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性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人性善惡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趨向的好壞。

基督教的人性善惡觀

基督教的“人性論”認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處，包括心靈、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觀念，等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經不住誘惑而偷食了禁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這是人類第壹次違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罪孽。人類完全喪失了“原始的公義”，人性僅剩下作惡的自由，壹無良善。

《聖經》中“原罪”的描述，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性惡的大思路。顯然，基督教講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沒有等級壓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惡是對上帝的違反；所有的人相對上帝都是惡。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實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惡是人的自由意誌背離上帝[即驕傲]的結果，人類將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人性真相。基督教倫理是壹種罪惡──救贖的過程倫理，是容忍撒旦的倫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惡的時候，其實已承認並容忍了人性惡，承認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亞當的原罪使人“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 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欲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著壹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後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

路德說：人在肉體裏和靈魂裏全都有壹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壹點東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論的特點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離靶心，不完美，不聖潔，與上帝公義聖潔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貪婪和對自由的濫用；亞當夏娃濫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園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個人的德行與上帝對人的要求比，差得很遠，都是偏離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絕對化身，沒有“全心全意行善”這回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驕傲、自私、貪欲、嫉妒、仇恨、冷漠。人內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為上壹定要表現出來，這就是罪行。人並不是因為犯了罪行才成為罪人，乃是因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穌說：“妳為什麽稱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沒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聖人使徒保羅雖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5:18)！

2．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聖經裏的罪是指人違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義之事。人不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企圖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為神。罪性是人自立為王、自命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將別人置於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種狀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對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它要鏟除專制主義的心靈之根——驕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將無限的價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驕傲的罪性中。驕傲的罪有5類：

1）權力的驕傲，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現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及征服和轄制別人的欲望。有權勢的人惟我獨尊，以為憑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壹切自然變遷、世事變幻。他擔心壹旦失去權力將變得壹無所有，於是他鞏固權力的最好手段是獲取更多的權力，這種信念又驅使他不斷侵略別人，擴張自己。這是壹種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勢群體在獲得統治地位後，其暴虐、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所反抗的原統治階級。明白了這壹點，就會對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有足夠警惕，因為政權改變，並不能改變人性本來的罪惡。

2）知識的驕傲，即理性的驕傲，它集中表現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識當成絕對真理。知識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識，卻妄以為是終級的知識。幾乎任何壹種社會力量都有把帶有本階級意識形態特征的知識視為最正確的知識，甚至連最逼近客觀的科學有時也不免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汙染。知識的驕傲來自於人類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來自於人欲掩飾知識的有限和知識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執己見不是來自認識能力的局限，而是來自人懼怕自己被證明為錯的不安。這種罪性，幾乎所有人都具有。從位高權重的官員到虔誠的科學研究者，都會因為維護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確的意見。

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是壹種迷信，這類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在政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識分子間就易進入到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學術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人為很小的問題都爭得頭破血流。真可謂：知識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愛心造就人。

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受“勞心者治人”的影響，往往具有“唯我獨正”的專制性格，他們等級思想嚴重，缺乏理性平等觀念，總是期待著領袖人物認識民主的好處，這些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普通民眾更加崇拜領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觀的專制泥坑。

3）德性的驕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為終極的義，以他有限的道德標準為絕對的標準。道德上的驕傲顯現於壹切自義（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斷中，判斷別人不義是因為別人不符合他的武斷的標準。人既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所以總發現自己是善的，別人是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是這種“自義”的人。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完全是把自己神聖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惡鳥比喻那些他所謂的“小人”。這種道德優越感，很易變成“罪在別人，美德全備於我”的思維定勢。我們的社會缺乏包容性，跟這種思維有關。道德上的驕傲有時可以充當知識貧乏階層驕傲的理由。

4）靈性的驕傲直接由道德的驕傲產生，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無上的善。基督教從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為神視為嚴重的僭越之罪；“欲與天空試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這是人的罪性的最後表達。

5）團體的驕傲是個人驕傲的集中表現，且比個人的驕傲更加嚴重，它追求自私目標的行動更加不受限制，較個人更為專橫，虛偽、自私和殘酷。國家崇拜是團體的驕傲的最高峰。

專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異己、狹隘自負的野蠻心靈上。沒有壹個超離現實世界的信仰，壹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壹個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結的人把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作為人生的目的，實質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這是壹種專制主義的人生觀，他們在心裏蔑視大多數人的庸俗平常，以為自己才是人類的典範，自己的人生才有意義。他們大權在握時都成了殘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說，信神是迷信。其實，不信神會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會崇拜人間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會因權力的腐敗和他自己的驕傲而成為暴君。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就會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寄希望於制度而不寄希望於個人，這才是壹個理性的知識分子。

壹個人，要想擁有壹個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個人類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專制的核心是無法無天、不敬畏上帝。要對專制釜底抽薪，就必須宣傳關於上帝的知識。不能正確地認識上帝，就無法產生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對上帝沒有敬畏之心，作為個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為整個人類社會，不僅消滅不了專制的根基，還更制造更大的動亂和仇恨，就無法建立起壹個祥和安寧、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國副總統奎爾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有人類靈性上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3．寬恕與懺悔

《聖經》裏有個故事：有婦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案子交給耶穌。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壹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婦人，耶穌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摻雜著壹個中國人，這婦人就糟了，準有壹塊石頭擊中她的命門，叫她壹命嗚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黴、不如自己，就以為自己升了級，所以“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中國人不承認人人有罪，只承認“個別人是沒罪的”。為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誣陷他人。仇恨、爭鬥就難以避免。愈窩裏鬥，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壹人會讓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為樂。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無自我反省之心。

壹塊石頭，在《聖經》裏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壹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誠如馬丁.路德所說：“罪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罪人，這就是罪的最終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惡的可能性，因而我寬容別人的罪惡和別人的缺點。寬容不是不批判這些惡，恰恰相反，要堅決的批判；但在批判惡的同時，必需意識到自己的心中之賊：被我批評的罪惡可能內在於我的靈魂中。因此，批評罪惡不構成批評者的絕對專制。懺悔意識不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們譴責了該譴責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們自己更高尚。我們應該在譴責中有悲憫，在批判時同懺悔。正因為罪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面對壹個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儲查爾斯與卡米拉在婚禮上認罪懺悔文如下：“萬能的上帝，主耶穌基督之父，萬物創造者，全人類的審判者，我們坦承與悲泣我們的多種的罪與惡，這些我們不時透過思想、語言與行為對您的神的威嚴嚴重犯下的罪與惡，足以令您對我們做出譴責與憤怒。我們非常懊悔，也誠心對我們的錯誤感到抱歉；記住錯誤令我們痛苦，錯誤的重擔令人無法忍受。請寬恕我們，請寬恕我們，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份上，寬恕我們過去所有的錯誤，允許我們能在未來新生命中服務與取悅您，透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去顯揚您的名的光輝。阿門”。

既然每個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懺悔與悔改。懺悔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對於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遠自省。懺悔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懺悔出自內心，任何外力的強制都無效。悔改應從自己開始。

基督徒宣傳人人當悔改的價值觀，最終獲益的是全國人民。每個人的道德墮落，根本問題在於他自己；與財富的多寡、與是否學習幾個代表沒有直接的關系。將自己的罪推到別人和他國身上、推到物質上是懦弱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減少了，社會的損失減少了，大家豈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殺死6百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不知道做過多少公開道歉，每年付給受過迫害的猶太人經濟賠償。在美國，1949-1954年有個“麥卡錫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的教科書中仍然把這個“紅色恐懼時代稱為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壹頁，教育後代不要重蹈覆轍。日本人不認罪，引起中國及東南亞人民的憤怒。壹個不忘記檢討自己過失的民族是壹個勇敢的民族，充滿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惡都是後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無知。他們認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過遷善；只要指出錯在哪裏，人便能夠克服自己的弱點，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趨善避惡的最佳良方。這樣壹來，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聖經裏卻說：“沒有義人，壹個也沒有”，事實的確如此。

其實，犯錯的人並非出於無知。不是“知”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小孩子與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負法律責任。絕大部分罪惡，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惡”的，所以才會“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處罰人類，但上帝仍然愛人類。由於罪是要贖的，人本身沒贖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獨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贖罪，使人與上帝重新修和。這就是耶穌基督拯救的意義。這種拯救是上帝白施於人的恩典，被稱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著人從罪惡的狀態中警醒過來，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聖經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人的生命問題，就是透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著神的新生命(神的靈與人的靈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變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勝過罪惡了。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後，自然就促進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國民都是由這種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組成，這個國家必然富強。

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指仁愛、公義、聖潔、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軀中有靈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與動物截然不同。人有與上帝感通的本錢，也有與他人相通的基礎。

人是神的最高創造物，也是神的最愛。神以非常的手段來表達他的愛，他差遣三位壹體中的第二位——他的獨生子耶穌降生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價，叫“壹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耶穌的人要向耶穌認罪悔改，請求他的赦免，並接受他為救主，讓聖靈(三位壹體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靈裏，並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語、行為。這樣，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發生了連結關系，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這稱為“重生”、“得救”，並成為神的兒子。

生命更新之後，內心寧靜安憩，滿足喜樂，心中時時刻刻有神監督著，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欲”，需要只是時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欲，就比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還會多行善事以取悅上帝，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大大提高了。人與上帝團契後，交往愈親密，生命愈成長，生活愈聖潔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導引到人性裏面來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趨善制惡。這就是基督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沒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修持，基督教則有神的救恩與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僅能夠不犯罪(消極的道德)；而且會活出神的愛(積極的道德)來。

基督教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利欲的泛濫。由於原罪，單靠自己是戰勝不了人性中的惡的，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與上帝重新立約，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著基督寶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戰勝人性中的惡，才能逐漸洗刷身上的罪惡，獲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象神那樣完美無缺。只有聽從神的召喚，反思罪孽，愛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淵藪。誘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罪也壹樣。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人每天禱告、每周禮拜的道理。

信徒們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戰勝邪惡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誘。承認自己是罪人，藉著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

5．民主分權制惡

人人皆有罪，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個完美的社會。基於每個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濫成災”；必須用制度來制約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立法權，他的私欲就會上升為法律；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司法權，他會判決世界都歸他所有；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行政權，他就會把全世界踩在腳下。若有人聲稱他們是先進材料作成，能創造出壹個完美的社會。千萬別相信他。對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嚴加防範，不能信任；必須像防強盜壹樣的防範他們，把他們關在籠子裏。政府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做到三權分立，保護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而權力是惡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防惡的目的，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共權力的濫用，私法之設在於抵禦公共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的侵犯。對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學的制度約束權力貫穿了法治的始終。

西方政治學裏有個著名的“無賴假定”。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確定了這樣壹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壹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美國憲法之父、清教徒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訴美國公民：“（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癟三，他的每壹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夠區別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約束人性的惡，還是放縱人性的惡？可以選擇、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選擇、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當地的土著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只有靠移民。於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壹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 

起初，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壹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麽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學家已從基因復制的過程證明了這壹點)。從利己出發，人可以做出善事——歷史進步正是利己心推動的；也可以做出惡事——罪惡都來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是為了暴利。他們盡量多裝人，給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壓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於人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　　

假如由政府進行幹預，政府以法律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官員到船上監督實施這些規定。但政府的幹預不是萬能的。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幹。 面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船主，官員面臨兩種選擇。壹是與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潤；壹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裏，詭稱他們暴病而亡，對船主不是什麽難事。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只能是與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當時既沒乞求船主們發善心，也沒派什麽官員，而是找到壹種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當按上船時人數付費時，船主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壹筆，至於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船主無關。當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無關緊要，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船主就要多給每個人壹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航行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了。這種按到澳洲人數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壹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壹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及其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說過，壹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壹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鬥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哈耶克則認為：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歷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麽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麽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沈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盡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盡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醜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松，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欲”，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沈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幹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欲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著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欲，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欲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著性欲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著、蓋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只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淩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著：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著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麽？”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麽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著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沖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麽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欲”、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麽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麽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麽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系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系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系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系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幹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系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幹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麽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麽強烈、那麽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著饑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馬克思認為人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性即其社會 性；人性是隨社會變化而變化。依據生產向自動化發展的趨勢，勞動者自由時間在增加，科學的應用在普及、深入，這壹系列的變化，就為新的人性創造了條件，也就是“新人”的產生。

馬克思說：“理論壹經掌握了群眾，就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馬德裏的國際醫學年會上宣讀了他的實驗和研究報告，認為條件反射是高等動物和人類對環境作出反應的生理機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巴甫洛夫的理論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復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壹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應。這難道不正是“科學社會主義”？

1921年1月24日，列寧簽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要求對巴甫洛夫和他的實驗提供物質保障，當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條件反射不僅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壹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壹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巴甫洛夫並沒有因受重視而歸順新政權。就在列寧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後不久，他在給學生開課時公開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絕對真理，它們可能是部分正確部分錯誤。”他根本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有什麽成功的把握，認為“把大量款項用在發動日本革命，而我們的實驗室每個月只有三個金盧布”是不可思議的。他反對用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說俄國為了布黨的理想犧牲得太多了，還說布的政策正把俄國引向死路。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寫了長篇文章，把巴氏的觀點逐壹加以駁斥，認為它們才是俄國的四條“死路”。布哈林還摹仿列寧訓斥知識分子的口吻，輕蔑地說知識分子和教授們對革命的懷疑是“石器時代的思想”。在蘇聯先後受到批判的科學觀點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玻爾等人的量子理論、維納的控制論、弗裏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先後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

馬克思主義反對“利己心”是人類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遺傳學家。孟德爾是19世紀奧地利修道院的院長，他堅信神造萬物，通過雜交實驗，發現了遺傳規律。遺傳學強調基因[與神有關]的先天決定作用，這與共產黨通過制度的變換來把人改造為大公無私的人相沖突。所以，20世紀三十年代，以李森科為首的“米丘林學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爾摩爾根的染色體-基因理論。李森科給基因學說扣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帽子，把遺傳學打成了“資產階級偽科學”。這和蘇維埃政權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關。

享有國際聲譽的遺傳學大師尼.瓦維洛夫（Vavilov）向蘇共中央上訴，斥責李森科排除異己、缺少文化以及對學術上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1935年瓦維洛夫被解除了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40年8月，瓦維洛夫及其助手們被陸續逮捕。瓦維洛夫被誣為“間諜”，被蘇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臨刑前，德軍入侵，改為緩刑壹年半。緩刑期未滿，1943年，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瓦維洛夫被槍斃。壹大批具有正義感的遺傳學家成為“人民公敵”而深陷囹吾，整個蘇聯遺傳學界萬馬齊喑，農業壹片蕭條，持續到赫鹵曉夫的跨臺。

1949年後巴氏理論在中國生物學界壹枝獨秀，也是和思想改造運動相適應的。這種惡狀又在中國持續了20多年[可參考“教育自由”壹節]。

1905到1908年，俄國爆發了壹場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民主革命，俄國工人在壹些城市組織了“蘇維埃”。高爾基在190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壹個目不識丁的家庭主婦如何轉變為壹個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小說成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濫觴，因它提出了黨文學的基本任務：為塑造“新人”服務。列寧不但向黨的幹部推薦這本書，而且於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 

1917年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壹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誌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

斯大林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這麼壹首詩：“我就是鋼鐵、太陽和混凝土／我就是紡織廠的梭子和發動機裏的線圈／我就這樣作為壹個工人被孕育和誕生／我的第壹個動作就是揮舞榔頭／……熔化的鋼水在我的血管裏奔流／我變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鋼鐵鑄就／堅強得舉世無雙。”如此醉心於把人變成鋼鐵，難怪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要給自己取個意為鋼鐵的名字：斯大林。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5-10歲的兒童)、少先隊和共青團；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保爾·柯察金。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像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蘇維埃新人”體現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征，人作為個體的壹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贊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象鋼鐵壹樣堅強，像機器壹樣整齊而有效率。“蘇維埃新人”標誌著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人能不能百煉成鋼，或者即使百煉成鋼以後能不能變成壹顆黨擰在哪兒就在哪兒紋絲不動的螺絲釘，甚至是壹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20世紀的歷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卡斯特羅的兩個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國）。她們到了西方後都出了書，把父親的老底兜了出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出的書題為《致友人的20封信》，在書中譴責了她父親的專制，並對母親的自殺提出了疑問。卡斯特羅女兒的書就叫《卡斯特羅的女兒》，把她父親描繪得自私暴戾喜怒無常，還把父親當年寫給母親的情書（當時她母親是他人之妻）都公之於眾。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余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麽就是甚麽，黨叫做甚麽就做甚麽（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麽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麽容易同化的麽？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紮。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著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鉆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麽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雲：“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系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復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雲：“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蕓蕓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蕓蕓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

《易傳.系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雲：“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系辭下》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雲：“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鹹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雲：“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麽。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雲：“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仆、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雲：“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仆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裏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發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余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仿徨闕庭，伏待斧”等等。這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著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鬥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鐘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沈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麽？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麽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麽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誌，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歷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著作，就是照著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吊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向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麽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麽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著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為主。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屬於道的相對主義）、“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屬於倫理的相對主義）、“不尚賢，使民不爭”（缺乏絕對善與正義的思想）、“恒使民無知無欲也”（缺乏絕對的理念與價值意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否定絕對道德的存在，屬唯物主義）、“夫唯不爭，故無尤”（缺乏追求公理與正義的積極意識）、“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道的相對主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否定創造論，屬無神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張詭詐術的戰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屬禍福相對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主張愚民政策）、“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缺乏堅持絕對正義的意識與立場）、“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缺乏對強者道德責任的要求，忽略強者執行正義的絕對立場）、“人之道，為而弗爭”（缺乏闡述積極爭取公理與正義的責任意識）等。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中生有”得不到數學支持。因為：0+0=0，0-0=0，0×0=0，0÷0=無意義。“無中生有”是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 —”中間的空就是老子說的“無”，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說“無中生有”。

中國的神話故事“女媧造人”，造人者就是陰性，中國還有“聖人皆無父”的說法，都表明“無中生有”乃中國母系社會的寫照！

西方人說“1”時，已擺脫了類比思維，上升到抽象研究階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說1是萬數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數學抽象的結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是古老的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從陰陽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三”=“壹”+“— —”=男根+女陰=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為陰陽交合生萬物，故曰：“三生萬物”。

老子的無中生有、無為而治、以及對無的推崇，說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陰道經，後來道教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房中術！孫子兵法全是陰謀術；儒家維護皇權，不反對割男人的G8，儒術就是服事家長和父母官的陰柔之術­。這些學問決定了中國陰勝陽衰。

道教是壹個教人委曲求全、貪生怕死的宗教。莊子在濮水中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大王想把國事托付給妳。”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壹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來，裝進竹箱，藏在廟堂上。這只龜，是寧可死去而留下骨殼被人尊重呢？還是寧願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呢？”兩個大夫說：“當然是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好。”莊子說：“妳們回去吧！我將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莊子.秋水》）。

莊子主張齊物，人與萬物等量齊觀，過分貶低人的地位，人人認同自然，與萬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價值？當然就會被不仁者“以萬物為芻狗”了。正好為奴役張本。

將人混同於動物，是無神論、唯物論的必然，將人混同於豬和王八，則是其中的最高境界－－莊周可真是個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導，中國人個個都是賊精。

中華民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過是人間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虛的“道”來取代神，它否認天堂、地獄，也不屑於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來擺脫死亡、擺脫短暫，讓靈魂永遠寄居在自己的肉體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裝神弄鬼，玩煉丹術、房中術，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術是地道的淫術，其手段是極其齷齪下流不堪入目的，什麽同性戀、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燒茅打鼎、進紅鉛（服用女人月經）、煉秋石（將男人的尿熬成藥）服婦乳、食淫液、服婦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國人的靈魂，看看道教的房中術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靈魂有多骯臟。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是恒常不變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稱為“我”（大我），個體的我（小我）其本質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種姓制裏，政治上由婆羅門與剎帝利兩個種姓擔任統治階級，並且對吠舍與首陀羅兩個種姓進行各種不合理的剝削與壓迫；前兩個種姓階級為了鞏固種姓制度，因此編造了神話，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創造出婆羅門，用兩臂創造出剎帝利，用兩股與兩腳創造出吠舍與首陀羅；前兩者是高貴的，後兩者是低賤的，故前兩者可合法統治後兩者。

早期佛教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階級社會，因此主張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於是用與印度教相反的理論，即上述“空”、“緣起說”、“無常與無我”、“無分別”與無神論的“輪回說”等，來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種姓制度”與有神論的“輪回說”等的理論。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來反對印度教“梵”的概念，這導致了日後佛教理論永恒混亂的結果；佛教應該反對“梵”對“種姓制度”的神話，而不是反對“梵”的“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恒常不變的存有”與“造物主”等的本質。

雖然印度教指稱“婆羅門（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親，它是由壹個金雞蛋裏面出來的”，這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應以“空”的概念，來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稱為宗教，因為佛教的教義承認他們不知道誰是神。他們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為的源泉，所以，他們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實質上是無神論。

早期佛教，主張“空”的概念，那麽它所主張的四聖諦、四念處、四正勤、八正道、五蘊、十二因緣等概念，便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如果“無我”成立，怎麽還會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張空，那就是屬於無神論；在這個無神論的基礎上，那麽所謂的愛、正義、慈悲、般若、妙覺、如來藏、菩薩行、犧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學（戒定慧）、四攝、五力、六度、七覺支、十善、禪定、修持無著心、修持法語、忍辱、持戒、精進、智慧、方便力、有情、責任、救人、濟世、對抗黑暗勢力與不公不義等，在人文邏輯上，如何能夠成立？

佛之世界觀是空的。佛教的緣起論與“空”的概念息息相關，其中包含11種意義，即無作者義、有因生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動作義、性無常義、剎那滅義、因果相續無間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總而言之，就是“無造物主”、“無我”、“無常”與“因果相續”的觀點。空與緣起論的結合，產生了許多否定存有的概念，這些概念成為教徒們逃避社會責任與無視於人間苦難事實的思想依據。

基督教在300年傳教歷史中，遭到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賴上帝保佑，依然獲得勝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傳布伴隨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國傳布伴隨十六國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遠揚的隋朝皇帝和最虛偽的蕭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中佛教都拼命的進行政治押寶，對失敗者進行殘酷屠殺。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管和尚居然將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開，將皇帝頭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燒了幾百萬人，十字軍打了200年不過也才幾百萬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對百姓的屠殺何止那個數字。特別是蒙古人，北方500萬戶剩余50萬戶，南宋也損失數千萬人口。僅此壹個時代，佛教的罪行就遠遠大於強算在基督教頭上的罪行。

佛雖有“不許殺生”的思想，但“萬物皆空”、“投胎轉生”說不利於珍愛今生。佛先說眾生平等，把人與禽獸同列，是踐踏人性。佛主張眾生在六道中輪回。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報；當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薩道，受人供奉膜拜。顯然各道之間，受到極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發展不出科學技術，創造不出豐裕財富，更不會衍生出強力的豐功偉績；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對現世倫理架構之破壞，責任之逃避，將使其國家永遠與現代化絕緣。

以印度教與佛教起源的印度為例，雖然印度已經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環境與社會，仍然是充斥著壹片貧窮、臟亂、社會不公不義、人民的社會階級不平等（根源於種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響，長期地逃避道德責任與漠視社會嚴重的問題，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與積極社會責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與革新？

佛教理論的根本貧困，導致了亞洲佛教國家，長期地容忍專制與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從這點分析，佛教是有客觀人文限制的宗教，我這麽說，並不是否定佛教慈悲與利他的偉大價值，而是質疑佛教為什麽沒有成為，拯救人類貧窮與苦難命運的積極宗教？

佛教有明顯的缺點：壹是佛佗只是有覺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樹拜偶像，勞民傷財。三是寺廟僧眾靠信徒供養，和尚居於廟內，只為自己修行成佛，不過問現實人民苦難的問題、不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不過問政治腐敗的問題、不過問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甚至成為容忍專制政權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視為寄生壹族。 

與之比較，基督教新教的牧師，帶領信眾壹同奔天國之路，他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能深入社區，組織各種活動，隨時為人們排難解紛，牧師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與群眾共同生活的牧師，要比離群索居深藏寺廟的和尚，更受人愛戴和歡迎。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這句口頭禪，說明中國人燒香拜佛不是出於真信仰。壹個跪在送子觀音前磕頭的中國婦人，她的心頭裏絕不會有犧牲二字；她的行為無異於做買賣，香燭和磕頭是陽冥間交易的通貨。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的功利主義傾向的場所，到廟裏求簽問卦的人，不論是黑社會人物，不論走私販毒，不論賭徒騙子，壹律可以求問，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這不是對佛的賄賂又是什麽？

漢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漢化後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無神論與相對道德之上；它們具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都是屬於高度擁護或容忍專制政治的思想哲學，都是統治者的禦用工具。這些思想，也成為阻礙東亞大陸人民民主化的障礙。

在中國民間，各種巫術、鬼神迷信壹直長盛不衰，更是王權制度的幫兇。這造成了人們迷信權力，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馬、行賄走後門。民怕官，官都貪，社會越來越腐朽。

中國有必要樹立這樣壹種理念：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僅只有利益，還有遠高於利益之上的人類應該普遍遵循的原則、真理和正義等終極價值。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參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動人仇恨與鼓勵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類有三大邪教，即伊斯蘭原教旨派、共產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後兩者為類宗教的人文宗教。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與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義”並排斥異類，甚至要消滅異類！伊斯蘭原教旨派，將人分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稱異教徒)；共產黨，將人分為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大漢沙文主義者，將人分為漢人(華夏人)與夷狄(漢人以禽獸與蟲魚等名稱異族)。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經主持過小布什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壹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

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壹體，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蘭教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無神論導致社會墮落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過：“壹個人不想做奴隸，就必須有信仰”。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充當了兩千多年悲慘的奴隸！從秦始皇到現在，中國人在獨裁專制的野蠻深淵裏象牲口壹樣地活了兩千多年，只要有壹口飯吃，只要肉體能保存，其它壹切都可以棄之不要。這樣的動物還能稱做“人”嗎？ 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說：“妳去尋找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吧，如果妳能找到，我敢擔保他的生活已與禽獸相差無幾了”。

1．多神論導致道德相對主義

有人信萬物為神，這是自然神論或多神論，必然否定神，走向相對主義。如果人們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類沒有統壹的絕對的道德標準——上帝之道，那麽人的壹切行為準則都會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結果壹定是災難和死亡。這種與上帝隔絕的最大惡果，就是否定絕對的道德標準，把世界推向“道德無政府主義”（moral anarchy）。

孔子為建立壹套專制統治術，竟將許多原本絕對道德的價值，轉化為相對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漸走向無神論的道路。如：孔子強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不敢公然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強調明哲保身的哲學）、“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重視官場求生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對堅持絕對的價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指謹言慎行，不敢公然反對統治者的不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重視親疏遠近的人倫關系，反對絕對的道德）。

當壹個文人在思想上擁護專制時，就很容易被工具化。即使像孔子這樣的有神論者的大司寇（主管司法的巫師），最終也成為類似無神論者與統治者的禦用文人了。例如，孔子經常向神禱告（如《論語.八悄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但是面對專制統治者的不公不義時，他只能放棄有神論的絕對道德意識，對統治者的行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這就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的原因。

《三國演義》的第壹句話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宣揚的是尊劉抑曹與天道循環等維護正統的儒家學說；又賦詩雲，“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諸上，慣看秋月春風；壹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些都是在傳播儒家的大壹統意識，是在模糊人類的絕對道德意識與思想，是在否定人類的道德歷史觀！在這種思想下，人可以殺人，人可以不必對戰爭或自己的罪行負責任，反正那都是天意與天命嘛！

《水滸傳》傳揚：群眾在官逼民反的狀況下，應有替天行道與忠、孝、節、義等道德思想；然而他們卻殺人如麻並搞黑道文化。那位忠義兩全的宋江企圖接受專制政權的招安，其目的就在於讓黑道漂白變白道，成為皇權的工具！當梁山好漢“征破遼國，平定方臘”後，宋江在飲朝廷賜的毒酒時，還說“我為人壹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這種沒有人性和人道的文學，是多麽禽獸！

《西遊記》借豬八戒、唐僧、孫悟空等角色，來表現人的本我、自我與超我等三種性格；它體現了人性各種負面的特質，即“人性的私欲”（豬八戒）、“無知、懦弱與愚昧”（唐僧）、“猴的野性--不受道德與社會約束的行為”（孫悟空）等，這種明為宣揚佛家慈悲思想，實為宣揚道家虛無道德觀的作品，完全是對人類絕對道德理念與信仰的否定！

《紅樓夢》在第壹回中，就以壹僧壹道來表達“天命”式的讖語，也就是看破紅塵；所謂的僧與道人，代表無與空的世界觀，以這種觀點來創造文學，就是徹底否定人的存在意義、人的真實感情、人的道德主體性、人的責任意識。《紅樓夢》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作品，完全不同，前者屬於個體永遠不用負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愛情觀，後者屬於超越人類仇恨與社會制約的愛情觀！《紅樓夢》是壹部多麽可怕的殺人靈魂作品？

基督教的道德是絕對道德。例如，《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是指“人不可以為某種功利性的目的去謀殺人”，那麽在儒家所主張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三綱五常”等價值觀下，“個人無條件為社稷而死”、“個人無條件為統治者而死”、“個人無條件為吃人的禮教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侵略異族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保護家天下而死”等，就不屬於這種絕對性的道德。

《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並不等於“不可以殺人”，人類可以因為自衛、保衛弱者、阻止戰爭、阻止惡人殺人、阻止恐怖主義而殺人，那麽道德上允許“殺人”的基礎是什麽？那就是絕對慈愛與公義。人類絕對不可以為了服從統治者與長輩意誌而殺人。

《聖經》中普世的道德理念，是現代西方民主與自由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類消滅專制與不平等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慈愛、公義與責任理念，是人類現代公平正義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的道德理念，是人類建立現代慈愛與公義文明的唯壹基礎！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道德與責任觀，人類將永遠無法擺脫集體主義與奴隸制度的制約；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有真正懺悔、救贖與重生文明的可能；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出現，人類將永遠活在專制與黑暗的文化世紀裏！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產生紅十字會與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可以從東方各國無法產生該類組織可知。

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造成人類19世紀帝國主義興起、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興起、共產主義興起、極權政治興起、種族大屠殺事件、各國大屠殺事件、恐怖主義出現的主要原因。有神論、絕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抵抗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的重要力量；它是宗教絕對善的力量，它可以對抗人性的惡。

2．無神論導致道德崩潰，犯罪率高

胡適先生認為：“生命本身，僅僅是壹件生物學的事實；生壹個人與生壹只狗，壹只貓，沒有分別”(詳見胡適文存卷九原道第12章)，從而認為“人死如燈滅”，人生的價值乃是虛無的幻滅。這種人生觀的無神論者只會及時行樂，怎會有道德？

若問壹個無神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麽？他會說人生的目的是房子票子兒子，是生活得更加美好等物資性的目標。共產黨宣揚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決定論，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全國上下壹致“向錢看”。許多人信錢，其箴言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在這樣壹種唯物主義、功利主義、相對主義、隨機主義的觀念下，人們怎麽能潔身自好、懺悔自新、恪守某種永恒不變的價值準則呢？不信神的人不相信地獄的存在，所以不怕下地獄；由於沒有神的制約，人在誘惑面前，道德就會崩潰，就會喪盡天良。

共產主義說宗教是“迷信”、“落後”、“鴉片”等，說宇宙只是物質沒有上帝、人只有今生沒有來生。沒有神，道德就是相對的東西，就會因人而異，就會成為壓迫老百姓的工具。在無神的共產世界，人們沒有終極價值，沒有絕對標準，人性墮落到谷底。

當大多數中國人停在家裏的自行車至少被偷過壹次時，連馬路上的井蓋都被偷，這個民族道德已墮落到何等的地步？！中國人能在食物中下毒造假而且屢見不鮮，投毒導致眾人中毒案子多次發生，中國人的良心和道德敗壞到了何種程度！中國人的這種渺小、鄙瑣的道德比納粹的道德更低下更可憎，壹絲壹毫的高貴都沒有。中國人總喜歡用勤勞、智慧、勇敢來自欺欺人，卻不知道這樣道德水平的民族怎麽可能是勤勞、勇敢和智慧的？ 

沒有好的信仰就難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中國人沒有對獨壹無尊神的信仰，所以插隊、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闖紅燈等等，社會秩序混亂；什麽假藥、毒米、毒油、毒鹽、甚至毒奶粉等踐踏倫理底線的事頻頻發生，人欲橫流、爾虞我詐、道德墮落。

宗教是減少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俄國作家托思妥也夫斯基說：“假如沒有上帝，我什麽都可以做”。人如果不害怕上達帝，什麽罪惡都能幹得出來。中國的皇帝、官員，由於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執行者，故作惡多端、喪盡天良。而那些有信仰的國家的首腦、官吏，由於知道有個高於自己的上帝，由於堅信來世會受到審判和懲罰，即使他們擁有作惡之後不受現實懲罰的權力，他們也不逾越規矩，不為壹己之私喪盡天良。

無神論起了揚惡抑善的作用，壹旦無神論統治，什麽法律、重刑、嚴打都沒用。無神論釋放了人們心中的惡魔、貪欲，扼殺了人們的善念，打開了犯罪的閘門。

現在的中國人，幹起壞事來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只要能獲得利益，中國人什麽都敢幹。壹個村莊專門搞盜竊，壹個村莊專門劫貨車，壹個村莊專門搞詐騙，壹個村莊專門制造假藥，壹個村莊專門制毒販毒。中國不是像文明社會那樣按照社會的正常需要合理分工並分配利益，而是按照狡猾、邪惡、欺詐的特長來分工，按這幾方面的水平來分配利益，幾乎和原始森林裏食肉動物、食草動物、昆蟲及飛禽的分工類似。在這種背景下，官員們個個貪汙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今天的中國雖然制定的法律文本有好幾尺厚，公檢法人員幾百萬，國安、武警幾百萬，從重從嚴懲處，每年死刑人數世界第壹，監獄勞改場關押的“犯人”上千萬人。國家不治日益嚴重，貪汙腐敗世界第壹，無官不貪，官壹貪就上億，情婦十幾個、幾十個地包養，女人上百個幾百個地玩弄，還為她們購置無數棟用來藏嬌的金屋。

中共中央委員、前公安部長陶駟駒是副部長李紀周的後臺，貪汙五億五千萬元，在北京、上海、蘇州等15個大城市，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又將這些每幢價值壹、兩百萬元的豪華住宅、別墅，以每幢僅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當時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領導、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指示收取地方海關查扣沒收的走私、販私、騙出口稅等款項共70多單，金額1.5億多萬元。壹部分用於供高級幹部及其家屬到美、歐、日、澳及香港等地旅遊、購物。另壹部分，1700多萬元，購買了3百多塊名表（多屬勞力士等名牌）。再將這些平均每塊5萬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塊100至5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了中央各部的高級幹部家屬、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別墅、3塊名表、2輛轎車（壹輛敞蓬寶馬、壹輛日制越野）；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不記名債券7萬美元。在國務院領導中，只有朱熔基、錢其琛、遲浩田、羅幹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李鵬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價從陶駟駒那裏“買”過壹至二塊名表。

遼寧省沈陽市某報披露，僅1999年該市就有100多名“三陪小姐”遭到殺害。……中國大陸2004年第壹季刑事犯罪案件近100萬件，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4.2%；其中，偷盜案發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7.1%，搶案上升8.6%。割電纜，哄搶火車，傳銷行騙，劫殺案，……

日本中日新聞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壹年間，在日本的華人壹共有1,329,315人，占全亞洲在日人數的1/3以上；其中：大陸人 385,296人，臺灣人 944,019人。2000年壹年間在日的華人犯罪為1,4331起,其中：大陸人 1,4176起，臺灣人 99起。從上面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日華人中臺灣人是大陸人的約2.5倍，而犯罪率則大陸人是臺灣人的約35倍！“大陸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論還好意思說出口嗎？

據日本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獲得外國人犯罪第壹的“殊榮”。2003年上半年，在外國人犯罪案件中，以中國人最多，達7449件。以下是土耳其人(14.5%)，巴西人(10.4%)，韓國人(6.6%)；在犯罪種類中，入室盜竊為4107件，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8.2% 。其中的75.8% ，即3115件是中國人所為。從人數上來說，入室盜竊的中國人是4109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5.2% ；殺人、搶劫、放火等重大犯罪為172件，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其中的43% ，即74件是中國人。21世紀世界各國最憂心的 ，已由“中國威脅論”變成了“中國人威脅論”。

財富、科學和法律，顯然無法代替信仰，拯救靈魂，提升道德。宗教提供了壹個信仰系統，形成了壹整套社會和家庭的倫理、道德與文化規範。靠宗教凈化人們的靈魂，約束以至消除人們的惡性，發揚人們的善性，國家何愁不治？印度是壹個宗教民族，人們的道德水平普遍比較高。印度的犯罪率，始終是全世界最低的。

沒有上帝信仰的中國人可心安理得地幹非常邪惡的事情，神靈對他們沒有約束力，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臨時抱佛腳”。中國人的確是龍的傳人，是撒旦制造的恐龍的傳人，很容易受魔鬼撒旦的控制而幹壞事。

近代的歷史證明，各種主義並不能救中國。當代的中國，正處於世道人心傍徨無所依傍的境地，維系中國原有文化體系的傳統儒家思想已經崩潰了，新的還沒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狀態。沒有信仰的時代，必然是個瘋狂的時代，是道德淪喪的時代，是人心空虛無聊、黑暗邪惡的時代，看中國遍地貪官，到處假冒偽劣，環境惡化，人的罪性大爆發，就就是遠離上帝的惡果。

3．精神崩潰，自殺率高

比荒漠更荒漠的是中國人的心靈。目前，中國人的信仰混亂，精神空虛、自殺蔓延。

2000年，中國大陸自殺成功的人數是25萬人。2002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另有約200萬人自殺未遂。這意味著，每兩分鐘，就有壹人死於自殺，另有八人自殺未能如願，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殺結束生命。自殺，已成為大陸排第五的死亡原因。每年全國有150萬人，因親友的自殺而產生長期而嚴重的心理創傷。其中包括135萬的年齡小於17歲的孩子，親身經歷了親人的自殺。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女性自殺人數超過男性的國家。

中國自殺率大約為十萬分之二十三以上，遠遠超過世界約十萬分之十三的平均數。香港平均每十萬名市民就有17.6人自殺。這些自殺的人中，除了精神病患者之外，弱勢群體占的比重相當大。如今大陸中國有1600萬精神分裂患者，占總人中的1.23%，其中800萬人是重度精神分裂；而且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存在心理障礙。

這需要宗教來提供心靈慰藉。中國啊，妳需要上帝！只有當妳心中有了上帝，妳才會把人當人看：把人只當人來看，不當神明來看；把人真當人來看，不當豬狗來看。對弱者而言, 好的宗教能夠起到安慰心靈、樹立信心以及鼓起生活之勇氣的作用。

殷商的邪教文化

專制政權由於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顧法律的規定，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剝奪人們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可以任意踐踏人權，視生命如草芥。生活在專制政府下的人們沒有和平安寧可言，隨時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之中。在專制社會裏，只存在兩種“人”。專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蠻人”，而廣大受壓迫的民眾則是“奴隸”。社會生活壹切以維護統治者壹人的利益的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思考和判斷。

詩人葉文福說：中國自古就是壹個荒唐的國家！中華歷史不過是“野心包圍著野心、鐵蹄驅逐著鐵蹄”的歷史，中國人在馬蹄和拳頭下茍延殘喘，留下了聲聲沈重的嘆息和堆堆白骨。很少能看見閃爍著人性的光彩。從甲骨文裏就可看出中國文化的邪教特征。

祖：在甲骨文裏，從且，且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神主牌位；金文從示從且，成為現在漢字的“祖”。殷商人民崇拜祖先，這種習俗，後來的漢人與入主中原的人民承襲了。

祭：在甲骨文裏，象手抓著壹塊流血的肉塊，用以獻神；另有甲骨文，從又（手）從肉，從“示”，具有殺牲獻祭的意思。這種慘殺式的獻祭宗教，絕對無法走向慈愛、道德懺悔、道德救贖與建立絕對道德的宗教（基督門徒的禱告是用道德的信仰為基礎，而不是用犧牲獻祭的方式進行）。“羞”字，從羊從又（手），表示手持羊為祭；“俎”字，象肉置且上，表示以肉塊祭祖；“魯”字，象魚放在缶（禮器）上，表示以魚獻祭；“牲”字，左邊象壹只捆綁的羊，右邊從“生”（表示完整），表示以全羊獻祭；金文將羊換成牛，漢字承襲成“牲”字；“血”字，象皿中盛血，表示以血獻祭；“福”字，象壹壇酒在示旁，表示以酒祭神；“佑”字，象以酒灑於示上，表示以灑酒祭神；“尊”字，象雙手抱酒壇，登上階梯，向神獻酒；“豐”字，象豆（祭神盛物的禮器）中有禾，表示以禾谷祭神。 

禮字同“豐”，象豆中有兩串玉，殷商大型祭祀時，需要用玉，因此祭神大典稱為禮，祭神之器稱為禮器。後來文人佩玉習俗，實為延續殷商巫師以玉祭祀與以玉表權威的意識。

烈：在甲骨文裏，其上象殘骨之形，其下象滴水，表示殺牲取血，用以血祭。漢字的“裂”，甲骨文從“列”，即以刀裂骨，具有分開、分解與分裂的意思。

燎：在甲骨文裏，象火燒木頭，木上冒煙，即燎祭之形；殷商燎祭時，會焚燒人或牲畜。

旱：“旱”字為“熯”的本字；甲骨文裏，“熯”同“堇”，象把壹個雙臂交縛、頭頸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燒之形，會以人牲獻祭求雨之意。此外，甲骨文裏，“膠”與“赤”字，都是“熯”字類似，屬於“焚燒人牲”與“求雨之祭”的用字。

丞：在甲骨文裏，象雙手將人埋進坑洞裏，即活埋人祭；此字還有壹個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雙手將人從坑洞裏救出，具有拯救的意義，後來演變成“拯”字。甬：在甲骨文裏，象人在盤中，即人祭之象；後來演變成殉人的代用物，即始作俑者之“俑”。 

薶：“薶”字同“貍”與“埋”， 象“用土將牛埋進坑裏”，這就是“牲祭”；殷商人祭山林土地之神時，采行埋犧牲入土的方式。

沈：在甲骨文裏，象水中有牛，另壹象水中有羊，即沈犧牲於水中以祭河神；金文的“沈”字，左邊象水，右邊象壹個被捆綁的人，表示沈人於水中。 

帝：在甲骨文裏，象結紮柴草為神形，作為燔燒典禮時祭神用。殷代天上至上神稱帝，如武丁時的蔔辭，數次出現有“上帝”的用語；殷王祭祀其死去的生父或王時，亦稱其為帝，如甲骨文蔔辭裏有“貞鹹賓於帝”，指先王死後可以升天配帝，成為上帝旁邊的人帝（或稱王帝）。帝原本指死去的王，後來秦始皇竟然自封為皇帝，成為後代專制君主的通用稱謂。

禘：在甲骨文裏，象以手捧帝，祭帝之典；所謂禘祭，就是祭祀天神或先王的大典，殷商與周代，只有王才能舉行禘祭。

征：甲骨文“征”同“正”，字形上邊“口”象城邑之形，字形下邊從“止”（同“趾”），表示來到城下向前攻城。甲骨文“伐”，象“以戈擊人”，即“殺人”。甲骨文“殲”，從戈從二人，“二人”指多人，因此“殲”表示“趕盡殺絕”之意。甲骨文“取”，從耳從又，指以手執耳，指割下戰俘的左耳。甲骨文“災”，象戈上高懸著人頭，有戰爭災難的意思。

國：從戈從口，“口”象城邑之形，指“以武力保衛城邑”或“被武力征服的城邑”，這個“國”字，只體現“武力”的概念，沒有人民自由意誌、人民自決與人民自治的意義。

甲骨文的“孝”，從爻從子，“爻”就是卦爻，它是蔔筮的內容，具有無上權威；“子”就是“人”；孝字從爻從子，表示“人”要遵從“爻”的權威，具有接受長者教誨與順從長者意誌的意思；“孝”，自然就有“服從”與“順從”的意思。

唯有“王”、“巫”與“祝”等統治階層，才有對爻的解釋權。於是“爻”就變成了統治者教化與約束人民的工具。當人接受與順從“爻”時，無異於接受與順從統治者的絕對權威與意誌，這就是儒家主張以孝治國的原因。儒家最後再用“君臣與父子之道”來控制人民，甚至發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臣亡，子不得不亡”等的邪教思想！

教：教字的甲骨文，從爻從子從攵，“攵”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教”就是“統治者拿著棍棒，要求人民服從爻”；“王教化”，就是王用棍棒來教化人民。“教”，就是所謂的棍棒教育法，就是所謂的暴力教育法，為什麽要用暴力教育法？因為那是壹種教人非理性與否定自主意識式的順從教育，是教人成為統治者所要的愚民、良民與順民的教育，那不是人的教育，那是把人異化成奴隸、非人、沒創造能力、沒抽象能力、沒思辯能力、沒邏輯能力、沒溯因能力、沒推理能力、沒理性、白癡與禽獸等的教育！“文”就是暴力，“爻”就是謊言；謊言與暴力，就是專制統治者的兩種武器，是奴役與壓迫人民的絕對工具。

“牧”從羊從文，其甲骨文的本意，就是“用棍棒驅趕羊群”，後來金文與篆文用“牛”取代左邊的“羊”，成為現在的漢文“牧”字。這個字後來演變成“放養牲畜”、“放養者”、“管理”、“治民”、“主事之官”、“州的長官”與“統治者”等意義，如“牧牲畜”、“牧人”、“牧正”、“教化牧民”、“天子牧民”、“天子為牧”。怎麽可用“驅趕牛羊群”的“牧”字來“牧民”？這說明了：民不過是類似牛羊的牲畜罷了！

民：在甲骨文與金文裏，“民”象“以壹銳物刺壹目形”；“民”的本意，就是奴隸，後來引申成為普通百姓。試想，當人睜開眼睛時，就看到壹把錐刺，那就是淒慘的奴隸啊！如果“民”的本意是“奴隸”，那麽亞洲大陸的人“民”，有什麽資格談自由與民主？

甲骨文的“民”與“臧”，具有類似的意義；“臧”從戈從臣，象“以戈刺瞎眼睛之形”，指“古代為了防止俘虜與奴隸逃跑，因此刺瞎其雙目，使其成為卑賤的奴隸”。

眾：甲骨文“眾”字有兩種，第壹種是“三人並排”，第二種是“日下三人”（表示許多奴隸在烈日下勞作之意）；金文將“日”改為“目”，成為“目下三人”，象征統治者在監督奴隸勞作。“眾”字有“眾多奴隸”之意，古代的統治者，壹直將人民視為私有財產與奴隸。

辛：辛字的甲骨文，代表“刑刀”、“刑具”、“刑罰”與“罪惡”，由“辛”字，發展出來的字，有“幸”(代表“枷鎖”)、“童”、“妾”與“童”等字；古代男奴為童，女奴為妾，童亦為奴，所謂奴就是奴隸，就是有罪者；後來演變成“幸”代表幸運，“童”代表孩童，“妾”代表非正娶之妻，“童”代表仆人，這些概念都仍舊脫不了賤人、奴隸與有罪人的內涵，都是擁有者可以隨意踐踏那些屬於低等人人權的概念；“辛”、“幸”、“童”、“妾”與“童”等字，毫無人權的意義。

宰：宰字的甲骨文，從屋下有辛，“宰”指在屋裏執行刑罰者，後來演變成“殺”、“家臣”、“官名”、“墳墓”、“主持”與“主管者”，如“宰相”、“州宰”、“宰夫”、“宰殺”、“主宰”、“宰制”、“宰人”等；“宰”字充分體現古代統治者絕對權力與殺戮的本質，這裏面沒有對人的愛與關懷。

家：從屋下有豕，就是指養豬的地方；統治者造字時，竟然不是以“屋下有人”，而是用“屋下有豕”造此字，這是什麽心態？是將人看成豬，還是將豬看得比人更重要？這說明了統治者將老百姓的家，看成物質性的生產單位，人與豬根本都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

牢：牢字的甲骨文，從牛在欄圈中，就是指關牛的地方；這個字後來演變成“ 束縛”、“關押”、“監禁”、“ 祭祀時用的牲畜量”等意義，如“ 牢固”、“監牢”、“牢獄”、“ 太牢”(指牛羊豕)、“ 少牢”(指羊豕) ；然而，監禁人的地方，怎麽可以用“ 牢”，那麽人與禽獸何異？那麽人的尊嚴何在？這就是統治者將人禽獸化的證據。

豖：豖字的甲骨文，從豕從壹小點，豕代表豬，壹小點代表劁豬（閹割），“豖”字表示閹割豬；豖有壹個異體字，即“斀”，是指割掉男人的生殖器。

人：就是由兩條線組合的概念；壹條右邊豎立的曲線代表頭、身與壹條腿，另壹條左邊短線代表壹只下垂的手臂，這就是人的概念。在統治者的意識裏，人必須越簡單越好，最好變成後來的漢文壹樣，只是“兩條腿的東西”，看不出“頭”、“腦”、“心”、“肩膀”與“愛”，這才是統治者所喜歡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壹點人的尊嚴與人的基本意識者，誰能夠動筆寫得下這個“人”的字？

人字的甲骨文，像側立的人形；就是“半面與側面的人”，而非“全面與正面的人”；這個“人”，僅能呈現“半個身軀（含壹條腿）”與“壹只手”，為什麽殷商的統治者，不願意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呈現“人”的意義？因為統治者不要人民，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面對真實的世界；所謂的“人”，在統治者的眼裏，只不過是壹個簡單的數字概念，說白了就是“壹頭牲口”！

“大”字 ，象“正面而立的人”，“大”與“人”的關系，就像“巫王”與“賤民”的關系，就像“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就像“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關系，就像“吃人者”與“被吃者”的關系，就像“全人”與“半人”的關系。

這種“大”與“人”的關系，就是殷商統治者非人化與異化人的最基礎構想，“唯有透過不斷地壓抑與渺小人的位格與尊嚴，才有可能樹立王權的絕對權威，也才有可能建立統治者可以胡作非為的絕對合法性”。

在甲骨文裏，任何畜牲與野獸，它們造字結構都比“人”字要復雜，例如，龜、豬、鹿、龍、象、兔、狼、狐、鳥、雀、雁、鳳、鴻、鸛等，為什麽“人”字的內涵與概念，比畜牲與野獸還簡單與空洞，難道“人”不如畜牲與野獸？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病態、變態、殘缺、片面、妖怪與扭曲性等概念的特質，例如，“首” 字 ，從長發、怪形頭、長嘴與壹眼，為什麽是壹眼，而不是兩眼？“頁”(同“首”)字，從首從跽坐人形，為什麽還是壹眼？“首” 字 ，在小篆變成從長發從鼻，成為後來漢字的依據，為什麽只剩下壹推頭發與壹個鼻子，那是人的頭嗎？

“面”字 ，即“臉面的面”，象“圓框內壹眼” ，為什麽人的臉內只有壹眼，而沒有其它的器官？“見”字 ，即“人睜大眼睛看東西”從“壹眼與半人身” ，為什麽不用兩眼看東西？為什麽沒有臉、心與嘴巴？“自”字 ，即“自己之自”，象“人的鼻子” ，為什麽用“人的鼻子”代表抽象人的“自我位格”？ 

“美”字，象“人頭上插羽毛”或“人頭上戴羊角飾物”，為什麽“人頭上要有飾物”才代表 “美”？那麽“人頭上沒有飾物”，是不是就不美了呢？那麽誰才有權或資格在頭上戴飾物呢？那麽“美”的普遍性與抽象內涵在那裏呢？篆文的“美”字，從羊從大，指羊大美味，那麽屬於口感之外的“美”，豈不是不存在了？經由這些簡單的問題可知，這種表像與簡化式的文字絕對不可能產生，那種具有普遍與絕對性“美”的深刻意義！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奴化、獸化、牲畜化、卑賤化、物化與非人化等的概念。例如，“母”字，象“女子胸部有兩點”，以此突顯乳房與乳頭的特征，難道母親沒有其它更重要的內涵？“女”字，甲骨文有兩種字體，壹象“女子雙手交叉扶膝跪坐之形”(表示恭順與卑賤)，另壹象“雙乳巨大的女子跪坐之形”(表示統治者物化與性化女人)，這是統治者恭順、卑賤、物化與性化女人的證據！

“婦” 字，象“女子手持帚”，指掃地的女子。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頭發狀，就是指“強搶女子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從女從又（即“手”），就是指“從戰爭中抓來的女俘虜”，這充分顯示了古代部落戰爭抓人為妻與奴的野蠻行為。

“奴”字，象“人手抓女子”，原指虜女為奴，後來泛指奴隸，是誰賦予人可以隨便虜人為奴的權力？是什麽樣的社會與文化意識，可以容許人任意虜人為奴？

臣：甲骨文象“壹豎起的眼睛之形”，《尚書》說，“男曰臣，女曰妾”，均指奴隸；古代奴隸不可以擡頭平視主人，只能俯首或仰視，因此用“豎目”代表奴隸。在這樣極端非人化意識的環境下，人如何保持人的尊嚴與人格？

方：甲骨文“方”字象“人頸部縛有繩索或戴枷械之形”，就是指“縛繩索或戴枷械的賤人”，“賤人”就是外族之人；在甲骨文裏有鬼方、土方、羌方、夷方、虎方等，這充分表現了殷商人歧視外族部落的心態！

甲骨文裏，“我” 字，象“壹根長柄綁著三個戈”，表示部落強大的武力；甲骨文裏，“我”字代表殷商部族，並沒有個體人的意義，這代表殷商人只有集體意識的“大我”，而沒有個體意識的“小我”，這是多麽令人震驚的事實？

從“大”與“人”、“君”與“民”、“父”與“子”、“我”(指“大我”)與“自” (即鼻子，指“自己”) 、“王”與“眾”(指“眾多奴隸的人民”) 、“戈” (指“武力”)與“或”(從戈從口，指以武力維護城邑，即“國”) 、“巫” (從二玉交錯之形，即“巫師”)與“祭” (象以手持流血的肉祭神，如人祭)、“帝” (指殷人信奉的上帝，本質為嗜血的邪魔)與“牲” (指“犧牲”，如人牲)等字關系，人類可以得到許多清楚的訊息，那根本就是殷商統治者，用巫術政治來徹底迷惑人心與殘害人的邪惡文化！

從上述的甲骨文字可知，殷商的統治者，如何用文字來建立人的奴隸與順從意識，如何用文字來發展他的王權與神權政治，如何用文字來鞏固其絕對權力與統治地位，如何用文字來掩飾統治者的罪行與不公不義，如何用文字來愚弄、剝削與壓迫人民！

尹：尹字的甲骨文，像手執某長物，這個長物，可能是針、杖、棍棒、刀、武器等；不論這只手拿什麽東西，當他拿著這個東西後，它就擁有某種權特別力或能力，於是產生“治”、“治理”與“主管”的意義；後來“尹”演變成“治理者”與“官名”，如“大尹”、“府尹”等，這裏面沒有人與人共同合作與互助的概念。

君：君字的甲骨文，從尹從口，這個口字，可能是“口”(指發號命令者)、“神器”(指權威的禮器，代表神聖權威的君權)或“城邑”(指統治者掌控的城邑)等；不論如何，都是指拿著某種武器或器具的絕對權威者、主宰者或統治者，它充分體現了古代權威或暴力政治的本質，這裏面根本沒有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在甲骨文中，“王”從斧鉞之形，象壹把下砍的大斧形，上橫是斧柄，下邊是斧頭；斧鉞代表刑殺征伐，只有王才具有這種絕對的權力，因此“王”字代表無上的權威與權力。 

甲骨文“父”字，象“手持石斧”，石斧是生產工具，亦為武器，代表權力。

“父”與“王”是巫王政治與社會的兩種無上權力，後來的儒家就是用“父”與“王”權，來建構絕對“孝”與“忠”的思想，以此來壓抑個體獨立意識與尊嚴，推動人絕對忠於“王” 與絕對 服從專制，並積極宣傳屬於集體意識與相對道德等的偽道德觀思想。

所謂的“君父”與“子民”等思想，就是將“父子之道”擴大為“君臣之道”，就是用“絕對的父權”來建立“絕對的王權”；“孝”與“忠”的本質，就是無條件地“無違”與“服從”，就是要妳莫名奇妙去死也要絕對地“無違”與“服從”，這就是東亞大陸專制與集體意識的起源，這就是東亞大陸沒有真正意義上人的原因。

在絕對的權力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實行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在《梁惠王上篇》說，“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壹！”；《春秋公羊傳》首頁，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壹統也。”，這些都是源於古代華夏民族的大壹統思想；這些思想，導致了上古時代各種部落國與諸侯國的無意義戰爭。例如，禹時天下萬國、西周初期1773國、春秋時1200國，到了戰國時期只剩下韓、趙、魏、楚、燕、秦、齊、吳、越、魯、衛、宋等國。

商朝的國君盤庚是較為賢明的君主，貴族們堅決反對他的遷都決定，他召集貴族臣僚到王庭訓話說：“妳們的生命，乃是我替妳們從上天保留下來的，妳們如果違反我的意願，妳們的祖先在天上會向我先王請求，嚴厲地懲罰妳們。到那時候，勿論妳們怎幺求饒，我都會把妳們統統殺掉，不留下壹個人，也就別想到新都去了”。恐怖得很！

殷王為了建立權威，用集體祭祀的方式，使人民接受神無上的權威之時，同時接受殷王的權威。巫王發明“人牲”與“人殉”的祭祀方式；在甲骨文裏，“祭”字從又（手）從帶血的肉從示（祭臺），象“人手執帶血的肉塊，獻於祭臺之上”，為什麽要“獻帶血的肉”？因為必須用人類最恐怖的手段，如“活人祭”、“人頭祭”與“割人體”等，來建立鬼神與巫王的絕對權威！所謂的“人牲”，就是以人為牲畜祭品，這些“人牲”大多是從外族部落虜來的奴隸，例如，殷商時代的羌人等；所謂的“人殉”，就是以人為陪葬者，大多是奴隸主的親人(如妻妾子女)或仆役，他們要在陰間繼續服侍主人。

殷商人的殉葬人，並不限於奴隸，有些屬於死者的家屬、仆役或兒童；這些眾多的男女殉葬者，很多是年輕人或小孩。從甲骨文的紀錄可知，殷商人祭祀壹次可以宰殺千頭的牛，王死陪葬的人達千人，王死陪葬物的種類與數量也十分多。在甲骨文裏面記載著，各種耗費龐大的祭祀，如經常使用數百頭或上百頭牛，為了維護這種奢華的祭祀與龐大的開銷，殷王需要發動多少次的戰爭，才能夠搶奪足夠的資源與供驅使的奴隸？

在甲骨文中，武從止從戈，戈為武器，表示要戰爭；止為足，表示要出行；從止從戈，表示發動戰爭或武力威脅。許慎在《說文解字》裏說，“止戈為武”，意為停止戰爭，不符合甲骨文原意；甲骨文裏的止，象壹只腳的輪廓，“止”是“趾”的本字。殷商時代，統治者如此地貪婪好戰，如此地奢華與聚斂，他們怎麽可能有“止戈為武”的意識？

殷王為了擴大權力與爭奪資源，自然要以經常發動戰爭的方式，搶奪異族的資源與奴役異族的人民。為了發動戰爭，發明了“華夷之辯”、“夷狄為禽獸”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概念，以此來進行各種不義的戰爭，這就是商代頻繁征伐異族與各種戰爭發生的原因，商朝主要是亡於過度的征戰與兵疲，而不是亡於紂王的昏庸無道。

在華夷之辯的意識之下，殷商人民可以將擄掠來的異族，視為罪人與奴隸，並且進行各種殘酷與非人道的對待，例如，要求從事長期性各類生產與畜牧業、過度的體力勞動與殉葬；殷人相信人死後有靈，因此貴族死後要奴隸們殉葬，他們希望死後仍有奴隸供驅使；殷商時期的活人殉葬風俗，十分殘忍，按社會不同等級的貴族，實行不同數量的活人陪葬制，例如：王的陪葬奴隸可達千人，高層貴族可達數百人，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根據甲骨文的資料統計，有7426個羌人在祭祀中被處死！在殷商的墓裏，發現有些人的頭骨上有刻字，這些是人頭祭祀時的刻辭，祭祀後這些頭顱會被打碎；這些頭顱屬於外族部落的首領或戰士，當他們死後，殷商人民將他們的頭顱切下，作為祭祀祖先與炫耀勝利的象征。

1934年至1935年，在洹北侯家莊西北崗所發掘的殷代的王陵，其中有九座殷王大墓與壹座埋葬器物的大墓，大墓的東區又有附屬於大墓1242座小墓；這些墓估計有數千的殉葬人，根據資料記錄，多數都是身首砍斷，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 

河南安陽小屯村附近發現了十座殷王大墓，西北崗發現了1221座小墓，這些墓除了有許多商代的陶 器、青銅器、兵器、玉器、工具與樂器等陪葬物之外，還發現有活人陪葬，他們身首異處，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死狀極為痛苦，據估計約有2000多人。武官村北殷代墓區，在191個坑中，有1,200具遺骨，大部分都是頭顱被砍掉的軀體，這壹地區共發現約2000具的遺骨。

考古發現，商代用活人殉葬屢見不鮮。河南安陽武官村商代奴隸主大墓及其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殺祭的人體屍骨；大墓中還出土了雕刻精美的樂器——大石磬；廓室兩側的24具年輕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銅戈，她們生前是樂舞奴隸。

孫渺《夏商史稿》第九章第五節人殉、人祭雲：“195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發現4排17坑，坑內埋葬的都是無頭人骨架…總計共埋152個骨架。…規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壹批祭祀坑。據不完全的統計，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178個人骨。根據發掘情況看，這些人牲並不是壹次殺戮後埋入的，每次祭祀時殺戮的人數不等，少者壹、二人，多者幾十人至幾百人，最多者壹次竟達339人”。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是統治者的工具；這種工具，主要在於宣傳服從神權政治與統治者的絕對權威，主要在於鞏固王權、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主要在於壓抑人的抽象、邏輯、分析、推理、溯因、創造與形上思維的能力，主要在於非人、非理性、偽道德、奴化與禽獸化人民，主要在於摧毀人的獨立自主意識，主要在於建立人的集體主義與集體服從等意識！

從甲骨文可知，商代的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囚禁與服勞役等。“死刑”分砍頭（“伐”與“元”）、剮刑、剖（“卯”）刑（如“剖心”、“剖孕婦”）、淩遲、醢刑（剁成肉醬）、火刑（“膠”、“熯”）、活埋（“丞”）、沈水刑（“沈”）；“肉刑”分宮刑（“斀”）、刖刑（“陵”、“ 剕”與“歲”）、 劓刑、刵（割耳）、黥刑、尤刑（斷指）、臧刑（以戈刺目）；“徒刑”包括拘系（即“以繩索捆綁人的頸子，牽之以行的刑罰”或“戴腳枷流放的刑罰”）。《呂刑篇》的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剕（砍腳）、宮（閹割）、大辟（殺頭）等，《呂刑篇》甚至主張“遏絕苗民，無世再下”（要殺盡那些作亂的苗民，不讓他們的子孫後代留在人間）。

甲骨文裏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刑罰。例如，剮(割肉剔骨之刑)、劓(割鼻之刑)、黥（以針刺面後塗墨）、刵（割掉耳朵）、椓（割男女的生殖器）、大辟（死刑）、墨（面額刺墨）、臧（以戈刺目）、尤（斷指之刑）、亢（ 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犯人在監獄裏戴著刑具)、元（砍頭）、斀（切掉男性生殖器）、宮（切掉男性生殖器）、腐（切掉男性生殖器）、剕（割足之刑）、陵（割足之刑）、歲（割足之刑）、抽舌、鞭笞、炮烙、剖腹、焚刑、醢刑（人死後剁成肉醬）、脯刑、磬、絞、車裂、腰斬、梟首、棄市、族刑、人彘、陵遲、剜眼、刺瞎等。

“剮”字從刀從骨，即是割肉剔骨的刑罰；“刖”字像砍去人壹足形；“陵” 字，左邊從大而缺壹足，右邊從刀鋸之刑，表示刖足之刑，後來演變成的陵（淩）遲之刑，即“斬去手足後，再割去身上的肉之刑”；“歲”字像以鉞斷足之刑，此亦為刖刑；“斀”字，左邊像男性的生殖器官，右邊從刀，是指用刀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官；“元”字，從壹點從壹橫從人，壹點就是人頭，壹橫指用刀截斷，“元”字表示斬首之刑；“亢”字從大從壹，“大”指人，“壹”指橫在兩腿之間的刑具，表示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字從口從幸，表示監獄裏戴刑具的犯人；“尤”字從右（手）上壹橫，像斷手指的刑罰。

淩遲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先將犯人用漁網緊緊地網起來，人的肉會從網隙中透出來，然後由腳開始，壹刀壹刀地割；行刑的人，如果不慎讓受刑的人，提前斷氣，那麽他也要受刑；為了避免犯人咬舌自盡，必須先將犯人的牙齒敲斷。明代的魏忠賢，被皇帝判剮1萬7千3百33刀[因其提前自殺而未執行]；明末的袁崇煥，被判剮1200刀；也有人被剮3600刀。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壹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此外有梳洗。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壹下壹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剝皮：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壹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壹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壹堆油，不好分開。皮剝下來之後制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俱五刑：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合壹，即“大卸八塊”。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裏餵養，取名“人彘”。

烹煮：找個大甕，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甕下面用柴火加熱。車裂：即五馬分屍，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

古代的華夏民族，竟然會發明下列的刑具與文字，例如騎木驢（將犯罪的裸體婦女綁在木馬上，讓尖釘刺入婦人的陰部，遊街示眾）、拶指（挾手指的刑具）、枷板、夾棍、杠子、老虎凳、腦箍（可裂開頭顱，使腦漿溢出）、站籠、欄車、盤枷、匣床、大枷、繩索、笞杖、刀錐、斧鉞、鬼頭刀、竹簽（刺人指甲的刑具）、木腳鐐、鐵鞋、腳踏球、貞節銅鎖、貞節鐵鎖（禁錮女性生殖器的刑具）、鐵鉗、銅烙印（燒紅的鐵器烙印在人的身上的刑具）、金瓜（砸犯人頭顱的刑具）、鍘刀、刑釘、絞繩等。

在殷商時代，王的權力完全建立在神權政治上，只有“王”才能夠祈求祖先的福佑，只有“王”才能夠舉行祖先的大祭祀與占蔔，只有“王”才能夠為人民消災祈福，只有“王”才能夠與祖先與先帝溝通，並托祖先與先帝向上帝求情賜福，只有“王”才擁有解釋甲骨蔔辭的權力，如甲骨文蔔辭裏經常有“王占曰”與“王蔔曰”等用語。殷商時期的巫、祝、醫、蔔，擅長於各種巫術，他們所從事的祈禱、降神、占夢、祈雨、醫病、占星、望氣、預言等巫術，他們屬於商王的禦用文人。巫師為了討口飯吃，當然會揣摩統治者心意，迎合統治者的意誌；龜甲與獸骨的占蔔，根本就是統治者與巫師串謀的戲，其目的是演給人民看，讓人民產生恐懼與因此誠服於統治者的絕對權力。

同理可證，由巫師所發明的文字，當然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誌，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遂行其絕對的權力與意誌？由巫師所發明的儒家哲學與思想，當然也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誌，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來愚弄與統治人民？

殷商時期的巫師，逐漸發展成為儒家的文人。孔子周遊列國，其目的就在於尋找壹個巫王，接受他的禮樂治國理念；所謂的禮樂治國，就是建立類似商王朝政教合壹、專制、大壹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儒家荀子的弟子李斯，向秦皇鼓吹孔孟的大壹統思想，最後創造了兩千多年來的“秦制”，這個秦制包含了殷商的巫王政治，也包含了華夏沙文主義的各種文化病毒，如專制主義、大壹統思想、中央集權、華夷之辯、華夏擴張主義等。

殷商時代，已經具備有高度政教合壹的巫邦政治，殷王就是最高權威的“巫”；殷商的宗教，基本上就是壹種違反人性的邪教，這種邪教在亞洲大陸延續了幾千多年而且還在延續。 

巫王政治，就是巫術與王權合壹的政治，就是邪教政治，就是專制政治，就是吃人的政治。儒家就是巫王政治的幫兇，就是發明絕對忠孝思想的偽道德者，就是提倡相對道德與情境決定論等倫理觀的魔鬼，就是混淆人類歷史道德進化觀與制造偽歷史分合觀的罪人，就是幫助統治者壓抑人個體意識與道德的邪靈，就是推動專制與人集體意識的撒但，就是傳播漢人沙文主義販毒者，就是阻礙人化與人文明的野獸，就是謀殺人靈魂與慈愛的妖怪，就是焚燒東亞大陸民主與自由的兇手。在這種專制文明、邪惡的文字與殘暴的神權政治下，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奴”、“鬼”與“獸”！所謂的“奴”，就是沒有人權的奴隸；所謂的“鬼”，就是沒有靈魂的魑魅魍魎；所謂的“獸”，就是沒有人性的禽獸！這些“奴”、“鬼”與“獸”，就是亞洲大陸人民數千年來的悲慘現實與命運，它壹直持續到今天！

甲骨文及其所演變出來的漢字，代表了古代專制的文化，代表了古代邪惡的意識，代表了古代不人道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反道德的理念，代表了古代反人類罪的意誌，以這種古代非人與邪惡的文字，如何能夠為現代人類，開創慈愛、公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的文明？唯有以抽象字母的英文，來代替單音節象形的漢字，這才是大陸人民，未來“人化”、“自由化”與“民主化”，唯壹明智與正確的選擇道路！

第13節 西周奴隸制和秦皇極權制

在西方，蘇美爾文化起源於兩河流域，希臘文化產生於海邊，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無的天然條件，商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人口流動很早就破壞了血緣紐帶所帶來的束縛。以個人為基礎的古希臘民主政治形成歐洲最早的傳統。

中國人以以血緣為紐帶，以集體的力量抵禦各種災害。歷史上就有禹召集萬國集會於塗山，商討集體治水的傳統。“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豐年”中的“田”都是集體開荒和集體耕種的意思（見張光直著毛小雨譯《商代文明》）。這種集體生產的制度產生利害與共、疾病相扶持的集體主義思想，也產生以王為中心的極端集權專制的奴隸制度傳統。　　

1．西周的奴隸制度

在姬昌當政前，周人就對王頂禮膜拜、呼萬壽無疆了。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韜光養晦，其實是“君尊臣卑”的特權思想使他吃得心安理得。姬昌被囚而演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從此，中國僅有的壹點平等都被消滅了。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紂王，心奴化的政策開始全面實施。2年後，周公在誥文中把治國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娛樂，給民眾規定這個，規定那個，壹步壹步地剝奪民眾自由生活的權利。從西周開始，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成了社會的主軸關系。這是中國人思想上奴隸 [即心奴] 化的開始。

魯哀公問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麽木頭？宰我說，夏人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用栗木的用意是“使民戰栗”，就是得讓老百姓害怕。這道出了奴隸制度的真相。

西周分封制度，實際上只是官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國土地的唯壹所有者。周王再將土地分封給親屬和功臣，令其為諸侯，按級別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轄之地，只是其中壹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諸侯共同的主人，諸侯對王室要承擔壹定義務。國家公有制，本質上就是國王和貴族的所有制。“公”=“王”，對這個關系，當時的人是清楚的；而現在的人們還以為自己也有壹小份，認為“公”=“妳有我有大家有”，其實錯了。

西周實行井田制，相當於集體公社。所謂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劃成不同生產單位，由貴族派官吏直接指揮組織生產，產出由貴族（公家）和社員按壹定比例分成。這就是壹種叫“徹”的集體生產和分成制度。不僅土地歸貴族所有，就是勞動生產工具，也是歸貴族控制。社員們到田頭開始幹活前，要由農官分發工具。土地不準買賣，所謂“田裏不粥”。從手工業來看，沒有私營工商業主，只有官營手工業。物品的交換，也由貴族和官吏統壹控制，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者吃的是官家的飯。

從教育來看，沒有私立學校，教育由貴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開辦學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就算是貴族們想開辦學校，沒有周王的批準是不行的。在周朝的制度下，沒有自耕農、沒有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壹切生產要素、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都在國王、貴族和貴族官吏的直接計劃控制之下。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之壹是，取代羅馬帝國的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向諸侯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軍事功績，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血緣，是所謂的“親親建國”，中國周代受封的諸侯宗族是嚴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國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實是宗法封建制。

宗法制度，這種以血緣原則建立的社會制度，其實踐的結果之壹就是使家庭而非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中國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變得自我封閉性很強，這種封閉性使得每個家庭對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勞動帶有強的反動、抵觸情緒，並且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缺乏合作精神。而莊園經濟，恰恰需要農奴家庭為領主勞動，並需要農奴家庭之間的相互合作。這種矛盾抵觸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而在歷史中顯得面目模糊。這種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維持了四百年，便開始瓦解了。

這種矛盾性可以從西周的詩歌集《詩經》中體現出來。在其中有關勞動的詩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農夫們的嗟嘆哀怨、憤憤不平的。《詩經》中的三百首詩還是孔丘從西周流傳下來的三千多首詩中嚴格挑選出來的，符合自己教義的詩，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詩因不符合儒教教義而被孔丘無情地刪去了，在那些被刪去的詩中，可以想象得出，反映農夫們抱怨、反映階級矛盾和西周社會陰暗面的詩歌會更多。

與中國小農經濟相比較的是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經濟。與歐洲封建莊園壹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這種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為了莊園地理、精神的中心。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宗法制度的原則是血緣，它使得血緣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唯壹紐帶，它使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基督教的原則是超血緣，它使得超血緣的上帝成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它使得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這樣，歐洲人便很容易沖破小家庭觀念的束縛，實現社會化合作。正是基督教為歐洲中世紀莊園所需要的合作勞動提供了價值基礎，這種價值基礎不僅使歐洲的封建制生存了近千年之久，並且使封建莊園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這種超越家庭觀念、社會化合作的進壹步發展。

讓我們來聽壹聽，在歐洲中世紀莊園中的基督教堂裏，神甫們都給莊園主和農奴們講了些什麽：六日妳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妳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出23:12）。

若有外人在妳們國中和妳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妳同居的外人，妳們要看他如本地人壹樣，並要愛他如己（利19:33）。

在妳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妳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的與孤兒寡婦（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貧乏（箴11:24）。

好施舍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11:25）。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箴17:5）。

妳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22:22）。

周濟貧窮的，不至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箴28:27）。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1:17）。

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價的，有禍了（耶22:13）！

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妳的弟兄或是在妳城裏寄居的，妳不可欺負他。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利19:13）。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妳求告耶和華，罪便歸妳了（《申命記》）。

在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教堂不僅是傳播基督教義的中心，並且它本身就是階級矛盾的緩沖器，是友愛和睦的紐帶，是愛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壹個修道院中發現了查理曼時代的莊園薄記，其中詳細記錄了農奴們每天的工作情況，並且生動具體地描寫了生活的各個方面。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根據其中壹部分記錄，以壹個農奴的情況為例，用現代語言編譯了《農夫波多》壹文。文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了農奴們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友好相處的具體細節。這和中國《詩經》中所反映的流離嗟怨的農奴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戶籍保甲連坐制

《左傳》成公13年劉子：“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國語》“周語”嚴公雲：“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周語”內史過雲：“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貢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為保證君子們的特權剝削，中國古代社會強化了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其基礎是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他們的身份與職業是世代相傳的，又有大致不變的固定居址；統治階級希望這種結構堅如磐石，所以稱這四民為石民。

管仲說：“利出壹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這壹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利出壹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壹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在技術層面，“利出壹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壹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壹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據《周禮》記載，有“司民”壹官，男孩出生後八個月，女孩出生後七個月，都要在戶口簿上登記，而且是戶分城鄉，人分男女。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詳細，每壹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秦國在公元前357年建立戶籍制度，至商鞅變革，戶籍制度更為完善，秦律還規定，已成年的兒童未登記戶口，連裏正都要受處罰；居民遷徒，必須向官府申請辦理遷移戶口的手續；擅自脫離戶籍而逃亡，稱作“亡命”，被捕後要治罪。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壹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壹座城鎮，每壹個村莊，每壹個家庭，每壹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絡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裏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裏甲制的始作俑者是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壹制度。居民每五家編為壹伍，設壹伍長，五伍為裏，裏設裏長，負責監督裏內每個居民的壹切活動，在居民點“裏”（閭）的四周築起圍墻，堵塞缺口，只留壹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裏門的左右各有壹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裏長坐在裏面監督居民的出進。裏門的鑰匙由裏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裏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裏長匯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壹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裏若有人犯法，則裏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商鞅這個專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裏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徒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只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壹聲道：“嗟乎！為法之弊，壹至此哉？”堂堂壹國宰相，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此後歷代均有嚴密的戶籍制度。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200萬流民中發現有40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

3．重農抑商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誌，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壹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的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4．秦皇的極權主義專制

1970 年代以來人們從睡虎地出土秦簡與青川出土的秦牘中已明確知道秦朝實行的是嚴格的國家授地制而不是什麽“土地自由買賣”；人們從《商君書》、《韓非子》壹類文獻中也不難發現秦代法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利出—孔”的國家壟斷，而不是民間的競爭。

秦始皇繼承了商鞅的學說，“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故勝民之本在於制民，若冶於舍、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為此，設酷刑重賞，實行“弱民”、“強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從於皇帝的絕對統治。為了實現這種絕對統治，建立起壹套從郡、縣、鄉、亭、裏到編民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戶籍制度。“四海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箸，死者削。遷移必辦“更籍”、“以分田裏、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可以說，中國極權統治的政治和行政組織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中國極權統治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法家政策的另壹面是反宗法、抑族權、消解小共同體，使專制皇權能直接延伸到臣民個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團體之阻礙。法家公然宣稱“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在實踐上則崇刑廢德，揚忠抑孝，強制分家，鼓勵“告親”，禁止“容隱”，不壹而足。正是在這種“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反宗法氣氛下，大共同體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脹得漫無邊際。

秦王朝動員資源的能力實足驚人。《史記.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70余萬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始皇32年，“乃使蒙恬發兵30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修長成50萬。始皇33年，“發諸‘嘗埔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戊，”集解：徐廣曰：“50萬人守五嶺”。這就是說，秦始皇用50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區，並派兵留守駐防。始皇35年，修綿延300裏“阿房宮隱宮徒刑者70余萬人”。“隱宮”即宮刑。另外，修馳道民夫30余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規模驚人的徐福船隊……。

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270多萬人，為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會有250萬人，兩項相加約有520多萬人。當時，中國人口約有2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1/3計算，不過6百余萬人。在6百余萬有勞動能力的人民中有5百萬人為秦帝國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就是大規模地實行奴隸制的證據，這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壹級”能實現的。以至於“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

《漢書.食貨誌》記載了戰國初期魏文侯的相國李悝所算的壹筆農民收支帳，農夫壹家5 口，耕田100 畝，平均每畝收糧1.5 石，共收150 石。除去十分之壹的租稅15 石，余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1.5 石，全家共吃90 石，余45 石。每石賣錢30 文，共得錢1350 文。除去祭祀、廟會用錢300 文，余錢1050 文，每人穿衣用錢300 文，全家共用1500 文，還差450 文。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兩句話可證：“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敘述漢文帝在位時農民生活狀況時，也算了壹筆帳：農夫壹家5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2 人，壹年有幾個月不能在家勞動。壹家種田不過100 畝，收獲不過100 石。還有送往迎來，吊喪、疾病、養育兒女。壹遇災荒和急征暴斂，就要賤賣農產品和借高利貸，最後只好賣田宅賣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還不如戰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20 倍的秦始皇時代的農民，生活水平更加低得不可思議了。

秦開創了大共同體壹元化統治和壓抑小共同體的法家傳統，大共同體的膨脹既然連小共同體的存在都不容，就更無公民權利生長的余地了。

專制皇權制度，在教科書上被稱為私有制，實際上只是皇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帝王體制之下，臣民的財產隨時都可能被剝奪和被搶劫，臣民沒有人身權利。帝王可隨意的占有他人的妻子，甚至人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隨意處死妳。戰爭時期進行的土地分配，也不是私有制。勝王敗寇，誰勝產權就是誰的，誰勝誰就是法律。

從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軍閥混戰、日寇侵略、革命掃蕩，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並且不斷地非正常地更換主人。由於相對於以前的封建皇朝和和以後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段時期管制較為寬松，私有制因素也特別活躍，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護。這只不過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階段。中國多數朝代不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所以，民無法制約官，官越當越富。

儒家王莽復辟極權主義的井田制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後、漢成帝的生母。自漢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馬。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貧。王莽以孝順母親而聞名，為壹時人望之所寄。

他的伯父大將軍王鳳病重，王莽侍疾盡心盡力，親嘗湯藥，亂首垢面，壹連幾月不解衣帶。王鳳頗為感動，臨死前將王莽托付給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他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余財，連自己的車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壹次王莽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諸夫人以為是婢傭，後來知道是王莽的妻子，都驚詫莫名。 

漢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權，王家受到沈重打擊。王莽因得罪傅太後，被免職歸家。他閉門自守，兒子王獲殺了壹個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殺。但王莽在士人中的聲譽日增。官員為王莽鳴冤上書的數以百計。

漢哀帝死後，王莽迎立中山王劉箕子為帝，是為漢平帝。平帝只有九歲，由太皇太後王政君臨朝聽政。王莽位居首輔，壹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著手清除權傾壹時的丁傅外戚的勢力，將皇太後趙氏貶為孝成皇後，接著再廢傅太後、趙皇後為庶人，二人後皆自殺。丁、傅兩家親屬都被免去官職，流放蠻荒之地。 

有壹年盛夏大旱，郡國飛蝗成災，王莽自己帶頭不吃葷，並出錢壹百萬，獻田三十頃，以賑災黎。滿朝公卿，見王莽如此，也都紛紛捐田獻宅。連王太後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間捕蝗。又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募貧民遷居，沿路飲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種、食糧都由官府供給。在長安城中造五個裏，有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頌王莽的仁德。

為籠絡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買通塞外蠻夷，讓蠻夷假稱越裳氏，獻入白稚。遠古周成王時，曾有越裳氏來朝進獻白稚。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書稱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過了周公，以安定漢朝的緣故，應加封為安漢公。王太後在群臣蠱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辭，甚至托病不朝。最後才接受了安漢公的賜號，接受了名號，卻把俸祿轉成二萬八千人的封賞。又有黃支國獻入犀牛，廷臣都說黃支國在南海中，離京師三萬裏，以前從來沒有朝貢，現在來獻犀牛，是安漢公的威德所致。其實這些都是王莽壹手安排。

王莽私下囑咐大臣，上奏稱王太後春秋已高，不宜親省小事，此後政事盡歸王莽裁決即可。之後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漢帝。平帝年已十四歲，漸漸懂事，恨王莽的專橫跋扈。宮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後，便先下了手，他在臘日進獻壹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後，腹痛難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淚眼的樣子。並寫了壹篇祝文，情願以身代帝，然後將祝文藏在金縢裏（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願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稱譽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時年僅十四歲。

王莽攝政時，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伐，失敗後被磔屍滅族，王莽猶不解恨，對響應起兵的23個縣進行大屠殺。王莽的長子王宇因呂寬案，被王莽逼迫自殺，牽連數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義滅親、公而忘私的美名。

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兒子臨去照顧。臨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後來王莽又占有了她，臨就和原碧密謀要殺王莽。不幸事泄，王莽為了保密，竟把辦案的人全部殺掉，以毒酒賜臨，臨不肯飲，自刺身亡。王莽後立四子王臨為太子。

平帝年幼無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孫五人中推立壹人，王莽借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繼為帝，應在宣帝的玄孫中選立。宣帝玄孫有二十三人，王莽卻找了壹個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號為孺子。 

這時讖緯禪讓之說盛行。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得到壹塊白石，上有紅字：“告安漢公王莽為皇帝。”王莽派王舜將此事轉告王太後，太後作色說：“這純是欺人的妄語，不宜施行！”王舜說：“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罷了”。王太後無奈，只好下詔封王莽為“假皇帝”。從此王莽身穿天子袞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鑾駕，自稱為“予”。年號稱為居攝元年。 

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夜裏夢見天使對他說：“攝皇帝當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發現新井，便是確證。”第二天早晨辛當起來，見亭中果然有壹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現，上有紅色的文字，大體都是上天命王莽為帝之類的話。王莽便改年為初始，以應天命。 

公元8年，在長安學儒學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壹個銅匱，上刻傳位王莽的讖言。哀章穿黃色衣冠，扮成壹個方士，趁黃昏將銅匱交給高祖廟裏的守吏，然後裝神弄鬼地匆匆離去。守廟官忙報知王莽，王莽打開銅匱，上刻攝皇帝王莽應為真天子，並署佐命大臣十壹人，當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廟拜受金匱禪位，定國號為“新”。廢孺子嬰為定安公，西漢滅亡。王莽照金匱策書按名授官，只有王興、王盛兩個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處尋訪，不久找到壹個城門令史叫王興，還有壹個賣餅的叫王盛，當即把他們封為將軍。 

很多人都極力支持王莽稱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學者劉歆和身居要職的孔子世孫孔光。王莽上臺後，就急忙任命了西漢大儒劉歆為“新朝儒家大帝國”的國師，在王莽眼看著要被推翻的節骨眼上，劉歆背著王莽前去勾結原漢朝的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後因事泄而自殺。

王莽自稱為黃帝虞舜的後裔，尊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壹個學者建立壹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壹次。王莽要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壹壹實踐，締造壹個理想的快樂世界。王莽機械的迷信制度萬能，他認為“制度確立之後，天下自然太平”。他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壹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為了鏟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後，即實施壹連串下列的新社會政策：

1．土地國有：恢復1200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稱天下田為王田，不得私下買賣。壹家不滿八口，田過壹井（九百畝），超過的土地，壹律沒收，或分給他的鄰居。

2．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農夫（佃農），由政府分給土地。以壹對夫婦壹百畝為原則，不滿壹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3．凍結私奴制度：雖沒有馬上廢止，但禁止所有奴隸婢女繼續買賣，違令重罰。以限制奴隸的範圍和數目不再擴大，使它最後自然消滅。

4．強迫勞動：凡無業遊民，每人每年罰布帛壹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強迫他勞役，在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5．實行專賣制度：酒專賣，鹽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統壹發行貨幣（從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銀錢，新政府收回這種授權）。天然資源都為國家所有，由政府開采。

6．建立貸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為了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政府收取純利十分之壹的本息。

7．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食糧布帛之類日用品，在供過於求時，由政府照成本收買。求過於供時，政府即行賣出，以阻止物價上漲。

8．征收所得稅：壹切行業，包括漁獵、蔔卦、醫生、旅館，以及婦女們家庭養蠶織布，都課征純利1/10的所得稅。政府用這項收入作為貸款或平抑物價的資金。

百姓養生嫁娶、宮室封國、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懍遵儒家“正名”學說，他用儒家學帕特有的繁文縟節，不憚其煩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現代”的全都取消，壹律恢復“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沒有人能記得住。

西漢政府對西南夷諸部落酋長，大都用王爵羈縻，這不過是不費壹文的虛名，王莽卻改封他們侯爵。句釘王拒不接受（句釘國，雲南廣南），首先起兵叛變。王莽又把西漢政府頒發給匈奴汗國單於的金印（匈奴單於璽），改為“新匈奴單於章”。皇帝的印稱“璽”，“章”是普通人的印，烏珠留若單於氣沖牛鬥，遂跟中國斷絕關系。

王莽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他不能容納與他意見相異的建議。他對句釘國和匈奴汗國的反抗，采取迎頭痛擊政策。

王莽連年挑起戰事，所需入不敷出，於是只有課重稅於民間：鹽稅、酒稅、鐵稅、山澤采辦稅、賒貸稅、銅冶稅等等多如牛毛。貧民無法謀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處攻城略地。王莽正與匈奴作戰，顧不上這些，便親自去南郊禱天禳災，用五彩藥石燒了壹個北鬥形的銅鬥，號為“威鬥”，用來象征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亂。

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旱災，饑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糧，赤眉、綠林軍相繼揭竿而起。更始帝劉玄在綠林軍支持下即位，派王鳳、王常、劉秀進攻昆陽等地。莽軍壹觸即潰，在昆陽之戰以40余萬軍不敵萬余兵力的劉秀，巨毋霸也掉進河裏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舉行哭天大典，稱“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綠林軍另壹支勁旅攻入長安，王莽赦免城中獄中的囚徒，授給他們兵器，並飲血盟誓說：“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攻占渭橋，這些囚徒都跑得無影無蹤。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漸臺，漸臺四面皆水，王莽還抱著符命、威鬥等壹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千余人隨他上了漸臺。城中少年響應，商人杜吳在漸臺殺了王莽，校尉公賓斬其首，起事軍將首級懸於宛市之中，王莽時年68歲。當時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條長舌壹再向人民許願過好日子，結果是壹次又壹次的騙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統修史者把王莽定義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賊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絕承認王莽本人就是儒門弟子。遍查正史，關於王莽出身的資料只有含糊其詞的五個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說“啊，這個王莽嘛，咋說呢，好象是穿了壹件俺儒家的衣服。”

專制邪教及其特征

1．專制的定義

廣義的專制是指侵犯人權，打罵強奸都是專制行為。

狹義的專制是指政府對老百姓的欺壓。古希臘人認為，自由國家裏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專制政體（despotism）就是運用非法的手段實施統治的政體，它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在那裏，沒有自然法，有的是單獨壹人發號施令，法只不過是專制統治者任意發布的命令。孟德斯鳩說：“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己的意誌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專制社會就是社會的命運掌握在壹個人或少數人手中，普通大眾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什麽發言權、也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

狹義的專制表現為“三壟斷”制度。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所以，專制主義也可以稱為壟斷主義。這種壟斷主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國人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權，王壟斷了經濟大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表明王壟斷了政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義；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官僚]大人的獨裁；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裏，這就是真理壟斷！可見，三壟斷制度在古中國就已成型。

當代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愛用totalism（全能主義）指專制主義，即皇帝老子什麽都要管，實際上就是“權錢通吃”。藉此，可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

2．專制邪教的總特征

無論專制主義表現形式如何，其特征都是壹樣的：專制主義=等級+謊言+暴力，這些共同性決定了它們政治邪教的本質。當否認上帝的時候，就否認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可避免地要淪落到血腥專制的境地。以人為神和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級制度，反對人人平等；就是輕視百姓的生命，盡管用各種美麗的詞語包裝，也掩蓋不了其野蠻的性質。

邪教組織使用謊言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誌，致使個人完全依附於領導。邪教組織是個獨裁主義集團，由壹個人或壹組人實行專制領導。邪教組織在謊言欺騙不見效的情況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踐踏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墮落為毀滅性組織。

1）等級特權。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者，總是找出人們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等級論，以維持其永久的統治。等級制是專制邪教的目的，企圖通過穩定的等級壓迫使少數人獲得永久的特權。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和有差異的。有些人適合幹某件事，有些人則適合幹另外壹件事。為了最好地發揮每壹個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諧壹致”、“合奏壹支交響曲”，就必須遵循“各人應做適合於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進行分工。因此統治國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來即有統治天性的人。這些人被稱作“哲學王”，但哲學王人數不多。“國家與個人，不經哲學家治理，決無希望可言。……除非哲學家們當上了王，……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

波普爾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發現了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治綱領，其要點是：1）嚴格的階級區分，統治者是牧人，被統治者是畜群；2）國家的命運就是統治階級的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就是國家的整體利益；3）統治階級對軍隊的壟斷權；4）思想檢查制度，以持續的宣傳造就和統壹思想；5）國家要自給自足，即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或壟斷經濟。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思想因素，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得到繼承和發揚。現代比較重要的極權主義的觀念，如馬列主義都直接得到黑格爾的傳承。

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主奴關系取代了兄弟關系，等級制取代了平等制。…… 

專制社會就是特權社會和不平等的社會。極少數人享有極大的特權。因為權力是靠暴力產生和維持的，而不是各方協商達成的契約賦予的。由於壹方在暴力上絕對地壓倒其他方，那麽這唯壹勝方必然擁有更大優勢和特權。暴力是壹種成本最高的競爭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報，也就是高度特權；而且暴力形成的規則不可能對特權者產生有效的制約，否則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義何在？

朱元璋皇帝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24個兒子和壹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五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以至於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祿米200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裏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光養活這些“飯桶”，就可以把壹個強大的王朝淘空。

同時，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後定明官祿，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壹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後遞減至僅五石而已。其後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此制。從官祿來看，這些整日為大明帝國機器運轉殫盡竭慮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2）謊言欺騙

專制社會充斥著統治階級散布的謊言。暴力必然違背人們基本良知，而特權必然讓人們反感抗拒；所以統治者必然散布兩類謊言：

第壹類，此廝該死，那賊該殺，以此來證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國的“理”只屬強權，“理”字的偏旁就是個“王”字，“王”者永遠有理！中國的“法”歷來專治下屬和卑賤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級，勝過父母。21世紀的各大媒體還以此為榮，有詩為證：“如今公仆是爹娘，黨的恩情勝爹娘，遍地學子考公務，只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處多呀！因為渾身是理，與下人打個官司準贏。

第二類，吾皇英明神武，澤被蒼生，德播四海，真龍天子，萬歲萬歲萬萬歲，好讓人接受特權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學時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孫中山）”；上中學時學的壹首歌道：“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蔣介石總統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只有壹名病患面無表情，對總統不理不睬。蔣總統看到了，於是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麽不對我歡呼呢？”院長道：“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時代，詩經就記載周人反復歌唱國王“萬壽無疆”，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感染了個人崇拜這種精神病毒。中國的語言是高度等級化的，如果語言中的等級弄錯了，輕則被貶，重則殺頭。誰敢自稱萬歲，那就被殺九族，清朝就有這樣的例子。

3）暴力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專制主義嚴重破壞人類的團結、和平和秩序，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動蕩和災難。專制者大權獨攬、橫行無忌，對內對外政策均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顧人民之公益。

自國家產生以來，戰爭日益加劇；自專制主義產生以來，國家就日益變成了純粹的戰爭機器。無數的奴隸在專制的枷鎖下呻吟；無數的平民在專制的異化機器中掙紮……。

專制政權是使用野蠻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慮人民的意願，也勿需獲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統治人民。專制政權統治的社會是壹個野蠻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

中國黃帝族的統治是通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的“血流飄杵”的戰爭實現的。故國人崇尚暴力、崇拜權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國文化是叢林文化，叢林界的規律決定了其本質。叢林界弱肉強食，崇尚以強淩弱、以智詐愚，只有利益的爭奪，不存在公理、正義、平等和博愛。叢林界的經濟是掠奪型經濟、權力型經濟，通過暴力獲取權力、通過權力搶奪壹切資源。在這裏，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叢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個個大大小小戰鬥的小團體，互相廝殺掠奪對方的財物和資源；在這群相互征戰的“野獸”中，誰最殘暴、最狡猾誰就最後勝出，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以只有最殘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後登上我們領袖的寶座。從叢林規則脫胎而來的強盜邏輯支配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在虛幻的共同體的名義下踐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君，萬民也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因而誕生了中國的盜匪文化。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譽為“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

中國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被稱為“土匪仔國家”。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質》壹書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約有2千萬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土匪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有賊心。

中國人壹逢戰亂就大偷各種文物古跡，和平時期還有中國人將重點文物的佛像頭砍下賣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許多文物古跡被炸，卻沒有人趁火打劫偷盜文物財寶。

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鋪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壹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不能動。

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產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國的墨子有反對戰爭的非攻思想，還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聲匿跡了。這證明了中國文化暴力成分的強大。儒家的虛偽與法家的殘暴結合得天衣無縫，法家決定了中國文化暴力特征。

《水滸傳》成為中國人特別愛看的小說，和中國人的嗜血心理有關。宋江在詩裏寫，“敢笑黃巢不丈夫”，他要與黃巢比比，看看誰殺人更多。專門在大樹十字坡剝人肉做包子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漢中的人物。水滸中的英雄們所殺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惡貫滿盈的貪官汙吏呢？

時至今日，漢語知識界還有那麽多學者、專家、策士假裝不知道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或者以東西方文化差別論自欺，或者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自慰，或者以虛幻的集體主義觀念自殘，借以維護現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壹切踐踏基本人權的罪惡行徑辯護。凡是對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觀念、價值和規範，都可以斥之為不合國情而拒之門外。凡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但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都可以掛上美名來粉墨登場。他們拒絕的恰恰是人類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維護的卻是傳統文化中動物性的成分。

鋪天蓋地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實力主義的灌輸教育，目的是通過實力主義教育，達到讓中國人民鄙視壹切人類道德底線，崇拜強人，爭當強人。把人類同情憐憫弱者的天性從中國人民心中徹底清除掉。這樣統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動，就都變成了強人偉大的證明。 人類道德底線的核心，不外是對弱者懷有同情憐憫之心。壹個民族，崇拜強人、爭當強人、喪失最後壹絲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自然也就會鄙視人類壹切道德底線。 

李昌平說：我們正在建立壹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余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妳沒有任何責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壹種東西！

壹些武俠片，俠客們壹不高興，就在飯店裏大打出手，凳子亂打，碟子亂飛，窗子砸爛，客人連滾帶爬，店主鼻青臉腫，桌子底下面亂鉆，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俠客義士們與店主和客人商量賠償的事！人的天賦、精力、時間、財產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內耗中白白浪費了。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輿論監督、司法等手段來解決，用民主法治來解決，妳有什麽權力該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審判後，才有權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沒有權利。

總之，中國人如果不對傳統文化進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性的尊嚴，中國的暴君就永遠不可能絕跡。在現代文明社會裏，它必將經過改頭換面，以新的更具欺騙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體的最前列，給傷痕累累的中華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傷害。 

勿需否認，現代文明仍然無法完全拋棄暴力手段，但這絕不是濫用暴力的借口。越來越遠離暴力，才是人類文明與野獸的區別。暴力手段必須嚴格由社會契約規定，按社會契約行使，而不是由另壹個更大的暴力來規定，因為暴力本身不能規定和取締暴力的運行。同樣，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權去消滅其它特權，因為特權本身並不能限制和消滅特權。只有消滅專制主義，才可能在個人、階級、民族、種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關系，人類團結、國家和平、社會正義和政治秩序才會有實現的希望。

4）腐敗混亂

專制制度的實質就是權力壟斷，任何壟斷都會腐化墮落。專制統治集團權力過大，社會不能對其監督制衡，腐敗必然日趨嚴重，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破壞了人類政治精神、政治倫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結構的健康成長，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總體性的災難。……

當王朝剛建立時，新的統治者鑒於前朝傾覆的教訓，希望江山千秋萬代，訂下了很多祖訓。然而這些清規戒律，必然頂不住“唯物主義”的利益誘惑。

扶貧賑災、禦敵平亂，不僅物資被層層克扣、侵占和濫用，最後到災民和士兵手中時已所剩無幾，而且會以此為名義掀起新壹輪對民間的掠奪和搜刮；治理江河、興修水利，則會搞出大量的貪汙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鳩說：“專制國家有壹個習慣，那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人們認為彼此之間的唯壹聯系就是壹部分人加給另外壹部分人的懲罰；是壹大部分人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裏，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中國古代從周穆王開始，便訂出了用巨額金錢贖刑的條例，規定：墨刑（用刀刻面塗墨）贖金黃銅六百兩，劓刑（割鼻）壹千二百兩，刖刑（砍腳）三千兩，宮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

周穆王用這種辦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奪取金錢，充實國庫；同時，也是對當時獄官的貪贓枉法、收取罪犯賄賂的壹種對抗方式。從此以後，歷朝常有用金錢贖罪的規定，如漢將李廣因誤軍機判罪，在繳納了大筆贖金後免罪罷官閑居；而司馬遷獲罪下獄，由於無巨額金錢作贖金，以致被閹割了生殖器，悲憤終生。晉朝法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贖金黃金二斤。

滿清政府進北京，靠的是吳三桂出賣國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馬嫻熟，所以有“小兵臨大國”之感，大概與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壹樣，剛剛得到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有無從下口之感。壹旦認識了驢子的脾氣，那個小老虎，再也不怕驢子了。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制服中國這頭驢子，只要抓住所謂的“儒學禮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國的全部靈魂。 

於是，滿清政府幾乎壹字不改，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思想繼承下來。滿清統治者用這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管束為它賣命的漢奸吳三桂之流，壹旦吳三桂開始反叛，它便舉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此種方法十分見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國人壹致口誅筆伐“三藩叛亂”，因此，滿清統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國人的支持下，剿滅了“三藩叛亂”。同樣，他們也用這種方法，招降明王朝的舊臣，譬如皇太極的老婆孝莊，就曾親自出馬，用儒家禮教說服明朝經略大臣洪承疇。孝莊不但用自己的身體給“既好色、又好男風”的洪承疇以性欲的享受，還用儒家禮教與洪承疇溝通思想，她贊揚洪承疇的“忠孝”，也告訴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禮教，“士為知己者死”，“不為不知己者死”。於是，洪承疇在既“洗身”、又“洗腦”的作用下，從儒家禮教之中，找到了當漢奸“名正言順”的理由，那就是“滿漢壹體”。爾後，這種思想壹直是滿清統治者統治中國的法寶。 

乾隆時空前的腐敗。乾隆46年，甘肅省官員串通壹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壹個官員是幹凈的，也沒壹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臺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臺王廷贊處以絞刑，共計處死大小官員47名，被革職下獄的82人，11名贓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鹓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壹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壹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撿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

乾隆47年，臯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汙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56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46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42萬兩白銀。同年，山東又出現國庫因被侵吞而虧空130萬兩，除令在兩年之內由山東省各級官員如數補足外，殺了4名知縣，1名巡撫，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盡。

乾隆57年，浙江發生鹽道運使柴楨截貪商人應繳納錢糧案，結果是柴楨和巡撫福崧處斬，柴楨的管家柏順因替柴楨出謀劃策，被判處絞刑。另外，兩淮鹽政全德降為郎中，藩臺景照撤去職務發配伊犁充軍，道臺明保、張慎和撤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諸如此類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處置起來毫不手軟，甚至若幹小的貪汙、索賄案，乾隆也動輒以撤職、充軍和殺人來對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兩淮鹽官共侵吞官銀壹千九百萬兩；46年，哈密通判經方貪汙官銀十五萬兩；57年，浙江巡撫福崧壹人就侵吞鹽運款十壹萬五千兩；60年，福建全省虧空二百五十萬兩、糧谷六十四萬石。

最為露骨的是，壹邊追贓，壹邊又貪贓，追贓官把追到手的贓款納入私囊，贓上加贓。如：四十六年甘肅集體貪汙大案發現後，奉旨追繳查抄藩臺王亶望的家財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金條、金錠四千七百四十八兩,而上報內務府的冊上只列著金葉九兩三錢，懸殊大得驚人，等解到內務府時，這區區九兩三錢金葉也不翼而飛，其膽大妄為、頂風作案，曠古罕見。

愈懲貪而貪汙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敗。乾隆把貪汙賄賂之火撲不滅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用人不當，固然，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時代全國最大的貪汙賄賂犯、亦可稱之為全國貪官汙吏的總庇護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寵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辦貪贓案，給和珅提供了在全國結成貪贓枉法的巨大網絡的機會，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還在專制政體，具體表現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號的貪汙犯，只不過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聖的外衣罷了。中國的專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王所享受的都要優越，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是目無聖上，就要遭受懲處。乾隆皇帝又堪稱最會享受的皇帝。他處在滿清王朝發展的頂峰上，就象唐玄宗處在唐朝發展的頂峰壹樣；同時，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強盛滑向衰落壹樣，使滿朝由順、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慶時代。

乾隆壹面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汙吏,獎勵廉潔臣子，但壹面他又帶頭肆意揮霍國庫，把金錢花得象滾滾黃河、長江之水那樣。上行則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權臣和珅的推波助瀾，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變著法兒貪贓受賄，廉政從何說起？

他大肆營造宮殿、園林，極盡豪華壯麗。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費的金銀是不能用數字來計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國庫給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別是助長了貪官汙吏的氣焰，提供了他們公開貪汙受賄甚至變相搶劫的良機。正如章太炎所說：“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已居堯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更為露骨的是：乾隆帝還發明了多種公開勒索盤剝官員和富戶的手段。僅舉幾例：

（1）交納“議罪銀”：凡官中犯有某種過失，或皇上認定某官犯有某種過失。犯過失的官員便向皇帝自行請罪，並根據過失大小交納數量不等的“議罪銀”，多則數十萬兩，少則幾萬兩，以換取皇恩寬恕。這些數量巨大的金銀，壹般都不入國庫，而直接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作為皇室的私蓄——這是皇帝公開貪汙。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東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貢獻禮品，於是沿途大小官員只好爭相呈獻巨額金銀和奇珍異寶。乾隆沒經過的省、州官員，為了計好皇上，也競相搜羅寶物進獻——這是皇帝公開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數千人隊伍，地方官員就要建起行宮；備好美味佳肴款待數千人的隊伍。道傍破舊民房，因有礙觀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離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後，有人假托工部尚書孫嘉徐之名寫文章指責並私下流傳，乾隆帝竟然興起大獄進行追查，牽連下獄達上千人。

（3）舉辦各種壽誕盛典，通知舉國賀壽獻禮。按滿清定規：每當皇帝或皇太後整旬壽誕，便要大規模地慶賀，乘機向朝中大員和各省地方官員及富商大賈進行攤派勒索。到了乾隆時代，這種“報效”勒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慶典的收納金銀都在100多萬兩至200萬兩，幾乎相當於壹次戰爭的經費消耗——這是皇帝的公開索取賄賂。

除了富商大賈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員交納的經費竟是名為“養廉”（俸祿外的補貼）的銀兩。據史料記載：“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交經費，行令戶部在俸廉內分別坐扣”、“各省督撫應交經費，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本來是用於培養廉潔的錢，結果變成向皇帝賄賂的贓款，荒唐、滑稽到了極點！

皇帝帶頭公開貪汙、勒索、收取賄賂，吏治怎麽會不腐敗？在專制政體裏，廉政只是壹塊漂亮的畫著羊頭的招牌，在這塊羊頭招牌下，賣的全是貪汙賄賂。

清朝的和珅是中國歷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貪官，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據估計，和珅的家產折合白銀為9萬萬兩，抵當時全國12多年的稅銀收入。不過，比起皇帝來，和珅之財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也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壹次所收金佛就多達壹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鐘就重達壹萬三千多兩。

開明專制者最多只會克制濫用特權，而絕不會放棄特權。哪怕皇帝比較廉潔清明，或者再出壹兩個包清天之類的人物，也無法挽救整個官僚體系壹天天腐敗、墮落下去。因為專制主義只會壹層層地向下復制，壹代代地向後復制，而不可能復制出契約體系。

專制主義定會壓制工商業。商業的精神實質是平等，而平等正是專制特權的天敵。儒教對商業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敵視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於利”的小人、奸人；商業是百分之百的末業、賤業。工商業的契約精神：互利共存、協商談判、自覺誠信；這些如何與暴力、特權、謊言對得上號？特權本身是不容“協商談判”的，否則特權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權要麽巧取，也就是貪汙；或者就幹脆豪奪了。統治階級也會需要壹些工商業為其享樂、受用。但這樣的工商業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業；而且這種工商業壹定會打擊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業。特權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這當然要靠傷害其它廠商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來實現的。擁有特權者可以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沒有誠信可言；因為他們獲利的手段是特權，他們不需要誠信。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系，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所以，中國歷代統治者不遣余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以免危及專制權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征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壹年。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壹半；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壹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

專制主義社會壹定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特權、腐敗壹定帶來暴利。這個暴利壹定是以損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的，完全沒有進步性和積極意義可言。這樣，除了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社會問題外；也使得社會中間階層發育嚴重不良，在客觀上壹定會嚴重制約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喪失了壹大群有足夠能力的消費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費銜接層次。任何工商業都將舉步維艱：在滿足了很少的壹部分達官貴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後，進壹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無法進行，因而資本積累的空間很小，積累進程十分緩慢，從而直接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投資意願。

專制政權壹定會追求“有所為”、“大有所為”，因為對權力已經沒有了有效的規範和約束。獨裁者會無視“有所不為”的原則和要求，好大喜功。這種“有所為”定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和災難。

5）專制主義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惡的壹面：自私、野蠻、殘忍、不文明和非理性。專制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權、反人類、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汙人的尊嚴的壹種體制、文化和行為模式，是壹種徹頭徹尾地犯罪。

專制主義以“強權就是真理”、“強力就是正義”為其根本的行為原則和罪惡的精神支柱，以“國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壞壹切文明與進步，助長了最原始的野蠻與殘暴，使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發展的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良心、人性尊嚴等等基本價值倍受摧殘、分崩離析乃至喪失殆盡，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擺布之中。

專制主義嚴重毒化了人民的心靈，阻礙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專制主義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廣大人民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邪惡、黑暗、貧窮、骯臟、非人道、不體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惡劣環境，加之剝削、壓迫、疾病和戰亂，致使他們形容枯槁、性格扭曲、心理變態、精神抑郁、身心倍受摧殘。

專制主義的制度

1．任命制

現代法治國家采用民主選舉制為主、任命制為輔的選拔制度，那種不以民主為基礎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腸小道，必然帶來官壓迫民的官僚主義。

十月革命後列寧從盡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采取幹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制作為任用幹部的惟壹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產生的幹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

勃列日涅夫通過拉幫結派，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然後“黃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趙匡胤那樣，登基之後最掛在心頭的，就是憂慮部下會不會再搞壹次“陳橋兵變”。怎麽辦？那就是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部下，不惜坑害民眾。

最主要的手段有兩種，壹是大搞任命制，讓官員感恩於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質待遇，“有恒產者則有恒心”。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穩定”幹部上，先通過頒布壹系列條例、規定，使官僚階層享有種種經濟特權，把他們的特殊利益規範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勃列日涅夫的“鐵桿保皇派”。同時，勃氏還盡量提拔壹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臺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幹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壹榮俱榮、壹損俱損”、與人民群眾絕緣的利益共同體。

由任命制形成的這種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階層當時已有50萬至70萬人，加上家屬，約占全蘇總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敗浪潮。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委會，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說是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間，蘇共中央就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幾萬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以烏黨中央第壹書記拉希多夫為首的特大貪汙受賄集團，在莫斯科的主要庇護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第壹副部長丘爾巴諾夫（轉引自黃葦釘《蘇共亡黨十年祭》壹文，載於《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陳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權論》說：“任命制歷來是專制統治者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壹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另壹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鉆營利祿者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由於權力的腐蝕性，任命制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汙、搞專制恐怖。”排斥民主選舉制的任命制還必然帶來跑官、買官現象，因為妳有權力任命他，他當然來向妳行賄、聯絡感情。如果白費錢財、未達到目的，壹怒之下就會“殺官”。

共產黨任用和提拔幹部，雖然公開講要“任人唯賢”，但實際上的任用的是“三種人”；這就是“用親人”（指子女、親屬）、“重親信”（即唯命是從、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的吹牛拍馬者）、“唯黨員”（自“反右”運動後科長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那些善於政治投機、媚上壓下的幹部總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卻被百般壓制。由那樣的庸才主持業務，其後果可想而知。

2．集權制

《春秋公羊傳》認為周天子應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島共貫”。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為定制。自秦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壹身。這種政治，是由君主個人全權占有和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其統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物對君主都是絕對隸屬和臣服的關系。

中央集權——指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說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團結在XXX為核心的周圍”，可見，中央集權總是表現為個人集權、獨裁。中國壹直如此，到現在都沒有變。不過以前的中央稱朝廷，朝廷是皇帝的辦公機構；現在沒有皇帝了，總書記的權力仍然相當於皇帝的權力。集權政治的權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災難。秦二世而亡就是證明。郡縣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形式。

中央集權與君主個人集權相輔相成，中央集權是君主專制的前提和基礎，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其目的都是要從政治制度上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

派遣鄭和遠航西洋的永樂皇帝朱棣聲稱：“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壹視同仁，無間彼此。”顯然，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這種觀念在《詩經》中經典性地表達出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尚書》、《周禮》等古代典籍中，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統禦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裏之地，稱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系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壹個個相距五百裏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復雜的同心圓層級結構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就是中國的大壹統思想。

在“天下壹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個“大壹統”的“天下”。萬壹“天下”“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它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大壹統的正統論，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創造戰爭與內亂。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實行集權政治的德國和日本，因為戰爭需要權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統政權，必然會創造出類似劉邦、項羽、毛之類的草莽梟雄。中國苗人養蠱，他們將壹群不同種類的毒蟲，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讓這些毒蟲互相吞噬對方，最後存活的那只毒蟲，就是所謂的蠱。這只蠱，就是中國歷年改朝換代時，取得政權的統治者。

對帝王而言，統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剝削的貢賦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統壹以滿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最早把“國家統壹”這種次價值偷換為最高價值的是帝王及其謀士。大壹統的皇權制度認為：無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之奴仆。統治者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各地區的人民；這些城市優渥的生存條件，都是剝削大多數農民與貧困人民的結果。

皇帝壹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上朝理政。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大權旁落，小人得誌。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會創造壹批奸邪、權術、狡詐的人。

愛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觀》中說：“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壹條千古不易的規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壹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斷子絕孫的絕招。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異己與反對言論，采取各種武力鎮壓與文字獄的方式，才能夠有效建立。中國古代鎮壓異己與言論的方法，主要采行各種刑法、連坐法、誅九族罪、文字獄等；這些殘酷的方法，堪稱人類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摧毀地方人民的自治與自主意識。為了成全這種“統壹觀”與“正統論”，犧牲了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沒了多少個人的聰明才智！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壹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

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平不差，被“統壹”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並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53年，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集權制政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地方建設。這些地方官員，不會真正關心地方人民的權益與建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討好或賄賂上級官員以便升官能發大財。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他們會搞壹些虛假的形象工程，以滿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大都采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員，並沒有個人的自主意誌，他們只是皇帝的爪牙與工具。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員，因此他必須聽從朝廷的號令，有效監督地方人民，並且盡量設法鞏固朝廷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沒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領導，領袖人物的幹綱獨斷。1949後，國家權力的集中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峰。黨領導壹切，黨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錯誤也大。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也會犯錯誤。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導致各種貪汙腐敗。例如，過年過節，下級官員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敬獻孝禮；不僅如此，下級官員也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經常做出各種回報的行為，如將在地方任官時所搜刮的資源，經常奉獻給他的長官。這就是中國所有地方集體腐敗、地方集體貪汙、豆腐渣工程、國有資產流失與銀行貪汙的發生原因。同時造成社會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人心渙散、道德墮落、不公不義、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假大空、坑蒙拐騙、誠信破產、等問題；社會必然會走向文化倒退與人民普遍愚、貧、弱的情形。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使中國人陷入“大壹統”崇拜。國人推崇統壹，甚至統壹壓倒了生命尊嚴，陷入了野蠻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滿清建立過地域廣大的國家就有意的隱瞞蒙古滿清血腥大屠殺的事實並塗脂抹粉，從而走向了野蠻的暴力崇拜。

中國的商周時期的分封制是種原始的分封制度，與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分封制趨向於集權，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趨向於民主自治，因為他們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議會。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得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國王的橫征暴斂，與國王的談判機構就是國會。在英國經過反復較量，國家權力集中到議會手裏，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國的分封制無法轉化為民主自治的聯邦制，在於古代中國人壹開始就走上了壹條錯誤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滯在原始社會壹樣，中國人永遠停滯在專制獨裁的泥坑裏，到現在都是老樣子，不過換了新名詞而已。

民主聯邦——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的周期性授權。聯邦政府與地方權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獨立自主的，不必聽中央；中央領導人無權任命撤換地方領導人，中央與地方出現矛盾沖突由最高法院裁決，全國服從憲法和最高法院。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權威的觀念，美國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權力受控的情況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與聯邦制的區別：聯邦的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分封制的權力來自於上層即國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國王不能隨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後，再往來就要算經濟帳，不能隨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處是限制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歐洲之所以領跑全人類，沒有形成中央集權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權，無疑是歷史道路上壹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國麥迪遜總統所說：“所有的權力置於同壹人手中，不論是壹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分封制優於中央集權郡縣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權制容易分散風險。分封使壹國變成數國，壹王變成數王，腐化滅亡的危險有所降低。例如，隋煬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頂多像周幽王被殺，但各諸侯國沒事兒，不會天下大亂導致全國性農民起義，這種分散權力風險的辦法或許正是為什麽夏商周可以各延續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擊郡縣制。事實上，郡縣制與分封制相比，並不是歷史的進步。

試想，壹個將子子孫孫世襲下去的公爵更註重自己領地的長遠發展，還是壹個三年後就要調任的太守更註重自己轄區的長遠發展？誰更會不顧人民死活地竭澤而漁、殺雞取蛋，像過境的強盜那樣大掠三天後揚長而去？郡縣制有利於大壹統，大壹統對人民有多少好處？

郡縣集權制毛病很清楚，剝削壓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據說現在的貪官轉移出去的錢是晚清對外賠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輕徭薄賦。領主直接治其轄地，對領土的征斂就會考慮到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保持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例子：馮獾客孟嘗君故事，馮獾說孟嘗君不重視他，彈劍歌曰要吃肉、要車馬；條件滿足後，要他辦事情；他卻把孟嘗君封地的債券當眾燒毀了。後來孟嘗君被趕回封地，人民夾道歡迎他。

用壹個比喻：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肥豬的貪心要小。肥豬=分封制；瘦豬=郡縣集權制。

3）分封的第三個好處，就是給了農民以選擇的機會，如果妳在這裏過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領主的領土上去，對於領主來說，從事生產的農民是他的財富，對待這樣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說了壹句話“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中國壹旦統壹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無所謂來之，當然更無所謂安之了，那還有誰修麽子文德啊？ 

因為西方國家是分裂的，領主的武裝是君主與領主契約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對外的，且領主之間互相窺伺，這就削弱了領主武裝實際上可用於鎮壓農民造反的力量。領主是相對較弱的，在武力無法壓倒領民的情況下，領主對領民就要相對讓步，所以，為領主提供稅款的商人和農民的地位就相對於中國要高，事實上就是用經濟換到了權利。在尼德蘭地區甚至出現了城市自治和區域自治，這相當於領主將領土的治權“賣”給市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4）有利於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權下，治國的方式是單壹的，這就決定了嘗試他種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證地方的獨立性，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變革成為可能。

日本19世紀都有分封制，中國沒有。在分封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這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層的活力。

5）分封制間接促進了自由。思想文化的發展在於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下，不同言論都被封殺。秦實行了郡縣制，使東亞大陸變成了鐵籠壹個，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權制又向集中的程度發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漢人區當甲長，不僅有初夜權，還有濫交權，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連切菜的刀子也歸蒙古保長管理。

蒙古人在俄羅斯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當時莫斯科公國呈服於蒙古人統治，蒙古人在俄羅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屬國制度。由於漢人受壓迫比俄羅斯人重，所以漢人起義推翻了元朝，後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羅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統治後推翻了蒙古，以後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國的東北。受分封制統治的俄羅斯人比中央集權制下的中國人，確實更有活力。

福澤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壹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壹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壹體，形成了壹種事實上的單壹的神權統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幹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壹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壹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天皇的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發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

3.終身制和世襲制

專制國家的皇帝任職都是終身制，死而後已；傳位的世襲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這種世襲制導致社會在僵死中崩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史上第壹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秦始皇”的意思是開天辟地第壹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萬代永存。最高權力的繼承人由前壹獨裁者指定，每代獨裁者之間有嚴格的輩分關系，即所謂“代”。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還處於壹個離秦始皇並不遙遠的時代。我們生活在壹個叫中共的王朝之下，這個王朝的姓氏是黨。雖然中共將它建立的國家標榜為“新中國”；實質上，“新中國”仍是壹個傳統專制社會。

現代專制是壹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是由壹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桿子的最高指揮者。這種體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註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制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制。

中國的憲法就未限制中國軍委主席任期屆數，這就是終身制。官員屆滿如不能升遷，往往轉到其它部門同級職位上。如：市委書記屆滿，可調市人大另就，屆滿還可調市政協任職。可謂具體職位有期限，官位換坐無期限。這是變相的終身制。

現代專制實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回，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級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襲的翻版，和現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觀念的公然蔑視。中共在小圈子裏私相授受國家權力是壹個國家的恥辱。誰接受這種私下饋贈的權力，誰就是竊國大盜，就是全民公敵。

“接班”制度還在全社會推廣。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系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警察，兒子就是警察；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傳統世襲制是父業子繼，這種世襲方式目前在中國官場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種新的世襲模式已形成。即：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妳幫我親友升官，我幫妳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壹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幹子女占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系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享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這壹種隱蔽的世襲制，與傳統世襲制相比，更不負責任和更加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

在靠“隱形世襲”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它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視權力如同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制，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鄧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團，江澤民家族有上海聯和、網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團，榮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鵬和高嚴相識於東北，李鵬做副總理、總理時提拔高嚴做吉林省長、雲南省委書記，李鵬在卸任總理以前的1997年，趕緊將這個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拉到北京來，先做電力部的副部長（降級壹年、親信才能這樣屈就），98年電力部轉公司後，高嚴就當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了，儼然大資本家。高嚴腐敗多年而不倒，就是因為抱緊了李鵬的大腿。2002年7月高嚴讓情婦楊珊幫助他轉移財產，僅被查出轉移、藏匿的港幣、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高嚴在中紀委調查組進駐國電公司壹個星期後於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場認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審計署報告指出，原國電公司國有資產流失45億元，其中因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損失或潛在損失32.8億元。 

1993年北京長城機電公司十余億元非法集資案轟動全國，公司創辦人沈大富被捕，還牽出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時效（被控受賄於長城公司），兩人雙雙判刑。但長城公司的董事長朱琳，及長城公司開幕時去剪彩的李鵬均毫發未傷。1997年成克傑案曝光，查案時發現成克傑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鉆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廣東主持反走私會時，有人提到朱琳曾打電話提走壹筆扣押在廣東海關的走私貨物。

李小鵬，1959年生，考不上正規大學，就進了華北電業系統的中專改大專的華北電力學校（後改“學院”），82年畢業。1999年審計署破天荒地公布國務院53個部門財政違規報告稱：李小鵬的華能國際（隸屬於水電部）挪用南水北調工程費約65百萬元。李小鵬立刻遠走美國避風，躲在紐約長島的自置豪宅好長壹段時間，直到風聲平息才回國。

李鵬的女兒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學，進了電視大學（這個學歷，她是不列出來的），再想辦法進了清華大學，算是1989年清華電力系的碩士。李小琳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會副主席兼總裁。他們借在境外上市大舉圈錢。

李鵬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開始利用武警特權倒賣和走私軍火。據悉他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安亞技術公司和海南安義公司走私軍火所涉及的金額最少1千萬元人民幣。1998年李小勇與曹予飛因分賬問題鬧翻，李小勇將新國大的所有設備和現金搬走，11億元賬面戶頭提取壹空，並出動武警綁架曹予飛。結果曹予飛被判死刑而滅口。但5840戶、2萬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斷上訪請願，公開喊口號“李鵬為子還債”。就在受害者哭訴無門時，當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與他的妻子葉小燕（葉挺將軍孫女）及兩人的獨女移民新加坡，過著住豪宅、吃燕窩鮑魚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婦在新加坡與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約280萬港元購得，在灣仔會景閣和陽明山莊的兩套豪宅花了3千4百萬港元。

朱镕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雲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镕基之女）。

溫雲松——北京Unihub公司總裁（溫家寶之子），獲贈平安保險股票，價值超過七十億元。徐 明——大連實德集團總裁，30多歲就有20多億資產，2003中國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溫如春為溫家寶之女，他是溫家寶之婿。

回良玉的女兒嫁給了江的兒子。回在安徽任職期間的批條有37單，造成壞賬46億元；他在江蘇任省委書記的3年多時間，批條115單，造成壞賬242億元。江蘇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個小金庫，都是匿名記帳號，金額高達8億2千多萬元。江蘇省委辦公廳就有3個小金庫，這三個之中的壹個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鄉的縣名“榆樹”為匿名開的帳號，金額達3千萬元。江蘇省國土稅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興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華別墅，耗資三億三千多萬元。2000年，回良玉在蘇州太湖興建歐陸式別墅，還為政治局委員、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征性的五千元賣給他們。回良玉主政江蘇三年中的首長工程，就耗資150多億元。這個只有中專學歷的回良玉，還附庸風雅，經他手題詞的地方，就有二百多處。

王懷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賄300多萬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錢後，積極為其升遷講話，最終使王當上了副省長。安徽省政法委原書記在銅陵當書記時，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賄，據其主動交待有百萬之多。

俞正聲是毛澤東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黃敬的私生子，母親範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長；妻子張誌凱是原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大將之女；後借著江青的余光，結交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作為自己的死黨，攀上了鄧家。先是出任鄧樸方的官倒公司康華公司的總經理，89年被整頓後，鄧家派他到青島市當市長，他弟弟俞強生叛逃美國，他的官運沒有受影響，鄧樸方讓他回到北京當了國家建設部長。俞在青島時對內壓制和剝奪老百姓，然後把土地送給李鵬和鄧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漢東西湖區原黨委書記彭民泉從吳家山開發區農民那兒強征地3萬畝，每畝給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幾千畝給鄧小平兒子鄧質方、李鵬兒子李小鵬，用來蓋豪華別墅，俞正聲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鵬和鄧家表“孝心”。於是，俞正聲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員，內定為17大做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轉手倒賣給外商，每畝以50萬到100萬的價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積累。俞把彭民泉提拔為武漢市委常委、武漢卷煙廠廠長，下令把湖北其它煙廠都合並到武漢卷煙廠，把這個湖北第壹利稅大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為俞的政治小金庫。彭從壹個差點被雙規的貪官上升為誰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圍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時間在國外自己買的別墅、遊艇裏享受，揚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奪走土地的農民，至今還在各政府機關和媒體上到處告他。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1．災禍頻繁

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陜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萬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據《洪荒啟示錄》壹書提供的統計字，黃河2000年來中下遊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晉、冀、魯、豫壹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饑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壹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年至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征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饑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場又壹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東方專制主義

魏特夫原籍德國，猶太人，早年曾是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成為德共的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幹過。1933年魏特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放出後就移民美國。1935年，魏特夫到中國收集資料兩年，回到美國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專制主義”，就是說，中國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壹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征有以下幾點：

1）這是壹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2）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壹直就是專制社會。

3）正是這種君主專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4）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中國近2000年來根本沒有貴族，只有當官的世家。皇族壹旦離開了皇權，就會“五世而斬”。 中國只在先秦時期有封建，秦漢後就沒了。中國的皇帝是權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詞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共產黨為了奪權，就編出了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順序。 

5）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誌就是法律。

6）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東方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的最終結論是，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翻版。

文化相對主義者拒絕承認“東方專制主義”，這些人主要是弱勢民族的官方學者或西方學院裏的有色人種的學者，他們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觀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爾把文化相對主義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現代變種。

2．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成了“集權專制主義”，其特點有：

1）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壹大帝國，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裏，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壹言堂。皇帝剝奪地方事權，官吏自帝出。

中國君主集權加強表現為相權的削弱。秦漢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為首，百官隸屬於皇帝，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隋唐的三省體制，則把相權壹分為三，體現皇權的加強；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永樂朝創設內閣，至清朝又設軍機處，這壹變化反映皇權已達頂峰。

2）財政上“利出壹孔”，即財源由中央壟斷。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達到對全國財權的控制，歷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種措施，壹方面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農業稅收的來源。另壹方面加強對鹽、鐵、銅、錢幣等重要資財的管理。如漢武帝時的鹽鐵專賣。

3）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愚民政策和“別黑白而定壹”的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在全社會推行對皇帝的個人崇拜。

4）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頒，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

5）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系的種種特權。

6）軍事上，“強幹弱枝”，中央宏觀調配全國軍隊，皇帝總攬兵權

3．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壹

1）極端狹隘的繼承制度

殷以前的繼承制度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代，兄弟間在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國平分給2個兒子，後來壹個兒子病死了，分開的兩國又合二為壹；其後，查理曼大帝的國家被其3個孫子通過條約而瓜分，從而奠定了現代法國、意大利、德國的雛形。這個事例說明西方兄弟間的平等關系在中世紀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國人多妻多子，沒有辦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級制。譬如：周文王有100個兒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孫達幾十萬人，怎麽平分？

為維護宗法統治，周公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在繼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間的平等關系被徹底消除。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

首先，嫡長子制排斥庶子(側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貴不以長”，宗法的繼承原則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孫，嫡孫死，立嫡曾孫，向下皆然。

其次，嫡長子制還排斥其余嫡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長不以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後天的人為選擇，迫使在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從而認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實行世襲制度，古羅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選好繼承者後，皇帝收其為養子，以此名義傳位於後者，很少傳給親子的。

中國卻采取了“以貴”、“以長”而“不以賢”的方式來選擇君主，把具有繼承資格的人數限制在壹個人身上，無法顧及對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統治。

儒家強調血統穩定論，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導致了幼童、白癡不斷登位的事實，說明了儒家學說的蒼白無力。晉惠帝當政時發饑饉，惠帝卻說：“百姓沒米吃，為什麽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聽到蝦蟆的叫聲，便問左右：“蝦蟆亂鳴，為官呢？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說：“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還壹再點頭。

嫡長繼承制是為了穩定，可嫡長制下的繼承人資格最終是根據生母的貴賤確定的，壹旦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失寵而動搖皇後地位，勢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發流血事件。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亂，甚至暴力流血事件；並導致宦官、外戚與母後亂政。

中國統治者認為，嫡長子繼承是天下之大義，絕不得違背。為維護這壹制度，歷代王朝制定相關的法律，對以庶冒嫡、以次充長破壞嫡長子繼承制度者課以刑罰。 

《唐律.戶婚》中規定：“諸立嫡違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類似的規定。

嫡長子繼承制的絕對化，必然導致對人才的扼殺，極不利於家族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保護家族的利益，中國人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因為子、媳是自家人，女兒嫁出去是外人，所以親生女兒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術“機密”。這導致了許多藝術、技能沒落，而且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華人企業不讓外姓的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分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所以，中國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的大企業。

日本養子制度非常發達。異姓的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如果沒有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例如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選擇了壹個養子作為繼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它不僅維護了家業的延續，使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甚或數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店鋪屢見不鮮，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2）皇權無任何制約

斯巴達設有國王兩人，權力平等。平時只擁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權力，戰時由壹名國王任軍事統帥，指揮對外戰爭；兩個國王受到了廣泛的監督。還設有包括兩名國王在內的共30人的長老會議，除國王外其余28名都由選舉產生的年過六十的貴族擔任，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此外，還設有公民大會和監察官等。監察官，壹共5名，由貴族選舉產生，壹年壹任；他們權力很大，有權監督國王、長老和公民的壹切違法行為以及鎮壓奴隸的暴動。

在西歐君主制時期，至少從制度上還存著壹定的制約君權的組織形式，如英國的國會、法國的三級會議、俄國的貴族委員會，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對的舞臺，甚至由議會來選國王的；而中國的君權則沒有制度上的限制與約束。

中國從壹開始便是壹個君主，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中國的君主從來就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壹人說了算，誰也不能約束和監督他。

皇帝是中國的土特產，與外國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無法形成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教權。自有皇帝以來，君權惡性膨脹，人權民權無由產生，教權也成不了氣候，皇帝壹人君臨天下，任意妄為。

以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壹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

孟德斯鳩說，西方的王權因有神權的制約而有所收斂，中國的皇權因沒有任何約束、尤其是沒有宗教的約束而異常兇殘。“專制中國的原則是恐怖”。在中國父親獲罪要連坐兒女妻室，這是出自專制狂暴的壹項法條。“這些兒女妻室不當罪人就已經夠不幸了；然而君主還要在自己與被告之間放進壹些哀求者來平息他的憤怒，來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鳩引用了傳教士杜的話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中國人進衙門伸冤受到官府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動輒打死大臣，權力鬥爭殺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為慘烈的打壓，車裂、腰斬、絞殺、活埋、打入十八層地獄……宮刑、纏足、下跪這三種滅絕人性的人間慘事竟然演繹成了壹種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後是令人絕望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組，然後電擊它們。甲組的小白老鼠受電擊後，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幾個小門逃走。乙組的小白鼠，在受電擊後，由於無門可逃，它們四處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盡甚至撞昏。在試驗若幹次之後再做電擊，甲組小白鼠，照樣從小門逃走。可乙組的小白鼠，在接受電擊後，卻不再有任何反應，它們趴在地上，無奈的承受，不再掙紮。唯壹的盼望就是電擊早壹點停止，或不再電擊到自己的身上，而電擊到別只小白鼠身上。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那無法逃跑的可憐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羅馬的平民反抗貴族的撤離運動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島上。魯迅唉聲嘆氣地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因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強權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國人膽小的奴隸性格。面對強權、面對壹切非法的強暴，中國人總是選擇屈服、選擇忍耐、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

3）強幹弱枝的非人社會

趙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將和平解職；為穩住他們的心，不得不重加賞賜。賞賜後，又怕他們因財產太多糾集黨徒生出叛亂來。於是他想出了兩個絕妙的辦法：首先，他給這些大將們每人賞賜了壹塊土地，敕令他們修建豪華的府庭；每個大將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數萬兩金銀。其次，在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這些退休大將入宮賜宴。大將們開懷暢飲，個個爛醉如泥。趙又宣召這些大將的長子入宮攙扶各自的父親回府，臨行時，對大將們的長子說：“剛才妳們的父親都答應各自向朝廷進獻十萬緡（壹緡為壹千錢），妳們都記下了”。當這些大將酒醒之後，長子把皇上的話向他們轉告，大將們也弄不清是否說過這話，誰也不敢去證實，只好獻上這筆巨款。經這麽兩次折騰，大將們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國的專制社會只養壹條龍，那就是皇帝。他怕別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殘和打擊個體的龍性，造就絕對服從、絕對聽話的應聲蟲。在造蟲的環境裏，別說成龍了，就是連個長蟲（蛇俗稱小龍）也養不出來。

中國的社會結構較類似螞蟻模式。螞蟻社會嚴格分工，工蟻的生殖功能被閹割。在蟻群社會裏兵蟻壹方面具有保衛和掠奪的功能；另壹方面出於對社群而非對於蟻後的忠誠，具有換掉不合格的蟻後，保證社群新陳代謝的功能。

儒教強調的是類似蟻後的領導者——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老百姓的確是蟻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只是工蟻。在儒教社會，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兵蟻更換蟻後的威脅，所以必須對有才幹的武將除之而後快，以便從源頭上杜絕社群的糾偏行為。嶽飛要迎二聖還朝，於謙在土木堡之變果斷棄掉英宗，就是更換蟻後的行為。因此，無論他們如何精忠報國，總是被清除的對象。武將越能幹，死的越快；只有貪鄙無能的武將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敗內部的競爭對手，放在比打敗外部的敵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對內拼命打擊的結果，必然是對外侵略抵抗的減弱。所以漢族屢屢南遷甚至亡國，中國的漢奸就特別多。

大漢奸雖然是外力的奴才，對內卻可以當主子。長期的專制統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膽大妄為卻又奴性十足的壹個群體，隨時準備依附於壹個最高權力或最強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義的事情而不受到懲罰。對奴隸來說，做異族的奴隸和做本族的奴隸並沒有多大區別，在哪個強者統治下還不是壹樣交錢交糧，還不是壹樣不被當作人看待？

專制滋長奴性；奴性可以為—個主子服務，它也同樣可以為別的主子服務。儒奴們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賣國求榮，可以為蒙古人的鐵蹄去牽馬墜鐙，可以在滿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還可以在日本人的“維持會”裏茍且偷生。從跪伏於遊牧民族，到俯首於商業民族，盡管服裝、禮儀各異，奴魂如壹，正是此輩之普世價值也。

從生物學上看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徒具螞蟻模式的外形，卻沒有螞蟻模式的合理內核，不能保證自我糾正，而具備壹種自我自我毀滅的趨勢，是壹種失敗的社會組織結構。

4）專制主義的人情化

專制主義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隸孝道。三綱六紀是從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再比喻到天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曾國藩在家書裏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這就構成了壹個循環糾結的天羅地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李慎之說：專制主義的氣息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壹接觸就會感染而不自覺。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紅樓夢》裏賈元春回家省親，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

5）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根子特別深、範圍特別廣，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國18世紀思想家孔多塞說：“壹大專制帝國之在中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玷汙了全亞洲。”誠如梁起超所說：“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若中國者。” 中國的專制獨裁是全球之冠，與之相適應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見的。

中國專制政體誕生以來，“亂紛紛妳方唱罷我登臺”，國君和皇帝換了也不知有多少個？但專制體制非但沒有改變，反倒愈來愈完備和嚴密，其原因就在於奴隸基因的遺傳。皇帝換了，但依附關系卻更深，新的主子又會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衛，壹切又恢復原狀。

194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中國傳統對現代化的壹次反撲，文化大革命則是反撲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義、上綱上線，全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無怪乎其發起人最喜歡的不是馬列大部頭，而是中國線裝書。中國人民壹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壹個皇帝。

李慎之說：“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專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撲的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思想啟蒙。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啟蒙，任重道遠，決不可靠壹時、壹事的運動來解決”。21世紀中國必須有壹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徹底摧毀壹黨專制的邪教意識形態。

制造仇恨

共產黨以煽動性理論為基礎。《共產黨宣言》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剝削奴役”。

馬克思把資本說得壞極了，他說：資本壹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事實上，階級論和剩余價值論壹來到世界，每個理論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剩余價值理論把子虛烏有的剝削強加在作為決策勞動者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頭上，並以此為根據把資本家階級誣蔑成為“剝奪者”階級，然後再去鼓動無產者階級去剝奪什麽根本不存在的剝奪者，這才是所謂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反動本質！這種栽贓陷害、從理論上無償剝奪和占有了決策勞動的全部成果的剩余價值理論，完全就是壹種在人類社會內部人為擴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人為制造社會分裂和混亂，並挑動人類內部爭鬥的典型搗亂和造反理論綱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強盜的經濟學。剩余價值論完全是流氓學說，目的失好讓流氓集團理直氣壯去殺去搶。馬克思的理論不是為了生產，為了創造，而是為了挑起階級仇恨和鬥爭，以便亂中奪權。所以，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確是壹語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給每壹個人劃階級、定成分、定出身，制造人群的對立、分離、隔閡、“挑動群眾鬥群眾”，坐收取漁翁之利。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過是某些窮人的偏見，披著“解放全人類、大公無私”等外衣，骨子裏卻是懶惰、嫉妒、貪婪、仇恨和造反。馬克思的經濟學挑拔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挑撥了各社會成員和諧合作的勞動關系，破壞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馬主義與種族主義並列，是人類近代史上戰亂不斷，屠戮和暴力肆虐橫行的兩大根源。

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自身就要被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蠱惑性理論的號召下，人類社會因此而形成了馬克思所鼓動的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的急流中，結果演變成了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消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並進壹步通過所謂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把人類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這兩大陣營間的鬥爭以及所謂輸出社會主義革命，把整個人類社會都卷入到了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去了，給整個人類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觀察馬克思的觀點，那就不難發現，就象壹種因規則不合理而導致比賽的結果也不合理的體育競技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只需根據比賽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競技規則，並由此使比賽逐步完善合理起來，而不是在參賽的運動員之間人為制造什麽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告訴那些被淘汰的運動員，是獲得優勝的運動員無償占有和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成果，並進壹步慫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搗亂，去消滅那些依據競技規則永遠只能是少數的優勝者。

馬克思的經濟學就是這樣壹種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把競技規則的弊病歸結於能者，在運動員之間人為煽動和制造仇恨，鼓動他們自相殘殺的搗亂理論。這種只能把競技優勝者打翻在地的荒謬理論的最終實踐結果，造成壹種優不能勝、劣亦不能汰、出頭的椽子先爛、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齊、越窮越光榮從而大家壹塊兒都受窮、社會發展亦停滯不前的最終結局。

擡高自己

《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共產黨人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眾”的蕓蕓眾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前的統治階級[官們]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壓迫窮人，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掌權後才時時刻刻維護窮人的利益。這是“黃婆賣瓜、自賣自誇”不正當競爭的典型。他宣布他領導的暴力小集團是人類“先進”的頂峰，真是恬不知恥到了極點。他們通常都自封為大師、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領或宗師等，宣稱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還能預知壹切。“領袖”的話就是“真理”。 

《國際歌》裏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實，在共產黨眼裏，並非真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別人當救世主，必須有他們來充當這個世界的救世主；在他們看來，這個角色非他們莫屬。共產黨最喜歡擺出壹付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姿態，中國共產黨更是自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正是這種救世主狂想的集中體現。

孟子講過：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現代中國變成了“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黨把拍馬吹牛定為根本國策，不僅將此當作國民的義務，且將它當成檢測臣民忠誠和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任何東西壹經欽定為熱愛對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說好，不許說壞。蒙童學會寫的第壹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學會唱的第壹首歌是《東方紅》；無恥文棍文痞編的馬屁詩文、馬屁歌曲、馬屁電影戲劇成為人民唯壹能見到的東西。

中國已成為壹個“萬般皆下品，唯有馬屁高”的馬屁國，成為壹個“千破萬破，馬屁不破”的馬屁精的樂園。打開各種報紙雜誌，擰響收音機，扭亮電視，參加各種會議，觀看各種標語，何處不是諛詞滔滔、馬屁滾滾？何處不是牛皮轟轟、虛美裊裊？何處不是無恥肉麻、庸俗虛假的無聊吹捧？如果馬屁心態成了壹種普遍的人格，拍馬屁成了國人保命或謀生手段，就會使堅持真理的人無法存活，就會使專制者幹起喪盡天良、禍國殃民的事情來壹路綠燈、通暢無阻，從而給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共產制度把人民所獲得的壹切都說成是黨的恩賜。他們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而黨是他們的代表，還恩賜給他們生產資料；所以，任何人都是黨養活的，只許感恩戴德。整個國家處充斥著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如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肉麻得人起雞皮疙瘩；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麽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壟斷壹切，而且壟斷了真理（偉大光榮正確），領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質疑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於領袖的主張，只要妳成立壹個獨立於共黨之外的組織，就意味著對共黨及其領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對共產黨權力的挑戰。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就必須禁絕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鼓勵吹牛拍馬。

如果壹個人總是自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這是應該羞愧的。但是，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這樣自誇，卻絲毫沒有反省，真是駭人聽聞。只有恬不知恥的集團才不斷地吹噓自己的先進性。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存在幾個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膨脹起來的理性瘋狂，它認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間天堂。而人類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統治人民完成這壹使命。哈維爾說，共產制度之所以空前殘忍無情，那正是建立在共產黨人對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極度傲慢自負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識分子妄圖消滅其余壹切知識分子的罪惡企圖。在人類的各種狂妄中，最危險的莫過於知識的狂妄。在歷史上的各種暴政中，最惡劣的莫過於觀念的暴政。壹個人只要他擺脫不了知識的狂妄，只要他總在那裏苦苦思量誰代表了多數、誰代表了少數，以及什麽是唯壹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壹類的荒謬理論，那麽他就不可能走出壟斷主義的觀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負。驕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產主義運動把人的驕傲和人性中各種惡的部分充分動員起來，並放大到全社會。由於沒有人是偉光正的，因此，這種驕傲必須通過強迫他人來實現。換句話說，壹個人、壹個組織如果要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把別人、別的組織妖魔化，才能證明自己，並且肆無忌憚地謀財害命、踐踏他人的尊嚴。

第三、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首先是聖人君子說。中國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無缺的人，他們德配天地、神機妙算、奉天承運。用今天的話說，有壹批人偉大光榮正確，因此他們有義務和能力統治我們。其次就是善惡二元論，即把好人說得跟神似的，壞人壞得讓人食肉寢皮。有聖人就必須有百姓對應，有君子必須有小人對應。由於人的局限性，每個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因此，為了成為聖人君子，就只能進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把別人糟蹋為小人是聖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這是黨文化的實質。

第四、唯利是圖。“那個叫喊最兇的和發誓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馬列主義又何嘗不是共產主義幌子下害人主義？！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著壹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的反面。”

集權專制

專制主義可以分為家天下與黨天下兩種。家天下是傳統的專制主義，黨天下是現代化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壹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領導的俄共。俄共不僅在本國推行壹黨專政，而且以輸出革命的名義四處販賣或強制推行壹黨制。在壹黨專政下，“組織”成了鎖住人手腳的鐐銬，禁錮人的靈魂的緊箍。壹黨專制所代表的壹個意誌、壹個理念、壹個主義、壹個領袖、壹致行動與人類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作為壹黨專政也有兩種情況：壹種是承認本黨有某些弱點，而民主及多黨化比壹黨專制要好。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屬於此類，正如毛所言：“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另1種黨則是各國的共產黨。這種黨利用人們對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極力醜化民主自由。這種黨為達專制獨裁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絕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因此每個赤色國家都創下了歷史上最高的殺人紀錄，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財產剝奪，讓老百姓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貧富懸殊。

共產極權對人的控制之嚴密，超過歷史上任何政權。藉助於現代技術提供的方便，通過“經濟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對人的控制推向前無古人的極端。極權主義政府不僅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壹切分別。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中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壹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壹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形單影只，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黨組織的觸角伸向整個社會的每壹角落。通過黨控的各類單位（包括村）和街道辦事處，把所有人納入黨權的控制之下，從而實現黨對全社會的控制。從物質消費到精神供給，從工作崗位到養老保險，從婚姻家庭到個人娛樂，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包辦。

為了維護其專制，居然還精心編造1套假民主自由機構，給人們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讓人們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辦法讓人們認賊作父。在黨天下裏，老百姓不但在物質上完全被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者。

極權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全面剝奪公民的自由，通過黑箱檔案制度對所有人進行組織鑒定及其處置。“黨組織”是檔案的制造者，也是每個人的審查者和鑒定者；檔案記錄著個人資料及其成長過程，其核心功能是“黨組織”對每個人進行政治審查、鑒定和評價，組織結論和政治汙點將跟隨每個人的壹生，決定著每個人的上學、就業、提幹、調動、甚至婚姻。

極權者隱藏在誰也無法窺測的黑幕後面，運作著無孔不入的權力機器；被統治者中的每個人皆處於被監視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無處躲藏。極權制度的恐怖政治是專職警察與業余警察的相結合，幾乎把每個人變成業余的秘密警察。獨裁統治的秘訣之壹，就是迫使個人陷於孤立。因為孤立的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獨裁者才會有安全感。個人離開了官辦組織便壹無所有。非經過官辦的組織、單位及階級身份的鑒定，個人之間發生任何關系都是危險的，介紹信制度和階級身份歧視制度，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交往。個人盡管每天活在組織或單位的群體中，活在階級歸屬的認同中，卻又處在毫無社會誠信的絕對孤獨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監視的軍營式群體之中。

共產組織的核心特征就是絕對集權和絕對服從。列寧把現代政黨比喻為壹架組織嚴密的大機器，黨員只是“黨機器”上的“螺絲釘”，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甚至連最具隱私性的戀愛婚姻及親屬關系等個人性的東西都要完全服從組織。為了黨的利益而甘願奉獻個人的壹切，中共的入黨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內容——犧牲個人和永不叛黨——在各個時期都壹以貫之。所謂“生為黨的人，死為黨的鬼”是也。 

黨的利益永遠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實質上又是黨的領袖、黨的領導幹部和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黨的領導變成握有國家權力的核心成員，也變成享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為了黨的永久統治，可以滿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權利。用不出臺政黨法和新聞法或出臺壹些以限制為目的的條例，把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化為烏有。普通黨員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壹樣，只有為黨獻身的義務，連吭壹聲的權利也沒有。

崇尚暴力

《共產黨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馬主義指導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人多勢眾的造反、殺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這個恐怖詞匯在共黨那裏成了正當的字眼，從此“革命”成了殺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國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統治者迷信暴力和鎮壓；而人民太逆來順受。為這個結論作註解的是鄧的“殺20萬，穩定20年”、“共產黨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萬人頭來換”。

共產黨的暴力主義已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蔣經國年青時是壹個馬克思主義的狂熱者，為了共產主義，他不顧親情與父親決裂，加入共產黨。當時許多跟蔣經國先生壹樣的人，在共產主義狂熱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階級，走上了殘暴的道路。蔣經國先生很快從共產罪惡信仰中走出來，在上帝的感召下，把臺灣從罪惡的歷史中拯救出來。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年青時也是壹個共產主義信仰者；當意識到共產主義的罪惡之後，李很快從壹個無神論者轉化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領導者相信上帝的緣故，他們才把罪惡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產黨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誠、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調和、不相信“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眼中的世界是壹個充滿邪惡、陰謀、敵意、包圍、遏制、顛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彈”與“和平演變”的世界，他們用以對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這壹套。因此，他們只相信實力，相信顛覆，相信征服，相信圍堵封殺，相信弱肉強食，相信文攻武嚇，相信“武裝鬥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他們熱愛戰爭勝過熱愛和平。他們頻繁使用與戰爭、暴力有關的字眼，顯得理直氣壯。譬如：“期待很久的奧運戰火又壹次點燃”，領導幹部高聲宣布“打壹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司法界被稱為“司法戰線”，法官之間乃“戰友關系”。把政治學習、“嚴打”、反腐、申奧、抗洪、環保、計劃生育等統統當作“戰爭”來看待。

中國大陸領導人只承認國界不可侵犯，不承認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民主原則；揚言反對臺獨不惜壹切代價，不惜把臺灣、大陸和美國變成無人區。

中共[朱成虎將軍和國防部長遲浩田]要通過基本消滅幾十億人的方式把自己與人類、世界捆綁起來，並宣稱共產黨高於人類和世界，因為在共產黨看來：“共產黨完了，世界也完了”。共產黨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產黨反人類、反中華的本質。

這種血腥氣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戰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宗旨，顯然是專制觀念在作怪，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文化在發威。

槍桿子主義出專制，不出民主；出特權，不出人權；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級，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愛；出邪惡，不出正義；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蠻，不出文明；出殘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亂，不出和諧；出蕭條，不出繁榮；出苦難，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滅異己

沒有民主原則的組織就是黑社會，不執行民主原則的政權就是黑社會。中共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的黨，壹般是只進不出，要出也是“開除出黨”；中共也沒有民主選舉的義務，因為它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維護壹黨獨裁；中共更不能成為某壹個階層的代言人，因為它不但在殘酷鎮壓“廣大人民”，連自己內部的成員也“無情打擊”。當中共的黨員順應“黨性”的時候，黨或許會給他們壹些甜頭，但是當黨員“人性”顯露的時候，黨就會舉起大棒或屠刀，連中共的歷任總書記都可以打倒。

極權主義不同於奴隸制。奴隸制度下，奴隸們雖然也被剝奪了壹切基本權利，沒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隨時被奴隸主當作工具壹樣轉賣甚至處死，但是奴隸們至少還有自己思考的空間，奴隸主無法也沒有興趣對奴隸進行精神控制；此外，社會上還存在壹個自由的平民階層。而在極權制度下的現代奴隸們，連思考的空間都被剝奪，理論上連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許的；社會上再沒有任何壹個階層能夠像奴隸制下的平民壹樣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統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甚至地位僅次於頭號極權主義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奴隸遠比“階級敵人”幸運，奴隸可以為主人提供各類服務，主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對奴隸們實施群體滅絕。歷史上的任何奴隸制國家，沒有壹個奴隸主會愚蠢到要對奴隸實施徹底滅絕。極權主義把人分成領導階級、同盟階級和“理應消滅的階級”，對壹部份被定義為“階級敵人”的人群實行肉體上、財產上和思想上的全面滅絕，以“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

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共產黨“解放全人類”、“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是輸出“革命”、輸出恐怖。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武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

1978年到1988年間蘇聯完全撿起斯大林的衣缽，幫助阿富汗共產黨掌權，對阿富汗愛國者使用最殘忍、最野蠻的鎮壓手段。十年間，配備有各式武器的20蘇聯軍人常駐阿富汗。他們對該國反抗侵略的民眾實行焦土政策，狂轟濫炸、機槍掃射是家常便飯。許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進到烈焰中燒死。苦刑花樣翻新、監獄人滿為患。不經司法審判的處決每晚常發生數百起之多。1979年蘇軍血洗赫拉特［Heiat］時竟殺害了該城1/8的居民。這支侵略軍八十年代還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學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變和蘇聯的入侵中斷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民主化進程，蘇軍的暴行導致將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離失所。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柬埔寨紅色高棉第壹部社會主義憲法就是張春橋組織班子協助起草的。紅色高棉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華人及華僑教師，許多人被處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紅色高棉軍隊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紅色高棉軍隊每接管壹座城鎮，就立即破壞當地的市場。他們或宣布大減價，把物價削減90%以上，或直接搗毀所有的零售攤店，並且很快就將貨幣取消。城市商人幾乎均為華人，遭此掠奪與打擊，頓時便陷入壹無所有的境地。

紅色高棉占據金邊的第二天，就開始驅趕2百萬居民離城下鄉，稱為“反對吃閑飯運動”，連老弱病殘也不能幸免，數日之內，全國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鄉下農民都被按軍事編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營房，連夫妻也只能在獲得批準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壹律強制勞動，壹起吃大鍋飯，壹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後來左到認為，人壹天吃三頓飯是多余的，兩頓就夠；婚姻不必自由戀愛，由“組織”指定配對就行；多數華僑少女被強行婚配給傷殘軍人，許多人因此而自盡。如果體弱“偷懶”,挨不住餓偷捕魚蝦或摘果子吃,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在波爾布特執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饑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爾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滅了，統統都變成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拿起鋤頭種田。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電視、汽車等生活用品，被當作“革命”的對象，燒掉，砸掉；黃金白銀、美金鈔票，成了糞土，失去價值。機器也是奢侈品、丟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關閉學校，強制推行農業主義，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驅趕到鄉下種地。凡是會讀會寫的人、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萬越裔全部死亡，60萬華裔死了30萬，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回教徒死了9萬。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幹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從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爾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達200萬之巨。

其恐怖行徑超過了古往今來任何壹個暴君！紅色高棉的嗜殺嗜血，從“民主柬埔寨”的國歌中可見壹斑，攻下金邊的四月十七日被定為新高棉日歷的“元年壹日”，國歌歌詞唱道：“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波爾布特還熱衷於搞內部清洗，僅僅在執政的三年間，就搞了大規模的清洗四、五次，不僅把越南培養的共產黨清除，而且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法國留學生出身的幹部也清除掉。直到把親密戰友宋成壹家殺害，最後落到楚霸王的下場。

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壹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鉆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制了鉆腦機，取人腦來制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壹個椅子上，置於鉆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鉆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鉆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遊擊隊。1965年至1973年中國出動32萬軍隊（不包括武裝民兵，當時美軍有55萬），死亡約10萬中國戰士（越南死150萬，美國死5萬多人），花了200多億美元（1950--1978）支撐起來的越南；剛勝利就大肆迫害和驅趕華僑，除回國的16萬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計其數。

1979年鄧小平為救紅色高棉政權而發動對越戰爭，幾十萬大軍打過去。戰爭共十多天，中國就損失了兩、三萬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廣州軍區某軍標兵團尖兵營壹次遭遇越方9人遊擊隊騷擾性伏擊，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隊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嚴重傷亡。

中國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國政府治下的華僑的日子很難過。柏楊說：“壹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壹個災難。’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壹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遭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被驅趕的越南華僑在法國嘆道：唉！做壹個中國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來，中國人的每壹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壹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壞。再來壹個盼望，結果又是壹個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12.8萬平方公裏縮減8萬多平方公裏。 

中共煽動東南亞國家遊擊隊奪取政權，並提供軍事援助，幹涉他國內政。緬共完全是中共訓練的，他們在緬甸奪取了壹些根據地後種植鴉片。當時有2千雲南知青偷越國境，去參加“世界革命”，他們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在緬甸付諸實現，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戰場上。在中國，他們被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此外，中國還派了大量的軍官去緬共人民軍任“軍事顧問”，其實是指揮作戰。

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壹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系，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誌明指導工作。馬來西亞共產黨有壹個革命電臺，叫“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其實就設在湖南。 

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壹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壹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當年中國到處去慫恿推翻人家的政權，現在厚臉皮的不許人家幹涉自己的主權，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麽？

1965年受中國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企圖暗殺本國的高級將領、在雅加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但該計劃未成功，短時間內就有數十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死於非命。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華僑身上，並波及到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機構和官方機構。搶劫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驅逐中國外交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亞允許壹艘中國客輪前往印度尼西亞，接回了4000余名華僑。1967年4月與中國斷交。為遏止共產思想在印度尼西亞擴散，印度尼西亞下令關閉所有華校，先後頒發種種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強制華人改用印度尼西亞姓名。蘇哈多還把針對華人的同化定為國策，用政府的力量強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蘇哈托統治集團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臺。為搞亂社會趁機發動政變，蘇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亞軍人偽裝成平民，對印度尼西亞華人財產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破壞，2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奸淩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殺。

壹個日本人描述說：“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動。我坐的汽車也被搶劫者盤問過，問我們是不是華人，當我們用日語回答時，他們揮揮手就把我們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亞富有的外僑是日僑，找替罪羊的說法是華人的自我安慰。當地人之所以選擇華裔開刀――是因為襲擊者明白，不會有任何人為這些被害者作主。當時只有新加坡竭盡全力的幫助華裔，新航為此加開了壹倍班次，來救援被洗劫的華人。印度尼西亞甚至不許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乘飛機離開，盡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和香港之間的航線還沒有取消，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只能登上汽車，長途跋涉從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度尼西亞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網上求救的信件是發往美國的。他們為什麽不用中文向血脈相連的祖國親人求救啊？因為他們知道那沒有用。“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這令人心痛的口號，是他們愛共黨中國的經驗總結，是中共使他們懂得了這個真理！

海外華人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江澤民指示：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亞的內政，我國不幹涉。印度尼西亞五月的暴亂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了兩個多月。直到七月互聯網上傳出壹張張令人慘痛欲絕的圖片和海外華人群情激憤示威遊行場面。6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對此事件表示了關註；7月28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又表示“強烈關註和不安”，連譴責都不敢。就在國際輿論紛紛用“野蠻”、“慘無人道”來譴責時，8月3日《人民日報》只說“掠人財產、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為似的。壹個在國內都沒有尊嚴、只有威嚴的政府，在國際社會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殺華人後不久，中國給了印尼政府4億美元無息貸款。印度尼西亞98屠殺華人是當時公認的獨裁國家，中共當然不會反應過火，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毛澤東的手伸得很長，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見過毛澤東，毛當場就給他六千萬美金，還說不要還，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遊擊，去顛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錦濤壹口氣就簽了19個“項目”，其中壹個是以“貸款”的形式“賣”給人家電視機100萬臺。

中共對獨裁國家有諸多的好感，深怕壹個失誤造成獨裁小兄弟壹命嗚呼！這就是為何中共對印度尼西亞、前紅色高棉大肆屠殺中國華僑而裝聾作啞的原因！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共有密切關系。除了紅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尼泊爾“毛主義遊擊隊”到今天還在那裏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唾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壹個西方民主國家對壹個西方民主國家開戰，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打資本主義國家。可社會主義打社會主義卻是延綿不絕。1979年的時候，中國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蘇聯打捷克，蘇聯打匈牙利，蘇聯打東德，六九年蘇聯和中國還打起來，差點兒打核大戰。 

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壓》(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試驗的沈重代價觸目驚心：1億多條人命。其中，蘇聯，3千多萬；中國，9千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中國為各極權國家之首。而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之和也不過3360萬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政權就成了殺人機器，殺人惡魔，最大的恐怖組織。它的出現就是人類的禍害，無論怎麽說它都不為過。

這種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在20世紀為所有獨裁者看好，他們不約而同地舉起了社會主義大旗。墨索裏尼、希特勒是20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納賽爾少校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黨。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實行壹黨專制。其口號是：“民族、民主、社會主義”。1962年3月2日，吳奈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並成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實施軍人壹黨專制，解散壹切其它政黨，宣布要走“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吳奈溫發布《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綱領性文件：廢除多黨制議會，實行綱領黨壹黨專制；實施國有化經濟，土地、工業全部國營；還推行農業合作化、計劃經濟。但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終於1988年下臺，緬甸實行了26年的社會主義終告結束。

1974年門格斯圖在埃塞俄比亞發動政變，把皇帝抓了起來，成立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倒向蘇聯。1975年，門格斯圖命令手下用枕頭悶死軟禁中的海爾.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亞迫害死了好幾千人，死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約壹百萬人死亡於非命。社會主義統治激起了強烈反抗，終於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亞因此分裂成壹個內陸國，新的國家厄立特裏亞誕生了。

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政治恐怖主義分子，壹個是斯大林，壹個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傾向於極權專制，列寧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就愈銳”。在斯大林、毛澤東的影響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義遍布亞非拉。到了二十世紀末，大都脫離了政治恐怖主義，還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它們是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利比亞、緬甸。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監獄，朝鮮上百萬人被關進政治集中營；古巴人民冒險渡海奔自由。可見，政治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威脅更大。

第133節 鉗制輿論 謊言欺騙

極權統治必然造成廣大民眾怨憤、不滿，統治者為了求得穩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必定會壓制封鎖不同的聲音，剝奪民眾的自由表達權利，實行“階級專政”。為什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專政者非常先進（歌功頌德不可避免，即便無功無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頌，只要能蒙人就行）。萬壹不先進咋辦？千萬不能讓國民知道（隱諱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鎖和言論、出版管理制度實乃重中之重）；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官方對廣播、電視、報紙乃至對網絡的管制、封鎖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都變成只相信謊言、重復謊言、而不會（或不敢）有個人思維能力的愚民！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黨偉大、正確 。知識份子中有獨立思想不願當愚民的人，就會在每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愚民們批鬥的“反面教員”受盡苦難。

共產黨的謊言欺騙主要表現：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二是抹黑對手，將其妖魔化；三是強奸民意。為了這些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造假能手，壹部共黨史就是壹部謊言史。壹張“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挾個雨傘，壹副憂國憂民的面孔，真實的歷史卻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黨領袖們的壹個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政治的需要。

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壹切功勞歸於領袖，把壹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然而謊言總是有漏洞的，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壹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壹套彌天的謊言系統工程。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黨內部也發展出壹套強力禁制系統，壹套鐵血紀律。奪取政權後，黨便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使之更完整、更嚴密。

林彪說過：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江澤民為了掩蓋漢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過繼給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無神論者搞個人崇拜，搞我不信邪（這裏的邪是指壹切），並由此出現了浮誇風等。各單位壹把手的話就是聖旨，誰不服從誰下崗。壹個單位幾套賬，應乎上級檢查的是壹套，對付各副職的是另壹套賬，壹把手個人還有壹套賬。財會人員也分知己與外圍，外圍的財會人員看不到真賬本。只問錢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風籠罩，正氣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說，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壹位莫斯科的科學家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壹種象征，或者是作為壹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壹種象征，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壹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壹種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對他的緊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謊言是社會主義野蠻制度的根本標誌。制度性腐敗，就是國家政權及其相應的組織機構自身所呈現出來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虛假成風。壹個長期依賴謊言的專制極權政體，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裏不壹、雙重人格的人。這架謊言機器把每個人都煉成了“說謊者”。制度性謊言摧殘了億萬人的心靈世界。

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壹系列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破壞，不僅僅是經濟的崩潰，更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

謊言欺騙也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因為每壹種控制說穿了就是過濾真實信息，制造虛假信息，壹開始蒙別人，最後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詐執政，只有謊言才能公開說，公眾活動成了“假面舞會”，大家不敢說內心真話。在中國，“表態學”特別發達。表態學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話滿足上級“統壹思想”的需要，掩飾真實思想，以求得自我保護。久而久之，說假話成了嗜好、成了習慣。中國人講起謊話，如同流水，不但別人不信，連自己也不信；但人們都假裝相信。人們討厭假話，又需要假話。大家都說假話，不必擔心被拆穿。相反，不說謊者被視為異類，成了打擊對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劉文彩，描寫得比閻王爺還壞。加在他身上的罪惡都是文革時期的杜撰，劉文彩不是魔鬼倒是個慈善家，鄉裏修橋補路不必說，他還曾捐獻過壹座當時在四川省屬壹流的師範學校（比現在的希望學校強百倍）。劉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礦死亡682人，是中共采礦史上最大的慘案卻被隱瞞，1971年才恢復生產（1917年1月11日，中國撫順發生煤礦瓦斯爆炸，917名礦工死亡）。70年代，發生在新疆伊犁兵團農四師燒死幾百人的特大火災也被隱瞞。

2003年，SARS最初在廣東地區發生，可當地官員出於維護國家形象的考慮，盡量隱瞞SARS真實情況，使中國內地沒有盡早做出防範措施，造成SARS在中國內地的大規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吳淞過江隧道壹段沈箱作業時因沒對齊，上萬噸的沈箱與已放置好的沈箱發生碰撞，導致已放置好的沈箱（好幾節）拱起並在接口處破裂進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幾人跑出外，在隧道內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犧牲了。事發後上海當局封鎖了消息。

壹個社會全方位失去信譽，令人觸目驚心。人們發現：不只是某些壞人才幹壞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鄉、成縣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假，像假藥、假酒、假汽車是致殘致命的，安徽的假嬰兒奶粉，使上百嬰兒變成“大頭娃娃”。為了壹點蠅頭小利就不顧壹切了！往油條裏摻洗衣粉，可使油條挺拔好看。在宰羊前註射阿托品，能使肉質鮮亮，還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飲水，從而增加重量；在質次的漚黃米粉中摻入甲醛次硫酸鈉，可做成潔白的上等米粉；在面粉裏摻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面粉增白；給陳大米拋光，可變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來非常水靈；給黃鱔餵避孕藥，可以迅速增肥。……臺中縣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結識了壹女子，就結了婚，該女到臺灣撈壹筆後，就回大陸探親，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調查，發現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證的人。

13億人養成了說假話的惡習，是民族的巨大災難！壹個小學老師提問學生：李白為甚麽“停杯投箸不能食”？學生答：因為害怕“毒米”；老師又問：為甚麽他“舉杯澆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喝的是“假酒”，當然會愁上加愁。

有人說，現在中國除了說假話是真的，就沒什麽是真的了。中國人看的是假新聞，讀的是盜版書，種的是假種子，上的是假化肥，壹個心灰意冷的人喝農藥自殺怎麽也不能成功，喝酒卻使他送了命。過去強盜小偷都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現在時興坑熟人，騙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這麽壹做連最後壹點人格尊嚴也沒有了。

孟德斯鳩說：“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壹位網絡名家九哥說，“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過剩，而恰巧是中國人自身道德底線之崩潰！”無真之國，不善之族，又怎能列於當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如果不徹底放棄狡猾的為人、狡猾的心態，樹立誠實信用的原則，中華民族就難以入圍世界優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嚴是永遠不會從謊言中產生的。從謊言中只能產生虛驕、浮淺、扭曲以及殘暴等等人類最負面的罪行。我們的民族在彌天的謊言中浸淫的太過長久，以至於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於現代文明世界，在專制與偏執的泥淖裏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試問，壹個充滿仇恨與偏執、只知道服從權力、失去反省、創造與想象力的虛偽民族會有怎樣的未來？

1974年索爾仁尼琴寫了“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該文被無數的蘇聯地下出版物刊載，流傳全國。他指出共產主義是壹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壹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壹切原則，犧牲壹切靈魂……”。

他呼籲人們“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每壹個蘇聯人，至少可以“不再寫作、簽署和印刷任何違背真實的東西；教師、演員、宣傳家，不再於私下或當眾發表歪曲真理的談話；不去參加那些官方的遊行和集會，拒絕舉起被給予的橫幅和標語；當聽到虛偽宣傳時，立即退出會議、集會、演講、戲劇或電影；只要報刊歪曲報道，對重大事實掩蓋不報，就不在該報上發表作品，並拒絕在報攤上購買這種報紙……我們得到解放的最簡單、最現成的關鍵就在這裏，那就是，每個人拒絕參予謊言”。

他說，“這不是壹條容易的路，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仆，還是擺脫謊言，做壹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壹的選擇”。

他寫出這篇文章的當年，被驅逐出境。黑暗的蘇聯時代的索爾仁尼琴等人讓我們看到了另外壹種生存哲學：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當他說“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時，中國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大躍進時期都成了謊言制造商，如魯迅所說他們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他們“像畜生壹樣地活下去”（電影《芙蓉鎮》中的臺詞）。在中國，人們壹邊高喊實事求是，壹邊卻睜眼說著瞎話。

哈維爾1978年10月發表《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是以謊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來維持的。那是“壹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壹種假裝虔誠和偽造現實的語言”。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

曾深刻體驗共產制度對人性摧殘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從小到大，我們已習慣了口是心非，也學會了從不相信什麽，對人漠不關心，只顧自己。愛、友誼、同情心、謙卑、寬恕，已失去了內容和意義。我們正遠離上帝，這種偏差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共產主義是壹個彌天大謊。黨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按需分配。這壹“神聖謊言”的目的是：既然將來美好，今天人們就應忍受貧窮、災難；犧牲現世，換取共產主義的來世。而且只有跟著黨走，才能進入天堂。黨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趕、用謊言騙。這是壹個給所有人洗腦，讓人們失去記憶的世界。極權統治的最終目標是造就壹個“孩兒國”，讓人民像孩童那樣，天真爛漫地按照規定的節奏跳舞。在這個孩兒國中，任何壹個有記憶的人，都難免壹死。

面對這樣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只有不忘記過去的罪惡，才能避免罪惡的重現；忘記過去的罪惡，罪惡壹定會重新抓住我們。

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壹事實時，表面上看是“脫離群眾”，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信息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與尊嚴的意識深處。在信息傳播的壹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的播種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壹起。

人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壹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壹個穿了壹點褲衩的好皇帝。這就是哈維爾說的當“時機壹旦成熟，壹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個師的武裝”的意思。

因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種子”，當時機成熟，士兵就轉變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殘忍並不低於鄧小平，為什麽軍隊掉轉槍口對準了他，就是因為智者的種子在士兵心中發了芽。

壹個良好的制度應該制約每壹個人的權力，以保證人們敢於開動腦子，提建議，說真話。若在專權社會裏，即使皇帝老兒提倡人們進諫，人們也未必敢進諫。因為他壹火起來，他人的腦袋就要落地，誰知道皇帝老兒什麽時候翻臉。國外有句名言，“總統是靠不住的”。只有壹個在制度上保證了說話者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裏，真話、實話才會逐漸得到興盛。

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與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妳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妳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妳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

壟斷壹切

蘇聯黨天下時，天下就是布黨的黨產。天下皆為其黨庫——“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崽！”黨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誰的利益也不代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比在野的黑社會更黑的黑社會！黨組織壟斷行政、司法、軍隊、企業、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壹切權力。布黨在暴力與謊言的保護下，對所有的人和物進行著所有。

黨謊稱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類利益的方向，又把獨裁者的幾句話當作聖旨。黨天下的立黨目的當然是為私，由於這種私沒有其它黨的限制，也就無限延展開去。因此，極權政府基本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物極必反，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共產壟斷主義=唯馬獨尊+壟斷壹切。俄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這是現代的“心、權、錢通吃”。如果說官員們是老鼠的話，共產壟斷主義就是最大的碩鼠、惡鼠，它培養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無數民脂民膏、國資國產，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許多合法權利和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國變成了特權大國、謊言大國、自殺大國、娼妓大國、愛滋大國…變成了特權階級的天堂和無權階級的地獄。 

人類歷史上，共產制度有很多優點，但還沒有比共產制度更壞的制度。共產極權的野蠻，不僅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類型的獨裁政權，甚至遠遠超過納粹極權。納粹極權統治時期的德國，只有在剝奪猶太人的私人財產上是徹底的、毫無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權並沒有對社會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對私有財產的某種尊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歷史和現實都已雄辯地證明：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乃是中國的恥辱，乃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萬惡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惡，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深摯的愛；終結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權力，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國在共產黨政治邏輯下蒙受的百年恥辱。千年易過，共產黨政治權力的罪孽難消。

民主黨派裝飾門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說：“共產黨的機關報上天天喊著‘實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個民主共和國’，可是對於黨內卻說著相反的話。共產黨自稱延安為‘抗日民主根據地’，可那兒有沒有所謂‘各黨各派’活動。…就眼前的事實也就可以明了，講民主自由，最要緊的是容許大家討論，容許大家批評，而且有聽批評的雅量。如果有誰底言論直率壹點，對共產黨用指甲輕輕壹彈，重慶共黨機關報紙壹定不肯放松，妳說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事實。共產黨人現在尚未得勢，而且是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外辦報宣傳，存心爭取社會同情，尚且不容異己若此，在他們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見了。若共黨壹旦掌握中國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壹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儲安平指出：“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地說，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而決非‘民主’。”文革時儲投水自盡。

壹度希望中共成為英美式在野黨的胡適，也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專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國民黨始終保留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已經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包括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專制，接近開明專制；共產黨卻實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專制，為自己的領導法定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絕對專制制度。

羅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壹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壹個政黨的領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沒有反黨罪，惟有共產黨國家有“反黨”罪、“分裂黨”的罪名。這就足以說明共產黨搞的是壹黨專政的極權主義。

第壹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優良傳統給毀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共產黨的幹部貪汙腐敗、違法犯罪，首先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然後再決定是否交檢察院起訴；或者以黨紀代替國法“私了”。“黨的領導”在貪汙腐敗、違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權，不與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學曾發生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壹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

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麽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麽？” 

郵電部長朱學範是“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中共給了他壹個部長的頭銜，但部內的事下邊的共黨司、局長都已知，他還不知。他批準成立壹個教育科，可管事的黨員副處長不同意，便無法成立。他不同意開除壹個人，而壹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事務幹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報》）。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批評說：“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專政。”中央黨校的學員也認為，人民不需要“黨階級專政”。 

1957年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裏說：“毛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壹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無任何自由。《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裏長城”。他主張全民直選，給地主以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中共說：我們不是壹黨專政，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有人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比喻成壹個合唱團，民主黨派是歌手，共產黨是指揮。可是，8個民主黨派只有60萬人，共產黨是67百萬人。指揮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個人指揮壹個人。這就是中國式的多黨合作“互相監督”的特點。毛澤東能監督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儲安平、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能監督毛澤東嗎？不是平等關系，怎能互相監督？

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壹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主張，便是它們的主張。

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壹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壹個個特別支部。

從1949年前傳承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是為中共裝潢門面的花瓶。他們當中的壹些不夠聽話者，便在1949年之後有了種種不幸的遭遇；他們當中的壹些十分聽話者，則在1949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從1949年後，中共禁止任何壹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

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憲法內容：“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限存在和發展” ，這反映了經過1989後“共產黨領導”又得到加強。 中國八個民主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舉負責人、候選人名單都要經過共產黨統戰部同意。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也要經過中共統戰部 。很多民主黨派中都有共產黨員坐鎮（以雙重黨的身份）。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發展，中共還制定了很多的清規戒律，如民主黨派只能發展中高級知識分子，不能發展工人、農民、軍人也不能發展大學生。 而且還給壹些政黨劃出發展的界別，如農工黨要在醫務界發展，民主建國會要在經濟界中發展。

第136節 沒有權力的“最高權力機關

1954年9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所謂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產黨官員，只有極少數非黨員作點綴。據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有相當部分代表是名人或榮譽代表（人民網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會可否減少官員代表》）。這70%的官員既是預算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同時又是預算執行的監督者。他們能去監督自己，否決自己提交給大會的預算案嗎？

目前，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80%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會議的任何壹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說是黨托。所謂黨托，或者是共產黨派人打進各行各業、各黨各派去的特派員；或者是共產黨從各行各業、各黨各派拉出來的肯與共產黨唱雙簧的眼線。這些黨托依仗黨後臺，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黨的指揮，匯聚到人民大會堂，假代民意，替黨中央的倒行逆施塗脂抹粉。代表們被戲稱為“見面握手、表決舉手、通過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黨托代表大會。共產黨是立法舞臺上的導演、制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總是觀眾。立法部門制造了許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後強迫人民遵守。

據報導：遼寧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黨員，其省委書記在會上還公開強調：“黨員代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壹個黨員，其次才是壹個人民代表。”遼寧省、沈陽市、沈河區三級人大代表馮有為說：“這樣搞是人代會還是黨代會？”

民諺雲：“政府臺上唱唱戲，人大臺下審審戲，請來政協議壹議，幕後導演是書記”。“省（市）長臺上‘秀’，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書記點點頭”等等。了了數語，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協之間的關系和定位表述出來。

“權力機關無權力，人民代表無人民”。人大代表的職能之壹是監督政府和司法機關，現在重要官員多為人大代表，他們既當運動員又兼裁判員，這不成了自己監督自己？這些官員威風凜凜地坐在分組會上參加討論，其他代表能夠暢所欲言批評他們的工作嗎？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源操縱、控制人大會議，使各級人大成為橡皮圖章。

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們秉承黨主席或總書記的指示，千人壹腔、萬人壹腔地做出獻媚邀寵的表態。他們除了帶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帶壹張鸚鵡似的極盡誇耀的玲瓏小巧的嘴巴。他們頭腦當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紅頭文件。開人大會時，那些代表說: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見，他們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須把其選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們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們的壹己私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誌，恰恰相反，它卻常常是中華民族實現自我意願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國的人代會並不是為監督和約束執政黨，而是為了吹捧和擁護執政黨而設的。這在毛時代特別明顯。那時的人代會，是不折不扣的“擁護中央領導的歌舞朗誦會”。人大代表們的主要任務是去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許多代表要按規定穿上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以及各行業制服出席會議，以便拍攝類似人民幣票面圖案那樣的“大團結”畫面。那些民族服裝是“戲裝”，很多代表平常並不穿它，甚至從來就沒穿過。那年頭關於人大會議的紀錄片裏，代表們文藝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蘆笙、唱山歌、獻哈達、彈冬不拉、跳長鼓舞等等，五彩繽紛好大壹臺戲。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勁歌頌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千聲萬聲地謝洪恩頌萬歲。黨的喉舌自豪地把這情景叫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1989年學運期間，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試圖依法召集會議討論和制約政府非法戒嚴行為，鄧小平江澤民等大為震怒。“六四”後，他們撕下偽裝，向所有懷有監督制約中共的意圖的人進行報復，胡績偉被“依法罷免”了。中國的人大機構是以民事侵權責任來罷免胡績偉公職的。依照民法，必須有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才能認定公民侵權責任。當時沒有人起訴胡績偉，不起訴哪來的判決和認定？人大罷免胡績偉，不但創下了法學史上的最蠢的違法先例，也創下了最無恥的違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當兒戲，中國的法律還有什麽權威性可言？ 

中國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但行使權力的程序、國家決策的程序、領導人更叠的程序等，與這壹制度無關，而是幕後操作，前臺亮相。人民代表大會還沒開，下壹屆國家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是嚴重的違憲。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卻說：“人大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人大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共產黨成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權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這就是說，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行使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何以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1975年憲法規定“全國人代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之上還有“領導”，根本不通。1975年的憲法如果堂堂正正，為什麽要修改？可見是見不得人的。憲法上作了修改，為什麽事實上不改？可見是假作正經、詐騙而已。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黨就可以代表人民作決定，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黨來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權關系。被代表的人民對共產黨履行過委托授權的手續嗎？沒有。這“代表”是自封的，又強加於人民。經過委托授權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還要服從強加於人民的“代表”。“黨的領導”完全篡奪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國家權力，嚴重違憲。

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壹位前中共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裏，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匯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裏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匯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蕓蕓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復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復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幷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匯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誌，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采用“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裏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裏，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裏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臺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松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臺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裏，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麽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麽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誌！為什麽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麽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裏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癡、不傻的人，怎麽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裏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裏，妳就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麽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誌。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仆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汙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奸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奸的命，被強奸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汙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麽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裏。“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麽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裏暗裏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裏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裏，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幹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裏，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麽XX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幷不沖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幷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麽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鉆，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裏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茍。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裏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裏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仆人。可這就怪了：仆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仆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仆人”嗎？

我親愛的公仆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 

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仆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臺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 

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 

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 

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臺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汙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兇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麽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麽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社會主義搞了快60年，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這表明：最先進的制度其實是最落後最腐朽的制度！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沖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復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癡，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癡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裏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裏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也可俗稱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裏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臟的醜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麽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臺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贊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盡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準！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誌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裏歡迎紅頂資本家入夥，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盡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汙吏和奸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裏。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托權貴。多為禦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墻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雲，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閑和幫兇，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誌，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淒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