958 年起，她在農場養雞，小孩見了她就罵北京來的臭右派，就用石塊、土塊擊打。到了 80 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壹切辱駡、諷刺、壹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

　　（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 1985 年第 3 期）。1966 年文革風暴壹來，她被投入監獄，直關押到 1977 年才出獄。1978 年末，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被平反。1980 年 1 月， 丁玲案被定為“右派”的結論，經中央批準，作了改正，恢復了黨籍（隨後各地為此受株連者也或前或後逐個得到平反或改正）。

　　在 1983 年“清除精神汙染”期間中國作協召開的壹次座談會上，丁玲發言時說道：“壹個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認識自己也那麼難，他對我怎樣，不管，但我對他是壹往情深的。現在看到很多人還在指桑駡槐罵他，我心裡是很難受的”。真是露水夫妻難忘恩啊。在晚年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所寫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有這樣的回憶：“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壹天能走六、七十裡，這時去區黨委二裡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壹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是想著有壹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

　　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

　　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擡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壹個字壹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統購大剝削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統購事件的見證人薄壹波說：“正如陳雲同誌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134人。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壹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征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壹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1650人受株連，1503 人被捕（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鉆雞窩，抱磨盤、拔胡子。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災難性合作化    

自從1956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20多年肚子。    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當時全國已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裏，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裏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壹個縣餓死10個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    毛澤東在1955年9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快馬加鞭，比毛設想的還要快，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結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147萬擔，豬減少了350萬頭，大牲畜減少了100多萬頭。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 。1956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了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當年7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 7 個區、 20 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 16 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擡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 5% 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 20% ，為全國之冠。仙居縣的事態最嚴重，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壹轟而散，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91%退到了19%”。　　　    為鎮壓農潮，當局在 1957 年藉反右運動之勢在農村采取行動，廣東省壹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兩千余人。而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當局在該縣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臨汝縣近6千人鬧退社，15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采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8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被捕入獄。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壹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2/3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壹“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1957年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5800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誌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華社記者戴煌采訪了他的蘇北故鄉後說：“看看鎮內外鄉親過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顫了！對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他們固然‘望洋心嘆’，就是對自己血汗澆灌出來的許多東西，他們似乎也無權享受——養雞者吃不上雞蛋，養豬者吃不上豬肉，種棉花的壹年沒有幾尺布票，種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幾小兩油。還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體……”。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原來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裏的部分村鎮幹部已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小學同學：他掌握了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強迫壹些過路的老百姓必須搭乘，並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過客趕上岸，將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還白用了許多小工。壹個幫他家代工的農民因要求吃了午飯再幹，就被他當眾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勢毆打無辜；他自己借權力而“尋花問柳”，壹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    戴煌問：在四鄉八鎮這樣的“新惡霸”有多少？回答是：“說不清”。人們舉例說，鄰近壹個鄉，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自合作化以後，忽然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的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頭上刮去的？……來告狀的鄉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百裏外的鄰縣，揭露的事實更加觸目驚心。他大聲疾呼“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壹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1957年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產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壹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大躍進大破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2月2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國人民公布了這壹目標。這年冬季，全國各地發動冬季農業生產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壹再縮短，後來壹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煉鋼鐵等。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535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070萬噸鋼。由於鋼鐵廠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號召全民煉鋼鐵，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品，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壹次大難。2200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幹旱；1958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幹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幹旱。又過了20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壹場大雨降臨9/10為山地的四川，沒有了森林，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樹。

兩千多年前專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築起了壹道萬裏長城；大煉鋼鐵則毀去了無數綠色長城！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湖南古丈縣1935年桐油產量曾達350萬斤，1960年卻只有25萬斤，因桐樹被砍了。廣西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余的林木也所剩無幾。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丟荒，成了兔子窩。    當時全國各地壹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跡”。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1926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年，當地的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壹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掃而光。    柳州地委規定石龍縣要建起3000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縣委決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磚修爐，拆梁檁門窗燒爐。社員們家裏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頂“破壞大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當年大約拆毀民房8000多間。    1958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瓦倍。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缽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毛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1984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毛澤東親自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    李銳回憶：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幹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1958年2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的期限，搞了個全民參加的剿滅麻雀烏鴉的全國會戰。    1958年4月19日，北京開始大規模捕殺麻雀，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40萬只。平均起來，每25個人合作奮戰1天，消滅麻雀1只。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1958年12月13日這壹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這種做法導致了水稻減產，因為鳥類是害蟲的天敵。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生物學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殺戮。1959年7月10日廬山會議上，毛咆哮說：“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    

浮誇風與打人瘋    

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農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壹碗壹筷歸個人，壹草壹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壹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浮誇風。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個田地裏，放出衛星——稻谷畝產3萬6千斤。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帶了壹大批科學家、專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經考察證實，3萬6是真的，他們回京後寫了報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壹塊田裏，放出了畝產6萬斤的“衛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壹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壹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壹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113萬余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 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在這謊言齊放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征購量隨產量走，1958年的征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15億斤。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毛澤東認為糧食太多，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面積9千萬畝，加上減收和征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    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來就打，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中央黨校的楊獻珍說：“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借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征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等死。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5-6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人中，應該勞教的僅44人，占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辦食堂招大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毛驢上食堂，壹天忙吃兩頓飯”。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

 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從1958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    江澤民老家的江都縣，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38400多人。    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當時村裏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裏的人，貪汙、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莊的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司務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炊事員。”    按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壹年人均糧食消費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有人利用職權占更多的資源，使許多人餓死。1961年3月，各地開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四川饑荒

1959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5000億斤，而59－61年實際產量分別為3400、2870、2950億斤，這三年實產平均比1957年減產827.6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征購糧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億斤。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    中央政府卻認為饑荒是階級敵人搗亂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59年7月5日毛澤東給征糧的幹部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壹步。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    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仁壽縣餓死了20萬人。自古從不曾被饑饉光顧成都平原的灌縣也餓死了四萬多人。    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100余斤。結果38000農民餓死，差不多1/4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壹生產隊共82戶491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壹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竈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裏強制節余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 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牟牟’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壹撮泥壹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沈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沈，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妳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盡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竈臺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竈，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壹聲，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壹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壹人搶壹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只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壹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壹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200萬。1959年四川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汙、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7990人，占到會幹部的73.3%。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汙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62.6%。    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1958年轉公社時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個居住20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缽邊撬著壹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壹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有的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麽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麽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滎經縣，三年饑荒中，餓死3.4萬多人（官方縣誌所記），幾乎占全縣人口的半數。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裏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經死了。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屍走肉，除了饑餓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經死了。如榮經縣縣委書記說：該縣人口死了壹半，有壹個村子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壹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壹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李銳：從壹個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手段惡劣（見反“右傾”壹節），大量說真話的幹部遭迫害，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城鎮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 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真實的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每七個四川人就死壹個！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壹個就是廖伯康，另壹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河南熬人油當肥料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1961年9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 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屍體裏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江蘇省委向林彪匯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時，林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種罪惡。這種罪惡泛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毛和他的戰友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壹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壹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聚家並屯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壹個縣為壹個團，壹個公社為壹個營，壹個村莊為壹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臺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兒童壹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壹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壹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跺。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壹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壹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裏找出壹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在“少年營”裏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    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麽多，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麽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裏壹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那時壹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壹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壹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壹看，骨頭被咬折了。人比牛馬還賤。    河南挨門逐戶搜查“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無所不至的村幹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壹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壹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    在“反瞞產”過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氣氛說：“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地區“壹時間成了壹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發連頭皮壹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縣委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40余農民，親自打死4人；壹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壹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整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動手打人者占93%。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糧，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大面積餓死人，發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縣不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反映情況，說那是反對基層黨組織，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公共食堂、反社會主義。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設法查出來。有壹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說好象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並“消滅外流”。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慘案”。    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縣委第壹書記梁德柱動手打人；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發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這個婦女拉死；全縣先後餓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淒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陽縣五裏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裏餓死了。    潢川縣有壹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妳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十七個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壹個二十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壹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壹只羊，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壹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息縣餓死十萬人，有639個村子死絕。    有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口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發拔掉。以致有些人壹聽到開會，首先把頭發剃光。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110個民兵， 打殘11人，打死6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他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四歲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固始縣白果沖水庫、 百裏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 被扣飯6822人，被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裏罰站)1686人，被拳打腳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另有4972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6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隊去了200多精壯勞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百多個。    固始縣90萬人口，官方記載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2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壹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中。    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餵牛的趙振堂把牛料偷吃了個精光，土山大隊壹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時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陶鑄在信陽地區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別山區壹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壹次擺了二十四個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    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竈，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幹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竈，壹天三幹；幹事竈，二稀壹幹，大隊壹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十二個大隊幹部，用了四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八千斤，貪汙4785元。    1960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百無聊賴餓死在滑縣。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河南全省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1998年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執政時姐姐將他接走，逃到香港與美國，成為壹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的饑荒中餓死。    

湖北——餓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萬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壹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壹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示範“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餓死、病死七八萬人，浮腫、幹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壹位當事者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麻城縣委第壹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說：“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斤壹兩也不準少。少了壹兩，黨籍幹籍壹齊拿。妳不拿糧食，我就拿妳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蘄春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壹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年1月，壹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壹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壹些地方提前壹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壹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年洪湖縣壹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壹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湖南——人給豬戴孝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麽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麽天堂！”湖南寧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壇壇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竈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準私自起火，不準私吃食物，不準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準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準許社員家養壹兩只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準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壙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壹只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 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進塘裏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妳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妳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妳看老子怎麽整妳！”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1961年12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年初全縣共有炊具500萬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萬件，三年來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58年初共有農具424萬件，三年來損失274萬件，占64.5%。全縣1958年初群眾住房有702641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37.25%，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    據1961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25600間，每戶平均1.6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壹點，被幹部壹頓亂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僅拿出壹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壹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壹間破屋裏。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壹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裏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竈中，讓幹部社員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壹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采取了4條“技術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調動壹百多個勞力施肥。1.5畝地施土雜肥450擔，人糞尿4500斤，畜糞4500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25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壹整天，名為2×2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壹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裏。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裏，以增強“光合作用”。寧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寧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壹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麽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桿，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裏，寧鄉縣幹部說“壹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壹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裏，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恒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甚至還發明出“人工防寒法”。當冬季寒流來臨的時候花明樓、流沙河、雙鳧鋪等地的幹部又心血來潮，強迫社員排成人墻，站在田頭日夜擋風！幹部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壹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裏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壹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裏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獲後播水稻，壹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壹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裏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墻。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    1960年農歷臘月十九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布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壹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谷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花明樓公社的壹個小土爐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200工人，挨過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幹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    58年初寧鄉共有炊具500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180萬件；58年初農具424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128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裏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家具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寧鄉有林面積125萬畝，覆蓋率為28.6%；到1960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160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57萬多畝，覆蓋率下降為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180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68.54萬畝，水土流失面積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全縣30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裏，晚稻在田裏過冬。來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隱患。如此代價，58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1958年，寧鄉煉出共計504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裏豬城，這壹建築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麽‘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本來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    胡仁欽專門召開公社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壹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屎，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發、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壹個地方的事，哪裏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達。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妳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壹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壹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1961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壹撕便鉆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壹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壹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璣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壹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9個，打後還未痊愈的28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198個，受迫外逃的157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系的73個。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壹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壹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裏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壹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壹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壹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壹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奸取樂。周組織學生擡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奸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160多人的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壹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壹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年6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壹貫腐化墮落，調戲、奸淫婦女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強奸婦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奸婦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強奸、奸淫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強奸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壹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奸。而被奸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壹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壹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壹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有壹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壹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壹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壹次連吃帶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壹發不可收拾。幹部白天往外面轉壹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1961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壹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壹路，開壹路葷，壹家更比壹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壹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壹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壹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臺。    社員壹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壹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壹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縣委第壹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汙挪用公款200余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以1958年為基數到1962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八萬人餓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萬以上。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92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壹些人是壹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咨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壹些病人為了吃上壹口飯，只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布了口糧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谷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谷”，實際上是從脫過谷粒的稻草中復打殘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錢糧！ 1960年元月，餓死了18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谷。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1萬斤谷。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壹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壹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餓死4口人，只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壹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壹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竈，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壹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會有數的，壹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壹個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壹袋米，就當是餵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澧縣人委會壹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壹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壹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壹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壹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壹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擡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壹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壹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20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妳害死想吃肉！”批鬥壹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餵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擡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我還妳來世帳”。5.豬墳要埋壹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見幹部壹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壹個月。    他還壹再強調：“壹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壹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壹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壹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壹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壹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壹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兩廣慘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萬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畝產量高363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環江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麽壹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叠。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裏，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壹個青蛙壹跳可過12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1956年王定說：“壹個鄉，方圓幾十裏，壹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麽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麽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準許環江搞試點。後來，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地委書記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裏的水稻移植到壹畝田裏……，沒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壹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壹畝壹分三）裏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王定這時還在縣裏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麽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強趕至壹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裏，四面透風。最後幹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壹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裏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壹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58年9月初，自治區黨委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壹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壹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壹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壹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另壹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谷子，壹擔壹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谷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布置壹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谷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復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幹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壹，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壹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壹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壹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壹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壹個，就處罰壹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道。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道。《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壹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擡起，壹路擡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壹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裏，儼然壹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裏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壹堆，禿山光嶺壹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麽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制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余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饑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壹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征購任務是1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幹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環江第壹書記洪華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麽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縣委宣告，開倉的壹律開除黨籍，偷糧的可予以開槍打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壹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龍巖公社壹個糧管幹部發現壹名僅12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壹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三天後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壹個偷糧的小孩，毒打壹頓後，竟慘無人地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裏。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時，發現壹戶家庭鍋邊有壹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釬，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壹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壹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壹個多月，長的壹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饑，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擡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擡不動那麽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壹天洪華見壹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縣16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那時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18～19萬人。    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    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鬥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是饑餓，死人太多。區黨委遂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采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谷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死人16萬！這幫混進黨內的家夥，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麽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麽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趙紫陽在廣東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他到雷南縣召開4000人幹部大會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刮余糧，在20天內就超額完成了征糧購糧任務，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1960年也餓死兩萬人。這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779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淪為性奴    

奉賢縣委第壹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麽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麽！搞生產要跟打仗壹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壹樣？”    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壹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妳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壹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余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裏漚肥。奉賢壹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壹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壹丈三。全縣計劃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壹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壹樣，只有手裏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壹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壹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家夥（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壹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響：“任務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註，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壹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麽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妳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壹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裏監督。誰的活慢壹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壹個社員栽倒下地，又壹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壹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壹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裏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妳！”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壹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2613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壹模壹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壹片淒涼”。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壹勞動、統壹居住、統壹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壹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壹風吹的情況下，壹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壹個小包袱裏，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壹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裏、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壹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松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壹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奸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壹級幹部中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後給壹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幹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壹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裏，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奸。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復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余人。    

安徽餓死500萬    

1958年共產風，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安徽鳳陽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縣裏提出“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土裏挖，水裏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1400多斤。    安徽鳳陽縣縣委第壹書記趙玉書居然在壹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他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

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壹人為他逮黃鱔，有壹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布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壹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    喬山大隊長張永家，壹天三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壹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任他們隨意奸汙的有7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    高指標，高征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於死地。1959年10月鳳陽開始了空前野蠻的“反瞞產”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壹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有10萬鳳陽農民餓死，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壹個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五六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生產隊。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20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妳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麽“十裏芋峰嶺，五裏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裏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裏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    面臨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澤東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他還原，夥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 (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 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麽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誌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    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3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 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壹次，三宮殿魚苗場場長賴風旭（縣委委員）匯報場裏死豬情況，姚即罵他：“豬死掉了，妳怎麽不死。”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餓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壹個。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    據官方公布，亳縣農村1958年底71萬人，到1960年底死亡15萬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5000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萬間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安徽餓死500多萬。    

山西貴陽等地——人間活地獄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歷三個月時間。據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壽陽縣第壹書記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 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壹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 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個專設的“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壹位50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許。     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1960年內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饑民外逃路斷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不僅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不準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這種特供制壹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壹個屍體，發壹斤糧食”的辦法，將近10萬具屍體埋葬。    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饑荒時期，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甘肅省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甘肅省當時組織壹批窮兇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卷壹空，同時下死命令“不準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壹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壹律格殺勿論”。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發出“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的豪言壯語。結果全省遭殃，送掉300萬條人命。    武山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餓死了近1/3。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裏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壹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    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壹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壹邊搶壹邊把米往嘴裏塞。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裏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陜西省5萬多人，到1964年後仍然有4萬多人滯留在陜西。    在革命聖地陜北，1942年第壹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壹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裏去賣錢換糧，活壹天是壹天。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夥夫”，予以釋放。    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壹寡婦成親。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壹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家生活已很困難，他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有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卻被壹位縣委領導推出去，挖苦說：“妳這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壹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裏，還只有壹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希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1961 年夏情況進壹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山東餓死了800萬農民。    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1961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兩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月6日，戒嚴部隊的壹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對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邊境線上塔城、裕民、霍城7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寧予洋人 不與家奴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壹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結果人禍變成了重災。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壹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壹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4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成果交給了國家，轉運到國外換硬通貨了。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系。1960年1月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6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59年中國政府購買的220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年1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壹起反對赫魯曉夫，又得到500萬盧布。從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億美元。    吳冷西披露，1963年毛澤東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反蘇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饑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全國人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2百億美元。    韓素音說1960年壹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1200卡路裏。張戎指出，在納粹的奧斯威辛奴隸勞動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是1300-1700卡路裏。    1950年至1953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77.5億元。到1961年底，共還掉47億。1960、61兩年間還掉的債10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壹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77%。1961年2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誰能享受到這些白糖？

 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壹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1/3就把債還清了。僅1961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150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1958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2000億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86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3000億元。”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災情是旱災。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壹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全國民眾描繪出壹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幹幹凈凈。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壹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壹部份嗎？    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壹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萬多人。”而毛澤東壹個“大躍進”，就餓死了4400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4219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10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440倍。這是怎樣的壹場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四千萬人，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信息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壹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準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幹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盡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壹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毛餓死了1億1千2百萬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間，“農業學大賽”的發源地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的人達141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2人棍棒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其中62人是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盡，6人跳崖，還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壹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麽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壹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萬裏看望了壹衣著破爛的婦女。萬裏問：“妳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裏去了？“出去玩了。”“請妳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裏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裏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沈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幹4百萬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余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壹彎腰比幹壹晌活掙的還多！”

四清運動

1961年11月29日，中國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與蘇聯公開決裂。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作自我批評。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餓死了4000萬人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卻不露聲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問題》的講話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請同誌們要清醒地看到，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三股黑風正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三股黑風都有後臺”，說的就是劉少奇。毛決定在城鄉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壹抓就靈！”“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壹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壹抓就靈。”

劉少奇說，“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壹下行動，搞壹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壹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

在這次會上，兩人共同確定在全國展開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汙、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運動後期，幾乎全簡稱為“四清”。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大四清”。

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是第壹個把這個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

3月毛澤東批示：“階級鬥爭有分黨內外嗎？註意：右傾正搶占陣地。”拒絕暫緩在非黨員和機關、團體中開展“五反”運動的建議。

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開會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5月20日公開發表時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答：“壹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四清運動中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機關、企業、公社、大隊都搞“專政”隔離室、拘留所。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1963年8、9、10月，各地都發生了自殺事件。山西、陜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發生了地主、富農子女全家自殺事件。

以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壹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余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壹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壹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壹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布紀律：1.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壹律不準吃肉、魚、蛋；2.壹律不準送禮受禮、行賄受賄；3.壹律不準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系。違者，壹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針對上述問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1963年11月發出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

《後十條》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群，提出了如何避免過激問題，但運動仍沒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壹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1964年初，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

劉少奇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壹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劉少奇還進壹步認為：“三分之壹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於是，毛認為40%左右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是階級社會就有階級區分”。7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嚴，火燒壹下怕什麽？妳是正的、清的，火燒壹下也有好處。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理論界，我們提倡要引火燒身”。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劉又修改《後十條》，1964年9月18日正式發出。修正的《後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此後又提出“反右傾”、“奪權”等要求，廣泛打擊基層幹部和地富分子。

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紮根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實行大兵團作戰來整幹部和地富。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壹縣。如江蘇省組織了壹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壹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壹階段更嚴重，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問題。陜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壹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 “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 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澤東在“四清工作組”的蹲點報告上分別批示，矛頭都對向劉少奇，批示說：“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我看不止1/2，要壹個壹個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來自上邊。…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壹個多月的工作會議。12月20日在壹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上，兩個主席爭論起來：劉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毛則認為，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緩地解釋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激動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請教式地問道：“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張被造反派批鬥毆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毆打至死的正部級官員）。

12月24日，毛直截了當地說：“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凡是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要堅持發動群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壹起過他的71歲生日。在這樣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責劉少奇關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只講這兩個問題，壹個是頭壹條性質問題，壹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妳們回去找黨章看壹下，憲法第三章也看壹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壹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件》，第100頁到104頁，妳們去看壹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壹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壹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妳們講幾句話？”

當毛講這些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壹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壹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把憲法拿出來當個“擋箭牌”而已。

1964年底的壹天傍晚，康生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向毛澤東密報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出戲與1959年廬山會議有關系，是為彭德懷翻案！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壹個小型會議上又壹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 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幾乎已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各地區、各部門、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相當部分為資產階級所占據，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發動壹場大革命奪回被資產階級攫取的權力。他說服其它領導人進行壹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壹，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

這次沖突結束後，修訂頒布了《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

從1963年持續到1965年5月的三年多的“四清”運動： 

中央和地方、部門，先後派出工作團（組）13萬5千2百15個，到機關、企業、基層、學校、農村、公社，初步整頓、改組了17萬1千6百20個黨組織班子。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體，5千7百60個。組織結論．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萬6千2百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萬8千2百20人。 

共有532萬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幫助”和自我檢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農村有7萬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學雷鋒運動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林彪開始大肆鼓吹毛澤東思想，借《毛選》四卷發行之際，大力掀起“學毛選”活動；同時，還開展了“政治選美”，即選取幾個政治“典型模範人物”作為向社會廣泛宣傳的範本，從而形成了壹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軍效忠毛的運動。

雷鋒就是軍隊政工部門營造出來的“宣傳品”。1963年3月5日，毛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雷鋒的生死月日都與3月5日無關，毛澤東為什麽要選擇這壹天？因為斯大林是在這壹天死的，學習雷鋒不過是學習斯大林的具體化而已！斯大林稱其黨人為特殊的材料——鋼鐵制成，雷鋒就是鋼鐵制造後剩下的邊角余料制成的螺絲釘而已。

（中共聲勢浩大地慶祝蘇聯51周年國慶）

雷鋒1960年1月應征入伍，62年8月死於車禍。在他死後，發現他的日記記載都是對黨、對毛感恩戴德和幫助婦女、老人及貧苦農民。雷鋒作為壹個軍人，不守軍紀，離軍營到火車站去接送壹個不認識的婦女，這種事允許嗎？雷鋒自己穿的襪子有幾十個補丁，卻寄給災區200多元（當時這是壹筆不小的數目），那時軍人每月補貼只有7元，即使壹分不花的攢，也得攢個三、四年。另外雷鋒還省下錢給其他壹些貧窮的人。

改革開放後，共青團中央在報上登了雷鋒的英格納表和皮箱的照片，這說明雷鋒不是苦行僧。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較富有的家庭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壹般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才50幾元，當時壹只英格納表要180元，皮箱則在100-200元之間。而雷鋒是僅有7元生活補貼的解放軍戰士，怎麽能買得起這麽貴重的東西？同時也與壹只襪子才值幾角錢，而又逢上數十個補丁這事，成了鮮明反差。

何況壹個兵無論走到哪裏，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這可能嗎？“雷鋒出差壹千裏，好事做了壹火車”，雷鋒在火車上擦桌子，領導是怎麽知道的？難道說雷鋒連這麽點小事也向組織匯報？“有時候熄燈睡覺了，他還找地方去看書學習。他晚上常到連部辦公室去學習”。作者肯定沒當過兵，軍隊裏有鐵的紀律，熄燈了就得睡覺，哪能允許當兵的熄了燈還到處亂跑，找地方去看毛選？ 

“學雷鋒運動”的核心乃營造“個人崇拜”。隨毛打江山的領袖們對此個個心領神會。連向來不太過問具體國事的朱德也在題詞中準確把握住關鍵：“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的精髓就是要“忠於毛”。所以，在連篇累牘的宣傳當中，最常見的照片就是雷鋒坐在卡車駕駛室裏學習《毛選》。除了效忠黨以外，雷鋒的“事跡”其實完全是壹大堆平凡無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瑣碎小事。雷鋒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會稱道的事，又比其它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壹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政治偶像”號召全民把《毛澤東選集》當“聖經”來讀，從而把毛本人當神來敬。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從60年代就開始流傳，後來盛傳西點軍校也學習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長江日報》、《北京晨報》、《中國民兵》都散布過這個謠言。中央電視臺還做了壹期“雷鋒出國”的訪談節目，梁曉聲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談。於是，許多中國人去西點軍校“尋找雷鋒精神”，最後竟然逼得西點軍校不得不出面辟謠。

作為“雷鋒精神”創造者的林彪或作為“雷鋒精神”守護者的毛澤東，都沒有想到，雷鋒的政治生命居然會超過毛、林本人。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處，也是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結出的壹大怪胎。如今庇護並鼓吹“雷鋒精神”，又有了進壹步的“時代意義”，那就是從中可強化“黨指揮槍、槍效忠於黨”的政治原則；而且還從“雷鋒”身上提煉出為黨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鋒精神”依然在“教導”著人們充當“黨的螺絲釘”。

雷鋒生前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會被“法老們”制成壹具政治教條的“木乃伊”，承載著權力的神話、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盜名的詛咒。那樣壹個瘋狂的時代所發酵出來的低智符號尚在今日揮舞，這反襯出我們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對全球文明和現代社會，“雷鋒精神”是壹個陳舊僵化、愚昧無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維系這壹“政治圖騰”只能證明當代政治的貧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難開，民風難清。徹底消解雷鋒神話是潮流所向。

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裏，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壹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文革爆發

1965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據李誌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毛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布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了解毛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壹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1965年11月10日，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其主題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權。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都不讓轉載。彭真同誌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誌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裏去了”。

11月28日 在周恩來同誌的督促下，彭真同誌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誌文章的問題。彭真同誌壹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誌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認為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他。

11月29日《文匯報》發表壹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壹株大毒草。《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出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誌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誌文章。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誌加的。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同誌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誌談話。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誌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系，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試圖將《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

3月25日《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誌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3月底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壹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4月10日中央批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了文藝界“被壹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樣，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幾十年來，壹直拿著筆桿子寫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壹點價值”。

1966年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幹幹凈凈，然後重新壹筆壹筆寫過壹遍”。

梁漱溟致信毛澤東稱贊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

4月10-15日彭真同誌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誌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4月16日在彭真同誌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壹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

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壹）《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制造混亂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壹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壹直開到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誌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誌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誌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文藝工作者，已在本單位被揪出來批判鬥爭。

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誌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胡績偉在《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的》中披露：“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壹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壹位滿腹經綸的知書識禮的偉人。很快，他謾罵鄧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舊費’，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壹個黨的領袖的身份！……鄧拓終於被迫辭職……在他離開報社以前，他曾約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轉悠了壹次。我們兩人懷著沈重的心情，拖著沈重的步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來談。……他說：‘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多少年來，我都在想他的這句話。”

在中央通過《‘5.16’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壹個叛徒”。這位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在5月17日夜晚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壹封信》和《與妻訣別書》，於18日淩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壹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壹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而把文革由對壹批電影和舞臺劇的攻擊，升級為對壹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的攻擊。

1966年5月16日， 是劉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壹六通知》。《五.壹六通知》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摧毀古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封、資、修”便是“文化專政”的對象。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壹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五.壹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五.壹六通知》通過的這壹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壹天。

文革50天

劉鄧不僅舉手贊成《五.壹六通知》，更積極實踐。鄧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壹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誌，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在7月2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壹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壹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壹書記烏蘭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誌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長期以來，人們壹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壹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壹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當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開了內部廣播大會，陸平講話說：現在右派又開始向黨進攻了，全校師生要奮起反擊。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周恩來說：“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掃壹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壹切”之中。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壹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沖，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壹批鬥爭對象。

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歷次政治運動的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1500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龐大隊伍。

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裏“奪權，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給群眾進行“左、中、右” 排隊、把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們的黑材料等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學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到壹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壹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裏跳樓自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蔑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汙辱”。“晚上壹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壹會來敲打壹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不準我們找人談話，不準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壹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麽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壹大批人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事件，後被稱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根本不予理睬，在38樓設置“鬥鬼臺”、“斬妖臺”，揪出以陸平為首的40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那天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壹根繩子往他脖子上壹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松弛壹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未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北京林學院“6.20”事件圍繞壹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6月20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也稱《22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壹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等34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壹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 ”，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壹波把林院定為“反幹擾”的重點學院之壹。7月9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余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四千余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

這張大字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黴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XX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 ’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壹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誌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清華大學20歲的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壹張大字報上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王光美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壹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壹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18天，開除團藉。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壹人自殺身亡。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壹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壹輪的爭論。紅衛兵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於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下壹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麽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以劉鄧為首的“中央”在全國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6月10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壹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它的打擊面比第壹次反右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在第壹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7月3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學校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壹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後來工作組進校，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3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8月5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武漢大學“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 ’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

北京。6月9日，第壹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壹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壹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妳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壹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5%是指全國，具體到妳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圍攻，他們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月20日，師大壹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貼出題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壹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千方百計地制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壹樣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

從6月24-30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壹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壹次鬥爭會就開了8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7月11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壹個左派學生打陳壹個嘴巴。另壹名反工作組的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三次鬥爭會後，全校1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有壹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壹個左派，壹個中間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看看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該校上學，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小平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6月4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對造反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造反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小平壹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

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壹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妳是領導小組的，明天壹調查出妳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壹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壹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壹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在“反幹擾”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組”制造了壹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時間裏，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

7月初，劉鄧制定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集訓期間，全國的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

7月26日，毛澤東幹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壹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贊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壹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誌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壹張壹張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壹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1966年不同尋常的50天至此結束。

橫掃壹切的紅色恐怖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殺”了！據汪東興的交代材料，證實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6月中，毛澤東曾對李誌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文革初期自殺的人20萬左右。僅壹個陜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在這個最高指示下，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

7月28日江青就在壹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

毛澤東於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起來“造反”。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壹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8月5號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的“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壹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了“資產階級權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壹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壹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壹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發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人們實在無法想象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葡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奸刑”。清華大學壹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奸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隊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裏，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奸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強奸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壹時並沒有制止它。因為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8月18號，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當時她是壹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改名後真得變得非常“要武”，曾把自己的中學校長和老師活活打死。據專家考證，宋要武還是文革中第壹個打死人的革命小將，並且開創了文革武鬥和對黑五類大屠殺的先河。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壹紅衛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儲安平的兇手。

宋任窮在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時，成為政委鄧小平的鐵桿死黨，成為鼓惑逼迫士兵充當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腦‘宋大牙’。文革開始，宋彬彬率領紅衛兵瘋狂打殺地富反壞右，乃秉承鄧小平宋任窮的意誌，企圖引開毛澤東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窮還是免不了作為鄧小平的死黨被毛遠新取代。這段時間，李長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年鄧小平復出，宋任窮也在東北恢復當權，把31歲的女婿李長春提拔為副局級。1987、1989宋任窮兩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李長春連升三級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從遼寧經過河南、廣東‘轉官’，終於成為內閣九常委之八。

由於公安局長們擔心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被追究。毛澤東於8月22日親自批轉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壹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壹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謝富治還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壹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妳們就要犯錯誤。”

8月18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壹望無際的人群。數百萬紅衛兵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壹切”，提出要“破四舊”，“我們要大破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壹切害人蟲，打倒壹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行動了。

如果說“8.18”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麽在“8.18”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沖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暴力大規模升級。壹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 

從8月20日始，壹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壹槍。北京市第二中學3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沖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余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壹定要堵住壹切鉆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壹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壹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勛。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壹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壹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余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連宋慶齡也受到了沖擊。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壹次張還能沈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著張的鼻子質問：‘妳是什麽人，是什麽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著顫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妳去問毛主席去！妳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幹年後，這將成為壹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是被壹群女紅衛兵抄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兇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裏，聽她們宣讀《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壹點的東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贊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壹切藏在墻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這“功勛”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人士的迫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壹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

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壹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壹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裏搜出壹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恒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迫害最為典型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沖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臟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

1966年8月29日，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86歲高齡的章士釗也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殘暴淩辱和折磨。

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在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浙江嵊縣，8千余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壹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 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壹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畫，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杭州名學者馬壹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 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84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答道，“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壹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常和沈來往的畫家範增，無中生有地揭發沈壹百多條“罪狀”，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數人壹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在場壹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麽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壹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周恩來對“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壹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

1964年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1966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見不到花，毛說：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1%。導致1959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1966年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壹樣，但有區別，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最近妳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壹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紅八月始，寺院、道觀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了紅衛兵們的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壹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都五官不全，無壹完好。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思武裝起來的紅衛兵砸佛像，目的是鏟除“舊文化”，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壹律用白漆塗刷覆蓋， 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國都如此這般。

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建於唐代的四川什邡縣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等國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壹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壹掃而空。……

1966年的壹天，康生要譚厚蘭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壹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陜西周至縣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壹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1966年5月15日，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誌堅、李雪峰、汪東興等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首都工作組采取了壹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壹個長期計劃，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壹批“老紅衛兵”——“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他們在校園裏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

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裏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這些人的家具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準許帶壹只碗，壹家人只準許帶壹只鍋，其余的炊具都被沒收。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壹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車上擡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壹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壹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裏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博訊boxun.com)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11.4萬戶。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120萬兩，就是60噸；白銀12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壹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壹些……成績是偉大的。”目擊者稱，每次毛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壹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

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她母親有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返京後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壹文件轉發全國。這壹“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黨高幹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這種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黴。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壹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壹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壹位天津老大夫說：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壹些，還會見到兩、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裏的汙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廠排出廢水，然後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北大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屍體。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裏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下午3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些人被壹個壹個叫出來，每叫出來壹個，就被套上壹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壹排站在院子裏。4點鐘，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裝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裏。那裏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教育機構，後來成了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裏架起了壹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打倒反黨份子”！“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那天和他壹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軍，肖軍列出了其它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發剪掉。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臺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壹下壹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裏。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他們咬緊牙關，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壹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被毒打完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聯，另壹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裏。老舍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壹間小房子裏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的子女到機關找他，也遭毆打。肖軍被關了壹個多月才準許回家。

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壹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在紅衛兵要老舍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壹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著口號，皮帶夾著唾沫，又挨了壹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裏救出）。經過壹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裏，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壹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8月24日壹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老舍身上帶有筆和紙，他投湖前在湖邊坐了壹整天。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壹個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為困難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許會想到他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新社會就是壹座大學校》的文章。該文說：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開會了。臺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臺下，在適當的時機，壹組跟著壹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壹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臺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擡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壹壹的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臺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壹齊喊：“該打！該打！”這壹喊哪，教我變成了另壹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壹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壹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寫的“控訴大會”，活脫脫就是15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場“鬥爭會”的翻版。老舍寫出的被鬥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的故事，應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麽性質的罪行。但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講法律準則，壹片喊打之聲就興起並實施了，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在老舍被鬥的事件裏，鬥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提供旅行花銷的。而且，在1966年，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感到了慚愧。

8月24日夜，老舍是手握著壹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壹步的，走進了太平湖。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語錄。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壹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裏投湖。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壹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不能保留骨灰。

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盡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焚屍爐超負荷工作。這樣壹來，造成了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允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對人的迫害壹直到了骨灰，不許保存。

196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鬥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盡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臺進行屍體解剖。解剖後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據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屍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後鬥爭。

左奶奶和馬大娘，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開過壹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有壹些房子，壹部份自己住，有壹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們夫婦都已70多歲，這壹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壹個院子裏。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裏幫人作家務掙錢。8月24日下午三點左右，壹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壹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裏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壹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壹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壹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

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壹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壹驚，回想到那壹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另壹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象殺豬壹樣”。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壹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壹樣”來形容，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

在那壹天，8月24日，東廠胡同2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壹帶開過壹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壹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壹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壹天，東廠胡同裏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壹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壹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說：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1966年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進行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後從閣樓上查獲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壹只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壹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壹本舊畫報上，翻到了壹張宋美齡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沈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壹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壹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麽多人在那麽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紅衛兵靠的就是壹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報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國家機器當時是如何指導屠殺事件的。 

案例壹：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壹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壹家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準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這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桿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壹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講話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會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劃。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是民兵。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8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獸性瘋狂的是大辛莊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獨鍘十六條人命，最後他癱倒在地。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壹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汙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壹文錢的大串聯；全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十歲上下的男女孩子們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廢金色童年。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月15日100萬，10月18日150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道，先後８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10月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決定除野戰部隊外，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黨組織可以不要了！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紅衛兵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壹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壹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制訂了壹條“打擊壹大片，保護壹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

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壹月三十日，他在壹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點。毛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從那後，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普通人了。毛的設想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充當了打頭陣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到1967年初被中共拋棄了，不少人還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壹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沖擊武裝部門，奪取槍支。零點，雙方開始槍戰。造成5人死亡，6人受傷。槍戰在白天再壹次發生，從武裝部門壹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壹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采取專政措施。”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余人被拘捕關押。

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該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院的學生韓桐，這是“文革”時期軍隊殺害平民的第壹槍。幸好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非常克制，預謀的屠殺才沒有擴大。 

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嶽縣公安局於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壹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22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紅旗派成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準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占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打死174人，打傷224人。 趙永夫繼續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壹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24人，但塞進了70-80人，甚至有塞進100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壹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天津3月27日6千人沖南開大學, 50人重傷，220人受傷。

成都4月4日到11日連續發生6次武鬥，死傷1萬人。

北京4月13日 4千人武鬥，傷數百人。北京從4月30-5月10日這13天裏，發生了50人以上規模死傷的武鬥133次。

蘭州4月18日軍區司令楊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繼裳指揮十萬群眾，爭奪《甘肅日報》社，重傷27人，輕傷70人，屍體投入黃河。

鄭州4月下旬3000人武鬥，傷340人 。

南昌4月30日報導 四百余鄉鎮發生流血武鬥 全市54間工廠33間停工。

石家莊5月1日 動員軍車150輛 毛派245人傷，15人重傷百余人被捕。

成都5月1日到5月4日動員十萬人，毛派死11人，傷2400人，重傷700人，被俘千余，5月6日 反毛派20萬人沖入成都，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傷入院。。

鄭州5月上旬5萬反毛群眾，毛派紅衛兵死傷數百。

上海青浦縣5月4日，竟連續三次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人數達7000多人。

四川宜賓5月4日起，小規模武鬥連綿不斷。到5月15日，演變成大規模武鬥，成都有上萬人前來支援，雙方傷亡慘重。

重慶武鬥事件：1967年5月，重慶兩派動用各種常規武器相互開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壹連數日，嘉陵江上都可見到漂浮的死屍。

重慶5月6、7日二萬人武鬥，死300人，傷者無計，另撞沈毛派渡輪。7789部隊政委張繼臣指揮反毛派群眾進攻毛派，毛派死200余人。

佳木斯5月6日二萬人武鬥，毛派死11人，被捕150人。

長沙5月5日毛派死22人，6日死39人 兩派爭奪廣播電臺。

宜賓5月13日 二萬反毛派死200余人，傷1900人，28人被活埋，700人被捕，軍人支持反毛分子鎮壓毛派紅衛兵。樂山 5月中，百余紅衛兵被活埋。

宜賓5月13-16日 三萬人武鬥，毛派死300人，傷1500，被俘700余人，24名活埋。攻擊毛派據守的建築物。。

昆明5月29日 反毛派三萬人包圍毛派2200人，毛派僅500人逃出，死266人，重傷千人。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區對打。

鄭州6月初壹萬人武鬥，死105人。軍區政委何運洪指揮群眾襲擊“二七公社”。

長沙6月6日 死62人。

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10個“反革命分子”。他們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壹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河北農大武鬥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農大兩派發生武鬥，死7人，傷250余人。 

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壹仗打死2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殘廢。

重慶7月8日，“8?15”派與“反到底”派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武鬥。雙方首次使用槍彈。結果，死9人，傷數人，雙方各有100余人被對方抓走。7月25日，“8?15”與“反到底”派在重慶工業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中，槍支代替了石頭、鐵棒，造成數十人傷亡。7月28日晚11時，“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領的軍用工廠──嘉陵機械廠，潛入廠房，偷走3挺機槍，30多支步槍、沖鋒槍和壹批彈藥。在回撤時，被哨樓裏護廠的紅衛兵發覺，當即以猛烈的高射機槍火力掃射。“反到底”紅衛兵也組織還擊。壹名紅衛兵被高射機槍的數發子彈攔腰打成兩截，另壹名紅衛兵的腦袋也被高射機槍威力巨大的子彈打掉。數名紅衛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慶市郊榮昌縣，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參加武鬥的人員700余人，使用了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被打死78人，此戰持續到8月6日。

8月3日，國營望江機器廠武鬥人員，用高射炮擊沈了重慶軍分區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軍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長江、嘉陵江兩大河道被強行封航，壹有船只出現就立即開炮。這次封航達40余天。

8月5日，兩派在國營建設機床廠清水池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除了步槍、沖鋒槍、手榴彈、輕機槍外，還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雙方死亡22人，傷者近千人。

8月8日，國營望江機械廠的武鬥組織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長江艦隊”，在江上橫沖直撞，並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只。並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打死24人，傷129人，擊沈船只3艘，打壞12艘。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人員逾千名，支援上萬人。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坦克、戰車，雙方死亡數十人，傷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組織向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部隊指揮部發動攻擊，打死4人。 

8月14日，兩派在嘉陵大橋發生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及重慶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

8月18日，兩派繼續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雙方死亡人數達128人，傷者無數。此次流血慘案壹直進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損失財產無數。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余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經濟損失重大。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壹周激戰，楊家坪街道房屋成為壹片廢墟，慘不忍睹，雙方死亡人數達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軍重慶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武鬥流血事件。32名學院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1968年3月中旬，川東北石油處在長壽雲臺處本部發生武鬥，持續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鬥人員魂歸西天。

4月7日，國營長安機器廠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工廠被炸成壹片廢墟，死傷人員無數。4月28日，兩派武鬥致使長安機器廠發生大火。晚9點10分，市消防大隊前往救火現場，途徑重慶鋼鐵廠時，竟遭槍擊，9人死於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輛消防車被打壞。 

到7月9日，兩派武鬥組織仍然在江陵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彈擊得千瘡百孔，造成大批武鬥人員和無辜居民偽亡。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壹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壹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12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陜西省勉縣武鬥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汽車肇事死亡13人、觸電死亡1人、打死無辜群眾3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34人。城區十余條街道的2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壹年，毀房屋3300余間，死亡784人。

1967年北京紅衛兵掀起了壹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6月18日他們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他們竟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還把英國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並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占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壹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麽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什麽？

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在香港，出現了“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準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香港軍警采取行動後，他們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制造流血沖突；就采取路邊炸彈戰術，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壹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壹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

1967年武漢地區主要有兩大群眾組織：壹個是人數較少的“工人總部”派，簡稱“工總”；另壹個是人數眾多的“百萬雄師”派。其中“工總”經常組織沖擊軍隊機關，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而“百萬雄師”則屬於支持軍隊的群眾組織。 1967年2月初武漢工總、二司、九壹三等造反組織奪了“長江日報”的權，發表了“二八聲明”。

以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2月28日公開反對“二八聲明”，3月21日宣布工總為“反動組織”，勒令其解散，並逮捕了朱鴻霞為首的壹大批工總頭目。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的將領，他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不願落井下石，因此成為中央文革壹幹人的眼中釘。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總”。而“工總”得到支持後，公然打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標語，從而使武漢的武鬥壹再升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警告武漢、成都等地軍隊領導，不要壓制紅衛兵和造反派。4月6日頒布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組織。武漢軍區雖被迫釋放了除朱鴻霞等人外的大多數工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隊（湖北軍區獨立師）參與了百萬雄師專業武鬥隊的建立和指揮。

從1967年4月29-6月24日武鬥200余次，死350人，重傷1500人，輕傷1.5萬人。7月15日，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區遊行、漢口遊行，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沖擊遊行隊伍，傷工人學生多人。研究者王紹光說，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傷，80人輕傷。 

周恩來為此先期去了武漢，找陳再道、鐘漢華等人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澤東對陳再道的看法是壹介武夫，掀不起什麽風浪來。毛的意思是要陳再道做個檢討，承認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轉而支持造反派，從而得到“工總”等造反派的諒解，以此為基礎促成“工總”和“百萬雄師”的大聯合，穩定武漢地區的局勢。

7月14日，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此時，周恩來費盡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陳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解決武漢的問題還是要靠武漢軍區，要轉變對待革命左派的態度。“工總”是革命造反派，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要受些委屈，但要堅持聯合，工作由中央來做。7月 18日周傳達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來隨即動身返京。

7月 18日晚，王力和謝富治去了“工總”的司令部。當時“工總”已被取締，王、謝二人公然佩戴“工總”的袖標，對造反派們大加撫慰，並宣布“工總”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是保守派。“工總”的造反派們立時氣焰高漲起來。第二天，“工總”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王力和謝富治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人們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不滿全都發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來澄清問題，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這就更使人們怒火中燒。

獨立師蔡炳臣政委違背周恩來“不要向下傳達”指示立即將會議精神傳達給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調軍代表回營聽傳達，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19日深夜獨立師作戰部長召集會議，成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聯合的“專揪王力指揮部”。

20日淩晨5點10分，獨立師軍車數十輛從前、後門沖進東湖賓館；緊接著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輛大型救火車跟進。王力、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被獨立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帶到了軍區大院4號樓。並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被打傷腳踝），逼他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性質重新表態。 

10點後，武裝大遊行開始。有各種車輛396部，其中消防車27輛，空軍軍車15輛，打獨立師、8216部隊旗幟的車83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壹說“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百萬雄師”亦出動200多輛汽車，數萬人馬。滿街“揪出謝富治”“打倒王力”口號。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車至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

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裏的群眾，壹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沖沖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沖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槍下，200余人被關押。壹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電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二癩子（按：對二司學生的卑稱），今天晚上血洗妳們學校”！ 由於懷疑王力藏在在8199部隊，8201部隊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連。當日“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出動卡車約900余輛。據調查，在武漢約有兩千余名8201的官兵參加事件活動。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攻打體院的“百萬雄師”約壹萬多人：晚上，18車人馬包圍體院大樓，進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的空軍前去制止武鬥。24日黃昏，“百萬雄師”壹萬多人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大批武裝“百萬雄師”對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的圍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來調入的空軍部隊的制止。 

19日離漢的周20日返漢，安排毛21日淩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到了上海。21日，25軍3個步兵師從九江、開封向武漢運動。15軍空降部隊占領了孝感機場，運動到黃陂。東海艦隊三艘炮艦從長江口啟程當晚可達漢口。22日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

“7.20事件”對毛澤東無異於當頭壹棒，他重新估計了形勢，認為全國75%以上的地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當前必須武裝左派。22日當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會議，聽取謝富治關於武漢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空軍“紅尖兵”《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揪軍內壹小撮”。壹時間，各地沖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將領之風空前嚴重。各種造反組織明目張膽地搶奪部隊的武器裝備，各地的武鬥大規模升級，嚴重流血事件頻頻發生。文革進入了“全面內戰”的最動亂階段。7月28日獨立師被調出整訓。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等被指控為“7.20事件”後臺，遭到抄家。

據湖北省委統計，“7.20事件”之後，全省被打死的幹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打傷打殘者6.6萬人，打死600多人。

“7.20事件”發生之後，福建省福州市發生了火燒交際處事件。兩派群眾對峙，短兵相接。部隊派兵制止，士兵們手挽著手築成人墻試圖把兩派群眾隔開，以致許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當場被抓獲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灑上汽油，活活燒死。

上海柴聯司武鬥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總司”10多萬人，圍攻對立組織“聯司”盤踞的上海柴油機廠。武鬥從上午8點開始，運用彈弓、大鏟車、高壓水龍頭、消防車、船只、雲梯、敢死隊，展開進攻。到下午4點攻下大樓。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山東郯城武鬥事件：在壹次武鬥中，壹派打死對方18人，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 

1967年8月，開封化肥廠發生武鬥。雙方傷亡慘重，有些被俘者被當場活埋。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準，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壹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武部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1967年8月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她。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三人走到 壹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壹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 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壹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 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 ，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只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相親相愛，夫唱婦隨。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 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告訴他，“妳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妳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趕去，最後竟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審訊的人問他：“妳看怎麽處理？”他竟回道：“由妳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壹棒子打昏過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壹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醫院檢查。”可這位貧農的兒子不為所動，決絕地說：“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沒人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起來，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敵人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的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這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20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余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零陵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1966年7月，康生誣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等人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1967年8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壹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壹百余人。

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余間。浙江嵊縣雙方共戰死191人。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壹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壹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壹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陜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壹次“審訊”活埋了13人。

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江西宜豐縣的壹派到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壹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壹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壹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見到8具這樣的屍體。”壹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50萬之間。

廣西大屠殺與吃人運動

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文革廣西、湖南壹帶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文革開始，由於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這壹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聯指”是支韋(韋國清)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壹九”聲明的大字報後，以大中學校學生和另壹部份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4.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知識層面較高，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韋國清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拋棄。

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22”。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22”群眾)。

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亂殺人命聽而不聞，甚至縱容“聯指”對“4.22”屠殺。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壹派壓壹派之實。 

廣西軍區不但給“聯指”武器，在各地慫恿“聯指”對“4.22”進行圍剿，而且還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在此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制的《廣西日報》則發表對“4.22”批判的社論。4月9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臺風。

廣西大屠殺又分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會，“刮12級臺風”為第壹波高潮，下半年則以“七.三”布告的頒發，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1968年春，“聯指”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制造屠殺合法借口的工作。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2000多人，配備步槍800多支，輕重機槍26挺，沖鋒槍407支，各種炮八門，手槍164支，以及自制坦克壹輛，攻打“4.22”派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13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72間，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

從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2月11日至20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靈城打死3人陳屍示眾。大會總結號召對敵人鎮壓，中間有人布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5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召開縣區村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武裝部長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17天內，全縣被殺害239人。

合浦縣，“2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刮起了壹股亂殺人的歪風，至5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頁）。

3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數千人圍攻“4.22”據點。8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月，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壹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110多人。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在縣武裝部長馬政華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壹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沖的女兒，被兇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兇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寧的妻子被強嫁給兇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頁）。該縣殺死、害死1651人。

3月19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以天等縣為榜樣，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94人。

3月18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專區共殺人2000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1000多人(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

1968年3月23日晚9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起野蠻事件沒有得到處理，導致該公社從3月下旬到5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殺害22人。

3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22”圍剿。“4.22”派被殺110人，受審查1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8人被槍殺後，用炸藥毀屍。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7萬多元。

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廣西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10個月的嬰兒)；有13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害者財物。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貴縣壹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

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滿，並沖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壹小孩劉小圈，“4.22”擡劉小圈屍體沖擊大會主席臺，砸爛縣革委會牌子。接著貴縣“聯指”提出刮“12級臺風”(大屠殺)。壹是圍攻炸毀“4.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余分別關押。從“4.13”後的壹個月，將關押的全部槍殺，貴縣城區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卷全縣。據統計，受這壹場‘十二級臺風’的影響，全縣5、6月份有2129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1968年4月14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聽了地區革委主任電話會議講話後，召開大隊領導成員會議決定：4月15日殺24人，4月16日又殺52人。從4月5日至5月6日殺56戶92人(其中15戶被殺絕，1戶17人被殺13人)，共刮死者財物2701.27元(內改嫁證明費218元，設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22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5角錢，3個民兵負責殺1個人，得3元賞錢，3個晚上共殺22人(其中殺絕5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雙打”委員會批準(“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投機倒把)。張玉使等24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征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894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1968年4月25日，廣西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

4月21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的幹部武裝包圍“4.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多人，將12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發生後，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4-6月共打死殺死177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

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刮“十二級臺風”(大屠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臺風”中被殺害的。

陸川縣部署“十二級臺風”，掀起了殺人新高潮，全縣11個公社155個大隊，有154個大隊布置殺人，從4月26日至29日，全縣共殺害1229人。城鄉各地，陳屍百裏。

1968年4月30日，廣西駐軍8個連的解放軍戰士和民兵壹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5月1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4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判各種徒刑的達22人，有4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此案調查組，發現根本沒“制定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的東西。

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將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4.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等20人拉到南寧市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組織群眾前來觀看，展覽三天時間。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10000多人。　　

欽州“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縣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4.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22”派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壹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向自治區報告：“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 

段振邦為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上思縣“聯指”民兵和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壹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壹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系，壹律槍斃！”這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22”派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冤殺了61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容縣誌》記載：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738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為向中央提交壹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1人，副團長3人，政治部主任3人，經濟部長1人，支隊長4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系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鉆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派的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系”。這個莫須有的“反團”案到1983年已徹底平反。

“反團”案壹公布，千百萬反對派的平民百姓就成為他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首當其沖的是當時自治區的“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其實是省委壹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皆被定的罪行。

南寧警備司令部發出通輯令抓的“反團”骨幹，都是“4.22”派的，全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團”的有5213人，廳級幹部1人，縣級十部23人；百色地區僅那坡—個縣就逼出“反團”40名“團長”。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反團”，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巖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楊巖生又被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壹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9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壹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正是如此。

在柳江縣，打死了“反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僅防城縣的壹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殺17人（救活13人），暗殺3人，外逃1人，重傷21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據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1968年6月底至7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856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

武鳴縣的壹個公社，在趕集時將60多人押到墟場，壹字排開，用鐵錘逐壹砸開腦門。相鄰壹個公社，將40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

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約2500人，其中“農村居民2176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及其部份親屬1800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2頁）。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2-3萬人，大部份是華僑，都是“4.22”派成員，受到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捕74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個“反共救國團武嗚華僑農場支隊”，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4.22”，不得不派了壹個連去繳了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武鳴華僑農場有1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物，數日後“紅衛兵團”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裏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兇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壹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竈，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壹次政治運動中，查出他曾有變節行為，遭到打擊。事情是這樣的：壹次國民黨軍隊將他及村人包圍在壹山洞中，喊話要他出來繳槍。本來山洞中有足夠的糧食，完全可以長期堅持，但為了洞內外大批群眾的安全，黃某只好出來繳槍，村民得以平安。沒過幾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隊伍，轉戰於桂東山區。調查核實：他並未出賣同誌、出賣機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個小小的尾巴：在困難時期產生動搖。縣政府於是給了他個級別大致相當的重點中學校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大小會批鬥，1968年7月1日晚被殺死。翌日晨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學生挖他的肝、剝他的肉，以示與之劃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風潮，整個中學校園內，到處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收屍的“牛鬼蛇神”教師後來追述，黃校長被割得只剩下壹副骨架子，用兩個挑土的竹簸箕壹裝便挑去埋了。第壹個割肉者誰？竟是校長大兒子的女友！此人原來狂熱追求校長公子，此時為擺脫關系，竟惡狠狠第壹個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長肉的學生們至今當官掌權 。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壹幫兇手把廖天龍等4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

某頭頭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盡。後將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殘骸掛在鬧市示眾，逼他妻子跪地請罪。壹兇手執匕首在她背上劃了壹刀，惋惜道：瘦了點，不好吃！然後逼問：這是妳男人嗎？是。妳男人是反革命嗎？是。女人已身懷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夠了，最後說：妳不是愛妳男人嗎？妳就抱著他人頭睡覺！於是將早已砍落的人頭塞給她，硬逼女人抱頭睡覺。在這種毫無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書將對立派某人妻子奸汙，怕日後報仇雪恨，遂煽動村人將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數捉拿，並威脅利誘村人押解這些無辜者乘船渡過黔江，在縣城墟亭附近的鬧市區批鬥致死，割食殆盡。這便是武宣獨有的壹例“滅族”案。 

某案，壹女民兵因參予殺人堅定勇敢，且專吃男人生殖器，並因此入黨做官，官至武宣縣革委副主任。但該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認專吃生殖器，只承認壹起吃過人。最後的處理是開除黨籍，撤銷領導職務，現已調離武宣。縣處遺辦人員談此案時，稱：她當年還未出嫁，估計也幹不出那種事……。——當然，妳可以估計她幹不出那種事，我也可以估計在吃人狂潮到立案偵查這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裏，她完全可以憑借權力和關系把罪行掩蓋得天衣無縫。參予殺人、吃人（就算她沒吃過男人生殖器，只吃過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開除黨籍，削官為民。而廣西最高當局韋國清的回答是：“為什麽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窺壹斑。 　　　　　　　　　　　　　

5月24日地處鐘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22”被圍剿。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22”慘遭殺害。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割腹取肝、陳屍野外。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6月12日桂林“聯指”在桂林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壹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258人，其中被害致死35人，致傷致死75人。7月14日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等24人，沖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黴等12人拉到桂林十壹中對面樹林裏集體槍殺。

桂北融安縣便有壹條“寡婦街”。壹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殺完人，便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行同盜匪，無恥之尤！　

6月19日淩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喜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劃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壹夥兇手拉趙永喜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喜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布置殺人。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面展開。王德堂還先後多次強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學生共6人，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七.三”布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 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人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墻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1968年8月16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23種人”及他們的親屬，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167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壹起事件。該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1906人。

上林縣三裏公社曾發生壹起大屠殺，壹次殺害160余人。起因壹起“國會縱火案”：在軍隊支持下，壹派成立革委會後，加緊打擊另壹派。幾人密謀，半夜用壹小炸藥包在公社革委墻上爆破了壹直徑不超過壹米的窟窿。天未明，廣播喇叭就公布這是對立派破壞新生紅色政權的罪行，號召以戰鬥來保衛。隨即開始大肆逮捕，將對立派骨幹及“牛鬼蛇神”160余人押解到河邊，壹聲令下，用刺刀、槍托、大棒驅趕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向河中走去。橋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殺未淹死的人。壹水性好的人潛泳順水逃遁，人們沿岸追了二裏，將其擊斃，無壹幸免。那天到過現場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沒腳，鞋全泡透了。

上林——南寧附近壹山區小縣，人口少，但殺人按比例全區第壹。壹陣“階級鬥爭的十二級臺風”刮來，人們便開始亂抓亂打亂殺。壹時間殺人如麻，縣城電線桿上皆掛滿人頭。人們記得的案例是：某Q將人活活剖腹取肝後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見壹人，問：被殺者同意妳吃他肝了嗎？答曰沒問。不行不行，他若不答應，妳吃他的肝沒用。某將肝丟棄，又去抓了壹個“階級敵人”，用種種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縣壹位殺人而食的支部書記在遊擊隊時就吃過人，文革時也吃了人。問：“人肝怎麽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們吃過多少人呀？吃過人的老人英勇無畏地說：“對，什麽我都承認。我已八十六歲了。反正活不了幾天了……為什麽要殺他？他父親上山當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親有什麽罪惡？把村裏準備燒磚瓦的壹垛草放火燒了！害得大家沒東西燒磚瓦！……是我殺了他。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妳死我活，階級鬥爭！……是我動的手。頭壹把刀割不動，扔了。第二把刀才切開。……伸手去掏心肝，血熱得燙手。只好從河裏戽水沖，沖涼了我把心肝掏出來，壹人切壹塊，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廣西吃人狂潮經歷了三個階段：1）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壹案卷記錄了壹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壹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竈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壹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2）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壹“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壹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壹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壹塊。　　

3）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壹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人吃瘋了。動不動拖出壹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壹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某老太太搶割了壹葉人肝，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壹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壹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被害者壹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裏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壹根鋼管，趴下就著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壹瓶酸奶 ！有婦女背著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凈，只剩壹副剔得幹幹凈凈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

壹般群眾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制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裏都煮過人肉！

廣西出現了吃人的群眾運動。僅廣西省被吃掉的壹萬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為補自己的身體。廣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陰補肝，竟在“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中，專門選取年輕體壯的，將其殺害後選新鮮優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壹廣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來壹看形勢不對，於是自己壹天幾勺給吃了個幹凈。……這哪裏是人的行為，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蠻行徑！中國人，妳怎麽叫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類社會中罕見的野蠻行徑。11屆3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唯有廣西原區黨委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貴縣的壹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交出來。　

文革中周恩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聯指”和“4.22”)代表，第壹、二次接見兩派代表，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第三次接見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1968年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時，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1968年夏，周恩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宣布廣西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22”)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對付“聯指”的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8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沖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習稱“七.三”布告)，韋國清等利用此機，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敵人，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

“七.三”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變為他們堂而皇之大屠殺“4.22”的尚方寶劍。7月9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布告傳單90000多份。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5000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7月11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3萬人大會歡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布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所有的口徑都是“4.22”是違反“七.三布告”的“階級敵人”，這些現行反革命都在“4.22”那裏，必須堅決“鎮壓”。7月19日《廣西日報》刊登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壹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裏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沒有任何證據！

7月15日廣西軍區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的成立。 

1968年7月至8月壹個多月中，廣西軍區、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

7月19日柳江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市“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幾縣“聯指”聯合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壹郊、壹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7月24日淩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壹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40-50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50-60人。在被包圍後，他們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裏)。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壹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4萬多元，糧食5萬多斤。

7月15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中午12時，“4.22”壹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炮轟，壹朵朵煙雲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象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軍區和“聯指”的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認為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人們聽到轟轟的炮聲，接著是的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沖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被炸啞了，南寧市上空只剩下“聯指之聲”還在廣播：“‘4.22’壹小撮階級敵人，殺害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制造了壹起震憾天下的血案………”這種謊言也被廣西軍區當作“4.22”的罪狀報告給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

21日上午9-12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27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墻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7月31日15時開始對“四二二”派占據的展覽館發動大圍剿。經過壹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點，耗費高射炮彈690發，機關槍子彈1000多發，沖鋒槍、步槍子彈17000多發，消滅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軍隊共抓獲“俘虜”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新‘4.22’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軍區負責人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部隊和南寧、武鳴、邕寧等縣“聯指”武鬥人員大舉包圍“4.22”的解放路據點，那裏的12條街道被打成壹片廢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1470人，抓獲“俘虜”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事後，“聯指”用翻鬥車搬運屍體，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陽溝掩埋75具，從解放路俘出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壹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26人遭軍隊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到8日為止，抓獲“俘虜”9845人。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246人。南寧市解放路壹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33條，各種房子2820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分社，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財產損失價值6000萬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廣西發生了壹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4.22”近3千人（壹說7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軍隊和聯指壹時無法攻入，因為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

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案：打開邕江上遊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壹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頭目去請示韋國清時，韋國清佯作大怒：“妳們混帳！我管不了妳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泄洪，我更管不了那麽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壹窩蜂，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哪壹行不要我來抓？還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妳們那些屁事，我哪有時間過問？”

但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這不過是壹場“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韋國清點撥他們可將人為的大壩開閘，說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幾乎年年都要開閘的，不是很自然嗎？於是聯指頭頭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74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58年74.71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只好爬出來投降，卻當場被殺。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壹具壹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壹些家禽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壹具具屍體從上遊漂來，港澳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壹時震動世界。

韋國清等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壹具，可報銷人民幣10元。更多的屍體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裏。自1968年起的整整幾年內，盡管省市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裏噴射福馬克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壹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來，那個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聯指的頭目，在1970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獄中。

消滅了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立刻對剩下的各地“殘余分子”進行斬盡殺絕。

8月1日由淩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6911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1000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這天，解放軍和淩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裝民兵10多人。解放軍和淩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只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淩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3小時後，槍殺了7人，其中壹個小孩僅12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

8月10日，軍區調宜山、河池、巴馬等9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軍隊共3000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1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103138人！經這壹次圍剿，就槍殺了1016人，占整個文革中死人人數1331人的7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頁）……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壹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17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1968年圍剿到1982年。鳳山縣打死1300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8月12日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26個所謂的“戰犯”、“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禽獸展覽，組織了50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壹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慘死在鐵籠內。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壹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動前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市革委會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工糾”武裝人員、各縣民兵，其它“聯指”成員以及反戈壹擊的原“造反大軍”部分成員共1萬多人進行大規模搜捕，桂林的反對派被消滅，被直接殺死的有345人。軍隊和聯指共抓獲反對派9845人，關押期間動用15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桂林8月20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壹個多月。9月4日的壹次遊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7發子彈打死6人(此人74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據桂林市革委會68年向區革委匯報：“8.20”到“9.20”壹個月打死90多人。據處遺辦統計“8.20”至年底殺死160人，批鬥死，遊鬥死94人，自殺91人，總計345人。

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臨桂縣革委會委員婿XX，在“七.三”布告下達後，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19名縣區幹部。婿某親手殺死3人，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幹乾凈凈，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婿某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婿犯，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

賓陽縣，在軍隊革委會主任王建勛的直接指揮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時間裏，打死了3951人（其中農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戶全家滅絕）。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繼而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7.3”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壹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壹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殺害4人，部腹取肝，傳令每2-3個生產隊分壹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上思縣思陽公社壹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占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壹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柳州鐵路局的壹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1968年10月7日，因6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屍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誌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更殘忍的是，由於屍骨埋的時間不長，骨上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屍骨。” 

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都安縣被打死441人；開鳴縣被打死698人；百色地區被打死1073人；河池地區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22100多人，致死10420人。玉林地區殺害10156人。

博白縣，“在貫徹‘七三’布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9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337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頁）。

博白縣有壹浪蕩貧下中農子弟趁亂欲強奸壹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女殺死。又要求入黨、表揚。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了解妳的事跡……。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蹦來跳去，“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人人自愧弗如。於是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私刑致死603人。蒙山縣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虐殺其父母，然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壹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認得是常來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 妳莫開玩笑。話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嚨。案卷上兇手們的供詞：“我們套上就跑，背後 大路上塵土飛揚。”沒到地方，孩子們大多已被勒死、拖死，連哭都沒哭壹聲。把孩子們扔進壹廢棄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裏砸。

扶綏縣，“7月下旬至8月初，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傷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平果縣，在“刮十二級臺風”中“全縣被亂殺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頁）。橫縣，“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1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陽朔縣，“文革中打死639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

羅成麽佬族自治縣，“6月15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錯誤批鬥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死全縣1389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麽佬族自治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三”布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南寧地區自“七.三”布告下達至10月止共揪出壞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鬥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戰8、9月的結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兩個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數40.6%。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1859人，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占死亡人數90%左右。

全州縣於7月8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7月份共開批鬥會1107 次，165062人，被批鬥者2179人。7月13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全州縣共殺人1111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57.4%)。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以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月7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19人(各占壹半)。各公社均采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7月20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1200人。8月5日縣裏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臺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面哭聲震耳。到8月5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2120人，全縣死人312人， 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98人，之後214人。 

6-8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全地區10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壹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壹階段全縣共揪鬥7367人。在“七.三”布告威力下，壹個“三查壹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鬥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9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壹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80多名教師職工被殺11人，批鬥56人。未廠中學22名教職工被殺7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120次後逝世(這是比66年7、8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壹次對教師的摧殘)。

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壹部份而已。

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據1982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這場大屠殺，死人近20萬之眾。

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多人”。從中可看出，廣西有近48,000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抓叛徒和打倒劉少奇

如果說毛澤東是比希特勒兇殘十倍的大魔頭，劉少奇則是比毛澤東“善良“十倍的二魔頭。劉少奇的人品比起壹位侵華日軍司令官的人品來都相差太遠，他為了權力，兇殘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楊劍雄先生。

楊劍雄先生與劉少奇都是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花明樓人，楊劉兩家都是當地富豪。楊劍雄與劉少奇從小學到中學同班就讀，且為密友，但後來分別走上了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劉少奇在長沙被捕時，楊劍雄是當時湖南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僅位居趙恒惕之下。楊劍雄作為劉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設法將劉少奇釋放了。

1949年，湖南省國民政府的楊劍雄、黎澤泰先生等官員隨程潛先生壹起入仕中共政府，成為參事室參事。1950年，楊劍雄曾先後對黎澤泰先生等僚友說：我和劉少奇是這樣壹種關系，又是同窗，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過是當個參事，要搞個大官當當。楊劍雄去北京後，劉少奇拒絕見他，宣稱不認識此人。楊劍雄離京返長沙之當日即被捕，大約兩三天後即被處決。

文革時，寧鄉縣公安局的霍局長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了壹份劉少奇當時寫給他的親筆信：“霍青同誌：既然楊劍雄是當地惡霸地主，請按黨的政策辦理。劉少奇 壹九五○年”

1966年8-9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1930年代中他曾坐過牢，於是著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裏生病時，前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餵過他飯。而楊是1964年被毛點名批判下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壹同出獄的人名：薄壹波（1966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壹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壹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提供壹個重量級的炸彈。盡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麽做的，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壹波等人壹定是叛徒無疑。十壹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壹個大叛徒集團。

與此同時，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於11月23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周恩來於24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復：“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復件送毛澤東審批。毛馬上簽字批復“照辦”。 

此時，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壹人叛徒集團”裏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壹書記趙林的化名，於25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經過他人的精心策劃，帶頭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莊嚴的國家大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1967年初，毛澤東發現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壹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1966年10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壹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壹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壹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壹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裏。文件中說，“薄壹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壹揮，批準印發全國。那“六十壹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22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13人為司局級幹部。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1945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要求張設法釋放100余名已被關押了幾年的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在忙於成立新疆民族聯合政府之際，幾次給蔣介石打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員，終獲蔣介石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張舉行宴會為他們送行，又派了壹位將軍壹路護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沖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把他們揪出去鬥爭。

那批人中有壹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誌純，1959年夏，毛澤東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誌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20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壹面。江青探知方誌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於是“打倒大叛徒方誌純!”的標語立刻在全國散布開去。方誌純在鐵窗下蹲了8年。他幸運，活了下來。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監獄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24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只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壹月四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布“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7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

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壹天劉誌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壹個“叛徒”標簽，關了起來。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1938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遭殃。1967年12月26號，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唐山宣布，“解放前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壹個叛徒黨”。他壹句話就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迫害的達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殘。

“抓叛徒”成了運動。壹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1967年的頭五個月裏，因歷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5200余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

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1943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暴露，王瑩夫婦於1954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國。反右運動中，謝和賡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8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被關進監獄，1974年被打死在獄中，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壹個代號“6742”。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是後臺。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1200余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發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44人，包括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1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勞改農場。

江青說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河北深澤縣有壹個叛徒集團，於是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主管深澤縣的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撥壹筆經費去抓叛徒。有個中白莊大隊，“深挖”中打死了3人。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3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5。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過。她1934年9月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自然，她當時不到20歲，算不得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38年春在天津被捕，九月轉押北平，和那“六十壹人”成了難友。陳被判處兩年徒刑，但關了不到壹年就通過大革命時期陳任其秘書的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面，填寫“改過書”後保釋出獄。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是看準這是壹條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

1967年3月9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欺人之談。”21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批準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壹案。

30日，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刊登在《紅旗》雜誌上；3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戚本禹對人人皆知的那個“妳”，寫道：“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４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鬥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壹大圈破鞋，咨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墻外“揪劉”壹個多月。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20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墻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壹行動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持。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壹行動的壹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壹天慨而慷”（這是從毛詩“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壹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墻外的行動配合，紅墻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壹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當時關於這壹事件的正式“報告”中，壹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壹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壹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壹戰鬥團”的頭頭之壹。 

1967年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壹周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全文，並發表《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為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同壹天，在中南海內，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與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相呼應。江青說：批鬥會要“拍電影，拍成紀錄片，好放給全國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熱難當。劉少奇、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了會場。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大漢們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發，強迫他擡起頭來，拍照錄像。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不斷遭到野蠻的謾罵和扭打。他的每壹次答辯，都被壹陣陣口號聲所打斷，隨之，壹本本語錄本劈面打來，劉少奇鼻青臉腫。會畢，劉少奇、王光美被押到會場壹角，被強按著頭，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小將鞠躬。

鼻青臉腫的劉少奇，鞋子不知什麽時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襪子，雙腿象灌鉛似的壹跛壹跛走回了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妳們怎麽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妳們這樣做，是在汙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劉少奇倒黴時想到憲法；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幺？1950年代劉少奇就說說過：“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參考。”既然只是“參考”，是自己“參考”呢？還是給批鬥妳的人“ 參考”呢？其實，劉的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連夜築起壹堵高墻”，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壹文中還有另外的壹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把已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壹的解釋，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壹九二五年、壹九二七年、壹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10月13-31日）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壹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向全國散發的報告是用無中生有的材料編織成的。該文件指控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而歷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壹位鼓動兵變的共產黨員韓淵波被殺以外，直到“9.18事變”為止，東北地區沒有任何同誌被殺。

特別具有“匠心”的是，還蓄意選在11月2日劉少奇年入古稀這壹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布了上述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壹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體溫攝氏40度！劉少奇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壹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壹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幹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壹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開始後，除了經常拉出去批鬥審訊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裏。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壹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劉少奇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翦所講述的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黨中央已經查明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將在“九大”公布。妳只要就這件事寫壹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妳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壹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壹拍，說：“今天妳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妳！”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妳！”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壹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壹張字條。壹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壹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1969 年10月，劉少奇已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其洗澡，也不準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壹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壹個碉堡地下室裏。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在高壓恐怖政策下仍敢為劉鳴不平、以致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國多達兩萬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槍決，包括寧夏中學教師朱守中、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誌新。

第92節 “清理階級隊伍”

老毛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上書給偉大領袖，提及當年忠心救主，跪求放他壹條生路。偉大領袖豈有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容身之處？1968年3月14日秘密逮捕了傅連璋，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天後傅連璋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1968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1968年至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年清階時的紅色臺風，更甚於1966年8-9月份的紅色恐怖。壹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1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萬多名，其中8.5千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1萬多人後，宣布清理出2.6千多個各類“分子”。

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萬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5月1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江蘇昆山縣總共46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1.8萬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

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萬余人，其中8.4千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24級紅色臺風”，五月間，先將縣壹級的牛鬼蛇神1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於是上行下效，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廣西大新縣，人口共20萬 ，揪出了3千多人。僅12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僅3.25萬人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8人自殺。

全國2千余縣，被揪鬥者超過2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兩千余縣，壹般死於“清階”的都在壹百人以上。遼寧臺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鬥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許多人致殘。43人被投獄判刑。

壹縣打死壹百多人是多數。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鬥人員的15.45%。致殘32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上海青浦縣1967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壹年，總共死亡20人，傷100左右。可從1968年3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4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170人。

人口特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100。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萬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其中8人自殺。 

壹般說來，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73人。

這場運動，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百。上海寶山縣清隊中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對象1702人，非正常死亡334人（自殺220人），還有12人逃跑後下落不明，應為自殺身亡了。松江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291人，6人出逃。川沙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456人。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達4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樹縣，僅1968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1800多人。

1968年5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六月，抓捕壹批中學生，打死3人，打傷打殘10多人。

湖南寧鄉縣，1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有人統計，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湖南省還活埋了4萬人。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壹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壹顆子彈”。

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裏聽了報告後，回去傳達說，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擡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妳”。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11年。

1968年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興國縣殺人270余名。興國縣某公社抓來19名“階級敵人”，這19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正準備殺掉。這時縣裏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有人正準備給這些人松綁，可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瑞金縣的壹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上山挖樹洞。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壹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裏埋掉了事。事後，公社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傾刻間，該縣殺人達300多名。

瑞金縣有個小理發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壹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壹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壹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妳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發店門口張貼了壹張布告。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年4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壹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壹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許的哥哥讀中學時，曾被誣參加“反動組織”判3年管制。

在“革命樣板戲”《白毛女》中，楊白勞被逼按指印，回家對女兒無法交待而自殺。而實際並無被逼按指印的事，這戲是當年延安的文化人編出來的。而今的真實故事是：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口人壹起上吊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洗恒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級臺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1）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2）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3）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科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個報告說：“估計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戶，拘捕了9千餘人。

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萬兩……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臺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幹凈，甚至連家具被查抄。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工廠、城市的“紅色臺風”也不弱。山東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壹間大型飛機制造廠。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10年的米谷四歲喪父，由寡母壹手拉扯大。他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中共搞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他們壹入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壹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壹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七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44人被揪鬥，致死致傷41人。

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2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致死10多人。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180人。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壹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多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臺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凡與李家有壹點聯系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誰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5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在壹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周恩來在聞知容的死訊後，過問體育界說：“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不允許批鬥關押！”莊則棟等人因此獲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壹。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五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癥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4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是壹大內容。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480戶，錯誤批鬥683人，受株連2118人。當時死亡17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20人，致殘30人。”

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份子207人。此外，還有380個懷疑對象，現在先懷疑妳，下次再來什麽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壹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1975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30萬人，其中3.7萬人死於非命。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壹個大學批鬥牛鬼蛇神時，壹個老教師的脖子上掛著個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因為他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鬥爭會上，壹位十五歲的少年跳上臺去，對他大喝壹聲；跪下，接著對長者左右開弓壹頓耳光。臺下的群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這少年就是那老教師的兒子。少年還在臺上向毛主席保證，回到家裏，也還要對其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湖南大學自校革委會成立後，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3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18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6人，被錯判刑的16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階中被審查的達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安徽大學支左的軍代表在該校搞法西斯專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809人，受審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120人……並有5人被迫自殺。" 

清華大學6千名教職員工，1/5被審查，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2人自殺，包括兩位壹級教授。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24位教授自殺。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幹部。1968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壹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壹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項罪名。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8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壹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李季谷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壹整天，並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後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裏，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壹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臺前，替他接受批鬥。 

文革中，壹大批人遭鬥爭後自殺；死後，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萬年”。自殺可成為繼續迫害的借口。他們死後仍要被戴上各種罪名，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逼人自殺，還在於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種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和幾個同學討論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壹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郭沫若大義滅親，把此事主動地報給公安局。1963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農場勞改兩年後，郭沫若安排他進了北農大。

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妳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妳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妳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壹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

1968年春，郭世英的舊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月21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26歲。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壹夥兒的羞辱。因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壹分為二：統壹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壹分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壹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是女作家謝冰瑩的女兒。謝冰瑩抗戰勝利後應臺灣師範大學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生父符號1950年應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職，五七年反右時與部長章伯鈞壹道成為右派分子，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壹次圍鬥後，她爬上學院建築的最高層，縱身而下。於是學校給符號發了壹則電報，電文僅壹句話：“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2/3。河北邢臺縣，4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8人被逼自殺身亡。 

山西省山陰縣，6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壹位剛從北京分配去的大學生記述道：這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栓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壹邊鬥還壹邊往桶裏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家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壹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

廣東和平縣，1100余名中、小學教師，424名被抓起來審查。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750余人。 

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堿面廠的8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工程師全部打死。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221廠及開采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40余處監獄，先後關押了4千余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1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90%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59人，包括九院副院長，打傷、打殘的則有3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臺風刮到該所，157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壹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1968年12月，省革委會指示撤銷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員、研究人員們或送農村，或去工廠，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滅了兩處。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50萬人以上。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1950年自美國歸來，1957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年10月，該所工宣隊派出專政隊，將他家的財物抄沒壹空，把他關進了牛棚。在挨了數不清的斥罵和鞭打後，他服安眠藥結束了生命。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見到丈夫的遺體後，決心赴黃泉與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15歲的女兒壹並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大肆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壹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張海默，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劇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45歲。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家夥霸占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壹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40余人。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壹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壹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肚子裏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慘死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學內科病房裏，年僅37歲。當時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為了顯示革命性，將“黃梅戲”改名為“紅梅藝”）的革命代理人對她的定論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為了尋找所謂的特務“發報機”，她的喉嚨還被割開挖出，五臟六腑也被打開。

革命樣板戲之壹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的。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在裏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年9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壹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4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共反智的頂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復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

毛以對文藝界的大掃蕩揭開文革序幕，以廢除高考制度為正式登場鑼鼓，繼而停辦大學，汙辱知識份子。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裏的水就馬上染病。壹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1968年12月22日起，全國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壹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極的發展：全面廢除文化教育還不夠，又“改造”已有點文化知識的人，讓他們知道厲害，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全國上下全是愚民和順民；十億人民只剩下壹顆腦袋，愚民愚到這種層次，真是可驚可詫可歌可泣成了中華壹絕矣。

文革中的自殺行為壹直延續了幾年，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壹萬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殺現象的三大特征：壹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壹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壹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以中國最珍稀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布雷的女兒，背叛父親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逼上絕路。1968年，楊朔在單位裏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他自殺的時候，55歲。甚至壹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壹對。

被毛澤東選作“文革”第壹個突破口、被姚文元們連篇累牘地批判而遭到殘酷批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解放前28歲時就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響應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陸續寫出《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作品，沒想到這卻被毛澤東認作是為彭德懷翻案而遭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終年60歲！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壹，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毛派出北京衛戍區8341部隊於1968年9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壹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大搞群眾辦案，1400多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百多人被審查，32人戴上各類帽子接受群眾專政的批鬥，4人逮捕入獄，逼得14名老工人自殺身亡。有1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15年徒刑。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臺風”，揪出了2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9名幹部和8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大慶油田自1967年3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16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壹至四月份自殺15人，五至六月份自殺36人，打死7人。

陜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壹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無端株連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8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壹場大血案。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鉆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壹起打出第壹口油井的於連傑。

陜西漢中的飛機廠自11月開始大揪國民黨特務，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60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5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1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幹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1969年3月的萬人批鬥大會還請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2百多名代表到場觀摩學習。運動中逼死了21人，包括壹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15人自殺未亡，74人被打傷打殘。 

銅川市焦坪煤礦將壹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壹口水、還在爐邊幹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壹通，說在1962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壹見抓出個大鯊魚，馬上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壹直報到了省裏。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成績巨大，連不識字的、以買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壹只眼、斷了壹只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的桂冠。最終證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無端受株連卻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8人。

1968年夏開始的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1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壹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壹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壹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汙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對少數民族的鎮壓

四川涼山彜族區1956年“民主改革”後，黑彜阿侯（奴隸主）交出壹切財產，僅留壹點土地和牲口維生。文革時，阿侯還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準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壹個阿侯家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壹當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壹部落而幸存。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 

雲南江城哈尼族、彜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6人，被迫自殺10人。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即有計劃地開始對烏蘭夫等蒙古族領導幹部進行誣陷。華北局書記解學恭等人生拉硬扯地羅列了五條罪狀，稱“烏蘭夫的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上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壹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1961年1月，為了讓人們了解內蒙古自治區的地域範圍不僅是歷史上形成的，而且是1935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劃定的。為此，烏蘭夫決定向內蒙古的各級幹部印發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壹舉動竟被指為“以1935年《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而且歪曲事實，說1935年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當時黨內教條主義者假借毛主席的名義發表的”。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共調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很快發動了壹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運動，簡稱“挖肅”運動。

經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王再天，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以及巴圖巴根、博彥巴圖、鮑蔭紮布、木倫、義達嘎、巴圖等壹大批蒙古族領導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最後，將內蒙古的蒙古族幹部，無論是西部的，還是東部的，絕大多數都被打入了“烏蘭夫叛黨集團”。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年，該黨恢復，並由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中共怕它無法控制，1946年指示停止活動。

滕海清挖“內人黨”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裏。上百萬人受到株連，80萬人遭逮捕和關押，近10[或35]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何誌，內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壹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裏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只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壹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壹個才20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壹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壹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120多戶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還有16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80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挖“內人黨”不僅限於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同時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只要是蒙古人，就難逃壹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們又拋出了壹份文件——《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份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壹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這是滕海清等人對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壹大發展。這還不夠，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真可謂：千古奇聞！

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林彪提出了壹個歪點子，叫“政治邊防”，強迫幾十萬蒙古人從邊境地區向內遷徒，趁機向內蒙古大批移民。霎時間，翻天覆地，壹片混亂。

在宗教上，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認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會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故要徹底砸爛。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聞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壹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鉆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蒙古人騎著馬，沖破層層封鎖，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門前，默默地訴說內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內蒙古的“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胸脯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人們極為同情，暗罵……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布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壹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節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當蒙古族人民對所受迫害進行強烈抗爭的時候，中共中央未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裏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2/3領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壹打三反運動

1970年的“壹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員們只對“壹打”感興趣。

1970年春開始的“壹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尤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壹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通知》。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裏，首犯是顧文選。1957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顧文選是上臺控訴的同學之壹。後來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裏。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澱清河農場。絕望中，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壹位是1957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裏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裏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因寫了《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壹輛警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後才得知，壹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貴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那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30歲。 

1970年3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刑事判決書 ，13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余13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為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1966年8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任大熊：1957年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1970年3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布破獲壹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壹舉槍決13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壹。 

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壹打三反”合壹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壹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青海貴德縣，“壹打三反”中14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壹打三反濫殺無辜。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他說了壹句“哪裏能活壹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壹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1970年8月的壹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1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壹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

其中魯誌立（北京農業大學1970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麽是法西斯主義》說：“當局禁止壹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反動血統論，人為制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3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壹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壹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 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壹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1970年10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壹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槍斃張誌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壹點。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4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離子死。直到“三自壹包”政策傳下來，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壹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巖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 

1967年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合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壹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由於“清隊”、“壹打”、“清查五壹六份子”三場運動，壹個連著壹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壹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文革10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2千余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1千人。陜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壹億人以上”。“去臺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壹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慘絕人環的沙甸事件

1967年，雲南的回族聚居區蒙自縣沙甸回民丟了鋤頭、鐮刀、扁擔、谷籮，舉起紙裱的小紅旗，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造反隊”、“戰鬥隊”、“兵團”。聽上邊說清真寺在被掃的“四舊”之列，於是，部分群眾拿出了“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瘋狂地燒起宗教經典和“地富反壞右”家的書籍來。那氣勢，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嘆不如的。“毛澤東思想大無畏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沖擊並關閉了清真寺。

壹場爭奪清真寺的鬥爭展開了。拉鋸爭奪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馬上成了“造反”與“捍衛”，“革命”與“復辟”的勇士們的用武之地——開始武鬥，刀槍相見。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識、謀略盡情地具體發揮，對自己的“敵人”要進行“革命的大掃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數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隊那裏領了武器，帶著其它地方的“左派”，來攻打“復辟”的沙甸。1968年7月，包圍了沙甸，炮打爛了清真寺的屋頂和部分民房。雙方都死了人，沙甸沒被攻破。

1968年11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壹、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包圍了沙甸，並展開了輿論攻勢。在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傳隊”會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上，於是把準備對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宣傳隊（解放軍）進村。“宣傳隊”進住清真寺。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裏。

清理階級隊伍，“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醜”、“小爬蟲”抓起了兩百多。對這些人專政，反復開鬥爭、批判大會，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強迫這些人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有壹孕婦滾得小產。

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要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擊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現。沙甸搞以教劃線，禮拜、把齋者是批鬥對象。公開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抓革命、促生產”，沙甸的幾百“牛鬼蛇神”抓出來了，生產“上去了”，學大寨的標兵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值8角，其它生產隊還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壹個共同點就是九個生產隊都評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則就少。

在艱苦漫長的歲月裏生存發展起來的回回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團結力最堅，鬥爭性最強，不能接受對自己的侮辱與糟蹋。

為了維護回回民族的尊嚴，為了得到正當的生存權利，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信仰自由，1973年10月，在馬伯華等同誌帶領下，以開放清真寺為起點，回民拉開鬥爭的序幕。

可是，開放清真寺被說成是“宗教復辟”，州縣工作隊進村，調子更進壹步：“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過開齋節被說成“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未奏效。

1974年春節後不久，沙甸村的回民們，準備恢復過“齋月”。當壹月後的新月重現時，便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們最盛大的“大開齋節”。這麽重大的回族節日，竟被蠻橫地禁止。 

1974年5月底，蒙自縣公安局抓馬紹美，因此群眾包圍了工作隊駐地，強烈要求放人。工作隊卻卷起行李溜了。

1974年8月，周興到沙甸，承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還存在，答復可以清查生產隊的經濟帳目。周興離開沙甸，前言盡否，“黑帳”依舊…… 

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訪（昆明）要求落實政策，要求解決在少數民族地方存在的經濟、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 得到的答復是：“這是鬧事”，“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雞街地區成立了“民兵聯合指揮部”。民兵進行示威，用大字報“揭露”沙甸“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團”。12月中旬，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壹要員到沙甸，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的民兵借口保駕包圍沙甸，荷槍實彈，進行威脅。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奪槍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傷3人的巨大代價。對方民兵雖被回民俘虜七人，都得到回民的優待，教育後而放歸。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縣委落實政策、解決問題，在僵局的情況下沖擊了縣委機關和縣武裝部，結果被官方民兵騙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傷16回民，回民壹怒之下，攻下對方，擊斃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等回民代表十人與雲南省委壹起赴京解決問題。做了兩天的思想工作後，1月3日晚，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

1975年元月上旬，貫徹中共中央1975二號文件，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為貫徹此文件，專門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半個月時間，沙甸等地回民上繳了全部槍支彈藥。 

1975年2月中旬，建水縣館驛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雙山做聖節。香木橋大隊肖家莊的民兵持槍前往威脅挑釁，做節的回民在驚怒之下欲奪其槍，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訪。

3月5日王洪文令駐玉溪的部隊炮擊玉溪西營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開始抓捕“鬧事”的回民頭頭。沙甸空氣緊張，人心惶惶。

5月初，幾個團的部隊要進駐沙甸，群眾怕重吃1968年部隊進村後的虧，竭力阻攔進村，因此部隊未進成。5月23日，周興等人以雲南省委的名義發了“通告”，並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通告”把回民群眾要求落實政策說成是被“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鬧事”，幾個回民頭頭是違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實沒有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壹出路。

回民義憤填膺，幾千份“通告”壹下就被集中成幾大麻袋，小夥子們簇擁著扛到工作隊駐地——雞街糖廠的大門口，壹把火燒了。

當時紅河州的壹個領導人說：“現在回民就象壹頭瘋牛，我們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7月中旬，“四人幫”及雲南的周興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別強調交出新式武器）和歡迎部隊進村。

沒有什麽新式武器，當然也就無法交出。關於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眾的條件後就交。條件即：歡迎少而精的部隊進村落實政策。沙甸這麽壹個村子，怎能容納幾個團的部隊？解放沙甸時，對付國民黨的壹個團只需要壹連的解放軍，今天到沙甸落實政策卻要進駐幾個團的部隊，要搞什麽呢？六八年部隊進村的教訓，大家記憶猶新…… 

群眾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的意見。

“四人幫”最後無恥地給沙甸等地回民扣上“與蘇修、敵特掛鉤，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要叛亂、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經軍委批準，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出動大炮、裝甲車，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進行了鎮壓。

1975年7月29日淩晨三點，“四人幫”開始對沙甸回民武裝鎮壓。村邊站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腳捆起來丟到糞池中溺歿；沙甸父老被槍炮聲驚醒；大清真寺的守衛者殉難；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裝人員占領。

淩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進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價，奪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壹點現代武器的裝備。此時，西營已被部隊占領，後山、馬家井、林家巷、金雞寨、川方寨的部分生產隊場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裝人員控制，於是，在這黎明前的黑暗裏，街戰、巷戰、以住房為據點的攻守戰在殘酷地進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聲、火光裏，在槍炮的呼嘯聲中回民壹片片倒下。沙甸人沒有屈服。到天亮時，又收復了部分民房據點，收回幾間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幾百條寶貴生命的代價。

更為淒慘者，沒抵抗的回回們——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擊斃於門旁，甚至有的被槍殺於床上；有的指望逃生，願意當俘虜被押出村去，卻在押送途中被槍殺。

群情震怒，憑據用無數生命換來的那幾支步槍、機槍、手榴彈，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奮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後也含酸忍淚拿起那點土炸藥去尋同歸於盡的對象。然而真正找到同歸於盡的對象的並不多，自己反而喪生的卻不少。 

炮火越來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開始被炮擊，哪裏的房屋堅固哪裏被炮擊。哪裏出現炊煙哪裏被炮擊，哪裏有水井哪裏就被火力封鎖。無須說明，大家都清楚了，這是沙甸穆斯林的滅頂之災。於是，以安拉的考驗、以樂園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氣節相互安慰著、鼓勵著、遺囑著……此時，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減弱。但只要哪裏房屋透出光亮，隨著炮彈就劃破黑暗，呼嘯著在哪裏爆炸，於是慘痛的呻吟聲、幼兒被驚嚇的哭聲……撕肝裂肺。

30日，進攻的武裝人員放棄對老沙甸村內的部分控制點，縮小村外包圍圈，占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在無線電報話員的指揮下，對老沙甸村子進行更猛烈的轟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壹片火海。入夜，馬伯華帶領部分群眾也撤到金雞寨。通過商議，決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體健康者可設法轉移。

31日，通過反復勸說，2千余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眾馬上被分住幾個小集中營辦學習班，頭頭們鋃鐺入獄。入夜，突圍轉移未成，在川方寨發生遭遇戰，傷亡慘重，馬伯華腳被手榴彈炸傷，只好撤回金雞寨。

8月1、2日這兩晝兩夜中，金雞寨、川方寨兩村的房屋據點爭奪戰從未間斷。壹方是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壹方僅憑精神；壹方是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壹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樣拼呀！在炮火硝煙迷漫中，在血洗之後，老沙甸與川方寨已沒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雞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壹半左右，爭奪、拼搏仍在進行。炮火依然未斷。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的地段，殘酷的“清剿”在繼續，傷殘的“回匪俘虜”被提著腳手，象丟死羊壹樣丟上汽車，運去“醫治”，而有的幹脆在現場補槍，來個“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現有五名幸存者以為鐵證，其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補死的。

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同誌壯烈殉難。當大部份村民都躲進地窖、地道時，竟用大炮、火箭筒將村莊化為廢墟、夷為平地。

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這七天八夜，不知耗費了多少彈藥。被摧毀的民房4400多間，被奪去生命的沙甸回民9百人，傷殘6百余人，進剿者死傷人數不得而知。以參加“沙甸叛亂”的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縣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個事件中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 

1979年2月，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了（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壹九六八年以來，由於潭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搞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支壹派、壓壹派，嚴重分裂了各族幹部群眾，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眾的錯誤做法，傷害了民族感情，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了民族團結，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1974年5月，中央作了正確指示，要周興親自處理，落實政策，周興卻堅持錯誤、采取壹系列激化矛盾的錯誤做法，釀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嚴重後果。因此，沙甸事件並不是反革命叛亂，采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經黨中央批準，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

中共雲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時發了（79）1號文件。即“關於處理沙甸事件遺留問題的通知”。國家補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發了（80）142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平反善後經費的若幹補充意見”。按照文件精神，紅河州委、個舊市委處理了孤老、孤兒、半孤兒以及死難家屬的撫恤救濟問題、傷殘人員的醫療補助問題。全民所有制單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孤兒及受害家屬子女；沙甸劃為經濟作物區，吃國家返銷糧。

1987年8月，針對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79）7號文件第3條留下的尾巴，雲南省委發了（87）31號文件，即《關於撤銷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聯發（1979）7號文件中個別結論的通知》。

（87）31號文件指出：“……實踐證明，這個文件[(79)7號文件,筆者註]總的是正確的.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發現文件第三條中關於“馬伯華、馬開誌、鄭全書、馬紹美等幾個人對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錯誤的。特別是他們成立非法秘密組織，妄圖背叛祖國，搞打砸搶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民族團結，是有確鑿罪行的。但考慮到歷史原因，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可以不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這壹結論不確，經過反復查證，其結果是： 壹、關於“非法秘密組織”，是指“罕指奔位協”，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少數人搞起來的壹個宗教性組織，不應作為罪行。二、關於“妄圖背叛祖國”問題，查無實據。所謂背叛祖國的罪行不能成立，應予否定。三、關於打砸搶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打砸搶是錯誤的。鑒於“沙甸事件”這壹特殊情況，不再追究。據此，經請示中央同意，將聯發（79）7號文件第三條結論，予以撤銷”。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黨中央對廣大回民的關懷。經受冰霜摧殘的禾苗，最能感到陽光的溫暖，深受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體會黨的恩情，同時，沙甸回民還知道，洗劫之後的祖國及家鄉，文化、經濟恢復發展的重任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安定團結。這樣，我們才能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奮鬥。

割喉與活摘犯人器官

更有慘絕人環的事例：張誌新僅因寫反毛澤東的日記，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輪奸；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奸，終至精神失常。1975年4月4日被被劊子手們慘無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話，然後才槍斃。

《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 熊光炯 

壹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壹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 

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 清明雨，洗不凈不清明的時候── 

野心取代了良心， 獸性代替了人性， 權力槍斃了法律， 暴政絞殺了自由……

1935年秋趙壹曼任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是年11月，她掩護部隊突圍，身負重傷；後被日軍俘獲。1936年8月，被殺害，時年31歲。趙壹曼女士慷慨赴死時，尚能高唱《紅旗歌》、能夠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比較趙壹曼和張誌新，壹個臨行前高歌猛進、口號喊得山響，壹個喉管被割、悲憤無言、默默死去。日軍沒有割趙壹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國人割了自己同族的喉管！壹個眼看就要被殺死的人，讓她說幾句話，留下幾句遺言，這最起碼的人道、這最後的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如此滅絕人性，豈不是連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實質上是割壹個人的言論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張誌新不是第壹個。曾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後來壹位醫生發明了割氣管的方法，張誌新是第41個被割喉的。

1970年，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壹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黎蓮被秘密拖到另壹城市執刑。囚車快到另壹城市時，壹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裏，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壹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被往上壹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壹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壹個巴掌大的口子。……壹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壹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裏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裏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

而在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個奄奄壹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壹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壹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這壹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了壹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看看國民黨槍斃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洗凈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的絕命詩。整8時，36師特務連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壹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壹半，瞿秋白說：“人之工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他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著他翻譯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到了羅漢嶺下，他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

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2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李九蓮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錯誤，妳們為什麽要殺我？”她拒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臨刑前，她在壹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墻咳壹聲，還能聽到壹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壹個死人！” 為什麽沒有壹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3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巖刑場。讓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劊子手懶得動手，壹槍擊中其腿，才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槍殺於兩棵小松樹之間，享年31歲。她的死相很慘苦，鼻孔流著二縷黑血，半張開的嘴巴也躺著血，雙眼微睜，眉頭緊皺……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數日，除了壹群蟻螻在這具屍體亂爬亂鉆外，沒有人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殘骸。最後有壹個人對這具開始發臭的屍體產生興趣，是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他奸汙屍體後割去了雙乳和陰部。

李九蓮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發指。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站了起來，拖著沈重的鐐銬，在監獄的墻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的口號。

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與李九蓮不同，鐘海源聽完死刑判決後，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後把筆壹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什麽後事要交代？她平靜地說“跟妳們講話白費勁，我們信仰不同。”昂首離去。看守們暗暗咋舌。

鐘海源被五花大綁，先在監獄裏批鬥，又是揪頭發，彎腰低頭，接著掛大牌子遊街，又是背後插壹個斬牌，又是用繩子勒住喉嚨，又是壹長串威風凜凜的車隊……那場面遠遠勝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兵殺人時的排場！

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取。據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 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壹位副營長，不能壹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為了保護好她的腎，遊街時，壹個頭戴白口罩的軍人示意押解人員按住她，從後面給鐘海源左右肋下個打了壹針。那針頭又長又粗，金屬針管，可能是給大牲畜用的，直紮進她的腎臟……竟然連衣服也不脫，隔著短大衣就捅進去，鐘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劇烈地顫抖。

到了刑場，架到指定地點，副營長故意朝她右背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擡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壹縷縷鮮血溢滿了車廂底版，滴滴塔塔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裏太滑，壹位軍醫用拖把來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後又擠進壹個塑料桶裏，幾次之後，竟盛滿了半桶血。

中國人壹判了死刑，這個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實驗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腎也和鐵礦壹樣，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可以自由支配。鐘海源的遺體沒有暴棄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走，供醫生們作解剖標本。 

林彪之死

共黨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壹個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獨裁壹切，置壹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全國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文革中只誦讀壹本“經”——毛主席語錄，發展到不背語錄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也要背壹句毫不相幹的語錄。

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在九大通過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壹直聯系在壹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後，林彪開始與毛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贊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壹職。因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壹副主席擔任。此時的毛並不願意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布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布毛是天才。

廬山會議的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壹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在隨後由毛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采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持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持。毛還采取壹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有學者研究認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機前後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麽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麽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1971年9月13日淩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了壹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裏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內裏明確提出“壹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林彪父子的“小艦隊”的綱領——《五七壹工程紀要》說：“Ｂ－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他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壹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波及遭殃者達6億人。僅雲南、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就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有34,000人被迫害致死。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見《交鋒》第10頁）。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毛澤東所作的惡，比秦皇以來二千二百年的“歷史總惡”還要多。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流氓”。跟毛打過交道的理論家王若水先生說：“1949年後，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毛的專制超過了斯大林。”

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李銳先生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罪。”這個說法仍然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建國不是功，而是罪。不僅是罪，而且是罪大惡極。我們必須清楚，在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國，也不是沒有政府。毛澤東的革命實質是武裝叛亂。

毛自詡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以霸道和對人民專政為己任，毛壹輩子都是殺人整人。他不斷地以殺人來取樂，以整人尋開心；不殺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樂。他的敵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國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樂的對象。他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就餓死幾千萬人。餓死人與殺死人有什麽區別？如果毛澤東不邪惡，還有誰邪惡？如果毛澤東不是魔鬼，那還有誰是魔鬼？大陸某些文人用馬屁語言，把他胡做非為說成是詩人的浪漫、是理想主義的試驗家。真是人性喪盡的胡說。

他用“壹小撮”的辦法，把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幾千壹批、幾萬壹批、幾百萬壹批、幾千萬壹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幾億人全都掉進了毛設計的絞肉機裏，這時他仍然說是壹小撮。他使暫時不被整的人群自以為必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大多數壹邊，而心甘樂意地去替毛擔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他對中國人民的蹂躪是多幺觸目驚心。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什麽希特勒，什麽日本帝國主義。與他的罪惡相比，都差得太遠。

1937年12月13日，中國首都南京被侵華日寇攻陷，瘋狂的倭人進城後，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中國軍民十九萬余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十五萬多具。日寇在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月殺害三十四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17萬人。

毛在掌政期間，27年殺害8千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24萬6914人。毛澤東每個月比日寇多殺害76914人。這是因為，漢奸毛除了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還是制造階級的兇手（村村見血，紅色恐怖萬歲），比日寇多了壹層殺人需要。

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長了南京大屠殺，執行了日寇想做而沒有做到的獸行，更徹底、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進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許多財產，毛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全部財產。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則嫌奴化還不夠，甘脆關閉了全部學校，其中大學壹項被關閉到他死，這僅僅因為他自己考不上大學，只能在大學裏短期看管圖書（即使連看管圖書也不稱職）。毛竊國期間的許多“創舉”實際上是繼承了日寇占領時期的奴化措施，如糧食配給、統購統銷、驅民修路、思想灌輸、強迫勞改和集體屠殺。

毛澤東死後，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淩晨開始有全國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殺害的人呼喊冤枉。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勛、萬裏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壹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壹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誌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識分子工作手冊》；該《手冊》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分子冤假錯案，至少680多萬件。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不壹定被主管部門的所統計。據宋任窮1981年說，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分子數量為800多萬，加上建國前遺下來的人數，知識分子總數約1000萬。知識分子冤假錯案人均達到了0.68個，即每3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1951年至1990年中共以各種辦法迫害致死藏人共計120多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目前僅藏區第壹監獄囚押政治犯就達254萬人。新疆維吾爾地區1949年國民黨的統計維吾爾人是4百萬，到了1951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3百萬(這些人是被王震部所殺)。到了1952年，中共為掩人耳目，欲蓋彌彰的又恢復了屠殺前的4百萬。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共產極權與中國社會

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並是強搶惡要造成的。土改剛結束的1953年，黨就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農民的所有財產都歸了黨。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擡糧價，然後命令全國23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壹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壹場淮海戰役”。

1953年10月，黨頒布了過度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953年6月起，又開始了“公私合營”，至1956年底基本結束。執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稅收政策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歧視。但薄壹波的新稅率方案被毛澤東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來。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後統壹定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來，定息取消。由此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皆自動轉為國營企業。壹場文革，無端地剝奪了中國幾萬民族資本家應得的家產和股東利息。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99.6%和占職工總數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29598個，240萬人。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經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98.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黨手中。經過文革的“狠鬥私字壹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財產私有制是文明進程必要的保證。沒有人類對物資的占有規則，社會就是無序的。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社會財富無法良性積累，無法做乘法，只會在以暴制暴的循環中做些加加減減罷了；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也不會建立起壹套以契約為基礎的憲政秩序，只會生成權錢交易的黑幕與專制的鐵閘。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達到制度約束。私有制是有底線的，而公有制是沒有底線的。公有的結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資源 ，然後又來掠奪人民。公有制蔑視壹切個人的權利，造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進壹步破壞了文明，直至造成戰爭。

共產黨的公有制才是最極端最徹底最殘酷的私有制，它是極少數管理公有財產的個人或政治小團體對失去私有財產的全體公民的私有制。歷史和現實證明，公有財產根本不可能歸全民所有，也沒法管理，它只會歸少數小團體所有，而全體公民倒是真的變成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然就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維護政治小團體權威之外，壹無是處。當壹個人不具備財產權的時候，他必然失去責任心，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他隨時可以被剝奪，也隨時可以剝奪他人。最後結果是，權力至上！走向了獨裁與專制。少數幾個堅守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在經濟是壹敗塗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恥的封建世襲王朝。這些都是實證。

列寧說：“壹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這就是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這才是公有制的結果和內在實質。對領導人來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維護他們的絕對權力。社會主義制度這塊招牌的唯壹優越性是給他們堅持特權專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會主義，他們立刻就罵妳想“篡黨奪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實行對社會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們沒有經濟的自由，社會資源完全為權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擇業。人們壹旦偏離了這個所謂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飯碗的可能。在中國，國企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還在指望政府賞壹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裏多夾壹塊肉，討好上級都來不及，還談什麽選舉、監督、罷免、創制、復決等民主形式呢？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訴冤、上街遊行是“顛覆國家政權”，記者揭露腐敗現象、知識分子和網民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卻是“危害國家安全”，…這種“人民的國家”，豈不是天下的笑話嗎？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毫無自由。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

中國電信是國有資產，但中國電信漲價的時候征求過妳的意見麽？中國石化是國有資產，妳從中國石化的巨額利潤裏分到過壹分錢麽？CCTV是國有資產，妳能在妳需要的時候到CCTV的演播廳裏由衷地說句心裏話麽？滿大街跑的高級轎車，全國各地的高樓大廈，大部分是國有資產，妳能像屬於自己的資產壹樣走進去坐上兩分鐘麽？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這些資產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沒有民主投票的社會中，國有資產就是當權者可以隨意宰割，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資產。在這種背景下，當權者巴不得國有資產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才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貪汙天堂。

胡主政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另外還有四五百萬的巨額資金用於各種工農業大項目。只因為胡無意中的壹句話——“我小時候，常常在東城河遊泳，現在那裏還好吧？”泰州方面馬上立項並投入八億多元巨額資金對因汙染嚴重而早就不能遊泳的東城河進行改造。聽說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泰州向江蘇省政府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用於姜堰舊城改造。隨後江蘇省政府撥款5億，地方籌3億（後來又追加2億多）對原來只有巴掌大壹點的姜堰城區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個多億重建了個天價火車站（包括火車站廣場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資三千多萬還沒有投入使用但與現在的豪華火車站風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車站炸掉了事。

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時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四十年的時候，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即清朝，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是33%。當時整個歐洲才占世界經濟的23%；美國只占0.8%。1900年，中國的經濟在世界只占6.2%。又過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國在1800年時雖僅占0.8%，現在則上升到占全球經濟的30%以上，綜合指數占全球的43%。保守地說，現在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時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占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國經濟好像數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9強左右，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只相當於美國的壹個紐約州；或相當於德克薩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國占世界的GDP比重來看，中國150年來經濟根本沒有進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執政的幾十年。這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臺灣原是個貧窮的、缺乏資源的地方，但他們把經濟搞起來了。當臺灣人民人均收入為1.5萬美元的時候，中國大陸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億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這到底是為了什麽？難道共產主義，真的如壹般人所說的，代表貧窮與落後？同樣是中國人，他們的經濟為什麽成長那麽快？而中國大陸擁有那麽豐富的資源，為什麽下滑速度那麽快？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25億元，虧損總額升至1150.7億元，盈虧相抵後的凈虧損高達625.6億元，相當每賺100元的同時賠出去219元（據200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不知何故，中國統計年鑒後來只公布利潤總額，不再公布虧損總額。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只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只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制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堿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壹半因掠奪性開采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2001年，我國國有企業相互拖欠貨款已經超過1.6萬億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馮傑透露，從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質檢總局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貨值111億元人民幣，而保守估計，市場上假冒產品總量超過1370億元。國家為此每年損失稅收250多億元。

據2002年報道：中國總計40億份已簽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私營經濟中的逃稅額占應交稅的50%，而逃稅帶來的損失每年1000億人民幣；假冒偽劣產品占全國所有產品的40%，每年造成2000億元的損失；大型國營企業中有2/3虛報帳目；基建項目平均有15%-20%的資金損失在行賄、詐騙和質量低劣上。另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在參加福建企業家活動時透露；中國每年因為不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由於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由於產質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見《新聞自由導報》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布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2003年11月26日發表報告，中國的四大銀行和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全為投機級，中國銀行業不良壞帳比例在44－45%，不良貸款，即壞帳的總數高達3萬5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不包括1999年已從銀行剝離的14000億壞賬）。 香港大公報報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在公開場合指出，2004年中國國債累計約2兆元人民幣，雖然相對於2003年11兆元的GDP來說，還不到20%，但是1千7百億美元的外債，換算成人民幣約1兆余元，加起來中國就有3兆4千億元的債務。此外，中國還有3千億元的財政赤字、3千億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億元的出口退稅沒有退，這些總共加起來約占當時的GDP的37%。大陸專家提醒，中國包括國債、財政赤字和銀行不良貸款等在內的債務累計達六兆余元人民幣，超過當時的GDP的50%，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中共掌控全部資產，不斷增加稅收。中國大陸的稅收，每年的增長幅度從2001年的27%增長到2004年的31%，表明統治集團向百姓斂錢的速度加快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稅，比實際增加的收入還多。 受美國鹽湖城申奧活動中暴露的醜聞的警戒，中共改變了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行賄辦法，具體做法是： 第壹，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於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時，中共給考察團的每個成員配備了壹個懂外語的美女，給這些委員陪吃、陪玩、陪睡覺。 第二，經江澤民批準，中國奧申委以絕密的方式送給薩馬蘭奇壹個由陜西出土的真實文物：兵馬俑。1993年，中國以同樣方式送薩馬蘭奇這老狗壹個真實的兵馬傭。 第三，由於用金錢行賄國際奧委會成員已經很危險，中共改為用壹種更為不留痕跡的方式對國際奧委會成員進行賄賂：把北京在未來7年中要進行的大型建設項目發包給壹些國際集團，而那些將要投中國票的奧委會成員與這些國際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事後，再由這些國際集團暗中把錢送給那些投中國票的國際奧委會成員。這樣，雙方都安全保險。 中共贓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貪、最殘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萬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5千億元，占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鄭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門人員編制是虛設的，這種情況已連續存在五至七年。虛報人員的工資、津貼，每年達壹億八千二百萬至二億壹千二百萬元被侵吞。國土部到廈門檢查，證實廈門城市地區土地已經全部“出賣”完，是全國首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土地告賣罄，有7百多億土地資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開發資金四千二百億元，其中高達三千億元下落不明。 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壹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出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系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15%，壞的和最壞的高達30%；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8%，壞的和最壞的占到了60%。壹中紀委幹部講：“中國的腐敗太嚴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產黨個個都抓出去槍斃算了”。 目前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並，政府和壹些公司聯合起來兼並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把它征購、征用，然後倒手買賣。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 楊世洪歷任武漢市江岸區區長、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局長等職。檢察機關查明：1994年至1999年間，楊夥同他人共同貪汙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幣，楊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楊收受他人賄賂2,125,000元人民幣、101,000美元、10,000元港幣、價值 511,080元人民幣的兩套住房。他壹方面瘋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讓其情婦出面將武漢市1千多畝土地以每畝7.3 萬元買進，轉手以每畝50多萬賣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廳廳長劉佑林等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和規定，從1993年先後強行征地15000畝左右，致使1萬多農戶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讓費也超過50億元人民幣。自貢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讓費，打發走這塊土地上的3萬多農村人口。不同意拆遷的農戶，先是遭斷水、斷電、斷路的逼迫，後由司法部門出面搶財物、炸房屋、將房屋推平等等。失地農民葉興華被鄉長陳文賢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幾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簡易動遷房環境惡劣而掉進深溝活活摔死；被抓捕打傷的農民比比皆是。劉佑林的弟弟、自貢市郊農民劉偉林成了呼風喚雨的、擁有上億元的財產的老板。劉佑林的“忠誠”下屬、紅旗鄉的鄉長陳文賢擁有的土地、別墅、私人公司、各種汽車等有形資產已達數千萬元，其無形資產還有5千萬元。當地農民編了幾句順口溜形容陳文賢的生活：“住的豪華別墅，行的奔馳代步，穿的高檔衣褲，玩的壹正五副(指六個女人)，吃的山珍龍肉。” 溫州的地價為50—60萬每畝，按正式規則，農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點“活動費”，比如總價的3%。但是現在呢？政府得大頭，壹畝地50萬，政府至少拿去30萬，農民能得10萬就不錯了，中間還有層層卡要。誰是真主人，誰是假主人，實看特明白。 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中國政府土地征用的財政收入有幾十個億，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場價格自願地從農民那裏購買的話，農民會比城裏人富，香港和臺灣的鄉下人就是這樣。所以三農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妳土地私有了，農民就自然富了。 農業的發展肯定離不開土地，中國有60%的耕地處於中等產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每公頃土地農業增收127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在韓國是22400美元，臺灣是13150美元，因為韓國與臺灣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穩定，這說明穩定的土地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貪汙腐化潛逃國外。據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壹份期刊的報道和2000年北京大學的壹份研究報告，從1978年到1994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達2400億美元；從1997年到1999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將近1000億美元。二者相加，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被各級官僚和太子黨轉移到海外去了，他們用這筆錢在海外辦了實體，購置了豪華別墅、汽車、遊艇及房地產。這些錢可以為中國建30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學，相當於目前美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30萬公裏鐵路，相當於目前美國鐵路的總裏程數，…… 朱熔基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用12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觸目驚心，舉世無雙”。他承認，2000年資金外流5500億人民幣、2001年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價62%。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1%。大陸人在美國壹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麽新聞。  審計署2004年報告：從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間，國有企業每年因貪汙而外流的資金達3500億，共外流1.98萬億至2.1萬億元。據報導，2003年1月以來，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級主管外逃，卷走的資金或造成的資金黑洞近百億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資金7億多元的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留下40多億元貸款窟窿的奧園發展董事長劉波，以及在9.88億元巨額擔保面前“人間蒸發”的ST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國大陸嚴禁賭博，民眾壹有機會赴境外就大肆豪賭，據估計，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資金近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貪官萬人次赴朝鮮賭博，每年為朝鮮帶來10億收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中國大陸賭客2001年在澳門壹地輸掉的賭資高達20億人民幣。 沈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壹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改革以來，“中國每天有壹億美金流入美國，也就是說每個月有30個億的美金，壹年有300多個億的美金流入美國。”這裏說的還僅僅只是流入美國，壹個國家的數額。那麽，流入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有沒有人敢算。 據統計，在西方國家定居的，幹部家屬占85%，高級幹部家屬占8.2%。在香港、澳門定居的幹部家屬，分別有15萬人、1.2萬人。高幹家屬在外國定居簡況：副總理壹級高幹家屬，有81人； 正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1795人； 副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34700余人。6.2萬多名高幹家屬，在國外的資產超過2千億美元，相等於中國大陸20多年來外匯儲備數。另外，近50萬在外國的黨政軍幹部家屬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資產、資金生活；有六成在當地設有公司和在國內設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國中資公司經商；有壹成在當地的其它方面發展。江澤民在各省培養出的黨的好幹部外逃壹覽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國際機場，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黨組書記蔣清芳神情自若地將出國護照遞到了機場檢查人員的手中。幾小時後，蔣清芳攜百萬巨款順利到達美國。第二天，中國國家煙草局和河南省煙草局分別收到了蔣清芳以傳真形式發回的辭職報告，文中有“對不起煙草系統，對不起黨”等言辭。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歲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出境，經新加坡，轉至美國。她在紐約黃金地帶置辦至少5處高級房產，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涉案金額高達2．532億元，19名官員被查處，楊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處。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竣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後，分別遠遁海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陳新攜帶據為己有的4000多萬元公款輾轉潛逃到越南；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竈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在貪汙銀行儲備金後，攜帶著巨額現金偷渡到泰國。 2002年短短壹年間，河南省有兩位廳局級高官攜巨款相繼出逃。這兩位廳級官員，壹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曾任漯河市市委書記）；另壹個是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清芳。 索娶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就持因私護照，攜妻倉皇出逃澳大利亞。 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則貪汙1600多萬元後逃匿海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顏旭東夥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設資金5000多萬元，潛逃國外……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非法向國外轉移資金達１億元之多，然後攜帶壹家8口逃到國外，而公司財務上竟沒有這筆賬。 2004年官場集體揮霍國庫的五條渠道是：1）幹部公費出境出國開支，年達5千億；2）公費專車412萬輛，年耗資6千億；3）公費招待吃喝2千億元；4）非法獎金、福利年達三3億元；5）侵吞各類稅收年達4千5百億元。這五大腐敗加起來，每年達二萬億元。 經專家統計，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間，平均每年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5-14.9%。中國坐穩了世界頭號腐敗大國的金交椅。每年資本外逃的數字，比同年引進的外資還要多。2000年，外逃資本480億美元，而同期引進的外資為407億美元，中國於是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國際接軌”的超高地價和房價；中國股市上瘋狂圈錢的上市公司；連學校和醫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兩條惡狼！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人民辛辛苦苦積攥下來的血汗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進貪官和少數人的腰包，權力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  銀行行長貸給妳壹百萬，妳要回頭給他五十萬，給他存到美國Citibank（花旗銀行），或存到瑞士。當了幾年銀行行長，這麽百分之幾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國投資移民，50萬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國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連5000萬資產的壹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壹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 每個人都利用權力盡快的把國家財產轉為個人資產。中國正處於壹個把國家財產瓜分化的過程，所以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在是“盜竊經濟”，人人盜竊國家財產。因此導致中國的壞貸款特別多。全世界沒有這麽高的。 2003年1月7號我國第壹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正式開通，粵海鐵跨瓊州海峽，全長345公裏。粵海鐵路最初的設計運力達1100萬噸，然而從2003年3月開通貨運業務以來，它平均每月的運輸量還不到2萬噸，每天四個航運中，至少有兩個在空駛。整個粵海鐵路總投資額超過48億元，除近20億的國債投資外，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22.25億元，僅銀行貸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萬元，每天6萬元的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　

　　　 經官方查明，從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成立7個實體，充當中間商，套取鐵路建設資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資金6億3千4百88萬元毛利，實際流失建設資金達3億3千2百45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作為獎金福利分給了個人。2003年12月26日，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原領導班子成員唐建偉、樸英元、杜惠榮、李遜、張培金等人因私分國有資產和受賄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總經理唐建偉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壹紙劃給了個別人。壹夜間，深圳又出了壹批億萬富豪，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壹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於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壹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後隨即宣布全體員工壹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壹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壹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浪費占65%。“大躍進”和“文革”使中國損失的財富，據估計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還是當時的價格。可以用它建8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800所大學，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八萬公裏鐵路，比目前中國的鐵路總裏程還多二萬公裏，……。 豆腐渣工程勞民傷財。毛澤東說：“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17萬民工，先後逃跑勞動力2萬人，從1958年壹直幹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僅僅在離工地不遠的壹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工程整個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資金1.7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裏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大躍進時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橋、石漫灘等52座水庫1975年發生垮壩，遂平縣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 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全地區有大小26座水庫相繼崩堤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75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400多萬群眾被洪水圍困，10多萬群眾死亡，30多萬頭大牲畜漂沒，300多萬間房屋倒塌，打撈到的屍體10萬多具，後續因缺糧、感染、傳染引起的死亡14萬，共24萬多人死亡，與次年的最大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數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庫垮壩還更禍害人。直接經濟損失34.97億元，相當於建駐馬店專區以來十幾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庫造成了後來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時洪水開始破安康城進水，20時就淹沒了全城，未淹斃者奔向二樓、三樓，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如此快地漲水高達19.4米，顯然是由於下遊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則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寬深的河槽裏排出去。當地人民或謂淹死千人，或謂萬人，慘絕人倫。安康以上漢水流域面積僅38700平方公裏，已建有四個大壩，理應攔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遊丹江口大壩與石梯峽谷之阻，使卵石沈積河槽而擡高洪水成災漢。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8 月），計劃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堿化，不長莊稼了。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 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 1961 年鹽堿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堿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壹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山東省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庫、33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 為證明“黃河清，聖人出”而興建三門峽水庫，當局把反建壩的黃炎培之子黃萬裏打為成“右派”，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斥彭德懷和黃萬裏壹樣腦後長著反骨。三門峽工程建成後的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淤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河床擡高，渭河航運窒息，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鹽堿化、沼澤化，糧食因此減產。這壹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後橫向沖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壹個縣城被迫遷走。

1962年3月，水庫內的淤積已迅速發展，潼關河床在壹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成了“懸河”，危及西安的安全。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後花了20多年將該電站的設施壹再改造（如增設大壩的排沙底孔等）。經多年改造，這個當初設計為裝機百余萬千瓦的大型電站被縮小成只能發20余萬千瓦的中型電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無家可歸。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災。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災最重，渭河河堤多處沖潰，幾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大量農田、村莊被淹，經濟損失慘重，生態破壞巨大。以渭南市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過渭南全境需要7、8個小時，後來需要20多個小時，到了2003年洪峰通過渭南全境則用了50多個小時。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卻高出1.7米。照這趨勢，不用多久，關中平原這個天府將不復存在。 70年代在長江修建葛洲壩水電站是個典型的“三邊”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這個耗資幾十億元的工程上馬時居然沒有規劃設計文件，也沒有比較方案和計算經濟效益。開工不久就出現了質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築。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長達十幾年之久，工程投資的決算超過原來預算的4倍多；電站裝機容量為271.5萬千瓦，而保證出力僅為76.8萬千瓦；水電站因受到長江航運的限制不能擔任電網調峰的任務，長江汛期的水能也難以利用；船閘閘門常因沖沙而發生事故，長江因此經常停航。這個得不償失的工程，其單位千瓦投資比長江不少支流上的水電站貴幾倍。 三峽工程還沒開始，3個億就花掉了。原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7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貪了幾個億，已外逃。負責三峽工程移民金文昭[軍人出身]，貪了12個億。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在控訴書中指出，按照當時李鵬簽署的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他們每畝被征用的耕地應得補償不少於56,000元，而且補償期限應該是15年。然而實際上，當地政府付給他們的補償費，每畝地僅僅為1,408元，補償期也僅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規定的移民安置費，每個移民應得30,000多元，實際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們生活補助費被克扣了近4/5，房屋補償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國《星期電訊報》說，四川萬縣、湖北宜昌的農民，被迫遷移卻又壹無所有，紅頭文件裏答應的安置條件竟然有壹大半成為泡影。 原計劃移民120萬，實際牽涉面卻達1,000萬；原計劃用於移民的安置費是150億元人民幣，後來追加到700億元，還在叫嚷短缺。三峽移民80%在萬州，中央曾規劃在那裏建氯堿化工廠，近20億的資金投入後打了水漂，未見出產品，建了壹大堆職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萬州事件就是官員們不把百姓當人引發的。去年溫家寶總理在萬州區為民工熊德明討工資，壹些官員如果能體會到總理親民的苦心，何至於有“萬州暴動”！ 三峽工程移民，官方大談移民“顧全大局”。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產損失300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70萬元。 後來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也僅是2002年全國發電量16400億千瓦時的5%左右。2002年全國的水電發電量是2710億千瓦時，也是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的三倍多。即使以後9年沒有其它新的水電工程竣工，三峽工程的發電量也只是全國水電發電量的1/4弱。三峽電廠的人說，如果漂浮層厚壹米的話，三峽每天發電損失是60萬元。 2004年4月三峽壩區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壩淹死18人，其中12人為幼兒。9月川渝地區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萬人受災，181人死亡，50人失蹤，三峽船閘停航4日。開縣、達州及千年古鎮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沒；重慶北碚、萬州鐵峰山、宣漢縣天臺鄉等發生山體滑坡。其中萬州鐵峰山滑坡3平方公裏，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場鎮變為廢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 1986年，為緩解冀東地區缺水困境，河北省決定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境內灤河支流青龍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庫，從此，青龍縣8個鄉、36個村、104個自然村的4萬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規模非自願性移民的血淚之途。在壹個典型個案中，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訂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安置辦法》計算，移民張友仁應得林果補償金55萬3千元，但依據安置地秦皇島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記林果補償金超過1500元的戶，按每戶1500元進行補償”。這壹切下去，張友仁應得款項的99.7%就抹了。據上萬人簽名的唐山移民上書中透露，各級移民辦公室從不公布帳務，移民費被唐山市長等層層克扣。僅唐山市移民辦正副主任李增榮張兆榮二人，便貪汙挪用移民款達1181萬元（見《唐山勞動報》）！桃林口水庫移民上告8年了，不僅公道沒討回來，還屢遭毒打監禁。據“萬人折”舉證：“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恐嚇道：‘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妳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中國青年報》2004年7月28日報道，建國50年來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萬，其中有1000多萬壹直處於貧困之中。這個殘酷的事實使政府以“水電扶貧”的托辭破產。 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在1940年代大峽谷水壩中受到影響的印地安人科爾維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賠償5400萬美元外，每年還付給1500萬美元的電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蘇裏河流域基金價值2億美金專門用於幫助印地安部落爭取補償過去在美國聯邦政府建設大壩中蒙受損失的法律援助活動。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洪峰襲擊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視察該市，問及防洪準備時，該市壹名副市長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證：九江堤壩，固若金湯。幾天後，九江堤壩決堤，3656名市民葬身魚腹，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結果，就在堤壩的關鍵處，人們發現，工程被偷工減料，應放鋼筋處，竟放了竹筋。原來，在貪官眼裏，防洪大事，不過是兒戲。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要是依照水利專家的建議從荊江分洪，就不會造成壹萬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達500多億元的財產損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東縣焦家灣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2003年3月，主體工程剛完工的廣東信宜市石崗嘴大橋突然坍塌，連裝修都來不及；…… 1999年1月，耗資人民幣4億2,600萬元興建、被譽為亞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寧波大橋，在合攏前因發生橋板斷裂而不得不將將大橋主體拆掉重建。 湖北黃石長江公路大橋竣工僅7年就“重病纏身”，有關部門在投入7000多萬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大修”仍未矯正後，只好決定投資29.4億元再建壹座大橋（《揚子晚報》2006年4月9日）。黃石長江公路大橋開工之時，地質資料不全，施工設計圖未及時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還沒有到位就急著上馬；施工期間，隨意更改設計的現象時有發生；竣工驗收報告上明明寫著“主橋邊跨現澆段結構主拉應力安全儲備偏小，局部出現裂縫”，有關部門仍將其評為優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廳對錢塘江江堤工程進行檢查時，發現壹段造價500萬元、按百年壹遇標準設計、為防禦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單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克扣1804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360萬元。阜南縣3個鄉鎮的17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20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投資壹點零五億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由於相關工藝對垃圾分類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國內不具備這個條件，引進設備試運行四個月即被棄用。 有網民稱，大連市到今天還在使用日本當年占領東北時期修建的自來水管道。在長春，日本人當年主持修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很結實，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晚蓋了半個世紀，質量還遠遠不如早年的。  為什麽同樣是城市別人可以管理得那麽好，以至於紐約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還可以用，地下管道還可以布線纜。德國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時代修的，現在還好好的。 中國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幾年年就壞了。珠海的機場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沒兩年，路基嚴重沈降，以至車開在路上，每幾百米就要剎車減速，然後“咣”地在橋面上彈起。壹條“高速”簡直就是搓板路。 投資760多萬元的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原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坍塌，連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號稱亞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車站、北京西站，是這類“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後頻頻發生的漏雨滲水、電梯故障、通風不暢、地面凹凸、井蓋翻倒、以及因乘車道狹小陰暗而造成乘客擠傷踩傷，不壹而足。在這些亂象的背後，是該站招標、設計和施工階段中層層賄賂、處處回扣，高達數億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陽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層大樓突然垮塌，還砸死了20位消防人員。 曾當阜陽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王懷忠從阜陽調進省裏之前，就與數名婦女不清不楚，為王懷忠生過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個”。這在阜陽是盡人皆知。王懷忠貪贓枉法問題，帶出了壹大批權力系統的關鍵人物。王“咬”出來的官員已多達160多名，據了解，遠不止這個數字。當中紀委負責王懷忠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向阜陽市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宣布，凡與王懷忠問題有牽連的幹部，必須主動交代問題，否則壹旦查出將從重處罰時，整個阜陽市恰似“烏雲籠罩”，大大小小官員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們彼此見面的第壹句話就是：中紀委找妳談話沒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萬元買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澤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他人人民幣總額為517.1萬元，被立即執行死刑。

1989年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發展成本。中國科學院算了壹筆賬，幹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狀況下每花1美元，在中國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態環境占0.17，結構不合理與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過10%的世界能源，卻僅產出3.4%的GDP，而同期美國消耗20%的世界能源產出了35%的GDP。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約相當於中國的15倍。中國平均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余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余倍。 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組數據表明，中國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30多萬億美元，可中國的GDP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為1087美元[世界60億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撐全球4%的GDP卻耗費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鐵礦石、34%的鋼鐵、30%的煤炭、近20%的鋁和銅、13%的電力，以及7.6%的石油[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產出的經濟總量和投入的資源總量顯然不成正比。中國年進口石油6500萬噸，占中國總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擔心中國長期增長會否導致全球資源不足，“中國會不會餓死全世界”？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快，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壹個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麽樣了，經濟落後，民生雕敝，貪官橫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山西還是模範省份；清代的山西，經濟強；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現在的山西是貧困省”。 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郁郁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及至春秋戰國，硝煙彌漫，烽火連天，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壹統天下，繼續折騰，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漢時，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農貴粟（發展單壹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於是為解決吃飯問題和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軍隊的供給問題，只好大規模毀林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毀滅。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面臨著威脅；隋時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1949年後在北京城建規劃中，建築學家粱思成試圖保護住北京的古都風貌，毛澤東否決了，說：“不，我要站在天安門上滿眼望去全是煙囪，冒著滾滾的濃煙！”於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墻不該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來：“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當時的中宣部官員，現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何祚庥還建議要拆除故宮，理由是“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 1949年後，“大躍進”全民煉鋼，又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汙染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開發區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全國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絕大多數國營森工企業將面臨無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劇。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占1/3，並且以每年2萬平方公裏的速度發展。由於牧畜過載，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壹。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裏，約占國土面積的15.5%。沙化面積每年擴展2460平方公裏，每分鐘就有4.5畝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國土面積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億畝，荒漠沙漠就占了10億多畝。中國喪失了土地3.9萬平方公裏。2004年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裏鐵路以及許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脅。 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沙塵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紀25次/年。沙塵暴不斷襲擊北京、南京、重慶、甚至臺灣；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裏的速度增加，中國的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約1/3。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壹。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裏。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萬平方公裏，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主要有：西遼河上遊，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遊，金沙江下遊，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每年因水土流失，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層，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黃河經常斷流，泥沙淤積，成為懸河；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長江的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長江已經成為第二條黃河。 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幹涸；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裏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在內蒙，黑河下遊也斷流幹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近些年來，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幹涸。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積達600平方公裏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裏的茍魯錯湖，已完全幹涸成壹個幹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為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瑪多縣4千多個湖泊中90%已幹涸，如今銳減到3百多個。 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裏，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嚴重汙染、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壹大半；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經為20000平方公裏，1972年徹底幹涸了。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余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汙染嚴重，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汙染；汙染河流1998年已達72%。全國達標排放的城市廢水，至今還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夠正常排水的區域只有50%，汙水處理率只有40%，有60%的汙水隨便流淌。北京就因為壹場“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澤國”，全市多個地區嚴重積水、交通癱瘓，人們甚至可以當街遊泳。 中國大陸約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汙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采已造成汙染和地面沈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149個，面積達15.8萬平方公裏。已有46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沈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沈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有1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沈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億九千萬人喝的水，含超過設定標準的有害物質。中國東部、東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萬農民，他們的飲水中氟含量超過標準。氟是壹種有毒化學元素。與水汙染有關的肝癌和胃癌，已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殺手。 2001年的壹場特大洪水，有380億 加侖嚴重受汙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發生前的若幹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癥的幾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且，淮河沿岸農村男孩的身體素 質從來都達不到參軍的要求。淮河水汙染造成了眾多的腫瘤村。三面環水的黃孟營村長期處在汙染的包圍之中，井水與河水壹樣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壯年常年拉肚子，育齡夫婦中多數人患有不育癥，人口呈負增長，新生兒畸形，早夭現象屢見不鮮；在近十年的應征青年入伍體檢中竟無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別死於各種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癥，其中有兩戶（8人）成“絕戶”。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東中部的壹個普通村莊。80年代後期以來村裏每年有十數人死於癌癥。2000年，死亡人數17人，其中11人是因為癌癥死亡。2001年，9人因癌癥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癥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癥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癥死亡。記者和研究人員發現，肖家店村的癌癥與遺傳無關，致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汙染。 肖家店村位於大汶河的下遊，距離大汶河和黃河的交匯點不遠。大汶河汙水的主要源頭來自上遊的壹些縣市。肥城市環保部門對大汶河水的檢測報告顯示，近年來大汶河流域的許多河段水質常年都是汙染最嚴重的劣五類，並且其中的亞硝酸鹽都嚴重超標，而這種物質是壹種強烈的致癌物。嚴重的汙染，不僅影響到肖家店村，該村附近的馬家窪村、李店村的癌癥患者都是越來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據世行九十年代的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 大氣汙染嚴重。中國大氣汙染屬於煤煙型汙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汙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國，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燒為主，造成大量汙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國，粉塵、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於燃煤等帶來的汙染，北京、沈陽、西安、上海、廣州5城市名列世界汙染最重的城市之列。當乘坐飛機來到沈陽、太原、西安、蘭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工業粉塵和化學煙霧之中。 當沙塵暴壹次次漫卷大半個中國，酸性粉塵和沙塵已漂到了日本列島、韓國、臺澎列島上空；當飛機飛過南海、東海、黃海、渤海上空，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應湛藍的海水幾乎全部變成壹片灰黃。國產黃花魚和國產帶魚，早就由於汙染而發生畸變了。科學家們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由於工業汙染，中國 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中國日報》報道，中國環保的力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使中國酸雨汙染問題失控。全國有250個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億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2001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汙染最重的20個城市，16個是中國的。全球汙染最重的10個城市，中國就占9個。在那裏兒童壹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兩包香煙據世行估計，空氣汙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每年奪走30萬中國人的性命。 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廢舊物資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東南亞的廢、舊服裝大量傾銷中國。後來又是成套的工業淘汰設備在中國成了搶手貨，幾千億的美元交了“學費”。現在，其它國家汙染環境的企業大量向中國轉移。 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中國為治理環境汙染支出數以千億元，單是淮河就扔下幾百億元。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壹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政府懲治環境汙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個漏洞是政府對造成汙染企業的罰款，遠遠低於企業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意治理。另外壹個漏洞是，由於環境監查是階段性的，很多企業在監查期內表現非常好，但是風頭壹過，就又固態復萌。只要媒體不曝光，中央政府沒有發現，能蒙混過關就蒙混過關。

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批判

把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是錯的。科學技術只有極少數的壹部分能夠轉變為生產力，即能夠改善資源的利用或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發明有成千上萬。可以想象，如果人類忽然忘記了全部科學技術，回到了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換，壹切新技術就會重新被發現。相反，如果禁止交換，現有的全部科學技術就會立刻變為壹堆死東西，根本不可能造福於人民，更談不上再去發明什麽新技術。

有人以為單憑科學技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就可不斷地改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科學技術可以克服稀缺性。什麽是稀缺的，只有通過交換，形成了價格，才能精確地度量。在價格無扭曲的情況下，錢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標，節約錢就是節約了稀缺性。壹種新發明是節約了稀缺性還是浪費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賺錢。所以科學技術只有在壹個價格系統的引導下才能豐富社會的物資供應。以為依靠不斷發達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滿足人類不斷擴大的物質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學技術必須在壹個具有正確價格系統的市場經濟內發生和運行。

馬克思認定人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作為勞動對象，都是生產資料。沒有人，沒有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產品的能力，沒有錢購買科技產品，科技及其產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就無從發揮。相反的是，沒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壓力，人的生產幹勁就會沖天，想象力就能馳騁於宇宙、微至電子，科學發現力、技術發明力、產品創造力就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因此，科技及其產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產力。

自由世界的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先進的人權制度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鄧貓發現“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最具詐騙性：它能讓真正的第壹生產力——人民個個爭當好貓，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讓專政權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畢竟有鼠尾吃總比吃素強。這貓論的辯證法是：鄧是貓，專政集團是群鼠；專政集團是群貓，人民是群鼠；兩個基本點是貓，壹個中心是肥碩之鼠；壹個中心是貓，科技是鼠。專政是目的，科技是騙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禍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反平均主義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顯的局限：

1）忽略了經濟領域的基本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遵循機會平等、按貢獻分配等公正的原則，才能達到壹種經濟上較高的“效率”的目標和狀態，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機會的起點應是平等的，機會實現過程應是平等的，同時應當承認並尊重社會成員在發展潛力方面的“自然”差異。機會平等的準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是把個人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壹起。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顯然，只有堅持公正的機會平等和按貢獻分配的規則，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平均主義的弊端、激發社會的活力，從而獲得真正的效率。

2）將這壹提法泛化並覆蓋非經濟領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屬於壹種短期化行為。這壹提法在某個特殊時期對經濟領域起過壹定積極作用，對於非經濟領域而言，其負面作用則是巨大的。在這種提法的影響下，“創收”或亂收費在許多非經濟領域極為流行。

3）這壹提法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顯然是把經濟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中的任何壹個層面或環節如若脫離其它層面或環節的有效支持就無法存在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突進、單方面長足發展的可能性。對於GDP增長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轉型國家的“共發癥”，謂之“GDP崇拜”。

GDP代表經濟增長，但不是全面發展。它反映不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城市與農村是否協調，反映不出壹個經濟體內的貧富差距，反映不出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DP並不等於經濟上的好處。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例如，用於軍火生產的GDP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福利；引起汙染的生產也帶來GDP，但汙染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也許遠遠大於產品帶來的福利。GDP也沒有包括閑暇。

李昌平說：“貴州畢節地區的壹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約值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板”，他們每年給鄉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裏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麽GDP？是垃圾GDP。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什麽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4）這壹提法忽略了作為全社會代表者——政府對於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國作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且整體經濟水平還很低，可分配資源有限，過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個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適的。這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些年來很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5）這壹提法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中國以經濟為中心，倡導效率優先，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人們以經濟效益為惟壹目標，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這必然導致唯利是圖，全社會流行拜金主義，人會被貶低成工具。窮人的生命最易被當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價的名義有組織地剝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對生命尊嚴的集體冷漠，會摧毀壹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如果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麽，全社會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最終也會將災難“分配”到每壹個漠視者的頭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將經濟效益放到了壹個絕對化的位置，它沒有看到發展應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以人為本位的發展應當表現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保證、基本需求應得以滿足、生活水準應不斷的提高。如果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壹方，那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為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無發展的增長”。因此，將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顛倒，便會使發展走形，無法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誤了中國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的形成。有人說：效率屬於生產力範疇，公平屬於生產關系範疇；在生產力落後的條件下，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應優先考慮效率，其次考慮公平。“公平”能兼顧就兼顧，兼顧不到也就算了，結果是“野蠻拆遷”竟成了壹個全國性的問題。河北的壹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妳們只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妳們兩個嘴巴，沒打妳們壹槍，妳們就認便宜吧！”效率高雖然是壹件值得誇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從“高效率”中分享益處，反而因此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變成“流浪者”，那麽這種“高效率”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壹些國家生產力落後的原因是綜合的，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在這些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專制的東西多，如等級、特權、腐敗等等。正是這些不公平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至關重要，應優先考慮之。

2）這壹提法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因而無助於社會不公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社會不公的現象。籠統地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給人們以錯誤觀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這恐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最嚴重的缺陷。

在這壹分配原則中，“效率”是作為與“公平”對應的概念提出的，當簡單地把分配結果的均等視為“公平”時，也容易使人們簡單地把“效率”的實現等同於“拉開收入差距”。

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崗職工實際累計近5000萬人。中央黨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業率達 18.1%；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報告顯示中國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達總勞動力的23%，將近1.7億人。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城市貧困問題凸現出來。

很多人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壹切，帶來壹切。他們信奉“經濟就是命運”，把發展看成是高於壹切的本原。他們把當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歸結為經濟不發達。“物質豐富了，餡餅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這看似有道理，純粹是想當然。它不符合歷史，歷史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我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家住北京海澱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癥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壹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3000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國標準的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萬元人民幣)，人均4224美元(約合35059元人民幣，月均2922元)；2003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1/55。2004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約500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約250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有7億，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人口也有2.5億人，遠不是2900萬人。中國社會為什麽有這麽壹大批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是壹個“官權”遠遠大於“民權”的國家，是壹個不知人權的國家。

中共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按中國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128年！貧困縣的壹般公務員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貧困線的十幾倍。廣東省壹個縣的公務員月收入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個縣則達6000元左右。這兩個縣的鄉鎮幹部月收入還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達10萬元左右。廣東佛山鄉鎮幹部年收入不低於15萬元、高達30萬元。公務員的收入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玩樂旅遊出國及其它福利。國企領導實行年薪制，每年幾十至幾百萬元。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系數或稱洛倫茨系數。如果A為零，基尼系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系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現基尼系數已達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世界銀行1984年在壹研究報告中提醒我國改革中壹定要註意收入分配公平問題，1997年則提出“嚴厲警告”，到了2003年則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25年裏，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速率，為世界之最。隨著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進壹步增長，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壹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

四川漢源縣修水電站征用的土地是每畝2萬元，可農民基本上沒得到任何補償。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錢，才能買回壹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對不願搬遷的群眾，當局動用公安、武警進行逮捕、驅散。由於官商勾結，不法官員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了官員手中，民眾聯名集資上訪也沒結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漢源縣五、六萬名農民，沖破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壹名30來歲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磚頭打死，數人受傷。隨後，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擡著屍體沖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有20名農民被打死，40多人受傷。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稱：10月4日淩晨3點，陜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警察開槍，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

河南鄭州七月亦發生同樣的暴力征地事件，當地政府出動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圍該市師家河村，用催淚彈、霰彈槍、電棒等圍捕抵制征地的農民領袖，三十多人中彈受傷。

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幹的惡行，中國官僚們都敢幹。圈地，圈錢，窮人失地又失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社會沖突已達到公眾忍耐的底線。中國新的階級對立已經產生，我們所居住的大地，越來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臟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麽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圍堵政府，當局最後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進行鎮壓，聚集的民眾則用磚頭木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雙方激烈沖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萬元壹畝的土地，到農民手裏只剩2萬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雲南昆明官渡園地區關上鎮和甸營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遊行，當局出動警察、黑社會鎮壓農民，黑社會流氓用釘了釘子的棍棒，當場打傷3位農民。農民毫不畏懼，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奮力反抗，奪下流氓手中的棍棒。當局又出動軍隊驅散農民。

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來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濫用權力、貪汙腐化、巧取豪奪、嚴酷的剝削壓迫、社會財富向極少數群體集中，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社會權利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心理不平衡，自然導致社會矛盾深化，引起社會動蕩。暴力革命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會的不平等如果趨於最小，社會就不會發生政治動亂，更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之類的事情。社會財富占有的構成呈橄欖球形狀看來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國家是這樣的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十個階層的劃分，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中國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狀，極少數富有階層高高站立在頂尖，而絕大多數貧民處於最底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對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

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極少數人，那屬於正常狀態；如果造成大多數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矛盾，並且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解決的唯壹辦法就是讓多數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數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會財富、政治權利等的平衡。做到這壹點，事情也就解決了。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引導下，讓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來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多少地方GDP長壹寸，各種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長壹丈。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在過去壹段時期裏，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不公平。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壹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妳死我活的鬥爭。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是在強化壹種高強度的經濟取向，而不是強化壹種規則意識，因此，它所助長的是壹種畸形的社會。公平擺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無形中就放在第壹位，這必然會導致壹切向錢看，目光短淺，行為短期化。

如果司機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載快跑，導致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超載車難剎、船易沈，中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於交通事故。中國政府統計的公路交通死亡數字低於實際情況；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數字還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業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會拼命的降低成本，會導致勞動條件惡化、事故頻繁發生：“中國五金城”永康市上萬臺沖壓設備沒有安裝防護裝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機器軋斷，成為“斷手之城”；而且會導致工資增長緩慢、勞動者陷入相對貧困化；會導致商品質次價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還會導致企業汙染治理不力、生存環境惡化、癌癥村癡呆村不斷地出現。

最近幾年，見諸報端的各類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其中以煤礦爆炸事故最為頻繁。不論是官企老板，還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驅趕礦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價值”，導致災難連連，人命賤賤。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發生爆炸，次日繁峙縣政府作出的調查結論是：事發當時有40人在井下作業，2死4傷，另外34人安全轉移。壹個月後經礦工和記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礦難死亡人數為46人，數十具遇難礦工的屍體被礦方拋棄於二三十裏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屍滅跡。繁峙礦難也因礦主的殘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驚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產量約50億噸，全球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高達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礦工死去。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總量的84%。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全員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慶市去年產煤2430萬噸，死亡466人，死亡人數占了全國的6.7%。重慶市因煤礦死亡的人數是全國死亡人數的4.7倍，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國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礦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了147位礦工遺體，還有壹失蹤者沒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負責人惡意瞞報，當班下井的63名礦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礦工獲救，仍有29名礦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遼寧省撫順市礦業集團西露天礦發生毒氣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灣礦難，16名礦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魯山縣礦難，33名礦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礦難，19名礦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礦難，68名礦工死亡；12月1日，貴州盤縣礦難，16名礦工死亡。

陜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的遇難者人數達166人。據了解，礦工們多生產，獎金就發得多，年底能領到上千元，而礦領導可能拿到25萬到40萬元不等的獎金。11月22日，陳家山礦井發現有著火現象，但礦領導不停止生產，而是壹面采取灌漿方法滅火，壹面換了個工作面繼續生產。11月23日，火越燒越大，從外面就能聞到濃煙，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產，礦上威脅說誰不下井就扣誰的全年獎金和當月工資，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產。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產值麻木不仁的礦領導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這裏就發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隱瞞沒有上報，煤礦零星死人已經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2001年4月6日，陳家山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導致38名礦工死亡。當時，陳家山煤礦代理礦長宋戰宏被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壹年處分；陳家山煤礦黨委書記南民生被給予撤銷黨委書記處分。過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個煤礦當礦長去了。礦工們說，正是處理過輕，才造成領導不負責任，不把礦工的生命當回事。

這次遇難礦工的賠償標準初步定為4.464萬元人民幣。此標準略低於河北沙河五家鐵礦礦難68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4.8萬元。礦工們用166條生命書寫對專制制度的控訴，用166條生命譜寫中國工人的悲歌。礦工的悲慘景象並沒有促使當局從制度入手改革，當局還在自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繼續用謊言欺騙人民。當局把“生存權”放在第壹位，礦工的“生存權”在哪裏？權力和資本浸透工人們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處伸冤。

英國1960年代發生了壹次礦難，有5人在事故中遇難，英國法庭根據法律判處該礦主必須在壹次付給死難礦工賠償金之後，為了讓礦主永遠記住這壹血的教訓，裁定礦主每壹年礦難這壹天必須拿出壹定數量的慰問金去慰問每壹位遇難礦工家屬，三十年不變。

20世紀80年代，韓國聖水橋垮塌，漢城市乃至政府副總理壹級的高官立即遭逮捕，這壹事件曾震動世界。他國為什麽要如此重判？因為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個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礦長都把礦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還會出現明知有瓦斯危險還叫礦工下井的事嗎？什麽叫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為本。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

幾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時，首先問人受傷了沒有，這是壹種對人生命尊嚴的關懷。

五代十國末年，南漢亡國之君劉宮室以玳瑁珠翠裝飾。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們入深海采珠，辦法是用石頭系足沈下去，用繩索系腰拖回來，“溺死者眾”。後來宋太祖遣潘美率師滅南漢，南漢宮室焚毀，潘美找到劫餘的珠寶，攜回京師獻上禦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宋太祖壹聽，馬上下令解散采珠隊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這不是新中國式重要指示，只是舊中國君主壹顆不忍人之心（《續資治通鑒》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會好大喜功、忽視公平，好高務遠，搞什麽“大躍進”、“洋躍進”、“聖人出”工程，蓋了樓又炸樓，勞民傷財，草棺人命，會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會出現大量的政績工程，餓死幾千萬人，執法不公，禍國殃民。 

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數千名工人因為抗議資方的欠薪而發生罷工騷亂，壹些人破壞財產，累計造成工廠直接損失153534元。10月22日，東莞法院對為首的5名工人分別處於兩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紀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歲的女孩，五位工人為資方的15萬元損失，需要付出累計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是引發騷亂的原因，如果工人們應該為他們的憤怒付出代價的話，難道資方就不應該為它拖欠累計上百萬的工資欠薪而受到懲罰嗎？購買該臺商產品的美國耐克、瑞跑等鞋業公司獲悉後，致信給中國官方，要求對這些工人從輕發落。2004年底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七人被減刑至九個月，緩期壹年執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陽市殘疾人羅賢漢沖進珠暉區政府，來到副區長鄒傳雲的辦公室，將汽油潑灑在鄒和自己身上，然後點火焚燒。二人先後從二樓跳下，都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先後死亡。37歲的羅賢漢因腿部殘疾，壹直未婚，平時靠開三輪車載客為生。衡陽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羅每月領不到130元，而且僅領了1年。羅先後被扣過4輛摩托車。他到珠暉區政府要求歸還，但鄒說：要車，自己到廢品站找去。此外羅還欠著他人的飯錢和房租。羅賢漢面對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終於爆發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絕望能量。

如果社會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麽人人都拼命發財，金錢崇拜、人欲橫流、假貨泛濫，坑蒙拐騙、貪盜搶殺就會越來越多；把“升官、發財”等效率目標看的比生命還重要，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違背了平等博愛的人權原則，不可能做到以人為本。 

2004年張秋兵因向老板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便縱火燒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滅門慘案。同年7月21日，四川樂山市發生壹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財產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因缺乏愛心欺負農民]被炸身亡。

在壹個物化的社會，人不是社會的主宰，金錢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會裏，道德底線可以被突破，法律規則可以被踩在腳下。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害死12名嬰兒，229名嬰兒畸形。當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必須以懷疑的心態面對擺在我們面前食品的時候，壹些關於發展的討論都變得毫無意義了。壹個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社會，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凡“至親第壹”、“經濟第壹”，搞兼顧公平、正義第二的國家必然是野蠻國家。

所以，當我們的壹些決策者還在嘖嘖稱贊發展速度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執政者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個別政府官員非常喜歡用“犧牲壹代人來發展經濟”的口號，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並非沒有人的觀念，但是，他們把當代人當作客體，當作發展中可以犧牲的對象，而把未來人作為執政的目標。這是壹種虛偽的政績觀。他們只是打著犧牲當代人的福利發展經濟的幌子，為自己的仕途添磚加瓦。我們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將這樣的政府官員徹底趕下臺，讓那些真正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上臺。 

3．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及結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稱為機制公平；起點公平指的是起始狀態同壹。過程公平指的是競爭規則的公平。

1）機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對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從壹般意義上講，公平體現為壹種競爭規則的公正。公正的規則只會促進競爭的有效性。比如按到來的先後排隊買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經驗證明排隊既可省去擁擠、插隊的糾分、財務的丟失，而且賣票的進程也加快了。體育競賽的規則合理，運動員就會心情舒暢，競爭也會有效率。可見，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於各人的實際能力和稟賦不同，機制公平並不導致結果均等。相反，結果太平均說明機制不公平。

如果規則不合理、沒有體現公平的精神或沒有規則，競爭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臺、戰亂。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效率與非公平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普遍偏低、又被拖欠，這種不公平只會降低效率。許多低收入者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麽會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權，是做人的起碼底線！公平是壹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

羅爾斯認為在功利與正義之間，正義具有優先性。正義首先是自由的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為人類活動的第壹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可能作出妥協的。他說，效率驅動的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公平驅動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權利和人的全面發展。在壹個家庭中，只有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處在滿意狀態時，這個家庭才是和諧幸福的；同樣，在壹個社會中，只有當所有的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平等的自由時，這個社會才是正義的。穩定、發展、效率都不能擺在社會的首位，擺在首位只能是人權、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總統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的目的”。

每壹種的公平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都將受到人性“惡”（自私自利）的攻擊，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壞和改變，致使生產效率下降。不能簡單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所謂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存在長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們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會生產率，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設計實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追求公平是壹個永恒的歷史過程。所以，中國應確立“以公平為目標，以效率為手段”的新原則。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80%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種福利優惠的城裏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能夠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制造的“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GNP之和。

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1/5的城市貴族每年從4/5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80%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說，只占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年至1998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25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9.9%，後者比前者高出6.6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37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裏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裏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麽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征用。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裏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征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裏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2003年3月1號出臺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壹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占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麽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裏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裏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她所在的生產隊200多人，大饑荒餓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裏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6兩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裏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裏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裏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壹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壹個城鎮人的1/29。

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報告說，中國衛生分配極不合理，農村分配不到政府的衛生投資。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數第4。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據2004年11月6日《新京報》報道）。

《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4年》記載，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壹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裏；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壹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壹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壹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壹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道：2004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應為城裏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壹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壹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壹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500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壹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3．中國政府壹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徒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壹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麽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徒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陜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徒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屆人大第壹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公民的這壹基本權利剝奪了，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徒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張花了壹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壹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證件繼續得辦。壹張暫住證300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壹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1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系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麽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讓妳住！

壹位民工說：“1998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壹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80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240元錢。三年後要女兒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景，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廠打工。因為在淩晨２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壹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壹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裏面的５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壹頓後，每人罰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警察、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誌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誌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誌剛”。《南方周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亞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壹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麽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壹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壹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警察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發廊，男的賣給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隸，壹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警察把他們擡上車到廣西、湖南壹帶拋棄。廣東壹省2000年就強制收容58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誌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700元，從該所人員手裏買走了8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壹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道：《湖南壹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10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12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壹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A、B、C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費，10日以上則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裏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320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警察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壹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們的輪奸。

《中國青年報》報道：1999年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壹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議，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壹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裏的壹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奸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壹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麽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壹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裏。在那裏，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別強奸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 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裏，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壹輛中巴起火，車上25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壹個接壹個地掉下來。這5名外來工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壹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壹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壹直受到壓制和歧視。妳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壹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壹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麽？壹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壹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2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沈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麽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妳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壹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壹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壹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臟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壹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徒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壹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壹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徒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壹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壹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麽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壹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壹個在城裏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裏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壹萬個農民也頂不了壹個城裏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壹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毛裏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壹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7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2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征，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中國權貴以農民素質低劣為由拒絕農民的選舉權。1983年中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壹個人大代表的人口數是城裏人的8倍，也就是1個農民=0.125個城裏人，1995年修改選舉法使1個農民=0.25個城裏人[1783年1個美國黑人=0.6個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中國農民名義上在全國人大裏代表總名額裏占8%，實際比例不超過1%。

2003屆政協委員共2238名，農業界委員68名，占政協委員總數的3%。在這6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來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曉：《為何“九億農民，壹個委員》）。

縣裏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裏人的代表權。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幾個純農民也是幹部提名的。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個反映農民利益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對壹個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

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說：“美國黑人共壹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壹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這段文章裏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麽的貼切！惟壹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裏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壹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壹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於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妳這輩子就沈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裏所占的份額僅占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為1.388% 。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壹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數據，發掘出了壹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黴蛋！整個壹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萬元，而2003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頭，相差了近25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壹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50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裏，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麽收獲，反而欠國家壹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餵了壹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壹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壹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壹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裏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壹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8 個婦女住壹間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板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嘆：“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壹建築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8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癥狀。內江民工尹世詳壹邊輸液壹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布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饑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平，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　　

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壹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裏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種壹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稀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沈清海寫給縣長的壹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壹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壹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壹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麽”。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壹文中說：1997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夥食費為102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壹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7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1308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60%，即382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平是貧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壹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壹筆帳：壹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壹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裏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壹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壹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壹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壹個農民的10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壹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數字18.8%、2.44億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 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 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壹黨專制的全局性危機。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1日報道：中國每年大約有28.7萬人自殺，其中80%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15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裏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裏人的自殺率的3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中國農民，在壹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妳在隔離了自己3/4的人民的時候，妳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3/4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3/4的智慧、泯滅了中國3/4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13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壹首民謠說透了今天中國現狀：“民脂民膏胡緊掏？三個代表無幫國。人民尚未溫加飽，反腐方知無官正。夜夜笙歌裏藏春，苦幹實幹是裸幹。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黃局。”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獲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麽？春耕夏種，秋收冬閑，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壹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裏，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裏，“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麽？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壹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壹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 “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壹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壹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壹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1991年河南省嵩縣石坡村王次鈕的兒子姚國強在當地金礦打工，礦主白華山懷疑姚偷竊黃金，夥同4名警察動用酷刑將姚活活打死。事件發生後，屍體停放20多天，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均不立案處理，政法委書記居然喝斥告狀的家屬“滾出去”。王次鈕求告無門，竟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禦狀”。後來兇犯雖被判刑，由於他們用錢活動，不久又放了出來。王次鈕不服，從此成常年上訪。13年來，她無數次去北京、鄭州、洛陽告狀，傾盡了家產，死了丈夫，屢遭迫害。現在她是洛陽地區重點監視防範對象。

洛陽市新安縣西鄉後溝村，村霸李洪貴打死6人，誘奸、強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婦女98人，打殘12人。在那個村子，凡有點姿色的，都被他奸汙過。李強奸了郭秀秀後說：“我什麽時候來，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說：“我要告妳！”李洪貴大笑說：“法律是網，是網就有洞，是洞就能鉆。我鉆就沒事，妳鉆就脫皮！” 李洪貴的兒子在縣裏當官，鄉裏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親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過，從鄉裏告到省裏，都沒用。

河南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農民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十五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奸！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派出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雲南信息報報道，2002年9月4日，王樹紅到丘北縣城打油買菜，被禁毒大隊副教導員劉自春拽進了丘北縣公安局。他被汙蔑為“嫖娼殺人犯”，被打斷了胸椎和腰椎，在被關押295天後，真兇終於落網，但他已成了壹個幾乎完全喪失腰功能的傷殘人，落七級傷殘，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扛起家裏的生活重擔了。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象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

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征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壹傷；

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20元的夥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沈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沈可理持槍征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沈寨村采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臺：下不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泄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反腐敗的下場，壹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該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上訪而數人坐牢；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魏家莊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組織查賬小組，查出近四百萬元的問題。他依法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該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2003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裏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為堅持清理村裏1997—1999年的財務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歸案。

新華網2004年6月30日報道：“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75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征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2004年7月30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陜西某地幹部催糧，農民無錢交納，服毒求解脫。被救活過來後，那個幹部不僅沒有壹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妳說沒有錢，怎麽有錢買農藥自殺？” 

湖北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墻拆掉，把農民家裏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4版）。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裏，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征稅隊的到來。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晉中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槍殺死14人，使3人重傷。兇殺案起因於他代表該村121名村民舉報該村幹部的貪汙受賄行為。村書記曾幕後使人對胡文海行兇，企圖殺人滅口。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舉報壹直置之不理，使胡異常失望。他最後選擇了極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後陳述中說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汙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上交的400余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沈大海，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勾結欺壓老百姓……。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註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與國家機構相重叠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舉世罕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1947年英國治理印度時，印度人口4億，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萬，而印度種姓階級和宗教語言復雜萬端啊！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187人。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6000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有2000多人吃財政飯。1999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580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1000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壹半！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徹底清理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的通知》，清查的結果沒對外公布，外界猜測當時鄉村兩級債務已經達到2000多億。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壹組數字：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壹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麽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有基層幹部推算，全國近3000個縣（市），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億～3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但有專家學者認為遠不止這個數。

2000年對四川省的100個鄉鎮政府的抽樣調查表明，有82個有明顯的債務，46%鄉鎮政府債務高於100萬元，有壹些高達120萬元。個別鄉鎮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預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縣級政府債務總額達739.2億元，平均每個縣負債4.11億元。其中鄉鎮債務279.7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552萬元。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2001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5倍，鄉鎮平均負債近2千萬元，村平均負債23萬元。以中國5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5.6億多元，逾期的就達4.9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6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1.4億元，而另壹“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4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3.34億元，村平近50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湖北襄陽的調查表明，襄陽縣鄉村債務驚人。1998年底鄉村債務為8.34億元，2000年清查是12.5億元，其中鎮級負債3.3億元，村級負債9.2億元。2001年6月普查為14.1億元，其中鎮級負債4.1億元，村組負債10億元。

湖北壹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余人都已經“罷工”。 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裏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誰願意從壹個派出所所長變成壹個流氓，現在是不得不變成壹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　

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的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壹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壹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壹事實，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鐘”了。

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茍活著的“準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壹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住鄉下，而到了98年，95%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裏。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5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勞動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老父母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湖北的壹個鎮政府出現全鄉的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妳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甭管妳逃哪去。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裏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壹身病。老了，鄉裏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裏，天理難容啊！”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裏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壹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幹”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壹塊三，見《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3 個月裏，棋盤鄉竟有4 個農民死於收繳稅費的過程中。壹姓堯的農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19000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14000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裏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11個村民關進壹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後，堯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2000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監利縣廣電局長蘇兆新有壹次在飯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顧壹旁有女領導在座。又壹次應邀赴筵，進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著壹個“僑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蘇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據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壹位女幹警，為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的人。蘇很快使問題順利解決。蘇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擾器”。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每臺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的平民來講，不是壹個小數目。縣人大常委會壹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著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裏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湖北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壹年花掉農民血汗錢39.4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31.6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汙挪用公款的幹部1000余人，涉及金額32億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納交售糧食、油料，但從來沒有得到壹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壹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年1月號）。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1998年11月24日淩晨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 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根據規定，家裏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200 元。火化費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這樣，死壹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農民壹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壹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壹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裏人看他死了，怕鄉裏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裏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裏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1992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和省紅十字血液中心舉行了首次承包經營合同簽字儀式。在承包期內（1年），省血液中心將完成生產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產值2000萬元。政府為號召廣大農民獻血，積極組建血站，並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員為鼓勵開辦血站，還出面為血站剪彩助威。為了能賣上血，多數人員徹夜排隊，甚至開後門，排隊賣血成了當時河南的獨特風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區防疫站的技術員王淑平首次在獻血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並迅速報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認她的檢測結果。王將血液樣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處檢測，得到進壹步的證實。中央政府備感震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締所有的有償獻血，並關閉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締血站，反而辭退了王。艾滋病乘機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絕癥，地方官員不施醫藥，還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華勢力服務”為詞，禁止為病人義務診治的壹位老醫生赴美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獎金。

全國上下400個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個。有些血站就是壹臺小拖拉機上放壹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

當地醫療部門的嚴重失職的行為，造成艾滋病泛濫。對待這些賣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換針頭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絕或減少艾滋病的傳染。他們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個針頭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當地的醫療部門管理能好壹些，當地的政府部門能及早采取措施，這些無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絕艾滋病。目前，地下賣血活還在河南地下湧動著。

全國的生物制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精明和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頭鳥”著稱的武漢人不會想到，自1992年以來，河南的血頭就是將這些大量的汙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制藥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幹擾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這些營養藥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萬名各界人士在網上聯署，致函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狀告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間，蓄意隱瞞地方賣血染上愛滋病情況，導致愛滋病迅速擴散，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高達80多萬人，加上未檢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壹數量相當於整個歐洲艾滋病毒攜帶者的總和。大批愛滋病患者在缺醫少藥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處理愛滋病，國際援助完全不是問題。有錢、有人、有經驗、有醫生，卻被河南政府拒絕了。政府說河南人是有骨氣的，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看看法國的汙血案，由於政府對血液管理不當，造成輸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數達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國公眾和法國輿論抗爭下，法國當局不得不多次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將法國前總理送上被告席。法國前衛生部長判刑四年，相關當事人以及壹批官員均獲不同刑處。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輿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誌星不堪村民的歧視，先後殺害8人，重傷1人。事發當日，兇手李誌星在公安幹警及群眾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殺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兒心中充滿了仇恨,他們發誓要報復醫務人員,炸毀血站。

南街從來沒有民主選舉，財務也從不公開，決策是壹人說了算。1999年王宏斌決定投資2000萬元上馬永動機發電。左右都反對，他卻壹意孤行。結果，折騰了4年，2000萬元交了學費。他的獨斷專行做法引起群眾不滿。南街大修廠廠長耿宏，因廠區衛生檢查不合格被撤職，並且命令他從所住樓房搬出。這種蠻橫做法引致風波。有人說：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裏裝著哩，想給誰掏出來，不想給裝起來。所以，他被人私下稱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職工編入民兵組織，實行軍事化管理。上崗前要經過壹段民兵訓練。這就是克隆“大躍進”時搞的“全民皆兵”，“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把南街變成壹座軍營。對職工工作，曾實行每月評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標，10個必須評出1個最差職工，從工資上體現懲罰。還在職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項是“查壞人壞事”，挑動職工無中生有，制造矛盾，便於控制。對所謂犯錯誤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黃坎肩，到板車隊勞動改造，對職工施用專政手段。很長壹段時間，職工沒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為什麽剝奪職工休息權？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在這種環境中，職工就只有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權利了。

壹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余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壹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稱壹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裏，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 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壹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制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麽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壹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

自由民主人權的意義

第壹章 人權論

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權；沒有人權的民主，就是假民主；用假民主概念，絕對無法建立壹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人權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中國在在經歷了王權和皇權時代，目前正處在黨權時代；即將轉入人權時代。因此，弄清楚人權概念非常重要。 任何學科的構建都需要幾條公理作基礎來發展他的體系，幾何學用了5條公理作基礎。民主政治學的公理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出博愛。自由、平等、博愛構成了人權的主要內容。人權是民主的出發點, 也是人的本質。 按公理體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構造壹門學科的最基本概念，它不能定義，只能大致解說，稱為元概念，用它可定義其它概念。民主政治學的原始概念是權利，由權利發展到人權，由人權發展到契約論——組織政府、建立國家，從而發展到權力概念；由權力再發展到三權分立、權為民所授——形成周期性的自由競選的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的美德是公平或正義，名之曰：自由平等博愛，簡稱為人權。 專制政治學的原始概念是義務，由義務發展為服從，由服從發展為暴力集團，由暴力集團發展為專制國家，為奴役人民發展出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的儒學。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級制度是專制政治學的公理。儒家講的是專制的之理、特權之理。所以，專制社會的人生來就是奴隸；奴隸的美德就是服從，名之曰“忠孝節義”，在上者享有特權。 第壹節 人權的起源與發展 1.人權的概念 人是有尊嚴和價值的存在，是有理性和良知、能夠進行道德選擇和自由活動的人，這是權利概念的基礎。在民主政體中，權利是核心價值。 （1）權利。權利[right]是人追求尊嚴、要求利益的資格；有三個屬性： 1）天賦性，指權利出於神賦予人的天性，不由人和社會賦予。 2）自由性，即權利可行使、也可放棄，絕大多數情況下人不會放棄權利；人有時因健康、經濟等原因放棄壹些權利，但沒有人願意放棄生命權[安樂死、恐怖主義分子例外]。 3）正義性，指人權不可侵犯。“權利”指的是“各種邊界”，這些邊界設定了個人合法活動的範圍，沒有本人許可，不得跨越。而個人權利的邊界也是對國家權力的“邊際約束”。國家權力是個人權利的剩余範疇，而個人權利卻不是國家權力的剩余範疇。 4）個體性，權利是每壹個人作為壹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存在的標誌，是每壹個人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的依據和體現。如果沒有了權利，或者說，如果權利受到了侵犯，那麽，自己就不復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命運就要接受別人的擺布，生命就會陷入如履薄冰的恐懼，隨時會面臨滅頂之災。 （2）人權。人權就是人之為人按其本性應享有的權利，只要是人，就有資格享有人權，別無其他附加條件。正如《世界人權宣言》強調的：“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壹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條件”。以“人”的名義而享有某項權利，並不排斥他人也可享有這項權利，人權是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間的所有人所具有的唯壹相同標誌。 人權是壹種道德權利，人權在根本上是由道德而不是由法律支持的權利。它與外在的權威無關，它先於國家而存在。只有人權是天生的權利，可把人權稱為“天賦人權”。人權是其他權利的基礎，把從人權派生的權利，統稱為法定權。  人權是形成人類文明的基礎。人權是近現代文明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人類創造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並以這些理念，依照博愛與正義原則，設計出各種民主制度。近代以來，人類的壹切社會進步都與人權密切相聯。如政治的進步涉及人的政治權利，經濟的進步涉及人的財產權、勞動權、發明專利權，教育的進步涉及人的受教育的權利，社會福利的進步涉及人的生存權和享受福利的權利。 2．人權的內容 人權就是人生而帶來的權利。人生而帶來的人權有：生命尊嚴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反抗壓迫的權利。這裏主要闡述生命尊嚴權，其他權利在後面的章節中敘述。 在所有權利之中，首要是生命權利，從中再衍生其它權利和自由。生命權利不單包含生理或動物性的生存，而是包括有權發展個人的天賦和身體各部份的能力，使人能享受生命。從生命權利可引申出以下的權利：活得有人性尊嚴的權利、謀生的權利、住屋的權利、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及享有清潔和健康環境的權利。 生命權——指人的生命過程中所擁有的、不可或缺的壹切權利，即人權本身。生命權是其他壹切權利的載體和終極依據，它是壹個人所擁有的壹切權利的源泉。生命權具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性和自足性，它獨立於社會制度和法律規範，永遠不會被其他價值和規則壓倒。 上帝說：“不許殺人”，因此，不被殺害是生命權的絕對要求，這體現了生命神聖的原則，生命神聖→人權至上→公平第→生命神聖，這種正義的良性運行機制構成了人類社會價值觀的核心；自由幸福的生活是生命的最高要求，也是創造發明和人類社會進步的前提；平等博愛的社會環境是生命安全最好保障，也是實現人類正義和社會和諧的充分必要條件；人的尊嚴是生命的最起碼要求，也是人區別於野獸的根本標誌。  在浩瀚的宇宙，在廣袤的世間，天大地大，什麽東西能夠大過人命？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上帝的副本；人是神聖的，人是最寶貴的，人的生命是絕對絕對重要的！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人的生命尊嚴神聖不可侵犯。人是至高無上的，人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人神聖不可侵犯”表現為人權。 在萬事萬物中人的生命是第壹位的，人的生命永遠擺在第壹位！每壹個生命都是獨壹無二、不可重復的。對每個人來說，生命權是壹種獨壹無二的和不可替代的絕對權利，它不依賴任何道德、文化、法律而存在，它是人壹出生就固有的神聖權利，人的生命權高於壹切。 每個人在道義上對他人的生命都負有責任。無論是誰，都沒有權利傷害壹個無辜的生命。生命權不受任意的侮辱、損害、踐踏和剝奪。非經正當法律程序，生命權不受任何限制。對生命的重視和張揚，反映了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對生命價值的忽視和踐踏，昭示了壹個社會野蠻和落後。對生命價值的尊重，是壹個民族的倫理“底線”，是必須守住的最低原則。 人的生命權與動物的生命權是有重大的區別的。人是會說話會思想的動物，是追求尊嚴、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動物。因此，人的生命權必須體現出人的尊嚴和自由平等的屬性。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神聖的尊嚴。尊嚴是屬於壹個有靈魂的人精神上的東西。尊嚴指的是壹個人的自尊意識、自主意識、個人價值至高無上的意識。 自尊與人格有關，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平等待己待人，無霸氣，無奴性，無君子小人之分，不搞歧視。自主與主人翁意識有關，包含自我選擇的權利、自我實踐的能力和敢於承擔責任的負責精神。個人價值至上指的是生命的價值高於壹切，個人本身就是目的。  尊嚴是人的本質屬性的基本要求，是人終身最尊貴的價值——人的信仰、信念的反映；是人的自尊心和自愛心不受傷害、個人價值不遭貶低的權利、是每個人獨立的不可侵犯的自由得到尊重的權利；是每個人所應有的最起碼的社會地位並受到最起碼的尊重；是每個人都應被當成目的來尊重，而不能被當成手段和工具而遭到忽視或蔑視。  方勵之說：“人類尊嚴的價值標準是共同的，這就是人權，就是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分語言、不分宗教、不分信仰的普遍適用的人權。” 人權是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的集中體現，是人的需要和幸福的綜合反映。否認人權，就是否認做人的資格，使人不成其為人。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德國基本法第壹條明確規定：“人類尊嚴不得侵犯，尊重並保護人類尊嚴，系所有國家機關的義務。” 國家必須竭盡所能，提供清潔健康的環境及有足夠防禦性和療效的醫療設施，以防止嬰兒夭折，減低營養不良和傳染病，提高平均壽命。國家還需提供免費強制的基本教育。壹位周末在英國醫院打工的中國留學生說“英國醫院比國內的賓館還幹凈。走廊、窗戶、暖氣片上壹塵不染，清潔工每隔2小時要擦洗壹遍。英國從1948年起實施了56年的國民保健體系（NHS），保證了每個人特別是老、弱、窮者不再為生病擔憂。即便是臨時性訪英的外國人甚至是避難者，只要踏上英國，就可在任何壹家醫院或診所享受免費醫療”。 中國許多醫院不把病人當人，甚至把壹些無名氏患者扔掉，或把無錢的患者放進凍屍櫃凍死。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卻有特殊待遇——他們有自己的專用廁所，很幹凈；而醫院的病人廁所則臭不可進，過道上到處是汙跡。中國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沒有社會保障制度，何來尊嚴？  壹個人可能饑腸轆轆，但仍享有人的自由和尊嚴。生命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最神聖的東西。生命權是最根本的人權，如果沒有生命權，又談何生存呢？有哪國政府公然在國際上叫囂人權就是生存權的？壹國的政府把人的尊嚴降到畜生的地步，何來文明？ 為了生存，把生命置於險境，哪談得上生存權？為了所謂的生存，連生命都不得不放棄，這又叫什麽生存權呢？！為了生存，許多中國工人寧可被老板欺壓，也不敢吭聲。2004年張家口市壹家汽車修理廠，因壹個員工洗車時不慎將汽車玻璃打壞，結果老板命令兩個員工脫光衣服，在數九寒天裏壹個朝另壹個身上潑涼水，又相互毆打，造成壹人死亡的慘劇。 生命的尊嚴是至高無上的，在神聖的生命面前，沒有任何世俗之物稱得上高貴。任何世俗之物都應葡匐在生命神光中。生命至上的國家，往往是強國。 美國人把每個人生命看得比地球還重，美國政府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也是全力以赴。美國政府會那麽多的周折運回二戰中美國士兵的遺骸，表明了政府對個人宗教般的尊重。 2001年3月8日美國壹個法庭裁決：由於海岸警衛隊負有“救援不力”的責任，聯邦政府需向在暴風雨之夜遇溺的兩個小孩的親屬賠償1900萬美元。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亡的美國大兵家屬可獲6000萬美元的賠償。洛克比空難的死亡人員每條命是1億美元。美國人在越南尋找美軍士兵屍骨，每確認壹個失蹤士兵的下落，大約要耗資 100萬美元。 在美國租房，幾乎每壹間房門後面都有壹個牌子，上面用英語寫著對生命敬畏的警示語：“親愛的房客，如果發生火災，妳必須迅速離開，不要搶救火，不要救妳的財物，因為妳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比任何東西都寶貴。”

以色列的第三任（女）總理（GoldaMeir）說：許多以色列士兵打完仗回來，把自己鎖在房裏不肯出來，為他們在戰場上殺人而痛苦不堪。而那些阿拉伯人用恐怖手段殺害平民，殺完是歡呼，這些人竟將殺人當娛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者，非人也”。 中國的報上曾討論，如果壹個教授為救壹個農民而淹死值不值；多數人認為不值得。可美國人可冒著犧牲10～20個人的危險去救壹個傷兵、壹個人質。這是多麽不同的生命觀。 生命卑微的國家，則往往是弱國。在中國，物的價值、世俗的價值遠遠淩駕於生命之上。這樣壹種扭曲的價值體系，不僅是對生命的褻瀆，而且直接導致了國家的積弱積貧。  中國人的生命價值還不如狗。某市張老漢的兒子在醫療事故中死亡，法院判醫院賠3萬元，同時壹只寵物狗在寵物醫院被治死，法院判賠5萬元。 中國人的生命的卑賤，本該是個恥辱。可這個恥辱，居然成為地方官向外招商的亮點。他們不顧羞恥地向外商炫耀：在我們這裏即使出了人命，賠起來也比妳們那裏少得多。 人權的內容是分等級的。生命尊嚴權是絕對的，在任何情況下包括以其生命可換來更多生命的時候，社會也不能強制他放棄生命。生命尊嚴權為目的性人權或絕對人權，任何個人、組織、國家機構都不得侵犯。體現個人尊嚴的自由權、平等權也屬目的性人權的範疇，這些人權絕不能受侵犯。為生命尊嚴權服務的人權稱手段性人權，主要指財產權和參政權。 3．人權的來源 天賦人權，是指人在自然狀態下就已享有的權利，所以也稱作自然權利。自然權利指按本性應享有的權利，也稱天賦權利、天然權利。它不受人間任何意誌或權力的幹涉，只以自然法作為它的根據。比如對壹個人來說，吃奶就是天賦人權。 人權不是來自於國家的法律，而是源於人的自然本性，來自於上帝的賜予。人權必須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標準，必須以榮耀上帝為其首要目的。 1215年我國南宋史彌遠任丞相，長期專擅朝政、濫發紙幣，造成了物價飛漲、民生雕蔽，無人說不。而在西方，英王約翰橫征暴斂，貴族以天賦權利[natural rights]名義發動全民大起義，迫使英王簽署了大主教蘭頓（Stephen Langton）擬成的《大憲章》[Magna Carta]。《自由大憲章》被視為人類第壹部人權法案，首先是壹份基督教文獻。它維護了神賦予英國百姓以及基督教會的權利，它規定了許多對於臣民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保障，規定未經法庭審訊，不得對人民逮捕監禁；非經國會批準，不得收稅。這是英國的憲法之始，也是全世界的憲法之始，為人類邁向文明最重要的壹大步。 自由大憲章(1215)開頭就說 ：受命於天的英格蘭國王兼領愛爾蘭宗主，諾曼底與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約翰，謹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執行吏、典獄官、差人，及其管家吏與忠順的人民致候。 THE MAGNA CARTA  Preamble：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the archbishop, bishops,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iaries, foresters, sheriffs, stewards,servants, and to all his bailiffs and liege subjects, greetings.  從上面的英文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看：God被翻譯為了天。可見，中國用“天”來表示西方人說的神。因此，神賦人權絕對正確! 西方講神賦人權，人人平等的人權觀也就根深蒂固。上帝是通過聖經來表達的，這樣知識的權力高於軍權政權。知識的權力要高於王權，就必須要有絕大多數人支持才能抗衡王權。為把大家擰成壹股繩，就需要通過教會組織來動員。這導致分權、自由的成長！ 尊重人權，不是因人是高級的動物，否則就不需要稱為“人權”（human rights），只放在“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這壹大類中就行了；尊重人權，也不是因壹部分人是精英人物，能促進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而其他人的權益就不需要尊重了。尊重人權就是基於這樣壹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每個人是上帝創造的，每個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每個人都有上帝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說人權是上帝給的，就是強調它的絕對性，強調對它的擁有和使用是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任何統治者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來剝奪這種權利。無論博士還是文盲，在“天賦人權”的理論下都有平等的權利，根本不存在等提高素質後才可投票選舉的邏輯。 4．人權的發展 1789 年8月26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重要文獻《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簡稱《人權宣言》。《人權宣言》說：“對人權的無知、忘卻或者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壹原因”，“人們生來並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上是平等的”（第1條），“壹切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自然的、不可消滅的人權；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第2條），“壹切主權的本原來源於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人均不得行使未由國民明確授予的權力”（第3條）；“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自或經過代表參與制訂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經法律規定，不按法律手續，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7條）；“壹切公民都有言論、著作、出版的自由”（第11條）；“凡權利無保障、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第16條）；“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第17條）。  《人權宣言》的發表，打碎了君權神授的神話，否定了封建等級制，激發了人民的巨大熱情，起到了動員、組織人民群眾參加反封建鬥爭的作用。人們高舉“人權”的旗幟，給封建特權階級與封建專制制度以沈重的打擊。《人權宣言》成為法國大革命徹底性和典型性的重要標誌。法國大革命使人權的主要內容自由、平等、博愛傳遍了全世界。從此，建立保障人權、限制權力的法治社會，就成為人類社會的普遍價值理念和政治文明訴求。 第壹次世界大戰後，人權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註，1926 年出現了《禁奴公約》和不準虐待戰俘的《日內瓦公約》。 羅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向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指出：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的世界將建立在四項基本自由之上： 第壹，在世界上的壹切人都有言論與表達意見的自由；第二，世界上的壹切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保證世界上的每壹個國家的居民都能過壹種健康的和平生活。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使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能夠向任何鄰國發起侵略行動。這“四大自由”在七個月後載入了羅斯福和丘吉爾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這個《憲章》的自由價值與民族自決原則，動員了自由國家和殖民地、附屬國的廣大人民，奠定了反法西斯聯盟勝利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保護進入了《聯合國憲章》。憲章序言雲：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 1946年12月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規定：“各國對其管轄下之所有人民，有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尊重其基本自由之義務。”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宣告：“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而壹個人人享有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世界人民的最高願望；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第壹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壹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四條：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壹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第五條：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世界人權宣言》對所有的政府都有約束力（無論它是否簽署）。 《世界人權宣言》是第壹個超國家機構給各國統治者的行為劃上了禁區，統治者不得進入個人自由的領域，而且規定統治者有義務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否承認並保護人權已被看作各國是否接受人類文明基本準則的壹個重要尺度。 1966年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各國確定了壹些最低限度的人權保障標準。 第二節 人權性質 1．人權是普遍的個人權利 人權是人人可享的個人權利，不是指社會、集團、政府、民族、國家的權利。人權強調個人的權利、價值和尊嚴，強調人格的平等待遇；強調個人的首創精神、個人的才智和潛能的發揮；人權保障既是個人得以幸福的前提，也是社會得以發展進步的前提。 每個人都包含著壹切人的價值；個人的貶值就是人類的貶值。沒有個人尊嚴，就無人類尊嚴；若存在侵犯個人權利而不受制裁，就無人權可言。今天他的人權遭踐踏，明天妳的人權也可能遭相同的命運。人權的每壹次被侵犯，都是每個人的失敗。西方有壹句諺語，“對壹個人的不公是對所有人的威脅”，法國思想家貢斯當說過：“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個人毫無價值，全體人民也就毫無價值。”摧毀個人就是摧毀人類的第壹步。 英藉印度裔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小說《撒旦詩篇》出版後，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把《撒旦詩篇》定為對穆斯林的褻瀆，並發布了對拉什迪處以死刑的命令——任何穆斯林都可以執行。雖然拉什迪為他無意中傷害穆斯林的感情再三深表遺憾，但伊朗政府仍然以520萬美金懸賞追殺拉什迪，壹些伊斯蘭教徒集資繼續懸賞他的首級。 為了自己公民的安全，英國政府出動了安保人員，嚴密地保衛拉什迪。拉什迪走到哪裏，安保人員跟到哪裏，24小時不間歇地警衛，十年如壹日不間歇。每年保護費用高達160萬美元，耗費千萬巨資也在所不惜。為了壹個具體的個人，英國甚至不惜與壹個國家斷交，也絲毫不相讓步。這怎能不讓人感到西方人權至上的偉大，這也說明人是目的、國家只是工具。 2．人權是平等的權利，是人人平等享有的權利 人權是是人人平等享有的權利，具有非排斥性和非排他性。以天賦、容貌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天賦不高、容貌欠好的人去享有這項權利；以血統、出身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著血統不同、出身低微的人去享有這項權利；以金錢、財富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著身無分文、窮困潦倒的人去享有這項權利；以身份地位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身份低下、地位不高的人去享有這項權利；以種族、民族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其他種族、民族的人享有這項權利，以文化、信仰為條件而享有某項權利，必然排斥文化、信仰不同的人享有這項權利。

對於美國人來說，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追求壹個人人都能享有的自由生活，是比維持壹個強大的國家及其國際地位更重要得多的永遠的夢。為此，他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發達國家人人享有免費醫療、人人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人人皆享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所有的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這樣的國家有真實的人權。反之，在男女不平等、工農不平等、城鄉不平等、黨派不平等的極權專制主義國家不可能有人權。壹個金字塔的等級制的社會是以壓迫、剝奪弱勢群體的人權為基礎的，壹個平等的社會把保護弱勢群體的人權放在重要的位置。

 

3．人權是整體性的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中的任何壹項都是不可缺少的，向任何壹項基本利權挑戰就是向整個人權挑戰。1968年5月13日世界人權大會通過了《德黑蘭宣言》，其中第13條宣告：“人權及基本自由不容分割……”。1977年12月16號聯合大會通過的《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案》也莊嚴宣告“深切相信壹切人權和基本自由都是相互關聯和不可分割的。” 

不可能有孤立存在的生存權。例如，強調生存權、發展權而剝奪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權、遊行示威權，不是實現了部份人權，而是沒有人權；人就失去了尊嚴地活下去的條件。因為人權是完整的，缺少了部份就沒有整體。以某壹項取代其它，等於取消了在其它領域做人的資格。在任何壹個單獨的領域喪失做人的資格，就全面喪失人權。

譬如：礦難頻繁發生，就是因為礦工沒有結社罷工權。壹位陜西銅川陳家山礦難幸存的礦工道：“我們這個礦務局的領導層叫承包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包括：黨委書記、副書記、大礦長、生產礦長、經營礦長、機電礦長、安全礦長、工會主席。從這分名單中就知道工會代表誰了。工會主席年底是要分紅的，每年他們的分紅是我工作到退休也掙不來的。工會除了讓我們交會費，沒事了還查崗，發現工人有睡覺打盹的罰無赦。讓工會為工人說話簡直是癡人說夢，工會不過是政府、企業壓榨盤剝工人的壹種工具。工會主席不過是企業老總們養的壹條惡狗罷了。”

4．人權是沒有義務的權利

新生嬰兒沒有能力履行任何義務，可享有人權。因此，才稱為天賦人權。1649年美國麻瑟諸塞州制定的《自由體系》（Body of Liberties）規定父母不得為子女選擇配偶，不得過份處罰小孩，兒童有權向有關機構申訴自由與權利的被侵犯。1919年波蘭學者Janusz Korczak在《如何愛孩子》中說：“壹個人如果不把孩子視為壹個獨立完整的個體、讓他們享有父母同樣的基本權利時，不能說他是真的愛這個孩子”。1959年聯合國通過了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11月20日通過了《國際兒童人權公約》。

平等作為權利，是壹種絕對權利，不存在與其相對應的義務。作為絕對權，只需享有應當享有的權利，而不須考慮對他人的義務有無。

5．人權是不能剝奪的權利

人權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不能被剝奪也不能放棄的。放棄人權就等於放棄做人的資格，每壹個人都沒有放棄“人權”的權利。對於人權，我們只有尊重和維護而無別的選擇。

人權即不能被限制，也不需要監督，由於人權沒有排斥性與排他性，所以人權的享有無害於他人，人權與人權之間沒有沖突，人權訴求從根本上說，不是對利益的訴求，而是對人與人類的尊嚴的維護，即使人權訴求涉及到利益，那麽這種利益也已不是純粹的利益而成為必須得到滿足的人權的內容，而且這種滿足不會有害於他人。

人人皆享有免遭任意逮捕、關押和酷刑是壹項基本的人權——即便對執政黨的反對派、少數族裔、甚至哪怕是刑事罪犯亦是如此。專業警察隊伍在執行國家法律的過程中必須尊重所有公民。對壹部分人專政，不讓他們享有人權；實際上是否定了人權。

犯人的人權必須尊重，他有權不受打罵侮辱，必須讓他吃飽飯。監禁犯人僅僅是為了減少他們繼續作案的可能性。如果他們已沒有這種可能性，對他們人權的限制便不再必要。要糾正對壞人的報復心理。這種心理很容易對壞人懲罰過度，懲罰過度自己也變成了壞人。懲罰加愛心是糾正壞人壞事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節 權力的起源與性質

1．權力和國家的起源

馬克思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其實，是社會契約生出了國家。以中國為例：如果說夏朝的建立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那夏朝建立前，已經存在階級劃分（也就是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且夏朝建立的時候廣大平民加上少數奴隸會激烈反對。沒有任何的證據表明，廣大民眾反對禹建立夏朝。大禹由於治水的功勞，被大家推舉為首領，其年老時也曾試圖繼續禪讓，先後二次召集部落聯盟會議推舉後繼人，說明他本人沒有破壞“禪讓制”。可見，夏朝國家不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唯壹的解釋只能是：部落間矛盾和人與自然矛盾使人們締結契約，人們放棄部分自然權利組成政府，形成了國家。

自從有了人就有了人權；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下，人們間的關系是自由、平等的關系，但這種關系難以長久維持。在原始社會中，群體內的糾紛需要裁決，人們通過契約讓出的部分權利，權力便應運而生。氏族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機關是氏族議事會。氏族議事會，是氏族全體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決權的民主集會，是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氏族首領是被推舉出來的勤勞勇敢又有威信的人，他不脫離生產，也沒有強制的權力。壹旦他辜負了氏族成員的信任，可以撤換。所以，民主不是西方的專利，它是原始人創造的。

摩爾根已證明，3百萬年以前人類還生活在大樹上、山洞裏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擁有了自由、民主制度。摩爾根說，人類原始時代的政治的發展經歷了三大階段：第壹階段為部落酋長會議，由各氏族選舉的酋長組成政府，稱為“壹權政府”。第二階段是由酋長會議和壹個最高軍事統帥平行並列的政府，稱為“兩權分立政府”。第三階段是由壹個酋長會議、壹個人民大會和壹個最高軍事統帥組成的政府，稱之為“三權並立政府”。在人民大會出現之後，酋長會議依然存在，但它開始置於民眾的監督、制約之下。

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肺尼基沿海已出現壹批貴族統治的城市小國。其中有些已采用了共和制。此項制度在古希臘發展為初步的民主制度，此後在西方幾千年的歷史中便不絕於縷，最後成為了現代社會主要的政權組織形式。這遠非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制度可比。

君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是很晚才出現的，在西方出現於壹千多年前，在中國出現於約4千年前。4千年與300萬年相比，是多麽的短暫。可以說，民主是人類自然的政治制度；專制集權是人類社會中轉瞬即逝的畸形現象。歐洲人說：自由是古老的，專制是新起的。

2．權力是支配他人的力量，有三個性質：

1）強制性。以暴力為後盾，公民必須服從，政府機關不能不作為。

2）合法性。阿克頓認為：任何壹種不加分散的權力都是不受限制的權力，而所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是專斷的非法的權力，壹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衡量任何壹個政府是否具備合法性的惟壹尺度，就是看它的權力是否受到有效的限制。“對權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當壹個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時，它才是合法的”。權力的合法性乃是權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權力的合法性壹定是在權力應用之前就必須確定的。

在世襲制下，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血統、來自世襲。

在民主制下，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選民的同意。當代的政府是不是合法，不是靠其它國家的政府來確立的，也不是靠它的成就或民族利益的保護者角色來確立的，而是周期性地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認可才具有連續的合法性。表達同意的有效方式就是選舉。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經雙方同意並辦結婚手續，哪怕雙方事實婚姻，那也決不是合法的婚姻。

3）腐蝕性。阿克頓勛爵（1834-1902）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說：壹部人類文明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自由與權力的角力史。在大部分時候，權力總是占上風，追求自由的人偶爾也有機會得手。可壹旦得手，他們便往往站到權力壹方。權力具有天然的腐蝕性，無限的權力必然趨向腐敗，而人拒絕誘惑的能力是有限的，任何官員都有腐化墮落的可能。偉大人物幾乎總是壞人，即使在他們僅僅施加影響而未行使權威的時候也是如此。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已被全世界所有的明達之士奉為政治學的第壹原理。

第四節 人權高於主權

主權是壹個國家在其領域內擁有的最高權力。人權與主權的關系是：

1.人權是本，主權是末。人權是天賦的，主權是人賦的。所以人權高於主權。

人權是不證自明的，而國家(政府)的權力是需要證明的；人權是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力的原因。個人自主權先於任何政府權利和法律。每個人就是他自己的政府。

人們通過契約設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權，以抵抗他人、其他團體對人權的的侵犯。國家的壹切權力來自於公民的授權，這是反對皇權天授、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 

盧梭設想的人們結成國家的原始契約是：“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壹切權利全部轉讓給整個集體”；這樣，“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置於公意的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壹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因此，當個人服從公意時，他“不過是在服從他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壹樣自由”。

盧梭的人民主權論陷入了專制的集體主義的泥潭。主權必須由具體的個人行使。抽象的主權者本身無法行使這壹權力，它必須將權力交給代理人。這樣，當壹個公民將自己奉獻給全體人民的代表機構——國家時，他絕非像盧梭所想象的那樣沒有向任何人奉獻自己，而是向以全體的名義行事的那些人奉獻了自己。因此，人民主權學說很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現代民主制度在建制上，已區分了政治權力的權限與政治權力的歸屬問題。人民主權所涉及的僅僅是政治權力的歸屬及其形式，但決不意味著人民主權可以擁有無限的權力。

主權在本質上是有限的，這個限度就是人權高於主權。人權標明了國家權力的邊界，對公權力設置了限制。人權首要目的是要保護公民免受國家幹涉。普遍人權觀的目的不是為了對抗國家，而是賦予了國家更積極的道德使命，使國家的目的更為合理、正當。

2.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人權當然高於主權

自由主義常識告訴我們：國家是手段，個人是目的，個人的價值永遠在國家之上。從而可邏輯地推導出：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人權的價值永遠在主權之上。

所謂國家、所謂政府，是為了人的社會生存而存在，是為了人類良好生存的工具。從理論上講，國家本質上是為了全地域的公民而設的；現實表明，只有很好的實現天賦人權，國家才有存在的意義；國家不是鎮壓人民的工具，而是通過管理使全體國民獲得幸福的工具。國家、主義、財產等等都是服務於人、服從於人的手段，都沒有人的生命重要。然而，這些服務人的手段卻反被認為高於人類本身，豈不反客為主、本末倒置？這是愚昧落後的表現。

3．人權是永恒的，主權是暫時的

原始社會就有人權，卻沒有國家，當然沒有主權；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國家，也就沒有主權，但共產主義社會依然有人權。人權具有永恒的價值，人權是照耀人類的永久的燈火。沒有人權的照耀，人類就陷入了漫漫黑夜，人民就墮入了九重地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沒有人權，就沒有人類本身，就不會有人類的文明和進步！沒有人權，就沒有社會的道德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人權是我們天理良心的源泉；是道德和公平正義的根基；是民主政治的目的；是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基石。人權是人類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是文明社會的最高價值；是衡量社會制度、政治、法律好壞的根本標準。不管是什麽制度，如果人權不能得到保障，這必定是壹個壞制度；如果人權能夠得到認真實施的制度，壹定是個較好的制度。人權觀念，或者說人權標準，比較容易判別壹個政體是否是真正為了人民，還是假心假意，表面做壹套，背後另外壹套。人權是不管什麽條件下都要保證的、不能跨越的最低標準線。

4.人權與身俱在、身死依然在；主權甚至可有可無

如果公民把主權放在第壹位了，那妳的人權問題就會被人為的遮掩掉。妳的首要任務是保存自己。主權對妳只是壹種精神，民生問題還是要靠人權來解決。人只要活著，就得時時刻刻維護自己的人權、保證自己的尊嚴。

我們享有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可礦工們經常呼吸粉塵甚至吸入毒氣而亡；我們享有飲用清潔水的權利，可壹些地方的農村飲用的是汙染的水源，農民得了各種怪病紛紛死亡；我們享有生命安全的權利，可農民在賣血後得到的是死亡通知書——艾滋病。

人死後，人的屍體應得到尊重。剝皮、鞭屍、吃人、盜賣人體器官都是非人的行為，都應首當受到譴責。死人的名譽、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雲：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嘆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也就是說帝王的權力（或德）與我有何關系？帝王的主權於我是可有可無的，怎能高於我的人權呢？

當今的波多黎各在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人權狀況最好；可波多黎各在美國的托管下，至今不願獨立；美國每年給其大量的補貼，也不願其加入美國。波多黎各是個有人權、無主權的典型地區。

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壹貫堅持“政權>主權>人權”，將人民當作毫無人權可言的奴隸。對內殘暴兇狠如豺狼，對外孝順恭敬如羔羊。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屠殺了兩萬多中國僑民，鮮血染紅了巴達維亞的壹條溪水，被稱為“紅溪慘案”。可乾隆讓人對荷蘭使團答復說：“我對於這些貪圖發財遠離祖國，舍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按照清律，“壹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經商，或移居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 

1840年鴉片戰爭後，美國壹些地方政府通過了壹系列歧視華人的法案。如舊金山市政當局在1880年前後通過的14項被稱為“洗衣店條例”的法律，其動機就在於排斥華人。為避免與《1870年民權法》和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相悖，立法機關設計了壹種復雜的許可證制度。表面上看，該許可證制度對華人和白人不偏不倚，但沒有壹個條例規定給予和拒絕營業執照的標準。這就給了市政當局任意的裁量權，結果，所有華人洗衣店老板的申請均遭拒絕，而所有白人的申請則暢通無阻。

面對公然的歧視，華人洗衣店成立了壹個自衛性的行業協會──“同心堂”,為自身的權益而進行抗爭。在同心堂的鼓勵下，華人洗衣店老板益和與其他150家和他有同樣遭遇的華人洗衣店主壹起，決定照常經營他們的洗衣店。不久，他們全部被捕，壹場官司就此啟動。最後，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1886年，聯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壹致同意的判決：立即釋放益和等人；相關市政條例違憲無效。

發生在美國的益和案，再次證實了“主權高於人權”。因為，益和的祖國大清國當時的主權可謂喪失殆盡。大清國主權的喪失，並不意味著它的子民益和等華人的人權的喪失。最高法院在益和案的判決中這樣認為：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適用於美國公民，同樣也適用於非公民。可見，主權與人權之間也並不存在著什麽正相關。

當時去美國謀生的華人，大多是讀書識字不多、走投無路的貧苦人。就是這樣壹些素質不高的人在美國，最終把舊金山市政當局給掰倒了。顯然，這不是素質的原因，而是良好的制度環境賦予了益和等洗衣店老板強烈的人權意識。

有人說“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常常以上海外灘公園門外寫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為證。其實並沒有這塊牌子，有壹些遊園規則其中壹條是‘狗與××不準入內’，壹條是‘華人不準入內’。後來我們胡弄出‘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是添油加醋搞成的。

1843年11月17日上海開埠，外國人開始來到上海。1845年清廷公布《上海土地章程》，劃定了外國人居住區即租界的範圍，並且規定“華洋分居”。1851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3年的小刀會之亂，逼使許多中國人逃到租界躲避戰火。1854年租界中的西方人與清廷談判，取消了“華洋分居”的規定，租界逐漸成為上海的中心。

第壹，租界是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中國自明朝初年開始，直到西方殖民者東來，三四百年壹直堅持“片板不得下海”的國策。這是壹種把人民當成牲畜的國策，這是壹種把國家邊疆畜欄化的國策。租界是在這畜欄的邊沿硬性開設的壹面人性化的窗口。

1869年之後，上海租界的體制也逐漸成型。在租界的外國人，按照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原則建立了租界的政治體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租界無疑相當於壹個國外的地方自治政府。租界建立的這種“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體制，給許多中國政治家以多方面的啟示。租界讓晚清政府領教了什麽是法治。

第二，租界突破了滿清野蠻的主權。租界的最大“罪名”是擁有治外法權，租界內的事“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這是罪名嗎？不，這是人類新文明的勝利，因為它打破了野蠻和隔離，是對“片板不得下海”那種畜欄政治的粉碎性打擊。它沈重撞擊了世界各地愚昧野蠻閉關自守作威作福的禦民者和愚民者，成為非西方人群接受新型政治文明的開端。

無論何事，中國官員壹過問必定伴隨著索賄、打屁股、剝皮塞草、淩遲、滅族，他們眼裏已經根本沒有“人”。壹千萬平方公裏國土上的“治內法權”驅民如犬羊，有壹平方公裏國土上的“治外法權”把人民開始當成人去治理，實在是福音來了。

壹些人把“主權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試問誰的“主權完整”？是大清統治者的主權完整！大清主權完整時，願剝皮就可以暢通無阻地剝皮，願淩遲就可以隨時隨地陵遲，現在的租界地面不靈了！慈喜太後命亂棍打死記者沈藎，慘極，外國公使夫人紛紛向老妖婆抗議。按蠢貨們的邏輯，這是幹涉大清內政。確實幹涉得好啊！

鴉片戰爭打擊了滿族奴隸主政權。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也許仍在奴隸主專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眾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單靠中國人自身的進化是很難走出專制的，中國至今都沒有擺脫專制。

第三，租界是許多中國人奮鬥的夢想和希望所在。上海開埠之後，它成為中國的現代商業中心；1890年後，它又成為中國工業的發源地。租界管理得好，衛生，安全，有秩序。1914年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壹文曾說租界是中國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靜的地方。租界當局的征收賦稅、維護治安、路橋建設、市政管理、水電交通、消防綠化，乃至租界內西方人的工作、娛樂、生活方式，都逐漸成為租界外中國人的效法對象。1919年五四運動時，孫中山也說上海是自治區域的模範。

在租界買套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絕對安全，所以中國的富人和高級文化人，都爭先恐後在租界購房。由此，租界房地產走俏，租界規模不斷擴大。租界的房地產項目，開發壹個，紅火壹個，中國越來越多的成功人士住了進去。租界實際上成為中國的高檔模範社區，比租界外中國政府的統治區域更適合人類居住。

新式馬路，從租界不斷向外延伸；電報電話，從租界連到四面八方。奈克工程和海德生工程建成的外灘，至今仍令上海人感到驕傲和自豪。上海，成了中國的心臟。此後，無數的中國百姓，心目中出現了“大上海”這個偶像，“上海”這個詞給了他們以無限的遐想。

第四，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藝的發祥地。在清末報紙、雜誌大量出現之後，它又成為中國改革和革命的輿論中心。

第五，租界是人民的避難所。1898年康有為等通緝犯就是從上海逃走的。1903年“蘇報案”發，清廷欲淩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僅兩年徒刑。當時上海租界的人權狀況比內地要好。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大量難民擠過外百渡橋至租界避難，而在廣大內地則只有基督教堂或西方人建立的“安全區”才能庇護壹二。看來租界提供的自由而安寧的環境確實是中國“不幸中之壹幸”（陳天華語）。

西方的殖民擴張，將先進的西方科學文化，民主政治，傳播到了廣大的野蠻落後的亞非地區，是符合歷史進步性的，恩德無量。只要看看香港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九七前的香港就是有人權沒主權的典型。三年大饑荒，幾十萬人冒生命危險偷渡香港。

馬思聰是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是中外聞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曾以壹曲感情深沈的《思鄉曲》牽動者無數海外赤子之心，在文革中受到非人的淩辱，他因姓“馬”就被強迫趴在地上吃草。他於1967年1月鋌而走險離開大陸偷渡香港，為珍惜人才的美國所接納。

馬思聰的大哥在他逃跑後被懷疑知情不報，以他們在飯桌上發表的對“文革”不滿的言論入罪，全家被打成了“反革命”。其大哥當時已70多歲，在監獄裏幹很重的活；大女兒原來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被抓入獄後就死於獄中；第二個兒子被判12年囚監；小兒子判了8年，好端端的壹個家庭剎時就支離破碎。

馬思聰的弟弟當時在上海外語學院教法文，當時就把他抓起來，幾天後在學校跳樓身亡。馬思聰的妹妹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當時突然被隔離審訊，關在學校地下室，不許和任何人接觸，天天寫交代，壹關就是壹年多，而馬逃離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後才知道的。

馬思聰太太的兄弟也沒有壹個逃過魔爪。她大哥因此坐了8年牢；三弟被判了5年；三弟的太太也被判了5年。馬思聰到美國後居住費城。譜寫了“晚霞”、“家鄉”、“熱碧亞之歌”、“李白詩六首”等歌曲和器樂曲。文革後，中共又好言請馬思聰，承認馬思聰是愛國者。他沒有等到自由返回祖國的日子，1987年5月20日因心臟病發去世，終年75歲。

從1978年底至2003年底，中國留學人員總數超過60萬，遍及壹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回國留學人員僅17萬余人。120萬中國的高官們及其親屬定居海外，除定居港澳的16萬2千人外，統統在其它國家，其中有15萬高官家屬已加入了所在國的國籍，裏面就包括江澤民那美國籍的孫子。從2000年到2004年，移民美國的中國大陸人有30萬7千，移民速度僅次於墨西哥。目前居住美國的中國大陸移民總數已超過2百萬。

這些鐵的事實已雄辯地證明，許多中國人是多麽渴望做亡國奴！

壹個冒著生命危險偷渡的農民林在清對記者說：“我知道有些在美華人覺得我們這麽來丟了他們的形象。但是他們不了解我們的背景，不知道我們在中國是什麽樣的生活。我們辛辛苦苦幹壹年，糧食說上交就上交，拿回來的只是壹張白條，我們在海上飄泊，壹天喝不到壹口水，……我們中國就是政治不好，如果象美國這樣的話，大家也不會冒著九死壹生的危險來到這裏。在美國，打死壹個人都不會槍斃，中國想多生壹個孩子都要坐牢”。

有網友嘆道，如果國家不屬於人民的，那還不如沒有。難怪有人聲言：死也要死到國外去，難怪有人拿到綠卡後喜極而泣：終於可以不做中國人了！沒有自由沒有人格的人民，不如亡國奴；不把人當人看的國家，不如殖民地；血債累累罪惡滔天的主權，有不如無！壹個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沒有生存和自由的主權要它何用？

只要還有人因思想招罪、因言論入獄，只要還有形形色色的冤假錯案、處女嫖娼案，還有人權受侵犯、自由無保障，總之，只要把人當牛馬的專制壹天不消亡，只要還有同胞象牛馬壹樣活著，做壹個中國人，就是壹種恥辱！

5.人權是正義的，主權易邪惡

人們追求人權，反對特權、反對他人的貪得無厭的侵權行為就是維護社會的正義，會得到有良知的人們的支持、會得到正義政權的支持而實現社會正義。

19世紀初法國自由主義者貢斯當說：“公民擁有獨立於任何社會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任何侵犯這些權利的權力都會成為非法的權力。”任何壹種無視基本人權的制度都是邪惡的制度，任何壹種侵犯基本人權的行為都是邪惡的行為。

在周代，人們把國家主權稱為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曹劌論戰》壹文中，曹劌問魯莊公以什麽抗擊敵國的進犯，莊公說他給老百姓提供了衣食飽暖。曹劌說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了這份恩惠，所以老百姓不壹定擁護妳。莊公又說，大大小小的案件，雖不能說明察秋毫，但我確實盡己之心以求其實，使獄無冤枉。曹劌立刻答道，這就好了。妳盡到了妳的本份。由此可見，政府的首要職責是，在防止人民彼此傷害的同時，防止政府本身對人民造成傷害。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的根源，恰恰是政府自身。

秦始皇有主權，百姓無人權，百姓生不無死，不得不推翻暴政，尋找人權的出路。

晉朝“桃花園”裏有人權，無主權；百姓怡然自得，其樂融融。“桃花園”外殺聲震天，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

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對外代表國家主權；可在踐踏人權的時代，主權也保護不了劉少奇的人權。

孫誌剛到廣州去打工，上街沒帶《暫住證》，就被活活打死了。孫誌剛之死，說明沒有自由遷徒等基本人權，生存權會隨時隨地灰飛煙滅。孫誌剛事件表明隸屬於主權範疇的惡法和惡警對中國公民的人權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主權不是人權的前提和基礎，人權是主權的基礎，是主權得以存在的道義基礎和合法性基礎。國家不可以淩駕於人民之上，主權不可淩駕於人權之上。國家不是壹部分人剝奪另壹部分人的邪惡工具；國家不應成為掌權者牟取私利的特權。主權崇拜易走向權力崇拜。在中國，權力意味著財富，權力意味著腐敗，權力崇拜必然走向腐敗、走向邪惡。

人權是實現發展的前提與條件。人權的歷史表明，在人權越受踐踏的地方發展就越渺茫，沒有自由和人權就就沒有發展。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那個國家的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那個國家的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是壹個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壹個重要條件。

6．人權與主權的實力對比中，人權處於弱勢地位，主權是處於強勢的地位

統治階級用其軍隊、警察、監獄等工具來維護國家主權從而保護其統治權利，主權的保護是相對有保障的。而人權，作為個人的權利，卻是弱小的，它總會受到其他的社會主體的侵害，個人的私力救濟所產生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當政府權力危害到個人的權利，即主權危害人權時，其兩者實力的對比就好比大象與螞蟻；所以法律在執行過程中為達成公平的目的，應該對人權進行傾斜，使人權優先於主權。

普遍人權的觀念正是對“誰擁有強權，誰就擁有正義的原則”的否定。窮人比富人更需要人權。北京國企壹對失業夫婦，妻子快要生產了，因家中壹貧如洗，不敢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於是，丈夫借來壹輛平板車，拉著妻子去附近的壹所獸醫院找熟人接生。沒想到妻子偏又是難產，只好大醫院去。丈夫咬著牙，蹬著平板車壹路疾馳，妻子在車上痛苦地呻吟。當平板車來到壹個繁華路口時，警察攔住了他們。原來，這條路是國賓道，不許人力車經過。當時並沒有尊貴的國賓的車隊通行，但他依然堅持不放行。孕婦的呻吟和鮮血，警察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這名警察仍然“剛直不阿”。這丈夫只好蹬著平板車繞道前往醫院。等到達醫院時，大人和孩子都已失去了搶救的時機，雙雙死亡。晚上，悲痛萬分的丈夫，壹個人在破舊的家裏上吊自盡了”。

2003年6月4日，三歲小女孩李思怡被鎖在家中，唯壹的親人——母親被警察抓去，而無論母親怎樣跪地哭求，得知此事的幾十個警察，個個無動於衷，連壹個向親友告知求助的電話都不準她母親打！幾十年來，黨政人員都是這樣視國民如豬狗執行“公務”的。6月21日警方發現3歲小女孩李思怡已經死亡多日。

如果壹個社會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的社會再繁榮又有什麽意義？它怎麽能夠使人熱愛、使人留戀、使人向往？更不要說讓外部的人來尊重這個社會。

落後國家比先進國家更需要人權。中國吃壹頓套餐肯德基，至少要17.5元人民幣，而在美國吃壹頓同樣的套餐，只需要不到5元人民幣。中國電信的價格比發達國家高得多。壟斷價格侵犯了財產權——人權。

7．人權高於主權的國際幹涉

人權是全人類的，主權不是！人權的基礎是固有的人類尊嚴，而不是對國家有什麽用處。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每壹個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至高無上的尊嚴、都具有相同的永恒的價值！人的尊嚴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財富。我們被壹種共同的命運聯系在壹起，我們對其他人的命運不可能無動於衷。尊重人、尊重人的尊嚴和自由，是人類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所有人都有責任來保護人的尊嚴和基本人權。

人的尊嚴，其實是不分內外的。無論是誰，只要他淩辱人的尊嚴，殘害人的生命，就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林培瑞[Perry Link]說：“全人類，中國人及非中國人，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和平地幹涉任何政府以各種方式在任何地方試圖對我們人類同胞實行的專政”。

人權是超國界、超政治的。對壹國人權狀況提出批評絕不是幹涉內政。當希特勒迫害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時，別國的人民和政府難道沒有權利譴責嗎？

人權狀況好的國家，壹旦發現人權受到侵犯就立刻予以糾正。如美國發現虐待俘虜，立即發動全社會來制止。經過檢舉揭發，類似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就少了。這個效果不僅對美國，而且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壹個警告。

如果壹個國家人民不能抵制本國權力者對人民內政的幹涉，最終也無法抵制外來的幹涉。如果是為了捍衛人民自然的、基本自由權利，即使是幹涉內政，也是壹種迫不得已的選擇，有的時候是唯壹的選擇，它是不得已而為之。正義論認為，壹種不正義只有當它是為了避免更大不正義的時候，才能被允許。

人權高於主權是國際幹涉的理論基礎。聯合國、國際法院等國際組織風起雲湧。國際公約、國際法紛紛出臺。這都體現了國際幹涉的大趨勢。1971年國際法院宣布：人權是超越國界的共同責任，壹個國家的人權狀況要接受國際人權公約所設定的標準的檢驗，也要接受國際人權組織的審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就認為“任何壹個國家和政府，都無權躲在國家主權後面侵犯人權。”

人權的國際保護使人權發展進入了壹個全新的階段。當有充分證據證明獨裁者的主權確實在侵害人權時，國際社會有責任收繳他的犯罪工具，把主權還給人民。如發動侵略戰爭、推行種族歧視、種族滅絕政策等類行為，國際社會就應該對其主權進行限制與臨時剝奪以恢復人權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法西斯德國主權的剝奪和聯合國60年代以後對南非種族政權實行的以軍事、貿易封鎖和禁運的方式限制其主權就是體現人權大於主權的實踐。

2001年10月2日8名英國人在歐洲人權法院歡呼雀躍，而英國政府代表卻垂頭喪氣。人權法院判決，英國政府向這8名英國人代表的倫敦希思羅機場周圍居民賠償20億英鎊。原來，在倫敦最大的希思羅機場，每晚11點至次日淩晨6點有16班飛機起降，巨大的噪音使機場周圍居民的睡眠受到影響；這些受害者將機場訴之法院，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但從地區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未打贏官司。於是他們來到斯特拉斯堡，將本國政府告了。他們得到了極為滿意的判決。此案是歐洲人權法院眾多案件中的普通壹件。至今，加入歐盟的壹個硬性條件，就是承認人權法院及其判決。比如土耳其，極想加入歐盟，但國內人權狀況不佳，如果加入歐盟，將來可能招致諸多麻煩。所以，加入歐盟的談判多是人權談判。

俄羅斯聯邦完全承認聯合國人權憲章的優先地位，甚至憲法規定俄羅斯聯邦公民有權向歐洲憲法法院起訴俄羅斯聯邦侵犯人權的案件。

2004年5月19日設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就“古辛斯基訴俄羅斯”壹案作出判決，俄羅斯政府賠償古88000歐元的訴訟費用。7名法官認定俄政府違反了《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有關人權的條款，古在“2000年6月在俄遭到了非法的拘禁”。

俄羅斯聯邦現行憲法是目前世界上唯壹壹個至少在內容上規定人權最多的憲法。

第2條：人和人權是最高的價值，承認、遵守和保障人權是國家的義務。

第3條：人民行使權力的最高的直接形式是全民公決和自由選舉。

第13條：在俄羅斯聯邦，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任何意識形態不得被規定為國家的或強制性遵循的意識形態；在俄羅斯聯邦，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社會團體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第17條：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不可被剝奪並且每個人生來具有；實現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不得損害他人的權利與自由。

第18條：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具有直接的效力。它們決定法律的含義、內容及其適用，決定立法權和執行權以及地方自治的活動，並受到法院保障。

第24條：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必須保證每個人能夠了解直接涉及其權利自由的文件和材料。

第29條：保障每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禁止從事煽動社會、種族、民族或宗教仇視和敵對的宣傳和鼓動，禁止宣傳社會、種族、民族、宗教或語言的優越性；每個人都不能被強制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信念或被強制放棄自己的觀點和信念。

第46條：在國內現有的法律保護手段都已用盡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有權依據俄羅斯聯邦國際條約，向保護人權和自由的國際機構控告。

第62條：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在俄羅斯聯邦享受同俄羅斯聯邦公民壹樣的權利，履行同俄羅斯聯邦公民壹樣的義務，聯邦法律或俄羅斯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規定的情況除外。

近壹、二十年來，世界人權狀況整體上來說是在向好的反向發展，決不是什麽強調主權的結果，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用人權幹預主權的結果。正是人權標準的高懸，世界上所有的獨裁者不得不有所節制。就連世界上最兇殘的獨裁魔鬼，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當今世界，人權高於主權，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家長毆打孩子，國家無視人權，過去別國或別人不能管，自1945年以來別國或別人必須去管。有毆打孩子習慣的家長、損害國民人權的國家，他們唯壹的選擇就是接受別人的忠告或制裁。他國或別人的提醒或幹預，是壹個國家或家庭走向文明大家庭的必須。

自有了人權國際公約之後，人權變成了國際上關心的大事情。對於百姓而言，外國指責本國政府不尊重人權，是可促進本國人權狀況改進的。聯合國的人權組織每年都要對各國的人權狀況進行評價，並發布評價結果。每到此時，侵犯人權的政府就特緊張，生怕被聯合國定為侵犯人權的國家。各國人民應充分利用聯合國的人權講壇，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

真正重視人權的政府，應歡迎別人指出自己在保護人權方面的不足之處，認真改進自己的人權狀況；而不是反唇相譏，拿人權作外交鬥爭的題目。美國國務院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就大罵人家“反華”並指責美國的人權也不行。

中國政府把別的國家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叫做“幹涉內政”。這是把國內的規矩搬用到國際上了。在國內，中共“說壹不二”，不許老百姓“說三道四”；難道中共還有資格剝奪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嗎？不是西方人要把他們的人權觀強加給我們中國人，而是壹小批中國人要把他們的人權觀念強加給廣大的中國人民，而且是用槍作為強加的手段。

真正的主權把保護人權放在首位。所以，叫囂著主權有多麽重要的政府多半是主權不怎麽合法、合格的，抑或犯了錯要借主權的招牌來掩過飾非的！絕對的主權觀念意味著國際社會處於壹種野蠻的“叢林狀態”，絕對的主權會走向極權主義，會逃避人民的監督與控制；而“人權至上”原則將把我們引向壹個民主自由、正義博愛的文明世界。

第五節 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是關於自我發展、最貼近人的本性的倫理學；是壹套如何使人類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整個社會制度更貼近人性，而不是扭曲、乃至違反人性的社會政治哲學。

個人主義在本質上是關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關於個人自由的主義，是思想上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是感情上的個人主義，多元化是社會領域的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是經濟領域的個人主義，民主則是政治上的個人主義。

1．近代個人主義的起源

新教思想導致了個人主義。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思想家約瑟夫.梅斯特爾曾指出，路德的新教理論將個人主義這個魔鬼從牢籠中釋放出來。馬丁.路德藐視羅馬教會的革命含義遠遠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後再也關不上了。

宗教改革之前，普通人不能夠擁有聖經，也無權解釋聖經，宗教改革以後，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聖經，都可以直接與神溝通。歐洲社會的大幅度進步就是從更多的人認識聖經真諦開始的。對《聖經》的不同理解先是導致了持續頻繁的宗教戰爭，最後終於迎來了和解和容忍。“分裂”走完其自然的過程直到最後壹個不可分割的單位：個人，教會被帶到每個信徒的心裏，組織化的宗教被個人化了。

美國新英格蘭個人主義的傳統來自清教。清教移民追隨馬丁·路德關於“教徒個人的共同教會”的原則，組成了自願的公理制禮拜會，他們上面並沒有更高的教會來幹涉其自主權。這壹方面給予他們更大的生存靈活性，同時也掌握了更多的監督領導的權力。雖然這些個人主義的特征還遠遠不是個人主義本身，雖然清教徒並非民主派。他們的制度是政教合壹的，但清教對權威的不信任和重視個人的觀念卻是個人主義產生的溫床。由於他們尊重個人良知，他們允許壹定程度的宗教爭論，當時持異議者的主流正是要求更多的個人自由。

韋伯指出：傳統的基督教雖然有超越價值，有利於普遍主義的形成，但由於個人必須通過教會組織與上帝溝通，個人的意誌不具有獨立地位，不可能形成個人主義。新教摒棄牧師的權力和權威，代之以“每個信仰者都是牧師”的口號，新教將上帝的力量置於個人心中，作為他內在的權威——他對上帝的信仰和理解。與上帝的溝通實際上是壹種個人的自省與慎獨，上帝成了任何個人意誌與觀念的認可者。借助這位個人化的上帝，個人已經武裝好對付外在世界，個人憑著天賦人權獲得了自身的重要性。個人通過《聖經》和上帝建立的直接聯系給予了個人關於自己權利和責任的強烈意識，由此演變為靈魂的自決權和個人的神聖性。這樣，個人意誌就具有了獨立性與神聖性，個人主義就有了哲學和宗教的基礎；從而使個人主義發展為愛的個人主義，為西方近代自由民主運動作了精神準備。

2．個人概念

19世紀初法國自由主義者貢斯當相信：個人獨立是現代人的第壹需要，個人自由是“惟壹真實的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

美國學者愛默生解釋個人概念的四個層面：

1）個人的神聖性。神聖的個人是不允許他人的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員。“我不能出賣自己的自由和權力去維護他們的敏感（或面子）。”

2）個人的特殊性即個性。個性是壹個人的價值所在。無論如何，他都不應該犧牲自己的特性去迎合社會。“誰要做個人，必須做壹個不迎合者。”愛默生說：“每壹個新思想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飯囊……壹個人對世界比整個中國和日本王國加在壹起還有用。” 

3）個人的無限潛力。愛默生把個人視為社會和歷史的中心，他說：“世界不算什麽，人才是壹切；妳自身中有壹切自然的法則……妳應該知道壹切，妳要敢於面對壹切。”

4）個人的自足和個人的自治權利。　

3．個人主義的主要原則

個人主義是壹種有關人性的理論及對某種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體制的壹種態度或信念。這種信念或價值體系突出三個內涵：

1）以人為中心的並且由人來體驗所有的價值觀。胡適認為“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他的特性有兩種：獨立思想，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2）個人是目的，具有最高的價值，社會是實現個人目的的手段。在這個世界上，個人只是自己的主人，誰也沒有資格做他人的主人。任何壹個人都不是另壹個人的工具。康德說：“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任何人都不能被當作其他人謀福利的手段。每個人的義務首先是對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負責，既不為他人犧牲自己，也不要他人為自己犧牲。每個人必須靠自己來謀生、來贏得幸福。個人主義尊重他人的自由，自覺地把別人的自由當作自己自由的邊界，自覺地捍衛他人自由，堅定地反對任何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人是目的”這壹命題，確認了人的終極價值，最集中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信仰。

3）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個人主義不反對、甚至鼓勵人們自願地去幫助他人，鼓勵慷慨、仁慈、友愛，但堅決反對政府憑借手中的權力迫使壹些人為另壹些人作犧牲。任何慈善的行動只能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不得借口社會集體的利益侵犯個人的利益，以少數人利益的喪失換取多數人的利益是非正義的。個體的利益的不可侵犯是尊重人權的標準。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認為：“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壹次得到充分的發展，此後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和愛好”。哈耶克突出個人主義的兩個基本點：壹是“人”即“個人”，人的自由即是個人的自由，人權即個人權利，強調個人自由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絕對性；二是個人自由的“消極性”，即“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或者說在不侵犯他人或不受他人侵犯前提下的至上性。個人主義特別強調人的尊嚴，強調單個的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和尊嚴。個人主義最看重個人權利，認為其它所有權利都建立在個人權利之上，是個人權利的集合或表現，從個人權利的部分轉讓派生出公權力、法、責任等規範。

4．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不能共存的

個人主人認為：個體是集體的基礎；集體是基於個人利益的需要而設的，社會、民族、國家都從屬於個人；每個人是壹個小宇宙，代表了整個人類，也是社會進步的終極目的。

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判斷是非好壞，他只需要聽從良心的召喚，不需服從別人的意誌。自我作主，是人權的基點。要自我作主，首要的就是不受國家主權的幹涉。要人權就壹定要把權力排除於妳的個人生活的外面去。否則“自我作主”就是空話。

解決專制和腐敗的根本途徑，是高揚“人權高於主權”的旗幟進行抗爭。個人主義是強大的民主力量，是對抗專制的最佳方式。愛默生說：“民主的根子與種子就是‘捍衛妳自己’這個學說”。否定個人私利只會有助於壹小撮人的私利膨脹，每個人自我意識的發展都是對獨裁者自大狂的糾正，個人從獨裁者那裏贏回的每壹個權利都削弱了獨裁者對權利的壟斷。因此，壹切獨裁者都反對個人主義，他們從不喜歡老百姓把自己看成像他們壹樣的人。

青年毛澤東對個人主義的推崇達到了非常熱烈的程度。他表揚西方文化把個人而不是群體作為社會的基礎，個人在國家中獲得了極大的重要性。他批評中國文化強調宗法和等級，他說：“幾百萬的中國人像奴隸那樣活了幾千年，只有壹個不是奴隸的‘皇帝”。

毛以愛默生式的熱情宣稱：“可以這樣說，個人的價值超過宇宙的價值。”他否定所謂的毫不利己的利他主義，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虛偽的。

胡適認為人的個性不是外部環境能強加給個人的，“企圖用強迫手段來形成個性無異是把它扼殺在遙籃裏。個性不是從外部塑造而是從內部成長的，外部秩序的功能不是創造個性，而是為個性提供最合適的成長條件”。胡適認為，每個人的素質決定著國家的前途。

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反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他說：“現在有人對妳們說，‘犧牲妳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妳們說：‘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胡適號召個人要真實的為我，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這從根底上破壞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奴役理論。人在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後，自然敢於說老實話，敢於攻擊國家的腐敗。

民主的起點是個人。民主是為了每壹個人的自由、獨立、人權。這樣，才能夠保障每壹個人的尊嚴和人格，人才能過人的生活；這樣，每壹個人才能保證自行選擇其生活方式和自主處理其個人財富。民主是為保障個人權益而建立的壹套政治競爭機制。

集體主義認為：集體的權利是本，個人的權利是末；集體高於壹切；個人不過是實現理想社會的壹種手段，在社會目標面前，個人在社會的面前是卑微的，不值得尊重的；為了社會整體目的的實現，常常需要壹些人做出犧牲。唯有集體知道是非善惡，集體須給人民灌輸 “真理”。這是對公民權利的踐踏，因此，集體主義也就必然演變成專制主義。 

專制的起點是集體。專制社會裏的獨裁者為維護獨裁統治，最毒辣、最陰險、最狡猾的手法就是把國家主義灌輸給國人，並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剝奪每個人的自由，摧殘人的個性，從而剪除異己。他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他們依靠專制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

按亞洲價值觀：國家高於個人，國家的價值高於個人價值，等級高於選擇，義務高於權利，服從高於自主。個人的權利和尊嚴不重要，個人須服從國家即服從統治者的需要、服從他們轉移社會矛盾以維持自己統治的需要，針對個人的反人道行徑也談不上什麽罪行。

主權高於人權論，實乃國家主義之翻版。主權高於人權，實質是黨權高於人權。主權不在民，就不能保護人權，反而容易成為特權階級壓制人權、侵犯人權、取消人權的理由。譬如中共認為人權受制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受其教化的子民也認為：人權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國家賦予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當然無權享有。這不僅與全球化的趨勢相悖，而且不利於公民保護自己的權利，因為國家賦予的權利國家可以悄悄地收回。

有人說：政府通過憲法賦予公民權利。這種說法非常荒唐。因為憲法是公民制定的，公民無法賦予自己權利。就像張三無法賦予自己壹百塊錢壹樣。張三如果有這壹百塊錢，那自己給自己壹遍沒有任何意義；張三如果沒有這壹百塊錢，那賦予就無從談起。同理，公民也無法通過憲法賦予自己權利。如果公民本來就有權利，沒有必要通過憲法再賦予自己壹遍；如果說公民本來就沒有權利，寫憲法也寫不出權利來。那憲法中列舉的公民權利是怎麽來的呢？很簡單，這些權利是公民與生俱來的，憲法寫進它們是對它們的保障，而不是賦予。

為什麽憲法賦予權利的說法廣泛流行呢？這是壹個陰謀。它想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權利是我賦予妳的，妳要感恩戴德，擁護我的統治；這些權利是我賦予妳的，所以我可以隨時收回，也可以想給妳哪些就給妳哪些。比如罷工和遷徒的權利就沒給。

人們應明白，所有這些權利包括遷徒和罷工的權利都是與生俱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被莫明其妙地剝奪。中國憲法賦予了公民言論出版、遊行示威、結社的自由，中國具體的法規又取消了上述自由；中國人把自己的天賦人權不明不白地讓渡給政府，當自己遭遇政府和“家長”的蹂躪時，才想到自己的權利，於是又壹級壹級上訪來爭取本屬於自己的權利，最後上訪者又遭到了迫害。

5．個人與國家的關系

個人主人認為個人是國家的基礎，國家是個人的集合。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如下：

1)先有人，後有國家。有人說“沒有國哪有家”，這是顛倒是非！應當是：沒有人就沒有家，沒有家就沒有國。把國家比母親是不恰當的。人類的產生比國家出現得早，國家壹直是靠人民的稅收生存的。哪有母親壹直靠孩子養活和保護的？正確的比喻應是：國家是人民的孩子。我們都愛自己自己的孩子，但不能溺愛，如果他有什麽地方不好，壹定要指出來，讓他改正，這才有利於他的健康成長。

個人權利是原始的、優先的、自然的，國家權力是後發的、派生的、約定的。政府的成立以公民的自願同意為前提，國家只能作用於個人權利之外的活動空間。

美國在制定憲法時，曾發生過是否應將《權利法案》納入憲法的爭論。反對者認為，如將個人權利在憲法中列舉出來，會被理解為其余者均為政府權力；支持者認為，政府的權力有可能侵犯個人權利，因此需要將個人的壹些權利列舉出來，規定政府不得侵犯。最終雙方妥協：美國憲法修正案在列舉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權後，第九條明文規定，“本憲法對某些權利的列舉，不得被解釋為否定或輕視由人民保留的其它權利”。“人民保留的其它權利”表明，人權是固有的，不是憲法賦予的。它是先於政府而存在，由憲法來保護。

2) 個人是目的，社會、國家是工具是手段、個人的權利是本，集體、國家權力是末；個人權利限定了國家權力的界限，在個人權利的範圍內，國家權力是無效的。

尊重公民的權利是國家的天然義務。政府應尊重和保護個人權利，不得危及個人的自然權利。任何侵犯個人權利的國家行為都是不義的。對個人的權利是保護、還是侵犯，是衡量國家及其行為正當與否的最高道德標準，同時也對國家及其行為構成道德約束。

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妳的國家能為妳做些什麽，而要問妳能為妳的國家做些什麽”。這是壹句愛國主義的經典名言。

弗裏德曼認為這句話顛倒了國家和公民的關系。因為國家是手段，個人是目的。個人的價值永遠在國家之上，國家是為個人服務，而不是個人被國家所驅使。

肯尼迪的名言應更改為：“不要問妳能為妳的國家做什麽，而要問國家能為妳做些什麽”。這或許使國家的尊嚴蕩然無存，但它真正理順了國家和公民的關系，將被顛倒了的常識重新顛倒過來。國家不再神聖，人民才是主人，國家才可愛起來。 

日本把國家工作人員稱作“役員”，形象地說明了國家的實質。日、美等國家的公務員包括警察對前去找他們辦事的中國人點頭哈腰、服務快速而又周到。在那裏，妳不僅找到了做主人的感覺，還真正感受到了什麽是人民的“公仆”。而在中國國內，若找政府公務員辦事的話，那些“公仆”會把妳當成顧客，妳還得用紅包從他們的手中購回原本屬於妳自己的權利。此時，妳會感到什麽叫權力的異化，什麽叫主仆顛倒。

壹位去日本旅遊過的中國人說：去澳門，中國拱北的警察驗證後是把證件扔出窗口；從大阪入境、東京離境，日本警察是帶著微笑拿著護照手遞手交還給我。中國的警車會為領導或富人亮警燈開路；日本的警察為壹幫十多人組成反首相小泉的示威隊伍開路。日本的廁所都非常幹凈，且免費提供如廁用紙；日本的旅遊車經過六天幾百公裏的行程都是幹凈如新，師傅說他壹般兩個星期才洗壹次車；日本的國家公園（或神舍）都是免費開放的。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就宣稱：“我們合眾國是人民的產物”，這是人民至上而不是國家至上的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而不是宣布“壹切權力屬於國家”。總之，“國家利益高於壹切”從法理意義上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應該被判極刑。

3)個人權利取最大值，國家權力取最小值，國家權力是單個人走到壹起過共同的社會生活所必須的權力，是組成群體的個人的權利相互加減乘除之後的剩余權力。人類是永恒的，國家是暫時的。國家或社會都不如組成它的個人重要，個人價值高於社會價值。

諾齊克斷言：“如果要防止國家成為壹部分人中飽的私囊，卻采取強化國家、擴大其功能範圍的做法，只能給腐敗造成更多的機會。”他說：“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個人的權利居於更優先、更根本的地位。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決定國家的性質和職能，而不是國家的需要決定著公民自由度的大小。既然國家是由平等的個人構成的，國家在所有的個人之間就必須保持中立，不能為了壹部分人的利益去強行剝奪另壹部分人，那怕其動機是善意的也不行。任何利益和福利的轉移只能基於自願的原則，否則最善意的動機將導致最卑鄙的惡行。”

韋伯說：“國家本身不具有內在的價值，它只是實現其它價值的壹個純粹的技術性工具”。

可壹些中國的知識者把國家視為終極價值，國家成了他們心中的“上帝”。中國的士大夫有壹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把救國救民視為己任，從這種使命感的背後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對壹般民眾的優越感和傲慢感，陷入了驕傲的罪性中。

當主耶穌基督受彼拉多審判的時候，他莊嚴宣告了“我的國不在地上”。上帝的國不同於人間的國，它沒有民族與國家的邊界。如果愛國高於愛靈魂、高於愛神，就不符合聖經了。不能國家高於上帝、組織高於個人、政權高於靈魂。沒有真善美的神的光照，愛國只能是轉移視線的工具、爭權奪利的外衣、某些人英雄夢的輿論支持！

在美國，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愛”來號召的－－愛上帝賜予美國的人民這樣壹塊土地、這樣壹個國家、這樣壹個社會，通過對“愛”的號召以釋放人民保衛美國、團結奮鬥和抵抗攻擊的“愛”的力量。這是美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第六節 人權教育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人神（假神）崇拜，崇拜的是具體的人——祖宗，崇拜的方式是盡孝道；儒家移孝作忠，崇拜的對象是君王——天子。在子女的心中，祖宗就是神；在臣民的心中，皇帝就是神。由於中國文化沒有進化到抽象的獨壹真神的崇拜，因此中國人無法產生普遍的抽象的人權正義觀。所以，進行人權教育尤為必要。

1．尊嚴教育

人權教育是關乎人類尊嚴的教育，就是幫助我們了解“人之所以為人”所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包括生理、心理及精神方面的發展，也讓我們檢視社會上有哪些問題是違反人類尊嚴，以及涉及公平、平等的問題，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議題，從而采取行動、解決問題、去除阻礙人權發展的因素，建構壹個美好的社會。

人權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不斷地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人性的行為法則，社會成員從而意識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可見，“尊重”是人權的基本概念；互惠的權利與責任，是公正社會中每個人所應謹守的契約。因此人權教育即是尊重、合作、公正、正義等觀念的教導，進而促進個人權利與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踐。

美國人的舉止行為，在自己的家和在公共場所有明確的界限。關起門來盡可以自由自在為所欲為。在公共場合首先要想到有沒有妨礙他人，包括降低自己說話的音量。這表現出對他人的尊重和本身的教養，用發怒罵人來維護自己的尊嚴肯定事與願違。

壹個住過美國的網友說：“我在公車上踩了別人，對方主動給我道歉。開始我很迷惑，人家是不是在說反話呀？後來處的美國朋友多了，才明白人家是真心道歉。因為美國人認為公共場所（包括在公車裏）應該大家平等分享的。如果不是他占了那個位置，我也不會踩在他的腳上。所以他們被我踩了，還心平氣和地說對不起。”

2．剝奪尊嚴的狀況

在21世紀，等級觀念早已落伍了。尊嚴和等級特權地位是對立的。有等級觀念的人不但自己心甘情願地給地位高的人下跪，而且還要求地位低的人給他下跪。那種仆人對主人的服從，愚民對上者的崇拜，能叫“尊重”嗎？  壹些花錢買媳婦的農民對前去解救的民警大打出手。他們為什麽這麽理直氣壯？這麽蠻橫？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花了錢，媳婦就是我的。2000元就能買壹個人的生存權，就有權力將女人用鐵鏈子栓在屋裏，剝奪壹個正常人的自由。 作為壹起強奸案的兩個角色，受害人何某生下了壹個女嬰，而犯了強奸罪的樊某被判刑3年。如今，何某遇到了難題，她被通知，要想給孩子上戶口，必須繳納罰款，原因是她年紀未到就生了孩子。計生部門逼要罰款 ，14歲少女無奈要與強奸犯結婚。 湖南郴州壹農民因超生，兄弟倆的房子被政府壹塊給炸了。農村計劃生育標語：“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鋸樹牽牛；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寧肯家破，不要國亡”。 “寧增十座墳，不增壹個人”。武漢市黃陂區蔡店鄉壹位婦女超生第三胎臨盆之前，計劃生育服務站人員強令她墮胎。在引產手術之前，嬰兒已經順利產出。該健康嬰兒被活活扔入大糞池，未死。後有壹位老婆婆經過，見嬰兒掙紮在糞水中，將其救起，洗凈以後欲將其抱養，不幸又遇該計生員。計生員將嬰兒從老婆婆懷裏奪走，在眾目暌暌之下，將那九死壹生的嬰兒摔打腳踩，並活活掐死在水田中。魯迅故鄉浙江省紹興市的壹個縣城，壹名剛出生的嬰兒因母親無準生證而被有關人員將剪刀刺入嬰兒腦部而活生生的殺死。 屠嬰者是在充滿仇恨的心理狀態下進行屠殺的。就是在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也沒有為了生存得好些而殘殺自己族內幼獸的。唯獨部份中國人為了某壹目的，熱中於屠殺自己同類的幼嬰。這些殺嬰者竟是自稱是先進文化的代表，13億中國人就生活在野蠻殺嬰文化中。 計生幹部完不成任務，壹律扣50%的工資。那些黨的計生員的官位、權益，是建立在屠殺嬰兒、制造悲劇的基礎上的。行這種政策就是暴政。 壹胎化政策導致我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直逼120（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嬰對應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嬰），而正常值是103-107。照此趨勢，到2020年，全國有4千萬男子無女可娶。將大大引發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各種復雜的社會問題。根據國家權威機構統計，1993年以來中國社會性侵犯、性暴力等案件，每年呈68%的增長速度遞增。 新華網2004年9月23日報道：在協和醫院的衛生間內發現了出售腎、肝、脾等人體器官的小廣告。記者來到協和醫院，在醫院門診大樓所有男女廁所中都能看到出售器官的手機號碼，有賣腎的、賣肝的、賣脾的、賣骨髓的，其中賣腎的最多。記者查訪了京城12家醫院，發現共有120多個廁所單間內寫有出售人體器官的廣告，售賣器官者達160余人。 某高幹患有嚴重的眼病，想做器官移植手術，換壹雙年青健康的好眼。於是，公安局就把壹個打成“反革命”的小夥子處以死刑。最殘酷的是，為了確保被移植的眼睛鮮活，執刑者和醫生壹道，竟先動手挖出小夥子的雙眼，然後再把“犯人”槍斃。 歐洲議會對中國政府摘取死囚器官壹事深感震驚，強烈譴責：“這是壹種犯罪行為，明顯地違反了國際上關於尊重和保護犯人尊嚴和身體不受侵犯的規定。”紐約長老教會醫院醫師肯尼思.普瑞格說：“中國當前的器官移植系統違反了最基本的倫理標準......世界性的器官移植組織應該開除中國的器官移植大夫，直到這種情形改正過來為止。”  2000 年，山西太原人於勇剛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行刑前，死者母親張金仙每天打電話到法院查詢得知其兒子9月28日會被處決。她預感法院和醫院會像以往那樣，將死囚的器官摘取賣給醫院的病人。她9月27日再次給太原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長打電話，懇求他不要動她兒子的器官。審判長說“這次壹個也沒有”。但執刑當天，家人不準見死囚最後壹面，也無法收屍。刑場設在焚化場內，停在焚化場帶“刑”字的面包車，隨後就出現在醫院裏了。當天處死的三人，其器官據信被立即移植到患者身上。 張金仙說：封建社會罪犯被砍頭，官府還讓親人活祭，灑酒送行。美國“沒有人權的國家”執行死刑還允許家屬在場領回屍體，而“有法制”“有人權”的中國，竟連最基本的人道都沒有。不單如此，她兒子還被挖腎扒皮，這比日本的731試驗部隊搞人體試驗更惡劣。 中國的法院宣布處死犯人，事前並沒確定具體的日期，大都是當天宣布馬上執行。這樣壹來，死囚若在外地犯了案，在外地處決，其家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執刑的日期，更不可能馬上趕去收屍。法院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以“無人收斂”的理由，把屍體賣給醫院，醫院再把它賣給病人。中國演員傅彪大約花費30萬元移植的完整肝臟來自壹名山東死囚。 楊君醫師揭露了壹個犯人被拉到醫院中處決的案例：“公檢法人員先正式對犯人進行驗名正身，然後把他帶到後院的車庫，臨時改作摘取器官的手術室…在周圍約十來人環繞之下，他被領到門口，他面孔朝下，躺在地上，壹名法警在他腦後劃有壹個黑點的地方扣動扳機。槍決後，醫師立即給屍體打註射，來維持他心臟的功能。他被擡到臨時手術房…法院和醫院領導在壹個房間觀賞閉路電視，看他的心臟被移植到壹個病人的胸腔內。同樣的壹幕，五天後又重演壹次，另壹個死囚的心臟以同樣的方式被移植到壹名病人體內。  把醫院當刑場，犯人壹槍斃命後，就立即掏心挖肺，這種野蠻，藐視醫德的作法，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國唯獨的壹家。 2001年6月，壹名天津武警醫院的燒傷科專家王國齊在美國國會作證，他說自己不下百次被派到刑場上去搬運屍體，並進行剝皮(天津建了壹所皮庫)和摘除眼角膜的工作。 王國齊大夫表述了他的親身體驗：我們車輛離執行地點的距離只有不足八米，當屍體擡進救護車內時，車內人員連忙用剪子去除衣服，在腹部作十字形大切口，迅速取下了囚犯的二只腎臟，並浸泡於生理鹽水的透析液內，當時我在車下，聽到車內說，取下腎臟的時候死囚犯還有心臟跳動及呼吸。 牡丹江市心血管醫院的楊君大夫說：手術前後醫院都以宴會來款待法院人士，並交給他們“紅包”。楊大夫說，他有壹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跟壹個同事同車，交談之下才知道她是去送三萬元給法院，作為取得壹具屍體的報酬，因為該院要為病人作心肺移植的手術。 德國《明鏡周刊》報導說，早在十多年前，哈根斯就和中國進行屍體和器官的交易，哈根斯的塑化人體標本不僅在世界各地展覽，還收到很多來自大學和醫科研究所的訂貨，可謂名利雙收。 據2004年1月9日的民生報報道：臺灣每月都有“換腎團”出發到大陸，100萬左右的臺幣可以包住包吃包換腎。大陸各醫院部門主任親自迎送，有如拜財神爺壹樣。但那些死囚，很多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屍體會被肢解瓜分，其親屬更沒有壹分壹毫的撫恤金。 加拿大環球郵報消息指出，在溫哥華壹名從事腎臟移植國際貿易的商人生意興隆，安排了不少加拿大腎臟病患到中國上海接受手術。報道說，上海已經成為移植用人體腎臟的主要提供地。據韓國器官移植協會的統計，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韓國病人從1999年的兩例，增加到2003年的73例，而今年到8月底為止，已經有124例。 馬家爵被秘密處死，犯人被處決的消息，連家屬都不知道。其家人還是因新聞記者跟蹤訪問，才從記者的口中得知馬家爵已被處死的消息。死者生前的行為再惡，他及他家屬有權在刑前話別，有權對身後事做決定。“人性化”的執刑方式與馬家爵無緣，大家很有理由懷疑──馬家爵的屍體被公檢法及醫院肢解了，他的兩個腎和肝、心及眼角膜、皮膚，已被移植到壹些患者身上了。如果這些器官捐贈是出於自願的，那造福別人，是好事壹樁。如果公檢法醫不問自取，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則比馬家爵殺人的罪孽更深，影響面更廣。 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人們的愚昧。為什麽愚昧？原因並不是貧窮，而是對人權的宣傳教育太少，沒有從小學起就普及人權的基本知識。看看我們的小學生課本，愛國之類的文章、空談高尚的文章壹大堆，實實在在的人權知識很少。很多人上完學後腦袋還是空的，真正的道理還是不懂。當前社會大量出現愚昧事件，實在是對我們的教育內容壹大嘲諷。

 

第二章 財產權

第壹節 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

生命權本身意味著每個人有權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隨著工具的出現，私有財產隨之產生。私有財產權系指個人財產不能被肆意剝奪的權利，個人有權支配自己的財產。個人的財產權是基本人權的壹部分，指個人對來源正當的財產的排他性占有、使用、轉讓、繼承等權利，它是天然正當的權利。它是人類謀求生存、發展、建立和擁有家園的權利，是生命權的延伸，是有人類自由與尊嚴的保障。

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觀念的確立既有羅馬法律傳統的支持，也有宗教權威的支持，而且，聖經對於掠奪或侵犯他人財產(尤其是窮人財產)的行為是加以譴責的。私有財產權的確立導致私有制的誕生，加速了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

法國人權宣言(1789）第17條說：“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即財產權，在下列特定情況下可受到“輕微”的侵犯：1）緊急情況；如救人性命。2）非常緊迫的理由；如警察為追捕歹徒而臨時占用等。3）事後有充分的補償或者能帶來巨大利益。

私有制是文明的基石，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結晶。沒有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這條鐵律，現代文明的壹切重大成果，就不會產生和發展。

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保障。財產權為個人創造了壹個不受國家控制的領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動範圍及統治者的專橫意誌。財產權是抵制統治權力擴張的最牢固的屏障，取消了私人財產權，壹切財產歸國家，個人只能完全依附國家，也就只有聽任國家擺布而失去任何政治、思想、言論和人身自由。剝奪個人的財產權，否定了財產權，也就使人們生存失去了動力和條件，這樣的社會對人類生活毫無價值。

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個人財產權是實現個人自治和保持個人尊嚴的必要條件。個人財產權使得個人擁有自己可以控制並不受他人幹預的領域和範圍成為可能，從而使得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保有自己不容侵犯的隱私權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並不必考慮他人意願進行自由選擇，實現自己的價值。古今中外，每種新的思考和行動方式的探索者之所以能夠得到湧現，就是因為個人財產權的保障能夠使其蔑視多數認同的方式。惟有在經濟上充分獨立，個人才可挑戰政府權力，發表異議。摩爾（Paul Elmer More）認為，“對於壹個文明人，財產是比生命更為重要的權利”。對於文明人而言，將我們與野獸區別開的最主要的東西就是我們在世界上擁有的財產。沒有它，人類就不可能有任何超越獸類的想象力。

如果沒有占有和支配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人就喪失了維持生命的正當手段。沒有財產權，其他人權就不可能實現。取消了私有財產的社會，財產卻比私有財產制社會更為集中——普通人，所有的普通人都失去了財產權，而唯有掌權者壟斷了支配財產的權力，可他們卻不必為這些財產承擔任何責任。結果便是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饑荒。

第二節 私有制的功能

人間正道私有制，這是因為私有制更合乎人性，具有許多積極的功能： 

1.道德的根基

從亞裏士多德以來，私有財產就被看作是壹種自然法則。亞裏士多德反對柏拉圖的共產傾向，他認為只有私有財產的制度才能防止紛爭，使人產生博愛慷慨的美德。

新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反對財產公有和農民要求平分財產的“邪惡”主張。他說，“十誡是永遠不能被廢除的，‘不能偷盜’是私有財產的基礎”。孟德斯鳩說“所有權是道德神、私有財產是道德之魂”。這是壹句壁立千仞的至理名言。

韓非子曾說，山上出現壹只野兔，人們爭相追逐，每個人都想得到野兔，因為野兔的歸屬未定。市場上有上百只兔子，沒有人去搶。不是因為人們高尚，是他們知道那已是私有財產。這說明了只有私有財產制度，才能制約人們相互爭奪財產的無限欲望。

財產是社會的鎮靜劑。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即俗語說的“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人生追求，就不會作亂了。他的話並不表示儒家有了財產權的概念。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幹涉，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的意思是：作為國君千萬不能說什麽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個人利益了，就是都有財產權了，“上下交征利”，那國君還有什麽財富可言！這就是“國危矣”了。國君只有講究“義”，讓天下百姓只知奉獻，這樣，國君才有財富和地位可言。可見，儒家是連財產權都不給天下百姓的（最厲害的時候生命權都不給，“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話就是明證）。

可儒家的祖師爺孔子不譴責盜竊、還允許、鼓勵盜竊[有人偷羊，兒子告了父。孔子說：我黨不會上告，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就充分表明滿嘴仁義道德的孔子其實沒有道德。不尊重財產權，還有什麽道德可言？ 

據說遠古時代是天下為公，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道德水準很高。可天下為家後，就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盜賊亂作。經過儒家2000多年的調教，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日益下滑。由於儒家搞父子相隱、包庇盜竊；導致中國人不尊重財產，盜竊成風。

到如今，處處鐵門，戶戶貓眼；結果是：大盜小偷橫行，大多數中國人停在家裏的自行車至少被偷過壹次，連馬路上的井蓋都被偷，這個民族道德已墮落到何等的地步？！這壹切都和孔子保護盜竊搞父子相隱有關，是他的歪理邪說導致道德下滑。在英、美、俄、印度等國，盜竊的案子都少得多，這些國家都有宗教信仰。可見，真正的宗教確實能提高道德水準。

幾千年來，中國人壹直沒弄明白壹件事：真正的道德和秩序恰恰是建立在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保護的基礎上的。在中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無法形成，私有文明的道德無從建立與發展，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出現。

2.人權的保證

人的生命權是壹切權利的源泉，任何權利均以生命權的實現為前提。生命權的實現形式有尊嚴與奴役之分，尊嚴地像人壹樣地活著與牲口般地活著的分界線是有無財產權制度。

哈耶克認為：沒有財產權利就沒有正義。“……如果自由的人們想要共存，相互幫助，不妨礙彼此的發展，那麽唯壹的方式是承認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邊界，在邊界以內每個個人得到有保障的壹塊自由空間。”這就是財產權利的起源，哈耶克稱為“權利的分立（several property）”，並聲稱“分離的權利是壹切先進文明的道德核心”，“是個體自由不可分離的部分”。在地中海歐洲的歷史上，是先有了財產權的分立，才有了個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觀念。文明繼續演進，又有了對法律及正義的共識。 

沒有財產權制度的社會或財產權不確保的社會，就沒有生命權和自由權存在的可能。壹個社會沒有財產權，就好比餓狼搶食，適用的只能是“叢林法則”：牙齒與利爪代表壹切。壹個強盜式的社會，就談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蠻橫與專斷。如果個人的財產可以隨意地任政府掠奪或侵占，那麽個人只能是國家的奴仆。

在壹個缺乏財產權制度的國家，個人則無論多麽富有，國家權力都可以隨時侵占之而使其壹貧如洗。如果社會的物質財富都掌握在某個人、某個機構的手裏，個人自由將不復存在，人們除了奴隸般的服從外別無選擇。沒有個人財產權，個人自然要受制於他人或組織，處於服從、被強制狀態。在此狀態下，個人不可能具有獨立的人格、尊嚴，不可能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信仰。所以，沒有個人財產權，就沒有自由、權利和道德。

由於否定個人財產權，我們看到的不是“公而忘私”，而是人類獸性的表露和私欲不受遏制的膨脹，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爭鬥和隨之伴生的人類壹系列罪惡的產生。

美國的制憲者、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道：“這種思想——財產不像上帝的法那樣神聖，壹旦被接受……混亂和暴政就開始了。”

休謨說：“哪裏沒有財產，哪裏就沒有自由”。財產總是會增加我們選擇的自由。“個人占有的財產”，是個人創造幸福的主要手段。休謨把“財產占有的穩定、根據同意的轉讓、承諾必須兌現”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三項自然法。在這三項中，只有財產隨時可被別人奪走。休謨認為壹個穩定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就是壹個穩定的私有財產制度。

以政治的手段，並借用強權和暴力的手段占 有他人勞動和成果的也是壹種盜竊而且是壹種最鄙汙的盜竊！這種盜竊往往明火執仗，等於搶劫！部落軍事首領、封建國君、封建諸候以 及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的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利用法律、監獄、警 察、軍隊等強暴手段，對弱者、貧民、無權的勞動者等等，實施了延續了數十個世紀的肆無忌憚的盜竊。當上帝要求“人人兄弟相待” 時，便包含了對利用強權進行盜竊的行為作了根本的否定。

把國家財產看得比私有財產神聖是壹種本末倒置的荒唐觀點，這會導致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的否定。美國多數州早期的憲法規定，選舉權僅限於那些擁有特定數額財產的男子。這種做法雖剝奪了壹些人的政治權利，但卻是基於保護個人財產權的考慮。他們認為，對於沒有受到正常教育、身無分文的流浪漢來說，很難期望他們對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給予維護（實際上對沒有財產的任何人來說，他們都會本能地反對個人財產權）。當時的制憲者們強調，土地所有者是自由權最好的保護人。《權利法案》起草者麥迪遜說道：如果給沒有財產的人選舉權，他們不是聯合起來剝奪所有者的權利，就是成為“政治煽動家的工具”。

財產權是限制國家權力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屏障，個人財產權是對政府權力的根本限制。正是財產權制度的設計與確立，才從根上遏制住了國家權力的專橫與濫用，個人才有了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權利的基礎和舞臺。18世紀中葉英國的壹位首相說：即使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裏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吹進房子，雨可打進房子，但英王卻不能踏進這所房子，縱使他有千軍萬馬也不能跨入已經破損了的房子。

3.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民主的基石

私有財產之所以“神聖”，意味著財產權的邏輯就是憲政的邏輯，既：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無代議士不納稅→國家財產的正當性。國王不能侵犯他人的財產，必須獲得他人的同意才能征稅，即“無代表[的同意]，不納稅”。

洛克認為，政府是通過社會契約建立的，建立政府的唯壹目的就是“保護每個人的私有財產”。壹切非個人的財產都從個人財產中而來，最終回到個人財產中去。其它的財產權都是國家暴力的產物，私有財產權才是國家的源頭。只有當私有財產是神聖的，國家財產才可能是正當的。國家財產權在本質上不是財產權，而是對財產權的剝奪。這種剝奪必須經過被剝奪者的同意和法定的正當程序，剝奪的方式是賦稅。

民主制度從本質上就是私有產權制度。沒有財產私有，政府對財產的處分就根本不需要人民的同意而咨意妄為。若政府在產權確定和公民同意的情形下從公民的私有財產中拿走壹部分，這才叫“賦稅”。政府的壹切權力無不是來自於賦稅並從屬於賦稅的。因此憲政對於政府的限制首先應當體現在對政府征收賦稅和使用賦稅的限制上。

所有的憲政國家都是私有制。因為財產是私有的，所以征稅才需要財產所有人的同意。中世紀的歐洲各國政府為解決稅收問題先後召開了國會或議會，讓諸侯、主教、城市代表協商解決。隨著人民覺醒與鬥爭的深入，政府終於為議會所控制，民主制度才得以確立。

20世紀30年代時，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認為：私有財產體系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正是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眾多的獨立人手中，才沒有人能夠徹底地控制工人，而工人作為個人才有可能決定自己的行為。壹旦全部生產資料集中到壹只手上，無論這只手是名義上的全“社會”，還是屬於壹個獨裁者，誰掌握了這只手，誰就有了統治我們的全部權力。” 

哈耶克說:“沒人比托克維爾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制度，它與社會主義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空間’，他在1848年說，‘而社會主義限制它。民主把所有可能的價值賦予每個人；而社會主義把每個人當做壹個工具，壹個號碼。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壹個字眼以外毫無共同之處。這個字眼就是：平等。但是註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中求平等，而社會主義追求平等的手段是限制和奴役’”。

社會的目標應是保護社會的單元——個人，以正當手段實現他的夢想。甭管他的夢有多邪多歪多傻多混，只要他沒惹妳就不關妳的事。個人是目的，不是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

4.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法治的基礎

人們之所以守法，是因為法律是用來保護財產權和人權的。法治的關鍵是政府廉潔守法。由斤斤計較的議員組成的議會當然不會讓政府貪汙腐化，由於選民的監督和輿論的監督，議員也難以被政府收買。這種由官員、議員帶頭遵紀守法的社會必然形成法治社會。

國王的馬匹不可以在私人的土地上縱橫馳騁的時候，這個時候國家的權力當然就受到了限制。古羅馬對土地財產的保護非常嚴格，壹個人對自己的土地所有權效力所至可以達到天上天心，地下地心。土地所有人有領空權，有個人到法院去起訴他的鄰居，說他鄰居打獵的時候子彈飛越了他家土地的上空！這種對土地嚴格維護的觀念是古羅馬人奠定起來的，壹直延續到今天，形成了“我的住宅就是我自由的堡壘”的準則。如果別人不經過許可闖入我的住宅，我可以開槍打死妳，而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是壹種是對土地所有權嚴格保護的觀念，同時也是壹種憲政觀念。

在美國建國以前，各個殖民地的民選官員就有義務為公眾服務的習慣做法。比如在佛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議會的議員們是沒有薪水的，他們從家裏到威廉斯堡來聚會，還要自己倒貼車馬旅費。在競選的時候，照習慣他們要自己掏腰包請選民喝郎姆酒或糖漿水（這就是可口可樂的前身）。當時在佛吉尼亞積極從政的人，繼承了英國貴族的壹種觀念，從政是爭取人生榮光的機會，是壹種高尚的事業，它和經商逐利是絕對分開的。榮譽是他們中間的共同準則。這種傳統杜絕了通過當官致富的腐敗。

在壹個法治的國家，公務員的權和利都要受到嚴格的制約，如果公務員自己給自己漲工資，這讓他們聽來是天大的笑話，人民是公務員的衣食父母，公務員的待遇當然是由人民制訂，也就是公務員的工資標準要經過國會的批準。即使美國公務提出漲工資的法案得到批準，為了避免自己給自己漲工資之嫌，美國法律規定“利益回避”制度，即“誰提出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而是讓下任官員收益，這就避免了公務員利用手中的權利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可能，也避免了公務員不幹正事，天天琢磨給自己漲工資的現象。因為琢磨了半天，自己壹分錢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美國第1任總統華盛頓在1789年任職時的工資為25,000美元員/年，可華盛頓沒有領，白幹總統，分文不要。美國總統的這壹工資標準壹直延續到1873年第18任總統格蘭特的第二任期，這時的工資為50,000美元/年，美國歷史上的第1次總統加薪等了84年！36年後，美國總統第2次加薪，1909年，第27任總統塔夫脫的工資為75,000美元/年。第3次加薪是40年後的1949年，第33任總統杜魯門在第二任期時的工資為100,000美元/年。20年後，從第37任總統尼克松開始，總統第4次加薪，工資漲到200,000美元/年。現在的第43任總統小布什很走運，壹上臺就趕上了總統漲工資，小布什的工資為400,000美元/年，這是美國總統的第5次漲工資。美國總統漲工資，考慮的不是提高總統的待遇，而是維持總統的待遇，因為美元自身貶值的緣故，從購買力角度衡量，總統的實際待遇是下降的。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1美元大致相當於現在的36美元。現在小布什的工資雖然是400,000美元/年，但也就相當於1909年塔夫脫總統時期的11,111美元/年，在將近100年的時間裏，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美國總統的工資縮水近7成。難怪有人說，美國的官越當越窮。

第壹個死於貧困的美國總統是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809年他兩屆總統任期結束時，美國16個州中的10個州議會要求他第三次連任，但他還是離開了白宮。這裏有壹個鮮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貧困。任總統第壹年，他就自掏腰包32634美元，光酒水壹項就花了2800美元，而薪俸只有25000美元。為了還債，他把自己最珍愛的藏書全部賣給國會圖書館，還賣掉大片的森林和土地。傑斐遜8年總統生涯，使他欠下了11萬美元的債務，不得不舉債償還。回到老家，又忍痛賣掉壹些土地還債，仍然還有5萬美元的債務。他因貧困勞累而病倒，當消息傳開後，美國各地為之捐款16000美元，但這並不足以償還他的債務並解決他的醫療費用。他死於1826年7月4日。巧合的是，他竟然與他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幾乎同時離開人世。傑斐遜的墓碑上刻著：“托馬斯.傑斐遜 美國《獨立宣言》和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的執筆人 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安葬於此”。

美國第5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離任時審計發現，他原有的莊園由於賣地還債，已剩余不多。於是他致信當時總統麥迪遜，要求政府補償對他的拖欠並請求國會援助，但無結果。只得依靠女兒生活。門羅的貧困狀態終於感動了美國國會，他們批準給予補償費3萬美元，連同他的賣地的錢只夠還清他的舊債。1831 年7月4日，門羅在女兒家因心力衰竭平靜地離開了人世，終年73歲，成為死於國慶日的第三位前總統。

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於1837年離任。1841年他的莊園棉花歉收，七匹良種馬也死掉了，經濟上陷入困境。許多朋友為傑克遜募捐，打算替他渡過難關。但被傑克遜毫不猶豫地拒絕，他不願意利用前總統的名聲來接受贈款，寧可接受貸款。而且必須以兒子的種植園抵押，還在遺囑裏加上壹句：只有還清這筆貸款才可以處置遺產。

現在的美國政界，自然不是象華盛頓時代那樣的“清廉”了，但是當官和發財，仍然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前年，佐治亞州決定立法給州議會議員薪金增加壹倍，因為若再維持低薪，就吸引不了社會上最優秀的人才，只有二流人才和特別富有的富家子弟肯出來從政了。

誰都知道，美國有很多富人，但是最富的人肯定不是當官的人，官場上的頭面人物肯定都不算很富的人，更不可能通過從政來致富。現在大概不再是兩百年前紳士的榮譽感在保證為官者的清廉了，還是要靠制度起作用。最關鍵的是，美國的政界人物，無壹例外，永遠都有壹個反對派在那兒盯著。反對派的存在，是防止腐敗之不二法門。這些事例充分地表明西方人對私有財產的高度尊重從而形成的遵紀守法的傳統。

5.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會使人彼此仇恨、掠奪、不仁不義。這種說法與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有了財產之後──譬如壹棟房子、壹家商店、壹塊土地或者壹個工廠以後，他就會在自己最關心的空間裏發揮最大的創造性。資本主義私有制有利於人們進取精神和創造力的發揮。 發家致富的欲望刺激人們在私有制下的投資活動。譬如：海南生產芒果的條件遠遠好於臺灣省，可海南芒果的單產只有臺灣的1/10，美國西北海岸生產牡蠣的條件不如香港，美國西北海岸是生產牡蠣的勝地，因為美國西北海岸私有化了，香港海灘是公有的，汙染嚴重。只有在私有制條件下才能形成市場經濟，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壹度成為科學的中心，原因在於它們有專利制度和私有財產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1995年，中國申請專利數只全世界的1.45%，批準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請專利數占全世界的13.48%，批準數占全世界的15.3%。韓國產業銀行日前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若以韓國為基準（100）予以換算，則中國為76.5、日本為110.5。 沒有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制度，誰願意投資、誰願意技術發明呢？沒有剛性的財產保護制度，何來經濟發展？！使英國變富的根本原因不是資本積累，不是工業革命，不是海外掠奪；而是制度，是私有財產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 6.私有制降低了管理成本，避免了貪汙腐化，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 私有財產權是經濟繁榮和效率的關鍵。保障個人的財產權比廢除個人的財產權帶來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加拿大北部有壹個印第安部落，他們壹直生活在公有制下。由於海貍皮價格上漲，導致了內部的人濫捕濫殺海貍。為避免殺雞取卵似的短期行為，他們對海灘實行了私有化，這樣壹來，每家在自己的地裏餵養、捕殺海貍，大家都富了起來。印第安部落若繼續堅持公有制，就要加大管理力度，增加成本和稅收負擔；有人會賄賂管理者，從而造成貪汙腐化而難以可持續發展。私有化避免了公有制的上述毛病。 交換的前提是所有權，如果所有權不明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換。國有企業之間是不可能有交換的，因為大家都是國家所有，幹嘛還要交換呢？如果真的出現了討價還價，說明它們已經不是國家所有，而是部門所有，而且這種討價還價形成不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價格。只有買賣雙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價格不是市場出清的信號，只能是買賣雙方力量對比的標誌。這壹分析說明清壹色公有制經濟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為公有制內部不可能有買賣雙方利益的對立，不可能有價格的形成。資源的配置缺少了價格信號的引導，必然是低效的。 如果所有權不明確，不牢靠，通過交換得益還不如通過巧取豪奪得益來得方便。如果普通百姓的財產所有權得不到保障，交換就發展不出市場制度來。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雖然也有交換的發生，然而卻維持不了市場制度。中國市場制度之脆弱性淵源於皇權的無限制。環顧當今世界各國，凡是自由平等的社會才會產生並維持市場制度；而市場經濟國家的人權都得到較好的尊重和保障。可見，市場制度和財產權是密切相關的。 

第三章 平等

第壹節 上帝是平等之源 基督教的興起第壹次在人類史上確立了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基督教繼承了許多古希臘古羅馬的思想。如基督教認為，聖經舊約是上帝通過摩西與以色列人所訂，新約則是通過耶穌基督與信者訂立的。這顯然與西方的契約思想是壹脈相承的。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法使自然法中“人人平等”的信念進壹步強化。 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說法為人奠立了極高的地位，極大地提升了人的主體性，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和平等，這種意識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礎。亨廷頓認為：基督教之所以有利於民主的產生和鞏固，是因為它強調人的尊嚴。 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人人都有神的形象，故人是生而平等的 基督教認為，人是上帝造的實現上帝美德的工具。人是上帝的工具並沒有貶低人，反而提升了人；人是人的工具就貶低了人。上帝不要妳舔屁股，可皇帝卻要鄧通舔屁股，人給人舔屁股當然是對人的貶低。父母雖然生下子女，但子女歸根結底是上帝造的。 既然人都是上帝造的，所以，父子在上帝面前就是平等關系。孩子成年後，在人格地位上和父母是平等的。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力、生存權和人格地位直接來自上帝。 敬神而人貴——不是人貴人，乃是神貴人。瀆神而人賤——不是神賤人，乃是人賤人。上帝不會偏袒，上帝不會受賄，上帝愛所有的人。唯有在上帝面前，人與人才能真正平等；唯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成為人，既不會成為神，也不會成為草。 上帝造出來的是普遍意義的、原始意義的“人”。全人類無分種族、膚色、性別、年齡、貴賤、貧富，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始有人類普遍之“人道”，始有人類根本之“平等”。 平等就是愛，有平等才有真愛。正是基督的博愛，塑造了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基礎。 猶太教有猶太人是上帝特別恩待的選民、而非猶太人的外邦人低選民壹等的意識；而基督教的奧秘，恰恰在於強調人人平等，強調猶太人和外邦人、普天下人“在耶穌基督裏，籍著福音，同為後嗣，同為壹體，同蒙應許”（見《聖經.以弗所書》3 :5 、6）！  人的平等不是建立在人的權柄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權柄上。在基督教看來，神的胸懷對所有的人敞開，基督是最大的平等主義者，而且是握有權柄的平等主義者，無論是異邦人、奴隸，還是麻瘋病人、妓女，上帝對他們壹視同仁，都接納他們成為主的信徒，信徒之間是平等的，都在神的面前享有平等的權利。絕不因性別、種族、疆界而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了後來種族、婦女、奴隸的全面解放。 基督教每壹座鄉村教堂的基本格局、基本功能、崇拜禮儀和崇拜對象，都同王公貴族甚至皇帝宮內的教堂完全壹樣。 普通的基督徒，也是同王公貴族處於同等地位的。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並參加崇拜儀式。有壹次，他的隨員發現有壹位討飯的也和大帝壹起崇拜，就認為高貴的皇帝不應該和低賤的人在壹起。君士坦丁回答說，在上帝面前人與人沒有貴賤之分。 壹個下等階層的基督徒，完全可因其信仰虔誠而得到比墮落腐化的王公貴族更高的尊敬。反之，神職人員、王公貴族甚至皇帝本人，都被視為帶有原罪的人，在宗教方面是無法趾高氣揚或享受特權的。著名的卡諾莎城堡事件就是壹個明證。  只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壹切平等觀念的基石。無論妳是誰，在上帝面前壹律平等，都要為自己行為負完全責任。在世界末日的大審判中，人人都壹樣的受審，壹樣的定罪，壹樣的受刑——地獄的永刑——絕無例外。若要靈魂得救，得到永生，也得自己認罪悔改，接受耶穌的救恩，沒有例外。延伸到屬世法律，“國王犯法受審判”便理所當然。 聖經教導我們，人與人之間應當是平等的關系。“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出埃及記21：24)。這段教導的精義是要求人們要限制報復的程度，保持對等原則，報復不能超過原罪行造成的傷害。大約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倫“漢摩拉比法典”裏也有這樣的記載，“壹個人如果毀掉別人的眼，則應以毀掉他自己的眼為懲罰”。上帝頒布律法，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有限的報復來約束無休止的殺戮，是對沒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的保護，這正是體現了上帝的大愛。除“以命還命”的罪外，都可用贖價去替代。“子不必擔當父親的罪孽，父親也不擔當兒子罪孽。義人的善果必歸自己，惡人的惡報也必歸自己”（以西結書18：20）。 相比之下，中國壹人犯罪、株連九族的連座制則是多麽慘無人道！ 聖經中亞當對夏娃說：“妳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說，妳是我寶中的寶，妻子是丈夫的心肝。這是人類第壹對夫妻神愛的關系。所以，在西方才產生女士優先的概念，才有自己的老婆單獨出去老公連忙給閉孕套的舉動。 《聖經》說：“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民數記27：8）。“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寡婦說：若他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歌林多前書7：8）。 夏羅蒂.勃朗特1836年曾把自己的詩歌郵寄給當時的英國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請他指教。這位大詩人回信說：文學不是婦女的事業，說她沒有文學的才能。可夏羅蒂.勃朗特並未灰心喪氣，終於在十年後完成出版了《簡愛》，成為世界名著。書中的簡愛對羅切斯特說：“我們終將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中國皇帝劉邦卻有這樣的詩：“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 在中國，女人被纏腳壹千多年。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女人被纏腳1千多年，女人象賊壹樣被男人防著，在禮記裏都是男人優先，這被稱為大男子主義。 中國男人視女人為玩物、為衣服的根本原因是中國人不信獨壹無二的真神，沒有人人皆是上帝的兒女的思想，也就沒有平等觀念。 聖經中上帝尊重婦女的教導，比起儒家倡導的婦女從壹而終、女人只能守寡、男人卻能三妻四妾的婚姻奴役，不知文明多少倍！

 

2．基督教使平等具有了超驗的意義 不平等的根源是個體差異，平等的根源則是對個體差異的超越。壹個整日紮在人堆中的人，他看到的全是人與人的差別；將他棄置荒原與野獸為伍，他再看到人時就會發現人和人原來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為他站在人類社會之外。他看到的相同性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超越人類社會的壹個無限高的支點上才存在，從這個支點上看，每個人都無限渺小，僅僅為壹個點、壹個存在，而不存在絲毫個體差異。能在這個支點上俯瞰人類的，只有上帝。上帝是平等的“支點”，是平等的主體，唯壹的主體。 只有跳出世俗的框子，從超驗的視角出發，才能意識到人是獨立自為的個體，是向上帝負責而不是向他人負責，才不那麽功利狹隘。只有在人之外設定壹個超越的他者，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權利才能確定起來。這個他者既然是與人有別的，不是上帝又是什麽呢？ 妳站在海邊，海是無風三尺浪，壹點都不平。要是妳站在高山上看海呢，妳會覺得海平如鏡。因為面對高山，小小的三尺浪可以忽略不計。當我們共同面對上帝的時候，我們只能是同壹個層次的存在，還能分得出誰高誰低呢？這是平等的真正起源。 3．基督教的平等是權利的平等，具有法律意義 這裏的法律主要指神的法律，是壹種神權保障。神權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壹是上帝所擁有的絕對統治權，二是人所擁有的平等的社會權利。人人平等的平等權利在基督教社會轉變成為壹種新的法權，這種法權所依靠的不再是古代的羅馬法，而是神法。 希臘羅馬時代的自然法確定了法的超越性，顯然具有準宗教神權的意義。在自然法之下，人的平等權利達到了最大化，西塞羅等羅馬法學家們視奴隸與公民具有同等的權利，這壹點顯然接近基督教所建立的那種人人平等的神權思想。 4．原罪說使人人平等有了可信的基礎 當我們說“人人平等”時，定有壹個預設的前提，那就是有壹個大家都接受的標準。沒有共同的標準，則平等就無從談起。如果有人認為他身上流有貴族的血，應高人壹等，那就不可能有平等。以“人類火車頭”自居的人，他又如何與妳平等？但如果說，每個人的罪性都壹樣，無所謂誰先進誰落後，這就平等了。 既然人人都有罪性，那麽就不可能有壹個民族比另壹個民族更為良善，也不可能有壹個階級比另壹個階級先進，所以，某類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就純粹是扯淡了。事實上，當妳把越多的權力交給壹個人或壹個群體時，這人或群體就越腐敗。貴族[黨]掌握了越多的權力就越腐敗，農民工人掌握了更多的權力照樣腐敗。 美國的國父傑斐遜相信，任何憲法能界定之事均不能讓人類美德去處理，人類本性都將使人濫用被賦予的權力。因此，解決這壹問題的出路不在於神聖君主政體，而在於建立對自由設有眾多輔助保護性措施的政府，其措施之多使任何人都難以濫用權力。  5．耶穌為門徒洗腳，是讓所有的門徒知道人是平等的、都是兄弟，需要友愛 他說“誰願為大，就必作妳們的傭人，誰願為首，就必作妳們的仆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不但沒有壹點作威作福的意思，而是要為天下的人舍命（《馬可》10:43-44）。在這裏，耶穌規定了領導就是服務，同時也間接否定了壹切以暴力手段把持領導權以謀求壹家壹黨壹派利益的醜惡現象。 越有成就教會的領袖，越表現得謙卑，並以耶穌為榜樣，“大的服事小的”，以仆人心態服事信徒。這些信徒走出教會，往往也以同樣的態度在社會服務。 在耶穌心中，普通的人民是人類活動最高目標。他說：“妳們中間最小的，他便為大”（《路加》9:48)。人民至上、領導就是服務是耶穌為人類幸福確立的至高無上的政治原則。 6．不同地區對平等的體認不同 基督裏的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尤其在基督教國家，已化入文化深層，無論在家庭、學校、社會、政府、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盡管職位不同，但人格壹律平等。 大體來說，受基督教影響越深的國家，越能將平等觀念落實到每個層面；從家庭成員父母子女、夫妻之間的人格平等；到學校師生之間的平等關系；乃至社會上民間企業的老板與雇員；政府官吏百姓之間絕無階級之分；就連國家元首也毫無特權。大家同為上帝兒女，雖然職位與責任不同，彼此皆須互相尊重，人格絕對平等。 天主教則有七層等級[比中國的等級少多了]，平信徒見過教皇要行跪拜禮，沒有參與聖工的資格，婦女不能在彌撒中擔任服事，連詩班都由男性(童音代女聲)擔任，平信徒連向上帝祈禱的資格都沒有，要向神甫告解。 回教中的教士們，說話如同聖旨，誰敢唐突？“魔鬼詩篇”作者對回教語涉不敬，立即受到追殺的指令。報載大馬的回教法如獲通過，即將實行，其中觸犯盜竊脫教等罪，將受到截肢斷腿的懲罰，讀來令人膽裂。回教的多妻制，婦女不但在今生，連將來在天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權利，處女甚至被當作獎品。 印度教則將人分作四種階級，下層人連上層的影子都不可踐踏，極為森嚴。印度教認為，人的生與死處在永恒的輪回之中，因果報應的法則或命運同人緊緊地維系在壹起。人們通過壹系列的輪回來凈化自己汙穢和罪孽深重的靈魂，求得功德圓滿的正果。 聖經裏從未有過類似的觀念。耶穌在登山變象時遇見了摩西和以利亞並與他們說話。摩西死了已有多年，但他的形象仍然未變。摩西並沒有以威震天下的凱撒大帝或成吉思汗的形象轉生於世。摩西仍舊是摩西， 他從未喪失過自我。聖經教導我們，人從瓜瓜墜地那壹時起，就永遠擁有了自我的特性。妳是永遠不會失去自我特性的，妳對自己在今生今世的作為負有全責，絕不會有什麽第二次機會轉世來潔凈自己以往的罪孽和過錯。 輪回的學說是對基督教關於責任和審判觀念的辱沒與反動。這種學說給了世人壹個虛假的盼望，因為妳若壹心想著輪回轉世後的事，就不大會去積極倡導給人的今生帶來任何壹種道德上的改革。壹旦妳接受了印度教的命運觀(穆罕默德的天命觀裏也有同樣的說法)，妳便會揚言：“這些百姓都屬低賤的種性，他們命該如此”。凡在輪回的宗教教義有著至大至深影響力的國家，是難以發現有社會公義和社會進步的。 相比之下，聖經卻諄諄教導世人，我們對自己的鄰居承擔著責任，我們必須善待窮人和有需求的人。上帝深愛著世上每壹個人，賜予天下所有人均等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惟獨存在於人的今生之中。 如果沒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平等都是虛假的，無論在中國的儒家傳統，還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都找不到這種在本質上人人平等的基點。 人都會死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因為人類尚無法證明死亡以後的差別，那麽在今生最好的辦法就是規定人在尊嚴與權利上壹律的平等。在西方文明的國度，人死後都葬在教堂裏，每個上帝的子民都占據同樣大小的墓地和壹樣大小質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總統，墓葬的規模都是壹樣的。他們的墳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順序區分的，查找起來很方便。 反觀中國，“八寶山革M公墓”分14個等級，好多老幹部臨到要死的時候，千方百計都要爭取到“八寶山”；有些家屬還要鬧“我們該享受哪壹級待遇”，訃告裏死主消息下面還要加個括弧“相當於副廳級待遇”！只有壹個等級森嚴的劣等民族才去搞這些亂事情。 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的死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裏鬥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日本人沒有象中國把人分為“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日本曾經發行壹個牌子來紀念壹個人，這個人是被倒下的煙囪砸死的。紀念他因為他讓大家知道了煙囪是會砸死人的。他們認為在地震中死難的人都是英雄。中國唐山大地震時有壹個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司機直接開車到了新華門，他只說了壹句唐山完了就死掉了，但我們沒有紀念這個人。 2005年重慶市，搭乘同壹輛三輪車的3名女中學生同時遇車禍喪生。然而，在支付家人賠償的時候，有農村戶口的何源的家人只得到不及她有城市戶口的同學家人的壹半。何源的父母悲憤地質問：“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法律為什麽不壹視同仁對待死亡？ 離開上帝這個絕對的參照，沒有對神的體認和感念，就不會有平等。無神的社會，由於大家把那個至高無上的人當成崇拜對象，也就沒有平等的立足之地。壹個無神論者，平等的念頭是無從產生的。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無神論者，他們只看到人與人的差別和貧富懸殊，並將這種差別人為地誇大，再用等級禮制、世襲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來。孔丘把當官為君子成聖之途，視種地為小人墮落之門；將人事與秩序相混淆，並以維護秩序的名義，維護著等級禮制，維護著固定的僵化的等級人事，以使社會完全靜止。 中國的傳統是：老婆分大小，兒子分嫡庶，男女分尊卑，家庭中人為的制造不平等；最可氣的是中國人把兄弟也分大小，姐妹也分大小，只有野蠻的中國人能想出這麽缺德的詞，中國人創造人與人的不平等，可稱世界第壹！壹個80歲的老頭由於輩份的原因要稱呼壹個三歲小孩為爺或為叔。在儒家的土壤裏，怎麽會有平等？ 中國古代也提出過平等。荀子雲：“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陳勝、吳廣起義明確地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南宋初年，鼎州武陵縣人鐘相曾揚言：“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 “等貴賤”可以理解為平等，這不是普遍的平等。普遍的平等是以權利概念為基礎的。中國沒有權利概念，由於缺乏權利意識，沒有上升到法權上的權利平等。因此，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理念！起義者所反對的只是自己成為不平等關系中的被動壹方，而希望變為不平等關系中的主動壹方而已。因此，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從根本上不可能鏟除不平等，即便起義成功了，農民成了皇帝，但不平等關系依然如舊。

第二節 平等理論簡介

邊沁說，我們將任何人都當壹個人來看待，沒有壹個人比另壹人更重要。 黎鳴說：西方法律哲學理論有三項最基本的公理。第壹公理：人人平等，可從萬事萬物的“同壹性規律”中推演出來；第二公理：人人自主，可以從萬事萬物的“陰陽互補性規律”中直接推演出來，人有陰陽（男女），每壹個人也有自身的陰陽，不同的陰陽互補構成不同的主體，從而形成人人的自主性；第三公理：人人自由，可以從萬事萬物（包括人性）的“三生萬物性規律”中直接推演出來。 黎鳴錯了。我認為人類社會只有壹個公理，即：人人平等公理。人人平等就是誰也不能奴役誰，當然是人人皆自主，人人自主必然是人人自由。 1．平等的基本含義 人人平等不是財富平等、不是身體相同，而是“尊嚴和權利”上的平等。包括人格平等、機會均等、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尊嚴是心理上的自由，權利是關系上的自由。 平等理論成立的前提是：承認每壹個人都具有其不可剝奪的自由和人類尊嚴。 不論壹個人的膚色、種族、相貌、年齡如何，他都應被壹視同仁地對待。不管壹個人的貧富、出身、地位、文化、性別、種族、政見、思想、黨派等是否與別人相同，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淩駕於別人之上；無權以任何借口和名義去壓制別人或者為自己及親屬及其團體謀求政治、經濟或其它方面的特權利益。在那些能夠為個人帶來財富和成就的機會面前，同樣也是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和名義把他人排除在這樣的機會之外。 人人平等必然得出了人與人地位等價的理論。人與人的等價關系是人與人關系的基礎。等價關系是指在壹個平等的群體中，每壹個個體都彼此處於同等的地位，沒有任何人超越別的人，或比別人低劣。適用於甲的描述同樣也適用於乙、丙……。 平等意識是指人格意義上的無差別，是指人在享有人的基本權利方面所具有的法律上所認定的壹致性。所有社會成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以自由為依歸的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用平等意識來決定人們的行為方式，就不會出現“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局面，就更不會出現“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眾多悲劇。 平等權意味著可以享受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權利免受來自於任何社會團體和機構的幹預和限制。國際憲法學協會主席托馬斯．弗萊納在《人權是什麽？》壹書中指出“男女平等對待權是壹種非常基本的人權”，在基本人權上應給予人們普遍保護。他認為，平等權是人權的基礎，“只有當人們認識到人人最終平等時，人權才有可能存在”。“只有那些認識到人民在根本上平等的人才會奮起反對對人的奴役、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 平等權在權利方面是非常具體的，包括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尊嚴平等。 2．權利主義的平等觀 權利主義信奉的是權利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平等的權利即公平的待遇，指的是人類享有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而不管他們之間存在什麽樣的差別。平等的權利並不排除差別，並不產生平等的結果。 權利主義認為，所謂的平等就是承認每個人作為社會的壹員，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和自由，都有權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追求自身的幸福，而不是按照某個統壹的模式來生活和工作。在權利主義看來，真正的平等只能意味著自由權的平等，沒有自由的平等只是奴隸間的平等，沒有任何意義。自由與平等是錢幣的正面與反面，二者不存在沖突。人們強調第壹第二的關系，是因為社會形勢使然；並不存在政治哲學的排序關系。 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說：“―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別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內在地既不優越、也不低劣；因而，我們對於每個人，應該把他們當做在生命、自由和幸福和其他壹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擁有同等的要求來看待”。 這句話道出了平等的價值：沒有平等就沒有普適性的自由。如果只有壹部分人有自由而其它人沒有，自由就成了特權，肯定存在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奴役，變成了專制壓迫。沒有平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為許多人在政治和經濟權利上並不被同等看待。 羅納德.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書中壹開始便宣布：“平等的關切是政治社會至上的美德――沒有這種美德的政府，只能是專制的政府。”  3．平等原則 目前社會上所接受的平等原則至少包括三條細則： 第壹，對所有人壹視同仁、同等對待。唯壹的、真正的平等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應的自然權利上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都不構成壹部分人可以歧視另壹部分人的充足理由；除非有特殊情況，任何人都不應受到區別對待。 第二，機會均等。即國家向每位社會成員提供同樣的制度環境（公共產品）：它保障每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來充份實現人在各個方面的潛能，確保個人通過自身的努力追求自我利益的權利與機會；不是根據等級、特權或強制性來進行分配，而是按貢獻的大小獲得相應的報酬。實踐證明，以機會均等作為壹個社會基本的平等原則，有助於社會文明與進步，有助於各種文化價值之間的協調和融洽。因此，政府的任務就在於維護平等的競爭環境，保障每個人的平等競爭權，消除壹切壟斷現象，使壹切機會向壹切人開放。

第三，只要可能，應滿足所有人的最基本的生活和文化需要。 羅爾斯認為：人們的不平等是由社會的、自然的、個人努力這三種因素共同導致的，社會的和自然的因素是個人無法選擇和決定的，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因而是不公平的，人們的不平等，只有建立在個人選擇和努力的基礎上才是正當的。 羅爾斯說，必須對結果進行符合差別原則的分配：富人必須拿出壹部分錢來通過迂回曲折的途徑“返還”給窮人，否則便是不公平的。因為資源的不平等占有直接導致了結果的收益懸殊巨大。無論壹個人對社會作出多大的貢獻，都有賴於社會所提供的條件和機會。不難想像，蓋茨再是天才，如果離開了社會，他還能做什麽，他甚至只能餓死。 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在某些時候，社會有權采取某種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以幫助那些因客觀原因而無法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使他們得以擺脫困境。強調滿足所有人最基本的生活和文化需要並非與平等精神相違背，而是將壹種平等權置於另壹平等權之上。從而保證在適用平等原則時更符合人的需要，更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　 4．德沃金談個人主義中的平等自由原則 德沃金說：從個人主義出發，首先就要承認每壹個人的生命與尊嚴都應當受到尊重，由此就產生了第壹個原則：平等的對待每壹個人，不應當存在歧視和區別對待。雖然人與人之間存在種種差異，但我們也應平等的對待每壹個人。 如果壹個國家真誠公平地對待每個公民，那就可以說它確實遵守了平等原則。比如說，在美國的歷史上，就存在過對黑人的歧視。不管美國政府如何辯解它是怎樣地真誠對待黑人，但我們認為其實它的確違反了人權的平等原則。再就美國現在的警察而言，雖然大部分警察都是恪盡職守的，但也存在著壹些警察對黑人采取違法行為的情況。在美國每年都會出現幾件黑人遭遇警察不公正對待的案件。他們如此對待黑人，只是為了達到所謂控制犯罪的目的。此時，我們可以說，這些警察違反了平等原則。還有就是現在許多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所作所為中，有的也是違反人權的。當壹個國家沒有真誠的對待每壹個人時，那麽我們就可以說它們違反了人權。 第二個原則是特殊責任原則。由於每壹個人都要過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所以第二個原則就要求每個人在過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時，都要對自己所過的壹生負應有的責任。 特殊責任原則所主張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還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每個國家對此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言論自由在美國也並不意味著壹個人可以在深更半夜在街上大吵大鬧。但不能因壹個人持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就對他進行政治迫害，這有違特殊責任原則。　　　　 美國法學家霍姆斯就認為，思想自由從長遠來說總是對人類有益的。因而他強調我們應該寬容地對待言論自由，只要這種自由不造成當下的、即時即刻的暴力就不應限制它。 德沃金：美國伊利諾依州新納粹遊行者，其所屬的社區不準他們遊行。後來，這些人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批準了遊行。法院認為，只有在傾聽了新納粹的聲音之後，我們才有權做出是否準許他們遊行的決定；而當地的猶太人可以在遊行時呆在家裏。事實證明，美國人民並沒有被新納粹所迷惑。這件事本身也說明我們美國人民有足夠的力量在自由的環境中捍衛民主制度。 德沃金：美國黑人的非暴力反抗運動雖然面臨了許多困難，但最後還是成功了。之所以成功壹方面是它爭取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另壹方面我認為這種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得到了美國憲法的保護，因為在美國只有最高法院才能解釋憲法，只要公民的行為出於真誠，那麽即使這種行為是違反當時的法律的，那麽也應認為他們有權利這樣做。　　 功利主義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壹項政策的價值標準在於能否增進大多數人的幸福量，即對多數人是否有利。我主張當權利受到損害時，我們不能以功利主義作為理由。即使這些受損害者不說話，也不能把這種沈默視為可以繼續對他們進行損害的借口。 德沃金：康德是自由主義者，在這壹點上我與他是壹致的。另外，康德信奉個人主義的政治觀，他主張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個人不是集體的工具。 德沃金：我不贊同中國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戶口制度、禁止自由遷徒和沿海與內地發展不平等的政策。因為人與人都是平等的，不應該有這樣的差別。 5．平均主義平等觀批判 喬.薩托利認為先於民主的平等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平等的自由，這些平等是基督教倫理和自由主義的產物，而非民主的產物。另三種平等是典型的民主要求，它們是：完全的政治平等（平等和普遍的投票權）、社會平等（不因階級和財產不同而產生地位和價值的差異）和機會平等（入口平等和起點平等）。 薩托利認為，民主的經濟平等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之間存在重大差異。 民主制下的經濟平等更加關註公正（“平等意味著公正”）和初始條件，平等不意味著機會的絕對平等，只意味著享有機會的同等自由；民主制的經濟平等追求的是為每個公民提供平等的初始條件以求發展，平等不意味著政府應對所有社會成員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著人們有權平等地占有政府提供的物品；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則更重視壹樣性，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則“將權力從每壹公民手中奪走以便大家壹模壹樣”，強制推行平均主義。 平均主義是壹種古老的平等觀念。例如，柏拉圖在《理想國》提出，要在“護國者”階層中實行徹底的共產共妻制度；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觀點。平均主義的實質就是要求在物質分配方面采取數量均等的做法，因而是壹種追求結果平等的平等觀。 薩托利認為追求結果的平等會使過程不平等，因為大家不管幹多幹少，能力如何，都拿壹樣多。這種國家強制性的結果平等不僅使過程極其不平等，而且導致懶惰、生產力極其低下和社會普遍的貧困，最終給暴君和獨裁者以造反奪權的機會。 平均主義強調分配的均等性，不但做不到平均，反而易滋生各種特權。這種分配方式是在特權的基礎上強調平均分配，即同等的特權享受同等的份額，而不同的特權層次間存在懸殊差異則被視為天經地義。人們越是致力於爭取更大或更多的結果平等，人們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級、特權和精英專制的泥坑。 權利平等觀反對結果平等的重要原因是：任何旨在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工程，都將造就壹個不受限制的極權政府。哈耶克認為：如果讓國家壟斷了壹切財富和權利，社會平等的目標就成了讓個人絕對服從於壹個全能政府的律令。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之間的“平等”只能建立在特權基礎上，領取配額的額度必然是等級森嚴的。它把“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則變成了“不服從者不得食”，嚴重削弱個人生活的自主性。  自社會主義誕生後，左派所強調的公正是財富分配的平均主義。因此“社會公正”被看成是國家的職能而非民間自願的慈善。自由主義主張通過財產的適當轉移來幫助窮人，但反對政府用強制的手段來達成。財富的再分配只能訴諸自願行善和民間的慈善，而不能基於強制。只有用自願的手段才能把好事辦成好事，若用強制的手段，就會把好事辦成壞事。 曾領導時代潮流的英國進入20世紀後步履蹣跚，整個西歐發展也緩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觀念。福利國家導致個人對國家的依賴，濫用了納稅人的財富，使部份公民寄生於國家機體之上。政府對個人提供的幫助越多，對受助者的命運的操控也就越多；個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也越小，會像動物園中的動物壹樣，最終導致生存能力的退化。福利國家產生了龐大的國家機器，瓦解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和社會機制。 1980年代英國經濟活力有所恢復，得益於撒切爾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經濟自由主義；工黨也向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靠攏。 6．不平等觀批判 1）“人人不平等”的反邏輯性。古爾江贊同人人不平等。那麽，請問古爾江：妳我之間辯論的前提是什麽？妳必須從以下2者中選壹個：（1）人人平等，（2）人人不平等。毫無疑問，妳肯定選擇人人不平等，也就是說妳我之間是不平等的。妳我之間是不平等的又分為2種情況：（1）我高於妳，妳必須聽我，不準妳發表不同意見，這就取消了辯論；（2）妳高於我，我必須聽妳，不準我發表不同意見，這也取消了辯論。 總之，辯論的前提不可能是人人不平等。那必然得出結論：辯論的前提是人人平等。 可見，“人人平等”合乎邏輯，“人人不平等”違反邏輯。 下棋、打麻將、踢球等壹系列活動的前提與辯論的前提相同：就是人人平等，即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說妳是皇帝，那麽妳的對手就只能輸給妳；不能說妳是黨書記，別人就盤盤讓妳淫。如果那樣的話，那不是下棋打麻將，那是在賄賂當官的。 2）無神論導致等級制。無神論認為：人是由無機物演變而來，演變的根本法則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既然無神論者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世界演變的根本法則，那無神論者怎麽會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性人權觀呢？中國農民的賤民地位就是無神論統治的結果。 當無神論者面臨別人的壓迫時，按優勝劣汰的邏輯當逆來順受，又有何權利抱怨呢？現實生活中，人們並不能接受別人的欺淩[象劉少奇]。這是無神論者無法自園其說的難題。 無神論者在公眾的民主要求下，口頭上會擁護人人平等的人權觀，實際上做的卻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民肉官食，毀滅了人類的公平正義和天理良心。例如，馬恩列斯毛金波，就是如此。無神論者是平民時，會相信人人平等；如果當了官，就會否認人人平等，過寄生腐朽的生活；在外面高唱人人平等，在家裏可能就打老婆、打孩子的屁股。無神論者搞民主，是南轅北轍！所以，無神論者在平等觀上必然是虛偽的，是兩面派的。 假如沒有超越性的信仰、沒有這種博大深厚的宗教情懷，那麽，今天口頭上的平等信仰者，實際上可能是打著民主人權旗號的獨裁者。 在著名的“五壹六”通知中，毛寫道：“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壹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麽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而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關系。”

關於平等的幾種重要原則，諸如“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些都是毛堅決否定的。毛是否主張“革命面前人人平等”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毛時代，有千千萬萬的人想革命，要革命，有的本來還是老革命，結果卻被視為不革命以致反革命遭到了迫害。 文革中，稿費制度被廢除，但唯有毛的稿費分文不少（還不用交稅）。可見，毛提出的壹切貌似平等的主張，都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如果妳把它叫作平等，那麽，它不過是暴君之下的人人平等。這當然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的壹種極端形式。

 

第三節 推動歷史前進的是對平等的追求 1．追求平等的歷史 古希臘著名改革家伯利克裏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伯裏克利在著名的雅典陣亡將士墓前演說道：“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楷模，它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索福克利的《俄狄普斯王》壹劇中，先知忒瑞西斯對俄狄普斯說：妳是國王，可是我們雙方的發言權無論如何應該平等；因為我也享有這樣的權利。 歐裏庇得斯在《請願的婦女》壹劇中寫道：“城邦是自由的，人民每年輪流任職，窮人擁有和富人同樣的權力。”在《肺尼基婦女》壹劇中，伊俄卡斯勸他的兒子放棄野心和虛榮，代之以平等，她說：平等是人類生活中固定的成份……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 , 428 B.C.－347 B.C.）亞裏士多德（Aristotle , 384 B.C.－322 B.C.）都認為：人類是生而不平等的。柏拉圖認為，人類生而不平等是因為人類的“神”性不平等，少數人天賦異稟，因為他們和神有所溝通。亞裏士多德認為，人類生而不平等，是因為每壹個人所擁有的理性程度和性質是不同的，因此，人類有高低貴賤之分。 20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裏說：“全體公民都天賦具有平等的地位”，“平民政治惟壹的基本原則就是以個人的價值為根據，讓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平等原則。”他認為政治的目的是至善，政治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便意味著平等，要求社會的利益分配按公平的原則進行，“正當的途徑應該是分別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他明確地提出中產階級為主的共和制是最穩定的政體，並出現了分權思想，而波利比奧斯接著又提出了初步的三權分立的學說。 首先確立平等思想的，當屬希臘晚期的斯多葛學派（Stoics）。斯多葛學派的平等思想是建立在有神論的前提下的。“當妳出現在世上的權威者的面前時，應該記住還有另壹個從高處在俯覽著壹切所發生的事情的神，妳必須要取悅於他而不要取悅於世上的權威者”。馬爾庫斯.奧勒留深信“神”給每個人都分配了壹個精靈作為他的守護者。“神”的引入，解決了其平等觀的終極理論依據問題，每個人既然都是神的兒子，那顯然就應該是平等的。 斯多葛派認為：人本質上是壹理性動物，服從理性之命令；所以，人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不能容忍因性別、階級、種族或國籍的不同而對人的歧視。人人平等是符合自然法的，而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西塞羅堅定地宣稱，在人定法之上，還有壹個自然法存在著；它來自於統治宇宙的上帝的理性。自然法賦予每個人的理性都是相同的，人人（無論自由民還是奴隸）都是平等的。斯多葛學派創造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在羅馬社會由於自然法的深入人心，羅馬人已大致接受了人人平等的觀念，羅馬法首次從法權關系上確定了公民的權利平等。但在現實生活和實在法方面，奴隸同樣被排斥在平等對待的界線之外，奴隸在那個社會仍然無權利、地位可言。 十七、十八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興起，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再次發揚光大。例如洛克指出：“無論是對窮人還是富人，不論是皇室寵兒還是鄉下平民，均適用同壹法律規則”。再如盧梭亦強調，法律必須具有普遍性，並在其命令所及的範圍內，對全體人民平等適用。總之，古典法學派之貢獻在於，把法律與自由、平等價值聯系起來，並發揚光大，從而帶動了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興起，也奠定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基礎。 聖雄甘地說過：民主制度就是最強大的人和最弱小的人能擁有同樣的機會的壹種制度。任何有價值的民主制度，都必須建立在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尊重和保障之上，肯定每壹個人在公共事務中的平等參與權。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的區別就在於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要與人大代表平等，國家的立法權、決策權、行政權在地位上也應該是平等的。任何以社會穩定的名義繼續壓制個人權利的說法做法都是對我們民族苦難歷史的最大背叛。 2．追求平等和尊嚴推動社會進步 自由平等，信則靈，不信則不靈。好比妳到銀行取款，必須輸入密碼並按確認才靈壹樣；民主社會的密碼就是“人人平等”並按確信，民主系統才能運轉。美國最初的五月花號的遷移者就是真正的平等派。他們的民主實驗成功了，照亮了黑暗的人類。 “五月花號”船民建立新普利茅斯（馬薩諸塞的前身），為應付嚴峻的生存挑戰，組成了“共產”的殖民公社，不僅生產，甚至連炊事、縫紉等家務勞動也都是“集體化”的，其“大鍋飯”的程度相當於中國“大躍進”時期的食堂制。在危機渡過之後，“大鍋飯”便面臨解體。已婚女子發牢騷，因為她們要為指派到她家來的單身漢做飯、縫補；單身漢也埋怨，他們與女人的丈夫壹樣勞動，但所得卻更少。所有的人都對吃“大鍋飯”不滿意，於是他們便通過會議表決，分田“單幹”了。 由“新五月花公約”體現的契約公正與新教倫理，使殖民者在解散其公社時遵循了公平分家的原則，沒有發生“掌勺者私占大鍋”的現象。公社成員在“分家”後不僅享有基本權利的平等，且得到的公社遺產也大體平均，這就為日後他們的各自發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機會。北美殖民地社會正是在這種“起點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競爭中的規則公平也正是由這種“起點平等”所奠定的。壹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象愛護自己的眼睛壹樣愛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沒有任何跡表明這種環境妨礙了美國的經濟效率。 在1787年的制憲會議上，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查爾斯·平克尼說：在美國人當中，“財富和等級的區別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小。……平等是合眾國的最重要的特征。” 19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受政府委托，考察了美國。回國後他寫了壹部美國研究的經典著作《美國的民主》，其中寫道：在我訪美期間，在吸引我註意力的諸多新事物當中，對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美國人民條件的平等，……我對美國社會的研究越深入，我越感到這種條件的平等是壹個最基本的事實，其他事實都是由它派生的。他的結論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從來也沒有像美國這樣平等。 追求平等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人追求的不只是物質利益，還追求尊嚴上和人格上的平等。為了人人平等，人類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平等不僅僅只是壹種精神追求，人們總是將這種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來，形成壹個真實的存在。古代專制帝王可任意殺人，今天總統則由人民選舉、並受人民批評。平等可以使有才幹的士兵當將軍，可以使不稱職的將軍被免職。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不斷追求平等、並不斷取得成果的歷史。 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上的。人類首要追求的是“把人當人看”，就是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壹個人來尊重。人的這種精神特質構成了人類“追求認可的鬥爭”的動力。可以說，人類的歷史，不是唯物論的歷史，而是靈魂的歷史。人類壹直想尊嚴的活著，壹直想與上帝同在。民主，就是自己為自己做主，就是自己當自己的主人，就是不要別人騎在我頭上指手劃腳、作威作福。 馬克斯.韋伯則是把政治與尊嚴等量齊觀。在他的著名演講《以政治為業》中說：政治就是為了“捍衛尊嚴”而進行的不斷鬥爭。尊嚴關乎人格、人權，它是壹個神聖的原則，與功利無涉，是人之為“人”的標誌。強盜搶走了我的財物，我不僅難過，因為我的利益受損；而且我還會憤慨。這和不小心丟失財物不壹樣。產生憤慨的原因是我感到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冒犯，可見人決不是僅僅計較利益的動物。摔壹跤是疼，挨壹拳也是疼。可這兩件事給人的感受不同的。在後壹種情況下，我們還感到了屈辱。我們忍不住想還擊。還擊的目的不壹定是自衛，只是證明自己不是可以隨便欺負，證明自己的價值和尊嚴不容他人隨便否定。 因此，為了尊嚴，必須同踐踏尊嚴的暴行作鬥爭，同壹切蹂躪人格的霸權作鬥爭。不要忘記苦難的同胞，要幫助他們感悟做人的尊嚴，擺脫被奴役的窘境，爭取做人的權利！人的尊嚴是必須以不懈的抗爭、前仆後繼的努力、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才能夠捍衛的！ 黑格爾說：“主人為了尊嚴而戰，而奴隸卻為了自己的口糧而妥協”。壹種庸俗的小市民道德則充斥著“政治厭倦癥”和“政治侏儒癥”。這種道德僅在於教育人們如何“過日子”，如何盤算收益和出賣自己的人格尊嚴以換取更大的收益。利己主義經濟學雖能滿足人類對自己利益的理性追求，但並不必然導致民主的產生。如果人只追求利益只計算利益，那麽受壓迫、受剝削的個人往往不會反抗，因為反抗有死亡的危險，這就是做奴隸的原因。 出於人性弱點或個人偏見，世上總有人反對自由，或擴張他自己的自由而損害他人的自由，故需要人們為自由而戰。自由的秘訣在於勇敢。自由有如肌肉，越用才越發達。 福山說，壹個只有欲望（或讓欲望壓倒氣概）的人，註定只會生活在“體制之內”；但壹個有氣概或曰有血性的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尊嚴和同胞的尊嚴，投入到反抗壓迫的鬥爭中。 “即使打破了頭，也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這是壹個虔誠的信仰者的神聖誓言與執著精神，是壹個面對著絕對權力的弱者的座右銘。為了人的尊嚴，我們繼續抗爭！為了爭取做人的權利，我們再鬥爭！願妳加入到“捍衛尊嚴”的人類崇高事業中來！ 自由民主大潮浩浩蕩蕩，不可阻擋。我們地位卑微，但我們的生命絕不卑賤，我們是自然的造化，是宇宙的精華，更是上帝的子民。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強行決定我們的生活道路，我們的命運要由我們自已選擇和承擔。在通往“人”的光榮道路上，讓不甘墮落的我們壹起拋棄千古奴隸的宿命，去追尋擺脫奴役的真理！ 在壹個強權的時代，在壹個意味著人人都必須向強權者俯首稱臣的時代，凡不“高度保持壹致”的人，要持守自己為人的尊嚴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持守做人的尊嚴，就必須面對強暴，在強權面前展現出不卑不亢的品性；而不是避開強暴，回避強暴實際上是人類尊嚴的縮水。對習慣了阿臾奉承、頤指氣使的強權者來說，這就意味著不識實務、冒犯權威；而藐視權威絕對沒有好下場。於是，為了人的尊嚴，妳必須準備付出高昂的代價！ 當強權者要妳“保持高度壹致”時，妳敢說“不”嗎？當強權者要妳低下高貴的頭顱，放棄做人的尊嚴時，妳敢堅守到底嗎？當強權者實施淫威要扭曲妳的個人意誌、演滅妳的信念與靈魂之時，當強權者開動野蠻的“紅色恐怖”機器要粉碎妳的人格、毀滅妳的良知、人性、自主精神，乃至毀滅妳的寶貴生命時，妳能承受嗎？ 放棄就是意味著承認“強權即真理”，承認邪惡、歧視、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秩序。放棄就是意味著人的靈魂的自我剿滅。 在美國，黑人是少數，白人是多數。如果白人永遠只維護白人的利益，那麽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沒有取勝的希望。正因為黑人的鬥爭激起了白人的正義感和同情心，所以美國才實現了種族平等。可見，爭取自由的鬥爭並不能僅僅歸結為不同利益的協調，它更應當歸結為普遍人性的勝利。民主政治是人性戰勝獸性的偉大成果，是人類進步文明的基本標誌！ 這也就是在共產黨國家發生的反對共產黨專制的鬥爭中，很多共產黨員，很多共產黨的領導人要選擇同情民運，反對暴力鎮壓這種立場的根本原因。 二戰後美國占領日本，接管了日本的壟斷企業，實行了證券民主化，老百姓也免費分得了股票，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四節 人人平等宣言  人人平等、黨黨平等、教教平等宣言 要建立正義的社會，“人人平等”是基礎、是前提。只有平等，才會有個人自由，只有平等，才會有人與人之間的博愛。法國的皮埃爾.勒魯（1797-1871）在《論平等》書中壹開頭就說：“現在的社會，無論從哪壹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條外，再沒有別的基礎。平等是社會的基礎，要把平等作為社會的準則和理想”。他認為“耶穌是社會等級的摧毀人”。 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首先談到平等問題——“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壹條指出：“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顯示出社會上的差別。” 《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第壹句是：“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世界人權宣言》第壹條明確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壹律平等。” 人類平等的原則是不分國家、民族、階級、膚色、語言、宗教信仰、文化差異的。平等關系是超階級性的。人與人平等的關系為聯合國憲章所確認，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準則。 現代政治的壹個根本原則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就沒有人生來就該當百姓，也沒有人生來就是“幹部的接班人”。領導與被領導，應根據人們需要的變化而不斷的變動，不應該存在什麽世襲的、終身的或長時期當政的領導人。誰也沒有資格做他人的主人，每個人只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人生來愛受人擺布，聽任別人主宰自己的命運。對人類而言，最為重要的是確立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現代政治的壹個根本原則是人人平等，那麽由平等的人組成各階級之間也是平等的。因此，不存在壹個永遠先進的階級。馬主義錯誤地認定農民屬於小資產階級，是革命期間的爭取對象，奪權後的教育對象。共產社會的城鄉等級制度，城裏人歧視鄉下人、工人歧視農民的現象都是反民主的。中國政府壹貫主張“世界各國，不分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大家庭裏平等的壹員”；為何在國內不能實現公民權利的壹律平等呢？同樣是人呀，為什麽中國政府對美國和英國士兵虐待伊拉克戰俘的事件如此地重視和不能忍受，對本國惡劣的歧視行為無動於衷呢？中國人難道天生下賤？這是多麽的自相矛盾啊！ 民主講究的是人權均等。每個中國人都有權利在中國的國土上過著自由、安全和尊嚴的生活。只有主張在中國消滅壹切特權、消滅官民不平等、城鄉不平等的運動，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因此，必須取締城鄉不平等的戶籍制度！取消壹切不平等的特權和待遇！ 現代政治的壹個根本原則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那麽公民的結社[組黨]權利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他們組成的政黨被選為執政黨的權利也是平等的。怎麽能從壹律平等原則中推出壹個黨和其它所有黨之間永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不平等的法律關系呢？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就保證所有政黨在法律面前平等。所以，憲法要保證各政黨公平競爭執政權的機會。 由憲法確立某個人或政黨的絕對權力，不允許其他組織競爭，這本身就是對憲法的濫用，絕不是壹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把自己黨的領導地位放在第壹位，要人民天天念經壹樣服從黨的領導。這是古代的皇帝霸王黨，與現代政黨毫不相幹！上帝從來沒有賜給任何人絕對的權柄，人所享有的永遠是有限的權柄。不管是個人，還是教會、國家，當其聲稱自己擁有任何人都不能幹預的絕對權力的時候，就已處於瘋狂的邊緣了。 眾所周知，特權制度是社會的不平等的根源，有特權就有歧視，不享有特權者必被歧視。有固定的先進階級，則其他階級必被歧視；有固定的領導黨，則其他的黨派必被歧視。有固定的指導思想，則其他人的思想必被歧視。憲法把某個人的思想、理論寫進憲法，是霸權觀念作祟，是企圖以壹種理論強行霸治其他理論，違背了人類公認的人人平等原則。 憲法應體現平等精神，憲法不能給某階級和某黨派某思想以特權，不能規定某階級某黨某思想處於領導地位。因此，必須取消憲法中領導階級、領導黨和指導思想的提法。 也就是說，必須首先做到觀念上、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才能有事實上的平等。如果連觀念上、法律上的平等都做不到，就不可能有事實上的平等。所以，第壹步是要求修憲法，取消憲法中壹切不平等條款，爭取全民公決誕生新的平等憲法。爭取修憲的群眾運動，就是民主深入人心的過程。讓我們在修憲運動中確立起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相互關愛中給對方以自由，我們的社會才能成為壹個自由和諧的民主社會。 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壹家壹姓之中國，也不是壹黨壹派之中國，而是人民當家作主之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卻不享有周期性地自由選擇執政黨之權利，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讓我們自由起來，砸碎專政的鎖鏈，為中國的民主化而英勇的奮鬥！！ 第五節 人類的主要矛盾是特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矛盾 1．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富人階級壓迫窮人階級矛盾 幾千年來各階層之間和睦共處。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關系大多是合作友好關系。英國的“圈地運動”往往都被講解為“跑馬占圈”式的惡霸行徑，其實是突破當時的村社習慣而實行的“自由”擇佃，即趕走原來的佃戶而把土地租給能出更高租金的外來牧羊業者。 如果按馬克思說的做，聯合起來把資本家滅了，誰來管廠子？讓那些自稱為先進分子的黨員來當廠長嗎？誰能保證他們不是壹群吃喝玩樂嫖都要在廠裏報銷的腐敗分子？資本家再壞，廠子是資本家的，他必然珍惜每個銅板、必然要善待工人。 當雙方感覺對方不公時，會協商解決，最多對簿公堂。壹個業主找木工打家具，雙方談好條件就可開工。質量上不滿意，或是業主苛刻或是扣壓工資，雙方協商，大不了打死人，不至於鬧到成千上萬的工人因與業主資本家不和，而都去罷工或造資本家的反。 2．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特權階級壓迫無權階級的矛盾 人人都可以享有且不會引起沖突的權利，就叫人權。與人權相對立的是特權，特權是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的權利；特權就是不受法律制約、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利。特權最根本的屬性是人與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規定壹些權利只有某壹類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這是最明顯的特權。中國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階級的特權。儒家的君王、君子之類就屬於特權階級。特權階級是掌握了政權的階級，是少數當官者；他們比壹般人的自由更多。他們的額外的自由是靠著犧牲他人的自由而得到的，這顯然是壹個不公平的社會。 特權是使人奴化的禍害性力量。特權階級使為公的權力變成為私的權力，使權力為公的原始民主社會異化成家天下、黨天下的社會。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太平盛世的年頭遠少於兵荒馬亂的年頭，人們為什麽爭鬥，因為過去的壹切社會制度中都是由有特權的人管理無權的人，對無權的人實施專政。在壹個權力私有化的專制社會，有權就有壹切；為霸占政權，父子相殘、兄弟相殺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野蠻行徑，嚴重侵犯了人權。 特權統治階級是人類史上最為反動的階級。因為，任何權力都有越界犯規的傾向；權力越集中，野蠻的成分就越多。權力壹旦失去控制，其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遠非普通人的野性發作所能比擬。壹旦掌握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吃民無數；掌握了至高權力的特權階級必然墮落為吃人階級。老虎吃人，可“苛政”比老虎吃的人更多；蛇咬死人，可賦稅咬死的人比蛇咬死的人更多。可見，不受制約的特權階級險過洪水猛獸，比獅虎蛇豹更兇殘。 所以，廣大的民眾就要把特權階級關進籠子。這樣壹來，就產生了激烈的沖突與矛盾。當特權階級荒淫無道魚肉人民時，無權的平民階級的反抗就上升為暴力反抗。《水滸傳》描寫的就是官逼民反，《三國演義》描寫得也主要是官民矛盾和官與官間狗咬狗的鬥爭。 從古到今，很少有人民起義是單壹階層的行為，如奴隸社會奴隸主與奴隸聯合的起義（如西周反對商紂和奴隸聯合）、地主聯合農民推翻皇帝和農民聯合起義（秦末平民起義、隋末平民起義、宋朝梁山起義等等）、資產階級聯合工人階級的革命。 1863年7月，法國工人回復英國工人的信中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築成壹座堅不可摧的堤壩，來抗拒把人類分成愚昧饑餓的平民和腦滿腸肥的官吏的害人的階[等]級制度。” 在西方，無權階級與特權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產生了民主制度，通過民主制把統治者關進了籠子，使他們為非作歹的機遇大大下降。在東方，無權階級與特權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特權階級把無權階級關進了籠子，無權階級成了被迫的奴隸或心甘情願的奴隸。 專制社會的基本規律是官壓迫民。五千年來，在中國大地上，從來就沒有人權。在帝王的眼裏，老百姓是壹種財富，同這古老土地上的資源壹樣，誰搶到江山，就歸誰所有。政府把人作為統治者的工具；合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誅或刑，無所不用其極。政府從來不把人作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穩定作為目的。所有的人，都要為王朝而努力，而任勞任怨地、幾十年如壹日地勞作。王朝不是為實現人權而沒置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發展卻要以王朝的旨意為座標、為方向、為目的。這種非人的王朝體制存在多久，中國人民就會在這種罪惡的制度中垂死地掙紮並且以非人的存在茍延殘喘多久。 三千年有文字的歷史記錄了六千次的戰爭！全體臣民實際上都是被武裝劫持的人質！在這特權奴役的社會裏，壹切人權思想甚至神權的存在，都構成了對皇權的挑戰，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西方壹些不言自明東西，中國人想壹下都是殺頭之罪。 在漫長歷史中，中國農民壹直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被視為牛馬之屬而囚禁在籠子裏。古代的州官稱“州牧”，做官稱為“牧民”，把老百姓視為“會說話的牲畜”。皇糧國稅是提在官吏手中的繩子，套在農民脖子上的繩索。明明是農民養活了統治者，統治者卻認為自己給了農民活路。唐代詩人李紳有《憫農詩》雲：“春種壹粒粟，秋收萬顆籽；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它反映的不只是晚唐農民的命運，也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命運。農民們在中國社會中生活了幾千年，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其它等級的人們享受生命的尊貴。 中國的百姓雖然人數眾多，但力量卻很微小，這種微小的民間力量和強大的專制力量之間的懸殊，使得特權與百姓的關系成了魚翁與魚鷹的關系：魚翁用根繩子將魚鷹的脖子系住，讓魚鷹餓著肚子憑著本能捕魚。魚鷹捕到了魚，但因脖子上系著繩子而無法下咽，魚只好被漁翁掠去。這樣，魚鷹周而復始地，壹條魚壹條魚第為魚翁勞動著，直到漁翁心滿意足了，才會將他們脖子上的繩子解開，讓他們下咽幾條魚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中國的百姓們就像這些沒腦子的魚鷹，即不知道通過立法來限制政府，又不會組織工會來保護自己，只知道憑著動物似的本能去辛勤地“捕魚”，他們在捕魚的時候，總是認為“魚”會下肚，但最終“魚”總是被蹲在壹旁的“魚翁”——專制政府掠走……這種鬧劇日復壹日地演著，百姓們不管多麽勤勞，最終仍然是壹貧如洗。 3．馬克思維護的是特權“新階級” 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即權力問題，也就是維護還是消滅特權階級的問題。孔子維護王的至高無上的王權，馬克思維護領袖至高無上的權威，占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馬克思主義不是把鬥爭方向指向特權，而是指向資本，以為制約甚至消滅了資本，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就解決問題了，他沒有反對特權階級的理論。馬克思反對書報檢查制度[特權制度]，因他是受害者；他反對特權，不過是為了自己上臺後好集權，使自己的集團特權更大！就象奴隸反對奴隸主，不過是自己當奴隸主，奴隸制度不僅保留，而且變本加厲（利息），無產階級專政嘛！馬克思主義黨，哪個不是特權黨，壟斷了壹切！如果馬克思反封建特權制度，那麽他為什麽對否定封建特權制度的英國和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吹毛求疵呢？ 馬克思《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全是批判英國資本主義的，馬克思對封建特權制度批判又有幾本書呢？到了晚年，馬克思把他們的共產主義希望寄托在搞農奴制度的俄羅斯身上。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和封建特權制度和奴隸制度有天然的親和力。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都是平民階級，是反對特權階級的同盟軍。馬克思卻瓦解這同盟軍，忽略了特權階級，使馬主義國家走向了特權奴役的深淵！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處於社會最底層，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地位，掩蓋不了事實上的受奴役受壓迫的地位。 馬克思誤把財產私有制當成了萬惡之源，真正的萬惡之源卻是權力的私有化。權力的私有化、壟斷化是中國貧困、動亂、愚昧的總根源。馬克思主義不批判權力私有制而搞生產資料公有制，導致了生產資料的壹黨化壟斷主義和極度腐敗。 馬克思用階級矛盾轉移人民對特權的視線，以便他們壹小撮好獨掌大權。列寧繼承馬克思衣缽後，就大力提倡對黨領袖的個人崇拜；他的屍體就擺在紅場供人頂禮膜拜。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黨人獨尊，是因為它有助於“先進性”的官員對人民的壓迫。巴枯寧評論馬克思說：“他以人民統治的名義，宣布人民對國家奴隸般的依附”。 列寧說：先進的理論不能產生於先進的工人階級，只能產生於少數領袖，絕大多數的群眾都應接受他們這些“偉人”的灌輸，人民只能聽從他們的領導。人民真成了奴隸。 馬列主義的“先進理論”是對人人平等的競選制度的毀滅性打擊。因為先進階級、“尾光癥”的黨早已確定，競選不僅完全沒必要，而且萬壹競選選出了與預定結果不同的領導，必然會使人民獲得更廣泛的權利，自己苦心經營的專政與變相世襲制度就會毀於壹旦。這難道不是等級特權制度、不是專制邪教？馬邪教導致了億萬生靈無辜死亡。 在日本公務員任期只有五年，五年後需要幹20多種其他工作後才能再考公務員，官僚不易形成特權貴族。而在蘇式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社會，官僚皇權終身制世襲制，在權力的腐蝕下，形成特權貴族。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克裏姆林宮內幕》書中說，自30年代起，蘇聯對領導幹部實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比例約為30/1；而到了1953年，已達到了50/1甚至更多。當時還實行兼職取酬制度，即壹個人兼任幾個職務並領取各項職務的全部報酬。黨委領導人都被選入蘇維埃執委會或被任命為政府負責人，這樣，與普通人的收入差距就大了。此外，還向領導人員秘密發放工資附加款，即“大信封”（錢袋）制度——就是領導幹部每月都會收到壹個裝有許多鈔票的大信封，裏面的錢從幾百到幾千盧布不等，錢的多少取決於職務的高低，在數量上壹般相當於公開工資的壹至二倍。這些工資附加款都是通過秘密的特殊渠道發放的，不交稅，也不納入繳納黨費的計算基數。除收入方面的特權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補助和其它種種特權，包括可以在專門商店和組織得很好的內部商業系統低價購買緊缺商品和進口高檔商品等。 特權還擴大到領導幹部的家屬。政治上比較重要的學院，像培養外交官和出國工作的負責人員的國際關系學院、外貿學院，據說都是專為那些權貴階層子女保留的。這些學院雖然不屬於秘密性質，但它們從不被列入每年公布的高校招生手冊。當時能出國的確實需要有壹定的家庭背景和政治背景。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高爾基被安排在像宮殿壹樣的別墅裏，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有四五十個，每天都有親朋食客數十人，在這裏“不知不覺過著封建領主般的生活”。而與此同時，普通老百姓還要為謀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  葉利欽說：如果爬上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專門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特制佳肴、不花錢的源源不斷的奢侈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二億人只能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 人權異常萎縮的國家，常常是特權異常膨脹的國家。把人權置於第二位的國家，壹定是把特權置於第壹位的國家。野蠻的特權當道，人民必然遭殃。在不尊重個人自由、生命與財產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榮，只會越來越蕭條。據報道，有個鎮的鎮幹部吃垮掉壹個飯店，老板倒閉工人失業。是誰剝削了老板和工人，是驕奢淫逸的特權階級。 鞍山市壹個科級警官在幾年時間聚斂了五千萬財富。河南省三任交通廳長就職前都寫血書發誓保持廉潔，上任後個個成為巨貪。吉林省委原副秘書長王純在擔任白山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全市的科級以上幹部除了他兒子和兒媳外，均向其行賄且數額巨大…… 中國的勞資矛盾其實是官民矛盾！勞資矛盾，表面看是階級矛盾，實質上是官民矛盾。因為掌權者把農民當二等公民，國有單位雇傭的民工很是受剝削；私人企業對民工可能更壞，這些私人老板往往收買了官方，官方為他們撐腰，老鄧就取消了工人的罷工權呢！ 官民矛盾，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特權統治者牢記的警言。大陸政府也不隱瞞政府與人民間的緊張對立關系，幾乎在每壹個村莊的村頭，都可以看到刷在墻上的醒目的大標語：“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這標語壹下子讓人想到了舊影片中矗立在中國各個村莊關口的日本碉堡，這不是明擺著和人民為敵麽？ 如果說古代的統治者是用三綱五常和暴力把老百姓關在籠子裏，那麽，當代的特權統治者是用四項基本原則和暴力把老百姓關進了暗無天日的籠子。 當代的農民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後，他們用吶喊、靜坐、絕食甚至鮮血與生命與這個社會抗爭。城鄉等級制度已成為影響中國穩定的壹大問題，每年發生的幾千起謀殺案中有近壹半源於不同等級之間的沖突。農民由於長期被壓，心中的怒火難以遏制。幾乎每壹天，在中國的每壹條街道上、每壹個角落裏，都有因特權等級制引發的仇殺。 直到現在，極左派們仍把鬥爭矛頭指向資本家，以掩蓋特權階級壓迫人民的真相，甚至把平民與特權的矛盾也說成是與資本家的矛盾，達到掩護特權階級的目的。 左派們不肯建立壹種有效的機制以反對特權的發育生長，不肯建立有效的機制反對政府濫用權力、腐敗和犯錯誤，也不肯建立有效政治機制以保護人民不受政府和特權階級的剝削。他們陷入在150多年前的陳舊不科學的理論中不可自拔，無法跳出造反腐敗滅亡的怪圈。　 1950年代初吉拉斯（MilovanDjilas）是南斯拉夫副總統和“國民議會”議長。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他公開主張實行多黨制和西方式的民主。1954年1月，南共聯盟解除其黨內外的壹切職務。吉拉斯於1954年1月繳還黨證，自以為是自由之身可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因而被捕；不久開釋，當局準許他仍住在貝爾格萊德，壹直被監視，形同軟禁。 1956年匈牙利爆發反馬抗暴事件，吉拉斯在那年11月19日紐約出版的周刊“新領袖”上，發表“東歐大風暴”壹文，贊揚匈牙利革命“是馬主義逐步走上末路的開端。”為了這篇文章，他再度被捕，判刑3年。最諷刺的是，他被關進去的牢房，也正是1933年他以左派學生領袖身份判刑時住過的同壹個牢房。 在獄中，他埋頭著述，寫出了《新階級》壹書，指出，黨通過生產資料國有制對社會生產進行全面控制，黨壟斷了信息和教育機構，黨已成為巧取豪奪、壓迫人民的新階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執行國家管理職能時變成了新的壓迫者。 “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或‘國家的’財產等名詞，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階級認為，凡對其絕對權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壞其所有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評新階級對財產的獨占，足以使新階級發生失去權勢的恐慌，新階級對於批評與要求之敏感，是他們的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造成的。” “當新階級在革命中大獲全勝時，其控制手段卻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可恥的壹頁。人們壹面會為其成功感到驚異，壹面又會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恥”。“新階級終有壹日會被歷史所淘汰，是時，人們將不致為它的雕落而有絲毫傷感”。 “黨的權力機構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殘暴的剝削，是因為只有XX黨壹黨是所有政治、經濟與思想活動的中樞。整個公眾生活或陷於停頓中，或為黨的政策所左右。”  “黨對權力的貪夢是沒有厭足和無法抗拒的”。“他們濫用權力和酷愛權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樣也是難免的。這是壹種特別形式的腐化，它是由於政府只操於壹個政治集團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權的泉源的事實所引起。……政府、黨與國家不分，並且實際上掌握著壹切資產，使馬國家必然產生特權和寄生作用，成為壹個本身必然腐化的國家。” “在馬制度下，盜竊及濫用款項的事情無法避免。盜竊‘國家財產’的原因，並非僅由於窮困，乃是由於馬國家內的財產並不屬於任何人。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被變成無價值，從而造成盜竊和浪費的適宜環境。最大的浪費甚至還無法看見。那就是人力的浪費。千百萬人在不感興趣的心情下所從事的遲緩而無生產力的工作，及對於從事非‘社會主義’工作的防止，其所發生的龐大的、可以計算而不可見的浪費，乃是共產政權所無法避免的。” “由於馬國家是靠軍隊和暴力而建立的，由於它經常與人民對立，所以即使沒有外在的理由，共產國家也必須是黷武的。沒有壹個國家會比馬國家更崇尚暴力。實行黷武主義是新階級在國內的根本之圖，它所產生的力量，是新階級的生存、力量與特權之所系。” 在“槍桿子”的治理下，不可能有自由，而只能有野蠻、恐怖和暴政。離開自由去追求所謂的生存權，那人民就如同家畜。專制壟斷制度不僅危害了人的自由，也扼殺個人的創造力，使社會喪失了活力，從而處於落後、貧窮、停滯的狀態中。 “當代馬主義是這樣壹類極權主義：它具有三項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壹是權力；其次是所有權；第三是思想。這些因素被唯壹的政黨，壹個新階級所壟斷；而目前則被該黨或該階級的寡頭們所獨有。歷史上從沒有壹個極權制度，甚至現代的包括在內能同時將所有這些因素合在壹起，把人民控制到這種程度。” 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評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他認為，共產黨的唯壹出路是退出歷史舞臺，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

 

第六節 四項基本原則是“三壟斷”制度

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

四項基本原則是“三壟斷”制度的具體化。“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

1．“堅持黨的領導”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1954年制定之後，經過75年，78年，82年三次大修改，但關於“共產黨領導”的內容，卻壹直沒有取消，而且每部憲法中都不只壹次的出現。1975憲法，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壹章中的第壹段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78年憲法第56條規定：“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公民如果不擁護黨的領導，就是違憲，所以在很長壹段歷史時期，在中國“反黨”就是“反革命”，就是“右派”就可以判刑，勞教。這顯然是災難。 

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對“兩個凡是”的討伐；可共產主義的真理性仍然勿須實踐來檢驗，被1979年的“四項基本原則”所阻止。

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李洪林指出，從思想方法上說，“四項基本原則”和“兩個凡是”壹樣，“都是確立幾個先驗的原則，既不受實踐檢驗，也不容許絲毫懷疑，因此實際上是‘四個凡是’。

孫文廣於1980年和1981年兩次專門就“四項基本原則”上書，指出它們是極左路線的產物和繼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來自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來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黨的領導，是來自堅持黨的壹元化領導；堅持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是來自九大十大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也就是壹切權力集中在黨手裏。在他看來，“黨的領導”是不可逾越的底線 ，而他人的尊嚴和生命是低於這個底線的；其實質乃是權力高於壹切的極權壟斷和權力崇拜。

中共這種天然的統治權，不僅是對中共當年“反壹個政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的徹底背叛，而且是慈喜太後“什麽都可以變，老佛爺的權力不能變”的隔代傳承。

1982年中國憲法在序言中登載了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原話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憲法中規定某黨的領導，這違背了各政黨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則，也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原則。“黨領導”入憲，黨權成了國家最高權力，而這種權力並非公民授予。

共產黨員在國民中是少數，黨員不是由公民選舉產生，共產黨也不是經過公民選舉產生的群體，共產黨不應該在憲法中享受特權，在憲法中確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是無視基本人權，違背民主基本原則的行徑，這是荒唐、荒謬的。

“黨領導”進入憲法使得中共享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敗。“黨領導”進入憲法使得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無法開展競爭，其他政黨只能在中共領導下活動，這種壟斷的、沒有競爭的政治只能帶來政治上的停滯、倒退和專制；這造成很多選舉都沒有實質的意義。不管選出什麽官員，他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那選舉還有多大的意義？“共產黨入憲”使得司法不能獨立，國民無法依靠法制渠道解決社會問題。

“黨領導”入憲，就是說，少數人是唯壹的統治階級；少數人的統治是法律赤裸裸規定的，任何人或集團不得挑戰，否則就是大逆不道。這勢必造成黨權的永久制，必然形成特權階級。在壹個少數黨棍天生就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法律就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既然立法赤裸裸規定人是不平等，那麽，執法也必赤裸裸地為少數人服務。為少數人服務的法律，無論說得再好聽，也無法做到公平和公正。特權階層和廣大國民的利益沖突將不可避免 ，在這種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和諧社會，只會頻頻制造重大災難和失誤。

1982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公布憲法草案時，憲法工作小組成員張友漁提到：“黨對國家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組織上的領導”。李鵬委員長卻說：“黨對國家和人民的領導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組織的領導”。

如果“黨對國家和人民的領導”是組織領導，那黨就成了國家和人民的上級。

所有的民主國家的黨都只是社會團體，無權幹涉國家機構和公民生活。黨不是權力機構，如果黨是權力的中心，國家就成了黨的派出機構，這是對國家的侮辱。所以，黨領導壹切，淩駕於國家之上，只能證明該國處在地獄時代，黑暗無比。

對於人來說，什麽最重要？是人？還是黨？顯然，人比黨重要得多！黨不過是為人服務的工具，黨絕對沒有人重要！憑什麽要把黨權高懸在人們的頭上，僅僅因為X黨掌握了槍桿子，就可以肆意地強奸人民的精神嗎？

“堅持XX黨的領導”就是剝奪了人民選擇執政黨的自由權利，是反人類的逆流、是反動的、非法的，必須堅決徹底幹凈地予以取締的。

任何黨都不應把自己的黨權淩駕於人或人民之上。人民選妳，妳就執政；人民不選妳，妳就下臺，若還堅持“黨的領導”賴著不下臺，就是竊國篡權！這樣的政權就是偽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既然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那就不屬於任何政黨。黨權高於國家永遠享有執政權，是典型的竊國篡權，屬於嚴重違憲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必須取消憲法中的“共產黨領導”。為了完成這項修改，首先是讓大眾知道，公民人人有提出修改憲法的權利。要喚醒民眾的權利意識，用各種方式爭取修改憲法，廢去憲法中的“共產黨領導”。中共如果要堅持在憲法中保留“黨領導”，請讓全民公決。中共如果壹定要把“共產黨領導”賴在憲法中，保持它的霸權地位，那下場肯定是不光彩的。

2．堅持馬劣毛指導，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

X黨認為馬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只能被“先鋒隊”的黨掌握；所以，要對群眾進行理論灌輸，對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言論要堅決鬥爭。對階級敵人要剝奪其言論自由，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在人民內部實行“集中指導下自由”，自由是對紀律而言的。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思想不能從工人中產生，不能從其它階級中產生，必須靠黨從外部灌輸。“灌輸者”標榜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而“被灌輸者”則是接受者，這是思想上的霸權主義，是“上智下愚”的現代版。

89風波後鄧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

“對人民大眾進行教育”，是建立在“愚民論”上的。它把社會上的人分成兩部份：壹部份是天生的教育者，壹部份是天生的受教育者、是群氓。黨宣稱大眾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低，群眾要自覺服從高覺悟的黨人的領導，由覺悟高的黨人來統壹思想、主宰壹切。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重申了此條款。1949年《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自由權，後來的憲法取消了思想自由。官方不斷用壹個人的“理論”來“統壹全國人民的思想”，每壹次都不惜用修“憲法”的手段把它“合法化”，“憲法”成了愚民、騙民、治民的工具。

1975年憲法規定“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公民的義務。難道不努力學習，還要依法追究嗎？法律非但不保障思想自由，反而規定思想不能自由。荒唐！

江澤民說“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這違背了思想自由的原則。思想是是最逍遙、無拘無束的，怎麽統壹呢？並且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每個人的想法每時每刻還都不盡壹樣，如何統壹得了？如何領導得了？

曹思源說要求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壹致”是反動的，黨中央要跟普通人保持壹致。黨要忠於人民，而不是人民忠於黨；黨要接受人民的監督，而不是人民受黨的監督。公民是主人，黨是仆人[這是現代文明的觀念，反之，則是野蠻的觀念]；黨的政策要反復考慮是不是符合公民的心願。我雇壹個傭人，難道我天天要與傭人保持壹致嗎？

人人平等，我們每個人與馬克思都是平等的，馬劣毛有什麽權力指導我們呢？壹個人的思想再博大精深，他也無權指導控制他人的思想。

憲法中不應該寫進人的名字[包括孔子、孫中山、馬克思]，寫人的名字就是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

有人說：“實行某某主義是人民的選擇”。那麽，既然實行壹種主義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的選擇與認可，這就等於承認了人民的意誌高於主義。壹方面承認人民的意誌高於主義，而另壹方面又用某種主義來限制人民的選擇範圍，這豈不是邏輯上自相矛盾嗎？

以某種思想為指導，即排斥其它思想，沒有思想自由可言。把幾個人的思想理論，把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凝固化、絕對化、法律化，將其高懸於其它壹切思想之上；造成了思想壹律、輿論壹律、教育壹律，禁錮了民族的精神，窒息了人的創造靈性，造成了獨特的“黨文化”代替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造成民眾的愚昧和人權大災難。

1670年，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在《神學政治論》中說：“想法子控制人心的政府是暴虐的政府，把意見當作罪惡的政府是最殘暴的政府。” 

統壹思想的過程變成了赤裸裸的精神奴役，成了暴君向人民施虐的工具，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只能緊跟在某個“聖人”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從而營造了“壹個人發瘋，全民遭殃”的社會氛圍。使中華民族變成了壹片精神廢墟和文化荒漠。在黨統治下，連保持沈默的權利都被剝奪，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文化徹底毀滅。 

因此，承認民意至上的人民主權原則，就必須給人民以選擇主義、選擇政黨的權利。因此，官方把某個主義強加於國人就違背了人民主權原則。

中國要趕上發達國家，必須在思想、文化、政治領域確立公平競爭的原則與制度；拋棄黨永遠當領導的特權思想，拋棄馬劣主義永遠指導人民的特權思想。

3．無產階級專政更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

古羅馬的“專政”，類似於當代憲政中的緊急狀態法所賦予行政首長的若幹緊急權力而已。而十九世紀中葉的學者包括馬克思，其“專政”壹詞是古羅馬時代的意義而已。

馬克思第壹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是1850年，按馬克思的原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在緊急時期實行的階級統治，只適用於社會主義之前的那個過渡時期；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就只能是全民的國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無限期的延長。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掌權後對資產階級實行無情鎮壓與管制。列寧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62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則說:“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根據這壹理論，壹部份居民被劃為敵人即專政對象，從而被剝奪壹切自由權利，不許亂說亂動，動輒挨批挨鬥，甚至被肉體消滅。1954年憲法第十九條雲：“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壓壹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壹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 國家依照法律在壹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中國的公安、檢察、法院都被稱為“專政機關”，為了對“敵人”實行專政，決不會讓法律束縛手腳。於是，壹系列的冤假錯案發生了。可憐的地主和資本家，被剝奪了人權，壹直被鬥到1979年。

1926年梁啟超先生說: 什麽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 凡是專政都不是好東西。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1950年代的地主資本家被迫害的所剩無幾，今天的私營企業主已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符合條件的，還可以加入共產黨，怎麽能對他們實行專政壓迫呢？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沒有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專無產階級的政了。無產階級專政，是赤裸裸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鎮壓；為了掩蓋少數人的壓迫，就在宣傳上說是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是壹個文理不通的生造詞，是宣告破產的自白書。Dictatorship——專政、專制、暴政、獨裁、個人專權之謂也。所謂專政，就是由壹個人或壹個集團把持政權，他們有權任意決定別人的自由、主宰別人的命運，被主宰者無緣置喙。專政的後果：攫取了政權的部分人成了不受限制的強盜集團，被專政者則是悲慘的奴隸。當代專政比傳統專制要壞壹萬倍。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獨裁的新名詞而已，想以此立憲，那是愚蠢。

專政的旗幟就是戰爭的旗幟。當今世界，只有中國和朝鮮的憲法高舉專政的大旗。朝鮮的專政對象已經擴大到逃荒者身上。這面旗幟不撤，何談文明？尊重人權已寫入我國憲法，因此必須清除現行憲法中的“階級專政”；否則，人權就是騙人的。

1978年奧地利社會黨黨綱指出，“民主和專政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社會黨人是“法西斯專政和共產主義專政的堅定不移的和毫不妥協的反對者。”

1986年社會黨國際《利馬委托書》表示，“反對壹切形式和壹切階級的專政”。

在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專政無論是什麽階級的專政，都意味著獨裁，意味著對民主的踐踏，妨礙了人性的自由發展。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合理形式。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明確地講：“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基督教”

4．社會主義的秘密就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放棄

延安時期陳雲做報告答疑說：“剛才這位同誌問，既然共產黨是講平等的，為甚麽我們大家的生活這麽苦，毛主席卻每天吃壹只雞？”陳雲接著說“是的，毛主席每天吃壹只雞，這不是毛主席願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們大家過壹樣的生活，但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

社會主義社會等級森嚴，國民地位極不平等。官為民主，民為官奴。自1949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遂實行工薪制，開始明確劃分幹部的級別，逐漸地建立了以官僚級別為準繩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級別分為28級，13級以上謂黨政高級幹部；13級至17級謂黨政中級幹部；17級以下者謂普通幹部。高級幹部取工薪與供給相結合制，即除掉按級領薪外，其秘書、住房、汽車、電話等壹切“革命消費”，均由國家供給，並有詳細的規定。五、六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基本上已能夠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則能隨心所欲。

官僚級別壹經劃定，即“全國通用，終生享用”。不僅退休之後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經濟待遇，即特權，而且死後的追悼會與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確的等級規定，訃告上則要明確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級別，哪怕是壹個科級或股級幹部。如此常令無級無別的普通民眾笑恨難抑。與中國封建皇帝時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個高喊“人民萬歲”的毛，恰恰用“人民”掩飾他對老百姓的欺壓。民國時農民做長工，東家都給他們夾菜拌葷油吃，那時候打油用油壺；到了人民公社化後，農民整個夏天喝淮麥粥，壹個月二、三兩油，肚子中沒油，飯也吃不飽，人幹活沒有勁。 王尊壹向毛主席的呼籲說：“元朝時侯把人民分為四等，第壹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清朝的政治要職都設副職，滿漢人各擔壹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人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今天，全國人民也分為四等：第壹等人是共產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群眾。現在我們國家除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外，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多設復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麽區別呢”（《陜西日報》1957年6月12日）？ 生為太子黨，就等著飛黃騰達吧，想平平淡淡都不可能。詩曰：幹部子弟有特權，投桃報李互相幫。老子壹次打天下，子子孫孫都稱王。幹部子弟好弄錢，偷了國企偷銀行。幹部子弟愛黨國，派到歐美比揮霍。只要父母官不倒，國庫都是我家的。幹部子弟是壹幫，有錢有權又有槍。黑白兩道歸壹統，鐵打江山萬年長。 我國有個“離休幹部”的階層，可以享受高於普通公民的待遇。中共的退休制度是：縣級及其以下幹部是“退休”，退休金按年資對原工資打折扣；公費醫療待遇亦打折扣。地級及以上幹部，還有1949年10月1日前“參加革命”的幹部，是“離休”，意思是“離職休養”，並沒有“退出”，所以工資照發、公費醫療全包。 江澤民、李嵐清、薄壹波等還享有國家的最高級待遇，每人都配備警衛六名、司機二名、工作人員二名、秘書二名、廚師壹名、保健醫生壹名、護士壹名。 江澤民還配備由現司局級八名人員組成的辦公室，繼續在背後對曾慶紅和羅幹下指示，力圖形成架空胡錦濤的局面。江的這壹特權據說被中共中央認可延伸到十七大。  至2005年7月底，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壹級的離休幹部12人，在各地都設有行宮，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花2725萬元！ 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壹代中共大老遺孀）這壹級的離休高幹117名，每年的公費開支10億元，平均每人近1千萬元。 省部級離休幹部 (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每人配備工作人員三至五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的省部級離休幹部，平均每人每年開支都在500萬元以上。江的好友、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雖把前後兩個秘書都腐蝕得壹個槍斃壹個死緩，但他還享受著省部級離休高幹的待遇。  北戴河95%以上的優質海灘，都被壹小撮中共高幹占據了，或安排給外國人了，而留給99%以上中國人民的海灘，不及總長度的5%！幾位年輕人試圖遊水越界，當即有摩托艇飛過來警告：“敢遊到那邊，中央警衛局的解放軍打死妳！”  北京的涉外賓館、酒店，乃至商店，嚴格奉行“國民與狗，不得入內！”的政策。比如北京飯店，只要妳長著壹副中國人的倒黴臉，敢往大門口靠近，穿制服的看門狗就會喝問“幹什麽的？！”當然中共領導幹部除外，他們享有特權，身份接近於洋人。 中國飛機上設有貴賓廁所，若是普通乘客誤上了貴賓廁所，那就享受歹徒待遇甚至會被銬起來。中國餐館裏設雅座普通座。美國的餐館裏沒有雅座。要是在美國餐館弄個雅座，顧客來了，指著雅座說：我要坐那個位置！要是不交錢不讓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視罪處理，那什麽精神損失費亂七八糟壹加起來，沒法計算了。 在我國的外籍人士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4000元錢，足足比我國普通公民高了5倍，本國人繳納的稅金比在同樣環境裏的外國人繳納得多。這是歧視本國人；會導致混亂與罪惡。中國的每月3500元人民幣的稅率相當於在美國5萬美元年薪的稅率，可生活質量差別巨大！美國5萬美元壹年已可養家了，中國大城市裏，3500元/月永遠都買不起房子，稅壹扣，每月交通和房租壹交，給父母300，吃飯500，連自己都養不活。 1990年代我國有十等公民歌，歌曰： 壹等公民是公仆，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 三等公民搞租賃，汽車洋房帶小姘；四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術刀，割開肚子要紅包；六等公民是演員，扭扭屁股也來錢； 七等公民搞宣傳，隔三差五解解讒；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掙錢； 九等公民是教員，魷魚海參認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 普通的百姓們也分幾等：北京人等級最高，這個城市的人在說“咱是北京人”幾個字時，那洋洋得意的神情，令人惡心十年。其次是上海人、各大省會城市人、中等城市人、縣城人、鎮上人，最底層就是農民們。農民們出個門，他的“身份證”都沒用，得花錢買“暫住證”。小小老百姓想提高自己的身價的話，只有往大城市“鉆”。這樣壹來，公仆們又發現了壹個圈錢的“新大陸”：“戶口變錢賣。”哇塞！實實在在的中華民族壹大“怪”！ 社會主義的秘密就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放棄。社會各階層在馬社會裏並不平等：“工人階級”是第壹等級；“農民階級”是第二等級；其他的人被認為原本是“剝削階級”淪為第三等級。工人階級有了絕對的優惠，從出生到死亡、生活工作、退休勞保、生老病死全不用操心，可壹勞永逸。農民卻是自給自作、靠天吃飯、至於生老病死就全靠自己的造化了。 幾十年來，各省、市、自治區高考錄取線壹直實行差別對待。以北京大學為例。2002年，北大在重慶市錄取理科最低分672分，在北京市錄取理科最低分為622分。北京市人口還不到重慶市的壹半，招生名額卻是重慶的5倍多。這明顯地歧視了農村地區和不發達地區。 為了維護弱勢團體的正當權益、幫助那些不幸的人享有起碼的人格尊嚴和改善自身命運的機會，必須求助於平等原則。平等的第壹要義是建立壹個真正的民主制度，爭取言論和結社的平等權。而強者、富人之所以仇視平等，是因為平等將使弱者、窮人也擁有享受自由的能力，甚至平等可能會剝奪掉壹些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奢侈的自由。 1988年金觀濤說“社會主義已經失敗。” 為什麽還要堅持虛假的社會主義？憲法規定中國國民經濟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但現時的國民經濟是以私有制和外資經濟為主體，國家在搞私有制，公有企業都賣光了。不管是東歐還是西歐都沒有象中國公然提出權勢者占企業大股的要求，中國正從官僚社會主義走向官僚資本主義。 中國社會的眾多問題是不平等造成的，官民不平等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什麽少數人非要當特權壓迫階級，多數人被迫成為被壓迫階級？為什麽社會管理的飯碗為少數人控制，而不是自由競爭？為什麽社會只能獨尊壹種理論，而不是百家爭鳴？為什麽少數人壓迫多數人，而不是多數人主導少數人？為什麽鎮壓天經地義，而反抗就必須被赤裸裸鎮壓下去？根子就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尋求社會公正的公正的過程，就是否定不公正的立法和司法過程，就是不斷地否定維護少數人特權的四項基本原則。 因此，在中國首先應該爭取人人平等的權利。平等權不僅是人權的基礎，而且是實現民主的必要前提。爭取和實現中國人民的平等權利，才能同時實現中國的民主自由。

 

第四章 自 由

第壹節 自由的涵義與根源。

自由是人最大的幸福。自由不僅是壹種理念，還是壹種信仰。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質，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是人類的普遍價值，它體現了社會的正義。

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人類是精神的人類！沒有哪壹種生物，能夠像人類壹樣熱愛獨立、自由和尊嚴，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類聚居的地方，都有著同樣涵義的成語在世代流傳：“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1．自由的涵義

許多人教條式地背誦馬克思引用過的斯賓諾莎的名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還把它作為對“自由”的“定義”。其實，這不是自由的定義。

自由是人與人的關系。當兩個連體人的肢體永遠捆綁在壹起的時候，她們在肉體上不能自主，她們不知道自由為何物！可見，自由只能屬於分立的、獨立的個人。當別人違背妳的意誌、強制妳的時候，妳感覺到了不自由。因此，可以用強制來定義。

定義：自由指自願、自主、自治，不受強制與威脅利誘，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行動。

自由意味著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伯恩斯《領袖論》裏說過：“權力與自由是對立的，權力天生就要捕食自由”。權力的占有者總是想取消每個人的自由。如果諂媚權力就沒有資格談自由。薩托利說：自由是指平民百姓和弱勢團體不受政府和其他強權的壓迫。要確保自由，就要防止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就要確保被統治者能夠有效地反對統治者濫用權力。

裏根總統在復旦大學演說：“自由的制度反映了尊重每壹個人特有的聰明才智，尊重每壹個人擁有自主自決、自由自在生活的特定權利。” 

自由是指壹個人在行使自己的某項權利時不妨礙他人的正當權利。自由不是隨心所欲，自由不是想怎麽罵人就怎麽罵人，也不是[毛所說的]流氓無產者“在小姐的象牙床上滾幾滾”的無賴。在中國，“自由”的官方說法是：“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顯然，官方把“自由”與任意、隨意等同了，因此，官方對公民的自由的限制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國人常引用孟德斯鳩“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許的事情”來佐證自由的有限性，在西方的語境裏，法律就應體現正義，而孟德斯鳩所說的法律乃是自然法而非人定法。因此與其說自由是有限的、相對的，倒不如說對自由的限制是有限的、相對的。只要不侵犯他人和社會的權利，便屬於個人自治的領地。國家或其他人便不能任意加以幹預、限制。所以，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人們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做，不受任何限制，這就是自由。

19世紀偉大的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在其名著《論自由》說，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權利則是絕對的。美國人認為：個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裁判者，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誰也無權幹涉。這就是自由的真諦。

自由在根本上僅僅在於“自由意味著尊嚴”。在尊嚴上的平等對待，是民主憲政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正因為平等對待，每個人才擁有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天賦人權，政治統治才會成為平等雙方自願訂立的契約，統治者的產生才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授權，法律才會變成壹視同仁的超然正義，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才有公正可言，每個人才能夠自主地謀劃自己的幸福，民間社會才能具有名副其實的自治領域，政治架構中的權力的分立和制衡才有可能。

自由權指由由生命權所延伸出來的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的壹系列權利的總稱，主要指人身自由，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遷徒、工作、信仰方面的自由以及住宅不受侵犯權和通信自由。只有當人們的這些權利獲得了切實的保障，人們才能在生活中追求到幸福，生命權才會得到捍衛和促進。

2．自由的原因

哈耶克認為：所有的知識和信息並不構成壹個整體，事實和信息是不斷變化的，知識也沒有壹個固定的總和；知識可以交流，可以擴展，但不可能完全集中於個別人或個別機構手中，更不可能被個別人所完全掌握；個人不可能把握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識”，不可能掌握終極真理。每壹個人都只能擁有所有社會成員所掌握的知識的壹小部分，每個人對於其他社會成員的特定事實都處於壹種必然的無知狀態。正是充分承認每個人無知這壹事實，社會才需要自由、寬容與合作。最優的選擇出現在擁有不同知識的人們的合作當中。

正是因為無知，人類要對壹個變動不居的大社會或開放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完全的預見或準確的預測顯然是不可能的。未來是不可準確預測的，也不可能有某種終極的、可以完全解釋人類行動的規律。正是為了給不可預見的未來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正確，所以必須進行各種嘗試。

自由給文明以“創造力”並賦予了社會以進步的能力。壹個好的社會應允許人們自由地嘗試，這樣的社會就是自由社會。壹個生機勃勃的社會，其制度的原理是鼓勵所有個體在壹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自由為不可全知、不可預見的事物留下了空間，為人們實現自己的目的提供最佳機會。自由社會的人們能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則某壹價值觀導致全社會衰落或滅亡的可能性極小。因為衰落的趨勢將自行得到修正，或僅限於自甘衰敗的不切實際的人群。而那些能適應的人們，則調整方向，起而代之。在無選擇自由的社會，則同歸於盡。

哈耶克說：個人自由是人類經過長期“試錯”調整後發展出來的最壹般的原則中的最重要者，可視為政治行動中的最高道德原則。

只有追求真正自由的人才把自己歸入無知者的行列。蘇格拉底第壹個強調無知：“人啊！唯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看似充滿智慧的人其實最無知，是蘇格拉底對人的警告。

自由主義者把自己視為無知者，他永遠不會承認任何人、任何集團是全知全能的。所有人的知識都是有局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終極真理或歷史規律；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有絕對的認識局限性。政府絕不會比我對自己的需求、利益知道得更清楚，它不可能比我更清楚自己的能力、長處和短處；所以，它無權幹預我，應任由我按我的方式追求我的利益。

如果人對規律無所不知，也就沒有了自由選擇。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無知的基礎上的，那些“最偉大”、“最正確”、“最客觀”的說詞恰恰否定了這壹前提。極權主義者把自己排除在無知者之外；他絕對地認為老百姓無知，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有跟在領袖後面瞎跑的份兒。這就沒有了個人的自由，只有統治者的絕對自由。

每個人不應該自以為“真理在握”，從而要重新安排“天下秩序”；應以開放的心態去尊重其他個體的選擇，並達到與他們的良性合作。這是壹種很謙卑的態度。正如壹位傑出的美國法官所說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對於自己是否正確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

耶穌基督提倡謙卑，說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洞察人性的昆德拉說：“人類壹思考，上帝就發笑。”所謂謙卑，乃是對自身的知識理性和倫理德性的雙重缺陷的理性認知，對個人理性和德性的深切懷疑。沒有這種懷疑，任何人都有可能生活在自我神化的幻覺中：我就是真理，他就是謬誤。在這種幻覺的支配下，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合理性。自由就消滅了。

自由源於謙卑和懷疑。壹個不懂得謙卑的人，不會懂得如何運用自由。壹個不知道謙卑為何物的民族，也不會成為自由的民族。沒有對他人理性和德性的合理懷疑，就不會有獨立人格；沒有對自我的理性和德性的深切懷疑，就不會有對他人的尊重和寬容。

謙卑和懷疑是自由的前提。人本身是知與無知的矛盾統壹體。每個人有知的壹面，值得被尊重；無知的壹面說明要謙卑。謙卑和懷疑必不可少，人既要有自尊，也要尊重他人。

保羅.蒂利希說，人的生存勇氣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氣”。正因為人的有限，人應該謙遜而不獨斷；人應懺悔而不是指責；應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正是承認每個人的有限、無知這壹事實，社會才需要自由與寬容。

阿克頓勛爵說：“自由能促使我們不受國家、社會、無知和錯誤的幹擾而履行我們的義務。自由度的大小同多大程度上擺脫相互搏殺、誘惑成正比。不僅是個人對上帝的責任感使我們需要自由，而且也是對自以為是所可能產生的禍害的敬畏感使我們天然地擁護和熱愛自由。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這壹點，就需要人們具有自我控制能力並因此接受宗教精神的熏陶。”

美國人勒尼德.漢德(1872－1961)說：“自由的精神即是對其是否正確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盡力去理解別人的見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將別人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不帶偏見壹並考慮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銘記，即使壹只麻雀落地也該引起註意；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在那裏人們對最偉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貴賤，壹視同仁。”

3．上帝是自由之源

自由是上帝賦予人的。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神性)之壹即自由意誌來造人的。神是自由的；所以人也是自由的。自由這崇高的品質是從神來的。自由的價值無可衡量。

這自由就體現在能夠盡可能充分自主地選擇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選擇決定自由。上帝給了我們多少選擇呢？《聖經》說：“凡事都可行”。妳看看，何等自由！比妹妹的“九千九百九”要大多了。上帝讓我們按著自己的心意，豐富多彩地生活在世上。 

《聖經》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處。”上帝多麽關心世人，給了人自由不說，還細心地叮囑人們：妳可以任意去選，但並不是所有選擇都對妳合適，都對妳好。妳選擇的時候可要考慮周到呀。上帝關照我們選擇要慎重。

基督教強調個人對聖經的理解，並不強調思想統壹。所以，它不專制。新教牧師對決誌信靠耶穌的人說：“妳必須自己作壹個神聖的決定：要或不要，信或不信。不管妳父母是不是基督徒；也不管妳是不是每禮拜到教堂作禮拜；我要問的是：若是妳還沒有決誌過，妳今天必須作壹個抉擇，要或不要、信或不信……”。

這就是尊重妳的自由意誌！這表明人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這是妳的權利，就連上帝也不替妳決定。因為在末日審判時，妳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這意味著，唯獨我才是我的主人！我的絕對主權，連上帝也尊重。信或不信，誰都不能勉強我！

根據聖經，得救純粹是個人性的，沒有人可取代妳個人。在世界末日大審判的時候，也是根據各人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的行為。妳必須為自己的決定和行為負起完全的責任。承擔壹切的後果。既然如此，誰還敢越俎代庖呢？父母雖然愛兒女，卻也無法替兒女決定。得救問題，純粹是個人和神之間的問題。這就是傳道人再三強調慎作抉擇的理由。

意誌自由是上帝所賜。可惜亞當夏娃錯用了自由意誌，違命偷食禁果，導致從神面前的墮落。有人問，神為什麽不禁止他們？！神若禁止他，即收回人的自由意誌，那人就變成了機器。雖然人不可能再犯罪了，壹個沒有自由意誌的機器人不犯罪也不算美德。

“不自由，毋寧死！”並未誇大。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道德乃正確的抉擇和行為也)。沒有自由，人活著就沒有尊嚴，就只是奴隸。亞當夏娃，因為錯用自由意誌而失敗。可見人需要不斷吸取神的力量，與神保持親密的交通，才能漸趨成熟。自由的起點，就在布道會中決誌皈依上帝的那神聖的壹刻。這是最深刻的體會自由、享受自由的切身經歷。

自由是上帝賜予人的權利，人生而自由。“天賦人權”說就從基督教世界推廣到全人類，使壹切暴君獨夫聞“自由”而喪膽。“意誌自由”使人的自尊覺醒，必須面對人生問題作正確的決定；為自己的“自由”負起責任。於是個人的自主性得以建立，每個個體都能獨當壹面，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於是個體成熟了、豐滿了、強壯了。

在天主教國家, 得救問題由教會決定。天主徒結婚時，承諾將來所生的兒女必須為天主教徒，嬰兒壹出生就受洗禮入教。信仰大事由父母決定。改教在從前是要送到異教裁判所接受審判的，可能判處極刑。得救也無需信心，只要遵守各種禮儀，便可得救。無權直接向神祈禱，須向神甫告解，由神甫代求並宣告罪的得救。有了這麽多重的依靠，教徒樂得天天去參加嘉年華會，享受拉丁情調，或法國式浪漫了。所以，民主制度不在天主教國家發端。

專制的是回教和馬教都強調暴力出政權。壹旦把暴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麽對信徒的思想恐怖就是必然的！當年默罕默德壹手持刀，壹手拿可蘭經傳教，不信者殺！對改教者往往壹刀奪命。這就是思想專制、就是迫害異端！既無自由可言，怎可能建立民主政治？

馬教信徒要退出共產黨，要受處罰的，這也是思想專制、也是迫害異端。共產制度，只講求集權專制，人民失去所有自由，更別想發展出民主政治來了。

第二節 國家的最高目標是人的自由 1．自由度是國家盛衰的關鍵 1640年的英國革命導致了大不列顛帝國的興起；1644年滿清占領導致了大清帝國的建立。彼得大帝於1689－1725年執政，銳意革新和擴張，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這三個國家中，大清和沙俄都在20世紀初滅亡了，滅亡的原因就是沒有自由。 彼得大帝以開明專制的政治制度帶領俄羅斯走出野蠻、落後狀態。1689年俄國幾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西歐落後幾百年。到處盛行著農奴制──實際上農奴的數目在增加。俄國錯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時機。牧師愚昧無知；文學暗淡無光，數學和自然科學無人問津。在西歐，此時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剛剛問世，文學和哲學事業繁榮昌盛。  1697至1698年間，彼得到西歐作了壹次長途旅行，他率領了壹個大約由250人組成的“龐大的使團”。由於他使用假名，因而看到了許多新事物。在這期間，他為荷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當了壹個時期的船長，還在英國造船廠工作，在普魯士學過射擊。他走訪工廠、學校、博物館、軍火庫，甚至還參加了英國議會舉行的壹屆會議。總之，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工業及行政管理方法。  他竭力鼓勵貿易，保護商人利益，改善交通條件，創辦各種官辦工業，鼓勵私人企業，向各國推銷俄國產品。他吸收外國人才，任命外國人為軍官，組建海軍，改造陸軍。他創辦了許多技術學校，還創辦了莫斯科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改變了俄國的教育制度。在政府組織上也學習西歐。 他頒布法令，規定人人不得蓄胡子（他後來對此項法令做了修改），要求宮廷人員必須穿西裝，鼓勵吸煙和喝咖啡。他制訂的政策有許多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但這些政策帶來了長期的影響：俄國這個由貴族階級統治的國家最終在很多方面實行了西方的風俗和文化。後來的葉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請法國思想家狄德羅到俄國主持法典的編修，宮廷中以講外語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為榮。 土耳其和俄國都是半歐洲國家。在彼得未登基前的兩個世紀當中，土耳其在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都比俄國先進。但是在1700年前後，沒有哪位土耳其君主認識到迅速西方化的重要性。因此俄國自從彼得時期以來取得了迅猛的進展，而土耳其卻只是以緩慢的步子向前。直到進入20世紀，凱末爾·埃塔特克才領導土耳其朝著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邁進。當時俄國對中亞的控制已相當穩固，俄國在工業和教育上都比土耳其先進。 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為楷模。可是，俄羅斯沒有像西歐那樣完成人的解放和社會管理機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歷史任務：農奴沒有人身自由，知識階層沒有言論自由，整個社會沒有政治自由，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無法誕生。後來的蘇聯繼承了這個傳統並且變本加厲，終於逃脫不了崩潰的命運。 2．國家的最高發展目標不是經濟的發展，而是人的自由發展 只有人民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為穩定、繁榮、強盛的國家。按唯物主義，日本被炸成壹片廢墟，就會退到洪荒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預言歐洲大戰的時候，就講過類似的話。但日本卻很快掘起，速度遠遠地超過社會主義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原來只有中國的幾分之壹，到前些年達到中國的七倍以上。歐洲也並不因為世界大戰而退回到黑暗中去，而是很快發展。這都是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解釋不了的。 再看看西德和東德，南韓和北韓，其地理位置相當、面積相當、起點相當、人口素質相當，可後來的發展卻天差地別，究其原因，就是是否尊重人權與自由。 所以，阿馬蒂亞.森說“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許多形式的自由通常被看作發展的手段，森則認為它們是發展的根本組成部分。個人自由是社會變化的積極力量，而非消極接受者。 經濟是人創造出來，經濟是為人服務的，經濟是實現人的自由和自由發展的壹種手段，它不能成為中心。不能以經濟為中心，讓人圍繞經濟金錢轉。鄧小平掌權以來，黨的施政路線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經濟為中心”造成了許多惡果： （1）鄧的經濟中心路線，拒絕了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了2個總書記的下臺。 拒絕政治改革，不但不能促進社會進步，而且會使經濟發展毫無保障。兩千年來，中國的生產力不能說毫無發展，然而並未“推動”政治和社會全面進步，倒是宋明以來政治日益專制化，使得新型經濟的發展大受限制。 中國20世紀初葉和中葉的兩次政治變革，確實導致了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從發展資本主義到消滅資本主義，造成了空前的大落大起。1949年後多次出現的“壹統就死、壹放就活”，“統”者當然是政治，“死”去“活”來者不僅是經濟，還包含整個社會生活。 鐵的事實證明，包括經濟文化等在內的中國社會猶如壹個大水庫，水庫的總閘門就是政治。閘門壹關，死水壹潭，變成“醬缸”；閘門壹開，活水清徹，滋潤萬物。所以，中國諸多問題的解決，社會全面發展的希望，均系於政治這壹關鍵，全賴於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改革！ （2）這條路線使政府越來越多地幹涉經濟發展，使政府管制了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這和轉變政府職能的願望是矛盾的！權力指導下的經濟發展，往往是“長官意誌”，必然忽視經濟規律，帶來大破壞。政府管了不該管的，而該管的則沒有好好管。壹個文件要蓋上幾十個紅印，壹個報告在部門間旅行幾個月是常事，這必然降低行政效率。  （3）人的素質下降，壹切向錢看，是非顛倒，某些方面空前倒退。經濟建設的惡果壹代人的時間可以基本消除，但人的素質問題，卻要好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基本消除。  （4）文化教育落後於經濟發展。（5）人的生存環境惡化，環境汙染嚴重。 （6）兩極分化，內需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後勁，隱患重重。 其實，政府不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的目標應是保持社會的健康，提高文明的水準。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經濟，而是完善法制和社會保障等。 政府必需放棄以經濟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讓位於“為公民服務”和以人為本為中心。要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就需要把政府的取向逐步從對經濟增長的關註轉移到對公平和秩序等問題的關註上來。對政府和官員的評價標準，不應當僅僅看經濟增長多少，同時要看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會公平與秩序的情況如何。 綜上所述：人是人類社會的根本，人類社會以人權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中國該是放棄經濟為中心、效率優先、金錢掛帥的時候了！該是把人擺在第壹位、以人的發展為本、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時候了！應把人本、人道、人性、人的發展提到最重要的位置。  3.只有民主社會，人們才有真正的自由 1）在民主社會裏，對自由構成最大威脅的政治權力被分割成勢均力敵的幾個部分，相互制衡，減少了它們威脅自由的能量；2）行使權力的官員由人民定期更換或隨時罷免，這極大地減少了掌權者危害自由的可能性；3）人民的代表通過制定各種具體、詳細的法律來規範政治權力行使的方式、方法、途徑、步驟、時空條件以及執法者侵犯個人自由時具體的救濟途徑，這樣就把危害個人自由的政治權力置於了法律的監控下，極大地減少了掌權者在行使權力時危害自由的機會；4）司法獨立成為捍衛公民自由的堅固堡壘；5）輿論自由成為捍衛公民自由的中堅力量。因此，只有在民主社會裏，自由才得以安然無恙。 4．自由的現狀 2000年12月，在世界範圍內促進民主的非營利組織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公布了壹個大型研究報告，詳細羅列當今世界上191個國家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權的現狀。 這壹題為《2000-2001年世界自由狀況》的研究顯示，86個國家、25億人口(40.7%的世界人口)被列為有“自由”，這些國家的居民享受廣泛的權利。59個國家、1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8%)被認為“部份自由”。這些國家的特點常常是腐敗、由執政黨控制，在壹些國家還存在種族或者宗教沖突。調查認為，47個國家、22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5%)屬於“不自由”類型。這些國家的人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 2002年7月24日聯合國開發署發布 的《2002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140個國家實行多黨選舉制度，而在保障人權、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方面具備較為健全的民 主的國家是82個。無論哪壹種統計，中國都不在民主國家的行列之中。 5．自由化 自由是人最大的幸福。自由不僅是壹種理念，還是壹種信仰。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質，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是人類的普遍價值，它體現了社會的正義。  生命的本真是自由。踐踏人的自由，便是踐踏人的生命。壹個嬰兒要哭時不準他哭，要笑時不準他笑，要動時不準他動，要如何偏不準他如何，這嬰兒即使不死，生命也會萎縮。對人來說，自由就象空氣壹樣，不可缺少。人權首先是自由權，而不是動物般的生存權！ 盧梭《社會契約論》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的人格，就是放棄自己作人的權利或義務。對於壹個放棄了壹切的人，是無法加以保護的。這種棄權與人的天性是不相容的。取消了自我意誌的壹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我行為的壹切道德性”。 阿克頓勛爵說：自由的理念是最寶貴的價值理想——它是人類社會生活中至高無上的法律。自由對人類的心靈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自由是人類良知的守護神。自由與道德是密切相關、須臾不可離的。自由作為道德問題的緊迫性遠遠大於其作為政治問題的緊迫性。 阿克頓勛爵說：“自由所追求的事業也就是正義和德性所追求的事業——反對自由就是反對正義和德性，也就是在捍衛錯誤和罪行。權威和秩序只是維護人類眼前的現時利益，自由則是要維護人類永恒的精神利益。”  亞裏士多德講“有些人只配做奴隸”。英國人C.S.Lewis不反對亞裏士多德的說法，但反對奴隸制，理由是“沒有人配做別人的主子”。“沒有人配做別人的主子”，意味著沒有人配剝奪別人的自由。即使有人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自由，但沒有任何人配獲取別人的自由。人們喪失自由不是因為放棄自由，而是因為自由被剝奪。在壹個自由的社會中，只有被放棄的自由，而沒有被剝奪的自由。 爭取自由是獲得民主的前提。公民本享有自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即使按中國的現行憲法，公民也應有言論、出版、新聞、結社、遊行、示威、信仰、人身、選舉等自由權利。爭取自由權利的過程就是自由化的過程。自由化的過程是公民自由權利的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自由化就是實現自由權利。自由化意味著社會由不自由向自由轉化，或由不夠自由向更自由轉化。初步實現自由化的標誌應該是，開放報禁（新聞自由）和開放黨禁（結社自由）。只有開放了報禁和黨禁，才能逐步啟動壹個國家的民主化。

 

第三節 自由主義 正如韋伯所說：現代個人主義由新教倫理孕育，而個人主義、個人權利正是自由主義的核心。自由主義最初的源頭是限制王權的《大憲章》。 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是人文主義的，其根本特征是世俗化。它強調人的幸福、人的尊嚴、人的欲望、人的意誌。它把人作為目的，而不是把上帝或其它更高尚的事物作為目的。 人本[文]主義（Humanism）源自拉丁文的Humanitas，與希臘文Paidea為對等詞，意思是指“人性”、“人情”、“萬物之靈”，也指壹種能使個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發展的教育制度。《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把人本主義界定為：“Humanism指壹種思想態度，它認為人和人的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凡重視人與上帝的關系、人的自由意誌和人對自然界的優越性的態度，都是人文主義”。德國大百科全書《拉魯斯辭典》雲：“把人和同人有關的事物看作核心、尺度和最高目的的人生哲學，都是真正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主張個性解放，肯定個人的價值、尊嚴和自由，反對禁欲主義，否認教會和封建特權，提倡理性。  自由主義作為壹種現代意識形態、壹種原則而出現，起因於天主教人文主義者莫爾、伊拉斯謨等對新教的批評、對宗教寬容的呼籲。自由主義作為壹種理論、壹種制度最早出現於英國。公認的第壹個自由主義思想家是興起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的先驅約翰·洛克（1632-1704）。亞當.斯密（1723-1790）為經濟學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自由主義作為名詞，則遲至19世紀初葉才出現於反抗拿破侖入侵的西班牙。 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說法，“自由主義壹詞源出西班牙語，‘liberales’，19世紀初首次用作西班牙自由黨的名稱，表示該黨既不激進，也不保守的態度”。 自由主義總想避免突然的巨大變動，這使他們與激進主義有所不同。自由主義者對壹些有用的變革又很熱心，這是其不同於保守主義之處。 西方自由主義迄今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流變，涉及的領域廣泛、人物眾多、內容錯綜復雜。政治哲學中所說的古典自由主義，既包括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政治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各種社會契約理論和天賦權利學說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又包括在十八世紀末由亞當?斯密開啟的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思潮。 也有學者把自由主義的內涵區分為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哲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四個方面。其中，政治自由部分地涵蓋了個人自由和公民自由（個人的基本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哲學自由主義將社會看作個人的聯合體而非有機共同體，強調個人超越萬物的價值，社會自由主義是19世紀後期起以格林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傳統，強調社會正義和關註弱者，但這已經超出古典自由主義的範疇。 自由主義是西方社會的基本哲學。它既是壹種學說，壹種意識形態，又是壹種運動。它的理論內涵由歐洲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個人主義、社會契約理論等若幹原則構成。 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格雷（John Gray）說：盡管自由主義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特色；但自由主義有壹個統壹的傳統。自由主義所有不同的流派都有壹個獨具現代性的關於人與社會的概念。這個概念包含： 第壹，它是個人主義的，它主張個人相對於任何社會集體的道德至上性； 第二，它是平等主義的，它賦予所有人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認人們之間的道德差異對社會及政治秩序具有任何相關性； 第三，它是普遍主義的，它肯定人類的道德統壹性，僅僅賦予特定的歷史及文化形式以第二位的重要性； 第四，它是社會向善主義的，它認定所有社會制度與政治制都是可改造的、可改善的。 正是關於人與社會的特定概念賦予了自由主義獨特的特征，這壹特征超越了自自主義所有內在差異與復雜性。 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個人自由，民主的精神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那麽多的科技創造發明，就不會有進步。新思想、新科學技術的第壹推動力是自由。西方國家能飛速發展，就在於他們有壹個自由的天空，有壹個保護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制度。 現代民主並不是根據民主原則建立的，而是自由主義的結果。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說：“民主的歷史主要來源於對自由的追求……為民主而戰，就是為政治自由而戰。” 自由主義的根本精神是指：個人的自由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自由面前人人平等；個人有權不服從外部的強制，個人也有義務不強制別人。 自由主義的實質是每個人都尊重別人的自由，當每個人都生活在被別人尊重其自由的環境中時，他自然而然地享受了自由，但他必須承擔尊重別人自由的義務。 自由並不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目的。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自由比民主更重要。 胡適說：“自由主義的第壹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自由主義的本質是自由優先於主義。自由主義承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理性平等觀，它不想駁倒誰。比如，社會主義者壹定要證明公有制優越，而自由主義者卻不需要論證公有制不行，因為資本主義從來沒有禁止過公有制，而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禁止私有制。妳說南街村很好，妳到美國照樣可以去辦，當年歐文似的公社不知辦了多少，政府沒有禁止過，是它們自己辦不下去了。 有些自由主義鬥士，不斷與人爭執，甚至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主張。這樣做，恰好違背了自由主義原則。試比較專制獨裁和自由主義，前者只要有足夠的武力，註定會成功；而後者卻不能勉強任何人，只能等待別人的覺悟。自由主義雖然永遠不可能完全實施，它卻是唯壹能邏輯壹致地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因而值得每個人去追求他，並為之奮鬥終生。 自由主義的關鍵是堅持自由選擇權。自由主義堅決反對壓制不同的意見。如果正確的意見壓制了其它的意見，正確意見就失去了從外界吸取養分的條件，就會迅速僵化；如果錯誤的意見以“正確”的名義壓制了其它意見，則更為可惡。其實，壓制本身就是對自由權利的侵犯。自由主義反對把某種思想包括自由主義思想，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 自由主義是自由競爭與自願合作的主義。沒有合作，自然人之間不能形成有序的社會。自由主義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因為只有自由主義才能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個人。 自由主義關心自由問題，而民主主義更關心平等問題。以自由為目的，少數或多數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被壓制，而以平等的名義或以平等為手段，多數和少數都將發現自己給套上了鎖鏈。平等是我們所有理想中最不知足的壹個理想，追求平等的歷程幾乎沒有終點。“更多的民主”往往首先意味著民主不僅僅是壹種政治形式，而是尋求更多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福利。結果民主政治變成“壹種為瓜分全部收入而進行的拔河比賽”。如果財富的獲得不是通過勞動或交換，而是通過投選票，那麽恐怕再也不會有人願意從事生產。 孟德斯鳩認為：“國家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國家的任務在於限制妨害他人自由的行為。與他人無關的個人行動，國家不得妄加幹涉；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少管理的政府。政府的任務是：抵制外敵入侵，在國內維護秩序，舉辦私人不願辦的事業。 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版的《國富論》中指出，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有益於國家財富的增長。亞當?斯密、邊泌等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壹切幹預，通過市場配置就可以建立起壹個和諧的社會。英國的功利主義者進壹步發展了經濟自由主義，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對經濟與財產權利的強調，它的基石是私有財產、市場經濟以及國家較少對經濟幹預。 新自由主義在不否定“消極自由”的前提下，倡導壹種“積極的自由”，以便人們可以享受某種他們值得的事。新自由主義者禁止契約雙方在位勢極不平等的情況下簽署契約，也不允許簽訂在事實上導致奴役成份的契約。理由是，這種扭曲的契約自由有背於自由主義的精神；契約自由是實現積極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為了確保社會成員（尤其是窮人）實現“積極的”的自由與權利，由政府出面采取壹定的法律和稅收措施，創造用以實現“積極自由”的社會條件。新自由主義的以上主張，從羅斯福入主白宮起，普遍盛行於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北歐高福利的國家。 

自由主義是第壹個為大多數人服務而非為特權階層服務的壹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認為：奴役他人、剝奪他人的自由是壹種最為野蠻的行徑，必須從人類社會中堅決加以鏟除。倡導自由、反對奴役、反對權力侵犯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根本宗旨。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和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而壹切專制暴君和他們的衛道士，為了能繼續奴役人民，也都把自由主義視為大敵，總是想盡各種手段去醜化和鎮壓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與特權是對立的。所以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必定是贊成特權的人，不論他贊成的目的是什麽，是為了不受限制地擴大他人的自由，或為了將別人當工具去實現壹個目標。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壹文中，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壹種表現，他將“自由主義”等同於中國人際交往的習慣，重點指“壹團和氣”，不講原則；即整風運動在黨內遇到的阻力。毛後來還將自由主義比作“諸子百家”，即“思想復雜、思想不統壹、行動不統壹”。毛批評知識分子“自由主義”，但沒有任何人比毛更“自由”了，毛在中國是為所欲為的。偌大個中國只有壹個或幾個人享有自由，其它人都平等地奴隸般地服從“中央核心的領導”。 在西方，自由主義在話語權力場中獲得優勢地位，主要不是靠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的精致和周密的理論體系，而是更多地依靠傳統的力量（例如自然法、教會法、城市法等），因而像哈耶克那樣的自由主義學者非常強調傳統的自然演化；而中國的情況則不同，由於既缺乏自由的歷史傳統，又缺乏系統的學理引進，最後連“主義”的招牌也不願意掛，自由主義在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失敗，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

第四節 思想自由  1．思想自由的涵義 黑格爾說：“人之所以比禽獸高尚的地方，在於他有思想”。人是思想的動物，思想權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權利。思想自由，即思想絕對自由，愛想啥就想啥，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就是說壹個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稱人！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說，“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權利，人可以放棄壹切，唯獨思想自由的權利不能放棄；壓制人的信仰、觀念或言論是侮辱人的尊嚴否定人的本性”。 2．思想自由作用 帕斯卡爾說：“人的最大尊嚴是思想，人最大的歡樂也是思想”。因此，人最大的恥辱莫過於思想的權利被剝奪，人最大的痛苦也莫過於思想被壓制。 李大釗說“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麽思想言論，只要能容他真實的盡量發露出來。於人生都是有益，絕無壹點害處。”　　 李大釗認為任何思想都有傳播的自由，即使這種學說是異端邪說，也不應該加以禁止。因為只有把它公布出來，大家才能認識到錯誤，人們才不去相信他。若是把他隱蔽起來，易導致被人誤信的危險。所以，“禁止人研究壹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壹種學說，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禁止思想是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壹切的力量。”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於比較、批判和創新。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創新。社會更要特別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權利。壹切新的思想、新發明、新創造的產生和完善都需要思想的自由寬松的環境，對這種寬松環境的任何壹點損害，都會使創新受到束縛甚至扼殺。 壹個自由人，他必不肯人雲亦雲地隨大流而上下起伏，他定對任何現存的規範準則都要反思和追問。越有思想的人對自由的要求程度越高，因為他們越能看清現實的牢籠。 教育要註意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思想自由的權利，不要去限制和束縛孩子的自由思想，否則就必然會扼殺孩子的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有人曾做過壹個實驗，實驗者將跳蚤放到壹個透明的容器中，在上面加壹個透明的蓋，跳蚤出於本能，自然要跳，但每次跳躍總會碰到蓋子，幾次碰壁後，就會自己控制跳的高度，不再碰壁。這時實驗者進壹步降低蓋子的高度，跳蚤在經過幾次碰壁後又會適應，跳的更低壹些，以保證不碰到頭。實驗者就這樣逐步將蓋子降到極低，最後使跳蚤無法跳。經過壹段時間後，跳蚤就放棄了跳躍的欲望，不再跳了。這時，實驗者將跳蚤放在完全自由而寬敞的空間，結果，這個跳蚤已經不會跳，它只會爬了。 人類創新能力的大小，與跳蚤彈跳的高低是壹個道理，如果沒有廣闊的自由空間，它就必然會日漸萎縮，最終喪失活力。所以，倡導創新，必須首先解放思想，去除思想上的壹切束縛；充分保障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特別是要充分保障創新所賴於產生的思想自由、以及作為思想外在表現的言論的自由。 壹個社會需要無數思想、理論的共存、碰撞、爭鳴才可能成為壹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美國二億多人口，二億多思想。自己想自己的事，自己為自己奮鬥，自己發自己的財，自己保護自己。只要遵守法律，妳愛幹什麽幹什麽，愛說什麽說什麽。美國蘭德公司有壹條著名的宗旨：“保護怪論”。怪論往往過壹段時間就可能變成了真理，變成了財富。 中國民間誤認為人文知識分子不同於理工知識分子，只能坐而論道、擾亂思想統壹誤國誤民。殊不知唯有思想的開放，才能有健康發展的國家。人類能揖別自然經濟和冷兵器時代發展到今天，正是思想解放的結果。統壹思想才能富國強兵的想法已經過時而且幼稚可笑。 克林頓在北京大學與江澤民同臺演講時說：“不同政見是美國強大國力的重要組成部份”。1999年春，克林頓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講話：“財富要靠思想來創造，如果中國人不能自由交換信息，如果中國不打好競爭全球資本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基礎，如果其政治體系不能獲得由民主選擇產生的合法地位，那麽，中國成功發展的可能性就將大為降低”。 3．思想自由原因 思想自由源於理性平等，理性平等是人人平等原則在精神領域的體現。 理性平等指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判斷是非，他只需要聽從內心的招喚，不需服從別人的意誌；從而確定了國家權力的邊界。理性平等意味著任何組織與個人無權宣布自己壟斷了真理，別人只有服從的份；意味著任何個人與組織總結出的真理並不比普通人總結出的真理應處在特殊的位置上；意味著任何人任何組織都無權破壞思想言論的自由傳播，搞愚民政策；意味著人都會犯錯誤，沒有什麽“永遠正確”、“始終代表”的個人和組織，任何人無權對他人的思想行使領導權。 講思思想自由要反對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自以為掌握絕對真理就會破壞人們間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只要別人服從自己；就會否定他人自主權，搞家長制、壹言堂。人人都有思想自由，都有不服從某種“主義”指導的自由，都有反對壹種理論而創新理論的自由。 第五節 言論自由  1．言論自由權的涵義 言論既包括人用來表達、傳播的各種聲音、文字、圖像和想象的各種信息，又包括這些信息的各種儲存方式。 人是通過說話來表達思想和信息的，信息互通對人不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言論是人類與其它動物的根本區別。言論是組成人類社會和國家的必要條件。言論是知識積累、知識創造和知識傳播的載體，載有知識和見解的言論是壹種財富。 言論自由指人人有權自由地發表意見，人人在發表意見上都有平等的權利，所有人應有和平地公開地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 言論自由是任何公民在不強迫受眾接受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各種傳播物自由轉述自己對現實事物的真實觀感，對於自己的思考與想象所得則可以通過各種傳播物自由表達。 言論自由的定義包含了如下三層主要意思： 壹是言論自由不妨礙他人的權利，意即壹個人的講話或寫的文章，不能強迫他人聽或看。 二是壹個人不說假話或欺騙。三是壹個人觀念不壹定正確，但只要不是故意撒謊，就有不受限制地表達自由。每個人都有權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論這些觀點是否正確。妳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妳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出妳的觀點以及反對別人的觀點，但任何人、包括執政黨、政府，都沒有權利去壓制別人。 不但妳不能壓制別人，當妳見到有其它人、尤其是執政者，試圖利用強力去壓制別人時，每壹個公民都必須站出來反對，都必須堅決維護別人的自由權利。 言論自由是文明和野蠻的分界線，言論自由的程度越高，文明程度也越高。“我不同意妳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妳說話的權利。”這就是文明。只有在每壹個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的前提之下，相互之間的批評討論才能得以正常展開，文明的民主政治才能形成。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人人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幹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98年10月中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壹、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幹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其它選擇的任何媒介。” 哥斯達黎加的憲法規定：“沒有人可以因為表達意見而被騷擾或迫害……” 2．言論自由的原因和言論自由的責任 西方言論自由的價值觀建立在三個基本理論上。第壹是英國17世紀弭爾頓和19世紀的密爾提出的“真理懷疑論”(skepticism)和“可能犯錯性”(fallibilism)。 1644年約翰. 弭爾頓在《出版自由請願》中說：“講到自由，首先要給我自由認識、自由表達以及根據良心自由辯論。”  密爾在他的《論自由》中說：任何議論不外乎三種：全部真實、部分真實和全部虛偽。對第壹種情況當然不能禁止。對第二種情況也不應該禁止，因為其中含有部分真理，而真理大多是通過各種片面意見的自由討論、互相補充才得以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的。至於第三種情況，穆勒認為同樣不可壓制，因為沒有虛妄就顯示不出真理。另外，讓虛假言論存在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人們往往無法斷定壹種“虛假”的言論就是絕對的虛假。 每壹種意見特別是政府的意見有可能是錯的，政府所壓制的被認為是錯誤的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即便是錯誤的意見也可能含有部分真理，被認為是真理的意見也不是全部真理，真理只能在互相沖突的意見中找到。 美國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Holmes)的“意見自由交換市場”(marketpalce rational)的理論是建立在這基礎上的。民主國家有表達相反意見的多種聲音。2002年布什在清華說：“在美國妳可以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時妳也可以公開的毫不掩飾的表述不同的觀點”。 “真理懷疑論”和“可能犯錯性”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意義是它們徹底地打掉了政府壓制言論的壹個借口：政府掌握了真理。 言論自由的第二個理論基礎是是洛克提出的宗教容忍。洛克說：“最起碼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裏話的自由”。洛克提出了壹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麽對壹個錯誤的信仰也要容忍。他提出了壹個“精神鉗制無效論”，即信仰是壹個內心選擇，外在的強制並不能改變內心的信仰；即便強制的改變也不能使人達到宗教上的自救(salvation)，因為對上帝而言， 信仰不僅應當是真實的而且應當是自願的。這個理論鏟除了獨裁者的壹個鎮壓言論和思想的借口——鎮壓錯誤的言論和思想。 言論自由的第三個價值觀念是自盧梭(包括密爾)以來所建立的平等和尊重他人的自然法觀念。這個觀念引申出三個理論： 1）每個人都是自治的，不能也不應當受到他人的強制和幹涉。在政治和法律上，這個觀念否定了政府可以為了人們的幸福可以強制和幹涉人們的理論借口。 2）人們要互相容忍，特別是要容忍妳認為錯誤的意見，因為人人是平等的，人們應當互相尊重。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這個觀念在法律上的意義是言論自由不應當有等級之分，任何人的意見都應該同樣被尊重；絕不能因為妳是博士妳的意見就應該被尊重，他是文盲他的意見就可以不被尊重。壹個社會不能賦予壹些等級或階級言論自由而剝奪另壹個或另壹些等級和階級的言論自由。 民主政治強調人人有平等的發言權。只要是人，就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哪怕他的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謬誤，哪怕假設有壹種方法，可以鑒定出他的思想不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絕對是謬誤，他作為壹個人，是有權利說出他的想法來。說出來，是合法的。　　　　　　　 有人主張不給壞人以言論自由。這是把大眾當愚民，容易上壹小撮人的當；並且這群愚民只有靠壹個聖人的指引才能正常地生活。若壹個社會可以認定某個（類）人因其壞或惡，就不具有人的基本權利，這樣社會就不是民主社會。比如說，納粹開始時並沒有說好人沒有自由權利；他們要對付的是XX黨這樣的壞人，合法地剝奪了他們的權利；繼後是剝奪猶太壞人惡人的權利；最後是所有德國人都沒有權利！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波士頓猶太大屠殺紀念碑上寫的銘文是：“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起來為我說話了……”  1953年9月的幾次政府開會，政協委員梁漱溟列席。梁漱溟在會上反映農民苦，建議關心農民生活。毛壹聽就龍顏震怒：“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妳梁漱溟的功在那裏？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麽功？壹絲也沒有，壹毫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妳想知道什麽叫鬥爭會嗎？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登場的示範表演。印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裏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這種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毛澤東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毛澤東開辟了壹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 作為議員，作為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壹些計劃的內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壹些機密，越少越好。”國家計劃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準老百姓知道，這就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 梁漱溟的言論權被剝奪了，右派的權利隨後也被剝奪了，彭德懷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全國人民的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結果是大躍進帶來大饑荒，餓死4000多萬！ 只要不堅持“言論權平等”，只要以為言論自由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真理，那麽，就無法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終有壹日，在理論和現實上，都無法阻擋壹個或數個權威在手的人物，或是壹群所謂的“大多數”，把自己宣布為“真理”而扼殺別人的言論自由。 3）這個價值觀念回答了不能容忍的界限是什麽。如果說壹個社會要對某些言行加以限制，那麽這種限制的界限只能劃在是不尊重人這點上，即不尊重人的言論是可以加以限制的。誹謗罪和人身攻擊罪皆源於此。這個引申在政治上的意義更為重大，即除了對不尊重他人的言論加以限制外，任何其他的限制都是非正義的。 美國教授梅柯強(Meiklejohn)認為：在政治領域，人身攻擊也應當容忍。 1732年，壹位叫威廉.克羅斯比（William Crosby)的貴族被英國國王任命為紐約州長。可從倫敦到紐約的旅程很長，於是在克羅斯比到任之前，州長壹職就由當時的州議會議長代理。沒想到，新任州長是壹位財迷，他到任後就要求州議長平分擔任代理州長時的薪水。州議長不予合作。克羅斯比上法庭控告州議長，紐約殖民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不予理睬。結果州長大怒，壹氣之下撤換了這位大法官，換上自己的親信主持紐約殖民州最高法院。 州長的倒行逆施，使紐約的要人紛紛行動起來，組織了反對團體。當時領頭造反的是詹姆斯.亞力山大，他創辦了壹份《紐約每周雜誌》(The New York Weekly Journal)的刊物，專門寫文章謾罵州長。這份雜誌從1733年11月創刊後，州長壹直抓不到把柄，因為所有文章都沒有署名，不知道作者是誰，也不知道抓誰。於是，州長就逼迫負責印刷這份雜誌的印刷店的老板曾格交出文章作者的姓名。曾格拒絕合作。 州長克羅斯比便於1734年11月17號下令以誹謗罪逮捕曾格，引起全社會的關註。曾格在被關押了八個月後，於1735年8月4號正式被送上法庭受審。曾格的辯護律師是費城的名嘴安得魯.漢密爾頓 (Andrew Hamilton)。審判進行了整整兩天，法官根據手中的材料認定曾格有罪。但是漢密爾頓繞開證據，對英國誹謗法的合理性提出令人信服的批判。結果陪審團壹舉推翻法官的定論，宣布曾格無罪，予以立即釋放。 曾格審判是美國司法歷史上最重要的涉及言論自由的壹個法律先例。這個案例形成壹種法律傳統，使美國司法系統在處理“誹謗罪”時十分保護被告的言論自由權利。 言論不是法律懲罰的對象，這是實行言論自由的原因。法律只能懲罰外部的行為，懲罰思想的法律是把壹切公民都看作嫌疑犯。壹個人誠心誠意地追求真理，但他無法擔保自己就不陷入謬誤。懲罰思想的法律本身就是反人類的，其結果只會導致思想的僵化與窒息。 人們的言論自律，例如不應在朋友喪禮中談笑唱贊歌開“爬地”、不在朋友婚、壽宴上高談死人崩屋的事或奏哀樂等等；這與有沒有言論自由完全是兩回事。言論自由是指個人自由與權力之間的關系。由人們自覺自律行為推出權力可以限制言論自由，或者是根據言論內容或言論埸合判定人們言論罪，這是所有專制統治者共同使用的手段。 法律懲罰的對象是行為，不是思想言論；懲罰思想言論是反動的。法律不管思想，不是法律沒法管，而是法律沒權力管。人的思想是個人的事。思想有好壞，這只是根據判斷者的價值觀作出的結論，這個結論隨判斷者而變。壹旦妳打算在思想裏面區分好壞，要讓法律來管，其結果就必然是按有權勢者的標準來斷定思想的好壞。那麽，有權勢者借用法律的名義迫害思想就開始了。所以，法律沒有權力來管思想，也沒有權力來評定思想的好壞。 言論是表達思想的。如果言論直接地表達了思想，那麽，對言論的懲罰也就是對思想的懲罰。所以，以言論內容限制言論自由，是錯誤的。 但在有些場合，說話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的經典例子，在壹個坐滿人的劇院裏無緣無故地大叫“著火啦”，這是違法的，因為這會造成極大的混亂，危及他人的生命。壹個人是否可以在劇院裏叫著火啦，取決於劇院裏是否真的著火，取決於劇院裏有沒有人在看戲，取決於種種具體的條件。所以要有中立和獨立的法庭來判斷。 限制言論自由只有壹個原則，就是自由的原則；即妳的自由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也就是所發的言論即時產生了危害或對別人發生了傷害。什麽是“即時”、“危害”、“傷害”，要由法律規定之。這些規定不能違反自由原則，不能以言論內容定罪、不能以“可能”的危害取代即時的危害。違反自由原則，以言論內容限制言論自由權利、以言論自由內容入罪，或根據“可能”的危害當作“事實”的危害，都剝奪了言論自由權利。 美國憲法第壹條修正案甚至保護抽象地鼓動暴力，不得對此類言論進行處罰。191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在審理煽動暴力內亂和非法行為的案件時，確立了‘明顯而即刻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則。根據這壹原則，法律只能禁止煽動具體的暴力行為，不能禁止宣傳抽象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如果沒有“明顯而即刻危險”，言論的有害與無害不能由政府來判斷，應交社會公眾討論。即使有害言論，雖然是“明顯”的，如果不具有“即刻危險”，還是不能禁止發表；因為在時間允許的條件下，可以運用更多的言論來預防或救濟由它可能或已經產生的害處。 日本二戰後對政治言論的保護總體不錯，日本共產黨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理論的宣傳及對政府的反對在司法上沒有遇到多大的阻礙。 由於珍視言論自由，美國對煽動犯罪的限定極為嚴格，對“有害言論”極為寬容。對“有害言論”的寬容，不是鼓勵“有害言論”，而是避免因鑒別不清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1964年，阿拉巴馬州Montgomery城警察局長蘇裏曼認為，紐約時報在警方平息小石城騷亂時濫用武力的報導損傷了他的名譽，於是他將紐約時報告到法院，要求賠償50萬美元。幾經審理、上訴反復後，案件送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法院經審理後裁定蘇裏曼敗訴。法院認為，首先，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但對於公眾人物來說，從成為公眾人物之日起，事實上已經自願放棄了個人的部分隱私，接受輿論的監督，因為人民的知情權重於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蘇裏曼官任警察局長，屬於公眾人物。 其次，媒體的報導也不能毫無限制，問題是限制在什麽地方。聯邦法院通過這壹案例，將界限定在媒體是否在報導時有意對公眾人物惡意中傷，而這種惡意中傷是指媒體未經查證的報導，只要沒有證據表明媒體是“事實惡意”(Actaul Malice)即可，因為媒體不可能完全掌握事實真相，特別是在事發之後的短時間內更是如此，但只要媒體對事實有過查證，不論事實真相如何，都不構成故意的惡意中傷。

 

再次，對於媒體惡意中傷的舉證須由狀告媒體的原告壹方做出。法院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壹旦規定由媒體承擔舉證責任，媒體可能面臨官司纏身的局面，須付出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也可能因承擔高昂的律師費引起財務危機，或者為避免上述情況而自覺在報導中自律，從而削弱媒體的監督作用。所以，法院裁定，媒體被告時，無責任舉證表明已方無罪。法庭最後宣判稱，美國憲法第壹修正案對向公眾人物“不加阻攔地、尖銳地、廣泛地”批評加以保護，除非有證據表明該批評是故意撒謊或“全然不顧”事實真相。當然，媒體在報導非公眾人物時，其言論出版自由就不受上述原則保護，容易吃上“誹謗罪”官司。 1966年美國國會制定了“消息自由法”，確立了除涉及國防、外交政策文件、私人信息、貿易秘密以及由其它法規保護的秘密外，凡聯邦政府掌握的檔案可以供任何人檢查和抄錄(復印)，如果拒絕公開某壹份文件，可以向聯邦法院起訴。1967年國會又制定了“置政府於陽光之下法”，要求聯邦政府屬下的五十個多個委員會和機構的會議公開舉行；因某種理由需要舉行秘密會議，這壹理由須得到該單位的首席法律官員或法律顧問的認可。 1972年，兩家著名的報紙開始發表盜取的政府文件時——這些文件陳述美國卷入越戰的歷史——最高法院對該案的裁定是，因政府未能證明該項出版會嚴重損害國家利益，所以不能禁止其出版。美國最高法院在解釋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時壹直遵循著這樣壹個原則：在遇到困難的案子時，寧可往自由壹側傾斜，而不向政府權力壹側傾斜。 在美國，沒有任何象征能比國旗更為重要和動情感的了。在民眾看來，國旗象征了美利堅民族的輝煌和榮耀、團結和偉大；美國有48個州通過了保護國旗不受玷汙的法律。 對政府不滿的美國人以焚燒國旗的方式，來批評和抗議政府的壹些做法。1984年8月壹群“革命的共產主義青年旅”的百十號人，在格裏高利.約翰遜的率領下，吵吵嚷嚷地穿過達拉斯市中心，抗議共和黨偏袒大企業的政策。他們壹邊呼喊反共和黨、反裏根的口號，壹邊用噴槍向沿路的政府機構大樓塗鴉，還不時地破壞草坪。當他們來到市政廳前，就焚燒國旗並歡呼歌唱：“美國，紅、白、藍，我們對妳吐口痰。”  壹位便衣警察用對講機向警察總部作了報告，警察隨後就逮捕了約翰遜，並指控他違反了得克薩斯州的壹項州法。該法禁止褻瀆“莊嚴的東西”，包括美國國旗、州旗、公共紀念物和墓地。約翰遜立即被判有罪，處徒刑壹年和2000美元罰款。  約翰遜不服，上訴到得州的刑事上訴法院，上訴法院不僅推翻了定罪，而且認定約翰遜的所作所為是壹種“象征性的言論”，應該受到了憲法第1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權的保護。違反美國憲法的不是約翰遜燒國旗，恰恰是禁止並懲罰損壞國旗的得州州法！ 五年後，這個官司在美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1989年3月21日，控辯雙方進行了壹場激烈的辯論。聯邦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數表決通過了維持原判的決定。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dey)說：“國旗歷來表達著美國共享的信念－－維持人類精神的法律、和平與自由的信念；國旗也保護蔑視它的人，焚旗的目的是抗議、是表達觀點、是探求真理。”最高法院的壹紙判決，意味著全美48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有關保護國旗的法律失效。 在最大的退伍軍人組織－－美國軍團等集團的壓力下，國會兩院通過議案譴責最高法院的判決，而且通過了保護國旗的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對國旗的褻瀆。就在《國旗保護法》生效的當天（1989年10月30日），壹位叫艾奇曼的女子以身試法，在國會山當眾焚旗而被捕。案子很快上訴到最高法院，盡管有民眾和國會的壓力，最高法院1990年6月再次以5比4的票數判決了《國旗保護法》無效，重申了焚旗合法的立場。 最高法院的裁決最初遭到了公眾和總統的強烈反對，全國各地都有人來信痛罵法官們是壹群裝聾作啞的傀儡。壹年後，人們才逐漸理解了這壹判決的意義。許多人表示：“假如我說了壹些政府不同意的觀點，我也希望得到保護。” 與之相反，2002年《人民網》報道，浙江省諸暨市農民呂偉先在公共場合撕毀、焚燒國旗，被當地法院以“侮辱國旗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 美國的憲法是對於國家制度的規定，包含了不允許國家所作的事。最著名的是憲法的前十個修正案，稱作權力法案。它明確地規定了為保障公民權力，立法機構所不能作的事情。是美國人民與政府的立約，有如摩西的十戒。其中又以第壹修正案最為著名，他規定了：“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歷史表明，這壹戒律無異於政府權利頭上的緊箍咒，有效地保護了人民的權利。由於這條法案，折騰了20年的獨尊英語提案被判為違憲，因為他限制了壹部份人的自由表達的權力；焚燒國旗罪被否定，因為它是壹種意見表達；由政府監控，網上掃黃，根本不能被接受。什麽是‘黃’，什麽可說，什麽不可說，如此大事，怎能有政府界定？誰能擔保政府不會濫用權力妨礙言論自由？不斷發生的槍擊命案，使禁槍呼聲不斷；但第二修正案明明白白寫著“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這條修正案的初衷，是人民在受到政府壓迫時可以進行反抗，以保護自己。盡管今天，幾條槍已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事實上，也真存在著這樣的民間武裝組織，如在中西部的Militia。他們活躍於密執根，密蘇裏等中西部幾個州。有自己的組織，武器庫和軍事訓練，類似中國的民兵。但是完全獨立於政府的民間武裝團體。他們的活動完全受到憲法保護。在奧可拉和馬政府大樓爆炸案裏，嫌犯與這個組織有關系，這組織才被世人關註。但是至今，militia仍然合法存在。對於美國的法律觀念，有壹個最好的註解：凡是憲法沒有規定的，政府都不能去做；凡是憲法沒有禁止的，美國人民都可以做。  3．言論自由的作用 1）吃飯生存不是第壹人權，言論自由是第壹人權 在民主社會，若有壹項權利高於其他壹切權利，那就是言論自由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本傑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任期1932-1938年)，形容言論自由是“母體，是幾乎壹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言論的自由是其他壹切自由的基礎。 人降臨世間的第壹個反應就是大聲啼哭，宣告了他的首要人權就是言論自由。也許妳會說：嬰兒壹出生，就是個啞巴，不會哭；所以他的人權首先是吃飯權。這只是個特例。 也許妳會說，小孩在娘胎裏，不會哭吧，就沒有什麽言論權問題。可胎兒在中國由於計劃生育，弄不好就被強行流產了。在中國，人權是從嬰兒出生開始的，當然合法的胎兒的人權是受保護的。按常理，胎兒應該有人權，胎兒的人權壹般是種潛在的人權，因為他不會表達。人權只有通過表達[即言論自由]才能得到落實得到完善！ 眾所周知：言論自由在先，吃飯在後。“先洗手再吃飯”就是飯前的言論；壹家人壹起吃飯也是先說話,再吃飯的。總之，言論自由在吃飯前就發生了；除非妳壹個人生活在孤島上。在社會上，總是先說話，後做事的。 英國人的問候語是How do you do？意思是“幹得怎樣”；中國人的問候語是“吃了嗎？”“民以食為天”，吃就是中國人的“天”，就是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最高生活追求。“把吃放在第壹位”結果卻是“人吃人”，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黃巢吃人100萬，張獻忠吃人幾十萬]。被養的動物也是把“把吃放在第壹位”，結果也是被宰吃的命！ 統治者宣傳“民以食為天”、“民為財死”的目的是把人民定義為畜生，他們不明白人和動物的區別在哪裏。吃飯是動物的權利，說話是人的權利，說話權利被限制，人就成了動物。“不自由勿寧死”對中國人來說，這是瘋子才說的話。“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老子.七十三》）。“好死不如賴活著”是中國人的真正信仰，這種信仰的最終結果只能有壹個，那就是“賴活”。壹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生存的最低要求，只是為活而活，為吃而活，為活而吃，那他的結局也只能有壹個，那就是沒有生活，僅僅是活著，像豬壹樣活著。 中國權貴們的窮奢極欲，造成了老百姓饑寒交迫，迫使百姓“民以食為天”、勤儉不已，這種被迫的的勤儉，是奴隸的美德。奴性十足的、怯懦的中國人，願意用壹百滴汗水去換取財富，而不知、也不敢用半滴鮮血來保衛自己的勞動所得，直到今天仍是這樣。　 “吃飯是第壹人權，言論自由不重要”=好死不如賴活=奴隸哲學。“吃飯是第壹人權，言論自由為吃飯讓路”就是為了吃飯權而犧牲言論自由，就是主張中國人做特權階級的奴隸！吃飯與言論自由都是天賦權利，憑什麽要犧牲其中的壹個？ 言論自由是第壹人權，不會犧牲吃飯權，因為可以邊說邊幹、邊說邊吃。 維克多.雨果說：“人不是壹根消化管道”。沒有自由，生存權就是壹般的動物的吃、喝、拉、撒式的權利，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權。即使讓妳住別墅洋房、有小車遊艇、吃山珍海味，但如果不讓妳自由思考、自由說話、自由行動，那這種生存仍然是動物的生存，不是人的生存。人不僅需要吃飯，而且也需要對公共事務的關心。 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對自由言論的尊重，吃飯問題是解決不好的！譬如：為了吃好,雲南省某縣領導要其女秘書在宴會上多喝酒，該女多次表示不能再喝了，可宴會人員不尊重她的言論，強行罐酒，導致該女死亡。《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都報道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鼓吹生產決定消費，生產第壹，消費第二；集體積累第壹，個人收入第二。說馬克思主義把吃飯消費放在第壹，那是撒謊。越窮越革命，就是馬克思“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結論。1958年餓著肚子大幹快上的事還少嗎？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第壹、消費第二”的結果導致是個牛馬犬都不如的社會，比動物社會還要悲慘[參見下卷]！ 面對國際社會的指責，當局說生存權是第壹人權，可如果沒有言論自由，生存權只是壹句空話。三年饑荒、十年浩劫、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如有言論自由能出大饑荒嗎？ 政府強調的生存權是指有飯吃、能活命。這誠然比大躍進時期有進步，但是剝奪了思想、言論自由，否定了人人平等，這樣的生存權仍然是牛馬的生存權、奴隸的生存權，必然導致孫誌剛似的悲劇。

那些把生存權視為第壹人權的人忘記了壹個最簡單的道理：除非妳在自己的生存權受到侵犯時能夠大聲疾呼，從而喚起全社會關註，否則妳的生存就沒有任何保障。 人的生命並不僅僅是壹個物質性存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以吃飯的理由犧牲人的其他權利。如果壹般的生存就是人權的基本內容，那麽奴隸社會也能宣布自己是有人權的社會了，因為奴隸主允許奴隸生存下去，然而這種生存是在皮鞭的陰影下，是沒有尊嚴的。 具有尊嚴的生存權應是：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生理、心理、物質、精神需求都合理滿足的權利。其中言論自由如自然界鳥鳴獸吼的權利壹樣，是生命活動的基本權利之壹。 為什麽說吃飯不是第壹人權呢？因為吃飯只是滿足需要的手段，人的需要比吃飯更重要。人的需要有無數種，比如說呼吸需要，三分鐘不呼吸人就要死，怎麽不說呼吸是第壹人權？人三天不吃飯也死不了啊！說吃飯是人生第壹需要，這是壹回事；把吃飯當作第壹人權，以生存權先於言論自由權為由壓制言論自由，這是另壹回事。權利≠需要。人們要“權利”，不是為了解決“需要”問題，而是為了解決“需要”被“權力”阻礙而無法實現的問題。 1995年山西省嵐縣裴家莊，村民每人出資45元集資了5萬元，加上拔款，開始擴建村小學。在施工過程中，款子去向不明，建了半截子的新校無人過問。農民李綠松為了這座未建起的學校不斷上訪，1999年他在縣政府墻上寫了“清除腐敗，清除貪官”的字，被縣公安局關進牢裏。在牢中13天，他被傷的傷口30余處，口腔滿是膿血，舌頭被割斷了壹截，鼻子被割了壹刀。進牢前體重75公斤，出事後只50來公斤。可見，限制言論自由不但對生存權造成了危害，對其它各項人權的落實也帶來危害。所以，言論自由是壹項最基本、最關鍵的人權。它是進壹步爭取其它各項具體人權的前提。 不讓人說話的制度，是最糟糕的制度。美國的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說：“當人們講述自己的想法與意見的權利不存在時，自由沒有任何意義。…壓抑言論自由是雙重的錯誤。它既違反了聽者的權利，也違反了言者的權利。剝奪壹個人的說話與傾聽的權利是壹種犯罪，壹如強盜剝奪他人的錢財”。古今中外各種專制暴政的第壹法寶就是切斷人們的自由的言語交流，就是壓制言論自由。這從反面證明了言論自由實為第壹人權。 為什麽說言論自由是第壹人權？因為言論即說話是人的需要之壹，人的這個需要與其它需要的不同處是：言論可以反映人的壹切需要，吃喝玩樂生老病死都可以通過言論來反映。如果壓制人們的言論自由，那麽人類各種各樣的需要就沒有辦法真實地反映出來；如果對人的真實需要不清楚，社會的生產活動就不可能滿足人的需要，政府的施政活動也無法滿足人的需要。整個國家和社會就回陷入盲目性與混亂之中，大饑荒、文革、反自由化都是證明！ 言論自由是保證真實需要得到反映的衡量器。用經濟學的話說：需求比供給重要，可推出：需要比吃飯重要，言論自由反映需要，所以，言論自由比吃飯更加重要！ “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格言就說明了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尊嚴比所謂的生存權重要得多!“生命成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首詩歌明確地表達了自由比吃飯生存重要得多！ 印度的甘地就經常絕食，抗議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這絕食抗議就是對吃飯是第壹人權的最好駁斥。89天安門大絕食震動了全世界，導致了共產主義的垮臺！ 有人說：投票權是第壹人權。當局絕大多數的時候搞等額選舉，且不許候選人言論自由地發表不同政綱，選民無法從中挑選優秀！可見，沒有言論自由，投票權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且，投票權事實上是壹種言論權，即對某個候選人或政策的信任或反對的言論權通過規範化的法律程序來表達！壹張選票就表達人們的政治言論信息！ 有人說：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實行言論自由還沒條件，必須限制言論自由。大錯。兩千年前曹劌就指出：壹個統治者要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那倒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統治者若想老百姓的自由不受侵犯，那他只要有這份意願就行了。畢竟，實行言論自由並不是要求政府做什麽，它只是要求政府不做什麽。誰也無法只憑壹道命令就讓全國人民都成百萬富翁，但只要有壹道命令取消因言治罪和釋放思想犯，言論自由頓時便可實現。 言論自由，就是政府不去管，別人發表了不同政見，不去鎮壓。有所不為是天下最省力省錢的事。為了鎮壓異議，不知耗費了幾多錢財！若化劍為犁，豈不善哉？ 2）言論自由促進思想觀念創新，使人更加聰明，有利文化的多樣性發展。 言論自由發展理性智慧。英國思想家米爾說：人是交流思想的動物，壓制人表達思想等於對他進行了致命的打擊。而且每個人都會由於思想表達受限而受損，使壹個人除官方的觀點外而壹無所知就是侵犯了人作為理性動物的自治權，壓制言論會削弱人的尊嚴和智慧。 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不論各種言論如何泛濫，人都能憑理性辨別什麽是真理，什麽是謬誤；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錯誤的。人根本不需要其他什麽人告誡自己什麽該聽，什麽不該聽。這就是自由主義的壹大觀念——“自我修正”。 真理只有在各種意見展開“自由而公正”的競爭下才能產生，才能發展。1644年彌爾頓就曾說過：“讓真理和謬誤交手吧，誰見過在自由而公正的交戰中，真理會壹敗塗地呢？”。 真金不怕火煉，真理不怕反對。自由討論可發現錯誤、接近真理。真理在自由討論中發展，在自由辯論中完善，這就是“相反相成”。可有壹種“真理”神聖得不得了，不允許駁難它；而且用槍桿子逼著妳承認它是“最高真理”呢。這種靠槍桿子來推銷的絕不是真理！ 愛因斯坦指出：“教學自由，以及在出版或新聞領域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任何壹個民族在精神上健康發展的基礎”。美國學者科恩說過：“壹提到民主，就會想到公開性；republic（共和、民國），公眾之事也。秘密是民主的敵人。如果以“內部安全”為理由，使人民不得與聞重大社會事物的原委，其代價和可能的後果是民主將受到嚴重的威脅。封閉只會損害公眾的政治智慧”。限制言論只是限制了思想的交流，限制了思想的成熟，從而扼殺了理性。 言論自由是保障公民權利、發展理性智慧、完善真理的基本條件。凡實行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國家，思想觀念創新較快，文化發展豐富多彩：如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國家。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必然經濟雕敝、思想僵化，或者經濟畸形發展、思想文化單調。 3）有利於社會公正的建立 政府常常強調發展權而限制言論自由。但發展必然要涉及誰來決定發展、往哪個方向發展、怎樣發展等實質性問題。1949建國後，整個社會只有壹個思想主導，只有壹個聲音說話，不同的觀念、意見常遭到打壓，導致了數不勝數的災難。改革以來，民眾有了壹些發展權利，但主要限於經濟領域。至於其它方面的發展權利，則多受限制，造成這種現狀的重要原因之壹是無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正常的輿論監督，官方會更加肆無忌憚。這勢必造成大多數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權利難以維護。所以，沒有言論自由的發展權對大多數民眾來說只是壹張空頭支票，對人民來說也將失去公正。 只有建立公正的社會機制，才能使各階級、群體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在具體的社會運行中，因各群體的利益有時不免產生矛盾沖突。如果用非暴力的手段公正地解決矛盾沖突，首先必須實行言論自由：讓先表達意見、提出訴求；如果不能充分表達意見和訴求，也就很難引起社會重視，其權利也就不易得到維護。而那些強勢群體就能獲得更多的權利，社會公正很難建立。言論自由為各社會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表達意見、提出訴求，提供了可行的社會條件，使社會公正的建立具有了可能性。可見，言論自由是建立社會公正的前提。 言論自由可使正義得到伸張，歪風為之喪膽，為緩和社會矛盾提供了出氣口、安全閥和調解人。古人雲：“不平則鳴”。林語堂說，言論自由權就是喊痛權。人遇到不平之事，第壹要緊的是“鳴”，尤其是那種不平之事是出自政府之手。因為政府合法地壟斷著暴力，政府可以恃強淩弱。妳唯壹的辦法就是向社會呼籲，使社會盡快地回復到公平的軌道。 4）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建設 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從各民主國家的基本經驗看，壹般是先開放言禁，才逐步實現民主化的。因為，民主政治就是讓各種意見自由表達：不但民主政治建設前的理論準備、方案設計需要不同意見的參與，在民主運作的各個層面──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更需要各種意見的表達參與。沒有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就不會產生，就不能正常運作。 美國法學教授考克斯說“只有通過不受到限制的出版自由，人民才能了解政府官員、政治措施和政治行為；只有通過表達自由、人民才能訴說他們的冤屈，使損害得到補償；人民只有通過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才能維護政治權利包括改換政府的權利。” 5）言論自由有利於決策的科學化，減少社會發展失誤。 自由的辯論通常形成最佳意見。不同政見者和反對黨的批評、建議和媒體的自由言論使當權者少犯錯誤。言論自由使不同的觀點、意見充分表達，為決策提供多方面互補性的參考意見，使決策在諸多的方案中取長補短、兼顧各方、綜合平衡、最大限度地優化，從而取得實施後長期穩定的效益。在美國的建國過程中，1787年的制憲會議由來自12個州的55名代表開了近4個月。從會前籌備直至最後簽字，各種意見紛紛出臺，相互反駁，反復爭論。有的決議甚至表決了60多次，才制定了壹部憲法。又經過了近3年13個州才陸續簽字批準。各種意見充分表達、充分討論、矛盾公開、權利明爭，使其決策具有了權利平衡、包容各方、不留隱患、公正科學的特點，為美國後來的健康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可見，充分的言論自由是保證決策科學化、減少社會發展失誤，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健康發展的首要社會條件。 6）利於遏制腐敗的滋生和蔓延 言論自由提高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可使人不畏權貴、不媚時俗，並針砭時弊、揭露邪惡，從而形成強大的輿論監督，使腐敗邪惡難以滋生蔓延。在言論自由的國家，腐敗相對少些。言論自由關乎每壹個公民的利益，關乎民族的前途。 在壹個限制言論自由、搞奴化教育、奴才思想占主體的國家裏，政府再輕松不過了。公民與奴才的不同之處在於：公民時刻監督著政府且以此為己任，而奴才要受政府監督替政府說話即使受了它的苦頭。以歌功頌德為“愛國”，視實事求是為“激進”，正是奴才的行為。

若每個中國人都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而不是拍馬屁、歌功頌德, 中國就不至於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產生100萬艾滋病患者，2億多乙肝感染者, 105萬多吸毒者，上海大學生的精子健康率不到12.9%,每年有20萬人死於藥品不良反應；中國就不會在擁有三千個億萬富翁的同時產生4000多萬失地農民、3000萬城市貧民；就不會在社會福救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0.476 %的同時公車消費支出多達3000億,比教育醫療經費的總和還多600個億；… 如果大家像魯迅壹樣監督政府而不是替政府開脫, 這些不必要的支出就可以消除貧困, 就有助於建立完整的保健體系, 可以實現像俄羅斯壹樣的免費教育! 如果妳沒被這種奴才思想所麻醉，就應該以壹種負責的態度積極向國人介紹西方的長處以便借鑒；大膽的指出本國的不足以引起重視，只要是事實而不是刻意醜化。不應該在歌功頌德的同時從心裏抵制反映中國現實的壹些落後現象。 4．新聞自由的取消 1889年臺灣壹批富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學界人士成立澄社，澄社社員辦了自立早報、自由時報等報刊，針對時政，發表議論。 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復辟之前，人民民間所辦的報紙就有五百多份。以1912年3月在滬創刊的《民權報》上的文章為例，4月16日發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19、20日連載《袁世凱罪狀》，26日有《討袁世凱》。類似的報刊在京、滬還有很多。輿論空間的放大，表明在這壹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得以兌現，各類媒體皆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袁世凱稱帝的時候正是五百多家報紙同壹天“開天窗”，把袁世凱趕下了臺。 中華民國至1937年3月止，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臺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知識分子可以罵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派的革命家們可以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團、甚至是政治組織，以圍攻甚至圍剿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它的副刊上能刊載共產派詩人們謳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的詩篇…… 唯獨以“三個代表”自封的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把這些基本的自由奪得壹幹二凈。《深圳青年報》早就被扼殺，《二十壹世紀環球報道》被封殺，借口貪汙和行賄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前總編輯和總經理程益中、李民英、喻華峰等三人拘捕和判刑。 國際新聞工作者組織“記者無疆界”公布最新新聞自由度世界排行榜：2003年新聞最不自由的國家是朝鮮，中國則排在138位，為倒數第二，接近朝鮮。 1949年的《共同綱領》第49條規定：“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後來的幾部憲法反而取消了新聞自由。現行憲法第22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它文化事業”。新聞、廣播、電視、出版、發行等等都被規定為國家事業，成了政府的權力。既然人民具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利權，為什麽不能舉辦新聞出版的事業？而且國家舉辦的新聞出版事業還限定“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新聞出版不自由的法律根據。 馬克思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壹切自由都成了泡影”。馬克思早還說過，假如政府實行書報檢查（=“加強領導”）那麽它所聽到的就不是人民的聲音，而只是政府自己聲音的回聲。因此，加強對輿論的所謂領導，否定輿論的獨立性，實際上是否定輿論本身。 1957年中國第壹個黨員教授右派份子就是柯慶施點名批判為“新聞界資產階級右派代理人”、原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先生。其主要罪名是他在《新聞學大綱》中提出的“讀者需要論（報紙不僅要宣傳黨的方針，還要滿足讀者的需要）”和“報紙商品論（報紙不但是宣傳品，還是幾分錢買壹份的商品）”。這壹鎮壓造成了中國新聞界30年的鴉雀無聲。 中國人民須“聽黨的話”，就是聽黨的各級幹部的話。妳合我的意，我允許妳說；妳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妳說。這就是專政。專政統治要靠謊言來維持，需要掩蓋事實真相。 1959年毛曾說，“壹個高級社[即生產隊]壹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壹年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壹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壹年，壹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 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試問世上每天發生的事有幾人都做過調查的？那豈不沒幾人有發言權了？怪不得共黨不許大陸百姓說話，因為妳這輩子沒專門調查過什麽事。“不爭論”是中共不讓人說話的明白表示。真理越辯越明，不讓爭論，不讓人說話，自己犯了大錯還不讓人說話，更把說真話的人往死裏整，不是禍國殃民嗎？  文革中的“四大”不是言論自由，有的因寫大字報坐了牢，丟了腦袋。後來鄧小平取消了“四大”，老百姓連個說話的機會也沒了。大字報是種大眾化的表達民意的形式，為什麽鄧小平偏要取消大字報呢？其實是為了限制民眾的自由權利。現在，全國腐敗現象極其普遍，基層民眾議論，如果允許自由張貼大字報，腐敗現象不會如此猖獗。現在壹些地方竟然貼出“上訪可恥”的標語，告狀找不到門。現在的官員對下面基本上是有恃無恐。 在毛澤東時代兩度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壹，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長，只幹了壹件事：整人。整完了這壹批，再整另壹批。”在中共官方的宣傳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新聞自由壹直被貶稱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價值觀”。 中國的新聞教育否定客觀，這是邪惡的根源。在他們的理論裏：世界上沒有客觀，都是為我所用的利益。在他們眼裏沒有公正，更談不上道德。有壹位新聞工作者作了壹首打油詩：我是黨的壹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要我叫我就叫/黨讓咬誰就咬誰。 北大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焦國標曾在網上討伐了中宣部，他說：新聞自由度反映了壹個社會的文明的程度。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用，這分明是對最基本的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寧波普陀區曾拿80萬請中宣部擺平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天津壹個衛生事件的當事人也曾拿出幾十萬元賄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殺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中宣部不許報道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美國的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當妳把它誣為臭狗屎的時候，實際上妳已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進食臭狗屎。 據最高檢察院2003年在全國人大會上公布，五年來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官員12830人。按樊綱的觀點，被查處貪官只占貪官實際數量的6%，這些貪官和潛在貪官的共同特征是壹邊當婊子，壹邊立牌坊。於是出現了罕見的滑稽現象：壹方面，中央嚴懲腐敗，成千上萬的貪官落馬；另壹方面，黨所領導的媒體成了貪官正面形象的主要塑造者！ 遠華走私案牽涉出2百多名高幹，當時連廈門賣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真相；可當地的媒體卻裝聾作啞！沈陽幾十個黨政高官與黑社會狼狽為奸，貪贓枉法令人發指。沈陽的媒體誰為老百姓說過公道話？我們民工死在煤窯裏卻常常封鎖消息，我們村民死絕於愛滋病卻不許報道，我們壹群壹群的人遭受冤屈卻上訪無門，自殺的自殺，自焚的自焚。  只要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來強制推行官方意識形態，任何民主自由都只能是空談。只要思想、言論的自由得不到保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暢，交流和對話的空間無法形成，真實的信息不能自由地發布和交流，勢必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敵對狀態。既然不能通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幫助來獲得安全感，就只好訴諸陰謀、背叛、投機和其他種種無恥方式來謀求個體的生存機會。哪怕是天底下最瘋狂、最荒唐、最無恥、最血腥、最惡毒的指令也有人下達，也有人壹級壹級地傳達和執行下去，壹幕又壹幕的人間慘劇接連上演，好好的人世也就變成了地獄，吃人的歷史壹頁接壹頁地持續下去。 5．禁止政府壟斷輿論 新聞自由是人民的壹項寶貴權利，但它與人民享有的其他自由不同──它既是個人的權利，也是機構的權利。它不僅指個人有權利表達意見，而且也指文字和廣播媒體有權利發表各種政治觀點和采集、報導新聞。因此，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之。新聞自由重要性的壹個標誌就是，當反民主勢力壹旦控制國家，他們的第壹個舉動往往就是壓制新聞。 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傑斐遜1787年說：“倘若要我來選擇是應該有政府而沒有報紙，還是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我會毫不遲疑地選擇後者”。他說，任何壹個人權力大了之後，都會有打壓言論的傾向，所以壹定要將言論自由寫進憲法。後來，他本人在位期間，也曾有過反感或抵觸言論的時候，應驗了他自己說過的話。所幸，他被自己編制的籠子所制衡。沒有權力的制衡，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向他所弘揚的理念的反面。 美國政府沒有報紙和電視，沒有對內廣播電臺，任何政黨都沒有壟斷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權力，誰都無法壟斷新聞輿論為自己塗脂抹粉和攻擊汙蔑他人，誰都無法顛倒是非歪曲事實愚弄人民，任何財團都沒有收買大多數人和大多數投票權的能力。 1972年6月17日，5個竊賊闖入美國華盛頓水門飯店的民主黨總部，企圖把竊聽器安裝在電話上，在逃走時被捕。當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正在競選，很少有人註意此事與白宮有關。《華盛頓郵報》根據在警察局裏獲得的壹些重要細節，按圖索驥，兩名年輕的記者冒著相當大的危險，每天工作12-15個小時，4個月內采訪1000多人，前後報道達2年，最終揭開內幕。“水門事件”的成功報道使該報獲得了1973年普利策公共服務獎。 在美國當官比在中國當官難。他們的對手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識。美國的黃油分配者是選民；中國最重要的黃油分配者是領導和領導的耳目。所以，美國的政客最需要巴結選民。作為選民的耳目，媒體死死盯著政客，於是，他們又要討好媒體。  美國總統、中國主席都愛玩女人，但克林頓在白宮幹那事時，是提心吊膽的，不敢留下任何證據，怕媒體知道，怕國會知道，怕老百姓知道；而中國的主席在中南海昏天黑地地玩女人，即使玩得滴蟲成災，不照樣有文人為其塗脂抹粉嗎？ 許國章《英語》金喇叭壹課說：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是富人的遊戲，窮人無錢表達自己的言論。這明顯不符事實！那些維護工人利益的工黨、工會不都享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甚至上臺執政的權利嗎？150多年前，養不活自己的馬克思不是在英國發表了推翻資本主義的言論嗎？XX黨為了永遠壟斷權力的，已經到了胡說八道的地步！ 

民主社會是外惡內善。媒體以及電影、文學等藝術界都具有“揭醜癖”，以揭示醜陋、渲染醜陋為天職，壹會兒是校園槍擊案，壹會兒是白宮性醜聞……，醜惡的東西都是熱點新聞，全世界都看得見。他們的存在使得醜陋在社會中無藏身之處，他們的“揭醜”也授給敵對的專制政府以攻擊自己文化、制度的口實、把柄。而他們的人道、人權、公正、自由、民主成為不了新聞，只能默默地留給自己的公民慢慢地享用。 專制社會是外善內惡，社會中的媒體以及電影、文學等藝術界都是政府的宣傳工具，他們都以掩蓋醜陋，報道、渲染光明面為天職、為樂事，永遠是形勢大好、經濟騰飛、生活小康、國泰民安風景這邊獨好……。他們的存在使得醜陋可以安逸地生存在社會中，並給自己的百姓們制造壹個錯覺：C國社會是壹個充滿了“好人”的社會，並且國家領導人都是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都是從不生病甚至連感冒都不會發生的神……。而違反人道、踐踏人權、專制腐敗等醜惡則留給了自己，讓百姓們慢慢地咀嚼、消化。 胡績偉曾壹針見血地揭示：“有無新聞自由，是民主或者專制的試金石”。 如果政府壟斷報紙，就是自己施政，自己評論施政好不好；就是自己唱戲，自己喝采，還不讓別人不喝采。曹思原認為輿論權是直接屬於公民的，沒有授與公仆；應該禁止政府辦報，禁止政府來辦新聞輿論工具。俄國在3.5萬家地方報紙和雜誌中，7千家是私營的，在2004年3月俄國大選時，5個反對派的候選人在莫斯科3家主要國營電視臺發表了65小時的政見，等於每周有3次在電視上批評、反對當任總統普京。 臺灣的四家大報都是私營的。2005年2月1日臺灣通過了“廣電三法”，即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政府、政黨不得直接或間接投資民營廣電事業；政府、政黨、黨務人員、甚至公職人員都不得擔任廣電媒體董監事等職務；政府、政黨捐贈成立的財團法人和受托人同樣不得投資廣電事業。黨務、政務和民意代表的二等血親、直系親屬若是投資廣播、電視事業，在同壹家媒體的持股不得超過總股數的1%。更重要的是，廣電的主管機關將脫離政府，不再由新聞局主管，而由地位獨立超然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委員會成員由各政黨依比例派代表組成。也就是說，黨、政、軍徹底退出媒體。 自由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基本任務是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中共的文化政策卻是與此背道而馳的輿論導向。它把人們經過思考而形諸文字的精神生產成果，統統納入新聞檢查官的狹隘的充滿偏見的眼界。如果不改變“報喜不報憂”的宣傳紀律和“堅持輿論導向”的指導思想；如果不真正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如果堅持“專政”的觀念，把社會矛盾強壓下去，則蓄積愈久，發作愈烈，後果將不堪設想！ 中國早在堯舜時代就設立謗木[就是後來華表]，讓人民自由擊鼓以反映意見；春秋時代鄭國子產不毀鄉校讓人民自由議政；漢文帝下詔求諫、取消誹謗謠言罪；唐太宗更是廣開言路；那麽，今天的中國更應是言論自由的中國。要推進大陸的自由民主，關鍵便是開放言禁。政治民主、人民富裕、社會進步的關鍵是教育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傳播。只有通過民主啟蒙喚醒自由人民千千萬，中國就有希望了。

 

第六節 教育自由 1．教育自由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本為執有特許狀的壹種社團，享有高度的自由，教者可以自由的講授，學生可自由的研究，幾乎不受君主的幹涉。現代的學術自由可追溯到1575年荷蘭的萊登大學的建立，1737年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確認了學術自由，1809年建立的柏林大學以教育家洪堡提出的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學與研究相統壹的思想為辦學宗旨。1819年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在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成立時保證：新大學以人類思想不可限制的自由為基礎。 民主社會裏，價值觀的競爭是公平的自由競爭。因此，需要教育中立化和非黨化來保證觀念的自由競爭。教育非黨化，即黨組織退出學校。在美國，學校不容許辦成小黨校。 教育的中立化，是指政府在教育問題上的中立，不把政府的政治觀點強加於學校、強加於學生。學校或者老師教什麽，不由政府管理，而是由教師個人來決定！也就是說，老師是自由的，政府是不管的，學生也是自由的，學生可自由地選擇老師[上選修課]、選擇學校。 教育的內容與形式屬於個人和學校的私權範圍。壹個經典的表述，就是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壹項憲法判例中，所引用的南非大學校長和學者在壹次會議上發表的聲明：“大學的四大基本自由是：基於學術理由，決定誰來教，教什麽，怎麽教，以及誰可以入學”。臺灣“教育部”曾經在90年代重新擬定《大學法施行細則》，其中規定“部定共同必修科目部份，由教育部召集全國大學相關人員修訂”。這壹規定立即引起部分立委不滿，提請大法官進行違憲解釋。大法官們的“釋字第308號”認為，“憲法第十壹條關於講學自由的規定，系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因此諸如課程安排等等應為大學的自治範圍，故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人員修訂共同必修科目，乃為違背大學自治之舉措、侵犯大學自治的權力”。 教育自由亦叫教學自由或研究自由，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不受非法幹涉。對教師而言，他能自由地從事學術研究與交流，他能自由將他的發現與論斷提供給學生探討；對學生而言，他的自由包括接收教育的權利，有自由研究得出結論的權利，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對學什麽有選擇權，對管理者有批評權。 講學的自由意味著設立學校講學的自由，私人可依法自由辦學校；為保證各種觀念自由公平的競爭，官方和管理者不得審查教師的講稿，不得為教學指定教材；國家應保護公民的研究成果自由地公諸社會的權利。 第壹次大戰期間，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穆斯特伯格被懷疑是德國間諜，校內外很多人向哈佛施加壓力，要求將其解聘。壹位校友甚至提出：只要解聘穆斯特伯格，他願意為學校捐資1000萬美元。為了平息輿論壓力，穆斯特伯格主動表態：只要那位校友把500萬美元匯入學校帳戶，他立即辭職。時任校長的洛厄爾表示：哈佛雖然樂於接受捐助，但不會為了錢去損害學術自由，更不會為此辭退教授或接收教授的辭呈！ 第壹次世界大戰後，哈佛的政治學教師拉斯基是壹位布爾什維克，思想激進但受學生們的歡迎，當時正值美國反共排俄時期，壹些人提出解雇拉斯基，以避免“赤色分子”破壞美國的秩序。洛厄爾認為：解雇拉斯基意味著否定學術自由的原則，如果學校屈服社會壓力解雇拉斯基，他將辭去校長職務！結果，當然是洛厄爾贏得了勝利。美國的哈佛大學有過40個諾貝爾獎得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與學術自由是分不開的。 在美、法、德、日的憲法中，都沒有授予政府教育權力的條款。 美國憲法對教育沒有任何規定。在立憲者看來，所謂教育，不過是公民的思想與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以及結社自由的壹種匯合形式而已。美國的教育問題主要體現為壹個憲法問題和財政問題，而不是行政問題。美國憲法中與教育相關的，就是第壹修正案（不得幹預信仰和思想自由）和第五、第十四修正案（非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人身、財產和平等的機會）；國會立法和司法判決對教育的適當幹預（如招生中的種族或性別歧視和公立學校教育內容的政治中立），基本上都是從這裏來的。 美國聯邦政府也有教育部，但教育部的職能是幫助聯邦政府實現“關於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機會的承諾”，它的主要經費是用於資助學校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對國家而言，教育就是教育資助，教育部就是教育扶貧部。政府沒有教材制定、教員選聘、招生和頒發學位等教育事務的國家管理權力。政府教育部門和公立教育機構更不可能因此形成龐大的壟斷利益和教育腐敗機會，並因此產生出抑制和奪取私立學校發展空間的利益驅動。 日本的憲法中卻沒有任何條文涉及國家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權力。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憲法（基本法）也僅僅規定了“教育制度應受國家之監督”（第七條），而不將教育本身視為壹項國家權力。在法國憲法第五章“國會與政府之關系”中，也明確將教育排除在政府立法權之外，只能由國會進行教育立法。這些國家的政府都不介入中小學教材的選編和推廣工作，所謂“審定”只是對教科書質量的壹個監督程序。 日本的文部省（相當於中國的教育部）審查了日本民間八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尤其是其中右翼勢力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引起了中韓兩國的大嘩。日本審定的八套歷史教科書可以由各學校自行決定使用哪個版本的書，扶桑社版的歷史教科書在日本只有1300多名學生在使用，占所有學生的萬分之四。右翼教科書無論是在5個學校還是500個學校使用，這個使用範圍也取決於教科書市場的競爭，和政府沒關系。民主社會基本條件就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在表達反對別人觀點的同時壹定要尊重人家的人權。 美國的學校不存在灌輸式的教育。美國人相信即使是幼童，也天生具有分辨美醜、是非和真偽的能力。蒙臺梭利在“兒童之家”的教育中給孩子們制定的規則是：第壹，教師不得無故打擾孩子的工作，即使對幼兒也用平等商量的口氣。第二，教師必須制止那些幹擾其他孩子工作的孩子的行為，在這裏教師就像是壹個執法者。在壹個自由的世界裏壹定有強制性規則，這些規則是為了防止壹個人被另外的人無端的強制，因為強制只有通過強制才能得到制止，單靠說教是沒用的。但強制又必須最少，這就是自由世界的真相。第三，當孩子提出要求時，教師來幫助他，當然這個要求是教師可以做到的。 美國的學校裏沒有師道尊嚴這壹說。老師決不打擊壓制學生，從不使用侮辱性語言。對於犯規的學生，老師壹般都低調處理，擅長使用選擇性問話，比如：“妳是樂意馬上停止和妳的鄰座講小話，還是坐到窗邊單獨的課桌上去？” 美國的學校出於自由平等的原則，在學生中不設班幹部，杜絕了在學生中劃分等級滋生特權的思想。如果發生了沖突矛盾，老師鼓勵學生有話放到桌面上來講，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心平氣和地進行辯論。老師和學生都厭惡打小報告和告密的行為。 2．失敗的中國教育 1949年後，與與轟轟烈烈的仇美運動相適應，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橫遭貶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壹次演講的主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科學在衰落。其他如《美國科學為壟斷勢力與軍國主義者服務》、《美國科學的軍國主義化》、《窒息了的美國科學》等針對美國科學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連篇累牘。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出於階級性的原因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蘇聯的科學技術則出於同樣原因而被捧上了天。貝時璋先生在《對於蘇聯生物化學的壹些認識》的文章中說：“蘇聯科學是人民的科學，因為它是服務於人民的，服務於共產主義建設的。蘇聯科學是最先進的科學，因為它是以戰無不勝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為指導思想的。”蘇聯的生物化學是世界第壹，“蘇聯的地質科學是最先進的”（此為張文佑先生壹篇文章的標題），蘇聯的其它學科莫能例外。中國學術界因此必須“以俄為師”。 主管當時中國意識形態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中就聲稱：“學習蘇聯的科學是很重要的。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旗幟下的蘇聯的科學站在世界科學的最前面，在世界上有了很大很多的貢獻。……當然，我們學習蘇聯科學，這並不是說，英美的科學家的東西不可參考。是可以參考的。但壹般說來，凡是英美科學上好的東西，蘇聯都把它集中起來了，所以向蘇聯學習是最快、最好的”。五十代初，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幾乎所有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去蘇聯考察學習。與此同時，壹大批蘇聯學者來華傳經授寶。蘇聯科學就這樣從體制到觀念全盤移植到了中國。  科學是意識形態，蘇聯的這個時髦的口號在當時的中國非常流行。自然科學也存在姓社姓資問題。批判量子力學是唯心主義、批判化學中的共振論和中介論是唯心主義、批判控制論是“壹種反動的偽科學”、是“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實現他們的侵略計劃的手段”。這些煌煌大作，都見諸中國最權威的傳媒《人民日報》。經典遺傳學尤其受盡磨難((被打成“資產階級偽科學”，象在蘇聯那樣遭到油炸炮轟。 1951年共產黨開始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揭發批判”別人。“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開始了“忠誠老實運動”，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歷史上作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還被“隔離反省”。 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憶苦思甜”、向黨靠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人生觀，以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學習，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愛、寬容、正義感、人的真誠和尊嚴，…最後剩下是壹個既無國家觀念亦無天賦人性只有黨性，完全聽黨指揮棒，無主見無大腦功能的動物。以奴性取代獨立性，對不堪教化的就將其思想連同肉體壹齊消滅！這是數千年來多麽慘烈的壹部思想文明滅絕史啊！真正的知識分子全面死亡了，從此“大地白茫茫壹片，真幹凈，只剩下皇帝與流氓，任馳騁”。 “忠誠老實運動”之後，就開始了所謂“院系調整”、大學重組。50年代初照蘇聯教育體系實行的院系調整產生了壹種眼界極其狹窄的教育格局，總體上過於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專業課，在專業課中偏重工藝操作。人文社會科學被貼上“資產階級”標簽而遭到否定。通過學科和課程改造，社會學、政治學等等學科被停止和取消。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都停辦，清華大學的文科系取消。院系調整吸收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突出政治的經驗，照搬了蘇聯培養技術幹部的辦學模式。完整意義上的大學，自此從中國歷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謂大學，實質上不過職業培訓、技術培訓學校而已。 李景均，1912年出生於天津大沽口的壹個巨商之家，1940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博士學位。1941年偕新婚妻子歸國，相繼在廣西農學院和金陵大學農學院任教，1946年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1948年，李景均出版了他的處女作《群體遺傳學》英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這是首次向中國學術界介紹群體遺傳學的論著，壹經面世就被學術界公認為名著。斯皮斯教授評論說，“這本書在群體遺傳學領域內，可以說至少統治了二十年”。著名評論家舒爾（W.J.Schull）說：“該書作者有令人驚嘆的教學編排技巧；該書應為所有希望熟悉群體遺傳學概念的人們所擁有和學習。”前蘇聯科學院曾動員四位專家把此書盡快譯成俄文並於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李景均因此而享有巨大聲望。 1949年9月，北大、清華、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並，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在校務委員會主任樂天宇（行校長職）主持下，效法蘇聯李森科1948年“消滅”摩爾根學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教授主講的《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三門課程。他們認為，這些課程是“資產階級的”、“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的”、“唯心的”、“反動的”、“偽科學”。 學術上陷於絕境的同時，政治上李景均也被逼向懸崖。有人散布謠言說，“李景均罵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還有人說，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華人，好幾次往美國領事館跑。散布這些流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給李景均安上壹個反蘇親美的罪名。　 李景均感覺自己“壹腔熱情，報國無門”，“所學無用，逼上梁山”。他於1950年3月初，懷著悲憤而憂傷的心情“請假”離校，到香港探親。抵港不久就接到了臺灣大學的聘書，歡迎他去臺大任教。並附上校長的信，聲明李景均到臺大後倘若覺得不合意，校方將隨時提供方便幫助他去美國。但李景均婉言回絕了臺大的邀請，滯留了14個月後，向在美國的朋友寫信求助謀職，情意淒切：“如果我有可能在妳熟知的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我將樂於為其效勞”。海外刊物《遺傳學雜誌》（The Journal 0f Heredity）將他上述信件以“遺傳學在中國死亡”為標題作了報道，國際遺傳學界為之震驚！ 1951年春，經諾貝爾獎獲得者H.J.Muller（米勒）推薦，他應聘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統計系任教，後任系主任。他現在依然是該校的名譽教授。1960年，被推選為美國人類遺傳學會（ASHG）主席、現為名譽主席，美國科學發展協會(AASS)委員，美國控制遺傳舞蹈病（Huntington Disease）國會委員會委員，曾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同時，他還兼任意大利帕維亞大學、荷蘭埃拉斯姆斯大學和美國10多所大學的訪問教授。他勤奮科研，碩果累累；教書育人，造就英才，成了世界級的數理遺傳學家。 李景均走後，北京農大舉行了持續多日的全體師生大會，批判李景均的“反動言行”。 當時，起而抗爭的豈止北京農業大學經典遺傳學派。整個經典遺傳學派都在抗爭——北京有李景均掛帥，南方則有談家楨扛旗。 談家楨是摩爾根的嫡傳弟子。1936年，27歲的談家楨獲得博士學位。1948年舉行的第八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上當選為國際遺傳學會常務理事。 1950年，李森科心腹努日金在上海“忠告”談家楨：“妳壹定要從反動的遺傳學的圈子裏跳出來。”威脅說：“新舊遺傳學理論的壹個根本不同點，是站在什麽立場上來看問題，”要談家楨“背叛階級立場，學習新遺傳學理論——米丘林生物學”。談家楨嗤之以鼻，回敬說：“我不能理解，科學與階級立場究竟有什麽關系。” 拒絕“背叛階級立場”的代價是沈重的。身為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中國首席遺傳學家，談家楨卻無權講授遺傳學——他開設的遺傳學課程由必修課降級為選修課，由於當時的“輿論導向”，竟沒有壹個學生選修。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談家楨更是成了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但談家楨仍然沒有動搖。有人要他改講所謂“米丘林遺傳學”，他寧可不教書，去翻譯《生物學引論》，也不向他所稱的“偽學派”“米丘林學派”投降。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的文章，認為“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是“生物科學的根本變革”。這篇文章極其鮮明地界定米丘林學派為無產階級性質；把傳統遺傳學斥之為“唯心”、“反動”、“為資產階級服務”、“偽科學”，甚至“法西斯主義的”，認為要繼續系統地批判摩爾根主義對舊生物學各方面的影響，不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學改造遺傳學，還要以此徹底改造中國生物學各個部門。 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戴松恩先生就曾在1952年6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上向全國人民檢討他“對米丘林生物學采取了錯誤的態度”。這篇檢討是在“黨和群眾的幫助下”，經過“幾次反省”寫出來的。戴先生制造這篇檢討，提醒全國的生物學家：“米丘林生物科學”“無須經過親自試驗，就應當全部接受過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不需要論證，不允許證偽。對它進行證偽，只能表明對它有懷疑；而對它有懷疑，則表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換句話說，接不接受“米丘林生物科學”，不是壹個學術問題，而是壹個階級立場問題，沒有回旋余地。套用林彪的話說，叫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爾後《科學通報》、《生物學通報》、《農業學報》均全文轉載。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農大“米丘林遺傳學教研組”的壹份“工作總結”，據那份“工作總結”稱，學校當局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米丘林遺傳學和摩爾根遺傳學同時開設，讓學生自由選擇”。但實際上兩課的地位並不平等，“米丘林遺傳學”是必修課，而“舊遺傳學”（摩爾根遺傳學的貶稱）則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稍後“舊遺傳學”被迫停開。“工作總結”揭露：“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對工人階級學術思想——米丘林生物科學——所舉行的進攻，是十分猖狂的”。“工作總結”指控的“企圖破壞米丘林遺傳學的教學工作”的“少數動機不純或別有用心的人”的“首犯”，便是李景均，“米丘林生物科學”的傳播將會遭遇愈來愈多的困難，“其中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阻撓，將仍然是壹個主要的困難。”  李競雄是著名的植物細胞遺傳學家和玉米育種專家，我國利用雜種優勢選育玉米自交系間雜交種的開創人。他在檢查報告中說他“過去受摩爾根主義育種觀念的毒害。”他還在1953年4月30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加強學習蘇聯先進的米丘林生物科學》的表態文章。事實上，直到五十年代末，李先生還采用“摩爾根主義育種方法”選育成功玉米雙交種；七十年代末又采用“摩爾根育種方法”育出多抗豐產玉米雜交種“中單二號”。 甚至連中國摩爾根學派的旗幟談家楨，這時也不得不聽從“黨的安排”，就自己“攻擊”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學”的離經叛道之舉公開懺悔。 

1953年12月，北京農業大學選種教研組主任蔡旭教授、作物栽培教研組主任李競雄教授也在農學系全體大會上作了“檢查報告”。他說：“過去中國的選種工作是全部搬用資產階級那壹套體系，孟德爾、摩爾根的那壹套思想深深地束縛了我國選種工作者的思想。” 1955年李森科在蘇聯已遭到批評，而在中國仍然對之視若神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蚨（1894—1968）是在這壹年出版的《植物分類學簡編》壹書中，對李森科“創造性達爾文主義”的壹些觀點提出異議。著作剛剛出版，北京農業大學六位教師就寫信給出版社，指責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要求停止發行。在我國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蘇聯專家也就該書的出版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的政治汙蔑”。 胡先蚨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35年42歲時就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委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泰鬥級的人物。1955年10月底在北京農大召開的紀念米丘林誕生100周年大會上，他受到了政治批判。他遭受漫罵，而且被阻止進入學部委員班子，著作也遭全部銷毀。胡先蚨1955年被從學部委員名單上除名是這種體制的恥辱。1957年“反右”時，陸定壹說：“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  胡先蚨於1968年去世，終年75歲。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極大折磨，他被迫從原來居住的壹處約300平米的住宅遷到壹間僅有10平方米的鬥室中，平生所藏之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盡。壹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悲涼的生存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1956年7月北京農大教授、著名遺傳學家吳仲賢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專訪指出：“過去我們高等學校講授的遺傳學，1949年就被取消了。現在講授的‘遺傳學’是李森科的。有人把過去講的遺傳學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唯心的，甚至反動的，可是說這樣話的人都不是學遺傳學的，或者是對於這門學問不了解，或者是亂扣帽子。這樣，當然談不到科學的態度。”他強調，評價遺傳學不能從純粹的政治需要出發。 1956年8月青島會議時，吳仲賢難抑悲憤之情地說：“英國的壹本小說《雙城記》中，壹個男主角在向壹個女主角表示愛情時，曾說過這樣壹句話：‘我好象壹個在幼年就死去的人。’我今天談到遺傳學問題，可以把這句話改為：‘我好象是七年以前的遺傳學家’；因為七年前我還是壹個遺傳學工作者，如果我知道國際水平是什麽，那還是1949年以前的事。” 李森科的理論豈但不是什麽萬應靈藥，而且簡直就是江湖郎中招搖過市的狗皮膏藥。山東大學生物系方宗熙教授評論說：“李森科對適應起源的理解與拉馬克學說相接近，認為壹切生物隨環境而改變，生物所產生的變異是定向的改變，以後變異得到穩定並遺傳到後代。摩爾根學派主張獲得性不能遺傳。從今天已有的材料來看來，拉馬克的獲得性直接遺傳的證據在高等動植物裏還沒有。李森科所提出的這方面的材料都有缺點，說服力不強。” 談家楨的議論就更風趣了，他說：“我們搞生物學的人，都是希望獲得性能遺傳。比如我們現在念了書，以後生了兒子不念書也能有知識，這不是更好嗎？但是我們不能把願望作為結論。我們如以獲得性能遺傳作為哲學的原理是可以的，但現在還不能證明它作為客觀事實。”由獲得性遺傳理論推導出定向變異理論、推導出自然完全服從人的計劃安排的理論，構成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的基本內容。　　 1956年8月25日，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正式落下帷幕，會議提出了若幹建議。最主要的建議是在遺傳學乃至整個學術領域徹底杜絕壹家獨鳴：“會議認為，各有關的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要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保證各個學派都有同等的發展機會，都有同等的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條件；在壹個研究機構或高等學校裏，對處於少數派地位的科學家，應該保證他們有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的自由，應該保證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和發表學術論文上有同等的權利。”在遺傳學教學方面，必須把兩派觀點都介紹給學生。 1957年整風時，北京農大有些年青教師“放”了壹些言論，批評來華的蘇聯專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在反右運動中，僅北京大學就揪出“極右派”“右派”“中右”“右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學科受沖擊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中物理系幾占1/3。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夭折。 康生大躍進期間向毛澤東胡說什麽：“農業科學沒有東西，真正的農業科學在中國農民手裏，沒有辦農業大學的必要”。他還跑到北京農大叫囂：“農大的牌子將來該往哪裏掛?!”， 大學提出“不要迷信權威”，大肆批判、貶斥教授，咒罵他們是“大草包”、“崇洋媚外”。發動學生開大會批判教師的講稿，組織學生大編所謂“教材”。有些農學院批判“在教室裏學種地”是脫離實際，於是大搞形式主義的所謂“田頭教學”，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裏講課以示邊勞動邊教學的無產階級教育模式。 大躍進年代毛澤東發出的不分青紅皂白地說：“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統統搬到農村去！”，它導致了全國農業院校的大搬遷、大破壞和農業科學大倒退以及廣大師生的大遭殃。而所謂“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這種空泛的“大實話”口號常常成了對生產瞎指揮的“理論”依據。 1958年，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中，開展了“拔白旗”運動，“大破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大樹無產階級唯物主義”。壹批堅守自己的學術良心的學者遭到狂轟濫炸。各地掀起討伐“孟德爾—摩爾根主義”的新高潮，聲勢十分驚人：輕者被斥為“思想保守”、“不如農民”的“大草包”，如北京農大的育種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學家婁成後教授，重者則被當作“白旗”拔掉 (遭到有組織的群眾性批判)。湖南農學院黨委組織120名教師和510名學生對該校遺傳學教授裴新澍進行重點批判，貼了兩萬多張大字報；湖南醫學院黨委強迫遺傳學家盧惠霖在500多名學生面前承認自己的學術觀點是“資產階級學術觀點”；遼寧大學生物系黨政負責人專門組織“紅旗戰鬥隊”圍剿“孟德爾—摩爾根主義”，提出了壹個響亮的口號：“相信摩爾根就是拒絕世界觀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曾在青島會議上慷慨陳辭抨擊李森科的武漢大學教授趙保國，更是在“拔白旗”運動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談家禎就對建國後三十年的中國遺傳學持基本否定的立場，說：“由於受李森科的影響，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耽誤了，沒有做工作。最近幾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別人後面跑，更多的還是在彌補。”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學年讀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教育部的報告說：原有的政治語文歷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發行。中學歷史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開，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這壹報告的批示寫道：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不能再用。 新起的文革文體，壹方面充斥著誇張、暴力、和粗野的詞句，正和現實中對人的殘酷的迫害相稱；另壹方面充斥著“最最最最”“藍天為紙，大海為墨，也寫不下我們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無限敬仰”這樣的迷狂語言，和毛澤東絕對權威的樹立配合。 文革時，各大學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殘，壹部份被關閉，壹部份被趕出城市。 1982年中國憲法，教育的國家權力屬性和意識形態職能有了更加完整和肯定的表達。即憲法第24條，“國家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這是“憲法”賦予政府的教育權力，根據這種權力，政府有權而且有責任對教材選編、教學、統壹考試及學位授予等壹系列環節進行幹預和控制。　　 憲法24條與憲法36條之間的直接沖突。24條不但賦予政府了教育權力，甚至直接規定了具體的觀念標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這壹憲法條款在《教育法》第6條規定，“國家在受教育者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進行理想、道德、紀律、法制、國防和民族團結的教育”。如果政府擁有按這壹觀念標準推行教育的憲法職能，那就會直接剝奪和否定了壹切受教育者的“宗教信仰自由”。這兩個憲法條款顯然是不可並存的。 1949年以來，中國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沈重打擊，即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反右運動和“大躍進”、十年“文革”浩劫、“6.4”後的清查清理運動。改革開放以來，教育部門又成了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1990年代前期中國的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時，大學的經濟學課程還在吹捧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經濟。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與發達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世界上前200所大學，中國壹所都排不進!  丁學良說：印度大學生的素質普遍比中國大學生的高。印度裔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於華裔學生。從中國歷史上看，兩千年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統壹觀念，所以多半以灌輸的方式來進行。而印度的教育則更多地側重於獨立自由思考的能力，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續多樣化的。這是造成兩個民族學生素質重大差異長程的原因。在國際社會，印度裔的成功人士，遠遠比華裔人士更多，也更為搶眼。印度在軟件方面——這包括行政、法律、語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中國好得多。印度總體上都比中國的水平好。 日本有1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８位是自然科學方面的；中國是零。壹位學者說：“據統計，壹般立國30多年便會有壹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前蘇聯1917年立國，39年後得了第壹個諾貝爾獎，捷克41年，波蘭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新中國已立國50年，現在還不知要等多少年。 根據1992年的數據，1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國為18.04年，日本為14.87年，而中國只有5.42年。日本早已達到了100%的小學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學毛入學率為40.3%，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48%；成人識字率近100%。中日兩國的教育相差多遠呢？據估計，中國的初級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後100多年；中等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後90多年；高等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後80多年；教育經費相當於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後80年。 巴勒斯坦1968年起就壹直實行10年的免費義務基礎教育制度。在2000年，幼兒園入學率高於除以色列和敘利亞以外的周邊國家，95%的適齡青少年能讀完10年級。平均每10萬人有壹所大學，總人口中具有學士學位以上者接近8%(中國為1.6%，上海為5.2%)，具有高中以上文憑者占36%(中國為14%，上海為23%)；每萬人口中在校大學生(90%為本科)人數為240人(中國為38人)，在讀研究生為25人(中國為2.4人)，大學毛入學率為31%(中國為10%)，大學教師中有博士學位者占44%，有碩士學位者占43%。只有300萬人口的巴勒斯坦地區還擁有10座博物館，80座社會公共圖書館，341個體育俱樂部和30個青年中心，還有371家慈善機構及1764座清真寺。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的程度按世界人類發展署的標準在世界排名屬中上水平(69名在99/00年度，75名在97/98年)。 3．中國教育經費 承擔國民義務教育的經費，是任何壹個現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就施行了免費的義務教育，每天還管壹頓午飯，壹年免費壹套校服，這樣的子弟能不為國盡忠嗎？ 芬蘭實行全免費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到博士都是全免費的，連書本都免費。不交任何學費，食宿自理，政府每月發給每個學生約8000人民幣的津貼，不分貧富，對每個學生都壹樣多。芬蘭不是社會主義，只是社會福利非常好。在芬蘭人眼中，社會主義是把人們控制起來，多種東西實行公有；芬蘭當然不是這樣的。 目前全世界宣布實行法定義務教育的國家有170多個，在這170多個國家中，免交壹切學雜費的國家達160多個，只有不足10個國家對義務教育段的學生收取書本費、雜費等費用，這其中就有中國。占中國人口60%以上的農村只獲教育投資的23%。 古巴和北韓比中國還窮，但是它們能夠做到小學中學免費義務教育，甚至上大學也免費，中國為什麽做不到？其原因在於，古巴和北韓還要維持社會主義國家的門面，而中共卻連這塊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共早已拋棄了工農及其他弱勢階級。貧苦民眾的孩子失學或者繳不起學費，特權階層不聞不問，反正他們的子女能夠受到良好教育甚至上高價的貴族學校。  1932年修訂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其中第14條明文規定：北京大學學費每年銀圓20圓，分兩期，於每學期開學前交納：第壹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圓；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圓。又，體育費每學期銀圓1圓。這就是說，北大學生每年交費共22塊銀圓。宿費全免。30年代清華大學以及北平醫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等等的學費跟北大基本壹樣。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學費都是每學期10銀圓，每年20銀圓；但此外須交宿費12圓。鐵道部所屬的交通大學（總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設有分部）的學費為每學期20銀圓，每年40銀圓。  1936年制訂的《國立北平（北京）師範大學學則》規定：“本大學不收學宿費”，“入學新生除辦理註冊手續外，須交納保證金20圓”，“本大學學生所交納之保證金於畢業（或病故）時發還，但自請退學或因故由學校令其退學者，已交納之保證金概不退還。” 全國各地的師範學校壹律不收學宿費。 30年代我國民眾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壹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壹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壹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範院校 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壹個工人壹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三分之壹；或者說，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於壹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2/3。怪不得當時有人說，教會學校是培養“高等華人”和“精神貴族”的溫房；而北大、北師大則洋溢著“平民意識”。這是足以引發我們深思的。  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起點月薪壹般為50銀圓；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圓。壹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等等，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壹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這些人群組成社會的“中間階層”或者叫做白領勞動的“中產階級”，魯迅在《二心集序言》裏面就認為自己屬於“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參看《魯迅全集》第4卷151頁），他們正是勞動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3年，我國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和東南大學開始收費並軌試點。1996年在部分高校試行並軌招生，學費壹下子漲過2000元，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1997全面並軌後，學費壹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人們也漸漸適應了這種制度變化。2000年，各地高校收費標準猛漲，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區提高20%，學費超過4000元。北京市的大學學費壹般專業每年每生介於4200至5000元之間。理工科專業介於4600－5500元之間。外語、醫科類專業學費介於5000－6000元之間。藝術類院校突破壹萬元，只有師範、體育、民族等專業較低。高職每年每生7500元，高等師範院校按壹般專業收費，藝術類和民辦院校維持1999年標準，每生每年不超過10000元。2001年大學學費普遍在5000元左右。  臺灣在要經濟起飛之際，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國大陸現在的教育投入始終沒有超出GDP的3%！無知者以為臺灣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國的幫助和昔日從大陸運去的黃金，其實那些都是次因，主因還是教育。 中國大陸公立大學學費為5000-10000元人民幣，臺灣公立大學學費為22000-39000元臺幣(約5500-9750元人民幣)，臺灣私立大學學費為46000-70000元臺幣(約11500-17500元人民幣)；兩岸人均收入，中國大陸約1000美元，臺灣約14000美元，兩岸人均收入差距14倍之多，但公立大學學費卻相當。臺灣應屆大學生起薪約是26000臺幣起跳。 從1988至1998年，中國大學學費上漲了100倍！考得上但讀不起的準大學生為數眾多。在2004年7月高考錄取的準大學生中，有15萬名因經濟困難無法繳納學費，占城市準大學生8%，占農村準大學生35%。在有些地方，7個農民不吃不喝才能供養壹個大學生。  2002年8月，寶雞市的學生小丁，終於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復旦大學。但他的父親卻因無法籌足7000多元的學費，從自家窗戶7樓跳下自殺。被人稱為“學費殺人第壹案”。 2004年發生在四川的壹起慘案更令人心酸和悲憤，達州市通川區蒲家中學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因為家裏實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學雜費，老師威脅不發給他準考證，鄭清明壹氣之下跑出學校，迎著呼嘯的火車羞憤自殺。 1990年，我國失學兒童有七百多萬。現在我國兒童中，五至十四歲“不在校學生”竟達3000萬之巨！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大陸成人文盲率達15.9%。另外，總人口中壹年不看壹次報紙的“識字文盲”高達五億以上，絕大多數是信息閉塞的農民。 中國政府對待沒錢上學的失學兒童，弄了個希望工程向海外乞討，將義務制教育辦成了社會慈善事業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卻口口聲聲“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這樣的民族怎麽可能復興，這樣的國家怎麽可能強盛?! 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實施之初，全國每年有100多萬適齡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今天遊走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也高達100 多萬。青基會今年曾宣布在全國27個城市為19385名失學民工子女每年發放600元助學金，使近2萬名失學民工子女重返校園。然而，面對龐大的失學群體，這種助學的形式只是杯水車薪。 “希望工程”負責人徐永光隨意挪用大筆（多達1億）海內外捐款，進行投資等各種商業活動，違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項直接、迅速用於幫助貧苦地區孩子上學的意願，他卻利用政府權力打擊揭示真相者。 國家大劇院總投資近27億元，座位數確定為5473個，平均每個座位造價近50萬。以每個希望小學平均造價25萬（參照浙江標準）計算，大劇院投資可建10846所希望小學。大劇院建成後的運營費和維護費用僅每月的電費就需要400萬元人民幣，可建16所希望小學。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自1989年創立以來，15年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22億多元，資助250多萬名貧困學生。國家大劇院這壹項建設投入比“希望工程”15年的募資還多。 2001年3月6 日江西省芳林小學40多名學生慘死於加工爆竹的爆炸事件，廠家與校方為獲暴利，非法使用童工制造爆竹(老師提成)，每名死者只獲賠3萬元人民幣。 當劉曉慶光偷漏稅就達壹千多萬元的時候，在寧夏西海固山區的孩子為繳不起幾十元的學費而發愁，在青海省樂都縣馬廠鄉壹中學90%的學生長期靠父母賣血交學費，樂都縣有1,336戶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賣血送子女上學。這就是中國的貧富懸殊。 中國政府禁止宗教團體興辦學校。雖然中共無法滿足所有適齡少年兒童上學的願望和要求，它卻不允許那些貧苦孩子到教會學校上學。在幾乎所有國家，宗教團體都是辦學的壹支重要力量。只有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為了維護壹黨專政，才阻撓宗教團體對教育作出貢獻。  托馬舍夫斯基重點抨擊了中共在教育政策上的“壹國兩制”。她說，中國政府要求來自農村的民工為他們的子女入讀城市學校繳納高額學費，把許多孩子擋在學校大門之外，違反了國際人權法律。而當民工自己辦學時，政府卻強行把這些學校關閉了。為什麽要對同樣的國民在教育政策上實行差別待遇？要改變歧視農民的政策，就必須廢除戶口制度。　　 在農村有眾多兒童失學、城市失業、下崗職工孩子無力交納學費的情況下，為什麽不能拿出必要的經費普及義務教育，而卻要把錢花在莫名其妙的建世界壹流大學的狂想上？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總支出僅有1500億元左右；而幹部公費出國（境）考察經費每年高達6百億美元。2004年，除壹級國事、外事訪問外，黨政、國家事業、企業幹部出境4413萬7千人次，公開支625億美元；高於近年年引進外資額，等於二年的教育經費，或二年的外貿進出口順差。多麽驚人的花銷！連上紅燈區淫亂也要國民買單！ 在經濟至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熾烈氣氛中，被確定為“戰略地位”的教育，在實際生活中卻只是“略占地位”，90年代，甚至出現了教育投資逐年下降的反常現象。 朱熔基擔任總理之後，曾許諾中央財政中教育經費的支出每年增加壹個百分點，但從未真正兌現。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93年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應當達到4%。後來又在《教育法》中對此以法律形式作了相應規定。但到1999年，這個比例才達到2.78%，而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過5%。2005年這壹“目標”也未能達到。

 

中國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 ，連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為5.2% ，低收入國家平均為3.6% ，高收入國家平均為5.5% 。

2003年9月9日至21日，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隨後，她向新聞媒體公布材料時，稱中國的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幹達都比不上。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3（聯合國推薦的比例為6%）；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去填補。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中國的教育經費占政府預算在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個國家中，名列第149位。倒數第三。

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5，中國的教育經費僅占世界教育經費總和的1%。

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反映壹國居民分享教育資助以滿足教育需求的程度。發達國家的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絕大多數在1000美元以上，瑞典高於2000美元；丹麥、瑞士、芬蘭、加拿大、挪威在1500－2000美元之間；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在1000－1500美元之間。少數發達國家如英國、西班牙在640－1000美元之間，中等發達國家在100－500美元之間，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低於100美元。中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只有9.4美元，低於印度（11.47美元）。可見，我國教育投入偏少，教育物質技術條件較差。

忽視教育是由中共專制獨裁的本性所決定的。中共之所以在剝削、壓迫人民五十多年後仍然能夠維持其暴政，主要原因之壹在於它集古今中外統治權術之大成。

中共的信條之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了實行這個信條，除了新聞封鎖、謊言治國，就是要把民眾保持在愚昧狀態。中共拖延政治改革的主要藉口就是民智未開，狡辯說在壹個仍然有上億文盲的國度裏，自由選舉無法進行。試問，中共怎麽可能撥出足夠經費大力發展教育，主動去消除它自己制造的這個藉口呢？ 

教育問題的根子在於壹黨專政。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教育問題只會愈益惡化。我們不能再相信它“教育改革”的空話和謊言。它的“教育改革”，就是繼續由“他們”壟斷教育資源，將80%的國民推入“愚氓”的深淵。

4．黨化教育

1921 年8 月孫中山致書俄國外交部長齊卓鱗(Georgii V. Chicherin)，表示對蘇俄政府的組織機構軍隊和教育特有興趣。1923年10月，大批俄國軍政人員便陸續隨著俄顧問鮑羅廷 (Michael Borodin)到廣州幫助孫中山展開“黨化”運動。這運動包括“黨化公務人員”、“黨化司法”、“黨化軍隊”、“黨化教育”等等。以黨化司法來說，強迫司法人員入黨( 當年大理院長趙士北因主張“司法不黨”，即被撤職)。 

在黨化運動中，以黨化教育對中國的影響最為深遠。黨化教育開始是強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員、教師等全部入黨，同時鼓勵學生入黨，在學校裏設立黨部支部，規定“三民主義”為必修課，控制與改訂教科書。孫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後，規定每周舉行紀念周。到了1926 年底，廣東所有的公、私立學校全都成了國民黨的政治工具。1926 年7 月蔣介石進行北伐，“黨化教育”便隨著伸延到北方去。政治幹預教育，教育不能獨立，成了政治的工具。

教育家任鴻雋在1932年6月的《獨立評論》上說：“黨化教育是什麽？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1）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他漸漸地浸灌到學生的腦筋裏去。2）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個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黨的指揮。”他最後說：“有了‘黨化’，就沒了‘教育’”，或者，“要有‘教育’，就必須除去‘黨化’”。

黨化教育，目的就是培育奴性化黨徒、黨孫的聽話教育。為了把活生生的個體培養成黨的工具，黨除了總是不厭其煩地灌輸“偉大”“光榮”“正確”的概念外，還通過組織把人們的滅失人格的“小我”，來認同毫無人格的“大我”——黨組織或領袖。黨文化的危害，就是它扭曲了民族的靈魂，摧毀了民族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其歪理邪說的為黨文化。由於長期實行恐怖政策，人的精神被徹底摧毀了，逐漸地變成了應聲蟲。

謊言和欺騙為主要內容的黨文化，隨意隱瞞甚至篡改歷史，使歷史為現實服務，這在共產黨執政期間從未間斷，並且對任何還歷史本來面目的試圖，都無情的予以封鎖和滅殺。 

現在的中學政治教科書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是壹種金錢關系，甚至壹些無形的東西，如良心、榮譽、愛情、官位，都可以用錢買賣”。“在我國，人與人之間是平等、互助的關系，壹旦知道他人有困難，人們都願意伸出友誼之手，拿出自己的錢去支持”。這完全是謊言！在9.11事件這個大災難中，美國有將近70萬人誌願無償獻血，不要壹分錢的補償。中國也提倡無償獻血，13億人中有幾個無償獻血的？

黨化教育無非是執政黨通過教育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過程。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將教育視為直接的意識形態工具，它是文革期間“工人階級占領大學”這個“資產階級堡壘”，“向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理論源頭”。“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句話，從字面上看雖無可厚非，但當它成為了壹句“政治口號”之後，便會成為整人的“政治鞭子”。

80年代新的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教育從為政治服務轉而為經濟建設服務，這是壹種很有限的進步。教育仍然處於壹種從屬、依附的狀態，仍然被國家壟斷和統制，被賦予極強的國家功利主義價值，教育在社會中的自由性、獨立性，人在教育中的主體性仍然無從建立。教育成了黨的工具，教育黨化了。

《黃河》雜誌主編謝泳在比較了民國與中共的小學課本後發現，後者更強調壹黨政治理念的灌輸，強調對政黨及領袖個人的崇拜，從而更具濃重的專制色彩。譬如：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課程標準中，“自由”、“法律”這兩個詞不再出現。

黨化教育只會使人片面化、工具化、盲從化、奴才化。我國從幼兒園起就開始灌輸壹個主義好、要熱愛服從特定的黨，使兒童幼小的心靈從小就習慣於專制等級、泯滅了兒童的懷疑批判精神。有壹個訓練幼兒說謊的幼兒園阿姨分蘋果的寓言。阿姨問孩子甲要大的還是小的，甲說要大的，結果阿姨批評他自私並給了壹只小蘋果。又問孩子乙，乙說要小的，阿姨表揚了他並分給他壹只大蘋果。這樣，其它孩子紛紛說：“我要小蘋果。”

小學班級中設班長和值日生，學校裏設大隊長和學生會主席，讓小孩子們從小就開始對權力敬畏和傾慕。老師讓最喜歡的學生做班幹部，並且明顯給寵兒們不同的關註和優待，從而刺激他們傾軋和爭寵獻媚；為了獲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消息，教唆孩子用各種方式告密。從小就要鬥，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誌，就要滿口謊言。

“要聽話！”“聽話的孩子是好孩子！”——在這點上家長和老師結成緊密的同盟，於是千千萬萬個孩子就乖乖地聽話了。這種“聽話教育”從小就培養了孩子的“服從意識”、“依賴性格”。每當他們聽話和服從時，各種獎勵就會湧向他們，每當他們試圖獨立行動並堅持自己的見解時，各種懲罰就會落到他們身上。自尊、獨立、自主、民主意識，服膺真理的信念，民主的性格就這樣還沒萌芽就被連根拔掉了！那些昨天的孩子成了今天的大人後再要求別人聽自己話，專制性格就這樣壹代代地養成了，壹代代順民和奴才就這樣經由我們的手培養出來了！壹有了機會，這些順民和奴才又會成為專制暴君！

要求學生事事服從上級意誌，做“革命的螺絲釘”，必然挫傷學生的自尊心和獨立性，摧殘學生自由思想的能力。而自信和自由思想恰恰是發揮原創精神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品質。壹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還談什麽創新！他怎麽會有民主訴求！這種教育不僅使學生離民主愈來愈遠，而且是對中華民族未來的犯罪！

壹個新加坡華裔的孩子說：“我不是不想學中文，只是壹見中文老師心裏就煩。跟英文老師讀書，人家循循善誘，雙方平等討論。中文老師上來就說妳要記住這個，背誦那個，連為什麽也不解釋。誰有那個耐心？” 

現代教育學心理學研究證明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美國學者加德納認為人有八種智能：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關系智能、自我認識智能、自然觀察智能。八種智能同等重要。智力沒有高低、好差之分，只有結構不同。傳統智能理論關註的是“妳的智商有多高”；多元智能理論關註的是“妳的智能屬於哪種類型”。

多元智能理論告訴我們教師要學會多角度地欣賞、評價學生，發現學生的多種智力潛能，不以壹兩種智力過早地評判學生。可是，我們的評價標準評價手段的通病是：評價主體單壹，被評價者被排斥在評價活動之外，只能被動接受評價結果；過於強調評價標準的統壹性，造成被評價者墨守成規、千人壹面，嚴重壓抑人的創造性和個性；評價內容單壹，特別是只關註對學業成績的評價，忽視對學生身心各方面發展的評價；嚴重挫傷學生的自尊心。

8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以考試為中心、為考試而進行的教育。時至今日，中國學校仍然籠罩在陳舊的傳統氣氛之中，學生在超強度的技巧訓練和題海大戰之中苦學，死記硬背、滿堂灌、唯書唯上仍是普遍的現實。應試教育最嚴重的後果是：以培育自由人為宗旨的基礎教育淪為高難度的知識訓練，使學生淪為背書機器和考試機器，人的權利、尊嚴、愛心可怕地消失了。壹個學生本來具有社會關系智能可能成為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的，也偏要用語言智能或數理邏輯智能標準去要求、評價他，結果，他的特長反倒成了他的罪名，他可能被斥之為庸俗關系學的熱衷者，語文數理化等的學習失敗者。……就這樣，學校成了差異各別的人才的屠宰場！民族下壹代的個性差異被抹平了，各種潛能和特長被扼殺了！

毛澤東的“全國人民學解放軍”，89後大學生軍訓，旨在灌輸軍隊的奴隸道德。每到９月，都能看到壹隊隊穿軍服戴軍帽的學生，在操場上壹遍遍地隨著口令而動作。主要在於從體能上養成壹種對專制的“服從”習慣，形成大腦皮層中的條件反射。因此，軍訓的“訓”準確的說是“馴”，即馴化。2004年7月21日，上海中醫學院的19歲的女大學生楊靜初連續5天在將近攝氏40度的高溫下被迫進行長時間的軍訓，內容包括行軍，結果在星期三死亡。事發後，校方不僅推卸責任，而且還為野蠻的訓練方式以及草棺人命的行為狡辯。

只有自由而健康的教育才會對壹個國家對壹個民族的前途起正面的積極作用、產生美好而深遠的影響，壹個推行奴化教育、黨化教育、應試教育的國家只會使民族墮落和衰亡！

第25節 遊行示威自由 如果矛盾發生在民眾之間，他們可以找政府去講理；如果發生在民眾和政府之間，公民相對是處於弱勢，他們只能上街表示不滿。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有反戰遊行；有企業員工對管理者不滿而進行的遊行；在大學裏面，如果教授對於學校的什麽政策不滿，他也會寫壹個牌子在學校裏站著或者走壹圈；在英國的白金漢宮、美國的白宮以及聯合國總部的外面經常會看見遊行示威，有的地區還有供遊行示威的固定場所。 社會的利益多元，需要有更多的表達渠道。任何遊行示威都會在公共場所進行，維護秩序當然很重要，但是公民的權利更重要。作為人民的政府，對這壹現象應該有壹個更加理性的認識，不應該害怕人民說話。美國總統傑弗遜說過，壹個國家偶爾出現壹些動蕩、不滿、抗議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大自然並不總是春光明媚壹樣。 遊行示威不是不穩定的因素，而是維系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穩定的推進器。當局害怕抗議性質的遊行示威。抗議性質的遊行示威是公民表達自己意誌和意願的重要方式，通過這個方式，管理機關可以與相應的公民交換意見，達成壹致而解決問題。公民通過遊行示威而使其主張得以表示，積累的怨氣得以發泄；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假如將高壓鍋排汽閥堵死或者根本不要，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壹個利益多元的社會總是無聲，恐怕更危險。 遊行示威則是壹個了解民意的很好渠道。公民遊行除了表達意願之外也是對政府的壹種監督和約束，這個對於民主制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從外交上來說，某些遊行示威則可以替政府顯示民意，表達壹些政府不便直接表達的意願，為政府的外交增加籌碼。國家元首在外交訪問的時候經常會遇到壹些遊行示威。所以，普通的遊行示威有利於改善國家的治理。 政府並不合適主動地組織遊行，遊行要麽是慶祝要麽是示威，在現代社會，政府不應該隨意征用公民（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時間和勞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規定了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憲法規定的這種權利不過是招牌，人民不可能真正享有它。事實上，在壹九八七年以前，壹直未有任何具體保護實施這壹權利的法律規定，凡遇有遊行示威壹律逮捕鎮壓，壹律稱為非法。 1986年冬，北京和南方壹些文化中心城市發生了大學生示威遊行活動。1987年1月北京市政府匆忙發布了壹個關於集會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1989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制定生效了，其中有關限制與懲治的條款占4/5。連法學權威張友漁也哀嘆：“本來，集會遊行示威法，在1979年初就已開始起草，主要是為了具體實現憲法的規定，而不是為了應付象目前所發生的動亂，以至反革命暴亂”。十年未能完成的“示威法”，在六四之後不到半年就制定生效了，這壹慢壹快反映了立法者的不顧壹切。 下面我們選“示威法”中的主要各條進行分析，從中不難看出它的無理、兇殘和虛偽。 “示威法”第四條規定：公民在行使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的時候，不得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什麽是“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中國憲法並無“基本原則”這壹章或這壹條。當然，憲法既然是壹國之基本法，條條都可被認為是基本原則，且都應被理解為前後壹貫，互不沖突，不能在憲法之上再設定壹個最高原則。憲法第二條規定：壹切權力屬於人民。第四條規定：各民族壹律平等；這些規定都應視為基本原則。而當局所強調的“基本原則”是專指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序言能否直接作為某壹政黨特殊權力的根據？如果說序言本身就直接規定了權力、權利和義務的話，如果說序言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還高於正文的話，那憲法正文中的許多條款就等於廢話。 舉個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說序言中存在壹個“四項基本原則”而且其效力還在正文之上，那宗教信仰自由這壹條顯然與“四項基本原則”相抵觸。壹個主張無神論，壹個可能包括有神論。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本身就是壹項基本原則。對任何政黨的批評，對任何觀點的討論，對任何主張的提出都屬於表達自由的範圍，首先從程序上應該得到保障，包括對憲法的批評和修正。 再看第二個“不得”，這是從中國憲法第五十壹條照搬下來的。這種規定過於空泛，在解釋執行過程中政府可以輕易地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在任何時候都高於遊行示威的權利；那遊行示威的權利就名存實亡了。這就成了取締、鎮壓的借口。比如說，雇員罷工會妨礙雇主的開業權；但不能因為雇員罷工會損害雇主的利益而禁止雇員罷工，否則罷工權就成了空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第五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有負責人。負責人必須持本人居民身份證和其他身份證件，在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5日前向公安機關遞交申請書。申請書中應當載明集會、遊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數、車輛數、使用音響設備的種類與數量、起止時間、地點（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線和負責人的姓名、職業、住址。” 要使遊行示威獲得公安機關的批準，就必須首先在申請書中載明“集會、遊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數、車輛數”等等內容，這就需要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在向公安機關申請並得到批準之前進行組織和發起工作。這就需要有結社的自由，然而中國沒有。 “示威法”第十五條規定：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參加當地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第三十三條規定：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當地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安機關有權予以拘留或者強行遣回原地。這種規定顯然又是違背憲法的。這種以原住地為借口來限制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權的真實目的是，防止持不同政見者傳播他們的思想，防止集會遊行示威規模的擴大。 “示威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組織或者參加違背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責、義務的集會、遊行、示威。在中國城鎮，所有的單位都只按兩類劃分，企業或事業。其中事業單位都可屬於“國家機關”，包括學校、醫院、政府等。把這種職責和義務用來作為限制憲法權利的借口，顯然又違反憲法第五條：壹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示威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時間限於早上六時至晚上十時。也就是說，不得露天過夜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這在客觀上就造成這種活動很難連續壹天以上進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當天結束解散，第二天若要繼續進行，組織者與參加者都要重新組織來回奔走。這必然增加疲憊多費時間和錢財。 “示威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對集會遊行示威的場所和經過的路線作了限制規定：設置警戒線，不得逾越；壹定距離內，不得舉行。不得逾越的地段包括所有國家機關的所在地。換言之，集會遊行示威活動就只好在城市外圍舉行。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要由該次活動的負責人在五天前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申請，在獲得許可後方可進行。主管機關是各地的公安局。事實上，“示威法”對於這類申請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內容為理由規定可以直接拒批之外，還為主管機關規定了好幾種別的拒批方法。如第十七條規定：以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名義組織或者參加集會、遊行、示威，必須經本單位負責人批準。如果得不到“本單位負責人批準”，這類申請自然會被主管機關駁回；即使得到“本單位負責人批準”，主管機關仍可拒批。總之是要使申請手續復雜化，需要直接承受責任的個人越多，這類申請越難提出。 “示威法”第十條規定：申請舉行集會、遊行、示威要求解決具體問題的，主管機關接到申請後，可以通知有關機關或者單位同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協商解決問題，並可以將申請舉行的時間推遲五日。這是想用單位負責人對集會組織人的威逼或利誘來迫使“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在提出申請後接到主管機關通知前撤回申請”（第十四條）。再如“示威法”第十壹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以變更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時間、地點、路線。這種種限制又只能使人相信“示威法”只有壹個目的：禁止集會遊行示威。 如果對主管機關不許可的決定不服，申請人也只可向同級人民政府申請復議（第十三條），而且這是終審，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訴訟，“行政訴訟法”也作了同樣規定。這種復議程序的結果是不難想見的。既然“示威法”第六條已經明確規定集會遊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是公安局，那麽對集會遊行示威的內容和形式的判斷理解，對“示威法”條文的理解執行都只能由公安局來掌握。同級政府對公安局的決定不會有異議主要還是因為兩者都清楚“示威法”的旨意是禁止示威，誰批準集會遊行示威，誰就將承擔政治上的風險。 集會遊行示威法貫徹的結果是：經過批準的遊行示威很少，有的地區甚至沒有。沒經過批準的遊行示威則普遍存在，而且不受制裁。壹些政府機構組織的遊行活動，如慶祝國慶、元旦或其他什麽旅遊節的遊行則完全無須申請和批準，這都是對於遊行示威法的漠視。 據美國聯邦憲法及州法，任何個人，只要其是獨立的壹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場合，無需申請就可以進行抗議活動，這是美國聯邦憲法賦予每壹個人的權利。 德國基本法規定示威遊行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遊行示威不要批準，只是要有登記的義務。登記的地點是在當地的警察局，警察局會向登記人提出妳要在什麽地方、途徑那些區域，以便布置警力，保證示威的安全。如果對遊行示威權利加以侵犯的話，就可在在相應的管轄法院提出上訴。 甲：縣長，我想在某月某日公開的集會上批評妳，望妳批準。 縣長答道：我不允許公開批評，只允許私下批評，妳就悄悄地對我說吧。 甲：這就是不許遊行示威，侵犯了公民權利。 縣長答道：與毛澤東時代比，還是進步的，那時連私下批評也是不允許的，君不見，彭德懷、張誌新的遭遇乎？ 甲：如果我是對妳個人的批評，我會悄悄地對妳說，會給足妳面子；我現在不時對妳個人的批評，而是對縣長的政策、措施及其有關制度的批評，這些批評所涉及內容雖然與縣長有關，也與全縣人民的利益和未來的縣長有關。所以，必須公開地說出來，讓全縣人民來思考、來決定。這就是我們遊行示威的目的。

縣長：考慮的很長遠。 甲：人民都來思考、都來監督政府，才能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 縣長：（對秘書長說），以後遊行示威就不用批準，只要備案不阻礙交通就行了。

 

第七節 結社自由 1．結社的重要性 結社自由就是人有結夥和紮堆的權力。人類依靠結夥和紮堆從類人猿壹直發展到如今的現代人，這種習慣理應得到尊重。這些習慣權利就是信仰自由（良心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 不論何種形式的社會，其成員組成都是多層次、多階層的，每壹層次或階層的社會成員往往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這壹階層的社會成員能組織起來，以組織的形式和組織的力量同其他社會階層發生各種聯系。其組織形式越完善，組織力量越強大，其利益保護就越有效。 托克維爾說：“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定，但從長遠看有利於社會穩定”。 結社權既是民主政治的體現，更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沒有民眾對權力當局的要挾，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自由。 民主的根基是來自於神賦人權，如果沒有堅信上帝的人權信仰，民主就是騙局；民主的關鍵是結社，如果沒有獨立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納稅人協會、社區組織，人民怎能突破專制的牢籠？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沒有獨立民間組織[宗教團體]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紙寫的民主制度必然落空。離開了民間[宗教]組織的實踐活動，制度就成了無用的廢紙。 1954年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19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 1965年劉少奇再次當選為國家主席。按憲法規定，劉掌握全國武裝力量統率權；實際上，劉從沒有掌握過武裝力量統率權，1969年11月劉被害死。中國百年民主史就是有制度而不落實、不練習的浪費史。 組織是政治問題的核心。民主的前提是獨立的人及獨立於國家權力外的組織，這樣，才會有平衡與正義。只有獨立於政府的組織，才能抗衡政府的專制。沒有人民的壓力，沒有獨立的群眾組織的持續抗爭，美好的制度都將淪為官僚欺壓百姓的騙局。 任何國家搞民主，都必須有獨立於政府的群眾組織才行；可專制政府絕不容許獨立於政府的群眾組織的存在。因此，必須借宗教組織的人力和空間來發展自由民主力量。在教會裏，妳可以學到如何愛、如何組織群眾的能力。宗教活動要花很多時間，但增加妳與他們的團結和友誼。布什競選時，連手都握腫了。政治家需要犧牲精神，教徒們剛好有這種精神。 西方社會、尤其是韓國臺灣的民主經驗都證明：基督教提供了人權信仰和結社方面的根本支持。如果絕大多數人每周上教會，擰成壹股繩，政府還能用機關槍掃射嗎？東歐社會主義的國家民主組織都是通過教會來發育的，壹旦發育成熟，專制政權的喪鐘就響了。 2．農會、工會 公民社會壹定有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公民組織，如獨立的工會、勞工組織，獨立的醫生、教師聯合會，才能建立合理的、協調的、人民可發揮創造力從而追求個人幸福的國家。 1921年下半年，在早期共產黨人沈定壹等人鼓動下成立的第壹個農民組織——蕭山衙前農民協會，就是按照這種“群則強”的最簡單道理建立起來的。這個農民協會的章程是這樣寫的：“我們底覺悟，才是我們底命運，我們有組織的團結，才是我們離開惡運交好的途徑。決定我們底命運，正是決定全中國人底命運。”  共產黨不許任何獨立組織的建立，壹旦獨立組織建立，就冠以反黨的罪名加以剿滅。建立獨立組織是天賦人權，政府不能取締。人民不能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組織，這就是反動。 建國以來，中國農民卻沒有了自己的組織。美國農民有農民協會、農民聯盟和農場局三大團體，日本則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農協聯盟，臺灣則有被聯合國和東南亞不少國家奉為楷模的臺灣農會。 中共建國後，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便被剝奪，基層工會幹部的選舉制被委派制取代。強調工會獨立性的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賴若愚先後被批為“工團主義”、“經濟主義”遭撤職，維護工人利益傾向的基層工會幹部也遭打擊。 中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在1997年加入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約，2001年2月28日全國人大批準了該公約，但保留了其中“工人建立獨立工會”的條款。 1954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在75憲法第28條和78憲法第45條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寫進了“罷工自由”，在82憲法、即現行憲法中，又刪除了“罷工自由”四字[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利，並不等於憲法禁止罷工。工人的罷工權利可以從憲法規定的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權利中引申出來]。 當時的解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用停止生產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既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也會直接影響和危害罷工者的利益。反對官僚主義可以使用其它方法，如批評、建議、檢舉和控告等，還可以通過企業中的職工代表大會以及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來解決。在現代化生產中，停工停產會給國家帶來巨大損失。因此，取消罷工自由，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壹個工人不想失去工作，但妳要對雇主的某些規章制度或行為表達抗議；在口頭交涉不能達到目的的情況下，罷工無疑是壹個重要的選擇，它是在不失去工作的前提下，工人對於雇主的最激烈的抗議形式。工人連罷工的權利都沒有，“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豈不是笑話。 壹旦發生罷工，當局就說有壞人搗亂而加以鎮壓[安源罷工就是他們幹的]；罷工組織者常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坐牢或勞改。其實，壹個國家有工人罷工是件好事，說明人們對正義有信心。如果沒有罷工，證明這些弱勢者到了半死不活的地步，已不相信正義公平了。 中國經濟從1978年～1996年的年均GDP增幅為9.5%，1997年～2002年的年均增幅為7.8%，但24年來，全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從17%下降到了12%。GDP在增長，工資所占比例卻在下降！真是與時俱退了！ 中國大陸人的工資是香港工人工資的1/10，這使香港的很多工廠搬到了大陸。香港的失業率從90年代的2%上升到了目前的6.7%。受到影響的不僅是制造業，很多白領產業，包括服務性行業，也在往大陸方面轉移。 2004年10月深圳市爆出員工不滿薪水太低而上街堵路的事件。堂堂的中港合資企業深圳金寶通企業有限公司給員工的月薪僅僅230元，加班費為每小時2.1元。員工即使每月加班80小時，月薪還不到50美元。當美國最後壹家胸罩廠因中國棉紡織品沖擊在加州倒閉時，加州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月薪1200美元。 中國的廉價的勞工們，由於沒有法律和工會的保護，外國老板們最是喜歡。這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工人都構成很大的威脅。中國工人被外國的老板們和私營企業老板們剝削得之慘，是全世界獨壹無二的。 至今大陸工人平均月工資六、七百元人民幣，據日本在華投資顧問大前研壹先生調研，中國每工時25美分，是日本平均工資的1/50。他舉例說，大連壹工廠以月工資700元招收200人，應招者兩千包圍了工廠。寵大的勞動後備軍使深圳壹廠家兩年換壹茬工人。欺負窮人成風，北京壹飯店實行三天試工制，三天內白幹，且是跪式服務，尚有壹些尊嚴的少女終於走人。民工每天只發十元夥食費，啃著蒸面大餅，工資月月欠；拖欠工資多達幾百億。 中國石油公司剛開張時在蘇丹招了1千多黑人工人，等定崗後發現多招了10人。經理要解雇10人。可全公司1千多蘇丹籍工人集體罷工，人手壹根棒子坐在公司院裏示威（拿棒子是為了防止再雇用其他工人頂替他們）。公司經理沒法，去找當地的政府。政府說，公司只能與工會代表談判。公司找工人代表，代表說：看公司忙、沒來得及跟公司打招呼，他們要求壹間辦公室，且要參與公司高層管理；招用的工人不能解雇，必須給他們在公司安排壹份工作，否則工人只能罷工，罷工期間必須給工人開資，而且要打消再雇用其他工人的想法。公司只得答應工人的全部要求。只有在利潤大幅下滑時，公司才能與工會協商解雇工人。公司再不能雇傭其他人，要是再雇人必須得優先雇傭先前被解雇的人。 第1年為與工人搞好關系，公司以國慶節的名義給工人發了點福利。第2年“10.1”，工會主動提醒經理該發東西了，可公司沒有此計劃。工會說：“那不行。雖在合同中沒有規定‘10.1’有福利，可妳頭壹年給了，成了既定事實，以後每年必須依此辦理；不給就罷工。”公司沒法，只得認“倒黴”，以後每年的“10.1”都得給工人以相同的福利。 每年年底，工會代表就會找公司詢問公司的生產經營狀況和年終利潤情況。頭壹年公司的經理說形勢大好，增長說得多了壹點。工會代表說，就按他說的給工人漲工資吧。按法律規定，公司必須要拿出每年增長的壹定份額給工人漲工資。經理傻了眼，又怕罷工，請示國內的總公司後決定，就得按人家要求給漲工資。第2年，利潤增長就往少裏說。工會代表請當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專業人士來查帳，查帳的費用須由公司出。查帳時，公司的“招待費”重新被計到了利潤裏；利潤高了，工人工資漲的就多。 在美國，工人最低工資為每小時8.5美元，每天8小時工資是68美元，壹般來說，美國工人月工資為1500--1800美元，合人民幣12400--14900元！而美國技術工人每小時工資是15--20美元，每月工資為2500--3000美元，合人民幣20000--25000元。 美國同壹個行業裏也會有幾個不同的工會組織，它們的條件和能力都不相同，妳可以自己去選擇。他們都會為妳爭取權利，即使妳響應罷工、老板不支付妳的工資的時候，工會也會給妳平常工資的75%或幾十美元來讓妳維持正常的基本生活。 美國碼頭工會就與政府和公司達成了協議，企業雇傭碼頭工人必須優先雇傭工會成員，而且每小時的工資不能少於35美元。美國的正規修車店打工收入可能是50美金壹個小時。 加洲演員工會的標準是每小時工資不得少於50美元，盡管妳在電影中只是壹個瞬間即逝的過客，但拍片的時候，每小時50美元必不可少。美國作家工會的標準是每小時的工資不得少於125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的員工都參加政府公務員工會，數年前政府員工罷工，包括管理美國身份證和駕駛執照的DMV部門的員工全體罷工，造成了壹連七天的政府癱瘓。即使是警察也不例外，偶爾也會聽到警察在罷工，但只是在輪流進行，部分警察工作，部分警察罷工。 總結國際勞工組織的特點；可以將“合法工會”基本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工會工作人員不能受制於資方，也就是說工會工作人員不能是資方的雇員，資方無權對任何工會工作人員進行行政幹預；工會工作人員必須直接選舉產生，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晉升等事項必須由勞工代表投票決定；建立並完善工會經費的使用系統。

第五章 民主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人類歷史上，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點，但還沒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1944年前清舉人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曾問毛澤東：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興起也快，腐敗衰亡也快，妳用什麽辦法跳出這個周期律呢？毛澤東回答：靠民主！可悲的是，毛澤東並沒有弄清何謂民主。 1998年克林頓到北京大學演講，壹北大學生忿忿不平地責問克林頓：“江澤民主席作為客人訪問哈佛大學時，竟遭遇示威抗議，今天您在這裏作客，如果也允許向妳示威抗議，妳會作何感想呢？”克林頓從容地答道：“我會與示威者見面，聽取意見；實際上我常常遇到人民的抗議。”作為中國自由民主思想的發詳地的北京大學，已經搞不清什麽是民主。 第壹節 古典民主 民主的英語是democracy，源自希臘語 dêmokratia，dêmos表示“人民、村民、公民”， -kratia表示“政體、社會、統治”。民主政治就是人民的統治。在古希臘，民主體現為“全體人民的統治”，即“自治”。民主社會的權力不是屬於某壹個人或某壹部分人；而是屬於每壹個人，更確切地說屬於大多數人。民主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以公民的意誌作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政治決策以公民的意見為最終依據。 民主是自由平等原則在政治上體現，也是自由平等的政治保證。人人有均等的參政權利和參政機會是民主政治的靈魂。按希臘人的看法，民主政體的公民資格擴大到本邦血統的普通平民，公民內部實現了政治權利的平等，通過公民大會等機構討論和決定城邦重大事務，貴族或富人的特權基本消失，普通公民有資格也有平等的機會擔任各種公職。為了體現機會均等的原則，壹些城邦還實行公職人員的抽簽選舉。古希臘政治思想家亞裏士多德甚至把抽簽選舉視為民主政體的標誌。 古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實踐，是全部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源頭。希臘城邦民主制的萌芽於邁錫尼時代的公民軍制度，該制度規定：軍中的重大事情要召開全軍大會來宣布。有“萬民之王”之稱的亞加米農，為了解決繼續圍城還是解圍撤兵的問題，就召集了壹個由各軍首領們參加的會議，來進行討論並作出決策，這可能是最早見於記載的議事會形式。但真正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的形成，還是要等古希臘雅典城邦時代的到來。 雅典最後壹個國王科德羅斯於公元前1068年死後，因無德高望重者繼承，便從貴族中選出終身職執政官代替。前752年，執政官改為十年壹任；前683年，改為壹年壹任，執政官人數增至3人。公元前7世紀中葉，執政官人數增為9人，任職期滿後進入貴族會議。 雅典商人因出身平民，在政治上受貴族歧視，他們便和農民聯合起來，與貴族進行鬥爭。公元前632年，發生基倫暴動。公元前621年，在平民的壓力下，貴族會議被迫委托司法執政官德拉古編定成文法典。但德拉古的立法有利於放高利貸的貴族，平民難以接受。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更加激烈，這使雅典面臨暴動的危險，救治的辦法是推舉壹位各方都滿意的立法官來改革。於是，公元前594年出現了世界史上著名的梭侖改革，雅典由此而進入民主。 梭倫是雅典貴族，他曾領導了雅典對麥加拉的戰爭，並奪回了薩米拉，以公正和智慧而聞名。梭倫以整個城邦的利益為重，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我始終站在他們中間，用有力的盾牌遮擋著兩邊，不讓任何壹邊不公正地壓倒另壹邊。”公元前594年，他被選為雅典城邦的首席執政官，並被授予擁有仲裁者和立法者權力的“民選調解官”的職權。 梭倫當權後，首先頒布旨在解除貴族對貧民債務的“解負令”；然後通過立法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允許土地的轉讓和分割；又廢除貴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而代之以財產法定資格；並建立壹個由400人組成的議事會，騎士級以上有資格成為其成員；同時建立規範的公民大會制度，城邦的重大問題由議事會經過討論後形成議案，提交公民大會表決。執政官與其他執政人員均由公民投票選出，公民還同時選出壹個由11人組成的最高法庭，負責審理對執政官所作出判決不服的上訴，以防止執政官執政過程中的專斷和獨裁；另外還成立壹個具有行政監督職能的元老院。梭倫並首創了陪審法庭制度和立遺囑制度等。 梭倫改制的成果，經過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時期的進壹步推行而得於鞏固。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當選為雅典執政官，進壹步對梭倫政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其要點：1）將梭倫的400人議事會改為500 人議事會，500人分別由10個部落選出，每個部落50人。部落內代表人數按村社大小分配，選舉按抽簽辦法進行，每個年滿20歲的公民都有被選舉權。這徹底根除了梭倫制度的金權政治特征，使得雅典公民第壹次獲得真正完全平等的公民權。2）500人議事會再選出50人的議事長委員會，然後將議事長委員會分成10個組，每組5人，輪流主持日常政務 35—36天。在議事會的壹年任期內，每個議事長委員都有機會成為主持政務的5議長之壹。3）每個部落選出壹個將軍，組成“十將軍委員會”，負責統帥全雅典的公民軍。4）實行陶片放逐法， 每年春季召開壹次非常公民大會，決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的自由，若有就再召開壹次公民大會，投票表決認定那些已被在陶片或貝殼上寫上其罪行的人的罪行，多數投票贊成，被判決有罪的人就要離開雅典，為期10年。 公元前462年，厄菲阿爾特利用公民大會通過決議，對元老院進行改革，使元老院僅保留審理殺人放火等案件和監督宗教儀式的權力。同時，將立法權賦予公民大會，使“主權在民”原則進壹步得到落實。所有城邦事務都由公民大會來決定，政府不過是壹種由非職業官員所組成的“業余政府”。由於戰爭的需要，“十將軍委員會”委員可以連選連任，但執政官則需要每年壹換，於是“十將軍委員會”的地位上升，後改由公民大會來選舉將軍。這樣使得多次連任的將軍委員會主席，事實上取代了執政官的地位。伯裏克利便是這種連任達30年之久的首席將軍，因而稱這壹時期為伯裏克利（公元前443-429年在位）時期。 伯裏克利時期，執政官向所有公民開放由抽簽產生，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皆可參加公民大會討論議案。普通公民和公共官員之間不存在權利區別。除與戰爭有關的職務外，同壹公民不能多於兩次擔任同壹官職，而且所有官職都有任期限制的。每年年初從全體公民中通過抽簽選出6000名陪審員，審案時隨機從這6000人中擇出201—1001不等的人組成陪審團， 受理某些特殊案件，並通過投票對案件實施判決，這種司法民主在人類史上極為罕見。 國家各機關的公職實行津貼費制。在梭侖和克裏斯提尼時期就無公薪，所以普通公民無力參政。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伯裏克利規定公職人員實行津貼費制，這有助於普通公民參政。每個公職人員每天是4個奧波爾（執政官亦如此），當他執勤那天是5個奧波爾。陪審員每參審壹次是兩個奧波爾，公民參加壹次會議是1個奧波爾，相當於壹天的夥食費，服役的戰士和水手每天3個奧波爾。據記載，當時領取津貼費者不下2萬人（《雅典政治》中譯本29頁），占到所有公民的1/2以上。所有公職中，十將軍和財政官無薪金，不搞抽簽制。另有觀劇津貼，資助貧民參加城邦的文化生活。 伯裏克利時期的制度文明，帶來了雅典城邦的強盛和繁榮，她吸引了壹大批詩人、哲人、建築家、藝術家來到雅典，從而使雅典變成為古希臘文明的中心，並為人類留下了燦爛輝煌的神話、詩歌、雕塑、建築等壹大批不朽之作。活躍的政治生活又培育了公民們的參與意識，並因此而發展了他們的語言表達藝術，從而誕生了雄辯術，這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壹代哲學巨匠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雅典民主屬於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指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的重合，公民作為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不通過中介和代表。雅典民主是整個國家在體制上的直接民主。梭侖時期，公民大會每年召開4次，克裏斯提尼時每年召開10次，伯裏克利時則擴大到每年召開40次，平均9天壹次。國家的內政、外交、戰爭、購和，以及高級官員的任免等壹系列重大問題，均由公民大會討論決定。公民大會的參加者是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他們對提交公民大會的壹切議案有權自由發表意見和參加表決，表決方式采用公開投票（舉手）或秘密投票（投貝殼、石子於壺中）。這充分體現了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全體公民的原則，是直接民主制。 雅典民主制有四個特征。第壹，主權在民。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政事裁決於大多數人的意誌，大多數人的意誌就是正義”。就象伯裏克利在著名的“葬禮上的演說詞”中說：“我們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古雅典城邦民主制所體現出來的，不是口頭上對民意的尊重，而是行動上對民意的服從。因為談尊重民意者，是以主權擁有者的身份，居高臨下地來看待民意，在他說要尊重民意的背後，預設了他有不尊重民意的權力。但服從民意則不同，這時民意與統治者之間的關系是壹種主從關系，民意為主、為大，而統治者只是執行民意的工具，只具有服從民意的義務，而沒有半點挑戰民意的權力。否則，就得下臺。只有在這種意義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才能夠稱得上“民主”。  第二，權力制約。公民大會是最高立法機關，凡公民大會通過的法律議案，不僅要有嚴肅性和可靠性，同時還要經陪審法庭專門委員會批準即成為國家法律。任何壹位公民都能挑戰公民大會所批準的任何政令的合憲性，他所提出的申訴將被壹個規模在500至1500人的陪審團所聽取，這些人是從那些願意加入的公民中隨機選擇出來的。在這個論壇上，政令和政體憲法的壹致性可受到進壹步爭論與決定，如果被認為侵犯了憲法秩序的話就被取消。 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是議事會，它是具有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權力機構，但要受到公民大會的制約；同時，公民大會也受議事會的制約，公民大會不能通過未經議事會準備和未經主席團事先以書面公布的任何法案；議事會還要受法院的制約，法院對官吏和法律進行監督和控制。 第三，法律至上。雅典人視憲法為最高法律，神聖不可侵犯。從梭倫開始的每次改革無不以修憲為起點，隨後便以執行和捍衛憲法為基本職責。享有很大權力的法院的基本任務之壹就是審查某項法律是否違憲。公民大會通過的決議若有違憲，法院可宣布撤消該項決議。官吏必須秉公執法、不圖私利、不徇私情，壹旦觸犯法律，便要受到懲處。

第四，公民意識。由於任用官職不再受財產和門第的限制，人人皆可為政，貴族和平民的對立狀態隨之消失。統壹的公民集體得以形成。對雅典人來說，公民和公民權是至關重要的；關心雅典、參與政治、輪番理政，是雅典人心目中神聖的事情；城邦至上、政治為本，成為雅典人的共識。 缺乏憲政框架支持是雅典民主的缺陷。古雅典公民大會後期常被壹小部分有影響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時常出現許多非理性、感情用事而產生的專制或多數的暴政。典型例子是公元前406 年六位雅典將軍被公民大會宣判死刑壹案。在那時，雅典海軍打了壹場大勝仗。然而，勝利是以許多雅典士兵傷亡為代價的。統帥遠征軍的八位將軍（其中兩位戰後沒有回希臘）被指控不必要地讓士兵在殘破的小艇中溺亡。壹些不懷好意者煽動民眾的情緒，導致公民大會違反了數條正當審判的程序；最終那六位將軍未經正當的司法審判程序，甚至沒有機會陳述而被宣判死刑。雅典人很快對這壹判決感到後悔，並對那些欺騙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訴。後來，為了防止匆忙的壞決定，許多制度性制約機制在雅典民主結構中建立起來。 西方學者指出，由於民主風氣的盛行，強調平等和個人的權利，導致了政府權威的削弱；個人與社會集團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多，而且總認為政府有責任滿足這些要求，使政府背上了“過重的負荷”；民主社會壹方面要協調各種利益、以建立共同目標，但公民大眾意願的充份表達往往使目標分散化，如此等等。總之，“過份的民主意味著統治能力的匱乏，統治能力的疲軟表明民主的不完善”。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被闡釋為“多數人的統治”、視多數人的意誌為正義，這就容易忽視少數人的意見和利益；而真理往往是由少數人發現的，如果壹概按照多數人的意見行事、壓制少數人的意見，勢必會阻礙思想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第二節 代議制民主

1．代議制民主的起因

隨著時代的發展，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有權選舉和替換自己的統治者，直接民主變成間接民主即代議制民主。

美國憲法的主要締造者之壹詹姆斯.麥迪遜認為，代議制度是克服派系鬥爭問題的最佳工具。他說，派系指“壹定數量的公民擁有共同的情感或利益，團結在壹起並威脅其他公民的權利或社會長遠的、整體的利益”。顯然，如果壹個派系僅是少數派，問題就不會存在，因為公平投票的民主程序可以保證多數人擊敗少數派系的“危險觀點”。如果壹個派系占據多數，問題就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政治方式就會容許多數派系“犧牲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的權利來實現自己的統治野心和私利”。這壹問題常被稱為“多數的暴政”。

要解決“多數的暴政”問題，麥迪遜認為必須有壹種特殊的憲政安排，其核心是代議政府體制和壹個龐大的選民群體。代議制的壹個優點在於它提供了壹種機制，這種機制“將公眾的觀點通過壹個選舉出來的公民代表團體來提煉及補充。公民代表的優點在於他們代表了國家的真正利益，他們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使其最大程度上地避免采納短期的、具有派別偏見的意見。通過公民代表的闡述，公眾的意見比人們自己直接的表達更接近公共利益。” 

約瑟夫.熊彼特(J.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出版）中說：1）民主僅僅是壹種手段和方法，本身不構成目的，這是所有民主理論的出發點。民主是壹種競爭政治領導權的方法；只要存在著選舉產生政治領導人的程序，只要每隔壹段時期公民可以選舉或罷免統治者，民主就是充分的和完善的。2）民主是政治家競取領導權的過程，民主的標誌是競選。他把這壹過程和市場經濟相提並論。選民就像消費者，他的“貨幣”就是選票。選民們用選票“購買”合意的商品——政治家的政治主張。政治家像企業主，他們的政綱或許諾就像企業的產品，他們帶著這些政綱和許諾來到政治市場，通過政黨、競選班子、大眾傳媒等工具，利用廣告宣傳來爭取人們的選票，得到或保護已得到的政治權力。選民帶著選票來到政治市場以換取政治的承諾。民主的真諦不在於是否由人民自己治理，而在於是否有適當的方式產生人民信任的領導者，並能有效地控制其行為。

熊彼特為“民主”定義如下：（民主方法）是“壹些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他批評了古典民主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著任何明顯意義上的‘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想統治他們的人。……民主即侯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從這壹定義可以清楚看到，對熊彼特來說，除了代議制，民主沒有別的合理的組織方式。

達爾認為，民主可以定義為“多重少數人的統治”。民主就總是“壹種強化共識、促進緩和、保持社會和平的比較有效的制度” 。

達爾認為政治平等是壹種相信“所有社會組織成員都具有足夠素質與其他人壹起平等地參與治理該組織、沒有個別或少數成員具有絕對治理素質的優勢，因此任何個人或少數人都不被允許成為當然的統治者”的觀念。只有民主政府才符合這種政治平等理念。

達爾指出，判斷壹個制度是否民主有五個標準：平等投票權、有效參與、了解真相、控制日程安排以及全體成年公民共同參與決策過程。這五個標準的滿足使民主過程完全符合政治平等邏輯。對這五者中任何壹個標準的破壞不僅是非民主的，而且與政治平等邏輯相悖。

塞繆爾.亨廷頓說：“評判壹個二十世紀的政治體制是否民主所依據的標準是看其中最有影響的集體決策者是否通過公平、誠實和定期的選舉產生，在這種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競爭選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參加選舉。用這種方式來界定，民主政治涉及到兩個維度，壹個是競爭，壹個是參與。借助這些基準點，我們能夠判斷政治體制到什麽程度就是民主的。例如，壹個體制若是不允許反對黨存在，或是反對黨的報紙被檢查、或被關閉，或是選票被操縱、或被錯誤統計的程度，那麽，這種體制就是不民主的。……如果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那麽民主化過程的關鍵點就是用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

2．代議制民主

代議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核心和主要標誌。在代議制民主中，人民通過選舉出來的代表掌握立法和統治權。代議制度的核心是由經普選產生的代表所組成的議會。

議會享有立法權、預算的通過與監督權和行政監督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實行兩院制。兩院制有更多的優越性，在大國尤其如此。兩院制比壹院制有更大的代表性，能充分代表不同地區、不同人口和不同的職業的利益要求。兩院間在立法上的配合與牽制，使得立法機構能夠勝任現代社會繁重的立法任務，又通過賦予上院以壹定的復議權來避免草率立法。實行兩院制還可以防止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因立場分歧出現的僵局，因為兩院中總有壹院可以發揮協調作用。由於議員行使立法權、財政權和監督權，就要求議員必須具備立法知識和參政議政的能力，善於歸納和反映選民的利益與要求，能代表人民行使“人民主權”。

大國應通過代議制即選舉代表、組成議會來決定國家大事；這樣，全體國民的事可由少數人來管理，而公民依然保有自己的自由權利。代議民主並不能獨自保護自由，現代自由是以憲政來保障的，它意味著“法上有法”，民選的政府也不得制定違背保障自由的憲法。

3．間接民主

代議制民主是間接民主。間接民主是公民通過選舉代表來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間接民主常被稱為代議制民主，即人民通過其代表來進行統治，而不是直接進行統治。在間接民主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由於人民並不親自主事，所以間接民主要求有壹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人民的代表及由此產生的政府進行監督和防範，以免仆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

間接選舉並不等同於間接民主，因為間接選舉出來的代表未必真的有權參政議政。精英政治也未必是間接民主，因為這些精英未必是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產生的，他們的權力未必受到人民的監督。

直接民主是代議民主的基礎。直接民主是通過自由大選、全民公決、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形式表現的。把直接民主貶斥為“大民主”是不妥的。只有相信孔子“上智下愚”而不相信人民判斷力的人才會反對普選和“公投”，這些不相信人民的官老爺怎能代表人民呢？直接民主是代議民主的基礎，沒有真實的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就會成為騙局。

間接民主產生於17、18世紀的英國和美國。今天，凡實現了民主的國家，都是間接民主國家。即使作為直接民主發源地的希臘今日也改行代議民主。代議民主的優點有：

1）間接民主切實可行，生和諧，易妥協，成本低，更理性。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相比成功地解決了規模問題，其解決的手段除借助代議制外，還借助聯邦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制度。這樣，作為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大大地擴展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成功地解決了民主在現代社會和大國所面臨的難題，由於間接民主允許通過代表來參與政治，於是政黨政治應運而生。

2）間接民主依托市場社會，維護個人自由。有史以來，沒有壹個實行代議民主的國家不采行市場經濟。經濟自由、財產權、政治自由和參政權提供了堅固的依托。間接民主不排斥個人的自由，而且為個人的自由提供了牢固的保障。由於在間接民主中，有壹個龐大的、不受政府幹預的、在民主管轄之外的私人領域，為市民社會和包括政黨在內的民間組織的發育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從而很好地有效地克服了直接民主下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尖銳對立，使得代議式的間接民主真正成為自由的民主。

3）間接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國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可以允許在其內部有直接民主因素（如公民表決）的存在，而不會妨礙其在體制上的間接民主的性質。

4）間接民主通過程序化，既依歸民意，又能防止多數暴政。間接民主是程序民主，通過引入糾錯機制，使得民主難以蛻變成專制和暴政。間接民主通過壹級壹級的代表機構和代議程序對民意進行壹層層壹道道過濾，從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的情緒，避免決策受大眾壹時情緒的支配，壹蹴而就，倉促行事。此外，為了防止對少數的壓制，間接民主還通過法治、分權制衡、違憲審查和輿論監督來防止多數人的意誌變成專橫的意誌，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民主淪為多數人的專政。間接民主在認可多數決定的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同時，特別要對多數的權力加以控制。

第三節 民主的功能  金大中說：“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社會主義思潮低落了。有人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我認為它象征了民主對專制的勝利。實行民主資本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盡管也會遇到暫時的挫折，但是都蒸蒸日上”。這是因為: 1．民主能保護人權維護正義 民主社會的運行機制是：人權→民意→政府→人權。民主的目的或本質就是保護人權。民主的目的在於防止壞的、不勝任的官員對公民的人權、利益造成過多的損害。 1988年5月31日，美國總統裏根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演說道“民主與其說是壹個政府體制，不如說是壹個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權的制度”。 民主制度與專制體制相比，人的基本權利可以得到更多的保護。民主保證社會的相對公正。在壹個民主社會中，具有不同利益的群體可以通過公開爭論、協商、談判機制來協調利益，達到相對公平。在壹個專制社會中，弱勢團體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在中國，利益受損最大的是農民。農民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農民也沒有通過談判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可能。  肯尼迪總統在推動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時說：推動民權運動不是為了經濟的發展，不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是為了道義。與此相仿，中國需要民主的理由不是為了抑制腐敗，不是為了選拔人才，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維護基本人權，保證社會的相對公正。  2．民主導致和諧社會 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首選的是民主的手段。人在追求改善自身狀況的熱情得不到保證時，就會選擇非民主的手段。民主權利長期被壓制的結果，只能導致人們對抗情緒抗，甚至產生過激行為和混亂。某村，哥哥在村裏壹幹就是十幾年。弟弟當村長的呼聲很高，可哥哥不讓。結果，兄弟相殘，弟弟把哥哥給捅了。有壹個地方，兩個家族爭壹個村長，爭相賄賂鄉領導。結果，兩個家族大打出手，有兩人被殺，十幾人受傷。如果在民主的基礎上，根本用不著暴力，就可以解決權力交接問題。 如果壹個國家的政治是民主自由的、公平正義的，她能引導整個國家走上壹條向上的路；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政治是自私兇殘的、泯滅人性的、腐敗的，那麽她會成為教唆犯，他會教唆整個民族墮落。而後壹種情況恰恰正在中國發生。 民主能抑制腐敗。有了民主，人們有批評的權力，新聞有監督的自由，腐敗就會受到抑制，貪官就會有所收斂。同時，民主可以使最優秀的人掌握權力。  3．民主提高效率 民主體制更有效率，這為200多年的人類歷史進程所不斷驗證了的。確實，西德、南韓的經濟發展比東德、北韓高，臺灣的經濟發展水平也高於專制的大陸。 俄國自彼得大帝學習西方起到今天已300多年，200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4000美元；美國建國才228年，美國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38620美元。造成如此大的差距的原因是什麽？答：主要的原因是民主。 民主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能監督政府，減少官員的貪汙浪費，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消費者都納了稅]，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2003年捷克人的 GDP已達到7800美元，匈牙利的人均 GDP則竄升至8000美元。 當公民可以壹人壹票地選擇官員時，官員的榮辱得失就由人民來決定。在這種壓力下，民之所欲，官必從之。為官者定會千方百計地滿足國民的溫飽。所以說：民主可以當飯吃！而且當官員不再僅向上司負責而且向國民負責的時候，國民得到的何止是溫飽？ 俄羅斯通過《土地法》、《農用土地法》等壹系列法律的實施，私人農場、畜牧業生產、肉、奶制品的生產加工業都呈增長態勢。谷物、蔬菜、植物油等生活必需品都穩定增產。壹向滯後的大農業連續取得好收成，每年的谷物產量超過了7000萬噸，年均增長了25%左右。好年份的糧食產量達到了8310萬噸；令人頭痛的“面包問題”不再依賴進口解決。相反，從2002年開始，部分糧食出口，恢復了十月革命前土地大國糧食出口的歷史傳統。 “民主效率低下，辦不了大事”是鄧小平拒斥民主的主要借口之壹。實際上民主比“專制”更有效率。民主政治在提高效率方面有四大優點： 1）經過民主程序的決定，失誤的可能性較小，即使有失誤也不會壹錯到底，比較容易糾正。民主是往往不很輕易地“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有例外如美國二戰時以舉國之力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的，但民主可以絕對地避免“集中力量辦錯事或壞事”。在民主制下像“大躍進”（9000萬人上山去大煉鋼鐵）“文革”這樣的大錯事，是沒有任何出現的可能性的。民主體制既然可以避免極端的破壞和絕大的浪費，當然就是更有效率的。 民主的決策過程盡管冗長甚至困難，但能夠集思廣益，盡可能的在事先避免了疏漏；各方利益會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反映；民主體制下做出的決策往往能夠得到較廣泛的認同與接受，實行起來阻力小而助力大。非民主體制決策很方便，只要最高權力者壹拍板就算定案了。但卻常常是“三拍”決策（拍腦袋決定，拍胸口保證，搞錯了拍屁股走人），即使是正確的決策，由於事先溝通不夠，執行起來也問題多多。所以，民主體制下的“決策難，實行易”比起非民主體制下的“決策易、常出錯、執行難”，還是更有效率的。 2）效率的基礎在於公共事務的具體承擔者的積極性和創意，而民主程序為個人的主動參與和自我實現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專制必須每時每刻地依靠鎮壓和欺瞞手段才能維持統治，專制就是強制，強扭的瓜不甜，捆綁難成夫妻，怎麽會有創造和效率呢？  3）民主程序的開放性使決策機構變成了“智慧的競技場”，使得政府及政黨能不間斷從民間吸收最優秀的人才和最新穎的建議；民主只要依賴普通人的共識就可以正常的運行，內耗較少；專制內耗大、耍兩面派、勾心鬥角不已。 4）作為民主程序重要組成部份的各種監督機制，特別是司法審查制度以及大眾傳媒的揭露和批評；刺激了政府的進取心，提高了決策的透明度和質量。在效率方面，民主體制是“邁小步、不停步、更不開倒車”； 專制往往“進壹步、退兩步”，壹次集中力量辦的大事如果錯了，前面所有的努力成果都將化為烏有還不夠。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能說是最不壞的制度。民主不是沒有缺點，而是缺點少壹些而已。所以，民主政治是壹個需要我們不斷追求、不斷完善、不斷捍衛的東西，而不是壹個可以讓我們壹勞永逸的東西。 英語格言說，最好的東西是好東西的敵人。文化心態上的完美主義傾向是十分可怕的東西，它是專制主義重要的心理根源。“當（自認為）選擇了壹個‘完美的’制度之後，妳是不能夠批評它的。‘完美的’東西怎麽可以批評？‘最好的’制度是排它的，因為‘最好的’東西在世界上只可能有壹個”。對民主政治持過於理想化的態度，不可避免地為專制主義準備了土壤。

 

第四節 中國民主的實踐與障礙 1．民主是保障利益的制衡機制 人民的統治比少數人的統治者能更好地保衛每個人的利益。民主制度並不要求公民個個是滿腹經綸，高瞻遠矚的哲人賢士，有多高的覺悟，有多深的見解，只要能認識自己的利益、能盡自己的義務即可。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從事的公共事務活動就是政治。只要是壹個健全的人，壹個能夠意識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參與政治。民主是要使每個人利益在社會中得到充份表達和保護。選舉的目的在於能通過公民最廣泛的參與，選出代表多數人利益的人出來組成政治機構。 如果民主與利益相關，人們就熱心參與。在山西省下豐村，壹名全身癱瘓的村裏能人，躺在輪床上讓人擡到選舉現場競選村委會主任並當選。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民主熱情，壹旦選舉能真正聯系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熱情就會迸發出來，而且表現出很高的選舉藝術。 決定人們參與選舉的主要動因是：第壹，選舉出的機構有作用。第二﹐選舉程序公正﹐人們對選舉公正有信心。第三，選舉行為與選舉者有利害關系。選舉沒有利益動機，再高素質的人也不會為純粹的政治概念去投票。利益動機是選民參選、投票的決定因素。如果選舉制度缺少上述三種因素，那麽這種選舉就完全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力，變成了壹種負擔，要靠行政強制或靠經濟利誘才會去投票。 所有的調查都表明，農民的選舉參與意識比城市市民的選舉意識要強，比大學生的積極性要高。無論是選舉意識，選舉參與程度，對選舉改革的態度等等方面，農民都比城市居民和大學生的積極性要高。因為選舉同農民的利益相關。 2．農村民主實踐 1981年，卡特應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卡特還表示，希望中國加快民主選舉進程，讓人民直接選舉自己的領導人，至少首先直接選舉地方領導人，並且提出他本人願意為中國的選舉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具體幫助。鄧小平表示，我們將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讓人民直接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這要有壹個過程，將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最終實行普選。 1991年，鄧小平以私人朋友的名義邀請卡特訪問中國。經過中國政府同意，卡特中心還專門在北京設立了辦事機構。從1991年到2003年，卡特中心先後向中國國家民政部提供了1000多萬元人民幣資助，用於完善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項目，主要包括：對完善選舉提出意見和建議；建立村民委員會選舉數據統計系統；培訓地方選舉幹部；安排中國官員到美國觀摩選舉；宣傳介紹中國的村民自治。建立電子網絡，共享研究成果。 1998年5月克林頓訪問中國西安，聽取了村民海選的情況後，他將中國的村民自治稱為“自由的微風”。2001年9月前總統卡特先生觀摩了江蘇昆山市周莊鎮全旺村的村民選舉。2003年年初，歐盟又投入了約9400萬元人民幣幫助中國政府對“從事村務管理工作的官員、當選的村委會幹部以及村民提供相關培訓和信息”，以加速中國農村民主改革進程。 卡特中心 (The Carter Center) 是由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於1982年創立的非盈利、非政府組織。卡特中心位於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隸屬美國南方名校愛墨蕾大學（Emory University）。卡特中心的宗旨是為和平奮鬥、與疾病抗爭、打造希望。卡特總統和夫人帶領中心的工作人員活躍與世界的各個角落，消滅了在非洲肆虐的多種寄生蟲病，調節了在海地、北韓、前南斯拉夫出現的危機，觀摩了幾十個國家的總統和議會選舉，為許多國家的農業發展和經濟騰飛獻策獻力。卡特本人因此獲得200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姚立法13年來四次自薦參選基層人大代表，98年當選，形成“姚現象”，零三年被圍剿最終敗選。姚立法1998年當選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的經歷在當地農村產生了大的影響，他給當地農民講法，教給他們民主選舉的方法。

農民說：“本來我們選了村長，好的很，但鎮裏不久把他給免了，換了他們的人，壞得狠！”姚立法說：“當官的不是妳們選出來的，而是鎮裏派的，他好壞、升降都由鎮裏管，怎麽可能為妳們辦好事呢？妳們自己選的人好得狠，這說明只有妳們選出來的人才會給妳們辦事；辦得不好，大家就把他給免了！在外國，當官的，就連他們的總統都是老百姓選的，都給老百姓辦事，妳看人家生活的多好。”農民們紛紛說：“那當然好啦！” 姚立法說：“不要相信任何領頭的，咱們自己就是領頭的；誰當官由咱們決定，幹的不好或者不老實，咱就免了他。這就叫民主，不是別人給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 2002年海內外媒體披露了潛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自費3000元對全市的村委會成員被鄉鎮政府非法撤換情況的調查，該市第四屆村委會換屆以來，80%以上的村委會幹部被鄉鎮黨委、政府非法撤換。 2003年潛江32位自薦者參與競選市人大代表，董灘壹個村就有10人。在董灘村，有817名選民聯合簽名按上了手印，要求罷免不合法產生的村委會，當罷免案無人理睬，農民自費到縣裏、省裏、到北京上訪告狀。當他們的正當要求被壹再拒絕後，村民們請求法律幫助，向記者求援，並壹再簽名要求行使罷免權。當他們取得勝利後，群眾的手掌拍紅了，村頭有人放了壹萬響的鞭炮。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許多地方。 農民在個人利益上是壹盤散沙，但是在爭取民主選舉權上又顯得那麽團結，那麽充滿激情，這充份反映中國人民迫切需要民主，而且也有能力行使好民主權利。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不是玄虛的理論，而是爭取切身利益的手段。 3．民主的障礙 “黨的領導”，阻礙農村民主化。1998年11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即黨支部）要“發揮核心作用”。因為有了這個規定，很多村的黨支部都要操縱控制村委會選舉，壹旦村支書沒有選上村委會主任，在壹個小小的村莊就會出現兩個中心。 村民問：“為什麽由多數村民選舉的村委會必須接受由少數黨員選出來的黨支部領導？如果村支書是鐵定的‘第壹把手’，那麽選舉村主任這個‘第二把手’又有什麽實際意義？何必興師動眾耗費精力搞選舉？” 不少村民認為“上千村民選舉的村主任自然比幾十名甚至幾名黨員選出的村支書要有權威”。 民選的村長權力不夠，村長的權力小於村支書的權力，作用有限。該法規定，鄉、鎮政府有權指導村委會工作。這明顯和自治的涵義向悖，“自治”只對選民負責，不必服從上級。可見，村沒有獲得自治的法律地位，法律沒有劃出屬於村專有的自治範圍，與鄉、縣、省和國家無清晰的分權關系，村民根本無權拒絕上級的苛捐雜稅和瞎指揮。造成今日農民之困境的表面原因在基層幹部，真正的根原在那些縱容基層幹部的高層，而根本原因則是束縛農民的大壹統體制。黨治不走，自治不彰，負擔益重。 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不甚協調。2001年，山東棲霞市4個鎮57名村委會成員集體要求辭職，因為“村黨支部和鎮黨委、政府片面強調黨領導壹切，采取支部包辦代替村委會的做法”，剝奪了民選村官的權力。 個別嚴重的竟到了妳死我活的地步。譬如：2001年，陜西省西安市蓮湖區馬軍寨村村委會改選中落選的黨支部書記謝國維，感到新村委會主任彭自然處處跟自己作對，便雇人將彭殺死；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槐樹凹村黨支部書記付富貴雇兇殺死了村委會副主任。這兩起事屬於個別現象。但兩委不和具有壹定的普遍性。 民政部門曾對發生過兩委關系不和的村作過初步統計。村委會過度“自治”，支部放棄領導的比例，只占11.8%；兩委互不相讓，村級組織癱瘓的也只占7.2%；而黨支部包辦村委，村民自治功能弱化的則占81%。因此，兩委不和的主要癥結，在村黨支部壹方。 廣東省民政廳的壹位官員說：“是村支書大，還是村主任大？村支書有權搞腐敗，而且腐敗得越嚴重，就越是高唱共產黨領導。”這位官員披露，有個村的農民到民政廳集體上訪，說他們村黨支部賣土地賣了1個億，而村民只見到90萬元，其余不知哪裏去了。上訪農民留下了壹句硬話：“為什麽上級總愛把‘紅帽子’（指黨書記）戴在這些‘吸血鬼’的頭上？我們祖祖輩輩留下的土地呀，就這樣給毀了。”毫無疑問，農民不可能認同這樣的村支書，如果讓村民自由公開地選舉，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些“剝削者”趕下臺。  2002年7月1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距離北京160公裏的河北唐山市豐潤縣大令公莊的100多名村民，在1994年的村委會選舉中因沒有把選票投給上級指定的候選人，事後有數十人被縣政法機關和村幹部打傷、打殘，多人遭非法拘禁。從那時到現在7年來，村民賣房子、賣牲口、賣糧食來上訪申冤。省市縣的調查組、工作組在耗費了令人砸舌的開銷之後，村民得到的是這樣的“徹底解決”：當年打人的治保主任，在縣裏派出的“穩定工作隊”的工作之下，“合法”地成為了村裏的新任黨支部書記；而7 年來賣房子、牲口、糧食的村民們為告狀已經花費了18萬元，而討個說法的簡單要求還是沒有指望。 2005年4月，山東臨清市歇馬亭104口人的“芝麻村”，由於村支書、主任的玩忽職守，致使村財務20余萬下落不明，村民們依照《城市居民組織法》第十條的規定，召開居民會議，76人法定具備選舉被選舉權的居民中，有54名表決撤消原主任的資格，並遞交給大辛莊辦事處，而且程序合法，其結果辦事處居然置之不理，直到今日。 有許多“村”[居]官是法盲或者是膽大妄為的地方“村霸”，只要有損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把村民[居民]的據法抗爭當作遊戲，因為村的上級和他們是壹個集團，他們共同的目的就是剝削村民。於是，就不擇手段地對村民們的合法行動進行打擊報復。 有壹個鄉黨委書記親自去壹個村主持村委會換屆選舉，暗裏卻派人到會場搗亂；他正主持著的時候，他的幾個人過來把票箱砸了。黨委書記則借機發話：村民素質這麽低，選舉沒法正常舉行、拖壹拖再說。書記說，要想控制選舉很容易，想讓誰當誰就能當。 民主不是由素質決定的，民主是壹種利益關系。農民素質低，難道比非洲的素質還低嗎？中國的識字率遠遠高於印度、非洲，印度和非洲可以選總統、選國家領導人，我們的農民難道連壹個村主任還選不了？中國的識字率完全可以勝任現行的選舉。 壹個人從壹出生，作為家庭的壹個成員，就必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甚至在現代政治、在政黨政治中壹樣發生作用。共產黨的卡斯特羅選擇了他的弟弟，金日成選擇了他兒子；美國選了200多年，布什上臺，還要找他父輩的人幫忙；即使在高層也不能擺脫家族關系，為什麽非要苛求我們的農民利利索索地擺脫家族關系。鄉鎮的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姻親關系，“老子坐車兒子開車”，妳有什麽理由抓住農民的宗族意識不放？實踐證明，大多數宗族關系在選舉中並不起作用，農民更關心的是個人的切身利益。當然也有少數情況是宗族關系影響了選舉，但不能因噎廢食。 目前大陸的民主選舉質量，是隨著政府層級的提高而遞減，也就是說，政府級別越高，選舉就越不民主。選得最好的不是縣級、市級和省級人大代表選舉或行政首長選舉，更不是中共十六大，而是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經濟最不發達、教育最不普及、環境最為蔽塞的村民委員會，這不能不說是壹大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 在壹些村委會選舉中，允許“海選”，即任何人都可以自薦和推薦候選人，差額選舉的比例達50%；而十六大的中央委員卻是等額提名，代表們沒有權利自主提名。村的正式候選人須向選民發表演說；而十六大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完全沒有任何演說，那怕在選前與十六大代表見面的安排也沒有，只是在當選後九個常委做了壹個象征性的亮相。這絕不是現代選舉制度上的選後“謝票”，而有點類似古代帝王制下的“皇恩浩蕩”。村的選舉設計和安排了秘密劃票間，旨在維護獨立投票和秘密投票的基本原則；十六大和其它在人民大會堂的選舉，大都使用公開的按鈕器投票或在各自的座位上公開劃票，既難獨立，更不能保證秘密。村裏的計票、唱票和公布選票結果，都是公開、公正地進行；而十六大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得票情況卻是絕對秘密，外界不得與聞。 中共壹方面強調黨要在壹切方面“以身作則”、起領導帶頭作用，而在民主選舉方面，中共卻甘於落後普通的村民？這是否猶如當初在鄧小平時代人們所諷刺的八十歲老人召集七十歲老人，討論六十老人的退休問題壹樣，如今則是威權的黨中央，要求集權的省、市、縣、鄉政府官員，推動村長的全民普選和直選？這能實現民主嗎？ 中國近年來出現了“村級民主”改善村治，這與促進國家民主不是壹回事。並不存在“社區民主”發展為國家民主的邏輯聯系。在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的每壹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所有城市之上，有壹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沙皇俄國的“村社民主”與沙皇專制並存，傳統波蘭的基層農奴制與貴族民主性質的“自由選王制”並存，都是長達幾百年的穩定傳統。因此，不僅要搞基層民主，更要搞中高層的民主。否則，基層民主會被中高層的專制所扼殺。

第五節 民主化 

民主化，是指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變革過程，其內涵是：由較少負責任的政府到較多負責任的政府、由沒有競爭的選舉到較為自由公正的競爭性選舉、由壓制人權到較好地保障這些權利、由沒有自治團體到擁有很多自治團體的過程。

17-18世紀的英國革命、北美革命和法國革命是現代民主化浪潮的第壹波最強勁的沖擊，它摧毀了傳統的等級制和個人專制的社會結構，平民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整個19世紀直到20世紀初是民主化改革的時代，改革的目標指向參政權的擴大。參政權逐漸向下層擴充，直到最貧窮的下層平民甚至黑奴都獲得了選舉權。

亨廷頓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三次民主化浪潮。1828-1926年，第壹次長期的民主化浪潮，約有33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其民主屬原生型的。1943-1962年，第二次短促的民主化浪潮，約有40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從1974年起開始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三次民主化潮流橫掃了南歐，席卷了拉美，波及到亞洲，摧毀了蘇聯集團的專制，從而形成壹波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第三次浪潮還在繼續擴張，進入90年代以後，多黨民主的浪潮幾乎席卷了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貧困落後的黑非洲對民主化潮流反應之敏感，其政治變革的深度和廣度，是亨廷頓也始料不及的。

民主自由國家陣營在不斷擴大：1800年，3個；1900年，13個；2000年，120多個。

民主化作為歷史潮流的突出表現之壹，是當今國際社會已普遍認同民主價值。幾乎所有國家都確認了民主原則或以民主制度為目標。民主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唯壹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制度。有時軍人以暴力攫取了國家權力，但它缺乏明確的合法性，常常宣稱他們清洗國家為的是制止混亂和腐敗，恢復公正的民主秩序。其它政體也裝作建立了更高的或更真實的民主。純粹的神權政體、“家天下”的政治結構、赤裸裸的個人獨裁已基本消失，它們都程度不同地摻上了“民主”的配料，披上民主的外衣。

第六節 主權在民或多數原則。

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或經人民的同意就是主權在民。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有的，也不是少數人授予的。政府的統治是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在政治活動中，人民統治的實質是多數人的統治。多數原則指少數服從多數，即按多數人的意誌決定政府的組成與變更並進行其它政治活動，數人頭而毋須砍頭。多數原則是民主制的靈魂，比如：全民公決、立法、官員的任免、司法等活動中都實行多數原則。

在有關公共生活的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按多數人意願行事，但不要求少數跟在多數後面，可以和多數唱反調。在中國，少數的權利往往受到蔑視，甚至遭到迫害。因此，在重大事務中的決定中，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局面。這種現象是“少數屈從多數”。

沒有多數原則就沒有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行動的原則，不是思想的原則。在采取共同行動時，多數決定是合法的，少數決定是不合法的。多數的意見即使不正確，多數決定仍是合法的；少數的意見即使正確，少數強加於多數仍然是不合法的[參考民主集中制批判]。

為什麽不能以服從正確代替服從多數？因為民主是政治，政治計較利害得失。民主追求的是合法；所謂合法就是按多數人的意誌協調利害得失。合法≠正確。民主的錯誤，民主自身可以糾正。獨裁的錯誤，獨裁自身是不能糾正的，只有等獨裁者身亡或被人打倒才算了結。錯誤的東西只要它有存在的權利是不應被消滅的。強制服從正確，恰恰是錯的。

如果以“錯誤”和“壞”為理由侵犯權利，就是破壞民主原則；而民主原則壹旦破壞，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存在的權利也就沒有保障。民主只公平競爭，讓正確的東西克服錯誤的東西、好的東西克服壞的東西。所以，實行民主要有寬容精神。

保護少數不是“服從正確”，而是為了保護天賦人權。天賦人權說“人人生而平等”，既然人人平等，誰也不服從誰，也就是說傻子無須服從聰明者，人無須服從“正確者”。

既然人無須服從“正確者”，那社會豈不亂套？為了給社會壹個都能遵守的秩序，所以確定了多數原則。多數原則是說，只要多數同意並遵循多數人同意的規則，社會就會形成秩序！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源於天賦人權並保護天賦人權！

正確本身是相對的概念。自然科學的正確有壹套邏輯和實驗檢驗的標準。社會領域的正確往往因人而異，其實無所謂正確。譬如，從交通規則看，靠左或右走本身就無所謂正確，只要多數人同意哪壹邊走哪邊即為正確。馬路上大家都靠右走，這就形成交通秩序；在英國、日本，馬路上大家都靠左走，這也形成交通通暢的秩序。孔子規定：男走左邊，女走右邊，這也是壹種秩序。孔子的秩序會造成交通混亂，只是古代人少出門，混亂很少發生！

日本的憲法伊拉克的憲法都是全民投票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惟獨極少數國家沒這麽做，他們唯壹的借口就是“朕乃正確”，妳必須服從朕[正]！“服從正確”是極權者的借口，實質就是“咱要咱整就咱整”！柏拉圖的哲學王、孔子的聖王統治以及馬克思所說的先進性的黨統治強調的都是正確，最終卻是極權統治。從漢武帝到斯大林莫不如此！

古人講善、說集最大善者就是聖。牛頓科學革命以來，善與聖已經讓位於正確或科學等詞了。某黨常說馬主義是人類最科學最正確的理論，按它的指示辦無往不勝，結果成了人類最大的笑柄。服從正確必然走向唯我獨正、唯我獨尊，毛賊東就是如此！

服從正確=“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裏，這就是真理壟斷！真理壟斷壹成功，老百姓就成了雞犬不如的螺絲釘！

第七節 少數原則與共和主義

1.人權原則或少數原則

尊重個人，被稱為人權原則或少數原則。這條原則也被稱為個人主義，正好與國家主義相對立，即個人的利益、理性和訴求都應該受到社會和政府的尊重，而不能以任何的國家利益的名義去任意的剝奪個人的自由、權利和財產。

每個人的人權似乎互不相幹，實際上全體公民的人權是壹個共同體，它象堤壩，只要出現壹個漏洞，就會崩塌，“千裏之堤，潰於蟻穴”。“人民”是每個人的集合，每壹個人都是人民的壹分子。保衛每壹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保衛人民所共有的權利。渺視和否定每壹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渺視和否定人民所共有的基本權利。因此，無論執法者踐踏哪壹個人的人權，都是在踐踏了人類的人權，決不能袖手旁觀，必須起來戰鬥。否則，厄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海明威說：“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我們自己而鳴。無論他是誰，每個人的死亡都使我們受損。”作為個體的權利和自由依賴於人們要去捍衛它們的決心和勇氣。

阿克頓說：“自由，意指這樣壹種自信：每個人在做他自己份內事時都將受到保護，而不受權力、多數派、習慣和輿論的影響。我們判斷壹個國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檢驗，是看少數人享有多少安全。”由此可得出壹個基本等價的判斷：“以全體人民和最大多數、最強有力階級的統治而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如同君主專制，是同樣性質的罪惡”。 

托克維爾說：“沒有比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政府更難抗拒的了，因為它可以假借大多數人的意誌所形成的道義力量，堅定地、迅速地和頑固地去實現獨夫的意誌。”

哈耶克認為，民主並不是多數人的主權，多數人的主權實際上很可能與專制或寡頭政體壹樣。單講“多數統治”，不講被統治者的同意，必然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在多元民族的國家，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族裔應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和維護自己的傳統，不必擔心受到多數派的責難。政府應該在尊重多數人意願的同時，承認少數派的權利。

保護少數是民主制的壹項重要原則。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寬容，就是保護少數異見，允許他們宣傳自己的意見。因為多數的決定不壹定正確，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保護少數有利於創新、有利於進步，科學文明的開拓者從來都是少數。少數的意見即使是錯的，意味著做此事的機會越小，它所提供的經驗與教訓就越難得，那麽它對整個社會就更加珍貴。

現代民主奉行“多數”與“少數”並重的原則，它不要求少數絕對地服從多數。考茨基認為：“保護少數派是民主發展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多數派的統治。”至於在文藝、學術、信仰等領域，就更不能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了。

為避免多數迫害少數，必須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民主的真正內涵是保護少數。多數是不需要保護的，因為多數人的力量大，少數人欺壓不了他們。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是錯誤的，哪怕用任何科學、民主做借口。需要保護的是少數人，最少的少數是壹個人。從法律的原則講，少數人的權利應優先於多數人權利，少數人的權利應受到更多的保護；在他們沒有威脅到別人的時候，即使是引起強烈的反應，他們的權利仍受法律的保護。

保護少數人權利，就是保護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因為，妳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 但在另壹個問題上可能是少數。今天是多數, 明天可能就會變成少數。對權利的侵犯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的。如果在侵犯少數人的權利時不予制止，發展下去，必將殃及多數人甚至殃及自己。不明白多數應該保護少數，到後來反遭滅頂之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布布賓派首領羅伯斯庇爾，就曾挾“多數”之勢、以“公意”的名義，處決了大批異己份子，連著名革命家丹東都未能幸免。後來，羅氏被“請君入甕”，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臺。如果不能保障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最後也不能保護國家主席的權利。

2.共和主義

共和要義有三：壹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就是“天下為公、政權共享、和平共處”。“天下為公”不是要廢除財產私有制，而是確認國家權力乃天下之公器，必須共享共治；參與政治事務和處理政治糾紛的方式必須是和平的。這就是“共和”。

要共和，就必須限政，即不允許任何人、任何機構獨自坐大或者壹統天下。共和講權力制衡，民主講公民參與。共和強調要有三極世界：即選民的權力、州政府的權力、聯邦政府的權力，以及中央級司法、立法、行政之間的分權制衡。沒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兩極：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極鬥爭起來，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極就比較穩定。

從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看，很多人以為這是美國民主的失敗，實際上他們不了解美國的政治制度。美國的眾議院代表著民主，按人口數產生，卻要受不按選民人數選出的參議院的制衡；參議院代表共和，是每州出兩名參議員組成的。選總統的選舉團人數是由參院、眾院兩院的總人數決定。所以，總統選舉是上院與下院的折衷、民主與共和的折衷、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的折衷。總統大選是壹場在50個州中爭奪多數的角逐，目標是奪得每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的選舉團票。這些分開進行的“贏者囊括壹切”的角逐，突出了國家的聯邦性質，迫使候選人從地域角度而不單純從選民人口結構來考慮問題。這意味著少數派可能占上風，布什是少數，在選舉中的獲勝正說明了共和主義可壓倒民主主義。

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而共和則要保護少數，二者是有沖突的。古希臘在實行民主的多數原則的時候，還沒有少數原則作補充，由此出現了判處哲學家蘇格拉底和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中吃敗仗的十大將軍死刑之類的多數暴政事件。

共和主義起源於古羅馬。古典共和主義並不強調“民治”（rule by the people）或政治平等（古典民主正強調這兩點），而是主張自治（self-government ）、混合憲法及壹種不僅反映“多數”的意見，而且也反映“壹人”（君主）和“少數”（貴族）利益的政府──後兩者在前現代被認為是除人民（多數）之外的兩個不同階層。

柏拉圖在晚年從哲學王政府的盡情冥想中回到現實中來,認為切實可行的最好政體是將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結合起來的政體。亞裏斯多德主張將民主制與寡頭制結合起來。他說這樣構成的國家強烈傾向於民主制時就叫自由國家，強烈傾向於寡頭制時則是貴族政體。兩者中貴族制更好，因為美德、財富和自由都得到了代表。波利比阿研究歷史發現，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這三種成份適度結起來是“最好”“最穩定”的政體。西塞羅沿襲了波利比阿三種政體相互循環的思想，這樣稱贊混合均衡政體：它融匯了“君主對臣民的父愛、貴族議政的智慧和人民對自由的渴望”。

古代共和主義的政制方案是：1、國家由幾個分離的機構共同治理、彼此牽制，它們分別代表社會的幾個基本成份即君主、貴族和平民，2、合議制機構即貴族議事會作為審議和決策的中心，擔當立法的重任；3、公民，（男性）組成民眾大會，選行政、司法首腦和其他官員，批準貴族議事會、行政官員為其準備的提案，作為國家事務的最後控制機關；4、行政、司法首腦執行貴族議事會及民眾大會的決議與立法。

古典共和主義主張壹個政府向它所統治的公民負責。自治的可行性和制度建設是古典共和主義的核心。在“自治”理念中也隱含著壹定的“人民主權”概念，從而顯示出共和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必然的聯系。 古典共和主義主張是政府權力應來自最大多數公民，而不是來自上帝或享有特權的個人。由於共和政府向社會全體公民負責，它的權力也必須來自社會全體。古典共和主義認為政府必須有壹個混合憲法以確保其合法性和穩定性。那種由“個人”（君主制）、“少數”（貴族制）或“多數”（民主制）控制的政府都不具有合法性，因為它們中沒有壹個能代表社會整體。只有壹個整合了所有群體利益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這種政府被稱為共和政府。共和政府具有穩定性，其原因很簡單──在這樣的政體下很少人會抱怨他們的意見不獲關註。 古典共和主義和古典民主理論之間的最大區別是他們設計的到達理想社會的路徑不同。共和主義強調壹個整合各種不同社會群體偏好（意味著最大多數）的混合政府的重要性，而民主則集中關註群眾（“多數”）的利益偏好。換言之，古典共和主義要求自治政府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它認為任何壹個階級的統治都是非法的，也是不穩定的。古典民主倚重群眾（“多數”）對政治過程的參與，並集中關註自由和政治平等的理想。 古典共和主義在對人性的預設上接近現代自由主義，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易沖動的，並易卷入派系鬥爭。因此，古典共和主義的壹項主要任務就是設計壹個混合政府體制，以利於各種利益的平衡及公民道德的維持。 現代共和主義強調政府權力的廣泛社會基礎。正如詹姆斯□麥迪遜在其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39章中所述，共和政府就是“壹個權力直接或間接取自最大多數人民的、由壹些任期有限、或在行為良好時有終身任期的官員管理的政府。” 在現代語境中，共和主義與民主主義已經不易區分了。當代民主已發展成為民主與共和的混合體。共和強調平衡與和諧。為了實現“共”（合眾）與“和”（和諧相處），必須在民主的基礎上對多數人的權力加以限制，這就需要憲政和法治、需要規則至上。 《走向共和》第59集結尾孫先生的演講全文：共和的觀念是自由、平等、 博愛嘛。民國應該是自由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麽？只有當權者的自由，權力大的有權力大的自由，權力小的有權力小的自由。民眾沒有權力，沒有自由。 民國應是博愛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又看到的是什麽？ 是只有民眾對當權者恐懼的愛，而當權者對民眾只有口頭上虛偽的愛。 民國應是法制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力壹次有壹次地肆無忌憚地幹涉立法。妳不聽話，我就收買妳；妳不服從，我就逮捕妳。各級官員都視法律為糞土，民眾仍被奴役著。妳們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這個裁判的原則是壹部主權在民的憲法。可民國六年來我們根本沒有看到這麽壹部憲法，就那部不成熟的《臨時約法》也壹次又壹次地被強奸。 行政應是服務於國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麽？是壹個打著共和旗幟的家天下。在這個家天下的行政中，我們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監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員是如何花掉民眾的血汗錢？民眾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員把多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妳們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共和不僅是壹個名詞壹句空話，要讓它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為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  在大陸，自由、平等、 博愛曾遭受過毀滅性的批判，至今都未反正，倒退了上百年。 第八節 程序原則 程序原則指民主政治的決策、選舉等壹系列的活動都必須遵守法定程序，這些規則和程序通常由憲法和其它法律來決定。多數人的意誌要通過法定程序，才能保證得到表現和承認。在專制崩潰而又無法可依的情況下，應依多數同意的原則制定臨時憲法，然後依法辦事。 程序原則在於保證機會平等。即每個公民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等權利，在政治、經濟、法律、身份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 西方民主政治競爭機制有兩個特點：壹是程序的確定性；二是結果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競爭的遊戲規則是公開的、確定的，而競爭的結果在競爭（如大選)發生之前對當事人和局外人來說都是完全不確定的。例如，在美國，競爭總統職位的程序是公開明確的，但候選人中究竟誰能當選，在大選舉行之前是完全不確定的。 西方人從古希臘廣場民主時代就開會決議軍政大事了，那時嗓門比道理的效力要大。1876年《羅伯特議事規則》正式出版，成為美國民眾開會的標準手冊。這樣的“遊戲規則”，對於民主理念的具體實現和操作，常常具有決定成敗的重要性。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內容非常詳細，包羅萬象，有些是針對會議主持的規則，有些是針對會議秘書的規則，當然，大多是有關普通與會者的規則。比如，有關動議、附議、反對和表決的壹些規則是為了避免爭執。原則上，現在美國的國會。法院和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在規範的制約下，是不允許爭執的。如果我對某動議有不同意見，怎麽辦呢？我首先必須想到的，按規則是不是還有我的發言時間？第二，當我表達我的意見時，我是向會議主持者說話，而不是向持不同意見的對手說話。不同意見的對手之間直接對話，是規則所禁止的。 在國會辯論的時候就是這樣。不同意見的議員在規定的時間裏，只能向主持的議長或委員會主席說話，而不能向自己的對手“叫板”。發言的時候不能拖堂延時，不能強行要求發言，在別人發言的時候不能插嘴，因為這都是規則所禁止的。美國的法庭上也是這樣，當事雙方的律師是不能直接對話的，因為壹對話必吵無疑，法庭就會變成吵架的場所。規則規定，律師只能和法官對話，向陪審團呈示證據，而陪審團按照規則自始至終是“啞巴”。不同觀點和不同利益之間的針鋒相對。就是這樣在規則的約束下，間接地實現的。 這樣的技術細節，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否則的話，發生分歧就互不相讓，各持己見，爭吵得不亦樂乎，很可能永遠達不成統壹的決議，什麽事也辦不成。即使能夠得出可行的結果，效率也將十分低下。羅伯特議事規則，就像壹臺設計良好的機器，能夠有條不紊地讓各種意見得以表達，用規則來壓制沖動，找到求同存異的地方，然後按規則表決，保障了民主程序的效率。　　 孫中山是第壹個擺脫封建帝王傳統而篤信“民主”的政治家，他搞民權的第壹步就是讓人們知道如何開會。孫中山親自翻譯了《羅伯特議事規則》，名之曰《民權初步》。胡適說，孫中山的《民權初步》的重要性遠勝過《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然而，卻被人們忽略了。英語民族在搞政治的優越性就在於他們會開會，開會是認真的，程序正義保證了結果正義。說到底，民主政治其實就是壹種程式性的東西，就是壹套議事決策的程式規範。  1988年3月臺灣人黃順興首次出席全國人代大會，第壹次發言就提出投票應設秘密的“圈票處”、主席團推薦的各種候選人應有復數人選等有關民主程序的意見。 1989年3月，全國人大就深圳經濟特區的授權法案（授予深圳立法權而廣東省卻沒有）表決時，大會主持人詢問代表對“決議草案”是否有意見。黃順興發表了反對意見，這是人代會史上的第壹次。直到今天，“全國人大”的“全體大會”仍然是個“啞巴會議”。 1992年3月，7屆人大5次會議提出建三峽大壩的議案。黃順興對三峽議案完全不符合民主程序大聲抗議。同年9月中共在全面壓制反對意見後，強行付諸表決，黃順興根據議事規則，提出臨時動議案，要求將三峽提案作為“重大議案”而重新考慮。黃順興的提案以2/3的多數票通過，但會議主席完全不理睬這壹合法的投票結果，拒絕給黃順興發言權。在表決前的最後壹刻，他從自己的位子上站起來堅決要求發言，此時，全場擴音系統關閉了。黃順興等25名代表以退場、不按表決器表示抗議。他在人民大會堂外面召開記者招待會抗議，結果被剝奪了人大委員連同代表的資格，共產黨連對統戰對象許諾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也置諸腦後了。人命關天的三峽案就這樣在完全沒有公開辯論的情況下強行通過，贊成票1767票，占出席人數（2633人）的67%；反對177票；棄權664票；未按表決器的25票，1/3的人大委員投了反對票或者棄權票，這是中共政治史上第壹次投票危機。 第九節 選舉罷免制 1．選舉制 選舉制指官員、議員、代表在自由的、周期性的和競爭性的選舉中由選民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不必服從上級]，由選民罷免的制度。 美國的選舉，多如牛毛。美國人壹年中有五、六次投票機會，每張選票上有著角逐各層次政府的各種職務的候選人。從總統、聯邦議員、州長、州議員、縣議員、市長、法官、警察局長到學區教育委員會委員等公職人員的選舉，全由公民主導。 2.競選的作用。 1）競選確保了社會的平等，競選產生了公正的公權力，使得社會公開、公平、公正不言自明，社會不治自定，各種不良現象無法存身，已經存在的不良現象也會被公正、合符時宜的公權力及時修正。 若沒有民主選舉的過程，“三權分立”的基礎就會完全動搖，獨裁者會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司法和議會橫加幹預，甚至透過掌管的警察和軍隊迫使其稱臣。 民主選舉使當選政黨被授予權力的同時也限制了政府的權力。這是日本司法機關能夠獨立審判田中角榮、中曾根康宏和金丸信這些日本的首相的原因。1990年代，日本首相的得意親信中村不法收取政治獻金曝光。中村以為有首相撐腰，竟在國會眾院叫囂“最高裁判所若有本領明日可在國會議員面前當眾拘捕本人”。次日晨東京最高裁判在國會眾院黨者首相在內所有議員和新聞媒介的面正式了拘捕了中村。首相只能苦笑著對媒介說“本人完全尊重司法當局對中村的處置”。首相不是不想救他，實在是怕得罪民意而失掉下次選舉。 印度的國大黨和加拿大的自由黨都曾經長期執政，這些政黨都是可上可下隨從民意，不象壹黨專制下某壹政黨要永遠坐莊，誰有異議就大刑伺候。這樣，區別長期“壹黨執政”和“壹黨專制”就非常容易了。民主政治的精義是最高領導人的多黨大選。 2）最大限度地調動民眾議政、參政、主政的積極性，增強社會各階層的溝通與合作，是迄今為止最現實的平等與最大範圍的民主政治。 3）最大限度地降低維護國家權力的制度成本，是迄今為止最牢固的政權組織制度。  4）最便捷地了解社會各階層的需求與疾苦，選舉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復雜的平衡過程，是迄今為止效率最高的社會自我修正機制。 5）最長效地激勵、約束公權力的運作，是迄今為止效率最高的社會自我發展機制。 所以，我們要堅持政權“人民主權——即人民同意性”原則！由誰來治理國家，應由周期性的人民自由選舉或罷免說了算。 3．罷免制 公民和當權者的關系不是父子關系，而是法律關系。人民不需要“父母官”，人民也不需要“兒子”。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法律的程序把自己的權力委托給政府，政府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否則，人民就可更換政府。 在專制政治制度中，臣民只有信任君王[聖王]的義務，沒有不信任的權利；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公民對自己的首長有不信任的權利和罷免的權利。 罷免制起源於古代希臘。雅典於公元前500年創制“陶片放逐法”，以保障民主政體不變色。對那些搞獨裁搞寡頭政治和僭主政治的人物，公民可以將應被放逐者的姓名書於陶片而投入陶罐中。陶片滿6000，即通過壹件放逐案。該法先是規定放逐期為10年，後又改為5年。敘拉古的“欖葉放逐律”規定，公民可將應被放逐者的姓名寫在欖葉上，達到壹定數目時即通過放逐案，放逐期為5年。亞裏士多德認為陶片放逐律不失為壹種政治補救辦法，相對於輪番為治的良好的城邦體系而言，這是壹種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手段。直接罷免也是古希臘各邦的全體公民大會議決罷免官吏的壹種重要制度。 在現代憲政國家中，直接罷免制已經成為壹項極為重要的民主憲政制度。許多國家的憲法都規定公民有直接罷免的權利。直接罷免是指公民有權利要求付諸公民投票，罷免失職的國家官吏，當此種要求達到壹定人數時，必須將此提案交付全民公決。2003年美國加州州長被選民罷免並選出了新州長斯瓦辛格，就是加州全民投票的結果。這次加州選票上的候選人多達135個，有在校大學生、餐館老板、演員、公司經理，還有色情雜誌的發行人等。它再次體現了：在美國人人都有機會接受人民的選擇，做管理者、做“平凡領袖”。 直接罷免制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壹是直接罷免議會議員的制度。直接罷免制適用於議會議員，這在現代憲政國家已成為非常普遍的做法。適用於議會議員的直接罷免制又可以分為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針對議會個別議員曲直接罷免制，另壹種形式是針對議會全體成員的直接罷免制。 針對議會議員的直接罷免制是指，承認壹個選區中的選民，滿法定人數時，對於該選區選出的議員，得要求該選區選民全體投票，以罷免其職務，另選他人補充。例如日本地方自治法第80-84條規定的針對議員和首長的罷免投票即是此種直接罷免制。直接罷免制在日本也稱為“召回制”。美國各州憲法中規定的針對議員所采用的直接罷免制均屬於此種制度。 針對議會全體的直接罷免制是指，承認選民達到法定人數時，可以要求全體選民投票罷免議會全體，實行重新選舉。針對議會全體的直接罷免制實際上是公民解散議會的制度。瑞士各州也普遍實行針對州議會全體的直接罷免制。 二是直接罷免行政官員的制度。此種制度承認公民有權利要求付諸公民投票罷免行政官員。此種制度又可以分為針對政府全體(行政部門)的直接罷免制和針對行政官員個人的直接罷免制。就針對行政官員個人的直接罷免制而言，又可以分為針對民選行政官員的直接罷免制和針對非民選行政官員的直接罷免制。 三是直接罷免法院法官的制度。此種制度承認公民有權利要求付諸公民投票表決罷免法院法官。目前，世界各國直接罷免法官的制度並不普遍。美國的壹些州對於由選舉產生的法官實行直接罷免制。在美國，有的州還實行“直接撤銷判決”的制度。公民對於司法判決，可以要求付諸公民投票，加以撤銷。直接撤銷判決制實際上在壹定程度上也起到直接罷免法官制的作用。

第十節 分權制 1．為什麽要將權力分散開來並加以制衡？ 用“切餅與分餅”作比喻：有十個人，只有壹塊餅，大家分著吃。如果找壹個人切餅、分餅，可能會出現什麽情況呢？他可能先把餅切成十塊，九塊是小的，壹塊是大的，然後由他來分。他可能分給別人九塊小的，自己留下那塊大的。這就導致了不公平。 如果將遊戲規則稍作調整，用兩個人，壹個專門切餅，另壹個專門分餅，即把切餅與分餅的權力分開。這樣切餅的人就想：假如切的大小不壹，分餅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壹塊怎麽辦？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壹塊，切餅的那位只能壹個辦法，就是將餅切成均勻的十塊。妳看：分權的結果，導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 在政府結構中，負責切餅的是立法機構，專門制定利益分配準則、制定法律。 執行分餅的是行政機構，其職能是執行法律。行政機構為了效率，壹般不采用民主決策形式，而是從上到下的命令形式。行政機構的民主保證，壹是采用民主形式產生官員來保證，二是采用民主監督來保證。 司法獨立是另外壹項特別重要的設計。假如切餅的和分餅的互相勾結，專把小塊餅分給老百姓怎麽辦？在這種情況發生時，老百姓需要壹個裁判主持公道，並有控告切餅者和分餅者的權力，讓他們交出侵占的利益。這個裁判就是法官，必須是獨立的，均不受切餅者和分餅者的管制，即不受立法機構的和行政機構的左右。否則無法公正地判案。裁判機關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和審判裁決的權力。  為什麽民主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而不是兩權、四權或五權分立？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別對應於行為的事前、事中和事後三個階段，這就是三權分立的邏輯。立法－－事前先定出規矩，行政－－按這些規矩辦事，司法－－檢查這些事有無違反規矩，有則糾正（處罰）。 2.分權思想的來龍去脈 分權制衡的思想源於古希臘羅馬的混合政體論思想。“混合均衡政體”是社會幾個基本成份共同組成政府、彼此制衡的壹種政體。現代共和制度系由混合均衡制演化出來，由混和均衡政制轉化為與分權均衡政制。 古希臘每個城邦都有三種政治機構：由成年男子構成的公民大會、（元老院）議事會和經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這是現代三權分立制度的雛形。 公元前5世紀羅馬共和國的主要政府機構有元老院、執政官和民眾大會。元老院是最高決策機關；執政官是國王的替代物，行使軍事、行政、司法權；民眾大會選舉執政官等官員，其中的平民大會後來還取得了通過與元老院決義效力相等的議案的權力。此外，還有專門的保民官，可以否決執政官侵犯平民利益的政令。 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國家，曾實行共和制，最高權力由市民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或其他形式的集體機構掌握。雖然當時也出現過壹些獨裁者，但人們不管他們是否開明，壹律把這些獨裁者叫僭主，即不合法的統治者。我們該為中國幾千年來對明君的頌揚和盼望感到羞恥！ 洛克認為，權力集中會促使主權者去攫取權力，以使自己不受法律的限制，並在立法和執行法律時只考慮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因此要加強對執掌國家公共政治權力的執政者的手中所擁有的權力進行限制，否則，人們境遇將要比在自然狀態下更為惡劣。為此，洛克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的構想。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創立了“三權分立”學說。他認為，“壹切有權力的人都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壹條經驗”；“如果同壹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決私人犯罪或訴訟權，則壹切都完了。”他特別指出，在壹切權力合而為壹的地方，“雖然沒有專制君主的外觀，但人們卻時時感到君主制的存在”。 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中任何兩者不能同時集中在壹個人或同壹個機關（無論是貴族或人民的機構）之手，自由將不復存在；三權不僅要分立，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分權防止權力的濫用，“以權力制約權力”。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與制約學說，被譽為人類政治生活中的“牛頓定理”，並被美國憲法的制訂者們加以應用和完善，形成美國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制衡”。美國憲法所設計的政府結構是壹個權力平衡的結構，它既要防範人性固有的弱點和缺陷，以避免強人專政的危險，又要限制某種壓倒優勢的利益集團的操縱，以避免多數暴政對個人自由的摧殘。

3.分權制衡 從歷史來看，任何王朝的統治者總是喜歡把權力抓的死死的，搞權力集中化、絕對化、壟斷化，把政治視為自己的“家事”，不許旁人“誹謗”。也許真的是因為“絕對權力”或者皇冠的誘惑太大了吧。然而，沒有哪個王朝能保證自己不受害於官僚集團的絕對權力，並最終在絕對權力的侵蝕下走向腐敗和覆滅。因此，不能有效克服和消解官僚集團的絕對權力，就無法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古今中外概莫能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有多少王朝不斷更叠、灰飛煙滅？曾經不可壹世的蘇聯還不是照樣解體崩潰嗎？過分集中權力，抓著權力不放，絕不是壹件好事情，對自身也絕沒有多少好處。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能不吸取。“絕對權力”好比是毒品，廢黜“絕對權力”就是戒毒。 為避免權力的腐敗、專制和不當行為，必須對權力進行合理的配置，使各種權力能相互牽制、相互平衡，分權是為了制衡。普京總統斷言：“權力的有效監督是以權力分開為前提”。分權制的實質就是限制權力、防止權力過分集中，防止強人獨裁專斷以保障“有限政府”。這樣，當壹個國家機關發生侵權時，公民可向另壹國家機關尋求保護。 權力分立也不能理解為是對各種政治權力的“絕對分開”，而是既分立又互相制約，並保持平衡狀態。國家權力必須實行橫向分權，由平行的國家機關分別獨立行使，各自對憲法負責，它們互不隸屬、且牽制平衡，這就有了將立法、行政和司法分開來的“三權分立制”，以及參議院、眾議院分別立法的“參、眾兩院制”。 同時實行地方自治的縱向分權制，即中央與地方的層層分權，象美國就是中央、州、縣各自自治，無需上級來指手畫腳，各自的權限都有法律規定，都不能越權行事。 專制國家所有的官方政治理論都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專制者特別討厭法治和三權分立，原因是這些制度對當權者沒有好處。他們掌權就是為了享受天下最好的東西，如果權力遭到制約，他們就沒有特權了。在中國歷史上，皇帝也搞過“分權”，那只是對大臣權力的制約，防止臣奴們對皇權構成威脅；不少皇帝都對相權進行分解和限制，其目的是預防相權危及皇權，不僅對皇權毫無損傷，而且還要把皇權擴充到極致，結果是強化了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皇帝無法無天、“朕即法律”、“朕即國家”、“朕即天下”。 權力分立不同於“權力分工”。徐水良說西周的“三公”權力的劃分就是三權分立，比西方早多了。徐混淆了權力分工與權力分立的區別：權力分工是在皇帝或核心領導下的相互監督與分工；權力分立意味著沒有最高統治者，各權力機關分工制衡，只服從人民認可的憲法；中國壹直存在著皇帝或“核心”，法律壹直小於皇帝或“核心”，何來三權分立？

 

第十一節 自治與聯邦

個人自治是地方自治的基礎。地方自治是地方公民自治而不是地方政府自治，也就是說首先在地方實現民主，建立地方民主政府。地方民主政府聯合為民主聯邦政府或其它形式的聯合政府，軍隊由聯邦政府或聯合政府統壹領導，以保障聯邦內所有個人的安全。

1．自由城市

公元1000—1348年黑死病大災難前夕，西方國家開始出現國王、諸候、其他封建領主和教會頒發自治特許狀的熱潮，絕大多數城市和幾乎全部的大學獲得了自治權。

1129年，英王亨利壹世頒發給倫敦的特許證規定；“市民們……應從他們當中選擇任何人任命為法官來受理王室訴訟和所發生的與他們相關的訴訟……允許所有倫敦人及其財產避開和免除通行稅、過路費、度量費以及整個英格蘭和海港的所有其他關稅。”後來，倫敦還獲得了選舉市長的權利，其他的壹些城市也相繼獲得了或多或少的自治權。任何人只要在城市裏呆上壹年零壹天即可獲得自由，城市市民的自由身份促進了契約精神和平等精神的發達，從內部逐步瓦解了封建社會的身份關系。中世紀有諺語雲“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自治的城鎮，既不同於王宮所在的都市，也不同於貴族領主的城堡，它是有自由身份的商人、手藝人、文人們自願的聚居地。西方城鎮的居民壹方面向國王納稅完賦，壹方面自己管理自己。現代民主政體的很多基本程式和規則，比如行政長官的直選、代議制、全民公投、文官體系等，都是從自治城鎮發端的。自治城鎮是處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最重要的中間體。在西方國家建立的歷史中，這樣的中間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沒有它，個人的生活就無遮擋地暴露在國家強權之下，是根本抵擋不住強權侵犯的。 

2．鄉鎮自治

根據人民主權論，人民主權不能完全授予代表機關行使；人民通過選舉組成政府，並未把所有的權利都交出去；只將壹部分權利讓出去，自己依然保留大部分權利。怎樣才能保住大部分權利呢？就是爭取自治——通過建立各種自治組織，來承擔盡可能多的社會管理的責任。美國經驗證明：主權在民的人民主權原則在美國首先體現為鄉鎮自治。

18世紀的美國鄉鎮的人口規模大約在2～3千，立法與行政工作幾乎完全是在被治者面前完成的，沒有鄉鎮議會。鄉鎮的官員要按照鎮民早先通過的規則辦事。但若想對既定的事項作出更改，或希望擬辦壹項新事業，這些官員就要請示他們權力的授予者。比如，他們打算創辦壹所學校，幾位行政委員就要找壹個日子，在事先確定的地方召集全體選民大會。在大會上，由行政委員提出具體事項，然後由大會對所有問題進行討論和表決，確定辦事規則、地點及經費的籌集等等，然後交由行政委員去執行。

托克維爾說：在各種自由中最難實現的鄉鎮自由，也最容易受到國家政權的侵犯。全靠自身維持的鄉鎮組織，絕對鬥不過龐大的中央政府。為了進行有效地防禦，鄉鎮組織必須全力發展自己，使鄉鎮自由為全國人民的思想和習慣所接受。因此，只要鄉鎮自由還未成為民情，它就易於被摧毀，但只要它被長期寫入法律之後，就能成為民情的壹部分。 

托克維爾觀察到，在美國，幾乎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劃歸鄉鎮，無論是在鄉鎮或是在它的上級單位，都見不到行政等級森嚴的痕跡。美國不存在行政集權。壹切個人或民間組織可以做好的事情，政府都不要插手。美國的鄉鎮民主是壹切走向民主的國家可資借鑒的範例。

3．自治理論

“自治（self-governance）”壹詞與古希臘的“民主”同義，就是自我管理。民主社會就是自治社會，就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就是個人自主的社會。

個人自主的基礎是每個人享有同等自由與做人的尊嚴，每個人享有同等而獨特的價值。自由是不受幹預地選擇妳的生活道路的創造性權利。個人的自主意味著：自己主宰自己；別人不能主宰自己。我不受他人的操控，也不屈從他人的意誌。當個人把對自己的主權讓渡給他人，尤其是統治者時，他就不再是自主的人。

個人自主與社會合作是高度壹致的。社會合作只有在每個人處於充分自主下才有可能。個人自主高度依賴社會合作。壹個不能自主的人，首先就被剝奪了通過結社與他人進行社會合作的權利，也無法在合作中承擔相應的責任。壹個不能自已做主、被剝奪結社自由的社會，即便是用保甲聯成片，或用單位把個人穿成串，也仍然是壹盤散沙的社會。 

集體自治是個人自主的延伸。在政治中，自治指個人和團體免受外部力量（尤其是國家權力）的強制。自治體的成員有權制定和修改包括憲法在內的所有法律，有權對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務作出決定，不必接受任何行政單位或政黨組織的領導或指導。地方自治是地方自行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選舉和更換自己的領導人而不必受到外界或上壹級權威的日常幹預。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沒有任何人強制他。

衡量壹個地方自治的標準：第壹，公民是否有權在保障自治的法律之內享有對地方事務的排他性的自主治理權，中央政府不可過問，自治體在自治範圍之內有權不接受上壹級和中央政府的領導與指導；第二，領導人由自治體內自行選舉產生，若其領導人由中央政府任命，或需要得到中央政府認證與批準的地方政府都不是自治的。 

在自治社會中，政治秩序是由下至上逐級構成的。每壹級政府的合法性均來自下壹級和每個社會成員。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每個人的自願同意。

在非自治的和部分自治的社會，國家的權力要麽來自最高領導人，要麽來自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最高領導人的學說。在這樣的社會，要麽國家權力完全粉碎了個人主權，要麽追求自主的個人把專制的政府推翻。

壹個自治的社會是壹個開放的社會，人們通過公共審議和自由討論的方式來管理公共事務，這要求人們充分的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的自由。

壹個自治的社會是壹個“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的社會，這就要求壹個聯邦制的、分權的，而不是單壹制的、中央集權的社會。

自治的天敵是中央集權，因為中央集權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民主機制，忽略地方的差異和多樣性，傾向於用壹種命令與控制的方式進行治理。

4．聯邦主義——地方自治

阿克頓發現：“自由建構於權力之間勢均力敵的相互鬥爭和對峙的基礎上。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無恙”。自由的惟壹希望是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在大國，聯邦主義是必不可少的解決方案。“聯邦主義提供的制衡成了最高的保證。它是壹個國家（權力）不能為所欲為的壹種形態。”

聯邦主義實現了自由與秩序的恰當平衡，其方法是限制壹切權力，遏制了中央集權。通過分權制衡來約束政府的權力，為自由提供綜合的制度保障。作為分權的縱向形式，聯邦制度是自由的有效保障。它通過把權力合理分布於中央、各成員體和地方政府，不僅促進政府提高效率，而且通過各地各級政府互相牽制，進壹步降低了權力濫用的可能性。 

聯邦政府不能像中央集權那樣通過領導人的專橫意誌和人事控制，來直接支配地方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完全獨立於聯邦政府。聯邦政府對地方的制衡只能通過法律來實現。為了保障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聯邦憲法通常對聯邦政府的權力加以嚴格的限制。

聯邦主義通過橫向分權、縱向分權和任期限制的三維制度性分權制衡結構杜絕了產生壹元化絕對權力的可能性。由於在聯邦制度下各地的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同時民主政府也與選民更為接近，聯邦主義擴大了人民對各地政治的直接參預。 

阿克頓認為：聯邦主義是權力之間的並列關系，而不是權力之間的從屬關系；它是壹種平等的聯盟，而不是上下之間等級森嚴的秩序；它是權力之間的相互平衡。因此，自由出現在其中。自由有賴於權力的分立，壹個嚴格的聯邦制就是制約權力集中和集權制的可行方法。 

當今約200個國家中，有28個聯邦制國家，占了世界1/2的土地和1/3的人口。世界領土面積排名前7位的國家，俄、加、中、美、巴西、澳大利亞、印，除中國外都是聯邦制國家。世界人口排名前7位的國家，中、印、美、印尼、俄、巴西，有5個是聯邦制國家。此外，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蘇丹）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德國），也都是聯邦制國家。

聯邦主義用主權分享來平衡少數民族的主權獨立要求與整個國家的統壹要求。主權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分享，不論何民族，通過保留壹部分主權來維護自己的獨特性，並實行地方自治，這就大大緩解了他們的獨立沖動；另壹方面，將壹部分主權讓渡給聯邦政府，使各個民族聯合起來組成壹個政治共同體－－國家，使國家統壹的原則得以貫徹。 

聯邦制指兩個以上有獨立權限的成員（邦、州等），聯合組成的國家。聯邦制的特征是：聯邦及其成員邦，都有自己的憲法；其公民具有聯邦公民和邦、州公民的雙重身份，不同成員單位的公民，在權利義務待遇上也有所不同，如美國有些州有死刑，有些州沒有死刑；聯邦權力遍及全國，但聯邦及其成員邦之間的權力劃分，由憲法規定。未經絕大多數成員單位（美國是四分之三的州）同意，聯邦無權改變。

這壹制度的基本特征：壹是分權，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劃分明確的事務範圍，並在各自事務範圍內，享有充分自主權；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憲政保障或政治實力，可以反制中央的幹預，使之不能單方面削減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項上聯合作業或混合財政。

在美國，州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力，聯邦政府的權力則受到很多限制。美國憲法中第四條，各州必須對其他州的公共法案、記錄和司法程式予以完全信賴和尊重。壹些自願生活在某個州，某個社區的人們，他們有權決定自己以什麽樣的方式生活，這是他們的自由。因此，直至今日，美國人生活中的大量決策權仍在各州、各個城市和村鎮，甚至社區手中，聯邦政府是無權幹涉的。美國人不追求政府的高效率，他們擔心高效率的政府更容易獨斷專行。

美國的City都是自治組織。與Governor（州長）沒有直接統屬關系。City Council（市議會）就像是業主委員會；Mayor（市長）就是業主委員會的主席；Vice Mayor（副市長）由Councilman（市議員）輪流擔任。所有成員都是兼職，壹年拿不到兩萬美元。但是City Manager（經理）可拿到十幾萬。City police（警察）相當於中國的保安，由County授權執行任務，治安是County的責任。有少數的City因為經費短缺而沒有警察。了解美國的自治社會，就曉得為什麽美國會有5000人的市了，而我們常常忽略了County的權威性。

澳洲除了聯邦政府和省(州)政府外，市壹級(包括悉尼市)均無工資。政府每周給政務官300澳元的補貼，用於車費和誤餐補貼。300澳元遠不夠，所以，官員們每周都要抽出壹定的時間去打理各自的企業或店鋪。而政府雇員(government job)，不論誰來當政，其工資比較高而且穩定。澳洲的平均工資達到880澳元/周，300澳元/周補貼當個市長確實物非所值。

《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壹書中說：有壹天，他（書的作者）看新聞，得知美國副總統戈爾到了紐海文市。但市長JohnDestefano置若罔聞。他驚奇地問市長：“戈爾來，妳為什麽不出面？”不想市長更驚奇地反問他：“我為什麽要出面？”

在美國，下級官員根本沒有恭迎上級官員到來、給上級官員安排食宿、陪同檢查壹說。就是總統來了，市長也不出面，而市民要見市長卻並不太難。首先個人提出申請，只要市長有時間，市民就可進市長辦公室談情況。還有，公益活動市長卻格外有興趣參加，比如富人區學校和窮人區學校搞聯誼活動這樣的事，市長十分熱心，又是交談，又是合影。衛生組織搞乳腺癌防治活動這種事，他也十分看重，壹定要親自參加……

在中國，上級領導來了，當地官員不只是緊隨其後，前護後擁，甚至還要到地界迎駕，有警車開道，走到哪兒清場到哪兒。壹句話，上級領導的到來，是下級官員天大的事，要放下手中壹切工作，甚至提前數十天準備匯報材料和研究接待方案，讓時間和精力等壹切都圍繞著上領導的活動來進行。官方的報紙常說：領導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在這時候，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所有下級官員和相關的機關幹部都成了上級領導的勤務員。警車開道群眾都靠邊了，能了解什麽情況？這些領導同誌還不如封建王朝的康熙、乾隆。當壹個人能長期意識到享受了比其它人更高的待遇並逐漸以此為正常，那便是有了特權意識。所以，向“官車”敬禮、予以優先放行、輔以警車開道等，其實便是培育乘車人特權意識的過程。

1998年克林頓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看見站在兩米高臺子上的小姑娘壯壯，等她走下後，克林頓握住她的手問她為什麽站那麽高的地方。壯壯說：“只有站在那兒才能看見妳”。克林頓笑著問：“妳很想看見我嗎？”壯壯說：“是的，因妳是美國總統。”“妳知道美國總統是做的什麽的嗎？”“美國總統是管美國人的，權力很大。” 當時，克林頓正因自身的問題被弄得焦頭爛額，聽了這話，不免觸動了心事。於是他說：“不對，應是美國人民管美國總統。” 

這個中國孩子，小小的年紀，當奴隸的思想已經深深印在他的腦子裏了。可不是嗎？美國總統管美國人民，中國的官老爺管中國人民，老百姓只有被管的份，只有當官的才可以胡作非為，遊離於法律之外。這管與被管之間，哪裏有什麽公正和平等可言。這種根深蒂固的等級（奴隸）觀念，雖然與現代文明相悖，但在中國人當中卻表現得非常自然，以至於壹個小孩子可以順口說出。這是中國人的恥辱！壹個只知權力壓倒壹切的民族是可悲的。

5．“聯省自治”運動

孫中山於1911年11月表示，中國的“面積實較全歐為大，……於政治上萬不宜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最相宜”。

民國成立之後，這個國家早已破產：國庫裏面不名壹文，巨額外債還待償還；內有政府雇員索薪罷工，外有部隊軍人持槍鬧餉。此後中央政府成為軍閥的籌錢機器；軍隊對老百姓直接進行搶奪，政府則向外借債以充戰費，中國當然只有以主權相讓。軍閥們時常沿交通線開戰，交通不便處則土匪橫行。許多中國人感到，參照歐美的經驗，進行政治分權，實行聯邦主義，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國家的安定。

章太炎提出：中國應廢去總統，虛化中央，以便權力分散，使梟雄之輩不能專權害民。

陳達材指出，權力越大越集中，監督便越困難；特別是中國人民監督政府的能力自古就很薄弱，因此中國政府總是腐敗、作惡。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監督政府，就必須對政府的權力多加分割。在橫的方面，進行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力分立；在縱的方面，將政府權力在中央、省、縣、鄉之間進行層層分割。這樣不但可以使從政者彼此互相制衡，使他們為惡不足，為善有余；同時也可把政治拉到國民的身邊，使他們通過對自己較為熟悉的鄉、縣、省等地方政治的參與，最終對中央政治發生影響，並提高他們的參政能力（胡惠春《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第332至333頁）。而且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在中國進行這樣的政治變革，政府和軍閥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對象，而必須靠國民自己去奮鬥。在這種思想的鼓舞之下，1920年前後，知識分子們和地方士紳壹起，在中國發動了“聯省自治”運動。

1919年4月，山東人民因青島主權，召開了國民請願大會；5月4日，北京13個學校的學生，因為山東問題而舉行了大規模示威；6月24日江蘇教育會等15團體要求解散北洋政府召集的新國會；12月，湖南省請願代表團要求北京政府罷免湖南督軍張敬堯。

1920年4月，上海國民大會發表通電，聲討“毀法”、“賣國”、“殘民”之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6月，開封民眾集會宣布驅逐河南省長王印川；10月，江蘇省議會要求廢除督軍；11月，直隸省議會電請各省議會選派代表，制定省自治法。

1920-1925年間，省憲運動激蕩全國，當時湖南、浙江、雲南、四川、廣東都制定了省憲，湖北、廣西、福建、陜西、山西、貴州、江西、江蘇等省也都醞釀制憲自治。 

聯省自治運動首先發端於湖南。1920年7月22日湘督譚延闿在率湘軍驅走北洋軍閥張敬堯後，順應湘省士紳的建議，宣布在湖南實行地方民主，湘人自治。隨後，湖南各界人士竟相提出各種自治建議，為湘省自治、民主選舉、廢督裁兵獻言獻策。湖南督軍趙恒惕趕走了上司譚延闿，順應民意， 9月13日湖南省第壹次自治會議開幕；10月10日湖南30余團體聯合在長沙舉行了萬人大遊行，鼓吹迅速制定省憲法。11月25日，湖南省議會選出了臨時湖南省長，開中國民眾選舉省長的先河。1921年4月20日，省憲籌備處的專家們提交了省憲草案並向社會公布；隨後由全省民選的150位憲草審查委員開始了對憲草的審查。經過激烈爭論，9月9日憲草審查通過。12月11日憲草交給全省人民投票公決，最後省憲法以1800余萬票贊成、57萬票反對獲得通過，這是我國歷史上第壹部公投憲法。1922年1月1日，省憲正式公布施行。這部湖南省憲法，是中國第壹部正式使用的憲法。 

根據省憲法的規定，1922年1月27日，湖南開始了新壹屆省議員的選舉，到3月31日，選舉結束，新的行憲省議會正式成立。這次省議員的選舉在壹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但選舉舞弊現象也相當嚴重。這次選舉對選舉權的限制非常少,女性也獲得了選舉權。

省內大部分民眾都不識字，對自己的權利茫然無知，根本不知道選票對他們有什麽用處，因此他們的選票難免會被當局者利用。在有些縣，選舉承辦者自己填寫選票，然後舉著投票箱轉上壹圈，就算選民投了票（參見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第193頁註）。根據上海《民國日報》所揭露公開賄選買賣票，壹個縣只有將近80選民，竟然多報選民30多萬，接近總數1/3；壹個鄉紳獨占上萬張選票而大發其財等等。還有壹些人，由於過於貧困，竟然為了幾個銅板而將自己的選票賣給他人。與清末的咨議局選舉比較，那時對選民的要求相當高，因此基本沒有發生選舉舞弊現象；因此當選議員的品德非常高，參政能力非常強。民初的國會選舉，對選民的資格限制大為放松，選舉舞弊現象就出現了。

1922年9月15日，省議會選舉趙恒惕為第壹任行憲省長.選舉省長那天，長沙有數萬人示威，駐守郴州的將領宣布討伐趙。趙恒惕為了當選，毫不手軟，親自買票賣票，派兵鎮壓膽敢起兵反抗的人，槍殺了數百名的反對者，封閉了長沙《大公報》。11月，省議會選出了其它的省政府組成人員；至此，中國出現了第壹個正式的地方行憲政府。

1920年，浙江各界人民都開始卷入到省自治運動的潮流之中。1921年6月4日，浙江都督盧永祥通電主張：“先以省憲定自治之基礎，繼以國憲保統壹之舊觀”。1921年6月16日，浙江省議會成立了省憲起草委員會，憲草完成後，於7月12日提交省憲法會議審查，9月7日憲法會議通過了省憲，史稱《九九憲法》。浙江等省憲規定，拘捕機關在捕人後，必須在6小時內將拘捕理由通知本人；本人或其它人都可以請求法院審查其理由。軍人當選者必須解除軍職，現役軍人不準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但由於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反對，《九九憲法》未能實施。後來浙省人士又提出了三色憲法等其它方案，都因為前後控制浙江的軍閥盧永祥、孫傳芳等的壓迫而未能實現。 

各省在進行本省自治活動的時候，人們也在考慮以聯邦制形式將自治各省聯合起來，廢除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廣州的護法政府，組成壹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中央政府；其中最為典型的是1922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國事會議。此次會議由全國商會聯合會和全國教育聯合會發起，出席者有各省省議會、各省教育會、各省商會、各省農會、各省工會、各省銀行公會、各省律師公會、報界聯合會之代表。會議由著名憲政專家張君勱執筆，起草通過了兩個聯邦憲法草案並向社會公布。

這些憲法方案，大大完善了民初的臨時約法、天壇憲草等憲法方案，體現了社會各階層人士憲政水平的提高和對國家和平民主政治建設的迫切希望。當然，這樣的方案不可能得到軍閥們的同意。即使是實施了憲法的湖南省，軍政當局是以民選的形式上臺的，他們對省議會的決議也不怎麽執行。

1920年11月陳炯明率領粵軍回粵，推倒盤踞廣東四年多的桂系軍政府，在廣東實行地方自治，制定省憲，民選縣長縣議員，改革教育，發展經濟，建設“模範省”，以“模範起信”號召國人，貫徹其“聯省自治”主張。1921年9月，廣東民選縣議會議員完成；11月，民選縣長完成；12月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至於教育經費，廣東省憲規定：“每年預算不能超過十分之三用在軍事上，而最少要有十分之二為教育經費”，又指明“本省劃定之教育經費，由教育機關保管之，無論何項政費，不得挪用”(1921年度，因援桂戰爭與孫中山籌備北伐，軍費之支出占廣東省歲收的86%；而教育經費僅占4%)。

在陳炯明的領導下，廣東經過兩年多（1920－1923）模範省的建設，在改革教育，設立現代化市政府，發展經濟，振興實業方面都有壹些的成就。至於民選省長，則尚未辦到。

陳炯明為了表現“民治”的特色，特別於1921年4月21日，以省長名義，公布《縣自治暫行條例》、《縣長選舉暫行條例》、《縣議會議員選舉暫行條例》，於是開始舉行94縣自治選舉；按選舉條例規定，所有參加選舉者，須先服工役3天或交納6角代金，雖然這是“提倡勞動神聖”，但是卻使平民大眾，無法參加選舉。這個選舉的規定，使參加選舉者人數，不到10%，並且造成了各種貪汙、舞弊、賄選、買票等問題；由於選舉出現太多問題，最後只好更改規定，由每縣選出三人，省裏圈定壹人為縣長。接著，陳炯明又頒布《廣東省憲法草案》，逼迫省議會通過，最後於12月19日，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省縣草案分為15章共135條。這哪裏是民主的做法？

陳炯明認為“武力統壹”雖然可以馬上成功，但那是“集權式”的統壹；壹旦政權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將“久假不歸”於人民，壹兩百年後，恐怕也“無真共和可言”。因為建設“真共和”，不是壹朝壹夕的事，“真統壹”必須利用政治妥協的和平手段。　　

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1926年國民黨北伐軍進入湖南，給“聯省自治”壹個最後致命的打擊。湖南省的自治即被取消，省議會被解散；其它各省的自治運動同樣也被迫終止。聯省自治運動這壹具有的劃時代意義的現代化嘗試，最終演沒在中國人崇尚集權專制大壹統的歷史傳統中。此後，民間的政治活動受到限制，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停滯，1948年後則進入了倒退時期。

6．國民黨的自治理論與實踐 清末時期，同盟會的《革命方略》是第壹個正式提出地方自治概念的文獻，明確指出地方自治政府應屬於地方人民，官員應由人民普選。1913年8月25日通過的國民黨政綱再次強調各省作為有自主立法權的自治單位和中央地方分權的構想。 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是從縣壹級開始自治，“第九條：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他認為：罷免權的有效行使將使中國的政治制度比英美更加優越。 1924年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提出了兩個政治主張：第壹，中國不能建聯邦制；第二，中國要實行民生、民族、民權的三民主義。他沒有看到這兩個主張在壹個民族眾多、面積“較全歐為大”的中國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的。如果要中央集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權”，須把“三民主義”修改為“兩民主義”。 1924年的中國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綱第壹章規定，各省人民自行制定省憲法，選舉省主席；以每壹個縣為壹個自治單位，人民有權選舉、罷免官員，創制和復決法律。這壹部黨綱並規定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階段。其中訓政時期的壹項主要任務是實現縣級自治，壹旦所有的縣都實行自治後，省級議會就可以選舉省主席。 國民黨的領導層事實上有意識地選擇了基層民主和自治作為實現長遠民主化的基礎。蔣介石本人明確說過“革命之後接著應進行地方自治﹐為民主憲政奠基。” 1926年的國民黨政綱強調：在農村地區，每個村應從其居民中選舉產生自治會。 1928年10月4日，國民政府頒布組織法：規定各縣須選舉居民組成地方會議，當局宣布1935年為建立縣級自治政府的時限。 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重申了地方自治的動議。 在臺灣，自1950年代開始了縣鄉壹級的地方自治和選舉活動，允許黨外人員合法參與，到1969年擴展到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壹級，創造了壹個普遍依法參與政治的舞臺，使得民眾在戒嚴和壹黨制年代也有機會介入和熟悉民主政治程序。1952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七大上作報告，指出“孫總理的最高目標是建立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以及“本黨的根本任務是實行地方選舉，為我國民眾實行民主創造壹個牢固的基礎。” 在1954年的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黨外人士獲10%議席；在1969年的立法院選舉中，黨外人士獲8個議席中的3席。1979年，黨外建立了助選聯盟，設立了辦公機構，並於1986年戒嚴終止後正式組建民進黨﹐與國民黨進行平等競爭。 中國地廣人多、民族多、地區差異大，在中國實行聯邦主義是大勢所趨。如果在地域大國實行中央集權主義，其結果是中央政府決策半徑過長、決策權過多、決策量過大。這些決策的及時性和合理性也必然大有疑問，更不可能充分反映地方民意。壹旦決策失誤，其代價高，波及面大。尤其是在經濟和社會活動日益復雜的今天，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受局限，管理得過多過濫和政策失誤，會反過來架空中央的權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 第十二節 限任制和輪換制 為防止長期掌權而形成獨裁，官員應定期更換。亞裏士多德說：“在同壹時間，壹部分人主治。另壹部分人受治，經過輪替，則同壹個人就好象是更換了壹個品類”。官員的任期有時間和屆數的限制。這是防止終身制、世襲制的辦法之壹，也是激發官員創造力、防止懈怠與退化的有效辦法。正是羅斯福連任四屆美國總統，長時間為官磨掉了他正確的判斷能力，以至於對蘇聯讓步過多，把中國的東北、北朝鮮劃入了蘇占區，落入了壹黨專制之手，人民受盡了苦難。輪換制並不意味著壹切公職都要輪換，有些民主國家的法官就是終身制。 

第六章 政黨政治

第壹節 “壟斷”神話的破產 1．專制神話的破產 儒家編了壹個古老的神話：統治國家的權力必須屬於皇帝，真命天子必須坐在朝廷之上，否則天下大亂。大壹統的皇帝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此壹家，別無分店；等著它給眾人安排吃喝，只好餓死。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記載的周期性幾十年壹次的“野有餓殍”、“面有菜色”的原因。 競爭乃人的天性，中國人看鬥牛、鬥雞、鬥蟋蟀都津津有味，說明中國人愛競爭。孔丘卻不知道競爭的好處，不知道皇帝們只有在內憂外患，存在競爭對手時，才會屈己待人，禮賢下士，與臣子結為魚水，將臣子視為手足。天下壹旦太平了，競爭對手被幹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時候了，皇帝再也不願和臣子們－－自己的奴才浪費感情了。 中國人為了治水、為了對付外侵而需要政府時，卻把王權推向了極至。明明是君權人授，儒家編出“天子”之類鬼話來哄百姓，人民把君主慣成了暴君。君主反過來又用最殘暴的手段，壓制著所有人類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輝。儒教對皇帝的無條件服從只能導致皇權專制愈來愈酷烈，皇帝愈來愈不把大臣當人看，仕們最終只能論為皇帝的奴才而挨“廷杖”。 1911年，這個神話戳穿了。 壟斷主義又編了新的神話：統治國家的權力必須屬於XX黨，否則不得了。這神話原產地是俄羅斯。俄國人不再說了，中國有人鄭重其事。李鵬說：“黨的地位和作用是歷史形成的。”他用打天下坐天下的“歷史決定論”來說明黨壟斷政權的合法性，實際已毫無說服力。 在中國的專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天下、坐天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最後導致的是新專制代替舊專制，百姓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中國人誤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和“打江山、坐江山”的強盜邏輯當成了天理，其結果總是成王敗寇，到頭來不但沒有創造出壹種有限的政府，反而導致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 打天下 坐江山 壹打壹坐也就是兩三百年 妳打出秦 我打出漢 數千年歷史就是邪惡的循環 幾千年來，始終是暴力來暴力去，人口周期性地被消解，生產力周期性地被破壞。暴力和血腥譜寫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 “打天下、坐天下”是權力私有化的強盜思想。早被自由人民所拋棄。 2．民主的標誌 現在是天下[權力]為公的時代，家天下那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論已過時；最先進的現實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率土之濱，莫非民主”。 民主主義者認為國家的統治權應該通過合理公平的競爭方式向所有的公民開放，“天下”不是某個人或某些集團的私有財產。“天下”人人有份，它事關每個公民的命運，“天下”所涉及的壹切事務皆應由全體公民通過和平、理性的途徑協商決定，絕不可由某個人或少數人壟斷全體公民的命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任何人、任何組織都無權搶奪人民的天下！絕不允許槍桿子搶政權、侵人權、殺人民。國家的權力暫時授予誰，由選民說了算。政權的取得來自於人民的同意。 所有統治者，包括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正日、非洲吃人皇帝等都聲稱自己代表人民。同樣，所有民選政權也表示他們是代表人民。到底哪個是真人民？哪個是假人民？有壹個標準：公平公開公正且自由地由人民投票決定。 民主的標誌[標誌≠標準]就是政府[國家]領導人必須競爭上崗。中國搞市場經濟，推行員工的競爭上崗，以增進單位的活力和效率。同樣，要增進政府的活力]、廉潔度和辦事效率，必須實行政府領導人的競爭上崗。譬如：臺灣的“總統”、縣市長都是競爭上崗的。 有上崗就有下崗，政府領導人下崗俗稱下臺。所以，民主的標誌就是政府領導人[或執政黨]不怕下臺而且願意下臺！因此，只有某黨不怕下臺而且願意下臺時，中國就民主了！ 1945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和斯大林有壹段精彩對話。丘吉爾在全國大選中落選了，斯大林得意地說：“丘吉爾，妳打贏了二次世界大戰的仗，人民卻罷免了妳。看看我，誰敢罷免我！”丘吉爾應到：“我打仗就是保衛讓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力。”可見，真正為人民的政治家，打天下不是為了坐天下；而是為了人民擁有真正民主的權利，不再受專制獨裁之苦！ 有人曾指出，自由民主體制的根本，就是人民有投票權，而且人民通過投票來決定由誰執政，這是民主政治的自然程序：“人民覺得，‘夠了，夠了，該換人啦’；執政者應該有準備，不能說不可以換；妳要換的話，我就開槍。那這樣的話，就沒有民主了嘛。所以妳要實施民主，就要想到有壹天可能會下臺，可能會在野，但是在野也不等於是世界末日。好好地繼續努力，將來，幾年後，再贏回來嘛。所以妳能夠得到民心，妳自然就可以當選，得不到民心，妳就下野。這個制度的好處就在這個地方。” 可蘇聯似的共產黨太不地道，老百姓都競爭上崗或下崗了，就它哪怕血流成河也不願下臺，拒絕國家領導人的競爭上崗！ 市場文明要求市場的公平競爭；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更需要政治的公平競爭、思想的公平競爭、文化的公平競爭。公平競爭是中國走向富強、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二節 政黨的起源與特點 1．政黨的起源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黨屬於貶義詞。黨的繁體字由尚黑二字組成，黨者，黑幫黑，黑吃黑，壹窩黑也。所以《論語》說君子群而不黨，《論語》中註釋為：“相助匿非曰黨”。中國古代說到黨，就是朋黨、鄉黨、會黨。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壹群聲氣相投、利害相顧的人。 民眾之結黨，相當於劉、關、張結拜把子兄弟。有這樣的“黨”，反映了個人在社會上的沒著落，結成壹夥，好做事情。這樣的“黨”必定是內斂的，進則有門檻，須經得起考驗，壹旦進來就是自家人，有話好說，有福同享；出則有圍墻，統壹意誌統壹號令。自己想出就沒那麽容易，那叫“叛黨”。而“開除”更是莫大羞辱。所以，也就有了“結黨營私”的說法，結黨就是“黨的利益至上”，要忠實於“黨”。“結黨”後“黨性”高於壹切。 近百年來，中國人只有革命黨。“黨”和“黨人”，聽起來就有寒颼颼的金屬聲，令人想到金戈鐵馬、恩報相傳。“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這種“黨”觀念的自然產物。 在英語中，政黨即Party，是由Part（部份）轉化來的。Party：黨、政黨、社交聚會，在壹起開會的壹群人而已。政黨作為壹種光明正大的結社結夥形式，是西方議會政治中相同觀點的表達形式。同壹觀點者就是同壹政黨，目的是把自己的觀點更有力地表達出來。 利恩.愛潑斯坦把西方政黨定義為：“政黨是組織松散的、以特定的標簽（政黨名稱）尋求選舉政府官員為目標的組織。”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為大選而設立的，伴隨著選舉權的擴大而產生的。現代政黨最早起源於議會內的派別，由於政見的分歧逐漸形成議會黨團，隨著普選權的擴大，又由議會黨團發展成社會性政黨。1832年英國《選舉改革法》頒布後，使選民人數大約增加了50% 。選舉權的擴大使君主、政治家們不能再控制選舉，密室政治轉變為公開的、程序化的競爭性政黨政治。英國兩大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向現代政黨（自由黨和保守黨）演變。兩黨制的確立使議會選舉不再是候選人之間的個人競爭，而變成兩個政黨之間的權力競爭，兩黨輪換執政的責任內閣制逐漸形成。 美國立國之初，是沒有政黨的。現實證明，完全以個人身分參與民主政治活動是不可能的，尤其對於少數，妳必須集合起來，才能爭得表達機會。於是，美國的政黨開始形成。開國元勛們寧可讓黨派公開化，合法化，多多益善，從而彼此牽制，防止壹黨壹派獨大。壹元錢就可以註冊壹家公司，任人發揮經濟才能；在美國創辦壹個政黨則比辦壹個公司還要簡單。 美國的政黨完全是為選舉服務的。美國的政黨沒有“黨員”壹說，選民只是在投票選舉時登記為某黨黨員，目的只是為了在選舉中投該黨候選人的票。大選結束後，他本人對黨不履行任何義務。如公民對政治仍有興趣，可以參加當地的或州的政黨俱樂部或委員會，但其身份只是這個組織中的壹員。黨的全國委員會主要在總統選舉時發揮作用，平時基本不活動。各州的黨務工作基本上由各州自行其是。美國政黨的成員是獨立性、隨意性最強的，政黨對黨內成員的控制是最少的。即使壹個政黨勝選了總統又控制了國會，仍不能肯定該黨的政策能夠貫徹。這是壹種只有政治觀點、沒有紀律義務形式的政黨。 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政黨，就是相同政治觀點的人，集合在壹起，以便更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爭取自己的觀點能夠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從而通過選舉，在民主制度下得以實踐。 Giovanni Sotori指出：“政黨是社會中某些相同意見與利益人士的組織。他們的目的是利用政府實施他們的政見”。季特爾提出，“政黨是壹部分有組織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單位，根據其選舉權的使用，去參加政治，監督政府，以實現其主張。” 2．政黨的定義 馬列主義的說法是：政黨是代表壹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並為之而鬥爭的政治組織。政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有自己的政治綱領和明確的政治目標。2)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組織紀律。3)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集團主持的。 壹些民主派的說法：現代的政黨，是為了實行壹定的政治理念，並為了實行這種理念控制和左右政治及社會的杠桿——即政權而建立起來的壹種社會組織。壹定政治理念往往又代表了壹定的社會勢力，因此政黨往往是某種社會勢力的代表。 顯然，上述說法有嚴重的問題。不能把政黨等同於階級利益的代表。譬如：美國的共和黨，中國官方常說它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可公民投票時，仍然有很多窮人投共和黨的票。由於階級鬥爭臭名遠揚，階級的概念本身也存在問題，用階級定義政黨是不恰當、不科學的。 從西方國家以及臺灣的政治實踐來看，可給政黨下個簡單扼要而又正確的定義： 政黨是為了和平奪取政權的群眾性的社會組織。 依據這個定義，凡是主張武裝奪取政權的組織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共產黨、同盟會都不是真正的政黨。同盟會是專制國家走向民主社會的過渡性政黨，具有半專制性半民主性，革命成功後就解散了。 民主社會的政黨不搞武鬥，只進行合法的公平競爭。民主社會的任何政黨都不擁有暴力，都不控制軍隊、警察和司法，沒有什麽黨的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 擁有軍隊的“政黨”不是民主性的政黨，而是充滿了無限權力欲的、血腥野蠻的流氓集團！國家壹旦被這血腥的流氓暴力集團所掌控，人民就就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

壹個政黨有軍隊 ，其它政黨沒有軍隊，結果時時受到那個握有軍隊的政黨的威脅，這不是民主政治。如果每個黨都抓槍桿子，其結果是國家陷入內戰狀態，與民主政治毫不相幹。 政黨是自願的群眾性政治組織而不是權力組織。無權向國家機構、向社會下命令。民主政黨的主要任務是競選，選舉完了就休息。 民主政黨堅信民主原則，因此即便本黨領導人沒有掌權，這些政黨也承認並尊重民選政府的權威。所有民主政黨，不論是小黨還是大黨，都以妥協為原則；不搞什麽民主集中制。 3．政黨的特點 政黨政治的完善程度是現代政治成熟的試金石，政黨制度的健全與否也是壹個社會自由程度的刻度表，政黨政治所隱含的是人的基本人權——結社自由。政黨的特點有： 1）和平性。現代政黨的根本特征就是和平奪權，這要求廣泛地動員群眾，爭取民心。當然己黨當權後也容許他黨通過和平的手段奪權！現代政黨都是相互反對相互制約的。 政黨的出現與社會的多元化是聯系在壹起的。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所結成的政黨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因此，不同黨派的存在是十分正常的。 2）平等性。民主的根本出發點是人人平等，因此，由人組成的各政黨也是平等的，毋須服從另外壹個黨的指揮。任何當權的黨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強加於社會。 任何黨派均不得享有優越於其它政黨和政治團體的特權，更不能在憲法和法律中規定本黨的壟斷特權。各政黨壹律平等。聯邦德國《政黨法》規定：“如果壹個公共權力機構對政黨供給某種設備，任其使用，或者給予某種支持，必須對所有的政黨平等對待。”如在競選期間，給予各政黨以平等的機會在新聞媒介中發表政綱。 3）民意代表性。民主政治是由人民來決定國家大事，要知道人民意見卻極困難。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搜集整理民意。政黨是壹個整理民意的機構。民主國家的政黨沒有不變的主義，更沒有發起人的遺教必須遵守，他們每次選舉時都要臨時編出個綱領來，這些綱領就是整理過的意見，最後每黨提出壹個綱領來。人民看哪個綱領最中意，就投哪個的票。票子多的黨就可執政推行他們的綱領。這樣，政府推行的綱領就能切合多數人民的意見。 政黨是連接人民與政府的橋梁。人民通過加入某政黨或在選舉中投不同黨派的票，表達自己的觀點、願望，影響政府的決策。普選將體制外的主要批判勢力——左翼知識分子、工人階級，都容納進了體制內；成功地化解了革命的威脅。為了競選的勝利，各個政黨會歡迎新的利益集團加入自己的陣營，甚至將他們的觀點寫進黨綱。如英國的工黨和美國的民主黨，通過其政治綱領強調工會權利、平等就業機會、享受福利待遇和教育機會等，來贏得工人的加入和支持；化解了工人革命運動的危險，穩定了國家的政治秩序。  4）獨立性和公開性。任何黨派都靠黨費、黨產和支持者贊助而自養。同時要公開資金來源，政黨必須對自己的經費來源予以公開，司法部門有權調查各政黨的經費來源。聯邦德國規定各政黨每年對財務問題提出壹份公開的報告書，報告書由經濟檢查事務所進行檢查。政黨的目的在於掌握國家政權，與全國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政黨經費公開化並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才能防止政黨危害人民的利益，杜絕他們“結黨營私”。 5）合法性。政黨要遵循法制，恪守道德，為民楷模，否則就會遭到解散和罷免。政黨成立時，明確的黨宗旨必須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的要求。 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1條第2款規定：“如果根據政黨的宗旨或者黨員的行為，表明某壹政黨意圖侵犯或者廢除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該黨就違反了憲法。” 1987年10月27日全民投票通過的《大韓民國憲法》體現政黨的上述特點。其第八條規定：“允許自由成立政黨，保障多黨制；政黨的目的、組織和活動應符合民主原則，並應具有必要的組織形式，以便國民參與政治、表達其政治見解； 政黨依法受國家保護，國家可依法對政黨活動提供必要的資金補助；政黨的目的或活動，違背民主基本秩序時，政府可提請憲法裁判所解散之。政黨得依憲法裁判所的判決解散”。 凡具有現代政黨特點的黨可稱為政黨或正黨，反之則為邪黨，即結黨營私之碩鼠黨。中國只有賊黨，只有會黨，哪有政黨？黨用學者們研究什麽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純屬扯蛋。 4．政黨的功能 1）組織選舉。達爾認為，政黨乃是民主選舉中有組織的政治集團，尋求選民的選票，目的是控制政府。無論是在內閣制國家，還是在總統制國家，大眾性政黨是圍繞選舉這壹中軸而出現和定型的。因此，可以說政黨是壹個專門化的選舉工具，其功能是推薦候選人、提出政綱。這就是當代政治學將“選舉”界定為民主的核心內容的緣故。壹旦選舉結束，政黨便通過占據國家公共職位的政治家發揮作用，而政黨組織本身不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 美國前議長奧尼爾說，“壹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以地方為重的政治要求政治家從其選民利益的角度來關照全局。如果他無視選民的要求，他就甭想連任，甚至會像美國加州前州長戴維斯那樣被罷免。“壹切政治都是地方的”。這意味著任何壹個候選人如果要實現自己當選的目標，必須首先從自己的選區開始做起，與選區選民搞好關系。全國性的選舉是這樣，地方性的選舉更是如此。英國工黨規定：壹個人要想成為某壹選區工黨的候選人，必須先得到該選區工黨所屬的壹個支部或附屬於該選區工黨的壹個地方政治組織（如工會、費邊社等團體）的提名。得到提名後才能進入該選區工黨的候選人名單，參預層層篩選的競選。1983 年，布萊爾毛遂自薦競選議員，先獲得他所屬的特裏姆頓村黨支部四名支委的提名，又經過黨員大會通過。然後支部書記將提名結果上報給選區工黨書記，工黨書記再出具正式信件宣布接受該支部對布萊爾的提名。至此，提名過程結束。隨後，特裏姆頓村黨支部進行了緊張的競選工作。在選區工黨代表大會上，對各支部提名上來的候選人進行正式選舉。選舉要進行多輪投票，在119 名代表參加的選舉大會上，各候選人都要發表競選演說。布萊爾經過了五輪投票才當選為工黨塞奇菲爾德選區的預備議員候選人。待議會解散或接到補缺選舉的通知時，選區協會再舉行壹次大會，正式確定布萊爾為議員候選人。 2）參預立法，制定政策。政黨作為不同政治集團的代表人參預競選，獲得執政權。目的之壹就是參預立法，在立法中確保符合本黨政綱的法律形式，參預制定政治決策。議會黨團是政黨在立法機構中的黨派組織，議會黨團的設置在西方各國已經體制化。 3）組建政府，控制政府。政黨通過競選控制議會多數，取得組建政府的資格，或由政黨領袖直接競選政府首腦，取得執掌政府的權力。如英國式的責任內閣制政府，內閣由下院多數黨組閣，多數黨領袖是政府首腦的當然人選。政府實行首相領導的集體責任制。在責任內閣制政府中，壹個政黨取得執政地位，意味著該黨作為政治集團壹起進入政府執掌政權。但是，沒有哪個體系下的政黨可以實現對政府的完全控制。因為現在民主國家實行的公務員制度，避免了由於政黨輪換造成的政黨官員分肥現象。 4）利益的聚集。現代西方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多樣化，每個階層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各階層的利益常常互相沖突、充滿矛盾。如果任由代表每種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團都按自己的需要來要求社會，社會就會四分五裂。這就需要政黨通過把不同的利益聚合到壹個更大的組織中來，以此駕馭和平息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 在競選中，各政黨為爭取選票，會把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或個人聯合起來，組成以贏得選舉為目的的龐大聯合陣線。大黨通過吸納小黨的政綱來爭取小黨的支持者，眾多分散的政黨組合成“聯盟”。通過對各自利益的整合將共同的支持者集合在壹面旗幟下，以便贏得競選的勝利。 如：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就是壹個尋求代表所有德國人利益的政黨，商人、工人、農民、天主教徒、新教徒、婦女等。這種政黨被德國政治學家奧托.基希海默稱之為“兼容型”的政黨。要想獲得大選的勝利，就必須兼收並蓄容，代表廣大選民的利益。奉行極端主義政策的政黨，無論是極左黨還是極右黨，如今在爭取選民方面都不會有好的成績，很難成為執政黨。這類“兼容型”政黨，是多個小黨派的聯合，黨內協商性很強，隨意性也較強。 5．黨內派系鬥爭 首先，任何黨都有不同的派。毛承認黨內有派別鬥爭，文革就是壹場公開的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只要承認了黨內有派、或是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便可產生民主，是沒有根據的。 有人說，承認派系鬥爭，黨不就鬥垮了嗎？國家不就亂了嗎？這倒不壹定。美國的水門事件就沒有把共和黨搞垮了，也沒有把美國搞垮了。中國的宣傳機構藉此大肆攻擊美國的黨派政治，認為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壞處，其實這恰恰證明美國的黨派政治狀態較為正常，較沒有“壹言黨”的味道。派系鬥爭也是對壹個黨的生命力的考驗，它承受得住考驗，不怕亂，生存下來了，發展下去了，說明了它在歷史上還有它的價值。它經不住內亂，鬥臭鬥垮了，謝天謝地，活該。總比“團結”在壹起，再去搞第二次“文化革命”好得多。 “黨內有派”，也不是鼓吹殘酷鬥爭，而是承認分歧、尊重分歧；承認派別，尊重派別，在國家立法上把這種承認和尊重固定下來。要使派別鬥爭產生民主，關鍵的壹點在於確立壹套“競賽規則”。什麽是民主？民主意味著某種指導不同觀點的人們競爭領導權的壹套公認的公平方法，這套方法排斥暴力手段，強調對各方的基本人權的保障。 政黨講求的是誌同道合，合情合理的組織紀律不傷大雅，解決多元觀念沖突的主要辦法是：容忍、讓步和競爭；但萬萬不可在此之上再加壹層役人心誌的“黨性”。人的生命至尊，人的生命和人權底線沒有商量余地，“黨性”、“軍令”之類都要統統讓路。 日本自民黨內有派別鬥爭，中共黨內也有派別鬥爭。兩者的區別是：前者遵循民主的方法，是“費厄潑賴”(fairplay),後者則不承認那套規則，不承認反對派的基本權利，總是把反對派趕盡殺絕。有人說，共X黨搞派別鬥爭已經不用暴力了，比方，胡Y邦下了臺，仍能選入政治局。說這話的人忘了昔日王明在失敗後的很長時期內還被選為中央委員。關鍵問題在於，像胡耀邦能不能像宋楚瑜那樣公開地號召黨員擁護自己，去戰勝其它派別? 簡言之，他們有沒有言論自由等壹系列基本權利？如果他們不去“和黨中央保持壹致”（這分明是壹個專制主義口號），他們是不是會受到更重的處罰？

“和黨中央保持壹致”的“壹言黨”很危險：號稱團結，貌似嚴密，實則排除異己，控制思想，“偏聽則暗”，獨斷獨行。沒有了別的聲音，很容易出亂子。特別是執政黨，壹個文化大革命就斷送幾千萬中國人。所以“壹言堂”搞不得，“壹言黨”搞不得。

鄧的“不爭論”和“反自由化論”就是“黨同伐異”，帶有沈重的行幫舊氣。政治家不能把本黨的“異端”視為十惡不赦，而應視為可喜可賀的現象；就算這個“異端”錯了，也有它的存在價值，因為有了它，才有爭論，這個學派或者這個黨，才有生命。

有了分歧，又願意留在原來的黨裏，為了堅持原則，堅持真理，就只好“黨同伐己”了。所以，“伐己”不是壹種變態，而應是種常態。可以暫時撇開異黨不管，專門“討伐”同黨的當權者，作壹個“黨同伐己”的先鋒。當然，這種“伐”，不壹定要武鬥，不壹定要“宮廷政變”，而是在理論上去修正黨。中國的黨派要容忍“伐己”、敢於“伐己”、能夠“伐己”，中國的政治壹旦到了能“伐己”的地步，政治民主現代化的曙光，也就出現了。

6．儒家“君子群而不黨”是荒謬的

1）“君子群而不黨”，否定了人們結成社團的權利。孔子將有結社意願的人壹律貶為小人。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合群但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隨和而不贊同，小人贊同而不隨和）。

那些相互“勾結”在壹起打天下的豪傑，在儒生眼裏都統統是小人；當他們成功後，儒生就爭著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將人家吹捧為“真龍天子”。那些“真龍天子”們也繼續維護、宣揚儒教教義。奴才們的團結、甚至是交頭接耳，都是“真龍天子”們忌諱的。所謂的“真龍天子”不過是天下唯壹的小人；所謂的君子，不過是那壹介獨夫的忠實奴才耳。

“君子群而不黨”，是獨裁者們愚民的伎倆。他們要老百姓做“君子”，他們自己是不做的。大家都“不黨”了，他們就可以做“唯壹黨”，大家都清高做隱士高人去了，他們就可以穩坐皇庭。他們用王法給結黨者以重懲。

儒生們，“群”可以談天說地，講些諷喻時政的話；“散”可以醉臥山林，吟詩作對，以舒不平之氣。可壹談到組織，他們往往是不幹的，因為孔子教導他們“不黨”。

沒有組織上的聯系，沒有籌劃，沒有運作，自然就不會殺頭，不會株連。這是君子的聰明之處，也是可悲之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再清高下去，萬萬年也不成。

個人鬥不過集體，“壹盤散沙”鬥不過專制，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因為組織就是力量，烏合之眾也比個人力量之和大。所以，歷代專制者都嚴格限制民間組織的發展。而在專制社會裏，人們在思想上被剝奪了反抗的意識，在組織上沒有準備，在武力上沒有訓練，面對獨裁者的屠殺，沒有可能自保。沒有武裝、沒有組織的百姓只是待宰的羊群，即使數量多過軍隊百倍、千倍都毫無抵抗力。

壹個人不加入社團組織，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譬如：工人不能自由結成獨立的工會，其權利就會受到老板的侵害，屢屢發生的礦難就是證明。若礦工們能自由結社並罷工，老板還能強迫礦工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下礦工作嗎？

現今世界上很多國家，是較少“君子群而不黨”這種觀念的。在這些國家裏，知識界和政治界，並不以組織、參加黨派為恥，相反，他們以參加黨派為途徑，去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他們視政治為壹門科學，他們視黨派為實踐這門科學的協調和運作的組織，壹如律師公會、醫生協會，並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地方。因此，這些國家裏就易實施民主。

2）“結黨營私”不壹定錯

人們之所以要求“君子群而不黨”，其根據是“結黨營私”。雖然，歷史上的很多黨派，脫離不了“營私”的形象。這仍然是壹種以偏概全、混淆是非的狡辯。

首先，“結黨”不壹定就“營私”，明朝的東林“黨”人起事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剛剛聚成維新“黨”的時候（打引號，是因為它們只有黨的名，沒有黨的形），他們都是壹腔愛國熱情，沒有“營私”目的；孫中山創建同盟會時，“營私”是完全沒有的。

人們加入政黨也不壹定都當官、當議員，很多人是為了實現政治理想。

其次，結黨也可以營私。“私”不壹定都是壞的，正大光明的“私”就是人們的權利。譬如：工會、婦聯這些組織就是營他們的“私”即保障他們自己的權利嘛！

民主社會是由私心建成的，不是由公心建成的，依靠雷鋒精神組建民主是不可能的。“權力要為公”，不意味著“民主要為公”。權力必須“不得謀私”！權力是管理眾事的公權，是供每壹個人共享的公器。所以權力必須平等對待每壹個人，不能偏向任何壹方，不能偏袒任何個人和集團。在權力平等對待每個人的條件下，每個人都可依照規則各自謀私，都可以以我為中心。所以，結黨營私是天然的，對黨員給以保護並維護其合理利益是完全正當的。

德裔意大利籍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1911年發表《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說：“組織是寡頭統治的溫床。在任何組織中，其貴族化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在組織的日常活動中，壹定程度的專制有利於政令的迅速傳遞和執行。隨著掌控大權的領袖小圈子集團的形成，他們會變得日益保守，這個小圈子的特殊利益將背離組織原來所追求的目標。最後，政黨就喪失了自身的純潔性，走向了結黨營私。”

當壹個黨為壹黨之私而損公利時，它就無法建立自己“用權為公”的誠信，人們就會拋棄它。因此，為了達到執政的這個私利，就必須做足“為公”工作。

3）結黨“營公”不壹定好。因為政黨是人組成的，人會犯錯誤，政黨也不例外。當政黨把自己的“公”強加於國民的時候，災難就發生了，大躍進、文革就是例證。

因此，結黨營公並不是去謀什麽“集體”利益，而是主持公道、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俗話說：“不平則鳴”。作為政黨，就應該把社會的“不平”現象盡快的“鳴”出來，以便社會回復到公正的軌道。結黨謀公正，取決於黨的政治路線是為壹國所有人服務，還是為某壹個階級或階層服務？也取決於這個黨的組織路線是民主的，還是獨裁專制？是任人唯賢的，還是任人唯親的？是順昌逆亡，還是歡迎批評、保護批評？還取決於這個黨的素質，即它的成員的來源、成員的政治經驗和科學經驗、成員的理想和信仰、成員的教育和培訓等等。總之，結黨可不可謀公正謀公道，決定於很多先天和後天的條件。

第三節 政黨體制和極權主義政黨 1947年胡適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裏說：世界上有兩種政黨，英美式的政黨可稱為甲式政黨，而蘇聯共產黨、德國納粹黨、意大利法西斯黨可稱為乙式政黨。所謂美蘇對立，實際上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組織方式、兩種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對立，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之間對立。在美蘇兩種制度之間不存在第三條道路。 薩托裏深入考察了各類政黨制度的內部差別，建立了被公認為“最精致的”政黨制度分類方法。他將當代世界的政黨制度分成七種類型：壹黨制，壹黨獨占制，壹黨居優制，兩黨制，適度多元制，極化多元制以及原子化的多元制。 1．薩托裏認為，壹黨制是除壹黨外不允許其它任何政黨存在的制度 壹黨制有三種不同的政府形式，即：布爾什維克的獨裁政府形式，法西斯主義的專制政府形式，納粹主義的極權政府。  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實現了極端的權力集中，連工會的獨立要求都被否決。“對於這種過分的中央集權，當時並不是沒受到抵制。‘民主集中派’集團曾力圖避免黨的領導機關官僚化，並要求允許開展建設性的批評。‘工人反對派’集團當時曾提出，應該讓工會選舉壹個協調機構，以便改善經濟和增加生產。亞歷山德拉.科維泰在他所寫的小冊子中援引《共產黨宣言》，要求實行工人群眾的自治。但是這些反對派均被鏟除。1921 年，甚至動用武力來平息喀瑯施塔得基地的海軍嘩變。這些嘩變者要求給予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黨人以言論和新聞自由，要求給蘇維埃以集會自由並以無記名投票選舉領導人。”  列寧在1921 年把任何形式的多元主義和任何不同意見都列為非法，從而使布爾什維克變成了“惟壹的黨”。這樣，世界史上出現了“壹黨制”模式。這種新的政府形式被其他國家所效仿。斯大林上臺後建立起更專制、更恐怖的獨裁政府。 墨索裏尼靠打地主、分土地給農民和退伍軍人起家，他於1919年3月23日正式建立的“戰鬥的意大利法西斯”，宣稱要實行普選，給婦女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行8小時工作制，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把工廠或公用事業的管理權交給無產階級的組織等等。還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建立社會主義的意大利。1922 年10 月28 日 ，墨索裏尼領導了“向羅馬進軍”的行動，並從國家元首維托裏奧.埃馬努埃萊國王那裏獲得了組建新政府的權力。接著他開始在黨內實行“等級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把他的法西斯黨逐漸變為“領導黨”，開始進行他的“反議會革命”。從1925 年12 月到1926 年11 月，隨著壹系列法令、命令的頒布，政府反對派被取締，各民主黨派、協會、組織被解散。  墨索裏尼的法西斯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的領導，對黨的領袖絕對忠誠和服從；要求黨員“相信並遵從領袖的命令”，具有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屬於信徒型政黨。墨索裏尼是救主，其成員為信徒。黨內實行軍事等級制，模仿古羅馬的軍事制度。墨索裏尼非常崇拜古羅馬文明，希望自己成為像凱撒壹樣的英雄，恢復古羅馬的文明傳統和輝煌。 墨索裏尼的法西斯政權在於它廢除了議會民主和多黨政治。政府首腦的權力不再來自議會的同意，而來自專權的政黨的力量。不加入法西斯黨的人有可能被排斥在行政和專業職位之外。法西斯主義是壹種帶有傳統專制政府特點的壹黨制政治制度，因為制約著獨裁的那些權力中心壹直存在，而且墨索裏尼實際上不得不壹直註意到憲法所規定的諸多對話者。漢納.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 ）壹書中指出，墨索裏尼雖然十分喜愛“極權主義”壹詞，但他“並未嘗試建立壹種完完全全的極權主義制度”。他只是滿足於建立壹種壹黨制的專制制度。相反，希特勒建立的政府則是地地道道的極權政府。  德國的“納粹”的全名叫做“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這個黨的名稱具有明確的階級性。1920年3月25日起草的民族社會主義綱領文件除了反猶之外，還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沒收壹切戰爭利潤，企業（托拉斯）實行國有化，實現社會主義等等。

1920 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席卷災難深重的德國。1923 年壹場災難性的金融危機發生，使通貨膨脹率達到百分之260億！在壹月份花20 馬克可以買到1公斤土豆，而到十月份就需要900億馬克。德國民眾對個人和國家的前途深感絕望，社會民主黨對經濟困境的束手無策，中、上層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威脅又深感恐懼。這時希特勒許諾要控制工人運動，重建秩序，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保護私人財產免遭來自東部共產主義的威脅。他的計劃吸引了實業家、軍國主義者和中產階級。這些人是德國社會的支柱力量。 1932 年6 月的大選中，納粹黨獲得37% 的選票，變為相對多數黨。1933 年1 月30 日 ，85歲的興登堡將軍任命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由於憲法存在嚴重缺陷，終使民主體制演變為極權主義體制。魏瑪憲法的缺陷在於，它不但沒有限制總統的權力，反而賦予總統無限的權力。總統的任期又沒有限制，從而為希特勒實行獨裁統治提供了法律依據。如憲法第48 條規定，總統可以對不履行憲法或法律規定之義務的邦動用武力，強制其履行應盡的義務。在總統認為公共安全和秩序被擾亂或受到威脅時，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總統還可以在他認為必要時臨時幹預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權，通信、電訊自由權、言論出版自由權、財產權、集會權和結社權等。正是上述規定被希特勒所利用，最終結束民主制。 納粹黨上臺後，立即對反對黨采取鎮壓行動並限制新聞和集會自由。1933 年3 月24 日 ，希特勒授意議會多數，利用憲法和立法權，賦予他以全權。隨後，他又通過法律宣布，德國只存在“惟壹的政黨”即“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希特勒在隨後的幾個月內便廢除了民主政體，實現了中央集權制。他解散了工會組織並把其領袖投入監獄，指責社會民主黨是德國的叛徒，命令將其解散。興登堡1933 年8 月去世之後，希特勒又獲取了總統的職位。希特勒成了壹個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的獨裁者。希特勒規定士兵和軍官必須向他本人宣誓效忠，確立了他的“教主”地位，官兵對他必須無條件服從，信徒型政黨體制形成。  1933 年12 月1 日 ，黨、國合壹法公布後，納粹黨成為壹個公法團體，其章程由元首來確定。魏瑪憲法雖然沒有被取代，但它實際上已被壹系列特別法所廢除。眾議院已演變為這個惟壹黨的表決機關，聯邦院也隨著各種議會制度的廢除而廢除。這樣，國家權力就完全集中在元首手中。希特勒成為立法者，法律只是元首意誌的體現。元首的權力實際上是沒有限制的，惟壹的限制僅僅在於元首的民族意識、思想覺悟和責任感。“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壹個具有包羅萬象的功能的黨，它的觸角幾乎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壹切領域，是對社會實行全面專政的政黨體制。至此，德國的極權主義體制終於形成。 這三種形式的共同點是：黨國壹體化，黨的領袖=政府首腦，首腦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由“領導黨”代表國家控制壹切，社會政治化，政府具有無限的權力。而在民主國家，甚至在傳統的專制政府，政府所能控制的範圍都是有限的，集體與個人的大量日常行為都自由於政治權威之外。民主國家是在政府規則和幹預最少的條件下，由個人和工、商企業自己來進行決策的壹種體系。即便是獨裁者，也會在不挑戰其權威的情況下允許民眾從事自己的日常事宜。但在壹黨制的極權體系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限被打破。而且國家在向未來“完美社會”的逐步過渡中，聲稱自己擁有根據意識形態指導人類活動壹切方面的權力。 西方學者把蘇維埃國家、墨索裏尼的法西斯政府和納粹德國都歸入極權主義。他們認為，極權主義就是壹個政黨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和司法等所有領域的權力。這個政黨試圖重新組織社會，決定社會的價值觀；還通過控制公民的偏好、監視他們的行動和限制他們的自由等方式來幹預公民個人生活。這個政黨不允許其它政黨同它公平、公開地競爭執政地位，不準許反對黨的存在，禁止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用統壹的思想教育人民，人民沒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和組黨的自由；控制選舉——通過由黨的上級領導控制選舉委員會及官員的提名權，來控制選舉過程和結果。為統壹思想，不斷地進行清洗，實行恐怖統治。 胡適在1940年代總結了極權主義的20個特征：1.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2.由壹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執掌國家政權；3.嚴厲取締壹切反對政府的意見；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宗教之下；5.領袖是壹般信仰的中心，等於是壹個神；6.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民眾，嚴懲誠實思想；7.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和科學上的真理；8.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9.以專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10.封鎖消息，使人民陷於文化孤立，對外界真實情況無從知曉；11.黨控制壹切文學藝術；12.使用虛妄偽善手段，破壞政治信義；13.政府有計劃地實施罪惡；14.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公眾敵人”；15.講成分出身，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法；16.實行人民軍事化，時刻準備戰爭；17.不擇手段鼓勵人口增加；18.到處濫用“勞工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19.禁止工人罷工及抗議，摧毀壹切勞工運動；20.農工商各業受到政府及領袖全面統制。他明確地指出，蘇聯、德國、意大利推行的都是極權主義。 漢斯.凱爾森在他的《國家壹般理論》壹書中指出：任何個人無權以絕對的、獨裁的方式對其他人發號施令，也無權把自己視為國家的化身；國家的秩序不能完全壓制個人的意誌。凱爾森重新提出了多數原則。根據這壹原則，政府把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內的有效多數所采取的政策，視為自己的政策。這個多數派的政府要強行實現公民秩序，但他不阻止少數派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不阻止少數派在某次選舉後變成多數派。那種利用“代理權”，自稱是“人民的政府”，但卻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的政府，是獨裁政府。按照多數-少數原則運轉的議會民主形式，使人們可以通過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話來解決行政問題和階級沖突。導致社會安定同時又使思想自由得到維護，恰恰是寬容。 2．壹黨獨占制是由壹黨獨占政權，其它政黨只作衛星黨而存在的政黨制度。東歐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等國的政黨制度屬於此類，壹些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制度也屬此列。 3．壹黨居優制不僅允許其它政黨存在，而且還允許它們與占統治地位的政黨進行合法競爭。由於這些黨的力量弱小，遂使占統治地位的政黨長期執政。日本、印度等國的政黨制度就是壹黨居優制的典型形式。按照薩托裏的觀點，壹黨居優制實際上是兩黨制的變種。在這種政黨制度中，壹黨在競選中所處的優勢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為限制競爭的結果。 4．薩托裏指出兩黨制的兩個特征，這就是存在著兩個強大的政黨，每壹個政黨均單獨執政。此外，其它政黨的存在不影響兩黨輪流執政的格局，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距離很小，兩大黨之間的競爭完全是向心的。英國學者彼得.麥爾教授提出兩黨制的優點：首先，這是壹種較負責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中選民可以在輪流執政的兩大黨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其次，兩黨制較為公平，它鼓勵政府更叠，防止任何壹個政黨無限期地壟斷政權。最後，兩黨制鼓勵溫和的政治活動，因為兩大黨都為贏得中間陣營而競爭。 5．適度多元制類似於兩黨制。如果相關政黨的數量是有限的（約3 —5 個），便是適度多元制。它的特征有三個：各主要政黨之間意識形態距離較小；存在著壓倒壹切的向心競爭；持不同觀點的政黨之間有形成聯合的可能性。在這種政黨制度中缺乏反體制的政黨和雙重的反對黨。屬於這種類型的政黨制度的國家有瑞士、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聯邦德國等。在適度多元制中，各黨的行動是溫和的和負責任的。 保持民主政體正常存在和運行的，是代議民主和多黨政治。只有實行代議民主和政治多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專制獨裁的產生。政治多元主義認為，國家本質上是“分”，而不是“集”。民主政治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實行區域自治和職業自治。多元主義認為國家的作用是充當各利益團體之間的力量平衡器，它是壹個中立的仲裁者，不偏不倚地調節著社會各團體之間的沖突。而國家的這種功能則需要自由選舉的多元政治作為基礎。人民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組黨等自由是多元政治存在的前提，也是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順此前進，壹個缺乏民主的國家就可能逐漸變成民主國家。 6．薩托裏在他的代表作《政黨和政黨制度：壹種分析的框架》壹書中，提出了極化多元制的四個特征：1）相關性政黨的數量，通常在五個以上；2）位於外圍的各政黨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或宗教、倫理、語言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整個社會意見壹致的維度很低，這不能不影響到政治體制的合法性；3）這壹體制呈現多極化的狀態，至少存在著三極：左翼、右翼、中間派，而中間派已成為最廣大的社會基礎；4）極化多元制呈現出離心的傾向，政黨競爭的結果總是趨向各個極端而非趨向中間極。 薩托裏認為，極化多元制這些特征相互作用，很容易導致民主政體運轉失靈，或者使社會陷入靜止仃滯狀態；容易導致政府更叠頻繁，政局動蕩。典型的如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德意誌魏瑪共和國和壹次戰後意大利的多黨制，均出現上述情況。壹次大戰後民眾對“民主政體”的不滿正源於此。德意誌魏瑪共和國和意大利的多黨制民主體制的失敗，導致了希特勒和墨索裏尼法西斯極權政府的建立。 壹些學者指出：由於助長了弱小政黨的力量，比例代表制直接造成了政黨制度的分裂，並最終導致內閣不穩定。對此的研究揭示出如下壹個潛在的因果模式：分裂的政黨制度→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內閣的不穩定→民主的崩潰。因此有的學者提出，壹些在二戰前數年裏存在的歐洲議會民主制的失敗，本可以通過實行壹個簡單的戰略而被轉移掉，就是將選舉制度從各種比例代表制改變為英、美的單名制，即通過比誰取得相對多數的投票（即後來的多數代表制），在壹個選區選出壹個議員。”因此歐洲二戰後多選用單名多數代表制，以避免極化多元制政府的出現，從而保證了政局的穩定和議會民主的再度輝煌。

第四節 多黨競爭的偉大作用 人類文明競爭源於古希臘的奧運會。文明競爭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自由競爭是文明的象征，是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線。自英國革命以來，公平競爭的原則、制度在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領域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

競爭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和進步的永恒法則。社會缺少了競爭，定將走向僵死衰亡。如果經濟領域中不許競爭，壹種商品哪怕再壞，人們也只好任其盤剝；如果在文化領域不許競爭，社會必定萬馬齊喑、百花雕殘；如果政治領域裏不許競爭，社會將迅速走向黑暗。政治領域不允許競爭造成的禍害遠遠大於其它任何領域的不允許競爭所造成的禍害。因此，為了每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為了社會的健康和進步，在政治中實行多黨競爭是極其重要的。 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有墮落的趨向，沒有十全十美的聖人。那就讓幾個“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三個平等競爭的野獸（兩黨或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而壹個“聖人”的統治卻是專制。現代民主制的關鍵點是：沒有中心，沒有太陽！換句話說，在民主制中，誰都是中心，誰都是太陽。壹山不僅有二虎，甚至有四虎、五虎……讓這麽多虎相互制約，以達成壹個力量平衡的世界。正是力量的平衡阻止了人性的貪婪和權力的墮落。 怎樣才能保證各集團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呢？唯壹的辦法和謀略就是盡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勢、平衡。譬如說，某黨比國民黨大了，就要支持國民黨。1949年民主黨派犯的錯誤就在於共產黨過於強大時，他們不去支持國民黨。當時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誤以為民主是壹個聖人統治，而不是兩個魔鬼（國、共）的平等競爭。中國知識分子喜歡依附強權搞獻計獻策、為掌權者服務、歧視弱者，這種野蠻的專制主義傳統應對當時壹邊倒局面負責。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政黨競選制度。在多黨競選中取得議會多數的黨，才能執政，叫執政黨。執政黨不能由黨來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執政黨是通過掌握議會多數或行政權，來對國家的管理的。多黨制是人類社會的大勢所趨。 多黨競爭制度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黨競爭利於人權的保護 多黨制跟壹黨制的區別在於，無論妳代表誰，無論妳為誰服務，只要妳在上次競選時放的空炮多，妳的施政措施不力，就可能會失去壹些選票，沒有足夠的選票，那只能有壹個結果，下臺，重新反省自己。壹黨制，無論它幹得好還是不好，人民都喪失了自由選擇的權利；而多黨制確保了人民自由選擇執政黨的權利。  多黨競爭制促進了各種政治主張的爭鳴和交流，加快社會發展進程。在多黨競爭的國家裏，各政黨為了生存、發展都要進行自我宣傳、自我革新，讓社會了解它、認同它，各政黨絕對需要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這促成了百花自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使思想理論創新的節奏加快，質量提高，整個社會因之活躍向上起來，其變革進程必然加快。 2．多黨競爭制度利於維護各集團的平衡，能緩解社會矛盾，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 多黨制使各階級、集團、群體都可以直接、間接地找到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維護人──政黨。他們的訴求可以得到正常的反映，他們的權利可以得到壹定的維護。在民主規則下，各政黨無論大小，無論執政與否，都是平等、合法的主體。因此，他們能為所代表的階級和利益集團爭得合法權益，從而使社會矛盾合理、有序地調和緩解，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 3．多黨競爭制度增強社會監督力量，扼制腐敗的滋生蔓延 壹黨壟斷是腐敗之根。壹個國家裏，只有壹個黨“專政”，這是壹種政治惰性，壞處是沒有政治對手，沒有競爭，就沒有了活力，這“唯壹黨”就會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腐化墮落，變成法西斯類型的霸王黨。黨派只能是表達理念的工具，不應是壟斷國家權力的機器。如果特定黨派壟斷了國家權力，就無人能加以制約，再加上利益集團的興風作浪，黨的腐化不可逆轉。防止其腐化的最好方法是阻止其壟斷權力，這只有多黨競爭的制度才能做到。  多黨競爭是斬腐之劍，多黨競爭阻止了黨腐化變質！在多黨競爭的制度下，每個政黨都是壹個監督集團，在野黨可隨時抓執政黨的失誤而競爭執政的權力。這將對腐敗有極大抑制力。這是比標語口號、自我批評、法律條文強的多監控力量。 4．多黨競爭制度形成諸多平等競爭的政治集團，使權力交接公開、公平、公正，社會變革趨向和平、理性。政治活動從此走向了科學文明之路 政黨既是壹個有力的競選集團，也是壹個培養政治精英的搖籃；既為選民了提供了諸多可供選擇的對象，也使選民有了便於宏觀把握的投票目標。 多黨競爭制度使人們享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定期把那些腐敗的官員和腐敗的政黨選下去，清除政治生活中的毒素，保持政治生活的健康。民主社會有眾多相互反對、相互競爭的政黨。美國兩個黨顛覆來顛覆去已兩百來年了，這個國家還是壹直很強大。 5．多黨競爭制度促進社會發展的科學公正 人民不會遷就壹個執政不良、風氣腐敗的政黨；不會等待壹個執政黨緩慢地調整觀念、不斷地決策失誤、使全社會陷入誤區；而是盡可能地選擇綱領、政策符合國情民意、有利社會進步的政黨來執政。壹旦執政黨有失誤，也會在未造成重大損失前，或促其糾正，或迫其下臺，使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最有執政能力、最有責任感的政治集團手中，從而避免專制的危害，使社會發展趨於科學、公正。 6．多黨競爭制度降低社會管理成本 在壹黨獨裁的國家裏，壹黨統攬全部公共權力，並由社會供養其全部組織機構。以中國為例：社會不但要供養壹套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供養G黨及其外圍組織，就連各民主黨派的機關也納入了國家財政供養。整個社會消極聽命，社會管理效率極其低下。 在多黨競爭的社會裏，各社團組織的獨立性將大大增強；各政黨都力爭提出最佳的社會管理方案，以求得公眾的支持。執政黨要不斷提高執政成效，以爭取連任。在多黨競爭的環境裏，整個社會的管理水平會不斷提高。管理效率提高，管理成本必然下降。 總之，民主型的多黨競爭制度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如果沒有這種競爭制度，代議制政府制度、民主普選制度的有效性將受到影響。社會公正、權力制衡、遏制腐敗、政治創新將大打折扣。因此，有無民主型的多黨競爭制度，是衡量壹個國家是否實行了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也是決定壹個國家能否步入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

 

第五節 從“反對”到“反對黨” 1．“反對”自由 民主的關鍵是反對[挑剔]的自由。民主的關鍵就是言論自由，也就是說不同意、說相反意見的自由，正是反對的自由導致相反的施政意見的湧現、導致了黨派政策的不同，從而為人民自由選擇可心的指執政黨奠定了基礎。 承認人們的反對權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民主制度不但認可、包容反對行為，而且還是以制度化的反對活動為其存在條件的。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民主意味著人們能暢所欲言；能自由地教育兒女；能享有宗教自由；不會受到秘密警察動輒半夜三更來敲門騷擾，因為司法是獨立的；民主還意味著，人們可以組成政治團體反對現行政府。這些便是民主的基本要素”。賴斯話表明人們有成立反對黨的自由，這是由結社自由的天賦人權決定的！ 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和《世界的人權宣言》都宣布人人皆有言論上的自由反對權、有遊行示威權，中國的憲法也宣稱人們有批評權。這些權利就是反對權。 民主的精神體現在永遠把政府視作惡體，永遠不信任政府、永遠不信任黨！對權力懷有戒心是壹個民族在政治成熟的標誌！美國信上帝的人遠遠多於信政府的人，美國人民對政府滿懷戒心。在美國人的觀念裏，誰是自由的敵人？誰最可能剝奪人民的自由？不是鄰居的手槍，不是宣揚不同觀念的‘邪教’，而是政府權力。壹個有組織的，掌握了權力和武裝的政府，遠遠強大於壹個小民百姓，是對於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脅。美國人說總統是靠不住的，說政府是必要的惡。政府是必要的惡，就含有政府是人民潛在的敵人的意思。聖經說，愛妳的敵人，對這個敵人似的政府也要愛。愛的方式就是監督、批評和罷免。民主政府也有腐敗，不過他可通過制度改革消除同樣的腐敗，專制國家永遠做不到。 美國政府是壹個權力有限的政府。以美國的憲法為例，人民有顛覆政府、推翻政府的革命權利，人民有持槍對抗不公不義政府的權利，人民有詆毀元首與政府的權利，這些人民的權利，都是人民對抗不公不義政府的最基本依據。 前些年，當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政府推出消費稅（GST）時，這項政策對低收入家庭不利，就遭到工會、教會和慈善團體、老年人協會和退伍軍人協會等的各方面強烈的反對。如果政府在任何時候要增加任何營業稅、批發稅，又總是會受到老板協會的拼命反對。這些活動，是民主國家內部民主機制運行的壹部分。政府每推出壹項政策措施，總是有人“說不”。對此，人們已習已為常，見慣不怪了。正是因為有許多利益糾纏的行會組織的存在，使得政府不能任意專斷行事。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措施，總是在受到各方面的品頭論足、批評反對、並通過激烈辯論和平衡各方利益關系之後才能推出。這就是社會決策機制的民主化。 為什麽每當我國壹項政策推出或在壹個領導人的講話發布後，各行各業就只有“學習”、“貫徹”和“執行”的份？為什麽各行各業的人士就不能出於自己的利益對此品頭論足？就只能私下議論，而不能通過各種媒體發表批評和反對意見？難道我們政府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正確萬全的？都只會增加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會損害任壹行業、任壹群體的利益？為什麽受到某壹政策措施出臺所導致利益損失的社會群體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絕大多數人人已習慣了“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把執政者的權威視為絕對、視為無限；把任何對政府的批評意見、反對意見壹概視為“造反”，斥為“反動”；視“反對派”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反”成了貶義詞，是忠孝順的反義，與“逆”同義，為儒家所不齒。中國人壹聽到“反”，就會想到“十惡不赦”、就會想到“滅族”。中國人說“反”就翻臉，已失去了與反方正常交往的能力！  當今黨貴們和儒家分子最討厭“反”字。儒家說“孝”的目的就是消滅壹切犯上作難的因子；三國演義有壹個殺“反骨”的故事，就是儒家的諸葛亮幹的。那些恨“反”的儒棍和黨棍們，幹脆連漢語的“正反”2個字取消算了！正反兩方面的競爭是永恒的；搞階級鬥爭、剝皮、滅族來消滅另壹方，是反人類的罪行。毛澤東犯有此罪。 其實，反對是很平常的事。辯論會上，有正方，就有反方。下象棋、圍起，打足球，對手就處處要與妳反著來，這不就是反對嗎？正是對手的反對促使妳水平的提高！不平則鳴，不平則反，在“鳴、反”中讓社會認識到“不平”，並盡快地消除這“不平”。從而達到相反相成！可以說，沒有反對就沒有進步，就只會停滯、倒退，再停滯、再倒退。

為什麽在政治領域就容不得反對呢？是因為專制，專制容不得異己。所以，民主與專制的判定標準是：容得下反對的就是民主，容不下反對的就是專制。 用行政手段令人不能批政府，這社會就是專制的。尚若這社會的當權者用法律規定民眾不準批政府的，那麽這社會必然是專制。要求別人不批評政府就是要求別人放棄天賦人權，禁制批評政府就是剝奪他人人權。要求別人不批評政府，是專制思想作祟。 批評[推翻]本國政府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中國人應該批判本國的政府，當中國人都來批判本國政府時，中國政治的進步就來臨了。壹些中國人，不去研究批判中國的問題，卻整天研究美國的缺點來襯托“風景這邊獨好”，這是在愚弄群眾、掩蓋本國政府的罪惡。 有人說：“批評可以，要有資格才準批評”。就是說批評（言論自由）權利是按知識水平劃分等級的，其原則是下級不許批評上級。即是說，言論自由的權利大小、有無，是按等級來劃分的，是不平等的。專制統者就是靠這種不平等的意識形態來維護他的權力的。這和言論自由權利是全民性的、人人平等的觀念相抵觸的。 批評監督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天賦人權。言論自由首先是發表不同政見的自由，批評現行法律和憲法的自由，批評現政府及其首腦的自由，批評執政黨及其基本路線的自由。言論自由，特別是有關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言論自由──是所有民主制度的生命線。 2．“反黨”自由 毛說過：“我們必須相信黨”，也就是說不能反黨！所有反對毛澤東的人都是反革命，砍頭是必然下場，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也是反革命，死的下場，所有被毛派認為是反革命的，也都要下地獄。反黨是了不得的大壞事，沒有人敢對黨說三道四，反黨就意味著死亡。 毛又說：“黨是領導壹切的”。“領導壹切”，莫非連人民對它的批評監督也要置於其領導之內嗎？“妳們可以批評我，但必須根據我的指示來批評；妳們可以撤換我，但必須經過我的批準”。這說得通的嗎？ 有人說：“民主政治下，有錯就可以反！”此話錯了！ 妳反我，妳說我錯：我反妳，我說妳錯。到底誰錯？辯論會上，正方駁斥反方，反方駁斥正方。誰對誰錯，壹下子難以說清！他們之所以能批評對方，是因為言論自由！ 反對與錯誤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錯誤可以反對、駁斥，正確的也是可以反對的！因為“正確”絕不是100%的正確，總有漏洞，需要反對與批駁！ 人世間絕沒有什麽領導集團可以完美到無人批評反對的程度，倒是有薩大姆之流可以惡劣到無人敢於批評的程度。薩大姆雖然強使人民100%的投他的票，最後還是淪為了人民的公敵啊！可見，100%的“正確”的統治集團絕對是極端反動的集團！世界上沒有100%的“正確”的黨。所以，人們反黨是天經地義的。 如果只允許官方或某黨的施政綱領鋪天蓋地，其他派別的不同意見壹律封殺，這樣的選舉就是勞民傷財，就是欺世盜名。 若不許人民發表反對的意見，若不許反對派結成反對黨，那末人民選擇就是100%或95%的投薩大姆的票，古巴壹黨專政的憲法還是全民投票的結果，難道說它代表了人民？ 在現代民主社會，反黨是每個公民的天然權利，沒有哪個政黨不許他人反對。妳的政策主張合人的意，人家就贊成；不合人的意就反對是理所當然的。政黨無權要求公民對它無條件地支持，除非它是黑社會和邪教。不許反黨只能證明生活在地獄，處在秦皇的時代！ “反黨”與“結黨”都是天賦人權，何罪之有？只要不采取暴力的或犯罪的形式來反對，任何和平的公開的反對都是人民的天賦權利！國民黨反民進黨、民進黨反國民黨，都是天經地義的。不許反黨就是反人類，就是人類公敵！ 沒有政治反對的合法化與自由化，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反對黨，也就沒有自由。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沒有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之分。資產階級同自由的結合是壹種歷史現象，這並不意味著自由具有資產階級性。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本身就是壹個錯誤的命題。那些反自由化人士所代表的是壹種專制的、壟斷的、落後的制度，“反自由化”正是他們抗拒民主、維護壟斷特權的表現。有兩種人反對民主自由化，壹種是居廟堂之高的肉食者，壹旦實行民主政體，失去據為己有的金玉床那還了得！另壹種是專門伺候主子而自得其樂的奴才或專門為主子看家護院的打手，在他們眼裏主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乃是天經地義的，老百姓是不可救藥的下等人。專制者認為“自由化”是西方的專利，拼命否認無產階級的自由化。這是獨裁者的詭辯，是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汙辱。只有極權主義者、專制的社會主義者才公然反對自由化。反自由化就是反人類，就是人類的公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會離民主越來越遠，只會越來越專制。 3．成立反對黨的自由 言論自由→批評與自我批評→反駁、反對→反對派→反對黨！此公式表明了言論自由發展必然結果。遊行示威、結社、選舉、罷免不過是言論自由的深化與法律程序化而已！ 反對就是不同意，提出相反的意見和看法，與正見針鋒相對，揭露被掩蓋的事實。反對如果只是壹個人，只能稱為反對者，壹群人反對，就是反對派，反對派結成黨就是反對黨。 反對黨是指在健全的議會制度之下候任登臺執政的在野黨。反對派不是非法組織，也不是壞蛋集團，而是堂堂正正地監督執政黨。批評政府是天賦人權，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必須給予反對派以合法的平等地位！ 反對黨的存在是壹個制度健康的標誌。英國下議院的執政黨坐在議長右側，反對黨坐在議長左側。首相與內閣，正對反對黨的壹個影子內閣，就像壹盤棋，卒對兵，車馬炮對峙，由議長維持秩序，反對黨號稱“英皇陛下忠誠的反對派”，壹旦大選獲勝，雙方互換座位，有如足球下半場雙方易半場再戰，遊戲規則井然有序。  執政黨這壹提法有問題。民主國家，任何黨都無權以黨的名義向政府下命令，執政者是某黨派的人，並不意味著執政者就受該黨派的控制。因為任何黨派都無權向執政者下達命令。 世界文明進步發展全依靠反對黨派。羅馬帝國沒有基督教的反對派，就沒有歐洲基督文明產生；沒有英國清教徒的反對派，美國就不會產生和獨立；美國政治制度徹底開放反對黨的空間，兩百年來反對黨成了社會變革的動力，反對之處，壹派詳和；沒有國會的反對派黨，美國也不可能發達進步，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歐洲如果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得到保障。可以說，沒有反對黨派，就只有獨裁暴君殘酷統治。 反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源。中國需要反對，反對是中華民族富強的唯壹出路。  政治就似下棋，在政治賽場上是敵手，在場下就是朋友。阿爾巴尼亞“變色”前，阿裏亞總統做的最後壹件事，是成立反對黨。沒有反對黨，讓他跟誰談判、妥協、安全下臺！ 西方反對黨的專業就是和平地、程序化、合法地推翻政府。幾千年專制的中國的恰在於不允許人家和平地合法地推翻政府，甚至不允許分享權力。到了共黨統治時，就連傳統社會禦史式的反對都不允許了，對於壹切反對聲音，共黨只有永恒不變的回答：子彈。 共產黨自我標榜為執政黨，其實是掩耳盜鈴。有執政黨就壹定有反對黨，執政黨是相對反對黨而言的，如果沒有反對黨也就沒有執政黨。在中國，沒有反對黨存在，共產黨就不是執政黨，而是霸王黨。毋庸諱言，它是中國幾千年就有的朝廷，是半封建王朝，為什麽說‘半’呢？因為皇位不能世襲，但其權力移交方式和權力架構組成與封建王朝並無兩樣。  官方的說法是：“如果要成立旨在反對中共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是不允許的，也是違背全中國人民意誌的。” 這種說法是對人民意誌的強奸！沒有經過全民公投，怎能妄稱憲法？沒有經過全民公投，人民的意誌就沒表達出來！怎能說違背全中國人民意誌的？官方完全是強詞奪理！ 網上的儒家之徒說：“反對黨，授人以柄也；和而不同，可也。” “和而不同”，和者，贊和也；不同者，建設性的批評也。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和而不同”的制度，8個民主黨派以服從共產黨領導為前提，在贊和共產黨大政方針的情況下，可以提壹系列的具體的建設性的批評。可以說，儒家的治國方略已經被當局實施，儒家提倡的等級制得到進壹步的發揚光大！ 紐約壹個僑領被邀請到北京去慶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他見到了在北京的“民主黨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屈武，壹談之下，發現屈某三句不離“在XX黨的英明領導下”，不由得大為光火，說：“妳算什麽國民黨？天下哪有壹個黨在自己的綱領上，宣明接受別的黨的英明領導的？”咳，民主黨派成了奴才黨，奴才黨的上司就是強盜黨、霸王。 戴厚英說：“不壹定需要反對黨的監察形式。像日本壹向是自民黨天下，但他們黨裏有派。”戴厚英不了解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當然是壹個有反對黨的國家，而且還有好幾個反對黨（如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等）。日本無疑是多黨制。 存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它們都遵循著壹個共同的規則，用和平的方式競爭政權；這就叫多黨制。在多黨制下，每個黨在理論上都有贏得政權的可能性。自民黨雖幾十年來壹直執政，但並沒有從理論上排除其它政黨執政的可能性。所以日本是實實在在的多黨制。 壹個運動員在歷次比賽中始終保持冠軍稱號是壹回事；壹個運動員在當上壹次冠軍後就下令從此取消比賽，然後自封為永久冠軍，則是另壹回事。日本自民黨是前壹種冠軍，中共則是後壹種冠軍。陳毅之子陳曉魯就說：中共經過“武裝競選選上了”，但選上之後卻變成千年王國，“濫用了人民給的權力”。 黨挾“人民”以令國人，國人從來就沒真正行使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沒言論自由的條件下，連叫苦的權利都沒有，只有唱贊歌的義務。盡管黨可以鶯歌燕舞“就是好”，大多數人未必同意，雖然壹時被槍桿子“專”住了，反對意見被迫轉入地下，鐵馬金戈的寒嗖嗖風聲始終是要爆發的。“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專政”的時越長，爆發就越激烈。  1932年3月，汪精衛對“國難會議”代表之壹王造時說：“困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 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麽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可見，開放政權、開放言禁和黨禁是天下為公即權力為公的規律決定的。 政治要有起色，就必須開黨禁，就必須“黨外有黨”，打破“壹黨專政”的死氣沈沈的局面。壹個政黨能否保證先進性，光靠自律、靠黨內監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通過政黨監督才能保證各個政黨的先進性。政黨關系，應是監督關系為主，合作關系為輔；有了有效的監督，才能使各政黨下功夫提高自己。缺乏監督的執政黨最容易喪失先進性。如果沒有監督，只有合作，合作就會變成勾結起來的分贓關系。 允許黨與黨之間進行競爭，是黨內競爭的條件。不允許其它競爭性的黨派存在，黨內就缺乏自我革新的動力。黨與其它有機體壹樣，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人們常說領導就是服務，而服務員是可以挑選的。若X黨真正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就應該有信心在多黨競爭中獲取執政地位。所以，應該使民主黨派成為競爭性的黨派。 第六節 “階級民主”是馬克思編造的謊言 尊重人權已寫入我國憲法，這表明共產黨已開始承認普遍的人權即“抽象的人權”。因此，共產黨也應承認超階級的民主——全民民主。 1．從民主的概念看，不可能有什麽階級的民主 古雅典的民主是指的公民當家作主，凡是公民都有參與民主的權利，不存在公民中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情況！ 排除了奴隸參與的民主≠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古雅典民主是公民民主，不是奴隸主的民主，廣大的平民是公民大會的主力，他們享有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利，他們不是奴隸主。古羅馬的平民也參加公民大會，而且有保民官保護他們的權利。至於奴隸沒有政治權利，因為他們不是公民，不享有參與民主政治權利。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不享有參與中國選舉的政治權利啊，為什麽要苛責古人？雅典的奴隸制不是民主本身帶來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正是民主制度的建立為人們認識奴隸制不合理提供了條件。 馬克思斷言在社會分裂為對立階級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超階級的自由民主只能是騙局。這是典型以偏概全。中國歷史教科書反復說古代民主是奴隸主階級的民主，本身是壹家之言。把古代民主汙蔑為奴隸主民主是別有用心的，是為自己搞階級壓迫提供借口，為黨專政找借口，這是馬主義為自己專制獨裁找榜樣而進行的鬼辯。 2．民主是指建立在人權基礎上的壹套規則，人權的超階級性決定了民主無階級性 近現代民主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人權基礎上的，人權的超階級性決定了民主無階級性。 專制主義或壟斷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人人不平等基礎上的等級特權制度[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人人不平等的制度必然存在著特權階級對無權階級的壓迫剝削，必然是充斥著罪惡的人間地獄。孫誌剛慘死就是特權制度壓迫的必然結果。 與專制制度相反，民主制度是以人人平等的理論為指導的，不可能因人而異，不可能存在什麽階級性！好比體育競賽的規則，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種族、民族、階級的特護或歧視，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去參加；從來沒有聽說體育競賽的規則有階級性。 民主規則模擬了古希臘奧林匹克體育競賽的精神——公開、公平、公正。言論自由的表現之壹——辯論規則就體現了平等精神。美國大選、臺灣大選的候選人電視辯論都體現了平等精神！司法規則中的無罪推定原則也體現了原、被告間的平等精神！ 候選人當上總統後也許會搞階級歧視和特權保護的政策。不用擔心，自由輿論會譴責他，人民會遊行示威發起罷免活動，把階級色彩強的腐敗領導人趕下臺。2003年美國加州州長被選民罷免就是證明。 人權的核心內容簡介是自由選擇權，它是屬於每個人的天賦權利，和貧富、種族、性別、學識等等都沒有關系。從這個理論出發，才能產生民主選舉的制度。天賦人權論表明，民主制度是沒有先決條件的，在任何社會環境下都可以實行。 當代民主理論主張國家政權屬於全體人民。民主是全民共享的，窮人出生的林肯、克林頓先後當了美國總統。誠如林肯所說，“我之所以當總統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我是壹個活生生的例證，我的經歷證明了妳們每個人的孩子都有能力入主白宮，就像我父親的兒子已經做到的那樣”。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坐了27年牢的曼德拉做了南非總統，我們能說目前的南非是少數人的“剝削階級”民主嗎？ 在當代已沒有什麽“少數人的民主”、“多數人的民主”之分，更沒有什麽“階級民主”，只有全民民主。全民民主的判定標準是： 1）全體人民是否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如果只有壹部分人（即使是多數）有言論自由，而另壹部分人沒有，那就不是全民民主。 2）全體人民是否都有自由地立黨結社的權利。如果是只許壹部分人立黨，不許其它人結社，那麽這就不是全民民主。 簡言之，就是開放言禁和黨禁。 3．文官中立化避免了民主政治的黨派階級化 英國公務員制度有壹條成功的秘方。1859年，投考印度政務官的筆試試題是：“試論達致權力快感的幾種環境情勢”（Describe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situations which give birth to the pleasurable sentiment of power），應考的人全是牛津劍橋的畢業生。然而，對“權力的快感”誇誇而談的考生，不論詞藻如何漂亮，言論怎樣精致，壹概不及格。 原來考官有心試探這些高材生對“權力”的看法立場：承認權力會帶來快感和樂趣的，將來必易受權力腐蝕；反之，考生壹提筆就駁斥權力快感，從而否定此命題者，優先錄取。 英式公務員的優勝，在於面對權力誘惑時理性的自制。英國的文官制度，許多人壹知半解，說是借鑒了中國的科舉。但中國的科舉考試會出這樣的題目嗎？中國的宮廷政治，嗜權、濫權、戀權；英式的公務員體制，首重對權力的看破和限制。 在民主政治下，國家的公職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兩大類。政務官是由民選的；譬如：擔任議員、市長、總理、總統等職務的便是“從政”的政務官；政務官必須對選民負責。 事務官（或稱文官、公務員），壹般是常務副部長或司局長以下的全部職位，通過考試錄用、晉升，不受政黨政治的影響。“做官”通常是指那些由任命產生的政府職務，尤其是常任文官；在政府內部，擔任處長、局長、常務副部長的職務就是“做官”。 擔任常任文官的人通常不是政治家，而且還被要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允許把黨派之見帶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民主國家實行文官中立、文官非黨化原則。不管哪壹個政黨在選舉中獲勝，都不得撤換未犯過失的事務官和公務員。這樣，國家機構就不會成為某壹個黨派的附庸，且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公務員是全體國民的服務者，不是某壹個政黨的仆從。公務員只對國家對法律負責，不需要宣誓對黨忠誠。 可在中國，愛黨、忠於黨，成了每個中國人的義務。中國每個單位的職工守則第壹條就是擁護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妳對黨表達不滿意見，就會被扣“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帽子，違反了守則、“反動”雲雲。其實，這種條例是霸王黨強加於人的，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確立的人人平等原則，是反人類的非法原則，必須予以取締！ 4．如果壹定要說民主有階級性的話，那麽，民主是照顧下層弱者的制度！ 雅典伯裏克利時期國家各機關的公職實行津貼制，以便普通公民參政。另有觀劇津貼，資助貧民參加城邦的文化生活。當代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也是照顧窮人的制度。 民主國家的工人罷工的制度也是對弱者的保護。美國“高考（SAT）”的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進行了壹項被稱為“奮鬥者（striver）”的計劃，其主要內容是在分數報告上照顧那些來自黑人、西班牙人家庭、來自低收入家庭、來自落後地區、來自落後中學的考生。布什總統說，偏向弱者的照顧方針違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則，要糾正！ 中國的情況剛好與美國相反。山東的錄取分數線比北京創紀錄的高140分。也就是說，山東的考生，如果在北京考試，5門課中有壹門課缺考，照樣可以上大學，人間不平的事情，還有能出其右者嗎？教育部違反《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無視每個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說明了專制制度維護的是等級特權，照顧的是上層，欺負的是下層無權階級。 5．民主不是富人的遊戲，權錢勾結是專制的頑癥 江澤民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最科學的。美國有什麽民主？比如選舉，好像每個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競選壹個總統沒有上億美元的資本，是沒有辦法當選的；競選壹個州長，沒有上千萬美元買選票是沒有辦法當選的”（引自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山西考察工作時的講話要點》）。這就是常說“西方民主是富人遊戲”的來歷。 左派說，搞自由競選花很多錢。是的，美國選國家領導人要花很多錢，不經濟；但中國領導的交替卻花了好多人的生命，中國領導人的轉換的成本不知道大多少。 民主的代價即使再高，都不及專制貪汙腐敗損失的壹個零頭，還不算壟斷主義對經濟、對人的思想的嚴重束縛所造成的無法估量的代價。 奧運會不是更花錢嗎？左派為何不把奧運會稱為“富人的遊戲”而加以反對呢？ 有人說，金元政治的邪惡，壹是腐化政府，二是對窮人不公平。是這樣嗎？  1992年克林頓，布什和佩羅角逐白宮，億萬富翁佩羅腰包最厚，得票最少，克林頓最窮反而當選。競選花銷也符合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遞減原則。廣告做到壹定程度，再發廣告也增加不了多少票。因此，金元的作用並不是左派所鼓吹的那麽神通廣大。 金元腐敗表現在通過捐款跟政客作交易。比如說，張三走進李四的辦公室：請投這個法案壹票，我給妳捐10萬軟款。然後王五進來：請投反對票，我給妳15萬。李四議員則根據誰出的價高聽誰的。這樣的事情才是政治腐敗。 防範腐敗的關鍵在於限制、監督和分散權力，而不在於限制金元。成克傑能受賄千萬，原因在於他有不受監督的權力批準地皮使用權。美國政府相對廉潔的主要原因，壹是權力分散，沒有誰能夠單獨畫圈圈。二是決策程序公開穩定完整。三是監督機制完善，體現在三權分立相互監督，兩黨相互找茬，媒體成天耙糞，以及眾多的民間獨立團體充當看門狗（watchdog）。四是常設反腐機構（FBI）用特務方式“死叮（sting）”政府官員。在這樣的重重屏障之下，政治捐款的腐敗效力難以發揮。 學界的研究壹再表明，政治捐款對立法過程的影響微乎其微。原因還在於，從民主選舉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政客，壹般都有很強的政治信念。影響決策的因素很多，如黨派立場，選民傾向，輿論壓力等等。再說，三權分立的制度使得某個富翁購買法案幾乎不可能。立法需要4百多眾議員，1百參議員分別通過，經總統簽署才能成為法律。成了法律還可能在司法復核過程中被最高法院駁回。全部過程都是公開進行。可想而知，買通整個政府是壹件多麽困難的事情。對壹家希望長期經營的公司來說，壹旦被曝出醜聞，對於公司的聲譽和經營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行賄的風險極大；哪怕妳真的買通了方方面面，壹轉眼政府、議會又改選了，公務員又調換了，妳花的錢很可能都打了水漂。

更重要的是，能否通過限制金元消滅政治腐敗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金元並不是唯壹有價值的政治資源。還有其他政治資源，譬如：報紙等。紐約時報總編：“請投贊成票，我寫社論幫助妳競選。”紅衣主教：“我以上帝的名義指令我的教徒投妳的票。”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寫文章論證妳的經濟政策合理。”流氓頭子：“我帶弟兄幫妳攪亂競選對手的集會”。歌星麥當娜：“請投反對票，我在妳的競選集會上演唱助興。” 壹場競選集會，壹般能煽動5百人參加就不錯了。如果球星喬丹出席，他無需說壹句話，不用捐壹分錢金元，就可輕易吸引兩萬人。壹個無名氏要想抗衡，唯壹的手段就是募集更多的金元。……這樣的可能性不勝枚舉。哪壹項都不比孔方兄幹凈。把改革的著眼點放在金元上是膚淺、片面和無效的。 當然不是說民主制度下就不會有貪汙、和權錢勾結，但比起非民主制度來說，是壹個天壹個地。原因正在於，特權是非民主制度下的普遍現象，因此貪汙、腐敗和權錢勾結的機會很多，也很容易實現；而民主制度至少從整體上消滅了特權和特權階級。 主張限制金元的另壹誤區是“平等”。人們自然而然地以為，限制金元是在幫助窮人。這種觀念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金元不等於選票。富人有金元優勢，窮人有人數優勢。民主政治對兩個階級是平等的。壹般認為，競選眾議員至少需要50萬美元經費。由於美國在居住區域上貧富自然隔離，窮人跟流浪漢為鄰，富人跟闊佬同街。500張千元贊助支票對美國太子黨是不費吹灰之力，而對於來自窮人區的有誌青年難如登天。假如沒有捐款限制，那麽囊中羞澀的野心家只要感動壹個百萬富翁就夠了。不要以為“資產階級”不會贊助窮孩子，美國的富人中樂善好施者出奇的多。他們很多人自己就曾經是窮人。紐約壹闊佬拿出1百萬給窮人發偉哥做愛。比爾.蓋茨出資240億幫助窮人治病。可以想象，他們絕對願意拿出幾百萬去贊助幾個有前途但沒錢途的政治黑馬，如果法律允許的話。貧困潦倒的馬克思靠的是資本家恩格斯資助，才能寫下《資本論》。假設馬克思生在今天的美國，並棄學從政。按照選舉法，恩格斯至多只能贊助壹千美元。於是以拯救工人階級為己任的馬克思根本就別想當選。 限制競選捐助的最大受害者不是富人，而是窮人。大款可以掏自己腰包競選。2000年大選，新澤西州億萬富翁 Jon Corzine 拿出6千萬美元的個人財富，成功地贏得年薪十來萬的參議員席位。他根本就不必勞神去募捐。出身貧寒的政治家如克林頓只能靠捐助。限制捐款數額只能增加募捐的難度。同樣是50萬，募得十個五萬要比乞討五千個百元容易得多。 限制金元同時造成新的不平等。在底特律，壹個汽車裝配工人的工資高於教授。教授可以寫文章做演講助選，不必動用金元。如果禁絕金元政治，那不會寫文章的工人只能幹瞪眼。於是教授的影響力不平等地高於工人。在金元政治下，工人不用耍嘴皮，只需掏腰包就可以跟教授抗衡。為了平等和言論自由，就必須維護金元政治。 限制金元政治的潛在後果，是新聞媒體的地位不成比例地高於其他社會行業。電視臺和報業老板，甚至記者，都不是完全中立，都可以左右選舉結果。沒有金元政治，則其他人無法購買廣告反擊。同時使當權者處於更優越的地位：當權者每天制造新聞，等於不花錢做廣告。挑戰者為打開知名度，比當權者更需要金元。增加募捐的難度就是增加挑戰的難度1974年開始限制金元的結果，就是在任議員競選連任率大大提高，已經超過90%。 政治“限金”改革既不消除腐敗，也不促進平等。“限金”的最顯著的效果，是增加大量的條條框框和法律禁忌。搞得每個涉足政壇者必須先花大錢請律師。 以著名法學教授 Bradley A. Smith 為代表的眾多學者多年來不斷地論證、呼籲，真正合理的改革應該是放棄現行的“限金”思路，在及時公開捐款人和捐款數額的前提下，全面開放金元政治。回歸憲法第壹修正案的“不得立法”原則，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壹個政治家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須說服廣大選民接受他的政治理念。也就需要大量的金錢作宣傳造勢。國家每壹項政策都牽涉各方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於是企業界逐漸介入。不僅“資產階級”企圖影響政治，“無產階級”也不示弱。工會擁有大量的會費，同樣有力量加入遊戲。這樣壹來，限制金元政治的問題從20世紀初開始進入議事日程。 1907年，改革的矛頭首先指向“資產階級”。替爾門法案（Tillman Act）禁止銀行和公司向候選人捐款。1925年聯邦腐敗法案要求所有參選人按季度申報百元以上的進出。1947年 Taft-Hartley 法案禁止工會直接出錢贊助政治家。  1971年“聯邦競選法”是美國第壹部系統規範競選籌款的法律（1974年補充修正）。它規定：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選舉捐款，各黨派候選人都必須上交收據，並用其選舉開支進行核實。在壹次選舉中，個人給某壹候選人的捐款不得超過1000美元；壹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不得超過5000美元；個人壹年可資助選舉的捐款，不得超過2.5萬美元。 聯邦競選法建立了嚴格的申報制度。同時建立了總統選舉基金。如果候選人自願接受花費總額限制，則可以得到政府公款。到2000年大選，小布什和高爾在贏得各自政黨提名之後，分別領取6千7百萬美元競選公費。 2002年頒布“兩黨競選改革法”。該法的主要條款是：禁止“軟錢”（“軟錢”是指捐給政黨、用於非促選目的的“建黨”捐款），即各政黨不得再接受任何“建黨資金”；同時也提高“硬錢”的上限，比如，個人捐款數額從1000美元上升為2000美元，個人壹年可以用於支持選舉的錢數最高從2.5萬上升為4.7萬。限制獨立助選，在選舉日60內，非候選人不得發布助選廣告。 競選總統的經費來源，主要是選民的自願捐款，想多捐錢是不可能的，因為超過“硬錢”的上限屬於違法。不足的部分，由國會從國庫裏撥給最後被法律確認為正式競選者的人。 法律規定捐款限額，是為防止競選上臺後的官員對捐款太大的人懷抱感恩而制定不公平的政策。法律的嚴格規定，避免了富豪或大企業控制政府。雖然說有錢的人在作為候選人、言論自由方面，與窮人相比有優勢，但投票權掌握在廣大的普通人手裏，富人出身的政治家必須照顧到窮人的利益，否則，他就得下臺。民主社會的性質是由人民自由的選票決定的。 美國對於公司的政治捐款有限制，不許妳用金錢操縱政治。妳當總統，就不準賺錢。而且，當總統要把自己的私人財產移交給壹個托管會(Trustee)去管，不準妳再搞賺錢的事了。不光是現在不行，象克林頓、布什，他們以前賺錢時不規矩的事大家都要把它兜出來，要找他麻煩。所以這種憲政體制就是不準官商勾結。妳賺錢就不能從政，妳從政就不能賺錢。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官商勾結，省委第壹書記都是抓大項目的，都抓賺錢的事情。他利用他的地位來搞錢，他會使中國腐敗和官商勾結進壹步制度化。中國的前景不是英美的好資本主義，而是西班牙的壞資本主義。 民營企業與公有企業相比受到了很大的歧視。河北有個孫大午，他不賄賂當官的,他搞私人銀行，用比較高的存款利率與國營銀行競爭。當官的就把他判了刑。因為孫大午在北京大學、農業大學等處發表演講，宣傳“農民的真理”，揭露“八座大山”的黑幕，指出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在於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還在‘大午網站’上發表文章，這才觸怒了權力機構，結果不僅三兄弟身陷囹吾，喪失個人自由，而且帶來民營企業大午集團公司面臨崩潰的危機。 6．沒有資產階級專政 有人說，西方的民主是虛偽的，證據是：《獨立宣言》宣稱“人人平等”，當時的美國卻有著數量眾多的黑奴，甚至執筆的傑斐遜本人就是壹個奴隸主。 其實，宣稱人人平等是實現平等的第壹步。在人人平等的觀念被接受之前，難道能有事實上的平等嗎？如果那樣的話，又何必發表宣言？只有當原則被承認之後，才有機會去實踐它。正是平等理念最終導致了林肯解放奴隸，並最後通過了婦女選舉權的修正案。 按馬KS階級民主的邏輯，美國早期的民主也是奴隸不能參與的民主，那能說美國民主是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嗎？顯然不能。美國的奴隸制不是民主本身帶來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的。正是民主制度的建立為最終消滅奴隸制創造了條件和動力！哪象中國直到清末才在西方的影響下廢除奴隸制。把美國民主說成資產階級民主也是錯的。 民主國家，拒絕任何階級的專政，所有的階級都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便各個階級、階層都能影響國家立法和行政；且老百姓還可行使遊行示威、言論自由、投票罷免等權利來控制官員，因而階級矛盾也好解決。美國是階級矛盾最小的國家，原因就是民控制了官。 美國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任何人難以在美國憲法找到階級、黨、專政等這些可怕的字眼，也找不到要人民承擔什麽責任和義務的字眼。相反，到處可見的是政府不得什麽。美國憲法是保護美國人而限制政府的，不對任何人、任何階級實行專政。 1801年傑弗遜就任美國第三任總統誓詞中的名言：“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對任何形式的對於人類心靈的專政。”今天仍是人類追求的目標。 美國，也是全球富翁最多的國家，這些資本家們會不會聯合起來，操縱政府欺壓人民？人們聽到這些富豪們倒是聯合過壹次。布什2001年上臺後，宣布10年之內廢除遺產稅。2001年2月，美國120位最有錢的富翁，主動上書國會請願，要求國家繼續征收遺產稅。 美國商人巴菲特曾當著他孩子的面在公司大會上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壹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他宣布，將自己超過300億美元的個人財產捐出99%給慈善事業，用於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美國富翁，生前節儉，死後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比比皆是。 美國的生產資料都在私人手裏，會出現壟斷經濟嗎？會出現幾個資本家占有全國財產的情況嗎？有這種可能，但在逐漸成熟的市場經濟下，在公正而有權威的政府幹預下，很難。前幾年，美國政府不是把微軟告上法庭了嗎？告什麽？就是告微軟壟斷。 有人說，“美國民主是假的，小布什不就是壹個太子黨嗎？”對曰：不能因為老布什當了總統，就禁止他的兒子競選總統。重要的不是誰當總統，而是總統是如何產生的。小布什當總統並不是從老布什那兒繼承的，也不是老布什隔代指定的，這跟慈喜太後壹會兒指定光緒做皇帝、壹會兒指定宣統做皇帝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英國也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論，都是在英國家寫成出版的，連他死後也安葬在這國家。試問，如果英國是個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能做到這壹點嗎？ 馬克思要人們信仰階級鬥爭的理論，為證明無產階級獨裁的合法性，就編了資產階級專政這個的特大謊言。把所有的汙水往的資本家身上潑，把子烏虛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說成是惡魔，目的是為了把社會主義打扮成天使，是為了給黨專政國家披上壹件合法的外衣。　 左派常引證馬的話：不管資產階級國家采取何種形態，但本質均是壹個：資產階級專政；資本主義的議會制，不過是決定資產階級中的哪壹個派別上臺執政而已。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時講的話。為何馬不對西方民主制在其“初級階段”便已表現出來的偉大歷史性進步（多黨制、民主票選、任期限制、三權分立等）大加肯定，反而對其進步性（比如多黨制、輪流執政）進行批判？因為馬克思來自壹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德國，對民主壹無所知是必然的了；“階級民主”，是馬克思制造的謊言。 7．“無產階級民主”不是民主，而是獨裁！ 少數人霸占國家政權的情況，是對國家本質的背叛。馬克思反對民主理論，把國家政權甚至國家本身都說成階級政權和階級國家，反對國家本質的全民性。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國家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是壹種支配民族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人類共同享有的組織。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寫道：“國家應當成為壹個從各種社會力量中吸取其內容並且為人的創造精神服務的文明國家。” 1986年8月，該黨通過的新綱領草案（依爾塞草案）說得更清楚：“國家並不是必然要成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者有勢力的利益集團的工具。國家也能夠成為按更加民主的方向變革社會的那種勢力的重要工具。” 德國社會民主黨認為，“人的生命、尊嚴和良心是高於國家之上的。……國家有義務保障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國家應當為每壹個人在獨立的自我負責和履行社會義務的過程中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創造先決條件。 奧地利社會黨綱領指出，本黨的目的是使國家人性化，而不是使人國家化。 階級“平等”在西歐各國的中世紀就部分實現了。法國三級會議就是貴族集團、教士集團、和第三等級集團[包括工商人物、平民百姓]的代表權平等，三個集團各有壹投票權！ 法國大革命拋棄了階級的概念，強調人人平等，按國民人數確定投票權。第三等級代表了國民絕大多數，因此他們宣布自己組成國民議會，發表人權宣言。階級的範疇被拋棄了。 馬克思卻重新檢起階級破爛，經過剩余價值論的包裝，把人分成階級，把國家也說成是階級專政的工具。馬克思認為，階級社會由於財富的不平等，因而引起所有社會關系的不平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也沒人人平等，實現平等只能等到消滅階級後。“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就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過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於荒謬”（《反杜林論》）。馬克思宣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沒有平等可言，無產階級就是要壓迫歧視資產階級。這個宣傳就違反了天賦人權理論中的最基本的平等權。 共產國家起初把人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為馬克思這麽說過。後來又提出什麽無產階級人權和資產階級的人權，最後又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等等荒唐的說法。事實上，任何人都需要財產來維護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把財產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人權是錯誤的。人權沒有階級之分。“階級人權論”是反人權的，因它否定了超階級的人權的存在。人權是超階級超國家的，這是人權區別於其它權利的根本特征。 所謂的無產階級人權就是指“多數人的人權”。鄧小平說：“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這表明鄧不知人權為何物。人權不在於多數人和少數人，人權是每壹個人的人權，是所有的人都享有的人權。鄧以為強調“多數人的人權”就可以和西方世界對抗了，恰恰暴露了他蔑視人權的嘴臉。“多數人的人權”是將少數人排除在外的。“少數人”不是人嗎？如果是，為什麽沒有人權？如果不是，那是把人不當人。把人不當人是專制主義的本質。既然可以把人不當人，也不會限於少數。 “對部分人自由的剝奪就是對所有人自由的侵害”，這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常識。富人欺壓窮人、地主對農民實行奴役屬於野蠻和專制當受遣責；反過來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欺壓和奴役同樣是也是專制，不存在正當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理想。 馬克思在凡是涉及到權利或自由，除了嘲諷外，什麽都沒有，他對自由根本沒有概念。這是馬克思災難性的缺陷。馬克思信誓旦旦地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他騙妳把私有產權交出來。在壹個連可供支配的私產都禁止的社會，除了做奴隸哪裏會有自由發展？馬主義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實質上取消了人們的自由。共產統治者可隨時地指責妳沒認識必然規律，所以不能讓妳“亂說亂動”，不能讓妳“百花自放”；只能“壹切行動聽指揮”，制造“形勢大好”的“百花齊放”。妳對黨有意見嗎？妳要自由民主嗎？妳要清除腐敗嗎？“反動分子”、“敵對勢力”的帽子就會扣過來；輕則批鬥，重則坐牢、殺頭。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當專政的“對象”終於輪到自身頭上的時候，這種悲哀其實是早就已經註定了的。共產主義本來就是壹條通往奴役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講的“人民民主”實質上是壹種專制，他巧妙地利用了人們對底層民眾的同情，在他的“新專制”理論外包裹上了壹層厚重的迷霧。由於不懂“共和”，馬克思主義將“民主”定義為“專政”，正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混亂。按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無產階級專政”被壹個至高無上的政黨“代表”、壹個政黨又被壹個或少數幾個“寡頭”壟斷（民主集中制）的時候，走向極權就是必然的了。 馬克思主義宣揚的無產階級民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獨裁，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獨裁！斯大林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只有專政獨裁，不應該民主”。十月革命留給人類的遺產就是“無產階級獨裁”（dictatorship是獨裁的意思，被禦用學者們翻譯成了好聽的“專政”），實質是黨的領袖或常委們獨裁！無產階級專政統治者壹律都是獨裁小團體和個人（列寧、斯大林、老毛、金家父子…），被專政者則是以廣大無產階級為主的人民。別人把他們無可奈何，老百姓沒有辦法罷免國家領導人！ 陳獨秀在“五四時期”他大聲疾呼：“只有德先生和賽先生才可救治中國”。到了1920年，他改口說：“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有物，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得政權，並且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但最早從“民主階級性”的認識誤區中走出來的也是陳獨秀。1940年陳獨秀指出，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在實施的範圍上有廣狹不同，並非在實質內容上另有壹套什麽無產階級民主。他認為，“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代表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反對黨有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是13世紀文藝復興以來廣大民眾用鮮血鬥爭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標誌；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和資產階級統治壹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只是壹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壹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前語而已”。陳獨秀批駁了托派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個人心術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壹切罪惡，那壹樣不是憑借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壹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  1931年6月1日的《蘇區中央局為第壹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告：“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共產黨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通過的“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全部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壹切勞苦民眾…… 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舉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比例名額。壹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這是公開的權利等級制。這是中國史上第壹次以最高“法律”規定壹個階級可以淩駕於其它階級之上，肆意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如此鮮明地表明壹部憲法的階級界線，在中外憲政史實屬罕見。 “不給資產階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包藏禍心的。“資產階級”究竟占多數還是少數？如果是多數，那“不給資產階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就是剝奪了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如果資產階級是少數，那有必要限制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嗎？多此壹舉。 “不給資產階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際上是壹個打擊異端的花招。如果妳對他們有不同見解，他們可以把妳說成是“資產階級”，剝奪妳的權利；也可以把妳說成“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哪怕妳從來沒有過財產，從而剝奪妳的權利。比如彭德懷立了戰功，毛就說“唯我彭大將軍”；彭德懷觸怒了毛，就說彭德懷從小就是野心家，從小叫彭得華，想得整個中華。由這些人來決定誰有資格參與民主的話還叫什麽“民主”？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專制國家的官員任免都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官員都服從上級，最高領導人直接指定接班人，在沒有自由輿論的條件下等額選舉國家領導人；這不過是遮掩專制的假選舉罷了。 “關鍵不在於誰投票，而在於誰清點選票。”斯大林的這句話，證明了無產階級民主的真相。1949年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劉說：“敵人可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宣傳，反對妳們，壹是說妳們沒有進行選舉，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二是國家沒有憲法，政協不是選舉的，人家可以說妳們使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在歷史巨人身邊》408頁至409頁）。

劉少奇在作關於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於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壹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並在基層選舉中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並在條件具備以後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劉少奇的承諾完全成了謊言。  1957年北京大學的壹張大字報談到：“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毛澤東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我認為周恩來當總理就是中央派的”。老毛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壹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四個就壹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和卡博·巴廬庫同誌的談話（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思想萬歲》]？ 林彪說：“毛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壹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系搞好了，就等於和群眾的關系搞好了，主席就是最大的選票”。 按照當今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的選舉制度，只要投票結果壹公布，這場選舉便圓滿結束了，得票多少就是最權威的說明。然而，中國的選舉卻遠未到此結束。首先是上級審批，批準了，選舉方能生效；不批準，壹切都是白搭，得票再多也無濟於事。像這種投入眾多人力，花費巨額資財，耗費數日時間所進行的選舉，最後仍然以讓壹紙調令化為烏有。 妳要定侯選人嗎？上級的壹紙調令派來了壓根連姓名都很陌生的人，妳還得照樣投他的票。妳真選出了自己的領導人嗎？又是壹紙調令來個走人沒商量，妳想挽留也是徒勞。如果真有領導落選了，妳也許會慶幸群眾眼睛的雪亮。但別高興得太早，仍然是壹紙調令，剛在這裏落選的領導又到異地做官去了。 新華網張大群說：“人大在同級黨委的領導下，要服從‘黨管幹部’原則，對於黨委確定的人事，最要與其保持壹致。” 黨管幹部的原則就是黨任命幹部，人大履行程序，黨員人大代表必須服從黨的決議，所以腐敗分子張國光當選湖北省省長，黑社會老大能當人大代表——比如劉湧。可見，中國的人大選舉幹部或村民選幹部只是個形式，因為幹部不對代表或選民負責，他們只對黨負責，否則就會被調離、被撤職。 同樣是選舉，等額選舉、差額選舉、競爭性的選舉，其實質相去甚遠。即使是同為競爭性的選舉，其運作流程是否公平、投票與點票制度是否嚴格，結果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有選舉而無法做到普遍性、自由性、公平性、競爭性，無法保證選舉不被操縱，那麽也只能是假民主。如果少數利益集團實際上能夠控制選舉，使多數規則失效，那麽民主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第七節 取消共產黨領導

取消共產黨的領導的理由:

1）主仆論。人民是主人，所有的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仆人，共產黨也是仆人。因此是人民領導共產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

2）部分整體論。部分小於整體，整體優於部分，部分應服從整體的需要。共產黨是人民中的部分，因此，共產黨必須服從人民的需要和召喚，服從人民的領導，而不是相反。人民領導權的體現是國會，因此，黨必須服從國會的領導，而不是共產黨領導“人大”。

3）民主選舉論。人民選妳，妳就執政；人民不選妳，妳就下臺，若還堅持“黨的領導”賴著不下臺，就是竊國篡權！這樣的政權就是偽政權！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剝奪了人民選擇執政黨的自由權利，是反人類的逆流、是反動的、非法的，必須堅決徹底幹凈地予以取締的。

4）人權論。思想、言論、結社、集會都是天賦人權，在共黨未產生前就存在。因此，共產黨領導人民思想，向人民灌輸馬列無神論的卑鄙行為，是反人類的。

5）人人平等論。現代政治的壹個根本原則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那麽公民的結社權利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他們組成的政黨被選為執政黨的權利也是平等的。怎麽能從壹律平等原則中推出壹個黨和其它所有黨之間永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不平等的法律關系呢？所以，憲法保證共產黨的領導權違反人人平等原則。

6）破壞和諧論。“黨領導”入憲，就是說，少數人是唯壹的統治階級；少數人的統治是法律赤裸裸規定的，任何人不得挑戰，否則就是大逆不道。這必造成黨權的永久制，必然形成特權階級。在壹個少數黨棍天生就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法律就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既然立法赤裸裸規定人是不平等，那麽，執法也必赤裸裸地為少數人服務。為少數人服務的法律，無論說得再好聽，也無法做到公平和公正。特權階層和廣大國民的利益沖突將不可避免 ，在這種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和諧社會，只會頻頻制造重大災難和失誤。

當壹個國家被黨把持時，這個國家就不再屬於人民了。黨統帥壹切，政府、軍隊、立法、司法、媒體、經濟……，它的觸角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牢牢地掌控著人們的思想意識。人們必須效忠黨、服從黨的領導才能生存，必須出賣良知靈魂才能生存；國家成了黨產，人民淪為黨奴、成了黨的婢女。

7）黨無權力論。黨不是權力機構，任何政黨都是自願的群眾性政治組織而不是權力組織。所有的民主國家的黨都只是社會團體，無權幹涉國家機構和公民生活，無權向國家機構、向社會下命令。如果黨是權力機構和權力中心，國家就成了黨的派出機構，這是對國家的侮辱。所以，黨領導壹切，淩駕於國家之上，只能證明該國處在地獄時代，黑暗無比。

8）違憲非法論。中國共產黨壹直處於非法狀態，是反人類的非法組織。

1949年前，它違反中華民國的法律，殺人放火、顛覆民主制度。1949年奪權後，長期不制定憲法。1954年制定了“憲法”，共產黨根本就不遵守，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文革]完全是無法無天。鄧小平口裏講法制，行動上他從來就不遵守什麽法，搞“我說了算”，法律必須為他的“朕即法”服務。2006年4月，胡錦濤指示國家外交部幫助所羅門群島的華人。胡下指示違反了中國的憲法，因為國家主席無權指示外交部。作為總書記也無權指示外交部，按中共自己的說法，黨是大政方針的領導，怎能就具體的事務發號施令？

壹個組織是否合法，最起碼的常識就是依法登記。只有取得登記資格的組織，才具備合法活動的資格。壹個沒有註冊登記的組織，就是壹個非法的組織。中共未在本國註冊，也未在其他國家註冊，是非法組織。周琦說：“中共是巨型的黑社會組織，不是政權，而是企業集團，到各國訪問談的都是生意，中共到世界各地有那麽多產業，它演變成商業集團，有權就可以買到壹切，又有軍隊、警察、特務，很可怕。它做的事情都暴露它的非法性，總有壹天，人民會站出來否定它的合法性。”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既然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那就不屬於任何政黨。壹個非法的組織享有憲法賦予的永遠執政的“法外權力”，就是是典型的竊國篡權，屬於嚴重違憲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實行民主，中共可以利用現有資源，或許可以獲得取得合法執政的地位。沒有民主，中共將永遠是非法組織，是壹個竊國集團。所以，改革是中共的唯壹選擇和出路。

有人說，“整個黨的權力結構”違反了憲法，因為，它本身可以赦免自己，無視憲法的控制。他支持把共產黨分化成兩個對立的黨派，並且取消政黨對軍隊的控制權。他還呼籲創立壹個違憲審查機制。

取消黨的領導不等於反對黨的合法領導。什麽是黨的合法領導，就是黨必須通過周期性的全民自由競選獲得人民的授權而且黨必須以政權形式（及總統或國會決議）來領導，不能以黨自身（如黨書記）的名義來領導。這就是民主社會的通例！

2．中共必須改革

中國共產黨在消滅了財產私有制、取消了市場經濟、破壞了生產力以後，在“改革開放”的後期聲稱要保護私有制。共產黨要取信於民，必須與時具進，洗心革面，取消那令人心寒的“共產”旗號，放棄那高人壹等的“先進”身份，通過平等的“圓桌會議”與各派達成民主共識，溶入到自由民主、和平文明的世界潮流中來。

1）共產黨的宗旨要改。中共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利益。所謂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就是共產黨員。中共代表的、服務的應該是13億而不是幾千萬。因此，中國共產黨應該由壹個工人階級的黨變為壹個全民黨。

2）名稱要改。《共產黨宣言》有壹句關鍵的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現在不消滅私有制了，鼓勵保護私有制了，還允許資本家入黨，不共產了，那還叫共產黨幹什麽？只要還叫共產黨，不共產就是虛的，是壹種韜光養晦以圖再逞的戰略策略調整，是隨時可翻案的。

既然不共產了，也就不需要向中國人民灌輸“共產主義覺悟”了，支撐共產黨特權地位“正當性”的理論體系就崩潰了，憑什麽還要堅持壹黨專政呢？也許今天中國屬於“作穩了奴隸的時代”，但中國人民不是奴隸。因此，只要共產黨還把中國人民視為只配接受它“領導”的奴隸，無論它怎樣聲言“改革”，“修憲”，它的本質就是獨裁。因此，中共必須改名，可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改名的好處可以放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可總結經驗，與時俱進。

3）國庫與黨庫要分開。國庫的錢來自於向全民征集的稅收和國有企業的利潤。國庫的錢應當用於為全民服務。政黨沒有任何理由強迫人們向其提供經費支持。

壹黨專政的國家，國庫和黨庫都經常混淆不清。蘇聯共產黨有自己獨立的黨產，黨庫和國庫也適當的分開。當年蘇共經費的41.6%都來自它的黨產利潤。

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數字，2004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十億零壹百六十五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八十多億，還不夠共黨兩周的養黨費。共黨的養黨費足夠供養全世界所有非共產國家的執政黨還有很大剩余。這事實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比較壹下壹個普通共黨縣委和壹個西方國家執政黨省級黨部的花費，前者肯定是後者的許多倍。富壹點的縣委的花銷還可能蓋過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構。不信妳到加拿大任何壹個省會城市的街上去打聽壹下執政黨的“省委大院在哪裏？”。壹開始被問的人會感到莫名其妙，最終會被引到某棟商業寫字樓中的幾間屋子裏去。這就是西方執政黨的“省委機關”。這裏沒有威嚴的大門高墻以及把門武警；沒有多到需要編號的樓宇和別墅群；沒有氣派非凡的公用大車隊和首長專用小車隊；沒有“省委印刷廠”、“省委招待所”、“省委機關幼兒園”、“省委大禮堂”，大竈中竈小竈餐廳、診所商店等等。通通沒有。壹共就是三幾間屋子幾部電腦加上不到十個雇員而已。請問哪個縣委機關工作人員少於十個？哪個縣委書記不配備公家小車？有幾個縣委機關不蓋辦公樓？別說縣委，很多中國鄉鎮黨委的機關都比西方的省級黨部闊。曾見報導說，河南某鄉黨委機構與鄉政府壹起坐落在壹個占地14畝的宮殿式建築物裏，有有觀禮臺、有花園，還有個小廣場。僅樓頂的兩座鐘，就花掉三萬元人民幣。相信妳走遍美加兩國也找不到壹個執政黨的“省委機關”能有這等的氣派。

通過水門事件我們知道，美國主要執政黨之壹的民主黨中央機關也沒有自己的辦公樓。該黨長期租用商業樓裏的幾間屋子來辦公。連個“保衛處”也沒有，保衛黨中央的重任是由物業公司的看門老頭承擔的。這付窮酸樣，和那些擁有獨立豪華辦公樓的縣委機關怎麽比？ 

西方執政黨更不可能把黨務機構從中央政府壹直辦到幼兒園裏去。他們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設黨務機構。就算設了也往往沒有辦公室，黨務工作全靠黨員們義務維持。壹個省黨部的年經費才七千加元，七千加元相當於四萬多人民幣。還不夠壹個中共縣委壹星期的開銷。

壹個縣委書記壹年能撈多少錢？壹年的工資壹個月按1200元計算，壹年充其量能掙15000元左右，但這只是壹個小數。還有其他收入，而其他收入具有巨大的誘惑力：1、提拔幹部：壹年提拔壹次幹部屬正常，全縣平均壹年提拔幹部40人，壹個人平均送3萬元屬正常行情，這樣只提拔幹部這壹項就可撈取100多萬元。2、工作安排：壹名大學生如果想安排的工作好壹點，就需要送3－5萬元，差壹點的也需要1－3萬元，按安排壹人可純撈2萬元計算，壹個中等縣壹年至少要安排50人。這壹項可撈取100多萬元。此外，還有節日受禮、工程回扣、工作費用、生活費用、其它費用等項。這樣計算下來，壹年壹個縣委書記就會很正常的撈取全縣人民的血汗錢300多萬元，他的全部花費為500萬元左右。

黨委書記不從事有益的生產，是財政壹個巨大負擔。黨內官僚的人數，以1/10即6百萬計算；如果每人平均年工資 24,000（月薪2000）、辦公車馬支出和福利每人平均每年24,000（月2000）元、貪汙浪費吃喝等雜費支出每人平均每年50,000（月4000）元，共計約6千億左右，為1997年中國GNP的1/10。雙規的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竟然能聚斂10億元財富，可見官員們何等貪婪！

中國百姓壹直在養著壹群不為人民辦事、專為監控人民，掛著“公仆”招牌的寄生蟲。這幫“公仆”還時不時的要殺人和制造恐怖來維護其統治，用暴力和謊言寄生和禍害社會。這勢必增加國民負擔，提高社會管理成本。同時，因冗員的存在、工作程序增加，使行政過程延長管理效率低下。更嚴重的是，壹黨獨裁限制了其它社會組織獨立參與權力，因而其工作積極性、創造性將大大下降。

某中國前政治局委員曾說：“黨養活了妳們（指大學教師），妳們卻罵黨”。這種說法毫無依據。因為全國黨員交的黨費還不夠給黨員買學習資料的。更不用說從中央到地方的五級黨校（數萬所）的巨額經費來源，以及全國千百萬政工幹部的工資、行政的天文數字開支來源；又從哪裏來的錢‘養活’教師？

據曹思源調查，中共經費開支中只有5%來自黨費，而百分95%都來源於財政撥款，即來自於納稅人。換句話說全國人民都用自己的財產向中共交納了黨費，這筆錢每年至少在400億以上。黨的各級專職幹部的工資都是國庫支付的，每次黨的會議的開支都是國庫拿的，這就侵犯了納稅人的權利。人民交稅是交國稅，不是交黨費。這些撥款是沒有預算案的，80年代胡績偉在全國人大會上曾經提出黨的預算應每年交給人大來審議，卻遭到批評。

中國現有的各級五套班子，總共豢養了156萬余黨官，每年在這方面耗費，粗略估算就超過720余億元人民幣。

中國學校（不含黨校）系統裏的黨務機構, 總共豢養了96萬余黨特，每年的餵養費，也有365億元人民幣。至於黨校，全國有2500多所，按每所黨校擁有30名在編教職工、十名離退休人員計算，那麽黨校系統每年就需耗費30億元人民幣。

黨辦公養團體的在職人數，按中央級壹千、省級三百、縣級二十五、鄉鎮級不計估算,每年的豢養費也需60多億元人民幣。

軍、警、法院、檢察院系統的養黨支出也龐大。每年支出的專用養黨費約64億元人民幣，餵養了大約12.8萬黨官。與此相平行，法院和檢察院系統中另有黨組，中共國有各級法院3556個、檢察院3846個，若按每院2個黨官計算，有近2萬人，需費十億元。

1996年的普查數據顯示：萬人以上的大企業有566家, 五千人以上的有1281家，壹千至五千的有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有 269496家。這裏的黨機構總共豢養了60多萬人，每年消耗餵養費280多億元人民幣。

中共在媒體、出版、影視藝術等方面的養黨、護黨花銷，應不少於150億元人民幣。其中，以幹擾國際廣播為例，花的錢就比前蘇聯多出許多倍。此外，還在東南沿海各省壓制港臺電視節目的傳播，近年來它又加強了對電腦網絡和電話手機通訊的政治監控。保守的估計，這方面的每年花費不會少於20億美元，即在160億元人民幣以上。

新華網曾報導：某地居然可為壹座只有三個墓碑的陵園安插二十多個職位，目的無非是進行所謂“再教育”。全國在“革命傳統教育”上的花費，每年也在30億元以上。

輸出革命、向外擴張，其耗用的外匯從來都不是壹個小數目, 壹般每年都不會少於數10億美元，即上百億人民幣。

近年來瘋狂展開的鎮壓法輪功運動，保守估計，每年也要耗費數百億的民脂民膏。它們宣稱取締法輪功是為了鏟除“邪教”。此乃借反“邪”之名，護自身之邪也。

人民之所之窮困，是因為國庫為黨官所掌，成了黨庫私庫；無數民脂民膏，或被公仆們裝進了個人腰包、轉到了境外異國，或被大量政績工程、面子工具、條子工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揮霍掉了，或拿去援助比中國人平收入高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國家“慷慨”掉了…。 

走向民主化，執政黨將失去對國家資產的支配權。為了使執政黨能和平地讓出國庫，化解黨內的強大阻力，執政黨就必須創造除了國庫以外的新的財源。在這面，黨營事業就成了壹種選擇。同時政黨要建立向社會募捐黨費的制度。黨為人民服務得好，人民就會自願的給黨捐錢，經費就會充裕。如果是南霸天當道，魚肉百姓，老百姓當然不會捐款，經費就會落空。建立募捐制度，不但能合法解決黨的經費的來源，還實現了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

4）入黨誓詞要改。中共12大後，入黨誓詞中仍然有保密和叛黨的條款則顯得不合適了。黨只有人民的利益，而沒有自己的私利。保密的理由就不充分了。保密不利於群眾監督，不利於人民與黨血肉聯系。執政黨顯然不能搞對群眾壹套，對黨員或者黨員幹部是另壹套；這不符合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或曰：黨的主張可能壹時不被群眾接受而遭反對，所以需要保密。這種擔心是荒謬的。黨的主張是為人民服務的，群眾就壹定理解和支持。即使黨的主張有錯，那更應該公開接受群眾地批評。保密是地下黨生存的要求，而公開是對壹個執政黨的基本要求。取消保密條款，確實能顯示黨的至大至公和襟懷坦白，而且也有利於黨員與中央保持壹致。

5）退黨自由。權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擺脫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圍而不在其核心。壹百多年前，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密爾，針對著壹些人對當時中國的科舉制的迷信，深刻地指出，如果科舉制真的能把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那麽這個制度就壹定會更難於改革而絕不是更易於改革。密爾的這壹洞見，對於今天許多中國人想象的讓好人都去入黨、從黨內做改革工夫、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幼稚觀念，無疑是很有啟發的。

3．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實行總統制

中共長期以來總是在說集體領導，集體領導說穿了就是集體不負責任。出問題了就說這是領導班子共同的決定。1960年代餓死了上千萬人，沒有誰負責任。由於沒有總統制，中國習慣了責任大家扛。所以，中國應實行有人負責的總統制。總統制能解決黨政分開問題，總統制則會把國家的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上，總統是三軍統帥，領導武裝部隊；而總統呢，可以不是總書記。這樣壹來，黨政就分開了，軍隊也國家化。

4．目前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辦法是：

1）減少各級官員和公務員的數量；2）推行地方自治，鄉鎮自治化，鄉鎮財政和管理人員的工資由當地的公民代表大會決定；3）在鄉鎮、省縣都開放黨禁報禁，以推動地方自治，監督各級官員；4）共產黨可在中央可繼續專政20-30年，但必須有開放政治、還政於民的時間表，以便各派合作。慈禧晚年都有壹個君主立憲的時間表，可今天的共產黨連壹個虛假的還政於民舉行多黨大選的時間表都沒有，真是夠絕的了。

第七章 法治

第壹節 法治的起源 1．法律的起源與發展 世界公認最早的文字——距今5500年的蘇美爾楔形文字壹開始是用來記帳的，這表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已經初步確立，這與主要用於占蔔的甲骨文明顯不同。另外蘇美爾各城邦的王雖然有國王，但其權力受貴族會議和民眾會的限制，這是全世界最早的分權制度。距今約 4400年前，烏魯卡基那在平民支持下，在拉格什（蘇美爾城邦之壹）進行了壹系列旨在保護小生產者利益的社會改革和立法活動，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社會改革，其改革已體現出了初步的平等思想及其保障制度。 公元前18世紀，在現在的兩河流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壹部法典——《漢穆拉比法典》，這部法典有較多關於商品交換和保護動產私有權的規定。與主要以刑法為主的我國古代法律不同，它更像壹部民法。從這部法律上已看到了拿破侖《民法典》的雛形。同時兩河流域還出現了具有民主色彩的陪審員制度。 在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立法完全受宗教觀念的指導，法律與宗教的教義、教規自然地融為壹體。博登海默說，“在古希臘的早期階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壹的。宗教儀式滲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國王作為最高法官，其職責和權力也被看作是宙斯親自賜予的”。 伯裏克利指出：“我們遵守法律，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悅誠服。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服從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雖未寫成文字的法律。”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視國家和法律為人們相互約定的產物。 羅馬城的最初建立估計在公元前753年。公元前7世紀，以帕拉丁為中心的拉丁部落建立“七丘同盟”，羅馬城邦國家的產生就是由這七個山丘上的村落聯盟而成。羅馬的創建者羅慕路斯王曾經在各部族中挑選出100位族長，協助他建立了羅馬，並作為他的顧問。羅慕路斯死後，羅馬進入貴族統治時代，三大部落各推選出100名族長，組成了300人的元老院。自此，元老院便成為羅馬政制的三大構成要素之壹（另外兩項是國王或執政官和民眾）。公元前510年，羅馬人民驅逐了塔爾奎尼王族，結束了已淪為僭政的“王政時代”，由此進入貴族政體。兩位首任執政官采取了兩個重要措施，即勸說人民發誓不再允許任何人在羅馬擔任國王；並擴大了元老院的規模。 元老院起初僅是壹個咨詢機構，貴族大會通過的法律要由元老院批準，王遇重大事項也壹定要咨詢元老院。共和國時期元老院逐漸變成行政機構，其成員由監察官從貴族和平民中選拔產生，歷史上，幾乎全由有聲望的高級退職官員（執政官、裁判官、監察官等）組成，正常為300人，共和國末年增至600人。元老院的職權主要是掌管財政、編制預算，執政官在支配公共財產和動用國庫資金時，須得到元老院的許可；主管軍事與外交，壹切外交關系，如締結條約、派遣使節，接受外交使書等均由元老院主管，元老院還有廣泛的軍事參與權，如確定征兵人數、監督戰爭的進行、負責為被征服地區確定有關制度等。 執政官由軍伍大會選舉產生，擁有“治權”。與王政時期“王”的單壹性、終身制、權力無限制而又不承擔責任性相比較，執政官職位具有集體性、暫時性、及治權的有限性（指城內治權）等顯著特征。羅馬執政官的治權及其外部標誌（肩扛插著斧頭的束捧）源於埃特魯斯人的傳統，最初以軍事權力為中心，突出強制和懲罰的色彩。治權是共和國時期國家最高權力的表現形式，它受到壹系列的限制，其中重要的限制有三項：壹受立法的限制。公元前509年和公元前300年的《瓦勒裏法》都規定了“向民眾申訴”制度，即市民有權就執政官判處死刑的決定向民眾會議申訴，被羅馬人視為對市民自由權的最高憲法保障；二受集體性原則的限制。兩位執政官有平等的權力，輪流執政，每人執政1個月，不執政的對執政的有否決權；③受任職時間的限制。執政官任職期僅為1年，並在10年期限內禁止再次擔任。 民眾會議。民眾會議不是由代表組成的，而是由全體羅馬市民組成的。整個羅馬有3個民眾會議，最早的是“庫裏亞大會”（Comitia curiata，又譯貴族大會），由三個氏族部落中達到從軍年齡的男子（17-60歲）組成，婦女、平民、門客不能參加，其職權是選舉王和高級官吏，制定和通過法案，決定宣戰；司法方面可以受理上訴的死刑案件以及確認收養，遺囑等。但自軍伍大會和地區大會產生後，庫裏亞大會就逐漸喪失了立法權，變成壹個禮儀性的機構，至共和國末年終至消滅。 軍伍大會（Comitia centuriata，又譯百人團民眾大會）是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改革後成立的，它既是壹種軍事組織，又是按財產組成的政治權力機關，由平民和貴族共同組成，但為富有者所操縱，最初的職能是決定戰爭和納稅等事項，共和國時期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公元前339年後，它通過的法律不須送元老院批準，改由事前同元老院協商。它通過的法律以公法居多。公元前287年《霍爾騰西阿法》公布後，平民會議決議成為法律（lex），軍伍大會的作用就降低了。它還具有選舉職能，高級官吏如執政官、裁判官、監察官都是由它選舉產生的。此外還具有司法職能，受理科處極刑的案件。公元74年，軍伍大會不復存在。 早期貴族的生活方式與平民的區別並不明顯，並非像後來的貴族那樣出入於宮廷、過著奢華的上層生活。貴族們也粗茶淡飯、穿自家織出的粗布，親自幹活、扶犁掄斧，而且往往比其他人能幹。所以，在當時的羅馬，雖然平民與貴族有著尖銳的利益沖突，但即便在平民與貴族們鬥爭時，也絲毫不減對貴族們尊敬，甚至貴族被稱為“最高階級”（Classicus）的尊稱，也來自平民對貴族的尊敬：貴族不僅標誌著最高階級及更大權力，也標誌著更優秀的能力和品德。羅馬平民雖然可以參加全民會議，但由於表決權受到限制，結果會議往往成為元老貴族所利用的工具。多數貧窮的平民，因為受到債務和貧困的壓迫，還經常有人成為債務奴隸。這樣，平民和貴族的矛盾，並沒有因為改革而緩和下來，反而更尖銳了。 公元前494年，羅馬平民為了反抗壓迫和控制，團結壹致、攜帶武器，成群結隊地離開了羅馬，向東郊的聖山進發。人們壹個個滿懷激憤。有的氣憤地說：“壹個不把自己的保衛者當作公民的城市，還值得留戀嗎？”有的抱怨說：“我們拼命作戰，卻落得家破人亡，他們倒坐在家裏享樂。”更多的人喊起來：“走！走！永不回來！我們去建立壹個自己的城市。” 羅馬當時還沒有多少奴隸，農業和手工業勞動主要依靠平民。壹旦外族入侵，上前線作戰更少不了平民。平民大量出走，勢必造成生產停頓、田園荒蕪。更嚴重的是，這時候，羅馬的西北方正受到伊特拉裏亞人和高盧人的侵略，形勢相當危急。因此，羅馬元老院和貴族聽到平民向聖山進發的消息，立刻派代表追到聖山。平民們聚集在聖山，以分裂（disunion）相威脅，迫使貴族作出讓步。 貴族同意創立了保民官（Tribuni）制度。保民宮是平民利益的保護人，如果政府官吏對任何平民采取危害行動，保民官有權加以阻止。他們為了便於隨時接待平民的申訴，長期住在羅馬，家門到晚上也是開著的。保民官的人身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公元前494年還產生了壹個完全由平民組成的平民會議（concilia plebis）。它由護民官負責召集，職責是通過對平民有效的平民會議決議。保民官直接對平民會議負責。他的職責是保護平民權利不被國家官吏侵奪,並對國家官吏的決定直至元老院法案行使否決權。只要保民官說壹聲“veto”（拉丁語，意思是“我禁止”），這些法令或決議就不能通過。最初保民官只有兩個人，壹年壹任。 公元前462年，當時五大保民官中的壹位針對執政官治權的濫用，建議成立專門的委員會立法規範執政官治權，因遭元老院反對而被擱置。第二年再次提出同樣的動議仍然未果。保民官在前457年成功地將保民官人數擴展到10名；三年之後，保民官提出了壹個不露鋒芒的建議：“請元老們讓紛爭停息；如平民的法律不為他們所贊同，則請他們允許由平民與貴族共同組成立法委員會，提出有益於雙方且能捍衛平等的自由之法律”。元老們同意了這個想法，卻堅持不讓平民進入立法委員會。 古時羅馬實行的是習慣法，立法權和司法權由貴族壟斷，而且司法解釋權也在貴族法官手中。習慣法，就是按照習慣來判決案子。這樣，壹些對平民不利的陳規陋俗就被保存下來了。而且，對習慣法的解釋伸縮性很大。既然沒有明文規定，貴族法官在審判案件的時候，常常從維護貴族的利益出發，武斷地作出不公平的判決。平民對這種情況非常不滿，要求制訂成文法。平民們並以第三次“分離運動”向貴族施壓。終於在公元前454年，元老院被迫承認人民大會制定法典的決議，設置由貴族及平民各五人組成的十人法典編纂委員會，赴希臘考察法制，主要是梭倫立法，而後於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次年，又制定兩表。因各表系由青銅鑄成，故習慣上稱《十二銅表法》，公布於羅馬廣場。 羅馬跳出了古希臘城邦本位主義的狹隘範圍，從而使羅馬法律壹開始就有其廣泛性和普遍適用性。十二銅表法包括私法、公法、刑法和宗教法規等，除了羅馬貴族和祭司之外，其他普通人甚至小孩子也都可以學習和掌握這些法律知識，因此人們對之能達到耳熟能詳的程度。十二銅表法結尾的警句是：“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  《十二銅表法》之後羅馬法系的立法依然體現著保護平民的傾向，每頒布壹個成文法典，平民的政治、經濟、法律地位便提高壹步。 前449年前後，又增設公民大會（comitia tributa,又譯部落大會）以地域為基礎，由平民和貴族構成，並以平民占多，但權力沒有軍伍大會大，職權主要是通過高級長官的提案，選舉事務官、稅務官等低級官吏，通過次要的法律以及受理科處罰金的上訴案件。並規定全體公民都必須遵守大會的決議。 公元前367年通過的李錫尼和綏克斯都法案規定, 限制私人占有國家土地的數量，2名執政官必須有壹名由平民擔任。公元前326年通過了波提利阿法案，債權人不得因債務私自拘禁負債人，禁止將負債的公民變成奴隸。以後，當奴隸的只是外族人。 公元前287年平民的最後壹次分離運動贏得的成果，即霍騰西阿公布的法案規定：平民會議的決議，不必經過元老院的批準就對全體公民具有法律效力，必須共同遵守。此法案的通過標誌著平民反對貴族鬥爭的勝利結束。平民會議成為具有完全立法權的機構。到公元前3世紀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與貴族平等的地位，開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平民會議決議壹般屬私法方面的內容，如《卡努來亞法》（前445年）、《阿奎利亞法》（約前287年）、限制贈與的《辛西亞法》（前204年）等。共和國末年，平民會議亦不復存在。

古羅馬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能鬥爭出如此多的成果，這對古羅馬的發展當然有重要意義：首先，平民取得了充任各種官職的權利，並可與貴族通婚，這擴大了共和國統治的社會基礎；其次，債務奴隸制的廢除使廣大平民徹底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命運，促進了公民集團的鞏固，強化了公民兵制度，加強了國家的軍事實力，羅馬從此走上奴役外族的道路。再次，新法令的頒布、新官職和新機構的設立，使羅馬的上層建築更加完善。當然，羅馬的官職無薪水，普通平民讓當也當不起，土地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無論如何，在鬥爭中勝利的平民，其處境比其它古國中失敗的平民要好得多。 總之，共和國五百年間，羅馬國家的民主制進程是不斷發展的，主要的表現是公民有權參加國家管理、官職對所有公民開放、民眾會議的基礎有所拓寬。 偉大的古羅馬政治家監察官加圖說：“我們的政治制度優越於所有國家的制度的原因就在於：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按照某些個人的提議實行某些法律或制度而創造出來的，……與之相反，我們的國家則不是由壹個人獨力創建的，而是由很多人共同創建的；她不是在某壹個人的有生之年建成的，而是通過若幹代人在幾百年間建成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會聰明到可以洞悉萬物，即使我們將所有人的智慧都集中到某個人的頭腦中，但由於他不具有從漫長的歷史中獲得的經驗，也不可能壹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 《十二銅表法》作為古羅馬的第壹部成文法典，被認為是羅馬法系法律制度和西方近代立法的基礎。自《十二銅表法》始，羅馬開始不斷地編纂成文法典，以適應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及日趨復雜的社會關系，直至公元6世紀《國法大全》的問世，使羅馬法成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 現代西方立法理論的三大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和“財產所有權不容侵犯”在古羅馬法中有了充分體現。刻有法律條文的銅表於公元前390(或前387)年高盧族對羅馬的入侵時被毀壞而散佚，現在能從古代著作中略見其梗概。  壹度繁榮的羅馬時代可以被看作擁有初級法律文明秩序。當初，羅馬人的法律為羅馬人所獨享。當羅馬人和雅典人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糾紛時，羅馬人能享受羅馬民法的保護，而雅典人則不能。羅馬執政官於是制定了壹系列的原則和規則來解決這種糾紛，這些原則和規則被稱為萬民法。由於萬民法融合了當時為羅馬執政官知曉的各種法律的最普遍特點，且靈活多變，不拘壹格，實施後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羅馬民法。 為了給萬民法提供壹個哲學理論基礎，以西塞羅為首的羅馬法學家們從斯多噶學派的思想中提取了壹些成分，系統地提出了關於自然法的理論，認為存在著壹種永世不變的適應萬物之理的法則（這是法律聖化的開端）。西塞羅說：“法是上帝貫徹始終的意誌，上帝的理性依靠強制或者依靠約束支配壹切事物。為此，上帝把剛才贊美過的那個法賦予人類。” 伯爾曼教授說：壹個國家不可沒有法律，任何社會都需要法律秩序。但只有法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信仰，要有宗教。宗教管精神，法律是管人們的行為，沒有宗教，法律就變成壹種形式。伯爾曼說，壹個國家不能缺少信仰，沒有宗教的國家是沒有生命力的。有壹個國家曾經宣布過，就是阿爾巴尼亞。霍查說，我們驕傲地向世界宣布，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第壹個消滅了宗教的國家，但幾年以後他就垮臺了，宗教在阿爾巴尼亞繼續存在。  1135年左右，意大利彼薩人在攻陷阿馬爾菲城時獲得了《查士丁尼學說匯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第二部分）的原稿。查士丁尼（527年—565年在位）主持編寫的《羅馬法》，它對古代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系作了詳盡的規定。這壹原稿的發現極大地促進了西歐各國對羅馬政治經濟制度的研究。中世紀中期第壹所大學——意大利北部的波倫亞大學就是從研究法律，主要是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為代表的羅馬法開始的。15、16世紀，西歐各國普遍出現了采用羅馬法的熱潮，19世紀初《拿破侖法典》也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制定的。從清末開始的民律草案以及中華民國時期的民法五編，也都深受其影響。 2．英美普通法系 約25萬年前，人類從歐洲大陸來到不列顛。5000年前，有了新石器。在新石器後期，不列顛出現了壹種特殊的建築群——巨石圈。大都是同心多圓形，直徑最大達518米，石塊重量最大的有50多噸，這麽多的巨石至少是從20公裏外運來的。它們是怎麽運來的？如何吊裝的？這可能是個永久的迷，但人們不會懷疑不列顛民族偉大的創造力。 約公元前55年，羅馬人進入不列顛，他們帶來了古希臘文明，帶來了基督教，各地都有了類似羅馬元老院的議事會，由擁有財產權的成年公民選舉產生。此後，英國壹再出現多民族融合情況。伊比裏亞人、克爾特人，日耳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丹麥人、諾曼人等和當地人先後融合成今天的英格蘭民族。 日耳曼人是有較大自由平等的民族，譬如：壹夫壹妻制，日耳曼尊重婦女的風俗比漢族蔑視婦女不知道先進多少倍。部落的公民大會選舉國王都是日耳曼的傳統，打仗時平均分配戰利品也是日耳曼的風俗。日耳曼人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意識、契約觀念以及勇武冒險精神等這些卓越的種族稟性再加上偉大的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臘、古羅馬的寶貴遺產，從壹開始就已經決定了日後西方文明必將大行於世界。 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人在不列顛創建國家時， 把隨身帶來的日爾曼人習慣奉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於是產生了英國早期的習慣法。這些早期法律通過那時的中央法庭賢人會議和地方法庭（郡法庭、百戶區法庭、村鎮法庭）予以實施。 習慣法的權威基礎在於全社會的約定俗成和普遍認同，因此，它對所有社會成員都具有約束力，包括國王也必須遵守和服從它。事實上，英國國王自產生之日起，就受到古代習慣法的限制。愛德華壹世時的壹位法學家曾指出：國王“根據法律而不是個人意誌來引導他的人民， 並且和他的人民壹樣服從於法律。”  公元650年，英格蘭有十個國家，即戰國時代。公元825年左右，有了全英格蘭的國王。此後，國王不斷的更換。英格蘭任何壹個國王，從未單獨占有過全國的土地、礦山、森林等生產資料。從未有過象秦始皇那樣的中央集權專制，王權還要受到很多制約。主要有： 1）受到法律的限制。英國公眾的民主意識壹直保留著，長期公認的習慣法即天賦人權等對國王和王室有著堅韌的約束力，許多國王都制定法典，如“艾塞伯特法典”,“伊尼法典”等，內容大多為習慣法，對國王都有約束力。 2）受教會限制。基督教的傳教者大多是信仰虔誠知識豐富的學者，受羅馬教廷的委托，借著上帝的名義，引導蕓蕓眾生，協助國王治國安邦；而國王也樂得信教，聽從規勸，借用神權，使自己的權利合法化。 3）受賢人會議的限制。賢人會議（Witan）由氏族內的貴族組成，權力極大。作為決策機構，賢人會議有權決定氏族內部的重大事項，包括習慣制度確立、司法審判等。更為重要的，賢人會議有權決定氏族軍事首領的人選，甚至可以在壹定情況下剝奪首領的生命。 賢人會議是王國政府的重要機構，起源來自日耳曼人的“馬克大會”或民眾大會，由國王主持，參加者有高級教士、世俗貴族、國王近臣、地方官員。每年的聖誕節、復活節、顯聖節等都是理想的集會時間。它保留了群體表決、多數認可的原則。它天生具有遏制王權膨脹的性質，成為早期英國貴族與王權鬥爭的主要形式。賢人會議受古羅馬元老院的遺風影響。在威廉壹世期間，賢人會議改造成“大會議”。  國王低於法律的傳統通過國王加冕宣誓也體現出來。自8世紀起， 英王在登基之前都要舉行加冕宣誓，誓詞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壹是“保證教會、國家和人民的安全”，二是“保證維護法律”，“在司法審判中懲惡揚善，伸張正義”，以“確保社會正常秩序”。加冕宣誓意味著國王負有壹定的法律義務，誓詞被認為是國王必須遵循的治國原則，在法律上和道義上對國王起著壹定的制約作用。如果國王違背誓言則被視為“違法行為”，有可能被廢黜，甚至招致殺身之禍。據歷史記載，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有數位國王因背信食言而受到懲處，如外號“昏君”的埃塞爾雷德二世因違背誓詞而被流放，埃塞克斯王國的壹位國王曾因過於寬大敵人，“違犯了古代習慣”，而喪失了王位和生命，威塞克斯國王希格伯特曾因有“非法行為”而被驅逐。 這些事例說明，那時的國王雖高於所有的社會成員之上， 但低於法律。 9世紀西塞克斯王愛格伯特統壹了七國，歷史上第壹次出現了英格蘭這壹名稱。這時的英格蘭有耆老會議，即貴族會議，國王的壹切重大政務，都要經過耆老會議的批準，由此而形成了英國貴族制約國王的傳統。 1066年，諾曼征服英國建立了諾曼王朝，征服者威廉壹世分封了眾多的附庸，並由國王的直接附庸組成大議會，負責決定重大事務，提出法令建議，確定賦。大議會每年召開三次，因過於龐大，開會有困難，於是又有壹個較小的庫裏亞（禦前會議），由宮廷大臣參加，也邀請貴族、騎士參加。庫裏亞具有財政機關和最高法院職能。 同時，諾曼王朝開始在英國推行諾曼法。諾曼法和盎格魯-撒克遜法的融合，構成了普通法的源頭。諾曼王朝繼承了古代英國的法律習慣和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征服者威廉以懺悔者愛德華時的法律為基礎，編纂了壹部新法典，作為審案定刑的成文依據。據說，有壹次在審案時，威廉壹世特意派馬車請來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切斯特主教，請他解釋英國的古代法律。諾曼法是壹種典型的契約法。不管領主和附庸那壹方，只要是單方拒絕自己的義務，或者是尋求契約以外的權利，權益受害的壹方都可以投訴於法庭獲得救濟。如果法律解決不了，則受害者（不管是領主還是附庸）有權解除封建契約，封主可收回領地，附庸可放棄效忠義務。獨立的司法，在這裏已經有了苗頭。到安茹王朝在領主法庭以外形成了王室法庭，以三大中央固定法庭（普通訴訟法庭、王座法庭、財政法庭）和定期巡回全國的巡回法庭為標誌，有了相對獨立於王權的司法機構，形成了令狀制度和陪審制度，英國法體系出現了。  英國的普通法，也是壹種非集中的創制法律的模式，整個普通法的法律體系是由壹代又壹代法官分散地創制出來的，普通法就是壹種“法官法”，法官們逐案嚴密地進行推論，建立了壹個法律體系，使得其後的法官只能遵守“遵循先例”的原則，依據相同的判例審理類似的案件。雖然在普通法國家中，立法的作用得到普遍承認，而且也有大量有效成文法規存在，但從根本上說，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和建立起來的。

普通法的根本特征就是“法官造法”，即法官在解決提交到他面前的爭議的時候，會制定出法律規則。君主或國會確實可以立法，但法官卻可以自行對其作出解釋，從而決定是否適用。普通法又實行“遵循先例”原則，法官會參考前面的法官的判例。因而，前壹個案件，就是後壹個類似案件的法律。日積月累，法官們制定出壹整套法律體系。 這壹制度的妙處，它比君主立法或國會壟斷立法更有效率，但最重要的作用在於，它使法律的制定活動處於君權、國會的控制之外。這樣的制度，使法律規則體系盡可能地不受權力的控制，盡可能保持對於權力的獨立性。相比之下，也更容易做到公平。 法律家們在司法過程中自發地、分散地為人民和國家立法。而這些法律家的立法過程，則要受到習俗、先例和法律的精神的約束。全體民眾和他們的祖先們在歷史過程中壹起參與創造了法律體系。這樣的法律，才反映了真正的“公意”、民意。 哈耶克說：法律規則是人民在日常活動中不經意間創造出來的，是行動的結果，而非有意設計的產物。只有對現實生活有深入洞察，並運用理性和正義的標準進行判斷，才能確立正義的法律規則。否則，將立法者的意誌強加於民眾，即使其用心是良好的，也會適得其反：法律將擾亂民眾的預期，擾亂固有的規則體系，從而有可能使民眾更加無所適從。

第二節 法治的涵義和法治原則。 現代法治是從英國發展起來的。法治是要讓所有社會成員的活動毫無例外地接受法律的監控，而民主則是要讓所有社會成員均能以某種有效方式參與法律的制定和社會的管理。因為對自己毫無參與的法律，人們是不會十分重視和服膺的。由於立法及司法和其他公共事務，關系到每壹個人的切身利害，所以每壹個人都應以某種方式參與。 1．亞裏士多德認為法治的涵義 1）法律的統治，即任何個人、組織、國家機關都要服從法律。所有民主國家的最高權力都是本國的法律體系。它給每個公民以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力，又公正地管治著每個公民。 誰是美國的最高權力？是總統？是眾議院院長？是參議院院長？是聯邦最高法院院長？都不是。美國的最高權力是美國的法律。 美國有壹句俗語：“阿貓阿狗也可以做總統”，其意思就是說，在壹個法治社會中，對於管理者的要求並不太高，因為制度安排已經使社會在壹條平穩的軌道上運行。克林頓可以被反復提審，政府可以因財政預算未被通過關門壹周，但社會秩序沒有亂，就是因為法律為王。這樣的境況，在壹個人治及強調道德提升的社會目前還是不可想象。  正如小布什總統所說：“美國是壹個法治國家，我們的法庭是公正和誠實的。我作為總統不可能告訴法庭應做什麽裁決，行政當局的任何官員和立法人員也都不可這樣做。根據我們的憲法，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可以置於法律之上，也沒有人不受法律的保護。”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妳是國家元首、還是部長，或是普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大家在政治權利上、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包括立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即人人有立法的建議權、憲法的投票權；執法、司法面前也要人人平等。 現代的“法治國家”通常包括五個方面的含義，即，“法律之治”、“人民主體”、“有限政府”、“社會自治”和“程序中立”。法律之治中壹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程序中立中壹個重要的含義就是任何決策都應當在平等地聽取各方意見的前提下做出。由此可見，法治與平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哈林頓就曾指出，法治國家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法律王國的基本要素是自由，均等和權利制約等。19世紀末的英國憲法學大師戴雪也曾明確指出法治的基本原則包括沒有專斷、法律至上、各個階級、階層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平等與法治的關系由此可見壹般。 3）良法的統治。法律應表達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君王、獨裁者、軍事首領、宗教領袖或自封執政黨的意念。法治的標誌主要不在於有無法律，法律多少，而在於法律是否由人民制定，是否切實體現和維護人民的利益。 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因此而願意遵守社會法律，因為他們是在服從自己制定的規則。只有在人民制定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時，法律才會最好地得到貫徹。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接受法院的判決，在多數情況下，不是由於恐懼暴力，而是由於信服法律的理性。畢竟，大多數人都具有正常的理性與情感。無論社會再荒唐，“天理良心”自在每個人的心中。 法律要保護人權，限制官權，制約政府的行為。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權查閱官員直到首相的財產與納稅狀況；韓國1993年規定自總統以下1670名高官必須向社會公布財產；在禁止官員經商、接受禮品、接受兼職等等方面，也有著完備的反腐立法。香港財政司長梁錦松因為在加稅前購買私車被爆光，他又是掏出雙倍稅款，又是檢討認錯，可立法機構還是不依不饒，最終他下臺走人。香港“治官”之嚴可見壹斑。 法律是正義的同義語，體現正義的法律就是要反映人數占絕對優勢的庸常階層的最大利益和根本要求，這就是“良法”。 公民必須受到保護，不能被任意逮捕，被無理搜家或被沒收個人財產。受到犯罪指控的公民有權得到及時和公開的審理，並有機會與起訴人對質和向他們提問。如果被判有罪，他們不得受到酷刑或非常懲罰。公民不得被迫提供不利於自己的證詞。這些原則保護公民不遭受脅迫、虐待或酷刑，並大大減少警方訴諸這些手段的傾向。 2．法治原則 按照國際通行的法治標準，法的道義原則高於具體法律，乃為現代法治的母體。只有遵循“法之正義”制定的法律，才稱得上法治，否則就是“有治而無法”，即具體的立法和執法違背了人類道義。人類道義就是在現代文明中得到普世公認的正義準則：維護人的尊嚴和保障人權原則、公正公開原則、平等對待原則。1959年在印度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上，通過了各國法學家認可的《德裏宣言》，其中的法治三原則是： 1）根據法治原則，立法機關的職能在於創設和維護得以使個人保持‘人類尊嚴'的各種條件；保障人權和人格尊嚴。 2）法治原則要對制止行政權的濫用提供法律保障，政府行使權力要遵守法定程序；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秩序，借以保證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 3）司法獨立和律師業自由是實施法治原則必不可少的條件。 第三節 司法獨立 1.司法公正四大基本原則 1）法律本身的公正――“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19:9）。 2）審判官的公正――“妳們聽訟，無論是弟兄彼此爭訟，是與同居的外人爭訟，都要按公義判斷。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不可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屬乎上帝的”（申1:16－17）。 3）司法程序的公正――“人無論犯什麽罪，作什麽惡，不可憑壹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申19:15）；“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提前5：19）。“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太18:16）。 4）報應的公正――“若有兇惡的見證人起來，見證某人作惡，這兩個爭訟的人就要站在耶和華面前，和當時的祭司，並審判官面前，審判官要細細地查究，若見證人果然是作假見證的，以假見證陷害弟兄，妳們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這樣就把那惡從妳們中間除掉。別人聽見都要害怕，就不敢在妳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妳眼不可顧惜，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腳還腳”（申19:16－21）。 2．英美的司法獨立 英國普通法院最早確立和堅守了司法獨立。離開了司法獨立，根本就不可能有英國的憲政制度。所謂司法獨立，意思很簡單：壹切司法事務，應當、並且只能由法官進行裁決，任何人，不管是國王也罷，是國會也罷，政黨也罷，軍隊也罷，甚至包括人民，都不得幹涉。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指出，法院既不掌握刀把，又不掌握錢財，是政體中“危險性最小”的壹個分支。司法部門無法動用軍隊或警察來執行其法令，也無法扣住另外兩個分支的預算。它唯壹能做的，就是顯示自己不偏不倚的獨立性，對人民的權利予以堅決的保護，以致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感到非服從其法令不可。 在美國，法院可以判定國會和州議會通過的法案同《憲法》相抵觸而宣布其無效，也可以類似的理由禁止總統的作為。 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種族不同公立學校”制度違憲。因為它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當時有許多人反對最高法院的判決。其中之壹是廣受阿肯色州人民支持的該州州長，另壹個是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將軍。當阿肯色州試圖抵制最高法院的判決，嘗試不遵守最高法院的判決時，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將軍卻命令軍隊進入阿肯色州，強制執行了最高法院的判決，盡管他本人也不同意最高法院的這壹判決。 1974年最高法院下令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交出的文件和錄音帶。壹俟法院下令，在不到24小時之內，尼克松便通過他的律師指出：他不會遵從法院命令。尼克松的做法引發了公眾強烈抗議。尼克松被迫立即宣布他將遵守法院命令。2000年總統大選發生爭議，最高法院裁定小布什獲勝，民主黨馬上祝賀共和黨的小布什當選。 世界上沒有其它任何國家的法院擁有近似美國最高法院的這種在裁決社會爭議、解釋國家憲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非凡權力。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大多數法官是終身任職的，可以不受政治幹擾，壹心壹意處理法案。 美國法官的權威雖大，卻不能直接判被告有罪。是否有罪完全由陪審團定奪。陪審團是先從公民中抽簽挑出壹批到法院聽候，由控辯方以同等權力篩選，最後篩剩12人，加上幾個候補。他們的全部責任就是在聽取所有證據後對每壹項罪名作出“有罪”和“無罪”的決定，無需提供理由和解釋。決定必須是12人壹致同意，如不能達成壹致則換壹個陪審團重來。陪審團說“有罪”還可以上訴。即使將來又有新證據，也不能以同樣罪狀起訴兩遍。在法庭上，被告在證實有罪之前是無罪的，而壹名警察或官員的話並不比被告的話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陪審團”制度被贊譽為民主的學校，在西方國家歷經幾百年不衰。 “陪審團”制度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制度，是社會正義的制高點，對於“官官相護”等社會醜惡具有決定性的威懾阻斷作用，沒有這個制度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會。把判罪權完全交給公民，既是對人類良知和公民權利的信任，又是對政府濫用職權的戒備。只有充滿自信的國家，才敢做到這壹點。公民權力被認為是高於任何權力的基礎性權力，任何公共權力都是公民權力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公民權力的對立。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都是公民權力的壹部分，這些權力都不應成為公民權力的敵人和反動！

“陪審團”（“Jury Duty”）根本不應稱為“陪審團”，它是司法體系對等的另外壹套公民司法體系，它不是類似於“陪太子讀書”的“陪同審理”的司法客體，它是具有完全獨立審理權力的壹個完整的司法主體，這個司法主體的核心就是公民權力。 “Jury Duty”就是“正義責任”，Jury Duty先行也就是讓“正義責任”優先兌現。那些幫助公民正義得以實現的公民們至少應該被稱為“公民審判團”！ 3．德日的司法獨立 19世紀中葉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壹世希望能夠買下波茨坦行宮旁的小磨房，幾次協商，可磨房主軟硬不吃。威廉壹怒之下，派警員把磨坊拆了。第二天，這老漢把國王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判決：國王必須“恢復原狀”，賠償由於拆房造成的損失。威廉壹世照辦了，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後來威廉壹世和那個磨房主都“駕崩”了，小磨房主希望把磨房賣了，就給威廉二世寫了壹封信。威廉二世回復道：“我親愛的鄰居，來信已閱。得知妳現在手頭緊張，作為鄰居我深表同情。妳說要把磨坊賣掉，朕以為期期不可。畢竟這間磨坊已成為我德國司法獨立之象征，理當世世代代保留在妳家的名下。至於妳的經濟困難，我派人送6千馬克，請務必收下。如果妳不好意思收的話，就算是我借給妳的，解決妳壹時之急。妳的鄰居威廉二世。” 1892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訪問日本時，被壹名負責警衛的警察劈頭砍了壹刀，受傷不輕。日本政府本想盡快極刑處決該警察以寧人息事，以免俄國對日本進行武裝報復，因為當時日本還不是俄國的對手。該案件送到日本最高法院，最高大法官卻說：“該犯只是殺人未遂罪，按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後該警察只判了壹個有期徒刑。日本政府無權幹涉司法，只好向俄國解釋。俄人並沒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 4．司法獨立的主要內容： 1)司法組織獨立。司法領域必須消除黨派幹擾，司法必須非黨化，司法才能獨立、公正和中立。對中國而言，任何反對共產黨的官司都必須將共產黨員排除於判案過程，才會有真正的司法公正。 俄羅斯憲法規定只有法院才能行使司法權；而我國除了法院以外，檢察院也行使司法權，這是中國法院不能獨立的壹個憲法制度上的原因。這導致了被告人權利時常被侵犯。 俄羅斯聯邦法院只是辦公地址在地方，人、財、物都與地方無關。這樣，不可能有地方保護主義，法院只對憲法和法律負責，這保證法律適用上的統壹。中國法院省壹級的在省會城市，地方法院都隸屬於地方，人、財、物都由地方財政負責，法院又如何獨立呢! 2)司法審判獨立。指法官獨立審判案件，僅依據法律，不得依據非法律的文件或政策，進行審判時不受任何幹涉。法官不受上級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指揮或命令，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只能在壹審宣判後，依上訴程序變更其判決。 俄羅斯法院內部不區分行政級別，院長是榮譽稱號，不是案件的決定者。上級大法官也不能幹預下級法官的審理，法官審理案件完全是獨立的。 3)司法人事獨立。俄羅斯法官全部是終身制的，並且工資非常高。中國的法官由黨來任命，並且套用行政級別，這樣的獨立性是不能保障的，特別是案件審理方面也是不能獨立，審理案件的人不能決定案件的判決，決定案件判決的人不審理案件。 4）審判公開。俄羅斯司法制度吸收了西方司法制度先進的經驗和成果。比如：大陪審團制度，沈默制度，嚴禁刑訓逼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罪推定制度，證人出庭和保護制度，辯護制度，等等。俄羅斯法院開庭完全實施公開原則。新聞單位可以對審判進行公開直播式的報道，新聞的監督作用很大。

 

第四節 中西法律差異

1．法觀念方面的差異表現為正義法和暴力法的差異

西方法觀念的核心是正義，把法作為正義的化身；法用來限制任意暴力，用法來維持公平交換。法應當符合外在的客觀標準：符合自然法或客觀規律等等。法的作用是實現法治，法律應當高於權力，大家受制於法律，訴諸法律即訴諸正義，請求正義的保護，受制於法律是榮耀。法律的偶像為正義女神、天平。

中國法觀念的核與西方恰恰相反：暴力為核心，法與暴力貫通，法是推進暴力的工具，始終未能確立限制立法權的外在標準，法是帝王拿在手裏治理治理臣下和百姓的工具，所以超越法律是光榮的，而受制法律是恥辱；訴諸法律是“見利而忘義”，是可恥的。法律的偶像是為青面僚牙的“獬豸”甚而刀鋸、斧鉞之類。

2．法律精神總體可歸納為理性法和意誌法的差異

西方法從古希臘開始講科學、理性、尊重人，所以有民主立法。即使在羅馬帝政時期，國王立法權仍受限制；在中世紀，也有尊重人權的法律。中國法則將“專制”、“特權”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帝王的立法權沒有任何實質性限制，統治可以不擇手段。隨著王朝更叠和統治經驗的增長，其專制程度日益提高、法網日趨縝密，對人的禁錮更加嚴密。

3．法律結構方面表現為“民法”和“王法”的差異

西方以個人為本位，民法發達；中國則是家庭本位和國家本位[實質是王權本位]，公[刑]法主宰壹切，壹切為了統治秩序而非個人自由權利，突出公民的服從義務和犧牲精神。孔子倡導“德主刑輔”，對良民施以仁政、對刁民訴諸刑罰。公民只是統治秩序中的小卒，這導致了對多數人的蔑視和虐待。保障人權的民法進不了儒的視野，因此刑法最為發達。

英國的享利?梅因說：壹個國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開化的國家，民法少而刑法多；進化的國家，民法多而刑法少。他這幾句話被西方的學者奉為至理名言。日本有的法學家據此發揮說，中國古代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是壹個半開化的、文化低落的國家。在中國，也有少數學者對此持贊同態度。

法的基本特點就是壹元性[至上性]，也就是常說的：天地之間壹桿秤。法作為衡量所有社會行為的準則，只能是壹桿秤，才可能有公平。平等理念是法律最為核心的要素。當社會成員發生了沖突，用習俗、道德、倫理等不能獲得解決時，人們還可以最後寄希望於法，去尋求法的幫助。但如果連法都不能使人們得到公平，那麽這個社會真的就無法無天了。

專制社會裏，由於君王的意誌始終在法之上，王的意誌隨時可以覆蓋、消解法。中國歷朝歷代的最高權力是帝王，不是法律。因此，即使是在壹個政治清明的朝代，法仍然居於次要地位，聖旨始終是不能違抗的，就如“王法”這個詞組，王壹定在法之前。

王法的實質是壹家之法、壹人之法。君王為了讓法威不可測，還要故意使民不知。王可以任意修改和否定已經頒布的律法，王可以臨時立法、口頭立法、當場立法，比如“令”，就是皇帝說的話。在司法過程中，君王大權獨攬，可以集公檢法各種權力於壹身，完全按自己的意誌來審判，當法與王出現沖突時，必須無條件以王為準。 

在具體的實施中，王法具有高度的隨意性，而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不但壹朝天子壹朝臣，而且是壹朝天子壹朝法，甚至法隨著君王的情緒、興趣、愛好等等而顯得反復無常。由於王法沒有體現公共意誌，只是君王個人意誌的表達，因而君王可以隨意審判，這種隨意性的極端表現，就是“莫須有”——王隨意虛構罪名，以罪名來套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法的意誌也被徹底消解了，所謂的王法反而成為對法的最大背叛，連道理都不講了。

在中國，法本是為皇帝服務的，所以權大於法，“聖人”的教導[父子相隱等]，使情大於法，官吏的腐敗，使錢大於法。法律在中國不是用來維護正義和公正的，而只是統治者手中的專制棍棒，是官吏們手中敲詐勒索的工具。中國的法官、官吏們壹方面是鎮壓民眾的冷酷打手，壹方面又是精通於權法交易、錢法交易之道的商人。“官大壹級壓死人”；“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這些俗語透露了中國司法界，這個權、錢交易市場的壹些“行情”。可以說，中國的司法就是由冤假錯案構成的。對此，中國人早就接受了現實，變的事禮通達、心平氣和了：“哪個廟裏沒有冤死鬼呢？”

有人說：中國古代是皇帝面前人人平等，證據是“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網上的儒家之徒甚至編造出“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皇帝是龍的化身，他怎會與百姓平等？皇帝的懲罰和獎賞與其說是犯罪或善行的結果，不如說是皇帝憤怒或寵愛的表示。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壹可望而不可及的希望也只是處罰的平等。戰國時秦太子在實行新法時“犯法”，商鞅認識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君嗣”，於是將刑罰施到太子師傅的身上。執法時遇到權貴，法令條文就打了折扣；官官相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在中國永遠是壹個響亮的屁！

墨家反對儒家的等級主義，主張“人無幼、長，皆天之臣”的人類平等觀，主張人應當“兼相愛，交相利”。要治理好國家，就必須“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在官員的任命上，應當尚賢，而不是尚身份，“賢者舉而上之，以為官長”。至於賞罰，則“罰當暴”，即將罰與行為的為害性聯系起來，主張處罰平等。墨家自己這麽說，也這麽做。墨家的壹個首領(巨子)名叫腹黃享的，在秦國為官，其獨生子殺人，秦惠王念其年長無他子而“令吏勿誅”。腹黃享卻說：“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勿誅，腹黃享不能不行墨子之法”，遂殺子。

即使是墨家，也只是在“愛”普及於眾人的意義上講平等，對於身份制、等級制，對於王子與平民身份之差異不平等，是想也沒有想過的。這就失去了走向法治的基本動力與橋梁。

法治是建立在平等人格之上的，具有平等人格的主體間通過法律來交往這就是法治。由形式意義的法治(嚴格執法)過渡到實質意義的法治的必要條件是平等權。當嚴格執行的法律本身是等級制時，法律中的惡就難以剔除。壹句話，只要法律承認等級制，“壹部分人用法治人，壹部分人被人用法治”這壹人治社會就無法邁進人人居於法律之下的法治社會。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平等壹無所知、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儒家思想成了官吏們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國司法的不公正、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開國功臣秦瓊的孫子，也是皇帝的外孫－－秦英，打死了皇帝壹個貴妃的爹，結果秦英的姥姥、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鬧鬧就使得秦英安然無恙。被秦英打死的是國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將會如何？就這樣壹個以情代法、踐踏法律的故事在中國竟然成為千古美談，代代傳唱！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正義、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間，被誣告成殺害丈夫的兇手，並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蘇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無力回天，只能將滿腔的怨恨化作壹句“洪桐縣裏沒好人”。只到過洪桐縣的蘇三哪會知道，全國本是壹盤棋，天下的烏鴉壹般黑。洪桐縣在歷史上有名氣，壹是因為蘇三的壹句唱詞，二是因為它是中國明代由山西向中原移民的起點，許多中國人都是洪桐縣的移民，因此壹句“洪桐縣裏沒好人”竟具有了某種讖言的味道。像蘇三、竇娥、楊乃武與小白菜等被搬上戲劇舞臺的著名冤案，僅僅是中國冤案冰山之壹角，眾多的“葫蘆僧”亂判的“葫蘆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遠地埋沒在歷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只要王是法律上的特權者，那麽接下來，在他的周圍壹定會再產生壹批次級特權擁有者，形成壹個特權集團；然後親信又有親信，副手還有副手，在這些次級的特權者周圍，又會產生壹批下級的特權者，如此層層推延、擴展下去，結果是特權普遍存在。

由於王法是壹人之法，所關註的其實只有王壹個人的權益，對王的權利保護規定得極為詳細、周到，比任何人都完整，但對老百姓而言，首先在立法上的權利規定的很少，甚至通常只有各種義務，沒有權利；而在司法過程中，權利保護更少，刑訊逼供、有罪推定、株連緣坐等是常態。因而對老百姓而言，王法往往只意味著刑，意味著杖責、充軍、梟首、戮屍、刺字、緣坐等，法不是老百姓權利的保護傘，而只是王的護身符或牧民之器。

專制者往往表面上制定壹些良好的法律和出臺壹些表面上看來是為人民利益著想的政策，以欺騙老百姓，減少老百姓的反抗意識。而在實際的執法和司法過程中，法律成了幌子和遮羞布，專制者本人及其專制工具完全以壹己之利為執法和司法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歸。專制的奴仆們為了攫取最大的專制利益，往往只是表面上聽從上級的政策，而實際上則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陽奉陰違的做法，使法律、政策到了下面就形同虛設。

總之，王法的實質是雙重標準。首先，它違背了法的壹元性前提；其次，王法是王壹個人定的規矩，違背了法的公共意誌的實質；最後，王法沒有平等性可言，即使王法大如天，王還是獨立於法之外，法律在王的腳下。因此，王法在本質上是與法的精神背道而馳的，王法不是法。很多人之所以會認為王法是法，總感覺有個法，其實是因為話語誘導、話語控制、個案渲染、再加上自己的強烈預期等等，從而形成的壹種錯覺而已。

4．運作中法律的差異

在立法方面，西方有民眾立法、代議立法，而中國皇帝是唯壹立法機關；西方認可“法學家法”、“教授法”，這在中國從來沒有過，中國法學家很少有立法發言權。

在法律實施方面，古希臘羅馬實行分權，中世紀後期已分化出專職的司法法院，現代西方無壹不實行分權和司法獨立。西方法官地位崇高，而中國行政官歷來兼任司法官，即使中央的專職司（大理院、刑部之類），其地位也只是行政機關的壹個部門。

此外，西方法文化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中國法歷來是世俗；在法學研究方面，中國只有宣傳、解釋法的法學，沒批判的法學等等。

5．德治、人治與法治

相傳舜帝任命臯陶為司法官時，稱“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級制度之上的，其法律是由“禮”和“刑”組成，其中“禮”主“刑”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法是專門針對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襲貴族官僚手中，並不公布出來，貴族官僚可以很隨意地斷罪量刑。

新興地主和商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要求打破貴族官僚對法律的壟斷，要求將法律公布於眾。代表他們利益，旗幟鮮明地要求公布成文法，就是春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法家。

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把刑書鑄在鐵鼎上，公諸於眾，打破了藏刑書於官府的慣例，開創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晉國叔向指責說“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叔向主張采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則，使人民常處於“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恐怖狀態，以便官方隨心所欲地以言代法。壹旦平民百姓知道法律上的規定，就會不俯首聽命於官員的任意擺布；而人們知道了法律，就會依法進行爭辯，造成種種爭端事情的出現，官員就不再威風了。

鑄鼎頒布成文法增加了法律的透明度，使天下盡人皆知，從而每壹個有是非判斷能力的人都可以為“法官”。同時，法律條文成為無法隨意更改的“程序”，使定罪量刑有壹個公開的、統壹的標準，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員對民眾的任意迫害。只要符合程序不論何人，均應受到懲罰。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肯定了法律限制貴族特權的作用。

現代的法律概念認為不公布的法是“非法之法”。在我國至今也還有不少不向大家公布的內部法規，它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害，可是又不讓人知道，有時把它稱之謂“土政策”。例如過去對申請出國的人員要進行“政審”，但對什麽樣的人不批準出國，始終向群眾保密。

鄧析[公元前545-前501年]，鄭國人，名學創始人。鄧析招收學生講解法律，幫下層人打官司，擾亂了上層的壟斷利益。公元前501年，鄧析起草了適應社會進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子產找了個“私造刑書”的罪名，把他殺了。鄧析被殺後，其所編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書”象如今的所謂的“非法出版物”，前人大代表姚立發自費印刷法律資料就被指控過“非法出版物”罪。

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和荀寅將刑書鑄於鐵鼎之上，公諸於眾。儒教竭力維護周朝的等級禮治，主張“厚古薄今”“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孔子在評論趙鞅鑄刑鼎壹事時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只知按習慣服從上級，君主就可任意擺布臣民。現晉國公布成文法，那“民”就會根據法而不聽從統治者的任意擺布了；且統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的制約，而不會像以前那樣只按習慣法去處理，勢必會造成“貴賤無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規定，還談什麽“不可使知之”的規矩呢？法律和禮教都是用以“整民”的，是統治階級用以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秘密武器，也是統治階級獨占的特權的象征，怎可輕易示人？所以孔子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痛恨公布法律的做法。

人類自組成社會之起就有了法律，但有了法律並不等於就是法治社會，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叫做法治社會。孔丘沒有絲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遠是沒大沒小、貴賤無序、國將不國。所以他對公布成文法，對法治是刻骨仇恨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誌，此謂知本。”　　（審理訴訟，我同別人壹樣，但我壹定要使得訴訟絕跡。要使得不講人情的人不能說話。要讓老百姓從內心害怕，這才是知道統治的根本）。

對儒教的禮都嫌多余的道教對法制更是敵視：“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的技術高超了，奇巧之物就會多起來；法律制度明確了，盜賊就會多起來）。這就是道教的邏輯。在中國，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壞法制的鬼軍師。

秦國以苛酷的法治壹統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漢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為立法的主導，儒家思想成為司法的主導，法家苛酷的法治與儒家“溫柔”的人治有機地結合在壹起，構成了中國特有的有骨有肉的專制工具。

漢武帝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按孔子編的《春秋》作判案依據。依歷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權大，官吏因之貪贓枉法，國家治理章法全無。結果是“上請”制度的出現，重大案子向上請示定奪。有文人在旁，皇帝從史書中找出壹條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這樣，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漢武帝通過“獨尊儒術”，繼承和發揮了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人治傳統，社會生活中的壹切關系都被納入道德判斷的轂中。

西漢時東郡太守韓延壽，把民間發生詞訟看作是自己的德化不足所致，因而常常閉門思過，使得訴訟當事人也都“深自責讓”，“郡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言者”。

宋代，開國功臣趙普，審案時總找不到感覺，後學習《論語》，讀了壹半，就能“斷案如神”隨心所欲了。後世譽之為“半部《論語》治天下”。

法治和人治的壹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在對嫌疑人量罪判刑時，法治需要證據，而人治則不需要。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須拿出自己沒有犯罪的證據；無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證明他是罪犯，執法者必須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證據。兩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於收集證據是困難的。在很多案件中由於時間、精力、技術等原因，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證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證據，面對這種情況，無罪推定的法制就要將嫌疑人當成清白者釋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則將嫌疑人當成罪犯判刑。　　　

法治受到舉證困難的約束，會不會像叔向所預言的那樣“犯法的案件就會多起來，賄賂到處通行”，導致犯罪的加劇呢？

不會的，因為在人世間，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因為人所做的事，連壹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傳12:13）。因此，真正的法治是片刻離不開道德輔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實為法制之基礎，法治實為道德之延伸。法治的實質就是神治。

人治是無神論的必然結果。人治就是標榜賢人的統治[表現為德治]。人治社會的信條是權力者至上，“有權就有壹切”；無權就壹無所有，成了奴隸。人治的最大錯誤就是把人、把法官當成了神，他們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條件下憑著自己的經驗、感覺來斷案，來決定別人的命運和生死。誰能保證他們的經驗不出錯？誰又能保證他們不受賄賂或個人私情的影響？

不承認上帝的主權，人間的壹切權力就失去了可靠的來源。若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靠暴力奪取政權、維持政權，這樣的政權是強盜的政權，不需要法治；若是說錢眼子裏出政權，靠金錢奪取政權、維持政權，這樣的政權是竊賊的政權，也不需要法治；若是說心眼子裏出政權，靠權謀奪取政權、維持政權，這樣的政權是陰謀家的政權，也不需要法治。不以上帝的律法為絕對法，沒有客觀、超驗的尺度；法律朝令夕改，成為施行私欲的工具；這樣的法就是惡俗惡規，既不會得到上帝的祝福，也不會得到人民的尊重。

第五節 階級法批判 美國人諾思根據暴力在社會成員間分配的不同來劃分兩種國家。如果暴力在社會成員間大體平均分配，那麽就要平等協商來組成國家，這就是所謂民主國家，其法律自然是其共同意誌的結果而非統治階級意誌。如果暴力在社會成員間不是平均分配，那麽擁有暴力的壹方就會統治另壹方。為便於自己統治，也要制定壹些條文。這種法律就是統治階級意誌。所以說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是以偏概全。

斯大林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誌、是為統治者服務的。這不過是秦始皇“朕即法律”的專制“王法”。1950年代中國全面學習蘇聯，接納唯辛斯基的階級法學理論，從而也使中國法學帶上了濃厚的階級性色彩。文革結束後人們曾呼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人說，那怎麽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怎能平等。於是有人調和說，在立法上不是人人平等，由無產階級來立法。這種法律符合無產階級利益，所以大家都要遵守，在守法上人人平等。 1．統治階級意誌論的負面社會效應： 1）統治階級意誌論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法不只體現統治者的意誌，還應體現全體人民的意誌。法不只是統治者的管理工具，更是對統治者約束的工具。事實上現代立法是專門針對統治階級的，例如憲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濟貧法，高額累進稅法、人權立法等等。 2）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絕對化，對社會利益分析只看到對立的壹面、否定統壹的壹面。這是極其片面的。因為社會利益不是簡單的兩元對立，而是多元分化又統壹，個人可能會兼及幾種利益集團的身份，這形成了利益交叉現象，在某些問題上可能處於對立的兩集團，在另壹些問題上可能同處於壹個利益集團。如果說這種二元對立分析方法在傳統社會裏尚有壹些道理，對現代法律就完全不適用了。因為現代法律調整的主要立足點不是人的身份，法律調整的基本依據是他幹了什麽、承諾了什麽，而不是他屬於什麽階級。 3）忽視了人類的共同利益。利益不僅有物質的方面，還有精神的方面，精神利益更無階級對立可言，例如宗教信仰、人格尊嚴、等等。 現代社會產生全人類共同利益，是超越於階級利益之上的，例如生態平衡、防止各種社會災難、共同打擊劫機等。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客觀存在，這壹現象必然帶來法律的趨同。貿易法已經是全球壹體化，世界貿易組織的存在就是證明。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世界性的法律，它的效力及於全世界，雖然它們的實效不太令人滿意，例如關於反對恐怖主義劫持人質的公約、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等。這些全人類、體現全人類總體利益的法律無論如何是不能歸結為統治階級意誌的。 國際法在當代許多地方已取得了高於國家立法的地位，國際法的立法者不是哪亠個國家，而是國家群體。因此法體現的決不是哪壹個國家或階級的意誌，而是合意或理性。 堅持圍際法為階級意誌必導致邏輯矛盾。試舉幾例： 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在我國參加之前大多為資產階級國，按階級意誌論可將這些公約定義為資產階級的法；那麽，我國加入後，是否意味著屈從資產階級意誌？ 在同壹國家裏，壹個立法機構如果有兩個對立的階級所組成，這個立法機關到底表達誰的意誌！在建社會末期，歐洲國家的君主制定了促進資本主義的立法，這體現誰的意誌？林肯的廢奴法令難道對奴隸無利益可言？又如民法基本制度（物權、債權制度）發育於原原始社會，成形於古羅馬，完成於近現代，它是原始人、奴隸主、封建主，還是資產階級意誌？ 2．階級性對我國法學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現在： 第壹、階級性的過分突出，壓制了法學研究的範圍，束縛了法學工作者的思想，造成了我國法學的停滯不前。許多法學專家成了專政對象；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法學這壹重要社會科學實際上已被取消。 第二、由於階級性的影響，使我國法學研究方法存在嚴重缺陷。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斷章取義，致使馬克思主義被教條僵化，甚至自相矛盾；使大批的法學家把興趣放在官方意識形態的論證、註釋和宣傳上，而喪失科學研究所必需的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合理懷疑精神。在立論出發點上，它用“階級對立”的簡單公式來代替生動的社會現實；在價值取向上，它以階級先進性的道德尺度約束個體行為，具有蔑視個人的國家主義傾向。最終，使法學以抽象推理代替經驗考察，沈浸在法律形式主義之中。 第三、立法唯意誌論導致了制約權力的立法極端落後。在法律的統治階級意誌論中，法律只是意誌的奴婢、政治統治的工具，談不上控制權力，這使得控權法難以產生、難以生存，阻礙程序法的產生和發展。程序法的主要作用是規範立法、行政、司法權的行使，程序法與統治階級意誌論是沖突的，統治者自然視其“束縛手腳”。在意誌論看來，統治意誌的貫徹是第壹位，程序法只是手段，如果不要程序法能更快貫徹統治意誌，則可棄之不顧。 強調法律的階級性必以階級身份確定權利、義務，有違法律平等。現代法律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平等。只有從平等的人格出發才談得上自由，階級意誌論必然導致對不平等的確認。如果強調階級劃分，不同的身份不同待遇，甚至某種身份才可進入市場[譬如把民工趕回農村]，把壹個集團的意誌上升為法，必將回到計劃經濟法或特權法。 第四、階級性還影響到法學指導下的司法實踐。在立法方面，由於過份強調階級性，結果對舊法給予了完全的摧毀，割斷了法的歷史聯系，造成了虛無主義；強調法的階級性，不利於法律進壹步現代化，過分強調外國法的資產階級性，必將人為地加大中國法與外國法的對立，不利於吸收西方先進的法律，不利於向國際慣例接軌，特別是民事法律。 由於誇大階級性，就抹殺了法的科學性，出現以政代法、以黨代法、以令代法和個人專斷主義。統治階級意誌論將法定位為統治工具，這意味著統治高於法律。因此，當某種法律的實施被認定為與統治需要相左時，它將毫不猶豫地被停止執行（不是通過修改程序），破產法的破產與空轉便是典型壹例，環保法乏力難行的背後也是這種觀念作祟。 在執法方面，階級性還為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執法不嚴、破壞法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司法方面，它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壹部分人搞特權、淩架於法律之上提供了借口。強調法的階級性，常常使國家公務員自以為高人壹等，因而傲視當事人。同時對當事人劃分階級成分，必然有損法律公正。 第五、在培養公民法治意識，階級性也產生了消極影響，統治階級意誌論縮小了法律的社會支持基礎。把社會分為絕對對立的兩部分，法律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和意誌，壹部分人則意味著剝奪和鎮壓，這使法律不是建立在全社會的支持上，而是建立在少數人利益之上。這導致兩方面的消極後果：壹方面，處在上位的人的特權意識，產生法律是“管別人”的觀念，人將蔑視法律；另壹方面，階級性過分強調法的專政作用，勢必造成廣大人民對法產生誤解，在人民心目中勾畫出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場景，從而使人們對法產生畏懼；由於階級性造成的司法實踐的嚴懲缺陷，法律為階級性左右，不具有穩定性，也使人們懷疑法，無法使人產生對法律的敬仰感，不會去積極維護法律的尊嚴。這樣，法律就失去了最強有力的社會支持。這些都不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和普法工作的進行。 統治階級意誌論的意誌是其立法的根基，這意味著法律即集團利益追求的法律化，法律便與博愛、公正等人類壹般道德觀相脫離，成為赤裸裸的實力工具。同時，統治階級意誌論提倡道德相對主義，否認人類共同道德的存在，只有階級的道德；道德便實際上失去了對法律的制約作用。作為現實法律倫理基礎的道德既然是某階級集團的道德，必然為部分人從道德立論對抗法律留下借口，最終使法律失去道德後盾。 第六、法帶有強烈的階級性，突出法的專政作用，導致了在實踐中重刑輕民，輕視其它部門法的發展。統治階級意誌論的基本立足點是集體利益，這必然從兩方面擠壓民法的生長。壹是社會主體的民事主體地位難以確立；二是權利觀念和契約關系難以形成。無民事主體及契約、權利的存在，民法何以形成？從而延緩了我國邁入法治國家行列的進程。 法治是以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法的普遍性為基本條件的，階級性必然對法治的基本價值產生傷害。階級意誌論與法治目標是不兼容，如果不清除主流法意識中的階級意誌論，法治將永遠可望而不及。它阻礙了中國法學的發展，弊大於利，應加以清算。 蔡定劍先生在《論法的品質》中提出“統治階級意誌的法律理論是自殺性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否認法治的。因為主張法律是某個階級的意誌和利益，就意味著否認正義、平等的價值。既然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統治者本身及其政黨就可以不受法律約束，法就不可能是有權威和公正的。法是對敵人專政的工具，法律越多意味著敵人越多，加強法制帶來的將不是和平、安寧和秩序，而是人與人之間敵視的加深，使社會陷於內鬥與混亂。可見，越是主張法律的階級鬥爭性質，就離法治越遠，並且法律本身也將在階級鬥爭中毀滅”。  李步雲先生在《法學研究》97年第6 期中發文指出，把法看成是“統治階級意誌的體現”。這種理論會否定法律符合事物的本性和客觀規律，把法僅理解為“階級鬥爭的工具”。這種觀點否定法律的倫理性，忽視法應是社會文明的體現，這種理論與人治主義、法律虛無主義，法律實用主義，法律主觀主義有關，應當“拋棄”。 3．階級法的實踐——無法無天 黨天下比家天下的統治網絡更為嚴密。它承襲了古代專制，為了對抗現代民主，又拋棄了古代專制內部的某些制約機制。這是壹種沒有任何制約的極權專制。古代的帝王專權，在高明的帝王師的諫議下，還可以有所制約。現代專制，無人奈其何。 毛澤東認為“司法獨立”是資產階級觀點。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分別規定人民法院獨立審判，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反右運動中，官方都認為獨立審判等是“不服從黨的領導”、“向黨委鬧獨立性”，給堅持依法辦事的人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中央曾規定：“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壹切案件”；“凡是黨委規定審批範圍的案件和與兄弟部門意見不壹致的案件，都應當在審理後宣判前，報請黨委審批”。後來修改憲法，刪去了“獨立”的字句。 律師制度同樣被斥為“資產階級的東西”，把律師為被告辯護說成是包庇犯罪、與法院唱對臺戲。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硬說是“資產階級法律觀點”而遭批判，導致了封建特權的合法存在和日益得勢。張友漁說“法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專政的武器”；“右派分子曾經攻擊我們‘無法可依’……是要我們大量制定壹些束縛人民手腳而有利於反動派的法”。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和檢察工作會議的結論是：“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絕對依靠黨的領導。” 

在反右運動中，各級政府的監察機構均遭嚴重打擊。有些省，監察廳的機關幹部竟有20%-30%的被打成右派。1959年撤銷了司法部門和監察部門，共產黨根據政治需要直接處理司法問題。政權機構從此後就沒有任何監察機制。1960年幹脆讓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合署辦公。毛澤東還津津樂地道說自己“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在壹個沒自由的社會裏，是不可能有正義的。即使受了冤屈，也不能鳴冤叫冤屈；否則，會以給“XX主義抹黑”或“擾亂秩序”的罪名而逮捕。所謂的法律，只是懲罰沒有權勢的老百姓和對付異己的，早就失去了法律應有的公正。  有關統計資料表明：1978-1987年的10年間，公安系統平反的冤假錯案為39.9萬件；檢察院系統平反的冤假錯案為40.2萬件；法院系統平反的為30.17萬件，總計為110萬件（見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昨天與今天 1840-1987國情手冊》）。從1949到1978也才40年時間，每年有近30萬件冤假錯案發生。這是多麽可怕的數字啊！ 中共偽法統是壹種自上而下的現代王法系統，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約法精神。“階級鬥爭”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論、“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及“嚴厲打擊”論，因態度、親疏、階級的不同而搞差別待遇，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河北省副省長叢福奎受賄930多萬判死緩。李真貪汙824萬余元，判死刑。胡長清貪544萬元“不服”死刑：“為什麽同是受賄，而且數額比自己還大的褚時健（三人共10億）、周北方（0.83億）沒有判死刑，偏偏自己倒黴，在自己身上沒體現坦白從寬的政策”。於情於理，胡長清的“不服”不是沒有壹點道理。 中共的法律只代表了官僚寡頭集團的利益，它本身就非法的。中國的“司法”機構，主要是按照上級的命令抓人審判，從來沒有為人民服務過。這些專政機關，當然更要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所以腐敗叢生，愈演愈烈。 “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果妳壹定要去打官司，那妳就要首先準備好足夠的賄賂，壹定要比妳的對手多。即便妳打贏了官司，也是沒用的，還要再花錢執行。 16年前大興安嶺塔河縣發生了壹起駭人聽聞的殺妻滅子命案，牽涉到已落馬的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2004年2月韓桂芝被中紀委“雙規”。3月18日逍遙近10年的韓建勛在秦皇島被抓捕。2004年10月12日39歲的韓建勛重上被告席。在庭審中，公訴人指出，韓建勛故意殺人事實清楚，案子拖了這麽多年，主要是因為當年的辦案人員涉嫌瀆職。原大興安嶺地區檢察院起訴科科長張偉曾經收受賄賂；原大興安嶺中級法院刑庭法官、韓建勛故意殺人案原審判長陳國軍，曾接受原大興安嶺中院院長關德信委托並收受賄賂。 陜西省高院副院長田平利貪汙腐敗、買官賣官、利用他老婆梅舒惠開辦的陜西新言律師事務所包攬詞訟、吃了原告吃被告，大肆收受貪官汙吏的黑錢，為貪官汙吏減刑免刑。田平利包養過幾個二奶，還為兩個二奶買房，被揭發後田平利馬上把兩個二奶立即轉移到外地。他特別喜歡玩女大學生，經常要那幾個跟他關系很鐵的老板從陜西師範大學、西安音樂學院、四川師範大學尋找美麗漂亮、性感的女大學生供自己玩樂。據壹個和田平利關系很鐵的老板私下透露，在過去的5年裏，由他們幾個老板出資供田平利玩女大學生的開銷不少於300萬元；被田平利玩弄過的女大學生和空姐、模特總數不少於200個！ 阜陽中院刑壹庭庭長巫繼成收下壹位想給丈夫辦假釋的女人賣地的幾千元後，在辦公室裏強奸了她，犯有重刑的其夫隨後假釋出獄。壹名案犯強奸、輪奸多位少女，巫繼成與他的母親發生性關系後，大力相助讓他差點逃出法網。至少與6名當事人親屬發生性關系的巫繼成，因強奸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海口市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王德偉在與因重大銀行詐騙案而被判死刑的案犯範起明的妹妹在賓館多次私通後，為範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讓範逍遙法外。  原深圳羅湖公安分局局長安惠君因涉嫌“買官賣官、包庇色情場所並收受巨額賄賂”，已被紀檢部門“雙規”。安惠君頻頻勾引男警員，與其說其個人生活的“糜爛”，不如說暴露了這名女局長的公共生活的腐敗。安惠君並不是以壹名性饑渴的女性，而是以女公安局長的身份對待她的性對象：順其要求的男警員可以迅速升遷；反之則升職無望，理由是“有待磨練”。表面是床第之歡，背後是權力交易。問題的根源也不在於安惠君的性欲望，而在於她手握大權，能以壹己之好惡來左右下屬之升遷，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公共權威帶入私人生活，“挾天子以令諸侯”，否則，半老徐娘，能有多少英俊下屬甘願獻身？ 湖北省黃岡市中級法院院長程坤波59歲那年，與19歲的發廊女蔡婷勾上，兩年後把蔡辦成了法庭的臨時書記員，三年後，把蔡提為女法官。而報導稱，蔡不識幾個字。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增軍，他從在任績溪縣縣長的時候起，將壹個20歲的小情人，通過“床上功夫”，壹路把她由平民百姓升到鄉黨委副書記、鄉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縣婦聯主任等職，被人稱為典型的“從床上”到“主席臺上”的幹部。 現今的中國，沒有壹個有權勢的官員是廉潔的；而且無法無天。 1997年青島查獲的壹起嫖娼案中，就涉及16名區壹級的黨政領導幹部因為酒色，和黑社會勾結致小姐殘疾或死亡的命案不計其數。有的是雇兇殺人，有的是猴急之下或者酒後開車撞死人，有的是獸性或者虐待狂發作致小姐死命……不壹而足，罄竹難書！　 2003年4月12日報道：湖南嶽陽市財政局消費局局長嚴有華有5個情婦，想與妻子肖桂英離婚沒離成，曾請過幾個殺手，後來借妻子練過發能功，將妻子送入監獄折磨致死。 2003年9月29日，鹹陽市秦都區檢察院原檢察長陳平的妻子汪玲，身穿粉色睡衣浸臥在血泊之中，手腳被白色尼龍繩捆綁，胸腹部被刺21刀。陳平殺妻的原因是“感情問題”！ 2004年5月23日報導，河北省滄州市壹名外貿局副局長為脫離沒有感情的妻子，斬死妻子後剁屍、烹屍、丟下坑渠沖走。 中國社會已成為壹個由權力、資本和黑社會控制的社會。沈陽黑社會富豪劉湧請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吃飯，臨走時，順手給馬向東秘書扔下壹包錢，馬向東遂將價值3.5億元的沈陽市中街商業區壹塊2.4萬平方米的用地，無償劃給了劉湧。就這塊地，劉湧壹夜之間就增加了3.5億元的財富。原沈陽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實是劉湧的幹爹，和平區勞動局副局長高明賢是幹媽，市中級法院副院長、以致公黨沈陽主委身份擔任市政協副主席的焦玫瑰則是他的姘頭。入獄後，壹女獄警竟主動投懷送抱、召之即來為其解決監獄中的性饑渴問題。還有多位警察是他哥們，連沈陽市原市長幕綏新也是他“大哥”。 遼寧省遼陽市某企業董事長呂宗大強奸、嫖宿幼女案發後，在為呂宗大（已執行死刑）強奸罪開脫的過程中，遼陽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富龍利用職務之便，收取賄賂30萬元。遼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支隊長趙克慕、遼陽市公安局白塔分局原副局長王誌、遼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陣控大隊原大隊長孫萬財，為呂宗大開脫收取賄賂構成受賄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10年和10年。法院另查明，富龍枉法辦理壹宗詐騙案，受賄10萬元；在明知幼女不滿14周歲的情況下，違背幼女意誌，強行奸淫幼女2名，並造成1名幼女懷孕引產的嚴重後果；以玩弄女性為目的，嫖宿多名幼女。 4．反腐敗沒好下場 周偉，沈陽家用電器工業總公司離休幹部，98年起，因舉報了涉慕綏新和馬向東本身的“土地批租”“金融詐騙”二起大案，觸怒了貪官權貴，於1998年5月被關押了兩個星期後開除黨籍，後被送到勞改場進行2年勞動教養。 李瑞芳，河北省唐山市新區原物價局副局長，因向上級署名舉報原新區政府壹名領導和新區勞動局有關負責人的經濟問題，此後便遭檢察機關拘捕，並被當地法院以“私分國有資產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 呂凈壹，河南平頂山市壹鎮黨委書記，因舉報原河南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先被誣陷貪汙受賄而入獄，後被李長河幾近滅門；呂凈壹妻子被害，他自己也受了重傷，造血功能受損，兩個月得輸壹次血。大腿肌肉砍傷，只能跛足而行。  2000年，加拿大華僑、海南怡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何海生，在壹樁房地產官司中發現海南法院系統存在壹個以同學、同鄉關系為紐帶，權利相互勾結的“地下關系網”，還有壹小批與他們關系密切的律師為他們做“收錢代理”，他們通過權力關系網謀取私利，破壞司法公正。於是，何海生向中紀委、海南省委舉報海南省兩級法院法官們集體違法違紀行為。他在舉報材料中，列舉了16名涉嫌腐敗的司法人員。其中，兩名被樹為最廉潔、雷鋒式的好幹部，正準備被提拔，由於何的舉報，到手的庭長泡了湯；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庭法官馬春龍，因何的舉報，被查出曾偽造數份假裁定書，侵吞國有資產數千萬元，並接受巨額賄賂，被批捕；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執行庭庭長馬升，因何的舉報被發現有巨額財產來歷不明而被“雙規”；某集團負責人徐某與法官勾結侵吞國有資產數千萬元，因何的舉報，徐某逃亡……。正當海南的“反腐風暴”在有待進壹步深入的時刻，2002年6月25日淩晨3點，何海生神秘猝死，年僅49歲。海南的反腐受阻……。此外，還有因舉報領導腐敗被免職、坐牢、妻子被殺害、自己受重傷的河南平頂山人呂凈壹，還有因和政府領導“較真兒”，討要拖欠教師工資而被槍手暗殺的湖南益陽青年教師李尚平。 李文娟，鞍山國稅局的壹名普通幹部，02年以來70多次400多封掛號信，郵向中紀委、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實名舉報鞍山國稅局長不征少征稅款、截留公務員人頭經費、改變預算級次、從財政非法提成等多項違法違紀問題，數額高達數億元。三年來，她受到了從肉體到精神各種各樣的巨大打擊，曾被強行辭退，被鞍山公安局涉嫌“誹謗”而勞動教養。  2004年8月11日人民網報導，福建省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在查處福州“豬案（因不許擅自屠宰豬而引發的糾紛）”和壹筆涉及6千多萬元連江縣江濱路開發建設腐敗案時，受到上級壓力，被壹些腐敗官員視為眼中釘；同時受到了黑社會的死亡威脅，六年來被迫穿著防彈衣生活；在“腐敗利益集團”的攻勢下，明明壹個腐敗大案，福州市的專案組開脫腐敗人員，得出了壹個“連江沒有腐敗案，只有300多萬元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灰色地帶的結論”。

 

第八章 憲政 

第壹節 憲法的性質

憲法（constitution）起源於中世紀羅馬的神法學和宗教法律，故憲法被看成是神法的壹部分，是人與上帝的契約。後來用於解釋憲法的種種契約理論[盧梭除外]，都有基督教神學背景，都離不開天賦權利。

民主政治意味著每個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意味著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就必須以壹套明確而恒久的規範來設計壹個民主的政權組織形式，以防止權力的濫用和侵害人權，並把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人權轉化為具體的法律規範，這些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侵犯，否則，將遭到懲罰。此外，民主社會的掌權者的任期是有限的，必須定期更換；為了避免因掌權者的更叠而導致社會的動蕩，需要壹套明確的規範來使權力能和平、安全地轉移。民主政治的這些宗旨、原則和要求需要壹套特殊的規則來把它們系統化、規範化，並把它們上升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範系統，這種特殊的法律規範系統就是憲法。

1．憲法必須具有中立性

憲法是人民的第壹契約，它是社會公平、政府公正的根本。憲法要獲得恒久的正當性，就必須具有政治中立性，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壹視同仁地給予全體國民以平等的待遇。

憲法要保持中立的立場，就不能過多地涉及實體權利義務的具體配置。由此，決定了憲法規範主要是壹些合乎正義的程序性規範，即規定分配憲法性權利的程序。

通俗地講，憲法可以設立總統或首相，但不能“欽定”某個人成為總統；憲法可以規定選舉制度，但不能規定某人或某政黨或某階級是國家領導人或領導集團或領導階級。憲法要有讓所有競爭執政權的各方，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憲法是超階級的，凡是主張階級專政的“憲法”都不是真憲法，因為它偏離了中道。這種“憲法”只會導致斯大林似的階級鬥爭大屠殺，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幌子。

2．憲法要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批準的程序

近代憲法是民約或公約。憲法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契約，而是人民之間的契約，政府只是憲法的產物。因此，憲法應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批準程序。

“憲法”壹詞的英文對稱為“Constitution”，“Con”有“合作、協作、共同”之意，“Stitution”來自“Institution”,意思為“創立、設立、制度、機構”等，照字面解釋，“Constitution”有“協商共建的社會制度”之涵義。

在“協商共建”的過程中，必須允許所有的社會成員通過其代表參與制憲活動，必須要有執政者的反對派參加，各參與主體的地位、資格和實際的政治處境應當平等，因為只有平等的主體之間才能展開真正的對話和協商。協商對話應包括所有涉及國家、政府和社會的基本問題，而不應當設置某些禁區，或預先確定什麽原則，將其置於不容討論、不可質疑的優越地位，任何統壹思想、統壹立場的做法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在憲法制訂的過程中必須讓各方，特別是反對派，都願意參加，憲法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憲法要規定嚴格的批準的程序，這是憲法獲得權威的必經之途。憲法的批準實施壹般需要通過公民投票，經2/3以上公民通過，憲法才有合法地位和權威。此外，憲法要維持自己的權威還必須有嚴格的修改程序。那種若幹年即變換壹次，且不經過充分自由辯論就可輕易修改的憲法是不可能有權威的。原則上憲法應當先於政府而由人民制定，所以現行政府不可過多地涉足修憲過程，尤其不可利用修憲牟取“私利”。為此，“有些國家為了使憲法修改不至於草率，憲法規定，提議修改憲法的政府在任內不得實行公民投票，而實行公民投票的政府在任內不得推行修改的憲法。因此修改憲法至少需三屆政府的時間。”

憲法不憲法，不是槍桿子強加於人的，而是全民投票公認的。中國的“憲法”從來沒經過公民認可這壹最基本的程序。凡是未經過全民投票的“憲法“就不是真憲法，根本就不存在“推翻”的問題，因為它根本就不是憲法。這種“憲法”連劉少奇、趙紫陽都保護不了，不過是欺世盜名的遊戲而已，唯壹的辦法就是取締它。

愛因斯坦說得好：真正的憲法是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信念，憲法的生命和力量源於每個公民要捍衛它的決心和勇氣。只有當每個公民都意識到他有義務為保衛憲法作出自己的貢獻時，憲法上的權利才有保障，憲法才會存在。

3．憲法必須先於政府

在憲法與政府的先後順位關系上，憲法必須先於所有合法政府，政府只能是憲法的產物。憲法必須先於政府而由全體人民制定，而後根據人民制定的憲法來選舉、成立政府。因此制憲不是政府的事，“壹國的憲法不是其政府的決議，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決議”。

如果由政府來制定憲法，政府會利用執政的優勢牟取有利於自身的憲政格局。中國憲政史上所有“有用”的憲法都是由政府制定頒布的，即先成立政府，後由政府制定憲法，對其統治地位予以“追認”。當制憲權由政府掌握和控制時，人民對於什麽時候制訂憲法、制訂壹部怎樣的憲法，就沒有多少實質發言權。政府在制定憲法時明確地規定某種力量的固定不變的統治領導地位，而且頻繁地廢立憲法、修改憲法，目的無非是使憲法變得有利於自己的統治。所以，必須先定憲法，後立政府。 

4．憲法是公民權利保障書

憲政主義把人權置於更高的地位，當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保障人權。個人自治原則是憲政主義的首要原則。憲政主義者尊重政治參與的權利，但認為“不受幹擾的權利”更為基本。憲政主義者卻傾向於把[人民]主權概念當作危險的模糊概念。

憲政主義者對人的本性更為悲觀，他們害怕“大眾”壓迫他人。正如麥迪遜所說：“在我們的政府中，真正的權力掌握在社團多數人的手中，且對私人權利的侵犯主要不是來自和其選民的感覺相抵觸的政府行為，而是來自政府僅僅是多數選民的工具之行為”。所以，憲政主義的前提是：人民對政府有不信任的權利、有改組的權利。

憲法的目的在於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宜給公民規定義務。這不是主張公民不應承擔任何義務。公民應承擔義務，這些義務只能從公民所享有的權利中產生，不存在任何獨立於權利之外的義務。如果有的話，那肯定是統治者強加給人民的義務。這類義務越多，公民剩下的自由就越少。憲法中也不存在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問題，憲法中應把公民的義務規定盡可能少。如果有健全的法治，即使不在憲法中規定公民的義務，也無礙這些義務的履行。中國憲法對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如財產權、人身權、結社權、遷徒權等閃爍其辭；對公民義務的規定卻不厭其詳。這樣的憲法壹方面授予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的無限的權力，另壹方面，又把各種義務左壹道右壹道地綁在公民身上；結果，連國家主席的人身權利也保護不了。

憲法和刑法、民法都有保障公民權利的規定，但是兩者有本質區別。普通法律調整的是公民間關系，防範的對象是公民侵權行為。而憲法調整公民和政府關系，防範的對象是政府對公民的侵權。憲法主要適用公權行為，而不是私權行為。

現代憲政的壹個根本原是“權力都是有限的，個人權利是絕對的無限的”（特殊限制例外）；凡非法律禁止的，人民都有權去作，凡非法律所準許的，政府都無權去做。

英國的《人身保護令》（1676）主要針對郡官，典獄官及其他官吏而言。美國《權利法案》全部內容都是限制國家權力的。

儒教與馬教的原則是“權力是無限的，權利是相對的和有限的”，稱為“無限政府+有限權利。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認為，權利並非人民固有的，而是國家授予的。“權利是指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的公民實現某種行為的可能性”。因此在大陸，政府擁有無限權力，可做任何它認為應做的事情；而人民只能做法律準許做的事情。中國74年間的14部憲法典有8部創造了“權力無邊、權利有限”的記錄。

5．憲法是限制政府的“限法”，必須確認三權分立

憲法必須明載限制政府權力的條款。不是壹國的根本大法就叫憲法。否則，古代專制王朝（秦、漢、唐、宋、明、清等）就是憲政國家了。憲法的本義即包含著對政府權力的明確規定和限制，這就是說，壹個肯定了無限權力存在的“憲法”實際上並沒有資格稱為憲法。

憲法的矛頭對著政府。憲法約束的對象是掌握權力的人，而不是用來約束國家的主權者——人民。國家壹切權力源於人民，憲法就是人民將權力給予國家的授權書。這份授權書也是人民頒發給政府的營業執照，政府不得超範圍經營，否者違憲。

憲政主義是指政府的運作按照既定規則，透過條文的規範將政府的權責明文化，統治者的權力受到憲法的拘束藉以防止權力的濫用。憲法是規範國家機構的行為規範，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壹部特殊法，憲法就是“限法”。　

憲政主義強調，對政府的權力應該實行分權制衡。政府最高的權力機構中，具有平行、互相不隸屬的權力。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均集中在同壹批人手中，那就是暴政，不論這些人是否是人民所選出。因此，制衡野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野心來遏制野心，將權力給壹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總統），再用壹群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國會）來加以制衡。

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第16條說:“凡是權利沒有得到保障或是權力未曾分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因為權力的分立才能防止權力被獨裁者壟斷，才能以權力制約權力，才能保障自由；而保障人權的目標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實現。因此，只要權力分立和人權有保障的地方，就說明這國必實行著民主政治，必存在著名副其實的憲法。相反，凡權力不分立和人權無保障的社會，無論字面上的憲法多漂亮，實際上是不存在憲法的。

如果對權力的腐蝕性的沒有認識，就不會有分權的的概念；國家機器在黨書記[皇帝]領導下的分工負責，絕不是三權分立；如果權利沒有保障，國民就是壹群羊，國家與國民就是牧羊人和羊的關系，怎能談憲法？憲法不過是牧羊人手中的牧鞭而已。

由於對權力的不信任，所以要分權制衡。在歐美憲政制度發展健全的國家例如美國，他們是將行政權、立法權以及司法權三權分立，相互監督制衡、互不隸屬。

6．“憲法至上”是法治的靈魂

沒有憲法至上，就無憲政，也就不可能存在法治。法治是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也就是說，法的權威高於人的權威，由法律支配權力是法治的根本。憲法的內容及地位決定了憲法至上是保證權力服從法律，從而實現法治的關鍵環節。

法治離開了憲法至上，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法治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因此，如果憲法不具有其應有的權威，那麽法治的實現也就絕無可能。

憲政主義強調政府的施政須依法律而為，法律上規範的運作模式不容其它因素加以改變。民主的要旨在於以民決政，憲政之要旨在於以法治國。沒有法治不能保證民主，而僅有法治卻不壹定有民主。法治的目的是民主，而民主則必須由法治理獲得公正和秩序。

7．人權高於憲法

人權至高無上，憲法雖然規定了人權，憲法由此而得益：成為至高的法律、萬法之母。但人的自由無邊無際，憲法沒有規定、不能規定、無法規定、無可名狀的權利，人都天然地保留，不受人間任何條條框框哪怕是憲法的約束。

有人以為，不管是什麽東西，只要寫進了憲法（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就批評不得，壹批評就是違憲，就該遭禁止。這實在是荒謬的。陳獨秀說：自由應包括“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

“憲法至上”並不意味著“憲法是不可以批評的”。“憲法至上”指人們的行為尤其是政府的行為要遵循憲法；“說憲法可以反對”，意指人們的言論可不贊同憲法。法律本是為統壹人們行為而設的，這是因為人們的思想不壹致。憲法的權威性並不否認異議的合法性。

有人會爭辯道：憲法是全國人民所公認的，怎麽能允許批評反對呢？這種指責是空洞的。“全民都贊同”，是指沒有任何人批評反對。如果有壹個人提出了反對意見，就表明沒有受到全體人民的贊同。事實上，憲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每壹個公民所贊同。人們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的意見，這正是憲法本身所賦予的權利。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憲法。憲法是壹個國家的全體公民意誌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要得出全體公民意誌最大公約數，首先必須有全體公民的參與，且每個公民必須具有表達意誌的言論自由，否則就不能產生真實的全體公民意誌的最大公約數；再進壹步，在憲法產生後，由於社會和科技的進步，公民的意誌也會產生變化，如果憲法限制言論自由，公民就不能提出與憲法規定不同的言論，從而不能產生與憲法規定不同的觀點和思想，從而也不能順利形成新的全體公民意誌最大公約數。所以，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憲法。如果憲法限制言論自由，在邏輯上就失去了產生憲法的基礎，從而使憲法的存在不合邏輯。

民主原則不僅要求在行動上少數服從多數，同時也要求保護少數人傳播己見的權利。任何承認民主原則的法律，包括憲法都不應排斥或限制言論自由。

第二節 全民公決決定憲法的真身

全民公決權和人民自決權是防止政府專制腐敗的重要抗衡力量。在各種和平抵抗權中，全民公決權屬於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及參與人數最多的最有利於社會平穩發展的抵抗權。

全民公決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壹項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規定，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人民的意誌是政府權力的基礎。可見，全民公決或公民投票的權利，是人人直接參與治理國家和平等參加國家公務的壹項重要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均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人民行使自決權的方式不外乎兩類：暴力方式與和平方式。全民公決或公民投票應當說是人民行使自決權的最重要的和平方式。當代許多國家壹些重大問題，正是在國際社會的監督下通過全民公決的形式得到解決的。

全民公決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公民復決、公民創制。

公民復決在法學上主要是指對議會所通過的憲法草案或法律草案進行公民投票表決。所謂復決，強調的是對議會的決定進行公民投票表決，然後根據表決結果決定是否可行。

將憲法付諸公民復決是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的影響分不開的。1792年法國國民議會曾通過壹項決議，宣布凡未經人民認可和批準的憲法，不得視為憲法。這已經為人類社會所公認。該國民議會於1793年制定的憲法是最早交付人民投票表決的憲法。

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法於1958年9月28日由公民投票通過。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人民通過自己的代表和通過公民復決來行使國家主權。

19世紀對憲法實行公民復決的國家，還有瑞士和美國。瑞士和美國主要是各州陸續采行公民復決，對州憲法由各州居民進行投票表決。在20世紀，公民復決制憲的做法已逐漸成為許多國家走向憲政道路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據利普哈特1984年的統計，從1945年到1980年間，在21個西方國家中，總計舉行過244次公民投票，其中有169次發生在瑞士。

從公民復決的對象來看，各國的公民復決大致可分為兩類：壹是制憲復決；二是立法復決。制憲復決是指對議會或其他制憲團體所通過的憲法案或憲法修正案進行公民復決。當代日本憲法是二戰後美軍占領期間幫日本起草的憲法，先經議會各黨派和自由媒體的長期充分的辯論，再由超過2/3公民投票通過而具備了合法性。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憲法的修改必須經各議院全體議員2/3以上的贊成，由國會提議，向國民提出，並得其承認。此項承認，必須在特別國民投票或國會規定的選舉時舉行的投票中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由公民投票對憲法案或憲法修正案進行復決，這已成為現代法治國家憲法制度的壹個重要發展趨勢。

立法復決是指對議會通過的普通法律案進行公民投票表決。在瑞士，公民復決不僅適用於制憲，而且在各州適用於壹些普通法律案。20世紀瑞士各州制定的許多普通法律都是由公民復決通過的。德國基本法規定，關於重新劃分聯邦區域的法律，須經公民投票認可。

除制憲復決和立法復決外，公民復決還包括對其他事項的復決。如對政府的某壹重大決策或對某壹爭議較大的重大問題進行公民復決，或就壹般自治問題進行公民復決。

公民復決又可分為強制復決和自動復決。強制復決是指議會所通過的憲法案或法律案必須經過復決始能成立。自動復決是指憲法案或法律案等事項的復決是根據公民自動的要求或者其他機關的自動要求必須進行的復決。由公民要求進行的復決，這是現代憲政國家中憲法規定的較為普遍的壹種自動復決方式。議會所通過的憲法案或法律案在通過後壹定期限內，如果有公民若幹人聯名要求，達到法定人數時，必須交付公民全體投票表決。在憲法上確認公民要求復決的權利，這是推動憲政發展的壹個重要途徑。

在各國規定公民復決的憲法中，普遍都規定議會可以提出公民復決的建議。意大利憲法規定，對議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公布後三個月內，如果有議會任何壹院五分之壹的議員請求進行全民公決時，必須提交全民公決。

有的國家憲法規定，總統或其他行政機關對議會通過的法律案，可要求提交公民復決。法國憲法第10條規定，總統根據政府在議會開會期間所提出的或議會兩院聯合提出的、公布在《政府公報》上的建議，可將有關公共權力機構的組織、核準共同體協定或旨在授權批準雖不違反憲法但影響現行體制運行的條約的任何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復決。如公民復決通過該法律草案，總統應在15天內予以頒布。1969年4月，戴高樂提交的法案被公民投票否決而不能付諸實施，戴高樂因此辭去了總統職務。

公民投票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等問題需要由專門的公民復決法來規定。法國憲法第60條規定，憲法委員會確保公民復決合法進行，並宣布其結果。像法國憲法這樣考慮到公民復決的監督實施問題的憲法在世界上還是不多的。隨著各國民主度的不斷提高，公民復決的實施應當由專門法律規定，以確保國民主權原則的逐步實現。　 

公民創制(Popular Initiative)與公民復決(Referendum)的區別在於：復決的憲法案或法律案是由議會提出或通過；而創制的憲法案或法律案是由公民提出。復決只是對議會通過的議案表示贊成或否定；創制是指公民自己提出關於憲法或法律的建議案，要求付諸全民表決，並在達到法定人數時，該建議案必須付諸全民公決。復決的目的在於防止議會違反民意而制定惡憲或惡法；創制的目的在於防止議會違反民意而不制定某種法律或不修改憲法。

在瑞士各州，公民創制既適用於制憲問題，也適用於普通立法問題。除制憲創制和立法創制外，公民創制還包括對其他事項的動議。　 

公民有關憲法或法律的創制權，又可以根據其建議案的形式和內容，分為原則性建議案和完整性法律草案。完整性法律草案是公民就制憲或立法問題提出的在體例上是完整的法律草案。例如韓國在1982年修憲時，憲法學教授金哲洙等人的《修憲六人學者試案》就是完整性的修憲建議案。在現代憲政國家，由公民若幹人草擬並提出的完整性法律草案被議會采納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的。在美國的壹些州，公民的完整性建議案由州議會主動采納或經公民復決後由州議會被動采納的事情時有發生。

全民公決實施的頻率的高低標誌著民主度的高低。在國民完全高度自治的狀態中，全民公決成為解決-般性問題而經常使用的手段。全民公決的行使與否以及行使的次數多少，大體上是衡量壹個社會基本性質的標尺。

全民公決是對壹個國家人權意識的衡量。只有人權意識達到壹定高度的社會，才能順利地舉行全民公決。統治集團缺乏人權意識，就不可能允許舉行全民公決；歷史上的專政國家，全民公決權被完全剝奪，專政國家中的任何重大事項都不敢付諸全民投票。

在從專政主義國家向憲政主義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全民公決是使社會避免發生暴力流血的重要途徑。近代以來，全民公決已成為專制國家向憲政國家轉型所采用的具有開端意義的普遍有效的方法，全民公決已成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基石。

唯有全民意誌才能代表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國家的重大事務必須由全民意誌主宰，而不應被少數人或政治集團所左右。無論總統、還是黨魁，無論專家權威、還是媒體領軍，都必須服從共同的規則，任何人都不能以權勢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只有尊重規則的社會大討論，才能看到民主多元的真意。為使人民不被架空並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以便保衛民主成果，使民主制度得以延續，全民公決應寫進憲法。

1990年10月16日俄羅斯公布的《全民公決法》規定：“全民公決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最重大問題進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決的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進行任何批準，而且全國均須遵照執行。”全民公決解決了國家重大變革的合法性問題。1991年3月17日，俄就實行總統制舉行全民公決，75.31% 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69.85% 的選民贊成。1993年12月12日，俄舉行全民公決，58.4% 的選民贊成俄獨立後的第壹部新憲法。

全民公決是民主的基礎。公民投票是動員公民參與政治的有效手段，是普及民主常識、推動開放討論的社會大課堂。公民投票的結果既不為執政者也不為精英所控制，削弱了黨派的作用。公投的機器壹旦開啟，權力就回歸於人民。全體人民通過公開投票的方式，對國家走什麽道路或對有爭議的事件作出表決──這是民主主義的最神聖的標誌。

憲政國家在壹些重大問題上使用全民公決的方法保障民意的實現。憲政國家的建設，必須首先制定壹部良憲。壹部憲法究竟是良憲還是惡憲，在形式上要看它的誕生是否經過全民公決。現代憲政國家，必須以全民公決憲法起步。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其制定應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公民投票表決憲法，這是公民直接參與國事的第壹步。只有經過全民公決的憲法，才充分表明依據憲法成立的政府是以人民意誌為基礎的。

全民公決憲法是憲政建設的第壹步。中國要保障人權的話，首先應當保障全民公決的權利，應當對憲法舉行壹項全民公決。舉行壹次全民公決，就能奠定良好的憲政基礎。

根據全民公決的憲法建立的政府才是代表人民的，當然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全民公決將是中國走上憲政道路的良好開端。以全民公決開始憲政建設，通過憲政建設逐步實現民主和自由，這是未來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正確道路。

第三節 中國偽憲政史 若用憲法的性質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憲法，則大多數的憲法都是不合要求的假冒偽劣品。 中國的憲法本質上不是各階級和利益集團平等協商並共同遵守的“約定”，而是由強勢統治集團“欽定”而強加於國民的“治國章程”。因此中國憲政最“強悍”、最直接的障礙在於，政治上強烈的黨派意識形態色彩妨礙了憲法的價值中立性，使得中國憲政的實踐缺乏協商共存、理性妥協的精神，憲法很難被不同利益的階層和利益集團所共同接受，不易形成尊崇憲法的共同信仰。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安德魯J內森說：“在中國，憲法被視為凝聚集體力量、被看做推動輿論的手段。因此，中國的憲法壹直隨社會目標的變化而改變，…”並且，“憲法為統治者要求承認其合法性提供了依據”。可以說，中國百年憲政史，總體上是壹部黨派意識形態之間水火不相容的鬥爭史。 將憲法作為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來源始於清末的“預備立憲”。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其動機“壹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其根本的在於永固皇位。《欽定憲法大綱》共計23條，分為正文“君上大權”（共14條）和附錄“臣民權利義務”（共9條）。《大綱》第壹、二條宣稱，“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壹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從法理上講，這種欽定憲法比無憲法更加倒退，若人民接受這樣的憲法，就意味著接受了“法定”的臣民身份，要改變這種身份就是違法，是對法律秩序的踐踏，就顯得“理屈詞窮”了。這種純粹的“特權狀”當然不會被朝野改革力量接納，也無法挽救窮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 辛亥革命爆發後的1911年10月29日，駐灤州第20鎮統制張紹曾與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聯名發動兵諫，奏請清廷立即實行英國式君主立憲政體，並提出了12條政綱，要求清廷參照執行。幾天之內清廷即按張紹曾所提出的12條政綱擬定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以下簡稱《重大信條》）。與《欽定憲法大綱》相比，皇權有所削弱、國會權威有較大提高。《重大信條》規定：“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皇帝繼承順序，於憲法規定之”；“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由皇帝頒布之”；“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皇帝直接統帥海陸軍，但對內使用時，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年度預算，須經國會議決”；“國務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以歷史的眼光看，《重大信條》是壹部比較中立、平衡的憲法，含有“虛君共和”的因素，憲法文本規定的國會之地位，足以與皇權分庭抗禮。但此時清廷覆亡在即，為時晚矣。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眾多憲法中最具民主性的憲法之壹，它的民主性體現在“主權在民”的憲政原則和程序性規範兩個方面。其第壹條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為永遠之民主國”，設立有上下兩院的國會並充分保障人權。 1913年國會成立，袁世凱已就任大總統，才開始考慮制憲。先選總統並成立政府，後制訂憲法，此決非壹單純之順序錯置問題。美國革命時潘恩就指出，憲法必須先於政府由人民制訂，否則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幹預制憲，謀取“私利”。潘恩的話不幸在中國得到驗證。 1913年10月《中華民國憲法案》（間稱《天壇憲草》）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三讀通過。《天壇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壹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並保障國民的人權。袁於1913年11月解散國民黨，1914年1月10日下令停止全體國會議員職務，國會即遭解散。《天壇憲草》因無法滿足袁氏的權力欲望而被其廢棄，未及實施即告流產。 1914年5月袁世凱廢除《臨時約法》，制訂了《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又稱《新約法》、《民三約法》（因其制定於民國三年），因它是根據袁世凱的意願炮制的，又稱為“袁記約法”。這部憲法確立了沒有君王的獨裁專制政體。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凱下令裁撤各省督軍，以後演變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長。隨後由參政院兩次推戴，袁世凱於1915年12月12日復辟稱帝。袁世凱的復辟之舉遭至全國各地強烈反彈，蔡諤更在雲南發起討袁“護國戰爭”。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復辟結束。  黎元洪隨之繼任大總統，《中華民國約法》也隨之廢除。黎元洪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在中央掌實權的總理段祺瑞發生了壹場“府院之爭”；1917年7月，張勛復辟帝制；1917年8月，孫中山領導“護法”運動對段祺瑞實行武力討罰。 1923年5月，曹錕趕黎元洪下臺，以1356萬元行賄議員，買下大總統。為了擺脫賄選總統後的困境，1923年10月10日，曹錕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世稱“曹錕憲法”，又因它是賄選議員制定，故有人稱為“賄選憲法”。其第12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由於“賄選事件”暴光，各地紛紛通電討曹，不出壹年，這部“賄選憲法”和曹錕之流的直系軍閥壹起土崩瓦解了。  1924年11月，段祺瑞以“臨時執政”自封“大總統”。 11月24日臨時執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 12月14日執政府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  民國早期，孫中山提出了建設中華民國三階段方案，即軍政3年、訓政6年、憲政三個階段。軍政時期以武力掃除壹切建立民國的障礙，奠定民國基礎；訓政時期督率國民建立地方自治，在地方進行局部的民主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的指導和訓練；憲政時期國民選舉代表、建立憲法委員會，創制憲法，還政於民，舉行多黨競爭的全國大選。 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中常委制訂《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 1931年5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宣稱：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既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公布約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憲政，授政於民選之政府。該約法明確了委托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回歸憲政，還政於民。 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五五憲草》），標榜“還政於民”，國民黨統治進入憲政時期。  1946年底的《中華民國憲法》比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民主些。前者是“保障性憲法”，為通向憲政提供保障（臺灣民主化已證明）；後者只是“名義性憲法”。 1946 年中華民國在制憲過程中，是非國民黨人主持、中國共產黨參與的。中華民國憲法制訂的過程符合憲政制訂程序。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訂沒有任何反對勢力的參與。 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制定，1947年1月1日公布，1947年12月25日生效）序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托，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鹹遵。 1947年3月，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將“以黨馭政”變為“以黨誘政”，4月宣稱：結束壹黨政府，成立多黨政府。4月24日撤消國防委員會，11月21日全國普選，48年3月29日第壹屆國大召開，5月20日總統就任，標誌著立憲政府的成立。 中華民國憲法不僅繼續奉行三民主義的五權思想，又進壹步強調了司法不受黨派幹預的獨立性。憲法除肯定“訓政”的合法性外，從未將自己黨的領導以憲法形式作明文規定。 1950年代，蔣介石在臺灣指出，國民黨將“遵循民主政治的正當規則參加各級選舉，和任何壹個民主國家的政黨壹樣，爭取選民的選票”。蔣還說，“本人尊重憲法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制度，我的唯壹希望是本黨同誌最終履行壹個民主國家中普通政黨的職責，帶領國家走向政黨政治之路。” 國民黨使訓政的期限壹拖再拖，但終究在1987年結束了訓政，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還政於民了。共產黨沒有這樣的時間表，它是壹個權力的“巨無霸”。它不是有限政府是全能政府，它是“以黨治國”的極端化——壹黨專制。 二戰後中國有了憲政的機會，但共產黨拒絕參加全國選舉，堅持政治協商、不經過競選而瓜分政府職位[所謂聯合政府]，又壹次使中國失去了憲政民主的機會。 壹個政體是否民主，關鍵不在於是多黨執政還是壹黨執政，而在於執政黨的地位是如何取得的。如經過自由競選、獲得了多數選票才取得執政地位，就屬於民主範疇。 毛設想的“聯合政府”，不是根據民主原則而是按“新民主主義”原則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原則規定：必須由中共領導，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究竟由哪個黨來領導，不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卻由壹個參選黨的領袖事先規定必須由自己來領導，這豈不荒唐？ 1952年10月劉少奇在出訪蘇聯前夕曾給斯大林寫信，談到3年後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訂憲法。劉到了蘇聯後，斯大林對中共代表說：“如果妳們不制訂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妳們：壹是說妳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妳們國家沒有憲法。因政協不是人民經選舉產生的，人家就可以說妳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綱領也不是人民選舉的代表大會通過的，而是由壹黨提出、其他黨派同意的東西，人家也可以說妳們國家沒有法律。”斯大林認為中國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有些重要機密外國人都知道”。“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占大多數，妳們就可以組織壹黨的政府。其他黨派在選舉中落選了，但妳們在組織政府時可給其他黨派以恩惠，這樣對妳們更好。”

斯大林的建議妙就妙在通過看似合法的選舉，將稍微有點“民主協商”味道的聯合政府改換成壹黨政府；而變成壹黨政府之後再“給其他黨派以恩惠”。如此既可將民主人士從權力結構中排除，把他們變成了完全意義上的“點綴”，卻又令他們對共黨感恩戴德。 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年來的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對其黨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中國大陸已先後有四部憲法（1954、1975、1978、1982年各壹部），這些憲法是仿效蘇聯憲法制定的，均屬於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其特征如下：  1）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淩駕於政府之上，事實上是黨治而非法治。1982年憲法的序言和第5條均規定，各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但真正掌握政府權力的並非人民代表大會或國務院，而是政治局常委們。有壹次，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被問到“黨大還是法大”，他答，“不清楚”。後來經反復研究後說，立法前是黨大、立法後則是法大。 在這樣的體制下，就會出現300多年以前英王查理壹世在受審時說過的情況，“只要有權，沒有法律可以造出壹條法律來。我不知在英國人能使他的生命和東西不受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但比《中華民國憲法》落後了80多年，而且回到大清“君上獨裁”的老路上去了。1982年憲法（已4度修改）規定了X黨有領導權，就意味著人民無權選擇執政黨，中國就算不上是“共和國”。“憲法”公然追求壹黨之私，竟將壹黨專政制度化，整個社會就非常的機會主義，憲政落後造成了國家機會主義和腐敗的泛濫。朱熔基認為將幹部貪汙洗錢、資本外逃去掉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這間接承認了中國政治制度落後造成了制度性腐敗。中國的憲法不是壹部保障人權的憲法，而是壹部保障黨權和官權穩定的憲法。只是為了黨權、政權延續的原因而施舍了壹點人權保障的余唾。 中國大陸的最高權力是黨，不是法律。不論是帝王制定的法律還是黨制定的法律，均無人民的絲毫意誌，法律均無權管治制定者本身。鄧多次說：“中央要有權威”。眾所周知，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是法律的權威高於政府的權威，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權威高於壹切。 根據新華網北京2004年３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首句：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壹。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闡明了中共奪權的合法性。歷史上的“革命”，像陳勝、李自成、洪秀全起義，不過是新奴隸主代替舊奴隸主，和民主革命完全不是壹回事。顯而易見，中國的革命不足以稱之為傳統。這明明是為自己的執政之路，統治之路所鋪下的席墊。  憲法序言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 明明是蘇聯壹家的幫助，卻說成是世界世界人民的支持。這是面對全世界撒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最紮眼的是它的序言。憲法的序言有1900多個漢字，其意義極為重要。這個序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贏得了舉世皆知的稱譽：“歌德式的憲法”，是“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簡稱。它回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麽要廢除競選制度而搞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麽不能采納世界主流的政黨平等與政黨輪替制度？ 為什麽？很簡單。因為這群人需要永掌政權。 當我們看到美國憲法時，就會驚訝，尤其是看到前面的序言。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establish Justice,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ce,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to 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僅此而已，不過短短50 余字。翻譯成中文如下：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壹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得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本憲法”。 譯成中文亦不過近百字。沒有見到什麽獨立戰爭的光榮、偉大、正確。而其核心是在於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樹立壹個強大的國家），但同時必須保障每壹個人的權益，給人民帶來幸福。實際上是在政府人民間建立的壹紙合同。要約束有限政府，賦予民主自由。 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所不曾有的觀念。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誰又把政黨的合法性寫進史冊？正是其內心的虛弱，才使得其不得不通過憲法來樹立自己的正統性。 2）否定三權分立、分權制衡。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與前蘇聯的蘇維埃制壹樣，實質上是“民主”名義下的中央集權制。鄧小平說:“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凡是壹件事情壹下決心，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又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出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壹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 恩格斯的評價則不同，他既沒有因為“三權分立、分權制衡”是資產階級創立的就斷然否定它，也沒有把“制衡”看作是對決策者不必要的限制，他只是把“三權分立”理解為國家管理的壹種方式，認為資產階級“以極其虔敬的心情把這種分權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事實上這種分權只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機構而實行的日常事務上的分工罷了。” 3）雖在憲法中列有壹批公民自由權利的清單，但由於種種原因，列入憲法的公民權和人權從未得到充分、切實的保障。此外，還有不少自由權利如思想自由、居住與遷徒自由、罷工自由、知情權、無罪推定權等未能載入憲法（“無罪推定”壹直作為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受到批判，在1996年3月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中才首次被確立，但仍未像法國那樣作為壹項重要人權寫入憲法）。  3）缺乏司法審查制度。當中共“把黨的主張變成法律、變成國家意誌”時，中國的法律就成了違反民意的黨法。由於沒有對“合憲”的司法審查和對“違憲”的憲法訴訟，使憲法的實施沒有監督、沒有保障，普遍持續的違憲仍是常態。 對全國人大立法沒有制約，如《遊行示威法》、《國家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補充規定》，都侵犯了人權，是違憲的。公安機關的勞教、收審權，顯然侵犯憲法第37條規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權；長期以來各級黨委對壹府兩院不是進行“政治領導”而是對人、對事進行具體的、事務性的領導，人大、黨委和壹府兩院均有違憲之嫌。 特別是經全國人大審議、於1996年3月1日起公布實施的《戒嚴法》，其後果將尤為嚴重。德國的教訓人們仍記憶猶新，1933年希特勒利用魏瑪憲法發布緊急命令，停止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之保障，後又迫使國會通過確認其獨裁權力的授權法，魏瑪憲法至此被徹底撕毀。亨金教授曾指出:“遇緊急狀態中止立憲政府壹些基本要素的權力，對憲政主義和立憲政府將造成也許是最嚴重的威脅。”現代民主國家是很少采用這種做法的，如美國即使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時，也並未因維持憲政而不能應付緊急事變。 4）司法不獨立，法院隸屬中共的政法委員會，法官、檢察官等均由中共組織部任免，重大案件、特別政治性案件判決均須由中共領導人裁定。 憲法第126條、第131條分別規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別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但是，他們不僅必須接受同級黨政的領導而無法獨立行使法定權力，還必須接受同級政法委領導。顯然，政法委是嚴重侵犯司法權的非法組織。 憲法第13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但是，黨政機關和工作人員的刑事案件偵查權、雙規權全被各級紀委奪走，既違反“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憲條，又導致許多罪犯和犯罪集團逃避了檢察院的立案、偵查、公訴而消遙法外。著名的大案如廈門遠華走私案、上海周正毅案，都是由中紀委先查處定案定罪後才交檢察機關的。 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二十世紀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之壹，就是個人被當作棋子[不尊重人]，政府篤信“全國壹盤棋”。如果像中國教科書多年來所灌輸的那樣，任何統治在本質上都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專政，那麽，憲政是不可能的。在暴力和崇尚暴力占上風的地方，憲政只有失敗的命運。二十世紀憲政的失敗與國家暴力的猖獗是分不開的。哪裏崇尚暴力，哪裏就背棄憲政。要強迫個人放棄自由權，要把個人釘在集體主義國家的棋盤上，離開了暴力是絕對辦不到的。憲政與暴力是根本對立的。憲政，把政府的合法性從建立在暴力專政的基礎上，轉移到建立在個人自願同意的基礎上。中國必須從暴力基礎上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的專政）向自願同意的憲政轉變。

第四節 用憲政取代專政 1．憲政民主取代無產階級專政 現代民主是憲政民主。以憲法為根本保證的民主就是憲政民主，簡稱憲政。憲政是法治的最高級形態，是法治與民主的統壹體。 憲政民主，通俗的說：就是民主基礎上的憲法和憲法指導下的民主。 何謂“民主基礎上憲法”？是指憲法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包括在自由輿論的環境裏民主競選產生制憲會議的代表，由代表們協商出憲法草案，經過全民公決產生真正的憲法。 何謂“憲法指導下的民主”,包括：（1）憲法是經過嚴格的民主程序產生的，憲法的首要目的是保障人權。（2）依憲法和選舉法周期性地競選出政府和議會。（3）司法、輿論、教育、宗教獨立。司法可審判政府及其官員的違法行為，輿論可不受幹涉地批評政府。 憲政民主的公式是: 民主競選出制憲會議——憲法草案——全民公決出憲法——依憲法和選舉法周期性地競選出政府——司法、輿論、教育、宗教獨立-----輿論監督批評政府。 根據歐美憲法學家的闡述，憲政民主制度有九項特征：1.政府權力應由憲法加以限制；2.實行分權制衡；3.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4.建立憲法審查制度；5.司法獨立；6.警察應受控制；7.文官控制軍隊；8.保障個人權利；9.發生緊急狀態時堅持實施憲法。 上述九項可概括為以下三點，壹是限制政府權力，憲政並不只是“憲政”（依照憲法行政），更重要的還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權）；二是保障個人權利；三是實行法治，憲政的目的是以法制權而達到以權制權。 傳統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實際上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值得壹駁。

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含了集中，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 既然民主已經包含著集中，沒必要在民主的後面再加壹個“集中”，這純屬於畫蛇添足。 既然民主已經包涵了集中，民主與集中不過是同壹事情的2個不同視角而已，因此，集中不可能在民主之上而高於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暗含了“集中高於民主”的觀念，這本身就是鄙視民主，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誠意。“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是居高臨下，“民主”成了“集中”的下級、仆從，民主成了集中者[即權力者]手中的玩具而已，真是荒謬之極。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與“憲法指導下的民主”是不壹樣。“憲法指導下的民主”——強調的是依法辦事，實現法治，體現出憲法中的人權、公平與正義精神。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指的是領袖操縱民主、控制民主，此時的“民主”是沒有民主精神的假戲而已。斯大林和毛時期都是證明。 因此，用憲政民主取代傳統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社會客觀規律的要求！ 2．統壹後的中國應有四權分立的憲法 兩岸的中國統壹後，應該考慮制定壹部雙方都能接受的憲法。未來中國的憲法既沒有必要回到孫中山“五權憲法”上去，也沒有必要原封不動保留1949年後的大陸憲法。 首先，五權憲法的誤區是很大的。如五權憲法違反了三權分立的精神。例如，五權憲法中的司法，其司法部部長系由總統任命，不需要經過國會的同意，那麽司法豈不是成為執政黨打擊反對黨的工具？ 又譬如：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權，立法權由專門的立法院來行使，大會只能對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贊成或否決投票；另外，國民大會也沒有監察權，監察權由監察院獨立實行。這樣，國民大會實際上沒有權利可言，即使各個權力機關都要向國民大會負責，但由於國民大會在權能上的極大限制，這樣的規定就容易流於形式。  孫中山設計了“五權憲法”,他以為西方的議會制度走向國會獨裁，行政不得不向議會低頭。他認為國民素質太低，又太自由；需要對他們進行制度束縛。因此，議會應削弱，行政要加強，他將監察權從議會中分離出來；為了保證官員的高質素又設置了考試院。 分權越多，效率越低，制度成本也越大。因此，仍需要回歸到三權分立。 監察權－－補充、輔助司法權，也制衡司法權，並分擔司法工作。不少國家和地區，監察院和廉政公署之類的機構是存在的。可以劃給議會行使。 考試權。壹件事要做得成，有兩個關鍵：資金和人才。資金，壹般情況下是由立法機構掌握和分配。那人才，就是由考試院來掌握和分配。這就和現實出現矛盾。什麽人是“人才”或不算“人才”，這不應由壹個機構決定的；哪個“人才”可用或不可用，也以具體辦這事的單位決定為宜。因此，“考試院院長”最後就成為壹個比較輕閑的工作，“考試院”也主要是管些公務員職稱、水平考核之類的事情。可劃給行政部門行使。 其次，1949年後的大陸照搬了蘇聯的憲法制度，不能適應未來中國的需要。何況，俄羅斯東歐順應人類社會的潮流都廢黜了社會主義時期的憲法，全民公決了新憲法。“中國特色”就是與人類的主潮流不同，人類的主流畢竟是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規律，以“特色”來抗拒人類的主流終究是不行的。因此，要考慮制定新憲法！ 第三，未來中國的新憲法要讓兩岸的中國人都能接受，所以，憲法應該避免提具體的人的名字和某主義的名字。 未來的中國憲法要把握幾個要點： 1）穩定的總統制。“總統”壹詞比“國家主席”節約紙張[也可以加快思維的速度]，中國應該設立穩定的總統制。世襲的皇帝制是不能考慮了，因為臺灣人已接受了總統制。 為保持穩定，總統的任期確定為8年。8，發嘛。總統權限可以類似法國和俄羅斯的總統權力，甚至比俄羅斯總統的權力還大。只能任壹屆，由全民投票選舉產生。不設副總統。 總統直接領導總理、統帥軍隊。總理指揮各行政部門的工作。總理和行政的設置及其權限可以參考法國俄羅斯的經驗。總理和部長的任期4年，向議會負責。總理的被議會不信任應該辭職。如果總統辭職和因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職務，由總理任代總統，並在三個月之內舉行總統大選。 2）二院制的國會。設立“人民院”代表全國人民，由各選區的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人數500—600，任期4年。設立代表地方利益的參議院，人數200-300，任期4年。二院制國會的設置與職能可以參考美國、日本、俄羅斯的經驗。 3）設立資政院。資政院屬於半國會性質的顧問委員會。由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家社會科學院等科學機構推薦人選500～600；接著由總統從中選出300人交國會，國會就這些人選進行辯論投票表決，按得票率的高低錄取前200名組成資政院。以後若有人辭職和因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職務可以從200名後依得票率遞補。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同時可以設立資政院終身資政，總統卸職後即為資政院終身資政。 資政院的權限為：有立法和施政的建議權，監督立法的質量和政府的施政政策；對國會的立法有否決權，但對國會2/3的多數通過的立法不能否決；對政府的施政措施有否定權。對資政院的否決，國會的該項立法必須重新獲得2/3的多數通過才有效。資政院的立法和施政建議，政府和國會必須給以討論表決；對政府的施政措施的否定，國會必須盡快地辯論表決，若國會也否定了政府的施政措施，政府必須辭職。 為什麽要資政院呢？這主要由於中國是個大國，壹旦出現立法和施政錯誤，危害巨大。因此中國既要講服從多數的民主性，也要講立法和政策的正確性，由資政院把關是有好處的，可以避免大躍進和建三門峽大壩的錯誤。這樣壹來，民主與科學就得到了統壹。而且資政院的決議也是在充分辯論的基礎上進行的最後表決，過半數才能作為決議。這種做法本身是民主與科學的統壹，也合乎儒家賢人治國的主張。 4）獨立的法院和違憲審查機制的設立，可參照先進國家的經驗。 因此。未來中國的憲法可以稱為四權憲法。

 

第五節 違憲審查  1．違憲審查的標準 違憲審查的標準並不是既定的憲法，而是既定憲法賴以存在的身後基礎：人的自由。壹切違背人的自由的法律，包括憲法本身，均是違憲的法律，自始至終不具備法律效力。 有人以為：違憲就是對憲法條文的違背。其實，這種理解是沒有操作意義的，只有把違憲理解為“違背憲法的底線條款”，為憲政設立不可違背的底線條款，才有可操作意義。 以美國為例，違憲主要是指違背“權利法案”的十條憲法修正案條款。而憲法的其它條款，都很少作為違憲審查中具有操作意義的條款。設立憲法底線條款使得憲法更容易理解，違憲審查更容易操作。例如：憲法規定了平等原則，憲法保護公民享受平等的權利，但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標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確立某種思想的優先地位。原因何在？就在於憲法沒有設立“國會不得立法確立國教（國家指導思想）”的底線條款。沒有底線條款，違憲便很容易不被註意，違憲審查也就很難操作。 1954年憲法居然保證不了壹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尊嚴和生命，當然也就談不上保護其它公民的尊嚴和生命。1982年憲法仍然保護不了壹位總書記的尊嚴，其原因就在於我們的憲法沒有對違憲行為的懲治制度，中國應設立憲法委員會和憲法法院，專管違憲的懲處。 中國的現行《憲法》已明確寫上“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第三十五條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當公民的上述權利遭到侵犯時，若有了憲法法院，人們就有了進行憲法訴訟的機構與程序，壹場場違憲官司將於焉興起。倘若真正尊重憲法，請自建立憲法法院始。 2．違憲審查機構 徒法不能自行。雖然幾乎所有憲法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僅僅依靠憲法的權利條文並不能自動地保障公民權利。倘若某些機構或黨派可以任意剝奪公民的權利；而公民則投訴無門。那麽，憲法何用？廢紙壹張而已。 為保護我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獨立的違憲審查機構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5月份已成立“法規審查備案室”，專門審查包括國務院所立行政法規在內的全國各級法規是否違憲違法，該工作室隸屬法制工作委員會。 這並非國際通行的違憲審查機構。它只是立法機構下屬的委員會再下屬的壹個辦公室，不具有獨立的權威性；它只負責法規審查，不具有維護公民憲法權利的崇高功能。 立法者審查監督自己立的法，往往無效無力。前蘇聯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負責違憲審查完全失敗。1936年憲法剛通過，就發生了1937年的殘酷大清洗。該大清洗嚴重違憲，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但負責違憲審查的國家最高機關卻視若罔聞，或束手無策。因為這些行為正是以它的名義進行的，或是他作為橡皮圖章批準的。所以，當蘇聯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後，原來實行由國家最高立法機構負責違憲審查的獨聯體各成員國和東歐各國，大多數都改變了原來的違憲審查體制。如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十壹個國家均實行憲法法院體制，愛沙尼亞采取美國式的司法審查模式，哈薩克斯坦設立憲法委員會來實施違憲審查。總之，都采用了與立法機構分立的另壹有獨立權威的機構來實施違憲審查。 俄羅斯憲法法院由19名法官組成，專門審理其他法律和規範性文件是否合憲。比如：壹個地方命令是否符合憲法，由憲法法院來審理，審理是終局的，立即生效。如果不合憲法立即被宣布無效。同時受理公民個人的起訴，如果公民認為法律侵犯其憲法人權。 英國議會的上院實施違憲審查是世界上唯壹特例。其可行性與兩院制有關，還與英國保有世界史上最為悠久和牢固的言論自由傳統作為制約監督因素緊密相關。 中國的違憲審查必須是司法的違憲審查。司法審查的意義，實際上是把憲法意義上的裁判權和立法權分離。目前通行有兩種司法性質的違憲審查。  壹種是美國首創的由法院經由司法訴訟達成的違憲審查，這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全世界效仿者有60多國。200多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成了“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法院”。現在，聯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與憲法有關的案件。與此同時，作為司法系統之壹的州法院也可以對州法的合憲性問題行使初審管轄權。 當下的中國法院不具獨立性。因而，中國的普通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缺乏違憲審查的獨立權威和獨立意誌，他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本不同。因此，美國式由法院經由司法訴訟達成的違憲審查，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情境下並不適合。  對中國較合適的就是憲法法院模式了。這種模式發端於奧地利，是根據著名法學家凱爾森(Kelsen, Hans 1881-1973）的設計建立的，得到很多國家效仿，歐洲大陸國家普遍流行。德國、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的憲法法院模式運轉相當成功。鑒於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因而與這種憲法法院的司法審查模式易於接軌。對中國言，若要成功，其關鍵是要撇開過去的老舊機構，聘請德高望重享有國際清譽的憲法學家、憲法律師組建壹個具有公信力、獨立性和權威性的憲法法院，專司憲法審查。 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還從來沒有處理過違憲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對於憲法爭議實際上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使壹些侵犯公民權利、超越職權的規範性文件暢通無阻。今天，法學界乃至知識界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必須盡快設立專門的獨立的權威的違憲審查機構——憲法法院，以保證憲法的落實。憲法法院的職權至少應為:解釋憲法；審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單行條例、自治條例和規章等規範性文件的合憲性，並做出裁決；裁決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爭端；對公民、社會團體、政黨提起的憲法訴訟做出裁決。

第九章 軍隊國家化

第壹節 黨指揮槍危害民主

1．軍權決定政權阻礙民主化

黨之所以能以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在於黨的領袖們以專制的辦法治黨。“黨指揮槍”是民主的最大障礙。孫中山提出以黨權制約軍權，搞蘇聯式的“黨指揮槍”，最後黨成為“劫機犯”，把全體國民扣為人質；並且促成了黨權政治向軍權政治的演進。

所謂“黨指揮槍”最後只能落實為黨內某個具體人指揮“槍”。 壹旦這個軍隊主席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法則幹預政治，那麽黨內權力也就必然要向掌握軍權的個人傾斜、黨內生活就不可能民主化。國民黨在掌握軍隊的情況下就比較專制，在沒有了軍隊並失去了執政地位後，國民黨卻實行民主改革，競選黨主席。

在法治國家，壹個黨派能公開擁有軍事武裝，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意大利的黑手黨或美國的三K黨甚至香港的三合會等黑社會組織，都只能秘密地私藏武裝，從來不敢張狂到動用國家財政力量和人民血汗來養活自己的私家軍隊，去捍衛自己的集團利益。所以，國家的武裝力量為黨有，是公然的冒天下之大不韙，是赤裸裸的黑社會和軍閥行徑，是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

按照人民主權和現代政黨政治的原則，任何政黨都不應當擁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軍隊只屬於體現主權在民原則的國家。真實的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的執政權來自於人民的同意。任何政黨，只有當它的政治理念所蘊涵的真理和政治道德，能夠在公開而自由的選舉中，說服或感動了人民的多數時，它才可以掌握國家的權力，而軍隊只服從法律設定的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政黨的政治意誌的控制。從另壹個角度講，任何政黨壹旦覬覦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就表明這個政黨準備用暴力踐踏人民的意誌，準備以暴力奴役人民。

除了喪盡天下人心的政黨，除了深刻意識到自己已經被人民拋棄的獨裁者，誰會把對國家權力的占有，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的基礎之上！ 

2．“黨、政、軍、教”合壹的極權體制

中共黨指揮槍才是假，槍指揮黨才是真。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取得了黨內軍事領導權，當時的總書記是張聞天。可中共黨史已經說明，不是張聞天對毛澤東的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領導。可見，“有槍便是草頭王”。 

在戰爭年代，槍就是黨，黨就是槍，沒槍就沒黨，沒黨就沒槍，黨與槍是共生的，壹體的，大部分共產黨的官員，既是“將”，又是“相”，集文武於壹身。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剛建立時，領兵打仗的軍事首腦都紛紛擔當這個新生政權的首腦。如周恩來當了總理，陳毅當了上海市長，葉劍英當了廣州市長，聶榮臻當了北京市長，等等，當時的黨政文職官員，基本上都是原來的軍隊幹部。

1949年後，四個偉大（偉大領袖[黨權]、偉大統帥[軍權]、偉大導師[思想文化教育權]、偉大舵手[政權]）成為現實，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與其說中共實行的是“政教合壹”，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黨、政、軍、教”四權合壹。

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在30%到40%之間。在毛澤東時期，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壹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於軍人。這種黨政軍合壹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壹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占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可見，中國大陸的人民政府本質上是個軍政府，使軍隊的專制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文化素質極低。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雪上加霜。

鄧小平復出，主要靠軍隊的支持。他復出後的第壹個職務，就是總參謀長。在黨、政、軍三個崗位，他當過軍隊壹把手，而始終沒有當過黨政壹把手，但卻是中國權力最大。1982年憲法對國家主席和總理都作了任期限制，憲法唯壹沒有任期限制的領導職務是軍委主席。這說明了軍事獨裁的嚴重性。鄧小平憑軍委主席的地位，他可以任意指定或撤換黨的第壹把手，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可以不經人大發動對外戰爭，不經人大和政治局調動幾十萬軍隊到首都鎮壓學生。養活軍隊的每壹分錢都散發著底層勞動者濃烈的血汗氣息。軍隊只應當屬於人民，屬於民族，屬於國家。納稅人辛辛苦苦養活的軍隊，卻成了黨棍們的私家軍，“黨”壹聲令下，這支軍隊就可以[在天安門]壹次又壹次大規模地鎮壓人民。

毛澤東以黨領軍，他的第壹職務是黨的主席，第二職務是軍委主席，“名正言順”；鄧小平以黨領軍，他的職務只是軍委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所以鄧小平時期的文武關系與其說是黨軍主義，還不如說是禁衛軍主義。

1989年13屆4中全會後，江澤民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了軍委主席的權力棒。江澤民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嗎？當然不是，中共真正的最高領導人是什麽職務也沒有的普通老黨員鄧小平。鄧小平去世後，老江才顯示出了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威風。2002年16大後，老江將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都交給了胡錦濤，自己獨留軍委主席在手中玩味無窮。

胡錦濤將軍隊看作“關系黨的興衰成敗的根本”，再次宣示了中共要賴以生存、保持執政黨地位只需要壹支不用它供養卻只對它絕對忠誠的軍隊。只要有了隨時可以鎮壓人民的軍隊，中共就可以壹直“興旺成功”下去，不用擔心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壹個以軍隊而不是以民意作為執政地位的政黨，怎麽可能“以人為本”？說它“以軍為本”還差不多？

3．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絕對的腐敗 

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已造成了中國軍隊的嚴重腐敗，驕兵悍將如同晚清的八旗綠營。1998年11月中旬，中央軍委、中央軍紀委在北京西山召開的軍委生活會上，國防部長遲浩田說：“從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收入，有80%被高中級幹部私人挪走，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外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轎車等上面”。

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董良駒（據傳是董必武之子）壹個人就擁有豪華轎車15輛，在全國名勝之地有豪華別墅9幢，光海南壹幢別墅，就有壹千多平米，內設私家遊泳池。南京軍區有個上尉叫李金芳，成立了壹家“宜興中國人民解放軍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他壹人就貪汙了3億元。

江澤民為了討好軍隊上層，縱容軍隊經商、走私，結果“人民軍隊”成了“人民商隊”，軍艦成了走私船，“人民子弟兵”成了海盜，還為分贓發生火並。

據1998年11月6日中央軍委、軍紀委專題會披露：“在軍隊經營的實體辦移交的過程中，已發生130宗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案件。其中，湖北省軍區參謀長、遼寧省軍區後勤部辦公室主任、濟南警備區後勤部代部長等人，都已攜巨款逃至海外。”在殺人滅口中，被殺者中官階最大的，是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少將。崔國棟於1998年11月28日坐飛機去西昌，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二千萬。宋副部長掏出手槍來，就把崔副軍長和他的警衛員蔣國民斃了。難怪老將軍洪學智在出席中央召開的老同誌座談會時，對軍隊的現狀表示強烈不滿，批評道：“現在軍隊變得這麽消沈、腐敗！我看解放軍先要解決解放自己的隊伍問題，否則還能打大仗、打高科技戰爭、打勝仗？”

軍隊內部特權橫行，嚴重不公，許多平民子弟不安心在軍中服務。軍隊本身是個等級森嚴的地方，特權是共產黨的霸權帶來的“特產”，這兩樣東西在中國軍隊“有機結合”，使中國軍隊成了最不公平的地方。當年批判林彪和他的兒子林立果的時侯，我們知道林立果大學畢業後到部隊“鍛煉”了半年，就當上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其實，豈止是林彪兒子，大部分“太子”都是如此。現在少將以上高階軍職，大部分為太子黨所占據。 

4．軍費大國

中共在軍費支出方面儼然是壹個超級大國。中共壹貫隱瞞實際開支，例如把軍費隱藏在科研項目之下或者為購買外國軍備另立秘密賬戶。中共的國防預算比它自己公布的高出兩到三倍，約為670億美元，高於俄羅斯（650億美元）、日本（430億美元）和英國（380億美元）。中共的軍費已跳躍到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即使根據中共自己的數據，其軍費的增長速度也是驚人的。在過去的十三年裏，即江掌權時期，中共的軍費壹直以雙位數增長。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中共的軍費分別為1207.54億元、1442.04億元、1694.44億元、1853億元人民幣。如果按照多數西方專家關於中共實際軍費是其公布數字三至五倍的方法估算，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目前應當是4.5%至7.5%之間。 

軍費超級大國與教育經費小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從八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的國家安全沒有受到任何外來威脅，為什麽還要連年持續大幅度增加軍費？與此同時，中共自誇經濟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國家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為什麽政府卻不提供充足資金支持教育事業？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能從中共紅色王朝內部政治中去尋找。 

江在六四屠殺之中弱主登基，急需軍隊支持，以便用槍桿子鎮壓群眾、制服政敵。但他既無戰功又無威望，只能收買軍隊。他主要使用了兩種手段：壹是封官許願，盡管是在和平時期，他卻接連大批提升將軍；二是增撥軍費。美國研究中共軍事的專家註意到，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期間，軍費低速小幅增長；而在江掌權之後，軍費高速大幅增長，壹直保持兩位數的水平，其中有些年份甚至將近20%。這種軍費異常連續升高自然使國外產生“中國威脅論”。其實這種窮兵黷武政策乃是壹黨專政獨裁統治的必然結果。從2005年1月1日起，解放軍軍官工資將大幅度調整，以陸軍為例，少尉排長月薪約3000元；校官每月約5000至6000元；海、空軍、二炮部隊軍官收入高於陸軍壹倍左右；士官工資壹律在基礎增50%。因而，在未來的數年以致十幾年裏，軍費持續大幅增長的局面不會從根本上扭轉。

第二節 軍隊國家化 1．武力的局限性 在今天美國的國會大廈裏，壹幅巨幅油畫講述了華盛頓200年前向國會交還軍權的情景。從華盛頓卸職儀式舉行的那壹刻起，壹個嶄新的國家理念誕生了：將軍只是武裝力量的代表，而議員才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 無論如何，軍隊都只能向國家表示尊敬和服從。軍隊的純潔性在於保衛國家和公民的幸福，軍隊從來不是個人和集團的財產，作為公民社會的壹部分，只能用於國防，不可用於內政。領袖本人首先是公民，聽從國家的召喚，權力隨著任務的完成而及時終止。這就是美國立國者的政治智慧：國家絕不允許使用武力來管理。

200年來沒有人能把華盛頓當年交出去的權力再收回來。保衛白宮和保衛壹幢普通民宅的只能是警察，永遠輪不到軍隊。美國憲法規定，動用軍隊幹預國內事物是非法的。華盛頓說：“軍事力量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對自由不利的。” 在很長壹段時期，美國沒有常備軍，就不可能用軍隊鎮壓人民。1789年華盛頓出任美國首任總統時，手下只有陸軍672人，海軍根本沒有；軍力的軟弱，使美國在19世紀比任何國家都願意強調正義、法律的重要性；1914年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的陸軍13萬人，1918年在歐洲的美國遠征軍達200萬；壹戰後、二戰爆發前，美國的陸軍僅15萬人。 民主制靠民選來完成最高權力的轉移，歷史上其它社會的國家政制基本上是通過軍隊和武力來完成權力的轉移。武力可以顛覆壹個國家、壹個政權、壹個制度，但絕不能制造出壹套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僅需要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作為基礎，而且需要妥協、寬容、合作、理性作為原則，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和壹個復雜的過程，而采用武力來解決問題是與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的，在通常情況下武力之後的局面往往需要更大更強的武力來控制，直到最大的軍閥建立起新的專制，社會才再次出現平穩狀態。這樣的社會離民主制度只能越來越遠。 2．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的標誌有三： 壹是“文人至上”或軍隊管理的文職化。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原則是“文人淩駕軍隊”，簡稱“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此原則主張軍隊負責保衛國家，而非統治國家；政策由文人決定，軍人執行；文人決定政策的目的，軍人則僅限於執行方法的決定。軍隊專註於軍事專業，不幹預政治，不介入政爭，只對文人政府負責。 文人至上的最主要的表現是“文人領軍”。文人領軍主要包括：（1）文人執政首長統帥三軍。最高總司令由文職人員來擔任(通常是國家總統)，當然不排除在決策時充分聽取高級將領的意見。文官統率軍隊不是因他是天才，而是因他是民選的代表，責無旁貸的承擔指揮軍隊的義務。軍方領導人充當民選領導人的顧問並執行民選領導人的決定。（2）國會對軍隊的監督。文人領軍最有效的機制是國會的監督，特別是在國防預算、給養、國防立法和對高階文官任命的批準。（3）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文人政府由民選組成，文人國防部長代表人民領軍。即使偶爾要由軍人出身的人擔任國防部長，也應由法律規定擔任此職的軍人必須在退役多少年後才能擔任此職。美國規定軍人必在退役10年後方可擔任國防部長。壹些歐洲國家不僅具有文人擔任國防部長的長遠歷史，甚至有些國家由女性文人擔任國防部長，如挪威、法國等。（4）國防文官的甄補，文人專家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以美國為例，在與國防相關部門中，國防文官與軍職人員幾乎各占壹半。臺灣中華民國《國防部組織法》第十五條規定，文職人員的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1/3。 二是軍隊的職業化。對軍隊服役的人員不再實行無報酬的義務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業壹樣實行有報酬的雇傭制；軍隊不去從事那些本職工作以外的社會活動，如修路、修橋等公共建設活動，只壹心壹意專註於本職業的訓練和建設。軍人以軍事為職業，不得經商，不得從事除軍事之外的其它活動。軍隊內部非戰鬥人員的文職化、實行軍銜制等。 三是軍隊的中立化。軍隊國家化是指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地域和個人所有，應為全民所有。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黨和團體在軍隊中活動，政黨撤出軍隊，軍人不得組成政黨或加入任何政黨。軍隊不屬於、不聽命於任何政黨、任何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軍隊不介入國內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軍隊不支持任何政治觀點和任何派別；軍隊只服從憲法和法律、服從民選的國家領導人，不服從任何政黨的領導。軍隊服務於人民、從屬於國家。 軍隊的政治化程度越低，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軍隊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國，政變的可能性等於零，即使毫無軍旅生涯的總統，也完全不必擔心軍人的反叛。軍人不必為政見的分歧做無謂的犧牲，老百姓也免於戰亂之苦，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長治久安。 軍隊是人民的中立仆人！軍隊不得危害民主政體，侵犯基本人權，更不能介入政治鬥爭而屠殺人民。軍人必須退出立法機關，不得擔任議員。軍人作為選民有選舉權，可參加投票；軍人在退役後才可參加政黨、充當政治候選人參與競選，可在政府做官。 禁止軍隊幹預政治，軍隊嚴格保持中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這是壹個國家在廢除專制後確保民主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總之，壹個國家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是該國政治上的民主化，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軍隊根本不可能國家化。另壹方面，軍隊國家化為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3．走軍隊國家化之路 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常識中，軍隊國家化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國政治中的第三勢力提出政綱，要求“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反對軍隊中黨團組織，並反對以武力從事黨爭”。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的《雙十協定》，壹致認為：“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是1945年國共兩黨談判的焦點。國民黨提出，共產黨必須先交出軍隊，才能承認它的合法地位；共產黨提出，必須先實行政治民主化，承認國內各政黨的合法地位，它才能交出軍隊，實行軍隊軍家化。 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見《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5-30頁）說：“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 毛贊成軍隊國家化，但不肯把軍隊交出來，他說國民政府還沒有民主化。這是“前提”。那他得了天下還是不肯把軍隊交出來。為什麽？還是因為中國沒有民主化。 時至今日，這兩個問題仍是中國問題的焦點。從理論上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應同步進行：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軍隊國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保障。 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之所以規定由國家領導人而不是由黨的領導人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正是軍隊國家化這壹歷史趨勢的體現。 1982年的憲法第29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國家加強武裝力量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增強國防力量。”  第94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可見，憲法早已規定了壹切武裝力量屬於國家和人民，而不屬於任何黨。  第5條還規定：“壹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壹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與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憲法還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壹的多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 以上可以看到，軍隊國家化是憲法規定了的。不能把民族與國家當成某壹個黨、甚至某壹個人的私產。蔣介石這樣做了，他終於被人民所唾棄，逃到臺灣向隅而泣去了。 2004年9月25日，剛剛接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胡錦濤同誌簽署命令，授予張定發、靖誌遠二人上將軍銜，這壹做法明顯違憲。憲法第9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根據這壹規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其主席胡錦濤同誌無權授予任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任何軍銜，應當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澤民同誌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簽署授予公民軍銜的命令，除非胡得到了江澤民主席的明文授權。由胡簽署這壹命令，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 中國軍事統率機構實行“兩塊牌子，壹套班子”的做法算得上是世界首創，但嚴格地說，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不是法律主體，它只是“掛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身上的“掛靠單位”，只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委托下行使部分權力，它絕對沒有“絕對領導軍隊”的權力。它目前所行使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非法的和僭越的。 憲法第63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軍委其他組成人員。但現實是兩個軍委管壹個武裝力量，有兩個軍委主席，壹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二是國家軍委主席。最經典的說法是“黨指揮槍”，最典型的做法是槍指揮黨，最根本的依據是槍桿出政權。武裝力量哪裏屬於人民呢？即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罷掉國家軍委主席，武裝力量還在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手裏。人民哪來的武裝力量呢？ 中國的武裝力量要淡化政治色彩，應突出對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財產的保護，黨派利益不應成為軍事力量的服務對象。因此，應該改變傳統的“黨指揮槍”的觀念和思維，改為“國家指揮槍”，“人民指揮槍”。 1988年，濟南軍區的壹軍官在軍隊的內部刊物上發表了壹篇主張軍隊國家化的文章，題目叫《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制的改革》，在軍隊裏引起了很大反響，軍委總政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這篇文章的基調是：軍隊現行的領導體制，“給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軍隊建設帶來許多弊端”，主張“變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為國家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把軍隊體制納入國家統壹體制”，“實現軍隊國家化”，“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應逐漸轉變為行政首長負責制”，“軍隊中的黨組織不再是權力機構”。 2001年，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的壹批中下級軍官起草了壹份《軍方改革派意見書》，提出了“更新現代化的概念、軍隊國家化、 改革傳統的蘇式軍事體制、 結束意識形態冷戰、實現大裁軍、 發展軍轉民企業，禁止軍人經商、實現文人治軍、平反‘六四’，重塑軍人形象、設立國民議會取代人大代表會議、執政者革新思維、主動進行憲政改革，確立民主體制”等建議，據說這份意見書還征求過軍方高層人士的意見。 此外，須取消大軍區建制。共軍的大軍區建制為產生這種強而有力的軍官個人提供了機會，大軍區司令員手中握有數個集團軍，並占有數省區的地盤，在和平時期無大礙，但到了非常時期，這就是產生大軍閥的溫床，更是中國社會的壹大隱患。

第十章 憲政革命

人們在對國家征稅合理性的質疑和對國家征稅權力的限制中催生了民主憲政。政府屬於服務部門，稅就是政府服務的價格。既然是服務的價格，就應該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最好壹事壹議或壹年壹議]並遵守市場經濟的“消費者主權”原則。

   由於政府的壟斷性和強制性，很容易造成“消費者主權”的喪失、人民享受不到應有服務、只能忍受政府壓迫剝削並成為政府的奴隸。只有民主政治才確保了“消費者主權”，納稅人通過代表在議會的制度化的談判中與政府“協定稅率”，博弈的結果是雙方做出讓步和承擔責任，產生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稅率，由此減輕稅負，維護自己的財產利益。

   第壹節 英國憲政革命

   1066年9月，威廉（1027-1087）在教皇的支持下渡海侵入英國，壹個月後完成對英國的征服。據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統計，當時全英國只有約1/5的土地屬於國王，卻有1/4的領土屬於教會，其余的分屬大小貴族。國王同他的封臣貴族之間就是壹種法權關系。封臣的義務都有明確的數量限制，例如，軍事義務為每塊騎士采邑提供壹名騎士（每塊騎士采邑約為年收入20鎊的土地。最大的貴族領地約為50-60塊采邑，需提供50-60名騎士；小貴族通常只有10-20塊采邑，需提供10-20名騎士。騎士只有壹塊采邑，只提供壹名騎士），服役期限為每年40天，服役地點只限於英國。如果服役期超過40天，那壹切費用均由國王負擔。繼承稅壹般每塊騎士采邑100先令。助錢的征收只限於以下三種情況：即國王長子受封為騎士、國王長女第壹次結婚、國王被敵人俘虜需拿錢贖身時。每次征收助錢的數量壹般為每塊騎士采邑20先令。因此，國王同貴族之間的封建法權關系便成為孕育英國王權有限、法律至上原則的另壹母體。英國史學家屈維廉說：“英國的憲政主義起源於封建主義”。

   在中世紀早期，法國國王也是法國的最高領主，但不是最大的領主，許多法國貴族的領地遠大於國王領地。在這種條件下，許多大貴族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單獨與國王抗衡。因此，法國貴族的反王權鬥爭多以個別貴族與國王對抗的形式出現，而且貴族們總是把爭取完全擺脫國王控制、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奉為目標。

   在英國，由於“國王的封臣的封臣仍是國王的封臣”，因此，土地的分封沒有導致權力的分割下移，而且，國王本身在領地和經濟資源上占有絕對優勢。貴族的領地不但數量少，而且分散在各地。這種狀況使得英國貴族很難像法國貴族那樣割地自守，稱霸壹方，這就決定了英國的貴族們采取聯合與國王鬥爭的方式，而且由於貴族無望建立地方獨立王國，所以，便把爭取限制王權、強迫國王按照法律和習慣行事奉為集體鬥爭的目標。

   12世紀索爾茲伯裏的神學家約翰就在《論政府原理》中提出了“誅戮暴君”的理論。他指出，國王的統治分兩種類型，壹種“按照法律、正義和共同福利進行統治，另壹種依據國王自己的邪惡目的用暴力進行統治，”後者即為暴君。暴君“使法律化為泡影，使人民淪為奴隸”。對於任意踐踏法律的暴君，每壹個人都有權力和義務誅殺之，以維護和實施法律。

   13世紀初，英國爆發了壹場反約翰王的人民大起義。引發起義的原因是自亨利二世改革以來英國王權危害到貴族們的權益，其直接原因是約翰任意踐踏封建法則的殘暴統治。

   　　亨利二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加強王權，其中許多改革直接損害了貴族的利益。例如，他的司法改革擴大了國王司法權，將大批訴訟從貴族封建法庭收攬到國王法庭，這既削弱了貴族的政治特權，又減少了貴族的經濟收益；亨利二世大量提拔中產階級和下級教士擔任行政和司法官員，主持召開國王法庭，審理貴族案件, 這違背了“同等人審判”(trial by peers)的封建準則。在財政上，亨利二世不但嚴格征收封建捐稅，而且開征動產稅，建立了國家直接稅制，增加了貴族們的經濟負擔。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貴族們的不滿。到理查德統治時期，貴族們的不滿情緒已經顯露出來。在1197年大會議上，理查德要求貴族們提供300名騎士遠征法國， 貴族們當面予以拒絕，聲稱這種要求是“不正當的”，因為封建習慣沒有規定封臣有“到國外服役”的義務。理查德龍顏大怒，訓斥道：“誰若不去，就叫誰上絞刑架！”貴族們毫不退縮，其中兩名貴族挺身而出，反駁說：“我們既不去法國，也不上絞刑架！”國王與貴族間的公開對立己十分明顯。

   　　 1202年初法王肺力二世發出傳召令，要求約翰到巴黎出庭應訴(因當時英王在法國西部的領地是法王分封的，法王是英王的領主)，約翰以自己是英王為由拒絕出庭。最後，肺力二世以約翰抗拒領主傳召之罪名，宣布沒收他在法國的所有領地, 並於1202年4月派軍隊進攻諾曼底，英法之間戰爭開始。

   　　為籌措軍費，約翰王濫用封建領主的權利，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他每年都征收免役稅，不管是否有戰爭，並提高了稅額－－每塊騎士采邑加征2.5 馬克。他強制推行分擔制，要求每9 名騎士要負擔供應第10名騎士的裝備。他強迫封臣的遺孀或女繼承人服從他的婚姻安排，如有違抗，便處以沈重罰款。他濫用領主監護權，竭力提高監護期間的領地收入，甚至把監護權轉讓或出賣給親信。他經常以莫須有的罪名，沒收封臣土地或進行敲詐。總之，約翰為搜刮金錢，完全置封建法則於不顧。

   1203年約翰被法軍趕出了諾曼底。不久，安茹、曼恩等英屬大陸領地相繼落入法王之手。這年底，除阿奎丹和普瓦圖外，英國在法的領地喪失凈盡，致使貴族利益遭受巨大損失。

   為懾服貴族，約翰國王還經常采用恐赫、酷刑、處死等殘暴手段。例如，貴族威廉·德·布雷奧斯原是約翰的寵臣，1207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為叛逆者，土地被沒收，威廉攜全家逃往愛爾蘭，威廉的妻和子回家被抓進監獄餓死。約翰在爭奪王位時與其侄子亞瑟結下怨仇，他1202年俘虜了亞瑟(亞瑟是亨利二世的次子傑弗裏的兒子， 約翰是亨利二世的四子；1199年當亨利二世的三子國王理查德死後，按長子繼承制原則應由亞瑟繼位，但王太後埃利諾支持約翰，故王冠戴在了約翰的頭上，亞瑟屈就布列塔尼親王)後,將其關在魯昂。不久，傳說約翰先將亞瑟砍去雙手，挖掉雙眼，又施以宮刑，將其折磨致死。傳言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亞瑟從此銷聲匿跡是不爭的事實。透過上述事例，貴族及全英國人民看到的是壹個慘無人道的暴君形象。貴族們忍無可忍，終於聯合壹起，發動了武裝起義。

   約翰當政期間，對教會同樣實行殘暴統治。某些主教、修道院長不堪迫害，逃往國外，約翰便乘機派遣“看守人”，接管這些主教區、修道院的財產，將其據為己有。

   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沃爾特去世，約翰不顧教士大會選出的新人選雷金納德和教皇英諾森三世的提名人選蘭頓，試圖把他的親信司庫格雷強加於教會。教皇英諾森三世宣布蘭頓為新任大主教，約翰拒不接受，並對教會展開瘋狂報復。他大肆沒收教會財產，據統計，從1209到1211年的三年內，他壹共掠奪教會財產達2.8萬鎊。

   教皇與法國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約翰，於1209年開除了約翰的教籍，自此以後英格蘭教堂關閉、鐘聲長息。1213年1月15日，英王約翰跪在教皇Innocent三世腳下，俯首稱臣，壹口答應每年向教廷進貢1000英鎊，約翰承諾羅馬天主教會在英格蘭的權力，承認自己是教皇的封侯，教皇則將英格蘭作為采邑回封給英王；接受蘭頓為坎特伯雷大主教。

   當蘭頓身著教皇親賜披肩、權杖來到英國後，決心為維護“教會自由”而鬥爭。他很快便與貴族聯合壹起。1213年8月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英格蘭封臣會議上，史蒂芬·蘭頓大主教根據先王亨利壹世的《特權令》，認為約翰的諸多行為是非法的，這成了起義的根據。

   1215年初，封臣們正式要求國王恢復“古代習慣的自由”，但並不給國王改變的機會。1215年4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蘭頓的領導下，男爵們從北方開始武裝起義。

   5月17日，貴族在取得法王的支持後秘密進入倫敦。約翰雇傭弗蘭德和波瓦圖的軍隊保衛皇宮。外國軍隊保衛國王，激起英格蘭島民的氣憤。加上約翰曾漫無限制地向市民征收各種苛捐雜稅，還常以沒收城市自治特許狀相要挾，向市民敲詐勒索。所以，廣大市民也站在了貴族壹邊。在內戰中，倫敦市民主動打開城門，為貴族軍隊吶喊助威。

   英王迫於壓力不得不與貴族們談判。當時國王身邊的騎士只有7個人，這7人也是同情貴族的。1215年6月15日，在泰晤士河的蘭尼米德草地，獲得軍事勝利的貴族集團把壹份預先由大主教蘭頓擬好的羊皮紙文件交給約翰，約翰被迫地與25名貴族代表簽署了大憲章，並且由國王封印保證。《大憲章》立即被快騎送往各郡，向所有的自由人宣讀。

   《大憲章》共計63條款。這是國王和手下25個分封貴族的權力劃分協議書，是互相對義務和責任的承諾。國王承諾實行較寬松的統治，而貴族們承諾將國王做出的權益讓步落實到下面的佃戶身上。主旨是限制王權，保障教會和領主的特權以及騎士和市民的某些利益。

   主要內容有：承認教會自由不受侵犯；保障領主和騎士的采邑繼承權，不再征收額外繼承稅或其他貢金、代役稅；歸還原侵占的領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據；尊重領主法庭的管轄權，國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訴訟，不任意逮捕、監禁自由民；承認倫敦和其他自治城市原有的自由和風俗習慣；統壹國內度量衡，保障商賈自由。

   大憲章第15條規定：“任何貴族不得向自由民征收任何貢金。” 第16 條規定：“對於以提供騎士服務而領有采邑者或其他自由土地持有人，不得強其服額外之役務。”

   第28、29、30、31條規定，國王官吏如郡長等不得強取任何人的五谷或其他動產，不得強取任何人的馬匹或車輛以供運輸，不得強取他人的木材以建城堡或作其他私用等。

   《大憲章》第39條承諾：未經法律或陪審團的合法判決，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沒收、驅逐、流放、或受任何其它形式的傷害。這是人類史上第壹次在制度上確立了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原則。第39條承諾了陪審團制度。陪審團制度之所以產生，乃是由於約翰國王喜歡任意地誣告別人，並且下令官吏羅織罪名。陪審團制度阻止了政府的濫權。

   陪審團制度源於何方？在聖經.利未記第十九章第 15 節：“按著公義審判妳的鄰舍。” 可見，沒有聖經就沒有大憲章，也不會有陪審團制度。

   《大憲章》第40條承諾：“任何人的權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賣、被否決、被拖延”，從此開創了所有公民在法庭面前平等的原則。

最重要的是第60條規定：“凡英國人，無論其為僧侶或俗人，均應依照國王對其直屬封臣所遵守的約束，對各自的家臣和奴仆同樣遵守前述之習慣與自由。” 這壹條款的目的在於保證臣民的權利不受領主的侵犯。

   大憲章包含了許多平民自由成份，所以有人說：“《大憲章》所體現的自由，其實是壹個共同體的自由，這個共同體不是由這種或那種特殊地位的人所組成，而是指整個王國。” 

   據歷史記載，在草擬《大憲章》時，貴族們普遍意識到，當憑借武力逼迫約翰國王簽署《大憲章》後，能否保證他信守諾言是壹個無法預蔔的未知數。對此，來自北部地區的少數貴族態度悲觀，他們認為，企圖用壹紙憲章約束未來國王的行為無異於水中望月、鏡裏看花，所以，在《大憲章》擬就之前他們就打道回府了。其他的多數貴族雖然對約翰國王能否言行壹致也持懷疑態度，但卻不像北方貴族那樣消極。他們認為，可以在《大憲章》中規定壹種合法的強制辦法，以監督和確保國王遵守《大憲章》。為此，他們制定了第61條。

   第61條規定：由貴族推舉25人組成壹個特別委員會，以監督《大憲章》的執行；如該委員會中的4人發現國王或政府大臣有違反《大憲章》的行為， 應立即奏請國王改正，如果40天後仍未見糾正，該4人應報告給25人委員會，經委員會多數同意後，可聯合全國人民，采取壹切手段，包括采用武力奪取國王城堡、土地和財產，強迫國王改正錯誤。

   這壹規定“將判斷某種情況下法律是否遭到破壞的權力從國王手中拿了過來”，置於獨立於王權的委員會手中，其實質是建立壹種常規性權力監督機制，以確保國王遵守法律，而把武力作為最後的保留手段，這裏面蘊含著國民有權強制國王遵守法律的憲法原則。

   這是人類政治政治史上壹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大憲章確立了征稅必經被征者同意的稅收法定原則，開創了英國立憲政治的憲政開篇。

   即使有自由傳統和“紳士風度”的英國，國王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恩賜臣民自由權利，如果沒有大兵壓境，國王是不會妥協的。事實上，約翰在簽完字的當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復向教皇訴苦，他是在貴族的刀劍逼迫下答應的，因而應由教皇出面宣布《大憲章》無效。

   當教皇宣布《大憲章》無效的消息傳到各郡時，貴族們立即發兵倫敦，以武力捍衛《大憲章》的神聖性。他們幹脆請法國王子路易為英王。路易剛到英國，約翰王就死了。於是，諸侯們就擁立約翰9歲的兒子即位為亨利三世，攝政大臣為取得諸侯的支持，修改並重新頒布大憲章，路易被趕回了法國老家。由於教皇的幹預，1216年和1217年重新頒布的《大憲章》刪除了某些對國王極為不利的條款，諸如對國王征收助金作出限制的條款等。

   1227年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親政，盡管他對限制王權的大憲章感到不舒服，但為了保住王位，不得已而再次頒布大憲章，以表明自己對諸侯的態度。

   13世紀中期，英王亨利三世時代有位了不起的大法官布雷克頓（死於 1268年 ），明確提出了國王本人不應該受制於任何人，但他卻應受制於上帝和法律，因為法律造就了國王。“國王在萬人之上，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名言，更是廣為傳頌。他提出：如果國王沒有約束，就是說如果沒有法律約束，那麽法官和男爵們就應當給國王施以約束。

   在隨後的世紀裏，《大憲章》不僅像普通法那樣可以作為訴訟的依據，而且擁有了高級法的特征：任何制成法如與《大憲章》相悖，則必然是無效的。而且，君主也無權改變法律，更不能未經民眾的同意便剝奪民眾的東西。這樣，法治在英國初露端倪。

   1236年，大會議制定“默頓法典”，明確規定了立法、司法和維護土地所有權等。

   1240年，英國的大會議改稱國會（parliament）。在1244年大會議上，大貴族提出壹份文件，其內容為：由全國公意選出4名“自由維護者”組成特別委員會， 任何政府決策都必須通過他們；未經全國公意許可，國王不得罷免他們。很明顯，該委員會的任務是防止和杜絕國王不法行為再度發生，4名‘自由維護者’所起的作用是模仿1215年25人委員會中的4名男爵的。1254年，第壹次從各郡召集騎士代表參加議會。 

   1257年亨利三世重用法籍寵臣，再加上過度征斂（要求封建領主繳納收入的1/3為戰爭費用），引起了諸侯的反抗，到1258年6月，貴族們武裝沖進王宮，召開貴族會議頒布《牛津條例》，重申了大憲章的主要條款，並規定議會每年應召開三次，有權審查國務。因此，這屆議會由於其對國王的不妥協態度贏得了“瘋狂議會”的外號。

   同時規定建立壹個大貴族主導的15人委員會，參與政府管理；國王應該根據該委員會的建議統治國家；國家高級大臣和地方官員任期為壹年，屆滿時要向15人委員會述職。這是對《大憲章》61條典型的效仿。《牛津條例》的目的旨在保護居民共同體的利益。 

   很快，下級騎士、倫敦和牛津的市民，因不滿於貴族諸侯把持政務，又站在國王亨利壹邊排斥諸侯，形成了國王、諸侯、市民的三角制衡。1261年，亨利改組了15人會議，把15人會議變成自己的親信。到1263年，這種擁護國王和反抗國王的鬥爭引起了內戰。他們在內戰中，請出了法王路易九世作仲裁。然而，法王仲裁的結果諸侯和市民都不接受。於是繼續開戰，在西門·德·孟福爾(Simon de Montfort，生於法國，夢德福特沒有經亨利的同意就與亨利的妹妹結婚而關系變得緊張)的率領下，俘虜了英王亨利三世及太子愛德華。亨利被迫簽訂了琉伊斯協定，即恢復1258年牛津條例的各項規定。

   1265年在威斯特敏斯特宮召集會議，出席者有僧俗貴族和每個郡兩名騎士代表，每個大城鎮兩名市民代表，史稱“孟福爾議會”。這是市民進入議會的開端。人們把1265年議會看作英國下院之起點。

   當年8月，愛德華出逃，組織軍隊與西門再戰，最後擊殺西門，恢復了王權統治。 

   1295年愛德華壹世為籌集戰費召集議會，出席會議的代表與西門召開的會議類似，有大貴族參加，而且也有城市和騎士代表參加，史稱“模範議會”。模範國會的召集書中，有了“讓壹切有關公眾之事，獲得公眾許可”之語。

   1297年，英國的封建諸侯在坎特伯裏大主教領導下，迫使國王愛德華壹世簽署“重行保障特權令”，明確規定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收任何捐稅。英國有壹句諺語，說“稅收是代議制之母”。所以西方的議會選舉長期以來，都以納稅人為選民。

   1311年，二十壹人委員會擬定的改革方案經議會通過，規定國王在任命大臣、對外宣戰和構和時，必須經過諸侯貴族的同意。甚至規定沒有經過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離開國土。在議會的壓力下，國王的法籍寵臣加未斯吞被放逐。盡管他第二年又返回了英國，但國王的人事權畢竟受到了壹些限制。1312年，貴族諸侯逮捕加未斯吞並將其處死，國王只好宣布諸侯無罪。1327年，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召開的議會強迫愛德華二世遜位，開了議會廢黜國王的先例。

   即使在英法百年戰爭的情況下，1340年議會又規定，凡國王征收封建稅以外的任何捐稅，或更改稅率，均需得到議會的同意。1344年，議會又規定，凡是議會為英王通過的款項，必須按照指定用途使用。1339年和1344年，議會兩次拒絕國王增稅的要求，並迫使國王讓步，同意成立壹個委員會用來監督王室的支出。1348年議會再次強調：“沒有議會的授權和同意，國王的宮廷會議不可征收任何賦稅和捐稅”。

   1349年，議會中騎士與市民代表合並開會，壹般認為從此正式有了上院和下院的區分。1377年，英國議會開始采用“發言人”制度。1388年議會逮捕審訊並處死了國王理查二世的五個寵臣，並因此而得到了“無情議會”的稱號。

   16世紀初英王亨利八世進行宗教改革，建立國教聖公會，沒收了數量很大的天主教會的財產（主要是土地），加以出賣。買者多為商人和官僚、貴族。於是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力量更加壯大，在國會下院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大憲章》中的許多條文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更廣泛的意義。例如，《大憲章》第29條文規定“不得剝奪任何自由人的財產、自由及自由習慣”，這裏的“自由及自由習慣”原意是指古代的和封建的自由習慣。後來的英國人解釋說，貿易自由也包括在“自由及自由習慣”之內，國王對此不得隨意幹涉。這條規定在都鐸王朝末期成為英國人民反對王權貿易專賣政策的強大法律武器。當時的議員援引《大憲章》第29條文， 聲稱政府的貿易專賣政策是與《大憲章》的精神主旨相抵觸的。面對下院的壓力，伊麗莎白女王被迫宣布取締了壹些專賣公司，並答應以後不再出售專賣權。

   1619年議會廢除了國王可終身征關稅的特權，規定今後每年就征收關稅問題表決壹次。

   1628年《權利請願書》、《權利請願書》被提出前，國會就以叛國罪對查理壹世的寵臣、首相白金漢的彈核；當請願書在人民壓力下獲批準後，接著又有白金漢的遇刺身亡。

   《權利請願書》的內容有四：壹是未經國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二是非依法不得拘捕人民，三是軍隊不得駐紮民房，四是和平時期不得行使戒嚴法。

   1628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司法大臣、詹姆斯國王的大法官、同查理壹世作對的愛德華.科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在議會裏吼道：“在《大憲章》面前，沒有君王”。他確提出：除了法律與國家認可的特權外，國王沒有特權；而且，國王自己不能解釋這種特權，只有法官才是權威的解釋者。他認為《大憲章》之大，不是由於它的篇幅，而是由於它所包含的內容至關重要且崇高偉大，簡而言之，它是整個王國所有的基本法律的源泉。他重申，任何與它相悖的判決和法規皆為無效。斯托布斯（19世紀英國政治學家）就認為，整個英國憲政史，實際上是大憲章的註釋史。

   英國宗教問題突出表現為清教與作為英國國教的安立甘宗新教的鬥爭。“清教”原是壹種蔑稱，用來稱呼宗教中壹些激進的、對教會領導不滿的人。“清教徒”思想是，要求將英國國教加以“凈化”，將其中的天主教殘余因素“清除”掉。他們比壹般的新教教徒更加激進，具有更強烈的新教意識。有人說，清教徒是“更為狂熱類型的新教徒”。清教思想以其激進的內容，吸引了許多社會中下層對現實不滿的人，越來越多的世俗人士對它表示支持。 

   詹姆斯壹世原屬蘇格蘭的長老派，這使清教徒對他入主英國抱有壹定程度的歡迎。1603年清教徒就曾向詹姆斯壹世遞交了壹份“千人請願書”，其中提到請求改變現行的宗教祈禱儀式。1604年，在漢普頓舉行的壹次會議上，詹姆斯壹世表示同意清教徒所提出的壹些建議。然而這些允諾，都未加以實施，清教徒繼續受到迫害。

查理壹世繼位後，他支持當時英國教會中的“阿米尼安派”，這個教派由於擁護具有天主教色彩的教義和儀式而受到清教徒皮姆等人的激烈抨擊。甚至原來壹些英國國教徒，由於對阿米尼安派的天主教精神的反感，也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態度轉入清教陣營。

   蘇格蘭教會叫長老會，屬加爾文宗，1567年被定為蘇格蘭國教。蘇格蘭的宗教改革雖然比較晚，但改得遠比英格蘭徹底，只承認基督為教會元首。

   1637年，查理壹世強迫蘇格蘭長老會接受主教制，並命蘇格蘭長老會在祈禱時必須使用英國國教的祈禱文，這極大的傷害了蘇格蘭人民的宗教感情。1638年蘇格蘭長老派召開大會，簽署了《民族聖約》，他們號召全國人民參加反對“傾向於天主教的英國國教”的鬥爭，保衛他們宗教的權威；推翻了查理壹世在蘇格蘭強行建立的主教制。1639年2月蘇格蘭起義軍進入英國邊境。

   查理決定派兵鎮壓。為籌措軍費，查理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開了11年的議會。這屆議會拒絕通過國王所需要的經費，對國王的專制統治及宗教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並要求改革。查理壹看大勢不妙，就解散了這個“短期國會”。隨後蘇格蘭軍隊長驅直入，大獲全勝。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戰、簽約賠款、承認主教制不合乎聖經。

   查理壹世無意遵守條約，希望通過戰爭壓服蘇格蘭；遂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開議會，這屆議會斷斷續續存在到1653年，史稱“長期議會”。“長期議會”壹開始就向國王進行爭取權力的鬥爭。1641年國會將查理的另壹寵臣、首相斯特拉福德斬首。

   1642年8月22日查理壹世在諾丁漢的卡塞爾山頂升起了王黨軍旗，對議會宣戰。

   此時，清教徒[加爾文派]克倫威爾沒有悲觀，也不準備向國王乞求民主的賞賜，而返回故鄉，在亨丁頓、劍橋等郡招了壹支主要由自耕農組成的千人騎兵隊[說明：正是宗教各派都搞政治，最後導致了英國立憲民主的誕生！在中國，政治被儒家神化了，只有皇帝能搞，結果只能獨裁、獨裁、永遠獨裁]。

   內戰爆發後，長老會把持了長期議會。1642年12月首先將主教趕出議會，接著取消英國國教。為得到蘇格蘭的支持，1643年9月雙方議會簽定了“莊嚴的同盟和聖約”，蘇格蘭派出2萬多人的軍隊助戰。

   1644年7月，國會軍同保王黨羅伯特王子的精銳部隊，在馬斯頓荒原上展開了壹場血戰，國會軍抵擋不住裝備優良、氣勢洶洶的羅伯特王子的部隊的沖擊，連連敗退。正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克倫威爾的騎兵從天而降，直沖敵陣。羅伯特王子正在得意追擊國會軍，根本沒料到從斜刺裏殺出這麽壹支銳不可擋的騎兵，壹時手忙腳亂不知該如何對付。國會軍乘機反撲，羅伯特王子的陣腳大亂。國會軍反敗為勝。克倫威爾的騎兵部隊被稱為“鐵甲軍”。

   1645年1月，英國下院授權克倫威爾建立了壹支21500人的“新模範軍”。這樣，克倫威爾招募壹批尊奉加爾文主義的勇士。同年6月，新模範軍同國王的主力軍在納斯比展開了大決戰，結果，國王的主力軍被摧毀，保王黨壹蹶不振。

   1646年6月，克倫威爾的模範軍攻克了保王黨指揮中心牛津，生擒國王查理壹世。1646年廢除主教制，此後長老會被定為英國國教，禁止其他教派舉行“聖會”，其宗教政策引起了以獨立派為首的社會各階層以及蘇格蘭的不滿。由於國會內部分歧，查理壹世乘亂逃脫。

   1647年12月，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長老派密謀英王查理壹世復辟，國王乘機發動第二次內戰，獨立派與平等派捐棄前嫌並取得內戰勝利，並將長老派趕出議會。查理壹世借用蘇格蘭軍隊攻入英格蘭國境，英格蘭內的保王黨又乘機叛亂，形勢十分嚴峻。

   1647年12月29日克倫威爾在溫德莎舉行各派革命力量的軍官會議，決定懲罰頑抗的查理壹世。1648年8月，克倫威爾率領各派力量的聯合大軍在普雷斯頓同蘇格蘭軍隊展開血戰，終於擊潰了查理壹世企圖賴以反撲的武裝力量。克倫威爾乘勝挺進，於同年9月攻克了蘇格蘭首都愛丁堡，再次生擒查理壹世。

   1649年1月英王查理壹世受審，據當時的法律，國王是法院的最高長官，英國的壹切司法活動均由他統轄，而他本人則不能因公職身份受審。所以查理非常藐視審訊他的威斯敏斯特別高等法庭。1月27日他被以暴君、叛國者和人民公敵等罪名判處死刑。

   1649年1月30日，把查理壹世以暴君、叛徒、殺人犯、國家和人民公敵的罪名公開砍頭。這壹行動為全世界矚目，它顯示了革命者對封建王權的蔑視和同它的決裂。這壹行動在東方，特別是中國是難以想象的：古代中國雖然有無數殺死國君的事件，但那都只能采取暗害、混殺，決不敢象克倫威心那樣公開在英格蘭王宮廣場設置斷頭臺，當著人山人海，歷數國王罪行，然後砍下壹國之君的腦袋。

   1649年5月19日英國宣布為共和國。查理壹世死後，蘇格蘭保王黨及其復辟勢力企圖擁立查理二世為國王，1651年克倫威爾征服蘇格蘭並將其並入英國，第二次復辟失敗。克倫威爾曾在三個不同的場合被人勸進稱王，他都拒絕了。

   1660年4月，因保王黨蒙克將軍與查理二世談判成功而發表“布雷達宣言”，宣布“國王、上院和下院共同組成”政府；不追究任何參加暴力革命的人士；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承認革命造成的財產變動。以此為條件，斯圖亞特王朝於當年5月復辟成功。但復辟後查理二世立即食言：《不列達宣言》裏的承諾都被撕毀，連死去的克倫威爾也從棺材裏挖出來絞首。蘇格蘭人奮起反抗查理二世，從此展開了遊擊戰，壹直堅持到1688年，才放下武器。

   1685年查理二世病死，其弟詹姆士二世繼位，開始著手恢復天主教，從而引起舉國上下尤其是議會兩黨的抵制。議會兩黨領袖以及壹位大主教聯名向威廉發出邀請，要求他對英國予以武裝幹涉，逼詹姆士二世退位。威廉接受邀請並保證將保護“新教、自由、財產以及自由的議會”。隨即議會派與威廉同時開展宣傳攻勢，指責詹姆士二世種種劣跡乃至罪行。詹姆士二世請求法國出兵援助，正在爭奪歐洲大陸霸權的法國無暇西顧，而英國民眾乃至軍隊、王室甚至詹姆士的二女兒、女婿都歡迎威廉。威廉便於1688年11月5日率軍1.5萬登陸英國托爾基港並進軍倫敦，12月28日放走詹姆士二世並進入白廳順利接位。

   1689年1月，國會宣布詹姆士二世自行退位由威廉、瑪麗夫婦繼位，威廉稱威廉三世，瑪麗稱女王、國後，實行雙王執政；同時發布了權利宣言，並在這壹宣言的基礎上制定了《權利法案》。其內容有：列舉革命前王室的十二大過失（違法亂紀、破壞典制、僭用王權、剝削民眾等等）；列舉了憲政的十三要義（包括維護法律尊嚴，限制王權僭越，廢除宗教法庭，嚴格限制稅收，確認人民請願權，禁止平時招募常備軍，準許人民攜帶自衛武器，自由選舉國會議員，國會議員言論自由，厘清和改進司法審判，國會必須定期召開，以討論國政，增進人民福利等）；確立了王位繼承順序。世界第壹個君主立憲制從此誕生。

   英國復辟王朝時，學者洛克反對當局的宗教誅除政策，在荷蘭匿名寫下了著名的《容忍書》，首次提出國家應與教會分離的原則，呼籲結束不容異教存在的痛苦局面。1689年，英王頒布了《（宗教）容忍條例》，洛克《容忍書》英譯本也在同年得到發行。

   1689《權利法案》第7條：凡臣民系新教徒者，為防衛起見，得酌量情形，並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置備武器。即準許人民攜帶自衛武器。

   第二節 歐洲議會制度的興起

   公元687年，就在我國盛唐時，威尼斯共和國成立，最高權力由市民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掌握。由480名議員組成的“大議會”，具有立法權和行政監督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大議會”選舉產生的“小議會”（又稱元老院）是國家的行政機關，其首領是選舉產生的總督，為終身職。14世紀時，威尼斯又建立了“十人委員會”，通過各種手段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又如熱亞那共和國，特別是佛羅倫薩共和國成了文藝復興的基地。聖馬尼諾共和國從4世紀壹直延續到今天。僅僅市民自治壹項，就讓我國直到現在還難望其項背。

   與此同時，壹批代表市民利益的思想家（如意大利的馬西奧和奧卡姆的威廉）出現了，他們繼承和發揚了古代西方的民主法制思想，以“法人團體”的觀點看待國家和教會，認為國家的權力來源於人民，教會的教權來源於所有教徒參加的宗教會議。這對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生具有直接的影響。

   在中世紀，歐洲普遍地出現了議會。西班牙阿拉岡1250年成立國會，有權廢立國王。

   1282年起，丹麥國王埃利克也被迫頒布大憲章，承認封建貴族的若幹特權。

   1359年，瑞典第壹次召開了包括市民代表的議會。

   1370年，波蘭國王卡西米爾三世死後，王位傳給匈牙利王路易，路易為保全王位1374年承認貴族采邑世襲，有權選舉國王，並任命貴族充當地方官職，貴族的賦稅全免。

   1454年，波蘭國王頒布條例，禁止大貴族身兼數職，國王沒有得到小貴族組成的地方代表會議的同意，波蘭不得頒布法律、不得宣戰和征收新稅。15世紀末，波蘭的國會分上院和下院，上院是大貴族代表，下院是小貴族代表，法案必須經過下院的壹致通過方有效。

   1254年，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德國的統治結束，領地也為諸侯瓜分。此後20年間，德國竟選不出皇帝。1273年，魯道夫當選為德國皇帝，是為魯道夫壹世，開始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在封建諸侯的反抗和法國國王及羅馬教皇的幹涉下，魯道夫壹世在位期間，其領地範圍稍有擴展，便引起諸侯的不滿和猜忌。魯道夫死後，諸侯便不再選他的兒子為皇帝。這壹時期，由諸侯選舉皇帝的傳統進壹步強化，並且形成了七大選侯選舉皇帝的制度。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頒布“黃金詔書”，對此制度予以法律上的確認，並認可了諸侯所享有的其他壹切特權。此後，德國成為1個諸侯聯邦國。諸侯雖不允許皇權強大，他們在各自領地上卻加強集權統治和領土擴張。他們剪除中小封建主的割據勢力，建立起等級會議制度。

   德國出現了自治城市同盟:譬如歷經五百年不衰的“漢薩商業同盟”，能創辦出這樣壹種高度公正平等，民主決議的商政壹體化組織，可見其民族智商已大大超越了中國人。

   俄羅斯有德夫哥得諾共和國。德夫哥得諾基本組成單位是人民公社，大事由社員大會討論通過，推選出貴族們掌握日常事務。城市裏最著名的是壹口大鐵鐘與壹座木橋。任何社員受了委屈，都可以敲鐘。決定城市事情開會也是敲鐘聚集，那些好漢們壹聽鐘聲都來廣場開會。1259年諾夫斯哥德才被迫屈服蒙古,最後歸於莫斯科。

西方發展國會的理論基礎是，羅馬法的“事關眾人之事必須獲得眾人同意”的理論；經基督教會的傳播廣為人知，連英王愛德華壹世（1272-1307年在位）也承認該理論是“最公正的法律”。被歐洲各國所共同認可的大憲章原則和議會制度的出現，成為後來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合法性的淵源。因此，那種“資產階級革命後誕生了憲法”的說法，恰好是本末倒置。憲政的實現，是壹個漫長的歷程，革命，不管是克倫威爾的革命、羅伯斯庇爾的革命，還是拿破侖的革命，只是憲政火種在存續過程中的壹次次火光迸裂。

   第三節 法國議會與法國革命

   王權與教權的沖突為近代民主憲政提供了最初的實驗場所。法國的三級會議起因於王權與教權的鬥爭。1296年，教皇蔔尼法斯（1294—1303年）反對教會向世俗政權交稅，法王肺力四世則禁止金銀出口，斷絕了教廷從法國得到了財政收入。為了在與教皇的鬥爭中獲取廣泛支持，肺力四世在1302年召開了由僧侶、貴族、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參加的“三級會議”，三級會議擁護國王反對教皇。從此“三級會議”成為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壹部分。

   此外，法國壹些大貴族領地，如布列塔尼等地，也有等級會議，這些地方等級會議往往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反抗中央政府的傳統。

   1337-1453為英法百年戰爭。1356年法王被英國俘獲，法國被迫召開三級會議。會議提出了不經議會同意不得征收新稅的原則，並確定由議會監督國王的收支。太子查理拒絕會議要求，巴黎市民武裝暴動。1357年太子被迫重開三級會議，太子查理滿足了三級會議的要求。三級會議決議宣稱：每年例會三次，有權決定稅額、監督稅額的征收與使用，三級會議組建了壹個委員會，開始監督國庫收支；並派代表為朝廷顧問，監察政府官員的行為。

   太子查理並不執行三級會議的決定，他禁止人民服從三級會議選舉委員會，辭退會議派去的顧問。1358年2月巴黎市民又壹次武裝暴動，三千人沖進王宮，在太子面前殺死了2個王黨貴族。查理逃出巴黎，集結軍隊，封鎖首都。5月爆發農民起義，法國的交戰國英國、那瓦耳國都團結起來鎮壓農民起義。6月10日，農民軍隊7千人與那瓦耳國的軍隊1千人決戰，結果兩軍同意談判，農民軍首領被扣，農民軍被打敗，2萬人被殺。

   1358年8月王軍攻占巴黎，市民政府失敗。

   1382年巴黎市民起義。1413年巴黎又起義，起義者是小商小販，他們沖入王宮，殺死官僚，並制定了改革法，起義後被鎮壓。1494-1559法國-西班牙進行意大利爭奪戰爭。 

   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過舉債和增稅計劃導致其與高等法院的持續沖突，1788年巴黎議會否定了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路易十六為了籌集稅款，迫不得已於1789年5月5日重新召開自1614年以來從未召開的三級議會。

   1789年6月20日國民議會通過決議宣布：“所有各類賦稅與奉獻，凡未經議會正式明確批準者，在全國各省份概予停止”。7月10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解除了主張稅收權在議會的財政總監內克的職務。7月12日巴黎街頭出現了示威遊行；工商業者選出了常委會，決定成立國民自衛軍。7月13日示威群眾沖進了榮譽軍人院，找出2.8萬支槍和幾門大炮，滿大街追打皇家衛兵；到晚上，巴黎城被起義者控制。可巴黎城中的巴士底監獄的炮臺仍威脅著人民。14日，常委會派人到巴士底獄，要求監獄官撤除大炮，遭到拒絕；人民開始進攻，4個小時後，巴士底獄被攻克。8月27日人權宣言通過，制憲議會於十月宣布實施的新憲法，君主立憲制度建立。

   以“誰有權決定賦稅？”為起因的法國大革命就這樣爆發，這是壹場納稅人的權利之爭。起義者認為，只有納稅人才有權決定稅收。而國王認為，只有國王和貴族才能決定稅收。法國《人權宣言》規定：“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少的；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攤。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註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征收方式和時期。”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再次起義，占領王宮、逮捕王族、處死貴族和教士等等，9月20日由大量誌願人員組成的法軍，終於為法國在連敗數月後打了第壹個大勝仗。同日，巴黎召開新的國民議會，即國民公會。次日，宣布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

   1793年1月21日國王壹家因“叛國”罪被殺。1793年5月31日巴黎市民起義，逮捕了中間派，激進派獲勝。1794年7月27日激進派垮臺，羅氏被殺。

   1814年拿破侖的滑鐵隆之敗，帶來了波龐王朝復辟的成功。1830年法國上層的革命建立的七月王朝依然猖行專制復辟達18年之久。1848年的民主革命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以後路易.波拿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更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他自己也變成了皇帝。1871年法國人通過革命鬥爭進入到第三共和國。

   第四節 美國革命

   美國的獨立戰爭起因於宗主國的課稅和幹預。美國人在殖民地時代就建立了壹條原則：“無代議士則不納稅”，即不經殖民地代表的同意就不能征稅。

   北美殖民地從建立伊始便沿襲了英國的議會制度。1619年，弗吉尼亞殖民地還未站住腳的時候，當地的人民便得到倫敦弗吉尼亞殖民公司的許可選出了自己的議會。這是在北美土地上的第壹個代議制機構，其後開拓的各殖民地都紛紛效法。獨立戰爭前夕，業主殖民地和英王直轄殖民地的議會對各自的行政部門都有較大的牽制力量。它們有掌管錢袋的權力，能決定總督和官員薪金的多少，因此常常能使總督就範。至於在康涅狄格和羅德島這兩個自治殖民地，總督本人都是議會選舉的。議會權力之大，“儼然成了殖民地最高權力機關。”

   1754年的6月，有7個殖民地的代表在阿爾巴尼召開了壹次臨時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應付法國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脅。

   1765年3月，英國通過《印花稅法》和《茶葉稅法》激怒了北美，人們高呼“要自由，不要印花稅”的口號，搗毀稅局，焚燒稅票。5月30日，弗吉尼亞議會通過了帕特裏克.亨利提議的決議案，聲明只有弗吉尼亞議會才擁有“對本殖民地居民課加賦稅的唯壹排他性權力”。紐約議會宣稱：人民由自己的代表來課稅，是“每個自由國家的最重要原則，是人類的天賦權利”。1765年在紐約召開了有9個殖民地參加的“反印花稅法大會”。

   1773年，英國國會授予東印度公司諸種特權，其中壹項就是對美洲茶葉貿易的壟斷。1773年12月16日，東印度公司的壹船茶葉運至波士頓，被憤怒的波士頓人倒入海中。面對這壹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英國國會的對策是以壓倒多數通過《強制法案》。該法案規定，今後所有破壞“和平”與妨害官員執行公務的案件必須移交英國法院審理；允許軍隊駐紮民房；關閉波士頓港口，直至該城將所毀茶葉賠償清楚為止。

   英王喬治三世把他們視為叛亂。英王寫信告訴諾斯勛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須是要麽屈服，要麽勝利”——根本沒有商量的余地。1774年，英國又連續通過《茶葉法》、《波士頓港口法》等法案剝奪殖民地人民的權利。

   殖民地預感到壹場風暴就要來臨，不知如何應對。為了協調各州的行動，他們於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賓夕法尼亞的費城開會，這就是第壹屆大陸會議。

   第壹屆大陸會議通過了由約翰．亞當斯起草的致大不列顛及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宣言和怨由陳情書》，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財產的權利，重申了英國議會無權征稅的主張，指出只有代表殖民地人民的機構才有權向他們征稅，要求廢除壹些“不可容忍的法令”，並同時決定壹致抵制英貨，停止對英出口。

   第壹屆大陸會議雖通過了和英國斷絕貿易往來的決議，但人們不願獨立，他們聯合起來的目的只是要讓“英國人民感受到他們對於權利的渴求”，會上通過的宣言充滿了折衷和讓步，連壹向激進的傑斐遜參會時也只是認為國王需要“納諫”。

   在革命的前夜，馬薩諸塞州的議會通過了他們的印璽，那上面是壹個民兵，他壹手拿著劍，壹手拿著《大憲章》。 

   1775年春季，列克星敦的戰爭已經爆發；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讓英國人知道，槍聲雖然響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衛自己的權利”。但英國國王拒絕了他們的種種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於1775年5月10日再次於聚集費城，史稱“第二屆大陸會議”。第二屆大陸會議決定組建壹支大陸軍，由深孚眾望的華盛頓任總司令，其目的只是迫使英國讓步。因而大會同時采納狄金森的請願主張，並在《關於武裝抵抗的緣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謙卑地寫道：“我們並不是出於從大不列顛分離出來的野心而組織軍隊的……壹旦侵略者停止對我們的敵意，我們就會放下武器……我們謙卑地信賴著那至高無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決者和主宰者，我們……企求著他那神聖的仁慈能夠在這場巨大的沖突中護佑我們，使我們的敵人能夠以合理的方式與我們和解，並因而使帝國免於內戰的災難。”但回答他們的是，英王立即拒絕了《請願書》，並於12月22日發布了《禁止法案》。該法案宣布，殖民地從此不在英王保護之下，並下令封鎖殖民地全部港口，許多人才如夢初醒。

   這給我們壹個啟示，“革命”不是議論出來的。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把革命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早已過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禱的結果，娘嫁人不是村婦“腹誹”的產物壹樣，“革命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準語）。

   也就是說，當壹個社會或時代的人們面對奴役和壓迫，覺得還有希望通過言論、集會、結社等理性方式表達時，他們壹般不會鋌而走險；但當壹個獨裁顢頇的政府對人民的壓榨無以復加，不僅剝奪掉了他們通過和平渠道表達願望的壹切權利，而且公然踐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時，暴力反抗幾乎就是必然的選擇。

   正如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所說：“絞殺或廢除暴君為結局的起義的行為，與暴君前壹日任意處理臣民生命財產的行為同樣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壹切事物都是這樣按照自然的順序進行著，無論這些短促而頻繁的革命的結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別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過錯或不幸”。

   改革是當事各方以理性的態度妥協的結果。被統治者都願意妥協，而當權者從來就不願意妥協。只要當權者不妥協，就無法改革，社會矛盾必然以暴力方式解決。壹場巨大的社會革命，並不是革命者的主觀激進造成。在社會矛盾中，統治者往往居於主導的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層的種種“極端”而逼迫出來的。

結果，1776年7月4日十三州議會壹致通過的《獨立宣言》，指責英國“未經我們同意便向我們強行征稅”，指出納稅而無代表權就是暴政，宣布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

   美國是自下而上建起來的。13個殖民地1776年宣布對英王獨立，1777年11月15日通過《邦聯條例》，1781年3月1日生效，從法律上規定十三國共同組成美利堅合眾國。邦聯制下的美國既沒有司法部門，也沒有行政部門，以不定期召開的國會為中央政府的唯壹機構。在國會休會期間，由各州派壹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處理邦聯事務。該委員會任命其成員之壹為主席(president)，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壹年，且必須在各州代表之間輪換。邦聯憲章沒有賦予中央政府即國會以征稅、設立和保持國家常備軍的權力。邦聯制下的美國中央政府所具有的權限，大抵與今日的聯合國大會相當。州間的松散程度更甚於今天的聯合國。

   美國每州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自己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物。美國只不過是各州在自願互利的前提下達成的壹個妥協協定。基本權利依然在各州手中，聯邦政府除了各州的授權之外，沒有幹涉各州事物的權力。直到1937年，最高法院終於同意美國政府對經濟有管制的權力。這是美國人民對政府的壹個讓權行為。

   有人認為美國革命成功的完成於1800年，其標誌是政權首次在聯邦、共和兩黨之間和平交接；而1789～1794年的法國革命是壹場流產的革命，以至於到1871年法國人仍不知道共和政府為何物。法國革命之初頒布的《人權宣言》寄托了積極的理想訴求，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但是由於受“統壹意誌”和“趕超情結”的支配，種種違反理性和人道的暴行公然假“革命”的名義上演，它的失敗自在情理之中。

   第五節 當代稅收憲政

   在當代，稅收的憲政精神受到廣泛的關註，幾乎所有倡導法治的國家，都在憲法中設置了稅收法治的內容，並將稅收的權力賦予議會。法國憲法第34條規定：“各種性質的賦稅的征稅基礎、稅率和征收方式必須以法律規定”；意大利憲法第23條規定：“不根據法律，不得征收任何個人稅或財產稅”；比利時憲法規定：“國家稅必須通過立法才能規定。省、城市、市鎮聯合體和市鎮地方稅，非經各自議會做出決定，不得征收”。日本憲法規定：“新課租稅或變更現行租稅，必須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的條件為依據”。馬來西亞、新加坡、斯裏蘭卡、印度尼西亞、約旦等國的憲法都強調：“非經法律規定，不得征稅”。

   議會代表著納稅人的利益，反映著納稅人的呼聲，有權對政府要不要征稅、向誰征稅、征多少稅、怎樣征稅等重大問題作出決定，有權監控政府征稅行為，有權懲處違規的政府官員。人民的錢，政府不能隨便拿；合理收上來的稅，在使用上要由人民通過民意代表及議員說了算。政府的壹切征稅（費）活動都必須經過議會的審查批準，是由議會說了算而不是由政府自己說了算。政府處理稅收事務的權限必須依據議會的決議和法律行使，議會通過的預算和有關政府稅收活動的限定性文件，都是國家的法律，政府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任何未經議會的許可，借口政府首長或政府部門的特殊利益而自行征稅、征費的行為，以及超出議會準許的時限和方式的稅收行為，壹概非法。憲政國家的議會經常為某壹項稅收提案而爭論不休，短則數周，長則數月，甚至更長，經過多次聽證並反復論證，使稅收公平而周密。納稅人決定的稅率，壹定低於靠征稅吃飯的人決定的稅率。在立憲政體下，納稅人可以通過立法遊說和司法兩個環節的博弈來降低稅率，切實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的整體利益。

   美國的法律對包括總統在內的公務人員的廉潔自律有嚴格的規定，除了公務活動外，所有的請客應酬都得自己掏腰包，如違規揩公家的“油水”，輕者遭受輿論遣責，重者可能丟掉寶座。1993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入主白宮，春風得意，謝友朋，宴賓客，好不快活。然而，壹個月後，白宮的財務主管送來帳單，讓第壹夫人希拉裏大吃壹驚——帳單上水費、電費、茶點、招待來客和贈禮花銷、公務之外的用車花費……事無巨細，壹壹羅列，當然要總統自掏腰包付帳。總統雖是行政首腦，但他的花銷並不都是國務開支；為私的開銷必須與國務開支清楚地區分開來，以便議會進行的審查。真正是群己權界，判然兩分；可謂“國會議事非容易，應當錙銖必較看”。總統出國訪問也是自費吃飯，如克林頓訪問上海期間因嫌價高退掉了在城皇廟的酒席。當總統與國會不壹致時，國會停止撥款造成了政府機關關門，迫使總統讓步或妥協。

   第六節 中國需要憲政革命

   我國從清末第壹個憲法文件至今已壹個世紀，關於稅收方面的規定都是壹樣，沒有任何進展。1949年後的四部憲法，從未對賦稅問題加以規定。

   布坎南將賦稅立法帶來的“財政約束”視為立憲主義的重要標誌，是對“選舉約束”的必要補充。如果沒有私有產權，就意味著沒有針對國家財政能力的任何約束；如果不依法征稅，政府的財政就失去了任何法律上的限度；只能導致壹種全能主義政治模式。

   在徹底的公有產權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賦稅，也不可能產生立憲政體。國家不需要在憲法中對賦稅的合法性作出規定和解釋。1982年憲法第56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沒有確立“稅收法定”原則；僅僅規定全國人大享有“審查和批準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的權力，沒有規定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征收賦稅；導致了國家預算體制與稅收法定原則脫節。稅收專門法中納稅人被定義為單純的納稅義務人、納稅人的權利被忽略。納稅人本來是政府的衣食父母，卻在稅收中忍辱負重。人大無法成為成為真正的立法機關（因為有更多的法律產生於人大之外），無法成為政府與納稅人利益進行交涉與協調的場所，無法發揮對國家法律秩序的監督與引導功能。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對於稅收以及財政事項進行細致入微的審查是從來沒有的。50年來政府提交給人大的財政報告之簡單堪稱世界之最。每年三月召開人大時，政府財政預算早已開始執行，這種先斬後奏的審批方式延續了半個世紀，對這種藐視最高權力的行為不知人大還要忍受到什麽時候？壹些龐大的公共工程、對外援助、預算外財政的具體籌集和支出狀況，大多由主管部門甚至個別領導人拍板定案，無需人大審查。建立人代會而人大代表卻不對納稅人的稅款流向進行認真審查，這可以說從根本上違反了設置這壹機構的初衷。對稅款的監督、審查，需要專職化的議員及較長的國會會期[半年以上]才行。

   只有控制國家的錢袋子，才是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的根本方法。控制住賦稅就等於控制住了政府濫用權力的本錢，並削弱政府濫用權力的動機。從財政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應淡化決算，大大強化預算編制。各部門的具體預算科目，應事先由各個專門委員會進行詳盡的審議。理論上，人大專門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就是審議政府各部門的預算、並對其執行情況予以監督。應將財政部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報告，正式定名為“預算法案”，該法案壹經人大批準，即具有法律約束力。各部門必須嚴格地執行，違反者應追究法律責任。

   發達國家收費須先立法；在我國上自國務院，下到鄉政府都有權設置收費項目。發達國家均把收費納入了強有力的預算監督之中，而我國卻沒能如此，大量的收費“體外循環”成為小金庫。如汽車行業，1998年的利潤才40個億，而各類收費高達1200億，是行業利潤的30倍。而這1200個億的60%，即720 億被收費單位頭頭腦腦吃掉、分掉和用光。

   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 204萬元。國務院24個部門2003年度決算編報不真實，涉及的混亂金額40.54億元。大量財政資金遊離於中央預算之外，彩票公益金等財政性資金271.94億元仍未納入預算管理。

   地方政府還把預算內資金改為預算外資金。據對17個省的調查，2002年，中央政府對這些省實際補助資金4149億元，但編報納入省級預算的只有936億元，僅占補助總額的22.5%。預算外資金實際上已脫離了人大的監控，很容易被隨意支配和使用。壹些地方用來大蓋樓堂館所，購買高級轎車，濫發獎金以及大吃大喝的錢很大壹部分來自這部分資金。

   2004年8月初，國家審計署又向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紀委遞交了壹份審計工作報告。該報告披露：各部委和31個省（區）、直轄市、0二、0三年違規金額高達二萬五千二百億元。這還是在賄賂完審計人員之後得出的數兒！

   1991年，武漢市民政局將抗洪救災捐贈款540萬元長期不入賬，不安排使用，滯留12年至今未撥；1996年7月，在未經局主管領導同意的情況下，財務人員將該項資本金及生息增值部分共計918萬元續存噸陽分公司。2000年6月，根據武漢市水務局項目辦要求，該項目部向施工單位收取“青苗工程賠償費”共計348.19萬元，長期懸留掛賬至今，而該項目部沒有發生青苗賠償事項。以假發票套取現金，亂支濫用142.17萬元。

   2002年3月7日上午，益陽人卓躍飛乘人不備，攜帶汽油鉆進“苛政”領導的豪華轎車裏，遍撒汽油，當領導走近車子，他點火燒車自焚…… 他的車每個月按照規定只能跑22天，每個月的毛收入才4000元左右，扣去1100元的汽油費，還要扣1760元的“規費”的話，他就只剩下1140元，而這個車還要交十幾項雜費，比如終點占道費、衛生費、停車費、過橋費、車權使用費、客運費、物價調節金等，再加上車子的損耗，就“沒幾個錢剩的”。

   80年代初為建洛溪橋，霍英東捐款1700萬元。霍英東的這筆捐款還由於事後進行了壹系列成功的資本運作，增值到7000萬。按當時洛溪橋的工程預算，這筆款項即使不夠建橋，也差不了多少。二十年來番禺區政府壹直在向過往的車量收“買路錢”－－過橋費。而且番禺區政府再也不提霍英東建橋捐款壹事。霍英東知道此事後通過委托人向報界發表了聲明。聲明他從沒有拿過壹分錢的過橋費，以後也不會拿。　

   廣東榕華大橋是連接揭陽市榕城區和仙橋鎮的大橋。壹輛摩托車單程過橋收費兩元，往返就要四元，不給收據憑證。按規定，該收費站在2004年10月末就應停止收費，到11月該收費站卻壹直繼續收費。11月10日，壹婦女因為不滿強行收費遭到收費人員的毆打，仙橋鎮附近的壹千多村民聞訊趕到大橋收費站，澆了每桶700斤共4大桶汽油，燒毀了收費站及車輛。聞訊趕來的3萬人，擠滿了路口橋頭，四輛救火車被村民攔住，兩輛救火車強行開動時，壓死兩個孩子，壹名老人受傷。

中國的稅收種類太多。像新疆的和田地區，天氣預報也收稅。以前國民黨在中國，人們喊“國民黨萬稅”；現在共產黨是“萬萬稅”。2004年壹年整個中國農民暴動就有5萬2千件；365天除壹下，壹天就是140多件。公安部長周永康說，2004年約有370萬人參加了7.4萬次“群眾事件”，即203件/日。

   中央電視臺“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節目，出場人員為中美兩國的市長。經介紹、邀請，美方市長表示訪華的費用不在辦公費用之列，需“化緣”後才能安排訪華行程。中方市長接受訪美邀請之後，沒有費用的顧慮，還慷慨地表示他將支付美方市長訪華的壹切費用，包括機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費用，另贈衣服禮品。中國市長拿人民的血汗錢顯示自己的慷慨，全場觀眾為之喝彩，根本沒有納稅人意識。

   納稅人意識指政府和公務人員是由納稅人——人民養活的，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傭的仆人，是人民花錢雇傭的服務機關。因此，官員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享有“無代表、不納稅”的權利，公民作為納稅人享有知情權、監督權、質詢權和同意權。公民有權要求政府報告稅收及其支出情況，有權對政府的財稅行為和公共事務提出質詢，有權對政府的違法行為進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訴和控告，最終還可以通過法定程序更換自己雇傭的“公仆”。政府和公務人員理應熱心地為納稅人提供滿意的服務。

   有專制癖的人叫嚷要“高薪養廉”，意思是說這官該他當，他要走人地球都得停轉。為了求他別腐敗，只好給他多塞點票子。民主社會的原則是：官薪就是定低價，妳要嫌低請另謀高就。中國現在是想當官的人多，官員“供大於求”，這證明官薪太高，油水太多。依照經濟學，為避免官僚戀權，應壓薪才是。所以，政府、公務人員和公民都要樹立納稅人意識。

   如果全國人大代表不是我選出的話，這個國家就無正當性無權力向我征稅；沒有我的代表監督稅收的分配與使用，那末稅收就會被亂花，就會增加人民的負擔。譬如：2002年中國稅收收入是 1.5萬億元，稅務人員是 100萬人，而美國稅收遠高於中國，稅務人員僅10萬人。這表明中國的行政成本比美國高。臺灣的中央日報只用36人，人民日報卻用了壹萬多人；武漢漢陽江邊剛建不久的大批洋房後來炸了；……。不受制約的權力是吃人的老虎，會給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負擔與災難。要減負，必須實行全民民主。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毛澤東憲法觀念的荒謬。毛澤東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期開始的。”“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毛選》合訂本p693，694）。到底哪種政治吃人？稍加分析就能明白！

第十一章 公民文化

要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需要擺脫短暫的私人利害考慮，走出狹隘的壹己的局限，這就要超越自我。要維護、促進每壹個人的利益，需要建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要每個人有超越自我的精神。超越精神的指向有近有遠，有低有高，有淺有深，其中最遠最高與最深者，即是超越此世的宗教信仰。

   這種超越精神使個人能意識到他人的同等人格與天賦權利，從而能彼此尊重、平等相處，從而使“他律”化為“自律”，形成“公民社會”。受到這種超越精神激勵的社會成員，不但不會因“無天”（喪天良）而“無法”（不守法），而且會因“天良”的超越根源而對社會保持批判態度，因“神律”的至上性而意識到“人律”的相對性，從而投身於改良社會和健全法制的實踐，“兼善天下”，永不停息。

   第壹節 公民與公民文化

   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雜誌的座談會上說：“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

   1．公民概念

   公民壹詞起源於希臘羅馬時代。在古希臘、古羅馬，公民是指的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權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隸和外國人在法律和社會兩個層面都是受到歧視的對象。公民是壹種身份，壹種作為國家認可的構成成員的身份的符號。17世紀，洛克、盧梭等人的天賦人權論使公民壹詞普遍化。

   《不列顛百科全書》把公民定義為：“公民資格指個人同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個人應對國家保持忠誠，並因而享有受國家保護的權利。公民資格意味著伴隨有責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權利、義務和責任是不賦予或部分賦予在該國居住的外國人的。完全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擔任公職權，是根據公民資格獲得的。公民資格通常應負的責任有忠誠、納稅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強調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沒有奴役，沒有特權，也沒有歧視。肯·福克斯（Keith Faulks）認為：“公民身份是壹種成員地位，它包含了壹系列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這種成員地位意指平等、正義和自主。” 

   公民與國民是不同的。公民指具有某國國籍、享有該國法定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人。“國民”表明壹個人的國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國籍外還有更深的內涵，說某人是某國公民，內涵著此人與該國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擁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

   公民是與“子民”、“臣民”相對應的。“子民”是指老百姓，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為什麽要加壹個“子”字？《禮記.中庸》說“子，庶民也”。鄭玄在註釋《禮記》時說，“子，謂所獲民臣”。

   中國的報刊以“百姓”這個詞來代稱平民，很少用“公民”這個詞。百姓這個詞，意味著弱勢群體。百姓社會是專制的，而公民社會是民主的；百姓社會是封閉的，而公民社會則是開放的。百姓社會的皇帝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公民社會的公仆是“選票子裏面出政權”；百姓社會是皇帝家天下或小集團的黨天下，公民社會是執政者服務民眾的公天下。

    “臣”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在《漢字大字典》中的前三種解釋是，“戰俘”；“奴仆”；“國君所統屬的眾民。”可見，臣民就是金字塔社會的奴隸。臣民（子民）是君主專制制度下人的無主體性、不自由、不平等的悲劇角色，它所襯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別、人群對立、政治歧視、盲從權威等前現代性特征。

   公民身份標誌著社會生活處在無政府主義這壹端點與專制主義這壹端點的中間狀態，表明政治的民主化。誠如約翰.穆勒所言：“壹個絕對不能參與政治事務的人，不能稱為公民。”換言之，參與者是“公民”，不參與則為“草民”。

   在我國，人們對自我身份的第壹反應就會是：“我是壹個老百姓”、“我是壹介平民”等。王朔發明這樣壹句話：“千萬別把我當人”，像這樣以自卑自賤地說“自己不是人”的方法來搞嘲諷，分明是深深根植於內心的草民意識在作祟。正是在草民意識的支配下，人們會默認所有剝奪人權的行為。從古至今，中國從來形成過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沒有基於公民責任的政治參與。國人的政治參與，要麽是走頭無路時的揭竿而起，要麽是局面失控的無法無天，要麽是官方操控的合群自大，要麽是屈從於恐怖的政治冷漠。中國近壹百年來的艱難轉型，就是從草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 

   2．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是指擁有壹國國籍的人在其本國範圍內所普遍享有的權利。公民權利包括公民依法所享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生活的權利等。公民權利也可以區分為法律權利和道德權利。公民權利的主要內容都是為法律所確認的。不論我們對公民權利進行如何劃分，它們都是歸屬於每壹個公民的。每壹個公民都應享有平等的、全面的公民權利。

   人身權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它包括公民的生命權利、健康權利、人身自由權利和人格尊嚴權利，等等。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通信自由受法律保護；禁止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政治權利中有了解政治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監督政治的權利。

   1）了解政治的權利。了解政治的權利也可以說是政知情權或者政治了解權。真正的公民，不是私民，他們是國家的主人。

   2）參與政治的權利。公民如何參與政治，壹個重要的方式就是選舉。人民代表的兼職狀態，在理論上，是與人民聯系更緊密，實際上由於許多人大代表都是兼職的，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人民群眾的狀況，收集群眾意見，接待群眾來訪，作用必然會受到嚴重的限制。再說選舉官員。我們的直選只到了村官壹級。而且村官壹級，人民選出的大部分都還不被官方認可或選出不久就被地方黨政機構給撤職了。

   3）監督政治的權利。公民監督政治的權利具體表現為公民的檢舉、控告、申訴的權利。中國有各種信訪機構，但作用很有限。如果胡文海的申訴能夠引起從鎮到省的主管機構的重視，那14位被殺害者的生命，那3位受傷者的健康都不會因此而受到傷害，胡文海本人也不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壹些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的掌握著壹定權力的部門都把向農民集資作為自己重要的資金來源。有民謠說“五十六頂大蓋帽，壓著壹頂破草帽”、壹些鄉鎮對於不交納稅費的農民采取的是“挑走谷子，拉走豬子，拆掉房子，戴上銬子，讓他坐號子。”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怎麽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農民到哪裏去申訴控告？如果我們各個上級機關都將農民的申訴控告批轉區縣或者鄉鎮，農民的合法權益和公民權利能得到保障嗎？顯然不能。

   3．公民文化

   公民社會就是民主社會，就是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權利上人人平等。如果壹個國家中的壹個人或壹個集團高於法律，那麽這個國家就不是公民社會、不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裏，沒有至高無上的活神，沒有口出聖言和享受他人財富的權貴，只有至高無上的法律和不同職業的公民。民主就是對權力的真正約束和監督，民主是解決今天所有問題最不壞的辦法。 

   何謂公民文化？公民文化也就是民主文化，是與民主制度相藕合的公民的政治態度、情感、信仰和價值取向，是民主制度的隱結構。公民是壹個法律主體，也是壹個政治主體；他擁有權利，同時承擔義務；公民文化就是公民角色對其自身價值的認識與反映。現在倡導的政治文明，就是要不斷克服子民意識並且培育公民意識的過程，也就是實現人的現代化。

   第二節 公民文化的特征

   波普爾說：“把某民主國家的政治缺點歸咎於民主是不對的，應該歸咎這個民主國家的公民的不成熟”。如果壹個國家的公民缺乏自由、平等、博愛的文明精神，那麽僅有民主並不能避免專制、壓迫和侵略、擴張。如果有的只是連民主都不包含在內的民族主義，不論是極端的還是正常的，那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美國政治哲學家卡爾.科恩說：“自由是實現民主的條件，平等是民主合理性的關鍵，博愛是任何民主存在的前提”。自由、平等、博愛是公民文化的主要內容；更是民主政治產生的重要條件。公民文化的特征有：

   1.公民文化是壹種參與型的政治文化。他以主人公的姿態參與到政治過程，公民用要求的口吻來說話，政府官員作為公仆必須洗耳恭聽。因為官員不這樣做，他就會失掉選票或被罷免。公民具有納稅人的主人意識。

   不關心政治意味著放棄公民身份而墮落為順民和草民。專制國家的臣民見官都點頭哈腰、戰戰兢兢甚至仆拜於地。“避席畏談文字獄（不敢關心政治），著書都為稻粱謀（向錢看）。”過去“莫談國事”的告誡寫在墻上，如今壹些人把這句話刻進人民心裏。於是，被動的屈從壹躍而變成主動的認同，恥辱壹躍而成為光榮。是非顛倒，莫過於此。如果不重視對公民的參與訓練，就不能建立壹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2.公民文化是壹種摒棄了等級特權的的政治文化。公民徹底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他要求建立壹種無論任何人都不能違反的法律制度。他摒棄人治觀念、“清官情結”，樹立程序意識、法治意識、憲政意識。在公民看來，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不允許特權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權和公民權神聖不可侵犯；他對公共權力持有的高度的警惕。這對防止以權謀私和權力異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見，民主奠基在領袖與平民的人格平等、同誌和異己相互尊重、勝者與敗者的和平共處，這樣壹種宏大寬廣的心靈基礎上。

    3.公民文化是壹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來自自由。自由與專制格格不如，但對民主卻必不可少，自由是民主的目的。公民追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他絕不容許政府按少數人的利益和意誌來設計公共政策，而是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政治決策是如何制定的，並將自己的觀點公諸於世。在公民看來，民主社會就是壹個講話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要求。自由文化的價值是開放的，不是壓抑的。它鼓勵個性和自我，主張充分發展自己，反對不合理的、強制式的對個人權利的剝奪；它認為個人的意誌、利益、愛好和享受，從最終價值上看高於家族、集體、民族和國家。

   第三節 公民教育

   《美國大學百科全書》說：“公民教育就是學習公民的權利、義務以及個人所屬組織有關之任務，這裏所說的組織如家庭、社區組織、學校、各級政府等。”《美國教育研究百科全書》：“廣義地說，公民教育就是通過教授壹個特定社會中公民的獨特意義、公民的責任、公民的品質，從而培養好公民或者培養公民素質。”狹義概念的公民教育，就是要告訴學生公民有什麽權利和義務，以及政府機構及其職能。廣義概念的公民教育則要復雜壹些。 

民主社會的公民應有獨立見解、具有懷疑精神和分析能力，並了解民主的規律和慣例。壹個人，首先是公民。身為公民，他應當珍視個人自由權利，認真履行公民義務，積極關心公共事務。西方國家都有公民學課程，孫中山的訓政就是訓練人民懂得民主。

   公民教育是現代社會的政治、道德教育，它更強調權利意識，通過人的素質的提高來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轉。以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以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辟之氣概；以養成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以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公民教育問題不是某些人對某些人的教育，而是涉及每個社會成員的事，當然也包括官員，都有必要學習、提高。

   在美國，公民教育的主要價值和信念源於《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及個人權利法，它所強調的公平方法、平等保護、自由表達和公民參與正是美國多數民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共識，是植根於自由、公平、公正、責任和義務、多元化、隱私權等價值基礎上的。在公民教育方面，美國的學校有四大基本要求:第壹，個人權利，包括個人生命的權利、個人自由自主行動的權利、個人尊嚴的權利、個人安全的權利、尋求和得到平等機會的權利、得到正義的權利、保持隱私的權利和私人擁有財產的權利。第二，個人自由，包括參與政治程序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意識的自由、集會的自由、咨詢及獲得信息的自由和表達意見及感情的自由。第三，個人的責任，包括尊重人類的生命、尊重別人的權利、誠實、容忍、有同情心、證明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參與民主程序、為共同的目標而工作、尊重別人的財產。第四，對社會狀況和政府職責的信念，包括認為社會需要有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法律，有不同意見的少數應得到保護，政府應當由人民來選，政府應當尊重和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政府應當保證民權，政府應當為大眾的福利而工作。

   美國很多學校有公民教育課程，《公民讀本》壹般是學者寫的。課本的前言裏引哲學家的話：“了解妳自己。”課本認為，要做個好公民，先了解妳自己。這壹部分，談了四章。第壹章，“妳：壹個人”，談“壹個健康的人”、“妳和妳的個性”、“和他人相處”、“做個好公民”。第二章是“妳：壹個學生”，談“學習能力的不同”、“改善妳的學習”、“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妳：壹個家庭成員”，談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問題”、“做壹個好的家庭成員”。第四章才是“妳：壹個公民”，談“妳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民讀本》開篇第壹句話就是，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這樣的壹個理念之上，就是每壹個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經濟體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建立在這樣壹個理念之上”。妳作為壹個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這個制度下，妳必須能“自由買賣和擁有，妳自己決定做什麽”。而政府只是為妳服務的機構：“當政府是妳的仆人，妳是自由的；當政府成為妳的主人，妳就像壹個奴隸那樣，不再重要了。”課本還告訴孩子，由於“個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就不能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生意人，生意人就不能欺騙顧客，工會才必須要代表它每個成員的利益。因為“個人的尊嚴是至高無上的”。

   課本讓孩子們認識自己、尊重個人，不是惟我獨尊。作為個人，人都是有不同弱點的，而自己的弱點是需要認識和改善的。壹個好的公民是有民主性格的。就是不要傷害他人。因此，必須學會控制自己，“壹個好公民是壹個善於調節自己的人”、“是壹個善於學習的人”、“善於思考的人”，在以上前提下，才應該是“壹個能夠行動的人”。 

   壹個好的公民是忠於自己國家的，這意味著妳對國家是取建設性、而不是毀壞的態度。假如政府做錯事，妳嚴厲批評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這就是建設性。假如妳明明發現國家在走向錯誤的道路，妳卻還是說，走得好走得好。那是壹種毀壞的態度。

   《公民讀本》告訴學生，學科“分數對於精神活動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智商是在改變的”，而“智力是不同能力的組合”。作為準公民，要學會“清醒地思考”。能夠清醒思考，是做個好公民的最基本品質之壹。假如不能清醒思考，給妳民主權利，妳照樣可能被人操縱和利用。那麽，如何才能清醒地思考呢？

   首先是，“妳的思考必須在事實的基礎上”。所以，非常簡單的前提是，妳有權利知曉全部事實。作為壹個為公民服務的政府，就必須讓信息自由流動，讓公民們能夠得到全部事實。沒有這個前提的社會，就很難有合格的公民。課本還建議學生，不僅知曉事實，還要“不斷認識最新發現的事實”，知曉事實之後，壹個清醒的思考者“要能夠解決問題”。

   課本向孩子們指出了最容易陷入的“思路不清”的誤區。首先是不能有理想化傾向的“願望思考”，例如，不能在心裏希望壹個理想社會實現，就認定它壹定能實現。還有，要避免“情緒化的思維”，課本告訴孩子們，“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偏見的。我們都有自己喜歡的和不喜歡的事情，可是我們不要讓它影響我們的清醒思考”。否則，難免走極端。而那些走極端的思路，“對個人和國家都會造成最大傷害”。課本還告訴孩子們，不要輕易下結論，思考要從事實出發，就是說“不要從觀念出發”，不要從主義出發。

   課本還說：做個好的家庭成員，是做個好公民的基礎。課本告訴孩子們，有各種不同的家庭，家庭是有種種問題的，解決家庭中的問題是多麽地不容易，而幸福取決於妳的生活方式、取決於妳對家庭成員的關心和愛。雖然課本不能解決孩子們未來將面臨的復雜生活，可是它給了妳思想準備，讓妳懂得，重視“家庭價值”是壹個好公民的基本條件。在關心國家、社會、他人之前，先要關心和愛護自己的家人。

   然後，課本才推出“自治”的概念。自治建立在公民具有民主性格的基礎上，霸道的管理不是民主的自治。在家裏有家庭管理的問題，在學校有學校管理的問題，課本鼓勵孩子，妳們可以從小嘗試，學會組成各種社團，在“人民定規則”之前，每壹個個人，要認識和改善自己，敢於承擔責任、學會平等地和他人相處。 

   《公民讀本》說：民主很具體。要改造社會嗎？先把自己改造成壹個好公民。這樣的公民準備，又是在使“妳”和他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容易。它和最初的出發點是壹致的，那就是，個人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所以，《公民讀本》第壹課，談的就是“妳”。

   美國人無疑在權利觀念上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但在道德觀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義者(袁偉時：路標與靈魂的拷問)。西方那些比我們闊得多的世界富豪們，常常過著壹種節儉、樸素、節制的生活。他們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轉移到別人身上，比如高額的產值稅、收入稅、遺產稅，比如無償捐助教會、資助公益事業、設立文化基金等。

   加拿大的公民教育為：1）使學生有加拿大人的認同感，同時意識到自己是世界公民，2）註意和尊重人權，3）接受公民的責任和義務，4）有考慮地接受各種社會價值觀的約束，5）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6）對前五項有關的事情要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並能明智地采取行動。在加拿大的公立學校中，學生成立學生議會（Student Parliament），有興趣的學生，可在其中操練民主。

   中國的孩子們在練習什麽？我們有班主任，有班幹部，還有團小組。他們在練習如何才能高人壹等，如何統治別人。這不是公民教育，而是奴化教育。當民主僅限於少數先導們的理想和極個別人的奢談，而不是全體人民的共識和歷史必然的結果，民主必然會淪為極少數政治家或野心家的工具。當他們借民主的名義實現了個人的政治欲望，第壹件需要鏟除的就是民主，並在權力的祭臺面前堂而皇之地築起淩遲民主的刑場，並以民主的名義。

   第四節 民主政治促使公民文化成熟

   學遊泳必須在可遊泳的水中學習才有效，學習民主知識也必須在民主的環境中才可能取得實效。民主不能只說不練，必需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掌握民主。

   人類的民主化歷史告訴我們：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民主制度的運行構成了民主文化成熟的前提。也就是說，沒有成熟的公民文化，可以建立壹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但沒有民主制度下的經歷，公民文化不會成熟。正是在民主制度下的經歷、生活、經常性的行為和所受到的教育，使公民學到了民主的遊戲規則，接受民主的信念，養成民主的習慣，並將民主制度內化為自己的價值體系，從而使公民文化發育成熟。公民文化的成熟，又鞏固和推動著民主制度。民主文化與民主制度是互為因果，互相推動，相得益彰的。

   印度建國初期，其選民被認為教育水平低下、不開化；以農村居民為主體、由於通迅落後和種姓制度而四分五裂；他們依附或追隨有權勢的人，而不是自主的行為者。但經過民主實踐後，印度的選民已有了巨大變化。1967年選舉時，選民們了解廣泛的事務並有自己的觀點；對政府的表現持批評態度。

   阿馬蒂亞.森反駁“窮人只關心經濟利益，在經濟利益與民主之間，必定選擇經濟利益”的詭辯。他說：把經濟發展與民主對立起來是錯誤的，兩種價值可以並存；當人民有機會選擇時，他們將堅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大選時，核心問題是英迪拉·甘地要實行“緊急狀態”來渡過經濟難關；印度選民（世界上最窮的壹批選民）堅決拒絕了剝奪基本自由和人權的“緊急狀態”，他們用自己的選票把長期統治印度的國大黨拉下了馬。

   俄羅斯近年來選舉時，選民在經濟狀況不景氣的情況下，拒絕放棄自由民主，回到舊制度去。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人民，盡管他們可能貧窮落後，但他們卻真正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行使上天賦予公民的權利，這確實是壹筆可貴的精神財富。壹個擁有自己國家的公民群體，自然在自信心上、在快樂感要遠遠強於其它體制下的民眾。

   S.H.亨廷頓說：有過壹次失敗的民主經歷，是實現民主化的最好條件。失敗的民主經歷為最終的成功作了準備。如果因為民主的失敗而摒棄民主試驗，或因為民主出現的某種混亂無序而放棄民主，就永遠不會有民主，因為公民必須在民主制度下學習民主。為了民主的實現，這種混亂與代價是必須付出的。公民僅僅在理性層面上認識民主只會帶來民主的運動，但是要真正建立和健康地運作民主，還要將民主轉化為公民內在的情感、態度、氣質性格、行為習慣，實現由權威主義人格向民主主義人格的轉化。這是壹個民主價值不斷內化的漫長過程。這個過程的徹底完成，僅靠理性的手段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夠的，它主要依賴於民主制度保障的民主生活方式的長期熏染和浸潤。

民主的精髓是公民自治。但現代國家規模都比較龐大，公民們不會突然在某壹天就能夠具備管理國家公共事務的能力。他們首先需要在各種小規模的自治組織和初級的政府機構中學會自治，然後才有經驗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他們先在小規模的自治團體中形成平等壹員的感覺，然後將這種感覺投射到更大規模的團體以至國家上；他們在非國家的或準國家的團體或機構中養成的自尊，當他們面對國家時也要著意地維護和表現出來。所以，參與地方自治和各種自主性社團，被壹些政治學家視為標準的公民學校。

   要打開“公民素質低——不能民主——公民素質低”的死鎖，需要從開放公民的政治參與開始。在歷史上，民主的準備有各種形式：非國家層面的民主（如地方自治、社團民主）；非政治形態的民主（如各種民間社團的民主、行業民主、社區民眾參與學校、醫院等公共機構的管理、法院的陪審團制度）；精英民主（如各種形式的貴族民主）等，這些有限的或非政治的民主都起到了培養訓練公民的作用，為民主的正式出現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