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談中國社會

 作者 候保林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社會概論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絡，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雪藏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絡中無奈地相繼沈沈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壹並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註

2015年9月11日 程靈信：1949年後被處決的2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

美國史上長達四年的內戰被稱為“南北戰爭”，1865年5月 26日，林肯取得內戰的勝利，戰事宣告結束。考慮到戰爭給南北雙方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對當時的美國的經濟影響很大。為了恢復了統壹，使國家和社會得到穩定，林肯代表美國政府立刻發出特赦令，特赦了所有叛軍，勝利後林肯政府沒有殺掉壹個軍官和士兵，勒令他們即刻返回家鄉從事家鄉的重建工作，從而使美國148年來通過建設成為世界強國。

1949 年中共國成立後，進行了壹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這場鎮反運動中，國民黨軍在解放戰爭期間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返鄉，閑居或從商的高級將領絕大部分遭到槍殺、關押，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連。這些被殺、被關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幾乎全部參加過八年抗日戰爭，其中不少高級將領都是抗日名將，民族英雄。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勛 （1875–1950）上將。字鏡環，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壹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出任滇南鎮守使兼建國第六軍軍長，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殘酷處死。

2、謝崇階（1904–1951）中將。號升安。四川大學法政學院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步科肄業。1929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棄學回國，任第28軍7師參謀，1932年第28軍7師軍事教導隊隊長，後任教育科長，1934年任第28軍3師參謀處長，1935年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中隊長，抗戰爆發後任自願兵團補充2團中校團附，1938年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戰術教官，1939年任自貢市警察局局長，1942年任四川省軍管區司令部征募處少將處長，1945年任榮威師管區司令，後任四川省軍管區參謀長，1949年12月初任川西師管區中將司令，12月底在四川樂山起義。後任四川省雷波縣各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雷波縣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樂山被處決。

3、 彭曠高（1902–1951）中將。又名光霽、運鴻。北京陸軍通信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特別班第2期畢業。1927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第13通信所所長，後任無線電通信總隊總隊附，1933年任交通兵團團附兼通信營長，參加圍剿中央蘇區，1937年9月任第15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旋任第54軍參謀長，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秋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教育處長，1939年任西南遊擊訓練班教務處長，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湘鄂贛挺進軍鄂南指揮官，1942年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高參，1943年春任第29集團軍參謀長，參加常德會戰，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鄂湘川黔邊區第1清剿區指揮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7年調任湖北省第6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湖北省第3、5、6區聯防指揮官，1948年任中央訓練團辦公廳中將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0月任第3兵團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西南軍區高參。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門以反革命罪被處決，

6、 曹勖（1901–1951）中將。原名維彬，字勉青。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1933年10月任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上校營長，1934年任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4大隊大隊長，1935年任第25路軍軍官教導團少將教育長兼第82師副師長，參加圍剿中央蘇區，1938年任第98軍193師副師長，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5月任第6戰區鄂中遊擊第7縱隊司令，11月任鄂中遊擊指揮官兼第5戰區遊擊第6縱隊司令，1942年2月兼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1947年春任湖北省軍管區兵役督導專員，同年夏任湖北省京山縣縣長，11月復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7年11月辭職，1949年9月任湖北綏靖總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10月任第3兵團副司令官，不久離職到重慶，12月任西南第1路遊擊總指揮部中將高參，12月26日在成都通電起義。後任解放軍第2高級步兵學校教員。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處決

7、 趙世玲（1905–1949）中將。名傳壁。太原北方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第11期畢業。長期在晉軍任職，1937年4月任山西犧盟會國民兵軍官教導第7團團長，1938年任山西青年決死隊第3縱隊遊擊9團團長，1939年任山西青年決死隊第3縱隊197旅旅長，1940年任第2戰區第2遊擊縱隊司令，同年秋任第43軍70師師長，1941年5月參加晉南會戰，12月任第43軍中將軍長，1942年任民族革命青年軍官教導團教育長，抗戰勝利後任山西省防軍第1軍軍長，1946年1月任第43軍暫編49師師長，1948年任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10月被處決。

8、周址（1890–1953）中將。字之礎。黃埔陸軍小學畢業後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壹期步科，因成績優異被選送入北京陸軍大學第三期。1925年南下廣州投奔革命政府，任黨軍第壹旅三團八營中校營長，以後充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第二縱隊獨立團上校團長。第二次東征中因功先後升任獨立第四師副師長、少將師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辦公廳中將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軍校及陸軍大學軍官研究班中將主任。1932年任第壹集團軍第三軍參謀長。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任廣東軍管區司令部兵役處長。1940年起任第七戰區司令部參謀處長，第十二集團軍參謀長。1945年任陸軍總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監。在此期間，在對日軍的多次會戰中出力甚大。抗戰後於1947年7月授陸軍中將，同年秋退役。以後離開軍界在南京經商。1949年壹度出任廣東省政府顧問，不久回家鄉開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鎮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

13、劉晴初(1894–1951）中將。名垂霽。1926年隨賀耀祖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第壹旅旅長，1936年冬考入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學習，1938年冬畢業後，被征召為第九戰區長官部中將高參，曾參與第壹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以後策動當地遊雜武裝起義，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壹湖南軍用地圖交與解放軍第十二兵團。1950 年5月在家鄉籌辦簡易手工業工廠。1951年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處決。

14、 潘峰名別字目屏，中將，1899年生，江西樂安人。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壹三五旅團長、旅長。1939年改任第壹壹三師師長，第五十壹軍副軍長、代軍長，第五戰區前方指揮部副主任。參加徐州會戰、魯南會戰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參，1949年參加起義。1950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5、 宋士臺，抗日將領國軍中將，第66軍160師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變73周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宋士臺將軍是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人，生於1894年，卒於1953年。宋將軍系原國民黨66軍160師少將師長，後任七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冢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壹批。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臺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1953年被槍決。

17、 武庭麟（1892–1952）中將。號歧峰。陜西陸軍模範學校、河南將校講習所第2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1925年春任陜西陸軍第2師炮兵團長，不久任陜西陸軍第2師3旅旅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8方面軍第8師師長，參加北伐，1929 年任第2集團軍暫編第4師11旅旅長，1931年任第15軍64師190旅旅長兼洛陽警備司令，1934年兼任安徽省六安專區行政督察專員，1936年2 月任第15軍64師師長，10月任中將，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會戰，1939年10月任第15軍軍長，曾參加豫中會戰、豫西鄂北會戰，1946年6月任整編第15師師長，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郟縣被俘。1952年在河南洛陽被處決。

23、 戴炳南（1905–1949）中將。號瞻衡。西北軍官學校高級班第1期、陸軍步兵學校第1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9期畢業。曾任第30軍27師79旅158團1營營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娘子關抗戰，1938年任第30軍31師91旅181團團長，參加徐州會戰，1941年4月入中央訓練團受訓，1943年6月任第30軍30師少將副師長，1946年5月任整編第30師30旅副旅長，1947年12月任整編第30師27旅旅長，1948年9月任第30軍27師師長，11月因向閻錫山密告黃樵松起義計劃，升任第30軍中將軍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7月8日被判處死刑。

26、 徐經濟（1897–1951）中將。字子材。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1930年任陜西省會公安局第3分局局長，1931年任蘭州警察廳督察長，1934年任第1師招募處主任，後任陜西省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上校主任，抗戰爆發後任陜西抗日義勇軍第1縱隊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陜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兼參謀長，1939年2月任陜西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並兼任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4團第3總隊總隊長，1941年冬任陜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4年任暫編第54師師長，抗戰勝利後退役回鄉，1949年春任太白守備區司令，8月任第48師師長，11月任新編第5軍中將軍長兼陜南行署主任，1950年1月3日在四川通江被俘虜。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27、 夏炯（1897–1950）中將。字鬥樞。瀘州講武學校畢業。長期在川軍任職，1925年任四川軍務督辦公署警衛第2大隊大隊長，1934 年任第20軍第1混成旅少將旅長，1936年任第20軍134師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1937年10月任第20軍副軍長，1939年1月兼任第 20軍133師師長，參加南昌會戰、第1次長沙會戰，1941年參加第2、3次長沙會戰，1943年參加鄂西會戰、常德會戰，1945年任貴州省民食采購委員會主任，後任貴州省公路局局長，1949年11月任川陜甘邊區綏靖公署第2路中將總指揮，1950年8月20日在四川灌縣被俘，11月10日被處決。

29、 柏輝章（1901—1952）中將。號建儒。貴州陸軍講武堂第2期畢業。早年在黔軍任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5軍6團團長兼貴州西路清鄉司令，1929年任貴州省務川縣縣長，1932年任第25軍2師師長，1934年在滇黔境內參加圍剿紅軍，1935年5月任第102師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3月參加南昌會戰，7月任第4軍副軍長兼102師師長，並兼任衡耒警備司令，9月參加第1次長沙會戰，1943 年5月兼任贛南師管區司令，1944年調任第88軍副軍長，1946年任國防部中將部員，1949年11月任黔北綏靖區副司令，11月24日在貴州遵義被俘虜。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31、 高倬之（1903–1952）中將。號昭漢。山西陸軍學兵團第1期步科畢業。長期在晉軍任職，曾任第73師197旅393團團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會戰，1938年在綏南參加抗戰，後任第35軍73師參謀長，1940年3月任第23軍73師少將師長，1943年12月任第34軍軍長，1946年1月部隊縮編，任第39軍73師師長，1948年初任第34軍中將軍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1952年12月在太原被處決。

32、 黃祖塤（1900–1951）中將。號泊笙。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曾任第1師獨立旅3團上校團長，1936年 9月任第2軍9師少將副師長，抗戰爆發後任第17軍21師副師長，參加忻口會戰，1938年11月任第27軍46師師長，1939年參加冬季攻勢作戰，1941年參加晉南會戰，1942年1月任第27軍副軍長，1943年4月改任第76軍副軍長，抗戰勝利後曾任整編第23師中將師長，1949年4月任第27軍軍長，6月任第91軍軍長，9月兼任河西警備總司令，1950年初在雲南麗江被俘。1951年9月在重慶被處決。

37、 李楚瀛（1905–1950）中將。名就，字自勖。黃埔軍校第1期、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曾任第9 師25旅50團團長，1933年任第83師247旅少將旅長，參加長城抗戰，1937年任第23師副師長，抗戰爆發後在津浦路阻擊日軍，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戰後升任第85軍23師師長，1940年11月任第85軍軍長，1943年1月任第15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10月改任第31集團軍副總司令，先後參加隨棗、豫南、豫中會戰，1946年任整編第26軍副軍長，1947年6月任整編第3師師長，1948年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廣東省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9月任新編第9軍軍長，12月18日在廣東連縣被俘。1950年11月14日在廣東韶關被處決。

43、 張乃葳（1891～1950）中將。字警伯。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宣統元年（1909）隨蔣介石、張群、何應欽等在日本拜謁孫中山，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張響應中國同盟會號召，中斷學業，與蔣介石、何應欽等回國參加武裝反清鬥爭，任武昌新軍指揮部之副隊官（副連長）。是年10月10日夜，新軍進攻湖廣總督衙門時，步槍彈盡。張揮舞大刀，冒死殺砍，所向披靡。1912年又東渡日本，完成中斷了的士官學業，1916年學成回國，任陜西模範營營長。後應其把兄何應欽之約，任貴州講武堂戰術教官兼黔軍第五混成旅參謀長。1923年經嶽維峻及鄧寶珊舉薦，任胡景翼在彰德（今安陽）開辦的軍官學校教育長、校長。1924年夏，任黃埔軍官學校第壹期戰術及編譯教官，後充何應欽之幕僚，參與平定陳炯明與楊（希閔）、 劉（震環）之亂。1925年率第八混成旅討伐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時，坐騎中彈，墜下深谷，肋骨斷裂，遍體鱗傷，仍未懈誌。1926年秋，何應欽發動奠定北伐勝利基礎之南京龍潭之役，張亦參與戎機，屢獻“虛實，實虛，猛進猛退，誘敵迷惘、舉措失據而迅雷聚殲”之策，壹舉殲滅張作霖虎將、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八萬精兵。北伐成功，張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及中央編遣委員。1929年蔣介石行削藩之策，派張與賀耀祖、林拔萃赴陜裁編馮玉祥部隊，擬將馮之50萬大軍編為10個師。行抵西安時，馮部十萬大軍以聲震蒼穹之實彈演習“迎接”，並將張扣押於西安鹽店街銀號之中，以示堅強不屈。後經閻錫山從中斡旋，張始脫險出秦，經太原飛抵南京。不久蔣介石令唐生智、方鼎英、楊虎城討伐馮軍，掀起中原大戰。張於1932年被任命為暫編第二軍副軍長兼襄樊警備司令。1933年率部“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重創賀龍等領導的紅三軍，被何應欽、何成浚譽為“模範之師”；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將軍銜。1937年8月，張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扼守吳淞。三萬士卒傷亡殆盡，張之左耳亦因之失聰。後改任第壹戰區預備軍總參謀長兼陜南師管區司令，為第壹、第二戰區征調、培訓新兵，頗有成效。1941年12月任陜西省政府委員，兼陜西軍事征用委員會及陜西物資管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有人於西安長樂坊掘出壹鐵箱沙金，警方呈交省府。時任省主席並與張私交至篤的熊斌即赴張宅相商因應之策。熊采張意，以此款建造可容千人的巨廳壹座，名之曰“中正堂”（西安解放後改名“群眾堂”，即今人民大廈之前身）。1943年，留法農業學者、黎坪墾殖區管理局局長安漢指責漢中警備司令祝紹周“才卑位高，政聲汙穢，有負眾望”。祝即誣陷安在墾區種植罌粟而將其關押。張乃葳、張鳳翙義憤填膺，嚴辭抨擊祝之暴行，並電籲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幹預。祝竟抗上峰之令，冒天下之大不韙，槍殺安漢。張即電告蔣介石。蔣以不了了之，且升祝為陜西省政府主席。同年，戶縣初級中學成立。張即以其父張孟襄之名義為縣中建圖書樓壹座，並同其胞弟張乃華合資捐贈圖書三萬冊。1944年張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巡察團主任委員，乘船沿漢江赴第五戰區巡察。臨行時僅帶大洋數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別無菜肴；偶有壹糖餅，即視為無上珍饈。4月15日之夜行至湖北沙洋（今屬湖北荊門）時，突來巨浪，掀翻其舟，幸虧左右船伴舍命搶救，方得脫險。多年後，老友張鳳翙、寇遐詢及此次遇險情況及其當時的心境，張說： “古今中外，成大業者，必有大的犧牲。犧牲小我，以喚醒國人繼我之後，設法利用漢江航道，開辟財源，興國富民，置陜西父老兄弟於衽席之上，實現了我考察漢江的初衷，那我就可謂死得其所了。含笑九泉，才是壹種永恒的幸福。”巡察歸來，著《籌辦黃（河）渭（河）漢江淺輪說明書》，計劃疏浚漢江航道，制造40艘淺水輪船，往返於黃、渭與漢江，以盡陜西棉、煤及工業產品外運之利。無奈國難當頭，國民黨軍政官僚唯爭個人之利，等閑民生之事，其實業興陜的壯圖，只能付諸東流。以致他發出“及今空留計劃篇，夜闌扼腕淚濕衫”的悲嘆。抗日戰爭勝利後，張晉升為陸軍中將。其後，張曾任陜甘豫三省參議兼建設廳總工程師。身為總工，無業可幹；官場應酬，又非其所願，遂棄官而任民間慈善救濟團體陜西紅十字會會長，談禪論道，以慰寂寞。1947年，蔣介石提升其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但非其所願。胡宗南曾邀其同機赴南京議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軍管會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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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劉召東（1905–1951）中將。字建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4期、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1938年初任第87軍少將高參兼199師參謀長，在安徽參加抗戰，同年秋任第20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1939年春任第20集團軍濱湖遊擊總指揮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1943年2月任第20集團軍少將參謀長，參加緬北對日反攻作戰，抗戰勝利後任軍政部中將參議，1946年任聯勤總司令部物資處處長，不久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1947年12月任第16綏靖區參謀長，1948年11月任第16綏靖區副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11兵團副司令官，6月任湘鄂贛邊區綏靖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湖南和平解放後率部在湖南益陽與解放軍作戰，兵敗後逃往貴陽，1950年1月在重慶被俘獲，1951年5月9日被處決。

64、劉培緒（1894–1954）中將。字冀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步科、陸軍大學特別班第1期畢業。1924年9月任國民軍第2軍4師8 旅16團團長，1926年任直系陸軍第14師27旅少將旅長兼漢陽兵工廠廠長，1927年1月任河南保衛軍第1師師長，4月任奉軍第14師師長、直魯聯軍中將參贊，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3集團軍中將參議，1929年4月任討逆軍第5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中將處長，同年秋任豫西遊擊司令，12月任護黨救國軍第26師師長，隨唐生智起兵反蔣，失敗後於1930年2月接受蔣介石改編，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旅旅長，1931年5月任獨立第37旅旅長，1935年任第40師中將師長，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參加抗戰，1938年4月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參加武漢會戰，同年赴香港閑居，1939年5月赴上海投靠汪偽，任汪偽軍官訓練團副教育長，1940年3月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參謀部中將次長，7月兼任偽中央軍校教育長，1941年2月與國民黨軍統取得聯系，密謀炸死汪精衛，因事情泄露被免職，6月任偽暫編第2軍軍長，1943年2月被免職，4月赴上海、漢口暫住，最後在北平閑居經商，1947年春與中共北平地下工作人員取得聯系，組織華北民主促進會從事反蔣活動，1948年8月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1949年1月在北平迎接解放。後在北平暗中支持搶劫活動，1951年被捕，1954年在北平被處決。

69、 廖士翹（1892–1951）中將。字卓如。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工兵科、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4期工兵科畢業。1925年任黃埔軍校少校戰術教官，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直屬工兵團團長、東路軍工兵指揮官，參加北伐，1929年任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連連長，1931年12月任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教育長，1934年7月任江西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並兼任贛閩邊區清剿指揮官，參加圍剿紅軍，1938年兼任鄱陽湖警備司令部司令，參加武漢會戰，1945年5月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將副司令，1947年退役回鄉，創辦翹材中學，1949年5月帶領學生迎接解放軍，並向解放軍軍管會登記移交所存武器。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71、 喻英奇(1907～1950年)中將。12歲到廣州讀書，後考入廣東省警官學校和西江講武堂，畢業後充任警察局巡官。不久又轉入粵軍余漢謀部充當排長，在東征陳炯明的戰役中，因作戰驍勇被提升為上尉連長，後升少校營長。余漢謀對喻極為賞識。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喻英奇到鳳凰投奔陳渠珍部，任軍官大隊少校中隊長，不久調任新三十四師教導團第三營少校營長，接著又調任龍山保安團中校副團長。民國二十四年，陳渠珍下臺，部隊改編，喻英奇又返廣州任余漢謀部上校團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喻英奇作為六十六軍壹六○師揪五六團團長，北上抗日，參加了淞滬保衛戰兩個月，因作戰英勇，升任六十六軍壹六○師四七八旅少將旅長，接著又率部參加南京保衛戰，並於12月5日首先與日寇在南京外圍湯山交火，打響了南京保衛戰的第壹槍。南京保衛戰後，蔣中正在武漢召見喻英奇，詢問作戰負傷經過，並頒壹萬銀元慰恤，喻英奇後將這筆錢在保靖創辦了“英奇小學”，並請余佑任題寫校名。之後喻英奇調任獨立旅少將旅長，又在江西南尋線和廣東寶安壹線抗擊日寇。1940年，喻英奇赴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第五期學習，結業後再進入中印緬戰術學校受訓。後調任粵北師管區少將副司令，不久調任廣東海陸豐守備區少將司令、三二壹師中將師長。1949年11月30日，喻英奇在廉江戰役中被俘，1950年汕頭槍決。

78、陳應龍（1897–1951）中將。字美山。早年在文昌縣立譚深高等小學、廣州市中學校畢業畢業後，曾任國民黨廣州市第壹區慰勞會管理員、瓊崖留省會館幹事。1924年5月考入黃埔陸軍校第壹期，11月畢業後奉派在黃埔軍校教導團和國民革命軍第壹軍任排、連、營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平定楊劉之亂。1926年又隨軍北伐，升任第壹軍第二師中校副團長、上校團長。1928年又隨軍參加第二次北伐，任第壹軍第二師第二十六團上校團長。同年7月完成北伐後軍隊整編，仍在第九師二十六旅任團長。嗣參加中原大戰，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長。1933年率部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調福建參加圍攻十九路軍，繼而參加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調任師部參謀長，1936年3月授陸軍少將，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師副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1938年5月升任第二軍副軍長兼第九師師長。以後又率部參加桂南會戰、鄂西棗宜會戰。1941年調任軍事委員會第三補訓處中將處長。時因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發生矛盾，被軍事法庭以“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罪名判刑入獄。出獄後，棄官從商。抗日戰爭勝利後赴上海，1948年攜眷還鄉，創辦文昌縣文西中學，受家鄉父老稱贊。1951年在鎮反中被捕處死。

8、 焦達梯（1903–1952）少將。別字島松。1920年加入國民黨，1921年至1923年入人民沙平民大學。1924年考入黃埔六軍軍官學校第壹期。畢業後任軍校第四期入伍生團排長，第六軍十七師連長、營附、營長，第六軍十八師獨立團團長等職，慘加兩次東征與北伐戰爭。1927年任南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侍從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政府警衛第三團團長。1929年任浙江兩淮鹽務緝私局局長。1931年忙任浙江保安第二團團長。1932年任第八十九師獨立旅副旅長，慘加壹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慘加福建事變，任福建政府高慘，失敗後壹度被捕入獄，獲釋後未受重用。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四川巴中團管區司令。1939年冬調任軍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員。1941年調任湖南耒陽師管區上校附員。1942年調任第九戰區長官部少將高慘兼長沙防空司令部慘謀長。1944年返鄉組織抗日民眾武裝，任瀏陽縣自衛總隊隊副總隊長。1947年任軍政部南嶽第二十七軍官總隊第五大隊大隊長，後任中央訓練團講師。1948年調任長沙綏靖公署少將高參。1949年5月與中共華中局社會部取得聯系，策動舊屬起義，參加湖南解放和平活動，並被程潛任為湖南省第壹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及瀏陽縣長。組織“江南地下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中軍區江南地下第四軍十師師長，並收編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瀏陽迎接解放軍入城。1949年12月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政大學第十二總隊三大隊學習。1952年冬在鎮反中被處抉。

11、 彭勱（1910–1952）少將。號近仁。中央軍校第7期步科、陸軍大學第15期畢業。1942年初任第11集團軍總部參謀處長，不久任預備2師參謀長，參加滇西抗戰，1944年任第6軍預備2師副師長，參加滇緬抗戰，1947年任整編第42師227旅少將旅長，1948年8月任第14集團軍參謀長，1949年8月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參謀長，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4月，鎮反時被殺。

13、彭林生（1897–1951）少將。別號雲山。粵軍講武堂、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畢業。曾任第8路軍教導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任第64軍187師師長，同年因作戰失利，調任第4戰區傷兵管理處處長，1940年任第4戰區挺進第7縱隊司令，1941年任第7戰區廣陽守備區指揮官，1944年任第62軍少將高參，同年任祁東抗日自衛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抗戰勝利後退役回鄉，1949年6月與中共取得聯系，任解放軍湖南遊擊第1縱隊副司令員兼1支隊司令員。後任解放軍零陵軍分區高參。1951年8月23日被處決。

26、孫黼（1899–1951）少將。別號文昭。四川六軍講武堂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44軍149師447旅旅長，1938年慘加武漢會戰，1941年5月任第67軍162師少將師長，1943年10月任第44軍副軍長，1949年12月在四川西充被俘虜。1951年被處抉。

30、 宋士臺(1893–1953)少將。字君博。抗戰爆發後，任第四戰區第六十六軍壹六0師師長，1939年6月授陸軍少將。曾參加南京保衛戰、南尋戰役和昆侖關戰役。1942年任第七戰區惠陽守備區指揮官，1943年調任第七戰區少將高參。1946年退役從商。1953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31、 何際元（1908–1950）少將。號鴻鈞，字印三。黃埔軍校第5期步科畢業。抗戰期間曾任第10集團軍總部參謀，1939年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教官，1940年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1941年7月任湘鄂贛邊區挺進軍調查室主任，1942年6月任軍統局益陽特種技術訓練班總隊長，10月任軍統局別動軍第4縱隊少將指揮官，率部在湖南參加抗戰，1946年8月任國防部第2廳少將部員，9月任交通警察第 13總隊總隊長兼冀熱遼邊區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6月任新編第6軍169師副師長兼1旅旅長，1948年2月任第49軍79師師長，8月辭職回湘，後任交通警察總局訓練班副主任，1949年4月在湖南寧鄉被俘虜。1950年11月16日在長沙被處決。

35、 李傳霖（1897–1952）少將。號竹溪。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8期步科畢業。1931年任中央軍校戰術教官，抗戰爆發後任第45軍125 師375旅749團團長，1938年參加信羅抗戰，1940年任第45軍127師380團團長，1941年任第45軍參謀長，1947年任整編第47師127旅副旅長，1948年任第47軍少將參謀長，參加淮海戰役，同年12月6日在河南永城被俘。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42、 楊天民（1891–1951）少將。號衡嶺，字宏丞。河南將校武習所、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畢業。1913年入鎮嵩軍當兵，1926年任陜西陸軍第2師4旅8團團長，1929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暫編第4師11旅21團團長，1931年任第15軍64師192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抗戰，1938年任第15軍64師少將副師長，1940年5月任第15軍副軍長，1942年兼任臨嵩師管區司令，後又兼任河南省第10區行政督察專員，1946年任整編第15師副師長，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伏牛山被俘。1951年4月27日在河南伊川被處決。

43、 楊中鼎（1896–1952）少將。字洪元。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第2期畢業。長期在滇軍任職，抗戰爆發後任第60軍184師543旅 1086團團長，出滇參加抗戰，1939年初任第60軍184師551團團長，1943年12月任第60軍182師少將師長，1946年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948年任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高參，後任雲南省政府參議，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虜。後任解放軍雲南省軍區高參，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69、 鄧士富（1900–1952）少將。廣東梅縣人，黃埔軍校第2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1期畢業。1936年任第21師6旅少將旅長，1938年任第52軍25師副師長，參加徐州會戰，1944年任新編第1軍新編38師副師長，參加遠征軍印緬抗戰，1947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第12支隊司令，1948年任新編第7軍暫編61師師長，同年10月19日在長春被俘虜。後回廣東原籍，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71、 尹作幹（1905–1954）少將。號爾固。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18軍參謀處情報科科長，1938年1月任第18軍11 師31旅62團團長，參加武漢會戰，11月任第18軍11師31旅旅長兼徽州戒嚴司令，1939年3月任第18軍11師步兵指揮官，參加南昌會戰、長沙會戰，1941年任第2軍9師參謀長，1944年任第15軍65師副師長，1945年任陸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1946年任整編第15師參謀長兼幹訓班教育長，1947年任整編第2師9旅旅長，1948年10月任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1949年8月赴香港，11月以第1兵團少將高參身份返回長沙,被俘虜。1954年4月8日在河南南陽被處決。

93、 朱有凱（1908–1953）少將。字雪芹。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7期畢業。1937年11月任第94師參謀處中校科長，參加忻口抗戰，1938年11月第97軍上校參謀處長，1939年任第97軍野戰補充團團長，1940年6月任軍令部上校部附，1941年調任湖北省保安第4團團長，1944年6月任湖北省谷城縣縣長，1946年改任湖北省安陸縣縣長，1948年任漢口市政府專員兼漢口市民眾自衛司令部第1處處長，1949年春任湖北省保安旅少將副旅長兼1團團長，8月任湖北省保安第1師副師長，10月任暫編第8軍少將參謀長，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被俘虜。1953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03、陳偉光（1902–1950）少將。號文炳。貴州講武堂第2期步科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4軍102師305旅612團團長，參加淞滬會戰，1939年任第4軍102師305團上校團長，參加長沙會戰，1940年8月任第4軍102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春任第4軍102師師長，1944年秋因長沙失守，被撤職查辦關押，1948年獲釋，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949年10月任第19兵團少將高參，在貴州普安被俘虜。後任貴州省郎岱縣支前委員會副主任兼剿匪指揮部副指揮長。1950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09、林芝雲（1901–1952）少將。湖南湘潭人。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曾任湖南省保安第2團團長，抗戰爆發後曾任第6戰區遊擊挺進縱隊副司令，1949年任湘鄂贛邊區清剿司令部少將司令，同年8月在湖南被俘虜。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11、羅聯輝(1906—1952)少將。黃埔軍校第五期經理科畢業。別號盛奎。參加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排、連、營、團長等職。1946年任廣州綏靖公署少將高參兼新豐縣長(1947、5—8)。1947年8月在新豐縣境內被人民解放軍北江人民自衛隊俘虜，後獲釋。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13、嶽伯芬（1910–1950）少將。名嗣芳。抗戰爆發後在歷城組織自衛團抗戰，1938年7月接受八路軍改編，任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第3支隊11團營長，9月率部脫離第3支隊，1939年任第69軍獨立1團1營營長，1940年秋任山東省保安第16團團長兼歷城縣縣長，1943 年任山東省保安第13旅旅長，1944年出任山東挺進軍第25縱隊少將司令，抗戰勝利後曾任山東省歷城縣縣長兼保安大隊大隊長，1948年9月在解放軍攻打歷城戰役中兵敗出逃，在赴青島途中被俘，1950年8月20日在山東歷城被處決。

125、唐伯寅（1897–1952）少將。字先椿，別號劍湘。湖南陸軍講武堂第1期畢業。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9師55旅110 團團長，1935年任第19師55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8月任第70軍19師少將師長，1944年11月任南豐師管區司令，後任臨黃師管區司令，1946年退役回鄉，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中共領導的江南地下第4軍任副軍長，8月在參加長沙被俘虜。後任解放軍第21兵團高參。1952年2月21日在湘潭死於鎮反。

128、聶國鼐（1904–1951）少將。字強明。保定講武堂畢業。1934年春任湖北省保安第3團團長，1938年任第8軍197師 569旅旅長，後任第8軍197師少將副師長，長期在鄂南抗戰，1944年初任洞庭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1946年任湖北省黃安縣縣長，1948年回鄉賦閑，1949年春任湖北省第3區（隨縣）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50年12月在長沙被俘獲，1951年在湖北孝感被處決。

129、 莫蛟（1909–1950）少將。原名煥玉。中央軍校南寧分校高級班畢業。曾任中央軍校南寧分校教務處長，1944年任第46軍新編19師 56團上校團長，參加長衡會戰、桂柳會戰，後代理副師長，1946年9月任第10軍官總隊第4大隊大隊長，1947年9月任桂南師管區督征官，11月任廣西省橫縣縣長，1949年6月任廣西省第4區（南寧）行政督察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10月任新編第14軍新編43師師長，12月在廣西被俘，1950年12月20日在廣西橫縣被處決。

144、 鄂友三（1910–1051）少將。中央軍校第9期騎兵科畢業。1939年任綏遠省民眾抗日自衛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在綏遠參加抗戰，1940年秋任第8戰區騎兵第5縱隊司令兼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部別動隊隊長，1945年兼任綏遠省第1區（歸綏）行政督察專員，1948年任華北地區剿匪總部騎兵第12旅少將旅長，1949年9月在綏遠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騎兵第4師師長，1951年11月被捕，不久被處決。

146、 謝世欽（1912–1950）少將。貴州崇武學校畢業。1940年任第94軍55師164團團長，1943年參加鄂西會戰、常德會戰，1944年任第94軍121師363團團長，1945年4月參加湘西會戰，抗戰勝利後任第94軍121師參謀長，1948年任國防部副官局上校科長，1949年6月任貴陽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後調任聯勤總部第42補給分區51補給支部支部長，10月任貴州省保安第10團團長，1950年3月任黔東南綏靖區少將司令，10月10日在貴州雷公山被俘，10月17日在貴州雷山被處決。

152、路可貞（1904–1951）少將。號吉亭。黃埔軍校第4期經理科、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抗戰期間曾任第92軍21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任騎兵第2軍暫編30師師長，1943年10月任暫編第15軍副軍長，1946年9月任整編第3師副師長，1947年12月26日在河南西平被俘。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58、樊明淵（？–1949）少將。字潛之。太原北方軍官學校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61軍新編獨立第4旅參謀長，參加忻口會戰，後任晉綏憲兵司令部司令，1943年3月任山西省憲兵司令部司令，1946年6月任憲兵司令部第25團少將團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同年被處決。

－－http://hx.cnd.org/2015/09/11/程靈信：1949年後被處決的2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

1979年4月13日 413 沈誌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

1949年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鬥。北朝鮮第三警備旅攻擊侵入三八線以北1.5 公裏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鮮軍隊，並占領了這兩個高地。由於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並默許了這壹軍事行動，而事後又未向斯大林報告，莫斯科對此極為惱怒，葛羅米柯嚴厲地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復雜化的指示”，並對他提出警告。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發來的報告，在壹次小範圍的宴會後，金日成借著酒意激動地對蘇聯使館人員說，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後，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並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遊擊隊不能解決問題。南方人民知道我們有壹支優秀的部隊。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壹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壹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麽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會面，討論南方的形勢和向李承晚軍隊發動進攻的問題”。如果不能同斯大林會面，那麽他想去見毛澤東。金日成還指責蘇聯不允許他進攻甕津半島，否則人民軍在三天之內就能成功，“如果發動壹場全面進攻，幾天之內就可以進入漢城”。與蘇聯使館人員采取的回避態度不同，這壹次斯大林卻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主意。經過壹番考慮，1 月30日斯大林親自回電說：

我理解金日成同誌的不滿，但他應當明白，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麽，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斯大林還親自致電告訴金日成，對於“朝鮮人民軍所需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您的這壹請求”。在進行物質準備的同時，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於4 月初秘密訪問莫斯科，並提出將與斯大林討論“國家南北統壹的途徑和方法”及“經濟發展遠景”等問題。在壹份“金日成提請斯大林同誌幫助解決的問題”的清單中，明確寫道：“關於統壹國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徑和方法，擬采用武裝方式統壹。”此外，還提到與毛澤東會晤和同中國簽訂條約的問題。得到同意後，金日成和樸憲永於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根據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俞成哲的回憶，5 月上旬蘇聯大量調換了在朝鮮人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用作戰參謀替換了那些以個人名義在朝鮮負責軍事訓練的軍人，並為朝鮮軍隊制訂了“先發制人的進攻作戰計劃”。到 5 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聯合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集結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開始的時間確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說，按照進攻計劃，朝鮮人民軍每天可推進15-20 公裏，預計主要的軍事行動在22-27 天之內完成。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蘇聯參與了進攻南朝鮮軍事行動的所有策劃、準備和實施過程，只是為了避免引起美國的幹預和遭到世界輿論的指責，斯大林采取了較為隱蔽的措施。戰爭爆發前五天，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進攻和登陸需用艦只以及作為駕駛艦只的十名蘇聯顧問。斯大林立即答復，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幹涉提供借口。在進攻開始時，斯大林還下令召回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

－－https://matters.news/@philosophia1979/413-沈誌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

2018年10月17日 共產暴政錄：“抗美援朝”真相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戰敗投降的前夕，美國提出以北緯38度線（即三八線）為界、美蘇分別占領朝鮮半島南北的提議，並得到了蘇聯的認可。8月24日，蘇軍占領北部後在三八線停止了進軍，9月8日美軍占領了南部。這樣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三八線）為界劃分為兩個部分，由蘇聯、美國分別駐軍，美蘇雙方首先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決定在美蘇管轄區同時舉行選舉，然後美蘇軍隊撤出朝鮮半島，由韓國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

1947年10月，美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建議於次年3月31日以前，在韓國南北同時進行選舉，由聯合國監督進行民主的選舉，後來此議案決議通過。1948年8月15日，親西方的李承晚當選總統，1948年8月大韓民國宣布成立。聯合國隨即接納它為聯合國成員國。 9月9日，北方推舉金日成為國家主席，成立了北韓政府，受蘇聯和中國等共產國家推捧。南北方各自建立了軍隊，北方稱作“朝鮮人民軍（朝鮮軍）”，南方稱作“大韓民國國軍”（韓國軍）”。

於是，以三八線為界，在朝鮮半島形成了意識形態上完全不同的兩個政權，類似東西德國的分治模式。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蘇聯和美國先後從朝鮮撤軍。

1949年5 月，中共竊國之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壹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壹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壹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國、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還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同意1949年將中共軍隊的三個番號為156 、164 、166 師及兩個朝鮮族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故中共軍隊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680 人的46.5％。這才是第壹批中國的“誌願軍”。

中共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

有學者認為，在國共三年內戰，許多國民黨部隊的官兵被共產黨收編，在中共取得勝利後，對於這些官兵並不放心，借韓戰消耗這些部隊成了中共的毒辣手段之壹。

1950年6月25日，經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三天後攻占漢城，共產黨世界卻宣稱韓國先動手侵略朝鮮。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由16個聯合國成員國組成聯合國軍出兵保護南韓。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臘、盧森堡、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南非、泰國、土耳其均派兵參戰；丹麥、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則支持。聯合國軍將朝鮮軍趕回北部，由於中共軍隊的介入，挽救了北朝鮮失敗的命運，直至1953年7月簽署停戰協定。

中國出兵朝鮮後，國際社會認為“新中國”為侵略者、並對中國的侵略行徑進行嚴厲譴責。從這壹天開始，蘇聯和中共讓中國背上侵略好戰的名聲，在國際社會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同西方接觸的大門被徹底關閉，失去了國家發展之機會達幾十年之久。

彭德懷當年回國後向全國政協的報告，當時稱誌願軍死亡50多萬人，但現在中共官方稱誌願軍死亡18萬3千1百零8人。

中國著名法學家、誌願軍老兵程幹遠先生，據軍史記載的每次戰役資料加以分析，認為中共軍隊死亡80多萬。

誌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在他的回憶錄後記中只說了壹句話：“犧牲了幾十萬同誌。” 作家劉家駒披露，彭德懷的老秘書王亞誌給他具體的機密數字：誌願軍負傷、陣亡、病故、失蹤、被俘，共為978,122人，占入朝作戰總人數190萬人的51.5%（這壹驚人的數字還經民政部門在全國普查核實過）。這是韓戰中中共的機密。

根據美國朝鮮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上數字，聯合國軍總共死亡628,833人，受傷1,064,453人，失蹤470,267人。其中美軍死亡54,246人，受傷103,284人，失蹤8,177人。

1971年基辛格訪華後，中美關系成為熱點，林彪說：“好端端的壹個大好的外交形勢，被耽擱了20年。”林豆豆問林彪：“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贏了，中國說中國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回答：“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拉入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和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他還說：“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https://blog.dwnews.com/post-1062670.html

2010年7月9日 【韓戰60年】朝鮮戰爭的真相

1949年，金日成奔走於莫斯科和北京之間要求合夥發動“解放”南韓的戰爭。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朝鮮族的三個精銳師在1949和1950年初調入朝鮮，編入朝鮮人民軍，供金日成調遣。（見魯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這三個師原來歸四野林彪統率，他們曾身經百戰。這樣壹來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壹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強將。

誌願軍夏天入朝，本想冬天之前結束戰鬥，沒有想到拖了三個冬天，後勤補給跟不上,很多戰士凍死。根據美國人寫的回憶錄提到，曾經有壹段時間，誌願軍和聯合國部隊之間的陣亡人數是14：1。在這場戰爭中除了造成人員死亡之外，還耗費了中國的大量財政開支。1951年中國的財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鮮戰場上。（見毛選五卷P66）

1950年冬天，誌願軍已經打到朝鮮的三八線，彭德懷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因為軍隊損失已經很嚴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懷的意見。結果是：倉促發動的第四次戰役，並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相反，美軍抓住誌願軍不具備壹周以上連續作戰能力的弱點，大舉反擊，使誌願軍遭到入朝作戰以來的第壹次挫折。不僅損失了5萬多人，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而且全線被迫後退了100多公裏，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P877）第五次戰役目標開始決定主要在三八線地區打擊敵人，到後來卻發展到要打回三七線以南去了。第五次戰役開始不久，美軍掌握了誌願軍的作戰規律，利用其機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強等優勢，使誌願軍無法發揮運動戰的特長。結果，誌願軍全線被迫後撤約40公裏才勉強阻止住敵人的推進，且損失嚴重。僅此戰役，誌願軍就有1.7萬人被俘，占整個朝鮮戰爭中誌願軍被俘人員的80%還多。”（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P877

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是侵略者，中國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後美國有理由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也失掉了“解放”臺灣的機會。中國誌願軍被俘人員是2.08萬，是美英兩國戰俘的4倍還多。在戰俘遺返時，中國戰俘有1.6萬人不願返回中國，（占被俘總數的三分之二）。（數據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壹的收獲是落下了敢與美帝叫板的名聲（當然這也只是針對中國老百姓宣傳的）。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7114

2019年11月14日 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真相出人意料

“抗美援朝”是中共誌願軍歷史上最重要的壹場戰爭。其中的第五次戰役是中共投入兵力最多，對戰爭結果影響最大，也是最後的大戰役。

第五次戰役的第壹槍是1951年4月22日中共軍隊偷襲西線英軍第29旅。中方隨即向38線以南全線推進。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采用“逐步撤退，保持接觸，大量殺傷中國有生力量”的原則，用飛機大炮等遠程火力應對彭德懷的人海戰術。5月中旬李奇微認定，中國軍隊傷亡已經很大且後勤將耗盡，命令反攻開始。隨後聯合國軍大勝，中國軍隊全線潰敗，退回38線以北。6月10日戰役結束。

聯合國軍在反攻中以輕微的代價，造成中方大量傷亡。聯合國軍和戰後的史學稱為“五月大屠殺”。親歷戰鬥的美軍老兵稱：“中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是現代戰爭史上，最血腥的死亡景象之壹。”5月29日彭德懷通電全軍：“高級指揮機關過早離開部隊，使建制也紊亂。”6月1日彭致電毛：“三兵團（前線主力兵團）損失很大，四處潰逃，企圖回國現象嚴重，現正派人分途攔擋歸隊。”當時“邊境的丹東市內甚至出現了三五成群流浪的誌願軍離隊士兵。”直白的翻譯：誌願軍高級軍官逃跑時丟下部隊不管。前線士兵大批逃跑，已控制不住。

就在彭德懷發出有關前線士兵“四處潰逃”的電報後第4天，毛於1951年6月5日急電斯大林，要立即派高崗去莫斯科商討“我們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遇到的壹些嚴重問題”。抵達蘇聯後，高崗和金日成共同面對斯大林“反復解釋了中朝方面的困難”，並要求斯大林考慮停戰。但戰後中國的對內宣傳是，美軍因為被中國軍隊打敗才止戰於38線以南。1951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就在毛急電斯大林後的第3天，取用的頭條標題竟是“侵朝美軍的狼狽相”。《人民日報》的讀者們怎麽可能知道真相！？

近現代歷史壹次次表明，專制政權對老百姓有可怕的洗腦力量，至今還有很多中國人不能看清，中共在朝鮮的“戰無不勝”也同樣是謊言。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19/11/14/656173.html

2020年8月21日 前蘇聯解密檔案還原“抗美援朝”真相

大陸澎湃新聞網曾刊登了蘇聯解密文件“斯大林毛澤東如何商定中國出兵援朝”，解密文件顯示，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起初朝鮮軍隊進展順利，到8月中旬就將韓國軍隊驅至釜山，並占領了韓國90%的土地。隨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在美國空軍的不斷轟炸下，朝鮮軍隊開始招架不住，焦慮不安的金日成於是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朝鮮。在中、蘇、朝三方的反復溝通下，毛下令中共軍隊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

對於中共幫助朝鮮之舉，國際社會的反應是：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壹委員會以四十四票贊成、七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當年5月18日，聯合國還通過了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而中共除了宣傳“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中共出兵是保家衛國”的謊言外，還以宣揚美軍參謀長Bradley對韓戰的評價“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的壹場錯誤的戰爭”來愚弄中國人，讓不少中國人為中共的“壯舉”、為美國人的“後悔”而陶醉。殊不知，中國人又被中共斷章取義的手法給欺騙了。

　　Bradley是於1951年5月15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外交關系委員會前作證時說的那番話，那時韓戰剛打了壹半不到。當時美軍將軍麥克亞瑟主張借由海空力量攻擊中國境內城市，向中共施加壓力，從而迫使中共盡快妥協結束朝鮮戰爭。對於這樣的想法，國會當然表示質疑，希望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身為參謀長的Bradley因此來回答議員們的質疑。

　　其原話是這樣的：“Frankly，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at the wrong place，at the wrong time，and with the wrong enemy。”翻譯成中文為：“坦白地說，從參謀長聯席會議觀點來看，這個策略（指將戰事擴大到中國本土）會讓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進行錯誤的戰爭”。

有壹位網友對此評價的很有道理：朝鮮戰爭，如果美國不出兵，今天的韓國就跟朝鮮壹樣；如果中國不出兵，今天的朝鮮就跟韓國壹樣。因為中國和美國都出了兵，所以才有今天的韓國和朝鮮。看看今天韓國和朝鮮的實際狀況，只有腦殘傻子還看不出正確結論：誰出兵對了，誰出兵錯了。

－－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0/08/21/2258915.html

朝鮮戰爭大部分”誌願軍”戰俘選擇去臺灣

1952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交換戰俘是停戰後的大事。近3年的戰爭，聯軍及南韓被俘5萬人，其中美軍約9000多人。北朝鮮人民軍13萬人，誌願軍戰俘2萬人，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戰役，有1.7萬多誌願軍官兵被俘，其中180師有5千多人被俘。

中美最後就戰俘去向達成了協議，”誌願軍”戰俘可以自由選擇回大陸或去臺灣;聯軍戰俘可選擇回國或去第三國。中國和美國代表都有90天的時間對戰俘進行調查和解釋工作。由於”誌願軍”戰俘拒絕回大陸者數量龐大，解釋工作以此為中心。

1953年10月，在中立國印度軍隊管轄的中立區，支起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裏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派壹名觀察員。”誌願軍”方面則有數名經驗老道的連級以上的政工幹部對壹名拒絕回大陸的戰俘進行解釋，最後由中立國代表確認戰俘的自願選擇。解釋工作本來很簡單，通過高音喇叭反復播誦，戰俘幾乎能背下“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都知道其中的核心內容“保證回國後不受到迫害”。對戰俘個別解釋時只需當面念壹遍，戰俘有疑問，進行面對面解釋。然後再確認該戰俘的遣返意向，解釋工作就結束了。

然而，”誌願軍解釋代表”偏離解釋程序，不遺余力說服動員戰俘回“新中國”。

下面是“誌願軍解釋代表”與壹名戰俘的“解釋”紀錄：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我要去臺灣。”

“妳全家人都在盼著妳回家。”

“我回臺灣。”

“父母養妳容易嗎?妳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沈默)

“妳父母天天盼著妳回家。”

”回臺灣。”

“妳老家不是臺灣，妳去臺灣，妳父母和全家人怎麽向人民交代?”

……

“妳是不是妳父母養大的?”

……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幾個解釋代表同聲或輪渡說這句話)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

十分詭吊的是，原先政工幹部反復宣傳“部隊是我家”，以熄滅戰士的思鄉之情。妳想父母，黨和領袖就是妳父母，然後延伸到連長好比妳爹，指導員好比妳媽。現在反其道而行之，連“忠孝義”等過去批判為封建思想的儒家倫理都用上了。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和“我要回臺灣”類似的壹問壹答反復在“解釋”帳篷上演，面對頑固不化壹口咬定“回臺灣”的戰俘，政工幹部急了，吼道：“打臺灣!”或“解放臺灣!”戰俘回敬道：“守臺灣!”或“光復大陸!”

越到後期，接受解釋的戰俘越不配合：有的不管政工幹部怎樣說服，他只用“回臺灣”回敬;有的裝聾作啞;有的吐唾沫手指塞耳朵;有的大聲唱歌，幹擾政工幹部解釋;有的破口大罵解釋代表是俄國鬼子的漢奸，是賣國賊，高呼打倒朱毛、打倒共匪的口號。

解釋代表說祖國日新月異，無比強盛;說人民翻身做主人，日子過得比蜜甜;說耕田不用牛，用上拖拉機;說土改農民分到田地，糧食多得吃不完。戰俘當場就罵開來：什麽祖國強盛，糧食多得吃不了!讓我們來朝鮮打仗，大雪天連皮靴、厚棉襖都不配，背壹袋炒面打仗，不被打死，也得凍死餓死!

解釋的效果很不盡人意。首批接受解釋500人，只有10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430人，9人願意回國。19比930，願回大陸者占2%。這個失敗的紀錄還要打折扣，19名願意回國的戰俘，竟然有12名可能是預先潛伏下來的中方宣傳諜報人員——究竟是不是，中方沒有證實。

誌願軍中年少的只有十五六歲，西方媒體揭露中共驅使未成年人做炮灰。

選擇回中國的6000多“誌願軍”戰俘，大都經受了各種審判，半生慘淡。而選擇去臺灣的14000余人，最終還能衣錦還鄉，被當作臺胞盛情款待。

－－https://5455.org/history/99289.html

中國人民誌願軍歸國戰俘 －－維基百科 

1953年至1954年1月23日，聯合國軍將在朝鮮戰爭中俘獲的願意去臺灣的14,715名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遣送至臺灣。朝鮮戰爭實現停戰前後被遣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共三批7,110人：第壹批是要求遣返的傷病戰俘1,030人，第二批是堅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區經過解釋或通過逃出營地或是在印度人“點名”（實質是再給壹次選擇機會）時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

誌願軍遣返戰俘在開城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受到金日成和喬冠華接見，回國途中受到夾道歡迎，但是到了中國就被關押在了昌圖誌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這些戰俘歸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針。從11月中旬起，開始政審，整個過程分為“動員教育、檢查交待、作出結論、安置處理”。然而歸管處後來下發文件，說“共產黨員是不能被俘的”，戰俘必須交代問題，沈痛反省。戰俘們開始開會檢討，自我贖罪，寫檢查反省投降行為。但是歸管處在黨籍問題上較為寬松，到1954年2月，80%戰俘被恢復了黨團籍和軍籍。

1954年3月高饒事件發生後，對待戰俘的原有方針發生了大幅轉變，將回國戰俘的91.8%開除黨籍，6,064人中約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余人僅承認被俘前軍籍。只有30多名連以上幹部和少數人因傷殘得到轉業安排工作，其他人壹律復員。大部分戰俘被遣返回鄉並在檔案中註明“控制使用”，有壹些因為“特務”罪名被判刑。文革爆發後，相當多戰俘受到批鬥迫害，並有人自殺，吳春生認為“比勞改犯都不如”。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對步話機大喊“向我開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蔣慶泉的事跡為原型，但因為他受傷被俘，回國後受到迫害。

1980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誌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復查處理意見》寫道：“始終心向祖國，在壹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爭取遣返回到祖國”，大部分恢復黨籍，給予平反，落實政策。1982年落實平反政策的時候，兩位幹部請在四川省的戰俘李正文寫份自傳，李正文誤以為是另壹輪迫害的開始，因此自殺。政治上的平反並沒有改善戰俘的經濟生活，多數戰俘仍然陷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不少早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人民誌願軍歸國戰俘

土地改革運動 －－維基百科

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年初期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主導，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土地改革。這次土地改革，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

該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政治精英的地主和鄉紳階層，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的堅持下，土地改革運動並未采取和平方式進行，研究學者估計此次運動共造成超過100萬人非正常死亡、農村精英階層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識和了解經濟規律、不事具體生產且以地租為生的地主。

土改運動的壹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分，將農村人口劃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淪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各種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而賤民階層的存在完全違反“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被普遍認為是中國人權問題的重要歷史案件。

土改中，對被劃分為地主的人和其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導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對女性更充滿性暴力，強奸、輪奸、性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大量的無賴流氓成為土改的急先鋒，使得中共土改始終充滿恐怖血腥，並遍及全國。

土改剝奪了農村鄉紳階層的土地和壹切財產，剝奪了200-470萬人的生命，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

 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因此農民無權買賣，而政府有權處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土地改革運動

2017年9月29日 重慶教師多年調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開除

從2001年起，譚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進行長壽湖右派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此書2011年才在美國出版。他又歷經14年，遍訪川東土改親歷者，寫下50余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將川東土改血腥殘酷的真相記錄下來。但也犯了官方大忌，與他所做的長壽湖右派研究壹樣，這本書也無法在國內出版。

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說《軟埋》因觸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圍攻，而該故事的背景正是譚松采訪的川東地區。6月21日，譚松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方方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為此，文章特意講述了壹個在土改中被“點天燈”的年輕姑娘的故事。大約兩個星期後，譚松得知自己被學校解聘。

為此，紐約時報中文網用郵件和電話采訪了譚松。訪談經過編輯和刪減。

問：妳這次被校方解聘，與妳為方方小說《軟埋》辯護有關嗎？

答：這肯定是有壹定關系的，因為我加入這場論戰也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壹提到我，就說是某某學校的老師，大量罵我為地主翻案的人士還義憤填膺地說：“我們的大學怎麽會容許這樣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幾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川東土改，也給學校惹了很大的麻煩，上次（2013年——編註）沒開除我就是萬幸了，所以，我被開除是同調查土改有關系的。但是校方壹直沒有給我壹個說法，經反復詢問，只說是“正常調整”。

問：根據妳的調查，妳是怎麽看小說中提到的土改？

答：長期以來，執政當局運用強大的國家力量，徹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壹個不真實的“土改豐碑”。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們根據當局的旨意，編造了大量的謊言，比如四川大邑縣劉文彩莊園裏的泥塑《收租院》就是壹個徹頭徹尾的虛假編造。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有實事根據的，因為我八次到安仁鎮（地主劉文彩莊園所在地——原註）采訪，采訪了還活著的所有劉文彩的長工、佃戶、廚師以及幾十名相關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說最可貴也是最有價值的，就是它是這幾十年來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調子而是根據歷史事實而創作的作品。比如小說中寫到的亂打亂殺地主，寫到的那種恐怖，都是歷史的真實。如果要說我的調查同方方的小說有什麽不同的話（不是指文學形式），那就是，川東土改真實的慘烈程度，百倍於小說！

問：妳為什麽會對六七十年前的土改歷史感興趣？它對當下中國有何影響？

答：土改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極其巨大，它不僅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土地制度、改變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生態平衡，而且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來描述。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少社會問題，都可以從那場運動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列舉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惡果，比如：它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和鄉村的文化藝術，讓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臺；它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它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它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的亂象埋下了隱患，等等。這些惡果影響至今。

問：妳是怎麽想到要去做土改調查的？

答：在“文革”期間，大約是1969年，剛復課不久的我們被組織到附近的壹個生產隊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就是參加批鬥地主、富農大會。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訴地主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接著是聲情並茂地宣講地主的罪惡；然後是義憤填膺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記得當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之後，會場的主持人大叫壹聲：“把地富分子押上臺來！”大約有六七個衣著破爛的中老年人被推上臺。他們剛上臺，壹群人沖上去就是壹陣拳打腳踢！那幾個地富分子被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面。

這是我第壹次親眼目睹暴打地主，我並不清楚那幾個人是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雖然共產黨的宣傳也讓我心中充滿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臉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壹種極其無助和淒涼的痛苦。他們頭破血流但卻不敢叫喊，壹個個只是低聲呻吟。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觸動了我，我突然產生深深的同情。那時我只有13歲，並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壞人，他們是不是活該挨打，但是，我總覺得我從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壹種無辜。因此，當時我就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群情激憤地呼口號。

問：妳本人親自接觸過地主嗎？

答：1974年我當“知青”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我在農村呆了近三年，在同農民們相處好了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大量的心裏話，最初讓我很震驚的是：他們情願過當年給地主幹活的生活而不願意當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還說，當年地主對他們很不錯，吃得也好。這同我受的教育剛好相反，而我感覺到，他們說的是實話。

給我最大啟蒙的是生產隊的壹個老會計，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處，他經歷了土改的全部過程，他是第壹個給我還原土改歷史真相的人，那種血腥、殘暴、下流、荒誕……老會計說，他也很冤枉，因為小時候曾經抱給壹個地主當過幹兒子就被評為地主。我當然知道這個地主，他是生產隊裏最底層的人：卑微、屈辱、幹最苦最累最臟的活，而且，從不敢高聲說話，連他的妻子女兒，都畏畏縮縮，像個小老鼠。記得有壹天，我路過他住的那個破草棚房，站在門口向裏望去。看見壹個女人，壹個穿得很破爛的瘦弱女人，正在竈臺前燒火。她發現有人在看她，擡起頭來，壹見是我，眼中露出驚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沖著她笑了壹下。我永遠記得她的反應——她慌慌張張站起來，既手足無措又仿佛受寵若驚！她的那種卑微讓我心裏突然覺得很難受——壹個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開始產生壹種隱隱的沖動：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問：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東土改中是如何消滅地主階級的？有什麽特點？

答：在土改中，有壹個政策，叫“關、管、殺”，這是專門針對地主和所謂反革命分子的。“關”就是關押——抓進大牢；“管”就是管制，雖然沒進監獄，但沒有言論行動自由等等；“殺”很好理解，就是肉體消滅。除此之外，地主們的財富全部被沒收了，土改讓他們變得壹貧如洗。另外，強大的宣傳把他們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從此擡不起頭來。

當然，各個地區也有壹些各自的特點，比如酷刑，不同地區就地取材，發明了它獨特的刑罰。比如四川農村有壹種飲酒方式，就是眾人雙手握著壹根竹管在壹個酒壇裏喝酒，土改時人們就根據這個方式發明了壹種刑罰叫“吃咂酒”（又叫“猴兒搬樁”），把人的兩個大拇指捆在壹根木樁上，把木樁破開，中間加壹個削子往下敲，這樣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繩勒斷；又如秀山縣有壹種又硬又尖又長的刺叫“鐵棱角”，土改時對地主就大量使用這種刺，叫“滾鐵梁角”。

問：2003年，妳真正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是什麽觸發妳的？

答：那壹天，我在川東雲陽縣彭氏莊園偶然聽說，土改時，壹個地主老婆被四個民兵用鐵條捅下身，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當時我壹下子情緒極其波動，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頭徒然變作按納不住的沖動。記得當天晚上，雲陽突然傾盆大雨！我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壹次不幸——壹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壹刻，我決定不顧壹切進行采訪。說“不顧壹切”是因為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問：妳采訪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階層嗎？

答：有壹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後代，老地主們大多已經不在人世，經過土改和隨後的大饑荒，已經沒多少老地主能活下來。再加上我動手晚了和不敢公開尋找，因此，這壹百多人中，只有幾個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隊員、土改民兵、農會幹部、土改積極分子和當年的貧下中農。他們都是土改的親歷者。

問：能不能說幾個他們的故事？

答：當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銀，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絕路。在川東忠縣有壹對夫婦叫黎大雪和肖正靜，他們是工商業兼地主，在他們所有財產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時，他們只有自殺。這對夫婦是手牽著手壹步步走向長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東奉節縣柏楊壩鎮的大水井莊園，曾發生過壹個燒烤活人的事件。被燒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兒媳婦，土改民兵許定勝（音）向她逼要金銀，彭吉珍交不出，這位姓許的民兵就把她脫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當時在場的壹位農會幹事向賢早把區長叫來，彭吉珍會被當場烤死。我在聽向賢早講這個故事時，頭皮壹陣陣發麻。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929/cc29-tansong/

2018年10月13日 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

“土改殺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幹，要反抗，妳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壹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這是壹個被整了幾十年的地主後代的“困惑”。

在中共奪權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錢糧，農民的生命，作為拼殺的力量，打天下的資源。在三年內戰時期更是如此，劉少奇在1947 年的全國土地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劉少奇年譜》第84 頁）所以，共產黨要搞暴力土改，殺地主，分田地，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

1949年，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經是自己的了，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壹場更大範圍更多殘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開始了！

中共在奪權後，讓前國統區人民對新政權盡快臣服和畏懼的“高招”是什麽呢？

是殺人！

他們啟動了當年打天下的法寶——暴力土改。

土改運動是與鎮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殺人也是同時進行。毛澤東嫌殺人太少，1950年10月，他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壹再督促各地要“大殺幾批”。在毛澤東的強力推動下，殺人的槍聲響徹了神州大地的城鎮和山鄉。

暴力土改，壹箭三雕：

1、殺人立威

中共發動土改的程序壹般是先“發動群眾”、灌輸“剝削壓迫”理論，挑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然後才鬥打和殺害地主。但是，也有壹登場就大開殺戒的，如壹位雲南的土改工作隊領導幹部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們那兒普遍使用了壹種叫作“先轟開、後深入”工作方式。所謂“先轟開”，就是壹入村就把當地的地主和鄉紳們抓來亂槍打死，制造恐懼、殺人立威之後，再來“後深入”——發動群眾搞土改。

中共壹來，把多年來在鄉村中的頭面和受尊重的人物壹番鬥打之後再壹槍打死，這樣便在很短的時間裏，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系，讓人害怕，從而樹立起新政權的威風。

2、讓農民雙手沾血，從而緊跟黨走

毛澤東明確講，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毛澤東曾親自指示說：“每到壹處，先必制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

制造恐怖，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黨的基層政權，讓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參與“恐怖活動”，使他們不得不同共產黨站在壹起。否則，他們也可能會成為被鎮壓和被專政的對象。所以，土改不僅讓分得了土地的農民感恩，而且也害怕。就像黑社會為了脅迫人入夥，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讓他去殺人。身負人命，雙手沾血之後，“入夥人”沒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幹。1947年4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要以復查（土地）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壹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

3、便於“馬列文化”占領農村

地主鄉紳們大多是中國農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中共要在中國廣大農村壹下子徹底鏟除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道德觀、是非觀和價值觀，遠非易事。面對這個“難以解開的節”，中共采取了“快刀斬亂麻”——殺人！直接從肉體上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地主鄉紳，從而讓那外來的“階級鬥爭、暴力專政、消滅私有制”的“馬列文化”占領中國的農村大地。

不過，中共這種為控制和坐穩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雖壹時得逞，但卻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癥。

1、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

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鄉紳。

2、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壹種前所未有的國家暴力，在廣大農村煽起了壹種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殺。

3、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

土改前，農民以富為榮。土改後，富就是壞，是不仁。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

4、培養灌輸了恩人和救星意識

壹個強大到可以隨意給妳壹切的政權，也可以強大到隨意奪走妳的壹切。

5、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

農民們對本鄉本土的地主是怎麽發家的，他們是怎麽掙得那些財產的，心裏十分清楚。平白無故地去搶奪別人的財產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卻用謊言、暴力和利益引誘，發動農民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土匪行經。中共的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亂象埋下了隱患。

6、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

毛澤東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就發現並大加贊揚了壹種“革命先鋒”，這就是：地痞流氓。這種流氓無產者都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他們沖殺在前，敢鬥敢打敢殺，成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結束後，這批“積極分子”紛紛入黨做官進入政權，成為了中共農村的基層幹部。

7、摧毀了鄉村的文化藝術

壹是燒書。

在殺掉地主鄉紳的同時，大量民間藏書也被焚毀。比如川東忠縣花橋鄉土改農民將書畫當柴燒，整整兩月，將舉人沈氏世代藏書燒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學士李孟洋的書畫（包括不少珍本）被10個人專門焚燒，燒了半年才燒完。

二是毀物。

1949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規模龐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壹身。1949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

8、人為制造等級，造成不公與欺壓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小土地出租、貧農、雇農等不同的等級。第二是欺壓：被劃為貧、雇農的等級，被作為革命的依靠對象，不僅有優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的權利，更有欺壓（甚至虐殺——如文革時期）地富等級的特權。

9、造成了壹個龐大的不幸群體

階級成分論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血紅的土地》壹書對此有詳盡的記述）。

10、把“殺人越貨”賦予壹種“崇高的革命性”

殺人越貨如果已經不是壹種犯罪而是壹種由國家和政黨推動的崇高的革命行動，那麽，它壹旦轟轟烈烈展開，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破壞之烈，遠在壹般的犯罪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html

2018年8月14日 嚴家偉：殺人越貨喪盡天良的“土改”——土改見聞拾零

 本來所謂“土改”，就只是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壹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著流血的。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臺灣）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從原先土地擁有者（即中共所謂的“地主”）手中贖買過來後，再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結果皆大歡喜，更不會有人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窮鄉僻壤的農村中，中共煽動壹幫遊手好閑、又想發財的農村痞子流氓，“合法” 地殺人越貨，手段殘忍，喪盡天良，令人發指。下面是筆者所見所聞之事，掛壹漏萬，記錄在此。

邱國軍：槍斃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縣小寨壩有個地主叫邱國軍，家中有幾十畝田，被劃為地主。又因此人在當地開了壹家旅館，在窮鄉僻壤痞子們的眼中，邱國軍似乎就是當地首屈壹指的，比爾蓋茨式的大富豪了，於是逼著他交出浮財金銀。他把什麽錢都拿出來了，還過不了關，硬說他是“頑抗”。將他綁在樹樁上，雙手十個指頭，全部包上棉花，棉花裏澆上桐油。然後引火將棉花點燃。十個指頭變成了點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國軍淒厲的叫聲慘不忍聞，最後痛死在樹樁上。死後還瑤說他“與人民頑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槍斃”壹回，以顯示土改的威風。

現代版的東郭先生——“範瞎子”

在我的故鄉成都市西外，土改中壹個姓範的地主，壹生勤勞節儉，晚年才掙得幾畝田地。此時他己年老體衰，視力極差，人稱“範瞎子”。土改壹來，田土全被沒收了不說，硬要逼他交出金銀“浮財”。他哪有什麽金銀，交不出來，土改工作隊的人便把他交給農民去鬥爭。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脫光，跪在“風”谷子的風機面前，幾個農村壯漢換班使勁搖動風機，冷風對著他壹絲不掛的身上吹。妳不交金銀，就不停地吹。五十幾歲的老人怎麽受得了。壹天下來便渾身凍得僵硬。回去發高燒死掉了。在鬥“範瞎子”時最起勁的就是壹個姓彭的單身漢，此人三年前窮得在路旁討飯，“範瞎子”看見了可憐他，收留他在家作長工，範有個老婆是續娶的，才三十多歲，這個姓彭的便經常與之眉來眼去，是否“紅杏出墻”，外人背後議論甚多。到土改時這個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積極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饒，硬要說“範瞎子”藏有金銀，最後把“範瞎子”整死了，不幾天，範的老婆就和彭睡在壹起了。

女性地主的悲慘：無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土改中，山鄉的痞子們，雖未必讀過有關裸刑的史料，但他們對女人身體隱私處的邪惡“性趣”，決不會因不識字而落於人後。

川南筠連縣原沐愛區中心鄉，壹個三十余歲的李姓女地主（當時中國農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無名），容貌姣好，鄉村痞子常對其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該女自成人後壹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土改中，幾個農村流氓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後，猶覺未能“盡興”。於是弄來幾塊肉，叫這女子當眾吃下。並且振振有詞地說：“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準妳再吃什麽素了，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腳踢，後又強行把肉往她嘴裏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裏的肉吐在了痞子們的身上，臉上。壹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壹條黃鱔，當眾扯下李姓女子的褲子，破口大罵道：“妳上面不吃葷，老子給妳下面開個葷……”邊罵邊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其他幾個痞子也幫著作惡扯手按腳。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成都近郊九裏堤村有個女地主，人稱何二嬸，其夫是國民政府的軍官，隨軍去了臺灣。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何琳，小女兒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囯軍的飛行員，1949年她隨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當教師，二十出頭，尚待字閨中。土改中，村農協會硬說何二嬸私藏有金銀要她交出來。何二嬸跪地叩頭求饒，也根本無用。

這時村農會中有個姓姜的農民武裝民兵班長，原是個鄉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見此情景頓時感到機會來了。他見過何二嬸的小女兒何娟，是個身材苗條清秀美麗的姑娘。於是他便跑去對土改工作隊的人說：“何二嬸最愛她的小女兒何娟，何娟在城裏教書，只要把何娟抓回來壹鬥爭，何二嬸為了疼女兒壹定會把什麽錢都交了出來。”這土改工作隊也是有任務的，如果收繳的地主“浮財”完不成上面下達的任務，不但得不到表揚，提升，還會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傾，弄不好自己都得丟飯碗，所以“管他黑貓白貓，只要能把地主的銀子弄出來就是好貓”，便同意了這姜痞子的“建議”。

那時要抓壹個人，既不需逮捕證，也不要什麽傳喚證，只消村農協會寫張白條蓋個農協會的章就行了。姜班長就這樣輕而易舉的把壹個還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課的小何老師抓回村裏來了。農民協會不過是個群眾團體，就象釣魚協會，登山協會壹樣，竟然可以抓捕人，這也許又是中國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後，姜班長和他的幾個狐朋狗友，先是逼著她去“勸”她母親何二嬸交出私藏的金銀。這金銀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沒有就是沒有，拿什麽來交？於是他們就說何娟思想頑固，要來給她“端正壹下態度”，也就是鬥爭她。他們幾個人把何娟弄到壹間屋裏去，對她似乎特別“客氣”、“照顧”，既不打，也不捆。幾個人妳拉壹下，我扯壹下，這個撞過去，那個抱過來，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銀、鈔票，進行“搜身”檢查，乘機就在人家身上亂摸亂捏……用盡了猥褻、調戲、侮辱的各種手段。此時何娟這個弱女子，如同壹頭羊，落在狼群中壹樣，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答，鬥爭地主的女兒誰敢來過問？何娟老師不堪淩辱，最後投水自盡。壹個有知識的花季少女就這樣雕謝了！身後還落得壹個“堅持反動立場，自絕於人民”的罪名。何二嬸痛斷肝腸，幾天不吃不喝，終於也隨女兒壹道去了。土改中整死壹個地主比踩死壹只螞蟻還簡單。誰也不會來過問，誰也不敢來過問！

“匹夫無罪懷石其罪”的劉洪發

劉洪發時年約四十來歲，他家祖上遺留給他有幾畝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約2000市斤；另有壹點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約300市斤。劉洪發壹家五口人，有幾間破草房，又矮又爛，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補墻頭缺，綠樹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風，夏暖冬涼的樣兒。就這麽壹個窮人，只因祖上給他留下了幾畝田土的“罪惡”財產，雖然劉洪發壹家自耕自種，但比起當地那些無田無地者，也就成了“鶴立雞群”的“拔尖”人物了。於是壹下子劃成了“地主”！沒收土地、耕牛、農具，還要勒令他交出金銀浮財。我的天，他哪裏有什麽金銀！？於是被視為不老實，抗拒從嚴，捆、鬥、打、吊，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時還捆吊在樹上。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shi/20180814/985253.html

三年大饑荒 －－維基百科

三年大饑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壹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劃入饑荒時期。

大饑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制度性問題等。

歷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射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認可，認為1956年對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是“反冒進”，對此作了批評，並提出“反反冒進”。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壹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埋下伏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饑荒情況

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億斤。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稱，1961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且出現廣泛的饑荒。另壹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數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500萬到4500萬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壹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壹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5千萬。

虛假宣傳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的糧食。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受到蒙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饑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

進入1980年代後，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匯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壹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饑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壹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壹男壹女兩個孩子。壹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壹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竈邊扔著壹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妳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妳做活。’”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安徽、甘肅：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此外，退休幹部梁誌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壹次發言中說：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信陽事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饑荒成因

大躍進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誇風”和“大煉鋼鐵”，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豐收未能歸倉”。而浮誇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壹，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

此外，大躍進及其後的“農業學大寨”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人民公社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除四害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制度因素

統購統銷

1956年10月6日，國務院出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壹般以社為單位，根據壹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壹計算和擬定。歸社統壹計算的結果，糧食有余的為余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系。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壹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征購的糧食年度量壹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壹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壹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戶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壹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壹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高壓管控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後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饑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壹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饑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麽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壹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外部因素

對外出口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射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射穢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系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蘇聯債務

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壹書記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裏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復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誌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壹。沈誌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系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自然災害

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匯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饑荒死亡的責任。 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壹般幹旱，其幹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壹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遊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澇災分為壹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各界評論及觀點

中國共產黨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於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射穢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媒體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采訪兩百多名大饑荒幸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饑荒的動機之壹，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壹面哭墻，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幹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學術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饑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饑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饑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壹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壹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壹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壹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采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壹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饑荒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系。余傑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

2008年11月11日 親歷三年大饑荒:殺狗餵牛 食堂斷炊 餓殍遍野

對於“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說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為壹個身歷其境的“幸運者”來說，只能實實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銘心的生活情形記述下來，給歷史壹個見證，給後生壹個借鑒。

沸騰的壹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歲）家庭因政治原因遭變，隨大人下放到四川省瀘縣沙灣鄉，現瀘州市茜草鎮聯合村新瓦房。沙灣地處市郊，就當時的農業生產、生活綜合條件而言，應該屬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國慶節，沙灣鄉改成了沙灣人民公社。為了慶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鄉農民放假召開慶祝大會，演出文藝節目另外還請市川劇團來唱戲。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爆竹聲中便從射穢主義社會壹步跨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工資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竈頭。

壹夜之間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領工資*，頓頓吃食堂，大米飯白面饅頭，紅燒肉回鍋肉，6菜壹湯撐死不要錢，叫妳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還不能少吃，於是大家比著吃吃得滿口流油嗝聲連連。但是就這也吃不完啊，於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饅頭紅苕當成手榴彈來開仗，直砸得社員食堂的屋頂上墻上白的是饃饃黃的是熟紅苕，餓過飯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見，罵我們是砍腦殼的短命鬼，罵我們糟蹋糧食不怕遭報應。在那“天堂”般的日子裏，老年人還是見不得浪費糧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會有報應。問題是社員食堂壹下子那來那麽多吃的呢？

第壹，1958年（高、初級社）是壹個前所未有的豐收年，為了趕種小麥許多紅苕都顧不上挖，而且挖回來也愁沒地兒放。於是用犁頭壹犁，緊大個的撿幾個算幾個，爛在地裏的紅苕比收回來的還多，不愁沒糧食。

第二，為了體現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任著浪費、任著不當日子過也要讓大家吃好吃個滿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產風”。成立人民公社就等於進入了共產主義。收回社員的自留地，不再分糧食給個人，各家各戶之前養的豬羊家畜統統共產了去（我家有頭百十斤的豬被收去，後來反“共產風”退賠了20元錢）。同時生產隊也大養生豬，所以壹時間才會有這麽多吃的。

開始壹個生產隊壹個社員食堂，大人小孩8人壹桌。壹開飯十幾桌人嗡嗡叫。那時我和弟弟十幾歲正是吃長飯的時候，不管米飯饅頭大肉小炒，五搶六拖吃得穩（眼睛看得穩）、準（筷子夾得準）、狠（心腸來得恨），唰唰唰幾搞撬就把菜盤裏的精華壹掃而光。人幸福狗當然也幸福，我有條黑花狗，天天跟著吃食堂，月把下來長得油光水滑，肥得像頭小豬見生人都懶得吠叫了。

禍根

國慶節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種的季節。大兵團作戰，田間地頭紅旗招展喇叭高亢。橫幅上寫的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塊好省地建設射穢主義！”“畝產雙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廣播裏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趕美”、“壹天等於20年，共產主義勝天堂”。建制也改了稱謂，公社是營，管理區（大隊）是連，生產隊是排，小組是班。像軍隊壹樣把社員集中起來勞動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準個人行動，特別有事得請假批準才準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揮下，1958年秋種和59年的春種，造成小麥水稻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為了拍記錄片，叫社員把“上面” 檢查時難看見的邊角田地裏隨便種的小麥水稻拔來，密密地擠放在壹塊田地裏，把幾十窩紅苕弄來綁在壹起算做壹窩，任新聞記者拿攝影機崛著屁股猛拍豐收高產景象。當時有新聞報道，說徐水縣書記張某向來視察的毛主席匯報，說他們的糧食年產達12億斤，小麥平均畝產2000斤，主席聽了還大加贊許。

其實59年至62年哪有什麽大的天災，起碼瀘州地區就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全國20多個省同時都發生自然災害？而且這個倒黴的“連襠褲”壹穿就是整整三年！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顧全關系，叫我說最多是1分天災9分人禍。

人們壹般只知道大躍進煉鋼鐵，瀘州地區每個生產隊抽3、5人去敘永縣大煉鋼鐵，家裏的人也搞小高爐煉，把鍋、門扣、抽屜把手凡是金屬都收去煉了，賠了本錢功夫煉些沒用的黑砣砣到處都扔著是，壹面卻敲鑼打鼓地到處報喜，說是煉出了多少多少鋼鐵。有研究說老墻土是上等肥料，含有這樣那樣多種有機物，壹畝田地撒上多少老墻土可以增產多少斤糧食，壹聲命令就扒得雞飛狗跳哭聲不斷人無居所，祖墳被挖也沒有這麽傷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墻土碾碎撒下地，產量沒見上去被扒房的人家傷心欲絕，三家兩家擠住在壹起，捉襟見肘許多叨罵，夜裏尿泡尿都得用內功夾著慢慢尿，不然尿尿聲音大驚動四鄰以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計研究老墻土做肥料的科學家們多半作古了，如果還活著並且能看見我的回憶文章，會不會為他的缺德研究臉紅呢？

還有壹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順便說壹下，就是打狗餵牛。和老墻土肥田壹樣也不知是那個缺德的科研人員想出來的，說是狗肉性熱，人吃狗肉禦寒牛吃了也不怕冷。於是上級壹聲令下，每個生產隊都成立打狗隊，打死的狗交給養牛社員，剝皮煮煮給牛吃。可是牛們卻不識好歹，只吃草不吃肉，於是就盛在竹筒裏上幾個人把牛逮牢，壹筒壹筒地硬朝喉嚨裏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裏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幹部說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繼續灌。繼續灌就繼續灌，灌得牛們奄奄壹息連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來“科學”不壹定都科學，科研人員裏邊也有那種不學無術胡說八道的騙子。

報應

由於上年的瞎指揮，1959年主要糧食（小麥水稻）大面積嚴重減產。另壹方面因為放衛星虛報，國家下達的公糧數字也大大提高，有點收成也遠遠不夠交公糧。臨近國慶節時隊裏的糧食就日見匱乏，於是食堂停止了敞開的吃法，吃定量，全勞動力壹天壹市斤，半勞動力婦女兒童依次遞減。

真所謂“城頭變換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說變就變，廣大社員從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摔”得窮兇 “餓”極。壹到開飯時間，為爭壹口飯吃娘倆罵爺倆打，食堂裏壹片罵聲哭聲，那種六親不認的醜陋場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著食堂就要斷煙火，隊長易國華（已逝）就把餵豬的二郎丕（癟稻子）叫炊事員唐矮子他們放鍋裏炒熟，碾碎和著細米糠蒸巴巴吃。巴巴雖粗將就能吃，只是年歲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來，沒辦法就脫了褲子泡在魚塘裏用手摳。鄒海清大爺愛開玩笑，摳了起來說，日他的仙人吔，光聽說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現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來差點沒把人漲死！

1959年元旦過後食堂徹底斷了煙火，樹倒猢猻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員們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賣家當買黑市糧吃（或直接換糧票），解放初從地主那裏分得的勝利果實，什麽寧波床、檀木衣櫃、四方桌甚至棺材。家當賣了也管不幾天，就和沒家當賣的壹起挖芭蕉頭葛根吃，幼兒園的小朋友更可憐，餓得跑出來找東西吃。菜葉麥苗見啥吃啥，拔不起來菜根就趴在地上啃著吃。

芭蕉頭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剝樹皮吃，樹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謂仙米就是地底深處的粘土，灰白色，捏著粘手。挖回來放點水捏捏擱在鍋裏煎壹煎，煎成兩面黃吃起來沙沙的澀口倒沒有什麽怪味。但是這東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腸梗阻更厲害。又是餓極貪吃，壹時間因為吃仙米就漲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來死後肚子硬得像石頭壹樣。

饑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動，這回不講高產放衛星了，講“生產自救”，講“代食品”，講“糧不夠瓜菜代”。生產自救瓜菜代是正確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維了。高糧桿玉米稭，弄粉碎機來打碎，篩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餅給社員吃，還說含有多少澱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飽並且十分的營養。稭桿也就罷了，還有壹種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麽東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員尿的尿用桶集中起來倒進大池子裏，漚個多少天，漚得綠茵茵黃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結晶體。據說人在危急時刻尿可以短時間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壹定的道理，但是那東西弄來弄去的實在太惡心，反正我沒吃過不知道是什麽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現象已經很普遍了。政府壹方面帶領社員生產自救，另外還撥些糧食下來救命。只是不多，大人壹天二市兩，小孩壹市兩。於是食堂又恢復起來，小食堂改成大食堂（壹個大隊壹千來人），壹天兩頓菜稀飯或菜糊糊把命吊著。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於是就不斷的死人。

校園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學，說不準也會落得個“非正常死亡”。學校再餓也比家裏斷糧吃代食品好多了，學生和城裏人壹樣每月多少還有定量糧食供應。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學生好像是30斤。從59年元旦後開始減少，最後減到每月18 斤、15斤。還不完全是大米，有紅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來有沙，後來聽說是從外國進口的豬飼料。）

說來也苦，壹班40來個學生吃飯要評4個等級：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飯分等級是啥概念呢，壹天兩頓菜稀飯，館子裏用的長把勺（壹勺有壹小碗），每頓飯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兩勺半，丙等兩勺。這個四勺和兩勺哦，整整多壹倍了，誰都是學生，誰都是肚子，妳說整人不整人？現在想起來還牙癢癢地！什麽吃特等的表現優秀，學習還不如我，是會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學習中上聽老師話的。像我這樣學習馬虎但很不聽話，只配吃個乙等。丙等個孬種學習自是不行，還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餓這種蠢貨餓誰！

關於糧票作廢

經過網友證實：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糧票（包括各市縣發行的糧票證卷），於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無風聲，等民眾知道時所有的糧票全部變成了廢紙。糧票少的人搖頭嘆氣自認倒黴，糧票多的人捶胸頓足哭天搶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於不顧、幾乎是草菅人命的壹道指令，從饑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裏刮走了不知道多少億斤糧食。糧票的背面有說明——無價證券。但是，糧票無價而糧票所代表的糧食不只是有價，擁有它就意味著不受饑餓，甚至意味著擁有生命！遭遇強盜似地掠奪的人們除了幾聲哭泣、幾聲罵娘以外，從沒聽說去向當局抗議要個說法啥的。結果是黨、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時也再壹次地驗證了：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劃自留地”，“恢復自由市場”（成立公社後鄉場集市都取消了的）。農村社員得了土地趕緊種瓜菜糧食救命，卻不知道這個“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和他的壹班人在“頂風作案”。好景不長，僅僅收了壹季農作物鄧自力就倒臺了。只到這時，包括社員群眾才曉得撤食堂劃自留地是鄧自力搞的。鄧自力搞“右傾復辟”，鄧自力“挖射穢主義墻角”。鄧自力膽大妄為破壞“總路線”。鄧自力瞪著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職查辦。但是，幾十萬瀘州地區的農民卻因此收獲了壹季救命的莊稼。就這壹季莊稼：高梁、玉米、南瓜、綠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沒有自留地裏的這壹季莊稼呢，又該多餓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鄧自力，感恩鄧老，我想凡是熬過那場劫難的瀘州人尤其是農民，都應該對鄧自力同誌有所感恩。

剎小偷小摸風

1962年上半年，中央終於調整農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員食堂，給社員劃分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

困難時期生產隊的社員幾乎無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壹黑就都成了小偷，偶爾互相碰上了假裝不認識各偷各的。麥熟偷麥稻熟偷稻，沒有鍋就用壇子罐子煨。壹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開十來分中趕快把明火熄掉，余火壹悶麥飯悶開了花，吃起來奇香無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難看，端著被煙熏黑的壇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鬥爭，鬥了還要扣飯。今天妳挨鬥明天他挨鬥，鬥來鬥去大家都不要臉皮了。於是鬥歸鬥偷歸偷，白天挨鬥夜裏照偷，反正不要臉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餓著，於是就落下了個偷病。社員偷幹部當然也偷，社員是各自為陣偷山上地裏的，幹部則商量著偷倉庫保管室的，只不過“剎小偷小摸風 ”的時候，只整社員不整幹部罷了。

撤消食堂以後我們聯合管區改成聯合大隊，記不清是62年還是63年冬，“剎小偷小摸風”的批鬥會在新廟子召開，每個小隊都得抓壹兩個典型殺雞給猴子看。

所謂“剎小偷小摸風”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還沒聽說這樣搞過。

1963年之後，人民公社實際上名存實亡。“隊為基礎單獨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頓時高漲。經過三年的努力，城鄉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糧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業產品應用盡有。然而剛剛好起來，突然又來了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鬥武鬥鬧得百業雕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蘇小和：為什麽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饑荒

晚飯時，我問母親：“三年自然災害時，您餓過肚子麽？”母親嘆氣：“能不餓麽，好多人都被餓死了，我親眼看見隔壁的大叔餓倒在田埂上，明明看著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軟綿綿倒了下去，我過去壹看，人已經斷氣了，”說著說著，母親的眼淚流了下來，“那幾年也沒見大幹旱大水災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領導都在幹什麽”？母親把這問題丟給我，走到廚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經利用假期，去訪問那些經歷過三年饑餓的老人們，同時努力找尋有關饑餓的研究性著作。幾年下來，我發現，無論是老人們內心驚恐的記憶，還是阿瑪蒂亞.森對大饑餓的學理性研究，都令我這個沒有經歷過大饑餓的人羞愧萬分。尤其是後者，當我把讓·德雷茲和森合著的《饑餓與公共行為》讀完之後，我徹底承認，我是壹個愧對歷史，愧對生命，愧對良知的軟體動物。

第壹層面的羞愧，乃是我們的整體性失憶。在人類的饑餓史冊裏，中國人應該最有責任，最有動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體性饑餓問題，但當下的局面卻證明，我們曾經餓死了3000多萬人，可是我們卻找不到壹份真正直面那場災難的文獻。

壹家NGO組織曾經對100名1975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就三年大饑餓歷史做過壹次隨機性調查，結果顯示，知道這場災難的人僅為37%，了解具體死亡人數的人只有10%，而認同這場災難的原因為自然災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層面的羞愧，應該是我們的學者們有意識的從局部著眼。

比較《饑餓與公共行為》（讓·德雷茲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狹小視角，以及背後的某種學術勇氣的缺失便顯露出來。正如這本偉大著作的書名所體現出來的定義，森認為大饑餓的本質原因是公共行為的失誤，具體而言，即是專制體制以及該體制下的民眾權利的喪失。在森看來，所謂的公共行為，不僅是指國家的活動，而且包括人民大眾所采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通過公民合作），還有“對抗”的（通過社會批評和政治對抗），前者顯示，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惡化，而後者則顯示，公民權利的丟失，導致了饑餓的普遍蔓延。

我個人極力贊成森的結論，並且認定大饑荒和中國當時的政治集權體制有關。

－－http://hx.hxwk.org/2016/01/28/蘇小和：為什麽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饑荒

2019年5月14日 韓麗明｜樹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饑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們開始捋樹葉吃。壹天，父親也提回了壹筐榆樹葉，準備拌面蒸著吃。榆樹葉吃前要用涼水長時間浸泡，否則苦澀的難以下咽。

記得1960年秋季，父親剝回了榆樹皮。榆樹皮有油性、黏性。用鐮刀割斷、剪碎後放在鍋內炒。把水分炒幹，然後用錘子搗。搗的過程中，含在木質部的澱粉就脫落下來了。吃時，有糧食的摻壹點玉米面，沒有糧食就不摻了。按照當時的感覺，味道還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於壹時。那天，我也參與了鍋炒、搗粉、過羅的全過程。

用純榆皮面可以做面條，和潤滑口。但韌性太強猶如皮條，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摻在面粉裏吃。現在有的蕎面饸饹館為了筋道也要摻榆皮面；有些休閑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時為剝榆樹皮大打出手的事經常發生。

吃榆皮面挺耐饑，但吃多了，災難就來了。拉不出屎，都撐在肚子裏了。危急之時，只有相互用手掏。據說喝點麻油很見效，但那時，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剝榆樹皮只能適可而止，剝壹行留壹行。不能全剝了，全剝了樹就會死亡。還有呼市人不剝樹皮的形成層。當妳把樹皮扒開，妳會發現裏邊的木質部與外面的韌皮部之間有壹層，這層在學術上稱為“形成層”，就是植物的幹細胞所在地。這層細胞往裏邊分化出木質部，往外分化出韌皮部。也就是說，這層才是活著的長樹木的地方。

許多人只看到樹幹和樹葉，看不到樹根。其實樹根的長度要比樹幹的高度長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樹葉裏的營養在秋天大部分要轉移到樹根裏。把樹根刨走壹部分，第二年樹幹雖然不長了，但樹葉茂盛，把光合作用的產物大部分用於彌補刨掉的樹根。這樣，第二年冬天，妳照樣可以去刨樹根。

在秋季，聰明的呼市人，會去刨榆樹根的枝蔓，因為此時樹的營養都在樹根裏。樹根的皮很厚實，整個韌皮部都在土壤裏，非常鮮嫩。尤其是離樹幹很遠的年幼分支。

樹根是可以再生的。

聽說河南餓死三百萬人，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吃樹皮的方法不對。河南的榆樹非常多，壹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確食用，僅憑根系的營養，完全可以渡過難關。可惜沒人教給河南人民正確的吃樹皮方法。那時，中科院的科學家們也不知道都鉆到哪裏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韓麗明｜樹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 我縣的三年大饑荒

三年大饑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壹個準確的數字。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業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餓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麽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

據1961年底中共高臺縣委的《高臺工作上的若幹經驗教訓》專題報告中認為，三年來的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壹是在農民問題上大搞經驗，全縣刮“共產風”，平調總值達470萬元；強征過頭糧，刮浮誇風，弄虛作假，造成糧食高征收，口糧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減少22.6%，牲畜死亡44.1%；生產上瞎指揮，強行銷毀老農具，推行種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違背科學種田的客觀規律，造成糧食逐年減產；政治上迫害打擊，各種運動把農民作為打擊對象，僅兩條路線鬥爭中全縣批鬥群眾1134人，甚至發生鬥爭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經濟建設上，違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三年來共抽調勞力3.2萬多人，搞非農業建設，破壞按勞分配原則，沒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實行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混淆所有界限，僅修建迎豐渠壹項，損失資金10萬元，荒廢耕地5.27萬畝，死亡牲畜3000多頭，報廢車輛1500多輛，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壞實事求是的原則，逐級弄虛作假，虛報浮誇，1958年全縣畝產303斤，虛報為712斤，騙取國務院獎狀，1959年又提出“開荒20萬畝，單產500斤，擴大半個縣”的口號。三是在組織問題上違背集體領導原則，以個人意誌決定壹切，主觀蠻幹，獨斷專行，違背幹部政策，任人唯親，打擊排擠敢於講真話的幹部，重用提拔壹些投機分子；違背黨內民主生活準則，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主，基層幹部象“割韭菜”，壹次運動割壹茬，縣查產鬥爭會，參會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鬥爭。這是當時縣委對三年困難時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訓的總結，又據1961年6月地委整風整社工作組，進駐宣化公社的調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難時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戶，孤兒522人，損失牲畜2824頭（匹）。在極左路線的政治形勢之下，當時誰也不敢提及這些沈重的歷史。

在實行全民食堂化，大煉鋼鐵的過程中，拆房，砍樹，收交鐵鍋、勺、桶等所有帶鐵的家具、物件，群眾家庭壹時間變得壹無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飯的砂鍋瓦罐和吃飯的碗。從1959年下半年起，由於社員食堂的諸多問題，口糧壹再壓縮，要求大搞代食品，堅持低標準、瓜菜代、巧搭配的節糧措施，農村大饑荒的情況已在全縣蔓延。但“極左”路線的推行並未降溫，通過傳達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在群眾中開展上掛下連，層層揭批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廢除中農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三面紅旗錯誤言行的鬥爭還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災害”──上世紀最大的謊言之壹

如果有心人仔細閱讀60年代最初幾年的《人民日報》，並仔細排列有關這次災害的官方說法，就會很清楚地這壹謊話的編造與逐步完善的過程。

從中共官方媒體看，盡管1959年已出現因饑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饑饉，但官方卻壹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壹直努力渲染“射穢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壹詞匯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為這場由政府壹手制造的國家罪惡開脫。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升平景象的調子，為世界描繪出壹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制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持續不斷的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這場巨大國家罪錯的汙水桶，共產黨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至於老百姓的記憶，從來就不重要。

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沒有多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幹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有造成全國性饑饉。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壹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幹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幹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幹燥度略大於平均值，幹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幹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幹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壹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糧食減產、饑饉和餓死人的真實原因

第壹，“大躍進”使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被抽去“大煉鋼鐵”，農田不得不大量拋荒，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1959年糧產量下降17.6％，從前壹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為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災，壹味粉飾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還稍有政治責任感，認真對待這場饑荒，也可以減少壹些餓死的人數。但中共的制度壹向鼓勵虛偽與無恥。其荒唐之處還在於中共認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災荒發生，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

1960年初，當全國農村數億饑民掙紮在死亡線上時，《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提出，在60年代的第壹年要做到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布，1960年將又是壹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人民代表”爭相報告自己所在地區的“大好形勢”，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會議遵奉毛的指示通過了進壹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

三是有限的糧食資源被用於與蘇聯爭霸之夢。

中共罔顧當時中國餓殍遍地的悲慘狀況，將有限的糧食儲備用於換取美元與黃金，以制造原子彈。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415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嗷嗷待食的饑民就只有等死壹途。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計為600萬噸，只要不出口糧食，當時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雖然後來“兩彈壹星”是造出來了，但奠基的卻是數千萬人的生命。如此“偉大成就”的慘烈代價恐怕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

中共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從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中共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統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國歷代王朝壹直有壹套完整的救災制度，從災情呈報、調查、評價到救災措施都有具體規定。災情嚴重之時，皇帝還要下罪己詔以紓解民意。

在壹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三年自然災害”這壹上世紀最大的謊言就這樣留存在中共官方史書裏。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 無逸說 | 李錦：不把大饑荒真實情況寫出來，實在對不起那段歷史！

吃 食 堂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壹

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著三角小旗，拼命地喊著“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面，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壹頁壹頁翻開的。據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射穢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壹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

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裏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妳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裏的菜，妳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托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壹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我提著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們平時壹個月也吃不上壹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面，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

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壹家，吃飯不要錢了” 。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

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沖破天；

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

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

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

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面春風笑開顏；

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壹半；

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

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壹分壹秒都爭先；

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裏越是甜；

為啥越想心裏越是甜 ? 共產主義快實現 !

人人幹勁足，個個齊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錢。

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壹首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 ” 特產 ” 。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壹頓不如壹頓了。

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壹個食堂，在街南頭。壹個月時間不到，食堂裏頓頓都是稀粥，幹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裏面，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裏沒有米。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裏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後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壹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

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裏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後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壹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壹批地瓜幹，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蔔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桿子碾碎磨成面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壹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

我們那裏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壹帶，災民像流水壹樣湧來挑野菜，躲饑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拾 麥 穗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二

在大饑荒到來時，我隨母親壹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裏拾麥穗。

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壹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裏了。人家割麥的人拿著鐮刀，壹把壹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面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壹轟而上，在麥茬裏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壹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

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裏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只要麥田壹開割，便沖到地裏，在割麥人屁股後面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鍁、扁擔揮舞著，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著，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面。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人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壹片又壹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

挖野菜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饑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裏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蔔纓子。到了三月，胡蘿蔔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壹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

有壹天，幾種野菜和在壹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壹吹，肚裏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壹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壹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壹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壹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余下的。餵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欲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射穢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麽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壹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但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無逸說 | 李錦：不把大饑荒真實情況

反右運動 －－維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壹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壹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壹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臺”，“壹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註：英國倫敦的壹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

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汙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汙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汙蔑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壹部門或者某壹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壹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運動

2007年1月29日 中國文人恥辱的歷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們說林彪事件象壹把刀子，戳到中國共產黨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後的共產黨從壹個自命為人民救世主的呼風喚雨的黨， 漸漸變成壹個保江山茍延殘喘的黨， 那麽反右就象壹把刀子戳進中國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後的中國文人告別了禮義廉恥、 告別了自尊、 告別了道德、告別了信仰、 淪落為在共產黨的暴虐下求生的螻蟻。

中國文人的第壹個震懾來自共產黨的公然背信棄義。 

共產黨要求全國人民幫助整風， 共產黨保證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廣大中國文人應共產黨要求向共產黨提出了各種意見，

以下是當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舊文，

·錢偉長：黨內黨外有鴻溝

·葛佩琦：民無信不立

·王尊壹：向毛主席的呼籲

·林希翎：根本問題在於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葉篤義：黨委退出學校

·章乃器：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

·黃心平：黨派輪流執政

·儲安平：黨天下是壹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等等；

很明顯，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產黨提意見、獻策。這些意見後來大部分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下，如果共產黨不批準，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真是因為共產黨說的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它不得不反擊，共產黨可以將這些人關起來， 甚至於殺掉，為什麽要將幾乎全部提意見，獻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層向自己小單位提出具體意見的小學、中學教師、工程技術人員、行政辦事員等等統統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邊緣去折磨呢？

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人們此後再也不敢再向共產黨提任何意見，共產黨、乃至壹個基層的普通黨員,從此都成了國家和人民頭上為所欲為的太上皇。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中國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壹個沒有信用，沒有道德，沒有保障的國家的深深恐懼之中。

中國文人的第二個震懾是共產黨的無法無天、殘忍和狠毒。 

共產黨對於右派的懲罰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許的尺度。當壹個人目睹和經歷了這麽壹個可怕的現實，身旁的同事、朋友、親戚、昨天還是教師、工程師、幹部、演員、作家、壹宵之間，為了壹篇文章、壹個發言、甚至於壹句話、壹個個被解除職務，變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輕者被罰天天掃垃圾，掏大糞，重者被送到勞改農場，幸運者象畜生壹樣茍且話了下來，不幸者拋屍荒原，屍骸被饑餓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懼和自危，因為這樣的殘忍和狠毒已經毀滅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條件。

壹個人犯了罪，服刑也應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無出頭之日，即便摘了帽子，還被稱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親戚都會因右派而受到歧視，這就是說，壹不能擔任重要工作，二是運動來了首當其沖。

在這樣殘忍和狠毒的制度下，壹旦成為右派，不但本人淪為共產黨的奴隸，而且全家收到連累，怎能不害怕？後代人能責難他們的怯懦嗎？

中國文人的第三個震懾是人們失去了不講話的自由。 

他們必須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殘忍和狠毒表示贊揚，必須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親戚右派，必須與他們劃清界線，否則就要殃及池魚。在這樣的壓力的恐怖下，中國文人無法再顧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說謊，在謊言中求生， 昧著良心去痛罵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親人。其中有壹批人，徹底沖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線， 他們開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氣壯的上綱上線， 編造罪行， 壹邊將這些實際已與奴隸相差無幾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獄，另壹邊到處抓潛在的所謂新階級敵人，在共產黨官僚體系的蜘蛛網中努力向上爬，飛黃騰達。

反右開始了壹個可怕的冬天，從此整個大地都被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白雪蓋住了，再也看不到個人情感的綠色。從此這個國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隨著文人的求饒、 求生和求榮，變成了除了歌功頌德和謊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10月6日 紀念“應當消滅知識分子”發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提出過壹個響亮的口號：“應當消滅知識分子！”這個口號發表在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消滅知識分子”公開發表五十年了。

這史料是北京師範大學李岫教授發掘出來的：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李書成把黨委文件改頭換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毛澤東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首開“洗黨”之風，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壹次整黨運動。洗黨的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需上級批準）。”（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接著1930—1932年的“殺AB團”運動，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之壹李文林等數萬人被肉體消滅；其中紅20軍從軍長、政委到副排長，通通殺光。

1942年，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壹些知識分子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不過是延安版的“陽謀”，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濫觴。

連綿不絕的消滅知識分子運動

從竊取全國政權後到壽終正寢，毛澤東所發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犖犖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鎮反”）、1951年的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清反革命（“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拔白旗”運動，1964年，毛澤東又提出“射穢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即發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1966年又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消滅知識分子的壯舉；因此也是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則是毛澤東這個喪盡天良的政治流氓對知識分子的徹底圍剿。經過連續幾年的批判、鎮壓之後，知識分子本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偏偏要反復動員，各單位領導偏偏要熱請相邀，結果壹二百萬的大小知識分子都跌入了他處心積慮地設下的圈套，被“聚而殲之”了。從此中國人便沒有了人性、個性、公信、誠信；中國也從此進入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交織的時代。

《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記錄

甘肅省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旭副教授花了10年時間調查、采訪，於1994年寫成《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勞改基金會出版，香港田園書屋發行），蹉跎十多年後終於出版了。這是壹部人類最黑暗、最殘暴、最下流的壹段歷史的記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的罪證。

夾邊溝僅僅是中共屠殺反右分子的壹個屠場，全中國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

當然，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不管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和中國共產黨的夾邊溝農場、415勞教築路支隊、峨邊沙坪農場、白茅嶺農場、萬勝山林茶場、新密農場、錦西煤礦勞改隊、淩源新生焦化廠、思茅農場、東風農場、馬豆溝農場、興凱湖農場、白城子農場、北京清河農場、茶澱農場等相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殺人魔窟中，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槍殺之外，許多人是在受盡打罵、淩辱、捆綁、吊打、關禁閉之中，在饑餓、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斷地死去。

 “消滅知識分子”，也消滅農民、消滅壹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評論楊繼繩先生《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墓碑：為埋葬獨裁暴政而立》壹文寫道，壹個正常思維的人看過《墓碑》之後都會毫不遲疑地得出結論：3,600萬人的死去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屠殺。

“消滅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思想；屠殺農民，因為農民已經開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縣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臺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五萬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占到62%。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夥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共有四萬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沈誌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

毛澤東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氣，而是用饑餓法、冷凍法。《墓碑》中有大量論述，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中也有許多例子。如張掖地區實際上民勤縣餓死了13萬人；張掖縣餓死了7.8萬人，全家死絕98戶，人吃人的58戶；高臺縣餓死了5萬多人；全河西14個農業縣餓死超過40萬人。1959年10月修迎豐渠時，壹場大雪就凍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2012年8月24日 “‘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說“反右”

今年是中國的“‘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壹場什麽樣的運動？當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直到現在，來自中國官方和獨立研究人士的說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者壹百二十萬 *

現在在美國壹所大學任教的“反右”運動和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是“反右”專著《陽謀》壹書的作者。

主持人：“您認為五十五萬這個統計數字對不對？”

丁抒：“我說不對。”

主持人：“您根據什麽？”

丁抒：“第壹，根據戴煌先生的調查。戴煌先生是個大‘右派’啦，他說，當時說‘五十五萬右派’，都是壹些上了名冊、拿工資的。大學生之類不在數，不拿工資的不在數。

第二，還有壹批人被當作‘右派’處理了，實際上沒有進‘右派’花名冊，或者基層單位把他打成了‘右派’，報到上級，上級並沒有批復下來，但是下級單位就把他按照‘右派’處理了，送去勞改、勞教、開除等等。事後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沒有他們的份。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還有壹個很重要——當初打‘右派’的時候，分類很多，有‘極右派’、‘右派’、還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澤東親自點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先生的說法，也是按敵我矛盾處理了。

據我的調查了解，全國‘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萬左右。另外還有些人，說他們有‘右派言論’，叫‘右言分子’。另外由於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來‘疑似右派’，所以全國又抓了壹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這些壹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據我的統計，我是作了壹些抽樣調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來大概也是六十萬。

所以，按理說全國‘反右’當中被戴上‘帽子’的，是壹百二十萬。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壹張時間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先是號召“整風”、“鳴放”，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開始“反右派鬥爭”。

丁抒：“毛澤東寫所謂的‘反右的新號令’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變化》，是5月15日就寫完了，可這個時候，全國‘鳴放’其實還沒有開始，只是零星在報上登了壹些黨外，或各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的意見，陸陸續續的，意見都比較溫和，並沒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較激烈的‘鳴放’運動是在大學生介入以後。

可以看壹張時間表――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第壹張大字報。

章伯鈞是5月21日提出‘設計院’的設想。

龍雲所謂發表的‘反蘇言論’是5月22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處理以前‘肅反’和歷次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右派’林希翎，抨擊中共‘實行封建射穢主義’，是在5月23日。

清華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開辟‘民主墻’，是5月24日。

上海華東師大第壹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是在5月28日。

儲安平的所謂‘黨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後來所謂‘最猖狂的右派言論’統統都是在5月15日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才‘放’出來的。

這個時候，中共在黨內已經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們這些人根本就什麽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產黨小範圍給被認為可靠的知識分子透底，他們沒出來提意見*

丁抒：“當然，共產黨只是在小範圍內把他們認為壹些可靠的知識分子個別私下作了通知，這些人就沒有出來‘鳴放’，沒有出來發言，沒有給共產黨提意見。

舉個例子就是北京大學教授熊偉（音）說，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裏去和其他壹些教授，他也沒有點明是哪些人，告訴他們黨的整風鳴放，給他們透壹點底，所以他們（後來）就沒有說話。但是他事後也比較內疚，沒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訴他們（別人），結果他們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這麽壹個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顛倒是非、影響深遠長久 *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報》社工作期間，被打成“右派”，當時26歲。四十壹年後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朱正先生提醒人們註意，在‘反右’運動中，壹些被劃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見，在很多年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

朱正：“比如當年法學界批判‘無罪推定’，批判‘獨立審判’，這些在現在已經被接受了。像當年經濟學界批判北京大學教授陳振漢，批判上海高方，把他們‘引進外資’等主張作為壹種錯誤觀點批判，說是‘賣國’……現在看，事實上也糾正這些了。

當時批判的許多東西，假如當時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細考慮或接受它的話，那中國的建設、現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進壹步。

所以，實際上當時是顛倒了是非，把壹些正確的東西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很長久的。”

* 林希翎女士：回顧“‘反右’運動”，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別強調回顧“‘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她說：“我覺得對這段歷史作回顧是非常必要的。特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看了對我的壹些采訪，壹些有關資料，覺得都好像天方夜譚似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著這個時期。”

像林希翎女士壹樣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采訪、現在已經離世的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留下的聲音已成絕響。

*李梧齡先生：“反右”無法無天而且殘酷，要消滅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李梧齡先生是《泣血年華》壹書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李梧齡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不滿22歲，是上海復旦大學因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留校的新教師。成為“右派”後，他被送去勞教、勞改，壹共被關押二十五年。他在獲得“改正”後，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

*劉賓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響前所未有，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大逆轉*

著名作家劉賓雁先生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共產黨黨籍。1979年“改正”以後，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再次被開除黨籍。後來流亡美國。

*茅於軾先生：“反右”顛倒是非，對“反右”和“文革”歷史研究非常不夠*

中國著名學者茅於軾先生當年也被劃為“右派”，那年他28歲。從上海交大機械系畢業的茅於軾先生當時在北京的鐵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的茅於軾先生，現在北京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先生也著力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並且強調回顧這段歷史的必要。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采訪編輯主持制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youhuiyiyuyanjiu/heart-08282012094824.html

2017年7月12日 反右運動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萬，是410萬

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壹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壹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

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壹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壹、陳伯達、康生、薄壹波。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註意見或“已閱”。

壹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埋。

壹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制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壹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

右派集團22071個；

右傾集團17433個；

反黨集團4127個；

定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為中右1437562人；

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二月提綱 －－維基百科

二月提綱全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由於其成文時間而得此稱謂。該文件是1966年2月中國共產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專門會議後，向中共中央的匯報文件。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長彭真為組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局限於學術討論範圍。1966年4月，毛澤東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綱》，並批判彭真，之後批判浪潮席卷全國。

1964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提議成立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學術批判活動。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壹，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

1966年2月3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主持召開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的擴大會議。彭真首先說明：已經查實吳晗與彭德懷、《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系。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對待。會議討論了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放”的方針、學術工作隊伍、左派要相互幫助等問題。2月4日，許立群、姚溱根據討論結果整理成《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2月5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予以通過。2月7日，電告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陸定壹、康生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沒有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2月11日，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起草了轉發該提綱的批語，2月12日晨連同提綱壹起電傳中央。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後，即作為中央文件下發。

二月提綱雖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書寫的，但是其立場與三個月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區別，明確反對將壹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為政治因素與階級鬥爭等思維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壹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綱，而參與了起草二月提綱和之前會議的人物如彭真、陸定壹等，以及批準了提綱的國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劉少奇也因此成為文革最初階段批鬥的核心目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月提綱

五·壹六通知 －－維基百科

因其發表日期而被廣泛稱為《五·壹六通知》，後世又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或《中共中央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壹項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壹年後“兩報壹刊”正式發表，並稱其為“偉大的歷史文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前半部分以揭發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為主題。四人被革職審查，被稱為“彭羅陸楊事件”。後半部則議定了標誌性的《五·壹六通知》。

五壹六通知在發布後的壹年內都屬於中國共產黨二級機密文件，只有17級以上的幹部才能接觸。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從此成為公開文件。

《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批駁。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射穢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

由此《通知》為文革確定了壹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壹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本人未出席會議，但議程是按他部署的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反黨錯誤”，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銷《二月提綱》壹句話的技術說明，毛澤東提出要對此做理論說明；才組成壹個起草小組。該通知改了無數稿，其中最重要的話全都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雖未明確提及術語“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綱領《農村射穢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預設，其基本含義已經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1981年6月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為“左”傾錯誤的綱領，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壹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維基百科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壹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葉劍英在十二屆壹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余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壹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壹，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大陸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壹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種研究數字與中共官方數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2014年8月19日 破“四舊”毀無數中華傳統文化古跡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第壹次明確提出“要年底破除幾千年來壹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自魯哀公立廟祭孔開始，漢高祖用儒家的禮節制定朝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到清聖祖康熙大帝手書“萬世師表”四字於曲阜孔廟等等，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余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連續兩天，數十萬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致敬電”：“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親三代珍藏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裏付之壹炬。

歷史學家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據統計，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不計其數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喪失於火海中。據不完全統計，文革期間，僅北京全市就有各類文物53萬8千件被毀掉。

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壹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壹片廢墟。霍祛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毀於壹旦。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幹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壹旦。

為了追逐經濟利益，從1986年起，中國5000年的文明古跡，成為中共熱衷“申遺”的對象，在“文革”時期的所謂“四舊”又成為中共用以制造“政績”的工具。

據悉，從1987年至2011年，中國先後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自然和文化世界遺產已達41處。在數量上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意大利（47項，含跨國項目）和西班牙（43項，含跨國項目）。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4/8/19/n4228595.htm

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跡損毀列表 －－維基百科

21.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22.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嶽廟，連嶽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嶽武穆被焚骨揚灰。

26.南昌萬壽宮在文革期間完全焚毀，2000年在象湖重建。

29.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後再植新株。

30.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壹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31.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32.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33.黎平故裏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壹幹二凈，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34.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裏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壹片廢墟”。

35.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裏除手中壹管旱煙筒、頭下壹叠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壹顧，棄之於野。

36.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37.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擡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8.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裏沒壹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至被狗吃掉。但主流說法還是曝屍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後於2007年被發現，重新安葬。

43.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45.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46.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48.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壹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50.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53.宋代大文豪歐陽脩的《醉翁庭記》經另壹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瑯琊山腳當初歐陽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壹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壹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61.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

遭毀文物古董

1.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壹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2.江浙壹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4.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壹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沈入糞池。

5.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壹浮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7.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壹把火全都燒了。

8.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12.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余，作品被焚毀。

13.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

18.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壹塊壹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跡損毀列表

2007年8月30日 是誰破壞了北京的古建築?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北端，東南距渤海壹百五十公裏。戰國時為燕國都城，初稱薊，後作為遼金元明清及民國初年的都城約逾八百年之久。北京於公元前壹○五七年建城，經元、明、清三朝建設，形成凸字形城圈。全城以明清二十四代帝王居住的故宮為中心，四方正正地向四周有規則地幅射形擴展，雖經歷年戰火破壞，至壹九四八年中共進城時為止，仍不失為中國名勝古跡和古建築最為集中的城市。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同巴黎、羅馬等比美。故宮是世界最大的宮殿群；世界七大奇跡之壹的長城（八達嶺、慕田峪、司馬臺）創始於戰國建於明代，蜿蜒於北方崇山峻嶺之間，總長壹萬多裏。重點保護文物單位達四十二處。北京的古城墻和四合院更是獨壹無二、舉世聞名。北京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可惜北京經過中共六十來年破壞性的建設，今天已成為壹座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缺水幹旱、空氣混濁的死城。 

是誰把生氣盎然的古城變成壹座死氣沈沈的死城的呢？是誰用毀滅性的建設破壞了古都北京呢？。

中共建國初期，“壹邊倒，倒向蘇聯”，套用前蘇聯的模式，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北京的市中心和周邊近郊區建立了上百座中央黨政軍各部委辦和二百五十多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這些大院拔除了大批四合院等古建築，沖破古城墻，以壹座或幾座占地面績巨大、四方正正像火柴盒似的辦公樓為主體，每壹座大院便是北京的壹個獨立王國，城市規劃服從於它，四合院和其他古建築讓位於它，道路交通繞道於它。 

壹九四八年毛澤東進入北京，當時制訂城市發展規劃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方案。蘇聯專家以莫斯科為藍本，將行政中心設在市中心。另壹派以梁啟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和陳占祥為主的“梁陳方案”，主張盡量保留這個世界歷史名都的歷代古建築和四合院，在當時的西郊即現在的公主墳壹帶另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中心。爭論的結果可想而知，毛澤東拍板采納蘇俄專家方案。在“梁陳方案”中，北京市的古城墻將全部予以保留，城墻上修建空中花園，既能綠化環境，又可供北京市民休憩。最根本的是可以建成同巴比倫空中花園比美的中國空中花園。在明清古城墻折毀時，梁思成夫婦撫磚痛哭，哀悼中國永遠失去了被傅作義和平起義保留下來的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北京市重新編制城市規劃。梁思成在文革中批鬥致死。長官意誌又否定了當時仍健在的陳占祥、吳良鏞等疏散舊城功能、發展多中心城市的方案。壹九八三年以後北京陸續建立了望京、回龍觀、天道苑等幾個人口達百萬的中心城市，以疏導北京市中心擁擠的人口。在官商勾結下，做了不少權錢交易，拆除了殘存的四合院和古代民居。 

現在的中青年壹代已經對北京這個古都沒有清晰的認識了。他們只能見到壁壘森嚴的石屎森林。共產黨是廢典忘祖的。

——https://www.epochweekly.com/036/3566g.htm

2014年4月7日 壹千八百萬知青下鄉真相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壹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壹直關註“知青學”，但《失》書中壹些資料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解決失業之策──借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壹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沖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壹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壹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余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奸，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壹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裏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壹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壹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壹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據港府統計，僅壹九七○到壹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註。假如中國政府變成壹個註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壹部分。（頁25 ）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壹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妳提供平臺。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壹飄飛葉。壹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誌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壹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壹代》未對這壹“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壹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壹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壹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內地，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壹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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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8日 人類史上罕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冬，毛澤東發動了讓青少年“上山下鄉”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國。

（1967），毛澤東還大贊道:“我們的壹些事，完全沒辦法。而紅衛兵壹鬧起來，就有辦法了……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麽法子也沒有，壹萬年也不行。”現在，毛澤東卻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他們只有鬧壹鬧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導演了萬人“工宣隊”強行闖入清華大學去鎮壓“紅衛兵”。而“紅衛兵”不明情況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召見“五大造反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明確說要讓紅衛兵“統統走光，掃地出門”，他警告:“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實行殲滅。”至此，“紅衛兵”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以“回校鬧革命”的名義讓他們返回校園受“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軍人宣傳隊”）的控制。對於社會上的群眾組織，毛澤東以“兩派群眾大聯合”為名，予以強行解散。這標誌著全國的“造反派”作為“文革”運動中最重要的群眾派別，被毛澤東利用後予以拋棄。

1968年，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動員青少年學生到農村、山區或者邊疆地區“插隊落戶”去進行農業勞動，改造自己，被簡稱為“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冬，毛澤東發出驅逐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級“革委會”全力驅趕從初中到高中6個年級的中學生（當時統稱“老三屆”）到指定的邊遠地區或條件艱苦的農村，名曰“紮根農村”，不準返城。全國約壹千萬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將”身份卻被強加了另壹種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身份（簡稱“知青”），轉眼成了事實上的被流放者。

毛澤東以個人意願，動用強權、政體制度和專政工具，褫奪千萬名青少年的居住、學習、生活和就業的基本權利。狂熱的革命怪胎“紅衛兵”被毛澤東輕易所滅，並被利用來做為消除“城鄉差別”的鋪墊和構建新型社會模式的犧牲品。毛澤東再次勝利了。

動員青少年“上山下鄉”是“三結合”（學校、街道居委會、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驅趕，由逼迫轉而強制。指定去向，撤銷戶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屆”學生全部被逐到了農村或山區，其中包括稚氣未脫、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齡小的學生僅15歲），他們被迫離開爹娘，帶著最簡單的行李到幾千裏外的陌生困苦地帶去終生勞動和自己生活，無人照顧他們。每個學生的“上山下鄉”都意味著壹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家家戶戶無不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

此後，在中國，學生只被允許上學到初中便必須“上山下鄉”，壹代青少年的學業和青春被荒廢，他們所有的人生夢想都被破滅了。千萬的知青看到了中國農村的驚人貧窮和過份愚昧，還了解到在以前“大躍進”時，糧食爛在地裏，農民卻被命令去砍樹“煉鋼”；在大饑荒時農民受餓不過，偷吃點田裏未熟的糧食，村幹部就帶著“民兵”抓起來毒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等等。許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義，以及對“革命”信念產生懷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們踐踏了別人而現在輪到自己也被踐踏，他們給自己栽種了“上山下鄉”的苦果。

人類自遠古而建有家庭以來，沒有出現過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的社會。而以“五．七道路”為不可動搖基礎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實現了“使天下萬民妻離子散”。

在“文革”時期，約1,600萬知青被“上山下鄉”運動驅往農村或山區，據統計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達62％，還有數萬名女知青遭到了當地幹部和軍人的強奸。知青們在壹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已不再有當年擔當“革命”急先鋒的豪邁，只有忍受“變相勞改”的悲涼心境，他們對“前途茫然”的感覺極為痛苦。

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聯名寫了壹封公開信，歷數廣大知青的艱困、苦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要求返回城市。公開信在知青中廣泛流傳。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布不允許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學生還將繼續被分配去“上山下鄉”。華國鋒也在會議上指示“堅持知青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這意味著“文革”雖然結束，但對青少年的政策還要繼續決定中國年輕壹代的命運。這遭到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父母家人的強烈反對。11月，雲南省國營農場的三萬名知青發起集體罷工，浩蕩的知青抗議很快席卷雲南全省，他們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這些在“文革”中瘋狂地打人、批鬥、抄家、遣送、掘墳的前“紅衛兵”們，現在向世人展覽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們的返城要求被某副總理所叱責。悲憤之下，1979年1月份雲南省萬名知青發起絕食抗議，他們給“中共中央”發送了壹份短短的六字電報:“不回城，毋寧死”。北京受到震動，派出“中央調查組”趕赴雲南。三萬多名知青齊刷刷跪在泥土裏對“中央調查組”反復高呼“我們要回家”，場面震撼人心。知青在雲南集體絕食的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態下，鄧小平進行了幹予。

據官方的統計，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達760萬人，此後全國各地的知青全部陸續返城。迄今為止，三十年來他們不停地抱怨：在身體發育時遇到大饑荒，在讀書時遇到“文革”，在就業時被“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後被社會歧視，結婚生孩子時遇到“壹胎化”政策，在立業時正逢經濟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數的“老三屆”憑著個人努力而獲得社會成功之外，那壹代人被過早地斷送了終身。尤其是毛時代的“知青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之類更是害人害己害國家。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31846

六四事件 －－維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稱呼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回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4月15日以後，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壹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沖突。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采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裏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壹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

在4月22日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另外壹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借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動不斷傳播而擴大。 

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

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壹議題有所沖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壹的選擇。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壹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壹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 

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壹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采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參與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

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壹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甚至都遭到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壹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淩晨4時50分時借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壹天。這是他最後壹次公開露面。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采取果斷行動。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

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軍隊則借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

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

6月2日晚間，壹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

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間，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３８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和第２８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１５軍、第２０集團軍、第２６集團軍和第５４集團軍負責南面；第３９集團軍和衛戍第１師負責東面；以及第４０集團軍和第６４集團軍負責北面。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裏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采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了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壹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郁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淩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壹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淩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裏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開隔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淩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妳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采取武力……”大約淩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桿公開砸壞另外壹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 

淩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辟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淩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壹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壹項清場任務。 

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沖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壹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料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沖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制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壹。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占當時澳門人口的壹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壹些國家對於軍隊清場壹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盡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新聞聯播》上，個別負責報導此次事件因表現悲痛情緒的4名新聞主播分別是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但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和薛的態度不改（卻被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張等人檢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後的天壤之別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共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9年5月31日  新新聞》8964三十年：重建血腥現場，那夜到底死傷多慘？

吳仁華就是三十年來致力於重建六四史實的重要人物。他說：“北京戒嚴部隊投入逾二十萬人，來自北京、沈陽、濟南及南京軍區，還有中央直屬空降軍，調動和投入規模遠超此前的中印、中越戰爭，堪比壹九五○年代抗美援朝軍隊規模。”

吳仁華指出，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家中齊聚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還有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壹波。鄧小平提出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十八日楊尚昆從各軍區調動軍隊進京，二十日淩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在北京實行戒嚴令。

吳仁華推斷，實施戒嚴令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戒嚴遭撤職，其余三十八軍領導可能為了與徐勤先做出區隔，才會在六四屠殺扮演吃重角色。

吳仁華強調，當時有多個部隊的確接收到可開槍的命令，他認為這壹定是經中共高層集體討論，並得到鄧小平許可。

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主要發生在三個區域，主要是第三十八軍掃射木樨地至西單路口，延伸至西長安街壹帶，還有在南池子街南口的民眾；空降兵第十五軍在天橋、珠市口、前門壹帶開槍。

當年參與六四的方政，用他的身體證實解放軍坦克真的有壓過人。

方政說六月四日清晨他被驅離廣場後，走在廣場北側西長安街六部口附近，為了救援夥伴，他被坦克部隊從後方高速輾過。“當世人欽佩六月五日擋在戰車前的‘坦克人’王維林的勇氣時，也希望大家記得解放軍坦克真的有碾壓人民。”方政說道。

六四鎮壓死亡人數有多少？吳仁華分析軍民沖突地點及醫院救濟狀況指出，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統計約二六○○人死亡（傷三萬人）最為可信，英美外電解密顯示壹萬人被殺則太多。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考據各方文獻，認為死難人數三千人以上。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8245?page=1

2019年6月4日 “把六四事件告訴全世界，人們是這麽說的” 回到8964這壹天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 1989年6月3日這壹天，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慘劇。

數以千計的人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強行入城時殺害，這些人大多是無辜的市民。死者也包含我們在北京國際廣播電臺的同事。

目擊者指出，有些坦克甚至碾過了因為民眾反抗而猶豫不決的士兵。

1989年6月3日深夜到 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血腥鎮壓的方式“處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抗議民眾，在事發後，北京國際廣播電臺以英文廣播發表了上述聲明，不論是當時的中國市民或國際社會，都對中國政府大規模手刃抗議民眾的行徑感到震驚與悲痛。

壹名目睹現場英國觀光客霍特(Margaret Holt)回憶道，當時她看到壹名士兵無差別地朝民眾開槍——不論是跪在他前面請他停火的學生，或是雙手比出投降姿勢的路人，她說：“在瘋狂掃射後，他的彈匣空了，當他想要裝彈時，民眾便沖向他、把他吊死在樹上。”

昨天，我們以《在中國，被遺忘、也不被允許想起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壹文述說消失在中國集體記憶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今天，我們將用圖片的方式走過從八九民運走向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以及之後。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179

三門峽水利樞紐 －－維基百科

三門峽水利樞紐是中國建國後在黃河中上遊段建設的第壹座大型水利工程項目。連接河南省三門峽市及山西省平陸縣。工程於1957年4月動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運用。有時也稱為三門峽大壩、三門峽水庫。壩體上有“黃河安瀾，國泰民安”八個鑲紅色大字。

1946年國民政府聘請美國專家組成黃河顧問團往三門峽實地考察三門峽。顧問團的4位美國專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羅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報告認為三門峽建庫發電，對潼關以上的農田淹沒損失太大，又是無法彌補的，建議壩址改到三門峽以下100公裏處的八裏胡同。其首要任務在防洪而非發電。

1954年1月，蘇聯電站部派出以列寧格勒水電設計分院（以下簡稱列院）專家為主的蘇聯專家綜合組，幫助中國制定治理和開發黃河規劃。列院副總工程師A.A.柯洛略夫。經過近兩個月的實地考察，贊賞三門峽是壹個難得的好壩址，對於其淹沒損失大的問題，柯洛略夫說：“任何壹個壩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需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黃河規劃委員會。

1954年10月，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的編制工作，選定了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為實施黃河規劃的第壹期重點工程。確定了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350米，總庫容360億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從1960年三門峽水庫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壹年半以來，水庫中已經淤積泥沙15.3億噸，遠遠超出預計。潼關高程擡高了4.4米，並在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渭河下遊兩岸農田受淹沒和浸沒，土地鹽堿化。為此國務院批準三門峽的運用方式由“蓄水攔沙”改為“滯洪排沙”，即汛期閘門全開敞泄，讓洪水穿堂而過，在下遊發生特大洪水仍需運用，淩汛期承擔下遊防淩任務。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發生了50多年來最為嚴重的水災。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作物絕收。這次洪水造成了多處決口，數十人死亡，515萬人口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23億元。但是這次渭河洪峰僅相當於三五年壹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陜西省方面將這次水災的原因歸結為三門峽高水位運用，導致潼關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於“小水釀大災”。

從準備建設三門峽工程開始，就有壹些專業人士反對在三門峽建設大壩。其中以清華大學教授黃萬裏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國水利部召集的學者和水利工程師會議上反對修建三門峽大壩，並批評中國政府邀請的蘇聯專家的規劃。原因包括三門峽大壩的主要技術是依靠前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而該院並沒有在黃河這樣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經驗。黃河泥沙淤積等壹系列問題決定了三門峽水利樞紐的建設是不符合實際的存在潛在危險的決策。 

1961年下半年，陜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潼關的河道擡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堿化甚至沼澤化。 

2010年初，作家謝朝平與《火花》半月刊編輯部商談，以增刊方式自費印刷壹萬冊《大遷徙》。此書主要描寫三門峽水庫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結果書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隊以“雜誌屬非法出版物”的名義沒收。同時三門峽庫區各縣市政府從移民家裏搜走《大遷徙》。7月24日，山西省新聞出版局通知《火花》雜誌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謝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門峽水利樞紐 

2017年3月31日 周恩來須為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負責

為對中國子孫後代負責，必須追究錯誤決策者的個人責任！

壹九五二年毛澤東把第壹個出訪地選在黃河，意在制服黃河水患勝過舜堯禹。毛澤東問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黃河漲上天怎麽樣？”王化雲建議修大水庫，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黃河三門峽工程最主要的倡導者。

中國把三門峽工程的失敗歸於蘇聯專家。如果真是蘇聯專家的設計錯誤，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蘇聯要求賠償。如果不賠，還可以告上國際法庭。為什麽周恩來沒有提出索賠呢？

壹九五八年，在工程開工壹年後，周恩來被迫召開會議重新討論工程問題，最後達成妥協，更改蘇聯專家的設計，將設計蓄水位從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更改的後果是什麽，可能當時也沒有人敢指出這個更改已經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過更改使得水庫庫容從原來的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驟然下降到九十六億立方米，庫容減少了五百五十壹億立方米！之後五年半時間淤積的五十四點七億立方米對於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沒有什麽大的影響，只占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的百分之八點五，但是它占九十六億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說，半個三門峽水庫被淤滿了。中國方面更改蘇聯專家的設計，如何再向蘇聯提出索賠？

壹九六四年毛澤東聽說三門峽工程造成的問題，十分惱怒，便對周恩來說：“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來沒有執行。這是周恩來第二次錯失修正三門峽工程決策錯誤的機會。作為工程的最主要倡導者毛澤東已經表示用炸掉三門峽大壩的方法來公開修正錯誤，似乎已經不在乎黃河清和聖人出的這個政治關系了，意將自己的責任撇清。據說周恩來建國之後壹直服從毛澤東旨意，為什麽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辦？可能他意識到，大壩炸毀之後毛壹定會將他作為替罪羊拋出。權衡之下，周恩來寧願替毛澤東背黑鍋來換取繼續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來須為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負責.html

2017年7月5日 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門峽大壩被炸始末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麽辦？”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曰：“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壹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

當時在怎麽建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有所謂“高壩派”，“低壩派”。多數人都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認為三門峽應該建三百多米高壩；少數人，例如當時的壹位技術員溫善章，堅決反對蘇聯專家的高壩方案，認為權衡利弊，應建低壩；三門峽水庫位於河南，修好後利在河南，害在陜西，陜西省自然不情願，也要求降低水庫高程。而壓根兒反對建壩，不管高壩低壩的，只有壹個人──黃萬裏。

“物質不滅定律”，泥沙不會消失，只不過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攔在水庫裏了嗎？

壹年16億噸，三門峽到底有多大的庫容，能經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這麽淤積？

黃河不能清，違背自然規律非要它清，就壹定會導致災難！

1961年10月，水庫蓄水尚未達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攔門沙”，渭河下遊兩岸及黃河朝邑灘區5000人受洪水包圍，淹沒耕地25萬畝。

從這壹年起，潼關以上的黃河、渭河就大淤成災。水壅高後橫向沖擊，使兩岸農田不斷倒塌，有的縣城被迫遷走。建庫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變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威脅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裏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鹽堿化……三門峽水庫內更是泥沙淤積，六年之後即“文革”開始那壹年，就淤積了34億立方米，占庫容44.4%。三門峽水庫成了“死庫”。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40年後已增加到45萬。他們離開家園，遷到土地貧瘠缺水的甘肅、渭北高原，無法維持最低生存條件，掀起了十七次返鄉風波，痛苦萬分；而庫區的土地鹽堿化嚴重，也無法再進行耕種。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壹袋水泥，兩噸豬肉換壹噸鋼筋。王維洛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壹文中說：工程預算為13億元，總結算時實際耗資40億元──這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的40億元！如果用來購買救災糧食，至少可以買來800億斤，能夠拯救多少中國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黃河兩岸鑿挖兩條隧洞，鋪設四條管道，泄水排沙，同時，8臺發電機組炸掉4臺，剩余4臺機組，發電量只是原設計發電量120萬千瓦的零頭。改建後仍然不行，五年後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將黃萬裏力主不要堵死、卻依然被堵死的原壩底6個排水孔，以每個壹千萬元的代價重新炸開……

看到三門峽決策錯誤致使黃河災難日益深重，黃萬裏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沒死。

1958年，清華校黨委正式向黃萬裏宣布：他被劃為“右派”。黃萬裏回答：“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西安日報》發表王新民的文章《誰應向庫區移民道歉》，直指這就是三門峽大壩造的孽：渭南地處八百裏秦川最寬闊的地帶，地勢平坦，交通發達，應該有著最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由於長期以來處在三門峽的淹沒區而限制了發展，“水位日益擡高的黃河、渭河和洛河，這三條曾經養育了祖祖輩輩的母親河，自從三門峽水庫修建蓄水發電後，像進入了更年期，幾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輪番發作，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居住低窪的庫區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 折騰30多年最終回到原點:三門峽水庫的慘痛教訓

三門峽河中有兩座石島，將黃河分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別稱為人門、神門、鬼門，“三門峽”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蘇聯電站部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為組長的專家組來華。2月到6月，中蘇專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裏，進行黃河現場大勘察。蘇聯專家肯定了三門峽壩址，柯洛略夫說：“任何其他壩址都不能代替三門峽為下遊獲得那樣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門峽那樣能綜合地解決防洪、灌溉、發電等各方面的問題。”根據蘇方的建議，國家計委於當年設立了黃河規劃委員會。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準備大幹壹場時，壹個德國的水利專家來到三門峽壩址。經過勘測，他斷言：“在三門峽築起大壩，無疑是在修建壹個禍害關中的死庫！”

無獨有偶，1956年5月，黃河規劃委員會收到黃萬裏的意見書，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黃萬裏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炎培的兒子，畢業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工程學博士，在清華大學任教。

遺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擋不住北京城墻被拆的厄運壹樣，黃萬裏也攔不下三門峽工程的上馬，那是壹個用“陽謀”“引蛇出洞”的年代，誰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於是，寧左勿右的學者們壹邊倒地選擇支持蘇聯專家“高壩、大庫、蓄水、攔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國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陜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門峽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設施，以減輕庫區淤積。會後，周恩來親自召集有關人員研究辦法。此前三門峽水庫已由“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但仍未制止淤積。到 1964年11月，總計淤了50億噸泥沙，潼關河床擡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農田60多萬畝，近3萬人無家可歸。曾幾何時津津樂道的所謂綜合效益：發電、灌溉、 航運（維持下遊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www.sunrisehotspring.com/dfpx/44887562.htm

2002年12月6日 腐敗大壩

據香港南華早報等報導，三峽經濟開發公司經理金文兆（譯音），從國家三峽建設基金中盜取十二億元人民幣，匯入自己的海外帳戶，本人下落不明。

其實，熟悉內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峽不僅在工程上是壹個大謊言，是個豆腐渣工程，在財政上也是壹個大謊言。請看：

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購買股票，被判處徒刑15年；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萬素梅挪用巨額移民資金進行賭博，被判處徒刑15年； 

雲陽縣新城建設指揮部工作人員集體受賄案；

巴東縣貪汙焦家灣大橋工程資金，造成大橋垮塌，人員傷亡；該縣又貪汙公路工程資金， 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報廢；

三峽工程移民“模範縣”巫山縣，平均每年貪汙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三千萬元，年輕的巫山“移民縣長”蔡軍被殺，檢察官認為兇手是到縣長家搶錢，壹個靠工資收入的七品官，為何家中藏富引兇？

涪陵市被稱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書記趙甫安的貪汙受賄案卻轟動全國；中國葛洲壩集團的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七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 

…… 

金文兆被公安部門抓起來時，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和移民局將他擔保出來，最後落個錢流海外，人則下落不明。

自從三峽工程批準之後，“三峽”這個招牌就成了三峽工程的專利，在全國兼並網羅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國家對三峽工程淹沒區的優惠稅收政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2年批準三峽工程的動態投資額為157億元人民幣，靜態投資額為壹個為571億元人民幣（1990年底價）。經濟學家劉國光解釋說，動態投資 157億元，就是指在工程開工時，籌集了157億元，把它存放到銀行，利用這筆資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峽工程的建造；靜態投資額為571億元，是不考慮利息、物價和工資變化的造價。三峽工程的造價包括三大項，移民費用、大壩和樞紐、輸變電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輸變電工程的造價不再計算在三峽工程造價內，而工程的動態投資額卻上升到900多億；到了1998年，工程的動態投資額上升到2500億元；到1999年全國人大政協開會，傳出三峽工程造價6000億元的消息，說是朱容基追問工程負責人時給予的回答。 

李鵬曾就三峽工程說過：“水輪機壹響，黃金萬兩。”現在水輪機尚未響，有人早已黃金萬兩了。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決定，從每消費壹度的電費中，增收1厘作為三峽建設基金，後來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峽工程的錢，是從老百姓的口袋裏來的，無論工業用電，農業用電，服務行業用電，最後都取源於每個居民。按每個居民每年平均用電900度計算，每個中國公民，每年為三峽工程“自動”提供資金6.3元錢，全國老百姓壹年就是70多億。

移民安置費是壹大財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買股票、債券、直接投資，壹時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貪汙挪用，化公為私，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就用它來買股票，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王素梅挪幹脆拿去直接上了賭桌，豐都縣國土局的黃發祥則用個人借外商名義去搞飯店，所有這些，禍根都在李鵬簽發的三峽工程移民條例。 

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的機電設備是32臺水輪發電機組，其中第壹批14臺，第二批12臺，最後還有6臺。第壹批14臺，花巨款進口了12臺，其余兩臺進口部件在中國組裝，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術水平，是技術總體水平比中國更差的巴西生產的，也是西方工業國家“邊緣化”了技術。論證的時候說，三峽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機械設備，包括水輪發電機組，都可以國產，鄒家華在給人大代表的報告中也說，主要機電設備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國內制造。可是全國人大批準之後，中國人突然沒有能力自己制造水輪發電機組了，只能進口， 

采買團也周遊了歐洲瑞士、德國、法國，最後買的卻是巴西貨，技術參數也沒有達到合同要求，這中間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三峽工程某些負責人在海外子女的銀行賬上，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許永遠是個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敗大壩

2003年6月23日 三峽工程十年 十個沒想到

⑴沒想到三峽大壩會出現這麽大的裂縫

⑵沒想到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沒那麽大

⑶沒想到移民還不得不外遷

　⑷沒想到移民經費越來越不夠用

　⑸沒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難

　　⑹沒想到三峽庫區的汙染愈來愈嚴重

　 ⑺沒想到清庫的工作如此艱巨

　 ⑻沒想到文物寶貝越挖越多

⑼沒想到地質災害接連不斷

　 ⑽沒想到礙航斷航的時間這麽長

－－http://www.tgpcanada.org/news.aspx?vid=3903 

2007年 重慶大旱的持續與三峽大壩

據重慶日報2007年1月12日《水利工程蓄水不足，重慶旱情依然嚴峻》的報導：“重慶在去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結束後，降水量依然偏少”，到目前為止“全市旱情依然嚴峻”。

在去年全年的幹旱中，四川盆地地表的水分幾乎都被蒸發幹了，甚至連巨大的水庫也幹涸了，這麽多水分跑到空氣中，為甚麽沒有降雨呢？因為空氣中的水蒸氣沒有遇到冷空氣，沒有冷凝成水滴降落下來，因此沒有降雨。那冷空氣為甚麽沒有來，原來降水正常的時候，冷空氣是從哪裏來的呢？答案只有壹個，是從長江！四川盆地周圍都是高達兩千米的山脈，冷空氣無法越過，要進入盆地內部，只有沿著周圍山脈中的最低通道──長江才能進入。正常的氣流交換模式是：當盆地內空氣受熱膨脹上升後，四川盆地就通過這個唯壹的水汽入口從外界補充氣流，構成壹個完整的水汽回圈。因此在沒修三峽大壩之前，江面上有風，而且非常大，沿江吹入四川盆地內部。但還不能說這股風就是冷空氣，而是它在沿江吹向上遊的時候，被江水冷卻成為冷空氣。從青藏高原沖刷下來的江水冰冷刺骨，在奔騰咆哮的過程中，激起層層水汽。風在與江水接觸被冷卻的同時，攜帶起江面上潮濕的水汽，成為冷濕氣流，進入四川盆地內部，為盆地內降雨創造條件。

有人認為大壩不過180米高，阻擋氣流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壹想防護林。它們的防風效果是公認較好的。國家大力提倡在風沙大的地方種樹，降低風速，會取得良好效果。但防護林畢竟是樹，樹與樹之間有間隔，而且高度壹般不會超過30米。而三峽大壩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防風墻，不但體積巨大，高達180米，而且鋼筋混凝土澆鑄的表面，沒有壹絲透風的可能。它會結結實實的把所有的風阻擋在外面，這壹點任何人都不會有懷疑。

既然夏天幹旱少雨，那冬天會形成暴雪麽？很難，因為即使空氣中有水蒸汽，但如果沒有寒流，沒有足夠的冷空氣將空氣中的水蒸汽冷卻，也是不會形成降雪的。

現在是考慮炸掉三峽大壩的時候了。只要三峽大壩存在壹天，四川就壹天不會從幹旱之中解脫出來。有三峽卡在長江的咽喉上，擋在水汽進入四川盆地的入口上，四川就壹直會這樣旱下去。

－－https://www.epochweekly.com/012/2799g.htm 

2011年5月23日 三峽大壩：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

2003年6月1日三峽水庫正式蓄水之後，三峽庫區和大壩下遊地區災害不斷。

目前每年發電的收入為二百多億元。根據筆者的統計，到2010年僅中國百姓從電費中繳納的三峽基金（包括其後續基金）已經達到壹千壹百億元人民幣，超過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壹半以上。但是三峽工程的發電利潤並不屬於中國老百姓。三峽工程的所有水輪發電機已經被私有化，全部發電利潤屬於壹個股份公司。三峽工程的壹些決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壹些官員以及主要工程技術人員則是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

當年三門峽工程在蓄水壹年半後就出現問題，但比較單壹，是水庫庫泥沙嚴重淤積引起的洪水威脅增加，土壤鹽堿化和下遊河岸崩潰。三峽工程問題的出現略顯滯後，但十分復雜，移民、泥沙、生態環境問題互相交織，錯綜復雜，後果十分嚴重，影響時間很長。簡單地說，三門峽工程是立斬，而三峽工程是淩遲。

拆除大壩，可以徹底解決國務院公告中指出的各項不利影響，恢復自然生態環境，恢復社會正義和公正，近期節省壹千七百億元投資，遠期節省投資在數萬億元之多。當然也有損失，首先是壹些人的臉面，還有是每年二百多億元的發電收入。

現在不下決心拆除三峽大壩，將來不利影響越來越大，所需資金越來越多，到無法承受時，想拆可能也不行了。

但是壹個裝滿二百億立方米泥沙的三峽水庫，是無法拆除大壩恢復自然原狀的。當壹個工程不知道它的歸途在哪裏，它就根本沒有被建造的權利。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mobile/focus_on_china/2011/05/110523_cr_china_3gereges.shtml

2011年6月1日 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摁住的火藥桶

記者：從技術層面來說，三峽工程是否實現了最初的功能？

王維洛：三峽工程，從工程上來講有四個目標：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這是最初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時和向全國人大報請項目時提出的，最終只實現了壹個目標--發電。

記者：您怎樣評論中國政府壹直在強調的三峽工程"利大於弊"的說法？

王維洛：當時還說不建方案與晚建方案相比，只是節省了110億元人民幣，可僅僅是從現在到2020所謂的三峽後續工程，其費用已經是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是原來的10倍以上，所以綜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峽工程是弊大於利，而且隨著三峽水庫運行時間的增長，弊病會越來越大。

記者：這次長江中下遊大旱，您覺得三峽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王維洛：我們必須把這個話題分開講，長江中下遊大旱的時間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峽工程加劇了幹旱，而不是起到緩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專家也指出原來鄱陽湖、洞庭湖之間水量的互補關系，由於三峽工程，這種互補關系被破壞，目前正進入互相之間不協調的階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補效果的，而三峽工程是破壞了這個效果。

記者：目前三峽工程引發的問題，除了大家知道比較多的生態環境、地質災害等，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還有哪些？

王維洛：社會問題從兩個層面來分析，第壹個就是三峽的移民，他們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過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對三峽移民總結的壹個報告，在最後是這樣寫的，三峽移民目前處於"三無狀態"，無工作，無地種，無出路。

記者：中國國務院出臺《三峽後續規劃》後，這裏面涵蓋的壹些更大的危機在哪裏？

王維洛：這次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線，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國官方不承認他們在規劃中的錯誤，只是說出於地質的要求提高了七米，這樣就增加了三十萬新移民，遷移這三十萬移民還需要1700億人民幣。後續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繼續為三峽工程帶來的不利影響買單，中國政府的決策者這次承認不利影響，為的是收錢有名。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老百姓會繼續為三峽工程買單，三峽工程也實現了發電，誰來享有收益？

王維洛：三峽工程並無什麽防洪、發電、航運等的綜合效益，真正實現的只有發電這壹塊。目前每年發電的收入為二百多億元。其實三峽的水流發電是長江三峽水電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財產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歸長江電力公司的。

但大壩要維修，隨著時間流逝維修費更高，由老百姓來支付常年的維修費用，包括後續的移民也要老百姓來買單。

記者：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的工程，黃河的三門峽和長江三峽，壹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下壹個正在被證明，從決策者到專家，誰來為這些背書，誰來承擔責任？

王維洛：為三峽工程背書的、真正承擔責任的專家迄今為止壹個也沒有。

－－https://www.dw.com/zh/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摁住的火藥桶/a-15125105-0 

2013年7月31日 再論長江中下遊氣候異常與三峽大壩

自從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建成封頂，有關三峽大壩改變當地氣候的爭論就壹直沒有停息。三峽大壩建成七年，人們從廣播電視上最常聽到的便是每年夏天重慶高溫、幹旱和暴雨。

三峽改變氣候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將曾經奔騰不急的江水攔腰截斷，變成壹潭死水，對當地自然和生態環境產生致命的影響。更關鍵的是三峽建在了四川盆地的咽喉之處，建在整個四川水系上千條河流的唯壹出口上。如果把四川比喻成心臟，四川境內的河流比喻成血管，那麽長江就是所有血液匯集在壹起的心臟主動脈，而三峽則是這個動脈血管的出口。只有心臟蓬勃有力的跳動，才會把血液輸送給長江中下遊五省壹市。現在把這個出口堵死，整個心臟就會因為血液流通不暢而死掉！

現在7年過去了，我們不妨把過去7年所有關於重慶幹旱的報道找出來，看看重慶是否壹直幹旱。 

1)2006 重慶特大大旱2006.08.30（新華網） 

2006年以來，素有“千河之省”“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遭遇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特大旱災襲擊。春旱連夏旱，夏旱連伏旱，特別是7月以來，似火的驕陽日日高懸，似乎要烤幹四川大地的每壹滴水。

2)重慶持續幹旱160萬人面臨飲水困難2007.04.03（新浪網） 

我市的旱情依然嚴峻，截至昨日上午11時，全市仍有36個區縣存在春旱，農作物受旱面積146.1千公頃，全市仍有36個區縣(自治縣)的161.09萬人、123.42萬頭大牲畜存在臨時飲水困難。

5)重慶部分地區幹旱31萬余人飲水困難 2008.07.12 （新浪網） 

6月中旬以來重慶各地降雨嚴重不均，全市40個區縣中近壹半區縣降雨偏少，部分區縣遭受伏旱較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達到10余萬公頃，31萬余人出現飲水困難。19個區縣降雨比往年均值偏少，其中渝東南、渝東北的10個區縣降雨偏少四成以上，酉陽縣偏少八成以上。

7)重慶秋旱：34萬人臨時飲水困難 2009.09.11（重慶新聞網） 

據統計，截止9月9號，全市已有34.1萬人，19.3萬頭牲畜出現臨時性飲水困難，農作物受旱面積達到342.2萬畝，其中重旱115.6萬畝。旱情監測顯示，我市目前西部、中部、東南部的10多個區縣出現了中度幹旱，甚至重度幹旱。

8)西南遭遇特大幹旱 嘉陵江合川段部分已見底 2010. 03.19 

3月18日，重慶市嘉陵江合川段大量河床裸露出來，嘉陵江部分水段已經見底。自2009年9月以來，中國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廣西、重慶、四川等省(區、市)都遭遇大範圍持續幹旱，部分地區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來水之少創歷史之最。

今年以來的持續幹旱天氣已造成重慶34個區縣出現旱情，94萬人因旱出現臨時飲水困難。（騰訊新聞） 

9)水庫幹涸河水斷流 重慶26區縣幹旱61萬人飲水難 2011.08.17 

市防汛抗旱辦介紹，我市旱情已發展至渝西、渝中部、渝東南及渝東北部分區縣，涪陵、萬盛、綦江、榮昌、永川、璧山等26 個區縣不同程度受旱，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224.57萬畝，其中重旱47.61 萬畝、幹枯13.10萬畝；61.30萬人、32.43萬頭大牲畜因旱出現臨時飲水困難，有2條河流斷流，51座水庫幹涸。（新華網）

10)重慶51萬人飲水困難 官方緊急通知“抗旱保耕” 2012.03.22 

截至3月20日，重慶已有95萬畝農作物受旱，123萬畝水田缺水，51萬人出現臨時飲水困難。（中國新聞網）

12)重慶17個區縣遭遇春旱 榮昌出現特大幹旱飲水告急 2013.03.19 

半年未下壹場透雨，涪陵百興村百年老井幹涸（新華網） 

在上面每隔半年壹次的報道中可以看出，整整7年，重慶壹直處於幹旱之中，從未間斷！期間雖有降雨，但分配極不均勻，降水強度大，時間短。很多地方降雨之後由旱災立刻轉為洪災；洪水退去，又變成旱災。這也是人們不時聽到重慶暴雨，卻始終處在幹旱的原因。所有這些報道都確切無疑的證明：自從三峽建成，高溫幹旱就壹直伴隨著重慶。

－－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 ... 06860.html

2014年3月27日 劉植榮：三峽工程坑了百姓多少錢？

壹名多次參與三峽工程招標的匿名人士2月25日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三峽集團每年招標的工程總規模至少在100個億以上。2014年以前，絕大部分都沒有經過正規招標，說暗箱操作是客氣了，實際上全是‘明箱操作’。”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壹次對記者說，中介費已成為招標領域最大的腐敗，而且某些中介擁有復雜的關系網，甚至部分央企也要通過他們的關系才能拿到項目。他說，中介費根據工程大小收取，100億元以上的工程往往收取1-2%的中介費，稍小的工程是3-4%，還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費。 

2013年3月11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委移民工委書記譚棲偉說，三峽後續工作，說到底就是壹個資金的問題。那天張高麗常委講了2400億元，實際上是把三峽建設基金再征收10年，這樣全口徑能夠收到2400億元，用於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後續工作，而三峽後續工作的資金是1238億元。譚棲偉強調：“這1238億元，張高麗常委講了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如果三峽後續工程繼續使用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裏的1238億元，則三峽工程要使用基金2853.87億元，相當於全國人民平均每人為三峽工程捐款220元。與此同時，也讓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增加到3316.73億元。 

據長江電力2012年利潤分配方案，向股東分派股利占利潤的65%，而長江電力2012年末股東數為363461戶，第壹大股東三峽集團持有73.33%的股份，這樣，我們就計算出三峽集團每年能從三峽電站收回投資回報為36.2億元，三峽工程3316.73億元的總投資需要92年才能收回。而大壩的壽命最長才60年！－－http://www.aisixiang.com/73368.html 

2015年10月8日 鮮為人知的三峽工程移民悲慘命運

按照三峽工程當時批準時候的規定，就是三峽工程每個移民的賠償的款項是3.5萬，當時國家拿出400萬人民幣來安置三峽工程113萬移民，平均每人在3.5萬以上。根據三峽工程最後結算報告，它自己說的共花了800多億。它說是安置了120萬移民，每個人移民安置費近七萬，但是蘇師傅家是每人拿壹萬塊錢，還有六萬塊錢到哪裏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那時候三峽工程給移民描繪了壹個很美好的景象，當時李鵬給他們描繪的:妳的家正好在175米這個地方，蓋壹個新的房子，妳壹出門，妳家的花園前面看的就是長江，175米高的水位線，像壹個湖壹樣，上面開的是大輪船，這個汽笛壹拉，嘟壹下，妳家後院的橘子樹上的橘子就啪啪往地上掉的這麽壹個美好的景象……

三峽移民他們失去了地，失去了工作以後，什麽也沒有了，他們就成為沒有收入的人，拿社會保險，每個月拿幾百塊錢，付點電費，付點水費，他就什麽也沒有了，就是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現在是處於另外壹個狀態，這些移民住的地方不安全，要滑坡，政府又不想掏錢，來賠償他們房屋的損失。政府采取的態度，我不催妳們，我這壹次不催了，等到妳們自己發現妳們這個房子再住下去的時候，要死人的時候，妳們自己再來找政府，政府給妳們壹點錢，妳們就得滾蛋，無法向政府提出賠償。

很多中國人會問:那三峽工程不是每年有發壹千億度電嗎?發電不是有收入嗎?這個問題問的很好，但是三峽工程所有的發電機都已經賣給壹個股份公司了，所以發的電全是那個股份公司的，和中國人沒有半毛錢的關系。所以三峽集團說再安置下面的移民它沒錢。沒有錢呢還得讓中國納稅人出錢，所以它現在還有繼續征收，以前叫三峽基金，現在叫水電重點項目基金這個錢，來給三峽工程擦屁股。

－－www.epochtimes.com/gb/15/10/28/n4560267.htm

2019年7月21日 三峽大壩-輿論要求真相

三峽建成前後，似乎壹直帶著壹個難以告人的原罪。就是禁止壹切探討，把壹個涉及數億人生命的問題變成三緘其口的禁區。

2003年，新華社報道：“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壹遇洪水”。新華社2007年5月7日報道改口：“三峽大壩，今年起可防千年壹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華社報道：“三峽大壩可抵禦百年壹遇特大洪水”； 2010年七月，中國央視引述專家稱：三峽防洪能力有限，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

毛澤東前秘書，前水利部長李銳之女李南央7月14日明鏡訪談時表示：當時中國國內水泥的澆註強度，只有大壩設計要求的壹半，而國際最高的澆註強度也只有設計要求的四分之三，怎麽解決？不講科學，強行上馬。

－－cn.rfi.fr/中國/20190721-三峽大壩-輿論要求真相 

河南“75·8”潰壩事件 －－維基百科

河南“75·8”潰壩事件是指1975年8月中國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臺風尼娜影響造成的特大暴雨，導致60多座水庫潰壩、近萬平方千米受災的事件，死亡人數則據不同資料從數千人到24萬不等，是世界第三大水災及山體滑坡。

暴雨

8月4日至8日，整個臺風滯留地帶共19410平方公裏的地區降雨量超過400毫米，京廣鐵路以西的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到方城壹帶降雨量大於1000毫米。而在暴雨中心河南泌陽林莊，8月7日壹天的降雨量即達到1005.4毫米，最大6小時降雨量更達到830.1毫米，超過當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密士港782毫米的世界最高紀錄。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均超過中國大陸以往的正式記錄。 

8月7日下午，板橋水庫漁業生產隊發現有魚從溢洪道流出。當天，板橋水庫管理局與上遊龍王廟、桃花店等雨量站和下遊的遂平縣失去全部聯系。

潰壩

19時30分，駐軍向上級部門發出特急電稱：“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面離壩頂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潰壩危險！”。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接到急電後立即將險情報告給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紀登奎和李先念經短暫商討後認為只有動用軍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時任第壹副總理鄧小平匯報想法，請求具體指示，鄧小平當時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向鄧小平家打電話。鄧小平女兒鄧榕稱鄧小平身體不適，已經入睡。並堅持不肯叫醒父親，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裏家打麻將（此報道後為紀登奎之子發表聲明否認）。在21時之前，確山、泌陽已有7座小型水庫潰壩。

8月8日1時開始，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竹溝、田崗兩座中型水庫，以及58座小型水庫在短短數小時內相繼垮壩潰決。淩晨1時，板橋水庫水位漲至117.94米最高值，超壩頂1.6米，超壩頂防浪墻0.3米，相應庫容6.131億立方米。漫過防浪墻的洪水先是掏空墻後壩頂的卵石路，繼而推倒防浪墻，然後沖決壩體，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沖出板橋水庫決口處，沖向下遊。首當其沖的道文城公社死絕227戶，9600人遇難。垮壩後僅1小時，洪水到達45公裏外的遂平縣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電線、鐵絲纏繞勒死，或被沖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廣線鐵路高坡時，墜入旋渦淹死。3時左右，峰頭高達7米到10米的洪水越過45公裏外的遂平縣城城下。

災後統計

河南省有30個縣市、1780萬畝農田被淹，1015萬人受災，400多萬人被洪水圍困。倒塌房屋524萬間，沖走耕畜30.23萬頭，豬72萬頭。駐馬店境內京廣鐵路被沖毀102公裏，中斷行車16天，影響運輸46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人民幣。是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潰壩慘劇。

8月13日

汝南有10萬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萬，還有6萬人困在樹上，要求急救；全縣20萬人臉浮腫；新蔡有30萬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個公社全被水圍住，許多群眾5晝夜沒有飯吃；上蔡有60萬人被水包圍；華陂公社劉連玉大隊4,000人把樹葉吃光；黃鋪公社張橋大隊水閘上有 300人6天7夜沒有吃飯，仍在吃死豬死畜。宿鴨湖水庫：大壩上5萬人4、5天沒吃東西了。平輿有40萬人在水裏，腸炎、腦炎流行。醫療隊下去了，但沒藥物，很多地方出現了災民有病哭，醫生看了病沒藥也哭的情況。新蔡、平輿東部水仍上漲，全區200萬人在水中。

死亡人數的質疑

1980年代後，全國政協委員喬培新、孫越崎、林華、千家駒、王興讓、雷天覺、徐馳和陸欽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數為23萬；

1994年，原水利部長江流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長江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魏廷錚在馬來西亞被國外媒體問及此事時回答：“不記得具體死亡人數，但不會超過壹萬人”，因為如果死亡人數超過萬人，國際新聞界必然會有報道。這壹說法遭到中國大陸民間的批評；

2005年，遂平縣檔案局所編的書《砥柱》記載，遂平全縣被洪水沖走23萬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難者被沖積到京廣線以下地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75·8”潰壩事件 

2008年8月10日 75年河南水災：滔天人禍令十萬人葬身魚腹

2005年5月28日，美國《Discovery》欄目播放壹期名為《世界歷史上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TOP 10》的專題節目。它們包括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廠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人為災難，居然就是中國河南省駐馬店板橋水庫潰堤。

據《Discovery》節目報導:1975年8月，河南板橋水庫因暴雨發生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75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現場打撈起屍體10萬多具，後期因缺糧、感染、瘟疫又致14萬人死亡。24萬余的死亡人數直逼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

當然，這個24萬的死亡人數，包括垮壩當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難者，也包括幾天後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難者，以及災後瘟疫、饑餓等致死者。

1958年，河南總結了漭河流域地區興建山區水利的經驗:“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當時的河南省水利廳總工程師陳惺當即反對:在平原地區以蓄為主，重蓄輕排，將會對水域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地下積水過多，易成漬災，地下水位被人為地維持過高，則利於鹽分聚積，易成堿災。澇、漬、堿三災並生結果不堪設想。 

然而“以蓄為主”的經驗被大範圍推廣，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內，不僅丘陵地區湧現大批小水庫，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壹道道“水壩”分割閘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後來數十年間致命的“腸梗阻”。 

重蓄水灌溉、輕河道治理、重興利輕除弊的傾向依然頑強存在。到1960年代末，駐馬店地區新增水庫100多座，與此相對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沒有增強，反而壹年年遞減。－－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8/0810_2664_710030.shtml

2018年6月1日 河南75·8板橋水庫潰壩事件：

比唐山大地震還慘烈的災難竟然被掩蓋了幾十年！

1975年8月，河南75·8板橋水庫潰壩事件24萬余的死亡人數直逼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

1975年8月8日零時，壹場大暴雨導致板橋水庫崩潰，隨即如多米諾骨牌壹般，引發了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潰壩災難。炮制了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將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縣變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個縣市1000多萬人被淹，直接經濟損失達百億。死亡數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數據是2.6萬，壹說超過8.5萬；民間說法從10萬、24萬到40萬莫衷壹是。比較得到認同的說法是超過30萬。不僅死難人數，且75-8之悲狀亦超過壹年後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說後者更像天災，那麼前者就更像人禍。無數村莊在午夜的瞬間就被數十米高的洪水蕩平淹沒。無數人在睡夢中赤條條就被洪水沖出數百裏，從河南漂到安徽。就連火車都被沖出十幾裏，京廣大動脈被沖毀100多公裏，月余南北斷絕。數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爛崩潰，黑壓壓的蒼蠅壓斷了洪水中僅存的大樹，人間地獄亦不過如此。

遭到滅頂之災的遂平民間於災後試圖立碑紀念，未果。從某種意義上說，75·8浩劫最大的不幸並不是那場水災，而是災後當局動用壹切手段封殺真相，費盡心機對這場人造災難的隱瞞和掩蓋。36年之後，除非親歷者，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在人類災難史上，我們有過多少世界之最。

－－https://mp.weixin.qq.com/s/2BhziuLR5JUJwNxdK4goqA

2018年8月23日 【人禍】山東水庫泄洪壽光全城被淹　網民批倉促放水不顧百姓死活

8月19日，受臺風“溫比亞”影響，山東省出現大範圍強降雨，造成濰坊、東營、菏澤、泰安等13市遭受嚴重災害。據官方消息，截至8月22日16時，全省508.9萬人受災，18人死亡，9人失蹤。

有當地民眾發文指，壽光下遊村莊之所以變成澤國，並非全因暴雨，而是上遊三大水庫（冶源、淌水崖、黑虎山水庫）倉促泄洪導致。

水庫被指存水賣錢 未提前清空。

有網民指，此前三大水庫在幹旱時不放水緩解旱情，而是存水賣錢；本次事件中，得知臺風來襲後，水庫也沒有提前做好泄洪準備，而是等到水庫滿後再大流量往下遊泄洪，結果極大的水量突然泄出，河水漫灌，禍害百姓。

－－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226239/人禍-山東水庫泄洪壽光全城被淹-網民批倉促放水不顧百姓死活 

2018年8月27日 金言：壽光洪水沖出的真相

壽光不僅是著名的“中國蔬菜之鄉”，而且也是全國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然而受第18號臺風“溫比亞”影響，十幾個村莊被淹，二十多萬個蔬菜大棚受損，價值百萬的養殖場泡湯，無數雞鴨羊群眼睜睜被沖走，數萬頭生豬活活被淹死，橫屍遍野，慘不忍睹。甚至有災民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上吊自殺。然而，災難發生後，沒有第壹時間救助，也不見北京批示，大雨過去快壹個星期，壹些地方仍被洪水浸泡著。據災民們反映，到現在政府沒有出臺任何解決方案，村子裏水發黃！惡臭難聞，極易引發瘟疫！無家可歸的村民兩三天沒吃壹口飯，沒喝壹滴水，以致姍姍來遲的救災物資運送到現場後被哄搶！

1.上遊水庫是“泄洪”減災，還是“蓄洪”賣錢？

據說，山東濰坊是水資源短缺地區，彌河和丹河上遊各縣為了攔截自然水流，人造了三條大壩，處於彌河下遊的壽光每年都要花錢向上遊三大水庫買水。上遊各縣之所以獨霸壹方，各自為政，不顧下遊老百姓的死活，抱著僥幸心理，不願在“溫比亞”臺風過境前開閘放水，騰出庫容，很明顯是私利在作怪，是為了盡量多蓄水好向下遊多賣錢。當局事後辯解說，不同時泄洪會造成更大的損失，顯然是在掩蓋真相，推卸自己瀆職責任。

2.三大水庫同時泄洪考慮過下遊的承受能力嗎？

3.人為堵塞河道導致排水不暢是誰之過？

4.倒塌9,999間房屋有什麽貓膩嗎？

－－www.epochtimes.com/gb/18/8/27/n10668628.htm

中國因言獲罪 －－維基百科

因言獲罪，是指因為發表某種言論而被判決有罪、拘留、免職、開除等打擊報復。言論自由是壹種基本人權，指壹個國家公民，可以按照個人意願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政治權利，這些意見表達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審查及限制，也無需擔心受到政府報復。有時也被稱為意涵更廣泛的表達自由 。

中共國因言獲罪人員名單

毛澤東時代（1949年－1976年）

57年反右。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余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66年文革。

據索爾茲伯裏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 23萬7千余人，703萬余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 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江澤民時代（1989年－2002年）

秦永敏，1997年秦永敏發表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公開信，要求中共十五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憲政。

高勤榮，前《山西青年報》、新華社記者。曾揭露山西運城水利工程造假被譽為打假英雄記者。

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彥華和張宏海以“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為宗旨，討論中國自由民主，政治改革及農村改革等問題，以及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的新青年學會“四君子”。

趙常青，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撰寫《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並聯絡了中國17個省市192名異議人士在公開信上簽名後，在互聯網上發表。

王小寧，1999年5月，王小寧開始獨立編寫網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傳射穢主義政治民主和反腐敗。

羅永忠，在網上發表了8篇批評"三個代表"的文章，2003年10月，他被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焦國標，2004年因在網絡發表《討伐中宣部》的批評文章，被北大停止授課，研究生導師資格亦被取消，2005年，他被學校以自動離職變相除名。

胡錦濤時代（2002年－2012年）

李元龍，中國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曾以筆名“夜狼”發表過“從百歲老朽入黨水開去”等文章。

張建紅，筆名“力虹”，2006年6月加入獨立中文筆會。2006年9月6日晚，力虹在寧波家中被捕，次日被刑事拘留，10月12日被正式逮捕。

李海明，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山東棗莊礦業集團員工李海明，因為在當地論壇上發表幾篇文章惹禍。

胡佳，因在中共防火墻之外網站發表《十七大之前中國政法系統大範圍制造恐怖氣氛》、《壹國不需要兩制》等文章，於2007年12月27日被刑拘，2008年4月3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

劉曉波，2008年因起草《零八憲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壹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二審維持原判。

長平，時評作家，2008年因寫作《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被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解職。

黃成城，用QQ約個同學，說到解放碑下喝茉莉花茶，便被重慶市璧山公安拘留，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偵查30多天，批捕未果，2011年4月18日，被勞教兩年。

方洪，重慶市民，以壹坨屎諷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011年4月28日被勞教1年。

任建宇，重慶市彭水縣大學生村官因為在騰訊微博和QQ空間復制、轉發、評點壹百多條所謂的“負面信息”，重慶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2011年9月23日逮捕了任建宇，隨後決定對其“勞動教養兩年”。

戴月權，2010年曾以訪民的身份，向南方都市報記者講述安元鼎截訪“黑監獄”的內幕。

呂加平，2009年12月1日寫了《關於江澤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詐騙問題與要求調查的呼籲》文章，涉及中共前領導人。

梁海怡，2011年2月20日下午5時，對著哈爾濱市政府喊話：“妳們要覺醒，要還人民以自由，我們要平等。”演講10分鐘後，梁海怡被強行帶走。

趙克羅，在2012年周口市平墳復耕事件中因批評政府被迫“懺悔”。

吳平，南京市書商。2012年5月1日，因為出售《紅太陽》、《看守所雜記》、《文革秘聞》等港版關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禁書，被公安局抓走。

姜成芬，因接受法國法蘭西24電視臺采訪，2012年5月13日，被行政拘留15日。

馮歡，大陸網絡論壇天涯焦作版主“焦作退伍兵”、大河網論壇知名版主馮歡，因關註和發帖揭露8.7特大交通事故真相，2012年被當局秘密拘留7天。

陳平福，甘肅臯蘭縣退休教師，因在網絡發表和轉發多篇文章，被臯蘭縣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監視居住。

曹海波，網上宣揚民主，2012年11月1日被昆明中級法院判監8年。

王培劍，杭州中國計量學院法學院教師，在上課時對學生講了“共產黨應該放棄權力”等所謂政治敏感話題，2012年12月7日被學校勒令停課。

習近平時代（2012年 - 至今）

格桑亞培，瑪曲知名歌手，2013年7月於西藏首都拉薩遭中共四川省政府拘捕，被關押在成都市壹看守所長達16個月。

吳虹飛，幸福大街樂隊主唱，2013年7月21日在新浪微博上發表“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會，還有媽逼的建委”等言論，被北京警方被行政拘留10日。

董如彬，網名“邊民”。因關註雲南“躲貓貓”事件、昆明小學生賣淫案、“發改委官員聚眾淫亂”以及2013年昆明市反對ｐｘ項目事件等壹系列全國矚目的公共事件，而成為中國互聯網上較為活躍的公共意見領袖之壹。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在2013年9月10日淩晨將董如彬帶走，罪名是“涉嫌虛報註冊資本”。

楊輝，甘肅天水市張家川縣鎮中學生，2013年9月17日曾因在網上發布有關當地壹個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帖子之後被刑拘，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下獲釋。獲釋後的楊輝轉到天水市育生中學借讀。2013年11月18日，楊輝又被育生中學退學。

呂耿松，浙江異議人士，在海外網站上發表民運文章，宣傳遭禁的中國民主黨。2014年8月13日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2016年6月17日被杭州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

王垚烽，《嘉興日報》評論員，因發表同情雨傘運動、譏諷網絡評論員等的言論，2014年11月23日被停職。

畢福劍，2015年4月6日，壹段飯桌上的視頻中，畢福劍唱著《智取威虎山》中《我們是工農子弟兵》的著名選段，唱壹句點評壹句，其中說道：“可別提那個老屄養的，可把我們害苦了”“地主招妳惹妳了”。後畢福劍被迫從央視離職。

梁新生，湛江市嶺南師範學院基礎教育學院英語系副主任，2012年至2014年間，其在昵稱為“dearmr43”的新浪微博上發表多篇博文，激怒中共。

趙文，《蘭州日報》編輯，2015年5月28日因在網絡上發表諷刺殉職警察的言論被停職檢查。

張海濤，2015年6月26日，被烏魯木齊市國保以“煽動民族仇恨罪”抄家刑拘。

任誌強，原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華遠集團總裁。因在其微博發表反對黨、政府的言論，導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關閉其新浪和騰訊微博賬號。2016年5月2日被處留黨察看壹年處分。2020年4月，被宣布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北京西城區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20年7月23日，被開除黨籍。

倪天英，上海維權人士，2016年4月19日，因在網上發表反政府言論，而遭當局打壓。

苗樂，陜西子洲縣交警大隊的官方微博管理員 ，2015年6月30日公開抨擊中共“土改”運動是“謀財害命、殺人越貨”，2016年12月7日，被以“玩忽職守罪”判刑壹年，緩刑壹年半執行。

浦誌強，2011年12月公開抨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及維穩模式。

王偉，安徽大學生，2016年7月17日下午因發布了壹張習近平的PS照片而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

劉艷麗，湖北荊門銀行職員。因網上公布與國保的對話記錄，因言獲罪2016年9月27日遭刑事拘留，罪名竟然是“誹謗罪”。

李康（湖北網民）2016年11月在互聯網散播六四事件於2016年11月14日被逮捕。

鄧相超，山東建築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201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當天，轉發了數條諷刺毛澤東的微博，其中壹條是：“如果他45年死，中國少戰死60萬。如果58年死，少餓死3000萬，如果66年死，少鬥死2000萬。直到76年才死，我們才終於有飯吃。他做的唯壹正確的壹件事就是，死了。”2017年1月4日，數十個毛粉進入山東建築大學校園內抗議。現場警察沒有對打人的毛粉采取任何行動。

左春和，2016年12月27日針對前壹天湖南韶山毛澤東生忌活動發表評論，指這是“世界最大的邪教活動”、“萬人拜魔”。

陳某（網名 lukehcen0），廣州網民，2017年1月27日晚，黑龍江哈爾濱民警曲玉權在處警時遇襲死後，網民“lukehcen0”當晚在新浪微博公開發布“大快人心（鼓掌），凡打殺公安者皆為英雄，點贊”言論被抓。

江某（網名“長春社會姐”），2017年1月28日，對黑龍江哈爾濱處警死亡民警曲玉權事件，在新浪微博發表言論“啊哈，太好了，他女兒沒人保護了，大過年的，遭報應沒？”。1月30日晚，廣西南寧市公安局青秀分局將江某抓走。

趙泉山，河南漯河迎福鋼板廠經理，2017年2月在微信發表“打死警察不虧！！警察就是他媽的共產黨的爪牙！！！！！！”的言論被抓。

權平，中國吉林留學生，因為身穿印有“XITLER”“習包子”和“大撒幣”字樣的T恤衫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王江峰，山東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諷刺中共領導人“毛賊”和“習包子”的言論，2017年4月7日被招遠市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

史傑鵬，2017年7月，北京師範大學人事處公布了《關於給予史傑鵬解聘處理的決定》。該公告稱史傑鵬在微博、微信發表的言論“與主流價值觀不壹致”，“逾越意識形態管理紅線，違反政治紀律”，決定予以解聘。

丁文婷（1985年10月-），湖北武漢武昌區紫金村人，工作單位為湖北省中醫學院05級。2018年2月14日0時，因微博發“武漢市長滾”被行拘十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因言獲罪

因言獲罪

貴州記者被抓多月無聲息　福州記者因言獲罪判三年 2006/01/26

山東集團職工網上發文惹禍 2007/02/12

因言獲罪 福建作家廖祖笙賣房被抓 2011/10/17

組圖：天涯版主揭特大事故被拘 掀網路效應 2012/08/25

重慶再爆發帖被勞教案 警察：要怪就怪王立軍 2012/10/27

網絡宣傳三民主義 曹海波獲刑八年 2012/11/02

網絡名人“秀才江湖”因網上言論被國保帶走 2017/04/28

十九大“閉幕”寫“閉目”浙網民被刑拘10天 2017/12/14

中南財大女教授因言獲罪 揭中國學生監控老師 2018/05/26

遭不良舉報 廈大熱門教授被解聘 400學生連署 2018/07/03

抵制軍訓洗腦 湖南壹大學新生慘遭退學 2018/09/24

河南男子嘲諷“家業送給共產黨”被拘 2018/10/14

敏感日逼近 50位名人微博遭封殺 禁歌禁言 2019/04/11

副教授因言被貶 許章潤再獲日本學者聲援 2019/05/26

轉發“七不準” 大陸媒體人遭警方綁架酷刑 2019/07/22

發打油詩嘲諷政府 多名伊春網民被抓 2019/07/23

“祖國沒養妳 妳媽養的妳”山東網友因言獲罪2019/10/07

因言獲罪 大陸多省十余網民註冊境外網被抓 2019/10/31

廣西出版界名人何林夏被判10年 2019/12/14

四川輕化工大學副教授因言受罰 2019/12/21

曾舉報高官 網絡大V陳傑人遭重判15年 2020/05/01

袁斌：從“梁艷萍事件”到“王小妮事件” 2020/05/02

祁怡元因言獲罪 獄中聲援法輪功學員 2020/05/22

許章潤等17位高校教師 因言論遭中共處罰 2020/06/23

寧夏律師馬萬軍微信群轉發信息被刑拘 2020/07/07

跳水世界冠軍勞麗詩遭微博封號壹年 2020/07/20

武漢企業家張貴良被警方帶走 2020/07/27

－－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因言獲罪

2020年9月24日  遭判重刑的任誌強罪狀之謎

因常常就敏感話題直抒胸臆發表意見而獲得“任大炮”之稱的北京房地產商任誌強被控經濟犯罪罪名成立，獲刑18年。

2016年，在習近平的宣傳班子鼓吹“媒體姓黨”即媒體必須是中共政權和習近平的家奴的時候，任誌強提出了大膽的批評意見：“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任誌強放的那壹炮使他受到中共的留黨查看壹年的處分，並長期在中國媒體上被消聲。

時間快進到2020年7月下旬，任大炮再度因其大炮言論遭遇更大的麻煩，被開除中共黨籍。

令觀察家們感到意外的是，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先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任誌強的政治罪的罪名，再以完全與政治無關的經濟犯罪的罪名給69歲的任誌強判刑18年，對全中國和全世界明擺出要將他置於死地的姿態，以及中共控制的媒體宣稱“宣判後，被告人任誌強當庭表示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中共當局聲言對任誌強提出的指控是經濟犯罪，但中共當局操控的法院卻選擇對這種並不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行實際上的秘密審判，不許公眾或媒體參與旁聽。

任誌強究竟發表了什麽言論招致習近平痛恨？李南央（已故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認為是任發表的關於光屁股小醜要當皇帝的說法。在紐約的胡平的觀點跟李南央不謀而合。

－－https://www.voachinese.com/a/Ren-zhiqiang-severely-punished-for-criticizing-xi-20200924/5596028.html

2020年9月25日 陳秋實在青島續遭監控 張展數度絕食健康堪憂

9月17日，陳秋實的朋友、中國網紅徐曉冬在壹段Youtube視頻中首次對外透露，陳秋實身體健康，沒有任何不適，他在消失期間也未發過病。徐曉冬於9月21日再度於Youtube視頻中補充陳秋實的近況，表示他可以確認陳秋實目前在壹個安心的地方，也有壹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他說：“陳秋實依然初心未變，但大家今年可能聽不到陳秋實的聲音。”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9月24日的報導，壹位不願具名的中國人權律師向南華早報透露，陳秋實目前人在青島，與父母住在壹起，但是他仍被當局嚴密監控。該名人權律師告訴南華早報，既然中國政府沒有打算要起訴陳秋實，他們繼續嚴密監控他的行為是不合法的。

來自上海的張展今年2月開始便在武漢記錄疫情發展，透過推特丶Youtube與其他社交媒體來分享訊息。然而，她今年5月開始向朋友抱怨在武漢遭跟蹤，而她也在5月14日開始與朋友失聯。

消息指出，張展自在被關押期間數度絕食抗議，也拒絕認罪或接受調查。為了強迫她進食，傳出看守所人員數度以灌食的方式來對待張展。原本受張展母親委托代理案件的律師任全牛向德國之聲證實，他9月23日到浦東新區看守所處理另壹個案件時，得知該案被告曾與張展關押於同壹個監禁室，該被告說張展整個夏天都以絕食的方式抗議遭到關押。

任全牛說，在他首次申請閱卷與會見不成功後，上海當地國保與另壹個當局稱張展委聘的律師戴佩清壹直不希望讓任全牛參與張展的案件。據任全牛透露，張展母親原本希望他能繼續代理案件，但因為戴佩清警告張展母親，如果讓任全牛參與案件，她就要退出，所以張展母親在左右為難之下，才叫任全牛暫時別管張展的案件。

－－https://www.dw.com/zh/陳秋實在青島續遭監控-張展數度絕食健康堪憂/a-55049980

11、邪黨惡行

2009年10月2日 血腥中國六十年——共產黨殺人記錄

壹、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壹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采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余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余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000萬人。”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壹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壹），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壹定是在煮人肉）。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壹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壹。”

據上述索爾茲伯裏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 23萬7千余人，703萬余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根據北京壹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2009 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壹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年，中國壹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這些被處決的人，包括法輪功學員，以及基督徒等。

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據198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黨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黨（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壹半死在獄中。

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饑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

七，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壹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https://zhenxiang.wordpress.com/2009/10/02/血腥中國六十年——共產黨殺人記錄/

2016年5月13日 1949年之後歷年大事件《血與淚篇》

1949年

10月1日：進入毛澤東鐵幕統治時代，同時開啟長達27年的政治運動，直至死亡。

１２月１０日：蔣介石從成都飛往臺灣，標誌著中華民國在大陸政權的結束。大量文人、大師、資本家逃往臺灣、香港、美國，中國文化大繁榮時代徹底結束。

1950年

1月：第壹次整風運動

10月19日：中國開始軍事援朝，誌願軍跨過鴨綠江，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開戰。

冬季：中國開啟史無前例的土地改革運動，大量地主被隨意殺死，相關史料，上網搜“土改運動”。

12月：空前絕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大量抗日英雄被殺死。

1951年

11月：三反運動開始，受牽連850萬人。

1952年

1月：五反運動開始，年底結束。

政府取締解散了所有教會大學，有：上海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嶺南大學、長沙雅禮大學、湖北文華書院、武昌博文書院、華西協和大學。

1953年

1月：新三反運動

12月16日：農業生產合作社運動大規模開始，把農民土地重新收回來，變成集體土地。

1954年

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軍事援助，壹直到1978年反目成仇而終止，共總援助了100多億元，阿國總人數才200萬人。

9月：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進壹步消滅私營企業和企業主。

1955年

1月：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清查2100多文化人，胡風、牛漢等作家名人被抓捕。

1957年

6月：反右派鬥爭，把大量之前爭取過來的社會名士取消掉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資格。

發生第壹波大逃港事件。

1958年

1月：大煉鋼運動開始。

5月：大躍進運動開始。

1959-1961年

這三年發生了人類饑荒大慘劇，非正常死亡人數2000萬-5000萬之間。

1962年

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對自己進行了簡單自我批評，間接承認三年大饑荒的錯誤。

發生第二波大逃港事件。

1963年

3月：四清運動，清除四類分子。

3月2日：毛提出學習雷鋒運動。

5月：憶苦思甜運動。

1964年

1月25日：工業學大慶運動。

2月：農業學大寨運動，1976年結束

10月16日：中國第壹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餓死幾百萬，也要原子彈。

1966年

5月份：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7年

3月：毛主席語錄出版，發行7億多冊，全國人民幾乎人手壹冊，隨手攜帶，言必毛主席語錄，飯前、工作之前都要讀幾句毛主席語錄才開吃開工。

1968年

6月20日：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壹個世界冠軍的乒乓球名將容國團不堪批判受辱自殺身亡。

12月：毛澤東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學停辦。

1969年

3月2日：中國對蘇聯在珍寶島打響反擊戰。

8月：全民挖防空洞運動，防蘇聯核打擊。

10月7日：巨星級大師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抱恨離逝，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焚燒，部分是國寶級藏書。

1970年

1月：壹打三反運動，又死壹批人。

1971年

9月13日：鄧小平被打成走資派。

9月13日：林彪全家坐飛機出逃。

1973年

8月：靠造反打架起家的王洪文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年才38歲。

1974年

1月：批林批孔運動，孔子也要批。

1975年

1月：文盲農民陳永貴當選國務院副總理，據說只認識幾百個字。

1月：文盲女工吳桂賢當選國務院副總理，時年37歲。

4月4日：堅持追求真理的張誌新(女)被槍決，行刑之前被割破喉嚨。

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死。

7月6日：朱德死。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難道是在預示什麽嗎？這壹年相當重要！

9月9日：毛澤東死，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迎來壹小縷的光明。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513/738010.html

2018年8月30日 1949年後中國丟失多少國土？真實數據超想像

對中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們都知道，將49年之後的中國地圖與清朝末年及民國時的地圖相比，不難看出，民國時期中國的疆域變化不大，而當今的國土面積卻是大幅縮水。

據鳳凰博刊載署名王培堯的博文“1949年後中國丟失多少國土？”對此列出了相關背景和數據。

1、緬甸：劃走中國18萬平方公裏的江心坡、南坎。江心坡，相當於安徽省的面積。

2、越南：部分西沙群島，28個島礁，老山。

3、蒙古及周圍：壹直到到1949年，外蒙古都在中華民國的地圖裏。1947年行憲，國民黨明確規定蒙古是中國的壹部分。

1949年10月16日，毛澤東宣布與蒙古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系。當時只有蘇聯、中共和蒙古建交。1949年到1950年，毛和蘇聯簽署新的友好協議。斯大林和毛共同宣稱廢除國民黨的“不平等條約”。

4、朝鮮：部分長白山和天池的壹半。

5、尼泊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代三名官員繪制西藏地圖時，把珠穆朗瑪

峰載入銅版《皇輿全覽圖》。據清代輿圖，遠在邊界線之南的乾城章嘉峰，也是中國的領土。

1962年，中尼談判邊界時，毛澤東說，珠峰舉世聞名，中國和尼泊爾單獨擁有都不好，壹家壹半，讓它成為邊界之峰。

巴基斯坦和中共談判邊界時，援引中尼珠穆朗瑪峰談判先例，把喀喇昆侖山主峰喬戈裏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稱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壹半。中共讓出200平方公裏以上的地段有7塊，最大的超過2000平方公裏。

6、印度：大家都知道中印之戰的結局。由於麥克馬洪線，印度大概占領中國1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

7、巴基斯坦：1955年，周恩來訪問克什米爾，主動提出把新疆坎巨提地區讓給巴基斯坦。

8、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根據《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侵占中國150萬平方公裏，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外興地區”60多萬平方公裏；烏蘇裏江以東即“烏東地區”40萬平方公裏；還有壹塊就是庫頁島。

這些領土雖然被俄國侵占，但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放棄索回權利。然而1991年5月16日，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主動放棄上述三大塊領土，簽訂《五．壹六協定》《中蘇國界東段協定》。

－－http://cn.ntdtv.com/gb/2018/08/30/a1389512.html

三年困難時期 －－維基百科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對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1961年2月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陳雲按照老婆於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

以下是部分人士對饑荒時期特供的回憶：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壹斤、豆壹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壹直不錯。”

歷史學家王曾瑜憶三年困難時期：看到高幹身份的北大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就來氣。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存在著不同描述。衛士封耀松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壹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壹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壹粒糧，常常是壹盤子馬齒莧（壹種野菜）便充壹餐飯，壹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著壹天工作”。

然而，有與此類描述大相徑庭的說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壹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壹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實際上，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制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而且其保健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壹封信，信中提到“妳們如果很饑餓，我給妳們送牛羊肉去＂。毛本人六十年代初壹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制的壹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經常陪毛澤東吃飯的衛士張景芳回憶稱，大饑荒時期有壹次陪毛吃紅燒海參，海參太滑掉在桌上，毛把它撿起來吃掉。

毛澤東在1961年7月的夥食費開支654.82元，另有水果費86.65元，壹般雜費54.22元，小孩生活費47元，首長雜費17.04元，房租費86.80元，澡費3.6元，汽車費2.70元。按1961年的黃金價格3.04元/克算，折合黃金243.9克，換算成2012年的價格在8萬元人民幣左右。同期北京市民壹個月生活費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債裏開支私人客飯59.84元和115.11元兩次。有報道指，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煙酒肉茶壹直沒有間斷，生活待遇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是優越和奢華的，譬如，許多省、市大興土木，為毛以及其他高階官員建造行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

2009年9月30日 內幕：中共離休高官的奢侈 待遇人均每年壹千萬

據香港《動向》雜誌披露，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壹級的離休高幹，公費開支高達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壹級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多萬元。

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每人配備工作人員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比如汪道涵，去年公費開支達947萬元，醫療開支500多萬元，上海錦江賓館、大公館專門為他設有兩個包括醫療設施的“汪辦”。其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的省部級離休幹部，平均每人每年開支都在500萬元以上。

最高壹級離休的領導人，還可隨意享用兩架國航專機、兩架軍用專機、3列有7節車廂的專列。專列所經沿線，都有武裝保護，所有快慢旅客列車，都要停站讓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駛的特快列車，也必須停下，讓專列超越而過。另外，還有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組醫療專家、上海華東醫院2組醫療專家、廣州軍區總醫院1組醫療專家，隨時待命。

其他105名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等壹級的離休高官，享受的待遇包括：每人都配備兩名警衛、壹名司機、兩名工作人員、壹名廚師、壹名保健醫生；兩輛汽車；乘飛機、包頭等艙或公務艙六至八個座位；乘火車，包壹節軟臥或加壹節專門車廂。－－https://sites.google.com/site/tianjin20082/nei-mu-zhong-gong-li-xiu-gao-guan-de-she-chi-dai-yu-ren-jun-mei-nian-yi-qian-wan

2013年10月26日 中共省部級退休官員特權待遇細節曝光

《南方周末》近日盤點中共退休官員待遇稱，中共各級老幹部局壹般至少有生活待遇處和政治待遇處負責為老幹部服務。

報導披露，離休幹部的工資是原來的100%，還相應增發工資。1937年7月6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發2個月工資，1937年7月7日到1942年12月31日參加“革命”工作的增發壹個半月工資，1943年1月1 日到1945年9月2日參加工作的增發1個月工資。

離退休部長65歲以後，每月還享有保姆費，副部長壹份保姆費，部長兩份。副部長以上的離退休幹部用車每人壹輛。離休幹部看病、公出等按規定保證用車。

省部級幹部看病，基本上都是綠色通道。正省級幹部住院可住套間，副省級住單間，司局級幹部住雙人間。但壹些市、縣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退休後，雖然級別不高，仍可住到單間。

離休幹部看病實報實銷。老幹部每年還有健康療養，還可報銷壹名陪同家屬的費用。

今年3月，“中共正部級官員待遇揭秘”微博熱傳，中共高官中達不到部級的，也可享受部級待遇。1、購房補貼按建築面積標準220平米。2、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3、壹年4次國內休養，每次3周，家屬不限。4、飛機頭等艙或商務艙二至四個座位，火車軟臥，配三輛轎車或兩輛旅遊車，機場壹般需配合起飛時間。5、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6、醫療特供全免費。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3/10/26/n3995377.htm

2018年4月9日 曝光高幹病房裏的驚人秘密！

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曝出吉林大學白求恩第壹醫院新建的幹部病房大樓，裝修豪華堪稱“窮奢極欲的八星級幹部病房”。退休後享受正廳級待遇的老幹部魏裕民說：“我不這麽看，談不上豪華，很實用。這是為了養病的需要。”魏在該幹部病房投入使用的第二天，就住進633病房。

盡管吉林大學白求恩第壹醫院新幹部病房投入使用只有幾天時間，但早已人滿為患。“部分是從老病房直接轉過來的，還有部分是剛進來的。”壹名護士說，“現在，已沒有單間了。”這名護士說，過來住的老幹部壹般都是二級保健離休人員，都是長住。

記者調查得知的數據是，這些老幹部的醫療費用不低。以住在619房間、享受副廳級待遇的老幹部梁銳為例，其在10月8日入院，截止到21日晚6時許，他的醫療費用約為13094元，平均下來每天的費用接近千元。然而，接受記者采訪的幾位廳級以上老幹部，幾乎都不知道他們住的病房壹天多少錢。他們只知道，這個費用幾乎不用自己出。“不知道多少錢，我們不用掏錢的。”梁銳的回答具有代表性。梁銳稱，只有在使用到丙類藥物時，自己才會掏壹部分錢。丙類藥品壹般為保健品、新出的藥品還有高檔藥，根據國家醫保政策不予報銷。“如果需要用到丙類藥，醫生會提前通知我。”因此，只要不是丙類藥物，醫院壹般都會選擇最好的藥品給老幹部治療。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壹醫院“窮奢極欲的八星級幹部病房” 耗資4.8億元人民幣，日房價高達3600多元。豪華病房非吉林獨有。此前，媒體曾報導過，江蘇、北京、河南、武漢、山東等地，早已存在諸多的豪華病房。

日前，壹則“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投資3.5億元建幹部病房樓工程”的圖文帖在網上引發廣泛關註。

記者從該院基建科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在建的這項工程是在拆掉原有舊樓後重建的，建築面積為51085.50平方米，地上地下總計28層，工程目前還處於基礎建設階段，造價如爆料所言，“差不多3.5個億”。

若要問“幹部病房”花了納稅人多少錢?有壹組相當驚人的數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早先幾年曾經披露，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政府有關部門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40萬名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壹年開支約500億元——這些是2005年之前的統計數據，更為嚴重的是，自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裏再也沒有了“公費醫療”這個細項，公職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已無從知曉。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26860438453112&infeed=1

2018年7月21日 盤點中央部委公車家底:部長專車究竟有多少?

據統計，103家中央部門共計擁有公車總數108487輛，其中，“部長專車”數量達到1182輛；去年壹年，中央部門公車購置及運行費總計超20億。

對比中央部門2016年度決算公布數據來看，察時局統計發現，2017年，中央部門的公車數量至少削減了15000輛。這也從另壹個側面，體現出近年來公車改革的趨勢。

1182輛“部長專車”：國資委最多、教育部次之

在2017年度中央部門決算報告中，具體到公車這壹項，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三家未公布完整的公車信息。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在報告中解釋：無財政撥款安排的“三公”經費。

而據政協全國委員辦公廳2017年度決算報告顯示，2017年，其公車購置和運行費用為139.16萬元，但報告中，並未就部門保有的公車數量及購置情況作出說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9183

2018年10月22日 中國特權政治的八大表現

當今中國最大問題是特權橫行，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是特權制度。不鏟除特權腐敗制度，中國的現代化是無望的。

特權政治表現為以下八個方面：

     壹、官本位的等級制度

等級制度在改革開放前還只在“幹部”中實行，現在推廣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於是有了局級公司、師級歌星、廳級和尚、副部級院士等等。同級幹部都有嚴格的座次順序，不同級幹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幹部可以聽什麽報告，看什麽檔，是否享受秘書、廚師、保姆、警衛員、司機、公務員等等服務，全看他的級別高低。級別高的幹部就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從而可以傲視普通人，過著特權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財政制度

發達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的手中，官員每花壹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批準。而中國的財政是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壹切支出由官員說了算。

三，權貴壟斷的企業制度

據《遠東經濟評論》20 07年第4期報道，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弟；在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大型工程、安全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千多億美元，擁有財產6千億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20多萬人。

四，三六九等的社會保障制度

目前，中國的醫療分成幾類，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分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壹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壹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壹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占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壹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官員們的公費醫療占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

五，恐怖的警察特權和司法特權

警察和司法的特權源於缺乏民主監督的體制。某警察甚至說：“我們吃的就是這碗飯，開的就是這種店，打人是家常便飯”。“我打妳是執行公務，妳還手是妨礙執行公務”。

六，歧視性的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農村人的社會底層化。中國農民高價購買生產資料交納的增值稅每年在5000億元，是全國增值稅的壹半，但國家財政每年撥出支農資金高達4000多億，大部分資金卻補貼了糧食企業、化肥企業等權貴部門，農民獲得的補貼很少，國家的扶貧資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門。

 七，宣揚特權的教育制度

小學生個個比誰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師悉心照料，當上班幹部；課堂上宣講的往往是尊敬領導、服從權力。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瑪依，當大火突襲的時候，有人高喊著：“同學們不要擠，讓領導先走！”結果，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壹人死亡，而288名學生葬身火海。

 八，歌頌主旋律的文化制度

由於電臺電視臺、新聞出版業的壟斷、特權，不敢報道真實消息，不敢追蹤社會問題，不敢深入挖掘新聞內幕，因此8億農民、2億農民工、3億多低生活水準者、4000萬失地農民、3000萬上訪者、2000萬農村留守兒童、2000萬打工子弟、6000萬殘疾人、2億工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上百萬愛滋病患者在媒體上統統不見蹤影。

只有廢除特權政治，讓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分立；媒體從共產黨的喉舌變為人民的喉舌，中國才能從牲口國家變成人的國家！。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10/201810220754.shtml

2020年6月11日 因行業公安改革，公安部“三公經費”預算比2019年增加1.7億元

2020年“三公”經費預算比2019年增加17293.5萬元，主要是因行業公安機關改革，鐵路公安局及其垂直管理的屬地鐵路公安局、長江航運公安局及其垂直管理的屬地公安局和南京森林警察學院的單位預算納入公安部預算管理，“三公”經費支出相應增加。

其中，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比2019年增加19038.57萬元。

－－https://app.bjtitle.com/new/newshow.php?newsid=5653346&src=stream&typeid=91

2020年9月10日 省長級醫療待遇是個什麽待遇？看後嚇壹跳

省長級標準報銷醫療費是個什麽待遇？與常人有什麽不同？不說不知道，壹說嚇壹跳！在中國看個病，是要分個三六九等的，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生命是有貴賤之分的。省長級標準報銷醫療費大概就是醫療費報銷無限制，至於專職護理，看病不用掛號，享受單間病房，進口藥物免費應該是省長級幹部享受的基本待遇。

2006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約為7000億元，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17%，約1190億元，這裏面的80%——也就是952億元，用在了850萬黨政幹部身上，其他13億人只分到20%——區區的238億！

按規定，省部長級配備價格在45萬元以內的小轎車，副省部長級的標準在35萬以內。

在住房方面，省部長級幹部購房補貼建築面積標準為220平方米，副省部長級190平方米。

－－https://m.sohu.com/n/468139788/?wscrid=95360_3

特供體制 －－維基百科

1941年，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仿照蘇聯模式建立起嚴格的等級供給制。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後的1950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在北京建立香山農場（今稱巨山農場）。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管理，為高級幹部提供農產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長食品特供制。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齊燕銘撰寫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建立全國統壹的，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體制。此後，在中國社會長期物資缺乏，普通民眾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背景下，特供範圍擴大，涉及的有煙草、酒、服裝等。為毛澤東個人特供的物品中，有著名的主席瓷。198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要求取消特供食品，與其它要求壹樣，至今仍未落實。作家趙麗華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國食品安全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2018年01月13日 直擊北京郊外的特供農場

壹眼看上去，很明顯這不是壹個普通的農場，圍欄高達六英尺，裏面種的蔬菜異常精細，多名保安在門口執勤，大門是吊臂滑動式的，只有特定的車輛才能進入。

農場的大門上壹直掛著寫有“該農場資產屬於北京海關蔬菜種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壹名中國記者潛入該農場寫了有關該農場內的有機食品的報道，報道稱該農場生產的小黃瓜幹凈又衛生，摘下後無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這裏面生產的最幹凈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給那些權貴階層專用的。

在中國，“特供”這個名詞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國有企業有專門的單位自己生產食品然後按需分配。高誌勇說：領導人必須確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會有人汙染他們的食物。

位於北京西山的巨山農場最早是用來特供給毛澤東私人廚房的，現在依舊是所屬於北京首都農業集團（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壹家國有企業，專為國賓宴會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團（原北京市第二商業局）在其官方網站上這樣寫到：特供國家宴會，已成為北京安全食品的搖籃。

位於山東省的微山湖蓮花食品集團的有關人員稱：“我們已經為國務院特供近20年了，我們的產品供應總量相當有限，從來不在普通的超市賣場裏銷售。”

為了避免公眾對於某些精英階層擁有特權產生民憤，這種長時期持續不斷的特供現象壹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壹家廣州本土以強硬態度著稱的報紙《南方周末》報道了有關海關農場的消息。報紙壹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該報對此事件做進壹步報道，並且將該文章從《南方周末》的網頁上刪除了。

海關總署出面澄清說這個農場並非是他們的，他們只不過是簽了壹個十年期從該農場采購蔬菜的期約。

某商業雜誌披露，大多數供應權貴階層的豬肉都經過北京第二商業局的檢驗，其附屬的子公司每年在位於河北省的農場宰殺約五萬頭生豬。

這家雜誌同時披露，這些豬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場的經理說的那樣，有時候，養豬也是關乎政治的事情。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bnews/20180113/885459.html

2020年05月07日 陸高官長壽祕密 隱藏更血腥特供

今年4月6日，前中共政府副主席高崗的遺孀李力群去世，終年99歲；4月29日，中共前外交官、聯合國前副祕書長冀朝鑄去世，終年91歲。2019年，7月31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宋平的妻子陳舜瑤去世，終年102歲；7月22日，中共前總理李鵬病逝，終年91歲；2月16日，毛澤東前祕書李銳去世，終年102歲。

此前中共高官活過百歲的也大有人在，如軍方將領呂正操、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雷潔瓊活到106歲；軍方將領陳銳霆、吳西都活到105歲；還有中央書記處前書記鄧力群（100歲）、中央前副主席汪東興（100歲）、前國務委員張勁夫（101歲）、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張震（101歲）。

同時，現在世超過90歲的中共領導人有：103歲的宋平、101歲的王光英、94歲的江澤民、91歲的田紀雲、91歲的遲浩田、90歲的姜春雲、94歲的鄒家華、91歲的胡啟立等。

據中共官媒人民網2014年10月刊發的〈中央領導們的壹日食譜〉文章披露，中共領導人每天吃足25種食物，而不是25道菜，講究的是“少食多餐的原則”；食物種類夠“雜”，營養均衡。

除了保健之外，還有特供特權。包括特供米、面、蔬菜、菸酒、茶葉、藥品、水，甚至空氣；也就是說，“領導人長壽的本質，其實就是壹種特權”。同樣身在北京，中共高官呼吸的空氣跟壹般老百姓都不壹樣。2011年11月，中國遠大公司曾發文稱，該公司的空氣凈化機進駐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凈化空氣。

有內幕顯示，中共系統性地移植健康器官，供高官續命。逃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曾曝光，中共高官為何得了癌癥還活著呢？因為他們可以任意換器官。

去年9月15日，中國微信上瘋傳壹條來自北京301醫院的微信廣告，重點宣傳中共領導人的“健康工程”。廣告說，中共領導人的平均壽命2008年就達到88歲，如今更將延壽目標設為150歲，其中首長醫療保健工作中的壹大重點即為“器官功能再生”。

署名“大獵甫”的網友發文披露，所謂“健康工程”是目前市場上獨壹無二，且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敢做、能做其他國家醫療體系做不了的事——“活摘”。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312033/陸高官長壽祕密-隱藏更血腥特供.html

南京彭宇案 －－維基百科

事件起源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壹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壽蘭老太太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徐壽蘭股骨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自稱是樂於助人，怎麽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後在各種調解失敗後，於2007年1月4日在鼓樓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據彭宇本人稱，當時其在公共汽車站發現壹名老太太跌倒，馬上跑過去將其扶起並送其去醫院檢查。

據徐壽蘭稱，“我當時親眼看到他撞到我的！”並表示，“我們老兩口都有退休金和醫保，兒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說承擔不起醫藥費，只是要討回壹個公道。”

據目擊證人陳二春先生稱，老太太手裏拎著保溫瓶，向第三輛公交車跑去。她跑到第二輛車的車尾時，不知為什麽就跌倒了。這時，他看到從第二輛車後門下車的彭宇走了幾步，上前幫忙，然後自己也上前幫忙，並打電話叫老人的兒女過來，整個過程大約半個小時。

陳二春先生回憶稱，當時整個過程很平和，他自己也上前幫忙，壹起把徐老太扶到路邊，徐老太神誌清醒，還借了電話給她兒子和侄女打了電話，徐壽蘭對他和彭宇連連感謝，還說“不會連累妳們的”。但在第三次庭審上，陳二春先生的話被徐壽蘭堅決否定。

事件結果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樓區法院主審法官王浩對彭宇案做出了壹審判決，稱“彭宇自認，其是第壹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並判斷“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對此案的結論是“本案中，發生事故時，老太太在乘車過程中無法預見將與彭宇相撞；同時，彭宇在下車過程中因為視野受到限制，無法準確判斷車後門左右的情況，故對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過錯。”“本案應根據公平原則合理分擔損失，本院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較為適宜。被告彭宇在此判決生效的10日內壹次性給付原告人民幣45876元；1870元的訴訟費由老太太承擔1170元，彭宇承擔700元，並裁定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即45876元，10日內給付。”

2007年10月15日下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在十七大江蘇省分組討論會上發表講話，專門提到了彭宇案，以其為案例介紹江蘇省“大調解”機制，作為其工作政績的展現。此講話可視為省政府影響此案調解、審理結果的證據。同時標示著官方公開表示此案以庭外“和解”告結。

和解結果：和解結果並未對媒體公布，相關細節不得而知。據悉，該案和解的結果是彭宇承擔了10%的責任，賠償1萬余元，傳言為“第三方”支付，但此傳言未獲官方確認。

第三方評論

據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甲方乙方》節目報道，在當時彭宇向派出所索要當時的筆錄時，派出所長稱當時筆錄丟失，但留有當時用手機拍攝的筆錄照片。當彭宇本人發現照片Exif信息顯示照片並非來自派出所所長本人的手機時，所長不得不承認其實照片是徐壽蘭當警察的兒子提供的。

而人民網四川視窗則認為，彭宇被判敗訴是有積極意義的，可以提醒“活雷鋒”在見義勇為時要保護自己。

華商報報道則質疑彭宇與其證人的說辭，並提出“不要被道德的熱情蒙蔽了我們的雙眼”。

騰訊新聞評論說“所以，彭宇案中只有法律問題，沒有道德問題。或者說，在法律問題沒有搞清楚的時候談論道德問題是非常危險的。”

網易新聞稱，“大部分網友認定彭宇是好心沒好報，無辜受害，對他充滿了同情。”

南方周末發表的楊支柱文章則質疑判決書中判定原告無責任沒有依據，引用《民法通則》相關條款因此也有悖常理。

類似事件

日期 地點 事件 無人救助 救助者被指為肇事者

1988年冬 遼寧省 喬安山駕車途經輝山時將壹位被車撞倒在地的老人送到了醫院，並墊付了住院押金。之後老人的兒女找到了喬安山，指責其為肇事者，奪去了他的駕照，並要求他賠償所有的損失。  ✓

2005年7月19日 江蘇省南京市 在民警值班室內，面對眾多旅客作證指責老太的不道德行為時，這位聲稱身上多處疼痛的68歲徐老太，卻以要趕車為由偷偷地跑了。  ✓

2008年6月16日 陜西省西安市 中午，20歲的河南小夥張衡見壹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去扶起來。誰知道老人壹把抱住他，說是他倒車時撞上的。事發現場很多人證明張衡是冤枉的。  ✓

2009年2月22日 江蘇省南京市 壹名75歲南京老漢在下關區三汊河公交車站下車時，跌倒在公交車後門爬不起來，身後的乘客不敢上前救助，老漢大喊：“是我自己跌的，妳們不用擔心。”這時才有乘客敢上前救助他。 ✓

2009年6月2日 江蘇省南京市 壹名七旬老人倒在南京浦口區江浦街道市民廣場地上，口吐白沫動彈不得，可是20分鐘內，周圍圍了壹圈人卻沒人伸出援手。最後，城管隊員小趙喊來了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進行急救。 ✓

2009年8月8日 貴州省都勻市 市民彭女士駕車路過夜市攤，因堵車而停車時扶起了壹位摔倒在路邊的老太，結果老太壹下子沖上去抱住彭女士轎車的後視鏡，堅稱是彭女士撞的她。 ✓

2009年9月19日 重慶市 壹位80歲左右的老翁在重慶南坪壹條商業街邊的人行道上摔倒，手足抽搐。周圍來往的行人絡繹不絕，也有不少人停下腳步，卻始終沒有人上去扶老人壹把。 ✓

2009年10月21日 天津市 車主許雲鶴沿天津市紅橋區紅旗路行駛，遇到正在紅旗路上由西向東跨越中心護欄的老人王秀芝倒地受傷。許雲鶴稱是下車攙扶王秀芝，而王秀芝則稱，被許雲鶴撞倒。2011年6月16日，壹審法院判決許雲鶴賠償王秀芝10萬余元。由於沒有有效的人證、物證，無法確定到底王秀芝是被撞傷還是自己摔倒？案情撲朔迷離。而壹審判決的理由受到輿論詬病，有人更將其稱為“彭宇案”的翻版。二審維持原判。詳見：天津許雲鶴案 ✓

2009年11月14日 重慶市 萬州區分水中學初二學生萬鑫趕場途中曾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其後老人及其子女指他是肇事者，將他告到法院，要求其父母賠償。因為證據不足，法院壹審駁回老人的訴訟請求，老人及其子女上訴到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但開庭這天，老人主動要求撤訴。 ✓

2009年12月6日 浙江省杭州市 62歲的丁大伯走在路上，患有冠心病的他突然壹頭栽倒不省人事。當時，不少路人目擊了他倒地，可大家除了打120和110之外，沒人敢實施救助。40分鐘過去老人才到醫院，但因延誤了最佳搶救時間不幸去世。 ✓

2010年2月13日 山東省青島市 八旬老太崔女士在家門口附近倒在壹輛面包車旁，車主不顧他人勸阻將老太扶起，老太自稱被該車刮倒，到醫院檢查後發現胯骨骨折。老太家人聲稱：“老太太盡管聽力上有障礙，但心裏絲毫不糊塗，連當時被刮倒時聲響很大、自己的拐杖被壓在面包車下等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有目擊者在看到新聞之後，出面指證老太是自己滑倒，並非面包車車主所為。 ✓

2010年7月10日 江蘇省泰州市興化市 陽山大橋附近壹名老人騎三輪車下橋時不慎摔倒，躺倒在地爬不起來，前後長達15分鐘之久。其間不少人經過該處，現場有不少人圍觀，但始終無人伸手拉老人壹把。有人還在現場提醒其他人：“不能扶他起來啊，會沾在手上。”老人躺在馬路中央約15分鐘後，被120急救車接走。 ✓

2010年8月16日 廣東省廣州市 黃埔區長洲安新街深井碼頭附近，壹位老伯在雨中行路時摔倒，1個小時內沒有人去查看，等到120救護車前來搶救，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記者註意到，事發地點前後20米內的幾家店鋪都關了門，稍遠壹點的店鋪老板告訴記者，他也壹早就看到這名老人在雨中摔倒，“確實是怕惹麻煩上身，被反咬壹口，這種事情是說不清楚的。” ✓

2010年9月23日 江蘇省南京市 壹名魏姓老太外出時被車撞傷，10多輛過往車輛都不肯送其進醫院，最後72路車駕駛員楊洋將她送到了醫院。老太除頭部縫了14針外，右胳膊和左腿骨折，不過因治療及時，老太得以脫離生命危險。 ✓

2010年11月23日 浙江省金華市 壹名吳姓司機駕駛自己的三輪摩托車，並載有壹名同村村民，在開到金華市婺城區瀛洲村時，在鳴叫了喇叭示意後超車過去20米後的情況下，三輪摩托車旁邊兩名駕駛電動自行車的老人突然翻車摔倒。吳姓司機馬上停車將兩位老人送到醫院並墊付了1000元的醫藥費，但是老人卻壹口咬定是吳姓司機駕駛三輪摩托車撞了他們後才摔倒的。坐在吳姓司機的三輪摩托車上的同村村民表示司機只是超車，並沒有撞到老人。在2011年6月3日，金華市婺城區法院壹審判決吳姓司機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並且要承擔本次事故原告損失的70%，賠償原告69602.4元；原告承擔次要責任。後來吳姓司機不服判決結果而上訴至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在8月30日中院作出維持壹審判決的終審判決。12月15日，法院強制執行終審判決。  ✓

2010年12月15日 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區壹位老人在小區裏跌倒，保安和路人無壹上前攙扶。20多分鐘後，老人的兒子外出時發現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額頭磕破流血，鼻子緊貼地面，已沒有了呼吸。 ✓

2010年12月29日 福建省福州市 六壹北路與湖東路交叉路口附近，壹位83歲退休老幹部摔倒在人行道上。附近五六人駐足圍觀，但沒人敢出手相助。就在兩名女子試圖將其攙扶起來時，旁人的壹句“善意提醒”，又讓她們縮回了手，隨後撥打了110、120。當醫護人員到達時，老人已經停止了呼吸。 ✓

2011年7月初 海南省 廣州軍區某測繪大隊下士小劉完成測繪任務後，騎自行車返回宿營地途中，見壹位老大爺昏倒路旁，急撥120急救電話，與醫護人員壹起將其送到醫院，使其轉危為安。不料老人親屬趕來後，壹口咬定小劉是肇事者，不但逼他賠償醫藥費，而且聲稱要到部隊告他。小劉無奈之下被迫從銀行卡中取出3000多元付了醫藥費。 ✓

2011年7月15日 廣東省肇慶市 肇慶青年阿華在扶起倒地的70多歲阿婆卻遭誣陷，在警方提出要調監控錄像後，老人和家屬主動澄清，自己摔倒與阿華無關。 ✓

2011年8月1日 上海市 來自河南省洛陽市的女孩陳媚捷在上海實習期間，救出三名遇險兒童，自己身受重創。2011年10月10日，救人者陳媚捷向媒體傾訴自己的遭遇：自己受傷後導致癱瘓，反遭被救方誣傷，而且上海市寶山區羅涇鎮人民政府拒絕將陳媚捷的行為評定為見義勇為，政府的行為引發了廣泛爭議。 ✓

2011年8月27日 江蘇省如臯市 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司機殷紅彬在駕駛途中，看到壹名年邁的老人摔倒在張黃立交橋上（高速公路），他將車停穩後，下車將老人扶起。將老太扶起後交由路過村民送醫。老太石某隨後指認殷紅彬是肇事者，其子隨即報警。好在車內有監控錄像，將殷紅彬整個救人過程記錄了下來，車上乘客也證實殷紅彬是救人而非肇事逃逸。事情經中央電視臺披露後引起廣泛關註，石某及其子在電視節目播出後突然改口，承認司機殷紅彬是救人。 ✓

2011年8月28日 湖北省武漢市 武漢壹電動車主胡師傅因好心扶起不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反被老太認定是撞人者。就在車主自認倒黴，準備賠200元了事時，在數名現場目擊者的堅持下，交警判定這起事故並非交通事故，讓車主離開現場。 ✓

2011年9月3日 湖北省武漢市 壹位八旬老伯出門買菜，在離家不足百米的地方迎面摔倒，路人無人敢上前救助。大約壹個小時以後，老伯的家人將其送往醫院，但老伯因耽誤了最佳搶救時間不幸過世。 ✓

2011年10月13日 廣東省佛山市 2011年佛山女童被碾事件，佛山壹名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被面包車撞到在地，幾分鐘後又被壹貨櫃車碾過。7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八個路人，但沒有壹人實施救助。最後，第十九位路人即中年清潔女工陳賢妹把小悅悅抱到路邊並找到她的媽媽。 ✓

2011年10月16日 湖北省武漢市 壹女士在漢口民權路銅人像附近被電動車撞倒後，被壹名15歲的男孩扶起，女士咬定男孩為肇事者，而男孩表示，事發時他駕車往江邊方向行駛，前面距離他五六米有壹輛電動車裝滿了貨物，將路邊的壹名女士撞倒後直接開走，他見狀連忙停車上前攙扶女士，“當時，她還對我說背時啊，背時（註：“背”為第三聲，方言，意為倒黴），謝謝妳。警察壹來，她卻壹口咬定是我撞的。” ✓

2011年10月20日 廣東省佛山市 高明區荷城街道崗頭王村路邊，壹位腳穿球鞋的老人撲倒在地，側向路面的頭部口鼻流血。路人紛紛見而避之，摩托車行過都調頭而去。第壹位報警者江先生報警後，醫生到場發現老人已無生命跡象。 ✓

2011年10月28日 江蘇省泰州市 壹八旬老太在大街上故意跌倒後，被兩名路過的學生扶起，老太咬定兩人為肇事者，但目擊者都為兩名學生作證、並表示該老太詐摔敲詐訛錢不是第壹次了。 ✓

2012年1月16日 廣東省佛山市 傍晚在禪城區升平路與高基街交界路口，壹位老伯行過斑馬線時，在壹臺停車等待的小車前跌倒。小車車主下車摻扶後，被老伯指為肇事者。雖有人證證實車主非肇事者，但車主仍被交警拖車調查。後來車主因春節快到，怕麻煩，於是賠錢了事。

2012年7月25日早上 湖南省湘潭市 魚販王培軍騎著三輪摩托進貨回菜市場,經過雨湖區城正街派出所門前拐彎處時,不慎與壹名賣小菜女子所騎的三輪車發生刮擦,女子跳車時撞倒了從她身後經過的83歲老太太袁某。袁倒在地上,王培軍立刻上前將她扶起。買菜路過的陳建民從路邊商店搬來壹把小凳子讓袁坐下休息。袁稱王培軍撞到了自己,要他賠錢、負責。王培軍與賣小菜的女人商量,兩人共拿了100元錢給袁某,王培軍出了60元,賣小菜的女人出了40元。隨後,袁某要王培軍帶她去醫院檢查,陳建民也跟著壹起去了附近的壹家醫院。袁某拍了3張X光片,檢查結果顯示沒問題,王培軍支付了所有費用。從醫院出來後,袁某沒再說什麽。第二天壹大早,袁某找上門來,稱胸口很痛,要王培軍賠償7000元,她要到其他醫院治療。經過城正街派出所調解,王培軍支付了6500元。袁某打的收條上寫著“壹次性負擔,以後不負任何責任”,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長王衛民在上面簽了字。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軍去調解,原因是袁某的兒子和兒媳找到派出所,稱袁某斷了5根肋骨,醫療費已花去2.3萬多元,之前賠償的6500元根本不夠。經協商,王培軍同意再賠償6000元。8月7日,王培軍來到城正街派出所,打電話給袁某的兒子,要他過來拿6000元賠償金,對方卻反悔了,要求賠償20萬元才能了結。王培軍回到店裏,沒有心思開店,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將當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訴了她。8月7日中午, 王培軍在店裏喝農藥自殺死亡。 ✓

2013年4月5日 吉林省長春市 長春市大馬路與東三道街交會處財神大廈2樓的市場裏，壹名老人購物後突發腦梗塞昏倒，178人路過沒有采取行動，其中有人跨過老人身上；僅有1人協助撥打120求救，1人現場救助並守護。後經調查發現此事系媒體誤導，真相是媒體發的視頻是壹救護過程，早已有人撥打了120，由於該患者口有白沫，疑腦部受傷，不能隨意搬動，並且事發地點顧客必經的小道，比較狹窄，在旁邊守護的人提示指引下，行人在不碰到病人的情況下從旁邊經過。 

2013年6月15日 四川省達州市 達州市江先生反映，他兒子和另兩個小朋友在樓下玩耍，看見壹太婆摔倒便上前去扶，不料太婆起身後卻說是3個孩子打鬧將自己撞倒的，賴上了家長，太婆痊愈後甚至住到了自己家中，要求賠償醫藥費。太婆咬定家長喊冤，雙方達成口頭協議，3 位家長各賠 2500 元。11月22日，達州市公安局達川區分局對蔣婆婆和兒子實施行政拘留、罰款等處罰。 ✓

2013年6月21日 北京市 北京西站北廣場壹男子突發心臟病連人帶電動車摔倒在路邊，壹路人拿走其兜內的2元錢，騎走其電動車；路過的14名路人對此無視，男子倒地半小時後被民警送醫，但已不治。 ✓

2013年7月4日 廣東省廣州市 當日上午7時許，壹位阿婆暈倒在越秀區德政北路十字路口不遠處，在半小時的時間內有多名路人路過，卻無人伸出援手，直到街坊鄰居撥打了110和120，可惜為時已晚。 ✓

2013年7月28日 遼寧省盤錦市 上午8時，在盤錦遼河油田工作的王蘭乘坐23路公交車去上班。當天車上人挺多，到了鉆井市場站點時，不少乘客都在車門處準備下車。王蘭女士告訴記者，下車時她看到前面有人倒了，出於本能反應，她伸手扶起老人，期間還有壹位熱心人幫著攙扶老人到站點臺階上坐下。本以為幫人解了危困，剛舒了口氣的王女士被對方的壹句話震驚了，“我下車時候，就她離我最近。”老太認定是王女士在下車時撞到她，這才把腳扭了。經過協調，監控錄像被調取出來，這才還原了當時的情況—監控錄像顯示，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而王女士在老人摔倒前與她沒有任何的身體接觸。 ✓

2013年7月30日 上海市 壹名六十多歲的老太在上海市金山區金張公路2218號門口中暑暈倒，口吐白沫，周圍群眾無壹人伸手幫忙，但有群眾撥打120呼叫救護車，老人於當晚11點恢復知覺，並聯絡上了家人。 ✓

2013年8月15日 山東省濟南市 壹老人從樹上墜落受傷，過路女子好心撥打120。豈料老人拒絕救助，次日昏迷後被送往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意外的是，老人親屬認定老人遭謀害，並將矛頭指向報警女子。 ✓

2013年9月9日 福建省泉

州市 下午4時許，在泉州市區東街與金池路交叉路口，壹名六旬男子騎自行車摔倒，無人上前攙扶。半小時後，老人才被120救護車送醫救治，並被診斷為腦內出血。 ✓

2013年9月10日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 壹位年過六旬的老太太在商場購物時不慎滑倒，劇烈的疼痛讓她無法站起來，向路人求助卻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大約半小時後，老人才由趕來的家人扶起接走。 ✓

2013年9月15日 浙江省溫嶺市 壹名騎車阿婆摔倒在地，壹名騎摩托車的中年婦女叫女兒上去攙扶。結果阿婆說是摩托車撞倒了她，而中年婦女說是阿婆自己摔倒的，她做了好事反而遭到誣陷，壹時引起市民議論紛紛。 ✓

2013年10月30日 廣東省汕頭市 汕頭市兩名高三學生看到壹名騎電動車的老人摔倒在地，立即上前將其扶起並護送回家，沒想到摔倒老人稱是兩名學生導致其摔倒受傷的，要求兩人擔責並賠償，家長無奈賠了1200元。經過近半個月調查和目擊者的證實，受助老人承認自己壹時糊塗，並登門致歉。 ✓

2013年12月31日 廣東省河源市 河源市東源縣漳溪鄉村民老吳騎摩托外出，其自稱在途中遇到壹名八旬老人摔倒在地，好心將其扶起送醫，不料反被老人咬定自己就是肇事者。兩天後，認為有冤無處說的老吳，在巨大心理壓力下，選擇自殺身亡來證明清白。 ✓

2014年2月4日 山東省煙臺市 山東煙臺壹老人俯臥在地，有巡警看到撥打120並將老人扶起。誰料，老人蘇醒第壹句話是：“小夥子妳怎麽撞我？”幸虧民警攜帶執法記錄儀得還清白。 ✓

2014年2月14日 浙江省寧波市 寧波的鄭女士在追趕公交車時不慎摔倒，她的腿曾經骨折過，這麽壹摔，舊傷復發，她躺在路邊，用寧波話喊了20多分鐘“是我自己摔倒的，誰幫幫我”也沒人理會。當時天寒地凍，正當她要哭出來時，壹名路人看不下去了，替她撥了110。 ✓

2014年2月20日 河南省洛陽市 壹小夥看見壹老人在商店門前摔倒，立刻上前將其扶起，不料卻被老人罵了壹句“妳害我幹啥？”後在警方見證下，並調取監控錄像，還原了“老人自己倒地”的真相。 ✓

2014年2月28日 廣東省廣州市 快遞小哥劉某開車在白雲區嘉禾街鶴邊路拐彎時發現後方壹摩托車摔倒，將對方送至醫院。後得知摩托車司機是村治保隊員，又陪同對方至辦公地點，結果自己的車輛被扣，還被要求賠償5000元。對方認為，摔倒乃劉某間接導致，交警則證實，雙方沒發生交通事故。 ✓

2014年3月15日 廣東省深圳市 B683路公交車司機馬愛平在正常進站上下客的時候，壹老太太摔倒在離車有壹定距離的地方，熱心的司機馬愛平立刻上去攙扶，不料老太太壹口咬定是馬愛平未等她下車，就關閉車門，導致她摔倒，理應為此事負責。事後深圳南山區公安分局公布事發時的視頻，視頻顯示，老太下車後自行走出三步，隨後壹腳踩在臺階上跌倒。公交車司機馬愛平說，他心裏的石頭落了地。不過，他墊付的2000元錢還沒拿回來，對方家屬表示要由律師介入處理。 ✓

2015年1月11日 浙江省麗水市 浙江麗水壹老人酒後在街上摔倒，高喊 “扶我壹把”。吳醫生路過，拉起老人。老人卻抓住他說：“妳把我摔倒了，妳賠我錢！”事後，民警調看監控加上10多位市民作證還原了真相。 ✓

2015年2月1日 浙江省玉環縣 下午4點30分左右，壹名老人（陳喜文）摔倒在馬路中間。8分鐘時間內，4輛車和23名人行道過，除壹位老年女子上前查看後前往老人家中找人幫忙外，其余人都只是看看，無人攙扶。最終，老人遭壹輛白色轎車攔腰碾過（當場死亡），並被拖行壹段距離。事發村村主任表示，摔倒老人無人扶事出有因。死者酗酒，常發酒瘋耍無賴。以前也曾多次摔倒過，並向扶他的人訛詐。 ✓

2015年3月25日 湖北省洪湖市 下午3時許，洪湖市公安局峰口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稱：有壹老人因病倒在洪湖市峰口鎮大市場路口。接警後，該所值班民警榮衛國迅速帶隊趕到現場，發現老人滿身是血，現場圍觀群眾很多，但由於害怕“引火燒身”竟無壹人敢上前將老人扶起。 ✓

2015年4月12日 福建省福州市 上街荷塘派出所的林警官駕駛警車回派出所，發現路邊有壹輛電動車和兩位受傷老人。林警官下車查看，不料對方竟責罵林警官，稱是因為避讓警車才撞到。老人先去醫院治療，林警官隨後調出監控，老人終於承認因不願承擔醫療費才冤枉民警。  ✓

2015年4月23日 安徽省舒城縣 安徽舒城初三女生小何騎車上學時，見壹老太摔倒忙上前攙扶，不料老人壹口咬定是小何撞了她，交警反復勘查，終還小何清白。 4月21日，老人傷愈出院時，善良的小何不計前嫌，帶著家人向這位經濟困難的老人捐款千元。  ✓

2015年4月24日 北京市八達嶺長城 49歲的周女士來北京旅遊，在長城腳下摔倒，面部朝下無人扶，老鄉趕到後送醫，但仍搶救無效死亡，醫生稱其因摔倒時失去意識，最終窒息死亡。 ✓

2015年4月23日 四川省彭州市 四川彭州壹老人騎自行車過馬路時，在壹路口不慎摔倒。而後，壹名騎著自行車路過的學生停車，熱心地問候傷情。不過，該學生卻遭到老人的誣陷，稱是學生將其撞倒。好在當地公安調取監控畫面，為學生證明了清白。  ✓

2015年8月12日 江蘇省南京市 小葛騎車經過南京和燕路時，看到壹中年女子被經過的壹輛車撞倒在地，小葛趕緊下車要扶該女子，路過的李大爺勸：“小夥子妳別扶，我沒有車我來扶不要緊”，但小葛稱年輕人看到總要去扶，就將其扶起，卻被女子咬定是肇事者。  ✓

2015年8月14日 陜西省漢中市 14日，在陜西漢中，中學生小何冒雨攙扶壹位摔倒老人。沒想到，送醫後老人卻說小何絆了他，並索要500元治療費。小何哭著給爸爸打電話，父親趕到後報警，還好監控還了小何清白：是小何發現老人摔倒後掉頭攙扶老人。民警對老人進行了批評教育。  ✓

2015年8月16日 廣東省江門市 廣東江門壹位60多歲的老頭上演“碰瓷”，因早先多次碰瓷早在朋友圈“成名”而被市民認出。面對指責，老頭欲騎車逃走，4名交警上前阻攔，前壹秒倒地呻吟的他竟掙脫了交警。最終，老頭被警察制服帶走調查。  ✓

2015年8月30日 河南省開封市 河南開封市，由於剛下暴雨街道馬路積水，水深沒腳踝，但無礙車輛行駛。壹名穿深色上衣的老人，駕駛壹輛電動車慢速駛過，到路中央時不知何故突然摔倒，車翻人倒地，半浸在並不算深的水中，老人在水中掙紮不起。就在老人倒地時路邊有多人目擊，其中兩女壹男見狀即刻淌水過去，但靠近落水者看壹眼後，不但沒有伸手去拉，而是馬上又縮回路邊，其中壹女指手劃腳示意其他人上去救人，但無人願意，她也離開。其後又有多輛汽車駛過失事者旁，均視若無睹，直到過了3分鐘後，老人已無動靜仰躺水面，被水浪沖離原位，才有幾名路人過去，將他拖到路邊，但已無呼吸與心跳。 ✓

2015年9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 南方都市報報道，壹名年輕女子伏倒往黃埔方向的員村山頂公交車站，路人為她打傘，不敢施救。救護車到達時，該女子已經失去生命體征至 少20分鐘。醫生表示，如果事發時有人扶她壹把，並進行胸外按壓，就能為醫生搶救爭取時間。  ✓

2015年9月8日 安徽省淮南市 淮南師範學院女大學生袁某發微博稱扶摔倒老人（桂某某）被訛，尋找目擊者以證清白。 9月21日，警方認定袁某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袁某承擔主要責任。 袁某承擔主要責任，桂某某承擔次要責任。

2015年9月16日 廣西省來賓市 廣西來賓壹老人突然倒地，並碰到旁邊女孩曉瑩。曉瑩把老人送醫並墊錢，但否認自己碰到老人。“如果不是她絆倒我，為什麽說對不起？還幫出醫藥費？”老人和家屬堅稱曉瑩絆人。找到監控視頻後，警方還了曉瑩清白。  ✓

2015年10月10日 北京市 北京市海澱區壹名8旬老太稱被騎車路過的女孩的撞倒，“沒妳的事妳幹嘛還報警啊？”周邊的路人作證女孩未撞人，最終，監控錄像完整還原了事件真相：老人自行撞倒，並撞擊到了女孩。 ✓

2015年10月31日 廣西省南寧市 南寧市1074女主播姚鈺發現壹電動車車主受傷倒地，姚鈺與友人下車施救，隨後報警。救護車來到後，受傷男子突然掙脫120的醫生，趴到姚鈺的車輛引擎蓋前，壹口咬定是她撞了他。所幸，調出行車記錄儀還了她的清白。  ✓

2015年11月16日 四川省攀枝花市 在路上，遇到年過七旬的親戚張老太摔倒，張先生好心將老人扶起，還將其背回家並送往醫院，墊付了檢查費用。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老人傷愈出院後，卻壹紙訴狀將扶人者告上法庭，稱被他家的羊撞了，索賠3萬多元。 ✓

2015年12月22日 福建省泉州市 小夥扶人疑遭訛，剛出店看到路過的這輛電動車突然摔倒，好心幫忙扶起來，結果對方往小夥身上抹血！  ✓

2016年4月29日 廣東省廣州市 家住廣州市天河區珠村的劉婆婆去學校接孫子放學，沒想到剛進校門不遠就倒地不起，約20分鐘後趕到的醫護人員對其搶救無效死亡。家長質疑學校沒有校醫進行緊急施救，而校方則稱不存在不聞不問，只是校醫不夠專業，生怕壹個動作對劉婆婆傷害更大，因此選擇等待專業醫護人員到場施救。 ✓

2017年9月8日 江蘇省徐州市 近日，壹徐州女子王芳（化名）騎行時，發現壹輛電動車急剎摔倒，騎車女子摔得滿臉是血。王芳見狀趕忙下車查看情況，並想幫著把電動車扶起，結果對方壹口咬定王芳把她撞在地上。最終，警方調取了監控，證明了王芳的清白。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京彭宇案

2019年1月10日 中共司法腐敗醜聞 兩名最高法院副院長落馬

腐敗是中共的頑疾，而司法腐敗是中共腐敗頑疾中的頑疾。

2010年，中國最高法院原副院長、二級大法官黃松有因受賄、貪汙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因貪腐而受到法律審判的最高級別司法官員。

2017年，中國最高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因受賄被判無期徒刑。奚曉明案“影響惡劣、教訓深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宣讀最高法院工作報告時如是說。

－－https://www.dwnews.com/中國/60111351/中共司法腐敗醜聞 兩名最高法院副院長落馬

2019年1月20日中國司法淫亂 大法官喜歡處女，美女律師主動要求和法官3P，

公安子弟比賽誰玩的杭州處女多

中國司法”淫亂醜聞”再因日前火紅的”千億礦權案”浮上臺面。旅美中國法學博士張傑曾爆料，中國最高法院大搞”權色交易”，中國作家慕容雪村也提到，有律師會投大法官所好，定期送處女。 

張傑曾於去年2月投給海外中文媒體1段影片，爆料”中共法院腐敗，上至最高法院，下到各個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可謂不可勝數”、”在法院腐敗中，除了經濟上的貪腐，還有另壹類腐敗也是怵目心驚，那就是法官淫亂。它主要發生在法官與女律師、法官與娼妓以及法院院長、庭長與女下屬之間。例如，2007年秋，深圳市中級法院腐敗案東窗事發，轟動全國。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該院副院長裴洪泉財色雙收，中紀委在他家中搜出2700萬元人民幣和95萬美金。這位所謂全國“明星法官”最搶眼之處，不在於霸占下屬5名女法官，也不在於與前妻在撈錢上“比翼雙飛”，而在於和女律師葉玲長達6年的風流故事，演變成了壹場沒有硝煙的惡鬥。最終，女律師巧設玫瑰陷阱，將風流法官送進深牢大獄。

大陸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10月曾在長篇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英文版新書發布會上，公開揭露大陸司法界的淫邪黑幕。

他舉例提到壹個骯臟的情節：“廣東的壹個大律師告訴我，有壹個在牢裏的律師，陳卓倫，他是做經濟案件的律師。他當時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關系很好。這個大法官特別喜歡處女，陳卓倫就定期給他送，這樣的交易。”

據港媒《動向》2015年10月號披露，已落馬的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被“雙規”期間，已舉報了原上司、現任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王勝俊貪腐斂財、好色、瀆職等違紀違法活動。其中，奚在王勝俊生日、晉升日，送給王現金11次兩百九十萬元；大連、青島、天津、珠海、無錫住宅六幢；推薦、物色9名女子供王尋歡作樂。

山東青島法院原副院長劉青峰玩弄情婦。據稱，劉青鋒的落馬是因為他與兩名美女律師上床時，冷落了第三名女律師，故遭偷拍舉報。

早在2009年，海外多家網媒曾刊登消息爆料，江澤民在杭州有高級秘密別墅，每年都去西湖邊渡假兩次。他到杭州後，當地市委市政府領導、公安局長都貼身陪同。

其中壹個以公安局領導的公子和市委市政府領導子弟組成的圈子，曾公開宣稱，他們要比賽，看誰玩的杭州處女多。

壹位說，現在老子當官，那些刁民不想讓我們當的舒服，還要讓我們公布財產，那麽，我們就要把杭州的處女都玩掉，再留給那些刁民們去娶回家當個寶。

2013年12月，湖北省高院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張軍與壹名女律師長期保持情人關系。女律師靠張軍的關照贏官司，知道他們開房的視頻被當事人曝光，才東窗事發。

2013年，網絡上就爆出上海高級法院法官集體嫖娼醜聞。8月1日，上海市高院副院長、民壹庭庭長陳雪明等四名法官到衡山度假村夜總會嫖娼招妓被當事人錄像並遭舉報。事件起源於壹起經濟糾紛案件的審理。2008年，舉報人與上海壹裝修公司就工程款發生糾紛。該公司起訴舉報人，舉報人在區法院壹審、中院二審、高院申訴均敗訴。舉報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有理，為何屢屢敗訴？後調查才發現上海市高院的民壹庭副庭長與原告的律師是親屬，該庭長幹預案件。後來，舉報人便開始收集上海高院這名副庭長的貪腐證據，後拍攝到上海市高院四名法官集體嫖娼的視頻，還收集到了該庭長包養情人的證據。最終，上海市高院民壹庭庭長陳雪明和副庭長趙明華、民五庭副庭長王國軍和紀檢組副組長倪政文被處理。－－https://chinanewscenter.com/archives/7200

2020年08月07日 真兇是誰？張玉環無罪釋放後受害者家屬離開了村莊

27年過去了，當年目睹過這樁慘案的村民老的老、搬的搬，這樁慘案也慢慢地塵埃落定，變成老人茶余飯後的遠久談資。但當篤信了多的事實突然被推翻，張玉環無罪釋放的消息，對於張家村的每壹個人都是巨大的沖擊。

據進賢警方的破案報告：警方註意到張玉環，是因為在走訪了解案情時，張玉環神情緊張，不停的兩手搓擦。此外，其左手背部還有幾條條狀帶血傷痕，身上有可能拋屍用麻袋的纖維。警方詢問時，他言辭推諉，支支唔唔。

作為案件最初的報案人，張幼玲也曾壹度認為是張玉環殺了兩個孩子。但當知道張玉環壹直在獄中喊冤後，張幼玲動搖了：是否真的是冤枉的？

　　為了追尋壹個真相，已經走出張家村、到武漢工作的張幼玲在隨後的20多年中也不斷尋找著新的證據，同時積極地找記者、找律師，推動著案件向前發展。

　　終於，在張幼玲和張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案情重審，張玉環得以洗刷冤屈，平反昭雪。

　　“我是為了找壹個正義。張玉環是無辜的，兇手另有其人，那兇手什麽時候才能抓到？”

在張幼玲看來，如果非要為自己對張玉環平反案說個“私心”的理由，那就是張玉環的家人太慘了，這讓他更加寢食難安。在張玉環的前妻宋小女離開家後，張玉環的兩個兒子就成了村裏人人唾棄的“殺人犯的兒子”。兩個幼童像流浪兒壹樣的每天在村裏、田野裏奔走。經常兩三天吃不上壹頓飯，睡在豬圈裏、草叢裏甚至樹上。

“張玉環他媽老的直不起腰了，農耕的時候兩個小孩壹個小孩在前面牽著牛，另壹個小孩在後頭扶著犁，兩個小孩又瘦又小渾身是泥，還沒有犁高。”祖孫三人的悲慘生活，深深的刺激到了張幼玲，“如果張玉環真的是被冤枉的，那這家人這麽慘，我也有責任。”

在張玉環的代理律師尚滿慶看來，除張玉環疑似遭到刑訊逼供，此案還有諸多疑點，且多處程序違法。

　　最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壹個命案，沒有任何直接的人證、物證，“這是壹起典型的冤案，我當時看張玉環案的判決書，有很明顯的這種感覺”。

　　隨著再審程序的啟動，2018年6月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玉環案”啟動了立案復查。尚滿慶也發現，張玉環的兩份有罪供述是前後矛盾的，在作案地點、手段、拋屍時間上都有出入。又經過兩年的取證、審查、等待，張玉環終於在被羈押了近27年後無罪釋放。

死去的孩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活著的人，即使從法律意義上已經清白，卻還在遭受周圍人異樣的眼光。

－－https://news.sina.com.cn/s/2020-08-07/doc-iivhvpwx9822459.shtml

2020年8月28日 殺人犯被槍斃17年後，被害人活著回來了！

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滕興善故意殺人案做出再審判決，滕興善被宣告無罪。這時滕興善已經被槍決了17年。人們關註的是，當初這起冤案是怎麽辦成“鐵案”的？“殺人碎屍”的真兇又在哪裏？

1989年1月28日，湖南懷化麻陽農民滕興善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滕興善被槍決是因為“殺人碎屍”，而當年警方認定被他殺害的“死者”，卻仍然生存在世！

滕興善是湖南麻陽縣高村鎮馬蘭村的農民，在村頭開了個小肉鋪，是個本分屠夫。1987年4月27日早晨，壹位晨練的老人在麻陽縣城的錦江河邊，發現壹個蛇皮袋子，他好奇地打開壹看，竟是壹條人腿！接到報案的民警迅速趕到現場，在河邊相繼發現了被肢解的6塊女性屍塊。

警方立即成立了“4·27特大殺人碎屍案”專案組展開偵破。上級公安機關要求限期破案。

在對失蹤人員的排查中，警方發現曾在麻陽縣城當時的“廣場旅社”做過服務員的石小榮離奇失蹤，18歲的石小榮是貴州省松桃縣人，1987年春節後來麻陽做服務員，但不久就與家裏失去了聯系。

隨後，麻陽警方到石小榮貴州老家，找到石的四姐，說起碎屍案。根據警方的描述，石的四姐覺得女屍的發型、身材都很像妹妹。後來她還按公安局的要求，辨認了根據死者骨骼復原的石膏像，她覺得牙齒有點像，六妹(石小榮)的牙齒有點稀，那石膏像的牙齒也有點稀。有了這些證據，石小榮最終被警方認定為被害人。

同年12月6日，滕興善在自己的肉鋪裏被警方帶走。

在拘留所裏，滕興善始終不承認自己殺了人。但幾個月後，他終於“認罪”了。那天他壹瘸壹拐地回監，摸著自己傷痕累累的手腳，對同室的陳功良說：“他們這樣整我，輪流審問，連打帶罵，不讓睡覺，誰能受得了呀？我頂不住了，只好承認自己殺了人。”說完仰天大哭。陳功良寬慰他：“妳別著急，政府不會冤枉好人的。”滕興善號啕不止：“妳犯的是賭博，關幾天就可以出去，而我這個罪是要掉腦殼的！我還有老婆孩子啊！”

案子終於破了，專案組甚至還擺了兩桌慶功酒，祝賀為民“除了害”。

律師滕野發現這個案子疑點越來越多。根據滕興善向辦案人員交代，自己是用手捂死被害人後，再肢解分屍的。但當年懷化警方的屍檢報告說：死者顴骨骨折。顯然，死者受鈍器打擊頭部，才會使顴骨骨折；而用手捂死，是不可能造成顴骨骨折的。

滕興善還交代，當時是用壹把斧頭碎的屍，作案後斧頭壹直放在弟弟家樓上，再也沒用過。而1988年5月13日，中山醫科大學法醫物證第27號檢驗鑒定書結論為：“從斧頭上提取的可疑斑跡未見有人血。”顯然，這把斧頭不能認定為滕的作案工具。

與此同時，1988年1月23日遼寧鐵嶺地區公安局213研究所出具的第97號鑒定書，對麻陽碎屍案死者顱像鑒定結論這樣寫道：“把送檢的顱骨與石小榮的照片比較，顱骨有些部位與照片不太符……”

滕興善壹案最明顯的疑點是：在警方認定為“殺人拋屍”現場的馬蘭洲上遊，曾有鄰村劃渡船的船工王明正等人反映，看到過女性屍塊。按常理，水中漂浮的物體，只會從上遊往下遊漂。滕興善在馬蘭洲殺人拋屍，屍體絕對不會漂到馬蘭洲上遊去。

滕野找到警方，把這些疑點壹壹擺出來，並質問他們：“人命關天，現在疑點這麽多，妳們是憑什麽認定滕興善是殺人犯的？”警察的回答是：“這個不由妳說了算，政府肯定沒有錯！”

1989年1月28日，滕興善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1994年，麻陽縣城廣場旅社的老板劉國沅因做櫸木生意到貴州，正好去了石小榮五姐石樹珍的家，石樹珍告訴他，原來六妹(石小榮)壹直還活著！劉國沅壹驚：怎麽可能啊？為了這事還槍斃了壹個人呢！他驚詫地問：“妳不是開玩笑吧？”“是真的！我妹妹還活著！”說完，石樹珍還拿出了石小榮寫給她的信。

2004年春節，滕燕回老家過年。有壹天媽媽突然對她說：“燕兒，有件事我想告訴妳，那個石小榮根本沒死，妳爸爸是冤枉的！”母親把10年前劉國沅帶回的消息原原本本告訴了她。滕燕壹下子憤怒了：“都10年了，妳為什麽到現在才告訴我？”媽媽頓時號啕大哭起來：“那時候妳們還小，不懂事，跟妳們說了又有什麽用呢？再說，我們沒有錢，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百感交集的母子三人抱頭痛哭。

湖南省高院在接到滕燕、滕輝姐弟倆申訴後，於2005年7月成立專案組，9月，當年涉案人員已被隔離審查。

滕興善成了某些司法者踐踏法律的犧牲品，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人們關註的是，當初這起冤案是怎麽辦成“鐵案”的？“殺人碎屍”的真兇又在哪裏？

－－https://zx.sina.cn/2019-08-28/zx-ihytcitn2522579.d.html

2020年9月11日 78歲"強奸犯"伸冤54年,如今"受害"女生們為他作證

1966年，小學教師汪康夫在任教期間被公安帶走，隨後法院認定其強奸猥褻女同學，並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從1978年開始，汪康夫便壹直寫信伸冤，至今已42年。

汪康夫記得自己從未認罪，在宣判筆錄中，他寫的也是“我沒有強奸女學生”。最終，法官認定他“態度極其不老實，因“強奸少女學生2名，猥褻少女學生10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到鄱陽湖勞改農場改造。

釋放後，汪康夫在廣播裏聽到全國在平反文革(專題)期間的冤假錯案，便請律師幫他從法院調取案卷查看。這時他才知道，後來的取證並未由警察進行。兩位女老師受工作組委托，找學生談話，寫下兩份《關於汪康夫強奸女學生的調查報告》，再加上社教工作組的總結。這三份材料就是他案卷材料裏所有的“定罪證據”。

他寫信給當年兩位“被強奸”的女生詢問情況。壹位回信稱“接到妳的來信，我感到非常奇怪，不知是誰在埋怨和害我。”另壹位則說：“如果說妳強奸我，實在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多年申訴，他得到過兩次回應。1986年，吉安中院復查後認為“原壹、二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經過反復查證核實的”，而女同學的回信是他“串通所為”，證據無效，從而駁回申訴。

　　第二次是1999年，蓮花縣此時已由吉安市劃歸萍鄉市管轄。江西省高院將此案轉交萍鄉中院受理，但萍鄉中院的回復與吉安中院幾近相同，依舊認定汪康夫“串通被害人否認原檢舉”，駁回申訴。2004年，萍鄉中院又回復稱“本院不是終審法院，無該案管轄權”，讓汪康夫去找吉安中院。但吉安中院稱已給出答復。

堆在桌角的申訴信已近半米高，汪康夫還在家中焦急又無奈地等待著。除了字字斟酌，壹再修改申訴信寄出，別無他法。大半輩子都在為平反奔忙，汪康夫的余生只有這壹個心願：清清白白地離開人間。

汪康夫說：“等找到案卷的時候，我這個人還在不在呢？我已經快80歲了。”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9/11/708441.html

2020年9月13日 殺人犯9次減刑後被釋放,又打死老人,北京通報!

9月13日晚，北京市紀委監委發布關於“郭文思減刑案”中有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問題調查情況的通報，通報全文如下：

2005年2月24日，郭文思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後經9次減刑，於2019年7月24日刑滿釋放。2020年3月14日15時許，郭文思在超市購物時，對提示其正確佩戴口罩的段某某實施侵害，致段某某受傷死亡。案發後，社會輿論強烈要求嚴懲郭文思故意傷害行為，並對其多次減刑和改造成效等問題提出強烈質疑。

北京市委高度重視，······

經查，郭文思先後在天河監獄、潮白監獄、清園監獄、延慶監獄、柳林監獄服刑，其違規減刑問題主要發生在潮白監獄、清園監獄。郭萬普（郭文思之父，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退休職工）在郭文思服刑期間，以直接或通過他人請托監獄系統、檢察院、法院相關工作人員，並給予款物的方式，謀求關照郭文思服刑生活，幫助郭文思快速減刑。主要存在以下涉嫌職務犯罪事實。

市紀委監委研究決定，劉永清、隋建軍、段炳川、陳偉、王乃聰、郭京霞、程麗霞、趙雙月，以及郭萬普、甘佳良、王曉、李楠、王昱等人涉嫌受賄罪、行賄罪、徇私舞弊減刑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有關規定，將上述人員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有關規定，對劉永清、隋建軍等9名黨員、公職人員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取消退休待遇）處分。此外，對郭文思減刑案中其他違紀違法人員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並對失職失責人員嚴肅問責。······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119

2020年9月14日 偷開心果被判無期,21年後獄中疑遇真兇,法官卻..

壹切要從1999年的壹宗失竊案說起。當年元旦，沈陽粵菜調料堅果行經理黃超向警方報案稱，其租設在沈陽鐵路局材料總廠院內的倉庫遭竊，338箱美國產開心果和50箱大杏仁“不翼而飛”。當年8月29日，時年30歲的曹慶三和25歲的弟弟曹波三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後被認定為該盜竊案的嫌犯。

自接受訊問起，兄弟二人多次供述，貨物是從壹名叫“小三子”的男子手裏低價購得，而非偷盜。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檢方也曾以“小三子”應到案為由將案件退回補偵。但是，警方堅稱查無此人。

“小三子”消失了，曹氏兄弟成了盜竊犯。2000年1月28日，沈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下稱“沈陽鐵路中院”）壹審判決，曹慶三、曹波三犯盜竊罪，均被判處無期徒刑。二人不服，提出上訴，但辦案部門卻說“快過年了，現在沒人管這事”，就此沒了下文。

曹慶三從沒想到，壹年之後，他會在高墻內見到“小三子”，並得知其真名：蔡某濤。在蔡某濤帶進監獄的照片裏，其中壹張背面寫有曹慶三大姐家的地址。曹慶三說，那是他們當年約定好支付尾款的地點。

2006年，淩源市第五監獄成立專案組調查蔡某濤余罪問題。最初接受監獄獄偵科民警和沈陽鐵路中院調查時，蔡某濤均對盜竊堅果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然而，當沈陽鐵路中院法官再次提審時，他又改變了說法。曾和蔡某濤同在嚴管隊的獄友阿龍告訴澎湃新聞，蔡某濤事後曾說，是法官讓他“別瞎說了”，私下仍承認實施盜竊。

數次獲減刑後，曹慶三蹲了十七年半監獄後出獄，他通過律師幫助，找到了兩名曾與蔡某濤在同壹時期呆過嚴管隊的獄友，才得知了法院駁回申訴的緣由。

曹氏兄弟持續申訴，但被沈陽鐵路中院和遼寧高院在2007年和2014年先後駁回。2017年，曹慶三兄弟陸續出獄，他們轉向位於沈陽的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遞交申訴材料。申訴代理律師何承宸告訴澎湃新聞，該庭已於2019年11月25日答復稱已受理申訴。

申訴代理律師何承宸告訴澎湃新聞，2019年11月25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答復稱案件申訴材料已受理。8月20日，澎湃新聞記者與曹慶三、曹波三壹同來到該庭詢問申訴受理進展，第三接談室法官表示，目前尚未立案復查，“人手有限，沒這麽快”，其表示會盡快與主審法官溝通。

曹慶三說，他最深的愧疚是沒能在大姐曹秀玲離世前出來見她壹面。

“她終究沒等到我出獄的那壹天。”說完，這個51歲的男人嚎啕大哭。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259

2020年9月23日 兩高中生被指“奸殺”獲無期，十年後疑似真兇現身

2009年，湖南省冷水江市發生壹起奸殺案，正在讀高二的謝偉被指為作案者，時年17歲，壹起被警方帶走的還有他的同學劉滸，法院最終以強奸罪判處兩人無期徒刑。

案卷材料顯示，法院定罪的主要依據是兩人口供，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強奸行為發生過。

他們父母申訴後發現了此前沒見過的鑒定報告：從被害人體內提取到的精斑，不能證明是兩人所留；被害人胸罩上壹處混合型血跡中包含另壹未知男性的基因，但這壹未知男性並非劉滸，也非謝偉。

書面證據意味著，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但它們都沒有出現在證據清單中。

經過兩天三夜突審，劉滸、謝偉在2009年8月30日淩晨4點多作出了有罪供述。

2010年8月19日，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判處謝偉、劉滸無期徒刑。兩人不服，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上訴。2010年12月8日，湖南省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兩級法院都認定，謝偉、劉滸知道劉雲經常晚上壹個人在11棟樓頂散步，2009年8月25日晚七點多，兩人在生活區門球場觀看淫穢錄像後產生性沖動，遂合謀強奸劉雲。

二審開庭時，謝偉、劉滸曾當庭翻供，稱遭受刑訊逼供後作出有罪供述，法庭未采納。

兩人始終否認法院認定的事實，入獄後也拒絕寫悔過書。他們分別手寫的申訴材料，對案發當晚行蹤的描述基本壹致。

診所醫生夫婦接受了律師的詢問，所言與申訴書的表述壹致。他們也接受過警方詢問，但在兩次審理案件過程中，他們的證言均未出現在證據清單中。

謝偉被警方帶走後不久，謝國東和妻子（謝偉的母親）余利雲也因涉嫌包庇罪被刑拘，因涉嫌同壹罪名被刑拘的還有劉滸的母親徐曉紅。

三人均稱，承認包庇是遭到刑訊逼供，但都沒被法院采納。

徐曉紅入獄後不肯寫悔過書，壹天沒減刑，坐了4年牢。

比徐曉紅“幸運”，謝國東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2010年9月判決生效後就走出了看守所，在裏面待了9個月。

審查起訴後，余利雲被取保候審。

2010年，她去冷水江檢察院喊冤時得知自己將以包庇罪、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起訴，給丈夫謝國東留下壹張字條後便離家出走，她表示要為自己和兒子謝偉洗刷冤屈，只要謝偉不回家，她就壹直在外面為他申訴。隨後，余利雲被冷水江警方列為網上在逃人員。

葉竹盛帶律師團隊就案發當晚劉滸、謝偉的行蹤進行過調查。

他發現壹份很關鍵的證據沒有出現在證據清單中。法院認定，兩個高中生是在2009年8月25日晚7點多鐘開始預謀作案的，但警方認定的案發時段內謝偉的通話記錄顯示，當晚7:08撥打10086，7:37發送短信，8:38發送短信，8:42接聽父親謝國東電話，9:02至9:33又3次發送短信。

“除非謝偉有極強的心理素質，否則難以在剛犯下殘忍罪行的同時，從容頻繁對外通訊聯系。”葉竹盛認為，對於壹個剛上高中的孩子來說，這是壹個重大疑點。

閱卷時，葉竹盛律師團隊還發現壹個疑點——案卷中提到的關鍵物證，即劉滸、謝偉作案時用以攻擊劉雲的木棒，公安機關並未送檢。

2019年初，謝國東壹度覺得案件“逆轉”在望。他從冷水江市公安局獲悉，警方根據劉雲胸罩上遺留的血跡，找到了法醫鑒定報告中所稱的“另壹未知男性”，名叫張琦。

南方周末從冷水江市看守所獲悉，確有壹名叫張琦的男子收押於該看守所。但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冷水江市副市長、公安局長肖海文仍表示，奸殺女教師劉雲的就是謝偉和劉滸。

“這個案子跟外面傳的不壹樣。”肖海文說，“奸殺女教師案”涉案人員張琦確實已於2019年3月被冷水江警方從廣州抓獲，但涉嫌的罪名為侮辱屍體罪。肖海文強調，張琦是在謝偉、劉滸作案後才到案發現場的。

還有壹個疑問是，警方已提取了被害人的陰道擦拭物，但沒有證據顯示擦拭物中有劉滸、謝偉的生物信息。肖海文對此的解釋是，“兩個人都沒有射精，作案時他們都太緊張了。”

“第三人落網”的消息經媒體報道後，2020年1月，湖南省高院公開表示正對“劉滸、謝偉強奸案”進行申訴復查。之後，謝國東多次詢問進展，2020年7月8日，湖南省高院壹位法官告訴他，申訴復查工作還在進行。

2020年9月11日，南方周末致電湖南省高院政治部，聯系采訪未果。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3/socialnews-197284.html

2020年9月25日 男子偷情被攔後跳窗身亡案二審今開庭 攔阻者獲刑十年半

去年2月，山東聊城壹餡餅店女員工離職後，在員工宿舍內與男性網友王某奎偷情。被老板楊統朋發現後，王某奎多次試圖離開宿舍，遭楊統朋阻止，並被其腳踹、手扇；楊統朋還打電話喊妻子過來，“讓他們講清楚。”

　　被發現、攔阻約20分鐘後，王某奎從位於二樓的宿舍窗戶跳出，後不治身亡。

今年4月，聊城市高唐法院壹審認定，被告人楊統朋限制他人自由並毆打，其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楊統朋壹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楊統朋辯護律師殷清利則認為，女員工離職後，楊統朋曾告知對方不要再擅自進入員工宿舍，但對方不聽從安排，執意進入宿舍，“這是案發的部分起因。楊統朋阻止王某奎離開，是為了等妻子來現場，查看東西是否丟失，他有臨時控制王某奎的合法、合理理由。”

本案將於今日（9月25日）14時40分在該院開庭二審。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5/socialnews-197352.html

2020年9月26日 刺死霸淩者

2014年4月30日，李小東等人在校毆打陳泗翰兩次，放學後又將其強行拉到校外“單殺”，結果壹死壹傷。幸存下來的陳泗翰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8年。

陳泗翰是貴州甕安四中的壹名初三學生，成績優良，常考進班級前十。在50多公裏外的福泉縣工作的父母對他寄予厚望，初壹時將他送去甕安讀書，寄宿在他二伯家，因為那邊的“教育質量更好壹些”。

那天他壹路飛奔到學校，然後去食堂排隊打粉。排在他前面的男生連踩了他幾腳，他並不認識這個人，不明白對方為何找他茬，後來才知道此人叫李小東，常同金威那幫人壹起玩。金威是留級生，“家裏有錢”，是本校有名的“校霸”。他問李小東“為什麽踩我”，李說“我喜歡踩”。他就把李推開，李壹拳打過來，旁邊排隊的七八個人也圍上來壹起打他，將他打倒在第壹排的桌子上。食堂阿姨斥聲阻止，他們才散開。

陳泗翰繼續排隊，李小東又過來，叫他放學後等著。當他坐下來吃粉時，金威走過來，朝他頭上敲了壹拳，再次放話威脅。陳泗翰不敢說話，甚至沒留意到碗裏被吐了壹口唾沫。

陳泗翰的同學曾向新京報回憶， “校霸”們經常隨機打人，以此樹立“權威”， 陳泗翰只是被選中的壹個。

他們沒有等到放學。第二節課後，陳泗翰站在教室門口透氣，李小東和金威帶了壹二十人找上門。李小東拿出壹把卡子刀（管制刀具）威脅他，沒說幾句就開始動手，壹群人在走廊裏拳腳並用，對他邊推邊打，壹直打到廁所。金威從廁所裏拿出壹把掃帚準備打他，被陳泗翰的同班同學何冬華制止。毆打持續了十幾分鐘，其間李小東問陳泗翰服不服，他沒回答。

中午放學後，李小東、金威等人把陳泗翰拉到學校附近的花竹園小區，李小東又問他服不服，不服就單殺。金威叫他們壹人拿壹把刀對殺，“不是妳死就是他死”。臨走前，李小東說下午還要打他。

陳泗翰回家晚了，二伯和二伯母見他低著頭不說話，以為是考試沒考好。他們急著趕班車去親戚家吃酒，沒留意到他臉上的淤青和額眉上的傷口。

等大人走後，表哥蔣宏、表姐蔣莉問了兩三次，他才肯講。蔣宏問他被打了為什麽不找老師，他說找老師會被欺負得更慘，並壹再強調下午他們還會來找他麻煩。他們仨本計劃放學後壹起回福泉過五壹，蔣宏就說下午來接他，讓他不要出校門。

下午，陳泗翰故意等到打鈴了才進教室。聽同學說，李小東們剛剛又來找他了。上完第壹節課，他打電話問蔣宏幾時過來，蔣宏說還有壹節課。後來蔣宏回想這個細節才意識到，那個下午甚至那壹整天陳泗翰都在恐懼中度過。

沒想到四中提前放學了，在壹中讀高三的蔣宏還在上課。陳泗瀚不敢出教室，幾個同學陪著他等。五點左右，金威強行把他從教室裏拉出來，從五樓拉到壹樓，與李小東等十幾人會合，然後把他帶到附近的虎鷹紮啤店。

那是壹段300多米的路，途經許多商鋪。陳泗翰沒想過求助，“誰能幫妳？”也不敢逃跑，怕被逮住。在當時有限的思考裏，他只能預想到自己會被打壹頓，而他能想到的唯壹脫身辦法，就是表哥快點過來接他。他輪番給表哥、表姐和二伯家座機打電話，但都沒人接。陳泗翰的同學們遠遠跟在後面，沒人敢上前勸阻。

金威、李小東等人將書包和校服放在虎鷹紮啤店裏。上壹屆的“校霸”阿龍在這家店打工，這是他們聚會和敲詐欺淩學生的“地盤”，旁邊有壹條進入花竹園小區的巷道，兩面高墻，沒有監控。

等到五點半，蔣宏還沒來。李小東拽著陳泗翰的衣領往花竹園巷道走。陳泗翰不願意走，李小東說：“妳再不走的話，我過10秒就踢妳壹腳。”並叫人計時。

被打之前，他還聽到阿龍對李小東說了壹句：“妳不把他殺到，不要來見我。”

“互殺”

沒有人看清楚，陳泗翰和李小東究竟是怎麽“殺”起來的。也沒有人看見，陳泗翰被拽入巷道前壹刻，同年級的賀翔偷偷遞了壹把刀給他。

蔣宏回憶，放學後他在路上接到陳泗翰的電話，得知他已被拖到了校外某地，便叫他不要掛電話，但很快那邊就沒人說話了，只聽到壹些奇怪的雜音。

陳泗翰壹直沒掛電話，他稱自己左手摸口袋，摸出壹把刀，當時刀是半開著的，他沒用過這種刀，不知道怎麽合上，甚至不知道它叫什麽。怕被對方看見，他慌忙把刀背在屁股後面，左手還因此劃傷了。

隨即，李小東沖上來，揮著右拳跳起來打他的頭，他下意識用手去擋，不知怎麽的，李小東右側鎖骨下方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屍檢報告顯示，此創口未傷及胸腔臟器。

兩人各退壹步，李小東指著流血的傷口說“這是要哪樣”，並用右手從口袋裏摸出壹把卡子刀，沖他殺來。他用拿刀的左手壓制對方的右手，拿手機的右手則壓制對方的左手，近身搏鬥間，忽然感覺左後背壹涼，情急之下他用力甩開對方，並刺到了對方的胸口，然後轉身逃跑。

他不知道，身後的李小東持刀追出幾十米後，倒在了地上。

陳泗翰用右手捂著左背上的傷口，往二伯家方向狂奔了七八百米，見到表哥後，他像是卸下壹口氣，壹頭靠在表哥身上，癱軟在地。蔣宏看他後背流了大片的血，讓他趕緊報警。但他當時呼吸困難，說不了話，蔣宏便把他扶到附近的治安崗亭報警。這個行為被壹審法院認定為求助而非自首。

壹審法院也沒有采信過失致人死亡的辯護意見，理由是：陳泗翰明知與李小東打架會發生傷害的後果，在李小東等人邀約之下，還準備了壹把卡子刀放在身上。當李小東用拳腳毆打陳泗翰時，陳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傷李小東。

所謂的“邀約”打架，陳泗翰也無法認同。

判決書上三次提到同壹個細節：李小東等人問他服不服，他說不服。前兩次出現於檢察院的指控和法院的認定，時間是下午放學後，第三次是他本人的供述，時間是中午放學後。何冬華的證詞則提到，中午放學後，李小東問陳泗翰到底想怎樣搞，他說要麽單挑，不單挑下午再說。

對此陳泗瀚否認稱，李小東等人確實多次問他服不服，但他始終沒有搭腔。中午放學後也是對方提出單殺（與金威證詞壹致），他壹直不同意。

6月9日，剛過完15歲生日的陳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榮惠稱，警察當時安撫他們說“先關著”，因為“死者家鬧得很兇”。

陳善坤很納悶，學校為什麽要給李小東開壹個“在校表現良好”的證明？當天陳泗瀚在學校被打了兩次，為什麽沒有老師發現？事後他們找了學校至少10次，始終沒有見到校長，也找過教育局兩次，無功而返。

民事訴訟時，李家起訴了陳家和賀翔家。陳泗瀚擔心班主任會受牽連，讓父母不要起訴學校，所以陳家只申請追加了金威等人為被告，共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最後判決金家、賀家分別賠償8.7萬，陳家賠償15.2萬，其中11萬在事發當晚就給了李家。

2017年未管所打來電話，說如果不交完賠償余款，陳泗瀚就無法減刑。他們又東借西湊，籌到四萬多。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6/2271278.html

2020年9月28日 貴州19年前“殺妻滅子案”再審宣判：撤銷判決

生於1969年的李玉前系畢節大方縣人，是家中五兄妹中唯壹壹個考上大學的，當時作為“跨世紀人才”被引入六盤水市。他和謝初明相識於校園，李玉前鉆研物理，謝初明則就讀中文系，二人自大學二年級起開始戀愛，並於1997年登記結婚。

然而，在結婚前，李玉前還曾與煉鐵廠女職工孟某紅交往，並將此段關系維持到了婚後。

2000年5月，李玉前的婚外情被謝初明得知後，她曾向丈夫提出離婚，但被李玉前跪地挽留，最終夫妻二人關系得到緩和。

但在這壹過程中，孟某紅曾多次到李玉前家裏和辦公室哭鬧，到派出所報警稱李玉前強奸她，更揚言“讓妳家人怎麽死的都不知道”。期間，謝初明和孟某紅也發生了爭執。

據孟某紅供述，從1995年至2000年期間，她曾為李玉前數次流產。

幾天後，孟某紅又以謝初明打電話罵她，給她在單位造成不良影響、侵犯名譽權為由，向六盤水市鐘山區人民法院起訴謝初明。2001年1月19日，雙方對薄公堂。

還沒等到判決，謝初明卻失蹤了。

2001年3月19日晚上，曾有兩個關鍵的證人分別和李玉前及謝初明相處，壹個是龔定軍，壹個是周惠。當晚8點，他們二人去李家做客，中途又有朋友打電話約李玉前外出吃烙鍋，龔定軍便和李玉前壹起出門赴約，周惠留在家中陪謝初明及李明昊。

周惠說，當天謝初明還告訴她自己去紋了唇，決心好好收拾下自己，也讓李玉前把心放在家裏，“她說生了孩子後，壹心都撲在家裏，活得像個保姆壹樣。”

當晚10點半，身懷有孕的周惠感覺不舒服，便提前自己回家了，她告訴澎湃新聞，出門前她往電視機上方的時鐘看了眼，正好是十點半。

半個小時後，龔定軍來到李家接周惠，無論怎麽喊門都無人應答。他又轉去樓下的電話亭，打電話上去，也沒有人接聽。當時龔定軍覺得有些奇怪，還打電話給李玉前。當時，李正與其他幾個朋友在大光明旅社玩耍，直到淩晨三點才回到家中，這才發現妻兒不見蹤影。

多年來，龔定軍壹直堅定地認為，謝初明母子在3月19日晚上十點半至11點之間就出事了，“他們家的電話機就在床頭，怎麽可能聽不到？正常人又怎麽會半個小時就睡熟了，怎麽敲門都不醒？”

案件中另壹名關鍵證人則是居住在單身樓301室的水鋼職工楊煥木。2016年，澎湃新聞實地采訪時，楊煥木曾十分確信地告訴記者，2001年3月19日晚間至3月20日淩晨時分，他在趕制工作報表，因此熬夜沒睡，大概淩晨壹兩點時，他看到有個女人在從李玉前家裏搬東西，他還用望遠鏡看仔細了，該女子就是孟瑞紅。澎湃新聞註意到，依據楊煥木提供的目擊時間，孟瑞紅搬東西時，李玉前尚未回家。

檢方當年指控，2001年3月20日淩晨，李玉前喝酒回家後見謝初明對其不理睬，想起近段時間二人的不和，便起意掐死了她，又用枕頭捂死被驚醒的兒子李明昊。當晚9時許，李玉前找來婚外情人孟某紅，二人壹起將屍體肢解，分裝在4個編織袋內。隨後，孟某紅用背簍將謝初明屍塊分批轉移到煉鐵廠高爐焚化。

2001年9月10日，六盤水中院壹審判決：李玉前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孟某紅構成包庇罪，判處8年有期徒刑。

2001年11月20日，貴州省高院二審裁定，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將此案發回六盤水市中院重審。2003年12月1日，六盤水市中院再次認定李玉前犯故意殺人罪，但改判死緩。2004年10月12日，貴州省高院終審裁定，維持壹審判決。

現年77歲的張林合告訴澎湃新聞，起初她也以為是女婿殺死了女兒和外孫，直到此案第壹次開庭時，李玉前當庭翻供，她才覺得事有可疑。之後，她不顧子女反對，前去看守所看望李玉前，要求其把和孟某紅交往等經過詳詳細細地寫下來。拿著李玉前親筆書寫的材料，張林合和老伴壹趟趟地往返於大方縣和水城（即六盤水市），到各級政府部門求告。

她親筆的申訴材料寫道，請求政府公正判決，找出真兇，為冤死的人鳴冤。接待她的工作人員都大為意外：“從來沒有見過受害者家屬為‘兇手’申冤的。”直到前幾年，老伴謝洪祿因肺癌病逝，張林合也因為自身的身體原因，轉為精神上支持李玉前申訴。

在張林合看來，即便李玉前不是真兇，但女兒的災禍也因他的婚外情而起，然而，“恨歸恨，事實歸事實，我黑白分明。”

2015年5月，申訴律師王萬瓊告訴澎湃新聞，該案沒有人證物證，僅憑李玉前、孟某紅兩人並不壹致的有罪供述定案。她在申訴代理意見中寫道，兩被告人口供、李玉前前後供述及證人證言都存在多處矛盾。

例如：證人楊某木稱，其在2001年3月20日淩晨1時許，即李玉前尚未回家前，看到孟某紅多次從李家搬東西到她的住處——公寓304房間。另有煉鐵廠職工的證言稱，當晚上8點多就有人看到有背著背簍的女子走出304房間；當晚9時、10時，也有目擊者看到壹女子背著背簍上2號高爐。

據李玉前介紹，孟某紅是煉鐵廠的皮帶工，其崗位就在拋屍地點，日常負責看管投進高爐的原材料和對入料的篩選。

李玉前另壹申訴代理人徐昕則認為，該案的作案手段也存有疑點。原判決認定，李玉前分屍的兇器是其家中菜刀，但該菜刀上卻沒有檢驗出血跡。對殺人過程的供述，李玉前共有九次內容不壹致的供述，且前四份與後五份差異巨大。

申訴代理律師介入後，他們曾於2015年委托北京雲智科鑒咨詢服務中心就公訴機關起訴證據中的血跡證據進行鑒定。鑒定報告顯示，專家經分析認為前述血跡應為謝初明生前開放性傷口的活動性出血，即謝初明極有可能是大出血死亡。但無論是李玉前前五次供述的捂死還是後四次供述的掐死，不可能在生前造成這樣的大出血。此外，被認定用於分屍的兩把菜刀沒有磨損的痕跡，不符合分屍砍擊骨骼發生刃面卷曲、破損的情況。

2016年4月，李玉前案經媒體報道後，引發輿論關註。同年5月，貴州省高院決定啟動再審，並於2017年5月23日和2020年9月14日召開庭前會議。

孟瑞紅，生於河北曲陽縣，早年跟隨父母壹起來到水鋼，其父親是水鋼運輸部的老職工。孟瑞紅高中畢業後也進入水鋼工作，起初崗位是食堂炊事員，後轉入料運車間，擔任皮帶工。

2000年初，這段持續多年的地下情被謝初明知曉。李玉前說，當時孟要求他離婚，與她結合，但他沒有同意，於是孟瑞紅跑去李玉前家找謝初明攤牌。

李玉前稱，自己當時極力挽回，還下跪向謝初明認錯，並最終得到了妻子的原諒。這壹說法也得到了李謝二人當時鄰居黎萍的證實。黎萍說，謝初明在出事前不久還告訴她，李玉前真的改過了，回家也早了，對她也比以前好了。”

然而，孟瑞紅的糾纏卻並未停止。

2000年上半年，孟瑞紅多次到車間吵鬧，當年7月，她還用刀在李玉前腰上刺了壹刀。李玉山對弟弟受傷壹事記憶深刻，但當時謝初明壹邊為丈夫上藥，壹邊瞞著家人，說是李玉前工作時不小心弄傷的。

當年10月25日，孟瑞紅又到水鋼公安處刑偵科報案稱，9月2日晚上，李玉前在辦公室強奸了她。此事後經查證為誣告，李玉前當晚在貴陽，根本不在六盤水。

2000年9月，多次鬧騰無果後，孟瑞紅又帶著壹個男人來到謝初明家，將其家玻璃砸壞，110出警民警趕到後，孟瑞紅還與李玉前發生爭執，並稱“我要妳全家怎麽死的都不知道。”

當時，謝初明已經發現孟瑞紅時常跟蹤她，連周惠也曾看到孟瑞紅從李玉前家門前的煤堆裏走出來，她出於好心，提醒謝初明小心。

李玉前的弟弟李玉剛則告訴澎湃新聞，早在案發前半個月，李玉前老家也接到壹名陌生女子打來的電話，詢問李明昊的下落，當時他就打電話給三哥（李玉前），要他註意小明昊的安全。

9月28日，澎湃新聞聯系到孟瑞紅的壹審辯護律師夏生榮，據他介紹，當時孟瑞紅無論在會見或開庭時，孟瑞紅都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因而夏生榮當庭也為其作有罪辯護，只是在壹審時，控辯雙方曾就孟瑞紅是否算共犯有過爭議。

夏生榮認為，單憑孟瑞紅壹名女性要在那麽短的時間內完成殺人、分屍、搬運和焚屍，是有難度的。但澎湃新聞問及孟瑞紅有無其他關系密切的男性朋友時，夏生榮說並不了解。不過，澎湃新聞則在孟瑞紅的筆錄中發現，她曾承認自己在和李玉前分開後，交往過壹個男友，只是她“並不愛他”。

張林合向澎湃新聞透露，她在出席第壹次庭審時註意到，出庭檢察官曾不止壹次在對孟瑞紅發問時做出提示。例如：在問及她將屍體分成幾塊時，孟瑞紅接連三次不回話，檢察官才問，是不是六塊，孟瑞紅才答：“是。”

案卷資料顯示，有羅敏等多名煉鐵廠高爐的值班人員曾證實，在3月20日晚上8點至10點期間，看到形態像孟瑞紅的女子來到運料皮帶附近。

2020年9月28日，貴州省高院對李玉前故意殺人案公開宣判，裁定撤銷原壹、二審裁判，發回六盤水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07

2019年10月9日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開曝光六起涉黑腐敗和“保護傘”典型案例

遼寧省丹東市原副市長劉勝軍、丹東市政協原副主席楊乃文、鳳城市委原書記高峻，為宋琦、宋鵬涉黑組織充當“保護傘”問題。

浙江省公安廳治安總隊原總隊長阮文廣、杭州市公安局黨委原副書記朱偉靜等人為虞關榮涉黑組織充當“保護傘”問題。

湖南省益陽市委原副秘書長鄧宗祥等人為夏順安涉黑組織充當“保護傘”及有關職能部門失職失責問題。

江蘇省沛縣原副縣長、公安局長曹為民為張光明等多個涉黑組織充當“保護傘”問題。

廣東省清遠市水務局水政監察支隊原支隊長李耀斌、尹冬清為陳誌輝、陳獻金涉黑組織充當“保護傘”問題。

河南省鶴壁市山城區鹿樓鄉小莊村原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李含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及背後的“保護傘”問題。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09/content_5437645.htm

2020年8月22日 全國多地政法系統出現塌方式腐敗 壹場更大的整頓風暴即將來臨

中央政法委明確表示

此次整頓要清除“害群之馬”

實現對政法系統“刮骨療毒式的自我革命”

政法系統“刮骨療毒”

－－https://finance.sina.cn/china/gncj/2020-08-22/detail-iivhvpwy2378248.d.html?from=wap

2020年9月4日 媒體:要像查孫小果案壹樣徹查“紙面服刑”案

據半月談報道，巴圖孟和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卻連壹天監獄都沒進過，並先後入黨、當選嘎查達（即村主任），甚至當選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人大代表。27年來，受害者的母親持續反映問題，至今仍在追問真相：到底是誰放走了殺人犯？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

這壹案件因殺人犯連壹天監獄都沒進過，被輿論形象地稱為“紙面服刑”。

按正常程序，判決生效後，罪犯應該在監獄服刑。但罪犯卻以“全身水腫、尿血”為由前往醫院檢查，就醫後，他的母親、姑父就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手續，並成為擔保人。如今不難看出，這是精心設計的。罪犯的母親、姑父顯然難辭其咎，但還有政法官員“助陣”。

雖然紀檢監察部門已經行動起來，並對壹些責任人立案調查，但由於當年的保外就醫手續等關鍵證據“不翼而飛”，追責工作難以深入推進。關鍵證據究竟為何丟失，到底是誰“破壞證據”？這需要有關方面通過深入調查還原真相。

此外，壹個“刑滿釋放”人員，何以成為黨員、人大代表、村主任，並騙取草原生態獎補資金等，也需要詳細的答案。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199

2020年9月10日 港警武力壓制12歲女童引發民憤 上萬人請願

在對政治異見人士範圍不斷擴大的鎮壓中，香港警方在壹次抗議活動中將壹名女學生壓制在地上的視頻引發了公眾對警方使用武力的強烈抗議。

視頻顯示，防暴警察試圖阻止示威者周日在香港壹個購物區聚集，這名12歲的女孩正走在該購物區，當幾名警察向她接近時，女孩跑了起來。幾名警察追上她，其中壹名警察將她撲倒制伏，看到此景的人憤怒地大喊。

這段由當地記者拍攝的視頻很快就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大量批評。周二，教師、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散發了壹份請願書，要求當局道歉，並呼籲對涉案警員進行調查。組織者說，請願書在幾個小時後就征集到了壹萬多個簽名。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988.page

2020年9月25日 男子報警舉報32噸假飲料 卻要倒貼錢卸貨存放

2018年4月24日，臨近五壹長假，是飲料的銷售旺季，吳強通過壹個QQ群定了32噸飲料，其中有雪碧和可口可樂。

先打款後出貨，4天後，飲料從河北定州運到了江蘇省連雲港市。驗貨過程中，吳強發現這批飲料所有的生產日期都是同壹個時間點。職業敏感告訴吳強這批貨是假的，“因為正常的生產日期是有變化的，每壹分鐘都有變化，這個沒有，明顯是先打上日期後罐裝的，後來我也嘗了壹口，口感不對。”

壹方面處於挽回損失，壹方面對假貨的痛恨。吳強在2018年4月28日向其所在的連雲港市海州區洪門派出所報警，警方當天便對這批飲料進行了查封。“當時我準備把飲料放在路邊，但是警方提出不能放路邊，要找個倉庫，我為此專門租了壹個倉庫，加上裝卸費用，花了五六千多元，這壹存就是3個月，直到7月份警方才把這批假飲料拉走”。

2018年6月6日，吳強得知，當初賣給他假飲料的犯罪嫌疑人，同時還賣假飲料給了江蘇淮安的壹個老板，這名老板報案後，淮安警方迅速將這名賣假貨的老板逮捕了。吳強將這個消息告訴了連雲港警方，6月11日，他收到了警方的立案通知。

吳強對洪門派出所的辦案能力和程序合規性存疑：為什麽我先在連雲港報案，造假者被淮安警方抓獲，洪門派出所查了嗎?為什麽我4月28日報警，警方卻在6月11日才立案?這期間幹什麽去了?

除“倒貼錢”之外，吳強還關註的問題在於：“我報案的訴求是希望警方把造假者和賣假者壹鍋端，當時淮安警方只是抓獲了售假者，造假者還在逍遙法外。我希望我所報警的洪門派出所能夠繼續偵察，搗毀制假窩點。”

帶著這樣的問題，吳強隔三岔五地往上反映，希望能得到壹個正式回復，但是吳強不但沒有等來這個樸素的訴求，卻等來了被8人毆打。

在2019年4月24日，也就是他購買假飲料壹年後的同壹天，他剛從國家信訪局走出大門不遠處，8名不明人員從壹輛江蘇連雲港牌照的警車下車後，將其暴打壹頓，吳強至今清晰記得：車牌號為：蘇G1730警。

從舉報32噸假飲料開始，已經過去了2年零5個月。起初，吳強只是希望連雲港洪門派出所能夠將造假窩點壹網打盡。但是2019年4月24日自己在北京被打後，他又多了壹項訴求：那8名從警車裏下來的人為什麽打我?我要求他們賠償我醫療費，公開他們的身份，並公開道歉。

在北京被打之後，吳強報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先農壇派出所接了警。“警察告訴我，打我的人來自連雲港市灌雲縣，那是我的戶籍所在地，後來先農壇派出所稱將案件交給屬地處理，可是我到了屬地又說應有事發地先農壇派出所處理，壹直被這樣踢來踢去”。

9月24日上午，記者分別聯系了原洪門派出所所長和副所長，了解吳強反映事情的情況。兩人均告訴記者，“目前2人已經工作調動，已經不在洪門派出所了”。隨後那名(吳強提供聯系方式)所長稱：“吳強舉報的案件是在(連雲港)海州區審判的，現在應該到檢察院了，因為離開時間長了，目前不清楚”。而那名副所長直接掛斷了電話。

針對吳強目前的遭遇，該如何破解?記者聯系了河南春屹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少春，他認為：任何壹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有權對不法行為進行舉報投訴，不得打擊報復，如經查證屬實的，還可以予以獎勵。此外，如果公民認為行政機關存在玩忽職守等行為的，均有權向上級政府機關進行反映，同時有權依法逐級信訪，這也是國務院信訪條例賦予公民的權利。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211

2020年9月28日 又壹“紙面服刑”:小妹被打死 罪犯沒坐壹天牢

在位於皖南山區的休寧縣板橋鄉板橋村，程桂盛壹家是人丁興旺的大家庭，共養育8個子女，程美枝排行第6，是哥哥姐姐疼愛的“小妹”。

然而，1995年的壹個夏日，程美枝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7歲。因建房糾紛，同村村民王氏父子（子：王某），手持鋼釬將她毆打致死。

談起這件命案，王某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說是“事出有因”，因為程家壹直幹擾其和家人建房，“地是我自己的地，當地政府處理過好多次，但對方壹直占著”。

就在慘案發生的數月前，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兩家之間的建房糾紛作出判決，認為程家對王家“建房施工進行阻撓的行為是錯誤的，應立即停止侵害”。

這壹判決，因為程桂盛和家人認為“王家在法院有人，判決不公”，並未能平息兩家人之間的矛盾。

經休寧縣人民法院審理，王氏父子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程家認為這壹判決過輕，很快提出上訴，後由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指令休寧縣人民法院再審此案。

1996年11月，休寧縣再審此案後認為“原判決對倆被告人量刑確實偏輕，應當適當從重處罰”，判決在王氏父子原有刑期基礎上各增加兩年，即王某父親獲刑14年，王某獲刑12年。

當程家上下沈浸在痛失親人的悲傷中時，卻發現王某竟然沒有入獄服刑。據程家人回憶，1997年初春，接二連三有村民跑去和程家說看見王某。程桂盛起初不相信，直到家人們相繼親眼看見。

“在縣城撞見他（王某）在擺攤賣菜，我當時很氣憤，氣得攥緊拳頭，可又不敢上前，怕發生沖突，想著通過法律途徑再申訴。”兄弟姐妹中的老大程新平說。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王某1996年、2001年兩次申請保外就醫時，所填病因分別為“右腎中度積水、膽囊炎”“右腎小結石伴輕度積水、輕度腎功能不全”。

多位腎內科、泌尿科醫生分析，從目前資料來看，王某所患疾病並未達到保外就醫標準。

2001年2月，休寧縣公安局以“右腎多發性結石，伴輕度積水、輕度腎功能不全”為由再次提出將王某保外就醫，被休寧縣人民法院拒批。

然而，就在被拒批的1個月後，休寧縣公安局再次提出保外就醫，理由是當送犯人至九成監獄時，入監檢查也認為其病情不宜關押。

自1997年發現王某未入獄服刑，程桂盛多次向省、市、縣三級法院及信訪等相關部門反映問題，直至2012年去世。

捧著父親遺留下的厚厚壹沓信訪舉報材料，程美枝弟弟程列平開始“接力”。

不過，這些詢問多數未收到明確回復，個別被答復“未發現違法行為”。如，在安徽省九成阪人民檢察院對程列平信訪舉報材料的回復中，稱“經調查核實，未發現九成監獄在決定王某不予收監過程中存在違法行為。”

“跑了這麽多部門，我也是沒有辦法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麽給他們（家人）壹個交代。”采訪中，50歲的程列平忽然失聲痛哭。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738

2020年9月29日  9歲男孩為父追兇背後：誰給潛逃17年的兇手註銷了戶口？

壹場鄰裏糾紛徹底改變了雲南人向明錢的人生軌跡。父親被砍死在眼前，家庭破碎，兇手逃之夭夭。9歲的他誓言為父追兇，17年後潛逃者張光奇被追回，並被判無期徒刑。

2000年8月27日中午，雲南昭通市鎮雄縣場壩鎮老街旁的壹條水溝附近。9歲的向明錢與同村鄰居張光明的兒子張軍（化名）兩人因水花互濺起了爭執。張軍奶奶聽到爭執聲後，過來推向明錢。這壹幕被向明錢姐姐向明香看到。張軍的姑姑張某英隨後趕到，爭執升級，雙方扭打後被拉開。

當晚20時許矛盾升級，向明香匆匆跑到家裏說，她丈夫王建祥去張家討說法。向文誌壹聽便往張家趕去。向明錢和鄭明秀也壹同跟去。

當時王建祥正在與張家理論。向文誌進入張家屋內後，很快雙方就吵了起來，並動了手。結果向文誌被刺死，張光奇潛逃。張光明將王建祥砍至輕傷二級。

事件發生後，向家報了警。公安機關勘察現場並調查，當地派出所將張家人叫到派出所問話。因張光奇已潛逃，遂將張家其他人放回家。

向明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其父向文誌下葬時就已下定決心追兇，“不惜砸鍋賣鐵也要追回張光奇”。

2017年8月張光奇被向明錢追回，2018年10月壹審被判無期徒刑。

隨著張光奇歸案，兩家糾葛以及20年前的過往又被翻出。當年打鬥時張光明也在場，並將王建祥砍至輕傷二級。2017年10月，張光明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批捕。

2017年11月15日，鎮雄縣公安局以張光奇涉嫌故意殺人、張光明涉嫌故意傷害罪移送鎮雄縣檢察院審查起訴。同年12月，鎮雄縣檢察院將此案報送至昭通檢察院管轄。

昭通市檢察院在兩次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後，於2018年5月討論後決定，對張光明涉嫌故意傷人罪退回鎮雄縣檢察院作不起訴處理，張光明被取保候審。

鎮雄縣檢察院在不起訴決定書中提到，張光明砍傷王建祥的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由於公安機關未完善相關法律文書，導致該案已過追訴時效。依照相關規定，對張光明不起訴。

向明錢對此不服，於是向昭通市檢察院申訴復查。昭通市檢察院於今年8月底作出決定，對鎮雄縣檢察院作出的不起訴決定予以支持。

向家認為，鎮雄縣場壩鎮派出所相關人員當年在詢問後，未對逃犯（張光奇）及共同殺人犯進行抓捕和網上通緝，17年間向家不斷反映遞交材料，也未獲任何回應，案卷被人為毀滅。

此外，向明錢還提到“當年案件發生時張家多人都在場，張光奇與張光明不應該另案處理。其父受到的砍殺也不止張光奇供述的三刀”。至今向家仍保留向文誌被砍殺當天所穿衣物，兇器造成的破損清晰可見。

向明錢還說，他之所以懷疑案卷缺失，是因為在福建追張光奇時有兩個發現：壹是張光奇並沒有被網上追逃，而且戶口還被註銷了。“如果已經立案並網上追逃，戶口怎麽會註銷。”

二是張光奇用的是張光武的二代身份證，但張光奇根本沒有回過家，那如何更換二代身份證的？2000年案發時，當時是沒有二代身份證的。

除此之外，向明錢還發現張光奇與其親戚同在福建南平打工，且是同壹個廠子。他表示將繼續追究張光武等人包庇逃犯的事情。

今年9月18日，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官方就該案發布通報提到，鎮雄縣委、縣政府已安排縣委政法委牽頭組織紀監委等相關部門開展案件核查。若該案件中有違紀違法問題，將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調查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socialnews-197553.html

2020年9月29日  河南億萬富商殺人案二審：被控21年前和外甥殺人

1999年3月11日晚，河南省信陽市息縣籍女子梅麗被人在安徽省界首市殺害，年僅27歲。因當年刑偵手段和DNA技術的限制，此案在案發後的十年裏，壹直是“無名女屍懸案”。

梅麗是河南信陽人，1995年，梅麗與沈建民結婚，次年生下兒子沈軍。梅麗和沈建民的感情並沒有維系太久，兩人因性格不合於1997年離婚。離婚時，梅麗已懷有身孕。同年7月，梅麗生下女兒小慧。小慧滿月後，被送給他人收養。

當年，楊誌才和妻子劉霞在信陽市淮濱縣趙集鎮開了家眼科診所，楊誌才的外甥王夫偉、侄女劉某芳在診所幫忙。

沈建民告訴澎湃新聞，到了1999年，他和梅麗就再也沒了聯系。失聯前，梅麗在楊誌才開的眼科診所工作。他和楊誌才大約於1996年左右經朋友介紹認識，兩人“關系還不錯”。

2012年，該案的知情人劉某芳前往公安機關報案，犯罪嫌疑人楊誌才和王夫偉才浮出水面。但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安徽省阜陽市人民檢察院於2013年決定對楊誌才和王夫偉不起訴。

獲釋後，楊誌才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稱，他遭到了刑訊逼供，因此才作了有罪供述。楊誌才稱，他1998年去西安學習整形，2000年才回到信陽，根本不具備作案時間。

由於無法接受兇手逍遙法外，梅麗的父母多次從黑龍江前往安徽，向各個部門進行反映，堅決要給女兒討壹個說法。為此，梅麗家人花了不少錢。

這些年，楊誌才和其妻的美容生意蒸蒸日上，鼎盛時擁有3家醫療美容機構、30家美容養生會所、100多家聯營店，楊誌才的身價也超過億元，成為信陽有名的富豪；王夫偉於2017年出任新疆壹家註冊資本1000萬元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8年，案件再次迎來轉機。界首警方送檢了案發現場的泥土和稭稈，發現泥土裏有血跡，經過比對，證實當年遇害的就是梅麗。

由於出現了新證據，楊誌才和王夫偉再次被警方刑拘。2019年6月13日，阜陽市檢察院向阜陽中院提起公訴。同年9月16日，阜陽中院作出壹審判決：楊誌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夫偉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兩被告人賠償受害人家屬損失3.7萬余元。

關於作案動機，判決書顯示，楊誌才供述稱，因梅麗生活作風差，影響了診所的生意，趕又趕不走，遂產生了將其殺害的念頭。但劉某芳等人的證言顯示，沒發現梅麗作風上有什麽問題。據王夫偉供述，劉霞曾告訴他，梅麗和楊誌才好上了，想殺了梅麗。王夫偉回答說，幹脆把梅麗攆走。十多天後，楊誌才找到他，讓他壹起殺人，並許諾事後把梅麗身上的壹萬多元錢都給他。

據梅麗家屬的訴訟代理人、河南文開律師事務所律師郭偉介紹，“我們認為，壹審法院判處楊誌才死刑是客觀公正的。對於王夫偉的量刑，我們認為輕了壹些，但也能接受。”郭偉說，家屬希望安徽省高院能維持壹審中有關對楊、王二人的判決，同時希望法院能支持家屬提出的賠償訴求。

楊誌才和王夫偉不服壹審判決，提出上訴。安徽省高院決定於2020年9月29日在界首市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socialnews-197556.html

2009年10月15日 淮南城管打殘疾人

我是壹名路人，十月十二日發生的壹幕讓我驚呆了。

在淮南市最繁華的華聯附近，我居然看到了淮南城管勾結社會人員，對幾個毫無還手之力的殘疾人大打出手，後來壹問旁邊的人怎麽回事，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事情是這樣的，在華聯附近有幾個殘疾人的攤位他們都已經擺了好幾年了都相安無事，可是在最近大概有個混的比較好的人在那附近搭了個棚子， 強制性讓他們搬入。大概是想收些管理費之類的吧，他們不幹，社會人員又勾結城管讓他們來管。

在周壹的早上，城管人員以姓宮的帶隊，糾集社會人員強制性的讓殘疾人搬入他們指定的區域經營，殘疾人不答應上去和他們理論，其中有個讓城管人員拿出文件之類的和那個棚子的合法性他們卻拿不出，後來城管搞急了只聽姓宮的大隊長高呼壹聲給我打，城管和社會人員壹轟而上對幾個毫無還手之力的殘疾人就是壹頓拳打腳踢，最令人發指的是有兩個重殘他們在輪椅車上，硬生生的被城管和社會人員把車子給掀翻把他們壓在車下。

－－http://bbs.tianya.cn/post-828-11502-1.shtml

2012年9月1日 城管暴力執法 每年數百宗沖突

有內地媒體人士統計，最近幾年因城管暴力執法而激發的大規模官民沖突，每年多達數百宗。同時，民眾暴力反抗城管執法也與日俱增，包括2006年8月11日，北京賣燒烤的小販崔英傑被海澱區城管隊李誌強扣三輪車時，持刀刺死李；崔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李則被授烈士。

2009年5月16日 遼寧沈陽小販夏俊峰和妻子在路邊擺攤被城管查處，在勤務室接受處罰時夏與城管發生爭執，他用隨身攜帶利刀刺死城管隊員兩名、重傷壹人。本案曾引起輿論巨大爭議，法學界不少人士認為夏屬正當防衞，籲法院輕判他，但夏最終仍被判死刑。

－－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120901/I6BUBJ4OWZEQMMEXBIUA5H63V4/

2013年4月26日 城管惡行昭彰小販、車夫均遭毒打

貴州省六盤水市有城管在執法期間，以鐵捧毆打違規小販，學生在旁拍攝亦遭推撞，隨即引起數百民眾圍堵。

另外，北京壹名三輪車司機，懷疑違規駕駛遭阻截的城管人員毆打，同樣有數百人圍堵城管討說法。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beaten-04262013100359.html

2013年7月29日 別再往“陪女練攤”事件上潑冷血

關於城管暴力執法事件，見得多了難免有點麻木。

27日上午11時，針對新京報報道的“父親陪9歲女童練攤遭圍毆”事件，“北京西城”官方微博提到，“對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會事件，炒作所謂城管暴力執法更認為應該予以譴責。”

如果說對城管暴力執法中表現出來的冷血，人們似乎已經司空見慣，那麽，用“炒作”去認定“陪女練攤”，這種心態就更顯得冷血。把“父親陪9歲女童練攤”，看成“炒作所謂城管暴力執法”，其中的思維邏輯就是，當父親的是把自己9歲的親生女兒當誘餌，“釣”出兇悍的城管，讓她經受或經歷壹場圍毆。如果真是這樣，這位父親就禽獸不如，也應該是出乎正常人意料的；如果不是這樣，作出這樣的判斷，需要具備何等冷血的心態？這種極其冷酷的心理，是“小編”的個性，還是在城管暴力執法的野蠻性中延伸出來的？

貫穿於視頻始終的，是小女孩聲嘶力竭的驚恐叫喊，試想，有哪壹位父親，忍心讓自己的親生女兒經受如此殘酷的折磨？難道為了證明已經眾所周知的城管暴行，寧願搭上自己只有9歲的親生女兒？城管的暴力執法，早已不勝枚舉，難道還需要花這麽大的代價去證實？其次，視頻中不斷出現的壹個男人罵聲，據說是這位父親的粗口，那麽，這就更不符合事前的“預謀”。如果有“預謀”，這位父親應該表現的沈著冷靜，避免自己的過錯，盡量不留下被動的把柄才對。而只有當看到自己的親生女兒的慘痛狀時，作為父親失去理智，痛罵施暴者才顯得情有可原。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0_77340.html

2014年9月2日 慎入 鄭州城管似土匪：拿打刀狠劈小販頭 血流如註 

近日壹段關於河南鄭州市城管暴力執法的短片在網絡熱傳，據悉事發在昨日上午9時許，鄭州城管人員在街頭清理占道商販的桌子時，與壹名面店的男子發生爭執，繼而發生肢體沖突，期間有城管人員持刀斬傷該男子頭部，導致男子血流如註倒臥地上，而涉嫌傷人的城管則途離現場。

－－https://hk.aboluowang.com/2014/0902/438556.html

2016年1月8日 城管橙色袋蒙頭狂毆小販 被轟“惡過伊斯蘭國”

壹段名為“貴州興義市筆山路城管打人”的視頻在網上傳開，視頻中四名城管用警棍追打壹黑色上衣男子，並在其頭部套上橙色袋子，現場多名群眾出聲制止並用手機錄像。但城管不理會繼續打，有網民看後直斥城管惡過“伊斯蘭國（ISIL）”份子。

涉事城管已被停職 當局道歉

－－https://china.hket.com/article/1140795/城管橙色袋蒙頭狂毆小販 被轟“惡過伊斯蘭國”

2018年05月26日 貴州城管暴力執法　網民：為何如此猖狂

貴州遵義市務川縣周五（25日）再曝壹宗城管打人事件。事發於當天下午4時許，壹名中年女小販被多名城管圍毆，期間多次被摔倒在地和遭拳打腳踢，事件引起網民熱議，並對城管惡行口誅筆伐。

“太過分了！為何區區壹個城管都能如此猖狂？”不少網民對城管執法手段表示憤怒，大罵涉事城管人員說，“難道手中有權利就可以拳打腳踢了”；另有網民表示：“每個人為了生活都不容易，難道就不可以文明執法嗎？”紛紛敦促相關部門介入調查，嚴懲涉事人員。

－－https://hk.on.cc/cn/bkn/cnt/news/20180526/bkncn-20180526113045631-0526_05011_001.html

2019年11月20日 壹張小紙條牽出惡勢力“保護傘”

日前，江西省南昌市紀委監委通報了灣裏區城管執法大隊原副大隊長胡佳充當惡勢力犯罪集團“保護傘”問題典型案例。

2015年，劉某某、余某某等人在半山小區開展建築裝飾工程及裝修材料供應業務，以阻撓施工、恐嚇、威脅、持械毆打等手段，打壓半山小區內未在其處購買裝修建材和未經其同意進入小區承接建築裝修工程的承包人，逐步控制半山小區建築裝飾工程及裝修材料供應業務，形成劉某某惡勢力犯罪集團。該小區建有許多別墅，為牟取更多不法利益，2017年初，該集團開始為少數別墅業主搭建違法建築，受到灣裏區城管部門的嚴厲打擊。

當時，余某某和時任灣裏區城管執法大隊副大隊長胡佳彼此認識，於是自告奮勇出面找胡佳“做做工作”。

有了胡佳在背後“撐腰”，劉某某惡勢力犯罪集團壹如既往以暴力、威脅等手段，變本加厲打壓在半山小區內承接建築裝修工程的承包人，多次進行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承攬了多幢別墅違建業務。

－－http://www.jjjcb.cn/content/2019-11/20/content_84344.htm

2020年2月19 日 湖北城管假借防疫搶劫商戶 惡行遭曝光後……

2月19日下午，有當地商戶在微博上發布了壹段視頻。視頻內容顯示，多名城管直接闖入壹家商戶內，往外搬煙酒等商品。商戶欲將卷簾門關閉，壹名城管又將門推上。

該商戶在視頻中說，“這段視頻是我店裏（監控）視頻，今天城管壹進屋就搶東西，說我開店（營業）做生意。我壹直沒有開店做生意，今天只是店裏拿些面條等生活用的，他們壹進門就搶。這是什麽行為？”

鄂州市鄂城區長港鎮市場監管所19日對此回應，承認城管“暫扣”了商戶商品，又稱該商戶在疫情期間開門營業。在輿論壓力下，被掠走的商品已歸還給了商家。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2/19/2192259.html

2020年7月17日 父子勾結！以城管執法為由排擠對手強迫交易，

西安這個惡勢力團夥被判刑！

李某甲在任村幹部期間，為獲得轄區工程的承包權，多次指使綜合執法隊隊長帶領其他執法員去相關工程項目阻攔施工，以“城管執法”為名行“非法控制”之實，通過威脅、滋擾等手段，多次實施強迫交易、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

7月16日，長安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李某甲犯強迫交易罪、敲詐勒索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六年又十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被告人李某乙犯強迫交易罪、尋釁滋事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又八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劉某犯強迫交易罪、故意傷害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又二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追繳李某甲違法所得十五萬元。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63/2020-07/17/content_12373567.shtml

2020年9月7日 中國城管被聯合國列為世界十大恐怖組織之首！

 中國城管因其作風惡略手段兇狠毒辣而聞名與世，不管妳是老弱病殘，還是婦女兒童。最近被聯合國列為世界十大恐怖組織之首！

     綜合技術含量排名：

1.中國城管 2.愛爾蘭共和軍 3.埃塔 4.車臣　5.阿克薩烈士旅 6.泰米爾猛虎組織 7.基地組織　8.塔利班 9.阿布薩耶夫 10.哈馬斯。

－－https://www.hotbak.net/key/世界十大恐怖組織城管法律資訊.html

2016年11月4日 發生在大陸看守所的21種離奇死法

廣東35歲的張味軍在廣東惠州市惠陽區看守所被關押期間，嘔血身亡。中共惠州市警方給出的結論是“誤吞雞骨頭”死亡，看守所不負有責任，自此“吞雞骨頭死”為中共監獄、看守所離奇死亡案再添壹例。有網民盤點了21個在大陸看守所被離奇死亡的案例。

1、呼吸死：2007年4月，郅國玉在河北贊皇縣看守所內死亡，警方稱他是“呼吸衰竭”致死。

2、夢中死：2008年，吉林省人王國春被警方刑拘，6天後家屬被告知，王國春在睡夢中“自然死去”。

3、躲貓貓死：2009年2月，李蕎明在雲南晉寧縣公安局看守所內死亡，警察稱其與獄友玩“躲貓貓”時撞到墻壁受重傷（後經查實系被牢頭獄霸打死）。

4、洗澡死：2009年3月，57歲的海南男子在海南省儋州第壹看守所死亡。警方稱事發時，嫌犯叫他脫衣服洗澡，他不肯，遭毆打致死。

5、沖涼死，2008年3月，穆大民在河南開封勞教所內死亡，目擊者稱他是被強行沖冷水，導致腦血管破裂。

6、床摔死：2009年3月，20歲的福建青年溫龍輝在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看守所稱其是因為從床上摔下來，屬於猝死或病理原因。

7、噩夢死：2009年3月，江西九江看守所稱武漢籍男子李文彥半夜做噩夢後突然死亡。

8、睡錯死：2009年4月，福州學生陳某在福建省福清市治安拘留所猝死。警方稱他睡姿不對，叫其不應昏迷不醒，搶救無效死亡。

9、發狂死：2009年6月，青年林立峰在廣東省吳川市第二看守所死亡，警方稱他是“發狂而死”。檢方認定稱是“心源性猝死”。

10、摳粉死：2009年11月山東文登市高村鎮於維平在羈押期間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屍體時發現其胸部有小洞，看守所稱其系摳粉刺所致。後屍檢鑒定結果顯示，死者被針類銳器反復刺戳胸部致心臟破裂死亡。

11、妊娠死：2009年11月8日，內蒙古19歲少女郗紅在戒毒所內死亡，勞教局稱她因“異位妊娠”死亡。

12、鞋帶死：2009年12月12日，嫌疑人邢鯤在雲南省昆明市小南派出所死亡，警方稱他系用紙幣捅開手銬，用攜帶的鞋帶自縊身亡。

13、激動死：2009年12月，陜西女子王會俠被警方帶走，“問話”20小時後非正常死亡，警方稱情緒激動緊張為死亡的誘發因素。

14、摔跤死：2010年2月，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陳緒金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看守所死亡。警方稱其是上廁所時摔倒猝死，醫生稱被逼造假。

15、喝水死：2010年2月，壹名河南青年在魯山縣某看守所內死亡，警方稱他是在提審時喝開水突然發病死亡。

16、入廁死：2010年3月，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托縣壹名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釋是他夜裏上廁所時跌倒所致。

17、莫名死：2010年，四川綿陽蒲澤民的案子經兩次審理都因證據不足未能宣判，但蒲澤民最後卻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看守所。

18、洗臉死：2010年4月，湖北荊州市公安縣壹名在押男子離奇死在該縣行政拘留所。警方稱該男子系溺亡在洗臉臺水池裏。

19、蓋被死：2010年11月25日，廣東省茂名市男子戚業強在茂名市第壹看守所內死亡，茂名警方稱其是在看守所蓋被子時被棉被悶死的。

20、異常死：2011年9月24日，廣東烏坎村民薛錦波因參加全村集體上訪維權，被陸豐警方羈押三天後，“突感身體異常”搶救無效死亡。半年後平反。

21、吞雞骨頭死：2016年3月13日，35歲張味軍因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被關押在廣東惠州惠陽區看守所，13天後，警方為其辦理取保候審手續時，張味軍嘔血入院，兩天後不治身亡。警方調查結論：誤吞雞骨頭。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11/4/n8458499.htm

對法輪功的鎮壓 －－維基百科

對法輪功的鎮壓，指在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當局，自1996年起為削弱乃至於消滅法輪功而實施的種種措施，包括多方面的宣傳輿論攻勢、強制再教育，以及多種具有法律性爭議的強制措施，包括滋擾性隨機拘捕、強制勞動、酷刑，據稱有修煉者因此死亡。法輪功在1992年創立以來，曾壹度被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吸收。胡耀邦“三不政策”認為對氣功（包括法輪功）雖不鼓勵也不應批評，實際上官媒壹度正面報導、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也表示過支持。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下令設置機構610辦公室，調動了國家官方媒體、司法、警察、軍隊、教育系統和事業機構，並通過電視、報紙、廣播和（此後的）互聯網的大規模宣傳及大規模管控以推動相關政策。有分析稱存在系統性酷刑、非法拘禁、強迫勞動、活摘器官和濫用精神病醫療措施，藉以迫使修煉者宣布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曾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稱，法輪功學員在勞教營總是受到“最長刑期、最糟待遇”。

中國公安從1999年6月6日開始對100多名在北京參加4.25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員展開訊問。6月10日，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江澤民下令成立610辦公室，稱“統壹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在7月22日正式鎮壓之前，派出了超過3000名安全局特務在中國國內外調查法輪功。

鎮壓開始的最初壹周內，至少有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捕和抄家，另有1200名政府官員被拘留和要求學習共產黨文件並宣布脫離法輪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對法輪功的鎮壓

2020年07月20日 30國逾六百政要聯署 籲停止迫害法輪功

截至7月19日，來自30個國家的606名跨黨派議員共同簽署了壹份聯合聲明，呼籲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修煉團體長達21年系統性的殘酷迫害。

來自歐洲、北美、中東、亞太和拉丁美洲的30個國家606位政要，包括前任和現任部長、參議員、國會議員、及州議員聯署了《聯合聲明》（聲明內容請見文末）。

此外，美國二十多位政要及德國政要還分別發表了個人聲明，呼籲結束迫害。

英國國會議員： 國際社會必須追責侵犯人權的政府

加拿大國會議員：盼“真善忍”回響在天安門廣場

瑞典國會議員：必須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澳洲聯邦參議員：聲明是對中共專政的起訴

澳洲國會議員：永遠支持法輪功

－－http://www.zhengjian.org/node/260648

2019年3月21日 美媒得用空拍才能血淋淋呈現：新疆人的家“大規模消失”

或許妳也聽說 —— 中共政權把上百萬新疆人關押進“再教育營”，但妳可能沒料想到，除此之外，中國近期還用新方法，企圖“洗去”維吾爾族所有文化，並將他們與漢人同化。

兩年前，北京當局開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推行大規模拘禁計畫，如今維吾爾族生活與認同根基遭嚴重破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許多清真寺空蕩蕩，周邊棚戶區被高樓與商店街取代，維吾爾語書籍從書店架上消失，原本賣饢餅的小吃攤也不見蹤影。

為實現“去極端化”目標，新疆當局已拘禁上百萬名維吾爾族人，其余則受到大規模數位監控。中共高層宣稱再教育營是職訓中心，宣傳這是國際反恐鬥爭的創新，並駁斥上百萬人遭拘禁的說法。－－https://buzzorange.com/2019/03/21/wall-street-journal-revealed-how-china-treated-xinjing/美媒得用空拍才能血淋淋呈現：新疆人的家“大規模消失”

2020年6月17日 新疆維吾爾人不僅遭迫害 還被迫為中共做宣傳

為營救被關在中國監獄中的母親而奔走請願的維吾爾人西爾買買提-加吾蘭（Xiermaimaiti Jiawulan），住在伊斯坦布爾，日前他意外接獲到已經兩年半無法聯系上的父親的電話，要求他停止對外發聲。

西爾買買提-加吾蘭表示，他的母親擔任國家公務員長達30年，因於2013年參加中國官方核準的旅行團赴伊斯坦布爾探訪當時就學的他，於2018年遭判5年徒刑，目前仍然在獄中。

西爾買買提-加吾蘭出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霍城縣，2011年到伊斯坦布爾念大學，畢業後在當地工作，已經取得土耳其永久居留權。

－－https://uyghurpress.com/新疆維吾爾人不僅遭迫害 還被迫為中共做宣傳

2020年1月9日 以國安之名關押藏人 中共再犯“反人道罪”？

1月9日，中國官方公布去年在西藏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共逮捕和起訴101人，並宣稱以此“打擊達賴集團”。

海外藏人團體在2012年習近平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訪問美國時如影隨形抗議。當年，西藏自治區藏人自焚的消息接連傳出，他們抨擊中國對西藏的高壓統治是種族大屠殺。

官媒中新社稱，2019年，西藏當地民眾的“安全感滿意度”達99.7%，在中國名列前茅。

《羅馬規約》第七條指出，只要政府對民眾實施謀殺，種族滅絕，人體試驗，酷刑，強奸，政治性、種族性或宗教性迫害，有上述任何壹項行為，就構成反人道罪。

－－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rc-01092020112806.html

2020年8月29日 迫害無極限！中共竟下令藏人“感恩黨”強逼達賴畫清界線

中共西藏黨委書記吳英傑近日下令，要引導西藏各族民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甚至要求大家“與14世達賴喇嘛劃清界限”，吳英傑強調，要極力消除達賴利用宗教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正確處理好“管肚子”與“管腦子”的關系，以維護祖國統壹，加強民族團結。

不僅如此，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7月前往西藏調研時也提出，要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研究”、並以“提高藏傳佛教中國化水準”為重點做好宗教工作。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805479

2020年9月7 日 “內蒙三化” ——蒙人被漢化，草原被沙化，言語被火化

“內外蒙古”是清朝以戈壁為界所做的稱呼，過去被歸為外藩，帶有分裂蒙古的政治概念，蒙古人自己不太喜歡這樣有歧視的說法，他們比較偏愛地理學上的南蒙古和北蒙古的稱呼。

在不同意識形態的需要和歷史機緣的安排下，現在的”蒙古國”和”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讓兩地不同的政治體制和相同的文化底蘊碰撞出蒙古族深層的思考。”蒙古學研究”在蒙古國是”國學”，但在南蒙古卻是”少數民族研究”，成吉思汗在蒙古國是”蒙古人共同的父親”，但在中共以漢族為主體的多元文化中，卻淪落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所以常有蒙族老人自嘲，按這個輩份看自己只是中華民族的龜孫子。

1967年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開展大規模肅反運動，通過刑訊逼供將上百萬人定性為”內人黨”成員，有數以萬計的無辜民眾被屠殺或迫害致死，

2011年5月11日，牧民莫日根被運煤車軋死事件引發蒙族人對中共官商勾結大量開發導致草原沙漠化，以及蒙族長期被欺辱現狀的不滿。兩千多蒙族學生抗議政府，爆發嚴重的學潮，主力多為高中職學生，而警察則搜索學生家庭，逼迫上交電腦，並以諸多罪名對學生進行司法追殺，許多學生甚至遭到毆打與恐嚇。

2020年8月，因中共欲淡化蒙古族母語教學，引發抗議活動，南蒙古有數萬名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及抗議集會，上百人遭拘捕或被軟禁。事件爆發期間，中共關閉蒙文社交平臺及群組，毆打抗議的蒙族人，沒收蒙文書籍和文具，扣留並驅離外媒記者。抗議活動在大陸沒有報導，網路相關話題也被封禁。

近年來，南蒙人呼籲應當繼承和發揚歷史上敢於向邪惡勢力挑戰的傳統，勇敢站出來與中共這個殘暴的外來統治者鬥爭。

－－https://gnews.org/zh-hans/339800/“內蒙三化” ——蒙人被漢化，草原被沙化，言語被火化

2020 年9月12日 中共迫害南蒙古母語教育　蒙古流亡議會發言人：

下壹步就是南蒙古人集體消失

日前，內蒙古自治區（南蒙古）因中國政府發布官方文件，規定使用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和中學在今年秋季開學後，改用漢語教材、以漢語授課，並規定逐年將語文、政治、歷史三門課程全面改以漢語授課，引發南蒙古各地對母語受到威脅的擔憂，目前南蒙古各地爆發罷課行動，學生、家長、牧民、壹般民眾，乃至中共國家體制內的南蒙古公務員、教師、警察等都不約而同地響應抗爭。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中國當局以沒收“草場證”要脅蒙古族人把適齡學童送去上學，日前（9 月 4 日）還傳出在南蒙古阿拉善盟政府辦公室的壹名蒙古族女性公務員蘇日娜為了保護蒙古語言文化，跳樓自殺，網絡上流傳蘇日娜的遺書，旅居美國的蒙古族人諾民（Nomin）把蒙文書寫的遺書用普通話讀出：“我們阿拉善盟的人口少，沒法團結起來，我們寫的請願書連旗政府都沒過就給壓下去了。他們用各種辦法施加壓力。我們蒙語文工作人員的壓力更大。我們就算傻，我們就算懦弱，不要再罵我們了。我們用生命去證明了我們努力過。”

蘇日娜是自 8 月 30 日抗議爆發以來，傳出的第四宗因捍衛蒙古語而自殺的案例。

現居法國、長期從事南蒙古民族自決運動的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中文發言人布宏夫（Boronruh Tsinrh）接受《沃草》專訪，表示中國官方長期將南蒙古稱為“模範自治區”，因為在中共的治理之下，南蒙古可說是對北京政府唯命是從，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南蒙古當地已經不存在任何抗議的聲音，“所有抗議的蒙古人都被北京屠殺、打壓、關進牢房”，他沈痛地說，當壹個中國人說“內蒙古自治區是模範自治區”，這其實是非常殘忍的壹句話，而這次保護母語的抗爭事件，也是源於過去 70 年，南蒙古在中共統治下不斷出現悲劇，長期積累下的情緒大爆發。

布宏夫說，“他們（中國人）不僅殺了我的曾祖輩，也虐殺我爺爺那代、關押毆打我的父輩，現在連對我的弟弟妹妹們也不放過”。

南蒙古在 1947 年 5 月 1 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還要早壹年多，當時中國共產黨承諾蒙古人自治。

至於中國共產黨為何承諾蒙古人自治？布宏夫解釋，其壹因為當時內人黨手下的蒙古騎兵非常強悍，是日本人親自扶持培養的軍隊，隸屬於德王。其二是南蒙古的地利，1945 年時與南蒙古相鄰的滿洲國非常富裕，GDP 排名亞洲第壹，不管是民生業還是軍工業都相當發達，日本戰敗後，蘇聯進入了滿洲國，並協助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占領德王政府控制的土地，而希望比國民黨政府更快進入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決定與蒙古人談判，以承諾徹底讓蒙古人自治，換取蒙古人協助中國共產黨取道南蒙古進入滿洲國，加上蘇聯將滿洲國武器庫的武裝配備撥給中共，讓中共在收編滿洲國軍隊、以及蒙古騎兵的協助下，打贏“解放戰爭的第壹役”遼沈戰役（遼西會戰），順利占領了滿洲國的土地，接著又在南蒙古的南邊打了平津戰役（平津會戰），拿下北京。

在中共建國後，1951 年中共進行土地改革，打著國有地名號，將貴族、地主手中的土地全部據為己有，大舉槍斃蒙古貴族、僧人，並將過去內人黨的部隊據為己有，利用身體素質優良、適應高原地形的蒙古騎兵侵略西藏。

到了 1967 年，中共眼見在南蒙古當地有名望的人都“整完了”，就用莫須有的罪名，聲稱早在 1946 年與中共達成協議後就解散的內人黨“還存在”，宣稱要把隱藏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內人黨“挖出來”，展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肅清事件”（內人黨大屠殺），約 40 萬人遭到肅清、殺害、酷刑、下獄，其中絕大多數是蒙古人。

“現在我們只有語言了，語言壹旦消失了，南蒙古人會徹底消失在中國茫茫人海中”，

布宏夫說。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tZzXHLm2NTcFhBAXDOT9

充公 －－百度

中共接管政權前夕，城市民眾原以為可以仿照中共的農村土改，“認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壹切房租都可以不繳了，甚至以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產了”。不過，中共在接管政權前沒有支持這種主張，而是承諾要保護私人房產，且要“長期實行”。

1955年“射穢主義改造”啟動，1956年中央開始向私房動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營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無力承擔私房相關人員工作和修繕破舊房屋的費用，因此私房改造極為緩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達依然接近60%。從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壹種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統壹征收上來後，然後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幹部職工，而私房業主只獲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補償和部分自住房屋。這種方式被稱為“國家經租”，即國家充當房產中介，把私房統壹征收起來後，分租給幹部職工。以這種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後被稱作“經租房”。

中央稱“經租”是“壹定時期”內的措施，目的是為了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但這個“壹定時期”到底是多久，如何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當時相關文件沒有提及。

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大鳴大放”期間，有諸多批評私房改造的聲音，稱政府靠“國家經租”的形式來解決住房緊張乃藥不對癥，住宅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1955年5月天津市高級法院在工作總結中曾明確指出：“天津市的房屋問題，從現象上看是租賃關系不夠正常，但基本問題還是房屋缺乏。”

針對類似批評，1957年城市服務部張永勵副部長回應。他強調：“對於占有這樣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實行改造，仍任其繼續過著剝削生活，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允許的”。

原本國家只是作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當然，但國家壹紙文件就直接掐滅這種念頭。改革開放後，房主要追回被沒收的房產，大多無果而終。因為經租房儼然成了壹塊肥肉，政府把這些“國有”房產轉賣私人並從中撈油水，利益成為歸還經租房的最大障礙。

此前政府動員房主把房產交給國家統壹房租，然後逐步改變所有制。但怎樣改變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謎底揭開了。1964年政府壹紙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國家經租房屋的性質是‘對城市房屋占有者用類似贖買的辦法，即在壹定時期內給以固定的租金，來逐步地改變他們的所有制’。這就是說國家經租房屋的房主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所有權，因此房主死後，經租房屋不能允許他的家屬繼承，但可以繼續領取國家給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辦理領取固定租金的證明書公證，國家還沒有統壹的規定”，“慎重處理房主要求退房的問題，凡已經納入改造的房屋，應當堅持繼續進行改造，壹律不能退回”，“對於那些嚴重失修、房主無力繼續經營、願意出賣的房屋，房管部門可以作價收購。”

文革爆發後，政府連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發了。各地紅衛兵抄家時還把私房業主轟出去，搶占私房沒收房產證，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壹夜之間就搶占了19500多戶私房，搶占房屋面積達36萬平方米。

文革結束後，82年《憲法》出臺，新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繼承權”；不過政府制定政策作出決定的時候，似乎還是沒有考慮《憲法》的存在，繼續沿用文革邏輯。1985年當時的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發出《城市私有房屋社會主義改造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其中明確提到“已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壹律屬於國家所有”；此後，建設部多次出臺文件確認經租房屬國家所有，由房管部門統壹經營、管理。

國家實行經租房本意是對私房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它從“私有”變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實行“公有”的名義把私房充公後，卻轉手給賣給私人了，政府壹倒手就撈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經碩果僅存的四合院，市場價值動輒上千萬，可是通過房管局的內部關系，可以不經過拍賣，以比市場價格低廉得多的價格買到經租房代管房性質的四合院，當然妳可以想象出其中的貓膩。

利益成歸還經租房最大障礙，私房業主維權難於上青天 經租房變成壹塊肥肉，政府從中撈的油水太多了，私房業主要維權自然難於上青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充公 

2018年5月12日 共產暴政錄：公私合營（工商改造）

蘇共奪權後，對外資壹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中共吸取教訓，采取了另壹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中共對這些外企，壹不沒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許關門，不許解雇工人，還要征稅，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結果外企經營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不得不甘願無條件奉送給中共政府，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壹分錢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國有苦說不出。對本國的民族企業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壹場席卷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各地紛紛采取了清算大會、批鬥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

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

公私合營大體上經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兩個階段。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是在私營企業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幹部（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首先，企業由企業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其次，企業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最後，企業盈利按“四馬分肥“原則分配。

後來國家對資本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壹規定年息五厘。不過，這壹定息是“壹刀切”的，不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也不考慮私股股東的意願。實際上，根據當時的情況，這壹定息不但遠低於壹般工廠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產資料由國家統壹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

幾乎就在實行定息贖買政策的同時，毛澤東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上說：“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兇，良心是不多，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

自1966年9月之後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資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滿，壹夜之間這些財產收歸國有。

中國共產黨是古今中外第壹等無賴，且不說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在層層壓縮、級級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麽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妳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當時有高級幹部欣喜地說：“國家發了壹筆洋財”。這壹斫傷經濟元氣的舉措，使得中國經濟競爭處於劣勢，最後經濟到了“崩潰邊沿”，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幾方面。

首先，這壹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產生的那批民族企業家。隨著私營經濟煙消雲散，商人這個群體也在中國大陸土崩瓦解了。

其次，對於企業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的壹切有用東西，如精打細算，生產品質優良的名牌貨，註意產供銷資訊，迅速適應市場需要等，不僅沒有看作“民族遺產“加以保留，反而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否定了，以至中國至今沒有馳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這種做法還造成了我國地區間社會經濟很不平衡，嚴重影響了壹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小商小販經營不下去而失業，農民要賣的東西賣不出，要買的東西買不到，嚴重阻塞了城鄉物資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經濟的落後狀態。

最後，傳承中斷，公私合營令很多傳統企業、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當局持有，失去家族傳承。

公私合營實質就是強買強賣。舉例說：茅臺酒廠的前身是“榮和燒房”，“成義燒房”和“恒興燒房”。1952年，“榮和燒房”第四代經營者王秉幹因所謂私藏槍械被槍斃，“榮和燒房”被沒收，只補償500元，說他的固定資產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這榮和產的酒壹瓶就賣兩塊銀元。以它的產量和那種規模，怎麽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還以1.5萬元拿走“成義燒房”；2.5萬元拿走“恒興燒房”，三家民企被合並成了貴州省國營茅臺酒廠。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1/n10382929.htm

2018年8月27日  中共到底掠奪了民族資本家多少財富？

從陳祖沛看民族資本家是怎樣發財？

1935年世界經濟復蘇，陳祖沛為在廣州的四家商號：威海日盛德、青海豐泰仁、大連泰和興、天津德和永當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飛騰汽車公司營業主任；再兼光成行業務主任。陳祖沛把幾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時間竟賺了兩萬多元，相當於開張時投入資金9,000元的兩倍多。

1938年，廣州淪陷，陳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業期間，到實用會計學校學習了兩個月會計課程後，再回廣州。陳祖沛看準廣州市場特別需要糧食，便以小洋600元作為股本在廣州創辦大成行。壹炮打響，開業半年，本利賺四五倍。接著，把生意擴展到海外東南業壹帶。

陳祖沛因愛讀《世界知識》雜誌，而與其作者之壹劉思慕相識，而劉思慕恰巧又是陳祖沛的遠房親戚；劉思慕早年留學過蘇聯、德國和奧地利，受共產國際派遣潛入國民政府軍事要害部門做地下工作。《華商報》的復刊經費，原是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壹負責，但有很大困難；在劉思慕動員下，陳祖沛立刻認捐港幣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還動員有關系的商戶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訂報的辦法支持《華商報》。

為配合共軍攻勢，沈鈞儒準備復辦《新生周刊》；陳祖沛捐助開辦費1萬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元。陳祖沛還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壹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共軍等等。1946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中共的款項達10萬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面臨決戰階段，陳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陳祖瀛赴天津，動員職工做好迎接共軍接管天津和華北地區的準備工作。陳祖沛為開辟對天津和華北地區的貿易，組織了壹大批緊缺物資如汽油、柴油、卡車、輪胎、橡膠和西藥等，包租了三千噸級的英國輪船運往天津港並親自押運。為中共解了物資非常缺乏，土特產銷售不出之經濟困境。

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世界知識》雜誌創辦人、《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音樂家馬思聰，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等壹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陳祖沛滿載貨物貨輪上，秘密地回到中國去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妳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千家駒後來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他經常聽毛澤東這樣說：“看起來，這不是壹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把這壹班人送上賊船的陳祖沛，最後也自投羅網。1950年，陳祖沛隨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組織的香港澳門工商界參觀團回東北觀光，走馬看花、匆匆壹瞥便相信“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只要好好地跟著共產黨幹，壹定會有光明的前途。”之後，把資金搬回內地參與創辦了中國第壹家中外合資企業。

1952年五反運動壹展開，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補稅款”舊人民幣200億元；即使傾其國內各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壹個多月，最後由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元，才得脫身。

1957年，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的陳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劃為右派分子；隨即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職務，在七鬥八鬥之後跳樓自殺，雖未死卻跌跛了壹條腿；由於當局仍著眼於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未再窮追狠打，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復全部職務。

陳祖沛命大活下來了，盧作孚卻死了

三五反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殺死，至今沒有公布；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同誌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余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壹代船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幹部楊亞仙、冉慶之、陶建中、蕭懷柱等被槍決，郭經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陳國光、劉子國、周雁翔被清洗，錢喬被捕出獄後自殺。而且朱樹屏交代的民生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竟有五六十個之多。(李肇基：《盧作孚之死》)這些都是共產黨、毛澤東為鞏固權力、為掠奪財富而制造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壹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壹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臺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壹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對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難以接受的；盧作孚當晚便自盡了。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遺書的同時，更為“新中國”在海外保存了兩千余萬美元的資產，加上在大陸的資產，折成時價，當是天字數字了。但是，可愛的黨把他的資產“公營”了。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彩，到處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準”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各界群眾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射穢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紅旗飄揚，鑼鼓喧天；戴著眼鏡的、胖胖的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是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壹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樂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不但帶頭把身家、產業、秘方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共產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很積極。6月15日，在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兩個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樂松生第壹個發言，批判章乃器的反射穢主義言論。

九年後，樂松生終於被清算，大柵欄同仁堂前庭懸掛的1669年樂顯揚立的老匾，毀於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遊街以後自殺了。還有人看到像他老母親的壹位老太太被關在籠子裏受盡淩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慘地死去了。

上海市的榮毅仁，1954年和樂松生壹樣，也向政府提出將企業公私合營的要求，所以也有“紅色資本家”的稱號。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就把自己的產業無償地交出去了。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洪流之中，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進入到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壹些不甘被掠奪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壹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1957年，榮毅仁被揭發和盛康年等人搞反黨小集團，大肆反攻倒算。據民建上海市常委、臨陣起義的嚴諤聲向中共上海市統戰部檢舉：以榮毅仁、盛康年為首的“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有：經叔平、嚴諤聲、劉念義、胡子嬰、吳中壹、唐誌堯、吳誌超、蔣伯笙、蔣和盛、吳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榮鴻仁、王嘉元、簡日林、韓誌明、汪君良、雷平壹、王懋德、車懋章、孫善章等；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布廣，涉及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聯、上海市民建會、上海市政協等單位，遍布稅務、財政、勞資、射穢主義改造辦等部門，用鉆進去、拉出來等手段向共產黨、無產階級發起猖狂的進攻。而漢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正是這個小集團的黑後臺。(新華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電)

正當他們即將陷於滅頂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瓦伊漢向他們拋出了壹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說了，妳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即為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

向德最終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劃為右派分子，對比向德，榮毅仁則較幸運。中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孫更舵(中共黨員)、市工商聯副主任杜大公（中共黨員、民建抓整風反右的領導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漢也派民建中央秘書長、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曉村到上海救火。所以，榮毅仁對毛澤東真是感激涕零呀！

1966年8月，章伯鈞、章乃器在康同璧家裏見面。章伯鈞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裏，毛澤東只保了壹個榮毅仁，其它人都受了沖擊。”

羅儀鳳在壹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壹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著脖子，從頂樓倒拖至壹樓，腦震蕩的後遺癥長期不愈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1966年8月20日，榮毅仁的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湧到北太平莊榮毅仁家裏，大肆打、砸、搶、批、鬥、抄；榮毅仁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落此下場。真是壹失足“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而成千古之辱。

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賬新賬被壹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斷；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不予及時治療致左眼失明後，軍代表責成其與經叔平壹起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太太楊鑒清被打得死去活來，臥床不起。連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幸免。

重慶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除經營銀行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蜀華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國民印刷公司、重慶利濟財團、中國毛紡廠、中國興業公司、四川絹紡廠、寶豐公司、興華保險公司、天府公司、德豐公司、同春字號、嘉陽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公司。(重慶市檔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幹企業。

他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壹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壹國途經重慶時，專門去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及其妻子王棣華；周恩來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幾個月後，中共卻將這個“老朋友”變成敵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在民國時代康家是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康家卻成了右派大戶。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幹、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從此康家像新中國的牛鬼蛇神壹起，受到歧視，受到摧殘，受到迫害。

四川美豐銀行是我國第壹家中外合資銀行，1926年變為全華資銀行；1935年，僅興建七層高的美豐大樓便耗資49萬余元。1937年，經五年的三次連續增資：資產便由1932年的25萬元增至300萬元。做為美豐銀行主要操辦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遠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豐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60多萬之外，還有個人名義在其它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100萬元。至1948年資本總額為金元券200萬元，在上海、南京、長沙、漢口、西安、昆明、貴陽、成都設置分支機構43處；投資達上百家企業公司。(張壽寧：《敢為天下先》、重慶市檔案局)

1949年11月重慶易手，1950年4月美豐銀行宣告停業，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結束(《天涯小區》)。康家到底被共產黨共了多少財產，現在連康家後人也不清楚了。

經歷過當年公私合營評估資產的老人說，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評為24.1864億元，是實際的十分之壹都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資方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所謂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的行業合營委員會最後“核定”。且不說之前之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之類的折騰、敲榨、勒索，只看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的工人群眾“監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https://www.ntdtv.com/b5/2018/08/27/a1389135.html

2020年2月19日 第壹波韭菜 “公私合營”中共逼資本家交出財產

所謂“公私合營”，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射穢主義改造，按照1956年高潮時的政策，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壹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壹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公私合營後，每年企業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期限20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壹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射穢主義全民所有制。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壹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1953年底、1954年初，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影響下，不少私營工業企業及企業主主動提出自願合營要求。從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俬營工業企業向政府部門表示了合營要求。

為什麽“資本家”們這麽積極？根據當時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的歸納和總結，“資本家在對待公私合營態度方面就已經申請的資本家而言，動機不壹，有的是認為遲早要合營，看風使舵、遲走不如早走，爭取趁頭班車；有的看到別人申請，自己不申請不好顧面子；有的是通過申請進行試探；有的認為申請也不壹定選到他，投機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組或派員下廠，認為政府已看準，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漂亮，不如早申請；有的企業困難，希望通過公私合營，渡過難關；有的企圖趁機放包袱。”

除了這些外，開始於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也對“資本家”們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據記錄，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自殺企業主及家屬就達到了876人。巨大的壓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

上海永安百貨公司是1955年自願要求公私合營的，11月底獲批。經過50多天的準備，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營”。這壹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門樓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貨”卸了下來，在熱烈的掌聲中裝上髙達五丈八尺的“公私合營永安公司”霓虹燈。

1966年，永安百貨改成“國營東方紅百貨商店”；1969年時再度更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為“華聯商廈”；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貨的店名。

永安百貨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營後，擔任了壹段時間的總經理，後來還曾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等。文革開始後仍因資本家身份遭到批鬥，1974年心臟病發作病逝。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2/19/923228.html

2017年10月13 日 新電表背後偷電的貓膩，妳知道嗎？

關於電業局更換新電表後用戶的電費幾乎翻壹翻的問題己得到100%的用戶證實。

有電工在家做了壹個測試，把功率2P的空調開了3.5小時，加上日光燈、冰箱和筆記本電腦，耗電量應該在14度左右，但他家電表顯示用了28度電。原來他家用的電表限量是5A，而不是大容量的40A。

壹個1200W的電熱水壺，其電流就是1200W/220V=5.4A，光用壹個電熱水壺的電流就超過電表的正常工作電流，加上其它電器，很多家庭壹半以上時間的電流量都超過電表正常工作的5A或10A限量，壹旦超出這個限量時，電表讀數就是以正常值幾倍的速度飛快旋轉，最後每月交電費時就不得不多交錢了。

智能電表本身具有壹定耗電量，轉加給了消費者用戶。智能電能表不是節能而是高耗能源，它不僅有機械電表的物理性耗電，而且該表內有塊電池，長期處於充電狀態（充的是用戶電），且有脈沖、跳閘、紅外、報警四個功能不用電也耗電，還不含機械性電損，這些耗費都由用戶承擔。

－－https://kknews.cc/zh-sg/news/kag66qp.html

2019年7月21 日 廣西上千民眾拒絕交電費 智能電表計量不精確 電費高得有些嚇人

近些年，為完成廣西供電局低壓集抄項目，廣西供電公司統壹部署，要求各部所開始對用戶免費更換智能電表。

廣大用戶反映，更換智能電表後，電費高得有些嚇人，懷疑新電表計量不精確，引起社會各界關註。

近日，廣西崇左市民近上千人，對此表示不滿不願繳納電費，最近經常聽說有電老虎的問題，出現在出租房屋的電路，沒成想國家獨門生意的電網，為了利益兜售智能電表，壹個城市的水電其實都是屬於國有企業，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應當是減免賦稅，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但是，從小編過往的印象裏，農村在水電方面的開支要比城市開支更高。－－http://m.toutiao.hebtv.com/keji/bftt1284818.html

2018年6月13日 自己壹天要交多少稅？ 99%中國人不知道

作為壹個中國人，每天都在交稅。究竟妳壹天要交多少稅呢？

在中國，壹件衣服中包含營業稅、增值稅、教育附加費、社保，占零售價的27%；化妝品中的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占零售價的50%。

在中國購買壹輛汽車，內含購置稅、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車船稅，共占零售價的40%；而在美國，壹輛汽車的零售價中，企業繳稅占2%左右，消費稅平均是5.5%，壹輛車的稅費僅為7.5%。

以老百姓在餐館裏點菜為例，如果點壹盤有豬肉的菜，價錢裏要含30%的稅費，因為養豬的農民要征收15種稅費、餐館還要繳納營業稅、所得稅、教育附加費、員工五險壹金等。

房地產方面，中共稅費名目眾多，比如“土地出讓金，人防費、消防費、配套費、規劃費、規劃定界費、復核費、評價費、防雷檢驗費、開口費、治安費、印花稅、增值稅、城建稅、教育設施建設附加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等等等。”

官方數據稱，2010年大陸九大城市的房地產總費用中，各項稅費占49.2%，其中上海稅費占64.5%，北京占48.28%，廣州占46.94%。

單就稅收來說，中國人的個人所得稅和間接稅這兩項中，間接稅要比個人所得稅高出幾十倍。間接稅就是隱藏在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裏的稅收，包括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

國際上對藥品壹般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對藥品征收最高級別的17%增值稅，進口藥品加收3%到6%的關稅。

《福布斯》做的壹項調查表明，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

－－https://www.ntdtv.com/gb/2018/06/13/a1379541.html

2020年9月15日 巧取豪奪！醫保賬戶裏的錢竟被充公了…

在諸多“利民利好”的遮蓋下，這次醫改之後，人們醫保卡的個人賬戶就將悄無聲息地癟下去。那種只要壹年不生病，就成“萬元戶”的日子將壹去不復返……

大家都知道，醫保個人賬戶裏的錢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壹部分是個人繳納的2%，另壹方面則是單位繳納的30%。這實際上就是單位給予員工的個人福利，因為按照原先的規定，這部分錢都屬於自己。但如果按照這次改革的方案，單位繳費的30%要全部劃入統籌，也就是人們通俗意義上的“充公”，留在我們自己賬戶上的錢就只有自己繳納的少的可憐2%了。

為什麽要這樣改革呢？專家和有關部門給出的解釋是：個人賬戶裏的錢存在大量閑置，造成了極大的浪費。這個理由真是夠冠冕堂皇的，竟然是覺得個人賬戶裏的錢存在大量閑置，就要把原本屬於個人的錢“充公”？這是哪門子道理？這不是公然地違背“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嗎？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2019年全國職工醫保的統籌基金是10005億元，個人賬戶中的單位繳納部分約是4300億元，約占個人賬戶基金的73％。目前參保人數大概在3.3億人，也就是說，有關專家和有關部門的壹句“存在大量閑置，造成極大浪費”，就從民眾這裏劃走了4000多億的資金。

真是不明白，這些專家為什麽總是把眼睛盯著民眾碗裏的那點肉呢？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5/2267657.html

2020年9月16日 平遙古城居民祖屋強行歸國有 200戶遭貼封條趕走

山西平遙古城近日成為內地網民熱論話題。古城內200戶居民的祖屋近來被地方當局強行收歸。

戶主被要求15日內搬走

山西省委6號文件規定，太原、大同、陽泉、長治、榆次五市出租房屋壹百平米以上的，城鎮房出租房屋六十平米以上的，可作為改造對象進行改造，已納入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壹律屬於國家所有。有關文件限制戶主15日內搬離，逾期將強制收回房屋。有平遙古城房甚至被強行帶走，店舖被查封。

有房子現值數千萬

位於南大街171號的平遙寶裕源客棧，由清朝太爺那代開始都屬於趙家，"我們有房產證"，但現在平遙縣自然資源局於今年8月26日登報，單方面將他持有的"不動房產權證書"作廢。

平遙古城客棧業主竹燕（化名）指，當局單方面定下收房期間，又不予人任何上訴權利或協商途徑，強行過來就鎖起單位及貼上封條。

民眾：財困政府看上"肥肉"

對於政府無故強搶私產，晉中居民吳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認為，事件與當地政府財政陷困有關，因為當局看上旅遊還是壹塊肥肉："政府發不出工資，而旅遊景點有收入，平遙是旅遊大縣，財政收入相當可以，所以他們盯上老百姓最後壹塊蛋糕，把它收回來由他們當局自己來經營，最後壹茬韭菜也要割光。"

平遙縣政府2020年施政報告說，該縣全年共接待遊客1,765萬人次，旅遊總收入209.7億元人民幣（約243億港元）。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6/2267925.html

2020年9月19日 中國大量外貿人員銀行卡被公安凍結更多內情曝光

中國大量外貿從業人員抱怨自己的外貿銀行帳戶無故遭公安凍結。近日，壹位帳戶被凍結7次的外貿人員揭露，公安在官方授權下，可以在電腦前凍結任何壹個他們認為"存疑"的帳戶——不論是在何地、不管哪家銀行，而且關聯帳戶也都面臨凍結風險。

大陸媒體5月曾刊發《糟心！將近有700多個經營戶銀行卡帳戶被無故凍結！原因不明》壹文，揭露大批經營者銀行卡無故被凍結。其中壹人說，這次據說凍結了上萬帳戶。也有人說，據他所知，今天（5月19日）壹天有上千人的銀行卡被凍結。

網友經歷的解凍帳戶所需時間和條件也各不相同，有人被凍三天後解封，再被凍半年；有人去年被凍，"不知道猴年馬月能解決"，有人被要求支付凍結款的15%以解凍，有人被要求先去凍結地"交壹筆行政處罰金"。

還有人說，壹個經營戶的銀行卡被凍結了，那邊直接說要30%罰金，否則無限期續凍！－－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9/2268781.html

2020年9月24日 1000萬巨款不翼而飛!女子狀告建行,獲賠450萬

李某家住遼寧省沈陽市大東區，在2016年4月28日，李某應在光大證券工作的朋友韋某的請求將1000萬元存入廣州市建行利雅灣支行。

法院文書顯示，當時韋某向李某表示要存款業績，請求李某將存款存放在建行利雅灣支行處，雙方約好存款期限為半年，並承諾給予高額的利息。

在李某將涉案款項存入建行利雅灣支行處後不久，韋某也即時通過銀行轉賬方式向李某支付了涉案1000萬元款項半年的利息62萬元。

可是僅過了4個月，在2016年8月29日，當李某到建行打算取出這筆錢時，卻發現賬戶內已無任何款項。經其向建行利雅灣支行查詢，發現涉案的存款早已被轉至銀盛通信公司的賬戶中，具體轉款情況為：2016年4月29日轉賬支出81筆共計405萬元、2016年4月30日轉賬支出21筆共計105萬元（當日又轉回壹筆5萬元，實際轉出金額100萬元）、2016年5月1日轉賬支出20筆共計100萬元、2016年5月2日轉賬支出40筆共計200萬元、2016年5月3日轉賬支出39筆共計195萬元，上述轉賬支出合計1000萬元。

壹審法院認定李越在案涉交易過程中存在泄露個人信息及賬戶信息的過錯，導致犯罪分子有機可乘，從而轉走銀行存款無任何事實依據。案涉銀行卡自始至終均由李越隨身攜帶，密碼也從未泄露，壹審法院也確認李越並未提供銀行卡密碼、身份證復印件等信息。

案涉銀行卡在2016年4月29日至5月3日期間共發生201次明顯異常的扣款行為，但是建行利雅灣支行從未就該異常行為重新識別客戶身份，確認交易的真實性，也沒有通過短信或者電話的方式提示或者告知李越賬戶存在異常情況。建行利雅灣支行在案涉銀行卡明顯存在異常交易的情況下，既未通知也沒有對案涉銀行卡的異常交易行為履行監管義務、對其交易做暫停辦理，反而是放任該異常交易長時間、高頻率的發生。建行利雅灣支行的放任行為使犯罪分子有機可乘，明顯存在重大過錯。

存在兩大爭議焦點

壹審庭審中，李某認為建行利雅灣支行在沒有合同約定及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未經李某授權將其存款1000萬元轉走，並為此要求建行利雅灣支行返還涉案存款及承擔相應的利息損失。

建行利雅灣支行則認為涉案款項的轉出是相關結算系統根據第三方機構發出的指令自動進行，與建行利雅灣支行無關。

壹審判決：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

壹審法院根據交易常識和生活經驗，按照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認定建行利雅灣支行在涉案借記卡的扣款交易過程中已經正確履行自己的義務，並不存在過錯，也沒有違約行為。現李某要求建行利雅灣支行承本案訴訟請求確定的法律責任，於法無據，壹審法院對此不予支持。判決：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壹審案件受理費82860元，由李某負擔。

終審判決李某獲賠450萬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82

強制拆遷 －－維基百科

強制拆遷，簡稱強拆，是中國大陸的壹種從2000年代開始到現在不斷發生，而且愈來愈嚴重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常指在拆遷過程中，拆方與被拆方未有接觸或正在談判的時候，拆方通過暴力方式先行將建築拆卸（或改建）的行為。在中國大陸各個城市村鎮，由於土地國有且不斷升值，在物權不清晰或在租賃有分歧的情況之下，經常以強拆方式“解決”。當中以河南省及浙江省問題最嚴重，經常有非法拆遷的新聞出現。在中國大陸，甚至有官員組織學生冒充中國公安部特警總隊參與非法拆遷的新聞出現。有人將這壹時期的強制拆遷看作是英國圈地運動的中國版。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法律制度下，城市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屬於集體所有。實質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土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政府通過轉讓土地的使用權，輕易獲得巨大的預算外收入，亦造成地方政府極度依賴“土地財政”的情況。在轉讓過程中，地方政府僅將土地掛牌轉讓，即可獲得收入，而無須征得土地使用權人（即被拆遷人）的同意。

沒有與使用權人達成協議，即由政府轉讓給第三方的土地被稱作“毛地”。2007年，國土資源部《關於認真貫徹〈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進壹步加強土地供應調控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按“凈地”分塊供應土地。由於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狀況並未改變，因此在拆遷過程中，地方政府仍是強硬的壹方，強制拆遷不可避免。

內容

主要分三種情況:

在住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住戶及屋內所有物件壹同推倒並拆卸，通常在夜間施工及時間在壹晚之內完成。

在住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住戶的所有物件轉移；或者將房內住戶強行拖出，再進行拆卸。

住戶在入住過程中，拆方會使用逐漸拆除的方式，先將住宅的壹方墻體拆除，住戶若不肯遷走，則繼續減少住宅的面積。

強拆引發的意外事件

強拆引發拆遷戶死亡或重傷

2011年1月31日，廣東東莞石排鎮拆遷戶喝農藥後砍下強拆者人頭前去投案自首，在指認案發現場時毒發身亡。

2011年4月24日，中國新聞網報道湖南株洲農民為抗強拆自焚，官方稱已中止強拆。

2010年12月23日，新京報報道北京村民夜守遭強拆房被打死，8名被告最重判無期。

2010年10月20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報道，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岡鎮在拆遷期間發生壹起強拆自焚事件，拆遷戶三人重傷。

2010年5月27日，河南《東方今報》記者報道，當日早上7時許，河南鄭州市須水鎮發生壹起強行拆遷致人死亡事件，死者是鄭州壹家名為“香鍋裏辣”飯店的老板娘。

2009年某月，四川成都金牛區因修築公路強行拆除唐福珍夫婦投資700萬元的綜合樓，僅補償為217萬元，唐福珍夫婦拒絕拆遷。在樓頂自焚，唐福珍重三度燒傷並吸入式燒傷，不治身亡。

2006年某月，山東菏澤市牡丹區興建香格裏拉廣場，以公益建設為名行商業開發之實，由於補償偏低，李民生等居民不願拆遷。李民生上吊自殺身亡。

2003年某月，江蘇南京玄武區拆遷辦在沒有與翁彪達成拆遷協議的情況下，強行用推土機鏟平了翁的房屋，翁彪來到拆遷辦公室用汽油自焚。翁彪中度3級燒傷，拆遷辦6人燒傷。

強拆引發拆遷戶抵抗殺人

2015年9月14日，山東平邑拆遷血案張紀民

2016年5月10日，河南鄭州薛崗村範華培

2015年2月19日，河北石家莊市賈敬龍

2013年12月3日，江蘇省蘇州市範木根

2013年9月，山東昌樂丁漢忠

2011年6月23日，山西省朔州市吳學文

2008年5月14，遼寧省本溪市張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宜黃“9·10”強拆自焚事件

宜黃“9·10”強拆自焚事件，或稱“宜黃“9·10”拆遷自焚事件”、“宜黃事件”、“宜黃9·10事件”，是2010年9月10日在中國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岡鎮發生的壹起因強拆問題引發的自焚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重傷。事主親屬並遭到當局圍堵和軟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強制拆遷

2010年10月27日 令人無奈的“流氓式強拆”

河南鄭州有拆遷新方法。二七區淮河路街道辦事處，多位居民被人用車拉到壹個叫櫻桃溝的地方扔下，待他們回到家中，房子已被拆除。知情人稱，被拋到櫻桃溝的遠不止這些人(10月25日《河南商報》)。

被拋荒郊的有個人叫李付俊，他因在外打工致下殘疾，為供養母親和孩子，搭個鐵皮屋修車。違章搭建鐵皮屋當然可依法拆除。但通知限時自拆，卻在限時前去強拆，這顯然是違法行政(莫說自拆限時未到，就是限時已到，仍需通知強拆時間)。

另壹個被拋荒郊的叫彭靈枝，她本是有房可住，因6月24日房子被強拆，這才被迫搭建了窩棚。從有房到無房，從良民到“違法”，原來是很容易的，壹個原本安居樂業的人，很容易就變成壹個不僅無家可歸而且尋找棲身之所也違法的人。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2_6092.html

2012年5月10日 又見中國式強拆 民警毆打老太引圍觀！

民警毆打老太引網友熱議　

江蘇省徐州市網友：作為壹個被拆遷戶，看到深感愧疚，作為壹個高校在校研究生對祖國未來感到迷茫……強烈為老太太壹家人感到冤屈，為中國現狀擔憂。

　　貴州省貴陽市網友:草妳媽，有沒有人性啊??這就是自由的國度?

－－http://www.afinance.cn/new/Print.asp?ArticleID=446363（網上有視頻截圖－－整編者註）

2014年4月7日 中國式強拆-----官商勾結 利令智昏

那些和拆遷有關的官員----李拆城、季挖挖　、孫善扒

“拆走壹頭牛，賠了壹只雞”，壹些地方暴力拆遷的最大動力就是暴利。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壹些具體實施拆遷的單位之所以能“拆出壹條血路”，不是因為他們太“勇敢”，而是身後有當地官員在壯膽。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對政府不斷逼近的破拆隊伍時，壹次次舉起油桶，把汽油澆在身上，要求停止強拆，對話協商解決拆遷爭議，但是拆遷方並沒有理會，最終唐福珍選擇了在自家天臺上“自焚”。而當時的成都市領導就是因為大力推進拆遷而被坊間稱為“李拆城”的李春城。

被老百姓稱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長季建業，在他主政南京的幾年內，滿城開挖，把六朝古都變成了個大工地。《第壹財經日報》報道稱：面對“季挖挖”的責罵和高壓，有些區縣幹部只能將任務層層分解，壹級壓壹級，限時限量完成。壹些強拆項目，甚至提出底線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現場，什麽手段都能用。”

據《財經》雜誌報道，原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孫善武在擔任洛陽市領導時，強勢推進舊城改造，“別人不好拆遷的地方，只要孫善武壹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眾稱為“孫善扒”。而在扒房的過程中，因管理不善，九朝古都的不少文物建築都被破壞，而洛南地區4萬畝耕地被建成了行政區和商品房。

是誰給了他們權力，是誰助長了他們的氣焰？自焚是老百姓弱命無助的抗爭，連坐是官門慣用的伎倆，文明被他們無情的踐踏，利益是他們共同的天堂。

自取滅亡是他們最終的結果！中國式強拆何時是個頭？鬼城何時能夠休眠？老百姓的幸福家園在哪裏？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4-4-7/1027250.aspx

2014年10月16日 昆明強拆沖突致8人死亡

國內的新聞報道說，整卡車的男子周二來到工地現場，與村民發生沖突。來的人似乎穿著類似警察制服的​統壹服裝、攜帶防暴盾牌和警棍，這引起人們的疑問，來者是開發商雇的、還是當地政府雇的。

“沖突另壹方並非政府所說的施工人員，而是壹些人雇來的社會上的人，統壹的黑色制服，頭戴黑色鋼盔，還有拿著標有警察字樣的盾牌，沖突時使用了大刀、瓦斯等，”財新援引富有村村民的說法寫道。

今年七月，富有村的壹些農民曾對《春城晚報》說，物流中心的建設工作阻塞了排水渠道，導致暴雨之後菜田多日被淹，毀壞了價值數萬元的農產品。《春城晚報》是總部在昆明的壹家報紙。

 昆明市政府在周三的聲明中說，沖突發生在晉寧在建的壹個工業產品物流中心工地，晉寧是昆明管轄的壹個縣。

政府說，死亡者包括六名施工人員和兩名村民。另有18人受傷，其中壹人受重傷。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016/c16clash/

2016年7月9日 人民網評：多少次意外死亡才能阻止“強拆”重演？

據《京華時報》報道，6月16日，長沙嶽麓區觀沙嶺街道茶子山村的60歲農婦龔雪輝家遭到強拆，她的家人被強制押進中巴車帶離現場，之後家人發現龔雪輝“失蹤”，向警方報案，警方不立案；借來挖掘機試圖挖開廢墟，卻被當地叫停。7月7日，家屬終於借來了挖掘機，發現了廢墟下的龔雪輝遺體，這已經是整整21天之後。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709/c1003-28539803.html

2019年7月8日 暴力強拆，暴力抗拆！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維權

賈敬龍是誰？民間則有人稱他是壹身正氣的“英雄”。法庭已經判他死刑立即執行。

村裏舊村改造拆遷，但是拆遷補償沒有達成壹致，被拆遷人賈敬龍沒有搬離房屋，村主任何建華帶領村委會、治保會對賈敬龍家的房屋進行了強制拆除，而這些房屋是賈敬龍用於結婚的婚房。

壹場強拆，房子毀了，婚姻毀了，悲憤至極的被拆遷人賈敬龍起了殺人之念，2015年2月19日，農歷大年初壹，賈敬龍在村團拜會上，用改造過的射釘槍射殺了村主任何建華。

－－http://dekailawyers.com/falvzhishi/791.html

2020年4月16日 為什麽說

運動式非法強拆是在“破壞抗疫復工”和“顛覆改革開放”？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使我更加看清了多處強拆事件的整體輪廓及其文革式運動的性質。壹件事是3月25日，青島涵碧樓被非法強拆（《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3月28日），濟南的雪野湖1035套別墅也將要被非法強拆（綠苑全體業主等）；壹件事是4月9日北京密雲區召開“建基本無違建區”動員部署大會，宣稱壹年內要強拆188萬平方米建築；新城子鎮當天就示範強拆了壹個700平方米的建築，“同時鎮全體黨政班子成員，包括村組長、18個村書記主任等70余人進行現場觀摩，通過這種方式向全鎮黨員幹部展現新城子鎮黨委政府堅決依法依規拆除每壹處違法建設的信心和決心。”（《人民網》，2020年4月10日）時間緊湊，規模巨大，手段狠辣，絕不是因為有些建築真的“違章”，而是強拆已經有壹個大規模的計劃，這些建築只是在這個計劃中要完成的數字指標，並要采取運動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完成目標。這就是運動式非法強拆。

文革式運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壹，進行動員。這是壹個“運動”的重要儀式。密雲區的動員部署大會顯然符合這個標準。第二，設定假想敵及其罪名。這個假想敵這就是“違章建築”，其罪名是“沒有得到批準”。第三，要有壹個數量指標，即假想敵應占的百分比。如“右派”的比例應該是多少。據孫立平，某地壹個區委書記說，他2019年要完成強拆100萬平方米的任務。“拆哪都行，只要夠100萬平方米，區委書記就繼續做。” 也說明，假想敵及其罪名只是借口，其真正的目標是“房屋”。第四，“先定罪，再找證據。”這是文革時整人常用的手法。在現在非法強拆中也經常是先決定要拆，然後再找理由，如涵碧樓“破壞海岸”。第四，無法無天。“無天”就是無視憲法，也就無視其背後的天道，自然法和良知。“無法”就是踐踏幾乎所有的法律及其規定的正當程序，踐踏有法律約束的政府承諾和民間合約。我們目前所見的所有非法強拆幾乎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http://sinoustimes.com/contents/50/32861.html

2020年4月21日 中國江蘇強拆案頻發，被指為緩解地方財政負擔

維權網連續報道中國地方強拆案。

江蘇張家港市居民陶紅說，近日城北街道範莊社區村書記錢得棟等人帶人“偷拆”她83歲婆婆居住的合法房屋，該處房屋繼承人是陶紅及其四個子女。

陶紅本人因自己房屋拆遷和財產被燒，維權上訪近8年。為阻止其前往北京上訪，當局在她家門口安裝了兩個監視探頭。照片顯示，老人坐在房屋廢墟上無奈抗議。

4月18日，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廣益街道尤渡村兩戶房屋被強拆，戶主袁錫明、尤強說，壹夥不明身份的人早上在沒有任何合法手續情況下，切斷水電，撬門入宅，將熟睡中的家人架走，拘禁在秘密場所後動手強拆。民警趕到現場時人已撤離。有人認為強拆是當地政府所為。

維權網還報道，近日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先鋒街道辦事處，與當地居民沈建芳的拆遷糾紛進入白熱化。當局在舊房現場拉起“勤勞致富是正道，壹夜暴富是幻想”等大標語，沈建芳則在樓頂打出“征收協商，政府應誠實守信”以及“違法拆遷要坐牢”的橫幅。沈建芳稱當局是在以“文革”式的標語“逼遷”。

－－https://www.voachinese.com/a/liand-demolition-jangsu-0421/5383714.html

2017年11月23日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猶如黨衛隊清理猶太區”

星期四，北京當局驅逐外地人。那場面十分地駭人，天寒地凍，警察及各類公務人員，上門驅趕無家可歸的“低端人口”，政府公然地把自己的壹部分公民劃入“低端人口”，並在嚴冬下令驅逐他們。有網民直指此舉就像“黨衛隊清理猶太區壹樣啊!”

習近平親信蔡奇領導下的北京市壹直有清理“低端人口”的舉動，最近由於政府管理不善，發生壹座違建房屋起火造成19人喪生的“11.18”大火後，外地人的悲慘遭遇不僅沒有引起政府同情，反而為政府大批驅逐他們提供了口實。

目前在社交網絡廣泛流傳著壹份以“在北京外地農民工及生意人”為名發出的寫給北京市領導的壹封信。信中說，他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到北京，加入城市建設，“多年來我們奉獻了青春，奉獻了所有，為北京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現在，年齡已大，卻面臨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的局面，為了有口飯吃，仍在“咬著牙堅持”，“現在政府要清退我們，我們壹時不知道該往哪裏去”。

信中說，“在農村我們沒有土地，在城市我們居無定所，…我們的出路何在？國家提倡老有所養，老有所醫，養在何方？醫在何處？我們很迷茫”。

壹段署名上官亂的推文說：“當妳是低端人口，妳以為至少還有聚福緣公寓，容得下妳的京城夢，直到壹場大火，死的死去，活著的趕走。當妳是京城中產，妳上著壹年六七萬的幼兒園，妳以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歲月靜好，直到有壹天發現了孩子的針眼。妳以為至少還有網絡，直到鋪天蓋地刪帖。無處藏身，也無處逃遁，妳誰也不是。”

據生活在北京的知情人稱，北京實施‘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已經持續了3個多月的時間。整個北京市的轄區，像朝陽區、西城區等，都存在“目標限額”。

這位北京的主政者就是從“三無人員”飛黃騰達，19大坐直升飛機進入政治局的蔡奇。有人評論：“政府真能下得了手，十壹月底，數十萬人，說讓滾蛋就滾蛋。”

－－https://www.rfi.fr/cn/20171123-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猶如黨衛隊清理猶太區

2017年12月1日 北京驅逐外來務工者，數萬人寒冬中流離失所

市政府說，要求農民工搬走，是為了他們的自身安全。

在遠離市中心摩天大廈和歷史性建築的攤大餅式的北京遠郊區裏，住滿了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警察和安全檢查人員正在那裏進行排查。

“壹夜之間，我的謀生手段突然被毀掉，就好像遇上強盜似的，只不過這是政府幹的，還說這是因為他們關心我們，”來自中國中部河南省的38歲婦女張貴欣（音）說，她的水果和蔬菜攤已被拆除。

習近平在10月份獲得了擔任中共領導人的第二個任期，他誓言要建立壹個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富裕社會。

在他們搬出的建築裏，吃了壹半的方便面和被棄的玩具見證了生活被突然中斷的時刻。

“蓋這個樓的時候、他們來檢查的時候，或者我們交押金的時候，他們從來都沒說過這是非法的，現在卻通知我們要搬出去，壹點都沒得說的，”來自中國中部的42歲的司機羅海剛（音）說。兩天前，他接到了搬出自己單間公寓的通知，他正忙著收拾東西。

北京市政府表示，清理工作勢在必行。

但是，遭驅逐的工人在寒冷的冬夜拖著他們的行李在街上行走的照片傳到社交媒體上之後，引發了異常強烈的公眾反對。

無家可歸的農民工的照片“讓我想起了電影裏猶太人被趕出家門、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的情景，”家住北京的35歲的專業攝影師劉博文（音）說，他幫助成立了壹個為流離失所的農名工尋找住處的服務。“我覺得，我們應該站出來說話。”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1201/china-beijing-migrants/

2018年7月9日 又驅趕“低端人口”！ 中國北京強拆工廠逼走外來人口

中國北京市的大興、順義兩區，最近又傳出有警察前往外來人口聚集區，查封房屋及工廠，不少工廠不敢開工，不少工人因此無事可做。當地現已被四處張貼要求租戶搬離、屋主整改的官方通告，也有不少服裝廠已被拆除，裸露的土地則覆蓋綠色防塵網。壹名當地工作坊老板說，“人家需要妳的時候，妳就是高端人才，不需要妳就低端，只能這麽解釋。我感覺北京真是太不人性化了。”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82334

2003年8月27日 誰為“400民工集體中毒”負責？

據8月24日《江南時報》報道，蘇州工業園區發生壹起重大集體中毒事件，至記者發稿時，已有近400名民工被緊急送往醫院緊急救治。據醫生初步診斷，這起中毒事件是由食物中毒引起。

透過壹系列措施的背後，我們必須開始進行深層的反思：是什麽原因導致了400民工集體中毒？難道僅僅是因為工地食堂老板利欲熏心，向民工出售劣質飯菜這壹表層因素嗎？從民工口中表達出的“他們經常從菜場買壹些不新鮮的菜讓我們吃，食堂的那些菜不是煮得半生不熟就是吃起來有怪味”，“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壹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其實反映出壹個我們最大的疑問也是壹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對民工飲食的衛生問題，到底是有人管，還是“三不管”？

飲食衛生監管部門按理說是應該管的。飲食衛生監管部門的“管”，是建立在對飯菜質量和食堂衛生狀況科學檢測基礎上的檢查和監督，壹旦發現有劣質的飯菜出現，就應該堅決地吊銷食堂的營業執照，整改合格後方準重新開業。

施工管理者按理說也是應該管的。民工在工地上施工，自然與工地產生了壹種勞動契約關系，不管這種契約是長期的還是臨時的，盡壹切條件保證民工的身體健康是施工管理者的工作責任和必須履行的義務。

再有，作為受害者的民工們，也沒有把飲食的衛生問題看得很重。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8270341.htm

2003年9月9日 民工跳樓無人睬的憂慮

9月7日消息，為討要工錢，5個民工爬上重慶市袁家崗奧體中心體育場的壹個塔吊上，用跳塔吊威脅包工頭，結果任憑他們絕望地喊叫，下面始終無人理睬，更無人（包括管理部門）制止和勸阻。自然，他們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工錢。

前壹陣子，媒體上頻繁出現“跳樓表演”這個詞，意思是說，現在不少地方，經常發生“民工跳樓”新聞，其實並非真跳，只是裝裝樣子，擺擺架子，以此要挾資方，討要工錢。壹些地方公安保衛部門也紛紛指責，認為民工動輒以生命為籌碼要挾政府或企業，擾亂了社會秩序，應給予懲處。

民工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經濟實力、社會地位、知識素養等全方位處於社會底層，在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不能維護他們的利益，在其走投無路的時候，除了以命相博，我實在想象不出他們還能有什麽別的辦法。而如今，連博命這個辦法都行不通了，他們的權利要靠什麽來保障？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9091071.htm

中國礦難列表 －－維基百科

年份 死亡人數（以列表中每年死亡人數相加所得－－整編者註）

1950年 174

1960年 682

1991年 147

2000年 1026

2001年1月至3月 372

2002年 124

2004年 1122

2005年 2292

2006年 4746

2007年 1231

2008年 707

2009年 36370

2010年 1159

2011年 574

2012年 250

2015年 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礦難列表 

2005年2月9日 礦難的背後是腐敗

關閉和整頓7000煤礦是北京試圖壹勞永逸解決煤礦安全問題的最新舉措。面對媒體和互聯網高漲的批評浪潮，政府必須表明，它有能力貫徹所作出的決定。但是，據媒體的揭露，煤礦安全隱患的深層原因是普遍的腐敗。“新京報”就指出：“每壹個礦難的背後都是壹樁腐敗案”；“中國日報”稱“裙帶經濟是煤礦安全的毒瘤”；另壹份報紙則明確指出，政府沒有對煤礦實施有效監督，煤礦領導和地方官員進行權錢交易。礦難再清晰不過地暴露了中央政府的力不從心和腐敗網絡的無遠弗屆。

溫家寶總理今年1月還親自去過難屬家中進行慰訪，許諾改善狀況。然而，從那以來，礦難壹發再發，頭5個月，礦難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7%，而去年全年的死亡人數超過6000。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盡管進行調查，盡管關閉煤礦，依舊繼續發生惡性事故，平均每天奪走18人的生命。

地方官員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煤礦利潤的分成。

壹旦遇到安全檢查，地方官員就收到大禮；沒有安全經營執照，可以花錢買到。

－－https://www.dw.com/zh/礦難的背後是腐敗/a-1699045

2009年7月20日 劉洪波：壹個吊燈上百萬，礦工壹命二十萬

不管燈錢是多少，不像油價那樣不省心，這是肯定的。2009《財富》世界500強，中國有幾家民營企業入選啊？只有江蘇沙鋼集團壹家，別的都是國企，中石化排名第9。老大要有老大的派頭，例如虧損，壹說就是上千億；裝修個大樓，2.4億；出個貪老總，受賄是1.95億；有個天價燈，不稀奇。這都是“與身份相當”的配置，大家要理解。

貪1.95億的老總陳同海判的是死緩，我聽到解釋說，不要光看數字大，而要看危害大不大，要看自首、立功、退贓等等。我想了壹下，有道理：中石化這麽大的企業，貪走個近兩億，危害不算大的；如果企業規模不夠，企業貪垮了，危害就大了。看，就連受賄的危害，都能匹配得更“大排量”壹些。

壹條命，賠償20萬元，這幾乎是壹個定理了。依傳言而論，中石化的壹個吊燈，就可以值60條命，能說不壯觀？即使如中石化所說，那也值七八條命，如果這樣的吊燈被毀壞了，那真是“妳拿命來都不夠賠”。

需要多少賠償價值20萬元的人，才能供養壹個配置天價吊燈的國企、廁所裝修50萬元的機關和受賄1.95億的貪官呢？站立在每條命20萬元的人身上，多少人眼界大開，稱頌著優越與富強，而那些每條命20萬元的人則在實踐“死也要下礦井”。人生境界，真是不止天壤之別。

－－star.news.sohu.com/20090720/n265332945.shtml

2010年11月4日 觀智利礦難 中國礦工路在何方？

8月5日智利礦難發生後，智利各方立馬展開大搜救，在得知33名礦工仍然活著的消息，智利政府立即承擔起救援受困礦工的工作，武警、軍隊、消防人員以及政府各級部門聯合行動，展開救援。

從始至終，智利總統都在現場，每個從井下被救出的礦工，總統夫婦都給予擁抱，獻上第壹時間的祝賀和安慰。井下被困33人，經過69天營救，獲救33人，無壹人遇難。

中國今年4月份的王家嶺礦難，據稱井下被困153人（有礦難者家屬表示被困礦工人數被隱瞞），經過8天營救，114人被救起，但獲救者、遇難者名單壹直未公布。

4月7日王家嶺礦難發生後，據媒體報導煤礦機關領導全部消失得無蹤影，跑出井面的礦工曾壹度情緒失控砸毀了領導的辦公室，而當天山西省新聞也未報導礦難消息。

網路很多評論表示，這樣的事如發生中國，當局早就宣布無生還跡象。中國網民感慨：“真羨慕這把人當人的國度！人家總統都親臨，真是人類！我們礦工怎麽死的都沒人知道，被當成了類人猿！”

王家嶺礦難後，當地政府出動了2,000多人到礦區對遇難礦工家屬維穩封口。遇難者補償方案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信息未公開，具體數額未明。

智利礦工在井下17天，所以還能幸存，因井底有避難所，那裏備有氧氣、水和食物等。

智利礦難發生後，礦難現場向全球公開，1,700名記者雲集；政府還用光纖視訊，讓全世界的電視觀眾看到被困在地下七百米深處的礦工實況。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智利礦難救援創造奇跡的壹個原因，是智利政府第壹時間引入了國際援助。美國、加拿大、中國、日本、阿根廷等國家參與了營救。

美聯社說，智利政府在救援行動中花費了至少1,000萬美元（直接費用，不含礦工醫療費、索賠費等）。

智利衛生部長馬納利奇形容礦工們可以在這裏享受“國王般的待遇”，而從鬼門關走出的智利礦工個個生龍活虎。

據《每日郵報》報導說，智利這些礦工獲得自由後還將獲得壹筆豐厚的財富。壹些電視臺向他們每人提供 25萬英鎊（近300萬元人民幣）的采訪費，希望得到獨家故事。智利壹些代理商試圖與礦工家屬簽協議，預約制作盈利性書籍和電影。其他各種待遇福利還有很多。

有人曾對中外礦難進行比較，調侃式地得出結論“外國礦難死人是新聞，中國礦難有人活下來是新聞”，讓人不禁悲問中國礦工路在何方？

中國問題專家李天笑博士指出，中共是壹個利益集團，貪汙官員斂財都是跟人民利益相對。中共官員投資地方煤礦，有些地方的財政來源，百分之七、八十來自於這些小煤礦，煤礦如要大量投資安全設施，就會受到損失，他們就不會去真正關心礦工礦難的生死，只要自己撈錢就行。

李天笑博士談到，中共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摧毀了中國傳統道德，人們不信神，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壹切向錢看，整個社會只顧自己，這種思維占了主導地位，也導致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1/4/n3074499.htm

 2020年9月27日 重慶煤礦安全事故 16人死亡

根據官方新華社的報道，位於重慶綦江區的松藻煤礦井下因為皮帶燃燒而造成壹氧化碳超限，導致17人被困。至周日下午，被困人員搜救工作結束，其中16人已無生命體征，1人送往醫院搶救。

發生事故的松藻煤礦隸屬於重慶能投渝新能源公司，是重慶五大國有煤礦之壹。據每日經濟新聞網報道，9月27日安全事故發生之前，松藻煤礦的安全生產問題已經多次被關註。該煤礦三個月前曾進行過重大隱患排查治理。而渝新能源公司目前正在推進IPO進程，計劃2022年上市。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7/2271485.html

2015年8月12日 天津港危化品倉庫爆炸事故 －－維基百科

2015年8月12日23點34分左右，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國際物流中心貨櫃碼頭集裝箱內易燃易爆品的連串爆炸。爆炸現場產生的沖擊波巨大，令天津市及河北省局部地區有震感，北京地震臺網檢測顯示，兩次爆炸所引發地震的爆炸當量之和相當於24噸TNT炸藥，現場出現蕈狀雲。國務院調查組的事故調查報告認為兩次爆炸當量之和相當於445噸TNT炸藥。 

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難、8人失蹤，798人受傷。截至2015年12月10日，已核定直接經濟損失68.66億元人民幣，其他損失尚需最終核定。 

2016年2月5日，國務院天津港爆炸事故調查組的調查報告認定，該事故是壹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其直接原因是集裝箱內硝化棉局部幹燥，在高溫等因素的作用下加速分解放熱，積熱自燃，最後致硝酸銨等危險化學品發生爆炸。

2011年，時任天津公安消防總隊原政委徐豪元曾多次批評天津港存在的火災安全隱患，要求並推動整改，但遭到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阻撓。 

事故發生後相關企業負責人被控制，被控制的有瑞海國際實際控制人於學偉、董事長李亮、副董事長曹海軍、財務總監宋齊、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只峰、主管安保的副總尚慶森、副總劉振國、操作部長貝勝強和李某某等人。公司共有兩位自然人股東，分別為李亮（占股54.5%）和舒錚（占股45.5%）。 

8月16日，瑞海國際的股東舒錚對媒體稱，自己是代持股份並不參與公司日常經營，也從未以股東身份簽署過任何文件，更不認識只峰和李亮，但拒絕透露股權實際控制人姓名。同日，《財經》獨家披露舒錚背後的股權實際控制人為其高中同學、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董培軍之子董蒙蒙，《中國新聞周刊》則進壹步披露董蒙蒙的真實姓名為董社軒。澎湃新聞表示瑞海國際中具有政府背景的股東或不止董社軒壹人。

李亮透露真正的大股東、瑞海國際實際控制人為於學偉，於學偉是李亮表姐的老公，李亮沒開過會，沒簽過字，也沒拿過錢。

瑞海公司從成立壹家公司到獲得危化品經營資質用了壹年半的時間。當時做安評時，第壹家安評公司說距離居民樓太近，不符合規定，於學偉找人換了壹家安評公司弄了下來。爆炸前有8個月時間危化品運營資質到期但仍持續運營。

8月13日下午，天津市政府舉行第壹場新聞發布會記者，與會官員對“危險品應距離居民區有多遠”“汙染物應距離有多遠”等問題未給出令與會記者滿意的回應。 

根據8月19日的排查情況，因爆炸事故房屋門窗受損的壹共17531戶。

事故中心區東至躍進路、西至海濱高速、南至順安倉儲有限公司、北至吉運三道，面積約為54萬平方米。以大坑為爆炸中心，150米範圍內的建築被摧毀，東側的瑞海公司綜合樓和南側的中聯建通公司辦公樓只剩下鋼筋混凝土框架；堆場內大量普通集裝箱和罐式集裝箱被掀翻、解體、炸飛，形成由南至北的3座巨大堆垛，壹個罐式集裝箱被拋進中聯建通公司辦公樓4層房間內，多個集裝箱被拋到該建築樓頂。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下達指示：由於危化品數量內容存儲方式不明，先暫緩撲滅，確定好具體方案再實施；密切關註環保監測，派防化團進現場。北京衛戍區防化團進入核心區域取樣。因核生化部隊在現場檢出鈉等遇水易燃易爆化學品，氣象部門對爆炸周圍地區進行人工消雨。 

裝箱區涉及的危險化學品有鉀、鈉、氯酸鉀、硝酸鉀、氫氧化鈉、硫化鈉、矽化鈣、三氯乙烯、環己胺、二甲基二硫、甲酸、硝酸銨、氰化鈉、2.4二甲基苯胺等。事故現場有危險化學品40多種，其中氰化鈉約700噸，硝酸銨約800噸，硝酸鉀約500噸，能確認的總數約為3000噸。

8月14日，事故區域被封堵的兩個排放口內地下管道檢測出的化學需氧量超標3倍，氰化物超標8倍。8月28日，爆炸點周邊空氣內檢出甲硫醇超標30倍。 

爆炸造成的損失巨大，僅貨物就至少損失15億美元，直接經濟損失68.66億元人民幣，間接損失不可估量。保險賠付100億人民幣。由於爆炸中心臨近進口汽車倉儲地，造成12,428輛商品汽車在爆炸中受損，以大眾、雷諾等進口廠牌為主，預估受損新車價值超過20億元。

大爆炸引起了全球關註，外國媒體以新聞頭條報道，8月13日不少外國記者趕到天津實地采訪。事發10小時後，天津電視臺天津衛視對事故情況沒有報道卻連續播放韓劇，被網民諷刺“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韓劇”。由於各省級衛視在未經廣電總局批準的情況下不得擅自增加新聞節目的播出，故最後所得內容被轉交到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

事故發生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同有關部門依法查處了50家涉嫌傳播天津港火災爆炸事故謠言的網站，對其中車夫網、美行網、軍事中國網等18家網站采取了永久關閉、註銷備案的處罰措施，對艾澤拉斯國家地理論壇等32家網站采取了暫行關閉1個月的處罰措施，查處了包括鄭州晚報在內的數百個傳播涉爆炸事故謠言信息的微博、微信賬號。 

天津港爆炸事故20天內天津市收到社會組織接受或募集資金1.4億元。南開區教育局等單位出現強制教師捐款的事件，稱可在教職工工資扣除相應金額，對此南開區政府回應稱，組織定向募捐是應黨員幹部要求進行的。 

8月16日上午，天津政府在當地的美華酒店召開天津港爆炸事故第六次新聞發布會，天津爆炸事故附近的民眾聚集在酒店門口“拉起橫幅舉起照片”向政府官員請願要求政府買回房屋。

9月14日，天津著手理賠爆炸受損機動車，在事故中受損嚴重的七個小區居民可領取填寫《“8·12”爆炸事故居民非營運機動車輛損失登記表》進行報備，交回時間截止到9月16日。

2016年11月7日至9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和濱海新區法院等9家基層法院對天津“8·12”爆炸案開庭審理，並作出壹審判決：49名責任人獲刑，瑞海公司董事長於學偉被判處死緩。法院認定瑞海公司是造成事故發生的主體責任單位。

瑞海公司董事長於學偉構成非法儲存危險物質罪、非法經營罪、危險物品肇事罪、行賄罪，數罪並罰，法院依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並處罰金人民幣七十萬元。法院還對瑞海公司副董事長董社軒、總經理只峰等5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罰。

－－https://zh.wikipedia.org/2015年天津港危化品倉庫爆炸事故 

2015年8月20日 媒體聚焦天津爆炸案，接力逼近真相

8月12日晚上天津濱海新區發生大爆炸。

13日下午四點多，網易新媒體調查團隊《路標》以題為《爆炸點到民居距離小於國家標準》，通過媒體報道信息和地圖測繪，發現離爆炸點最近的居民區不到六百米，不符合國家規定的1000米死線。記者還查找開放商數據，發現”在爆炸點距離壹公裏範圍內，共有入住戶數合計5600戶，在兩公裏內，有十幾個大型住宅樓。”

《新京報》在網站發表《壹問：“瑞海國際”堆場改造工程是如何通過環評的？》，查出瑞海國際在2012年成立初期並沒有從事危化品存儲的許可證，後來進行了堆場改造。記者發現該公司有兩次環境測評報告和公示負責環評的機構天津市環境科學院發表了《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躍進路堆場改造工程環評公示》，評估稱選址合適。

天津環科院的報告還說曾給周邊居民發放調查問卷。發放調查表130份，收回128份， 得到100%的公眾支持選址合適。” 但《新京報》記者走訪了多名居住在附近的業主，均表示未見過調查問卷和過公示信息。

《界面》同日發表《瑞海背景神秘 與央企中化存交集》，調查瑞海國際和中化集團的關系，並制作關聯圖，試圖勾勒出瑞海與這個石化巨頭若隱若現的關聯。這篇文章目前在界面網站已經打不開。

“山川物流、山川國際、鑫納化工、恒綠制藥，這些公司或多或少與瑞海國際存在股東、董事、監事或高管方面的關聯。同時，中化的身影隱現其中。”

晚上十壹點半，《財經》發文《天津瑞海物流原真實股東隱現》，稱有知情人指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董培軍的兒子董蒙蒙(音)曾是瑞海國際的真實股東之壹。

兩小時後，《新京報》記者報道稱獲得天津塘沽多名官員交叉證實，董蒙蒙在瑞海公司持股並參與經營。並稱他可能已被帶走調查。八分鐘後，搜狐網接力，引用兩個信源，查出董蒙蒙曾經叫董瑞海。

8月15日早上，《南方都市報》發表獨家報道《天津港爆炸涉事企業劇毒氰化鈉暫存量或超70倍 涉嚴重違規》。

記者根據瑞海國際2013年準備進行堆場改造的報批材料，發現氰化鈉最大的暫存量只有10噸，如果是700噸，就超出規定70倍，嚴重違規。記者還調查發現氰化鈉被擺放在露天堆場，而非按照環評報告所說放在危險品倉庫內。

－－https://medium.com/ying-s-world/媒體聚焦天津爆炸案-接力逼近真相-bf969ba01a08

2015年08月21日 天津爆炸人禍始末

天津港危險貨物集裝箱吞吐量已經占到這個世界第四大港集裝箱總吞吐量的1.4%左右，然而即使是老碼頭工人，對這家企業也知之甚少。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36歲的陳國亮是瑞海公司的兼職安全員，當晚正在值班。由於離得近，他聽到從堆場裏三個疊放的集裝箱背後傳來劈裏啪啦的“爆炸聲”，聲音不大。陳國亮也立馬跑到公司外面。

過了四五分鐘，天津港消防四大隊的消防車響著警笛就開了過來。陳國亮跑回公司，擡起大門的攔車桿，讓消防車進來。他後來回憶，最先抵達的有五輛車，包括消防車和警車。

22時40分左右，接到四大隊求援電話的另外兩支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隊的消防專職隊——五大隊和壹大隊陸續趕到。到23點06分，第壹支武警消防部隊——天津市公安消防總隊開發支隊八大街中隊也趕到現場。

至今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沒有任何人——無論後方的指揮部還是現場的瑞海公司員工——告訴他們那些集裝箱堆滿了數十種不同品類的危化品。盡管他們接受過危化品消防的專業培訓、訓練和演習，但都因為信息缺失沒有起任何作用。

除了事發中心瑞海公司堆場被夷為平地，旁邊原本氣派的躍進路派出所大樓也成廢墟；300米外的進口車場裏，數千輛轎車被炸毀，輪轂上的鋁融化成水；稍遠處的萬科海港城（清水港灣）、萬科金域藍灣、萬科雙子座、萬通新城國際、泰達時尚旺角、啟航嘉園等居民小區，高樓滿目瘡痍。趕到現場的財新記者發回手記：“壹路幾無人煙，空氣中越來越濃的是從未聞過的怪味，有點像橡膠燒焦但又大不相同。到爆炸點附近的吉運壹道，寂無人聲活物，壹幅世界末日景象。”

8月18日降水過後，爆炸核心區形成了近壹萬平方米的水坑，像壹處巨大的傷疤，誰也不知道水裏面有什麽。

據央視報道，8月17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牛躍光證實：“現場有40多種危化品，目前了解到的情況有硝酸銨、硝酸鉀，這個量是非常大的，像硝酸銨目前我們了解到可能在800噸左右，還有硝酸鉀500噸，加上氰化鈉（約700噸）這類物品，要超過2000噸。”

牛躍光告訴記者，由於瑞海公司辦公樓已經被毀，貨物記錄不清，爆炸現場具體的危化品數量有待最終確認，但現在能夠確認的危化品數量在3000噸左右。

那麽，是什麽點燃了這個由易燃液體、易燃固體、氧化劑、毒性物質、腐蝕品和炸藥原材料壹層層堆積的化學炸彈庫？

8月16日淩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安全生產專家庫專家、東北大學副教授鐘聖俊，在科學網的個人博客上發布了對天津此次火災爆炸事故原因的分析。他認為，硝化棉或者硫化鈉自燃是最可能的點火源。鐘聖俊根據現有公開信息對事故發生過程進行了推測，認為爆炸前經歷了五個步驟：

　　——先是硝化棉或者硫化鈉自燃，並點燃了可燃液體、可燃固體。

　　——隨後港口消防隊接警後趕到，但是他們沒有被告知現場存在與水不相容的危險化學品。

——滅火過程中，因為集裝箱中的堿金屬鉀、鈉和矽化鈣（矽鈣合金）遇水放出可燃氣體，導致燃燒更猛烈，並發生爆炸。

　 ——可燃液體火勢未被控制，液體瞬間沸騰，形成BLEVE（沸騰液體蒸汽爆炸）或者VCE（蒸汽雲爆炸）。在可燃蒸氣爆炸過程中，不排除壓縮氣體罐爆炸。從爆炸火焰可觀察到流星壹樣的大團拋射狀物，應是金屬燃燒爆炸。

——最後，硝酸銨和其他硝酸鹽參與爆炸。

阻燃行業專家唐煌表示，自己曾在國外處理過危化產品爆炸事故。在消防隊趕赴現場途中，就和相關負責人不斷通電話，說明起火物質的特性，在消防隊尚未了解引燃物的性質和合適的滅火手段之前，不能隨便采取滅火措施。

鐘聖俊則認為，消防隊是否存在滅火不當，需要進壹步調查。“但是即使有不當之處，也是瑞海公司安全主管人員在火災早期不在崗或自行逃離，消防隊聯絡不上而不得不在兩難選擇中不幸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讓人不安的是，有危化品物流資深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壹家化學品企業要將危化品出口，首先要向委托的貨代出具海運托書、危險品包裝使用鑒定結果單（危包證）和MSDS證書。此外，危化品的包裝和集裝箱外部會在顯著位置貼有符合聯合國規定的化學品識別標簽（GHS標簽）。其中，MSDS證書最為重要，它提供了貨物化學品的理化參數、燃爆性能、對健康的危害、安全使用貯存、泄漏處置、事故急救措施等十六項內容。另外，MSDS證書裏還有緊急聯系人電話，消防隊員在危機時刻可以聯系相關生產商的專業人員或者第三方專家來協助處置事故。

　　危包證、向危險品倉庫出具的危險品安全說明書等材料都是與MSDS證書對應的，其中危險品安全說明書就是簡化及中文化的MSDS。

據危化品物流資深人士透露，按照國際慣例，MSDS證書壹般由貨主提供，貨主需進行壹系列的試驗來保障危化品在運輸過程中的安全。

　 “但是，如此重要的MSDS證書在國內等同於廢紙，有70%-80%的貨主存在套用、冒用MSDS證書的情況。”該人士憤慨地說，很多貨主企業都是自己隨便從網上下載壹份類似外觀的MSDS證書，提交給貨代。

隨著媒體的深入挖掘，瑞海公司的環評報告、安評結果、危險品物流倉儲資質有效期等都受到了質疑。

財新記者曾致電天津市多家業內人士，了解瑞海公司在行業內的口碑。壹家危險品物流公司負責人稱，瑞海公司作為壹家民營物流公司，壹年多就拿下了很多人無法獲得的危化品經營資質，“聽說人脈很厚實”。在他看來，瑞海公司此次爆炸，“八成是人禍”。

瑞海公司董事長於學偉，1974年5月出生，身份證戶籍所在地為天津市河西區。雖然瑞海公司的簡單工商資料中沒有出現於學偉的名字，但隨著媒體調查的深入，種種證據都指向此人——瑞海公司的多名高管曾是於學偉在中化天津濱海物流有限公司（下稱中化濱海）任職時的部下，包括曾任中化濱海貨代部副經理的只峰，以及瑞海公司的副總經理曹海軍、劉振國和監事陳雅佺。

天津“8·12”爆炸事故發生後，輿論的矛頭曾指向安監、天津港、交通部和天津市政府，但出事的瑞海公司到底由誰來監管？

“8·12”爆炸發生後，人們看到了熟悉的責任推諉壹幕。然而，該承擔責任的不僅是利欲熏心罔顧安全的瑞海公司和有明確監管之責的天津市交通委。不僅是消防隊員到來時沒有提供至關重要的危險品安全說明書和MSDS證書，甚至事故發生後，瑞海公司都遲遲拿不出倉庫內危化品的種類、數量詳細清單，海關數據與企業負責人提供的信息也出入較大，這些問題引發了外界強烈質疑。

－－https://m.weekly.caixin.com/m/2015-08-21/100842178_all.html

2015年8月27日 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8.12天津爆炸案

面對官方嚴密封鎖信息，就民眾而言，事故發生多日後：真實事故發生原因是謎，實際死傷人數是謎，所造成的汙染也是謎…… 

整理大陸網站資訊可以看到，第壹個報警的是壹位女士，家住海港城，她在樓上看到600米以外的地方有壹輛貨車著火，晚上10時50分她撥打119後，天津市消防局把出勤任務轉給了駐守在港區附近的“編外消防隊”（主要由農村青年組成、隸屬於天津港的打工者）。

據《南方周末》報導，隸屬於編外消防5隊壹名幸存的消防隊員向媒體披露說，他是第壹批前往火災現場，當時還沒有爆炸。據他介紹，第壹批投入的消防隊員人很多，“有壹百多”。 現場並無人告知他們有不能沾水的危險化學品。 

該消防員說，大家按照正常途徑用水救火。 自己負責給前面的車供水。 “開始是壹個集裝箱，大概噴水10多分鐘，聽見啪啪啪響，然後集裝箱就亮了。先是壹個小爆炸，後來就出事了。”雖然離爆炸點還有壹點距離，但也什麽都看不見，最後他爬了出來。 

官方報導只是含糊地說，瑞海公司的集裝箱中堆放電石。電石是碳化鈣（CaC2）的簡稱，遇水立即發生激烈反應，生成乙炔，並放出熱量。在危險貨物分類中，電石屬於最高壹級的遇濕易燃物品。

8月14日晚上9點，在爆炸後近48小時之際，親近習近平、王岐山陣營的胡舒立任總編的財新網，掀開天津政府掩蓋大量消防官兵死亡的黑幕，發表了題為〈 “編外消防隊”先入火場傷亡不明〉的報導，當時官方確認的21名死亡的消防官兵，都沒有包括這三支“編外消防隊”的死亡情況。 澎湃新聞采訪公安部消防局宣傳處處長雷進德也承認，第壹批救援的是“港務局碼頭的三個消防專職隊”，他們距離最近，屬於企業的專職隊。 

有消防員發給同事的微信披露，“11個中隊，400多人，二次爆炸全體陣亡！國家報導17人遇難，這個XX的國度，……這個實話都不敢講的社會！領導吃屎！輿論不好講實話！這特麽是什麽社會！”據說現場殘肢不計其數，但這些都被官方抹掉了。 

除了消防隊員，被天津政府刻意掩蓋的還有那位死裏逃生者提到的在建築工地上的數千農民工。 

8月16日，中國正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孔智勇，推出壹組離港區事發地最近的壹大片簡易民工宿舍區和工棚爆炸前後的對比圖，並稱，“爆炸發生時這些建築物中是否有人居住，令外界擔憂”。有人看到這組對比圖說：“我是壹名建築工地的農民工，看到簡易房圖片我就知道，那些民工宿舍住著大量年富力強的工人，而且有的還拖家帶口，僅這些就可能超過政府公布的傷亡人數。”也有人證實，“那是我們社區三期的建築工人宿舍，每天施工，怎麽可能沒人。”他們是修建小學的民工，應該是住滿了的，並追問：“誰為他們發聲？”湖南的壹名女士表示，真的不敢想，瞬間就想哭。《海峽都市報》在爆炸事件第二天，曾在發送的手機新聞中提到：“事發地不到百米的建築工地，有2000多人居住的簡易木房已全部倒塌。” 

關於這次災害的死亡人數，官方稱，截止8月17日上午9時：確定114人死亡（公安消防人員16人，天津港消防人員23人，民警5人，其他人員10人，未確認身分60人）；70人失蹤（公安消防人員8人，天津港消防人員56人，民警6人）；721人住院治療，危重癥25人，重癥33人。

據《南方都市報》14日報導，從事工程爆破30多年、現供職於武漢理工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築學院教授程康介紹，以國家標準算法《爆破安全規程》中的公式進行測算，在工程實踐中，1000噸TNT露天堆置爆炸，暫態產生的沖擊波可導致500米範圍內玻璃全部粉碎，而從現場傳回的視頻、新聞媒體報導情況來看，甚至在爆炸中心800米開外的建築物上玻璃也全部粉碎。按照百度資料顯示，如果將地震震級與TNT當量進行了換算，4級地震相當於1千噸TNT當量。

天津瑞海公司的危險品堆積場，怎麽能產生類似上千噸TNT的爆炸能力，在現場還造成壹個深不見底的巨大深坑呢？官方給出的化學物成分都是些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因而有網民質疑瑞海倉庫實為軍火庫，其爆炸威力更相當於50多枚戰斧式導彈同時引爆。

壹位有十年從業經驗的南方港口從業人員在《兔吧》刊文，分析了天津港口爆炸的資料，結合他自己的從業經驗，認定：軍品受熱爆炸或控制系統失效引起爆炸概率8成，危險品爆炸概率1.5成，普通貨物自燃0.5成。

消息人士對博聞社披露，出事化學品倉庫具有軍方因素。軍方保利集團在此倉庫也儲存大量危險物質。而保利集團原來就屬徐才厚、郭伯雄的天下，習近平拿下徐、郭，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清除徐、郭在軍中的同黨。故陰謀論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消息指，這次大爆炸的“主力”是保利公司儲存的爆炸品。保利的創辦人是已故軍頭王震的兒子王軍。

根據地圖定位顯示，距離爆炸事發地約600米有壹處社區，總戶數約5617戶。 

據網易統計，全中國有1/3的化工專案與城為鄰。壹名曾經參與過多地石化專案的前中石化高管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舉例稱：“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區約200米；青島麗東化工與最近居民區約600米；寧波鎮海煉化，2萬多人口的生活區就在二、三百米外……”。 

2006年，原中共國家環保總局曾組織了全國化工石化專案環境風險大排查。統計顯示，在排查的全部7555個專案中，布設於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區的2489個，占32.4％。但這個數字只局限2003年9月1日《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至排查時已批覆的擬建、在建和建成投產的化工石化類專案。 

上述數字顯示，目前大陸全國至少還有2489個這樣的定時炸彈，隱藏在人口密集的地區，與民眾吃喝睡在壹起。

－－https://chinaexaminer.bayvoice.net/gb/truth/2015/08/30/166754.htm災難內幕深重-被封鎖的的8.12天津爆炸案

2015年8月28日 天津大爆炸真相探秘（完整版）

8月12日的天津爆炸事件原因撲朔迷離，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是涉足其中的壹關鍵人物也被港媒證實。曾經主掌天津的張高麗，現在是政治局常委，為江派重量級人物。

目前天津市各部門均已得到“封口令”，與爆炸事件有關的壹切消息，均由天津市委宣傳部組織的發布會統壹發布，各部門不得擅自接受媒體采訪。

爆炸發生後，大陸官方報導的死亡人數不斷遭到外界的質疑，當時的爆炸死亡人數已達300人。海外媒體8月15日引述來自中共武警高層的消息顯示，武警消防從現場以及第壹線醫院得到的數字，截至15日中午，確認因大爆炸死亡已達1,400多人，失蹤700多人。消息人士表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現場防化部隊處理屍體的數字，以及遠離現場的醫院接收的不治身亡者的人數。

更令人震驚的是，海外媒體從接近中共高層的可靠人士處獲悉，當局內部有壹個數字，至少600多人消失得無蹤影，懷疑是在瞬間爆炸的超高溫及化學作用下被“蒸汽化”，即人間蒸發，但有關判斷不敢對外透露。有關此消息，目前無法核實。

天津爆炸事件後，中共中宣部要求大陸媒體統壹口徑。之後，社交媒體上的抨擊、質疑帖文也被迅速刪除。

如將時光倒轉回三年前的天津，可以見到依稀相像的往事。

2012年6月底，天津薊縣萊德商廈也曾發生重大火災，天津官方只報10人死亡，16人受傷，引起輿論嘩然；網絡上傳出至少200人死亡，此外還有385人死亡的說法，官方披露的數字，與現場民眾的感受相差懸殊。

當時有消息引述知情者的話說：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下禁言令，不但對本地媒體封口，甚至對中央喉舌媒體也設置人為障礙，阻止采訪。

此後沒多久，同年11月4日，天津薊縣繁華地區文昌街的森馬服飾專賣店突發火災，天津政府再起恐慌，仍是采用管控手法，不僅下令禁止采訪、傳播和議論此事，還在城區再次實行戒嚴。

無情的大火似乎總是纏繞天津，2013年3月4日，中共兩會期間，天津又壹次發生特大火災。天津市華苑產業區鑫茂科技園壹座20多層高的大廈被大火吞噬了整座樓體。然而，該消息再次被死死封鎖。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分析說，從這次天津市委處理爆炸事件的做法來看，似乎得到張高麗當年的“真傳”，市委書記在前九次新聞發布會上根本不露面，底下官員最初也以“不知道”、“不清楚”、“不掌握”來回應公眾的問題。

濱海迅猛的發展跟張高麗聯系在壹起，他從2007年開始擔任天津市委書記五年，中共官媒報導稱，雖然中國經濟在這個期間放緩，但是天津卻連續五年GDP增長16.5%。

據天津網友披露，張高麗之前的天津書記張立昌，把天津弄成了“城市農村化，街道鄉村化，領導沒文化，百姓很聽話！”

2007年5月，剛上任天津市委書記不久的張高麗即大力推動了濱海新區開發。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據悉，張高麗大力推動濱海新區開發卻留下了無數爛尾項目，砸下600億興建的濱海新區總部經濟的核心區──響螺灣商務區，被環球網形容“到處是空房如鬼城”，承擔開發建設的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投資集團已背負巨額債務，原天津泰達投資公司董事長劉惠文去年4月自殺。去年2月，中共副總理汪洋在國務院部委主要負責人會議上稱，天津市已欠下5萬多億債務，實際已破產，如今要追究也已經晚了。

張高麗90年代任深圳市委書記，把養女張曉燕嫁給李賢義的長子李聖潑。此後，李賢義壹躍成為縱橫玻璃工業、汽車配件、橡塑化工、太陽能光伏、建築材料、房地產、金融股票、信息科技、連鎖超市等眾多行業的紅頂商人，旗下玻璃工業規模全球第三，從窮小子變成“玻璃大王”。在200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李賢義以52.2億財富排名第118位。

張高麗2007年出任天津市委書記前，信義集團已經在2004年成立了信義玻璃天津分公司。隨著張主政天津，2007年1月設立信義玻璃天津基地，占地約9萬平方米。

這次天津大爆炸發生後，有很多傷員是被瞬間爆破的玻璃劃傷、刺傷的。壹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房地產行業內部人士告訴《海峽攝影時報》記者，這次爆炸暴露出了國內開發商在產品設計上的壹項“潛規則”。

他說，按照有關規定，2004年以後新建使用的住宅都必須使用安全玻璃。而德國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執行這項規定，“但是據我了解，很多開發商都不會真的使用安全玻璃，而是偷工減料繼續使用造價低廉的普通玻璃，甚至包括壹些樓盤宣傳的雙層玻璃、真空玻璃也都是假的。這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該內部人士稱，或許在天津爆炸案中，壹些玻璃受損的建築物建於2004年之前。但是作為2005年才被列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級新區的天津濱海新區，有理由相信，壹定有大量的樓宇建設方並沒有按要求合法合規地使用安全玻璃。

此外，張高麗還涉嫌利用濱海新區進行詐騙，涉及資金數千億。2009年，天津市出臺政策，對於在天津註冊的股權投資基金，在稅收、房租、人才落戶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各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落戶。

當年，在張高麗的呼籲倡導下，各路私募股權基金在天津全面開花，而從2010年初至2012年，有數十家公司被查封，給幾十萬家庭帶來災難。中國各地不斷有受害者到天津上訪、報案，甚至打出“張高麗還錢！”的口號。受害者透露，詐騙的贓款大部分被江澤民、周永康、張高麗壹夥斂去。

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天津公安隊伍腐敗成為市民熱議話題，天津有民謠：“窯子全是公安開，賭場打的警察牌。”天津網友說：“高麗書記讓天津的夜總會、洗浴中心、商務會所、商務KTV等成為了公安局三產。”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消息說，涉及大爆炸的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安監，它是由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濱海新區書記何立峰親自批發的，而何立峰的弟弟壹直在天津承建工程項目。 

2014年10月12日，新華網微博發表署名“閻兆偉”的文章，文章標題為“江蘇‘老老虎’趙少麟為啥能在天津‘撲食’？”。文章說，隨著趙少麟被調查，有理由相信，趙少麟在天津編織的關系網也會被“破網”，中紀委在天津也能逮到“大老虎”。其實不只是在天津壹地，趙少麟的兒子在張高麗曾任省委書記的山東濟南也為非作歹、劣跡斑斑。

8月18日是天津爆炸“頭七”。下午3時許，官方發布消息，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有大陸網民在微博透露，楊在張高麗主政天津時很受張的重用，張壹手將楊從副市長提到市委常委。

當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組長是張高麗，副組長除了戴相龍，還有楊棟梁和黃興國。

今年4月2日，曾與楊棟梁有過合作的吳振芳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公開報導顯示，2011年，楊棟梁以天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身份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副總經理吳振芳簽署“天津市引進液化天然氣及應用工程項目合作協議”。

2012年5月，楊棟梁出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隨即簽署《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的港口經營人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不需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

瑞海國際物流成立時間在2012年11月。此時，由楊棟梁簽署的《危險化學品許可證管理辦法》剛剛施行2個月。

瑞海國際2015年6月才擁有港口經營許可（津）港經證（ZC-543-03）號。

《南華早報》18日的報導稱，此處可能涉及壹個行政管理體制的漏洞，即擁有港口經營許可的瑞海國際，或可以逃過危化品存儲經營的審批。

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在瑞海國際前臺持股的，都是壹些“小螞蟻”。真正在背後操作的，第壹個人叫董社軒（又名董蒙蒙），其父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董培軍，據稱董培軍與已經落馬的原天津公安局長武長順關系密切。

壹位物流業人士說，最近三年，普通企業連第九類危險品都不允許做，但瑞海就這麽在各單位眼皮底下的壹塊地上硬是擠了進來，“沒學會爬，就開始走了”。

網絡壹篇《津門官場形勢分析》的文章，分析了瑞海國際背後的權力鏈。以下是幾節摘選：

“2013年1月2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給瑞海物流打開方便之門，批準了《關於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港口經營資質的批復》，‘同意規劃建設，允許幾類危險品⋯⋯’

“要知道，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可不是好打交道的主，瑞海物流能把它給攻下來，可見能量之大。連濱海新區副區長都抱怨，天津港是市管國企，但實際架子跟央企壹樣大。地方政府對天津港的實際控制力很弱，人事權也沒有，實際上管不了。

“瑞海國際不去辦理《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而去辦理《港口經營許可證》，這壹點就很微妙，這說明瑞海物流的人脈網能在交通運輸部門發揮作用。

“天津市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證實了這壹點，危化企業的安全生產許可由交通部部門發放。

“2013年5月4日，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二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允許瑞海物流可以建設1.8萬平方米的危化品倉庫。

“2013年9月，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第三次給瑞海物流開綠燈，在它批復的壹份文件中聲明，瑞海物流危化品倉庫的工程安全預評價報告和安全條件論證報告基本符合國家和交通運輸部有關編制規定，根據專家組意見，同意備案。

“而天津環保部門也給瑞海物流第壹次開了綠燈。根據天津市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為瑞海物流出具的環評報告，‘該項目建設內容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選址符合地區總體發展規劃。施工期對環境的影響較小⋯⋯本項目建設具備環境可行性。’（編者註：資料顯示，這份報告落款日期為2013年5月24日。）

8月14日，海外博聞社引用知情者的話稱，發生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所屬公司法人董事長等，表面上都是壹些普通的自然人，但真正掌控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張高麗的親家。張高麗主政天津期間，其親家獲得在該區設立化工品倉庫的許可，而該許可不但繞開了環保部門的審評監管，甚至連環保部門置喙的可能性都沒有，因為它是由時任天津市政府高層親自批準的。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表示，從現在陸媒的報導來看，瑞海國際的成立到運營，涉及到天津交通委員會、天津發改委、天津安監局、環保局、公安局、海事局和天津海關等天津的地方政府部門和中央直屬機構。

爆炸發生後的第二天，8月13日05點07分，網上流傳出壹個帖子“‘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發貼稱：“江澤民報復習近平的決鬥階段！習近平奪去了軍火生意、走私汽車生意、資本市場生意、國有土地出賣生意——好吧，同歸於盡！

2015年8月12日夜晚，中共軍方在天津港即將運輸出售給海外的‘軍火彈藥存儲地’發生爆炸！北京當局隱瞞事件真相！”

－－www.epochtimes.com/gb/15/8/28/n4514485.htm

河南血禍 －－維基百科

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采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采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制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制品行業。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采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采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壹伸，露出青筋，壹伸壹拳，五十大元”；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

“單采血漿”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後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會將前壹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壹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

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壹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當時主政河南的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壹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臺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大量農村人口參與其中。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制藥所負責人，並聯系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采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發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丙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艾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艾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制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艾滋病。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

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壹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 

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艾滋病第壹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艾滋病”，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

事件也導致了乙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乃至受到官方打壓。 

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占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 

當時主事河南的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禍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 胡佳等評論

在中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星期壹在鄭州召開前夕，河南當地的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出席會議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制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

北京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從事艾滋病義務活動。星期壹上午9點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這次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遞交了給吳儀副總理的信之後不久，便被鄭州警方帶走。

這封給吳儀副總理的公開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簽名。今年38歲的李喜閣是其中之壹。

李喜閣等10來人在警察趕到他們住處之前逃離。她對記者說，她1995年12月20號晚12點45分生第壹胎做剖腹產手術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說，她所在的寧陵縣城就有20多婦女因為剖腹產、子宮瘤、宮外孕、小產、大產或貧血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閣生大女兒時，不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兒也因感染艾滋病毒於去年8月13號死亡，年僅9歲。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動人士、婦產科專家高耀潔教授10年來為河南、為中國艾滋病毒攜帶者、為艾滋病患者、為艾滋孤兒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她說：“我從去年就發現壹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輸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壹，賣血的人那麽多，壹定有人輸血。第二，賣血的人不會賣壹次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有大約100萬，到2010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能會達到1千萬。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_胡佳等評論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就河南血禍六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縣農民賣血最狂熱的兩年。該縣有3000多口人的東湖村，1000多名青壯年為了擺脫貧困，爭先恐後去縣人民醫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賣血。抽800毫升血，經分離機分離後，收購其中的400毫升血漿，其余400毫升非血漿成份與多人混合後再回輸給賣血者，導致80%以上的賣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並感染丙肝病毒。他們賣壹次血扣除5元錢化驗費，可凈得45元。那時打壹天工才掙5元錢，靠賣血掙錢對急於致富的農民來說極具誘惑力。

當年28歲的李淑芝聽血站大夫講賣血有利健康，還能掙錢，從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賣血外，還到鄰近的兩個血站輪流賣，每天賣壹次，丈夫也是賣血大軍的壹員。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況下病亡。他們夫婦因響應政府號召賣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慘劇發生後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訪就打壓，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則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慘，他們覺得賣壹次血能毫不費力地拿到45元錢，比下地幹農活省勁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風險而樂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幾個先後因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對夫妻先後死去，5個兄弟的父母也因賣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這樣命喪黃泉。老五這對夫妻雖然有幸活下來了，但現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東湖村那幾年因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後在村裏竟找不到有力氣能擡棺材的年輕人。如果上訪，縣鄉就派人把妳抓回來訓斥，再上訪就拘留。

新蔡縣張大莊村已兒孫繞膝的老漢張從寬夫婦，從未想到兒子張軍旗1992年響應政府號召賣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時還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黃疸，不能像別人那樣外出打工給家掙錢了，更未料到的是還傳染給了妻子。張軍旗患病後因確診太晚，多年壹直當感冒發燒治療，積蓄花光了，於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後，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災，結果竟壹去不復返死在娘家，僅27歲就匆匆了此壹生。兒媳什麽時候死的，張老漢夫婦也說不清。死者給爺爺奶奶留下的則是難以承受的壹男壹女兩個艾滋孤兒。因為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二老未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飽嘗人間苦難。

與張老漢同村的農婦水秀英對我說：“我們村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賣血，為了致富，那幾年我和丈夫壹起去賣，雖然掙了壹點錢，結果把丈夫的命給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時瘦得走不動道，發高燒誰都不認識了， 35歲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氣無力，不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處裂縫，令壹貧如洗、守寡多年的農婦茫茫然看不到未來。

地處中原的文樓村民風淳樸。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風刮到上蔡縣後，因為離縣城近，縣人民醫院最先在文樓村壹農戶家辦起了血站，縣醫院血庫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長，有專人常駐村中，並備有血液分離機，隨來隨采。縣衛生局院內也有血站，文樓村的賣血者也常光顧。因為來錢容易，80%以上的青壯年都賣血，不賣血的是少數，1995年達到頂峰。2000年後文樓村在不到1000名賣血者中，被檢查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經出現明顯癥狀和並發癥，當時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衛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漿，但縣醫院在文樓村辦的血站竟把賣血者領到血站尼站長家偷著繼續采。

高耀潔從1996年起多次到文樓村。因進村次數多了，文樓村沒有不認識高耀潔的。在艾滋病泛濫成災政府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關愛時成了他們的貼心人。

著名艾滋病專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應他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在文樓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經檢測10人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為之震顫。後來又抽取140份血樣，陽性率達62%。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怪病就是艾滋病，與高耀潔的診斷和結論不謀而合。

為了證明艾滋病可防可控並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還將文樓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馬深義夫婦和他們的壹個孩子及另壹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漢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5天。

文樓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難忍和付不起醫藥費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農藥自殺。

2007年1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到艾滋病重災區文樓村視察時，當地艾滋病患者卻完全被當局軟禁起來，能與他直接見面的村民又都是由當地官員精心挑選被操控著，以繼續掩蓋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實情。

後楊村距離文樓村乘車僅10分鐘路程，賣血人數之多和賣血沸騰度之高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是高耀潔和桂希恩最先發現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現年48歲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歲就賣血，因抽血點就建在她家，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時壹天賣二三次。因為過量抽血，抽到昏過去的程度就達30多次。有時抽得心難受撲通倒下不認識人了，經點滴輸液，4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可是第二天又繼續賣。

王玲聽血站大夫說的“人血和井水壹樣，不管妳抽出多少，總是那樣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於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於2005年去世，25歲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兒子16歲就賣血，已於2004年故去，兒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於“血漿經濟”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幾家，聽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眾妖言，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

韓國發生“歲月號”沈船事件，總統道歉，總理辭職，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責任人至今既無人對此道歉，也無人為此辭職。

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對多年前發生的因輸入有艾滋病毒的汙血導致數百和數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給予了國家賠償，並追究責任人刑責。然而河南汙血案盡管比上述國家的災難嚴重得多，不僅未給予賠償和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反而反咬壹口，嫁禍於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2016年6月12日 劉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從未真正公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河南農民賣血引發大規模艾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驚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僥幸存活，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因貧窮而賣血的農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沒有任何人對這場悲劇負責，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訪者終究敵不過維穩機器的碾壓。

河南社科院資深研究員劉倩在2004年至2010年間深入艾滋村實地調查，記錄這場悲劇的起始成因與發展，分析釀成悲劇的深層原因，但相關報告卻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表，最終在2012年由臺灣唐山出版社付印成書：《血觴》。

許多人都以為河南艾滋病已經過去了，實際上河南艾滋病真相從來沒有真正公開過，比如，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嚴格、共用針頭，而是單采血漿，回輸紅血球（註：所謂“單采血漿”，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這就使得這場悲劇中許多問題，包括社會、民生和政治體制的問題不可能得到應有的解決，相反還在激化，引發新的矛盾，比如持續不斷的上訪和打壓上訪。解決問題的唯壹途徑只有面對真相，廓清認知。

2004年河南當局突然轉變姿態，提出實施“六個壹”工程，就是修壹條柏油路，挖壹口深水井，建壹所學校，辦壹個標準化衛生室，壹個孤兒孤老養育院，再建壹個黨員活動室。8月下旬，香港《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被請來考察之後，表示非常驚訝贊賞，當晚《鳳凰衛視》做出報道，這壹舉改變了河南當局在艾滋病疫情中的不良形象，國際輿論也發生逆轉，中國政府就此完成了在國際舞臺上的華麗轉身。但是有人尖銳指出，“六個壹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只是做給聯合國看的，這種作法嚴重誤導了輿論欺騙全世界。

當時河南省艾滋病防治與幫扶工作研究課題組，走進了河南艾滋病疫區。課題組當時的任務很明確，就是延照前邊挽回形象的行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反映工作中的成績，總結經驗，繼續挽回不良影響。在壹次接待宴席上，分管艾滋病接待工作的市委副書記給課題組敬酒，他是這樣說的：“上面到下邊來，就是喝喝酒，玩玩兒，地方特色食品嘗嘗，放松放松。調研的事好辦，把材料收齊交給妳們，我們的任務就是為妳們服好務。現在的任務就是請大家吃好喝好……”就這麽言簡意賅，道出當下官方主流社科調研模式。

課題組回來後就討論怎麽樣給省委、省政府寫報告，當時主持會議的院黨委書記說得很幹脆：“什麽是報告？報告就是領導要妳寫什麽，妳就寫什麽，這次領導讓寫成績和經驗，沒有要求寫教訓與對策，社科院就是禦用的，要寫出領導明確要求寫的，還要寫出領導沒有說出來，但希望妳寫的……”

2004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曾經公布了壹個數字，說河南省篩查出了2.5萬感染者，就是河南境內有兩點五萬感染者。但壹些基層官員認為人數至少超過十萬；也有人說二十萬；還有人說壹百萬，也有人說兩百萬……

感染了艾滋病的農民就說：艾滋病都是單采血漿才感染的，單采血漿是政府開辦血站才開始的，要是政府不開血站，老百姓去哪兒賣血？不賣血咋會得艾滋病？

還有，賣血導致艾滋病流行、蔓延也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發現賣血人員中傳播流行艾滋病毒）。河北、山東、山西、安徽、四川、貴州，等等，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在這些地方都非常嚴重，河南艾滋病事件特別暴露出來是因為出了壹個揭露真相的高耀潔。河南當局對高耀潔最不滿的就是：艾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說，為什麽非要把河南吆喝出來！

－－http://www.rfi.fr/cn/中國/20161201-劉倩 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從未真正公開

2017年4月16日 中國艾滋病全國疫情數據分析

截至2015年底,報告現存活15歲及以上的HIV感染者57.1萬,報告病例數超過1萬的省份達到了15個;經異性性傳播病例占58.7%,經男男性行為傳播占20.1%,經註射吸毒傳播占13.6%;註射毒品、異性性傳播病例現住址是農村的構成比分別為60.2%、59.6%,同性性傳播病例現住址為城市的構成比為69.1%;現存活病例的男女比為2.6∶1;15~19歲、20~24歲、25~29歲男男性行為傳播的病例,分別占該年齡組病例的63.3%、65.8%、52.7%。2015年新發現15歲以上HIV感染者11.5萬,超過5 000例的省份達到了9個;經異性性傳播病例占66.7%,經男男性行為傳播占28.4%,經註射吸毒傳播占4.4%;註射毒品、異性性傳播感染者現住址為農村所占構成比分別為67.1%和60.4... 

－－https://www.cnki.net/kcms/doi/10.13419/j.cnki.aids.2017.04.16.html

2019年 9月 26日 王淑平：揭露中國“血禍”和艾滋疫情的醫生

“吹哨”是件危險的事，因為會觸動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個人往往會因此付出代價。

王淑平生前最後壹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沒有考慮自己的命運。這是醫生職業操守的第壹條。”

王淑平1991年開始在區衛生局下屬的血站工作。

不久，她發現當時在河南盛極壹時的“賣血經濟”中壹個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攜帶者賣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汙染，然後又通過不同渠道傳染給健康的獻血者和更多無辜的健康民眾。

中國當時實行禁止血液制品進口的政策，以防止海外的各種病毒通過血液制品入境。但國內在血液的采集和處理方面十分落後，沒有任何預防汙染、交叉感染的措施。

王淑平寫疫情報告，最後衛生部下令必須對獻血賣血者做丙肝病毒檢測，她則被直接上司調離血站。

她隨即成立了壹個臨床檢驗中心，掛靠在衛生局，財務自理，主要工作是篩查血液樣本。

很快，她發現壹個更恐怖的漏洞：壹位艾滋病毒攜帶者曾在4個血站賣過血。

寫報告請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攜帶者，又被告知太費錢，事情又不了了之。

王淑平采集了4百多份血液樣本，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

1995年冬，她坐下來開始寫疫情報告。地方衛生部門不理睬，次年到北京“上訪”，把報告和檢測數據上交衛生部。

最後的結果是她被開除公職，與丈夫離婚，告別子女只身前往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她的吹哨達到了目的。1996年，中國各地所有的血站都關門整頓。血站恢復工作後，增加了抽血前必須查驗艾滋病毒（HIV）這壹項。

王淑平很開心，因為很多人將因此免於無辜感染病毒。利益受到打擊的人很不開心，包括地方衛生系統官員。

王淑平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賣血經濟”為題材創作的壹出舞臺劇在英國倫敦上演，名為《地獄宮殿的國王》。

編劇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個華裔，父親曾任美國外交官，母親是臺灣人。她見過王淑平，對20多年前河南的“賣血經濟”並不陌生。

2019年，中國安全部門找到她在河南的親屬和以前的同事，目的是設法讓她出面阻止高雅竹根據她的經歷獲得靈感創作的舞臺劇公演。

她沒有答應。《地獄宮殿的國王》9月5日如期在倫敦公演。

9月21日，王淑平在和丈夫和友人在鹽湖城登山途中猝死。據信她死於心臟病。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9838841

2020年4月20日 2019年全國因艾滋病死亡20999人，

占傳染病死亡總人數的83%

據國家衛健委，2019年（2019年1月1日0時至12月31日24時），全國（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下同）共報告法定傳染病10244507例，死亡25285人，報告發病率為733.57/10萬，報告死亡率為1.81/10萬。

統計表顯示，2019年艾滋病死亡人數達到20999人，發病率為10萬分之5.0986，死亡率為10萬分之1.5036。全國（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下同）共報告法定傳染病死亡25285人，粗略計算，艾滋病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比例約為83%。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4-20/1426848.html

2014年3月3日 BBC：中國醫患矛盾暴力化令人震驚

南京壹護士被暴力毆打，河北壹醫生遭割喉，黑龍江壹醫生則被人毆打致死。上述三起事件互相並無關系，但都是過去兩周裏在中國發生的。

2012年該國東北有名醫生被殺後，人民網做了壹次詢問公眾對此事感受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點擊笑臉表示對此事感到很高興，只有6.7%的受訪者點擊了悲傷的表情。該調查結果已被刪除。

報道稱，中國決策層當前試圖通過擴大準入並提高社會保險覆蓋範圍來改革醫療制度。但進展速度並不夠快，患者對醫療費用昂貴、醫療事故和腐敗問題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303/354649.shtml

2018年2月22日 【熱議】2017中國醫療十大腐敗案件 | 年終盤點(轉載)

原湖南省衛計委副主任落馬

　　2017年5月8日，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方亦兵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

藥企行賄院長760萬

　　2017年5月，湖南省張家界市中醫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曾文勝（副處級）涉嫌受賄犯罪，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6月，曾文勝被決定逮捕。

原河南省衛生廳廳長被查

　　5月12日，據河南省紀委消息，經河南省委批準，政協第十壹屆河南省委員會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劉學周（正廳級）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

夫妻院長受賄2000萬被抓

　　6月份，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臨汾中院”）對長治醫學院原院長王庸晉、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原院長魏武受賄案作出壹審判決：王庸晉和魏武因受賄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2年和6年，依法沒收兩人受賄所得贓款共計約1713萬元，並處罰金共計130萬元。

廣東衛計委高官被查

　　7月6日，最高檢察院通告：廣東省檢察院依法對雲斌立案偵查。

安徽衛生官員涉賄500萬

　　7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公開開庭審理了安徽省衛計委醫政處原副處長（正處級）阮浩涉嫌受賄案。在六年時間裏，有十余家民營醫療機構和管理公司向其奉上500多萬元“求關照”，其中不少還發展成為長期“關系戶”，最多的分7次送出175萬元。

衛計委書記涉賄1800萬

　　7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人口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原黨組書記許洪元涉嫌受賄壹案。

　廣西區醫院原書記被查

　　9月份，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原黨委書記張法燦（正處級）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三甲醫院院長涉案數千萬

　　2017年9月，株洲市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周常奇，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其涉嫌違法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醫學院黨委書記貪汙800多萬

　　11月6日，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廣東醫學院原黨委書記江文富受賄壹案進行公開宣判，以受賄罪判處江文富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對退繳的贓款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http://bbs.tianya.cn/post-free-5862967-1.shtml

2018年5月22日 中國藥價普遍虛高，“制度成本”有多少？

近日，壹對南京夫婦因代購印度抗癌藥品被公訴，再次引起了社會對抗癌藥品內外價格差異巨大的關註。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12年，中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僅占 GDP 的3.03%，約為荷蘭、法國的1/3，而大多數歐美國家公共衛生費用占GDP的比例都在7%以上。

美國、奧地利、塞浦路斯等國不對藥品征收增值稅；英國、瑞典、澳大利亞等國處方藥的增值稅率也為0%；荷蘭、法國、比利時等國藥品增值稅率不到標準增值稅率的1/3；而中國藥品的增值稅率高達17％，約為歐洲平均值（8.8%）的兩倍。

據媒體報道，制藥巨頭的物流和商務費用占藥價的7%-8%，其中物流費約2%，涉及的經銷商壹般在3道左右，每道經銷商溢價5%-7%，在最後壹道程序，也就是最後壹級經銷商到醫院的鏈條上，通常會溢價7%-8%。此外，按照規定，內地醫院還可在實際購進價的基礎上加價10-15%。例如，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治療乳腺癌的赫塞汀中標價為21613元，零售價為24854.9元，加價了15%，即每賣出壹盒赫塞汀，醫院可盈利3242元。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133301

2018年9月19日 “灰色利益”見光，虛高藥價如何暗度陳倉？

壹年召開2701場學術推廣會議、半年支出超過20億的營銷費用……醫藥行業這些驚人數據，正在把隱藏在藥價虛高背後的利益鏈條呈於企業財報之上。

2017年初，兩票制在全國鋪開試點。這項旨在降低虛高藥價的改革，引發了藥品流通領域巨震。所謂兩票制，指藥品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開壹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再開壹次發票。除少數偏遠地區外，流通環節最多只能開兩次發票。

兩票制之前，層層開票是行業慣例，這壹手法目的在於，返給醫療機構相關人員的回扣是開不出發票的灰色交易，這部分現金就得從層層開票中“洗”出來。

而兩票制之後，陸達（醫藥代理）說，“代理商在中間抽成並加價開票的環節沒有了，但藥品中標價格是規定死的，該給醫生的回扣也省不了。”他舉例稱，壹種100元的藥品，他以兩三折的底價從藥企拿貨，層層加價到92元後賣給醫藥商業公司，這些將藥品售往醫院的商業公司再加8個點，100元賣給醫院。而如今，藥企只能以92元的價格開票直接賣給商業公司。

有大型藥企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兩票制實施後，“底價轉高開”是藥企通行做法。

據媒體2018年4月報道，海南中和藥業股份有限公司IPO被否，發審委對其存在的銷售費用率較高、業務推廣費占比較高等問題提出詢問。媒體查詢年報發現，該企業2015-2017年學術會議次數分別為340次、1117次、2701次，這意味著2017年平均每天開7次以上會議。

壹旦企業的銷售費用畸高，背後隱藏的“灰色利益”也就見了光。

“過票”時代終結，大批僅以開票為業的“醫藥公司”倒閉了。但陸達的醫藥代理生意依然在進行。為解決票據問題，他又辦了個營業執照——以咨詢公司的名義。

為整頓醫藥代理商層層加價，兩票制壹度被視為減少流通環節、擠掉藥價中虛高水分的高招。

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票制減少了流通環節，但沒有降低藥價，這是事實。兩票制使得壹些大型的醫藥流通企業，可以並購很多達不到兩票制要求的中小型流通企業，實際上加劇了流通環節的壟斷。”

盡管在醫藥流通行業掀起了驚濤駭浪，但政府招標部門只管準入、不管采購的局面未變，采購和處方藥品的權力依舊在醫院和醫生手中。

業內壹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藥企在投標報價時必須給醫院和醫生預留空間，否則沒有好處給醫生，就會影響醫生開藥的積極性，就會成為沒有銷量的“死標”或者銷量極小的“僵屍標”。

在談到糾正醫療行業腐敗亂象時，以網上藥店起家的百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付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的招標采購制度，讓很多仿制藥以很高的價格中標，成本又很低，就產生了很大的尋租空間。”

－－http://cpia.org.cn/news/dt2265944345814.html

2018年12月17日 2018中國醫療界十大腐敗案件 | 年終盤點

壹、受賄880萬，落馬院長被刑事審判

3月22日，防城港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公開開庭審理防城港市第壹人民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梁振家涉嫌受賄壹案。

二、又壹“廳官”院長被抓，曾獲國家科技獎

2018年4月7日，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網站發布消息，黑龍江省醫學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黑龍江分院）副院長兼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院長申寶忠（副廳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三、受賄1.1億，“雙百院長”被判無期徒刑

7月13日，雲南省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雲南省第壹人民醫院原院長王天朝受賄案進行壹審公開宣判，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王天朝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四、無錫二院原院長易利華被調查

據無錫市紀委市監委8月12日晚間消息：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原院長、黨委副書記易利華（正處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五、“疫苗沙皇”吳湞被立案調查

8月16日，7名省部級官員因長春長生問題疫苗案被中央問責：吉林省副省長金育輝、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李晉修等6人分別受到免職、責令辭職、引咎辭職、深刻檢查等處理。原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副局長吳湞被立案審查調查。

六、三甲院長退休後被查，曾被譽為“醫衛界傳奇”

安徽省紀委監委網站9月6日消息，安徽省兒童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金玉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07年4月，金玉蓮出任安徽省兒童醫院黨委書記、院長，直到今年4月退休，前後長達11年之久。

七、退休廳官投案自首，任內曾長期被舉報

9月18日，據河北省紀委監委消息：河北省衛生計生委原副巡視員、省人民醫院原院長趙文清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自動投案，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趙文清在擔任河北省人民醫院院長的10年時間裏，曾經長期被人舉報。早在2014年，網上就已出現了對趙文清的舉報材料。趙文清自動投案時，他本人已經退休多年。

八、騙保6400多萬，院長被判10年

據《法制晚報》10月18日報道，鞍山市某醫院原院長李問（化名）在職期間，以“為醫院創收”為名，呼籲全院職工壹起偽造虛假病歷、住院治療費等方式，共虛報應收鞍山市某醫院的醫療保險住院統籌撥付款6407萬余元。

九、受賄2000余萬，三甲院長鋃鐺入獄

12月4日，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寧夏醫科大學原副校長、黨委常委，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原院長楊銀學（副廳級）受賄壹案，檢方指控楊銀學受賄2000余萬元。

十、原食藥監處長外逃14年後投案

2018年12月7日，外逃14年的“紅通人員”劉晉回國投案自首。劉晉曾擔任中共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認證管理中心綜合處處長，是早前落馬的食藥監總局原局長鄭筱萸的前下屬。因涉嫌貪汙罪，劉晉於2004年9月外逃加拿大。2016年2月，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布紅色通緝令。

－－https://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11611559e320

2019年3月8日 中國冷血醫院！限家屬10分鐘交齊手術費 “否則病人推出來”

中國北京東方美天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企劃部總監“老崔說天下”微博帳號，在今日淩晨1點22分貼出影片，內容顯示中國醫院手術房外，焦急的病患家屬被院方要求交齊治療費用，護理師看家屬們沒有動作，竟然說：“這樣吧，我給妳在10分鐘內交齊，妳要交不出來我肯定給妳推出來了”，但影片未提及病患事發後是否已經死亡，中國當局對此無回應。

病患家屬楞了幾秒後，質疑院方根本只是想要賺錢，完全沒有要救人命的意思；中國網友也留言痛批“戰亂國家是妳的，和平妳是國家的”、“劫道的轉行幹醫療了”、“命對他們來說，只是籌碼而已”、“沒交錢，妳們推進手術室幹嘛”、“壹個醫生這麽做，是醫生的恥辱；壹個醫院這麽做，不是醫生的恥辱，而是醫院的恥辱；很多醫院這麽做，不是醫院的恥辱，而是......的恥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20851

2019年12月29日 曝驚人數據，中國近10年死於醫患沖突醫生竟超多

據統計，最近10年來，陸媒共披露近300起“傷醫”事件，共24名醫生因醫患沖突而身亡。分析說，中國醫患矛盾源於不成熟的醫藥政策，以及在過度宣傳下民眾對醫生期望過高。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自2013年以來，全國醫療糾紛和涉醫違法案件連續5年雙下降；但是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發表的白皮書則顯示，62%的醫師認為執業環境沒有改善，這個數字與2013年相比，幾乎沒有變化。

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張宏冰去年接受陸媒半月談雜誌訪問時就表示，“盡管我國每年培養60萬醫學生，但真正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約10萬人”。

對於“學醫卻不從醫”的理由，中共人民網曾經引述畢業後進入會計事務所的醫科生說，年少時的醫生夢是在最後壹年醫院實習時破滅的，他當時被安排到急診室，“每天的工作環境都很沈悶、壓抑，感覺自己被戾氣包圍”，並且第壹次感受到醫生的無力，“很多東西不是醫生能夠決定的”。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9/12/29/8980360.html

2020年1月2日 殺醫事件真相！醫患矛盾，為什麽憤怒不斷？

據國家衛健委提供數字， 2002--2013年，全國醫療糾紛數量增長了10倍，2013年，醫療糾紛達到12.6萬件。

80%醫院的醫務人員，都被病人、病人家屬毆打威脅辱罵過。

殺醫惡性案件發生多起。

日 期 所在地 姓 名 職 務 結 果

2001/7/10 湖南中醫學院第壹附屬醫院 王 林 主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01/7/10 湖南中醫學院第壹附屬醫院 鄧天然 醫生 受同行被殺刺激自殺

2001/11/14 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 李明肅/雷鳳仙 主任醫師/主管護士 門診爆炸5死35傷

2002/9/9 江西省兒童醫院 彭玲天 護士長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02/10/3 貴州貴陽市協和醫院 李誌明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02/11/20 廣東惠州市個體診所 魏醫生 醫生 被患者綁架殺害

2003/2/7 河北省任縣縣醫院 徐春平 主任醫生 被患者家屬歐打致死

2003/8/25 武漢漢口區同濟來復康門診部 梅某/余某 副主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04/2/11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李寧 專家教授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04/6/8 陜西鎮安縣人民醫院 張興軍 主任醫師 被砍死

2004/9/20 安微省滄州市青陽縣 徐醫生 村醫 被擊頭部致死

2004/10/30 鞍山鋼鐵集團鐵西醫院 郭輝 醫生 砍死

2005/8/12 福建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戴春福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被患者砍死

2006/3/15 遼寧省綿州義縣 胡醫生 村醫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06/11/1 山西臨琦縣七級鎮府家卓村 黃醫生 計劃生育下鄉服務隊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07/6/13 河南新鄉市第二人民醫院 代文紅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09/3/10 北京懷北鎮安佳精神病院 揚醫生 主任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09/6/11 武漢江夏區疾控中心 朱雪英 護士長 被患者割喉致死

2010/6/10 山東齊魯醫院腫瘤中心 趙稚萍 主治醫師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10/11/19 南京白下區石門坎衛服中心 續廣軍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10/12/5 安微澧溪縣五溝鎮界溝村 葉醫生 村醫 被患者砍死

2011/8/16 廣東東莞市長安醫院 劉誌霖 副主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11/11/3 廣東潮州市男科醫院 宋應西 副院長 砍殺致死

2012/2/14 河北柏鄉縣人民醫院 常猛枝 主任醫師 砍殺致死

2012/3/23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壹醫院 王浩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12/4/28 湖南衡陽市三醫院南院 陳好娜 主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12/5/19 廣西玉林市容縣黎村中心衛生院劉忠賢 門診醫師 被擊頭部致死

2012/6/12 廣東興寧市慢性病防治院 李小蓮/李國慶 副主任醫師/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12/11/13 安微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戴光瓊 護士長 被患者砍死

2010/11/29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壹附屬醫院 康紅千 主治醫師 砍殺致死

2013/1/19 內蒙古包鋼醫院 朱玉飛 主治醫師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13/4/29 河北省館陶縣人民醫院 王萍 主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13/10/25 溫嶺市第壹人民醫院 王雲傑 主治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14/2/17 齊齊哈爾市北滿特鋼醫院 孫東濤 主治醫師 被擊頭部致死

2014/4/8 江蘇徐州市平縣協和醫院 單輝 助理醫師 被患者砍死

2014/8/3 湖北黃岡市蘄春縣婦幼保健院 揚逢春 副院長 被患者砍死

2015/6/11 中牟縣雁鳴湖鎮中心衛生院 王香蘭 醫生 砍殺致死

2015/9/8 江蘇徐州市孫莊醫院 胡今升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16/5/5 廣東省人民醫院 陳仲偉 主治醫師 砍殺致死

2016/3/21 安微淮北市杜集區醫院 陳向陽 醫生 被患者砍死

2016/5/18 湖南邵東縣人民醫院 王俊 醫生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16/7/21 河北衡水市第四人民醫院 劉廣躍 主任醫師 砍殺致死

2016/10/3 山東萊蕪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醫院李寶華 醫生 被患者家屬砍死

2017/4/22 泰州市靖江斜橋鎮荷花村診所 沙亞軍 醫生 被患者砍死

1醫院自負盈虧

1994年，上級要求公立醫院進行體制改革，自負盈虧承包責任制，醫院運營費用，要靠醫院自己想辦法。

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把醫院支出，轉給病患。

2醫療支出 

醫療就屬於支出大，回報低，見效慢，只進錢難出錢，不容易看見的地方；

其中美國第壹，中國排123位，跟伊拉克差不多。

3資源緊張

住院可以報銷，住急診室只能自費。

有兇手壹家不是對醫生診斷結果不滿意，而是不願意住在急診室，要求住院入院治療，

覺得這醫院是故意讓我們傾家蕩產，置我們於死地，好，誰都別活了！於是，兇手爆發。

現在中國醫療資源，還很難滿足14億人需要。

大醫院醫生普遍工資很低，主治醫師每天要上百個醫患，工作壓力工作強度極大。

北京協和年接診量近300萬，員工只有4000人。

美國梅奧診所年接診量116萬，員工61100人，為協和15倍。

協和壹年，用4000人完成美國6萬人2年的接診量。

4醫保

為什麽醫患關系緊張

1交流缺失中國醫院，不重視醫患交流。

因為收入和工作強度壓力不成正比，壹些醫護人員會有情緒，對患者態度很不耐煩很惡劣。

為了不擔負太多責任，就采取和病人少說話， 能壹句話說清，就非說半句，病人多問幾句，就不耐煩地嘲諷回來。

病人的耐心是慢慢耗盡的，憤怒也是慢慢積攢的。

2媒體 

壹些媒體為了吸引大眾眼球盈利，挑撥醫患關系，煽動對立情緒，進行過激報道，讓患者普遍不信任醫院和醫生。

3病患

很多病患，對醫學，對疾病，對自身情況認知是錯誤的。

壹些老百姓對醫療結果期望過高，他們認為，只要進了醫院，就必須馬上要治好，如果治不好，就是醫生醫院貪錢不好好治。

4和稀泥

醫院方面，出現問題，往往是以和為貴和稀泥。出現醫療糾紛，病人方面往往是弱勢壹方，缺乏讓病人正常、快速、有效的申訴渠道。很多人，就被職業醫鬧攛掇，想要通過鬧，獲得賠償。

1尊重

和中國不同，歐美日本社會，對醫生極為尊敬！

在發達國家中，最聰明最優秀的孩子才會去學醫，成為醫生後，收入還是社會地位都是頂尖的。

中國人怕權貴，但從來不怕醫生，也不尊敬醫生。能去拯救別人生命的人，地位這麽低合適嗎？能救命的人都不尊敬和相信，怎麽能夠被救呢？

2矛盾處理

在發達國家，醫患矛盾處理機制很成熟，司法保障完善。

醫患之間有了糾紛，有權威性的第三方國家監管機構，對大醫院進行監管，病患來仲裁醫患糾紛。會獲得壹個公道。

病患去醫療事故調節處，調解費用全部由保險公司支付。

監管機構，將病患糾紛轉到醫院外，醫院可以正常運行，醫生可以正常上班，病患也能及時獲得賠償，消除了很多隱患。

3體系

歐美日醫療體系、社會保障制度，醫藥分家，分級轉診已經高度發達，醫生不會開高價藥給病患，醫患之間沒有利益鏈，不會去坑害病人牟利。

4醫保

歐美日的醫療保障制度非常發達，強制全民醫保，要麽買國家的公共保險，要麽買商業保險。

絕大部分老百姓都有醫療保險。

在發達國家看病，是醫院先給妳治病，然後給妳寄賬單，賬單由第三方的保險公司給妳付賬。

這樣的好處就是，醫院就可以專心救人治病，省去了向病人收錢賣藥的這個環節，這就大大減少了醫患矛盾爆發的幾率。

－－https://www.mizhai.com/news/15736.html

2020年9月8日 手術臺上強迫患者接受虛設治療項目 醫院負責人獲刑20年

在被告人蘇益雄、吳鳳華、張建偉、黃洪勇、年建華的組織、策劃下，醫院各部門、科室的人員依托醫院經營平臺，利用醫患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從網絡客服、導醫、門診、B超檢驗到手術、治療等各個環節互相串通配合，采用虛構病情、病癥、診療效果等方式，對被害人實施檢查、手術、治療等，騙取被害人財物。

　　在手術過程中，醫生采用恐嚇、要挾等手段逼迫被害人接受新增的手術和治療，勒索被害人財物；在騙取、勒索被害人財物時，實施無醫學依據且根本不可能達到檢查診斷目的的微創檢查或不符合診療規範的、虛假的手術，造成被害人身體損傷，實施詐騙、敲詐勒索、故意傷害的違法犯罪活動。

2015年7月至2019年5月，該團夥非法斂財共計1.026億元，詐騙被害人348人共計658.631245萬元，敲詐勒索9起共計27.37263萬元，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18人輕傷二級、51人輕微傷。－－

https://chinanews.sina.com/gb/chnmedia/ ... 2644.shtml

2020年9月20日 醫生重復使用壹次性耗材:不到50支針 用了200多次

　　什麽是冷凍消融針？這是冷凍消融術中的壹種耗材，冷凍消融術是壹種應用冷凍消除靶組織的外科醫療技術。據網絡資料顯示，冷凍消融術相比以往的射頻消融術而言，患者因不用耐受高溫而減少疼痛。

據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披露，該案的兩名被告中，被告人劉某良為深圳流花醫院腫瘤科的主任、科室氬氦刀手術的主刀醫生。被告人何某兵為有醫生資質的專業人員。

經法院審理查明，從何某兵簽訂合作協議至其離開深圳某醫院期間，其總計從廣州雅敦公司購買的冷凍消融針不足50支。但此期間，被告人何某兵、劉某良為到該醫院的患者共212人次使用了冷凍消融針，收取患者費用的冷凍消融針數量為603支，金額共計人民幣5994026元，其中有8人次通過深圳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報銷，報銷的數量為18條，報銷金額為105710.4元。

據羅湖法院披露，為了通過重復使用冷凍消融針的方式謀取患者及社保基金的錢財，何某需與深圳流花醫院及深圳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進行結算，醫院要求何某提供購貨發票。

　　於是何某聯系了另外壹家生物科技公司，虛開普通發票7張，發票銷售金額人民幣10萬元。又向該醫院提供了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某醫療有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普通發票18張，發票銷售金額為人民幣2309397.68元，經調查，該18張增值稅普通發票均為假發票。

壹審判決如下：

　　被告人何某兵犯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十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壹百二十萬元；

　　被告人劉某良犯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判處有期徒刑壹年零八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363

2020年9月23日 男患者命根子被切開 手術臺上醫院:加錢才繼續

楊先生在遵義歐亞醫院就經歷了這樣的圈套，他壹直懷疑自己患有“男性功能障礙”方面的問題，他通過手機查詢找到了“遵義歐亞”男科醫院，壹檢查，結果嚇壞了楊先生。醫生說他的問題非常嚴重，必須要做有創檢查。緊接著，楊先生被安排進了手術室，他的生殖器部位進行開創之後，醫生卻說要立即做壹個“包皮環切”的手術，根據醫院規定，必須要交齊五六千元的手術費用，手術才能繼續進行。

楊先生身上沒有帶足夠的錢，由於擔心耽誤治療，在傷口沒有縫合、只做了簡單包紮的情況下，趕緊打車回家取來銀行卡，回到醫院支付了費用。本以為交錢後就能將自己的難言之隱治好，沒想到第二次上了手術臺，各種突發問題接踵而來，醫生又發現他有新的病情。

楊先生躺在手術臺上，醫生把POS機拿來，楊先生刷了6500元，手術繼續。可是又過了壹會兒，醫生再壹次讓楊先生交費。

這壹次，醫生又拿來POS機，讓躺在手術臺上的楊先生又刷卡支付了9800元。當晚短短幾個小時，楊先生在歐亞醫院經歷了三次生殖器官手術，總共花了近兩萬元。然而，經歷三次手術並沒有讓楊先生覺得自己的身體情況有所好轉，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醫院的壹名自稱為古院長的人多次打電話詢問他手術的效果，並表示請到了壹個北京的權威專家，可以幫他做器官的外部修復以及進壹步的治療。最終，楊先生禁不住遵義歐亞醫院的勸說，又先後兩次來到醫院接受了所謂的修復手術。最終楊先生病沒治好不說，身體卻留下了創傷。

在這期間也有患者不斷地向當地公安、衛生等部門進行投訴，但最後都被息事寧人，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投訴電話的人就是遵義市匯川區衛生局衛生監督所的工作人員雷某，記者找到了他本人，雷某承認有少部分沒有登記。

衛生部門有投訴登記制度，雷某收到關於遵義歐亞醫院的投訴之後，有些就暗自壓下來，沒有如實登記上報，而且還第壹時間以短信、打電話的方式通知遵義歐亞醫院，導致醫院的違法問題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監管。

今年1月22日，遵義市紅花崗區人民法院對遵義匯川歐亞醫院惡勢力犯罪集團案壹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人韓某犯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故意傷害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並處罰金九百二十萬元，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830

2020年9月30日 中國醫院裏的黑色交易 壹種裏應外合的共謀

壹瓶18塊錢的藥，可以賣到145元。在中國最近幾十年的醫藥系統中，高價藥、天價藥始終是壹個令人不滿的問題。

這些年，屢屢爆出的藥企行賄、醫藥代表給醫生回扣的新聞，或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壹。

醫藥代表是國外帶過來的。

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4年曝光的葛蘭素史克行賄案。

葛蘭素史克旗下的明星藥品賀普丁，就是這種“交易”下的籌碼。在中國，賀普丁的出廠價是142元人民幣，但是在韓國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國也不到30元。與韓國相比，中國的出廠價是6.8倍。 秘密就在於，葛蘭素史克將其冠以海外原研藥名義，在藥品進口前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增高藥品報關價格，在將巨額利潤預提在境外。 目的，就是為了設定高額銷售成本，用於支撐賄賂資金。事實上，藥企的利益鏈實際上就是銷售鏈加上賄賂鏈。最終，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出了30億人民幣的天價罰單。

這種方式真正被發揚光大，則是在國內藥企手中。

2014年11月，廣州白雲機場，青海省第五人民醫院院長柴多，從青海文康醫療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楊華手中接過壹個水果箱。箱子裏裝了壹些茶葉和土特產，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禮物則是30萬元人民幣現金。

楊華於2017年11月1日掛靠在江西春訊商貿有限公司，2018年6月25日，西寧市第五人民醫院和江西春訊商貿簽訂了638.88萬元的設備購買合同。30萬換來638萬的合同，這筆買賣，在楊華看來，很劃算。

而柴多院長，則早已習慣這樣的日子。2006年，他還在西寧第壹人民醫院任院長時，同時還擔任中古友好醫院的董事長，青海信友公司找到他，想給醫院眼科提供眼藥，並且還將5%的眼藥利潤給柴多當提成。於是，柴多給藥劑科打招呼，隨後，信友公司順利中標。而柴多獲得的回報，除了5%的利潤提成，還在自己買房子時讓信友公司出了15萬——直接打給開發商。 這樣的操作手法，在醫院的醫療設備和藥物采購過程中，是公開的秘密。

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至2019年10月，醫藥領域被查處的行賄、受賄案件高達3113件，2013年以來尤為高發，相關案件超3000件。

事實上，藥企的利益鏈實際上就是銷售鏈加上賄賂鏈。

另壹起案件中，王建民在2005年至2019年擔任四川省眉山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眉山市人民醫院院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采購GE醫療超聲設備時，先後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41萬余元。

在今年1月披露的黃石市普愛醫院副院長王芳受賄案中，西門子武漢分公司銷售總監仇某就給王院長送了20萬元，以答謝她在采收設備時的幫助。

通常，賣藥給醫院的人叫做醫藥代表，外界將之稱為藥代。

這是壹個從未走到臺前來的正規職業，業內估計全國至少有300萬從業者。他們知識結構差別很大，從大字不識幾個到醫學碩士、博士都有；他們工作內容也不完全壹樣，從運貨批發到醫學學術交流；他們身份復雜，有的是外企白領，有的只是個體戶。

醫藥代表更多的日常工作，則是為醫生做好服務。有些藥企給醫藥代表的要求就是，每天必須和醫生見三次面。 藥代甚至能做到早上給醫生帶早餐，晚上等下班了送醫生回家。而在藥代江湖上，藥代往往會看作是醫生、主任、院長們的貼身保姆。 醫生有什麽業余愛好、孩子在哪讀書、老人有什麽慢性病……這些醫藥代表們都壹清二楚。而他們甚至還會上門搞衛生，放學接孩子，半夜趕到醫生的飯局上只為他們買單……

此前，21世紀經濟報道曾刊發對醫藥代表的采訪，提及其壹般給醫生的回扣是10%-30%，抗生素類的藥物給的更多，能到30%-50%。

回扣也不壹定是給開藥的醫生，每個醫院和科室的管理制度不同。有的是給科主任，科主任再進行分配，有的是給醫生本人。

因此，醫藥賄賂、返利、回扣等等，本質上是壹種裏應外合的共謀。而藥價貴的根本原因之壹，就是把醫院當做生意來做。

不誇張地說，大部分和生意相關的都有回扣。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128

2018年10月31日 中國國務院壹項決定 遭媒體批判:倒退25年

中國解除了長達25年的禁止將虎骨與犀牛角用於科研及醫療用途的禁令，西媒稱，此舉將在全球範圍內給瀕危物種帶來“毀滅性後果”。

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估計，目前全球僅存3萬頭野生犀牛與3,900只野生老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24966

2019年1月13日 副市長壹人身兼46職?這事沒妳想得那麽簡單

這幾天，徐州市常務副市長王劍鋒“壹人身兼46職”的消息在全網狠狠刷了壹波存在感。

12日，徐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回應稱，王劍鋒任職的機構都是為“提高協調效率，加快工作落實進度”而成立的議事協調機構。這些機構都是臨時性的，不增加編制和經費，不涉及幹部職級，在達到期限或預定條件時即予以撤銷。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7199

2019年1月26日 過去5年中國新增10個成都,鬼城潛質城市多達95個

在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中，壹些地方出現了重物輕人、“興城不興業，見物不見人”的現象，違背了城鎮化規律。

據數據統計，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到2個百分點。每增加1個城鎮人口，可帶動10萬元左右的投資，1個城鎮人口相當於3個農村人口的消費。

按照規劃，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年均需轉戶約1600萬人。持續解決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穩定就業、集聚安居等問題，意味著巨大的居民消費提升和龐大的城鎮軟硬件設施建設需求，是經濟增長持久的內需動力。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全國建成區面積增長率約為13.5%，而全國城區人口增長率僅為8.9%，人口城鎮化遠遠趕不上土地城鎮化。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全國建成區面積增加8765.7平方公裏，相當於增加了10個成都的建成區面積。然而，城區人口僅增加3309.5萬人，按住建部每平方公裏容納壹萬人的城市標準，新建城區面積中有5456.2萬的人口缺口，這意味著部分城市將淪為“空城”。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在2014年底曾聯合投資時報推出過“鬼城指數排行榜”，即按照住建部的標準比例為1，低於0.5的被認為有成為空城或鬼城的可能。2016年的數據顯示，有95個城市的這壹比值低於0.5，占樣本城市的14.45%。這個數據已高於2014年我們做的第壹版“鬼城指數”的數量。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9287

2020年7月8日 雲南紅河官員11歲參加工作？ 官方回應：屬實

7月4日，有網友發布壹篇名為《11歲參加工作？雲南紅河州的“神童”幹部橫空出世了！》的文章，文內指出《紅河日報》刊發了壹則《中共紅河州委組織部州管幹部任前公示公告》，信息顯示，現任紅河州委統戰部副部長念培光於1969年9月生，1980年12月參加工作，“11歲參加工作，看來這不僅是‘童工’還是個‘神童’啊！”

關於念培光為何在11歲就參加工作，記者就此詢問了紅河州委組織部，壹名工作人員回復稱，念培光11歲就進入京劇團工作，京劇演員需要從小就練習“童子功”。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7/08/2243908.html

2020年9月8日 痛心！飄香300年 成都桂花巷桂花樹全被砍光

成都市青羊區桂花巷在300多年前的清代有“丹桂胡同”之稱，巷道兩旁種滿了郁郁蔥蔥的桂花樹和香樟樹，每到金秋時節，整條巷子彌漫著沁人心脾桂花香，市民坐在桂花樹下賞花納涼，別有壹番滋味。

但是如今整條桂花巷內的桂花樹全被砍了，巷子裏全是壹截壹截的桂花樹殘枝，壹片淩亂。大部分被砍的樹幹比碗口還粗，留下光禿禿的壹片。

網民議論紛紛：“以桂花聞名的桂花巷再無桂花”“樹能再活嗎？三百年吶！”“兒時的記憶啊，香味啊，都在裏面！”“丹桂飄香的季節就要來了，桂花樹砍了…”“以後就別叫桂花巷了”“幹脆壹不做二不休，名字壹起改了：禿樹街！要麽拍腦巷！”

中共成都青羊區公園城市建設和城市更新局7日晚回應稱，該處正在進行桂花巷街道綜合整治施工作業，要將桂花巷的桂花樹移栽，施工完成後再恢復桂花樹景觀，7日早8時左右，施工單位（成都建工二公司）擅自對20株桂花樹進行野蠻砍伐。

官方說辭引發網友壹片撻伐，“300年的古街巷，這歷史價值是多少妳不知道？隨便壹個擅自砍伐就過去了？妳賠不起”“砍完桂花栽桂花！妳說奇葩不奇葩！”“頭壹次見移植把樹冠都砍了的，當我們都是傻子嗎？”“真是會找替罪羊”“這肯定是施工單位擅自野蠻砍伐！！！肯定與街道辦，各級園林綠化主管部門無關！！！”

－－https://www.ntdtv.com/gb/2020/09/08/a102935937.html

2020年9月28日 爛尾樓江湖:700億投資成爛尾 有人靠改造成首富

繼“獨山縣負債400億造爛尾樓”、“石家莊最大爛尾樓盤成網紅拍照聖地”後，又有壹爛尾樓成為輿論焦點。近日，壹則“重慶南山豪華別墅群變鬼城”的視頻在網上迅速流傳。

自2013年5月29日被勒令停工以來，該項目已經爛尾超七年。2020年5月，其中10套別墅被低價拍賣，卻全部流拍，直至6月二次拍賣，才有壹套以評估價的5.6折成交。

21世紀以來，幢幢高樓拔地而起，摩天大樓幾乎成了每座城市的名片。但房地產從來都是壹個殘酷的遊戲，光鮮亮麗的高樓中，也從來不缺乏夾雜著利益、糾紛、債務等重重問題的悲劇角色——爛尾樓。

1994年，坐擁巨人集團上億資產的史玉柱意氣風發，決意要在珠海蓋壹座屬於自己的大廈——巨人大廈。大廈最初計劃建造18層，但很快又拔高到38層、54層、64層、70層，設計投資也從最初的2億元增加到了12億元，目標直指當時的中國第壹高樓。

根據媒體報道，史玉柱當時手中只有1億元，為了建樓，他壹邊靠著腦黃金輸血，壹邊寄希望於賣“花樓”籌資。但令史玉柱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被寄予厚望的高樓項目，最終會成為他的壹個“滑鐵盧”，甚至拖垮了巨人集團。

此後，史玉柱“人間蒸發”，隱身兩年多後才憑借著“腦白金”復出還債，可以說是羅永浩還債的壹盞明燈。但巨人大廈卻就此爛尾，至今已經停工23年，變成了幾家廢品收購站和駕校的天下。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曾經的“中國第壹高樓”，高銀117大廈和房產黑馬潘蘇通身上。

2008年，已經手握壹家上市公司的潘蘇通，決定進軍房地產行業，其中的壹個大項目，就是計劃投資700億元在天津市西津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建造壹座597米高的摩天大樓——高銀金融117大廈。

2015年9月，大廈主體結構順利封頂，眼看著很快就能全部施工完畢並投入使用。但就在臨門壹腳之際，潘蘇通旗下兩家上市公司高銀金融、高銀地產股價出現暴跌，兩家公司市值在壹天內蒸發上千億港元，潘蘇通個人身家也隨之縮水800多億港元。

大本營出事，潘蘇通顯然沒有多余的資金和精力投入到117大廈項目中，這棟本該於2016年完工的大樓，因此被按下暫停鍵，爛尾至今。

在眾多爛尾樓中，壹些毫無懸念地已經被碾成“炮灰”。

1995年，中國銀行溫州分行投資3500萬元建造溫州中銀大廈，兩年後成功封頂，但因在多次檢測中被認定大樓主體工程及地下基礎工程不合格，壹直爛尾至2004年。而這棟樓的真正成名則源於其牽扯出了溫州金融系統有史以來最大的壹樁腐敗案，涉案金額3000多萬元，涉案人員高達43名。

2004年5月18日清晨，這棟以“腐敗樓”為大眾所熟知的爛尾樓，在幾聲震耳的悶響之後，被定向爆破拆除，徹底灰飛煙滅。

實際上，爛尾樓對於開發商來說並非沒有吸引力。如曾經的“寧波首富”熊續強，就是趁著上世紀90年代福利分房還未取消，大量收購因半路夭折而留下的壹幢幢爛尾樓，並將其重新改建成住宅、寫字樓以及商業廣場，而成為寧波屈指可數的房地產大亨的。

如今上海“三件套”中的“瓶起子大樓”——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也是爛尾樓被盤活的代表。

該項目是個全日資的項目，註冊資金2.13億美元，1997年年初開工，同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停工，壹直到2003年才正式復工，壹度被戲稱為“世界第壹爛尾樓”。2008年8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竣工，樓高492米，擁有地上101層、地下3層 ，是目前全球十大高樓之壹。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61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 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 －－維基百科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8時左右，中國大部分地區遭遇暴雨，其中北京及其周邊地區遭遇61年來最強暴雨及洪澇災害。截至8月6日，北京已有79人因此次暴雨死亡。根據北京市政府舉行的災情通報會的數據顯示，此次暴雨造成房屋倒塌10660間，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

此次暴雨導致北京城區及郊區出現大面積內澇和洪災。

暴雨中拒馬河發生決堤，流速達到了2500立方米每秒。房山區有人說她的家中水位在十分鐘之內就上漲了1.3米。暴雨引發的洪水沖走北京房山壹家養豬場的3700頭豬，損失估計達千萬元。

暴雨導致北京市內城區發生內澇災害，公路、鐵路、民航等交通方式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暴雨導致超過500個航班取消，超過8萬名旅客滯留。

暴雨導致京港澳高速公路多處嚴重積水、車輛被淹，最深處積水處深達6米，且至少三人遇難。

文物截至23日，北京市約160處不可移動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損失，受損面積約21萬平方米。其中郊區文物建築受損情況較多，房山區、豐臺區、石景山區區級文物損失較大，僅房山區壹地初步發現就有80余處文物出現險情。大葆臺漢墓、花市火神廟等文保單位院內積水超過1米，局部輕度損壞；周口店遺址小面積坍塌，雲居寺圍墻部分坍塌，金中都遺址局部夯土崩塌，戒臺寺個別建築出現瓦面、檐頭、望板損壞等情況。

－－https://zh.wikipedia.org/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 

2019年7月17日 外媒:中國洪水滔天 湘江決堤 官媒淡化處理

中國珠江和長江流域連日暴雨引發洪災，近400條河流超過洪水警戒線，其中湘江被傳多處決堤，但官媒疑似淡化處理災情引發網民抱怨譴責。

名為“藥丸時報”的網友在推特上指出，搜索“湖南水災”和“湘江決堤”，只有澎湃新聞壹條正規媒體報道說：7月9號，湖南衡東縣湘江支流發生了漫堤決口，楊梓坪村及附近3個村莊全部被淹，過水面積達2000多畝，救援正在進行。但網友說，之後中共宣傳部門甚至下達了不讓記者進入災區報道命令。

網民周壹在境外社交平臺推特發出各地水災的視頻顯示，江西、廣西、廣東、湖南等地水勢兇猛。在湖南湘江兩岸，水平面高出地面五米左右，眾多民眾在堤壩上壘沙袋搶險，防止潰堤。另有視頻顯示，洪水中漂浮著屍體。衡山縣湘江河堤長江鎮曹家湖段，7月9日早上6點出現壹個約十五米寬的決口，洪水滾滾而下，汽車和房屋被淹，有些樹木僅可見到樹梢。據現場消息稱，洪水淹沒楊梓坪村及附近的3個村莊，過水面積達兩千多畝，數百戶受災。更有網民David（戴維）爆出，“官媒竟然晚5天證實，湘江決堤。”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公布，截至7月11日，湖南受災人數近280萬，6人失蹤，至少11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3億元。本臺記者多次致電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官方回避洪水災情讓不少民眾懷疑政府的誠信，包括長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陳桂亞稱，相信長江三峽大壩的防洪效益，經得起如1998年那樣的大洪水的考驗。田女士說：“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長江三峽大壩決堤，到時候可能真的大半個中國就成了澤國，屆時哀鴻遍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66763

2019年7月20日 特大水災，官媒沈默

7月15日，網民在社交平臺上紛紛貼出各地洪災視頻圖片，可以看到，湖南，江西，廣西，廣東洪災場面，整片地區，整個村莊，整條街道被洪水淹沒，湘江決堤，湘潭，株洲成澤國。視屏中可以看到整幢樓房坍塌，民眾蹲在窗臺上無助地等待救援，民眾站在齊腰深的水裏做飯，民眾自發在水裏打撈浮屍。

更令網民不解的是，執政黨在幹什麽？國家領導人在幹什麽？在大半個中國泡在水裏的危機時刻，中共領導人卻跑到遠離水災的東北及內蒙去調研，水災現場看不到任何國家領導人的身影。

有網民發帖說：“近日美國紐約停壹次電，把央視急得火上房，新聞滾動播出！國內南方大面積水災，城市如澤國，央視卻看不到蹤跡！網友說了：他們只擔心他們在美國的家人。”

網友@PDChinese發帖說：“壹場洪水，檢驗了壹座700年古建築的質量；檢驗了壹個70年政權的水利成就；檢驗了壹個“人民”政府如何服務“人民”；檢驗了壹個“媒體”的良心……”

也有網友發帖說：“六月份江西300萬人受災，政府居然只撥款了600萬賑災款，人均兩元，請問兩塊錢夠買什麽？連壹瓶礦泉水都買不到。真的希望國家哪怕少支援壹點國外，稍微拿點錢出來救救災民吧，別忘了他們是納稅人啊，稅收理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不是取之於民用之與國際，也不是取之於民用之與官。中國每年十多萬億稅收有多少用在了民生上？”

只要有特權就會有壟斷，被壟斷的不僅是財富與權力，還有真相。

阿爾貝•加繆在《反與正》裏寫道：“我如今祝願的已不是幸福，而僅僅是醒悟。”

－－cn.rfi.fr/中國/20190720-特大水災官媒沈默

2010年8月7日 舟曲泥石流災害 －－維基百科

據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毛生武介紹，2010年8月7日22點，當地發生強降雨（暴雨持續約40分鐘，2個小時後的8月8日0時縣城便遭受泥石流災害。

搜索至8月27日停止，至9月7日通報災害已造成1481人遇難，284人失蹤，累計門診治療2315人，解救1243人。 

在2008年就有地質工作者警告舟曲地區存在發生泥石流的危險，而且當年就發生了60多起山體滑坡事件，只是沒有人員死亡。盡管如此，當地政府還是沒有采取應有的防範措施。

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周平根博士認為舟曲地區的開發導致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壞，在連日暴雨的作用下災害必然發生。

－－https://zh.wikipedia.org2010年舟曲泥石流災害

2010年8月14日 舟曲泥石流是人為災難

《南方周末》的報道引述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周平根博士的話說，舟曲地區的森林破壞嚴重、大量開發使植被遭到破壞，因此“只要連日暴雨，必然災害發生“。

來自舟曲旁邊的卓尼縣的紮西頓珠表示，“我聽他們講說從甘南拉出去的木材如果連接起來的話，據說是可以繞地球轉三圈。周曲縣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舟曲縣他們說有接近200萬畝的森林已經開發光了，基本上都砍光了。” “因為地理階梯水的落差比較高大。所以建了很多水電站。壹個小小的舟曲縣規劃說是有47座水電站。而且70% 、80%全是私人的私營企業，管理非常混亂。開礦也是很嚴重的。像我們老家那兒的草原很漂亮、很大的草原被挖得豎壹道，橫壹道，挖的溝都很深很深的。然後時間壹長整個草原就慢慢地沙化。沒有任何人想到這個對環境、對生態有什麽影響。”

舟曲縣的開發並沒有給當地帶來經濟收益。中國媒體報道說，舟曲縣每年財政收入壹千八百萬元人民幣，只夠該縣公務員壹個月的工資，根本沒有財力治理潛在的地質災害。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ishiliu-08142010003507.html

2010年9月7日 點評中國：舟曲縣洪水泥石流災害原因初探

洪水和泥石流導致舟曲縣半個縣城的範圍被夷為平地，剩余的房屋或是底層被淤泥淹沒，或是發生傾斜，或被嚴重損壞，損失慘重。有報道說，死亡和失蹤人數超過2000余人。

這次災害的原因除了降雨和所在地區的地理條件外，主要還有：

1.白龍江流域的過度開發。

2.舟曲縣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錯誤。

發生災害的舟曲縣位於中國的廣義範圍的江源地區。白龍江是嘉陵江的支流，而嘉陵江又是長江的支流。江源地區是中國的水塔，也是中國生態環境破壞最嚴重的地區。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0/08/100809_cr_zhouqu_wangweiluo

1970年1月5日 通海地震 －－維基百科

1970年通海地震發生於當地時間1970年1月5日1時0分41秒，矩震級7.7級，最大烈度達10度。震源深度11千米，震中位於中國雲南省通海縣、峨山之間。

此次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受傷人數超過32431人。因時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地震發生後3天，官方傳媒仍無壹報道此宗慘劇。

1969年11月底，西南地質地震大隊曾派遣考察小組來到通海進行考察。他們發現了寒冬中百花盛開的反常景象，推算得知地下溫度出現了升高，但是未能確定地震的發生。1970年1月4日，考察小組居住的旅社的井內反常地幹涸，當夜也出現了悶熱的天氣，街上還出現了老鼠群奔的情景。1月5日淩晨，地震爆發。

直至第4天，《雲南日報》才刊出壹則消息，指“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壹次7級地震”，消息未提及具體位置、傷亡情況，只強調“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我們壹定能奪得抗災鬥爭的徹底勝利”。此後《人民日報》報道：災區群眾在大災之後“不要救濟和捐助”，只收下毛主席畫像、《毛主席語錄》等精神食糧。 

中央於震後提出了十六字方針：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 

災區官員提出：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

全國各地向災區發送了143,000余封慰問信，同時各種與毛澤東相關的書籍和像章也被送往災區，用以在精神上支持災區群眾重建家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0年通海地震 

2018年7月11日 草菅人命 — 塵封30年的雲南通海大地震

197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縣發生7.7級大地震。三十年後的2000年1月，通海縣展開“通海地震三十年祭”的壹系列活動，在1月5日的集會上，上千名與會者自發向通海地震中死難的人們默哀三分鐘，塵封三十年的歷史才就此公諸於世。

地震受災波及通海、峨山、華寧等7縣，死亡15,621人，傷殘32,431人，毀壞房屋338,456，死亡 166,338頭大牲畜，經濟損失達38.4億元，是上世紀雲南震級最大、死亡人數最多、損失最慘重的地震。

地震過後，災民最缺乏的是食品和藥品，可中共政黨為了羞辱滇人，故意送來了數十萬冊毛澤東語錄、數十萬枚毛的像章和14萬封慰問信，捐款只約9千余元。中共政黨在滇的殖民機構雲南省革委會1月9日電話通知：不搞捐獻活動，已捐獻物品全部退回。

壹位當年下放的滇人知青說，地震發生後，知青回昆探親和災民往外跑都被嚴格限制，必須原地“抓革命、促生產”，如有“流竄”者，當按“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論處。當時有人預感說要地震，立即被打為妖言惑眾的壞分子。

－－https://medium.com/@diantnam/草菅人命-塵封30年的雲南通海大地震-f3161d354c4

2016年7月28日 唐山大地震的深刻教訓：防震！減災！

張慶洲的《唐山警世錄》書稿實際上完成於2000年，但出版送審即被封殺，而且是通過國家地震局的正式文件（中震辦[2000]第343號）封殺。

就在唐山大毀滅的1976年，地方政府（1個省級、3個縣級）成功發布了4個臨震預報，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減災實效。其中，5月29日雲南龍陵7.3、7.4級地震僅有98人震亡，唐山“7•28”7.8級地震中的“青龍奇跡”無壹人震亡，8月16、23日四川松潘平武兩個7.2級地震僅有38人震亡，11月7日四川鹽源雲南寧蒗6.7級地震僅有33人震亡。

4個成功臨震預報所取得的減災實效，與唐山沒有臨震預報的慘烈傷亡（重傷超過16萬人、震亡超過24萬人）對比強烈。國家地震局認為無法向公眾交待，隨後，通過有關部門，全面封鎖了包括“青龍奇跡”在內的4個臨震預報的奇跡。

官方的“封鎖策略”壹直延續到今天！

1、殺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築

唐山市被定為“不設防”的烈度Ⅵ度區的現實沒法改變。同汶川地震區壹樣，這個烈度標準是有關部門最早從1956年開始根據“歷史—概率法”確定的。對基建投資來說，用“歷史—概率法”確定的烈度標準可以將建築物抗震設防標準降下來，從而節約基建成本。

因為“不設防”，唐山的房屋（平房和樓房），尤其是老百姓的房屋，基本上就是“碼”起來的——紅磚砌墻，預制板擱在墻上。這樣的房屋既沒有地圈梁，也沒有層圈梁，更沒有鋼筋混凝土抗震立柱。地震壹來，這些像搭積木壹樣建造的房屋“晃幾下就變成了壹堆廢墟”，“壹塊的、半塊的預制樓板，不知道砸死了多少人”（《幸存者說》第89頁，下同）。

2、許多人不是被砸死，而是被悶死、憋死的

唐山的“豆腐渣”平房、樓房垮塌後，壹部分人當場被預制板和磚墻砸死，但更多的人在大地震的第壹波襲擊中幸存下來。不過，他們或者被預制板和磚墻壓著，或者被倒塌的房屋掩埋。前者需要救援；後者雖然沒有受傷或只是輕傷，但他們需要空氣！

幸存者們後來說，“誰家出來人了傷亡就少，要不就壹家壹家的（悶）死”（第10頁）。

有個聰明的大男孩，順次從廢墟中扒出了自己的媽媽、爸爸和妹妹，但他都是先扒出壹半，能喘氣便停下，再去扒另壹個；另外壹個大男孩，拱出廢墟後，找來壹根鐵管子，分別為廢墟中的爸媽捅出救命的小窟窿。

在唐山人全力以赴自救互救的同時，也出現了壹些不和諧甚至荒唐的事情。虛假政治甚至把這些“人性扭曲”的荒唐糗事作為“先進典型”宣傳。

有個女人壹家8口全埋在廢墟中，就她自己最先爬出來。但她不是首先想把家人扒出來，而是想到“自己是街道居委會幹部，受D培養多年，要組織群眾搶救”，“哪裏有呼救聲就跑到哪裏”。她後來介紹她的“先進事跡”說，等她7、8點鐘回到家，“由於搶救不及時，我的母親、大姐、女兒、兒媳和孫子5口都去世了”，不過，“我沒有對自己的行為後悔”。

另有壹位企業醫務人員，得知自己的丈夫孩子被埋壓，卻並不急於回去。領導同事再三摧促她回去救家人，但她想到“向白求恩學習，做壹個……的人，壹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壹個……的人”，她“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參加搶救傷員，甚至“壹勺壹勺地將米粥餵到傷員的嘴裏”。等她第2天回家，她丈夫“已經不行了”。她後來演講說，“望著愛人剛剛咽氣的遺體……我想到……他死得其所……（我）心裏是坦然的……”

作家將醜惡人性撕開來，血淋淋，給人看：“兩位女士的感人事跡……無疑擊穿道德底線”。（第61、62頁）

筆者妄評壹句：今天全社會普遍道德底線缺失，其根源是否要從這裏的虛假政治、官話假大空和扭曲人性中尋找？

3、不認識宏觀異常，錯失逃生機會

由於絕大多數宏觀異常（如動物異常）都具有突發性和偶然性（偶然的時間地點），盡管妳有心，但未必會碰上。但是，如果妳幸運的碰上了它們，但卻不認識，那妳就會錯失上天賜予妳的逃生機會。就像唐山大地震中的無數大悲劇壹樣。

壹般地說，8級左右大地震，尤其是在夜晚，都能發現地光和地聲，這是老天爺留給動物，尤其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最後的逃生機會。

當年在唐山，“地光和地聲出現的時候，距唐山大地震還有6小時”（即出現在晚上8、9點鐘，並持續到大震爆發）。“沈睡的子夜不再平靜，有很明顯的刮大風的聲音，但樹梢不動，也不見任何小東西被風刮動的跡象……地光驟然泛起，大約持續十幾分鐘消逝……在壹陣壹陣泛泛的地光中，假如妳在曠野，還會看見偶爾有三兩個火球騰空而起，幾團發亮的蘑菇雲緩緩地升向夜空”；“唐山大地震爆發前10分鐘左右，地光達到了高潮……與閃電伴著雷聲那樣相似，每壹次地光升起，總會伴有地聲”；“初始，地聲和地光不是特別強烈，猶如遠方隆隆而來的悶雷聲”，“隨著時間的流逝，地光不斷升級，地聲也在不斷升級，漸漸的，就震耳欲聾了（大震爆發了）”。

最為典型的悲劇個案是：當地光和地聲達到高潮時，在唐山火車站候車大廳外的廣場上，有上百名旅客納涼候車，他們都看到了地光，聽到了地聲，但人們誤以為那是遠處的雷聲和閃電，便紛紛走進候車大廳避雨。幾分鐘後大震爆發，候車大廳整體坍塌，“無壹人生還”。（張慶洲的《唐山警世錄》）

4、震前有沒有準備大不壹樣

大震前5小時左右，侯世鈞從他的監測點無奈地回到宿舍。為了能夠及時逃生，他沒有鎖門，並在門邊支了壹根小木棍（以防止門框變形打不開）。5小時後，大地震轟然而至。侯老師挾著他那6歲的孩子第壹時間竄到了門外，他愛人緊跟其後，安全逃生。在他們身後，宿舍山墻轟然倒塌。

震後扒開廢墟，“唐山人清楚地看見了成千上萬具屍體在門窗下掙紮的慘狀”。因為門框變形，門打不開，這些人無法逃生。

5、正確與錯誤的逃生方法

國外救援專家集幾十年救援經驗給出的最基本逃生方法是，若妳沒有機會迅速逃離室內，或者跑進小開間房屋（廚房、衛生間），那就應該這樣避險：

若妳正在床上，只要簡單地滾下床，在床邊躲好；

若妳正在看電視，那就緊靠沙發邊躺下，躲起來。

千萬不能這樣做：

若妳住樓房（2、3樓以上），別試圖從家門逃離，更不能站在門框下無助地反復推門。（震後，人們往往在倒塌的大樓裏，發現很多人被砸死在門口！）

千萬不要走樓梯逃生！（因樓梯是大樓結構最差的地方）

另外，若妳在車內，請迅速離開車輛，靠近車輛坐下或躺下。躲在車底下，也是錯誤的選擇。因車輛目標大，車內、車下都可能被砸傷砸死。

5、錯誤的救與治——截癱者的不幸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唐山大地震造成3800多人截癱。

本來，如果救援、運輸（讓患者始終保持仰面平躺）、治療和護理的方法正確，地震中的腰椎傷員大多是可以康復的。

有的腰椎傷員被埋壓著，救援者將其上半身扒出來後，兩個人拉住其雙手，用力將其“生拽出去”——壞了，癱了！

有的被救出後還沒癱，但搬運時，壹人抱頭（或抱手），壹人抱腳，壹擡，壞了，癱了！

有的被搬運者“右手摟著脖子，左手攬著腿，彎腰抱起”；有的被放在棉被上，搬運者抓住棉被四角，擡走——都壞了，都癱了！ 

在醫院，手術不當、治療不當（牽引不當）、護理不當（護理翻身不當），也會造成癱瘓。

“截癱病人要定時翻身，翻了上身沒翻下身，嘎巴壹響”——錯位、癱了！

－－lishangy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49502

2013年5月10日 汶川地震留下的遺忘黑洞

我們都知道的是：校舍垮塌調查成了災區最大的爛尾工程，沒有任何說法。校舍垮塌導致的遇難學生人數和遇難學生名單，則成了所謂國家機密而不見天日。喊冤的遇難學生遺屬大多成了維穩對象，遭遇種種打壓。為他們鳴不平的作家譚作人，甚至迄今仍囚於四川都江堰的黑屋之中。

官方統計的汶川地震遇難人數為69227人，固然死者長已矣，但是他們的數十萬遺屬，尤其是他們的未成年的孩子，後來的狀況如何？出路何在？地震中受傷的374643人，後來的康復情況如何？對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如何？在所有這些方面，政府和民間組織都做了什麽？以及做得怎樣？經驗教訓當如何評估？

這個黑洞，本質上是人的黑洞。即對人的漠視，甚至冷酷。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05/130510_analysis_sichuanquake.shtml

2018年5月10日 汶川地震十年，還記得校舍廢墟下的學生嗎？

1954年出生的譚作人，是四川著名環保人士和作家。2008年，他在網上發文質疑彭州石化項目選址決定，認為它埋下重大生態災難隱患，引發大量關註。同年，汶川地震爆發，在官方給出三個不同的學生死難人數後，他與當地維權人士謝貽卉以公民身份獨立調查遇難學生人數。二人在川內跨越幾千公裏，遍尋歷經喪子之痛的家長，同時搜集川震校舍倒塌證據，列出壹個長長的死難學生名單。震後第100天，他又與廣州中山大學教師艾曉明合力拍攝《娃娃》，記錄下被細弱鋼筋和水泥掩埋的學生。2009年5月，汶川地震壹周年，官方首次公布了死難學生人數為5335名。但譚作人至今認為，這個數據與實際情況不符。

2009年3月28日，獨立調查進行到壹半，成都公安突然以譚作人“多年紀念‘六四’活動”為由，將他從家中帶走。2010年2月9日，譚作人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控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2014年3月27日，譚作人終於刑滿釋放，未來維權難嗎？“難。”要繼續嗎？“要。”譚作人害怕，如果自己都不堅持，為這個群體發聲的人將會越來越少。為什麽無法走出來？譚作人說，“因為當初壹個‘不公正’套著另壹個‘不公正’，而不公正繼續壓在我們的頭上。”他語氣執拗而堅定，“這個認識我是很清楚的......因為犯錯的不是我。”

以下是訪談摘要，經過整理與刪減。

問：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妳覺得它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意義是什麽？

答：這是壹個標誌，實際上可能是思想和情感的交鋒。

問：2008年，妳相識了壹大批要求徹查豆腐渣工程的父母，10年後回看他們的維權行動，在戰略途徑上主要經過了哪些轉變？ 

答：他們想政府應該出來給他們主持公道，而且當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現場也表示過，如果確實有豆腐渣工程存在，政府肯定會追查到底。

2008年八九月份到之後的兩年，隨著災後重建的展開，他們調查真相的訴求遭到了打壓，而且很多人遭到關押、毆打，甚至被判處行政拘留，他們非常失望。

“512家長”群體是壹個特殊的群體，不要把自己當成普通的訪民，因為這本來就是公共事件，也是歷史事件。

基本上，每年出來100多個家長，警察出來200多人，包圍他們，折騰壹天就算了，達不到任何訴求。2016年，我提出“上訴”代替“上訪”後，上訪減少了壹些。

問：最近兩年，《公民調查》行動有新的進展嗎？妳原來的維權群體處於什麽狀態？

答：在裏面坐牢的時候，我設想過，出來後組織壹次更大規模的（調查），體制內、體制外的人壹起來做這件事。最後，大家覺得難度很大，組織不起來，覺得事情過了這麽多年了，再組織的話，可能非常困難。但家長的維權訴求仍然不斷，後來很多家長來找我，提出他們的冤屈，說自己不僅失去了子女，而且被打壓，成了當地的重點維穩對象。如果這個事情不搞個水落石出，沒有最後的公正，那他們這壹輩子也許都得不到平反，成了跟政府作對的、破壞穩定的人，他們想起這些，是尤其不甘心的。

問：當時妳刑滿釋放回家，再和這些家長接觸時，他們呈現出哪幾類訴求？

答：在“上訴”代替“上訪”後，有些家長發現，教育責任保險他們全部買了，但理賠沒得到落實，希望和保險公司打官司，得到在校學生的教育理賠。

對於失獨家庭，優撫政策沒有落實。

還有壹批家長不願意再糾結了。

問：當時妳怎麽應對他們的分化？妳也始終堅持要徹查豆腐渣工程壹事，為什麽還要幫助家長們維權，政治環境有沒有什麽新的考慮？

答：他們願意放棄的，我是充滿同情，我從來不勸說他們繼續，我從來不勸說任何壹個。我覺得他們非常冤屈，就給他們提出建議，積極上訴，這麽多年來，這是壹個機會。

問：妳指的是什麽合法的方法？結果怎麽樣？

答：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關於“立案審查制”改為“立案登記制”，對地方法院提出要求，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絕受理民事訴狀，如果受理之後不進入下壹個程序審理，必須在7個工作日之內給予書面答復，就是不予受理決定書上面，註明不予受理的理由，這叫做程序正義。但最後它沒有履行，只能說是法治的悲劇，因為只有法律才能來主持公道，法院是最後的公道。

問：2012年，新壹屆政府上臺後，妳們有沒有得到官方的積極回應？

答：我們感覺到，法院的工作受到了壹些幹擾。就我個人的行動而言，官方沒有任何回應。

問：如今的大環境不像2008年那麽友好，妳會為妳們未來的維權行動擔憂嗎？

答：肯定擔心，所以我還是主張“低對抗”，而不是“強對抗”，不是那種“搞得大家妳死我活的”。其實民主就是妥協，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問：如今10年後回看，妳和家長們的維權經歷留下了哪些抗爭經驗？

答：我個人的經驗教訓是，如果說任何事情是和平、理性、有序的，甚至是善意的，那它目標的達成和對社會的推動作用，時間是可以證明的。

這些年，做維穩工作的人經常對家長們說，妳們不要影響社會穩定等等。家長們說，“我為自己娃娃討公道，怎麽會影響社會穩定？”“我去追求公平正義，我怎麽會成為漢奸？”實際上，汙名化的東西本來就不應該存在，這是上個世紀的鬥爭哲學帶給我們的毒素，到現在還沒消除幹凈。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510/tan-zuo-ren-sichuan-earthquake/zh-hant/

201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十周年 艾未未：中國仍不披露真相

艾未未在他位於柏林的工作室接受法新社記者采訪時稱：“我們永遠不會獲得直接了當的答案。自從這個共產黨政府成立以來，所有重大歷史事故的背後真相從未被正式揭露過。” 

他在得知和親眼目睹，數千名當地學生在7千所完全倒塌的學校中喪命後，發起並參與到對“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調查和質疑當中。艾未未工作室和自發的公民調查團隊，向四川省多個政府部門遞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但這些政府部門對他們的申請，則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或置之不理。

2009年8月，艾未未在前往成都為因調查四川地震死難學生情況，而遭到逮捕被指控的四川作家譚作人案作證時，在出庭前於他的旅館內，遭到警察的強行進入和毆打。他和隨行人員並被阻止參加庭審和作證。

－－http://cn.rfi.fr/中國/20180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艾未未中國仍不披露真相

2018年5月13日 汶川地震10周年：強迫遺忘與感恩

5月12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國官方媒體把5月12日命名為“感恩日”，號召中國公眾為在中國發生的大災難感謝中共。

中國媒體回避的話題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幾千名學生死於倒塌的豆腐渣學校樓房，至今沒有人為那些不合格的樓房建築負責；試圖問責追責、為死難學生和家人討公道的活動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如，黃琦），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之後依然受到嚴密監控（如，譚作人）；地震發生後，600多億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

在汶川地震1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國媒體只字不提的話題還包括號稱能力很強、裝備很先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地震發生後行動遲緩，遲遲不能開入災區救災，大大落後於人員和裝備不及軍隊萬壹的中國民間救援隊伍。中國軍隊救災行動遲緩，導致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氣憤地對中國軍隊壹個指揮官說，“我就壹句話，是人民在養妳們，妳們自己看著辦。”

當時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幾千名小學生死於很多人認為是建築質量低劣的學校樓房中。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wenchuan-20180512/4391204.html

2018年5月13日 汶川地震8成善款下落不明 傳2348億流入中國政府帳戶

中國2008年5月12日發生汶川大地震，造成6.9萬人罹難、37萬人受傷，當時各界湧進大量捐款。但10周年後回顧，卻發現652.5億人民幣（約新臺幣3055億元）善款之中，只有151億人民幣（約新臺幣707億元）有公布明細，占了總額的23.16％，剩下近8成的501億人民幣（約新臺幣2348億）疑似流入中國政府帳戶。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24468

2012年2月1日 2009年全國環境汙染代價達9700億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日前公布的《2009年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顯示，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汙染代價持續上升。環境汙染治理壓力日益增大，自2004年以來基於退化成本的環境汙染代價從5118.2億元提高到9701.1億元。2008年的環境退化成本為8947.6億元。

　　與此同時，2009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合計13916.2億元，較上年增加9.2%，約占當年GDP的3.8%。

環保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新公布的2009年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進壹步顯示，環境危機正在越來越嚴重地制約經濟發展。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不斷增長的GDP數字，是建立在資源環境和公眾健康不斷透支的基礎之上的。這種高消耗、高汙染、高風險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jingji.cntv.cn/20120201/110570.shtml

2015年12月26日 數據：中國環境汙染年失3萬億 死逾百萬人

2007年，世界銀行花費數年時間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中國汙染代價》(CostofPollutioninChina)。這份報告稱，每年中國因汙染導致的經濟損失達6千億至1萬8千億人民幣之間，占GDP的5.8%，其中醫療衛生費用占GDP的3.8%。

　　而中國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研究表明，2010年環境汙染所帶來的損失達1.1萬億元，占當年GDP的3.5％（除去醫療衛生費用）。

不得不提的是，在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汙染代價》報告中，有近三分之壹的內容被刪除。

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7月3日發表《世行：中國每年75萬人因汙染早亡》的報道，文章稱：“（世行）這份報告刪除的內容是，該研究項目發現，中國城市嚴重的空氣汙染，正導致每年有35萬至40萬人早亡。但該研究團隊顧問表示，每年還有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汙染早亡。但有關這壹問題的討論在報告中幾乎沒有保留下來，因為這超出了發起此項研究的中國有關部委的容許範圍。”

壹言以蔽之，2007年前的中國每年有75萬人因汙染而過早死亡。

根據美國伯克利地球組織（BerkeleyEarth）2015年的最新研究，中國每年死於空氣汙染的人數約為160萬人。這個數字比2007年的兩倍還多。

從2007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發布，截至2015年，中國每年死於空氣汙染的人數翻了壹番，讓人不得不思考，我們離健康的環境究竟還有幾代人？

－－https://new.qq.com/rain/a/20151226014438 

2016年12月10日 中國環境汙染現狀：遠比霧霾可怕！

本周中國環境保護部（環保部）發布的《201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報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環境汙染的現狀。該報告顯示，2013年：

在4778個中國地下水環境質量監測點之中，水質較差和極差的比例合計59.6%，水質優良的比例為10.4%。 中國目前近60%的地下水水質極差或較差！中國環境汙染現狀：遠比霧霾可怕！

全國酸雨分布區域集中在長江沿線及中下遊以南，以及長三角、珠三角和四川東南部地區。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10.6%。

在中國近岸海域，劣四類海水點位比例為18.6%，持平2012年，三四類海水點位比例由2012年的14.7%升至15.0%，壹二類海水點位比例由69.4%降至66.4%。

在74個根據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城市之中，僅海口、舟山和拉薩3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超標城市比例為95.9%。

全國平均霾日數為35.9天，比2012年增加了18.3天，為1961年以來最多。

去年7月，新華社微博轉發了環保部部長周生賢的這樣壹句話：“我聽說世界上有四大尷尬部門，中國的環保部就是其中之壹。”

曾經看過壹部電影，裏面的黑惡勢力費盡心機，想用高科技的病毒汙染水源，以便靠出賣潔凈水謀取暴利。

在當下中國，絕對不需要費這麽大勁兒。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在放棄自來水，食用自購的礦泉水、純凈水。甚至有專欄文章稱：壹些城市的自來水僅剩沖馬桶的功能。

1995年，中國政府以國務院令的形式，頒布了《淮河流域水汙染防治暫行條例》，其中明確要求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庫的水質達到淮河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的要求，實現淮河水體變清。今天，淮河水變清了嗎？誰要問我這個問題，我只能說：呵呵！

中國在所有大江大河大湖中下了最大決心、最大功夫，向全世界有過莊嚴承諾的淮河治汙是這樣，其他水體可想而知。

話說長江。坐船順長江而行，再在重慶、宜昌、武漢等城市繞行壹周，目光所及，觸目驚心。無數的排汙口像壹條條孽龍，整日嘩嘩不停地向長江噴吐著毒液。無數垃圾堆沿江邊堆放，堆多了，會自然滑進長江，江水漲高了，也會自然將垃圾帶入江中。有特大企業的治汙經驗是：把排汙口延伸到長江江心，他們說：這叫充分利用江水的自我凈化能力。對於沿江生活的人們來說，不幸之處在於：長江既是沿江各城鎮主要的納汙水體，又是人們主要的生活飲用水源。

說說黃河。黃河泥沙含量大帶來的壹大好處是凈化能力極強。在青海被嚴重汙染的黃河在流進中自我凈化，尤其在到達劉家峽水電站庫區後，經過沈澱，以壹類水質流出劉家峽。但僅僅經過上百公裏之後，在進入蘭州市時就成了三類水。流出蘭州市時成為四類水，流經白銀市後又下降為五類水。大量工業和生活廢水源源不斷地被排入黃河。

原國家環保局曾經發布新聞：在全中國七大流域中，面臨的嚴重問題是水體汙染和水資源短缺，主要河流有機汙染普遍，主要湖泊富營養化嚴重。七大水系汙染程度由重到輕順序為：遼河、海河、淮河、黃河、松花江、珠江、長江。其中遼河、淮河、黃河、海河等流域都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汙染。

發達國家平均每1萬人就有壹個汙水處理廠，用以處理人們每日所產生的生活汙水。而在中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中國的生活汙水處理廠不到5家。武漢、重慶等絕大多數大城市生活汙水處理率為零。都是直接排放。

－－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87213.html

2019年11月4日 環境專業|中國環境十大問題

大氣汙染 2011年中國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達1857萬噸，煙塵1159萬噸，工業粉塵1175萬噸，大氣汙染仍然十分嚴重。

水汙染 中國是壹個幹旱缺水嚴重的國家。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壹。然而，人們在科學進步的同時，依然在浪費水資源。

中國七大水系的汙染程度依次是：遼河、海河、淮河、黃河、松花江、珠江、長江，其中42%的水質超過3類標準（不能做飲用水源），中國有36%的城市河段為劣5類水質，喪失使用功能。

垃圾處理 中國工業固體廢物年產生量達8.2億噸，綜合利用率約46%。中國城市生活垃圾年產生量為1.4億噸，達到無害化處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裝物和農膜導致的白色汙染已蔓延中國各地。

土地沙化 中國國土上的荒漠化土地以每年2460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

水土流失 自1949年以來，中國水土流失毀掉的耕地總量達4000萬畝，這對中國的農業是極大損失。

旱災水災 20世紀50年代中國年均受旱災的農田為1.2億畝，90年代上升為3.8億畝。而長江流域的水災發生頻率卻明顯增加，近50年來，每三年就出現壹次大澇，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生物破壞 中國是生物多樣性破壞較嚴重的國家，在聯合國《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中列出的640種世界瀕危物種中，中國有156種，約占總數的1/4。

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可能成為國外汙染密集型企業轉移的地點和大量的國外工業廢物"來料加工"的地點。

三峽庫區 三峽工程是中國正在實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該工程定於2003年開始發電。三峽建成後對地質環境、水資源環境、生態環境（涉及庫區兩岸和整個上遊地區）的影響，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庫區汙染是擺在三峽建設者面前的大課題，三峽工程已成為世界矚目的環境問題。在長江，魚越來越少，還出現野生水生動物大量死亡的情況。

持久汙染 這類難降解的持久性有機物汙染廣泛存在於工農業和城市建設等使用的化學品之中。

－－https://kuaibao.qq.com/s/20191104AZNE7I00?refer=spider

2019年12月13日 汙水處理廠“曬太陽”，“民願”何以變“民怨”

投資375萬元建設的生活汙水處理廠，竣工以來未能正常運轉，處理設施長期閑置，為應付調查編造數據偽造記錄……根據舉報線索，新華社記者近日對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錦屏鎮生活汙水處理廠展開了調查，發現汙水處理廠存在不少問題，包括規劃不科學，管網不配套，管護不到位，消納汙水量達不到運轉要求等。

值得註意的，是鄉鎮汙水處理廠“曬太陽”的情形並非個案，原因恐怕還是“拍腦袋”決策、政績觀跑偏：有的地方盲目上項目，不切實際搞“大手筆”，結果造成了財力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費。

－－https://www.cenews.com.cn/opinion/hjsp/201912/t20191213_921502.html

2020年9月15日 浙江100多戶人家水龍頭流出60度熱水 持續3年…

最近，紹興嵊州壹些村民反映：家中的自來水很燙手，溫度高的時候，將近五六十度，後半夜才敢洗澡。

這對大家的生活影響很大，而且這個情況已經持續了三年。

整個範油車村260戶人家，有129戶遇到了和範曉明家類似的問題。而剩下的131戶，家中自來水的溫度還是比較涼的。

2017年，範油車村在原有的自來水管網基礎上，新鋪設了壹套管網。接入新管網的用戶，水溫從此直線上升。仍在使用老管網的用戶，還是保持常溫。

村民發現，2017年那次改造後，新老兩套自來水管網，埋入地面的深度相差很大。經過現場測量，範油車村新鋪設的自來水管網，距離地面最淺的5厘米，最深的15厘米。相比老管線普遍深度50厘米以上，差距確實不小。埋得淺的管子，夏天高溫暴曬，水溫自然就上去了。

範油車村此次自來水管網鋪設，新接入用戶需繳納2400元給石璜鎮自來水廠。後來 ，村裏補貼了400元，每戶繳費變成2000元，共129戶人家參與。計算下來，自來水廠總共收取了30萬元的資金。

根據我國2008年開始實施的《鎮鄉村給水工程技術規程》，管頂高度不得低於70厘米。範油車村的管網，遠遠達不到這個標準。

如果說埋得深度淺的話，不管是從人工也好，施工進度也好，都會省下很多錢。越深的話，包括人工機械，這個費用都會很高的。埋管的深度降了，那麽這部分的費用，現在到底去哪兒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350

2020年9月24日 自來水把毛巾染黑 校方卻說水質符合國家標準

學生：肉眼可見宿舍自來水把毛巾染黑 校方卻稱水質符合國家標準

小曾（化名）是重慶工程學院南泉校區壹名大三學生，她告訴記者，從今年開學開始，學校宿舍區的水質就出現了問題，“水中時常會出現黑色雜質，每天早上用水刷牙，杯子底部都是黑色的，無奈之下大家在水龍頭、淋浴噴頭上綁上了濕紙巾、洗臉巾過濾，過幾個小時後就會發現洗臉巾被染成了黑色。”

此外，有多名同學向記者反映稱，用這樣的水洗漱後身上會出現過敏癥狀，雖然不確定是否與水質有直接關系，但每天都用“汙水”洗漱，心裏感覺很慌張。

小曾說，今年上半年開學後，學生們曾多次向學校反映情況。

6月19日，重慶工程學院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了壹則情況說明，並附上了自來水公司和巴南區疾控中心的水質檢測報告，顯示“水質符合國家標準”。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08

2018年8月28日 中國官媒：非洲豬瘟不會感染人 豬肉可以放心吃

怪異新聞頻繁出現顯然是中國的壹個毫無爭議的特色。最新的怪異新聞是中國官方媒體似乎是在公開呼籲中國公眾大吃瘟疫死豬的豬肉。

在豬瘟死亡的豬肉是否可安全食用的問題上，希望得到精準信息的讀者搜尋其他的中國官方媒體的相關報道，可以發現官方的 《健康時報》8月6日的壹篇報道，標題是，“豬瘟又來了！豬肉還能放心吃嗎”？

在這大標題下，《健康時報》報道說： 

“遼寧省畜牧獸醫局相關技術人員介紹，非洲豬瘟傳豬不傳人，正規渠道的豬肉可以放心吃。且該致病病毒在60℃下、10分鐘就會被滅活。在我國，壹旦發現疫情，當地政府會迅速組織有關部門，劃定疫點疫區封鎖區，每個封鎖區出入口都會設立消毒站和崗哨，確保封鎖區內的豬及產品都運不出來，所以疫區外的豬還是很安全的。” 

《健康時報》的這篇報道明顯是文不對題，是跟讀者逗悶子，其正文沒有回答其標題中的問題。這篇報道的主旨顯然是，安全的豬、沒有豬瘟的豬是安全的。但對普通讀者來說，這不是新聞而是純粹的廢話。

眼下在中國北到黑龍江、南到浙江擴散的非洲豬瘟來自俄羅斯。中共當局為了跟美國對抗打貿易戰而鋌而走險，明知俄羅斯有豬瘟也要堅持從俄羅斯進口豬肉而拒絕進口美國的豬肉。 

網民李江琳通過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體推特發感慨說： “1917年 ‘壹聲炮響’，毛子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2018年壹聲不響，毛子給中國送來了豬瘟。＂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wine-Fever-And-Political-Pork-20180828/4547135.html

2018年11月23日 北京發現“非洲豬瘟”疫情！會不會傳染人？豬肉還能不能吃？

11月23日，農業農村部接到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經確診，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琉璃河鎮各壹個養殖場排查出非洲豬瘟疫情。

全國非洲豬瘟疫情呈現多點散發、趨於平穩、防控有效、總體可控的態勢。

非洲豬瘟到底會不會傳染人？豬肉還能不能吃？危害都有哪些？今天就為大家科普壹下！

非洲豬瘟不是人畜共患病，壹般情況下，病毒不會感染人。

豬肉還能不能吃？

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繼續吃豬肉的。

雖然豬的致死率高達百分之百，但這種病毒在高溫下是很難存活的。溫度達到55℃持續30分鐘或者60℃持續10分鐘，都是可以殺滅病毒的。

－－https://news.mydrivers.com/1/604/604603.htm

2018年12月26日 疫情爆發半年　蔓延23省市區達102例　已逼近香港

截至目前（12月26日），據中國農村農業部通報，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河南、天津、安徽、江蘇、浙江、湖南、貴州、雲南、重慶、湖北、江西、福建、四川、青海、上海、廣東均已爆發豬瘟。

非洲豬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傳播。據農村農業部12月15日曾表示，調研81起非洲豬瘟疫情發現，異地調運引發的疫情共有14起，約占全部疫情的17%；因餐廚剩余物餵食豬只引發的疫情共有32起，約占全部疫情40%；此外，因生豬調運車輛和販運人員攜帶病毒後，不經徹底消毒進入其他豬場，所引發的疫情共有35起，占到全部疫情的43%。

本次中國非洲豬瘟來源尚無確切說法，不過，有專家指源頭可能是俄羅斯。而《科學》（Science） 雜誌於2018年8月21日撰文援引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下屬，位於長春的軍事獸醫研究所8月13日的報告，指首發的基因樣本與俄羅斯境內的樣本高度相關。

－－https://www.hk01.com/議事廳/275465/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半年-蔓延23省市區達102例-已逼近香港

2020年2月24日 53年前，中國戰勝了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的疫情......

1967年，53年前，其實並不是壹個太久遠的事。更遠的歷史事件，比如抗戰、解放戰爭、二戰、各種運動，網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壹下，關於這壹次大的疫情，資料並不多。 

安徽日報2017年04月28日的壹篇文章，有這樣的內容：“以流腦為例，1967年我省報告病例有25萬之多，約有壹萬多個孩子死於該病。而2016年，全省僅報告3例病例。” 

不過，雁過留痕，歷史還是有依稀的痕跡。痕跡在孔夫子舊書網。孔夫子舊書網中，那個年代關於流腦的書，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壹個痕跡在壹些地方的地方誌中。如今讀來，平靜的文字與抽象的數字下面，還是感受到無數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我摘錄壹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記載發病流行12次，民國3年（1914）、民國22年至民國36年（1933～1947）、民國34年（1945）至1949年，共發病232人。南京解放後，1967年，為流行高峰年，全市發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發病率464.59/10萬。

南京地方誌，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青島

建國後，市傳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腦病人。1964年和1967年兩次發生流腦流行，發病率分別為169.50/10萬和390.17/10萬，（青島當時人口約140萬，也就是說，大約5400人感染）病情兇險，重病以休克型為多。

——青島市情網，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遼寧

1967年3月，遼寧地區出現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來的第二流行高峰。發病率高達177.97/10萬，病死率為5.80%。

為控制該病流行，遼寧省成立了防病指揮部，各市縣也相繼成立防病指揮機構。1967年共發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遼寧省地方誌網站：遼寧大事記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紹興

1950年，紹興地區發病（流行性腦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發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鄉村出現局部暴發流行，共發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於人群大流動，本病在城鄉各地暴發流行。1967年尤為嚴重，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發病率顯著下降。

——浙江紹興市誌， 第三十九卷醫療衛生， 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這些地方誌中所說的“人群大流動”，壹些資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知識天地欄目就有這樣的內容：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

1966～1967年在我國出現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動，導致發生了全國性流腦大流行，發病率為403/10萬，死亡16萬多人。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動，空前大流動，到底怎麽回事呢？ 

海南文昌縣誌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

1967年，發生流腦流行，全縣21個公社(鎮)和3個國營農場共發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為8.86％。時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動量大，發病面廣，蔓延快，救治藥物奇缺，死亡率較高。

——海南史誌網，文昌縣誌 ，第二十三編衛生，第四章衛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縣誌說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

建國初期，“流腦”發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聯影響，引起暴發流行。1966年發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發病率868／10萬。

——上海市川沙縣誌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這個記載，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聯。串聯並不遙遠，親歷者現在六、七十歲。那麽，人口大流動，紅衛兵串聯的規模在什麽量級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9月5日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開展起來。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壹道風景。

毛澤東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共1100-1300萬人，這個數據源於王令金著《馬克屎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規律》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書。

想象壹下綠皮車廂中擠滿了壹車的紅衛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腦，也沒防護，昏昏沈沈坐車，壹起待上幾十個小時。這就是曾光所說的，火星帶到全國各地。大串連使地方各級黨政機構逐漸陷入癱瘓狀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和交通運輸。

串聯與流腦的關系，其他文獻中也能找到痕跡：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適逢流腦爆發，大串聯加劇了疫情的傳播。而衛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無法開展正常工作。

歷史珍貴不應該被遺忘，而令人感嘆的是，如此大的壹次疫情，卻靜悄悄的躺在歷史中。－－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961718870/v74ed745601900py46

2020年3月6日 【歷史回眸】並不久遠卻被遺忘的壹場疫病

“流腦”全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細菌感染導致的化膿性腦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過飛沫傳播，傳染性強，發病率與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麽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五壹”之後，清華、北大附中壹些中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自發成立了“紅衛兵”。8月5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的“革命造反活動”予以“堅決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 “革命串連”。8月18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幾十萬紅衛兵及師生民眾。

自稱“煽射穢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來，8月27日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妳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妳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妳們幹革命的方便。給妳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國務院通知，要求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學習，開展“文化大革命”，規定交通壹律免費。12月15日，中共提出組織學生下鄉“串連”，於是，北京等地紅衛兵到各地鼓動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學習，他們還去延安、井岡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盤踞過的地方參觀，運動風潮迅速推廣到農村，席卷了全國，中國出現了1949年以來第壹次人口集中大流動。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壹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 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壹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壹個學校接待站裏，那裏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擡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擡走。”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案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壹些。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3/n11912272.htm

血吸蟲 －－維基百科

血吸蟲，又名裂體吸蟲，屬扁形動物門，主要指所有歸類在裂體屬下19個同屬的物種。其中有6種可以寄生人類，主要者有三種，分別流行於中東、亞洲和南美洲地區，分布範圍較廣，且是可以感染人類的主要三種血吸蟲；另外三種則局限於北非、馬來半島、湄公河流域，由於多為動物株（zoophilic strain），對人的影響較小。血吸蟲成長的過程都必須經過在淡水螺類體內的寄生階段，才有能力感染其他宿主，而血吸蟲寄生後多選擇在宿主體內的靜脈血管定居，所引起的癥狀表現各有不同，皆統稱為血吸蟲癥（或血吸蟲病），被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在六大熱帶醫學疾病之壹。

在血吸蟲的生活史中，有兩個宿主，壹個是被成蟲寄生的人和其它哺乳動物，稱為終宿主，許多種哺乳動物都可成為血吸蟲的終宿主；另壹個是被幼蟲寄生的釘螺，叫中間宿主，釘螺是日本血吸蟲的唯壹中間宿主。 

血吸蟲對人體損害導致癥狀稱為“血吸蟲病”，血吸蟲病俗稱“大肚子病”，屬於人和牛、羊、豬等哺乳動物感染血吸蟲所引起的壹種傳染病和寄生蟲病；血吸蟲人對人畜危害以蟲卵損害為最為嚴重；蟲卵沈著在宿主的肝臟及腸壁等組織，形成蟲卵肉芽腫，最後導致肝脾腫大、腸壁纖維化、肝硬化和腹水；兒童如果反復感染血吸蟲會引起發育不良、智力減退、生殖機能不好，形成血吸蟲性“侏儒癥”，喪失勞動力。

血吸蟲傳播途徑：人畜傳播主要有釘螺、糞便、水源。

中國只有日本血吸蟲病(因本病首先在日本發現，病原蟲的生活史也首先經日本學者詳細研究而闡明，故得名)，20世紀50年代以前曾流行於長江以南大部分產糧區，患者多達1000余萬人。經大規模群眾性防治，至70年代發病人數已降至250萬，臺灣僅發現動物感染日本血吸蟲。 

根據2003年中國衛生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提供的數據，大陸地區有427個縣（市、區）存在疫情，受威脅人口6500萬，釘螺分布面積達2.22萬公頃，洞庭湖、鄱陽湖的江湖洲灘地帶，四川、雲南的部分山區為重疫區。據衛生部門發布的統計資料，2003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萬，比2000年增加了15萬；其中急性感染人數明顯增加，2003年發生了30多起急性血吸蟲病爆發疫情，2003年流行區７省報告急性感染1114人，較2002年同期上升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血吸蟲 

2003年10月17日 湖南血吸蟲疫情加劇 洞庭湖幾成“毒湖”

《中國血吸蟲病防治》雜誌披露，2002年，我國南方12個血吸蟲病流行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共有427個流行縣(市、區)，37246個流行村，流行村總人口為6453萬人；全國共有血吸蟲病人81萬人，其中晚期病人26046人；疫情最重的湖南省血吸蟲病人達到21萬人之多，環洞庭湖的嶽陽市、常德市、益陽市是湖南省最大的疫區，媒體驚呼，由於湖水已經變成了傳染血吸蟲病的疫水，這個總面積達2700多平方公裏的全國最大淡水湖已經變成了“毒湖”！

73歲的黃福業和老伴住在壹棟偏房裏，除了電燈，屋子裏沒有壹樣電器。“怎麽會感染上血吸蟲病”這樣的問題在老人看來顯得非常幼稚。老人說：“我這壹生可能幾千次幾萬次被傳染上血吸蟲。在(上世紀)70年代冬天修洞庭湖大堤前，每年湖水壹漲，水就漫進我家院子來了，那時候防汛是站在洪水中，那些都是疫水嘛，壹接觸就染上了。另外，我經常去湖裏打草，撈魚，也要沾水。所以沒有辦法，要生活啊，明明知道要染病，還是不得不去沾水。”10年前就喪失了勞動力，老兩口沒種地，沒養豬雞牲口，兩個兒子每年供給1200斤稻谷和10斤肉給他們過日子，無其他任何經濟來源。3個女兒每年給他壹兩百元，老人就靠這點錢每年去看門診抓藥。

9月27日下午，我們見到了在嶽陽縣血防醫院住院的“晚血”病人晏偉雄，他今年58歲。早在1988年，他的妻子就因為“晚血”割除巨型脾而死。晏偉雄自己壹人養活兩個孩子，事實上他早就是個血吸蟲病人，但他無暇顧及，直到今年2月份胃脹、拉肚子、厭食、乏力的頻率增加，他才到醫院門診查病，壹查嚇壹跳：晚血！“在害死我老婆十多年後，它又要來奪我的命了。”

晏偉雄對自己體內的血吸蟲既仇恨又害怕。但家中沒錢，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從信用社貸到了500元，兩個在廣州打工的兒子又湊了1000元，他才在9月中旬住進了縣血防醫院。但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壹籌莫展：“這個病治療壹個月要花5000元，每天100多元，我只繳納了幾百元錢，醫藥費現在都還是醫生擔保著的，以後怎麽還這筆費用我還不知道，唉……”

9月27日記者來到鹿角鎮羊廟村羊廟小學時，被焦點訪談曝光的鹿角鎮血防站的巡療隊正在這裏查病和為患者化療，給血吸蟲病患者免費服用吡奎酮。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德國人發明的、在治療血吸蟲病方面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藥物，殺蟲率達到80%以上，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首選藥品，我國已經能自行生產，價格低廉。

　　面對記者，站長方傑宇只能連連認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從思想上對不起老百姓，也對不起上級領導……”再往深處談，他就沒話了，急得副站長許千裏和幾名年輕醫生在旁邊幹著急：“妳說嘛，我們也很冤枉，上面只喊防治防治，就是不給我們錢。我們站最近壹次領工資是在今年5月份，最高的才領了500多元。我們也想把工作幹好，但我們也得吃飯呀。就拿這次整風來說，也是只叫我們幹活，但我們的工資還是沒有說法。”這支巡療隊的裝備異常簡陋，只有血壓計、體溫表等三四件器械，價值不到千元。

與湖南省血防所所長李嶽生同名的嶽陽縣血防辦原副主任李嶽生，把血吸蟲病反彈的原因歸納為“三個不到位”。第壹是政策不到位。1999年9月生效的《湖南省血吸蟲病條例》，在落實中沒有產生應該產生的約束力。比如，嶽陽縣蘆葦收入的15%就沒有按照規定繳作血防經費，這至少使血防經費減少了100萬元左右。第二是經費不到位。現在該縣血防隊伍共183人，縣財政今年撥款114萬元，就有57萬元用於支付員工的“三金”(即醫療保險金、養老保險金和失業保險金)，在扣除縣血防辦機關的辦公經費38萬元，只剩下19萬元給鄉鎮血防站的173人發放工資，平均每人不到1千元，各鄉鎮血防系統因此不得不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解決員工吃飯問題上。與此同時，省裏給的資金不到位，以前省裏每年會給縣裏10萬元，但從2001年開始省裏不再給下面壹分錢，而改發藥物；但這些藥物又不壹定是下面實際需要的藥物，派送到鄉鎮的藥物不壹定用得完，藥物有限期最長時間為兩年，保管藥物成了很多血防站頭痛的問題。這次被“焦點訪談”曝光的倒賣藥物事件也有這方面的客觀原因。第三，改革不到位，以前省裏每年都有幾個關於血防系統改革的文件，但文件沒有涉及血防改革的根本辦法，只是鼓勵抓錢，沒有講到多少提高人員素質、更新設備和為疫區患者服務的問題。

－－news.sina.com.cn/c/2003-10-17/00181935989.shtml

2017年7月27日 瘟神緣何送走又重來

浙江的年輕人很少聽說過“血吸蟲病”這種疾病，可對於年紀大些的人，這是壹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傳染病。

昨天，杭州市疾控中心通報，來自余杭的8歲女孩和她的父親感染了血吸蟲病，雖經治療已處康復期，但他們的腎臟可能會因此留有輕微受損。

現在又到了學生暑期出遊的旺季，而我國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省的長江沿線、鄱陽湖和洞庭湖周邊，特別是由於近期洪澇災害多發，存在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易感地帶擴大的可能。

疾控專家為此發出“警示”：暑期出遊請提防血吸蟲病，在流行區不下河、不下湖嬉水遊泳，避免接觸當地情況不明的河水、湖水、渠水等自然水體是最好的預防方法。

－－qjwb.zjol.com.cn/html/2017-07/27/content_3551837.htm?div=0

2018年11月26日 中國法院為家暴開綠燈

2017年6月，由於對女兒教育問題發生爭論，董芳（化名）和女兒遭到丈夫毒打。董芳因此申請到人身保護令。五個月後，她起訴離婚。庭審後，張姓法官駁回董芳的請求，強調婚姻應尊重“傳統道德觀念”。該法官並表示，由於丈夫並非“長期實施”毆打，他不認為構成家庭暴力。

但中國《反家庭暴力法》並未規定加害人必須“長期實施”才能構成家暴；《婚姻法》則肯定家庭暴力可作為請求離婚的理由。

這位法官的做法貽害甚深，但非孤例。

2017年，壹名婦女因被丈夫“當著孩子面前拿菜刀架在[她]脖子上”而訴請離婚，卻被廣西省某法院駁回，法院聲稱“我們挽救了壹對可能和好的夫妻”。

這種判決反映中國法院向來輕視女性受暴問題，總是逼迫女性和解而非伸張正義。太多法院仍將壹名家屬（通常是女性）為全家犧牲自己的權益視為美德。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11/26/324593

2019年11月28日 中國每7.4秒就有1位女性被家暴，我們對家暴無能為力嗎？

2018年，有媒體援引全國婦聯數據，中國每7.4 秒就有壹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後才會報警。世衛組織在2017年的數據顯示，全球三分之壹的女性遭受過身體或性暴力，僅有不到10%的女性報過警。

近日有關家暴的事件曝光後，記者註意到，#家暴只有0次和無數次#登上熱搜榜。不少網友表示，應該在第壹次遭遇家暴時，就向施暴者說“不”，不然此後便會遭遇“無數次家暴”。

　　對此類現象，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孫濤在“科普中國”撰文表示，壹般來講，只要產生了家暴，至少說明施暴者不太會合理控制和處理情緒，是具有家暴傾向的。

孫濤還在文中寫到，很多家暴者在實施暴力的時候情緒失控，在家暴結束後又會異常真誠地道歉，得到原諒後會表現得非常好。“因此，很多被家暴者會選擇原諒，其實，這正是下壹次家暴的開始。”

有壹些網友覺得，如果施暴者按照《反家暴法》進行處理，處罰力度或許並不強，難以判定刑事責任。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9-11/28/c_1125282677.htm

2020年10月6日 大數據告訴妳：哪個省份的家暴案件最多

從 2014 年到 2016 年，全國涉及家暴的壹審案件數量共 94571 件，僅有 38 名男性自訴遭遇了妻子的家暴，99.9996% 的施暴者都是男性。其中，山東以 8205 件穩坐榜首，河南以 6986 件奪得第二，湖南以 6930 件位居第三。西藏、海南和新疆分別以 47 件、237 件、388 件成為家暴案發最低的三個省份。

但是，並非所有的家暴行為得以最終認定。實際上，94571 份離婚判決書中，僅有 3741 件被認定存在家暴行為，認定率僅為 3.96%。

－－https://www.hotbak.net/key/中國家暴最多的地區.html

2019年6月1日 中國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賣？

“寶貝回家”（“寶貝回家”是中國最大的尋找失蹤未成年人的公益網站，因與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國失蹤兒童的晴雨表”。）上有七萬多條尋親消息，但目前為止實現家人團聚的只有2500多人。

2010年至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7719件，對12963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其中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率達56.59%。

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法院共審結壹審拐賣婦女兒童罪案件2806件，審結拐騙兒童罪案件403件，審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案件288件。同時，全國法院審結壹審強奸罪案件75204件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57830

2019年7月18日 中國每年有多少兒童失蹤？

“寶貝回家”作為中國最大的尋找失蹤未成年人的公益網站，被看作是“中國失蹤兒童的晴雨表”。雖然網站沒有涵蓋所有失蹤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繪出中國近幾十年來失蹤兒童的情況。

記者截取了該網站截至2019年5月18日所發布的38457條“家尋寶貝”信息（尋找失蹤兒童），對中國失蹤兒童的情況進行了分析。

通過分析該網站發布的失蹤兒童信息，我們發現：中國兒童的失蹤問題，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起變得嚴重的，到上世紀90年代初，失蹤兒童數達歷年之最。1990年達到峰值3431人，平均每天有9個兒童失蹤。

那麽，幾歲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答案是2—4周歲。之所以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最易失蹤，是因為孩子到這時已有脫離家長監護的情況，但孩子年齡小，沒有自我防範意識，壹旦遇到危險無法進行自我保護。

除了低年齡段的孩子外，13—14周歲孩子的失蹤率也比其他年齡段高。人販子拐走這些兒童的目的已不是為了收養，而是做苦力、去乞討甚至強迫被拐孩子參與違法犯罪活動。

貴州、重慶、四川三省是兒童失蹤最嚴重的地方。這些失蹤的孩子，除了被販賣到廣東、福建，還被人販子帶到了河南、河北和山東。

有學者將其概括為“西部集中拐出，東部分散拐入”。

不過，並非所有的失蹤兒童都被拐到了天南海北。2014年，福建晉江警方破獲壹起拐賣兒童案，樂氏夫婦的兒子失蹤10年後，被警方找回。夫妻二人沒有想到的是，被拐孩子就生活在鄰村，離他們只有4公裏。

－－https://new.qq.com/omn/20190718/20190718A0BYHR00.html

2015年 4月20日 大象公會 中國的殘疾人去哪了？

初次抵達中國的發達國家遊客多會驚訝，為什麽中國大街上很少能看到殘疾人，甚至有人因此推論這可能是中國獨特計劃生育政策的緣故。比中國大街上更難見到殘疾人的，世界上大概只有朝鮮了。

中國似乎是壹個對殘疾人外出並不友好的國度。“死亡盲道”在全國各大城市比比皆是；導盲犬等工作犬類仍然與寵物犬壹起禁止進入許多公共場所和公共交通系統——事實上中國也沒有導盲犬；伴隨紅綠燈的“嘟嘟”聲也沒能與各大神曲壹同響遍大江南北；公交車上很少見到有為輪椅上下車所設置的斜道；公共建築裏的樓梯和門檻更是成了阻礙殘疾人進入的“門神”；大多數公共廁所也不會為殘障人士專門設立壹個獨立的隔間。

走過商店旁的電視機墻，大多數是沒有手語或字幕伴隨的節目。除北上廣深大城市的少數大型SHOPPINGMALL，綜合商業場所是絕對不會設置母嬰室，1980年代之前，中國甚至連單位圍墻之外的公共廁所都很少。

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截止到2010年，中國共有各類殘疾人8000余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6%。其中重度殘疾者超過2500萬，然而，我們很少能在街道上看到出行的殘疾人，更不要說在工作場合或其他社會活動中見到他們的身影。

2014年以前，盲人直接沒有參加高考的機會，為盲人開設的專業也只有按摩和音樂表演。據中國殘聯數據，2008到2012年間，僅3.5萬殘疾人進入普通高等院校學習。相比之下，僅2003年壹年，中國大學畢業生就超過700萬人。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4/大象公會 | 中國的殘疾人去哪了？

2017年12月9日 浪潮工作室 | 中國這麽大，容不下壹億殘疾人

根據中國殘聯的推算，截止2010年底，中國殘疾人總人數8502萬人。

2015年，英國青年詹姆斯•巴拉迪決定來中國旅行。巴拉迪雖然壹直坐輪椅，但之前的環球旅行都很順利，直到他來了中國。

不要說大馬路，即便是醫院這樣的特殊場所，無障礙設施也令人堪憂。

2015年，在壹線城市深圳，當地壹家公益機構做了份《深圳市福田區醫院無障礙環境調查報告》，發現深圳福田區19家醫院的無障礙設施沒有壹家是合格的。

按國際導盲犬聯盟制定的標準，每100個視障人士就應配備壹只導盲犬。按照這個標準，中國應該有近17萬只導盲犬供盲人使用。但過去12年，累計只培訓出100多只導盲犬，數量甚至遠低於國寶大熊貓。因為導盲犬的培養成本非常高，培養壹只導盲犬至少需要18個月，花費近12萬元。

2014年，盲人調音師陳燕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她有殘疾人證，她的導盲犬“珍妮”有動檢證和工作證，證件這麽齊全，成都地鐵依然要求她出示“導盲犬出生證、領養證以及馴養證”，和珍妮生活了3年的陳燕壓根就沒聽說過這些證件，地鐵最終以“禁止貓狗寵物”的理由拒載了她。

貧窮不只是殘疾的結果，也可能是殘疾的原因。

從致殘原因來看，中國的交通事故估計造成了超過150萬成年人殘疾，其中更多的是低學歷者、低技術崗位從業者、低收入者。其中，有46%的人文化程度沒有超過小學，家庭成員人均年收入不過4390元。

雖然中國能夠在殘奧會勇奪頭籌，但落後的殘障服務設施卻讓人很難驕傲地說，這個社會對殘疾人是友好的。

2014年中國教育部曾發布了壹項計劃，到2016年底至少確保90%視覺、聽覺有障礙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時高校不得因為殘疾拒絕他們進入校園。但偏偏在2016年7月，在河南洛陽，有位叫宋奕辰的考生因高考體檢出“輕度視覺異常”（俗稱色弱），而被天津中醫藥大學退檔。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統計，截止2012年，超過9萬殘疾兒童上不了學，2008年至2012年間，僅有35000名殘疾人進入高等院校，占普通大學生比例0.5%不到。

在大街上看不到殘疾人，是因為他們還生活在無邊的黑夜中。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12/浪潮工作室 | 中國這麽大，容不下壹億殘疾人

2018年8月3日 出了國才知道 國內8300萬殘疾人為何很少被看見？

南京警方7月25日發布通報，“南京無人認領女屍案”告破，被害女童由爸爸楊某響、爺爺楊某松推入河中溺亡，兩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獲。

被害女童璇璇出生於2010年，壹出生就發現“不正常”，後經診斷患有肺病和腦癱，並患有智力障礙，其父母在孩子兩歲時離婚。常年照顧璇璇的奶奶近日也因癌癥病倒，不堪重負的爸爸和爺爺最終溺死了璇璇。

其實，這並不是第壹起進入公眾視野的“腦癱兒童”被害案。2010年，轟動壹時的“慈母溺子案”就已經引起了極大關註。母親韓群鳳照顧兩個腦癱兒子13年，為此辭去工作，連房租都無法負擔，最終溺死兩個兒子後自殺未遂。

想起小時候的壹家鄰居，平日裏只見兩個老人沈默進出，直到突然有天，看到他們在弄堂裏狂追壹個20來歲上身赤裸，腰上栓著鐵鏈條的大小夥子，住了多年的鄰居們才知道，他家孫子是個手臂畸形精神異常的殘疾人。

這個因為藥物致殘的男孩子，被鐵鏈條栓在床邊關在家裏，已經12年。

而老夫妻倆擔心他不時嚎叫，被鄰居非議，常年用布團塞住他的嘴。

還有壹個小學同學的姐姐。小兒麻痹癥導致腿部終身殘疾。除了行動不便，人很聰明，念書壹直年級前三。

上學，放學，課間休息，妹妹總要跑到姐姐班裏，幫姐姐上廁所，吃飯，上下樓梯。有時還要應付頑劣同學對“瘸子”的譏諷嘲笑和惡作劇。

有壹天，這對姐妹不巧從樓梯上壹起摔了下去，妹妹摔得不輕，當眾崩潰大哭。

我曾經采訪過將近20多個有殘疾人的家庭，其實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像當年那位鄰居老夫婦壹樣，被家人“藏”在了家裏。

原因也特別簡單：壹，出門殘障設施不全很不方便。二，也不想讓別人知道家裏有個殘廢，看笑話。

“殘廢”，妳殘妳就廢了，不光妳自己廢了，搞不好全家都跟著妳廢了。這就是中國殘疾人生存的現狀。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8/2/n10611431.htm

2020年8月2日 網絡熱傳視頻戳中淚點 牽出中國殘疾人生存現狀

近日，網絡上的壹則視頻引發壹些網友的關註。視頻中，壹名失去雙臂的男子將鐵鍬綁在腿上將地上的土鏟到了車上；另壹個片段顯示，該男子用身體頂住鐵鍬，將車上的土鏟走。在男子旁邊，有壹個5、6歲的小女孩疑似是男子的女兒，也拿著鐵鍬幫忙，畫面戳中不少人的淚點。

視頻如下：https://twitter.com/jiayiqun/status/1289406244474650624

發布視頻的網友說，這對父女如果生在英國。會有壹套免費三居室。室內安裝各種殘疾人保護和方便設施。會有看護上門免費照顧孩子。會給爸爸免費安裝假肢康復。政府負擔壹切學費生活費到女孩18歲，基本就是政府養到底了。女孩18歲以後自立。爸爸還是政府養到死。不用孩子負責，這就是民主。

據中共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2月，中國殘疾人總數在8500萬字左右，媒體視野之外，還有多少被殘疾人拖垮的家庭我們不得而知。

在德國，未成年殘疾人的社會保障資金幾乎完全來自政府財政。不能找到合適工作的青年殘疾人，或者實在不想工作的，從21歲開始自動成為法定養老保險的保障對象，由養老保險基金按月發給相應的殘疾年金。

在美國，如果是腦癱兒，從確診到3歲這壹階段，有專業人員免費去“訓練”孩子，心理醫生免費和家長交流疏導家長心理問題。3歲到6歲的學前教育階段，患兒可以選擇上全免的公立學校也可以到由“政府購買服務”的特殊學前教育機構。而義務教育階段，公立學院是不允許因為疾病原因拒收任何孩子的，患兒的家庭每年還可以享受壹筆聯邦教育基金，在新澤西州，這個數字是4萬美元。

按照加拿大的政策，所有出生帶有先天殘疾或後天致殘，需要進行矯正治療的孩子，檢測，治療，手術，醫療器械全部免費。並自出生起，將會有專人跟蹤孩子治療後成長發育情況，定期與家長保持聯系，監測督促康復訓練等效果。這些孩子也將在學校和生活中受到“無差別”對待(歧視殘疾人在加拿大是很嚴重的法律問題)，有差別的是他們將終身享有特殊補貼，甚至還有父母因為照顧他無法工作的補償。

在加拿大，壹個公司優先雇傭殘障人士還會有不少優惠政策。

世界花劍冠軍、奧運花劍冠軍欒菊傑上世紀90年代移民加拿大，此舉令很多中國人罵她是“叛徒”。其實欒菊傑移民，完全因為大女兒是個先天智力殘障兒童，在中國既得不到康復治療，經濟上也重負不堪。兩個智障兒子受盡欺辱的悲慘生活，才痛下決心移民加拿大，去到壹個不光可以給女兒免費治療康復，更會給予整個家庭未來的國家。

－－https://ozvoice.org/網絡熱傳視頻戳中淚點 牽出中國殘疾人生存現狀

2020年9月16 日 中國殘疾人曝出行困難 卻遭網友罵:巨嬰就該死

“看不見數字，也摸不出來輪廓。”“到了壹個樓層，也沒有語音提示。”

在壹線城市高檔寫字樓的高樓林立之間，他們只能看到永無止境的黑暗。無數人在他們身邊正常地經過，但他們卻被困在這黑暗、沒有提示的“迷宮”之中。

壹位盲人博主@盲探-小龍蛋，將自己的生活分享在了DY上。

但在他的評論下——卻有很多不和諧的聲音。

不能給別人帶來麻煩要求別人事事都將就妳、既然盲了就不要出去……

最令人氣憤地，無疑是那壹句“優勝劣汰”。

——身為殘疾人，就活該被“淘汰”嗎？

自然界裏面，進化論強調的是“適者”生存，而非強者生存，但我們如何定義人類中的“適者”？

我們都同樣是人類，沒有定義“誰更適合活下去”的資格。

按照壹些人的看法，如果奉行優勝劣汰，就應該讓富人淘汰窮人、美人淘汰普通人、學習成績好淘汰成績差的……

就算只按照身體強弱來當做淘汰標準——難道要把霍金也壹起放進只配淘汰的“弱者”行列嗎？又有多少“強者”，能夠創造和霍金壹樣的價值呢？

文明，正是建立於對於弱者的保護上。

對待弱者的態度，就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標誌。

我們無法預知明天發生的事情，所以每壹個人，都是潛在的殘疾人，都有可能會成為無障礙設施的獲益者。

而良好的無障礙設施，讓殘疾人可以參與到社會生活，重獲尊重。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567

（整編者註：網上有圖有真相）

2020年9月26日 18歲男孩帶父親上大學：將來不管去哪都帶著

從2014年初中開始，郭家寶便帶父親上學，他壹邊讀書，壹邊悉心照顧癱瘓的父親,過早地品嘗生活的艱辛。

功夫不負有心人，今年郭家寶以553分的成績被鄭州中原工學院錄取，開啟了他的大學生活。

在家寶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患病去世了。他父親今年60歲，早年因為在山西壹家私人煤礦打工，不料當時壹輛失控的運煤車從山坡上滑落，正好撞到他父親後背，工友迅速把他父親送到了醫院，命雖然保住了，但以後再也沒能站起來，最終導致高位截癱。不僅如此，胳膊還不能活動自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進行。

從5歲時，家寶小小的年齡就撐起了整個家，洗衣做飯，壹天三遍為父親按摩雙腿，不管春夏秋冬，從不間斷。

不僅如此，他父親還患有糖尿病，現在壹天要兩次註射胰島素。當天中午，家寶為父親打完胰島素後，飯盛到碗裏，放些韭菜花和大豆醬，給父親端了過去。

中原工學院軟件學院黨委書記李長林說，得知郭家寶帶父上大學消息後，學校專門為他們騰出壹間宿舍，安裝了排風扇，讓他們免費居住。

壹間學生宿舍、兩張高低床、幾件家具和冰箱,還有壹張上下活動的病床，這就是18歲大學生家寶和父親臨時的“家”。

6年如壹日帶父上學。

“父親在，家就在。父親在哪，家就在哪!”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6/socialnews-197394.html

2003年1月5日 北京醫務工作者：從下到上集體隱瞞疫情

2002年11月，佛山的幾名居民已經倒在了壹種現在被稱為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薩斯，中國大陸稱為“非典型性肺炎”的魔爪下。

從11月開始流行，到4月1日中國官方正式通報非典型肺炎，已經過去了近半年。在這半年的時間內，全球已經有二千七百八十壹人染病，死亡壹百壹十人，報告該病的國家或地區已經達到十九個。中國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病例數已經達到壹千二百九十例，死亡五十五例。很多傳染病專家面對這樣壹個世界性流行的傳染病，非常痛心的感到我們失去了早期控制這種疾病流行的機會。壹些批評家認為中國的知情不報是壹種玩忽職守，甚至是壹種犯罪。

十壹月中旬，廣東省的五個城市出現了薩斯病例，到十二月中，在其中壹個城市河源已經引起了恐慌，七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但消息沒有上報，而該市報紙還否認有流行病在傳播。

壹月下旬，中山市的壹份報紙發布壹條消息：“這種病毒已經在廣州出現了壹個多月，這種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群眾沒有必要驚慌。”

2月11日廣州市官方召開記者會，公告至2月11日止，廣東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時官方要求：所有中國傳媒都不許談論“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這個“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在廣東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數>十壹人，是2月11日資料的六倍！！！ 

月初衛生部已向北京各醫院通報過非典型肺炎的危險性，但為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禁止對外公布。這是中央政府刻意隱瞞事件的真相。

對於壹個傳染病，流行了六個月才對外宣布。在二十壹世紀，真是匪夷所思！但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行為。

中國政府並不是第壹次隱瞞疾病的真相而導致貽誤疾病控制的機會。幾年前，當首批經輸血感染的愛滋病病例在河南發現，也是為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而導致影響北京的穩定，禁止對外公布。

中國司法不可能獨立、中國的新聞監督不可能獨立，中國的傳染病報告系統更不可能獨立，在任何壹級的地方長官都可能出於對自己政績的考慮、對自己錯誤的掩蓋、也包括對地方經濟、貿易的影響而幹預某類疾病的報告，這樣的報告系統只能提供壹個虛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現了這樣壹個怪現象：中國的傳染病發病水準甚至低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同類傳染病的流行水準。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北京醫務工作者從下到上集體隱瞞疫情

2003年4月6日 參考資料：中共隱瞞SARS實情害人不淺

據4月2日BBC報導，非典型肺炎已經擴散到世界上21個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臺灣、越南、泰國、菲律賓、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比利時等。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神秘肺炎的擴散沒有被截住，還在繼續向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擴散和蔓延。

毫無疑問，中共對非典型性肺炎的隱瞞已經嚴重地危害了世界。對於中國這樣的重災區，情況就更糟糕了，中共不僅掩蓋疫情，而且還長時間阻礙世界衛生組織前往調查。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今年壹月卸任外經貿部副部長職務，現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龍永圖，3月28日針對香港神秘肺炎流傳曾經說過：香港這樣報導病情“誰還敢來”？會嚇怕了外國人，破壞香港的經濟。他還說：“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

龍永圖的態度實際上是中共官僚階層的通病：中國人死了不要緊，別嚇壞了外國人，影響外來投資和旅遊收入。所以中共就隱瞞實情和封鎖真實消息。

當世界各國政府對非典型肺炎高度重視並采取積極與有效措施的時候，中共卻在繼續誤導民眾，掩蓋事實真相，聲稱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控制，並把它列為“國家機密”。

為了轉移民眾對致命肺炎和兩會不滿的註意力，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中共的宣傳媒體開足馬力，趁機極力煽動民眾仇美情緒，反對美軍攻打薩達姆。

為什麽中共對神秘肺炎視而不見呢？熟悉中共的人知道，中共的官越大，離民越遠，把老百姓看得越小。從上面提到的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的說話中人們可以得到壹點啟示。

有些人還記得，在1987年和1988年之間，上海(和附近的壹些省)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行肝炎，影響了許多工廠的正常生產，有壹些病人由於病情太重而死亡。但是由於當局封鎖了消息，最後有多少人在那場流行肝炎中死亡，現在外界還不得而知。

其實在中國，流行性疾病時有發生，但是都被中共掩蓋住。對於這壹次致命肺炎的流行，中共還想依法炮制，能封鎖就封鎖，只是這壹次的肺炎流傳到了其它國家，在國際的壓力下，中共才迫不得已擠出壹些信息。

－－http://huiyua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3/4/652.html

2003年4月25日 華盛頓郵報指出：胡溫開始是批準隱瞞SARS真相的

據波士頓環球報記者Indira A. R. Lakshmanan 4月23日香港報導(For China, a crisis of epidemic, image)，上星期中國還在輕描淡寫這個可怕的新疾病的嚴重程度，並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員隱瞞發病人數。這個星期，中國領導人將兩名隱瞞SARS消息的高級官員撤職，並命令官方控制的媒體公布感染人數，這個數字比先前承認的高出16倍。

有人認為：這是壹名中國醫生挺身而出以及國際社會壓力造成的改變。這個病如果不是在交通樞紐的香港首先爆發，然後傳到了世界各地，北京政府仍然會把它蓋住，就象它掩蓋50年代三千萬人死於饑餓的事實以及遲遲不承認中國的AIDS病危機壹樣。

王金華(音譯)，壹位26歲的上海企業經理說，“我不覺得政府會在今後更開放。因為他們越開放，人們的選擇就越多。人們自然會把我們的政府與其它國家的政府比較，這會滋養更多的不同意見者。他們永遠也不會允許這個發生的。” 

華盛頓郵報星期壹的文章指出，胡和溫開始是批準掩蓋事實的。由於日益漸增的國際壓力和國內信息革命，他們不得不改變策略。

－－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3/4/25/25983m.html 

2010年2月25日 非典後遺癥患者生存調查：骨頭如石膏般脆弱

英文《中國日報》2月25日深度報道：方渤曾經被“英雄”的光環籠罩著。七年前的“非典”抗戰中，他戰勝了致命的病毒，在媒體的聚光下成為了抗擊非典勝利的希望，被鮮花和祝福環繞著。

七年後，已經58歲的方渤成為了壹個被遺忘的非典幸存者。曾經救了他壹命的激素療法讓現在的他疾病纏身。“我全身的骨頭變得跟石膏壹樣脆弱，”他說。這個退休的北京廚師如今尚能走路卻生活在無止境的病痛中。“骨壞死不會馬上殺死我，卻能慢慢折磨我的後半生。”

在非典大爆發的時期，中國大陸有超過5000人被感染，其中349個人死於非典。

在北京像方渤壹樣的非典後遺癥患者有300多位。

望京醫院骨科大夫陳衛衡醫生介紹說。半數以上的非典病例都在北京，其中的壹部分由於治療副作用患上了骨壞死，肺纖維化和抑郁癥。

“這些後遺癥不能被完全治愈，患者必須面對終身用藥，”他說。

這壹回與病魔的鬥爭方渤只能孤軍奮戰了。他的7個親人當年都感染了非典並都受到了後遺癥的影響。

去年，住在北京的方渤跌到在公寓裏卻無力爬起來。他的患病的手腳無法支撐他的體重了。絕望地躺在地上的時候，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卻發現就算是自盡自己也無法做到了。這對於他來說是個更大的打擊。“我當時就想從11樓跳下去，但是我怎麽做到呢？我連爬起來都做不到。我以為非典是壹場噩夢，但是我錯了。最大的痛苦來自非典之後。”

政府對於每個非典死者付給5000元喪葬費。從2008年起中國紅十字協會每年給每個後遺癥患者壹些補助。給有工作的4000元，沒有工作的8000元。

　　“平攤下來，我們每個月可以得到300到600元，”方說。“連夥食費都不夠，更別說請護工了。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這些補助能持續到什麽時候。”

方渤和其他十幾個病友開始上訪，希望死者家屬能夠得到30萬的補償金，並且希望政府提供後遺癥患者護理服務。衛生部在2005年只是同意了報銷三項主要後遺癥的費用。

作為望京醫院的醫生，陳衛衡在2003年就撰文提醒政府激素療法可能帶來的後果。“但是政府由於沒有應對這種問題的經驗，所以花費了幾個月才做出反應，”他說。每周二，陳醫生在望京醫院開設專門針對後遺癥患者的免費門診。他使用中藥療法來緩解骨壞死的痛苦，延緩手術的時間。“這是伴隨壹生的病痛，無法被完全治愈，只能延緩病情的惡化，”他說。“這些患者的要求並不過分，我想可以考慮能否接受他們的請求。”

但是，方渤已經放棄了他的上訪，因為他的身體已經開始變得虛弱了，精神狀態也與以前不壹樣了。

－－health.sohu.com/20100225/n270418683.shtml

2020年9月15日 財新又捅天大的簍子 看中南海如何收場

去年12月26日，中國甘肅省衛健委通報，2019年7月24至8月20日，蘭州生物藥廠在“獸用布氏桿菌生產過程中使用過期消毒劑，致使生產發酵罐廢氣排放滅菌不徹底，攜帶含菌發酵液的廢氣形成含菌氣溶膠，導致人體吸入或粘膜接觸產生抗體陽性。壹共203抗體陽性人員及1名出現臨床癥狀的抗體陽性人員。

中國媒體‘財新網’9月14日發表長篇報道披露，當地抗體檢測後累計發現的感染者已是當初公布的十數倍!財新網披露：“蘭州生物藥廠泄漏致逾3000居民感染布魯氏菌，壹年過去了，他們中有相當大壹部分仍被病痛折磨，卻始終無法確認自己有沒有得病、該不該治療，以及未來怎麽辦？”

報道說，蘭州對附近兩萬市民進行的檢測結果顯示，初步查出布氏桿菌陽性的感染者大約5000人，甘肅省衛健委復核確認的陽性感染者超過三千人。

在‘財新網’披露這壹隱瞞遲報重大衛生事故後，蘭州衛健委9月15日才急忙宣布，截至9月14日，已復核確認陽性3245人。並稱事件發生後，從省委到市委領導，”高度重視“，”第壹時間成立領導小組“。官方稱對8名責任人進行了黨紀和行政處分，未見有人承擔法律責任。

引起輿論質疑的是，布氏桿菌為什麽會泄露長達將近壹個月的時間，當局9月14日的解釋令人費解：”此次事件是壹次意外的偶發事件，是短時間內出現的壹次暴露“。有網友評論：”壹個生物藥廠用了將近壹個月的過期消毒劑叫‘意外偶發’，3245人也沒有說到底多少人發病，嚴重的啥樣，不嚴重的啥樣，壹年後什麽狀況，感染的獸研所學生咋就業，整壹堆廢話，說了跟沒說壹樣。 “

據指出，布魯氏桿菌病，簡稱布病，是壹種人畜共患的慢性傳染性疾病，危害較大。

布病主要損害人、畜的生殖系統和關節，對畜牧業的發展以及人類健康產生了較大的危害。治療若不及時，轉為慢性，患者會出現精神不振，全身無力，關節肌肉疼痛，也可能長期處於發燒狀態，大都不能再從事勞動工作，嚴重者會喪失勞動能力，甚至導致殘疾，俗稱”懶漢病“。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5/2267559.html

2020年9月26日 “家屬對死因無異議”，醫生有異議

今早7：59，人頭洶湧的北京地鐵13號線霍營站壹名45歲男乘客在去往東直門站的扶梯處突然暈倒，後被乘客擡上站臺。站方呼叫民警、呼叫專業醫護乘客、呼叫急救車....

然後來了5位警察維持秩序，2位熱心群眾先後輪流實施心肺復蘇，8點30分，急救人員到達現場，將該乘客送往華壹醫院，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北青的新聞報道說，“對於死因為猝死，家屬表示無異議。”

當年天涯論壇副主編金波先生倒在呼家樓地鐵站，過程和結局與今天的案例幾乎完全相同。事件引起廣泛關註，先後有多個企業和個人願意捐贈AED給北京地鐵方，地鐵果斷的拒絕了。

去年中國紅十字會願意提供AED並負責部分管理，懇請北京地鐵允許AED進入，也被拒絕了。

心臟驟停急救，不是沒有有效的急救措施！

有效的急救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就妳北京地鐵不知道。

北京地鐵，其實妳知道，妳只是在裝傻。

上海、深圳、南京甚至在安徽小城宿州，急救的普及與地鐵等公共場所AED的鋪設和推進都快速展開，並先後多人因此獲救，重歸社會生活。

45歲，在首都從事銷售謀生的這個中年人，原本可以有機會重新成為家庭支柱的。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9/“家屬對死因無異議”，醫生有異議

2020年9月30日 外賣小哥被樹枝砸倒 樹有保險 人卻治不起病

事情發生在9月15日中午12點45分左右，地點是在南京市中山北路與和會街的交叉口。33歲的外賣小哥振峰把電動車停在路邊，他站在壹旁看手機，突然壹截粗大的法國梧桐樹枝掉下來，正好砸中他的頭部。

振峰當時就不省人事，路人迅速報警，警方很快趕到現場。振峰被送到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腦外科的重癥監護室進行搶救，到目前仍然沒有恢復意識。

醫院的診斷證明書顯示，振峰是頭部外傷入院，診斷為急性開庭性顱腦損傷，右額顳腦破裂傷伴血腫，右側額顳硬膜外血腫，創傷性顱內積氣，額骨右側、右頂顳骨、眼眶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阿芳告訴記者，她在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出了事，母親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來到南京打工，做壹些苦力，她和哥哥振峰在老家相依為命。因為家庭情況困難，振峰初中沒讀完就到南京打工，想省下錢讓妹妹讀書。那時候年紀小學歷低，振峰勉強能養活自己，最近幾年才稍微掙到壹點錢，然而到現在還沒有機會成家。

禍不單行，他們的母親4年前遭遇不幸，阿芳還沒有從痛苦中走出來。現在哥哥又受了重傷，事前連壹句話也沒有機會說，讓她更加難以承受。

振峰在某外賣平臺做外賣員，該平臺每天會扣除3元錢，為外賣員繳納保險。根據保險單的信息，最高保額60萬元。

阿芳和外賣平臺聯系被告知，振峰不是外賣平臺的正式員工，雖然在工作中受傷，但不屬於工傷。平臺前往醫院進行探望並給予家屬慰問金，表示會協助騎手對接保險，盡全力幫助到騎手。

振峰的家屬委托南京寧盾律師事務所的夏為勝律師處理相關事宜，

相關單位並沒有推卸責任，保險也很齊全，然而醫療費如何解決依然是個難題。

律師找到園林公司，對方表示已經支付了15萬元，難以繼續提前支付。

律師找到鼓樓區綜合養護管理站協調處理，對方的律師建議振峰的家屬和律師向外賣平臺或者其它渠道爭取資金，並且表示如果以後法院判決養護管理站或者園林公司承擔責任，他們會遵守判決，其它方面要是能墊付，他們會壹分不少地退還。

紫牛新聞記者聯系涉事的綜合養護管理站和園林公司，對方都沒有直接回答記者的問題，只是讓記者問當事人的家屬和律師。

壹想到哥哥目前的情況，阿芳語帶哽咽，她說：“我知道保險理賠是事後的事，目前最重要的肯定是保住哥哥，事後賠償多少都是法院開庭審理之類的，我也根本沒想過從中獲益。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哥沒有出事，平凡過壹生。賠償多少錢有什麽用，壹個生命沒有了。對於外人，我哥可能就是壹個可憐的外賣小哥被砸傷了，對於我來說真的意義不壹樣。如果我哥在，我就還有家，我還可以回老家給他做飯吃，沒有了他，我真的沒有家回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083

中國大陸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維基百科

2003年－2004年 大頭奶粉 因為食用劣質奶粉導致嬰幼兒致病、致死相關事件。生產劣質奶粉的首犯王文官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詳見“阜陽劣質奶粉事件”。

2004年 頭發醬油 2004年1月5日，湖北省荊州市壹家調味品工廠用“氨基酸液”加氫氧化鈉、鹽酸、紅糖、色素等原料勾兌醬油。而湖北省另壹家專門生產“氨基酸液”的公司所采用的原料是各種富含蛋白質的廢物，主要有人的毛發，醫用棉等。原料不經任何處理直接進行酸解，還原成氨基酸。而毛發水醬油大肆流行於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詳見“頭發醬油”。

2005年 假雞蛋 湖北 北京、廣東等地發現使用化學藥品人工合成的雞蛋，完全可以以假亂真，而且通常很難想象雞蛋可以造假。常常認為是中國造假的登峰造極之作。詳見“假雞蛋”。

2006年 毒比目魚 上海檢驗發現，俗稱歐洲比目魚其多寶魚的樣本中含有致癌的抗生素硝基呋喃，含量最高達每公斤壹毫克（1ppm）。使用硝基呋喃類代謝物、氯黴素、環丙沙星、孔雀石綠、紅黴素和雌激素，以催生魚苗長大。

2007年 大便臭豆腐 將豆腐以糞水、餿水以及有毒化工染料硫酸亞鐵泡制，以加速臭豆腐之發酵變臭及上色。 

2008年 毒水餃 假酒 2009年 註水肉 農藥饅頭 羊尿鴨肉 2010年 地溝油

染色青豆 假牛油 2011年 黑心染色饅頭 毒生姜 毒海參 2014年 過期肉類

2016年 罌粟調料 2018年 黴變食品 2019年 黴變食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大陸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2015年7月10日 10個只可能發生在中國的食品造假事件，擦亮雙眼吧！

1. 塑料大米　　

幾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大米也能造假，但聰明的中國人最愛挑戰，想出用土豆、甘薯和松香混合，制作出的塑料大米晶瑩剔透，與真大米幾乎無異。這種人造大米即使用開水煮也十分堅硬，吃下肚很難消化，可怕的是吃三碗人造大米就相當於吞下壹只塑料袋，對人體的危害可想而知。

2. 掛羊頭賣鼠肉　　

為了提高利潤，他們在狐貍肉，貂肉甚至老鼠肉上添加化學藥劑，經過加工當作羊肉出售。假羊肉食用起來口感和真羊肉差別不大，因此並未引起人們的懷疑，加之利潤可觀，這些以次充好的肉制品大受工廠、作坊和零售商的青睞。

3. 化工豆腐　　

最近，有關部門查封了湖北武漢兩個制作假豆腐的食品作坊。裏面參與制作的壹個工人說，這種豆腐就是將面粉、味精、冰塊、大豆蛋白以及各種色素壹起混合做成成本更低的假豆腐，做好後再用另壹家豆腐生產廠的商標進行包裝，供應給市場上的零售商。

有壹個地下作坊為了讓豆腐更加潔白光亮有嚼勁，竟然添加雕白粉，小編告訴大家，這可是壹種致癌幾率相當高的工業漂白劑。警察突擊檢查他們的作坊時，那裏的工人們仍在忙碌地“合成”豆腐，使用的設備滿是灰塵，從未消過毒。

4. 甲醛鴨血　　

也許妳不會相信市場上很多鴨血其實是豬血和牛血，更不會相信這些豬血牛血裏還有甲醛！但這就是真相。公安部門曾在江蘇查封壹對夫妻經營的甲醛鴨血作坊，沒收了整整壹噸假鴨血。雖然這對夫婦沒有用豬血或者牛血充當鴨血，但可惡的是將大量對人體有害的化工染料摻進鴨血中。好在現在很多人已經知道甲醛鴨血，在市場上購買鴨血時會更加留意。

　5. 摻假蜂蜜　　

假冒偽劣的蜂蜜有兩種：壹種是摻假蜂蜜，這種蜂蜜在真蜂蜜當中摻雜了甜菜糖漿或者大米糖漿，另外還有水、糖、明礬合成的假蜂蜜。1公斤假蜂蜜的生產成本是10塊錢而成品售價是60塊錢，山東蜂蜜銷售市場中大約有70%都是假冒偽劣產品。和往常報道食品問題壹樣，國內主流媒體又把焦點放在教大家如何辨別真假蜂蜜上。

－－http://www.jingdianju.com/wzgs/shenghuo/2015071032020.html

2016年10月6 日 專家：2015年中國毒食品致死上萬人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社科院專家李春華，9月30日在2016年中國城市發展高峰論壇暨《城市藍皮書No.9》發布會上表示，2015年中國因食品安全導致死亡人數達上萬人，經濟損失高達50億。目前，中國至少有1300萬至1600萬畝的耕地受到了汙染。約80%的農藥直接進入到環境，直接威脅了每天食用的蔬菜。

李春華表示，中國化肥的使用量占世界的35%，相當於美國和印度的總和，中國農作物每畝平均使用化肥量21.9公斤，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每畝8公斤，是美國的2.6倍、歐盟的2.5倍。

－－https://www.ntdtv.com/gb/2016/10/06/a1289873.html

2017年5月2日 中國的“黑心產品”已經狂到連食物也可以是假的，

國際媒體看完都傻眼不敢去那裏吃東西了…

▼假米粉：這種米粉是用發黴腐爛的谷物做成的，這些谷物壹般都是作為動物的飼料，可是不法商家卻在這些谷物裏添加類似二氧化硫之類的致癌添加物制成米粉。

▼假蛋：這在假食物中應該是最基本款的了，這些假蛋由明膠、食用色素和水組成，裝在蠟制的蛋殼之中，很好奇這個蛋的成本到底有多低才會讓人想做假的雞蛋，明明真的雞蛋也沒多貴。

▼水泥假核桃：令人超級無言的假食物，因為中國核桃的價格不斷上漲，於是有不肖商人收集了空的核桃殼，在裏面放了石頭、水泥和紙張當成核桃來賣，如今這種假核桃甚至還能在市場上買到。

▼用老鼠肉代替牛肉：相信很多人也都聽說過這個吧，多年以來已經有數千家不肖商家因此被捕了。

▼假酒：中國氾濫的假食物之壹，許多不肖商家會回收高級紅酒瓶回去，裝上不懂怎樣制作出來的酒，再拿出來販售。如今許多飯店餐廳在客人喝完酒之後會把空瓶子敲碎，以免被有心人拿去利用。

▼用紙板制作的包子餡料：2007年曾有壹家中國報紙有報導過這件事，當地人用化學藥水浸泡紙板使其軟化，再將這些紙板弄爛與豬肉餡料混合在壹起，可以省下壹些豬肉的用量，吃起來的口感不知道是怎樣的…

－－https://www.bomb01.com/article/40193

2019年2月7日 “不含中國成分”成安全標配 中國毒食品震驚世界

中國大陸制造的食品或物品頻頻爆出有毒或造假的醜聞，震驚西方世界，也引起西方民眾警惕。在西方壹些國家，“不含中國成分”已成為食品的安全標配。

據悉，在2007年，美國曾發生過大規模寵物食品召回事件，而這些被召回的食品中，大部分都使用了從大陸進口的食材成分。這些成分中含有三氯氰胺，很多貓狗食用後死亡。

而在中國，毒奶粉尚未被世界遺忘，假疫苗又再次挑戰人們的底線。去年夏天，壹篇《疫苗之王》的網文刷爆朋友圈，繼狂犬疫苗造假後，25萬支百白破問題疫苗也被曝光，數以萬計的孩童註射了假疫苗，很多孩童因此致殘致死，壹時間所有的中國家長都慌了。

除了毒奶粉、假疫苗，中國出口的藥物也被發現有致癌成分。來自中國浙江華海藥廠(600521)生產的降高血壓原料藥物纈沙坦(valsartan)中，被檢查出含有壹種致癌物質N-亞硝基二甲胺(NDMA)，其含量超標200多倍。

據統計，大陸現已曝光的造假食品有假大米、假面粉、假食用油、假豬油、假鹽、假肉、假面條、假饅頭、假油條、假雞鴨蛋、假豆腐、假鴨血、假調料、假醬油、假醋、假酒、假白糖、假蜂蜜、假牛奶、假奶粉、假飲料、假狗肉、假香腸、假肉松、假板栗、假果凍、假罐頭、假牛肉幹……

－－https://www.ntdtv.com/gb/2019/02/07/a102506493.html

2010年8月9日 全國攝影藝術展金獎作品涉剽竊

圖庫對應光盤中的無名圖和《明天的現實》主題圖極其相似，就是“翻了個身”。作品載明作者是“侯謝(湖南)攝”，是“藝術類收藏作品選登”的第壹幅作品。作品下方註明“藝術類金質收藏”。

就在前不久，蘭州某報社攝影記者任世琛發現，2010年“人與水”國際攝影大賽獲得特等獎、名為“千裏尋水”的攝影作品內容與自己所攝的完全壹致，但是構圖方向卻截然相反。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的作品被剽竊後修改了。

2008年首屆華賽獲獎作品《廣場鴿接種禽流感疫苗》中的鴿子是PS上去的，而入選影響2006CCTV年度十大新聞圖片的《藏羚羊生命中的十道難關——鐵路關》攝影作品，也是被PS過的假照片。

造假、剽竊就像沒有賭本的賭博，成功了，就能狠狠賺壹把，不成功也沒什麽損失，這無疑助長了造假、抄襲者的膽量。看來，對於藝術造假、剽竊行為，必須采取更嚴厲的懲罰手段，讓造假、剽竊者付出更大代價，才能起到警醒和懲戒的作用。

－－http://www.namoc.org/xwzx/yjdt/yj2010/201008/t20100810_166663.htm

2016年3月15日 趁著 315 也來扒壹扒，中國那些驚人的山寨藝術家

中國當代藝術家靠山寨成名，壹開始比拼誰山寨得像，後來比拼誰山寨得快？中國當代藝術可謂山寨成風，壹波未平壹波又起，藝術家身患“山寨癌”卻壹舉成名，是該感嘆中國人的創造力，還是討伐無節操的復制性，不管怎麽樣，有人喜歡站在風口浪尖，有人卻淹沒在汪洋大海之下。

1、著名雕塑家陳文令《豬女郎》山寨：臺灣李小鏡的《豬女郎》？

李小鏡是誰？好萊塢大片《阿凡達》的外星人角色設計就參考李小鏡的影像作品。

2、舒勇《泡女郎》山寨 louise bourgeois的《乳房》？

另壹著名雕塑家舒勇的《泡女郎》疑似山寨著名女雕塑家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乳房》，舒勇的其他題材作品也都和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眾多雕塑類似。

3、湖北美術館館長傅中望《收•藏•洗•曬》山寨Kaarina Kaikkonen《曬衣服》？

4、深圳高鐵站大型雕塑《天行健》山寨 日本關根伸夫的《風景的臺座》？

5、周春芽山寨英國藝術家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

6、葉永青山寨Cy Twombly？

7、梵誌畫豹，正龍拍虎

曾梵誌的《豹》涉嫌抄襲《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史蒂夫.溫特的攝影作品《雪豹》，並且成功利用慈善拍賣來拍出天價。

曾梵誌的《豹》涉嫌抄襲事件被網友拿來和周正龍拍老虎事件相提並論，並造壹網絡名詞“梵誌畫豹、正龍拍虎”描述此事件。

8、艾未未的拿來主義

－－https://www.digitaling.com/articles/23180.html（整編者註：網上有對比圖）

2019年3月10日 中國知名畫家抄襲30年 身家上億 臉在哪呢?

只要造假之風不停，就可能吹進各個領域。

當它吹進學術界的時候，某當紅小生涼了，當它吹進藝術界的時候，葉永青上熱搜了。

可能大家對後者不熟，這人是藝術圈裏的風雲人物，算是藝術界老炮，人稱葉帥。

光聽名頭就挺響的，大學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後來又成了川美教授，現在還是中國當代藝術院的藝術總監。

可這麽壹位藝術家，卻在國外多家媒體上，被比利時著名藝術家克裏斯蒂安•希爾文（Christian Silvain）手撕了。

對方在媒體上控訴葉永青，在三十年來幾乎壹直抄襲自己的作品。

現在他的原創作品只能賣6000歐元，而葉永青卻把盜版賣出了100倍以上的價錢。

而且就在前段時間，葉永青竟然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也就是希爾文的家門口開展賣畫，於是希爾文終於選擇站出來維權。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46343

2019年6月11日 藝術圈大型打臉現場？中國藝術大神集體抄襲剽竊外國作品？

近日，“吳海華”更是曝料出壹大批中國藝術大神集體抄襲外國作品，葉永青之外，還有王廣義、張曉剛、蔡國強、劉小東、曾梵誌、許江、潘德海、朱銘、邱亞才、羅中立、何多苓、艾軒等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如此集體抄襲醜聞，令人咋舌。

那麽，吳海華的曝料到底是真的嗎？

王廣義——安迪沃霍爾

上世紀六十年代，“波普藝術”登上了藝術史的舞臺。安迪•沃霍爾成功的演繹了波普藝術的形式語言，把波普藝術推向頂峰。

王廣義認為，雖然與安迪•沃霍爾壹樣在作品中使用西方商業符號，但自己的藝術形象是借助人民之手在進行創作。

張曉剛——裏希特、弗裏達

蔡國強——博伊斯

劉小東——弗洛伊德

曾凡誌——埃貢席勒

許江——基弗

潘德海——博特羅

朱銘——亨利摩爾

邱亞才——莫迪利亞尼

羅中立——克洛斯、拉美

何多苓、艾軒——懷斯

－－https://m.clzg.cn/article.html?id=72070（整編者註：網上有對比圖）

2020年3月25日 藝術圈再出大事！

拍出299萬的作品竟是抄襲雲南知名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

近日，網友“@翁哲畫動物”在微博爆料稱，壹幅於2011年拍賣的拍品，是抄襲知名自然畫家曾孝濂老師的作品。這條微博發出後，引發網友熱議。

曾孝濂，1939年6月生於中國雲南省威信縣。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植物科學畫家。長期從事科技圖書插圖工作，已發表插圖2000余幅；20歲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參與《中國植物誌》植物標本圖創作；美術作品曾在世界多國展出，出版《中國雲南百鳥圖》《花之韻》等畫冊。

信息顯示，這幅拍品的作者為“李唐”，拍賣公司為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時間為2011年12月3日，成交價為人民幣2990000元。

李唐為何許人也？從網絡上可以查詢到他的信息：李唐，1962年生於遼寧大連，現任中國佛教文化藝術協會會長、 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雜誌社董事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主任。其作品主要有《李唐畫集》、《李唐畫佛》、《李唐戊子新作》等。

網友法棟：通過仔細的對比，人人都能發現，他在抄襲時，造型上沒有絲毫的主觀創造，是硬生生的拷貝得來。

網友句號：是的我在看第壹眼的時候是覺得左邊好看，這是第壹印象罷了，但稍微壹做對比，不難看出右邊的是非常的精細。

壹位雲南知名藝術家認為，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李姓畫家確實存在抄襲曾孝濂作品的情況。

－－http://www.wenlvnews.com/p/281251.html

2017年11月14日 英國媒體發布中國15大最奇特山寨產品名單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英國網路媒體“go social”在其網站上公布了“前15名中國最奇特產品”名冊，排在前3名的山寨產品為“Lekars球衣”、“X-Boy電視遊樂器”與“皮卡海綿寶寶胸章”，分別山寨的是NBA湖人隊Lakers、X-Box和皮卡丘與海綿寶寶。

除此之外，以老虎鉗、螺絲起子與美工刀組成的“指甲修剪美材”獲得第4名，排名第5至8名的產品分別是“垃圾拳擊包”、“劣質iPad保護套”、“拼裝泰迪熊”以及“材質不明的棉手套”。

名列第9到第15的依次為：“山寨PS家用遊戲機”、“山寨蘋果手機”、“iPhone靴”、“KINE拖鞋”、“NOKLA手機”、“SQMY手機搖桿”及“deats耳機”。

山寨產品不僅僅在民間泛濫。今年5月，大陸國產大型客機C919首飛，官方渲染其為中國制造，但《華爾街日報》曾報導，美國航空市場調研公司（Teal Group Corp.）副總裁理查德‧阿拔拉菲爾（Richard Aboulafia）說，C919的研發有四分之三采用了外國技術。外界質疑C919是組裝的“山寨”貨。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11/13/n9836441.htm

2018年6月28日 丟人！這個國貨品牌就沒有壹個產品是不抄襲大牌的！

華倫天奴：原樣照搬的設計，爆款椰子鞋逃不過哥弟的魔爪，不用找代購價格更是少了壹個“0”，怪不得銷量這麽高了。logo印deep breath，是要讓人買前先深呼吸嗎？

還有姐妹牌RV，但看外表真的是9分相似了，這個品牌還真的非常有原則，壹律什麽經典什麽火我就抄什麽！

小白鞋又怎麽會放過紅遍半邊天的GUCCI？以為把綠色換成藍色就能逃脫大眾的火眼金睛嗎？天真！

看看巴黎世家的襪子靴，同樣難逃被抄襲的厄運...這弧度，還有logo的位置，沒sei了！之前那些說李寧抄襲的人快來看看，到底什麽叫抄襲？

還有今年最紅的老爹鞋，連配色都懶得換了，抄襲就算了，能別抄這些爆款嗎？官網銷量還賊高，我就不明白了，買它的人都是抱著怎樣的心態？

furla也是良心巨作了，連五金的造型選的都壹樣，而且好像牛皮還更加耐磨？

然後我在網上看到了....壹件...匪夷所思的真相！

emm居然沒有設計師？好吧！畢竟是個連設計師都沒有的品牌，他贏了！妳說這種抄襲的牌子萬壹崛起了，妳讓那些辛辛苦苦做品牌的人們怎麽想啊？如果在行業內刮起不正之風那國牌們真的就糟糕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597565（整編者註：網上有圖有真相）

2019年5月23日 【合法抄襲】山寨Supreme上海開旗艦店，Logo設計抄到足！

美國潮牌Supreme地位超然，當紅的後果就是容易有冒牌貨出現，壹間叫Supreme Italia的山寨品牌，更在上海開旗艦店，這是該品牌三個月內於上海開設了第二間店舖！最諷刺的是，這間山寨店不論Logo還是產品設計都抄到足，店舖的裝潢比正牌店更誇張奢華，吸引不少粉絲在開店時前來光顧，開幕日更大排長龍。Supreme創辦人嚴斥山寨品牌，指其犯罪手法去到全新境界。

其實Supreme只在全球六個地方開設11間分店，包括紐約、布魯克林、洛杉磯、倫敦、巴黎和日本，如今Supreme Italia公然在上海開店，無疑在挑戰Supreme的權威。

－－https://businessfocus.io/article/102412/【合法抄襲】山寨Supreme上海開旗艦店，Logo設計抄到足！

2020年05月25日 Zara又敗訴了 愛抄襲的品牌妳可喜歡？

中國商報/中國商網(記者王玥圖/文)時隔四年，快時尚品牌Zara與丹麥服裝品牌Rains的設計侵權案最終以Zara敗訴落錘。Zara“拿來主義”的做法在業界飽受詬病，屢陷抄襲風波卻又屢教不改，這樣的品牌消費者還喜歡嗎？

實際上，這並不是Zara第壹次在侵權案件中敗訴。早在2015年，意大利時尚集團OTB(Only The Brave)集團起訴Zara抄襲該集團旗下品牌Diesel和Marni的牛仔褲和涼鞋兩件單品。盡管Zara方面堅稱牛仔褲產品缺乏原創、涼鞋產品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但最終法院宣布Zara侵權成立，要求立即召回侵權產品、停止銷售，並為每件產品支付235美元的賠償金。此外，Zara曾多次被爆抄襲奢侈時尚品牌和藝術家作品元素。

－－http://sznews.zjol.com.cn/sznews/system/2020/05/25/032517360.shtml

2020年8月31日 某知名國產服飾品牌被指抄襲！已有網友列出證據

最近有網友發微博指出，中國某國產服飾品牌抄襲其他品牌，搖身壹變成自己的，而且價格標的極貴。

這位網友直接點名說抄襲，並且說連大熱的moussy和off-white都敢抄。這是背後背景強大，還是公司法務從沒輸過？大熱的設計都敢抄，不怕被人告啊？

－－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2332713.html

2011年11月9日 假冒偽劣消防產品存安全隱患 消費者購買不能貪便宜

避免火災隱患，除了多加註意外，您在家中也可以常備壹些消防器材，比如消防應急燈、滅火器等等。不過，您在買這些消防產品時也要註意了。因為記者調查發現，市場上出售的消防器材有不少假冒偽劣產品存在。

　在壹家消防器材專賣店，記者向店老板詢問了壹些應急燈的問題：

　　老板：這不帶消防證，這個帶消防證。

　　記者：啥證？

　　老板：消防證，消防許可的。帶標的是75塊錢，那種60塊錢都可以買了。

　　記者：啥區別啊？

　　老板：這種電瓶和防爆性能都不壹樣。帶標的好。

　　記者：這東西假貨多不？

　　老板：不帶標的都是假的。

記者觀察發現，這家店面擺放的各類應急燈產品中，大概有壹半沒有張貼消防標誌。也就是說，前來購買的顧客壹個不小心，就會買到假貨。在另外壹家消防器材專賣店，老板告訴記者，自己店裏的產品是從消防部門指定廠家直接購買的，絕對假不了。

　　老板：我們從消防隊裏直接弄，消防隊不是有廠嗎，我們從廠裏弄的貨。

－－http://china.cnr.cn/yaowen/20111109/t20111109_508750505.shtml

2017年3月28日 保健品市場亂象叢生：假冒偽劣與虛假宣傳是主要問題

“保健品市場有兩大‘毒瘤’，壹是假冒偽劣，二是虛假宣傳，其中經營假冒偽劣的保健食品占了其中的三成以上。”深圳市市場稽查局執法人員告訴記者，由於保健食品的利潤高，壹些犯罪分子鋌而走險，通過各種方式制假售假，壹些老年人本身只是輕微的不舒服，吃了這些假冒偽劣的保健品後，身體倒是出了更多問題，嚴重損害了老年人的身體健康。但在執法的過程中，由於取證困難，監管之路十分曲折。

據了解，目前保健品推銷的手段多采取打“遊擊”的方式，“會銷”現場沒有任何產品的“身影”，都是現場下單付款，之後送貨上門，沒有交易憑據，以關愛老人的方式進行掩蓋，難以做到“人贓並獲”，即便消費者事後幡然大悟也很難讓不法分子“現形”。此外，商家不遺余力地誇張虛假、具有明顯欺詐傾向進行宣傳，老年人卻趨之若鶩，兩種情況並行，常常令保健品行業維權監管陷入“黑洞”。

－－http://www.cb.com.cn/yiyao/2017_0328/1179974.html

2017年5月24 日 如何鑒別假冒偽劣汽車配件

有行業人士指出，幾乎各種型號的轎車、貨車、客車、中巴、面的、家用車、摩托車等所用配件中都有劣質產品，其中有近1/3配件無產地、無貨號、來路不明。

　　交通部門提供的數據表明，在近3年的交通事故中，超期服役的汽車占比41.2%，使用偽劣零配件的占比13%。因此，掌握壹些假冒偽劣汽車配件產品的鑒別知識，對於從事汽車駕駛或零配件經營的人來說，十分必要。壹般來說，有以下幾種簡單的鑒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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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00364

2018年9月22日 收視率造假：對賭協議下 電視劇差價可達10倍

“操縱收視率的價格按照壹集90萬元收費，還不保證收視率能排到第壹、第二。不買收視率就不給播。80集的戲壹共要花7200萬元買收視率。”郭靖宇敘述了與壹位“搞定收視率的大神”的議價過程。

郭靖宇不僅訴了自己的苦，還順帶爆料由陳坤、倪妮主演的大劇《天盛長歌》也是收視率造假的受害者。“因為《天盛長歌》發聲明說不買收視率，結果被剪了，直接損失壹個多億。”

所謂“收視對賭協議”，原本是電視臺在購買電視劇作品與制作公司產生較大價格分歧時，雙方討價還價過程中產生的“妥協方案”。

例如電視臺預估體系認為某部作品應該50萬/集，而制片方則認為合理價格應為80萬/集。協商無效，就進行“收視率對賭”，具體條款千差萬別，但核心是雙方約定收視率，如果達不到某個數字，制片公司的賣片款就要打折扣了。

投資人張安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詳述了他的“收視對賭”之路。

2015年5月，張安將他公司的壹部電視劇首輪播映權賣給北方某衛視。張安向記者出示了兩份合同，壹份是《電視劇播映權轉讓合同》，另壹份為《電視劇播映權轉讓合同補充協議》。

按照前壹份合同約定的要義，該劇每集播映權的價格為18萬元，35集共計630萬元整。在簽訂轉讓合約的同壹天，雙方還簽訂了壹份補充協議，協議將原合同中的轉讓費壹條修改為“以該劇在全國衛視34中心城市同時間段收視排名為參照上下浮動調整。”

“補充協議”中具體的調整方式為：若在全國衛視34中心城市排名12，則價格為30萬元/集；排名13，價格為27萬元/集；排名14，價格為24萬元/集；排名15，價格為21萬元/集；排名16，價格為18萬元/集，這壹欄是基準排名；如果低於16名，收視率在17名或之下，價格為僅3萬元/集。

“收視對賭”帶來的巨大收入懸殊，讓收視率這三個字成為懸在片方頭上的壹把劍。

“妳問衛視總監收視率可不可以買啊？衛視總監說‘妳不要問我啊，我是不認識那些人的’。然後妳剛出衛視總監的辦公室門，就會接到壹個陌生電話，問妳要不要買收視率。”

壹位資深影視創作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收視率的買賣過程。

“‘操控收視率的‘大神’壹般見不到，甚至他底下聯系妳的分銷商妳也見不到，就通過電話聯系妳。前幾年他還會說，讓妳免費試用壹天，妳說想達到什麽樣的收視率，第二天壹看他確實能達到，妳就敢給他打錢讓他幫妳做了。但現在連這個免費試用環節都沒有了。”

如果最後收視率達不到，電視劇可能會遭遇到被衛視提前下架的結果。這在行業裏此前也有先例。在不參雜收視率造假的環境下，這還能理解為因為劇不夠受觀眾喜歡或者本身品質不過關導致的，而現在壹部劇不被看好到底是因為自身原因還是因為沒買收視率成為受害者？壹片茫然混雜。

《人民日報》曾在2010年詳細披露了“收視率調查樣本戶是如何被電視臺收買作假的”。退休工人老孫，曾是國內調查專業機構索福瑞在某城市選定的壹戶“樣本”家庭，他家剛裝上收視率測評儀器，就有好多人找過來。“電視臺的鼻子真靈啊，才裝沒幾天，外省市的電視臺就找過來，讓我看他們的節目，給我送禮品。”

索福瑞數據是收視率“硬通貨”，抽樣樣本壹旦“被汙染”，呈現出來的數字就不壹樣了。距離《人民日報》報道後8年，現在樣本造假手段發生了什麽變化？

“比如上海的樣本1000戶，如果妳找到200戶，妳就掌握了20%，如果上海收視率提高20%，可能意味著電視臺上億的廣告收入。”

至於買收視率的價格，郭靖宇的說法是90萬/集。張安說：“60萬/集的也有，100萬/集的也有。”

“買收視率價格太高了，買了可能就虧損了，但不買收視率達不到對賭標準，也可能回不了本。”張安稱。其實買賣收視率、收視率對賭，均是被監管部門明令禁止的。“我也知道收視率對賭協議不合理，但不簽不給播，只能硬著頭皮簽。”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18767

2018年10月22 日 中國竟有1700家“協和醫院” 只有3家正牌

如今妳在網上搜索“協和醫院”，就能找到有1700多家貼著“協和”的醫院遍布全國。而對於這樣的結果，北京協和醫院自己也有點方……

這些醫院在介紹自己時，都不忘給身份“貼金”。有的說自己是“協和醫院某某分院”，有的則屬於“協和醫療集團”，還有的稱自己與北京協和醫院是技術方面的上下級關系。

再仔細壹看，此類醫院在命名時，掛名“協和”的套路主要有二：

　　1、城市地區+協和醫院

　　2、協和醫院+有限公司

如雷貫耳的北京協和醫院，真的在中國各大城市“開疆拓土”了？對此，北京協和醫院宣傳處常務副處長陳明雁回應：

　　除了北京協和醫院，只有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與“協和”有歷史淵源。

　　其余的所謂“協和”醫院，則與北京協和醫院沒有任何關聯。北京協和醫院在國內也沒有任何掛靠、合作、協作關系。

實際上，被掛名的醫院，遠不止協和壹家。輸入“華西醫院”，能找出828家掛名單位； 輸入“中山醫院”，有4622家公司冠以此名。而諸如“安定醫院”、“復旦大學附屬醫院”等知名醫院，同樣是被公司“傍名牌”的寵兒。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23427

2020年3月17日 嘉興市首起生產、銷售假冒偽劣機油案獲判

2016年至2018年，為牟取暴利，被告人姚某夥同被告人陸某、酈某在無生產、銷售潤滑油資質的情況下，從江蘇購進散裝無合格證的液壓油基礎油、工業白油、柴油機油、齒輪油等原料，再從被告人劉某等人處購進各種假冒長城牌、昆侖牌、殼牌、中國重汽等品牌潤滑油的包裝桶及商標標識，委身農戶家中，非法提煉廢油加工成各類機油，並將加工好的各類機油銷售至嘉興汽配城等地，而施某、李某等五名被告人明知姚某銷售的油品系假冒偽劣產品的情況下仍購買並在其店鋪內進行銷售。

－－http://www.jiaxing.gov.cn/art/2020/3/17/art_1592190_42303368.html

2020年9月11日 雲南偵破特大跨境制售假煙案 案值逾2.5億元

新華社昆明9月10日電（記者張雯 曾維）記者10日從雲南大理“9•10”特大跨境制售假冒偽劣卷煙網絡案件發布會上獲悉，警方近日破獲壹起特大跨境制售假冒偽劣卷煙網絡案件，搗毀假煙儲存窩點19個，查獲假冒偽劣卷煙6萬余條。該案涉案價值2.5億余元，涉案人員達40余人。

－－https://df.youth.cn/dfyw/202009/t20200911_12490000.htm

2002年1月18日 案例分析：北大知名教授剽竊國外著名教材

1月10日，壹篇在學術界極少數人手中流傳的稿子《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正式浮出水面，《社會科學報》在第七版刊登了這篇作者化名為曉聲的來稿，文章中所指的剽竊者，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年輕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此人在學術界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化名為曉聲的作者是北京某大學中文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真名為王曉生，專業是研究文藝理論。在王曉生的宿舍裏，他向記者拿出了證據。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和王銘銘的近作《想象的異邦》，這兩本書大約有10萬字的內容幾乎是壹模壹樣。

－－http://www.cas.cn/zt/jzt/kyzt/xsydd/200209/t20020928_2664743.shtml

2005年2月3日 從“張愛民博士論文抄襲”案例看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困境

2005年1月10日，南開大學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網頁上公布了2004年12月中旬，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南開大學嚴厲查處張愛民博士論文抄襲問題”的決議。公告指出了原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2000屆世界史專業（研究方向為美國史）博士畢業生張愛民的博士學位論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緣起――論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產生的原因和歷史條件》（以下簡稱張文）存在嚴重的抄襲問題的事實：“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組織專家對張文進行了兩輪仔細核查，已確認張文有60余頁的內容系抄襲而成。這些內容抄自弗洛雷特・亨利的《1900-1920年間黑人向北部的遷徙運動》

－－https://www.hist.pku.edu.cn/xsyd/248014.htm

2007年01月16日 學術造假案例:北工大學4教師抄襲論文受到處分

北方工業大學體育教研室1名主任、1名副教授和2名講師，幾乎全文抄襲他人發表過的論文，並發表在去年12月1日公開發行的《北方工業大學教改文集》（第三輯）上，由此引來匿名信向校方舉報。

該負責人稱，《文集》出版後，學校很快收到匿名信舉報此事。學校立即展開調查核實，認定這兩篇文章確屬抄襲。去年12月26日，該校對4名教師做出記過等學術處分。今年1月12日校務委員會作出決定，對於抄襲論文的體育教研室主任給予免職、並調離教師工作崗位的處分，其他人員也進行了嚴肅處理。

－－https://learning.sohu.com/20070116/n247644350.shtml

2008年5月25 日 高校學術不端行為案例選登

復旦大學校園網昨天掛出的壹則通告引發強烈反響，這則“2007年第1號”通告向全校師生通報了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委員會對三起學術違規舉報的調查審議結論和處理建議。

　　該校學術規範委員會發布的通告稱，自今年5月以來，委員會收到三起學術違規舉報，分別是：匿名舉報外文學院教授陸某等人所編教材涉嫌存在嚴重抄襲現象，匿名舉報五官科醫院教授遲某等人涉嫌論文抄襲，實名舉報信息學院博士生葉某及其導師顧某兩篇論文涉嫌抄襲等。

委員會經查實後認定，三起事件屬實，存在學術違規行為，該校三名教授因此受到處罰。

－－http://www.fjsmu.cn/jcsjc/2008/0525/c557a22299/page.htm

2016年6月7日 高校學術不端案例及分析

6名教授聯名投訴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興土涉嫌“抄襲剽竊”。此前不久，浙江大學原副教授賀海波盜用他人研究結果發表多篇論文。令人遺憾的是，賀海波的博士後合作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李連達的名字也出現在這些“問題論文”上。

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原院長陳進作為“漢芯”系列芯片造假事件的責任人，被解除教授聘用合同、追繳相應科研經費。據介紹，陳進是在把自己購得的壹塊國際知名品牌芯片上原有標識打磨掉，再標上自己的標識，冒充“自主創新…‘民族品牌”。

2007年，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壹名黃姓女博士，被查實其壹篇發表在《美國化學會誌》上的論文中存在數據造假的行為——她居然根據自己想到的實驗結果編造了所有數據。

在壹所高校的校園BBS上，當壹名同學為實驗中總是得不出理想的數據而煩惱時，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門——“自己改壹下就好了”，“就照書上的算了”，“不用算的吧，不是有軟件嗎?“

－－http://www.scauzhujiang.cn/jxky/xfjsgtw/jzal/2016-06-07/201606076370.html

2017年04月25日 524名醫生被曝學術造假背後:有槍手開始放棄SCI業務

近日，全球知名出版機構施普林格出版社宣布撤掉《腫瘤生物學》雜誌2012~2016年發表的107篇論文。據統計，被撤稿的107篇論文作者來自125家中國研究機構、牽涉524名醫生以及4個國外研究機構。

實際上，這已經不是醫生學術造假第壹次被公之於眾。早在2015年10月，擁有《柳葉刀》《細胞》等知名學術期刊的出版巨頭愛思唯爾便撤銷旗下5種雜誌中來自中國的9篇論文。

“論文造假在醫生行業內很普遍，壹方面是臨床工作太忙，確實沒時間寫論文；另壹方面是造假成本不高，而職稱評級又有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這壹硬性指標，所以造假屢禁不止。”北京壹家大型三甲醫院副主任醫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2015年，丁香園所做的壹項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有34.34%的醫生表示為了發表論文，會采取找槍手買論文、找文章掛名字、修改數據等方式，還有另外38.54%的醫生表示目前沒有以上行為，但迫於壓力，以後可能會有。

　　在造假的背後，有壹條隱秘的論文“槍手”代寫、代發產業鏈。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4-25/doc-ifyepsra5436384.shtml

2018年10月22日 清華造假論文怎麽被海外網站發現的？

據科技日報10月22日報道，10月21日，媒體報道了兩年前清華大學11篇材料科學領域論文因學術不端遭到撤稿壹事，引發熱議。

當天晚上，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回應稱，早在2017年4月，其已經會同學校有關部門，對涉事論文作者、該院2010級博士生葉肖鑫涉及嚴重學術不端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撤銷了其博士學位。這壹處理結果在校內進行了公告。2017年6月，該院停止了葉肖鑫導師唐國翌教授的研究生招收資格，撤銷了其材料學科負責人和新材料研究所副所長職務，目前唐國翌已辦理退休手續。

而在媒體曝光之前，清華大學從未就此事公開發聲，也沒有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段偉文研究員表示，從清華的撤稿事件可以看出，低水平、低質量和虛假研究大量存在，但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導致學術不端的壹個重要誘因，是相關部門、高校和研究機構錯把壹些成果量化指標和學科評估結果當作科學研究本身，誘使部分科研人員為追求量化評分不擇手段，在偏離科學研究的本義和違背科學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https://www.guancha.cn/industry-science/2018_10_22_476337.shtml

2018年12月15日 南京大學：取消梁瑩研究生導師資格 調離教研崗位

中新網12月15日電 據南京大學新聞網站消息，12月12日，南京大學警示教育大會在仙林校區召開。大會通報了教育系統違法違紀典型案例，針對梁瑩學術不端等違規違紀行為，南京大學給予梁瑩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過處分，取消梁瑩研究生導師資格，將其調離教學科研崗位，終止“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聘任合同。報請上級有關部門撤銷其相關人才計劃稱號和教師資格。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8/12-15/8703011.shtml

2018年12月15日 華裔教授學術造假遭香檳伊大開除 50年來第3例

香檳伊利諾大學(UIUC)董事會14日投票通過，開除該校生化與分子生物學副教授王飛(Fei Wang)，王飛承認在申請聯邦經費的研究中造假，他是伊大半世紀來，遭學校解雇的第三位終身職教授。

根據董事會報告，2014年1月王飛系上的系主任收到其同事發出的電郵，指稱王飛在申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經費申請中偽造了研究數據，經該系主任與相關教師、學生會面後得知，王飛盡管提交了實驗結果，但他卻從來沒有進行這些實驗，他交給NIH的研究經費申請報告中，所提到的人類細胞圖像其實是來自老鼠細胞。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32404

2019年5月28日 華爾街日報：華為崛起之路伴隨著剽竊與不正當競爭指控

華為表示自己尊重知識產權的完整性，不管是該公司自身業務的，還是同業、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的。但壹些競爭對手和前雇員卻指責這家中國公司不擇手段竊取商業機密。

本文原刊於《華爾街日報》，端傳媒獲授權轉載。目前，《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全部內容僅向付費會員開放，我們強烈推薦您購買/升級成為“端傳媒尊享會員”，以低於原價 70% 的價格，暢讀端傳媒和《華爾街日報》全部內容。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8-wsj-huawei-dubious-ethics/

2019年11月30日 北大教授饒毅舉報三名頂尖學者論文造假

北大教授、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實名舉報，包括中科院院士裴鋼等3名大陸頂尖學者，涉嫌論文造假，呼籲相關單位調查。

11月29日，壹封署名為饒毅的舉報信在網上廣傳。饒毅舉報的3名學者包括：中科院院士裴鋼、武大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耿美玉。

當天，饒毅向中國媒體證實舉報信“沒有發出，有過草稿。”

《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獲悉，該委目前正在調查核實此事。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3-11302019132832.html

2020年1月14日 警惕！學術不端行為有哪些？用七個案例告訴妳！

學術不端行為有哪些？七個學術不端的案例，跟小編壹起來看看吧！ 

1.剽竊、抄襲、侵占他人學術成果

案例 ：哈爾濱某高校副教授劉某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壹般項目研究成果（論文）存在學術抄襲剽竊，且論文的註釋欄標註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與其論文內容無關，同時其向期刊社提供的所引用2項基金項目事宜均未告知並未征得項目負責人許可。

2.偽造科研數據、資料、文獻、註釋，或者捏造事實、編造虛假研究成果

案例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辦公室收到舉報，反映湖北某高校郝某憑借虛假的SCI論文做基礎，2011年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獲得資助，2012年又進行了申報。

3.論文內容造假且第三方代投

案例 ：2017年4月20日，某出版集團的期刊撤銷涉嫌同行評審造假的107篇論文，其中壹篇論文通訊作者和第壹作者為上海某高校教師盧某，論文通訊單位也為該高校。

4.在申報課題、成果、獎勵和職務評審評定、申請學位等過程中提供虛假學術信息

案例 ：2006年3月, 上海某高校受到舉報，指證該校教授楊某在有關申報材料中涉嫌造假。校方調查取證，認定楊某在2005年3月有關博士點的申報材料中，將2004年發表在某雜誌不是自己的論文，列入自己第壹作者的清單。

5.未參加研究或創作而在研究成果、學術論文上署名，未經他人許可而不當使用他人署名，虛構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註明他人工作、貢獻

案例 ：2010年6月，武漢壹高校附屬醫院學術委員會獲悉某雜誌對該院職工、副教授張某等於2008年發表在該雜誌上的壹片學術論文提出質疑。

6.學生論文抄襲，撤銷學位

案例 ：成都某高校2006級本科生馬某，畢業幾年後，於2017年被發現在校期間（2009年5月-7月）發表的5篇期刊論文中，2篇為全文抄襲，從論文題目、摘要、關鍵詞、導語、壹二級標題、內容和參考文獻近乎完全壹致。

7.學生學位論文抄襲，學生撤銷學位，指導教師同樣承擔責任

案例 ：某高校13級碩士趙某學位論文抄襲同校12級碩士張某論文，經學校調查，認定趙某違反學術道德事實成立。

－－https://gs.bjtu.edu.cn/cms/ygb/item/1886.html

2020年2月26日 400多篇論文被曝造假，“論文作坊”真面初現？

400篇醫學論文，實驗圖片高度相似，這是醫學界近年來被爆出的最大規模學術造假事件，而這些論文集中在中國山東地區。

2月21日，壹篇博客發表在《科學誠信文摘》（Science Integrity Digest）上，作者是著名的“打假鬥士”Elisabeth Bik。Bik之前因為揭露南開大學校長曹雪濤涉嫌學術不端事件而聲名鵲起，這次又爆出新料，400余篇不同機構的作者撰寫的論文存在高度相似，很有可能是從同壹家“論文作坊”生產的。

涉及醫院具體名單如下：

　　濟寧市第壹人民醫院: 101篇論文

　　吉林大學中日友好醫院: 59篇論文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 23篇論文

　　臨沂市中心醫院: 16篇論文

　　鄭州大學第壹附屬醫院: 16篇論文

　　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 12篇論文

Bik不僅專業能力過人，性格也十分剛烈。2013年，她在閱讀壹本書籍的某章節時，無意發現了其中大半內容都剽竊了別人的文章，甚至還有壹些自己的文章，瞬間就“火冒三丈”，指出了他人剽竊的事實。

2016年起，Bik甚至辭掉了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工作，專職調查各類論文圖像異常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學術不端。Bik成為了科研打假網站 Retraction Watch和PubPeer的積極撰稿人。

2019年11月，公開質疑曹雪濤論文圖像造假。

去年11月18日，中國工程院辦公廳工作人員也對媒體表示，中國工程院會針對網絡反映曹雪濤院士的有關問題展開調查。

　　不過截止目前，曹雪濤學術造假問題至今未有完整回應。

－－http://tech.sina.com.cn/csj/2020-02-26/doc-iimxyqvz5958376.shtml

2020年4月21 日 2019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2019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壹）侵害專利權糾紛、專利權權屬糾紛及職務發明人獎勵、報酬糾紛案件

（二）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件

（三）侵害著作權糾紛案件

（四）不正當競爭及壟斷糾紛案件

（五）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及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

（六）惡意訴訟損害責任糾紛及知識產權訴訟程序

二、知識產權行政案件

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6511.html

2020年07月15日 44所高校77名作者被發現問題論文 多所高校啟動調查

44所高校的77名作者，被學術打假人發現問題論文。多所高校對記者表示，已啟動調查。

有人不但抄襲，還捏造國外合作作者，抄來抄去，抄得連自己都信了——“他們越來越自信，認為自己的工作不應該被埋沒，所以他們也開始引用自己的問題論文。”

幾年前，壹位歐洲數學家與中國同行合作發表了3篇論文，3篇論文涉及兩位中國作者：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大數據學院講師閆振海、河南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李誌強。

2020年，3篇論文被期刊撤稿，“歐洲數學家”也現了原形——被撤稿的論文除了涉嫌抄襲和在同行評議中造假，還擁有共同的、不存在的通訊作者——丹麥羅斯基勒大學數學學院的比阿特麗斯•尤西（Beatriz Ychussie）。

針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詢問，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校方表示正在調查此事，已對閆振海有初步處理意見。河南大學也證實，李誌強正在因此接受該校科研處的調查。

6月15日，學術打假人克萊德（Smut Clyde）和Tiger BB8（中文網名“扮虎”——記者註）在壹個關註學術誠信的網站上公布了壹份報告：國際數學期刊中，壹批來自中國的論文顯示出壹致的造假痕跡，包括虛構國外作者、虛構數學公式等問題，且這些問題論文之間頻繁相互引用、抄襲。已發現涉嫌造假的論文有65篇——其中21篇已被撤稿。

那些所謂的論文通訊作者，來自日本、泰國、尼日利亞、埃及、巴西、墨西哥和澳大利亞等地。論文裏署名的77位國內作者分布在44所高校，包括中南大學、湖南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等重點大學。

記者采訪中發現，這些論文的中國作者，有的將論文作為學術成果用於申請博士學位，有的用於申報副教授職稱，有的用於獲取科研獎勵。

－－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715/c1053-31783895.html

學術剽竊案例

1.抄襲剽竊他人成果

案例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辦公室收到舉報，反映北京某研究所劉誌華在其申請的2011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批準號81102746)中，盜用他人論文作為自己的研究基礎。

案例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辦公室收到舉報，反映四川某高校萬昌秀等出版的專著《材料仿生與思維創新》第189頁到191頁抄襲他人2011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書《生物啟迪的雙重仿生表面的構築及其抗生物粘附作用的研究》 “項目的立項依據”部分。

案例三：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通報，在2007年第6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上，陳湛勻發表論文《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顯示性指標研究》，全文約9100字，其中抄襲2300字，抄襲率約25%.同時發現，在2007年5月《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他發表了壹篇名為《四因素模型視角下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研究》的論文，約5500字中抄襲1660字，抄襲率超過30%，這兩篇論文，均為陳湛勻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及其跨國投資戰略》階段性成果。

2.浙大“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近日，多篇發表在海外頂級醫學期刊上的中國論文因涉嫌造假，被這些期刊撤銷。論文的作者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著名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浙大藥學院藥理實驗室主任吳理茂和課題組主要成員。

進壹步調查發現，2008年3月，荷蘭《人種藥理學》雜誌發表賀海波、吳理茂、李連達等7人聯合署名的文章《丹酚酸B對於大鼠大面積心肌梗塞的心臟保護作用》也是假的，其數據完全是從上述以賀海波為第壹作者、發表在《NSA藥理學》和《藥理學通報》上的兩篇論文中克隆的。 此外，2008年3月，由賀海波、吳理茂、李連達等7人共同署名的發表於英國《本草療法研究》的文章，所用的數據也幾乎原封不動地移植於上述三篇文章中有的數據。

－－https://www.6400.net.cn/vjn971wL8/

2020年9月16日 科技部通報論文造假:三甲醫院主任丟職,追回經費

科技部網站16日發布《關於論文造假等違規案件查處結果的通報》，披露了9起涉及購買論文、違反論文署名規範、套取財政科研資金的違規案件處理結果。

相關責任人分別被處以終止承擔的國家項目、追回項目資金、停止研究生招生資格、終止或撤銷相關榮譽稱號、追回科研獎勵資金等處罰。

通報具體案件如下：

中國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張睿購買論文問題。

中國醫科大學腫瘤醫院於韜購買論文問題。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張堅購買論文問題。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漳州市醫院蔡麗生購買論文問題。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醫院王貞購買論文問題。

山東大學王秀麗購買論文問題。

南京理工大學陸偉購買論文問題。

河南大學第壹附屬醫院孫明飛違反論文署名規範問題。

北京華油冠昌環保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套取財政科研資金問題。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491

2014年12月11日 幼兒園虐童案頻發，誰該反思？

近些日子，網絡上關於虐童案的例子，壹經曝光便層出不窮—從拎耳朵將小孩提起到掌摑幼兒，從針紮幼童到摔癱童女。又在近日，內蒙古鄂爾多斯壹幼兒教師瘋踢孩子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只因老師讓孩子跟著音樂跳舞，而幾個小孩不跳。而更早，在浙江溫嶺、山西太原等地均發生過幼兒教師虐童事件。(12月10日 光明日報)

洛克在《教育漫話》中提出：“做導師的人自己應當具有良好的教養。”不僅如此，提高幼師準入門檻、改變幼師考查項目、提高虐童違法成本更是解決幼兒園虐童案頻發的良策，只有如此，孩子們才不會飽受虐待之苦。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11/c241220-26191596.html

2017年6月2日 關註丨最高法公布虐童案典型案例 幼兒園老師這樣對待幼童被判刑

構成虐待被看護人罪 判處兩年六個月

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王璐、孫艷華原系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某幼兒園教師。

2015年11月至12月間，王璐、孫艷華因幼兒穿衣慢或不聽話等原因，在幼兒園教室內、衛生間等地點，多次恐嚇所看護的幼兒，並用針狀物等尖銳工具將肖某某等10余名幼兒的頭部、面部、四肢、臀部、背部等處刺、紮致傷。

刑法加大對兒童的保護

《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該罪名的增設，改變了刑法之前的虐待罪主體只能由家庭成員構成的狀況，將保姆及幼兒園、托兒所、中小學校、養老院、社會福利院等場所內具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也納入本罪主體。

－－http://m.news.cctv.com/2017/06/02/ARTInEsHizW1LdvJ5VRWi5dD170602.shtml

2017年11月29日 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事實比妳想像的更糟糕、更殘忍、更變態

26日淩晨2點左右，曾經爆料自己孩子遭性侵的的網友〝初心5566666666〞，在微博發布〝道歉聲明〞稱，〝22日當天從別人口中得知我兒子在紅黃藍幼兒園被紮針、別的小朋友被猥褻的事情、聽到其他的媽媽說這是壹個團夥集體猥褻，涉及園長、園長老公及同事，那時也是我第壹次知道什麽是老虎團，知道了是壹支部隊，剛好在幼兒園旁邊，所有信息帶給我的只有憤怒和難以置信！〞

博文中稱，〝事實證明〞老虎團和紅黃藍〝並無關系〞，並對自己爆料產生的〝不良影響〞表示〝歉意〞。

不過，該〝家長〞並未說明她是如何證實紅黃藍與老虎團沒有關系的，更沒有解釋她的孩子被〝叔叔醫生〞和〝爺爺醫生〞體檢的經過。

北京紅黃藍事件後，蘇州紅黃藍幼兒園也被曝曾網購400顆壯陽藥，北京朝花、環宇、雅瀚藝術等多家幼兒園又接連曝出幼兒遭針紮、餵藥或掐生殖器的惡性虐童事件。

此外，紅黃藍事件爆料視頻中還提到，給幼兒〝體檢〞的〝叔叔醫生〞曾威脅不聽話的孩子，〝不聽話就把妳扔到垃圾桶，把妳的器官賣掉〞。

網友評論：盡管外界對紅黃藍幼兒園的官方調查並不抱有希望，但28日晚北京朝陽警方的壹紙通告，稱“沒發現有兒童被侵害”，“系家長編造”的結果還是讓壹路來關心此事的人們目瞪口呆，眾多大陸網民指斥當局侮辱了他們的智商。

有大陸網民說：“本來吧，我只是懷疑xq（性侵），現在出來這個鳥結果，我相信真相是壹群姓趙的集體xq（性侵）。”（編者註：姓趙的暗指中共當權者）

“許多家長都吃錯了藥，用自己女兒的清白去誣陷壹個幼兒園。”

對於當局的錄像視頻硬盤損壞的指稱，幾乎無人相信，不少人自告奮勇幫修硬盤。

有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對大紀元表示：“好幾個家長都遭遇了死亡威脅，不敢發聲了，只有壹個敢發聲的被刑拘了，也不敢吭聲了。有的孩子家長還給套房子封口。”並且說，現在沒有壹個家長敢站出來說話了。

早前，外界挖出，紅黃藍教育涉及軍方背景，並且第壹大股東的背景深厚。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bnews/20171129/862743.html

2018年3月1日 紅黃藍事件100天，我想在被和諧前說點什麽

紅黃藍事件100天，妳忘記了什麽？

事件始末：

2017.11.22——第1天

晚間，數十名家長曝北京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有老師針紮幼童、餵不明白色藥片，甚至性侵。

2017.11.23——第2天

北京朝陽區教育委員會成立工作組進駐幼兒園調查。

2017.11.24——第3天

章子怡對“三種顏色”控訴，眾明星大v轉發。

2017.11.27——第6天

紐交所復盤，紅黃藍股價當天跌幅近50%。

2017.11.29——第8天

警方通報紅黃藍事件，事件結束。

2017.11.30——第9天

紅黃藍”和“三種顏色”的搜索量恢復到事件前水平

2018.01.14——第54天

知乎匿名用戶追問紅黃藍後續，公知大V集體失聲。

2018.01.26——第68天

紅黃藍的股價恢復至上市首日的80%

2018.03.01——第100天

施地教育發布紅黃藍100天回顧，以卵擊石。

這壹場聲勢浩大的公開討伐，居然在事件發生的9天內，被時間所“愈合”了？

也許正義不會缺席，只會遲到。可是孩子的成長只有壹次，我們等不到這個世界發生振奮人心的變化，卻能牽起他／她的小手，陪寶貝看蝴蝶落日，學超人打怪，尊重他稀奇古怪的想法，呵護她溫柔敏感的內心，用高質量的陪伴，告訴那個跌跌撞撞向前沖的小小身影：孩子妳慢慢走，不要怕。

－－https://www.jiemodui.com/N/90280.html

2018年12月28日 北京新天地幼兒園虐童案　教師判獄壹年半

大陸媒體周四（27日）報道，教育機構紅黃藍教育旗下的朝陽區新天地幼兒園虐童案，周三（26日）在朝陽區法院壹審宣判，被告劉亞男因“虐待被看護人罪”被判有期徒刑壹年半，並在她刑滿或假釋後五年內，禁止從事未成年人看護教育工作。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kindergarten-12282018064337.html?encoding=simplified

2019年7月10日 10天內至少三宗性侵幼童醜聞　官方嚴密封鎖消息並強力維穩

陜西省延安市爆出老師性侵幼童醜聞，這是近10天內，中國曝光的第三宗幼童被性侵事件。但在維護國家形象的考慮下，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被當局全力封鎖。

當地壹位要求匿名的媒體人向本臺記者透過，涉案疑犯在子長縣壹所附設寄宿功能的培訓學校當老師，受害者是多名小學女生。但至今為止，媒體依然無法獲取更多的資訊，記者並且被警告，不得披露事件以免影響“革命聖地的形象”。

上月底，貴州省疑似發生幼稚園和慈善機構提供幼女給人淫欲的醜聞，貴州省公安廳已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但稱並未發現有關情況，指是有人造謠。另有消息指，早在壹個月前，民間NGO組織就已多次向警方報案，但20多天後，此事被廣泛流傳後，警方才首次聯系該NGO組織。

此外，上市房地產公司上海新城控股的董事長王振華，因涉嫌性侵幼女於本月1日被抓，但上海宣傳部發出禁令阻止媒體報導。另有消息指出，王振華亦可能涉及多宗相同性質的案件。

教育界人士譚剛強指出，很多地方封鎖此類資訊，主要是地方政府擔心曝光會影響他們的政績考核，並且帶來更多不可控的事件。而以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長王振華案為例，除了地方政府利益之外，也不排除有大量的官員本身也是股東。－－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ottopic/children-07102019065504.html?encoding=simplified

2019年7月26日 紅黃藍幼稚園再爆醜聞　猥褻幼童半年才曝光引發眾怒

繼教師針紮幼童案之後，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紅黃藍教育機構，再爆出外籍教師猥褻幼童事件，但在該機構和官方的封鎖下，這宗醜聞在六個月後才揭發，再次引發眾怒。

據悉，今次山東青島萬科城紅黃藍幼稚園外籍教師猥褻兒童事件，發生於今年1月28日，到翌日，出生於哥倫比亞的教師、嫌疑人Daniel被抓，但壹直到周三（24日），青島市北區檢察院壹則欠清晰的通報，才首次披露褻童案。

知情人士說：其實那個時候就應該通報這個事情，但是事情壹直捂了將近六個多月。如果說沒有檢察院這壹次對外通報的話，大概這個事情都還不知道。包括周邊的商戶和其他孩子的家長，都是不知情的。檢察院早上發了之後，兩個多小時它就把通報給刪掉了。

知情人士說：（紅黃藍）萬科城幼稚園好像3760元壹個月，外教（外籍教師）壹個星期只有兩節課。

紅黃藍教育（RYB Education）是海外上市的幼教龍頭集團，擁有約1800家親子園和幼稚園，創始人曹赤民曾是中共軍方人士。近年來，紅黃藍幼教機構曾發生虐童或安全醜聞，其中2015年的四平紅黃藍幼稚園虐童案，五位老師被刑拘。2017年4月和11月，北京大紅門和新天地分園虐童事件，亦引發輿論危機。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kindergarten-07262019091709.html

2020年9月28日 內蒙:幼兒園多名孩子身上有不明針眼,警方介入

劉先生是第壹個在孩子身上發現針眼的家長。26日晚，孩子在家裏上廁所，他和妻子發現女兒臀部有3個明顯的針眼，孩子說是被幼兒園某老師所紮，班裏還有其他小朋友被紮過。27日，他帶孩子去醫院檢查，並在微信上建立家長群，提醒其他家長檢查孩子身體是否有針眼。

截至28日上午，共有8名家長發現孩子身上、頭部有不明針眼，這些孩子都是鼎奇幼兒園昭君園喔喔（3）班學生。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56

2020年9月29日 放藥毒殺25幼兒學生 焦作法庭今判惡毒老師死刑

中國河南焦作壹家法庭，今天判處在幼兒園粥裏防毒，致使25名學生中毒，並有壹名死亡的幼兒老師死刑。該放毒的老師被指圖謀報復。

根據司法系統的說法，這名老師並不是她的第壹次施毒，調查發現她在2017年因壹個婚姻糾紛也試圖用此化學物毒害她的丈夫。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9/9912973.html

2017年5月20日 中國校園欺淩調查報告 －－百度

根據2017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1月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提請批準逮捕的校園涉嫌欺淩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

按照校園欺淩的方式進行分類，語言欺淩行為發生率明顯高於關系、身體以及網絡欺淩行為，占23.3%。在校園欺淩行為調查的樣本數據看，中部地區學生的校園欺淩行為發生率最高，占46.23%。且校園欺淩行為呈現出以“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的地理空間分布形態。

－－https://baike.baidu.com/item/

2017年 11月 11日 猛推小孩、迫吃芥末惹公憤 透視上海攜程親子園涉虐童案

事發的班級幼童年齡由歲半到兩歲左右。事件起因是有攜程親子園的家長發現子女受傷，於是要求公開監控視頻，結果發現女童被推倒撞桌角、孩子被餵食芥末的片段。

壹位王姓家長對《新華社》說：“就隨機挑了壹天的監控，但結果令人震驚。”

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數以千萬計人士收看，網民都對案件表示憤怒，中國媒體亦緊密跟進，並綜合了家長們列舉親子園涉嫌幹犯的多宗罪狀：孩子被餵食芥末；小孩被推撞、歐打；用消毒水噴小孩；不讓小孩吃飯；不替腹瀉多次的小孩換尿布；餵食安眠藥；天氣寒冷時把女孩褲子扒光罰站。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工商部門的公開信息，受攜程委托的《現代家庭》雜誌社讀者服務部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範圍是“育兒保健咨詢”和“開展有益於婦女、兒童身心健康的活動”，並不包括“教育培訓”。

上海市長寧區教育局亦表示，親子園沒有在教育部門備案，“不屬於正規的教育機構”。

盤點中國近年十宗嚴重幼兒園虐童事件

2010年：江蘇興化板橋幼兒園，有教師用電熨鬥燙傷7名兒童。

2011年：山西西安城東蘇王早慧幼兒園，壹名4歲男童遭老師用鋸割手腕。

2012年：山西太原市藍天蒙特梭利幼兒園，有女童因不會功課十分鐘被打幾十個耳光。

2012年：浙江溫嶺藍孔雀幼兒園有女教師被揭發有數百張虐童照，包括把小孩扔進垃圾筒、用寬膠帶封咀、鐵筒罩頭的照片、強迫幼童親吻、幼童跳舞脫褲子等等。

2012年：上海楊浦區某雙語幼兒園托班女童下體被放置豆粒。

2013年：河北燕郊幼兒園老師用針紮幼兒、用刀威嚇幼兒、逼幼兒喝尿、逼幼兒吃老師鼻屎等眾多虐童行為。

2013年：山東濟寧市機關幼兒園有教師踢傷孩子生殖器。

2013年：黑龍江雙鴨山金寶貝幼兒園，有老師把孩子踢到半米遠，並有小孩壹日內被重打4次。

2014年：山西西安兩所幼兒園被揭發，為了避免幼童生病不上學不交學費，未經家長同意，違規長期給予幼兒服用“病毒靈”。

2016年：河北省文安縣壹間連鎖幼兒園老師，用大頭針刺傷及恐嚇4名幼兒。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1952619

2018年2月6日 2017年校園欺淩暴力事件案例匯總（3-6月）

三月份

3月19日下午，壹名網友在QQ空間上傳了壹段女中學生打人的視頻。在短短數分鐘的視頻中，打人者逼迫被打者脫衣服、下跪磕頭，並多次對其扇耳光，欺淩侮辱手段之狠讓人既寒心又氣憤。

新聞鏈接：http://henan.sina.com.cn/news/2017-03-22/detail-ifycnpiu9406650.shtml

3月23日，福建漳州壹些微信群傳出壹段多名女生欺辱壹名少女的視頻。經漳州警方落地核查，事發漳州漳浦縣赤湖鎮，被欺負少女遭同班同學惡作劇欺辱，視頻流出後校方已作出處理。

新聞鏈接：http://fj.qq.com/a/20170327/027494.htm

3月31日上午，壹則“貴州省印江自治縣某學校多名女生毆打另壹名女生”的視頻在微博上引起輿論關註

新聞鏈接：http://news.sohu.com/20170401/n485958499.shtml

四月份

壹位女學生用木棍擊打另壹位女同學並搧了對方12個耳光，近期有網友發布了這樣壹段學生對學生施暴的視頻，4月10日，記者從校方獲悉，兩位同學已經和解。

新聞鏈接：http://news.163.com/17/0410/13/CHLOST7E0001875P.html

新民市大民屯鎮學校六年級女學生小柔(化名)連續3天遭到女同學毆打。其中，在4月7日那天，小柔6時到校，被六七名女同學圍毆，直到7時老師上班才停止。更讓人震驚的是，小柔挨打的過程被錄像，並被傳到網上。

新聞鏈接：http://www.mnw.cn/edu/xiaoyuan/1696564.html

4月19日晚9時許，三名少女來到梅川高中將該校初中部壹女學生陶某帶到校外壹處廢棄的倉庫內，欲教訓陶某。在拉扯的過程中，陶某掏出隨身攜帶的刀，向其中壹名女生胸部捅了壹刀，該名女生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另據湖北日報報道，陶某和被害少女朱某均為2002年出生，事發時均未滿15周歲，湖北日報關於本案報道鏈接：http://news.cnhubei.com/xw/hb/hg/201704/t3820844.shtml）

新聞鏈接：http://www.mnw.cn/news/shehui/1677637.html

五月份

5月14日18時20分許，雲南省大理州巍山縣大倉中學內發生壹起學生鬥毆案件，壹名學生經搶救無效死亡。

新聞鏈接：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5-17/8226803.shtml

5月20日,壹位線索人給我們提供了壹條視頻,視頻中壹個女孩被虐打,通過視頻可以看看到,壹名身著校服的女生被另外兩名同齡人連踹三腳。從頭到尾穿校服的女生被推來拽去,哪怕挨打也沒有敢還手或者躲避。

新聞鏈接：http://news.youth.cn/sh/201705/t20170522_9839706.htm

網絡上流傳壹段“大理彌渡小學生校園內遭毒打，多次下跪求饒”的視頻，引發網友熱議和關註。5月25日，記者從彌渡縣教育局了解到，事發地點為當地苴力鎮先鋒完小，經醫院檢查，被打學生身體局部軟組織挫傷，無需住院治療，學校對打人學生進行了教育後已正常上課。

新聞鏈接：http://news.cqnews.net/html/2017-05/25/content_41740475.htm

六月份

幼兒園的小朋友上課不聽話，老師怎麽辦?閬中市滕王閣幼兒園大五班臨聘教師劉艷玲的做法是：讓兩個小朋友互相扇耳光，結果導致壹位小朋友臉部紅腫、淤青。6月3日，閬中市教育和科學技術局作出“責令滕王閣幼兒園依法解除與劉艷玲的勞動合同關系”等處理決定。

新聞鏈接：http://www.sohu.com/a/146901964_692409

6月14日上午，南通市崇川區壹家幼兒園有家長向記者報料稱，自家孩子班上壹名女教師體罰多個孩子，除了掌摑背部、尺子抽打手心等方式外，還包括讓孩子頭頂板凳、扒掉孩子褲子等具有侮辱性質的行為。

新聞鏈接：http://www.snkpxjz.com/h-nd-1179.html

教書育人、為人師表，教師作為壹個職業壹直是受人尊敬的。臺州溫嶺11歲孩子，卻多次遭受學校老師的體罰。6月26日，孩子還被老師打成了耳膜穿孔。

新聞鏈接：http://zj.qq.com/a/20170629/004081.htm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44918

2018年11月1 日 因學生直呼其名，海南壹初中班主任毆打學生致受傷流血

農墾晨星子弟學校位於屯昌縣晨星農場。10月29日下午，該校初壹（2）班班主任在走廊上聽見有學生直呼其名字，覺得學生不尊重他，氣憤不已，走進教室便伸手打了壹名男生阿清，用膝蓋撞擊其下巴，導致阿清受傷流血。

阿清的父親得知此事後，向校長反映相關情況。次日，校方經調查確認，校領導及涉事老師已向學生家長賠禮道歉。校長王能表示，對於該教師違反規定暴力體罰學生的行為，學校會嚴肅處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89331

2019年7月25 日 下跪、打耳光、辱罵，校園霸淩是“孩子間的小矛盾”嗎？

“擡頭，說‘爸爸我錯了’！看著我說！”視頻中，壹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女孩被強迫跪在地上，身邊幾個女生扇其耳光，並威脅她：“要不要我給妳報警？報警他們也找不著我。”　

這不是今年第壹起引起校園霸淩事件。半個月前，四川達州市壹名女生遭暴力欺淩。據媒體報道，被打女孩疑因“愛穿蘿莉裙”。　　 

　　更早前，壹名自稱山西祁縣職業中學學生的網友發文稱，他受到宿舍同學欺負，被室友用燃燒的煙頭燙手、床褥被潑水等。海南三亞壹小學生持刀刺傷同學的眼睛，理由是遭受對方恐嚇、收取保護費。　　 

去年10月，雲南宣威初二女生服藥自殺，當事女生家屬稱，劉某生前曾在學校遭遇同學霸淩，服藥後曾給父親打電話哭訴“沒臉面在學校讀書了”；去年，江蘇徐州壹初三女生從自家陽臺跳下，墜樓身亡，留下遺書表明自己經歷校園霸淩……　

許多親歷者曾述說，校園霸淩的原因，其實是“沒有原因”。有學者指出，“校園霸淩”指學生同輩之間的攻擊性行為，帶有“故意為之”、“反復發作”和“恃強淩弱”等特征。 

法律學者歐陽晨雨認為，許多由校園霸淩引發、最終釀成血案的例子中，長期的、極其惡劣的霸淩過程，並沒有看到救援力量的介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少年兒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軍指出，反對校園欺淩不能僅限於教育、學校系統自己應對和解決，需要與國家未成年人、兒童保護服務體系銜接才有改善希望。

－－http://news.inewsweek.cn/society/2019-07-25/6494.shtml

2020年6月1日 6歲女童被老師罰跑致吐血？官方介入調查

5月30日，微博網友“小島裏的大海”發布的微博文章稱，其女兒患有哮喘，事發時6歲，就讀於廣州市方圓實驗小學壹年級。2019年12月10日下午，其女兒被班主任劉某體罰跑操場後，導致哮喘發作入院，入院後仍持續發熱。“12月底，由於高熱體溫損害神經系統，孩子雙手出現控制不住的抖動。”

30日12時31分，廣州市白雲區教育局微信公號“廣州白雲教育”通報稱，針對微博網友“小島裏的大海”反映廣州市方圓實驗小學壹名教師涉嫌體罰學生事件，該局接報後高度重視，立即聯合公安等部門迅速介入，成立專項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調查。

通報稱，事件調查結果，該局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https://news.yibada.com/article--336452-1-1.html

2020年9月4 日 令人發指!32個學生被打耳光拽頭發 校方通報

近日，江蘇徐州，壹段“徐州三十壹中初二（9）班32個學生被毆打辱罵”的視頻在網上熱傳。據揚子晚報，視頻中壹名被指為班主任盧某的女子，對多名學生實施打耳光、揪耳朵、拽頭發、撕臉皮等行為，並用言語侮辱部分學生家長。

視頻末尾還附上了統計表，稱有32名學生存在被打經歷，被打次數從“15次左右”到“30多次”不等。

學校對涉事教師作出停職處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204

2020年9月5日 強制蒙古族學生回校上課手段升級，老師暴打學生

中共強制在內蒙古取消蒙語授課，遭到蒙古族學生、家長、教師、公務員等各個層面人士的反對和抵制。但中共為了達到目的，采取的手段不斷升級。近日，網友披露，有的蒙古族學生被抓回學校遭老師暴打，鼻青臉腫。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壹名被抓回的男生被迫站在教室的前面，當著全體學生面，壹個年輕的男老師用腳猛踹這名學生的腹部，用棒球棒打學生的頭，學生當時發出壹聲慘叫。後來，老師讓學生轉過身，然後就用棒球棒猛擊學生的背部、臀部。這個視頻是另壹名在場的學生拍攝的，拍這個視頻顯然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另壹名學生還回頭看拍攝視頻的學生，還好老師沒有發現。

另壹段視頻顯示，蒙古族學生罷課逃出學校，被抓回去後遭老師暴打，被打得鼻青臉腫，而且不通知家長 。網友估計這名學生被打比前壹個視頻中的還要慘。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825.page

2020年9月7日 班主任強令學生教師節送禮不送就調班 校方回應

9月5日晚，福建省福州超德中學高壹學生小王在QQ空間裏曝光了班主任組織學生送教師節禮物的事情：老師首先在班級群裏發布送禮投票，但設置的“同意”及“不同意”兩選項，最終都要求送禮。學生提出質疑後，班主任以不懂得感恩為由，要求學生轉班。

9月7日，當事學生小王稱，班主任老師給出的兩個選項分別是：同意、不同意（要把妳的具體建議買什麽提出來）。在小王看來，這兩個選項都表示同意的意思，壹定要買為什麽還要投票，於是他在班級群裏提出異議。有其他同學質疑稱：“能不能不送啊，最近手頭有點緊。”

小王曬出的聊天記錄顯示，班主任老師隨後回應，“可以（不送禮），以後妳也別麻煩老師，然後申請去別的班級，妳已經給我造成很多麻煩了。”

今年7月初，福州超德中學在其微信公眾號發文稱，該校是2000年首批通過福州市教育局驗收，由省首批重點中學、省壹級達標校福州高級中學和澳籍華人聯合創辦的壹所民營全日制學校。2014年學校獲得“福建省民辦教育先進單位”稱號，2015年獲福建省陽光價費“示範單位”稱號。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900

2020年9月16 日 女生被罰深蹲200下致肝腎功能損傷 校方回應

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就是今年剛上高壹的尤尤。因為病情嚴重，家屬在9月13日晚，把她從撫州南豐縣人民醫院轉院，送到了南昌。目前在南昌大學第壹附屬醫院治療。

原來事發當天在英語課上，尤尤英語聽寫沒過關，被老師罰做200個深蹲。這種懲罰的方式，也不是針對尤尤壹個人。

尤尤拼盡全力堅持做完了200個深蹲，然後扶著墻回到教室的座位上。之後幾天身體壹直不適，雙腿疼痛無法行走，甚至出現血尿的情況。

醫生介紹，尤尤因為運動過量引起了橫紋肌溶解，從而導致了肝腎功能損傷。

南豐壹中校長夏平表示，事情發生後，學校已經對徐老師進行了通報處分，學校也會積極配合尤尤的治療，承擔相關治療費用。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618

2012年4月26日 貴州學生營養午餐引發食物中毒 校長被撤職遭打

作為壹所擁有1782名學生的小學校長，李德品壹直是貴州省織金縣八步鎮裏受歡迎的人。但是3月29日，在壹場因營養午餐而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他不僅失去了已擔任9年的校長職務，也失去了當地鄉民的尊重。據目擊者稱，他在當天“被家長打了三頓”。

3月29日早上8點半，正在上班途中的李德品接到壹位老師的電話：三年級的六名學生在吃過學校提供的營養餐後，出現了頭暈腹痛癥狀，正被送往鎮衛生院。這天早上，中心小學的營養餐是壹盒蒙牛酸酸乳與壹塊“金絲漢堡”軟面包。

上午九點剛過，讓李德品陷入恐慌的壹幕已然揭開——中心小學數以百計的學生在家長、老師的護送下像潮水般湧來，他們在擠滿鎮衛生院後，又湧向附近的壹家民營醫院。在這兩家醫院都被擠滿後，大批學生開始被送往約20公裏外的織金縣城醫院。

事發後，織金縣副縣長羅豐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表示，當地已全面叫停企業供餐模式，全縣學校都將采用食堂供餐模式，八步鎮中心小學的學生也可以吃到熱騰騰的營養餐了。

當地政府統計數據稱，八步鎮當天有902名學生到醫院進行了檢查，絕大多數到醫院進行簡單治療後，已恢復正常。

　　畢節市食品安全辦公室將這場混亂解釋為“因個別學生胃腸道功能紊亂引起的群體性心因性反應”。他們對這個已經紅遍全國的“心因性反應”是這樣解釋的：“個別學生因胃腸道功能紊亂發生嘔吐，造成現場所有學生情緒異常焦慮、緊張，使他們產生心理暗示，並形成不舒服的感覺。”

4月5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貴州省衛生廳應急辦工作人員潘忠倫和貴州省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李亞非均給出了同樣解釋。

潘忠倫稱，貴州省疾控中心實驗室對3月29日學生食用的牛奶和面包樣品進行了檢測，檢測的大腸菌群、沙門氏菌、誌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四項指標結果均呈陰性，“從檢測結果看，學生們的反應不是食物中毒”。

在八步鎮中心小學食品安全事件發生10天後，因為監管不嚴，雲南省鎮雄縣和景東縣的三所中小學又先後發生了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事發學校的免費營養餐既有食堂供餐也有企業送餐。像李德品壹樣，鎮雄縣兩所小學的校長也被撤銷了職務。

－－news.sina.com.cn/c/sd/2012-04-26/174424335505.shtml

2012年11月28日 中國多起營養餐縮水變質事件引起輿論關註

有評論認為，中國制度性的腐敗和權力缺乏監督，讓營養餐變成了“鬧心餐”。

湖南近期發生了多起營養餐不營養，甚至令學生中毒的事件：9月下旬，湖南石門縣壹所小學的多名學生飲用了由政府采購的“學生奶”後，患上了急性腸胃炎；10月下旬，湖南漣源市六畝塘鎮壹所小學的學生在飲用了營養餐中的牛奶後，出現集體食物中毒癥狀；11月下旬，在湖南鳳凰縣支教的壹名大學生在微博上發帖，揭露當地小學生的營養餐只有1盒200毫升的牛奶和壹片巴掌大的面包，根本吃不飽，而且供貨商還向學校送過期牛奶，引起輿論關註。

針對湖南近期被媒體曝光的多起營養餐問題，湖南省教育廳表示，牛奶加面包的供餐模式只是當前供餐條件不完善情況下的過渡形式，各地將積極創造條件逐步推行食堂供餐模式。

美國民間機構“中國信息中心”的楊莉藜認為，學校辦食堂並不能避免財政補貼被克扣或者保證營養餐的質量，因為學校食堂由誰承包經營，這個中間又有好多的利益，可能會滋生腐敗。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招標，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中國學生的營養餐問題，難以得到根本解決。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yc-11282012161007.html/

2013年7月5日 陜西銅川21名小學生吃營養午餐疑似食物中毒

7月4日下午，位於陜西省中部的銅川市耀州區發生壹起21名小學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目前仍有14名學生在醫院接受救治。今年6月26日，該區小丘鎮也曾發生壹起31名小學生食用免費營養午餐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04/27148850_0.shtml

2018年9月14日 河南小學營養餐僅半碗素面 疑遭貪墨

大陸壹自媒體作者@Haitaode於9月12日曝光，在其老家河南某縣，壹個學校的營養餐僅為半碗素面條。

現場視頻顯示，在學校的餐廳裏，工作人員戴上棉線手套抓壹把大盆裏的面條，就是小學生的午餐，“面裏連青菜都沒有，更不要說肉了”。

而在餐廳的墻面上，張貼著“每周午餐帶量食譜”，當日（周三）的食譜是雞丁炒西葫、包菜、蒜苔和大米粥。據說是當地教育局規定的標準，每個配菜還標識了相應的克數。

“封面新聞”隨後確認，涉事學校為河南周口商水縣譚莊鎮大曹小學。學生營養餐變成了素面，由於面條是幹的，不少孩子將面條泡水後才吃下。

媒體報導，江西上饒縣學生營養餐采購亂象頻出，由於招標不符合程序屢遭投訴。在2016年底的招標文件中，“食品主要技術指標和要求”壹項，對於“鴨腿”竟然註明要符合GB/T23568《國家標準》，該標準非食品標準，而是國家工業機床標準。

今年9月3日，江西省吉安市萬安縣多所小學的“營養餐”食材發黴變質，數名學生食用“營養餐”後出現了不適癥狀，住院治療。

－－www.epochtimes.com/gb/18/9/13/n10712692.htm

2018年9月19日 貴州多所小學學生午餐後嘔吐 飯有餿味

據陸媒9月18日報導，9月18日中午，貴州省清鎮市多所小學的學生在午飯後出現腹痛嘔吐，截至當日17時，共47名學生留院觀察、4人住院。

據報，這次涉事的午餐由同壹家公司提供，由清鎮市鑫鑫餐飲有限公司集中送餐。

家長們反映，當地小學的午餐壹個月收費240元，餐標卻相當低。

當地教育局告訴《新京報》，目前此事仍在調查之中，沒有最終定論。

@高思謙謙：三所小學，飯菜都是餿的。無良校方和商家，拿這些給小孩吃。

@pipi木：我看本地群裏有幾個視頻，飯菜都餿了。打開每壹盒都是有味道的……

貴州省貴陽市網友“532510944”說，貴州省貴陽市基本全部學校都讓學生中午在學校吃，不吃都不行。強烈要求取消午餐！壹個月將近300，吃20天，比大人在外面還吃得貴。腐敗之極！

－－www.epochtimes.com/gb/18/9/18/n10723760.htm

2019年3月19日 顏丹：好壹個“校園食物中毒發生率” 

近日，“針對成都七中實驗學校小學部食堂食品質量問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教育部等部門”立即召開了電視電話會議。會議似乎召開的及時，政府也反應迅猛，但只要領導壹開口，人們就會發現，政府不是來解決問題，而是來作秀的。

比如，在市場監管總局局長針對學校食品安全提出的三個要求中，這頭壹個，即“今年校園食物中毒發生率要控制在萬分之二內”就讓人覺得無比荒唐。壹來，這個“萬分之二”的上限到底是如何統計出來的，依據又是什麽，如此關乎性命的概率，負責監管市場的領導為何沒有詳細說明？二來，“中毒發生率”能人為控制嗎？假如真能控制，為何不幹脆杜絕中毒事件的發生？難道政府允許有人投毒？就算政府可以容忍，又有哪個父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淪為小白鼠，去充當那“萬分之二內”的中毒者呢？

這不禁讓人想起多年前就存在的另外兩個同樣腦殘、奇葩的官方指標。2014年，河南規定“安全事故死亡人數上限控制在1098人以下”，意即在“工礦商貿、生產經營性道路交通、鐵路交通、農業機械四個領域”工作的人，其死亡概率已被規定為1098分之壹。照此看來，不死都不行。2013年，河南某市衛生系統下發文件，要求各個轄區展開“尋找精神病”的行動，“人數不低於轄區人口總數的2‰”。那意思是，妳不瘋都不行。

在中共治下，基層官員都是聽命於上級、“對上負責”的。倘若“刑不上大夫”，被懲治的就永遠只能是“替罪羊”。如今的中國就是這樣。走了壹撥“替罪羊”，再換壹撥“替死鬼”，而中共卻照樣在吸附人民的血汗。中共政府若真關心人民的生命健康，就不會玩命榨取他們的血汗。“便宜沒好貨”的道理全世界都懂，只是想從中謀利的貪官、暴政，不想理人民的死活罷了。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319/1262527.html

2019年3月20日 成都七中“毒午餐”是中國式公共事件的必然結局？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政府3月17日上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就連日來引發大規模家長抗議和社會關註的成都七中食品安全問題公布調查結果。當局稱所有送檢樣品只有壹項發黴不合格，其余均未發現問題。另外有三名家長被指拍攝傳播造假黴變食物照片，遭警方依尋釁滋事罪逮捕調查。

自媒體“小民之心”主持人、時評人小民指出，從事件壹開始當局就迅速決定把校長解聘，而且要求校董事會也重新改組。事發第二天，成都市委書記、四川省委書記和省長就都作出了各種批示，這足以可見他們內部應該已經掌握充分證據，很清楚事態之嚴重。所以他們迅速采取這些措施，想要迅速抑制輿論發酵，但他們沒達到目的。

再者，這個學生食堂其實是種強制消費，學生沒有選擇空間。缺乏權力監督的情況下，食堂那些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 

再者，這個政權把全部註意力都用在維持自己的權力上，用在打擊危及政權的因素上。這個政權幾十年來根本沒學會如何管理國家和經濟，也不屑於關註民眾的生活和健康，這是中國壹切問題的根源。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3/20/887902.html

2019年3月28日 成都食安醜聞翻版？蘭州壹幼兒園給孩子食用變質食品

《新京報》報道，蘭州市西固區品格天慶幼兒園數名家長反映，該園給孩子食用變質過期食品，導致兩名幼兒住院。蘭州市西固區委宣傳部星期四就事件發微博通報調查結果，表示沒有發現幼兒園使用有毒有害或國家明令禁止采購和使用的原料、未發現明顯違法違規經營行為，但發現有少量腐爛未及時清理的青椒。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3-03282019200535.html

2019年7月20日 上海國際名校爛番茄事件：十幾萬學費為何換不來壹頓好飯？

這幾天，上海壹家著名的私立學校，後廚被曝出亂貼生產日期的牛奶、發黴的西紅柿、長毛的洋蔥。

讓人想不通的是，這家私立學校壹年學費可高達十幾萬，負責給這所私立學校送餐的也是壹家知名的國際大企業。

從各地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來看，我們對學生的餐食和營養供給，顯然依舊極其粗糙。

5月份，安徽宿州市的學生牛奶，也被曝出安全隱患，於是當地教體局要求班主任提前試喝。

今年9月3日，江西省萬安縣部分學校，學生營養餐出現發黴、變質等問題。

同是9月份，河南壹所小學，營養午餐被曝出沒有肉類菜肴，壹些學生只能把幹面條泡在水裏，才能下咽。

2012年，湖南數十名小學生，則因為喝營養餐牛奶而中毒。

可以說，營養午餐，問題簡直層出不窮。

這引起了公眾恐慌，原因是，如果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裏最好的學校，都給孩子吃發黴的食物，那些偏遠地區經濟條件更差的學校，孩子們會吃到什麽呢？

－－http://www.vitdlscdre.com/h/show/1673677.shtml

2020年9月23日 哈爾濱4所學校240余名學生現嘔吐腹瀉等癥狀

據學生家長報料，9月22日、23日，呼蘭區幸福小學、沈家中學、腰堡壹中等多名學生出現嘔吐、腹瀉等癥狀。23日上午，呼蘭區建國小學的多名學生因身體不適被家長從校園中接走就醫。

據呼蘭區第壹人民醫院醫生介紹，就醫學生臨床癥狀包括有腹瀉、嘔吐，也有部分學生肚子疼。

呼蘭區委宣傳部向上遊新聞記者表示，23日10時許，呼蘭區幸福小學、建國小學、沈家中學、腰堡壹中等4所學校相繼發現有學生出現嘔吐、腹瀉等癥狀。截至目前，癥狀較明顯的40余名學生正在醫院就診；癥狀輕微的200余名學生，校方已與家屬取得聯系，家屬決定回家觀察。4所學校的午餐留樣及相關樣品已送至市疾控中心。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811

2020年9月29日 遼寧本溪千余學生食物中毒 當局和校方掩蓋

雞肉發酸了，隔夜飯菜回鍋再送……校園食品安全問題由來已久，終於導致本溪幾千名師生集體食物中毒。時隔半月，官方沒有給出說法。相反，地方當局和學校試圖掩蓋真相，壓制消息的傳播。

而造成這樣大面積食物中毒的原因被指是源於遼寧省教育局的決定，封鎖校園，禁止學生出校門，同時也禁止了學生向周邊的小飯桌訂餐。在本溪市內的學校裏，學生們都按照市政府指示訂購“集體配餐”。

發生食物中毒的是十二中學。幾個月來，壹直都有學生反饋這間配送公司的配菜有問題，比如吃出來頭發等異物；頭壹天或者中午吃的飯菜晚上或第二天回鍋再送；學生很多時候吃不飽。老師也反映過多次，但是學校壹直不重視。

事發當天（9月8日），同學們描述“雞翅口感發酸發黏”，但大家以為加了酸甜口味的佐料，所以吃了不少，“排骨好像沒做熟，硬且沒入味。除了菜還有壹罐酸奶。整個飯菜都是有問題的。”

據悉，這次發生食物中毒事件的本溪十二中是當地最大的中學，有近四千名學生；本溪十四中有三千人左右。吃配餐公司配送食物的人員均出現了問題，包括班主任和老師。

但事發後，十二中的校長劉喜彥在第二天緊急召開了四場會議，要求老師們壹定要配合政府把這件事壓下來，甚至為此向老師“深鞠躬”，要求老師們落實“維穩”任務。

本溪十二中學的食物中毒事件發生了半個月，有受害人在網上說，腹痛腹瀉，“疼得上醫院”。還有受害人在網上表示，“半個月了，我的醫藥費？住院費？精神損失費？誰賠了？展鵬老板進去了嗎？能有個動靜不？”“能不能查出來到底是什麽原因？什麽毒？有沒有個完了？我又剛從醫院回來，都半個月了，又疼得上醫院！！！肚子吃壞了胃也吃壞了！”

日前，記者致電本溪市教育局詢問事件進展，各部門相互推諉，沒有任何說法。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9/2272499.html

2020年7月9日 小學生繆可馨跳樓身亡結果出來了 袁老師大獲全勝

壹個轟動全國的案件，壹個與小學生繆可馨跳樓案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老師、壹個收受紅包的老師、壹個違規在課外辦補習班的老師、壹個被眾多歷屆學生曝光曾對自己有體罰、羞辱等行為的老師，最後受到的處理，卻只是嚴重警告、降低崗位、收繳相關款物......對此我們能說什麽呢？

是的，這個調查結果壹出，基本就說明了壹個結果，結果就是在這個案件中，到目前為止，繆可馨父母已經輸了，而袁老師已經贏了，而且袁老師還是大獲全勝。

這麽壹位師德欠缺的老師，這麽壹位長期壓制小學生和學生家長的老師，在經過調查後竟然還能繼續留在教師隊伍裏，竟然還能天天與眾多小學生為伴，這對她而言，難道不是壹種大獲全勝嗎？

壹想到壹個曾經體罰、羞辱孩子的老師還能繼續給孩子上課，壹想到壹個曾收紅包、違規辦補習班的老師還能繼續給孩子上課，壹想到壹個能讓壹個家長群裏的家長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能齊刷刷為其點贊的老師還能繼續為小學生上課，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26493

2020年09月10日 四川壹小學生被老師體罰後身亡 家屬：因做錯兩道題

四川觀察客戶端消息，9月11日，四川觀察接到網友爆料，稱四川廣元蒼溪縣高坡鎮中心小學校壹學生寧寧（化名）被數學老師王某毆打後身亡。

與寧寧同班就讀的雙胞胎妹妹謙謙（化名）告訴楊菊清，體罰過程中寧寧已經出現擡不起頭、身體支撐不住的情況。

記者電話聯系了該學校校長嚴亮，嚴亮壹聽說是記者打過來的，立即掛掉了電話。當記者再次撥打該電話，電話已無法接通。

記者隨後致電蒼溪縣教育局，當電話接通後，記者剛講了壹聲“您好”，就被掛斷，再次撥打已無人接聽。

－－https://chinanews.sina.com/bg/chnmedia/thepaper/2020-09-10/doc-ifzzxynp3780830.shtml

2020年9月17日 16歲少女校內墜亡被認定自殺 同學稱其被4人擡上樓頂

“我不認為女兒會選擇自殺，直至今日，埋藏在我心中13個疑惑仍未解開。”9月16日，距離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第壹職業中學高二學生娜娜墜樓身亡已經過去15天，對於警方排除他殺的判定俞先生充滿不解，在他看來，女兒的死亡十分蹊蹺。

女生開學首日墜樓身亡，涉事宿舍樓監控全部損壞

9月1日當日上午，16歲的娜娜在校門口和父母道別，由於疫情防控需要，學校禁止家長進入校園，離開時她依依不舍，撒嬌囑咐“媽媽，周五壹定要早點來接我回家呀。”

下午十三時二十五分，娜娜班主任打來的壹個微信電話讓俞先生和妻子的心都揪了起來，“說我女兒出事了，從樓梯滾下來，我們夫妻想從樓梯滾下來應該還好吧，不會太嚴重吧，結果沒過五分鐘，班主任電話又打了過來說我女兒很嚴重。”掛斷電話，俞先生和妻子馬上往學校趕去。

十三時四十分，兩人趕至寧海第壹人民醫院時娜娜正在搶救，俞先生從參與搶救的壹名醫生口中得知，娜娜腰部骨折，子宮移位，腹內大量出血。

第二日，俞先生及親屬前往學校希望整理女兒遺物以及調查死亡原因，沒想到並不順利，“我女兒隨身攜帶的壹個錢包怎麽都找不到了，裏面有健康證、飯卡、電話卡和每天記錄的小紙條，與此同時，出事的那棟樓監控竟然全部壞掉了。”在俞先生表達希望觀看當天監控後，校方表示出事宿舍樓所有監控在8月29日因雷電原因全部損壞，事發時相關視頻無法查看。

墜樓女生當天情緒正常，警方判定排除他殺不予立案

“警方講述稱，當天下午壹點鐘前後，2棟宿舍樓幾名男生親眼看到我女兒身體朝外坐在1.3米的欄桿上，坐了3—5分鐘，之後滑了下去。我女兒落在離宿舍樓兩米遠的地方，脖子上有明顯淤青，她的眼鏡據說被紙包得好好的放在六樓欄桿旁。”整整半個月，警方的解釋未能解答俞先生女兒墜樓的疑惑，“民警表示欄桿上並沒有留下任何我女兒的腳印或指紋，脖子上的淤青是沖擊造成的內傷，至於墜落地點則是當天風向的緣故，排除他殺，不予立案，要求我們自行協商解決。”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9763

2020年9月20日 博士壓力到底有多大？南大女博士從宿舍壹躍而下

　　據可靠消息，壹名南京大學在讀女博士已於9月19日晚在宿舍跳樓自殺。9月20日晚，南京大學的學生自發來到事發地點進行悼念活動。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官方消息公布這名博士具體是什麽原因選擇了自殺。然而壹則發布在知乎的評論顯示，該女生已是博士第四年，中期考核已過，但在科研上受到了導師的壓迫和針對。到本文發布時，該匿名回答已經被刪除。

近年來博士生的超高壓科研問題已經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幾乎每年都能見到有博士生因導師壓迫或科研壓力等原因而自殺的新聞。

　　這就是這個月初，據網上報道，壹名浙江大學女博士在寢室燒炭自殺，系導師壓力所致。

2019年6月3日晚，南京大學物理學院2018級博士生段付謀疑因受到其導師吳小山的指責和科研進展的壓力，當晚離開寢室後失聯。直到6月12日，警方在鎮江打撈到了他的屍體。

2018年3月26日，武漢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由於長期受到其導師王攀的控制，日常買菜、洗衣、做飯均讓陶崇園代做，甚至還逼迫其叫爸爸。最終不堪導師壓迫與控制的他，選擇從宿舍樓上壹躍而下，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和大好前途。

每壹跳，都是壹個絕望的人對生活最後的抗爭；每壹跳，都是對扭曲的科研世界的又壹次無情揭露；每壹跳，都是壹次對學術制度改革的無聲吶喊！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0/socialnews-197187.html

2020年9月20日 輿論壓力下南師大承認學生宿舍死亡 網民熱議

綜合陸媒報導，9月19日深夜，有網民發文稱“南師大20歲學生宿舍死亡”。事後被證實，該網民是死者劉某辰的哥哥劉先生。

劉先生指，其弟弟是2018級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歷史專業學生（今年大三），今年8月31日，弟弟剛回到學校上課。開學不到半個月、9月12日，弟弟就在宿舍內死亡，且死時額頭、面部共有三處不明原因的傷口。而事發前不久，弟弟還在和媽媽通過微信聊天，從弟弟進宿舍到舍友發現他出事跑出宿舍之間只相差27分鐘。

劉先生還表示，在頭七當天，即9月19日，南師大曾催促他在3天內結束後續事宜。

此事引發網民熱議，並迅速登上微博熱搜。

在輿論壓力下，9月20日，南師大發聲明證實此事，並表示事發是9月12日傍晚，當晚22時30分左右醫生宣布該生死亡。

網民紛紛指責南師大。

“學生死亡至今已經八天，可是學校、警方壹直都沒有透露相關信息嗎？也沒有調查出事情真相？壹個鮮活年輕的生命，在大學生宿舍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居然壹點動靜都沒有，直到今天上熱搜了，學校才被迫發出聲明，這本來就是不合理的，在過去的八天之內為什麽沒有發出公開聲明呢？”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0/2268986.html

2020年9月22日 壹周內四人跳樓 中國學生怎麽了？

有研究顯示，在中國每分鐘就有2個青少年自殺，8個自殺未遂。為什麽孩子會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象？

9月21號，中北大學信息商務學院通報壹名學生在19號晚上從學院教學樓墜樓。另外當天晚，上壹名南京大學在讀女博士在宿舍跳樓自殺。同壹天，浙江寧海縣也通報，第壹職業中學有壹名女生墜樓。

9月17號，武漢也發生壹起14歲中學生跳樓事件。監控顯示，男孩在教室與同學玩撲克，班主任請家長，家長在走廊當眾扇了他兩個巴掌，男孩轉身就跳樓了。

有推特用戶發文哀嘆，小學中學碩士博士都有學生自殺，就差幼兒園孩童的自殺了，這個教育體制從小到大在殺人嗎？

記者搜索"8歲女孩跳樓"，結果顯示，廣西、成都、西安、貴州等地都曾有8歲至10歲兒童跳樓的新聞。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統計數據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壹。

楊女士："這個教育給他們造成的吧，灌輸的就是妳只有讀書，妳怎麽怎麽樣才可以，所以就出現那麽多孩子很小很小，就是小學就能去，中學就能去自殺，以前小學中學沒有自殺的，那麽點兒小孩哪有自殺的，那都是天真無邪的時候，最開心的時候怎麽去自殺啊？"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2/2269860.html

2020年5月29日 名校博士送8年快遞：風裏來雨裏去，壹個快件5毛錢

“這個是我剛剛領的快遞助理工程師證，感覺非常高興。”湖北的壹名快遞小哥張進對著鏡頭笑道。表面上看，張進跟其他的快遞員沒什麽兩樣——紅灰色的制服，黝黑的面龐。

但當他說出自己畢業於北京林業大學此等211高校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有趣起來。“360行，行行出狀元。”張進感慨道。

去年，《壹個北大畢業生決定去送外賣》文章刷屏網絡。文章的作者名為張根，是北大碩士。給沒有電梯的小區扛礦泉水，累得直喘氣;握著手機不停地在寒風中導航，還失手打碎了手機屏幕;寶馬車閃著遠光，晃得張根連人帶車摔在了路上。

上身灰色T恤，下身黑色短褲，腳上穿著人字拖鞋，在快遞堆裏穿梭——妳很難相信鏡頭裏的這個男人竟然是壹名博士生。男子名叫譚超，是延邊大學歷史系的博士，也是工作時長長達8年的快遞員。

－－http://news.chinawutong.com/wlnxs/wlrgs/202005/60244.html

2020年8月25 日 碩士送外賣、博士生搶占街道辦，他們到底要什麽？

很多家長花了幾百上千萬買了學區房，好不容易熬出頭，等到孩子考上名牌大學後，恐怕有壹部分孩子註定要去街道辦、當房產中介、做外賣小哥……

清華北大的畢業生，應該是國之棟梁。按老壹輩的話來說，是要胸懷天下、改造世界的。遺憾的是，這個世界往往比想象中更加現實。

如果妳住在杭州余杭區，妳們小區的街道辦事處大概率就坐著壹個清華北大畢業的碩士研究生，甚至還有可能是博士生。在這份來自杭州余杭區的公示名單中，清壹色是來自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學歷不是碩士就是博士。某街道的辦事處，公開應聘上崗的是北大地球物理專業的博士。妳撓破頭也想不明白，街道辦和地球物理專業的博士到底有什麽聯系？

余杭區官方公號“余杭發布”曾發文表示，該區目前在崗清北人才76名、海外“雙十”雇員20名。

余杭區，簡直成了“高端人才收割機”。

在魔都上海，妳打開鏈家線上購房APP，不到2萬個經紀人中，就有近600個人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壹流學府，占比達到3.5%；甚至還有不少畢業於北大、復旦等頂尖學府。

美團研究院在2019年1月17日發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賣騎手就業報告》中顯示，700萬外賣小哥裏，碩士生占比達到1%，即7萬人。也就是說，每100個外賣小哥中，就有壹個碩士生！

2015年底，40名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年輕人通過層層考試，成為了青島市南區的事業編環衛工。他們每天清晨出門，傍晚收工，和普通環衛工人壹樣掃街、巡查路面。經過4個月的輪崗實習，這批平均年齡在25歲的大學生環衛工正式進入市南區下屬的30多個片區，開始了自己的“片長”生涯。

清華北大畢業生選擇街道辦，很重要的壹個原因，也許就是圖體制內的穩定。

獵聘大數據研究院此前發布的《2020應屆畢業生春招求職報告》顯示，2020應屆畢業生在選擇工作最關鍵的因素中，“收入”和“穩定”分別排在前兩位，“考公務員”成了2020屆應屆畢業生熱門的選擇之壹，占比達到38.73%。

而就業者求穩、高學歷人才被擠壓的表象下，是日益嚴峻的勞動力供需矛盾。

在壹個科技沒有跨越式大發展的環境下，高端崗位永遠是有限的。正如智谷趨勢黃漢城所說：壹旦高端行業的擴張速度跟不上勞動力的供給速度，就註定會有人被擠到下壹個層級。

這是人才供給過剩的宿命。

－－http://www.wenshannet.com/company/13089.html

2020年9月5日 100萬大學生在送外賣，清華北大畢業生紮堆考公務員！太離譜

對於個人來說，不管以前學什麽專業，他們都有權利不按專業選擇職業，包括選擇當街道公務員。尤其是，這些街道公務員還是高薪。

可是對於納稅人來說呢？納稅人為什麽要浪費那麽多錢，去為他們提供地球物理學、材料科學等的高端教育？

有人會說，科學素養高也有利於他們當好公務員。但，當公務員，有良好的科學通識教育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搞得那麽高精尖。

如果這些高精尖的博士、碩士教育，只是為他們當公務員提供壹個“科學素養高”的資格墊，那，這個科學素養可就太昂貴了。

去年，深圳龍華區公辦中小學面向海內外2020屆應屆畢業生招聘教師，最高年薪能達到30萬元。入圍體檢的491名畢業生中，研究生及以上學歷423人，占比86.2%；博士23人，其中，北京大學6人、清華大學5人。

我不是說北大清華畢業生去當中小學老師就是屈才。中小學教育也非常重要。但是要看到另外的問題：北大清華的畢業生，都去爭搶中小學教師崗位，那麽，其他學校畢業的學生，就業又是個什麽情況？

其次，北大清華的畢業生，為什麽熱衷當公務員、當中小學教師？壹句話，就是千軍萬馬“考編”。

壹個哈佛大學的生物物理專業博士，大學副教授，也去當了深圳市南山區桃源街道辦事處副主任。

畢業多年的同學，聚會的時候，不管剛畢業時怎樣，多年下來，仍然是有編制的同學整體上“混得最好”。

今天，北大清華的畢業生熱衷當官，當然提高了公務員隊伍的科學素養，但，人們需要什麽樣的官員呢？人們需要官員們，繼續為人們創造賺錢、發財的良好環境。

實際上，真正懂的人，恰恰是那些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的企業家、研發人員。因為，他們的經驗教訓，是生死存亡中得來的。

但是這種寶貴的東西，卻容易被不懂市場的專業官員看成“局限性”。他們在學校沒學市場經濟理論，也缺乏市場實踐，喜歡按圖作業。他們要理解這些，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

如果人們的觀念更傾向於幹預市場，那麽，那些本來打算投身科學的高端人才，也會轉向考公務員、考事業編。畢竟，利益是擺在那裏的。有編制的人，比市場中人收入更高，還穩定。

如果人們的觀念是堅定地支持市場的，那麽，高端科研人才就更容易從滿足市場需求中獲得利益，他們就不會熱衷於考編制，這才是對人類智力資源的較好利用方式。

－－http://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00905124158653737250

2020年9月13日 女碩士做保姆，211送快遞，博士生送外賣？這個社會到底怎麽了？

浙江杭州32歲的雙語碩士劉雙最近成為了網紅，這源於她的簡歷對於保姆這個行業來說太完美了。擅長雙語言英語和法法語，碩士學歷，有大型企業外派的工作經歷，還有早教的經歷，曾經年薪30萬。因為要結婚生孩子，所以選擇回國了，但是深圳生活成本很高。出於對孩子教育發展考慮，跟丈夫壹起到杭州發展，中間做過積分工作，但是都不合意，後來無意中接觸到了家政，讓她感興趣，因而就做了家政，而且談的幾家都是朝九晚五，做五休二的工作。

劉雙這樣的工作跟白領上班有什麽區別嗎？就像前段時間有個程序員辭職送外賣壹樣，可能不習慣職場，換壹種工作方式也未嘗不可。

－－https://www.hotbak.net/key/女碩士做保姆，211送快遞，博士生送外賣？這個社會到底怎麽了？

2019年7月11日 壹個留學生配三個異性學伴 山東大學被罵拉皮條

周四，微博爆出山東大學“1個留學生配3個學伴，學伴以女生為主”消息後，引發激烈爭議。有墑認為學伴制度對學生交流有益無害，有墑則質疑同學聯誼何由學校組織？有墑則惡聲譴責學校“拉皮條”。爭議也延伸到有人批評當局不顧質量大量招收留學生營造虛幻墑“萬國來朝”。

根據微博公布墑2018山東大學學伴結果公告，“截至目前，活動共接收共計270份報告信息，在報名墑留學生和中國學生中，現已成功選播出141名中國學生與47名留學生組成47個友好學伴小組，其余未入選同學將保留至學伴庫”，根據附件‘學伴配對成組結果’，墑確是1個留學生配3個學伴，從配對結果看出，學伴以女生為主。在山東大學學伴招收報名表中，還特別強調學伴墑性別，將“結交外國異性友人”列為選項之壹。

壹位網民指出，留學生本來很正常，但是近年來留學生數量大增，質量大減，其根源無非是某大型對外戰略墑衍生品。這位網民所指墑大型對外戰略應該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幾年前推出墑“壹帶壹路”。

留學生配學伴墑爭論又升級為對留學生特權墑質疑。據指出，為盡快提升來華留學生數量，中國教育部采取了多種有力措施，如高額獎學金、強化對留學生數量墑考核、靈活墑錄取標準，等等，從而實現教育國際化飛速躍進。但由此了巨大爭議，例如：獎學金體系打破了與國內學生墑利益平衡，留學生墑中國政府獎學金1年6-10萬，而國內學生獎學金只有幾千圜，且覆蓋率很低，除此之外，豪華宿舍、極低墑招生標準、大幅降低墑考核標準等，反差如此之大，引發本國學生和廣大民眾質疑。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19/07/11/big5/2112210.html

2020年08月26日 山東大學艾滋病調查不容樂觀 五年增長295.2％

據報道，從山東省衛計委的統計數據來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青年學生所占比例上升較快，2015年報告的青年學生病例數較2011年增加了295.2%。

記者了解到，山東省自1992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例，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全省報告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3870例，其中感染者9811例、病人4059例，死亡1937例。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f46489b9316a17d34f9f386

（附）2020年8月28日 新生每月只能預約洗澡3次 中國大學新規很有味道

8月27日14時許，齊齊哈爾大學後勤管理處發布“關於洗浴中心預約洗浴通知”稱，為做好學校洗浴中心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減少人員聚集，保證正常洗浴，根據學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的相關要求，對洗浴實行預約、限流、測溫管理。

上述通知提到，根據學生返校情況，分期調整洗浴次數。“8月29日至9月4日，住宿生約6500人，此時間段每人每周可預約2次；9月5日後，住宿生約18700人，此時間段每人每周可預約1次；待新生報到後，每人每月可預約3次。”

此外，通知規定每名學生的洗浴時間不超過60分鐘。有洗浴需求的師生，需當天提前20分鐘在指定app上預約，預約人數達到上限後無法預約。

8月28日上午，新京報記者就此事詢問齊齊哈爾大學後勤管理處，壹名工作人員稱，上述通知已於27日下午撤回，“肯定是有不妥的，所以我們撤回、不實施了。”“我們還在溝通，這項工作還沒開展。有新的進展會再發通知。”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8/28/706367.html

2020年9月8日 海南小學強制學生買保險 曝光後校方調查誰泄密

微信公眾號“直播海南”9月7日消息，9月7日，海南省中小學校正式開學了，前幾天，家長們也都提前帶著孩子前往學校辦理相關的入學手續，屯昌縣楓木鎮楓木中心小學的部分家長卻向我們反映，學校老師說，學生入學必須在校內購買保險才有效，這是怎麽回事？

　　“就9月5號開始報名嘛，之前學校是通知是自個買保險，然後我們買完保險，5號又通知其他的壹律都不算，要求是說壹定要跟學校合作的保險買，就指定的地方嘛。”

而在此則通知的最後，又單獨註明了壹段話：校外買的保險無效，壹定要在學校內買的才有用。

當記者表示，想要進入學校，向當時在微信群中發布通知的老師與相關保險人員進壹步了解相關情況時，卻遭到了拒絕。而在這之後，之前向記者反映情況的家長又給記者打來了電話，並表示學校開始找家長調查這件事，不過，不是調查別的，而是調查究竟是誰向媒體反映了此事。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7971

2020年9月9日 杭州寶媽吐槽：幼兒園入學表格，要填家長月經初潮

近日，吧友皮皮在杭幫俠板塊發帖，寶寶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前兩天和孩子壹起去辦入學手續，拿到兩張入學基本信息表格後，皮皮傻眼了！

吧友皮皮：“經濟條件狀況是否是低保戶、每個月收入多少、家裏有什麽電器，這些也就算了。連家長例假都要去填，真讓我接受不了，從來都沒填過這種東西！”

通過皮皮提供的家庭信息表格中，除了家長經期、家用電器等信息，還有自家廁所是什麽類型的？是衛生廁所？壹個或兩格的糞池式？還是馬桶？露天糞坑，還是公共廁所？

－－https://chinanews.sina.com/gb/chnlocal/phoenixtv/2020-09-09/doc-ifzzxynp3752901.shtml

2020年9月11日 教授離職不成,反被索賠44萬 不吃不喝白幹三年

9月8日，南昌工程學院馬克屎主義學院教授胡寧（化名）向澎湃新聞反映，他在博士服務期滿後提出離職時，被南昌工程學院索賠違約金43.8946萬元人民幣，校方給出的理由是：博士服務期滿了沒有違約，但評上教授的5年服務期還沒滿，算違約。

南昌工程學院人事處相關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胡寧需賠償違約金是因為他評定了高級職稱，需要增加相應的服務期，而且他當時也簽訂了相應的協議。至於離職教師為何需要在調動報告上寫下服從承諾，上述人員回應稱，這是正常流程的要求，所有老師都是這樣走程序，沒有特別針對胡寧增加任何手續。

　　“交了‘違約金’後，我當教授這兩年多的年均收入只有約4.4萬元！比壹個講師還低得多，連基本生活都困難！等於不吃不喝為學校服務了近3年時間。”胡寧說道。

根據胡寧的說法，考慮到高額的賠償款，以及女兒還在江西讀大學等問題，胡寧當時決定暫不離職。但2019年11月，馬克屎主義學院院長回復胡寧稱，校領導不同意其留校，要求其盡快辦理離校手續。

　　同年11月28日，胡寧正式調離南昌工程學院。在辦理離職手續過程中，胡寧稱，他向南昌工程學院交納了違約金43.8946萬元、返還學校為其預交的教職工醫療保險金1754元，被學校扣發了2019年11月工資收入12660元，以及根據博士服務期協議，學校還有48000元的住房補貼尚未支付給他。

今年6月28日，胡寧向江西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提交人事仲裁申請，提出以下幾項請求：

　　1、被申請人（指“南昌工程學院”，下同）返還申請人（指“胡寧”，下同）在被迫情形下交付的“違約金”438946元。

　　2、被申請人補發申請人2019年11月的工資待遇12660元。

　　3、被申請人補發《服務期協議書》約定的住房補貼48000元。

　　4、被申請人支付申請人經濟補償271177.5元。

　　5、被申請人返還申請人被迫繳納的“醫保費”1754元。

　　9月9日中午，胡寧告訴澎湃新聞，其律師從江西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獲悉，仲裁結果已出，其全部仲裁請求被駁回。

9月9日下午，胡寧在知曉仲裁結果後向澎湃新聞表示，下壹步他將繼續走法律程序，提起訴訟至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區人民法院。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8515

2020年9月8日 拖欠教師工資5億，就算是強盜也得讓人呼救啊

近日，網曝貴州大方縣，5年時間拖欠教師工資補貼近4億多元，挪用上級撥付的教育專項經費34194萬元，截留困難學生生活補貼210多萬元。國辦督查室就此事發布了《關於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拖欠教師工資補貼擠占挪用教育經費等問題的督查情況通報》

難道5年時間裏就沒有人對此有任何怨言？還是逆來順受早已成為習慣？事實上，當地教師和民眾都曾有過抗爭。但結果卻是，有的老師因向政府反映相關問題被處分，還有不少老師遭到解聘威脅。即使被國辦督查室點名後，當地仍有教師因在朋友圈轉發國辦督查室通報而被相關部門電話警告。靠！哪怕是強盜劫匪，也得允許被害人呼個救啊！

今年疫情期間，就有雲南彜良縣150名醫務人員自願放棄申領抗疫補助。接下來是懷化教師職員自願扣工資促進消費，現在爆出大方縣教師自願用工資投資入股當地融資平臺。壹樣的味道、壹樣的無恥。妳們到底還有什麽高招沒想出來？還在嫌人心沒寒透嗎！

5億元拖欠，5年投訴無門。不解決問題，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難道只有大方縣這壹地存在嗎？！難道僅僅是在教師工資這壹個領域裏面存在嗎？！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9/08/708033.html

2020年09月10日 拖欠工資補貼問題屢有發生 教育經費緣何成了“唐僧肉”

根據公開信息梳理，拖欠教師工資補貼問題在多地都有發生。

2015年8月，江蘇省泗陽縣被曝拖欠上百名教師工資。2014年7月，經省壹級主管部門批準，泗陽縣對教師基礎性績效工資進行調整，由每年每人2.5萬元調整為3.8萬元。2014年7月至12月，共6個月的增資部分沒有補發到位，總計600多萬元。此事被曝光後，泗陽縣稱拖欠教師工資部分在2015年8月底補發到位。

2019年4月，陜西省延安市延長縣多名特崗教師反映，當地出現300多名特崗教師被拖欠工資及五險壹金等待遇問題。經媒體報道後，延安市對此進行糾正，不但按月發放工資，還補發此前拖欠的工資並為教師們補繳社保。

此外，還有壹些地方沒有將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的法律義務落實到位。

根據國家教育督導檢查組2019年12月進行的督導檢查發現，2018年，河北省有三分之壹的縣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2018年，雲南省有56個縣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

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均作出規定，教師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那麽，為何國家法律沒有得到切實執行？

－－https://chinanews.sina.com/bg/chnlocal/phoenixtv/2020-09-10/doc-ifzzxynp3774505.shtml

2020年9月15日 多地教師工資遭拖欠克扣 突顯地方政府財政陷困境

新壹輪糾紛最先在貴州大方縣爆發。 據說當地從2015年開始已拖欠教師工資補貼。 其後安徽淮南有網民留言，說區政府自兩年前拖欠教師目標考核獎和艱苦津貼至今。

其後遼寧康平，營口和鞍山等地也有教師向政府投訴被欠薪。

經濟評論員“金山”認為：“公務員其實是最弱勢的，最後考慮的壹個群體，現在縮減的肯定是在公務開支裏面最弱勢的教師團體。而直接可以掌控財政收支權的公務人員，他們肯定是最優先達到優惠的。我們壹般說，‘切蛋糕的人應該是最後分蛋糕的人’，可是在這種機制下卻恰恰相反，‘切蛋糕的人成為第壹個拿蛋糕的人’。”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gf1-09152020073753.html

2020年9月17日 中國多地財政緊張拖欠教師薪資卻大招輔警 原因夠黑？

近來中國多地發生拖欠教師、公務員薪資情況，顯示政府財政緊張。但與此同時，不少拖欠薪資的地方當局卻又大規模招聘輔警，背後原因何在？

遼寧營口蓋州市拖欠教室薪資，當地財政局稱，由於受疫情影響，財政資金緊張，拖欠工資問題有待財政回復寬松後，才能逐步解決。

但該市在過去十四個月先後最少三次大規模招募輔警，而且每次都招上百人。其中，去年11月的招募更以“壹村壹輔警”作為口號，聘用了135名輔警。

遼寧康平縣的教師欠薪問題壹拖十幾年還沒獲得解決，該縣約半年前也壹口氣招聘了150名輔警。

湖北教師姚先生也表示，“保政權保穩定重要。教師和教育，基本的勞動報酬和生活保障是小事，這壹對照就出來了。”

公開信息顯示，今年中國多地都在大量招聘輔警，8月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招聘500名輔警；7月上海市招聘4007名輔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招聘382名輔警；5月湖南長沙市公安局招聘1000名輔警；4月天津市公安局招聘3552名輔警……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近年中共“公共安全支出”即維穩費每年都在快速增長。2019年的預算高達13879億元，而同年的軍費開支是11900億元。維穩費預算相比2013年的7690.80億元，增加近壹倍。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422737

2017年4月24日 耋耋翁：中國高校四類特有腐敗

行政腐敗

在近兩年曝光的高校基建項目貪腐案件中，下面這幾個案例都屬於典型案例：

蘇智先，前四川省綿陽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在學校新校區擴建中，先後收受現金賄賂860萬元人民幣。該案涉及的學院多名中層官員，涉案金額均不低於100萬元人民幣。

張忠元，成都中醫藥大學前黨委書記、教授、碩士生導師；範昕建，成都中醫藥大學前黨委副書記、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二人在高校基建項目上，利用工程招投標、工程款結算等，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財物共計1280萬余元。兩人均已被“雙開”。

曾黃麟，四川理工學院前院長、黨委副書記。 2002年至2013 年，曾黃麟先後在學院的工程建設、後勤服務等工作中，收受賄賂353.5萬元。2014年6月26日，曾黃麟壹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曾黃麟當庭表示不上訴。

安小予，前四川大學規劃建設處處長、校長助理、新校區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長、副校長， 2001年初至2013年6月期間，為工程承建商謀利，受賄金額達650萬元。2015年，安小予被壹審判處有期徒刑8年，沒收個人資產10萬元。安小予未上訴。

程慶會，河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王誌剛，河北農業大學校長；馬峙英，河北農業大學副校長。他們將該校教學實驗場的土地使用權非法轉讓，借用教學實驗場二分場的名義非法建設住宅樓並對外公開銷售。其中三人具體受賄情況尚未公布 。日前，程慶會被“誡勉談話”，王誌剛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馬峙英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科研經費腐敗

劉丁，西安理工大學前校長、黨委副書記。2015年4月，劉丁因用企業“返還”款私設小金庫，高價買豪車，發過節費，分購物卡，被“雙開”。同時，與此案有關的該校黨委書記周孝德和總會計師趙明揚，分別受到中共內部處分。

陳英旭，浙江大學水環境研究院前院長、教授。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陳英旭通過授意關聯公司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專項科研經費套取或者變現非法占為己有，共貪汙945萬多元。

李寧，中國工程院院士。2014年10月，因涉嫌侵吞科研經費2000萬元被批捕，取消院士資格。李寧是動物分子遺傳育種學專家，中國農業大學“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200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農業學部院士。

宋茂強，北京郵電大學原教授。2014年2月9日，北京郵電大學原教授宋茂強因借用他人身份證、簽訂虛假勞務合同，冒領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科研經費68萬元，被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壹審以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李澎濤、王新月夫婦，北京中醫藥大學原教授。二人以虛假采購耗材的方式向壹家生物技術公司支付264萬余元，涉嫌貪汙。中共審計署2012年4月審計發現，李澎濤、王新月承擔的“重大新藥創制”重大專項有關課題弄虛作假套取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 為此，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劉兆平，山東大學新藥藥理和安全性評價中心原主任，負責山東大學GLP實驗室的建設。他采取虛開發票的方式，騙取科研經費等公款341.8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沒收財產30萬元。 同案，山東大學新藥評價中心行政管理部主管張春光，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沒收財產5萬元。

另外，近期落馬的高校官員還有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照，被免職原因：為其女“違規操辦婚宴”。北京郵電大學副校長楊放春，被免職原因：用該校虛列支出套取資金設立“小金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被免職原因：在校外“違規兼職取酬”。

招生腐敗

2004年，河北體院招生辦工作人員收受賄賂102萬，直接為97名考生更改成績。2008年，武漢音樂學院壹名二級學院院長和6名教師在招生過程中，利用手中掌握的專業考試評分權，收受他人賄賂達300余萬元。

蔡榮生，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2005年至2013年間，利用職務之便， 接受永華香港集團董事長王某等人的請托，在招錄考生、調整專業等事項上為王某之女等44名學生提供幫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給予的財物共計2330萬元。

譚博文，湖南省教育考試院前監察處副處長。2003年至2007年，譚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279萬元，幫助71名考生通過“點招”的方式進行多所高校就讀。

金勇，四川內江師範學院招生就業處處長。2004年至2006年。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兩中學校長賄賂款206萬元，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學補錄名額，將這兩所中學不符合補錄條件的349名考生錄取。2009年1月15日，金勇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沒收財產10萬元。

對於如此泛濫的招生腐敗，華中農業大學校長鄧秀新說：“只要事先買通考官，現場隨便畫壹筆，就能被稱作大師之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據考生家長透露，要買通考官，沒有十幾萬元，連想都不用想。某高校工作人員稱，前幾年，學校每年“點招”收費都在1,000萬元以上。

道德淪喪是腐敗的根源

北京作家李紅雨認為，官場有多貪腐，學校就有多貪腐。“這種腐敗是體制造成的，如果不改革體制的話這個腐敗還會延續。高校去黨化是應該的，過去的大學都沒有黨部，黨不能領導壹切……”

“談到教育腐敗，”諸葛明陽說，“陳至立可以說是禍首之壹。正是在她掌控中國教育界期間，按江的旨意大搞高校擴招，全面實行教育產業化，使整個教育界走向全面腐敗。……”

－－https://www.acriticism.com/xsyj/xswtyj/779.html

2020年6月 27日 中國教育的系統性腐敗

農家女茍晶曾就讀山東濟寧實驗中學高三尖子班，1997年高考蹊蹺落榜；1998年復讀，明明平時成績優秀，考前摸底考全區第四名，結果仍低分落榜。

其實，早在2003年，她的高三班主任就曾讓人帶信給她，承認是自己女兒頂替她去北京讀了大學。這些年，即使茍晶不去追究，有些事實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老師的女兒用了她的成績、名字，頂替她上了大學，又用她的名字畢業分配獲得公職，而這件事，僅憑老師壹個人是辦不到的。“學校領導肯定知道這件事，檔案管理又涉及到學校、教育局，戶籍，和公安機關。”

高考舞弊冒名頂替事件之所以在國內引發輿論嘩然，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國教育體制的系統性腐敗，直接威脅教育公平，社會階層流動的制度安排。

2011年，上海交大特殊照顧招生名單，曾被該校學生貼在校內飲水思源網站上，20分鐘後就被刪除，現在外網仍可以搜到。這份名單非常清晰的記錄了上海交大如何對權力階層子女網開壹面的現實。

這份多年前上海交大錄取關系戶名單的泄漏足以暴露中國教育體系系統性腐敗由來已久。

壹篇題為《所有類型的高考作弊，冒名頂替是最可恨的》網文這樣寫道：

最可恨的是竊取別人成績冒名頂替去上學。這簡直就是壹場謀殺，謀殺了壹個人的青春和未來。這種冒名頂替的現象為什麽屢禁不絕？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此種違法犯罪的風險太低。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周家如何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呢？就是因為科場作弊。魯迅的祖父周介孚，進士出身。某壹屆鄉試，他拿出壹萬兩銀子準備賄賂主考官關照自己的兒子（即魯迅的父親），由於仆人辦事不謹慎被舉報。按說這還只是作弊未遂，可處罰多嚴重呢？周介孚被判了斬監候即死緩，在監獄裏關了八年才被赦免出獄。周家也因此傾家蕩產。

有媒體統計發現，在2018年-2019年的山東高校學歷數據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結果。273人在清查中被公示，其中242人涉嫌冒名頂替入學，冒名頂替者獲得學歷時間為2002年至2009年，公示後，學歷只作註銷處理。

－－https://www.rfi.fr/cn/中國/20200627-中國教育的系統性腐敗

2020年9月23日 清華被認定世界壹流大學 網評:畢竟是皇上讀過的

據中國媒體報道，9月18日，中國名牌大學清華大學在主樓接待廳召開“雙壹流”建設周期總結專家評議會，與會“評議專家組壹致認為”，清華大學“辦學質量、社會影響力和國際聲譽持續提升，全面建成為世界壹流大學”。

北京學者榮劍評論：“經國內高校專家評議，建設世界壹流大學成績顯著。清華大學全面建成世界壹流大學，北京大學全面實現了雙壹流建設近期目標(北大肯定不服吧？)，人民大學整體進入世界壹流大學行列(部分還不行？)，北航具備了世界壹流大學的主要特征(主要特征是什麽？)，哈工大實現了預定的世界壹流大學的建設目標.......

壹位網民說：“名副其實，僅有罪推定壹項成果即立於世界之巔”，這裏大約影射的是不久前被清華大學開除的敢於批評習近平的著名法學家許章潤教授，警方以莫須有的“嫖娼”名義把許章潤抓走，許章潤回到清華後被清華大學開除，令世人驚訝。

網友批評：

“自己宣布自己，也不怕尷尬。”

“在壹個‘大學必須堅持以黨為領導’的政策下，就已經註定不可能有世界壹流大學。”

壹位取名“樂觀是壹種態度”的網民寫到：“世界200多個國家中，看病掏錢的國家有20個；用水晶棺材冷藏已故領導人屍體的4個：蘇聯，越南、朝鮮等；屏蔽網絡的4個，古巴、伊朗，朝鮮等；有戶籍制度的3個：貝寧，朝鮮等；學校上政治課的2個，朝鮮等；將‘專政’寫入憲法的2個，朝鮮等；實行計劃生育的1個。上述全占的國家只有壹個”。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3/2270428.html

2020年9月28日 上學成上當:校舍租來的 老師短聘的 學生哄來的

西北某職業學院是壹所民辦大專學校。

該校大三學生小陳說，“無論如何我都想不到會在租來的學校裏念書。”

該校壹位老師說：“民辦院校租校舍很普遍，我們這個校園裏有4所民辦院校，3所都是租人家的校舍。”

據學生介紹，學校封禁了宿舍內的插電孔，他們只能將充電寶在教室充滿電後帶回宿舍用。“有時候教室裏充電的地方滿了，要麽排隊，要麽去超市花錢充。”

校方“委屈”地表示，除了保障安全用電，還由於租來的宿舍本來就不能充電，他們無權更改電路。“租人家的房子，自主權不在我們這。”該學院的院長說。

“這個月李老師，下個月陳老師，壹門課壹學期換好幾個老師。”壹位學生說。

院長介紹，很多老師到民辦院校教書都是抱著“過渡壹下”的想法，壹邊教書壹邊找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立刻就辭職。

有壹次，該校護理系的護理實操課臨時缺教師，沒有教師資格證、也沒從事過護理教學的班主任當起了代課老師。“班主任連護理鋪床都不會，卻在給我們上護理課。”該專業同學說，她當班主任之前就是個超市工作人員。

聊起大學，這所學校的兩位女學生表示，自己來這所學校上當了。而受邀來此工作兩年的院長也表示有種上當的感覺：“我之前是公辦學校的，頭壹次來民辦學校工作，沒想到是這麽大壹個爛攤子，真是不想幹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30

2017年3月21日 廣東救助機構曝驚天大案 騙救助費3年致死400余人

繼媒體曝光，廣東韶關練溪托養中心猶如“死亡集中營”，短短49天內有20人死之後，再有知情者曝料，廣東省新豐縣救助機構，3年死亡400余人。這家救助機構接收2000余名少年，騙收政府大筆救助經費，年盈利達數千萬元。

2013年，大學生孫誌剛因外出沒帶暫居證，在廣州收容遣送中轉站被打死，事件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事發後，遣送站改名為救助站。近年來，救助站將需救助人員送到托養中心。前年，河南信陽救助站曾被揭餓死14歲男孩王誌強事件。

－－https://www.ntdtv.com/gb/2017/03/21/a1316763.html

2017年7月31日 讓當局頭痛的“金融維穩”

“龐氏騙局”之稱源自美國意大利移民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他於1919年成立壹空殼公司，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龐茲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豐厚，龐茲成功地在7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壹騙局持續了壹年之久才被戳破。

中國的集資、理財產品與傳銷，本質與龐氏騙局相同。據中國公安部官員在2017年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法律政策宣傳座談會上的發言，2016年全國新發生的非法集資案件5197起、涉案金額2511億元，發案數量前十位省份合計新發案件3562起，涉案金額1887億元。

京滬兩地是中國經濟最發達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所謂P2P是壹種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壹定費用的前提下，向其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借貸”是其中幾個關鍵詞。但幾年之後，P2P業務模式就變成了金字塔騙局，中國有2520家經營P2P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陷入破產，只有約1/20幸存下來。民生銀行爆出30億元假理財產品案，以及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動輒逾百億資金，就是近年來較大的理財產品詐騙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70731/799885.html

2017年9月8日 金融詐騙頻發 政府發文能撇清關系嗎

日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征求意見稿）》。文件顯示，非法集資參與人應當自行承擔因參與非法集資受到的損失！直白的說法是：只要老百姓買的任何理財產品事後被認定為非法集資，那麽將自己承擔壹切後果。

眾多的“集資理財”最後都成了“集資詐騙”，政府不加強監管責任，卻發文公告“管不了”，原因倒是很簡單：縱觀近幾年大型的金融詐騙案，背後的元兇都是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

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因涉嫌非法吸引公眾存款，自2015年四月以來，該交易所爆發兌付危機。事件涉及大陸22萬戶投資者共430億元。

而壹份昆明政府成立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的文件影印件曝光：昆政文（2010）29號，標題為“昆明市政府關於成立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工作推進領導小組的通知”。

2015年12月，堪稱業界“泰坦尼克”的 e租寶轟然沈沒。其實美其名金融創新的e租寶就是非法集資的互聯網版，除了這行必備的高利誘騙之外，“壹元起投”的普惠模式被認是其吸金秘笈。

關於e租寶傲視同業的吸金能力，參考壹組新聞數據：e租寶涉吸金747億及全國490萬投資用戶，成為僅次於中金所、網信理財等互聯網金融行業第四大，這壹過程是從平臺2014年2月底成立至2015年12初被查。換言之，轟然倒塌造成數百億資金血本無歸的e租寶，上線運作時間300天不到。

e租寶上線以來，廣告鋪天蓋地。但不是廣告就壹定有效果。據報導，在e租寶投資人維權群組裏，絕大多數的人稱自己當時投資是因為央視廣告：“央視都能上，還有什麽問題？” 不僅廣告，央視多套節目還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背書報導e租寶金融集團，這點更是讓線上線下的全國民眾以央視說法代替自己理智的決定將資金蜂擁投入e租寶。

e租寶官網亦曾以此附加宣傳“央視新聞聯播前的廣告是有錢就能投放的嗎？”

在輿論劍指e租寶的討伐書中，提到最多的壹條是虛假標的，e租寶壹人分飾多角，存在自己融資、自己擔保的荒謬情況，資金根本沒有托管。其他媒體不察，央視二臺招牌節目“315打假”，連企業總部遠在美國的蘋果iPhone都能窮追，卻不去揭露眼前e租寶如此明目張膽的操作？

許多案例表明，在這些中共官員與非法集資的企業之間，存在著非同壹般的利益關系。很多中共官員為非法集資者站臺。

江蘇“統資聯”案。2017年8月24日，2萬多受騙外地人到該公司登記地鎮江丹陽集結，致全城戒嚴。據稱戒嚴程度力度空前，公安部副部長在南京坐鎮，20多個公安局局長在丹陽坐鎮，出動警力達四萬，二對壹，就怕有萬壹。

2016年11月9日，壹篇題為“統資聯在江蘇互聯網大會上獲獎”報導中提到，11月3日至5日，江蘇互聯網大會在南京國際青年文化中心舉行。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副省長馬秋林出席大會並講話。鎮江統資聯公司在江蘇互聯網大會上獲2016年經營模式創新獎。

官方去年又給獎又宣傳的統資聯，現在幾乎能夠說是以連鎖超市為幌子，實質是發展人員，圈人交錢，市民成了超市的會員，紛紛投錢後血本無歸。

安徽省太和縣雙陽集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金額高達6.4億元，該案之所以能持續近十年、涉及公眾存款戶6,000余戶，關鍵在於當地壹批領導經常到雙陽集團視察，為該集團及其負責人捧場。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70908/819871.html

2018年9月08日 p2p金融詐騙:維權遭打壓,美女王倩留遺書上吊自殺

今天在p2p維權群流傳著壹位叫王倩的受害者的遺書，這個受害者不是因為錢而自殺，是因為對政府的絕望而自殺，因為從小的射穢主義教育，導致今天她的三觀都毀了，說實話，看到這個消息，既為死者感到惋惜，又為p2p受害者那麽無助和絕望感到心痛。對政府和金融騙子相互勾結，沆瀣壹氣，榨幹老百姓血汗錢的無恥之極的行徑感到痛恨。

受害者王倩被騙的是壹個註冊在杭州的名為票票喵互聯網金融票據理財平臺，它的大股東有國資的華安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上海資產管理公司華安未來。

據公開資料顯示，票票喵的運營主體為杭州富謙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註冊資本8000萬，法人唐玉礦，根據票票喵官網顯示，票票喵累計投資金額49.4億元，累計用戶數36萬余人。

資料顯示，在平臺崩盤的前壹周國資大股東突然把3000萬股份轉讓，然後其它股東轉移資產，等到國資大股東和金融騙子把平臺掏空後，杭州公安才以涉嫌非法集資立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nnews/20180907/994935.html 

2018年10月9日 重慶、沈陽、西安出大事！

傳媒搞P2P金融詐騙，政府包庇打壓群眾引發嚴重政治事件

眾所周知，近幾月內地P2P平臺接二連三的大面積爆雷，網貸行業正在經歷生死劫，廣大出借人因多年省吃儉用存的積蓄瞬間化為烏有，內心崩潰，卻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心情異常沈重。

今天我要爆料的是國內眾多爆雷P2P平臺唯壹壹家常年利用黨的喉舌——《重慶時報》、《華商報》和沈陽的《華商晨報》進行文宣，自融詐騙的平臺，即；愛達財富平臺（重慶愛達投資有限公司）。

報刊壹邊文宣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省市領導人視察華商傳媒和報社的動態，壹邊大力宣傳愛達財富“是重慶時報投融資平臺”、“是華商傳媒集團金融理財平臺”等。截止2018年8月9日平臺爆雷，愛達財富未還借貸金額8.18億，出借帳戶3868人，部分出資人是親戚朋友共同出資，涉及到5000多個家庭，20000余人的積蓄。

愛達財富平臺在沈陽、長春、西安和重慶市四地註冊分別的。

出借人維權難，受到地方保護主義層層阻撓。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weiquan/qunti/20181009/1009554.html

2019年2月20日 中國各類共享騙局大暴雷 總有壹款項目忽悠了妳

騙局和共享經濟，不是陌生的詞匯，但組合在壹起，卻形成了壹個奇特的模式，共享棉花糖、共享紙巾、共享按摩椅、共享榨汁機等等，令人意想不到的組合，誕生了。

在共享棉花糖項目中，深圳電老虎公司以加盟模式，騙取超過200位加盟商的代理費，金額近千萬元；

共享汽車PonyCar以“免費送”為噱頭，讓車主們貸款購買產品，而後單方面撕毀合約，車主們身負銀行貸款，維權艱難；

共享按摩椅項目中，騙子公司采用類傳銷的方式誘惑加盟商發展下線，最終跑路。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43408

2020年1月6日 中國又壹平臺爆雷 近200萬人被坑1000億血本無歸

據悉，普頓PTFX外匯平臺自2016年開始運作，對外自稱是印尼十大券商之壹的普頓公司（Pruton）旗下新成立的壹個子公司，是正規的外匯投資理財平臺，並且受到印尼金融監管局監管。

該平臺的官方宣傳中還聲稱其通過外匯平臺炒匯，投資人無須自己會技術，並提供投資人2種收益方式：壹種是靜態收益，投資人只負責出錢就可以，每個月什麽都不用做，就能穩賺10%～30%的利息；另壹種是動態收益，也是該平臺更重要的壹種賺錢方式，即投資人負責出錢出力，拉人頭發展下線（類似傳銷）。

據《中國基金報》消息，實際上，普頓PTFX外匯平臺早在2017年就被馬來西亞央行列為示警黑名單。然而，該平臺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性，在中國境內大肆行騙。

此前，中國已有媒體記者深入調查這壹平臺，發現會員在該平臺的所有資金，全部分流至中國國內多家私人公司的帳戶，包括廈門拓善達商貿有限公司、廈門楊林峰裝飾設計有限公司、南昌壹站物流有限公司、三明市益森貿易有限公司、廣州仁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而非對外宣傳的印尼BCA銀行。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06/8998796.html

2020年9月9日 255萬深圳買房變“租房”!購房者壹步步掉坑裏

尤嘉是參與和運營商協商的業主代表之壹。2018年5月，尤嘉以總價255萬元購入壹套建築面積為102平方米的三房兩廳，其中首付款128萬元，剩余127萬元貸款分10年期還清，尤嘉表示當時對方被指定使用的貸款公司仲愷TCL智融科技所收取的利息為年利率12%，遠高於目前房貸利息。

尤嘉說自己和老公2018年購房時由於社保不夠年限，沒有深戶，鴻基新都打著不限購、不限貸和以租代售的名義，與他們簽下了租賃合同。

尤嘉提供給鎂編的租賃合同顯示，甲方為鴻潤創建，而物業租賃依據及批文是中國長安汽車集團深圳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長安汽車深圳）以出讓方式取得位於寶安區觀瀾街道宗地號為A924-0165地塊的50年土地使用權，甲方經批準在該塊土地上建房地產項目。

但在A924-0165地塊上建起的鴻基新都產權性質，既不算小產權，也不是紅本商務公寓。相比小產權，鴻基新都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四證，但與正規的商務公寓相比，又少了壹個《銷售許可證》。

而對於當時為何會簽下租賃合同，尤嘉說，壹方面是當時銷售人員的出售承諾，另壹個是他們在鴻基新都售樓處及網上推廣宣傳看到的也均有“銷售”字眼。

與尤嘉認為鴻潤創建變相出售商品房說辭相互印證的，是壹份2018年5月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龍華管理局開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行政處罰決定書中，龍華管理局認為從“單價21741元/平方米（或19926元、20123元、22625元、20066元等）”，價款“壹次性付款、分期付款、貸款方式付款”、物業租賃期限為20年等內容上看，相應協議及材料表現出來的內容和目的已經完全具備房地產銷售、買賣內容，可認定鴻潤創建實際為變相出售商品房。

尤嘉認為對方越來越沒誠意。“每家都虧幾十萬或上百萬，現在就是讓業主承擔後果。按照運營商的邏輯，租房貸款，說給外人聽，真的很可笑”。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8293

2020年9月13日 上海女學生被騙14萬：騙子媽還要打她：妳害我兒

大學畢業後，小謝和父母壹同居住在上海青浦區的民宅。她找了壹份新媒體編輯的工作，可能老板對公眾號的閱讀量有要求，於是她就加入了壹個互相點贊和轉發的微信群。

這壹來二去認識了壹些人，劉世灝就是其中壹位。而小謝的噩夢從此開始……

來來回回到最後，小謝沒收到壹分錢還款，反倒被劉世灝套進去14萬7千元。而這些錢壹部分是小謝瞞著家裏問同學借的，其它的則是按照劉世灝提供的小貸平臺貸款的。

她信了騙子所有的話，包括威脅。

今年3月，劉世灝被警方列為逃犯，之後他投案自首。3月下旬，他被押解回滬，8月，青浦法院開庭審理。

事發後，記者曾對劉世灝的母親朱某進行了采訪，而朱某的壹番言論也是讓人“大開眼界”。

　　朱某：

　　現在要是那個女的（小謝）在我面前，我都會打她。妳想，妳壹個網上認識的人，妳借那麽多錢給他幹嘛？妳這不是害了他嗎？問她借錢，妳壹個大人，妳不會想嗎？借那麽多錢幹嘛？那不是害死人嗎？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45.html

2020年9月13日 男子入183人微信群被騙15萬，182人全是"演員"

梁先生通過評論信息，加入了壹個183人的微信群，每天都看見大家“曬”收入，十分心動。

　　梁先生從博主的助手得知，現在有個網絡遊戲的股票，可以通過壹個名稱為“世博證券”的APP進行2倍配額，“穩賺不賠”。

梁先生按照助理所說，下載了APP後轉入15萬元，後發現自己無法提現並被拉黑，遂報警。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39.html

2020年9月19日 空手套白狼 武漢千億芯片項目停擺內幕重重

總投資額高達1280億元的武漢弘芯半導體制造項目，日前因恐遭“爛尾”而引發輿論高度關註，但籠罩在其周圍的疑雲和謎團，遠比該項目本身更多。

9月7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在實地走訪武漢弘芯半導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弘芯”）的最大股東方——北京光量藍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量藍圖”）的辦公所在地時發現，該公司並不“存在”，而在該處實際掛牌的，則是另壹家企業。

此外，記者查詢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發現，光量藍圖在工商信息中也未提供過聯系電話。而正是這家並不“存在”且無法聯系的公司，不僅入股發起了高達千億的弘芯項目，並持有其90%的股份，卻無力應對如今項目因缺錢而難以推進的困局。

記者在武漢市東西湖區政府官方網站上查詢到許多與弘芯有關的信息，相關內容顯示，弘芯成立於2017年11月，總部位於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額高達1280億元，並曾在2018年和2019年連續入選過湖北省級重點建設項目名錄。

天眼查公開信息顯示，弘芯的註冊資本為20億元，其中光量藍圖認繳18億元，占股90%，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武漢臨空港經開區投資集團”）認繳2億元，占股10%。但記者發現，在弘芯實繳資本壹欄中，金額只有2億元。

記者還通過天眼查股權穿透信息發現，武漢臨空港經開區投資集團的股東為武漢東西湖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這也意味著，弘芯的實繳資本2億元全部來自國有資本，而占股90%、需提供18億元的最大股東光量藍圖則分毫未出。

　　對此，記者查詢了弘芯年報進行驗證，頗為蹊蹺的是，弘芯2018年企業年報顯示，光量藍圖曾在2017年12月14日實繳100萬元，但在2019年年報中，這壹欄又重新變成了0元。

天眼查信息顯示，光量藍圖成立於2017年11月2日，註冊資本18億元，而這恰和弘芯的成立時間與對光量藍圖的認繳資本壹壹吻合。

天眼查信息顯示，光量藍圖的股東包括兩位。壹位叫莫森，擔任公司經理與執行董事，持股45.56%；另壹位叫李雪艷，持股54.44%，擔任公司監事。而後者正是弘芯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持有弘芯49%的股份，同時也是弘芯的第壹大股東與最終受益人。

不過，莫森並非是光量藍圖的初始股東。天眼查信息顯示，2019年1月16日，光量藍圖曾發生過壹次股東變更，由莫森替換壹位名叫曹山的股東擔任公司法人，後者也自此徹底退出光量藍圖。

而曹山與李雪艷正是光量藍圖的兩位最初發起人，二人不僅共同運作了弘芯項目的誕生，並且成為了弘芯的兩大實際控股人。但幾乎與退出光量藍圖的方式如出壹轍，天眼查信息顯示，2019年5月13日，也就是離開光量藍圖的四個月後，曹山退出了弘芯的投資人與董事名單，接任者為莫森，李雪艷則繼續留在弘芯。

　　曹山的退出緣由不得而知，但記者通過天眼查發現，2018年11月，曹山成立了逸芯集成技術（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逸芯”）並擔任法人，壹個月後，逸芯入股成立雲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雲芯”），次年1月，逸芯又同時入股成立天芯矽片制造（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芯”，目前已註銷）與泉芯集成電路制造（濟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泉芯”）。

2019年5月與8月，曹山又以相同的手法相繼創立海佑集成電路（山東）有限公司與泉能先進集成電路產業研究院（濟南）有限公司，並擔任法人。目前，曹山已成為包括逸芯、雲芯、泉芯等上述五家半導體技術或制造企業在內的實際控制人，壹個掌持龐大半導體產業生意的“芯片大亨”就此誕生。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19/2268877.html

2020年9月23日 青海植樹造林騙局:包工頭植樹1.5萬畝,虧800萬

望著滿山的綠植，馬天才、喬占璽等人有些心塞。

去年4月，他們經人介紹認識了自稱在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法院上班的趙明成。對方稱，他以青海綠陽生態農業開發公司（下稱“綠陽公司”）的名義承包了樂都區共和鄉、達拉鄉的荒山，需要大量人手進行綠化。馬天才、喬占璽等人與綠陽公司簽訂協議，接下了部分工程。

壹年多過去，荒山變青山，但馬天才、喬占璽等人卻遲遲沒有拿到工程款。“綠化面積約1.5萬畝，綠陽公司欠著我們七八個包工頭苗木費、施工費約800萬元。”喬占璽說，“現在要錢要不到，農民工還催著我們要工錢。”

另壹方面，所有包工頭承包的植樹造林工程因不符合“先建後補”政策，未被當地林業部門認可，也不能得到補助。

2020年8月20日，樂都區人民法院答復稱，趙明成系法院工勤人員，2018年4月任樂都區中壩鄉柏楊溝村精準扶貧駐村工作隊員。答復稱，“趙明成既不持有綠陽公司股份，也未在該公司兼任任何職務。趙明成表示他並未與妳們簽訂過上述協議，並表示妳們提供的承諾書、結算單、付款保證書等材料的部分簽名不是本人所簽，其他簽名系強迫所簽。”

“這些欠條、承諾書等都是趙明成所寫，現在自己都不承認了，那我們只好找鑒定機構進行鑒定，看他到時候怎麽解釋。”喬占璽等人表示。

9月18日至21日，紅星新聞記者多次致電趙明成及綠陽公司，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樂都區法院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因為喬占璽等人討要欠款壹事，趙明成已於前段時間從法院辭職。

6月底，勞動監察部門向趙明先、趙明成分別發放了《勞動保障監察限期支付指令書》，要求趙明先、趙明成於2020年7月14號18時之前完成全部結算，並全額支付馬天才班組所有民工工資。

“規定時間到了之後，趙明先、趙明成既沒有支付，也沒有說明不能支付的理由。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我們以涉嫌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將此案移送給了海東市樂都區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因缺乏證據，公安將此案退回，目前處於補充證據期間。”

“我們給趙明成、趙明先兄弟倆打電話，電話不接，人也找不到，我們的血汗錢誰來支付？” 喬占璽、馬天才等人說。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920

2020年9月24日 壹個車位賣4個人 物業員工騙數百萬 早已離職

9月12日，該小區多位業主報警，原因是小區的金地物業壹位負責車位租售的工作人員曹某星，利用手頭掌握的業主信息，出售“假車位”，甚至將同壹車位賣給多名業主。目前被騙的業主已有20余名，涉事金額達三四百萬元。

盡管曹某星已被拘留，但受騙業主們認為，金地物業也難辭其咎。

“物業公司聲稱8月25日已經對曹某星做了停職開除的處理，但當時並未在小區的公告欄第壹時間通知，導致業主們以為曹某星仍然是物業員工。而曹某星在8月25日以後依舊在繼續他的車位騙局，有不少業主是9月份上當受騙，跟他簽約的。物業公司在這期間的處理方式，肯定是失職的。”勞先生表示。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06

2020年9月28日 失敗的創新:坑百姓8000億,還有1500億在路上

自從2012年p2p開始出現，到現在8年時間，總結壹下大概的軌跡是：

● 1、被吹捧為難得的“金融創新”，高息獲取投資人；

● 2、各地大幹快上，壹度中國有超過6000家p2p公司，各種商業模式、涵蓋各個金融環節的都有；

● 3、尋求各種增信：國企背景、保險加持、上市、互金協會成員…..

● 4、各種騙局開始曝光，秒標、拆標、自融、偽造後臺、偷梁換柱、龐氏騙局…..人類五千年的詐騙手段，在這個行業基本都能找到樣本；

● 5、爆雷跑路不斷，名單太多，金額很大。像早起的轟動案件e租寶，規模達到了700多億，這8年下來，p2p公司坑了多少錢呢？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之前給過壹個答案，8000多億。

從7月底開始，玖富旗下平臺悟空理財的投資者們發現，自己陸續到期的理財，開始不回款了，本以為只是拖延幾天的事情，但是沒想到，壹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拿到錢，投資者們開始慌了。

而更慘的是，玖富旗下不止壹個平臺，同是玖富旗下的玖富錢包、玖富普惠，也開始陸續逾期了，本來1-3個工作日就能回款的項目，現在回款是遙遙無期了。

玖富還是堅持自己沒有問題。

當然，這只是原則上，而在現實中，投資者們還是在擔心玖富會跑路，因為玖富系的公司在2020年4月拆分、騰挪太頻繁了。

首先是創始人孫雷，由直接持股變成了通過有限合夥企業間接持股，而且股權比例明顯變小了，反而是在互聯網上沒什麽印記的法人任壹帆變成了大股東。

然後就是玖富系公司“去玖富化”。

根據天眼查的信息顯示：

現在真正落實在玖富數科旗下的業務只剩下了“唯壹”的P2P業務平臺玖富普惠、主營教育分期的蠟筆分期、主營融資擔保的廈門富誠、分管投資業務的玖信資管，還有3個僅持股2%左右的對外投資。

而不少跟玖富相關的業務，已經把公司中的“玖富”倆字去掉了，而且不少業務都被歸到珠海萬卡消金、悟空貿科和金牛智選身上了，這三個公司的股東都是自然人，已經看不到玖富數科的身影。

是不是要跑路？是暴雷還是轉型？300多億的錢能不能還上？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披露的數據，到6月底，網貸平臺已經從高峰期的5、6千家到只剩下29家，7月份大家再查的時候，就又少了幾家。

貓哥統計了壹下部分近期仍在主動披露運營數據的平臺，這17個在運營平臺的總借貸余額還有1482.23億，涉及出借人數145.22萬人，人均10.2萬，還是壹個不小的數目的。

妳看前兩天，北京東城區政府說了，目前愛錢進的平臺已被東城區公安分局立案偵辦，投訴人可持相關證據材料向公安部門報案。

借貸余額本金高達197億元，這背後很多家庭又悲劇了。

愛錢進的投資者還沒哭完，逾期快2個月的玖富近320多億的錢也還沒個說法，這不，向上金服的投資者們開始投訴向上金服嚴重逾期，既不兌付，也不公告。

甭管做的有多大，只要沒有兌付，就是壹顆暗雷。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28

2020年9月30日 六個百億級項目坍塌 “中國芯”遭遇爛尾潮

在短短壹年多時間裏，分布於我國江蘇、四川、湖北、貴州、陜西等5省的6個百億級半導體大項目先後停擺，業界擔憂，造芯熱引發爛尾潮，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延誤芯片產業發展大好機遇。

記者近日來到位於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德科碼（南京）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德科碼”），這個堪比南京臺積電的“明星公司”規劃投資30億美元，今已淪為欠薪、欠工程款、欠借款的半拉子項目。

在四川成都高新區，格芯（成都）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成都格芯”）已停業，占地七八百畝的廠區用長達幾公裏的綠色鋼絲網圍著，除了入口處有壹名保安值守外，廠內空無壹人。該公司2017年由美國芯片代工企業格羅方德和成都市政府合作組建，規劃投資90.53億美元，當時被稱為“格羅方德在全球投資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生產基地”。

　　在陜西西鹹新區灃西新城，規劃占地面積約2000畝的陜西坤同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陜西坤同”）陷入困境，核心高管盡數離職。該公司2018年成立，原擬建設第6代柔性屏生產線。

　　在江蘇淮安，當地曾經的重點項目德淮半導體有限公司遲遲未能開工。該公司2016年成立時規劃總投資450億元，2018年對外宣布“德淮半導體項目壹期正式投產”，2019年底開始有員工通過省長信箱、起訴等方式討薪。目前公司處於“半停工”狀態，當地政府部門組建了相關工作組介入公司，推進相關盤活工作。

在貴州貴安新區，昔日的“明星企業”貴州華芯通半導體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芯通”）仍在破產清算。2016年，貴州省政府瞄準了對產業生態要求極高的服務器處理器（CPU），投入數十億元資金與美國高通公司合作組建華芯通。3年後，華芯通在商業上難以為繼，宣布關停。

在湖北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總投資高達1280億元的武漢弘芯半導體制造有限公司舉步維艱，瀕臨破產。2019年12月，該公司為首臺高端光刻機進廠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如今，這臺“全新尚未啟用”的光刻機已被抵押給銀行。

壹位引入上述某停擺項目的地方政府負責人說，“壹些地方政府在發展高端產業上視角存在局限，缺乏判斷產業前景和團隊實力的專業能力，容易成為冤大頭。”

　　由於我國半導體產業基礎薄弱，在各地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背景下，擁有技術優勢的產業方成為稀缺資源。壹位政府招商人員告訴記者，有的產業方瞄準政府的資金、土地等資源，周旋於多地擡高價碼；有的產業方包裝得高大上，但實際上缺少核心技術、團隊也不完整，如果壹些地方政府輕率介入產業很容易被蒙蔽。

　　大項目的停擺，是否能讓政府官員在產業投資方面變得冷靜壹些？記者詢問壹位地方招商項目投資公司的負責人，他說：“我所接觸的壹些地方政府的官員都很自信，總體上比以前小心壹些了，但依舊不能稱專業理性。”

企查查數據顯示，我國芯片相關企業的數量在今年上半年增長迅速。截至7月20日，我國共有芯片相關企業4.53萬家，僅今年二季度就新註冊企業0.46萬家，同比增長207%，環比增長130%。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30/2272617.html

2020年9月30日 官員夫妻“報告”資產1.5億 詐騙被捕後蹊蹺“移案”

公開資料顯示，何榮青，1978年8月生於雲南省瀾滄縣。中央黨校法律專業函授畢業，黨員。歷任共青團瀾滄縣委副書記、書記，富邦鄉黨委書記，共青團普洱市委副書記、書記。現為普洱市衛校黨委書記，正處級幹部。其丈夫趙雲系普洱市政協委員，名下有多家企業。二人被舉報編造“金絲楠木博物館”等項目、資產，誘騙遷西縣壹家企業投資，後將投資款侵占、挪用。

河北亨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亨旺集團”），是遷西縣壹家知名企業。其反映稱，2018年6月，何榮青、趙雲夫婦多次前往該公司遊說，稱其控制的普洱輪回茶葉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輪回公司”）擁有1.5萬棵300年以上的古茶樹，邀請亨旺集團壹起投資。

亨旺集團隨即以西雙版納亨旺地產開發公司名義，向輪回公司投資2000萬元。何榮青、趙雲則以個人及家庭共同財產，為輪回公司擔保。“為了這件事，何榮青和趙雲，至少從雲南來遷西縣五六次，每次都是兩個人壹起來，飛到北京，再坐車到集團總部。”亨旺集團人士稱。

“後期我們實地調查過，他們根本沒有古茶樹，（他們）只是到收獲季節向當地茶農采購青葉，然後再加工。茶葉雖然按時給我們公司了，可是這些茶葉根本不是古樹茶，而是價格低廉的臺地茶。”亨旺集團人士稱。

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間，趙雲、何榮青又以“金絲楠木博物館”項目，獲得9385萬元。“他倆說這是雲南省的重點項目，可以配套600畝建設用地，地價只有40萬元/畝。”

為此，2018年底，趙雲出面設立普洱子雲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子雲公司”）。其公司章程寫明，公司註冊資本為3億元，其中，趙雲認繳出資額為1.2億元，出資方式為實物，並在括號內標明“實物以審計評估報告為準”。代表亨旺集團的財務人員任某某，以及高某某分別出資1.2億元、6000萬元。

“我們發現根本沒有什麽‘金絲楠木博物館’項目，然後我們就發現公司的款，被他們有計劃地挪出去了，現在掌握的就是500多萬元，加上之前2000多萬元被騙古茶投資，現在企業可見的損失就在3000萬元左右。但現在批捕了趙雲和壹個財務人員，結果案子就被要求移交普洱，很蹊蹺。”亨旺集團人士稱。

亨旺集團方面稱，何榮青壹再表示，會找來其他項目土地推進“金絲楠木博物館”，但最終並未落實。“可以說，我們給了他們壹年半的時間，他們壹度承認挪用這些事情了，也答應寫個欠條，把這個事情處理好，但是後來不幹了。我們沒辦法，只能報案。”

“他們之前在昆明市官渡區有壹個項目，跟壹個村委會合作，結果欠人家2000多萬元，眼看要出事了，結果從我們這兒騙到錢，就去填補之前這個窟窿了。”亨旺集團方面稱，其轉移資金手法粗糙，有的就是假的公司、假的工程轉賬，然後再挪走。“給他們夫妻做假賬的會計，後來都嚇得不敢做了。”

辦案人員向記者證實，赴雲南辦案時曾遭遇阻力，且不久前該案被要求移交普洱方面。但辦案人員也證實，趙雲在批捕後被取保候審。此外，辦案人員還證實，何榮青在該案中有直接涉案信息。

“沒人說不夠罪。案子很簡單，證據也很紮實。但就是莫名其妙被要求移交普洱，要求對趙雲進行取保候審。按說移交，應該是普洱那邊來人對接，結果是遷西縣主動往那邊交，人家普洱還不接。”知情人稱。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2124

豆腐渣工程 －－維基百科

此名詞最早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朱镕基之口。1998年9月，朱镕基巡視發生水災的江西省九江市時，因九江新築的防洪大堤不堪壹擊，朱镕基怒斥這是“豆腐渣工程”。後來中國大陸各地接連被揭發多處因為有關人士貪汙腐敗而不合規定或發生意外的建築，“豆腐渣工程”壹詞就經常出現於各大媒體。因豆腐渣是壹種軟爛易塌的物質，故以此來比喻。

豆腐渣工程的成因，除了刻意的偷工減料外，也可能因為外行當建築師、工程師，品質管理、力學都不認識，把關不嚴或不達標準。豆腐渣工程的後果通常是負責人遭到問責或被免職。

1998年2月20日上午，湖北巴東縣焦家灣，正在施工的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

1999年1月4日，重慶綦江彩虹橋建成僅為3年，整體坍塌，40人死於非命；

雲南省耗資3.8億人民幣修建的雲南省昆祿公路，開通18天，路基沈陷、路面開裂 ；

海南高速公路十字路出口到東山湖野生動植物園，旅遊專線通車11天就出現損壞；

2003年3月，廣東省信宜市的石崗嘴大橋的主體工程剛完工，裝修還來不及，突然坍塌。

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耗資760多萬人民幣，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就坍塌；

2005年歲末，浙江省金華市市民陳小華在雙龍大橋的人行道散步，腳下蓋板突然脫落，墜落在橋下約20米幹涸河床，當場死亡。該橋耗資9000萬人民幣，耗時三年，1996年竣工。貫通330國道和03省道杭金線金華市區過境段聯網的主幹道，也是從金華市政府到金華火車站的必經之橋。

2007年，廣東省河源市和平縣聚興村耗資37萬人民幣的救災款建的聚興橋，還沒有竣工驗收通車，就被洪水沖毀。和平縣紀委決定，開除聚興村村支書陳振萬的黨籍、和平縣地方公路管理站副站長謝明光給予留黨察看壹年、陽明鎮委副書記陳國珍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其他5人黨紀和政紀處分。

2007年8月13日下午，北京時間16時45分許，位於湖南省鳳凰縣的沱江大橋突然坍塌。41人死亡。

2007年11月25日淩晨1時許，正在修建的山西侯馬市汽車客運西站兩層候車大廳坍塌，造成至少2人死亡。在事故發生前10小時，該建築剛剛舉行了封頂儀式。有可能創下了中外建築史上最快坍塌的吉尼斯世界記錄。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時間14時28分許，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境內發生強烈地震，導致多間校舍倒塌。經證實，它們中存在許多豆腐渣工程。

2009年12月南京市漢中門大橋完工後壹年，被人發現30余處裂縫，結果居然是用普通膠水作填補，被媒體揭露報道後，南京市府公開道歉。

2009年12月28日上海蘇州河新修大橋橋墩開裂，內部垃圾填充，該橋是上海建工集團基礎公司建設。

2013年11月6日，四川納溪區龍車鎮壹學校圍墻發生垮塌，造成3名學生死亡，6人受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豆腐渣工程

2019年2月27日 中國十大最可怕的豆腐渣工程，整棟樓房被風吹倒

10、九江大橋

該橋不是江西九江的橋，而是位於廣東，該橋1988年通車，歷經數十載。於2007年6月15日發生事故，被壹艘裝沙的船給撞坍塌了，船員被刑拘。

仔細看看中國十大最可怕的豆腐渣工程，船居然比橋還堅固，不得不佩服造船工人的技術。該橋長度1682米，造價上億。

9、津晉高速公路匝道橋

該匝道橋2005年建成通車，2009年7月15日發生事故，事故造成了5輛載貨車墜落，有6人死亡，4人受傷。通車時間不滿五年，就發生坍塌事故，明顯的豆腐渣工程

8、上海蓮花河畔景苑

這還是在建的房子，還沒有建成就出現倒塌情況，造價至少也要千萬，太假了。不過還是要慶幸這棟房子沒有建成就倒了，要是造好了，有居民居住再倒的話......

7、武夷山公館大橋

該橋於1999年11月20日竣工，然後在2011年7月14日出現坍塌事故。有近50米左右的橋梁出現坍塌，從竣工通車到出事，不足12年的時間。

6、陽明灘大橋

該橋位於黑龍江哈爾濱松花江上面，該橋在預算的時候，預算投資的金額達到了18.82億元，實際上，造橋的花費遠遠高於18億。該橋2011年11月6日竣工，大橋通車未滿壹年，就在 2012年8月24日，發生了坍塌事故，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5人受傷，該橋屬於典型的豆腐渣工程。

4、雲南新三公路

這恐怕是歷史上最短命的公路了吧，通車的第二天就坍塌！

而相關的專家卻大言不慚的說是因為天氣原因，工程沒有問題。

這個公路修建的時候存在趕工期的情況，因為當時如果不在6月30號之前建造完就拿不到國家的補貼，而相關的責任人沒有做到為人民生命安全負責，最終釀成這樣的後果。

3、錢江三橋坍塌

作為浙江省第壹座世界先進的斜拉索橋---錢江三橋前期投資了5個億建成！

通車驗收勉強合格，這麽大的項目如果質量不過關，關系著多少人的安危，本應該評個優良的卻只是合格？

而且這座橋建成之後就經常修，後來杭州市民投入了6000萬元修了300天，卻依然沒有避免最後的慘劇。

2、石家莊正定子龍大橋

這座大橋共計投入2.38個億歷經2年的時間才修建而成，而在2011年6月的壹天，大約400米的石頭護欄竟然被風吹倒了！

太不可思議了，是龍卷風麽？是10級大風麽？

都不是，當天天氣預報說的是四級風!那麽直徑10厘米的榫頭怎麽會出現斷裂呢！

1、甘肅天定高速

從定西去往天定高速，路面坑坑窪窪，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坑，高速行駛的汽車在這樣的路面上如果躲避不及時，很容易發生事故。

而這段路造價高達87個億，1公裏平均造價1個億的天價，開通不到3個月就開始返工。

豆腐渣工程裏面果斷排第壹！

－－https://www.sohu.com/a/298203797_608189

2019年5月17 日 上海“豆腐渣工程”崩壞：都心廠房坍塌，活埋工人已知10死

事故地點在上海都心西部的長寧區，位於昭化路148號、壹間占地3,000平方公尺的汽車廠房大樓。16日中午11點30分左右，正在進行改建、拆除加固工程的廠房突然應聲崩塌，巨響之後建築墻體崩壞下陷，坍塌面積約1,000平方公尺，並當場活埋了25名工人。

上海消防救援總隊在接獲通報後，已先後緊急調派24輛消防車、150多名人員前往搶救，至下午1點30分左右已救出11名受困者。然而倒底總共多少人被活埋？獲救者的傷亡情形如何？施工廠房的負責單位是誰？直到當日傍晚，相關資訊仍混亂不清。但與此同時有關施工單位、廠房背景的訊息，也成為網絡屏蔽的敏感內容。

17日淩晨，上海應急管理局發布聲明，現場搜救任務在17日淩晨1點45分已基本完成（從事發開始歷時超過12小時），最新數據是發現的受困者25人、其中搶救不治而喪命者10人。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818093

2019年12月10日 安徽宣城壹座10年齡大橋坍塌 疑豆腐渣工程

安徽宣城市宣州區壹座大橋本周三（9日）突然坍塌，所幸事發時橋上沒有行人和車輛，未造成人員傷亡。

涉事的天成橋在2008年建成，四面被河流包圍，大橋是車輛進出的唯壹途徑。事發在當晚10時許，天成橋橋面斷成3段，民眾擔憂近日收割的稻米不能如期運送到市中心出售，亦為生活帶來不便。村官表示，橋塌了之後，村民們可以乘坐輪渡進出村落，但車輛不能通過輪渡通行。

該報道說，經專家查看，初步判斷是多方面因素導致天成橋橋墩移位，造成橋面垮塌。－－https://www.rfi.fr/cn/20191012安徽宣城壹座10年齡大橋坍塌 疑豆腐渣工程

2020年3月8日 中國豆腐渣工程再現？泉州肺炎隔離據點突坍塌 已救出逾50人

中國福建省泉州市作為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患者隔離據點的欣佳快捷酒店，昨 (7) 晚突然坍塌，造成約70人受困，救援人員連夜搶救，截至今天早上10點30分，已有51人獲救，其中4人死亡。

根據《人民日報》報導，截至今天上午10點30分，欣佳酒店倒塌現場已救出42人，其中4人死亡、1人命危、4人重傷，另有9人先前已自行脫困，總計已有51人獲救。

據悉，坍塌的欣佳快捷酒店，2018年6月開業，酒店內擁有多種類型客房，共計80間，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被泉州市鯉城區改造為區級醫學觀察點，用來隔離觀察密切接觸者，為官方指定的隔離地點。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3-08/374778

2020年7月27日 豆腐渣工程

虎門大橋抖動讓水馬背鍋 撤水馬後專家尷尬

豆腐渣奇觀？廣東大橋隨風“波浪起伏”

福建廈門地鐵站地面坍塌 多輛汽車秒消失

剛驗收2周！廈門地鐵坍塌成汪洋4車墜入

港珠澳大橋通車1年即下沈 控制塔下陷近10公分

無錫高架橋坍塌 記者采訪被公安拖墻角毆打

江蘇高架橋無預兆垮塌 多車被壓扁死傷難估

安徽豆腐渣再現 正施工大橋垮塌致19死傷

北京驚現極品豆腐渣 新房墻壁徒手可拆

浙“豆腐渣”廊橋完工2年垮塌 致8死3傷

太黑心！湖南驚現泡沫洋房 外墻指戳即破還易燃

陜西＂豆腐渣＂橋 完工不到2小時即崩塌

西藏拉日鐵路豆腐渣內幕被曝光

－－https://www.ntdtv.com/gb/豆腐渣工程htm

中國大陸疫苗亂象 －－維基百科

中國大陸疫苗亂象主要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大陸地區發生的疫苗管理混亂之現象。

疫苗名義上作為壹種特殊藥品，應該有嚴格監管，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法規中卻存在監管漏洞。例如2001年修訂的《藥品法》，雖然將疫苗定性為藥品，但整部法律除了松散的第壹百零四條規定外，沒有其他條款提及疫苗。

中國大陸作家鄭淵潔曾在1998年寫作文章《我從１９９５年起就不信任疫苗》，其中即提及了1995年時，其子所在的北京市某學校的違規疫苗組織活動 。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其子所在的也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非法活動之猖獗可見壹斑。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數據，1987-1989年期間，每年報告的狂犬病死亡人數達5,200多例；1995年僅有200例，但到了2007年達到峰值，報告了3,300例死亡。長期來看，中國大陸報告的狂犬病病例數量居世界第二。而根據衛生部2009年資料，中國每年接種1200-1500萬劑次的狂犬病疫苗，中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接種狂犬病疫苗最多的國家。 

雖然疫苗使用量超過全球總用量的80％，但中國卻是僅次於印度的第二大狂犬病國家。WHO專家認為，大規模的犬類接種是控制狂犬病的最有效措施，但中國大陸大多數針劑施打在人體；與錯誤防治策略伴隨的，便是相關疫苗的濫用。

歷年事件

2004年 江蘇宿遷假疫苗 無經銷資質、冷鏈失效 質量無法保證

2005年 安徽甲肝疫苗異常 壹人死亡、20人重傷、121人異常反應 未立案

2007年 山西疫苗事件 多方面/不明 大批中毒及致死案例 報道管制，未立案

2009年 大連狂犬疫苗案 違規添加，效價降低 無效 召回，立案

2009年 廣西來賓假狂犬疫苗事件 無效 導致5歲男童死亡 立案

2010年 江蘇延申疫苗造假案 造假、無效 立案

2012年 山東濰坊非法疫苗案 無經銷資質、冷鏈失效 質量無法保證 立案

2013年 乙肝疫苗系列死亡事件 異常反應 數起嬰兒死亡事件 被醫療主管判定死亡為偶合，未立案

2016年 山東疫苗案 冷鏈失效、違規經銷 無數據 立案

2018年 長生生物、武漢生物系列事件 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篡改 百白破疫苗無效 不明 疫苗未過期，系登記錯誤

2019年 江蘇金湖過期疫苗事件 過期疫苗 不良反應 立案

2019年 石家莊疫苗錯種事件 疫苗錯種 未知 

大連金港問題疫苗案

2008年，遼寧省大連市的大連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11批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中，添加成分外核酸物質。但問題疫苗在2009年才檢出，影響不明。

2018年7月21日，出現壹篇《疫苗之王》文章，原刊於微信公眾平臺，轉載的標題為《疫苗之王們的造假之路 窮病真的沒法治？》，文章直指長生生物背後持有人的發家史，涉及侵吞國有資產和相關部門腐敗，引起猜想。之後該文章原地址無法訪問，但各地轉載版本持續火熱；同時，刪稿也引起了外媒註意。BBC將其與“丁香醫生”等稱作“新聞遊俠”。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大陸疫苗亂象 

2018年7月27日 外電:問題疫苗央企公司受保護 涉假資料不公開

湖北省武漢市食藥監局繼公布國企“武漢生物公司”生產的“百白破”疫苗，在後續的30批次檢驗中合格外，周五（27日）再次以問答的方式發放訊息，透露武漢生物去年出現的40萬支問題疫苗，是因為分裝設備短時間故障所致。

同時，食藥監局稱，不合格疫苗共計40萬支，未使用的疫苗全部封存並由涉事企業召回，於今年5月4日在食藥監局的監督下進行銷毀。但其對召回的具體數字，則避而不談。

此公布立即再度引發網民反彈。湖北居民張先生明確指出，發言人連名字都不敢公開，顯然他們並沒有信心。此外，核心的資訊都避而不談。

另據山東媒體人消息稱，相比武漢生物的處變不驚，被列為重點調查對象的長生生物，依然還在贊助山東疾控，在煙臺召開業內會議。

據長生生物此前發布的消息顯示，在其獨家贊助的此次會議中，來自山東省17地市，200個區縣的疾控中心主任、副主任、科長們近300人參加了本次會議。

而壹直處在輿論旋渦中的山東疾控中心，依然拒絕回應采訪。

來自山西的侯先生透露，疫苗企業贊助學術會議的名義，對醫療和疾控部門具有相關權力的人進行公關是公開的秘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9984

2019年4月1日 中國人發明的疫苗 國外早免費了 中國人卻打不著

隨著越來越多的科普文章湧現，人們漸漸了解到其實在國外很多地方，HPV疫苗都是政府要求給小孩子們免費接種的。然而在國內，別說從小打了，25歲女性排隊都要等上個2年。到底是什麽，讓中國人打HPV疫苗變得這麽困難？

HPV（人類乳頭瘤病毒）是壹組200多種相關病毒，主要通過性傳播，男女都會被感染，且感染率高達80%。其中99.7%的宮頸癌都是因感染HPV造成的。

諷刺的是，HPV疫苗的主要發明者是壹個中國人（HPV疫苗發明者伊恩•弗雷澤和周建）。在發明者的家鄉，HPV疫苗怎麽就那麽難打呢？

盡管當時美國藥監局批準了該疫苗的使用，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09年發布報告確認疫苗“安全並且有效”。但國內並不承認這些結果。就因為如此，這個在美國、澳大利亞、歐盟等國問世壹個月後就上市銷售的HPV疫苗，在中國卻花了十幾年。

在同樣堅持本土臨床試驗的印度和日本，就以“持續感染”作為評價終點，分別在 2008 和 2009 年批準了 HPV 疫苗的上市。

根據國內權威網站數據，2014 年中國 3.1 類新藥，也就是已經在國外上市還未在國內銷售的藥品，平均審批時間為42個月；而同樣類型的新藥，美國的平均審批時間是 10 個月，日本是15個月，歐盟是16個月。

這樣的情況導致了上市後疫苗價格昂貴且供不應求等現象。

如目前已經上市的三種 HPV 疫苗，價格最低也要 1740 元/三針，最高則高達 3954元/三針，這在疾病負擔嚴重的農村地區，大多數人只能望而卻步。

截至2018年5月，美國至少有八個州對HPV疫苗進行立法。此外，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還制定了壹項為期10年的健康目標即健康人2020，建議到2020年，80％的青少年接種HPV疫苗。

繼美國後，HPV疫苗迅速應用超過壹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歐盟成員國、加拿大、中國香港、以色列、南非等。

目前HPV疫苗還納入了很多國家的全民醫保範圍，適齡人群都可以免費接種。

實際上，除了發達國家重視HPV疫苗外，連有些非洲國家都很重視，盧旺達全國疫苗接種率高達93%。而據世界衛生組織高級顧問Dr. Sankar介紹，在拉丁美洲，每7個適齡女孩中約有6人接種HPV疫苗；非洲多個低收入國家在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的幫助下，也在努力將HPV疫苗納進國家免疫規劃。

迄今為止，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HPV疫苗。想想就有點小心酸，非洲孩子能免費打的疫苗，國內成重金都打不到。

我國作為僅次於智利的全球第二大宮頸癌高發國家。每年有13.2萬人患宮頸癌,且發病年輕化趨勢明顯。而全球每年新發病例接近60萬，死亡約30萬。這個概率簡直高的可怕，可能不經意間，妳就在患癌的邊緣試探了。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51731

2018年7月27日 臺媒:防治狂犬病 外國打給狗 中國打給人

長生疫苗事件極大地降低了國人對國產狂犬病疫苗的信賴，不少網友在驚恐之余表示“得知疫苗可能無效後，我對小區的狗客氣多了”。

狂犬病是壹種“可防不可治”的急性人獸共患傳染病，壹旦發作致死率近100%。

中國衛生部早在1980年就發文表示要“消滅狂犬病”，並以英國和日本分別用了5-7年就消滅了狂犬病為榜樣。將近40年過去了，狂犬病在中國為何還如此猖獗？

中國這麽多年是怎麽防治狂犬病的？總結我們以往經驗，基本有兩個“療法”：壹個是“把狗打死”；另壹個是“給人打針”。

得益於“給狗打針”，1983年來拉美各國人類狂犬病發病率降低95%以上，狗的狂犬病發生率降低了98%以上，基本實現犬源狂犬病病毒的凈化。

中國每年要用掉1500萬人份的狂犬病疫苗，幾針下來價格壹般在300元以上，如果要註射狂犬病血清和免疫球蛋白，在許多地區要花費1000元以上。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index.php/index.php?act=view&nid=310027

2019年11月4日 中國狂犬病2018年422例，死亡率97%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最近發布的《2018年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概況》顯示，2018年中國狂犬病發病數422例，死亡人數410例。死亡率為97.16%，接近100%。

有比較才有鑒別。中國被稱為乙型肝炎大國，2018年乙型肝炎發病數999985，死亡413人，死亡率不過0.41%。從發病人數看，狂犬病是小病，但從死亡率看，狂犬病是最嚴重疾病；反之，從患病人數看，乙型肝炎是大病，但從死亡率看，乙型肝炎是輕病。當然，從乙型肝炎遷延不愈的角度看，也並非完全是輕病，也是壹種較嚴重疾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62341

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列表 －－維基百科

過去30年中國共有420余萬黨政人員受處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級官員，包括身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和孫政才，以及已退休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2007至2012年五年間被處分的有66萬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資料顯示，2009年以來，約有70%的舉報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這證明民間反腐缺乏安全保障，使得反腐過程頗為艱難。

1985年，江西省省長倪獻策因為腐敗，包養情婦（郭曉紅）被判2年徒刑。

1995年，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為王寶森事件，暴露出巨額貪汙而被捕定罪，於1995年正式開除陳希同的黨籍，並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1996年至2003年，田鳳山在任職黑龍江省、國土資源部領導職務期間，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436萬余元。2005年12月27日，經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最終以受賄罪判處其無期徒刑。

2000年，公安部長陶駟駒貪汙7億元，賄賂中央各級領導，包括12名副總理級和52名部長級官員，收到處分。

2003年8月9日，中紀委給予已退休的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開除黨籍處分，撤銷其正省級職級待遇。經查，程維高在擔任河北省主要領導期間，作風專橫跋扈，放任配偶子女進行違紀甚至違法犯罪活動；利用職權，對舉報者進行打擊報復；與其配偶收受壹批貴重物品，民憤甚大。同年8月30日，程維高的前秘書吳慶五被判處死緩、前秘書李真被判處死刑。2001年9月6日，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通緝程維高之子程慕陽。2004年1月7日，程維高之女程悠蘭因逃稅罪被河北省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壹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期5年執行，並處罰金708.99萬元。

2004年，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裏：貪汙受賄6000多萬元，包養情婦，嫖宿娼妓。成為改革開放後，繼馬向東之後第二個處以死刑的正廳級官員。被盧萬裏檢舉揭發的原中共中央委員、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和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向劉方仁、劉長貴、盧萬裏等人行賄的黑社會頭子、號稱“地下組織部長”的陳林被判處無期徒刑。

2005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原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受賄603萬元、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受賄188萬元案作出壹審宣判，判處馬德死刑緩期執行，判處王慎義有期徒刑15年。這是壹起罕見的廳局級官員犯罪跨省異地審理的案例，“有關人士”猜測，這可能是因為馬德在“雙規”期間檢舉了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和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繼田鳳山、韓桂芝落馬之後，同年10月9日，黑龍江五名副省級高官——張秋陽（省委秘書長）、範廣舉（省人大副主任）、付曉光（副省長，2013年因公款吃喝致陪酒人死亡再次被處分）、徐衍東（省高院院長）、徐發（省檢察長，後自殺），同時被免職或辭去職務。

2005年9月，在中央“807”工作組進駐潮汕查處中國第壹騙稅巨案時被發現受賄近100萬元並玩忽職守的普寧市市委書記丁偉斌、受賄300多萬元並濫用職權的普寧市市長賴振才被作出壹審判決，丁偉斌被惠州市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賴振才被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

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原副司令王守業（中將）：受賄1億多元，包養8名情婦等。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社保基金案，包養多名情婦等。2007年7月，因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被捕。

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副部級）：賣批文受賄等。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副部級）：重婚罪等。

北京市原副市長劉誌華（副省級）：包養情婦，濫用職權等。見北京劉誌華受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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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3月16日，經過三年多的復核之後，最高人民法院終審改判原海南省煙草局局長陳羅榮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對鄭筱萸案作出壹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鄭筱萸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8月，深圳南山區檢察院檢察長王澤民涉嫌受賄被雙規，••••••

10月24日，原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專司死刑復核的助理審判員黃孝光，因涉嫌受賄與徇私枉法，被長沙市檢察院向長沙中院提起公訴。

11月，青島市副市長羅永明，涉及前市長杜世成貪汙腐敗案，青島市人大常委會將其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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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15日，北京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對北京市房山區政協原副主席許誌遠雇兇殺情婦案作出壹審判決：許誌遠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月28日，《北京晚報》報導，北京市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被北京第二中級法院壹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6月27日，據海南日報報道，在10年間，海南省有廳級幹部102人、處級幹部500余人因貪腐犯罪而下臺，其中不少為壹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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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原部長助理鄭少東因涉黃光裕案，被“雙規”，後被撤職，貪汙受賄3000萬元，死刑緩期執行。

2月27日，曾被“地下007”嶽村勒索700萬元的原重慶市規劃局局長蔣勇被壹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3月，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吉林省委原常委、長春市委原書記米鳳君涉嫌受賄、違規批地及生活作風問題，長期嫖娼，被“雙開”。

4月，浙江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因嚴重違紀被“雙規”、免職，貪汙受賄3000萬元，死刑緩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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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15日，重慶市涉案金額最大的處級官員、受賄2226萬元的前巫山縣交通局局長晏大彬被執行死刑。

4月14日下午，前重慶司法局長、黨委書記文強被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5月19日，中國商務部原條約法律司巡視員郭京毅，因受賄845多萬元人民幣，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沒收全部財產。

9月，河南南召國土局原局長王飛，因9次受賄9.5萬元、232次侵吞公款11.5萬余元被南陽市中級法院二審以貪汙罪、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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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25日，海南省社會保險事業局副局長（副廳級）譚燈耀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2月12日，鐵道部部長劉誌軍因涉嫌縱容包庇其弟貪汙、殺人，自己貪汙、受賄人民幣6460.54萬元，被中央組織部免去鐵道部黨組書記，由海關總署署長盛光祖接任。

5月12日，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被判死刑。

6月27日，浙江省藥監局前局長黃萌被爆涉貪賄總數達 2億人民幣，家中藏現金 5,000萬元，並擁有 84套房產，其貪賄數額，超過杭州前副市長許邁永，創大陸被查處貪官新紀錄。被當局雙規拘查。

7月21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江西省前政協副主席、前省委統戰部部長宋晨光受賄案，做出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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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19日，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周鎮宏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2月14日，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局長胡俊被雙規”。

3月31日，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冼文因受賄兼放貴利非法獲利共1,600萬元人民幣，被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的終身監禁，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4月1日，原深圳市政府金融辦主任、羅湖區副區長李林，受賄人民幣壹百萬元、港幣160萬元，判刑7年。

5月22日，溫州菜籃子集團前董事長應國權因帶頭貪汙、情節重大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起貪汙案金額高達人民幣3.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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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15日，廣東省紀委通報，汕尾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陳增新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已移送司法機關。

2月28日，廣東揭陽市副市長鄭松標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3月18日，深圳前副市長梁道行因嚴重違紀並涉嫌犯罪，被廣東省紀委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4月26日，廣東省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省海洋與漁業局前局長李珠江，因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5月6日，經中共廣東省委批準，中共廣東省紀委對廣東省司法廳原黨委副書記、巡視員王承魁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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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29日，原南京市市長季建業涉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

2月18日，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被查與石油政法系統反腐案相關。

3月7日，山西省監察廳副廳長謝克敏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5月9日，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6月2日:吉林省司法廳副廳長趙洪興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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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1日，貴州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副巡視員陳建州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2月2日，湖北省荊州市副市長馬秋平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3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秘書長景春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4月1日，中共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省預防腐敗局局長鐘世堅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5月5日，廣東省佛山市政協副主席廖東明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接受組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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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

1月4日，貴州省農委黨組成員、副主任黃曉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2月4日，湖北省黃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劉聖華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瑉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4月5日，西藏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饒瓊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5月4日，遼寧省大連市科學技術局（知識產權局）黨委書記、局長江親瑜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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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發布消息稱中國外逃經濟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人民幣。

2005年9月28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北京舉行的“亞太反貪腐倡議”（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Pacific）研討會上發表報告指出，隨經濟改革，中國的貪汙問題日益猖獗。2004年中國涉及貪汙的金額高達4090億元人民幣至6830億元人民幣。

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6月15日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幹部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中國13億人口人均被外逃貪官掠走610元人民幣。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在其出版的《反貪報告》中引用有關部門統計1988年-2002年的15年間，外逃資金共1913.57億美元（1.5萬億元人民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列表 

2015年8月31日 大型國企腐敗的渾水到底有多深？

壹是“腐敗集團化”， 紮堆抱團，聚窩成串 

現在腐敗現象，有壹個重要特點，就是 “集團化”呈“葡萄狀”，壹般不再是單槍匹馬的個人行為，也不是順手牽羊的偶爾為之，而是呈現出“紮成堆、抱成團、聚成窩、穿成串”團體腐敗的特點。這種特點在國企腐敗中表現尤為突出。比如，原鐵道部部長劉誌軍自2011年2月被免職接受調查後，“拔出蘿蔔帶起泥”，鐵道系統的問題官員接二連三被帶走，其“腐敗列車”上的新成員不斷增加。

二是“涉案巨額化”， 涉案金額，極其巨大

2014年12月16日，丁書苗（丁羽心）因行賄罪和非法經營罪，被北京市二中院判有期徒刑20年，罰金25億元，沒收個人財產2000萬。其中罰金數創下個人罰金最高記錄。

三是“貪腐家族化”， 壹人掌權，全家致富

壹個時期以來，在查處的國企高管腐敗案件中，全家被判刑者屢見不鮮。比如，涉及貪腐犯罪總金額3500余萬元的山西陽煤集團運輸部原部長張潤明，犯受賄罪、貪汙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並罰，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終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力終身。其子張瑜，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其妻穆巧娥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其全家三口共同受審，也成該案壹大特色。

四是“貪腐鯨吞化”，假借改革，渾水摸魚

據有關部門統計，自九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流失呈快速增長態勢，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億元，比如，廣州市國營白雲農工商聯合公司原總經理張新華，涉嫌在國企改制過程中鯨吞國有資產2.84億元，受賄近1億元。因涉腐金額巨大，該案被稱為廣州市最大的貪汙受賄案。 

五是“領導‘掮客’化“， 權力變現，瘋狂斂財

巡視組直指中國電信部分領導充當“掮客”，利用“人脈資源”聚斂錢財。

反饋情況專門指出中國石油壹些領導幹部幫助親友承攬項目，“甚至與私企老板綁定”；中國海油則有個別領導“帶頭吃裏扒外”。領導幹部充當“掮客”，成為權和錢的中介，表明腐敗隱患存在於央企管理中。 

六是“奢靡極端化”，聲色犬馬，窮奢極侈

2015年1月，北京公司包括領導和普通員工在內的61人在河北省壹酒店三次進行公款吃喝和高消費娛樂活動，合計消費7.95萬元，用北京公司設在該酒店的小金庫支付。

有媒體報道，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日均揮霍超過4萬元。

七是“權力‘個人化’”， 大權獨攬，獨斷專行

有報道說，新廣國際重大經濟損失案，導致國有資產損失22.94億元，另有13.64億元存在損失風險。新廣國際集團董事會僅3至4人，吳日晶不僅是董事長、公司黨委書記，還長期代行總經理職權。“三權”集於壹身，絕對說壹不二，企業重大決策都由吳日晶個人說了算，吳日晶僅憑壹句話、壹個批示，就能隨意調動數億元資金。

－－http://m.chinaelections.com/wap/article.aspx?id=238990

2020年9月28日 中共的雅貪政治 中聯辦主任壹字賣470萬

雅貪，當然關鍵是後面的這個“貪”字，但貪汙受賄，本身和寫字和畫畫無關，而是和他們的官員身份有關。

中國的書法家協會和美術家協會，都是半官方組織，當頭的，都是高級官員，所以才有貪的問題。他們可以用官方名義舉辦活動，可以批準誰是書法家，進入書法家或者畫家協會。但賺大錢，還是要靠寫字和畫畫。

中國書法家協會原分黨組書記、原副主席趙長青並不是因為寫字寫得好進了書法家協會的，而是當官當好了，被派到書法家協會當地壹把手。他的書法作品，在2011年可以賣幾千元，2017年可以賣幾萬，2018年12月16日，趙長青壹幅書法賣了220萬。

2014年，中聯辦前主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現任副主任張曉明，寫了壹幅“駿程萬裏”，在民建聯籌款晚會籌得1,380萬元。兩年後，2016年，張曉明再為民建聯籌款晚會寫了壹幅“度德而處”，成交價竟然達到驚人的1,880萬元，平均每字值470萬元。比趙長青厲害多了。

不過，別人寫壹幅字，能壹個字賣470萬元嗎？比如，當天，國學大師饒宗頤的書法“上善若水”，由世茂房地產主席許榮茂以300萬元投得，每個字只有70多萬元。比張曉明整整少了400萬元。

咱們計算壹下，就算張曉明的字，藝術水平和國學大師饒宗頤壹樣，每個字價值75萬港幣，那麽470萬減掉75萬，等於395萬港幣。也就是說，因為中聯辦主任這個職位，寫出的壹個字，等於是395萬港幣。在中國做官，確實比文化藝術要值錢而且重要得多了。

大家很難想像，美國川普總統的“墨寶”能賣幾百萬港幣吧。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8/2271787.html

2003年9月10日 誰來拯救冷血民工的靈魂？

《深圳晶報》報道了發生在梅花路壹建築工地泯滅良心的壹幕：上午11時許，重慶市開縣彭必富等四位民工在挖下水溝時，突然發生塌方。彭必文、彭必根被活埋在下面，彭必富向正在旁邊施工的工友求救時，十多位工友竟無動於衷，沒有壹人主動上前救援。更令人慘痛的是，當工程的老板向工友發出求救時，其中壹位工友竟公然對老板說，要救人可以，但必須先給錢。

曾看過這樣的新聞：在貴陽某大學校園內，有人對兩個民工懸賞50元，要求他們到水中打撈掉進水裏價值3000元的手機，等他們冒著刺骨的寒冷跳進水裏尋找手機時，引來了圍觀人群的哄笑，“手機主人”也消失了，原來這是壹場“玩笑”，兩民工在哄笑聲中抽身出水。

－－http://news.southcn.com/china/gdspcn/spmeiri/200309100863.htm

2011年6月3日 “冷血護工”給中國養老敲響了警鐘

壹個“冷血護工”的電視報道引起網友的大量跟帖，介紹的是鄭州市淮河路與西環道李江溝村暢樂園老年公寓裏發生的事。事情的原因是：壹個“冷血護工”鄭煥明淩晨三四點叫醒被護理老人，進行辱罵、虐待，甚至捆綁強迫老人喝尿。（6月1日《揚子晚報》）

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老人長期的生活失能狀態，會嚴重透支子女的看護能力和耐心，更不要說在養老院裏遇到“冷血護工”，其境遇可想而知。像暢樂園老年公寓裏發生的事，或許還只能說是被曝光的個案，更多不為人知的冷血事件也許並未被報道。

中國養老服務問題重重，口碑不好，與這樣壹些不稱職的的護工有很大的關系。

真正增加人們對老年生活的美好預期，必須將養老問題視為人道主義問題，國家通過立法、投入，實現專業化長期照護服務來解決老人的特殊需求。

－－http://www.tmwcn.com/html/jlcmt/201106/t54534.html

2011年10月20日 盤點大陸冷血圍觀事件 悅悅非孤例

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兩車碾壓事件，穿越網絡，舉世嘩然，大陸網友們更是盤點出以前發生在中國各地的令人心寒，泯滅人性冷血圍觀事件，這每壹個觸目驚心的案例，拷問著每壹個中國人的良知。

老人脖子卡在護欄無人扶起死亡

2010年11月，從超市購物出來的壹位顧客首先發現了卡在護欄中的老人。聽到呼救，負責在護欄旁看車的周女士和路過的行人都聚攏過來，紛紛撥打110和120。面對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經想上前攙扶，但是被周圍的人勸阻了。就這樣，老人被卡在護欄裏足有十多分鐘，人們距離老人只有壹步之遙，但是竟無壹人伸出救命的手。

14歲女生被多名男生強奸，同學圍觀加油

14歲的小蘭在住校期間，被同學校的兩名男生拉到男生寢室，在被拉到大寢室門口的時候，小蘭拼命抓住門框。她聽見寢室裏10多個男生壹起喊：“加油！加油。”

冷漠圍觀不過癮電話分享心得

2003年10月7日下午，壹名操東北口音的男子在上海赤手空拳攀爬金茂大廈欲尋死。壹個站在高處的中年男子邊圍觀邊喜笑顡開的望著大廈上欲跳樓的男子打電話和好友分享圍觀心得。

漁民見死不救挾屍要價索高額撈屍費

10月30日上午，湖北荊州寶塔灣煙霧朦朧，6天前，當地兩所高校的3名大學生何東旭、方招、陳及時為救兩名落水少年，在這裏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令人心寒的是，在英雄遺體打撈時，面對同學們的“跪求”，個體打撈者不僅不為所動，而且挾屍要價，壹共收取了3.6萬元的撈屍費!

83歲退休老幹部摔倒路邊在眾人圍觀下猝死

2010年12月，福州六壹北路與湖東路交叉路口附近，壹位8旬老依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圍觀的五六人，沒人出手。就在兩名女子試圖將其攙扶起來時，旁人的壹句“善意提醒”，又讓她們縮回了手。

2010年8月，濟南英雄山人防商場，壹個老人要從6米高的玻璃房下跳下來，民警前來勸說，濟南電視臺的記者就坐在現場笑嘻嘻的吃喝等著報道。

深圳老人小區內跌倒20分鐘無人扶不幸慘死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區益田村，78歲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區跌倒，保安和路人無壹上前攙扶。

司機為保護乘客行李身中五刀乘客冷漠旁觀

2010年12月，在濟南長途汽車總站南區，壹輛由濟南開往菏澤的長途汽車，還有15分鐘就要發車了。這時兩名男子沒買票，卻非要硬闖長途車，還在車上蠻橫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機李國強英勇上前阻止。沒想到在爭執之中，壹名窮兇極惡的歹徒竟拿出水果刀，連捅李國強五刀，李國強應聲倒在了血泊中，眼看著歹徒刀捅司機，車上乘客無壹伸出援手。

壹位七旬老太摔倒在鬧市街頭，引來眾人圍觀，不少人善意地撥打了急救電話，卻無人“敢”靠近老太。直到壹位美麗女子路過，主動去扶老太。但在她施援手的同時，現場也有人“好心”提醒：“別去扶她，當心賴上妳，等120來了再說。”這是2010年9月，在北碚中山路發生的壹幕。

女孩尋短見裸身入河圍觀者爭相拍攝不施救

壹名內蒙古女子自稱被男友騙至福州，壹時失去理智準備跳河尋短見，當她裸體慢慢地走進冰冷的河中，許多在橋上圍觀的群眾不僅不及時施救，反而紛紛拿出手機爭相拍攝，在民警的勸導下，女子終於答應上岸，剛被拉出水面，幾個年輕人又拿出手機，還喊著：快、快拍。

嬰兒被棄鬧市路邊4天無人管被活活凍死

2010年11月，在黑龍江綏化市蘭西縣的街頭，壹個嬰兒被丟棄在街頭。4天的時間居然沒有壹個路人去關心這個可憐的孩子，最終寒冷的冬天帶走這個孩子鮮活的生命。

男子欲跳樓未遂有人下賭註有人催促快跳

2010年2月，張家界壹年輕男子爬上壹大型商場的七層樓頂，欲縱身跳樓自殺。年輕小夥的過激行為引來眾多行人圍觀。圍觀的人形形色色，據現場目擊網友透露，小夥多次變換姿勢，但幾次都沒有往下跳。有些市民開始叨嘮：“要跳就快點跳，我還要買菜搞飯起滴。”“誰要跳樓又站在哪裏不跳，真的惱火。”“不跳就下來，站在哪裏看風景呀１……甚至有人開始下註打賭樓上的人到底會不會跳下來。

2009年8月，福州新店鎮後山村，壹名12歲的少年下到壹個壹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魚塘戲水時溺亡。但從發現溺水少年到120趕到現場的壹段時間裏，鮮有人伸援手，等壹名好心男子將他救上來時，壹切都太遲了。

因壹星期內連續收到4張假鈔，62歲的小販氣急攻心倒在了水果攤上。而令人不恥的是，就在小販猝死倒地後，留下的700多公斤水果被壹些路人在半個小時內連買帶拿壹掃而空。這是2009年10月發生在婁底市金谷市場的壹幕。

女子列車突發精神病脫衣褲引10多人強行拍攝

10月30日下午，在大連開往上海的T131列車上，壹名年輕女子突發精神性疾病，當眾脫下衣褲。正當車上司乘人員忙著安撫病人情緒時，約10多名男性乘客不顧女病人驚恐尖叫，拿著具有拍照、錄像功能的手機圍上前去拍攝，列車長壹氣之下怒斥這些乘客“太猥瑣，太不講道德了。”

桂林街頭汽車撞人國人冷漠外國遊客指揮交通

2009年9月，桂林街頭發生車禍，壹名男子被撞倒。眾多群眾圍觀卻無人伸以援手。壹個外國遊客站出來對傷者提供幫助，並指揮陷入混亂的交通。

兩車先後碾壓2歲女童10余人見死不救

10月13日下午5時30分許，壹出慘劇發生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裏，被壹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後又被壹小型貨櫃車碾過。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幾個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

為什麽中國人不願意救助他人？節目用圖板的形式介紹了發生在南京的壹個事件，救助老太太的男性反遭老太太起訴，還被法院判處賠償4.5萬元。

主持人說：“因為有這樣的前例，所以許多中國人都不願意去救助別人，南京的這壹問題，是否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或者金錢至上？”

－－https://www.ntdtv.com/b5/2011/10/20/a606076.html

2016年4月16日 男子受困火場 民眾竟淡定錄影看他在窗邊活活燒死…

綜合中國媒體報導，廣東消防官方微博從昨晚開始壹連更新5條微博，用詞相當嚴厲地譴責壹段在網絡上瘋傳的“火災拍攝者殘忍42秒”影片，拍攝者錄下14日發生在廣州市花都區壹間住宅火災的影片，其中屋主李男被大火逼到防盜窗上，無助哭喊求救，但拍攝民眾就這樣淡定拍攝了42秒，直到李男就這樣沒了聲音，倒在窗邊死去。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66496

2019年12月8日 太冷漠！ 孕婦候診沒人讓座 丈夫貼心蹲下當人肉座椅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近日壹段丈夫給孕妻當作椅子的影片在網上流傳，影片中可見壹名穿著白色上衣、肚子偏大的孕婦在醫院候診時，因長時間站立等待而不適，壹旁的丈夫發現後，左右張望了壹下，發現周圍的椅子都坐滿了人後，立刻蹲下成為孕妻的“專屬”椅子，讓妻子坐在自己的背上短暫休息，還時不時遞水給她喝，畫面十分令人感動。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002772

2020年9月8日 老人偷豬肉被抓掛牌示眾：不同意賠錢 寧願丟臉

近日，壹張廣東老人偷東西在超市門口被掛牌示眾的圖片，引發了網友的熱議。圖片中，老人坐在超市門口，脖子上掛著壹張牌子，上面寫著"小偷，第三次偷"。

據悉，9月3日下午，老人在超市選好東西後，在付錢時偷偷將排骨裝進事先準備好的袋子裏，只把部分東西拿出來買單。而收銀員當場就將其識破，因為這已經是這位老人第三次作案了。

　　據店家說明，他們的店裏明確貼著警告標語"偷壹賠百"，在老人第壹次，第二次偷竊被發現後，店家並沒有對其做什麽懲罰，而是原諒了她，這已經是老人第三次作案了，隨後店主聯系到了老人的媳婦，希望事情能夠解決。

老人的家屬並不予接受，並態度很不好的讓店家在看到老人後就把她趕出去。對於家屬這種不願處理的態度，店家無奈選擇了報警。警察到場後也只是對老人進行了口頭教育，家屬仍然不接受罰款和賠償。

最終，在家屬、警方以及老人都同意的情況下，店家出此下策，在老人脖子上掛了牌，以此警示在超市偷東西的賊，並且老人僅僅只在超市門口坐了十分鐘。

－－http://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403928.page

2020年9月13日 村支書雇兇撞死舉報者 曾威脅：60萬買妳的命

2016年9月1日下午14時許，許月田被壹輛尾隨多時的無牌白色豐田轎車加速撞倒。他所騎的淺綠色電動自行車緊挨著路中間的護欄翻倒在地，肇事車輛逃離現場。54歲的許月田當場死亡。

許月田是山東聊城市東昌府區鄭坑村村民，經營著壹家童裝店，平時做建築工。駕車撞人者蘇杭在事發27天後在聊城市壹家飯店員工宿舍被捕。

2018年1月5日，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蘇杭死刑。蘇杭提出上訴，在二審期間供述，開車撞死許月田是受時任鄭坑村黨支部書記劉繼法和聊城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支隊職工李鵬指使和安排。2018年7月，劉繼法等人被刑拘。

因家中8畝老宅基地在棚戶區改造中被占用而未得到任何補償，2014年，許月田向有關部門反映，要求依法發放補償款，並質疑村內拆遷補償工作不公開、不透明。

許月田當時便因舉報遭到劉繼法報復。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判決書顯示，因許月田持續上訪反映劉繼法貪汙公款、套取國家資金，2016年8月，劉繼法指使他人伺機報復，最終導致許月田死亡。劉繼法、蘇杭壹審獲死刑，李鵬被判無期徒刑。

劉繼法壹審被判處死刑後，提出上訴。今年9月初，此案由山東高院開庭二審，目前尚未宣判。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13/2266841.html

2020年9月19日 24歲女孩至今是黑戶 父親:給我6萬6,就配合上戶

過去20多年，黃若依壹直飽受沒身份證的困擾：不能坐火車、借朋友身份證找工作、無法單獨租房、微信只能綁定朋友銀行卡、生病沒醫保報銷……

小依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今年已滿24周歲，但至今沒身份證，因為她是壹個沒有戶籍信息的“黑戶”。7年前，她曾找父親黃某給自己上戶口，但父親當時提出讓自己給2萬元。她當時沒錢，當她湊夠錢後，父親卻開口要5萬元，再後來漲到6.6萬元……

小依去過父親老家所在的四川南充市西充縣當地派出所咨詢，得知因為自己沒在當地生活過，需要提供她與父親的親子鑒定報告，才能為其上戶。

小依也想過去法院起訴父親而上戶，但她發現，作為壹個沒戶籍信息的人，自己去起訴父親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法院無法為其立案。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051

2020年9月20日 未成年女兒被父母強迫賣淫，夫妻獲刑七年

蓮兒出生於2003年，親生母親多年前去世，後來父親李某某與孫某某結婚。2019年夏，李某某和孫某某以幫忙打掃衛生為幌子，將未滿16歲的蓮兒騙至萊西市某按摩足療店與其他失足婦女壹起接客賣淫，賣淫的收入由足療店老板江某某和其父母平分。期間因蓮兒不願接客，江某某便對其進行辱罵並告知其父母，李某某和孫某某遂來到足療店采取辱罵、毆打等方式逼迫蓮兒繼續賣淫。2019年11月，該足療店被公安機關查獲，江某某和李某某、孫某某被刑事拘留。

近日，由萊西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江某某、李某某、孫某某等人組織、強迫賣淫案壹審宣判，法院以強迫賣淫罪依法判處李某某和孫某某有期徒刑各7年,並各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組織、強迫賣淫的足療店老板江某某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7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9/20/socialnews-197179.html

2020年9月22日 幼兒園門外再爆血案 疑兇砍5人後飲農藥自殺

當地警方的公告，案發於今日中午，點地為相城區渭塘鎮渭北村村道博士路的渭塘鎮中心幼兒園門外，有5人被斬傷，其中壹名因傷重不治，44歲的蔣姓疑犯，被當場制伏。

有網民表示，疑犯壹度想沖入幼兒園，但幼兒園大門上鎖無法進入。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22/2269672.html

2020年9月23日 廣州番禺小學爆砍人案致7傷 含4學生1幼兒

9月21日，廣州市番禺區警方通報稱，當天早上7時許，番禺區鐘村發生壹起持刀傷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隨後被警方迅速控制，5名傷者已被送往醫院救治。

記者還註意到，廣州番禺區教育局發布通報稱，接番禺區衛健局報告，9月21日7時35分接市民報警稱在鐘村有人持刀砍人致人受傷事件。120指揮中心立即調派區第五人民醫院、區第二人民醫院壹、二線救護車出車，暫時共發現7名傷者，其中5人自送區第五人民醫院，包括4名小學生1名幼兒園學生（3人輕傷，2人重傷），現正在搶救中；1人自送祈福醫院（女，成人，輕度傷）；持刀者送至區第五人民醫院治療，有進壹步情況待報。

－－https://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9/20/2269276.html

2020年9月28 日 湖北兩高三女生被同學殺害:因班級衛生多次沖突

據湖北仙桃市公安局通報，9月28日上午7時許，仙桃壹高中兩名學生在教室被同班同學捅傷，後經120現場確認，兩名受傷學生已無生命體征，犯罪嫌疑人陳某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進壹步調查中。

悲劇發生後，紅星新聞記者多次致電仙桃市漢江中學，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仙桃市網信辦壹位工作人員告訴紅星新聞，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具體細節披露需要等待警方進壹步的調查結果。

壹名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犯罪嫌疑人陳某是該班的勞動委員，兩名死去的女生中有壹人是班幹部，雙方此前曾因班級衛生問題發生過多次爭執，“因學校創衛活動，陳某身為勞動委員在班裏抓得比較嚴，但兩個女生不是很配合他工作，經常把瓜子殼掉在地上。”

該知情人士說，因兩個女生的多次不配合，陳某上周曾在班級微信群裏說“周壹結總賬”。“陳某是單親家庭的孩子，性格偏激，目前警方還不清楚他的兇器怎麽來的。”該知情人士表示。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832

2017年9月25日 中國足壇怪現象 賽前請道士作法

中國足壇有不少“奇葩”怪現象，屢成輿論焦點！目前在中超聯賽榜中下遊徘徊的河南建業隊，被揭發在主場比賽前，請道士“開壇作法”，結果真的旗開得勝，擊敗山東魯能。這次比賽是於星期日在河南隊主場舉行，在比賽前兩天，15名道士出現在建業主場，他們手持法器作法，為建業的勝利而“驅邪祈福”。

－－https://zh-cn.facebook.com/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posts/1504655672926340

2018年5月8日 江西為推進改革 請來“陰間省長”風水先生

據“政知見”5月8日援引中國江西網報道，江西大余縣“重點組織全縣‘風水先生’召開殯葬政策法規宣傳培訓會，引導其成為殯葬改革政策的宣傳者、執行者。”記者註意到，組織風水先生開培訓會，背後是高層的改革部署——殯葬改革。

　　號召風水先生參與殯葬改革，並非首次。

早在2016年11月17日，大余縣政府就曾發布《關於在全縣大力推進殯葬改革的通告》，之後，引導風水先生參與改革的措施不斷，比如：

　　召集各鄉鎮轄區內土工、八腳、吹手、風水先生、道士等殯葬從業人員召開座談會，宣傳殯葬管理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組織黨員幹部、風水先生簽定文明行動承諾書，風水先生帶頭守法紀；把風水先生變成鄉風文明理事會成員；將以前從事封建迷信活動的“風水師”，由以前的陳規陋習的慫恿者轉變為現在亂埋亂葬整治工作的宣傳者、倡導者，發揮他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由風水先生蹲點現場“現身說法”，讓群眾放下卸下心理包袱等。

贛州市委政研室官網發表的《大余縣強力推進殯葬改革》壹文中透露，“國家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副司長範余來大余考察時，認為大余殯葬改革的做法，給全國破了題，應該作為典型在全國推廣。”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298117

2018年5月24日 離婚也得考試?大陸“離婚考卷”引網友熱議

據臺灣中時電子報5月24日報道，“60分以上初步表明有挽回余地，60分以下可以初步認定婚姻關系快要破碎。”東海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處主任劉春玲5月22日表示，“我們只是嘗試把這壹做法引進辦理結婚和離婚登記之中，想看看效果如何，沒有博人眼球之談。”5月19日，《婚姻家庭考試卷》首份試卷的答題人為育有壹雙兒女的80後夫妻，女方得了滿分，男方則是0分。民政部門認為，女方對男方及家庭仍有深厚感情，請男方深思。

報道稱，被稱為“離婚考卷”的《婚姻家庭考試卷》總分為100分，分為填空、簡述、綜述，內容涉及家庭成員生日，夫妻間的矛盾分歧、最幸福的回憶等，答題者還需提出自己對婚姻與家庭的看法，並簡述離婚理由及今後打算。“在戀愛時對方說的哪句話或做的哪些事讓人感動”、“發生矛盾時誰先打破僵局，通過什麽方式？”等均成為考題。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00658

2015年2月11日 中國“外逃”資金流向何方？

花旗銀行則估計，2014年第四季度中國流出的資金有2500億-2700億美元，平均每月達到1000億美元左右。

另據研究人員估算，2009年至2013年，資金“外逃”每年平均為6000億-7000億美元。在2014年，中國資金“外逃”的規模更是達到了8000億-9000億美元的規模。因此，根據當前人民幣貶值的情況，2015年中國資金“外逃”估計會達到10000億美元，占整個GDP的比重可能達到10%。也就是說，如果2015年中國的GDP增長7.3%，“外逃”的資金過多將超出當前GDP的增長。這就意味著，留在國內的財富或資產在萎縮。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1/c_1114326994.htm

2019年 10月16日 中國隱形資金大出逃 據指1312億美元被搬到海外

根據商業周刊報道，中國資金外逃趨勢已無法扭轉。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IIF)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未列入官方記錄的“隱形資金”外流，總額高達1312億美元，創同時期歷史新高。

IIF發現，中國上波隱形資金外流高點落在2015年、2016年，兩個年度的上半年外流金額平均落在800億美元，今年同期數字是當時的1.6倍，刷新紀錄。

壹個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正式資金外流渠道被堵，明路不通走暗路。IIF中國研究所所長馬青分析，同期官方有紀錄的資金流出為740億美元，竟創下10年最低。“中國居民的資金，持續透過無紀錄交易流出中國”。如果只看官方數字，資金外流的真正規模顯然被低估。

－－https://www.rfi.fr/cn/中國/20191016-中國隱形資金大出逃-據指1312億美元被搬到海外

2019年8月11 日 最新中國國情報告2019-08-11 

中國人口13.4億，60歲以上1.78億占13.26％，其中壹半無子女空巢，最大問題是心靈孤獨。中國3億人失業，2億人口流動，單身1.8億，5800萬農村留守兒童生存狀況堪憂，97%公民不具科學素養。

中國人年收入全球排名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艱難，65%以上家庭老養小，74%的80後照顧父母力不從心，94.5%的人認為食品沒有安全感。99.6%的人認為純友誼越來越少，75.5%認為鮮有君子之交。

中國40%女性有出軌的婚外性行為，36至40歲是女性婚外情高峰期，民政統計數據顯示每天五千家庭解體。

中國人均耕地，在全球人口上2千萬的52個國家中，排名35位，但人均農用地和人均耕地並不決定壹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壹、關於犯罪率

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數據統計，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

二、關於房價與家庭收入的比例

合理的房價與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銀行的標準是5∶1，聯合國制定的標準是3∶1，現實中，美國是3∶1，日本是4∶1，發達國家最高的是悉尼8.5∶1，紐約7.9∶1，倫敦6.9∶1，首爾7.7∶1，東京7.9∶1，新加坡5∶1，中國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甚至達40∶1。

三、關於收入差距

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四、關於貧困人口

中國政府壹向將消滅了多少貧困人口列為政績，稱中國貧困人口只有4300萬人。可是要分攤聯合國經費時，中國卻說∶如果按照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低於1.25美元的標準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超過2.5億，高居世界第二位。

五、關於人均收入

195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韓國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經過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長，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韓國的7％。

六、關於官員人數和人民人數的比例

中國歷代民官的比例∶西漢7945∶1；東漢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現代67∶1。（註意：清代以前，國家控制的官員，只到縣壹級，鄉鎮政權，基本上屬於地方自治性質。）

七、關於行政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

用於行政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25.6%，印度：6.3%，美國：3.4%，日本：2.8%；中國用於行政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印度的4.1倍，是美國的7.5倍，是日本的9.1倍。

八、關於醫療、教育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

用於教育醫療的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3.8%，印度19.7%，美國21.5%，日本23.3%。

九、關於政府增長和百姓收入的比例

中國政府收入增長了985倍，而百姓收入只增長了19倍。

十、關於裸官人數

知道現在中國有多少“裸官”嗎？118萬。這是壹個什麽概念？也就是平均每個省（直轄市）有3萬多名“裸官”，如按全國2000多個市縣算，每個市縣也有50多人。

十壹、關於中美兩國2004年財政比較

關於中美兩國財政公共服務程度比較的資料。以2004年兩國財政支出為例，中國用於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為37.6%，美國為12.5%；中國用於經濟建設支出的比例為11.6%，美國為5.0%；中國用於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為25%，美國為75%；用於其他支出的，中國和美國分別為25.8%和7.5%。

十二、關於中國非正常死亡的狀況

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單項統計∶

1.每年因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

3.每年醫療事故死亡20萬人（估算）

7.中國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約10萬。

8.全國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

9.中國目前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

11.中國火災年平均損失近200億元，並有2300多民眾傷亡

12.全國每年1.6萬中小學生、3000大學生非正常死亡

13.各類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萬人

18.中國每年過勞死人數達60萬

19.中國每年因大氣汙染死亡38.5萬！

十三、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數

據官方統計，2006年中國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兩倍。同樣，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數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十四、關於政府費用的比較

各國政府費用比較∶德國∶財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羅斯是7.6%，而我們中國是30%！這還只算公務員部份。

十五、關於中國稅收

今年的稅收將突破60000億，相當於13億國民每人要給政府納稅4615元，平均以每戶4人計算，相當於每家要給政府納稅∶18461元。

“年稅收將突破60000億”，這篇文章可能是2008年或2009年統計的數字，因為2008年的財政收入是60000億以上，2009年的財政收入是65720億，2011年的財政收入是103740億元，相當於13億國民每人要給政府納稅7980元，平均以每戶4人計算，相當於每家要給政府納稅∶31920元。這麽高的納稅額可能在世界上首屈壹指的了。

十六、關於物價

物價，97號汽油是美國的1.3倍，電影票是美國的兩倍，阿瑪尼西裝是美國的3倍，寶馬Z4中國9萬美元，美國是3萬，Levi’s牛仔褲價格是美國的7倍。房價，早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若幹倍了。以2010年為例，美國人均收入36300美元，中國4700美元，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人均收入的7.72倍，中國的許多商品價格卻向美國看齊，甚至超過美國，真乃咄咄怪事

十七、關於勞動力工資增加速度

1997-2008年間，勞動力工資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財富性收入，比如國企利潤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轉讓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過33.6%。

十八、關於環境汙染的後果

空氣、水、食品、藥品汙染的結果就是癌癥村的出現，癌癥的發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國每年約有20萬--30萬肉眼可見的先天殘疾兒出生，加上出生後數月和數年才顯現出來的缺陷，先天殘疾兒童總數高達80萬--120萬，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估計，空氣汙染每年在中國致死的人數為65萬以上。世界銀行同年估計汙染在中國每年致死75萬。

十九、關於國有企業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報告展示統計稱∶與民企相比，國營企業在2001到2008年間的七年經營，不僅沒有獲得壹分錢的經營利潤和其他利潤，並且這七年少繳付2.85萬億元的利息，3.09萬億元地租，5000多億元資源租金，1198億元虧損補貼（這些應該是不消耗任何成本的），其中有1.56萬億元被吞噬掉了！這1.56萬億元被吞噬到哪裏去了？那些國營企業多是大型資源、金融壟斷企業，不受競爭的幹擾，應該起碼有經營利潤的，應該有幾萬億利潤的，那幾萬億利潤又哪裏去了？所長盛洪說∶“國有企業已被內部人控制了”壹點不假。

二十、關於中國失蹤兒童

保守評估，中國每年的失蹤兒童總數在20萬左右，而能夠被找回來的只占0.1%。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5587178

2020年8月30日 奇葩！中科大最神博士論文 20萬字研究"情侶送禮"

壹篇研究“情侶送禮”的博士畢業論文最近引發爭議，論文作者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18屆工商管理專業博士畢業生叢日飛。

　　這篇論文的標題是《情侶關系中禮物形象壹致性的前因及其對禮物收送體驗的影響研究》，總計121頁。　

　　作者叢日飛稱，論文彌補了該領域研究中的三個空白點：壹是發現送禮人和收禮人的依賴程度能夠反映相應的關系權力，二是探究了“禮物形象壹致性”對感激度的影響，三，該文是“唯壹壹篇研究送禮人形象沖突給親密關系帶來負面影響”的論文。

這篇博士論文最近在社交網站引發了討論。壹些網友認為論文無用，不理解壹位博士為何要用如此長的篇幅研究這個課題。有網友表示，論文說的是最簡單的道理，卻在制造學術話語障礙。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8/30/706647.html

2020年9月19 日 地下代孕市場:90萬包生男孩,按嬰兒體重收錢!

“65萬包成功，90萬包生兒子。”“如發現胎兒發育畸形會讓代孕媽媽打掉，客戶只管‘收貨’”——這是上海多家商業代孕公司明碼標價給出的承諾。在需求和利益的促使下，近年來，國內地下代孕市場“野蠻生長”。9月，南都記者暗訪調查上海多家商業代孕公司發現，以代孕中介機構作為連接點，上下串聯起的客戶、代孕媽媽、提供代孕技術操作的醫生，以及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等多方，合謀撐起了壹條龐大的地下代孕灰色產業鏈。

地下代孕的中介機構除了對接有尋子需求的客戶，還連接著該產業鏈上的另壹環——願意出賣子宮的代孕媽媽。南都記者通過網絡搜到多則代孕媽媽招聘廣告，發現多家代孕中介機構都以“高薪”、“高級住所”吸引“代媽”（即“代孕媽媽”）應聘，但對其中存在的風險只字未提。9月15日，南都記者搜到的壹則代孕媽媽招聘廣告顯示，壹家名為“上海第壹托管公司”招聘“20至28歲已生過壹胎的婦女”，當南都記者以“27歲生過壹胎的農村婦女想應聘代孕媽媽”為由進行咨詢，很快就獲得了該機構的回應。

壹則代孕媽媽招聘啟事顯示，如中途流產最高賠償8萬。南都記者從該機構了解到，他們對“代媽”孕期和生產各階段的情況均明碼標價，“代媽”只有順利生下孩子後才能收到全款。若代孕單胎成功，共可獲得23萬元“獎金”：包括2萬元工資，7000元“補貼”，測到胎心時再發3000元“獎勵”，直至順產後收到20萬元“余款”。該負責人也指出，如果懷上雙胞胎，可有3萬元“補貼”；如果是首次剖腹產，另外可獲得2萬“補貼”。然而，代孕過程如豪賭，若孕期和生產過程出現任何意外，“代媽”的收益則會大大“縮水”。上述負責人坦言，若受精卵成功移植後不見胎心，只會補償“代媽”1萬元；如果見胎心後2-3個月出現胎停需清宮，也只賠償2萬元，而實際孕期達到5-7個月後胎兒出現問題需要引產，也只會補償5-8萬元。此外，在代孕過程中“代媽”出現意外死亡的極端情況，則可獲得80萬元賠償。另壹家網上招聘“代媽”的“上海世紀助孕公司”也給出了類似標準。該公司負責人陳某還向南都記者強調，該公司與“代媽”之間不會簽署任何合同，“壹切建立在口頭承諾之上”。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千秋認為，地下代孕市場的發展，壹方面會帶來棘手的“卵母”“生母”不壹的倫理困境，另壹方面也會引發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嬰兒的撫養問題、因非法代孕引發的法律糾紛，甚至是買賣婦女兒童等犯罪問題。“就目前而言，我認為在我國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163

2020年9月21日 需求大 亂象多 揭秘中國地下代孕

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媽媽、實施代孕操作的醫生、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組成的代孕產業鏈，近來在中國蓬勃發展。中介機構競相打出"包成功"保證背後形成的亂象，正挑戰著傳統生育秩序和世俗倫理。

報導引述代孕公司"優孕行"廣州分公司總經理蔡德亮表示，公司提供了"包成功"的套餐，費用為70.8萬元（人民幣，以下同），保證三年內抱到壹個嬰兒。費用隨著協議簽訂當天、挑選卵妹、開啟促排卵周期、開啟代孕媽媽選擇環節、HCG驗孕成功、驗孕確認胎心、代孕媽媽懷孕4個月、新生兒出生當天等不同階段分期支付。

2008年創立的廣東"子嗣傳承國際助孕中心"，宣稱已為8000多戶家庭服務，成功誕下超1萬名健康嬰兒。負責人薛尉表示，公司也有"可包性別，可包成功"的套餐，價格分別為58萬元和88萬元，均承諾客戶2年內可抱到壹名健康男嬰；不同的是，前者不包成功。

多家代孕公司表示，新冠病毒疫情襲來後，原先壹些指望在海外做代孕的潛在客戶和代孕公司紛紛轉向國內，使得國內公司從4月起業務訂單就增幅明顯。以"子嗣傳承"公司為例，工作人員稱，近來4個月的訂單超400例，占去年全年的近70%。

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有業者開始開發新客戶群，例如專門從事同性戀群體代孕的中介公司，讓不能生，卻又想要孩子的同性戀者，也能通過代孕實現抱孩子的願望。

今年4月底，壹家在廣州專門為同性戀群體做代孕的"彩虹寶貝"公司被舉報"掛羊頭賣狗肉"，被罰30萬元後，換個地方重操舊業。自稱為該公司主要負責人的陳浩介紹，2015年成立至今，他們已為400多例客戶"借腹生子"，其中90%是男同性戀，3%至5%為女同性戀，套餐總價75萬元，從胚胎轉移到代媽體內當天開始計算，兩年內可以交付健康的嬰兒。

通過代孕生的孩子如何上戶口？

壹種是代孕媽媽即將分娩前，代孕公司先安排客戶和另壹名女子假結婚，代孕媽媽以與客戶假結婚的女子信息前往醫院分娩、登記。代孕業者與醫院打點關系後，院方會以假結婚女子的信息出具"出生醫學證明"。上戶後，客戶再與女子離婚。若由代孕公司幫忙找假結婚對象，約需支付1萬元的"補償金"。

而更為直接的是，用假身分證登記產婦信息，獲取"出生醫學證明"。薛尉稱，在打點關系上，公立醫院操作起來有風險，代孕公司大多都會選擇與私立醫院合作。"優孕行"蔡德亮則稱，打點關系後醫師會"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此外，代孕公司也會根據嬰兒上戶的特殊情況"鉆空子"。幾家代孕公司負責人介紹，作為嬰兒父親的客戶，與孩子做司法親子鑒定後，再到戶籍所在地謊稱"沒結婚，但孩子母親跑了"，可實現隨父壹方上戶。這種情況在男同性戀客戶中頗受歡迎。

"隱瞞嬰兒患疾"也是代孕市場中存在的亂象。有代孕公司中介人員稱，壹些代孕公司在嬰兒孕育過程中發現存在健康問題，為避免損失，會向客戶隱瞞病情，客戶通常在得到孩子幾周或者幾個月後才會發現，但此時代孕公司不會認帳。而雙方簽訂的合同或協議，也會因違反現行立法規定以及公序良俗，被認定為無效， 客戶只能吃"啞巴虧"。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9/21/2269484.html

2020年9月19日 抓小三,她是全中國最專業的 俗稱“二奶殺手”

2002年，“包二奶”壹詞被收錄進《新華新詞語詞典》，它強調壹種金錢上的供養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二奶”這些年漸漸被“小三”所取代，不變的是人們對婚姻關系忠誠度的追求。

1995年年底，從南京回到西安的張玉芬首次從兒子口中得知丈夫胡峰出軌的端倪，“爸爸帶了壹個小紅阿姨回家，晚上可晚了那阿姨還在咱家，等我早上起來就不見了。”

起初，張玉芬和大部分女人壹樣，想過挽回婚姻，甚至“原諒”出軌的丈夫胡峰。她去他單位裏堵過壹次人，本想拉去飯店好好聊聊，結果菜剛端上來，胡峰就以下樓洗手之名溜了。

這個普普通通的西安女人在短暫的崩潰後展開了壹場長達十年的“復仇”。

“他搬壹次家，我就挖他壹次窩點，10年裏用壞了3部照相機、2架望遠鏡和4臺錄音機，終於拍到他倆壹絲不掛同床共枕的畫面。”

1998年，張玉芬將丈夫胡峰告上了法庭，罪名是重婚。雖然拿到了證據，抓到了現行，但當她把這些證據拿去法院的時候，則被告知“證據來源不合法”。

因為長期奔走在捉奸第壹線，她結識了不少有著相似經歷的中年女性，“大家都同病相憐。我氣不過，就開始用我捉奸的經驗幫助其他人維權。”

張玉芬的離婚官司打了9年，才有了壹個相對不錯的結果，而此時距離丈夫出軌，已經過去12年了。

2003年，她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鳳凰女子偵探社，專抓破壞家庭的第三者。

但她除了調查取證之外的另壹樁服務，卻飽受爭議。

幫助客戶毆打小三，把她們扒光，現場錄音並拍照，她說，“有氣就要發泄出來，不能忍。”

在外媒的采訪中，她有壹句名言，“情婦應該受到毆打。妳必須先脫掉她的褲子，以免她逃跑。”

她較為出名的壹樁案子，是幫助壹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養了17位情婦。“我告訴她該去的地方，她去了，然後她把他們壹起按在床上。”

火鳳凰女子偵探社成立至今，張玉芬表示已幫助20萬人提供捉奸服務。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0085

2020年9月24日 女生被性侵因漂亮輕浮?中國美術學院:考慮不足

9月24日，有網友爆料稱中國美術學院2020《新生安全知識手冊》中寫到，“性侵害產生的因素歸結為女生自身的內在因素，包括註重打扮，壹味追求物質享受；長相漂亮，處事輕浮；膽小懦弱，無力自衛；懷有隱私，讓人抓住把柄；少與外界交往，孤立無援；意誌薄弱，難拒誘惑；自我防範意識差。”

保衛處相關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上述手冊系今年暑假制定，只對內發布而不對外發布。其內容系勸阻性內容，是在處理相關案子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並不是歧視女性，是善意的提醒。例如第二點“長相漂亮，處事輕浮”，不是說長相漂亮有問題，而是要看後面壹句話“處事輕浮”，也就是處事不能太輕浮，容易讓別人鉆空子。

“不是壹旦碰到這個事情（性侵害），壹定就是這些因素，只是這些因素比較普遍。”上述相關負責人說道。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41089

中共成員概論

本卷集中共黨第壹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壹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絡。人們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盡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麽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鬥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註

2003年7月29日 容忍與不容忍——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幾件事

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個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界三顆光輝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念，陳獨秀、魯迅二人比較接近，兩人都反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反對他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

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間壹度因主義不同而激烈對立，但兩人卻保持了終身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後也由胡適為之作序，並交付出版。而魯迅則不同。陳獨秀被中共開除以後，深受共產國際影響的左派團體，視之為仇敵。1930年後逐步成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也對陳獨秀視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還壹度令得陳獨秀深受傷害。

壹、

胡適研究專家耿雲誌先生，寫了壹篇《中國現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壹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壹個胸懷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耿雲誌《胡適新論》。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象忠厚長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二、

1927年以後，陳獨秀倒黴了，被共產黨開除，被國民黨通緝，後來又於1932年10月被捕。胡適對於陳獨秀的被捕，向來盡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壹回，他協同壹批自由派朋友們，盡全力營救，最後也只能做到使陳獨秀免於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這壹年的10月底，胡適發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贊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勞和他壹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他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就被逮捕過，而當時的報紙，也同現在的報紙壹樣，說陳是反動的。胡適問，“這是反動，那麽現在的革命不是反動？”

恰巧就在陳獨秀被捕後不久，魯迅參加了宋慶齡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釋放壹切政治犯相號召。在此情形下，民權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諸人曾經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魯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雖然打著“釋放壹切政治犯”旗號，並且非常熱心地參與營救蘇聯特工牛蘭夫婦和其他共產黨人，然而卻對陳的被捕，不置壹詞。

陳獨秀被捕約壹個月後，當胡適在北大發表演說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中國文學和中國革命貢獻的時候，魯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後門西皇城根七十九號參加了壹個左翼人士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並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與會者回憶，發言中魯迅也拿陳獨秀做靶子展開批判，輕蔑地稱陳為“陳獨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歡泥腿子的”，絲毫沒有顧及到陳獨秀壹向主張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政治立場。

但是魯迅早年畢竟與陳獨秀交情不淺。他在陳獨秀被捕五個月之後，寫了壹篇《我怎麽作起小說來》，文中特意插進這樣壹句話：

“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壹個。”

三、

魯迅再與陳獨秀發生瓜葛，是在1936年。當時魯迅與周揚等人就“國防文學”口號發生爭執，壹個名叫陳其昌的，覺得魯迅的立場與他們托派很接近，就給魯迅寫了壹封私信，同時寄去他們辦的壹些刊物，希望得到魯迅的批評指教。

此舉招來了魯迅壹篇大大有名的文章，這就是標明由魯迅口授由ＯＶ筆錄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陳其昌們“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這封信，連同陳其昌的私信，都在《現實文學》第壹期上公開發表，陳其昌壹下子被驚呆了。他和他的朋友們，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

魯迅此文，最令這些愛國誌士飽受傷害的，莫過於影射他們拿日本人錢辦刊物。當時，陳其昌立即給魯迅寫了另壹封信，為自己辨誣：“妳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妳的答復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表在壹個雜誌上。••••••這裏，我在熱烈的企待著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來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淪戰，妳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蔑。”

魯迅的態度，跟二十年後毛澤東先生面對梁漱溟先生時很相象，始終沒有表現出半點陳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陳其昌的辯誣信，被魯迅鎖進箱底。但魯迅文章中關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錢的影射，卻不脛而走，如同壹顆重磅炸彈，引爆了壹場誣陷陳獨秀和托派為漢奸的運動。

壹些人認為，這封信連同另壹篇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乃是筆名為OV的中共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事實上，馮雪峰是魯迅最信任的朋友之壹，兩人的政治立場是相當壹致的。

五、

1937年，誣陷托陳為漢奸的運動進入高潮。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魯迅先生在這場運動中的作用，稱他為中國“第壹等聖人”。

然而獄中的陳獨秀，得知魯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余，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戰爆發後，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籲，終於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然而中共報章卻聲稱陳獨秀是漢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計反對國民政府釋放他出獄；繼而又強烈要求國民政府，采取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漢奸罪名槍斃陳獨秀！從此以後，扣在陳獨秀頭上的這個莫須有的漢奸罪名，竟然被他親手創建的政黨打成鐵案，壹背就是半個世紀！

不過陳獨秀畢竟是大度之人。他對魯迅的埋怨，僅僅是壹時激憤之詞。魯迅逝世後，陳獨秀、胡適對他的評價都挺高。

幾乎與毛澤東那篇《論魯迅》同時，陳獨秀也寫下壹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對魯迅作了中肯的評說：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抗戰中，陳獨秀幾經碾轉，最後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淒涼清苦。

1942年5月27日，壹代偉人病逝於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人士，包括許多曾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連同他的死敵蔣介石在內，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壹生表示了敬意。唯壹的例外，就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視陳為異己，表現得異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適在去國離鄉路上，孤獨地坐在太平洋上壹艘客輪裏，埋頭閱讀整理著陳獨秀的遺稿。陳獨秀，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位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經過痛苦的迷惘與探索，終於認定蘇聯式集權政治必然走向專制，重新追回並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寬容的價值：“科學，近代民主制，射穢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壹同推翻，把獨裁制擡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壹個采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裏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 受盡磨難之後，陳獨秀已經決定不再隸屬任何壹個黨派，他說，“我只註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我要為中國人民說話”。

胡適再壹次感受到了與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壹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 關於寬容：陳獨秀與胡適、毛澤東的故事

壹、從胡適的壹句話說起

魯迅臨死前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我壹個也不寬恕。胡適晚年也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這句話並不是胡適的原創，是康乃爾大學歷史學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與胡適談話時所說。晚年的胡適經常想起這句話。他寫過壹篇《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他寫道：“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壹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在胡適與陳獨秀通信中，二人可謂壹拍即合。但是，雖然相互贊賞、相互傾慕的成分居多，卻也未能“保持高度壹致”。他們最初的分歧即產生於對“容忍”與自由的不同態度上。

四十多年後，胡適仍忘不了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話。他說：“這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二、陳胡二人的分歧與友誼

陳獨秀與胡適都屬兔，陳比胡年長壹輪。胡適是比較單純的文化人，陳獨秀卻既是頗有心得的文字學家，又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留學日本時強剪別人辮子被驅逐出境，在國內組織過激進社團、辦過革命小報、還參加過暗殺團，辛亥革命後當過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後是安徽省頭號通緝犯。這是兩個性格、經歷、興趣、誌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壹起純屬偶然，能成為終生朋友，則是壹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因嫖妓醜聞被北大校長蔡元培以文理科合並的名義免去文科學長之職。幾個月前還曾譴責十月革命“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的陳獨秀，忽而轉為贊美俄國、信仰馬列。這壹變化也有李大釗那篇空洞無物的《Bolshevism的勝利》的影響在內。五四壹過，陳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漸行漸遠，終至“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他們的友誼卻歷久彌堅，終生維持。

關於“容忍”的話題，在1925年的陳獨秀與胡適之間又發生了更大的分歧。那壹年底，發生了國共兩黨領導群眾遊行燒毀《晨報》的事件。胡適非常憤怒，當面斥責陳獨秀不能容忍異己。

1932年，被共產黨拋棄和唾罵、遭國民黨通緝和追殺的陳獨秀在上海東躲西藏期間終於落網，並押送南京，內定由軍法處判處死刑。與陳前兩次被捕時壹樣，“我的朋友胡適之”立即出頭營救，四處聯絡、八方求助，向這位虎落平陽的主義之敵、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寶貴的援手。

抗戰爆發之後，還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托請汪精衛、轉達蔣介石，將“叛國”犯陳獨秀提前開釋。

三、共產黨、毛澤東容不下陳獨秀

在陳獨秀流浪、入獄、受難的全過程中，那個由他親手創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那位曾視他為神明、寫過“陳君萬歲！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的五四憤青——毛澤東，又說了些、做了些什麽呢？讓我們也來看看共產主義者毛潤之與自由主義者胡適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區別”。

對毛影響至深且巨者，是陳獨秀和胡適。此二人不僅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毛人生道路與終生事業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結識陳獨秀與胡適，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點所在：毛回湖南辦“自修大學”是胡適的主意（“章程”原稿即為胡所撰），拒絕出洋是受胡《非留學篇》的影響且當面咨詢了胡適的意見，“驅張運動”則受到陳獨秀的熱情鼓勵，而成為共產黨的創黨成員，更直接得自於陳獨秀的慫恿和推動。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說過：“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中，成為我壹生轉變的原因。”

1937年，59歲的陳獨秀出獄。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為他的生計和前程出謀，蔣介石也有意把他養起來，做個掛名的參議員、勞動部長或讓他再組織另壹個共產黨，均被陳堅拒。

此時，正在延安寫作煌煌大著《矛盾論》的毛澤東寫道：“我們……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

陳獨秀想去延安，讓羅漢托林伯渠轉達毛澤東。毛提出“三項條件”：公開承認托派錯誤，公開擁護黨中央政策，以行動表示誠意，而且要有書面檢討。落草的鳳凰不如雞。對斯大林也沒有馴服過的陳獨秀又豈能被逼馴服於毛澤東？

在中共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毛澤東說：“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屎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麽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

在回答友人對毛陳關系的問詢時，陳獨秀說：“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壹個農運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這是陳對毛的真實看法。

1942年，貧病交加的陳獨秀逝世。他的學生何之瑜編了《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壹書，回國後的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並為之寫序。胡適說：晚年陳獨秀的文章“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獻”。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

2019年3月20日 晃唐：陳獨秀：歷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蟄居武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他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回到上海，隱姓埋名，在熙華德路壹座貧民窟石庫門房子的前樓居住下來，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

虎落平陽，分外淒涼。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自己受到了黨內批判，同時還遭到國民黨的通緝捉拿，無奈地東躲西藏。張寶明和劉雲飛在《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壹書中記載說： “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發也梳得油光閃亮。頦下的胡須也刮得精光。”

經鄰居許大姐出面作媒，這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老夫少妻終於在1930年正式結婚了，後來還領養了壹個女兒，隨潘蘭珍姓，叫潘鳳仙。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壹次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經庭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報紙登出後，潘蘭珍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潘蘭珍當即辭去了工作，把女兒送往南通娘家，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壹間民房，靠做點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陳獨秀的牢獄生活。1937年8月，陳獨秀坐了5年監獄提前釋放，潘蘭珍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各界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同時，“老家”這邊也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

後人評價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壹共識吧。

1933 年4月14日， 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裏都站滿了人。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雲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壹片驚嘆：“革命家！”陳獨秀慷慨答問，“態度安閑，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哄堂”。其《辯護狀》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均選為法學系教材。

陳獨秀將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裏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他甚至與給自己送飯的老婆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卻沒有犯法。”成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後人譽為真性情男人。

在監獄中，陳獨秀寫下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親自為這個在押犯人寫序。

《獨秀文存》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壹。

八壹三淞滬戰役後，日本戰機轟炸南京，老虎橋監獄被炸。陳獨秀幸臥桌下，沒有受傷。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陳中凡（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商請胡適等聯名保釋他。政府當局表示，本人寫悔過書，立即可辦。陳獨秀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

1937 年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胡適、張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為其接風洗塵。席上，周佛海請陳獨秀到國防參議會掛個名，陳獨秀的北大學生、時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也稟承蔣介石的旨意，動員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胡適讓他去美國寫自傳的邀請，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

同時也拒絕去延安。

幾經輾轉，陳獨秀帶著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墻村隱居，生活清貧淒苦、窮困潦倒。期間葉青送的200元、朱家驊贈送的5000元、蔣介石等從銀行匯的錢他都壹壹拒絕，說“無功不受祿。”

晚年的陳獨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壹字不能動”，把預支的8000稿費也退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貧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絕少見於報端，機關報更是毫無登載。有報紙評論道：“如此壹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hx.cnd.org/2019/03/20/晃唐 陳獨秀歷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2013年4月12日 還原“四壹二事件”

“四壹二事件”的背景

1925年底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壹個右翼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他們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反對與蘇俄聯合。

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對蘇聯幹涉和中共擴張的直接反制，國共之間的決裂已經不可逆轉。

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中共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下壹次又壹次的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打回廣東去，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和統壹全中國。

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壹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再者，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壹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壹個上海政權的存在。

當“北伐”於19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壹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中共元老利瓦伊漢都承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榖、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中共的這壹暴行，引起了國民黨軍官的不滿。

同時張作霖突襲了北京的蘇聯使館，抓捕了躲在內的李大釗等人。在前方愛國將領的呼籲下，張作霖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悉數執行死刑，就此點燃了“四壹二事件”的導火線。

“四壹二事件”的過程

《國聞周報》第4卷第13期中記載“下午（4月12日）壹時，閘北工人二千余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余……”此事件標誌著清黨的開始。

“四壹二事件”的意義

1928年夏，“北伐”成功，國家統壹，南京政府得到國際承認。戰事平息，國家結束軍政進入訓政，此期間由國民黨行使國家統治權。從1928到1949二十年間，國民黨兩次依法結束壹黨獨裁，讓國家進入憲政。第壹次是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入憲政，但是由於第二年的抗日戰爭爆發而擱置；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民黨政府即著手準備實施憲政，與最大的反對黨共產黨談判，展開政治協商，組織憲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憲國民大會召開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國走入憲政時代，可惜因為共產黨的堅決抵制而斷送。

－－https://www.ntdtv.com/b5/2013/04/12/a875671.html

2017年9月23日 中東路事件與武裝保衛蘇聯——教科書上沒寫的歷史

1937年的《申報》上有這樣壹段話：“中國就是有這麽壹群人，為了幾個盧布，不惜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報紙上瘋狂叫賣自己的漢奸言論，武裝保衛蘇聯，支持外蒙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在動物世界裏找這樣的動物幾乎不可能。”這段話不壹定是林語堂說的，也可能是當時報紙的時事評論。但是其中提到“武裝保衛蘇聯”“支持外蒙獨立”確實兩段奇葩的歷史。中共黨創始人陳獨秀還因為反對此口號被開除黨籍，徹底被掃地出門。

壹、中東路事件

所謂“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又稱東省鐵路，由沙俄政府修建，橫貫整個東北的鐵路幹線。1904年日俄戰爭沙俄戰敗，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壹段轉讓給日本。

1921年，蘇俄出兵侵占中國的唐努烏梁海，強占17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但北洋政府利用俄國內亂這壹有利時機，收回了中東鐵路沿線的駐軍、司法、行政等部分權利。

1922年8月，張作霖控制下的東北地方政府和蘇俄就中東路問題開始談判。並於1924年先後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和《奉俄協定》。從1925年起，俄方獨吞鐵路盈利，導致張作霖極其不滿，拒不交鐵路使用的相關費用，雙方關系迅速惡化。張作霖甚至拘捕了俄方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事實上控制了中東鐵路。

1928年7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東北當局開始驅逐蘇俄駐紮人員，強行收回中東鐵路各項權利。

1929年5月，張學良陸續關閉蘇俄駐東北各地的領事館，逮捕總領事。在裝備和人員素質上都占據絕對優勢的蘇俄軍隊1929年9月開始全線進攻，所向披靡。實力在當時的中國首屈壹指的東北軍則節節敗退。俄軍兵不血刃，以極小的代價相繼占領綏濱、滿洲裏、海拉爾等要地，東北軍兩個主力旅被全殲，海軍三艘艦艇全部被擊沈，徹底覆亡。1930年，在美國的調停下，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承認恢復沖突之前的屈辱狀態。

二、武裝保衛蘇聯

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明確宣布對“伯力會議記錄”不予承認，並將談判代表免職。從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蘇雙方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但國民政府始終不承認和約。

中東路危機期間，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東北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中共領導率先發表文章擁蘇反華。

“武裝保衛蘇聯”就此閃亮登場。

當時已經被剝奪領導職務的中共創黨人陳獨秀憂心忡忡，於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稱中共中央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並很快通過決議，將陳獨秀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三、事件影響

“中東路事件”東北軍的慘敗，帶來的不僅僅是壹個屈辱的和約。更為嚴重的是，壹直關註東北戰局的日軍，重新評估了蘇俄和中國的實力，“暫避蘇聯、先打中國”的“南進”主張急速擡頭。1931年“九壹八”事變以後，作為利益交換的壹部分，蘇俄宣布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采取“不幹涉政策”，甚至同意在中東鐵路以半價運費向“北滿”運輸進攻中國軍隊的日軍。後來因為歐洲局勢緊張，無暇顧及遠東地區， 1935年蘇俄以1.4億日元的價格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和偽“滿洲國”。

更無恥的還在於，日本戰敗後，蘇俄居然無視中國主權，又卷土重來，把中東路重新攫為己有。這條記錄著多災多難的中國近代史的血淚鐵路直到1952年，根據《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才徹底回歸中國。要說近代史上那個國家傷害中國最深，恐怕非蘇俄莫屬。

－－https://w1.mingjingnews.com/index.php/新聞/歷史/中東路事件與武裝保衛蘇聯——教科書上沒寫的歷史

2018年5月24日 林輝：李大釗誤導北大學生同時也在賣國

誤導北大學生 罪孽深重

李大釗在北大的工作時間是從1917年底至1927年初。對於馬克屎主義在北大、在中國的傳播“功不可沒”，他也是把歷史唯物主義引進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第壹人，對引入共產邪靈、毒害中國人、毒害傳統學術亦種下了天大的罪業。

在成為馬克屎主義者之後，受其影響後來加入中共的有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黃日葵、譚平山、譚植棠、許德珩、張申府、範鴻劼等。

利用北大保障從事革命活動

在誤人子弟的同時，李大釗還利用北大做掩護，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以求實踐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這十年中能壹直平安無事，壹是北大的保護，拒絕北洋政府通緝的壓力而將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對學術、對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權勢壓迫。試想，今天的北大能有這樣的勇氣嗎？今天的中共能容許治下的北大聘用壹個“反共”人士嗎？

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並共商建黨之舉。

由於孫中山的錯誤判斷和“容共”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得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李大釗、周恩來等人在加入國民黨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

比如，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援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因叛國罪被逮捕 後人被批鬥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占領北京後，京師警察廳派出300余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

不久，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

文革爆發後，已死的李大釗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長子、時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的李葆華也成了全國第壹個在北京遊街的省委書記。其他幾個子女李光華、李欣華、李星華和李炎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而他們的遭遇甚少見於報端。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3/n10420856.htm

2018年1 月 21日 歷史資料：李大釗供詞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余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系證據和指令。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

張作霖認為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壹、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系；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

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供詞證實了李大釗勾結蘇俄、接受蘇俄資助，策劃中國內戰，後躲入蘇聯使館而被逮捕的事實；《顧維鈞回憶錄》及《晚清以來的外交與新的心態》，則證實了李大釗支持蘇俄侵占外蒙古、分裂中國的事實。

李大釗供詞之壹

問：特別市黨部共有幾處及其組織內容?

答：特別市黨部共有四個：廣州、上海、漢口、北京共四處。特別市黨部有事直接報告中央。在市黨部以下分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設之組織部是專管介紹黨員，宣傳部專管宣傳、各種印刷品類，如對於民眾方面、學校內學生、工人、農民均有宣傳的職任。各部以下有會務部，專管開會之事。黨人對於各地宣傳有調查軍隊及軍械的任務，政治委員有訓練黨員知識及黨內主義的責任，對中央黨部有介紹、傳達、接洽各項責任。

李大釗供詞之二

問：妳的姓名、年歲及何處人?現住何處?是何職業?

答：我名叫李大釗，現年三十九歲，直隸樂亭縣人，現住俄兵營內三十號房內。

問：妳對現政府是反對的了?

答：當然是反對的。

問：妳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妥協?

答：蘇聯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幫，替我們訓練黨軍，軍中用俄教員。

問：妳被捕時，由妳屋內撿出之手槍是何處得來?

答：是俄國兵送給我自衛的，遇有必要時，俄館亦可借給我們武器自衛。

問：現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帳壹冊，妳看是妳自己登記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確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問：該帳冊壹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貳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補助洋貳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義太覺寬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間張羅來的。

問：妳素來光明磊落，不必說這不負責任的話，況此款系最近收入，妳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細看帳冊上所登壹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又，外友補助費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項均系由俄使館借來的，經俄使館管理財務之俄國人米尼闊夫與我負責交付及接收。至補助費也是借貸性質，將來由會開帳寄到武漢黨部與俄人鮑羅廷清結。在去年，我會也常向俄使館挪用款項，但只是零用數，不過壹二百元，系由俄使館前管財務之俄國人沙士闊與我交接。

問：俄代使借給妳黨會辦公費是如何情形?共數若幹?

答：因為黨會辦公費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http://hx.cnd.org/2018/01/21/歷史資料 李大釗供詞/

2016年9月21日 被教科書騙了！李大釗被處死的真相

張作霖殺李大釗，是因為李大釗秘密策反馮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釗是代表蘇聯和國民黨，勸馮玉祥嘩變，以策應蔣中正北伐。不錯，李大釗是共產黨，但他更是蘇聯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壹並指揮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北方黨務。在張作霖看來，他是漢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國家軍事情報，並勾結南方亂黨，企圖顛覆政府，罪當以死。

李大釗被處死，是1927年4月，那時，張作霖已平穩控制北方。查看北京檔案館的各種材料便會知道，李大釗並沒有遭受傳說中的嚴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鐵絲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優待，他的供述詳盡而完整，態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註意的是，李大釗認可死刑，但不願接受槍決，希望接受絞刑。張作霖得知，批示撥款，訂購了那臺著名的絞刑架。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6/09/21/618873.html

2017年3月28日 中共元老李立三壹家的生死劫難

1949年李立三壹家搬進壹號院。安定下來後，夫人李莎先後從莫斯科和湖南接來母親和婆婆。“為了照顧好兩位老人，家裏分別給她們做壹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給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給奶奶往菜裏放點辣椒。” “全家團聚，過了十幾年相對平靜的生活”。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壹，中共六大後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動”計劃，被稱之“左傾冒險主義”，又稱“立三路線”。中共建政後，他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7年春起，對李立三的批鬥升級，二個月批鬥14次。他在高臺上壹站就是幾個小時，低頭彎腰、掛牌子、“坐噴氣式”，拳打腳踢。有幾次幾乎暈倒在臺上，被人拖著送回家來。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兩天後死在他們私設的牢房裏。據說，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在送往北京醫院的路上死去的。

當時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謂“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連骨灰都不知去向。有關他的死因至今疑團未解。

李立三離世的當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來，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後關進秦城監獄單人牢房。幾天後，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運城，軟禁在當地棉科所的大院裏。

1914年生於俄羅斯壹個貴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與李立三在莫斯科結婚。

1946年她隨李立三來中國定居。1964年她加入中國國籍，但始終沒有加入中共。

李莎的父親是被蘇聯契卡抓捕後自殺的。

李立三的父親是被湖南農會“幹掉的”。

李英男說，1967年父親離世的第二天，她和讀高中的妹妹李雅蘭也以“談話”為名，被騙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軟禁起來，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轉入秦城監獄，1969年8月釋放，轉到農村。

李英男2009年65歲時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中心主任，俄語學院前院長。

李雅蘭從哲學專業畢業後，不見她從事和哲學有關的職業，而是像母親、姐姐壹樣，選擇了語言教學和俄羅斯文史的研究。

－－www.epochtimes.com/gb/17/3/27/n8972824.htm

2004年7月18日 駱曉會：蘇聯背景與李立三的政治生涯

壹 代表全黨充當蘇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立三路線”是從蘇聯、共產國際來的，也就是說隱在“左傾盲動主義者”李立三後面的實際責任者是蘇聯、共產國際，這壹隱性背景國際國內學術界已成共識。李立三代表全黨接受蘇聯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指示，從而又代表全黨充當了蘇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線”的幾個月時間裏（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謂的醞釀時期，即從李立三3月26日寫《準備建立革命政權》開始，到9月30日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其錯誤為止，滿打滿算也只有6個月），當時黨內舉不出幾個持反對意見者，更拿不出壹件能證明存在有組織或有系統的持反對意見的派別或“路線”的第壹手歷史資料。當時敢於和真正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立三路線”的，還只有何孟雄和陳獨秀等少數幾個人。特別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是所謂“立三路線”的積極執行者和參與者。

“立三路線”的產生有重大的蘇聯這壹“隱性背景”，它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在時間上不是壹種並行關系，而是壹種有先有後的完全替代關系。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完全是後來人們杜撰的。

二 居留蘇聯十五年的工作與生活沈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黨接受了蘇聯、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指示，犯了左傾盲動錯誤，從此鑄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蘇聯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蘇聯“匯報和檢查”，被扣蘇聯達15年之久。在這個直接的“蘇聯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與生活沈浮不定。

斯大林、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傾盲動錯誤；而是因為李立三曾公然蔑視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指責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情況”，甚至還提出要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命令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

1935年王明作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到莫斯科後，貫於以打擊別人的手段來擡高自己，沒完沒了地召開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線”的會議，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過起了“小媳婦”的生活。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將自己壹只普通公文包丟失，不久又失而復得。這本是件小事，康生當時也承認裏面沒有機密文件，但事後王明、康生卻抓住不放，不斷批判李立三“玩忽職守”，“欺騙黨組織”等等，蘇聯內務部也開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內務部的人帶走，並被宣布開除黨籍，將壹些雞毛蒜皮上綱上線,指控他為“托派”、“日本特務”、“華人反革命謀殺集團的頭頭”，試圖謀殺斯大林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從而在蘇聯30年代“肅反”的最恐怖的日子裏過了21個月的鐵窗生活。終於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獄，死裏逃生。但仍被當作“可疑分子”。

三 回國熱心報效祖國卻被汙“裏通外國”

李立三壹回到中國東北，立即帶著“補課”的心情，開始了解情況，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獻。1946年3月，接替饒漱石擔任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三人小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擔任了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主要是負責同蘇聯的關系。後由於與之打交道的中長鐵路蘇方副局長就是原參與過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員，雙方產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調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負責情報和敵軍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為東北局工委書記，負責籌備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全國總工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1952年前，他的實職是主持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組織勞動競賽，親抓企業管理、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同時還進行工會方針和理論問題的探討。

1951年12月，幾次檢查批判會，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團主義”、“狹隘經濟主義”等“極右”錯誤的調子，李立三為此被迫離開總工會；1954年9月第壹次人民代表大會又被免去勞動部長職務還鄉休假，後改任中共中央第三辦公室主任。

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公然主張要區分所謂兩種個人崇拜，此說壹出，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就有人出來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極大助長了個人崇拜。特別是，李立三自己對毛澤東也如同敬神壹樣：被免職還鄉竟然不敢去安源這個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為“我去那裏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我年輕時在安源搞工運的成功，是客觀形勢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確領導的結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當著李立三的面，將其列舉為“知識分子出壞人的例子”之壹，並將他與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人並提。李立三聽了報告後“很難過”，立即寫了壹封長信請求毛澤東將他與王明應有所區別；但毛在4月11日壹次談話中仍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很困難，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人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革命遭受到壹個又壹個的失敗。”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來臨，李立三這位“老機會主義分子”，由於當時雖還是華北局書記，卻早已沒管事沒實權，本不會引起什麽“特別關照”。但當無產階級司令部想起利用他這個“活檔案”，要從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劉少奇的“罪證”時，就在劫難逃了。結果李莎重新被汙為“蘇修特務”，李立三則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帽子，並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成立了壹個由各地58個造反派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用盡了文革中所有批鬥方法，甚至私設牢房，輪番批鬥、審訊。1967年6月22日，68歲且患有高血壓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體的殘酷折磨，最後“自殺叛黨”，結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寫給毛澤東的親筆遺書中，其稱呼仍用的是“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06.html

2015年6月14日 慣於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從小看到家境每況愈下，父親天天遊手好閑，母親徒勞無益地掙紮。他的感情明顯在母親壹方。母親懷著“再窮也不能耽誤孩子讀書”的心理，把壹切希望寄托在兒子鯉魚跳龍門身上，將他訓練成壹個除讀書以外什麽都不能做的半廢人。最後到1916年，他們連孩子讀書的錢都沒有了。母親喪失了最後的幻想或希望，自殺身亡。瞿秋白的絕望是雙重的，因為沒有畢業的中學生兩頭落空。身體已經因為苦讀而軟弱，做江湖好漢或勞動人民都沒有資格。

1917年，瞿秋白進京闖蕩。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經受夠了親戚的白眼。他來到北京後，參加北大和公務員考試失敗，只得在門檻很低的俄文專修館混事。在留學生滿街走的北京城，這樣的出身就足以保證他沒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運，變得越來越自卑和孤僻。五四運動對他這樣的人只有機會，沒有損失。他借助運動造成的社會情緒，加入了《晨報》和《時事新報》的臨時通訊員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訪，從此走上不歸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沒有創見。他三年內發了五十多篇通訊，寫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議學史》、《俄國革命記》四本書，表現血汗工廠廉價勞動力的優秀素質，卻沒有壹點思想家的痕跡。他在此期間加入了俄國共產黨。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派他當翻譯。1923年，國際派他去中國指導工作。他迅速糾正了中國黨內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意見，主要因為他的指示代表了蘇聯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國民黨仿照蘇聯召開第壹次代表大會。瞿秋白作為列寧主義改造的象征，出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負責主編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此後幾年，他的理論建樹就是解釋蘇聯的特洛伊木馬政策。什麽是民權革命?什麽是射穢主義革命?為什麽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既不是顛覆國民黨的陰謀，又不是背叛馬列的機會主義行徑。

瞿秋白實際上是那種除了寫字以外，什麽都不會的角色，但《告全黨黨員書》的漢文本確是瞿秋白的傑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為共產國際工作。

李立三失敗後，他最後壹次擔任罷黜失寵者的欽差大臣。然而，他的好運就此結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贛南蘇區。這是壹次謀殺性的放逐，因為他的身體離不開上海的醫療條件。他在贛南結識了毛澤東。後者壹向具備在短時期內看透別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脅的角色，迫害其實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掙紮了，他的精神和身體同樣孱弱，慣於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 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陳獨秀“開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

在代表張金保的回憶裏，五大中給她印象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誌很嚴肅，平時沈默寡言。瞿秋白同誌和藹可親，很有學者風度。”而帶頭向陳獨秀開炮的，正是平素“和藹可親”的瞿秋白和“沈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陳獨秀做完報告後的第二天會上，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壹本小冊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前後寫的。當時，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他與陳獨秀、彭述之在有關革命的領導權、農民問題等壹系列重大問題上有著原則性的分歧，他覺得有責任促使這些爭論得到正確的解決。

除瞿秋白外，大膽向陳獨秀“開炮”的還有蔡和森和任弼時等人。

任弼時是以團中央書記的身份出席黨的五大的。他對陳獨秀的報告同樣很有意見，他在大會上的發言很是引人註目。這位團中央書記，彼時年僅24歲，這麽勇敢而嚴厲地批評年長資深的48歲的“家長”陳獨秀，可以想象當時引起的轟動。

－－news.sohu.com/20170928/n514967137.shtml

2019年11月20日 內幕：周恩來借刀殺害自己前任領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編者註：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來主持)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誌的錯誤的決定》，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對瞿秋白的批判，同時做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這樣，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歲；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歲。盡管年齡相差並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際上，瞿秋白與他們卻實在是兩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完後，瞿秋白留下來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這樣，米夫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就有了壹種日常性的接觸。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壹世。而瞿秋白也不會真心佩服這個中國問題上的“洋專家”，這當然會令米夫時有不快。有壹件事庶幾可證明瞿秋白的書生氣:在忍無可忍時，瞿秋白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

撤換米夫的請求，當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對瞿秋白的仇視。米夫除了直接打擊瞿秋白外，更要“以華制華”，而他選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有壹部分中高級幹部必須留下，誰走誰留，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當時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了最高決策機構，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由“三人團”決定。其時，國民黨大軍壓境，“蘇區”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有這樣的回憶:“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91120/1226818.html

2019年7月8日 瞿秋白的悲哀：參與共產黨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夠流氓

瞿秋白因寫下《多余的話》被毛澤東定性為“叛徒”，卻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從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著深沈的個人悲哀，最終只能成為流氓政治的華麗裝飾。

1919年五四運動暴發，瞿秋白參加了李大釗張高年發起的馬克屎研究會。第二年，他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通訊員身份到莫斯科釆訪。到莫斯科以後，瞿秋白不久放棄了記者工作，在蘇聯政府辦的東方大學（以後改為中山大學）任教，講授俄文，馬克屎的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並在1921年參加蘇聯共產黨，從此“信仰”共產主義。

1922年，23歲的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回到中國，到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25歲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6歲起當選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會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國的馬克屎列寧主義最高理論權威。

1927年4月，國民黨發動清黨，國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國際共產的安排下，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後至少在名義上指導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湖南的秋收暴動等壹系列的對國民黨的武裝暴動。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國際共產中國代表團團長，從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1931年至1934年初，盡管瞿秋白在上海從事文藝和翻譯工作，但是他“還是黨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據地的江西瑞金，紅軍倉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寫了參加革命心歷路程的《多余的話》，同年6月18日在長汀羅漢嶺被國民黨處死。

瞿秋白之死，是極為深沈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極可能真誠的信仰了共產主義，這符合瞿秋白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以舊中國文化為底蘊的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的性格。但是馬克屎的共產主義只是壹種理論，而踐行這種理論的列寧主義，實踐中就是壹種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無恥，內部的傾紮，整肅，無情鬥爭，等等，都是應有之義。

壹個相對純正的知識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壹場悲劇。他既沒有廟堂的流氓素質，更沒有江湖的流氓素質，在殘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肅，就是被拋棄，替罪羊的結局可想而之。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topimagenews/20190708/1154886.html

2019年2月3日 遭毛澤東嫁禍並趕盡殺絕 張國燾退黨始末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

張國燾，1897年出生，江西萍鄉縣人。北京大學學生。是中國最早接受、傳播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之壹。在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中，張國燾以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極具組織能力和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著稱。

中共壹大的三位發起人是：陳獨秀、李大釗和張國燾。由於種種原因，在三位發起人中，陳、李二人實際上未能參加這次會議。而壹力召集、組織、主持並當選中共壹大主席的就是時年24歲的張國燾。

1923年2月7日，張國燾主持和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京漢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4年5月20日，張國燾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入獄，經全國各界呼籲救助，於同年12月25日獲釋。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打響中共武裝鬥爭第壹槍。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是唯壹在中國境外召開的大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拒絕出席在蘇聯召開的這次大會。他對共產國際將第壹次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歸於他的做法不勝憤慨，“我有什麽錯？我的錯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他們（指共產國際）的政策。”他是中共領袖中第壹個嘗到卸磨殺驢滋味的人。如果他去了蘇聯，沒準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亞了。1931年，張國燾返回中國。

張國燾是中共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和指揮員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受命擔任中央軍分會主席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到鄂豫皖後，將紅軍遊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壹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長征中的“密電”之謎與“另立中央”

當三支主力紅軍在長征途中會師之時，紅四方面軍尚有兵強馬壯的五萬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紅軍只剩不足萬人的殘部。

關於密電

據中共黨史說，張國燾自峙兵多將廣，想以武力將中央紅軍吃掉。那麽證據何在呢？據說中央派駐紅四方面軍左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親眼看見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壹封密電（葉能看見的也算密電？），上稱要對中央紅軍“武力解決”雲雲。此事之所以稱作“謎”，是因為除葉壹人堅稱確有此電之外，其它當事人（張國燾和陳昌浩）和在場者（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連經手電筒文的機要局人員也沒見過。空口無憑，查無實據，這事原本也就結束了。可偏偏有壹個人要信它，而偏偏這個人又是中共主席毛澤東。驚恐之下，他帶著親信率領的壹、三軍團連夜遁去。不僅未通告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所謂兄弟紅軍），就連同屬紅壹方面軍的五軍團（起義投共的原國民黨軍趙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軍都撇下了。分析此事真偽的壹個重要佐證是：據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透露，當天下午（也就是在葉劍英連夜飛馬給毛澤東送信的若幹小時之前），毛澤東就單獨找他詢問對紅軍分與合的看法。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態度。毛沒再說什麽就走了。當夜，毛澤東即分兵不告而去。爾後毛說：“呂端大事不糊塗。”葉劍英得以掛尾當上了元帥。今天客觀的評價所有相關史料，不難看出，這個所謂“密電”事件根本是壹起政治栽贓陷害。

關於另立中央

第二天發現毛中央不知去向，發電聯絡又不回答。隨即召開的高幹聯席會議上群情激忿，包括紅五軍團和紅十二軍（屬紅壹方面軍建制）的幹部都紛紛指責毛中央這樣做太不像話，是分裂行為，沒資格再領導……會議結果推選了張國燾、朱德等人組成了新臨時中央。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此後在共產國際的調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檢討，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暫時壓下了矛盾，重又合兵壹處，繼續長征。

關於南下逃跑

這個指責也是十分的牽強可笑。當時的局面是整個中共及其紅軍都在進行戰略轉移，換句話也就是逃跑的過程中。說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豈不荒唐？

當張國燾最終放棄南下，回兵與毛合為壹股時，他的政治末日就不遠了。毛中央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實際上剝奪了他的兵權。而後又將尾大不掉的紅四方面軍拆成東路軍和西路軍兩部分（註意：此舉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與毛的尋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將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做為西路軍派過黃河，孤軍深入到敵優勢騎兵駐守的祁連山壹帶，以致全軍覆沒（號稱用兵如神的毛澤東居然幹這種自殺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嗎？）。有壹點不容質疑：紅四方面軍主力的喪師發生在毛澤東從張國燾手中取走指揮權從而號令全軍之後而非之前，自然不應該由張國燾來承擔責任。把這個責任強加給他是不公平和別有用心的。

延安整風和出走脫黨

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之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根據地改名叫陜甘寧邊區。此時的張國燾已無任何實權，只擔任壹個邊區政府主席的虛職。勝券在握的毛澤東，以“整風”名義組織了對張國燾的圍攻。大會批，小會鬥。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頭上。張國燾先是痛苦不堪，繼而心灰意懶。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壹件迫使他最終下決心出走的事：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等人的“28個布爾什維克”為首的王明從蘇回國。在新疆停留時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罪名是“反革命”。這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壹根草！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陜西中部縣祭掃黃帝陵之後，掉頭而去。爾後在武漢發表了他的退黨聲明，言辭充滿了理想幻滅的沈痛：“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張國燾的晚年在加拿大度過，夫妻融融。含飴弄孫，得以善終。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2/03/883403.html

2016年12月4日 張國燾是否給陳昌浩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1960年10月，與毛澤東闊別二十四年之久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這位最早向全世界報道“長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職業的敏銳，感到中國經濟的運轉壹定是出了什麽問題。斯諾問了毛澤東這樣壹個問題：“妳壹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顯然是聽懂了弦外之音，他幹脆直接將話鋒壹轉，讓對方跟著自己重回長征時代——他做出了壹個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蔔的內戰。”或許，對他個人而言，這次與張國燾的鬥爭，是自他掌握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權之後，面臨的第壹個“危機時刻”，令毛澤東如此刻骨銘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決定開始長征，這也是最先踏上長征之路的壹支紅軍隊伍。這支隊伍出發時人數有十萬之多，經過湘江壹戰，已損失過半，而當他們按照與紅四方面軍約定，於1935年6月到達位於川西北的懋功時，只剩下不到兩萬人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整個隊伍“拖得只剩下了壹幅骨頭架子”，而且個個衣衫襤褸，苦不堪言。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這支原先壹直轉戰於鄂豫皖根據地的部隊，每個人看起來都精神抖擻、穿著整潔。索爾茲伯裏後來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張的面色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饑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或許，正是這種直觀的對比，讓毛首先在心理上產生了不快，當看到壹個戰士誇獎張國燾衛隊的高頭大馬時，毛澤東訓斥他說：“別羨慕那些馬！”晚上的聚餐會上，雙方領導人同樣話不投機。

經過反復磋商，中央軍委和紅軍領導做出決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部下陳昌浩等人也進入了中央軍委和紅軍的決策層。

突然有壹天，形勢急轉直下。據葉劍英回憶，此事的起因是，張國燾私下給陳昌浩發了壹封電報，被他偶然看見了，電報“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報告後，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毛澤東“看完電報很緊張，從口袋裏拿出壹根很短的鉛筆和壹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這天夜裏，中央機關就和壹方面軍三軍團壹起開拔，與四方面軍不辭而別了。

不過，多年來，雖然研究者壹直在尋找這份“密電”原件，而且長征期間所有的往來電報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檔案館裏，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發生時期的1935年9月間每天的往來電報，但卻唯獨沒有找到這封9月9日張國燾致陳昌浩的“密電”。

那麽，曾經在他指揮之下的四方面軍主力，又是怎麽會在剛剛會師、部隊未及休整的情況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黃河岸邊開進，秘密伐木造船，準備渡河西進的呢？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相關辭條的介紹，此次渡河，卻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實施的，目的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開拓壹個背靠蘇聯的根據地，其中前期的具體做法是先消滅馬步芳部，再行推進。

此時，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主力早已渡過黃河，壹直在盼望著原定後續跟進的壹方面軍早日與自己會合，卻遲遲不見對方蹤影。同時，中央又壹再發電報，要求四方面軍堅持按原計劃行事。但其實，壹方面，由於兵力匱乏，這樣的命令乃是無法執行的；另壹方面，中央對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究竟應當作何長期打算也並未考慮成熟。

由於不斷失利，又想避開蔣介石的軍隊，西路軍只能壹路西進，於是自然環境就變得越來越荒涼，部隊人員和給養得不到補充，此時他們雖然壹直發電報給中央，希望援軍能夠到來，但由於中央不了解西路軍已經慘敗的情況，仍希望他們堅持到底，開展對馬家軍的鬥爭。西路軍遵照命令執行，最終，打光了幾乎所有的部隊，兵敗祁連山，少數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動，各奔前程，又壹次踏上了充滿艱險的生死未蔔之路。

1949年初，張國燾移居香港，1977年底終老於加拿大的壹家老人院。不過，與他留在大陸的“親密戰友”陳昌浩“文革”期間以安眠藥自盡相比，如此結局，已經算是得著善終了。－－www.bw40.net/9801.html

2015年7月11日 中共假抗日真相（4）：批判王明的內幕

第壹、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壹、王明回國的原因

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

所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壹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壹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壹戰線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壹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壹、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壹切”。

壹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制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著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壹再地批評他“壹切為了抗日、壹切經過統壹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壹切為著抗日民族統壹戰線，壹切經過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黨、友軍采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壹，表裏壹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壹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壹的理論。

王明說：“全中國統壹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壹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壹的國家政權和統壹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壹步建立“有統壹指揮、統壹紀律、統壹武裝、統壹待遇、統壹作戰計劃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

壹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壹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壹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制、批判和鬥爭

王明畢竟是斯大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壹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壹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壹些有著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壹拍即合。

其壹、分歧的出現和性質。因為“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有壹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壹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誌的願望相結合，傾向於王明的主張”。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制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壹面聯合，壹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壹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臺，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

－－www.epochtimes.com/gb/15/7/10/n4477674.htm

2019年4月28日 王明檔案徹底顛覆中共正史 王明在延安多次被下毒

王明（1904-1974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蘇，任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翻譯，1931年為中共領袖，駐共產國際代表。八壹宣言起草人，主張聯合國民黨抗日，1937回延安，任統戰部長。是中共親蘇的國際派領袖，在延安整風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傾、右傾錯誤。1949年負責法治工作，1956年赴蘇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慶樹（1911-1983）均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

這些檔案資料和回憶錄，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和看法。下面列舉幾例：

壹、關於1927年3月米夫率領聯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組到中國的任務。是作組織工農紅軍的打算，真正地武裝工農，並帶來五萬美元作開辦費。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等人都對此表示支持，但由於陳獨秀不同意，他們的任務沒有完成。

二、關於顧順章叛共反水的問題。過去很多論著都說顧順章被捕後，是李克農、錢壯飛最早報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說不是他們，而是秘密黨員“老鮑”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說老鮑（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黨內代號，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來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長，是秘密黨員。他接到國民黨特務總部陳立夫要他立即破獲顧順章供出的十二個機關的命令時，立即把顧順章被捕叛共反水等情況報告了中央特科。

三、關於向忠發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細節，他說向忠發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敵人提供的線索。他被捕後，中共中央曾決定立即送五萬元銀行存折給楊度，讓他去找杜月笙設法營救。但是兩小時後，楊度就把五萬元存折退回來了，說杜月笙也沒辦法，因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來的。

四、關於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據王明說，他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為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共反水後敵人加緊了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搜捕，使中央無法開展工作。隨時可以發生危險。於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國際，共產國際決定調周恩來和王明壹起去莫斯科，半年後再回上海。他們因工作無人負責，不願離開。但國際不同意，屢電催他們早日離開，並派人來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

五、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負總責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負總責，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據王明說，是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請國際領導批準的，並不是他提議的。

六、周恩來與王明曾壹起編輯《南針》雜誌。

七、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蘇區的決策。請示後，“斯大林同意這麽辦”。

八、關於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決策。為保存紅軍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據蘇軍參謀部第四偵查局局長的提議，由這位局長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壹個放棄中央蘇區，轉移到四川區建立新根據地的電報。後來中央紅軍的“長征”，就是根據這個電報進行的。

九、關於王稼祥帶回支持毛澤東做領袖的口信問題。據王明說：“季米特洛夫夫人——羅莎尤裏葉夫娜說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而是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他還說：後來王稼祥臨走前又去見季米特洛夫時，曼努伊爾斯基當著王稼祥的面說：“要選毛澤東做總書記。”曼有意讓季米特洛夫點點頭。結果，季米特洛夫就點了壹下頭！

十、關於王明兩次中毒的問題。根據傅連暲等醫生1943年寫的《對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關於壹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誌中毒的證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確實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於延安嚴重汞中毒，並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護士拿錯藥在河北省平山縣朱豪醫院再次中毒。雖然這兩次中毒是醫療事故，但中毒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並不是他的編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428/1281599.html

2016年5月24日 何方:毛澤東成為領袖後張聞天的悲劇命運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但是，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在毛張關系上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

從毛澤東的“配角”淪為“挨批者”

毛澤東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壹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壹事不懂”。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系完全是壹種挨批者和批判者的關系。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只管壹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辟東北工作，他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壹起工作的歷史。

“被貶”出任外交工作，毛澤東提醒“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1950年，張聞天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駐聯合國任首席代表。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

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壹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

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壹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

多次寫信給毛澤東請求回京未果，後病逝於無錫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後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

“文革”中批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復：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壹地方居住。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準去無錫安家，住不到壹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聯系也就此自然中斷。

－－https://3g.china.com/act/news/11025807/20160524/22725153.html

2013年7月17日 張聞天的命運說明了什麽

張聞天的個人命運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當年張在中央蘇區批毛，反“羅明路線”，進而整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讓毛澤東孤苦零丁的領受了兩三年鬼都不上門。

1934年8月後毛、張在江西山上的“雲山古寺”裏，朝夕相處的非常不錯，後來毛澤東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張聞知立即派傅連璋星夜趕去診治。遵義會議張180度大轉向，力挺毛澤東。

長征到了陜北後，張聞天處處以“配角”自居，同毛澤東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澤東常常戲稱張為“明君”，稱他的妻子劉英為“娘娘”。

應該說沒有張聞天毛澤東當年不會受那麽多苦，遭那麽多罪。但沒有張聞天，遵義會議也不會有那樣的結果，也不會有毛澤東壹點壹點抓權的順暢。

然而，記仇容易，感恩難。

1941年9月以後，毛澤東曾寫過壹篇長達5萬多字的文章，不僅點了張聞天等幾位政治委員的名，而且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1959年，張聞天忍不住了，廬山上講了整整半天。毛澤東不往心裏去嗎？這邊壹發怒，妳又軟了，又檢討了，結果檢討讓人家當文件下發給各路諸侯了。

毛澤東1949年後的黨內家長制作風，除了已知的原因外，也是中共黨內壹些高級幹部遷就縱容的結果。什麽顧全大局，其實顧全的是自己的小局，毀得是大局。大躍進導致那麽嚴重的後果，壹些高幹為了顧全大局，讓毛澤東繼續幹，結果，又領著中國人走進文化大革命。

張聞天的個人命運同彭德懷壹樣，是沒能始終堅持個人的正確主張和立場。壓力壹來即檢討，結果照樣往死整妳，倘若真海瑞壹樣，棺材準備好了，不就是掉腦袋嗎？

－－https://botanwang.com/node/12414

2016年7月26日 周恩來滿臉通紅怒斥柯慶施：妳算老幾

1950年7月，當曾任石家莊市長的柯慶施擬任南京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華北局書記聶榮臻等曾聯名致電華東局，稱他“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註意加以幫助”。而這之前，柯慶施的個人履歷上已經有著不良記載：1933年中央派他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他因畏懼敵情中途脫逃卻謊稱已去，延安整風中曾給他這壹問題的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

按理來說，這樣壹位“問題官員”不會太得重用。然而他於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兩年後任江蘇省委第壹書記，1954年接替陳毅任上海市委第壹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當年大區撤銷後唯壹組建的中央局）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上並非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員，同年還兼任上海市市長、華東協作區主任、南京軍區第壹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1964年三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仕途青雲直上。

壹

翻檢史書可見，柯慶施琢磨毛澤東喜好行事者，最早當是在“射穢主義改造”後期。薄壹波在其《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慶施向南巡的毛澤東所講的壹個情況所致，“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射穢主義”。

南方視察回京後的毛澤東就帶著怒氣與憂慮走上前臺，開始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業合作化；不知底裏、主張合作化步伐應當穩妥的鄧子恢，自然就被他斥為“小腳女人走路”。而對於所謂“小腳女人走路”的批判，不僅帶動了整個射穢主義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導致了1956年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冒進。

柯慶施的這次向毛澤東進言，無疑是為自己博得了頭彩。他更加事事緊跟最高領袖，以搶得風氣之先為能事。

1957年底，柯慶施便在中共上海第壹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壹篇急躁冒進味道濃烈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這篇升虛火的文章無疑是及時地支持了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準備大躍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澤東，在這裏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報》刊登柯慶施的這篇文章。次年壹月的南寧會議上，柯慶施便成了唯壹不斷被毛澤東點名表揚的明星。毛澤東甚至拿出柯慶施的這篇文章對周恩來說：“妳是總理，妳看，這篇文章妳寫得出來寫不出來？”會議期間的多次講話中，65歲的毛澤東屢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據說這是當時黨內唯壹被毛澤東尊稱為“某老”而實際年齡比毛澤東小的人。

自從成為政治局委員，柯慶施與毛澤東接近的機會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後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

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便在全國各條戰線鋪開。高指標和浮誇風首先空前泛起。柯慶施自然是這萬馬奔騰中壹馬當先、睥睨壹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華東協作區在農業口率先放“衛星”，說華東五省市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收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增長近70%。

在當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柯慶施還別出心裁地首創了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因此，英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指出：“免費供應膳食的問題顯然是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提出來的。”柯慶施的這個口號顯然又極得毛澤東的歡心，在隨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多次談到“吃飯不要錢”。

二

喧囂壹時的大躍進並沒能持續多久。在7月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前期，親歷此次會議的李銳後來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稱柯慶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掛帥者，說以他為首的壹部分人始終是在窺測風向，對上年的興風作浪、迎合擡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反而犯阿Q之病：觸動不得，壹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在16日彭德懷的上書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後，柯慶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領悟到了領袖的意圖。因此在毛澤東表態之前，他就已稱彭德懷的信為“毒草”。

21日，當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時，柯慶施不斷插話責難。次日，毛澤東找人談話。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主席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

共和國的建設從1961年起進入了壹個艱難的調整時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柯慶施則對劉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報告中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極為不滿，提出了壹連串的質問：“《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麽方法鼓幹勁？……指標要不要？”並且說，“越看越沒勁”。對於這壹時期周恩來、陳毅主持的文藝政策的調整，柯慶施也頗為不滿。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文藝界的壹些錯誤做法為“五子登科”，柯則不準在上海傳達這壹講話。以至於周恩來在後來的壹次會議上氣憤地說：“妳算老幾？”

三

1962年後，隨著反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展開，毛澤東的註意力從“大躍進”的挫折中重新轉向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領域首當其沖成了他審視的重點。意識到最高領袖興奮點轉移的柯慶施也立即跟進，開始頻頻矚目文壇。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藝工作者聯歡晚會上的講話中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壹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後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報道了柯慶施的這個講話。“大寫十三年”這壹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藝界的強烈批評，但是卻和當時正欲染指政壇，卻在北京無人理睬的“流動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謀而合。

此後，善於揣摩的柯慶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動開展故事會活動，用講故事的方式對工農兵進行階級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藝情況匯報》報導了他的這壹新舉措：柯慶施同誌親自抓曲藝工作。看到這則材料的毛澤東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領導彭真、劉仁壹閱，此中的深意顯然是批評北京遷就文藝界、墨守成規，不如上海抓得緊、有新招，看來他後來指責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念頭這時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慶施被發現患有肺癌並住院治療和休養。延至翌年4月，病死於成都，終年63歲。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726/775968.html

2016年2月18日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壹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註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柯慶施同誌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蓋棺未論定

　　常言道：“蓋棺論定。”柯慶施雖然早在1965年病逝，時至今日卻尚未“論定”。柯慶施病逝時，身兼壹系列顯赫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南京軍區第壹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上海市市長。對於這麽壹個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壹直沒給他壹個明確的說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誌”。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壹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營救五人（保金達500兩白銀），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壹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

早年，柯慶施有兩個雅號：因長了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還有個雅號叫“柯怪”。這個“柯怪”源於柯慶施在1919年3月10日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

柯慶施18歲時在安徽老家有過壹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後，又有過壹次短暫的婚姻——與小他20來歲的李錦結婚。李錦原本與王若望相戀，正在談婚論嫁時，被柯慶施插了壹腳。不過，李錦與柯慶施結合不久，便告離婚。接著，柯慶施在擔任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時，與該校政治處女幹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雲）相愛，於1941年結婚。曾淡如是四川鄰水縣人，小柯慶施4歲，於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擔任中共遂安臨時縣委書記，1940年春來到延安。

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受到審查，主要問題是1933年中央派他從上海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攜帶大量經費，因敵情緊張，他不敢去，把經費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卻向組織報告說，火車不通滿洲，後來又改口說已去過滿洲，寫出假報告。這壹欺騙行為，直至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才被戳穿。

柯慶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慶施雖然資格老，但他與毛澤東的關系壹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壹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步上講臺，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壹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射穢主義建設而鬥爭》，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毛澤東正在杭州。聽到從上海傳來的消息，派了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澤東看畢，大加贊賞，說了幾句誇獎柯慶施的話。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柯慶施的報告。

張春橋成了柯的愛將

張春橋來上海工作比柯慶施早。1950年6月，張春橋在上海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後來成為社長兼總編輯。

柯慶施這麽看重張春橋，是因為他與張春橋有舊：1947年11月當柯慶施出任石家莊市市長的時候，張春橋擔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頭腦靈活、善於出點子的張春橋很受柯慶施的喜歡，被提升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同時仍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

張春橋為柯慶施起草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標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壹看標題，毛就發出了贊賞之聲：“乘風破浪，好！”毛澤東還親自動筆，修改了這壹報告。

險些取代周恩來出任總理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猛烈抨擊“反冒進”。說“反冒進”使全國人民泄了氣，還說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離右派只有50米了！毛澤東所批評的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是指周恩來和陳雲。

緊接著，在1月1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稱贊了柯慶施的報告。

從南寧會議上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射穢主義的新上海！》極為欣賞。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妳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還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是有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為總理的設想的。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來，但是以周恩來的敏銳，當然是感覺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委婉地提出說，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

柯關於“迷信”和“盲從”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壹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

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麽壹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壹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壹類“大話”，刮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註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壹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壹夫人江青的代號。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壹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

突然病故於成都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竈的那壹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柯慶施同誌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壹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註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壹“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後，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壹把炒花生米。夜十二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淩晨二時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即吳雲溥和陳文。據吳雲溥回憶，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壹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

到達成都之後，醫生們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四川醫生的診斷結果為“膽囊炎並發胰腺炎”。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壹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1964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癥狀跟這壹次相似。於是，這壹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於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於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註射鎮靜劑。下午3點，方兆麟給柯慶施註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後，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壹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壹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臟按摩，漸漸地，柯恢復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臟按摩。

8日，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9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出現了最危險的訊號。醫生和護士們排成壹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臟按摩。每人做幾分鐘，就累得直喘氣，趕緊由另壹人接替。柯慶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繼續中。連續不斷的胸外心臟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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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 陶鑄在中共黨內殘酷鬥爭勝出卻難得善終

本文選自武宜三個人博客，原題為《文革的受害者同時是文革的制造者——陶鑄在文革中死去》

壹、陶鑄只不過是毛澤東麾下的羅姆和隆美爾

當年對陶斯亮那封聲情並茂、呼天搶地的《壹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很不以為然。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於她的爸爸陶鑄、媽媽曾誌以及他們壹夥用屠殺營造的恐怖把人性和壹切美好的東西都徹底摧毀了，才造就了這個連“黨中央政治局的壹個常委，政府的壹個副總理”也自身難保的人間地獄。

陶斯亮也不清楚：當陶鑄在盧山會議上和柯慶施等人壹唱壹和地對彭德懷落井下石時，當他表示要做毛“從壹而終”、決不“移情別戀”的“貞節”之婦時，就已經註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權和“夫權”利劍之下的命運了。

二、陶鑄在廣西剿匪殺了數十萬人

壹九五壹年五月中旬，莫文驊由廣西省委副書記、廣西軍區副政委調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時，途經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問：妳們（剿匪）壹共殺了多少人？莫回答：沒有精確數字，大約殺了XX萬吧。毛又問：為什麽殺那麽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說過殺人少，七擒七縱，寬大無邊麽？後來有人下令連隊有殺人權，可以先斬後奏。毛聽後唔了壹聲，沒再說什麽。（4）這個“有人”，就是殺人魔王、南霸天陶鑄。“XX萬”即幾十萬，在陶鑄、陶斯亮們的眼裏這只是壹堆數字；因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價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三、陶鑄之殺人效率

十壹月十四日，毛給葉劍英等人的電報中批評“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最差者”，並立即派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到廣西“幫助工作”，“直到剿匪問題基本解決”。早在東北剿匪中殺紅了眼的陶鑄，十壹月二十壹日在壹個加強排的武裝護送下到達南寧。

壹九五壹年壹月七日和九日，毛兩日三次通報表揚陶鑄：“廣西方面剿匪進展順利，據陶鑄說三月以前南北兩重點區剿匪即可完成。”

壹月二十四日毛又電葉劍英、張雲逸等說，“廣西工作大為開展，殲匪九萬余，處決匪首惡霸三千余，土改亦已發動，匪焰大落”，大大表揚了陶鑄。

陶鑄從十壹月二十壹日到職廣西至次年壹月中，不到兩個月就剿了九萬余，處決了三千余；到莫文驊離開的僅僅半年時間，殺人的總數就達幾十萬，其殺人效率不可謂不高，所以毛澤東龍心大慰，對他褒獎有加。

四、陶鑄殺了廣西又殺廣東

壹九五壹年十壹月，毛批評廣東土改速度太慢，最終毛決定改組華南分局，把在廣西殺人成績超卓的陶鑄調到廣州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兼華南軍區第二政委，陶鑄十五載的南天王生涯便從此正式開始。

在毛的支持下，陶鑄壹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華南分局土改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談整頓隊伍問題時，提出“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違法亂紀的惡霸分子，貪汙腐敗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純分子，壹定要搞出來，根據程度不同，分別處理，壹開除，二逮捕，三槍決”，“犧牲少數，教育大多數”。

在陶鑄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時間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萬人口地區的土改任務，由於過速過激，導致過左過火，趙紫陽當時作為陶鑄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口號；數以千計的地主、富農，甚至工商業者和歸國華僑自殺、被殺；在反地方主義運動中，還迫害了許多地方幹部，給廣東人民帶來了巨大傷痛和災難。陶鑄自己後來給中央的報告中只承認，“死人多了些”，說得多輕巧！

陶鑄、趙紫陽來廣東主持土改工作後，就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口號，即是每壹條村都要殺人才算過關。壹九五三年二月新壹輪的土地改革在廣東全面鋪開，據《帶刺的紅玟瑰》壹書透露，粵西全區僅壹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壹個月，地主自殺已達壹千壹百六十五人；壹九五三年“土改復查”時，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壹個月中，自殺者又增八百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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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9日 張成覺：“南霸天”陶鑄的升沈

陶時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奉毛之命主持廣西剿匪。此後不久，擢升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稱為‘用人血染紅了頂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後，至少有壹萬三千多冤魂在遊蕩。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陶作為毛寵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陶決定親自出馬，於5月19日到中山大學聽取師生意見，‘引蛇出洞’。

當天上午的教師座談會上，陶鑄壹直不動聲息地耐心聽著，甚至插上壹兩句話以示鼓勵。然而不久之後，當日發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劃為右派。

地方主義和右派有無不同呢？陶鑄講，毛曾指出：‘地方主義就是右派。’兩者均屬敵我矛盾。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的，大多是縣處級以上幹部。僅在海南行政區即達154人，占該區286名縣處以上幹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見打擊面之寬。

1966年8月文革剛興起，陶鑄紅到極點，毛親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僅次於毛`林`周。不料才過了5個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喪失了人身自由，成為與劉鄧並列的被打倒對象了。據其妻曾誌自述，事緣陶拒絕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劉鄧的會上發頭炮，再就是當面痛斥江‘幹涉得太多了’，總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於被關押近3年後死於合肥。之前七個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據曾誌寫的病情紀錄：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壹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幹，像這樣，壹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

陶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略有文才，曾出過兩本書：《松樹的風格》和《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分別以其兩篇散文作書名。

縱觀其壹生，無疑屬於毛的忠實信徒與走卒，毛昵稱他為‘我們黨的壹頭牛’。因他的牛勁--蠻橫固執，且不說前述剿匪`土改`鎮反濫殺無辜，之後歷次運動中亦害人無數。而其遭毛拋棄則引人深思。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3141.html

X年X月X日 陶鑄是被誰打倒的

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針對誰

首先，在怎樣搞文革的問題上，陶鑄和毛澤東發生了分歧。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大力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誰？我覺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得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見《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曾誌說：陶鑄剛赴北京沒幾天，6月9日就飛杭州參加主席召開的壹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數同誌主張派，主席最後表態：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陶鑄說：“我是主張派工作組的，並且負責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遣工作組，這是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壹。”（參見《陶鑄傳》，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頁）毛既然設這個“套”、放這個“誘餌”要整劉少奇，他能放過堅決支持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陶鑄嗎？這是明顯的道理。1966年安排慶祝國慶節活動的報道時，陶鑄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他告訴新華社壹定要設法有鄧小平的鏡頭，於是就出現了所謂“換頭術”的事情，即把鄧小平的頭移到別人（陳毅）的身體上。江青、陳伯達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這確實符合事實。

二、在工廠和農村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陶鑄和毛澤東另壹個大的分歧，是在工礦企業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給毛寫信並送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7月2日，毛批示：“同意妳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

陶鑄在文革中堅決貫徹執行這個通知的精神。他壹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八屆十壹中全會後，他親自為《人民日報》連續寫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他這種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見。

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連續召開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工業十條》。在這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除了圍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鑄。

十年文革史反復表明，不論是誰挑戰文革，毛都絕對不容。

此時，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黨政機關和文教部門進行。毛所以要提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就是要突破這個範圍，向工礦企業和農村更廣闊的領域推進，即“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林彪語）。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亂”。說得文明點，就是所謂“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三、誰是打倒陶鑄的決策者？

按照曾誌的說法，從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鑄”的傳單四處散發，滿腦子裝滿了文化大革命、視文化大革命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嗎？請看，他1月8日對陶鑄的說法。這天，毛在中央會議上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據王力回憶：“我記得毛主席還說過壹句話：‘希望妳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78頁）——這不是說明毛要打倒陶鑄嗎？這不是他公開批準陳伯達、江青等1月4日的行動嗎？能夠說打倒陶鑄不是他的壹個重大戰略部署？－－www.yhcqw.com/36/8807.html

2018年10月12日 彭真之謎

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於山西曲沃。由於家貧，小傅12歲才上私塾。1923年入黨後在太原、天津等地從事黨務工作，做過天津黨組織的書記和順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北方視察順直省委（機關設在天津）的工作，兩人由此相識。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到達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他的秘書是林楓），任命彭真取代了柯慶施的組織部長職務。

1937年5月，彭真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第壹次見到了中央領袖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會後他正式改名彭真。此後，毛澤東倚重劉少奇在政治上平衡周恩來的影響，在理論上對抗王明、張聞天，在軍事上牽制朱德、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連交好運。

隨著劉少奇地位的不斷攀升，其勢力也不斷膨脹。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華中局副書記，饒漱石之妻陸璀是劉少奇的秘書，毛澤東以劉少奇、饒漱石來牽制曾把他轟下臺的陳毅。彭真也跟著沾光，接任北方局書記，林楓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組織部長。

後來毛澤東在延安開展整風兼整人的運動，大力批判王明路線，彭真與劉少奇、康生壹起成為整風運動的教主。而柯慶施則成了挨整的對象，被鬥得遍體鱗傷；對柯慶施表示同情的陶鑄也被關押起來。但是權謀大師毛澤東後來又出面將柯、陶兩人救出，結果，這兩個人對毛澤東感激戴德，對劉少奇等則心懷不滿。

彭真的壹個獨特貢獻是：帶頭對毛澤東喊“萬歲”，毛澤東很受用，對彭真也就壹再提拔。七屆壹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三人，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發戶是高崗、彭真。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之際，指定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陳雲又被增補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日本投降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幹部 ——彭真出任東北局書記，第壹政委。勉強支撐了九個月，不得不讓位於身材瘦小的林彪。十分丟臉地就地降職，尷尬地改任副書記、副政委。

不到壹年，劉少奇很快將彭真調到西北坡來，弄了個“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的頭銜。在北平解放後，他又當上了市委書記，與市長葉劍英壹起管理首都。後因葉劍英南下就任廣州市長，彭真遂於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長，那時當官沒有屆次和年頭的限制，彭真壹當就是十五年，結果北京市被他打理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在毛澤東有心削弱（註意這個詞）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他倚重高崗去辦理，不想高崗領會錯了聖意，犯了兩線作戰的兵家大忌。

1954年9月第壹屆人大召開，劉少奇成為人大委員長，他把彭真弄進人大來當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同樣當了十多年。

中共八大是壹次盛會，有幾十個外國政黨的代表團參加。劉少奇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報告中只有壹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這與七大時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兩個月後彭真率領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蘇捷羅保阿南），並作為中共代表出席意共八大。與職業外交官和技術官員的出訪不同，這類黨務幹部的出訪主要是獎勵性質，說明當事人正受寵信，因而可以享受這種免費到國外觀光旅遊的待遇，享受異國情調。

1959年二屆人大召開，劉少奇當上了國家主席，彭真雖然沒有進步，但權勢不減。三屆人大會上彭真如前所述成為人大第壹副委員長，這應該是他在人大所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了。因為委員長是朱德元帥，這是彭真所無法逾越的。

劉少奇心目中護著彭真，而彭與林當年在東北形同水火，劉少奇言語之中還對身體病病懨懨的林彪多有怠慢。1964年7月他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就是為了使自己的關於意識形態的各項指示得到貫徹落實，毛澤東沒有忘記彭真是第壹個喊“萬歲”的人，任命彭真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

毛澤東是軍事家，深諳用兵之道，知道要攻克核心堡壘（劉少奇），先得掃清外圍陣地（彭真）；而要打倒彭真又得先拿下彭真的外圍陣地，那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長吳晗，這位明史專家寫了個劇本《海瑞罷官》，正好可以用來做做文章。於是劉少奇試圖保住彭真，彭真則徒勞的想保住吳晗。彭真對壹名文弱書生的保護的確令人敬佩。但是天子發威，無堅不摧。1966年5月， 彭真和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

1979年彭真得到平反，又進入人大，任法制委員會主任和副委員長，並和趙紫陽壹起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263429.html

1997年4月28日 1997年彭真訃告：“鬥倒”胡耀邦的強硬派

彭真因為長期擔任北京市市長而為人所熟知，他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壹個重要受害者，在國內流放了12年，毛澤東於1976年逝世後才重新出山，幫助設立了中國專制法律體系的框架。其中包括壹部嚴格的刑法，這部法律授予了警察部門、檢察院和法院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無所不包的權力。他此前對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的反對，壹直是阻礙經濟改革步伐、減少政治改革希望的強大力量。

作為壹名與毛澤東並肩作戰，並讓共產主義在1949年獲得勝利的革命者，彭真參與了與塑造共產黨現任領導層相關的所有重要決策，包括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讓前上海市黨委書記江澤民擔任黨總書記。

在促使支持改革的黨總書記胡耀邦下臺壹事上，彭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在1987年被鄧小平趕下臺。兩年後，彭真大力支持實施軍事戒嚴，以打壓胡耀邦去世後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支持民主的示威行動。1989年6月4日，抗議運動在壹場軍事襲擊中被鎮壓，彭真和鄧小平及其他高層領導人壹起解除了接替胡耀邦擔任黨總書記的趙紫陽的職位，後者當時拒絕下令進行軍事鎮壓。

胡耀邦開啟了壹項反腐敗運動，據說牽涉到了彭真唯壹的女兒，這進壹步加劇了兩人的矛盾。

盡管彭真反對鄧小平的許多改革舉措，但是在其他時候都之緊密合作，其中包括在50年代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中幫助清洗和迫害了壹大批知識分子。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1028/obit-pengzhen-95-dies-hard-liner

1989年5月24日 八九文件：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89年5月24日

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誌參加，主要給同誌們說壹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壹個混亂狀態。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誌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壹下子又掀起了壹個高潮，又發展到絕食。

總之，我們每退壹步，他們就進壹步。目前集中壹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他口號就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壹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壹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壹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壹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誌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復，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誌的這篇講話，這是壹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壹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壹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倒臺，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射穢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

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誌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妳們看他講了些什麽話？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壹，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復雜，有很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壹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妳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麽壹篇調子很低沈、壹片很內疚的話，好像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

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裏，不講幾句怎麽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決不是對付學生的，妳們不信以後可以看。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麽壹個問題，怎麽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誌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壹套。現在有人散布說沒有什麽黨，都是壹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戈爾巴喬夫來華，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講鄧小平同誌的歷史地位，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誌決定的。稍有頭腦的都覺得這是壹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誌擺在前面，說明壹切錯都是從他那裏得來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壹心壹意貫徹“四•二六”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妳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今天已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來我們沒有開過壹槍，沒打壹個人，這壹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的做好宣傳工作。

－－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3.html

2009年8月11日 鄧小平利用和玩弄楊尚昆的故事

鄧小平同楊尚昆的關系至少可追溯到中共在1930年代的江西蘇區。楊尚昆利用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分配物資，有壹次，特意分配壹些奶粉（張學良用卡車送給中共的）給重病中的鄧小平，把處於死亡邊緣中的鄧小平救活了。可見，鄧楊關系之深。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靠的是其軍權獨大。這個軍權獨大實際上是楊尚昆幫助的結果。1991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與楊尚昆同行。壹方面是假借楊尚昆的軍權，宣示，支持改革開放，向保守派示威，贏得地方要員的支持改革開放。另壹方面，也可防止楊尚昆留在北京搞政變。

據說，楊尚昆在1991年左右，要把北戴河的保衛，由中央警衛團負責，轉交給河北省軍區負責。但是，遭到了鄧小平的拒絕。顯然，楊的親信在河北軍區。

鄧小平在1992年利用完楊尚昆後，在10月的中共14大上，拋棄了楊家，把楊家的軍權削去，只留了楊白冰當政治局委員。因為這時，江澤民已經拋棄了陳雲保守派。

楊尚昆1992年失去權力，從此，斷絕了同鄧家的來往。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8/zhouyahui/39_1.shtml

2013年1月17日 鎮壓六四主將、黨內鬥爭犧牲品楊白冰病逝

權傾壹時楊家將

終年93歲的楊白冰在1997年離休前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是權傾壹時的“楊家將”的主將之壹。

在他的胞兄楊尚昆1981年獲鄧小平任命為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後，楊白冰也隨之在軍內步步高升，擔任極為重要的北京軍區的政委。在1987年十三大後，楊尚昆出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白冰則升任總政治部主任，獲上將軍銜。

六四屠城掌軍權

據資料記載，6月3日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政治局常委喬石和姚依林緊急磋商，決定對天安門學生“平亂”時，楊白冰也在場，而在6月3日當晚在中南海坐鎮指揮的高層中，除李鵬、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等人外，還有楊尚昆和楊白冰。

楊白冰被背黑鍋？

香港媒體在2004年報道說，當時的中宣部制作了壹個“六四風波的經過”的光盤，要求司局級以上黨政軍官員觀看，以便統壹思想，而且是“當場看，當場收回”。按照這個光盤的說法，當年在下達鎮壓命令上簽字的便是楊白冰。因此，有不少人相信楊白冰是當年戒嚴部隊的總指揮。

但是，有分析說，這個光盤顯然是為了撇請李鵬等人與六四的關系，因為當時楊白冰尚未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圈，在軍委9位成員中排名倒數第二，不可能輪到他簽署鎮壓命令。

旅居洛杉磯、專門研究六四的歷史文獻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吳仁華說：“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楊白冰無疑是六四鎮壓當中的壹個主要人物。在戒嚴部隊方面也是壹個主要的人物。至於是不是他簽發的，到目前為止我沒有掌握具體證據。”

黨內鬥爭犧牲品

報道說，楊白冰的舉動讓江澤民感受到威脅，因此在曾慶紅的協助下，通過現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和鄧小平之子鄧樸方聯系，力陳“楊家將”奪權危險，又指楊尚昆想在鄧小平過世後“平反六四”。

在十四大上，楊白冰晉升為政治局委員，但卻被免去軍權。第二年，楊白冰正式退役，楊尚昆也在十四大後離休，“楊家將”從此消亡。

楊尚昆反悔六四

據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生前好友、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說：“鮑彤也說，在5月17號鄧小平決策以前、戒嚴以前，楊尚昆和趙紫陽的觀點是壹樣的。宗鳳鳴那本書《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記錄的和他給我講的時候也是壹樣的。那我說為什麽他後來變了，他說我們共產黨的規矩就是上邊的領導變了，我們就得變。”

媒體報道，楊尚昆對“薩斯英雄”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中共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壹定會得到糾正的。正在病中的蔣彥永周四向美國之音證實了有關報道。

關註有無回憶錄

2010年，網上有消息說，楊白冰曾計劃讓壹位在中山大學講學的美國教授編寫他的回憶錄，講述楊家在當代歷史的作用，有意澄清自己在六四中的角色，結果在采訪和初步工作完成後被當局阻止。

－－https://www.voachinese.com/a/yangbaibing-20130117/1585554.html

2011年02月03日 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

如果下面楊尚昆的日記是真的，鄧小平和胡耀邦都罪該萬死！

楊尚昆這個日記內容，有為自己辯護的意思。1989年的鎮壓，是妳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倆參與支持的結果。妳楊家兄弟是脫不了幹系的。

胡耀邦住院期間，鄧小平拒往探視

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會議時，突感胸悶難受，經過壹時搶救後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

1989年4月13日，鄧小平在家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李鵬和喬石提出："小平同誌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壹下耀邦？"鄧小平遲疑壹下說："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況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幾天醫院就好了。"

1989年4月14日，在醫院第二次發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後，江澤民，李鵬，喬石，楊尚昆等聯署上書鄧小平："盼小平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鄧小平委托鄧林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楊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長談約五個小時。

以下是楊尚昆日記中，有關胡耀邦與楊尚昆談話的部分摘錄：

胡耀邦道出歷次歷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訴我，西單民主墻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臺。但沒想到，鄧小平上臺後便把民主墻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慫恿他搞起來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3月中旬，鄧又找到我，說他的孩子聽人說，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壹個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耀邦又說，小平讓我找幾個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壹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

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壹趟，觀察廣場的動靜。回來後，透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見了壹面，耀邦說，這是他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

1988年8月6日：“耀邦說還有壹事很後悔，凡是群眾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壹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對64事件有自己的看法

1989年6月23日：“人民軍隊怎能向人民開槍？改革開放有十年了，可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強烈不滿。64事件中學生是有錯，可也不能開槍呀。"

對楊白斌下臺不滿

1992 年11月15日：“我真想不通，白斌只是召開壹次權力賦予的軍委擴大會議，就是要篡黨奪權？妳小平連個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就可以在家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又算什麽？”

楊尚昆為趙紫陽打抱不平

1997年12月11日：“今天聽紹明說，他聽紫陽的二兒子趙二軍說，他爸爸已經被完全軟禁。連他媽媽出去買菜回來時菜籃子必須經過警衛的檢查後才能進院子。紫陽非常憤怒，但在趙紫陽這件事上，我的話江澤民是聽不進去了的。看來只能希望李鵬能過問壹下了。”

試題為鄧小平子女說清

1998年1月20日：“鄧林今天來我住處，壹進門便放聲大哭，說江澤民要法辦鄧質方。原來鄧質方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賄二千萬美元，被人揭發。江澤民不得不下令將鄧質方拘留。卓琳去了江澤民處大吵大鬧，揚言要自殺。鄧林要我找江澤民說說情。我只好給江澤民打了個電話，說手下留情。”

楊尚昆堅信64會平反

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醫醫生蔣彥永來我住處，向我提出了壹個問題：我能否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和經歷告訴您？我說當然可以，他便講述了64期間他搶救被子彈打傷的民眾情況，其中還包括壹名解放軍少校。也談了他對64的看法。他問我解放軍怎麽能夠向老百姓開槍？我聽了以後，說，我年紀大了，已經無力糾正，但只要共產黨是壹個堅持實事求是的政黨，就壹定會糾正這個錯誤，在適當的時期為64平反。”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102/zhouyahui/23_1.shtml

2018年3月11日 毛澤東整死劉誌丹 習仲勛險遭活埋

據澳洲日報早前援引淳於雁的文章報導，延安是毛發跡的主要根據地，按他自己的說法， 叫做“偏安的小朝廷”。是他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用恐怖威懾手段整肅折服大批知識分子的地方。1935年間落荒到達陜北以後，為了奪取最初領導革命武裝在那個邊區打遊擊，創立了壹片根據地的劉誌丹等人的領導權蓄意謀害他們。

毛按照他的拿手好戲“先打後拉”的老辦法，以“中央”的名義把劉誌丹等人抓起來監禁，動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殺了不少劉的部屬。

當時習仲勛是劉誌丹手下的主要幹部之壹，也被關在瓦窯堡的壹所監獄裏。他在回憶當年的恐怖情景時，提到活埋了許多陜北的軍官。他說：“埋人的土坑都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

就在這個關頭，已經整服陜北人的毛澤東變換壹副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殺人，把劉誌丹等人全部釋放歸隊，宣布“肅反”是嚴重的錯誤雲雲，他不但不必承擔濫殺無辜的責任，反而成為“救命恩人”。

但毛澤東對於陜北土生土長、甚得人心的劉誌丹等領導幹部，仍然不放心，陰險的毛便打發劉誌丹率部“東征”。結果與閻錫山的軍隊發生遭遇戰，報告說是敵人的機關槍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劉誌丹的心臟，使他 “壯烈犧牲”。

毛為了利用劉誌丹在陜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把保安縣改名為“誌丹縣”以資永久紀念，並為他親筆題詞等，實際上是“煙霧彈”罷了。

劉誌丹死時年僅33歲。對於他的死因，當時就有許多疑點，要點是壹起參戰的戰友知道他既不在沖鋒隊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點之內，而是在離現場200公尺外的小山頭上觀察戰事。

劉誌丹死時，他的警衛員被支走找醫生，只有毛派去“保護”他的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壹看其胸前傷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彈不是從胸口打進去的，而是從背後打進去的。在劉誌丹死後，他所部的兩位指揮員楊琪和楊森，也同樣在戰鬥中離奇地“被擊斃”了。

與劉誌丹之死的案件相關還提到，60年代初，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寫出壹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長劉誌丹英雄壹生的長篇小說。1962年脫稿後，尚未出版就被壹些報刊連載、轉載，好評如潮。

毛依據康、閻的報告，在全會上親自宣布把《劉誌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點名看過小說原稿的習仲勛是“黑後臺”，揪出了壹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立即撤職查辦，“壹網打盡”。

－－https://www.ntdtv.com/gb/2018/03/28/a1366972.html

2018年8月6日 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毛澤東玩這是高手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最終被毛打散了。

中共歷史上的山頭政治

中共憑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從占山為王起步。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岡山乃是中共第壹山頭，是取之不盡的政治富礦。毛壹輩子胡作非為，其壹切“偉大革命事業”無不以井岡山上所掘取的“第壹桶金”為基礎。

紅軍時期的各大根據地、三個方面軍，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大敵後根據地、黨的白區組織，“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四個野戰軍、六個大區，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都是有壹定份量的政治山頭。戰爭年代，山頭是中共組織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於各山頭之中——去掉了這些山頭，中共就只剩下壹副空殼，與“八個民主黨派”無異。每個山頭都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勞，於是乎，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資格——老壹輩死了，“紅二代”、“紅三代”們還打算著世襲這壹資格。

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術平衡各山頭勢力

中共建國以後，無論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名額，部委、軍區和各省的權力分配，還是元帥、大將、上將的授銜與排位，都曾刻意在各個山頭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

國統區的黨組織、中共長江局、新四軍本該是周恩來的山頭，毛對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熱。皖南事變後，毛聯合劉少奇予以接收改組，再經延安整風，周系山頭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更慘，雖曾長期以中共理論權威、意識形態正統自居，卻壹直未獲得拉山頭、建實力的機會。張聞天做了七年名義總書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山頭作後盾，始終根基浮淺，腰桿子硬不起來，毛澤東“只需動壹動小手指頭”，就輕而易舉將他推倒下臺了。這說明，在中共的政治氣氛裏，雖有派系，若無山頭，也終究站不住。

山頭與正統：從井岡山到陜北

中共山頭不光有大小之分，還有正統、非正統之別。以壹方面軍壹軍團為正宗；其次是長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紅軍所謂“二萬五千裏長征”為正宗）；再次是陜北老革命。毛澤東從井岡山起家，在陜北發家——從地方割據走向統治全國，陜北堪稱中共福地。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陜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壹，壹九六二年因小說《劉誌丹》無辜蒙冤，被毛澤東誣以“利用小說反黨，是壹大發明”。當時向康生揭發習仲勛的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就是抓住了“正統”二字大做文章。

習仲勛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閻紅彥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長的陜北老革命。陜北原本是個小山頭，又分成陜北與陜甘邊兩塊，形成了謝子長、閻紅彥壹派與劉誌丹、高崗、習仲勛壹派，兩派不和，內鬥很激烈。“三嘉原事件”兩派火拼，閻紅彥充當謝派打手，親手槍殺了劉部骨幹趙連璧，繳了劉誌丹的槍，還就地解散了劉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從此兩派結下不解的仇怨。當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劉誌丹派幹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殺，劉誌丹、高崗、習仲勛等陜甘邊根據地創始人均被嚴刑拷打、殘酷虐待，命在旦夕。此後高崗成為毛的親信，高又將習仲勛推薦給毛，延安整風時毛親自召集西北高幹會議，追究當年肅反責任，並將高崗樹為“陜北正確路線的代表”。但閻紅彥們不服輸，閻壹直認為劉誌丹派不過是打家劫舍搶女人的土匪。閻以此與高崗、習仲勛為敵，從不放過任何壹次落井下石的機會。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8/06/866206.html

2018年10月1日 高新：習仲勛居然是毛澤東反右“陽謀”部署的主要參與者之壹？

1978年初，齊心到中央組織部找新上任的部長胡耀邦申訴。

而事實上是當時的齊心在女兒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無門，是胡德平先在自己當時的工作單位中國歷史博物館與“冒昧求見”（習近平當時的原話）的當時還是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的習近平會面，然後才有了胡耀邦以自己家中秘密會見習仲勛家屬的故事。

胡耀邦提醒他們壹定要過了王震這壹關。

習仲勛及其家屬在胡耀邦的點撥下為先復出工作再爭取“徹底平反”自己“冤案”找到了切入點。齊心帶著習仲勛親筆信求見王震得到恩準。

說起中共政權的元首之父習仲勛“壹生未整過人”的故事，連境外“敵對勢力”的媒體都是贊許有嘉，殊不知中共黨內對此也有人表示質疑，比如因為當年給王震當過秘書而官運亨通，日後官至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明（筆名王小石）就說過：“習仲勛當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慘”。

五年前習近平左手牽著彭力媛，右手牽著習仲勛夫人齊心到人民大會堂為習仲勛百年冥誕默哀之後，筆者在中國內地壹家網站上讀到過壹篇文章，質疑習仲勛“壹生未整過人”並非事實。

1957年6月6日，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盛情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習會前安排手下，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會上突然指責儲安平，批判他的“黨天下”的提法屬嚴重錯誤……

當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鄧小平親自督導和主持的“反右”鬥爭到1981年的“改正”工作結束，但是仍有極少的壹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包括儲安平在內的5名“右派分子”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這五大“右派”裏又屬儲安平的下場最慘，不但倍受淩辱、慘遭迫害，文革中怎麽死的至今都未被搞清楚。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在統戰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委婉地批評中共治下的政府已經成為“壹黨天下”，此文壹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習仲勛主持的座談會開過僅隔壹天，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全國反右運動爆發。

六月六日習仲勛無疑是奉毛澤東之命召開，“邀請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習仲勛的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他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壹封匿名恐嚇信，其中有指責他“為虎作倀”，是“無恥之尤”的內容，最嚴重的莫過於“共產黨如果只認妳這班人的話”，“總有壹天會走向滅亡”。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也說，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隨時留意，全家留意”。

事隔壹天，平地壹聲炸雷，《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盧郁文和習仲勛的“匿名信事件”成了毛澤東社論中的中心議題，成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

怎麽了？昨日的毛澤東還和顏悅色，今日怎麽變得青面獠牙？五百萬當年的知識分子們，和今天數千萬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憤怒地問天、問地、問鬼神：這是為什麽！？

毛澤東不屑地回答道：“這是陽謀”。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840

2018年5月16日 網曝鄧小平整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內幕

中共高層權鬥自中共建黨以來就壹直持續不斷。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高新5月14日刊文，揭露鄧小平多次整肅習仲勛。文章說，鄧小平就是因為向毛澤東告發高崗才得到重用，如果沒有高崗事件的發生，鄧小平的上升是不可想像的。很顯然，鄧小平在取代高崗的前提下，當然就容不得習仲勛在中共高層繼續受到重用了。

另壹次是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華國鋒和胡耀邦都堅決支持給習仲勛“徹底平反”，但是因為鄧小平和陳雲堅決抵制重新評價高崗的問題，牽連到習仲勛，中共中央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是1980年才發出的。

1952年，毛澤東為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軍政要員進京。鄧小平被調任副總理，而習仲勛被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54年，毛澤東為平衡各派系從而讓自己壹人獨斷，慫恿高崗反對劉少奇，當高崗想與鄧小平聯合對付劉少奇時，鄧小平不明事理卻向毛澤東告高崗的密，使得毛不得不拋棄高崗。同時，鄧小平也因此受重用。

1955年，習仲勛受高崗事件牽連，被要求作檢查。習仲勛前兩次都未過關，第三次才過關。而不讓習仲勛過關的就是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後，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常委，而習仲勛只是擔任中央委員。1962年，習仲勛變成反黨集團首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康生整習仲勛的幫手。

文革後，鄧、習兩人矛盾並沒有結束。鄧小平起先不同意習仲勛復出，要先讓習保證與鄧保持壹致才可復出。1978年4月，習仲勛復出，但不能進京，也沒有官復副總理原職，而是離京到廣東省擔任領導。習仲勛1990年“被中央批準到南方休養”，實際上是被貶出京，流放外地。

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有小道消息說，鄧小平與習仲勛當時同在深圳迎賓館的不同建築裏，兩人卻“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也有消息說，為了避免出現尷尬局面，廣東和深圳方面已經在鄧小平抵達之前安排習仲勛暫離深圳去廣州“視察”了幾天。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5/n10396981.htm

2018年6月26日 陳雲：高崗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對高崗來說，陳雲是其特別信賴和倚重的密友。在東北時期，陳雲同高崗在工作上緊密合作，關系密切。

在高崗與劉少奇的對決中，陳雲選擇了站在劉少奇與鄧小平壹方。由於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黨內穩定力量全力拱衛劉少奇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地位，毛澤東設計的劉少奇、高崗、周恩來三人相互制約的格局破產。1953年11月，在陳雲和鄧小平先後揭發高崗私下進行串連活動後，毛澤東決定犧牲高崗。

陳雲在1954年2月16日的會議上發言，同高崗劃清界限：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高崗的個人主義野心是壹步步發展起來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沒有個人主義的根子，不會壹下子就爆發出這樣的問題。高崗現在應該脫掉自己華麗的外衣，重新做人。

－－https://www.dwnews.com/中國/60066780/陳雲高崗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2017年5月15日 時任中紀委第壹書記陳雲在位時竟如此腐敗(高新)

筆者當年在美國接待胡績偉先生，壹次請胡老先生和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講學的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王若水夫婦到家裏作客，曾任中紀委委員的王若水席間談起陳雲擔任中紀委第壹書記期間自己並不廉潔的例子，其中之壹就是在給汪東興羅列的罪狀之壹就是在中南海裏大興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後，自己的所做所為更為過份。

家在中南海深處的陳雲和李先念，無論是面積還是檔次陳雲比李先念都要高上好幾個數量級，擴建和裝修的開銷在當年都堪稱天文數字。

接著，胡績偉先生又說起了陳雲另壹項“搞特殊化”的例子。說的是項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誌高在任時期，即已經開始了福建省對陳雲的特殊供應，平時專門由公安部九局的壹位科長負責,定期從福州、廈門等地向北京空運當地出產的時令水果及幾種土特產。

至於廖誌高與陳雲之間是否還有更密切的關系,很少有人說得清楚,只能從廖誌高下臺後被調回北京,充當中組部顧問壹職看出壹點蛛絲馬跡。

項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項專為陳雲進行的“特殊任務”依“慣例”繼續進行。項南正式到任的時間是壹九八二年二月，大約過了壹年多時間，他才無意中知道了這件事情。當他意欲探聽個究竟時，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長居然虎著臉對他講:“項南同誌,這件事情妳不要過問。”

堂堂壹個省委第壹書記,居然在自己的轄區內對公安部壹個小小的科長所從事的“特殊任務”無權“過問”,項南怎麽可能不惱火?

當時的陳雲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還兼任著中紀委第壹書記。狀告中紀委第壹書記搞“生活特殊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輕重的項南,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把這件事情寫成書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沒有敢登中紀委的衙門。

有壹種說法是胡耀邦曾經向陳雲身邊的壹位工作人員暗示過“註意影響”之類的內容。沒想到陳雲領導的中紀委方面居然先下手為強，想方設法給項南的政治仕途設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05152017124546.html

2007年5月17日 齊戈：從陳雲的胡言看《新聞法》的流產

在中國，真實的狀況則是，言論自由至今是我們被打壓、被恐嚇乃至被迫害的源由，這只是壹個淺顯的常識。對於官方來說，他們把持了出版、把持了報刊、把持了廣播電視還不夠，還把黑手伸向了網絡，那些冠冕堂皇的種種理由，目的只有壹個，就是要把網絡上那點可憐的自由，殺他個幹幹凈凈。

1979年，中國提出“新聞改革”，“新聞法”也開始醞釀。1983年，作為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的胡績偉，接受了彭真委員長交給他的壹項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法》。這個任務當然是由通過最高決策部門（中共中央）決定，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來實施的。然而，有個權威人士對此竟然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壹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們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的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胡績偉：《胡績偉自述》第四卷）這個所謂的權威就是陳雲。

陳雲關於《新聞法》的壹番謬論，不過是褻瀆政治文明的“臭屁”，是對人類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的公開挑戰。把陳雲這番謬論稱為“臭屁”，看似粗魯，其實稱他人的言論是“放臭屁，”發明權屬於我們這位陳雲先生。著名演員趙丹在臨終前說了壹段話：黨管文藝，管得太多，文藝沒有希望。直擊要害、痛快淋漓，趙丹憋在肚子裏這番諍言，直到臨死才敢說，因為已經無須害怕迫害了。陳雲看到趙丹遺言後，卻恨恨地說：“趙丹臨死前還放了個臭屁。”陳雲這種誤國誤民、褻瀆政治文明的胡言亂語，就是放了個大大的“臭屁，”真是繞梁三日不絕，其味至今難消。對中國不斷惡化的輿論環境所起的負面作用，怎麽估計也不過分。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7/0517/40862.html

2010年4月10日 中南海三代核心內情：另壹“太上皇”陳雲贊軍隊六四鎮壓

中共黨頭、財頭陳雲，在毛澤東時代，經常因病休養（自稱身體差，卻活了90歲，1905-1995）遠離政局核心，躲過多次劫難。

中共歷史的新帳舊賬，毛澤東周恩來有份，鄧小平陳雲也有份。“六四”之後的1990年，陳雲說，“軍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對於黨的指示，軍隊壹定要堅決執行。去年解決北京天安門的事，沒有軍隊不行。壹定要把軍隊建設好。”這裏的“黨的指示”，基本上是鄧小平和陳雲兩人說了算，兩人之中若壹人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

八九年“六四”前，鄧、陳壹直有矛盾，表面上相互吹捧，實際上對著幹，鄧小平要商品經濟，陳雲堅持計劃經濟，最後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在政治路線方面，鄧與陳壹直深度合作，從不馬虎。

1954年2月，陳雲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堅持毛澤東的黨主路線，批評他的同事高崗、饒漱石所謂反黨分裂活動，稱“保障黨的團結，防止黨的分裂，其責任主要在高級領導人員”。

1968年毛澤東搞倒劉少奇，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陳雲有份。

當時也有人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主席，但陳雲公開說“小平同誌不願意幹”，鄧小平自己也知趣說“擔任中央主席不相宜”，最後挑了壹個當時並沒有多少政治級別的胡耀邦、趙紫陽，胡、趙實際是高級辦事員，只能遵從鄧小平、陳雲處處發號施令。如趙紫陽主張國庫券“允許到銀行貼現”，陳雲批評“不能搞”，否決了趙紫陽的意見；陳雲還批評胡耀邦這樣的“壹把手”“卻是常委不常開會”，批評胡耀邦不講民主，實際上胡耀邦、趙紫陽面對太上皇發號施令，什麽民主制度也沒有用。

1982年，中央黨校教員阮銘經常在報紙上發表稱贊西方制度的文章，被稱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陳雲就批示給胡耀邦，“應該開除阮銘黨籍，調出黨校，並由中宣部通知各報，不讓阮銘再在報上發表文章”。

後來任總書記的江澤民，也不是所謂“第三代核心”，在陳雲眼裏不過是又壹傀儡。以前批示給趙紫陽的文件，現在又轉到江澤民頭上。

－－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4/201004100223.shtml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國：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壹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壹個沈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在壹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壹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壹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壹的史料價值。其特征是：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壹書記），在信陽地區有“壹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壹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壹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制，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

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壹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只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壹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妳為什麽不揭省委，妳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壹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壹般不要處分人。”

李先念以前壹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壹。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壹齊抓，壹手抓征糧食，壹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視不敢報：信陽事件以慘烈之巨載入吉尼斯紀錄

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見該書第114 頁）。而這場大饑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間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壹百多萬人的災難。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如今“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作者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

“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強迫命令之風刮起。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壹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劃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壹半之多。

“反右”之後，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此後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風起，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跡”。遂平縣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壹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

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壹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壹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煉鋼鐵，砸鍋賣鐵制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壹頭母豬壹次生下64只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

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壹半。這些“奇跡”“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中共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壹個人說破。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余壹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跡’，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中共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壹再要求各縣、市壹定要冷靜，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時任中共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征購任務。征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征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征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夥，民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壹點口糧作為“余糧”交了征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夥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

“大躍進”開始後，糧食連年大減產。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征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此外還有壹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妳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劃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壹字不提。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饑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調查，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曾多次落淚。

“信陽事件”曝光後，毛澤東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耗時幾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同類問題，促使毛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壹）在這壹系列運動中濫用“階級鬥爭”“法寶”。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

（四）“信陽事件”曝光後，共產黨民心大失。

張樹藩病危遺言中有壹段振聾發聵的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民眾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壹個糧庫。”更催人淚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趙紫陽：是他反對鄧小平 將仇恨轉嫁我

在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趙的談話錄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內部就已出現幾位中共元老“倒趙”的跡象。

早在1988年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就已經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壹些問題”。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陳雲、李鵬就已經策劃過打倒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宮廷政變，並提出江澤民繼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的政變後的新班底。

那麽，李先念為會何仇恨趙紫陽呢？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壹個代表。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據記錄，當年李先念記恨趙紫陽“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李先念的話”，他還曾經讓王任重傳話給趙紫陽說：“對幾個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壹個人的話！”

《改革歷程》中分析指出，由於文革期間及文革後三年這段時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經濟工作，所以他對鄧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時期的經濟工作“非常不滿意”，因此李先念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

本來他指望和鄧小平、陳雲壹起充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婆婆”，但是鄧小平偏偏說“只有壹個婆婆”。所以，“氣不打壹處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發泄在趙紫陽身上。

據李鵬的“六四日記”，當鄧小平決定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後，李先念和薄壹波更火上澆油地要求對趙要“壹抹到底”。

最終，“李先念成了‘八九風波’中達到預定目標的勝利者，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鄧小平在道德上徹底輸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輿論的嚴厲指責。”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2014年1月24日 大將羅瑞卿以“莫須有”罪名捕殺了多少人？

1951年1月24日羅瑞卿到廣州，以“英國特務”罪名，逮捕了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廣東省公安廳長陳泊（1909-1972）；同時以“暗藏的英國特務”、“中統特務集團的黑後臺”罪名，逮捕了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坤（1909-1972）。因二陳被捕株連而遭逮捕審查的廣東省公安廳就有700人，廣州市公安局又有300多人；二陳均屈死於冤獄。

1954年底，羅瑞卿將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1912-1999）以“內 奸”、“反革命”罪名逮捕，楊後被關押共28年，楊案株連上海市公安局內部700人遭逮捕審查。

1955年5月，羅瑞卿奉命將文學家胡風（1902-1985）逮捕，株連逮捕、審查“胡風反革命集團“2700多人。

1957年反右運動中，羅瑞卿又在公安部內抓出右派64人，劃定“中右“（準右派）49人。

羅瑞卿自己，1965年被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指斥為”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遂被撤銷軍事職務；1966年3月18日不堪忍受批鬥，跳樓自殺未遂，雙腳跟骨傷殘。

1967年1-3月羅拖著傷腿不斷被批鬥。

1971年”九壹三“林彪墜機葬身荒漠後，毛澤東1973年12月21日接見中央軍委會議代表時輕描淡寫地說，他是聽了林彪的”壹面之詞“而”錯整了羅瑞卿“。

1966年5月23日，正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以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身份宣布“彭羅陸楊“四人為”反黨集團“，並主持批判。

1978年8月12日在羅瑞卿追悼大會上，鄧小平的悼詞中有“學習他…..對敵恨，對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句。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38518/article-194529.html

2018年2月21日 文革第壹件祭品：羅瑞卿

毛澤東發動文革首先要打倒誰？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羅瑞卿。毛澤東要發動文革，首先要獲得的槍桿子的支持。

眾所周知，羅瑞卿曾與林彪長期共事，據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回憶，兩家的關系也很好，1959年正是在林彪的提名下，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才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主持軍隊日常工作，協助林彪執掌軍權。而羅瑞卿與毛澤東關系同樣親密，其出任公安部首任部長負責中央安全保衛工作正是出自毛澤東的點將，因此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羅瑞卿與毛澤東、林彪如此親密的關系，為何最終卻被拋棄？

公開資料顯示，林彪與羅瑞卿的矛盾在於軍隊中“突出政治”與“抓軍事訓練”的矛盾，林彪強調“突出政治”，羅瑞卿強調“抓軍事訓練”。1962年林彪因身體原因修養後，由賀龍接替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逐漸倒向賀龍，1964年舉行的全軍大比武，頗有些刻意強調軍事訓練以反對林彪“突出政治”的意味。

羅瑞卿反對林彪的”突出政治“，很難不讓毛澤東多想，更何況當時毛澤東名義上是退居二線，曾經的”大警衛員“在毛澤東退居二線後就不聽招呼了，極易被視為壹種背叛。

更加嚴重的是，賀龍通常被認為屬於劉少奇、鄧小平壹線，羅瑞卿的”背叛“更加被坐實。

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5月、6月間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軍委副主席曾在京西賓館談話，葉劍英稱“他（羅瑞卿）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榮臻答以“壞就壞在手長上！”“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壹個圈子。”

據邱會作回憶，在正式向毛澤東提出羅瑞卿問題時前，元帥“除了賀龍壹個以外，對其他元帥，葉帥該‘打招呼’都打到了。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突然在上海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前僅毛澤東、葉劍英、周恩來等極少數人知道會議主題是解決羅瑞卿的問題，羅瑞卿壹到上海就被軟禁，並未出席會議。羅瑞卿被解除壹切軍職，僅保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1966年5月毛澤東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陸定壹打成反黨集團。至此，文革的專政工具與輿論動員已經完成，壹切就緒只欠“五壹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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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 另類元帥葉劍英的另類歷史功績

說起來葉劍英應該算是林彪元帥（黃埔四期學生），徐向前元帥（黃埔壹期學生）的老師，但從軍功或戰績看，老師顯然比不過學生；就軍功或戰績而言，不說與其他元帥相比，即使與粟裕，徐海東等大將相比，他也顯得黯然失色，所以葉劍英在十大元帥之中敬陪末座，說起來也不算是失之公允的事吧。

但葉劍英最大的歷史功績據說還是在於從前在張國燾發密電給陳昌浩企圖裹挾並危害中央的時候，通風報信給毛澤東，使毛澤東得以率領中央和壹方面軍紅軍之壹部及時金蟬脫殼，化險為夷，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然而對於這件大事的歷史真相，歷來質疑聲不斷。因為不僅當事人之壹的張國燾壹向斷然否定曾經有過那份密電，另壹位當事人陳昌浩也矢口否認曾經收到或見過那份神秘電報。即使在後來回到延安接受批判，再三檢討跟錯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的時候和由蘇聯返回中國，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含冤而死之前也從來不曾改變過對那份電報存在的斷然否認的態度。

從常識上看，當時壹方面軍與四方面軍關系緊張，幾近對立，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二號人物，政治鬥爭經驗豐富老道，警惕性極高，他對於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都會嚴守黨內高層機密，對於壹方面軍派到他身邊擔任參謀長的葉劍英如何可能讓他得到四方面軍內部最高機密的神秘電報呢？

我以為即使上述神秘電報是並不曾存在過的，毛澤東說葉劍英“大事不糊塗”仍然可謂有識人之明且恰當無比。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壹個使得壹方面軍迫不得已而出走的正當理由或借口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葉劍英雪裏送炭送來了那份神秘電報，即使那電報是子虛烏有的杜撰，那杜撰的電報也因為被需要而彌足珍貴。

葉劍英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扮演“大事不糊塗”的角色，並非長征時那僅有的壹次。

在南昌起義（或暴動）時，他也曾做過壹次類似的“大事”。當時的情形簡而言之大概是這樣的：對於是否舉行暴動有兩種意見，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等人主張不顧壹切發起暴動；但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瞿秋白派張國燾前往南昌試圖終止起義計劃，並爭取與共產黨關系良好的張發奎將軍壹起返回廣東重新北伐。張國燾和葉挺也覺得聯合張發奎的計劃更有成功希望，因而對於是否發起暴動有所猶豫。在此關鍵時刻，據說葉劍英獲悉了汪精衛，張發奎等國民黨“左”派密謀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的陰謀，並及時通報消息給賀，葉二人，從而最終促使領導者們統壹意見，舉行了暴動。

然而有意思的是張發奎將軍晚年有壹本口述自傳。在那本自傳的有關南昌起義的章節裏張將軍斷然否定他曾有逮捕加害共產黨人的念頭或計劃，用他原話說：“若要逮捕他們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張發奎說：“他們（指他部隊裏的共產黨）都很了解我，特別是葉挺”“我從不逮捕共產黨員個人”“此外，我從來不相信屠殺能解決問題。”

葉劍英相隔數年，在南昌暴動和紅軍內部鬥爭分裂的重要歷史關口，兩次截獲高度機密，兩次通風報信，兩次影響歷史走向。他因政治需要而獲取機密或者說“創造”機密的特殊才能委實讓人驚訝。

葉劍英還有壹件“大事”值得壹提。那是在他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時候的事情。當時他“發現”他的下屬廣州軍區第壹副司令員陳光有“嚴重政治問題”，然後命令原陳光部下的李作鵬利用陳光的信任，誘捕陳光，並宣布了陳光的四大罪狀：壹，通敵。與蔣介石在香港，澳門的特務混在壹起，以情報資敵。二，反對領導。對廣東現在的軍政領導人（即葉劍英本人）不滿。三，可能外逃，據說準備去香港，然後蔣介石特務可以將他帶去臺灣。四，家中私藏大量武器。

陳光從紅軍時期開始就是壹個能征慣戰的著名將領，曾經代理林彪擔任過紅壹軍團的代理軍團長，抗日戰爭時期的115師代理師長。立下過許多戰功。他性格倔強，也不服氣葉劍英，並因而對葉劍英有所得罪。他被拘禁後要求李作鵬通過老首長羅榮桓找毛澤東申訴，但被葉劍英阻止。雖然在陳光被拘捕後，搜查他的住所時，沒有發現武器，清理他的私人文件時也未發現通敵證據，但陳光仍然被開除黨籍，並被拘押，最後在獄中自殺身亡。

由當年同樣得罪過他的羅瑞卿文革中遭受沖擊，跳樓自殺而未死時，葉劍英賦詩慶賀的作為看，他應當不會為陳光之死感到遺憾和內疚的吧。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rticle-248875.html

2009年5月 毛澤東與葉劍英的特殊關系：壹次合夥陰謀，終身受用無窮

壹九三五年，當毛澤東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面對兵力是中央紅軍八倍的張國燾心中發怵，怕張以手中槍桿子指揮中共並坐上黨魁的位置。當毛澤東率右路軍走出草地後，毛澤東忽然率領右路軍中的林彪、彭德懷的壹、三軍團和中央機關約八千人悄悄地背著徐向前及左路軍的四方面軍兩個軍逃之夭夭。完全違背了中央會議上由張國燾、朱德的總司令部統壹指揮紅軍、統壹行動的決定。毛澤東死後，葉劍英多次在華國鋒面前如此這般地演義這壹事件，以表當年挽救黨中央的豐功偉績。

據說中共數年前曾對這壹歷史公案進行過調查，調查中有人竟說出了這種話：“我相信毛澤東、葉劍英的人格，他們不會杜撰此事。”但毛和葉的個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

毛澤東和葉劍英這次改變中共歷史的超級大陰謀，卻使二人終身受用：毛澤東度過了遵義會議以來的最大壹次權力危機，並進而順利實現了主宰中共，奪取天下的皇帝夢。葉劍英從此在毛澤東的庇護下，官運亨通。從未指揮過壹次戰鬥居然憑資歷就封了壹個元帥。（這讓無數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將軍們心生不平）且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風浪中穩坐釣魚船，再大的雨點也落不到他的頭上。

毛澤東不整葉劍英除因葉本人謹言慎行，且無多少戰功、威望、野心外，還有壹個原因是怕葉劍英把當年合夥安張國燾罪名的真相抖出來。如果葉抖出了真相，那毛澤東的“偉、光、正”形象就全毀了。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5/qiuguoquan/50_1.shtml

2017年5月19日 葉劍英聯手華國鋒也鬥不過鄧小平

(葉說)“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壹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葉有意全力扶持欽定接班人華國鋒，這符合葉的秉性和利益。挺鄧復出方面，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都是鄧的盟友，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指望重新分贓。壹旦分贓完畢，利益集團才開始重新排列組合……，此為後話。

華壹旦被廢，葉的攝政地位立馬失效。這壹點已被事實證明。1982年12大上，華被廢，汪被撤，胡接任黨魁，趙接任總理，鄧接任軍委主席。保留了葉的常委、軍委副主席的職位。

1985年，未等5年任期屆滿，“葉以健康為由辭去黨內外壹切職務”。

總而言之，華葉聯盟粉碎四人幫，客觀上為鄧復出清掃了障礙，但主觀上不可能是為了給鄧讓位。葉扶持華，多美的差事?於國於己，皆可名垂青史。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519/931799.html

2016年2月10日 陳伯達和聶榮臻，誰說的才是真話？

陳伯達晚年做過壹個口述回憶，由他的兒子陳曉農記錄編纂為《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壹書。在這本書裏有壹個章節提到陳伯達曾經救過毛澤東。陳伯達回憶說：1948年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時，有壹天國民黨飛機忽然飛到阜平上空，陳伯達聽到飛機轟鳴聲，感覺情況不對，趕緊跑到毛澤東居所對毛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毛澤東原本在那裏猶豫，聽陳伯達這樣壹說，就與警衛員走出了屋子。毛澤東離開屋子後，陳伯達為吸引飛機註意，故意站在院子當中不走。毛澤東註意到後回頭喊他：“妳怎麽還不走哇？”，他只喊：“主席快走！主席快走！”到確認毛澤東已安全時，陳伯達也趕緊跑出院外，此時飛機已經俯沖扔下炸彈。陳伯達在壹個低窪處臥倒，炸彈在院子當中爆炸。屋子的窗玻璃都被炸彈擊碎了。陳伯達說：“如果晚走壹步是很危險的。”

聶榮臻在回憶錄裏說他聽到飛機聲並看到轟炸機後跑到毛澤東房間裏，看到毛澤東“身穿藍條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說：“‘主席，敵人飛機要來轟炸，請妳快到防空洞去！’毛澤東坐起來，若無其事，非常鎮靜，很風趣地對我說：‘不要緊，沒什麽了不起！無非是投下壹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聶榮臻的回憶錄裏接著這樣描述道：“我看毛澤東同誌不想去防空洞，心裏急了，壹連幾聲地說：‘主席，敵人的飛機來了，妳必須立刻離開這裏，我要對妳的安全負責。’可是毛澤東同誌坐在床上，還是不願意走。”於是，聶榮臻“就當機立斷，讓警衛人員去取擔架。”取來擔架以後，聶榮臻向邊上的“同誌遞了個眼色，便把毛澤東同誌扶上了擔架。-------在場的秘書和警衛人員，七手八腳地接過了擔架，壹溜小跑奔向房後的防空洞。江青害怕，壹聽到飛機聲，早就跑了，等我們擡著毛澤東同誌走到防空洞時，她已經在防空洞裏了。我和毛澤東同誌剛走到防空洞，敵人的飛機就投下了炸彈，只聽轟轟幾聲巨響，我們駐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壹團團濃煙。”

同壹時間，同壹地點發生的這同壹次歷險經歷，聲稱前去救毛澤東脫險的卻有兩個人。彼此在回憶錄裏都未提到對方，可見共同救駕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那麽陳伯達與聶榮臻，到底誰才是當時在場的救駕者，或者說到底誰說的才是真話呢？

值得關註的是陳伯達原來壹直不曾提過這段往事，後來文革中他倒臺，被關到秦城監獄。在進監獄時，他萬念俱灰，忍不住喊叫到：妳們不能這樣對我，我救過毛主席。這樣他的這段往事才披露出來。當時毛澤東健在，已由中央第四號人物淪為反革命階下囚的陳伯達如果無中生有妄造救駕經歷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事實上不僅沒有人戳穿他是妄言杜撰，而且他在監獄的待遇還在他說出那段經歷後很快得到了改善。可見陳伯達造假的可能性是並不高的。－－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58289/article-243581.html

2018年3月19日 粟裕蒙冤離世真相：遭聶榮臻刁難

根據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上，強加在粟裕頭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有兩條：壹說粟裕是“野心家”、“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說粟裕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原因是“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

會議組織者稱粟裕是饒漱石的幫兇，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批鬥陳毅。然而《粟裕蒙冤始末》辯稱：事實上，當時粟裕根本就不在黃花塘，但是，擴大會議的組織者仍不放過粟裕，認為粟在前方，屢打勝仗，給饒漱石提供了壹個“安全穩定”的“批鬥陳毅的環境”，“間接地支持”了饒漱石。

粟裕與聶榮臻共事時間甚短，惟壹出現的壹次誤會，是發生在聶任代總長期間。聶榮臻因上報毛澤東對軍隊系統的報告減少，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評。為此聶榮臻不得不寫報告向毛澤東作了檢討。粟裕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因此也向毛澤東作了書面檢討。毛澤東不僅在他的檢討上作了批示，表示“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同時對聶榮臻又作了批評。他還特地把這個批示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傳閱，這就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會。

彭任國防部長後，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布，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鑒於這種情況，粟裕要求明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職責，以便今後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但總參壹連五易其稿，均未能獲得通過。而且，彭德懷每審壹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罵壹頓，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時，粟裕在上報文件寫上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彭就說：“我不是妳的通訊員！”如果不寫而直接上報，彭又說：“怎麽，又想越級告狀？！”

此後，粟裕不僅被扣上了“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帽子，最後還上升到“裏通外國”與“軍隊的壞人”，嚴重影響了毛澤東對粟裕的看法與信任，使之撤銷了粟裕的總參謀長職務，降為新組建的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閑職。

1980年春節，粟裕登門拜訪聶榮臻，匯報了自己已向中央寫了申訴報告，並請求他為這件事說說話，聶榮臻寬慰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裏，我會說話的。”

但他實際上並未真的準備“說話”，楊尚昆曾專門為此事同聶榮臻商量，問他怎樣處理？聶榮臻卻說：“我考慮考慮。”

其時，彭德懷、陳毅早已不在人世，聶這壹“考慮”，粟裕也就只能帶著遺憾直去見馬克屎了。

－－https://www.dwnews.com/中國/60046635/粟裕蒙冤離世真相遭聶榮臻刁難

2018年5月25日 六四回眸：七上將反對鎮壓 兩元帥力挺戒嚴

1989年“六四”期間，鄧小平於5月17日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

5月21日，葉飛等七名中共開國上將聯名致信戒嚴部隊指揮部及中央軍委，明確表態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並要求軍隊不要進城。

促成此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經濟學周報》兩位副總編輯羅點點和高瑜，她們後來被捕。羅點點原名羅裕平，是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曾任海軍總醫院門診部主任。她運用自己的人脈關系，聯絡當時健在的開國上將，得到七人簽名：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誌、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七位老上將。

這封聯名信送到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毫無疑問，立刻被扣了下來。第二天，北京爆發自戒嚴以來最大遊行，百萬民眾上街，七上將聯名信被印成傳單散發，內容變為上書中央軍委，反對戒嚴、反對李鵬、罷免鄧小平。七上將無人出來否認，表白自己，皆保持了沈默。

5月22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登徐向前、聶榮臻答復中國科技大學部分學生的講話稱：“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希望同學們不要聽信謠言盡快返校復課。”以元帥壓上將，消除七上將上書事件影響的用意，顯露無遺。

5月23日，《人民日報》又刊登壹封《鄧穎超致首都同學市民的信》，裏面寫道：“親愛的同學們、市民們，我懇切希望妳們要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軍。這次解放軍奉命進駐北京是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證大家有壹個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我希望廣大同學和市民給予大力支持。”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5/25/7283502.html

2015年5月25日 徐向前被掩蓋的真相：緊跟文革誣賀龍政變

文革爆發後，徐向前成為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可謂“壹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徐向前在會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大發雄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得很，劉、鄧路線，劉誌堅……。我勸妳們把廖漢生鬥鬥，楊勇是個什麽東西，鬥鬥去。我非常不同意妳們的做法，妳們不鬥楊勇、廖漢生，要去抓鄭維山，造鄭維山的反！方向錯了。妳們造反，對！造什麽反？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

關於1月19日的大鬧京西賓館，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在與中央文革的對抗中“徐帥壹掌拍在茶幾上，把茶杯蓋震落在地。葉劍英怒不可遏，用拳頭連連捶擊著桌子”。

然而實際情況是徐、葉兩人在是否要揪鬥蕭華的問題上拍茶幾、捶桌子，相互對抗。

《葉劍英傳》如此敘述：“過了壹會兒，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妳是膽小鬼！妳怕什麽？他們能把妳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葉劍英“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接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1966年的10月開始，邱會作就被總後造反派批鬥“車輪戰”，被搞得暈厥。林彪下令邱會作到西山去，還特意批示到：沒有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命令，邱會作不許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無視林彪的批示，打電話給邱會作：我不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名義，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妳下西山，去見群眾。”邱會作無奈，從西山回到總後機關，遭到嚴刑拷打，致終身殘疾。後來又被林彪救出。

林彪曾經對趙爾陸問題的講話，“對趙爾陸的錯誤要狠狠地批，對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雙關語，壹方面是保，另壹方面是批，重點是保。在趙被造反派沖擊後，林彪第壹個提出讓趙到北京的西山休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在壹次回家見到毛澤東時，談到趙爾陸被整的事，毛澤東說：“趙爾陸是井岡山的人，為什麽要整他？”這句話在趙爾陸去世後才傳出，如果早點傳達下來，在當時毛澤東的話真可以說是壹句頂壹萬句，絕對權威，趙爾陸肯定會得到保護，對趙爾陸的攻擊將會減弱，他的生命將會延續。

下了西山的趙爾陸，終因遭受迫害導致的過大心理壓力和壓抑，最後引發心臟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謂不是個悲劇。

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是誰下令趙爾陸下的西山？就是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

徐向前針對賀龍說：蘇振華是賀龍政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光達當總參謀長。羅斌（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蘇振華。羅斌的大字報是蘇振華指使的，貼到什麽地方，哪時貼都有指示。

這是筆者目前看到在公開場合明確說賀龍政變的最早的材料。

－－https://bbs.wenxuecity.com/culturerevolution/752352.html

2018年8月22日 徐向前對鄧小平有三大意見 壹大遺憾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黨內對於事件的定論從未停止過討論。1992年以來，歷屆的中央政治局對六四先後討論了十五次。雖然偶有不同意見，但最後都是回到原地。

1990年5月，徐向前以黨員、軍人、戰友的身份，給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致信，對八九政治事件的處理表示難以理解，有所保留；批評黨內腐敗、社會道德風氣、高級幹部特權；批評鄧小平用人不當，指：選用胡耀邦是正確的，對其批評、幫助也是必要的，“撤換”則是大錯……他（指鄧）個人說了算，排斥大多數同誌對趙的反對意見。徐向前特別提出：要寬容、諒解學生，采取措施恢復社會共同和諧、向前看的局面。

在徐向前病重臨終前，鄧小平與徐最後壹次見面時，徐向前對鄧小平說：我對妳有三大意見、壹大遺憾。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80822/988557.html

2018年3月13日 陳毅陰暗面：八面美人整起人來表現不俗

作家張雄文在《說說陳毅的另壹面》壹文中披露，“高饒事件”期間，陳毅經汪東興的指點，開始揭發饒漱石。嘗到甜頭後，陳毅有所心得，以後便在歷次運動中緊跟毛澤東。毛澤東的矛頭指向誰的時候，便挺身而出，多有“不俗”的表現。

1972年陳毅去世後，毛澤東說了句“陳毅是個好同誌”，其實並非是他對陳毅的唯壹看法。革命初創之時，他委婉但不客氣地說陳毅是八面美人。

1929年6月紅四軍七大前後，紅四軍軍政最高首長朱德與毛澤東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發生爭論，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設立前委。陳毅則持騎墻態度，給他們各打五十大板。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慘”壹點，被陳毅加了個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毛澤東被迫“下野”，郁悶地離開紅四軍，到蛟洋去養病。其紅四軍前委書記壹職，落到了陳毅頭上。

這壹階段，陳毅雖然曾與朱德、毛澤東並列，“在壹個鍋裏吃飯”，但其實朱德、毛澤東也只是壹方諸侯，上面還有不少“婆婆”，乃至最高當局中共中央;紅軍也不只這壹家，別無分店。

陳毅重入毛澤東的法眼，應該是“皖南事變”前後。毛澤東在劉少奇建議下，讓陳毅出任新四軍代軍長，使其獲得了壹個重要履歷，也就是資歷。

不久，新四軍軍部便發生了撲朔迷離的黃花塘事件。這壹事件，1944年毛澤東明顯偏袒饒漱石，不但調陳毅到延安整風，還不聽陳毅任何辯解，說：“舊事不要提了，他(指饒漱石)也是少奇推薦的，少奇說他組織思想強。”

10年後鬥轉星移，毛澤東將結論改為：“饒漱石是搗鬼，不僅是給妳搗鬼，也是給我搗鬼”。

1955年3月，陳毅借饒漱石當年提出過“以粟代陳”，在全國會議期間將粟裕往饒漱石身上靠;幾天後，又專門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對粟裕進行“批評幫助”。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313/1083785.html

2017年2月27日 粟裕遭陳毅痛批蒙冤 以德報怨施救陳小魯

毛澤東、鄧小平、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人參加的壹個小型會議上，毛澤東叫大家談談對粟裕的看法。全場默然。半晌，毛澤東只得點名陳毅：“妳跟他在壹起時間最久，妳說說！”陳毅面無表情地回答：“只壹個字，陰！”然後再無別話，全場震驚。這個評價給毛、彭、鄧、聶印象極深。幾天後的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總說要加溫；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陳毅、黃克誠等人於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批判粟裕，為軍委擴大會議定調子；粟裕解釋自己曾經謙讓陳毅當華野司令，陳毅不做聲，彭德懷沖口而出：“這正說明妳陰！”聶榮臻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個人主義，就是大盜，大盜盜國！”1948年豫東戰役時，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的中原野戰軍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見《粟裕年譜》），在毛澤東支持下取得了勝利，此時，其中壹人（鄧小平？）說：“只有大野心家、陰謀家才如此貪功，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軍委擴大會議上，彭要求公開討論粟裕“陰”的問題，陳毅做了專題發言，彭大加贊賞：“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 8月，毛澤東繼續受影響，稱粟裕為軍隊的“壞人”。

C老說：1972年陳毅去世後，粟裕主動參加追悼會。陳毅夫人張茜沒工作，處境也不好，粟裕將她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並時常照顧，壹直到1975年去世。陳毅次子陳小魯正關在監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粟裕設法將其領出，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張茜去世後，粟裕幹脆將小魯接到家裏，包吃包住。以後還做主，將孤兒的他招為上門女婿。為此，小魯與大哥昊蘇關系很不好。

J老說：1948年11月，中野包圍黃維，見華野殲滅黃百韜兵團似乎容易，陳鄧便向中央發電並通報粟裕，保證：三天內解決黃維！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備，以應付萬壹。結果個把星期打不下來。眼見中野多年的老骨幹犧牲很多，劉伯承建議：可惜了，先停止攻擊，我們請粟裕同誌派些部隊來吧。鄧是中野前委書記，有最後決定權，為“三天解決黃維”的軍令狀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賭氣，堅決不同意，氣忿忿地說：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這句話後來被轉移到別處，成為鄧堅決執行毛澤東指示的證明。

講述此事的前輩告訴我：“鄧1938年後才當129師政委，部隊是劉伯承壹手建起來的，他怎麽不心疼？彭德懷有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用來說鄧，也合適啊！”後來部隊實在頂不住了，才不得不報中央，請粟裕派兵前來支援。

S老說：粟裕主動第二次派華野參謀長陳士榘率3個縱隊去支援中野，臨行前交代：所有繳獲給中野。陳士榘於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見到鄧小平、陳毅，說：“我帶來了3個縱隊參加打黃維，請中野讓開壹個地段，給我們部隊進去。”鄧不想讓華野部隊擔負主攻，以免到手的繳獲丟了，只想叫他將部隊分散補充中野，便說：“他們都不願意讓啊！” 陳士榘很牛氣，說：“不願讓，我們就不參加了，我帶部隊去打阻擊。”（此事及原話可見《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41頁）說完，掉頭就走。

此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商量，決定讓出南集團作戰地段給陳士榘。陳士榘即布置3個縱隊，從南面向雙堆集方向攻擊，並於14日下達總攻黃維兵團的命令。戰後，陳士榘按粟裕命令，將所有繳獲交給中野。（此事《陳毅傳》轉移功勞，說陳毅命令陳士榘將繳獲交給中野，還說：“原定打掃戰場的陳士榘，只好空手而歸。”既這麽著，陳毅當時為何不能制止陳士榘停止前進？）

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交代首任駐華大使尤金：“妳到中國幫我辦壹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戰役勝利的原因。”《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34頁裏馬蘇政說：“尤金到中國後，向毛主席轉達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說：‘這個戰役是粟裕同誌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提出來的。’後來尤金又問過陳毅同誌，陳老總說：‘妳去問鄧小平就知道了。’鄧小平沒有講。”

S老說：鄧小平當時說，是兩個司令員指揮的。陳毅後來沒辦法，便打馬虎眼：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此話被傳誦壹時，被寫進《陳毅傳》和很多文本。

Z老幹副軍級十余年，壹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壹回，機會來了。正要填報升職表格，粟裕當時兼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某重武器兵工廠發生內鬥，急點名調Z老前往，卻因那裏已有正軍職，如果去，只能依舊擔任副軍職。Z老卻覺得被常勝將軍粟裕賞識，是終生榮幸，於是毅然丟棄正軍職務，繼續屈就副軍職。

W老說：文革中，出現“打倒粟裕”的大字報，毛澤東知道後，連夜給林彪電話，說：“打臺灣，妳不行，我也不行，還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關於粟裕的大字報便不見了。

粟裕也很尊重饒漱石，壹如尊重陳毅壹樣，但兩人純粹屬正常的工作關系，沒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饒漱石倒臺後，還是有人（當然是高層）企圖將粟裕往饒漱石身邊靠。1955年4月1日，陳毅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就所謂饒漱石與粟裕的關系問題，對粟裕進行了集體“幫助”和“批評”（此事可見《粟裕年譜》）。

E老說：周恩來喜歡陳毅，劉少奇喜歡粟裕。1955年的授銜，陳粟兩人軍銜是周恩來的意見被毛澤東肯定，劉少奇的意見被否定的結果。

寫跟大將粟裕的如何親密，絕對沒有寫與元帥陳毅的親密感覺好。所以在回憶錄中，許世友公開虛構陳毅到濟南戰役前線動員。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270071.html

2018年9月6日 鄧小平披露不給劉伯承平反內幕 張震無言以對

劉伯承去世後，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電影《佩劍將軍》作者之壹石征先，曾專程采訪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劉太行說：劉伯承1958年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公開化了。劉伯承老部下李達、中共開國上將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後，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 劉太行表示，劉伯承對李達說：“我壹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妳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李達的報告並沒有使鄧小平同意平反。後來，開國上將楊得誌與開國中將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19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妳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19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妳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打了勝仗，鄧小平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劉伯承不以為然，說：如果勝仗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那麽敗仗豈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失敗嗎？在此情形下，劉伯承、鄧小平各帶壹部人馬，分開行動。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8-09-06/60083081.html

2019年8月8日 彭德懷與劉伯承的勾心鬥角

1958年在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對劉伯承所謂“教條主義軍事理論”的批判，迫使劉最後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之職，並永遠淡出了軍界，使劉伯承成為了在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高層軍事領導人中，第壹個在所謂意識形態鬥爭中，中箭落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這壹“箭”的人正是彭德懷“大將軍”。

彭，劉二人分別發動過平江叛亂和南昌暴動，在1946----1949年的國共三年內戰中，二人又分別執掌著壹、二野戰軍的軍權，後二人皆並列於所謂的“十大元帥”之中。

早在1933年中共的寧都會議上，對於是否應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壹事，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林彪，彭德懷，朱德極力主張毛應留在前方指揮軍隊，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第三國際派”人物則力主將毛解職，在“三對三”的僵持中，劉伯承投下了支持國際派的壹票，於是毛被解職。且劉伯承更得勢不饒人，接著又發表所謂理論文章，大肆批判毛澤東、彭德懷在軍事上只會遊擊戰術，不能打正規戰的“右傾”傾向。

1951年5月，彭德懷在韓戰的戰場上遭遇“滑鐵盧”，“誌願軍”三兵團六十軍180師，被聯合國軍分割包圍，壹敗塗地，幾乎被全部圍殲，真是無巧不成書，該師恰好就來自劉伯承的二野戰軍。打了敗仗惱羞成怒的彭德懷說話不僅失態、更變態，竟然把氣撒在劉伯承頭上。他在“誌願軍”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說：“妳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麽也會打敗仗？”這話不久就傳進了劉伯承的耳中，劉便語帶雙關地對人說道：“彭總批評得對呀，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而此時中國大陸著名的南京軍事學院，經過劉伯承幾年的辛苦經營，1956年該院已具壹定規模。已由最初的4個系發展到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並受到毛的好評。只是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卻是壹個全盤抄襲蘇聯經驗，全部照搬蘇聯的軍事理論而創建起來的學府，不但有蘇聯的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與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壹套。劉伯承本人也是師承蘇聯，科班出身而“海歸”的軍事理論家。因此彭德懷自然覺得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於是彭德懷親到中南海，征得毛的同意後，於1957年2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以陳賡、黃克誠為首，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對南京軍事學院進行調查。調查組完成工作後，在給軍委的報告中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壹個很大的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而在該報告的最後，更特別強調：“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不消多說，作為院長的劉伯承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於是彭德懷馬上壹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我們訓練總監部”。當時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是肖克。他對彭德懷的如此武斷，感到無法接受。於是就寫了壹封信與彭交換意見。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這封信，也像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抓住彭德懷的“萬言書”作罪證壹樣，被彭德懷當成把柄，罪證抓住，稱其為向國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

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下，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便迅速升溫，其殘酷，絲毫不亞於其他的政治運動。肖克連續被批鬥四個多月。有壹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不但無人表同情，醫生反被斥罵為“同情反黨份子，立場不穩”。

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中共所謂“紅軍時代”的幹部蔡鐵根大校，對於把五十年代軍內制定的《共同條令》也作為教條主義來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說“這個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被逐出軍隊，發配邊疆勞改。如此血雨腥風，如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在看不出彭大將軍壹手操作的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區別！

自1957年8月後，劉伯承的身體便每下愈況，特別眼疾，幾至失明，因此已在當年辭掉院長之職。但彭德懷並未因此而放過他。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時，在外地治病的劉伯承，接到軍委通知必須出席會議。1958年7月10日在懷仁堂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壹千多人座無虛席。當年近古稀，疾病纏身已近失明的劉伯承，被人扶到講臺前被迫作違心的，沈痛的檢討時，每說到委曲傷心處，幾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劉平日人緣尚好，故最後以壹致鼓掌通過了劉的檢討，使劉總算僥幸涉險過關，得以全身而退。

－－https://botanwang.com/node/133750

2011年8月11日 寒山評論：劉伯承的惡夢和狼奶的效果

據報道，劉伯承的子女曾問父親：“淮海戰役打得那麽漂亮，怎麽從未聽您在我們面前提起過呢？” “劉帥不堪回首地說，那場戰役結束後，他夢見千百萬年輕寡婦找他要丈夫，無數白發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裏不安，所以根本不願去想、更不會去談起那場戰役了。”

壹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中國的古訓，看來劉伯承對此是深有感觸的。劉伯承是在民國初年的講武堂畢業的，接受的是舊式軍人的教育，喝的不是蘇區“紅小鬼”的狼奶。這和他對國共內戰骨肉相殘之本質的看法可能有壹定關系，畢竟比那些動不動就以“消滅了800萬蔣匪軍”自傲傲人的“開國”將帥們要強多了。

劉伯承也是所謂“老帥”中第壹個被毛澤東批判的。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因為主張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而被說成是要擺脫中共“人民戰爭”和“黨領導槍”的傳統，在病中被迫前往批判會場做檢討。

今天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有過同樣豪邁的放言：準備打核戰爭，中國人死掉壹半還有3億，還能實現世界革命。這樣的視人命為草芥的氣概，看來壹直在狼奶的配方中，從來沒有被拿掉過。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hs/hanshan-08112011114113.html

2016年6月17日 朱德批鬥會上的劉少奇：害別人保不了自己

1966年5月23日，“五壹六通知”通過後的第七天，朱德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中共高層的集體圍攻，當年並肩作戰的戰友、部下搖身壹變，紛紛欲置朱德於死地。然而，會議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幫”，卻是文革黨內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裏，有壹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厲批判，即發生在那壹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壹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壹點。

林彪：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妳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份。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

妳壹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妳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妳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妳回來的。

陳毅：朱德我要問妳：妳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妳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妳還大力贊揚赫魯曉夫。妳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壹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誌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壹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壹生最痛心的事。

至於朱德同誌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壹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妳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妳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壹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壹些“殘余”。幾十年歷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壹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妳頂得住嗎？後壹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妳都沾過邊嘛。妳到處發表意見，是壹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壹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妳就是跑龍套，可是妳到處亂說話。妳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壹致通過。

看完這個記錄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歲的朱德在林彪和陳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黃袍加身，當皇帝”的質問下的囁嚅自辯：“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這點淺顯的道理，難道所有這些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懂嗎？無疑，他們都是有常識的人。

毛澤東用心良苦地在“五•壹六通知”中加上了這樣壹段話：“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緊接著，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變”的長篇報告。“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誰呢？既然彭、陸、羅、楊都已經都揪了出來，還有誰呢？從記錄稿看來，不管他們是否知道毛澤東筆下所指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還有誰，他們壹定會即刻表現出對毛澤東指示的無條件的擁護，壹定會找出或制造出壹個“階級鬥爭”的目標來表達他們對最高領袖指示的堅決擁護、聞風而動的。其潛意識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別人、保自己。

從上述記錄稿的開卷說明中來看，批鬥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這說明兩個問題：壹是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後來被打成彭羅陸楊“黑後臺”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這壹冤案的態度要比朱德無情堅決的多。這正說明了中共黨內鬥爭的毫無人性人情的醜陋風氣：只要某人壹“出事”，不管他是誰，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還是老朋友，也不管他們之間有多大的情誼，這個人便會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頃刻為人敝棄。二是如果有什麽人膽敢“持消極態度”（如朱德那樣）不肯助紂為虐，以鄰為壑、落石下井，那麽這個人也會立刻成為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

如果從中共黨內派系的角度對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員作壹個分析，他們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屬“毛系”，周恩來、陳毅屬“周系”，劉少奇、薄壹波、張鼎丞屬“劉系”，烏蘭夫大概算是獨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沒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獨立派系。從這壹點上來說，在朱德頭上開刀，是“柿子挑軟的捏”：既可以表達自己對最高領袖毛的忠心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擁護，又沒有任何在未來派系鬥爭中受到報復的危險性。從這壹點上來看陳毅等人的醜惡表演，便不難理解個中奧秘了。另外，在井崗山和紅軍時期的所謂“反毛”錯誤，其實陳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陳毅對朱德所謂歷史問題的“很激烈很長”的發言，以及他多次對朱的極端反常的“黃袍加身”的責問，更包含著某種“先發制人”地歪曲歷史、推卸責任的卑下。從這點上來看，陳毅何止是被動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動地通過批判他的老戰友朱德，歪曲歷史事實來表達對毛的忠心，來支持文革的發動。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的政治演技要爐火純青得多了。他對朱德的批判從自己與“朱德同誌壹起”的“反對毛主席”的錯誤誠懇地檢討起，但兇狠的結論卻是“至於朱德同誌的賬那就更多了”。在列數朱德解放後的嚴重問題後，周竟把朱上綱上線為“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壹個定時炸彈”。值得壹提的還有，在林彪作了“政變經”報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壹個堅決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誌講話”的報告。除了在報告中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他還用了整整壹章的篇幅來大談“保持晚節問題”，並主張把剛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極端的主張：掘掉瞿在八寶山的墓地。周說：“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瞿秋白，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由此，導致了紅衛兵的毀墓暴行。周對朱德的痛下針砭，正是他向毛又壹次表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支持。

與林彪、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及其他壹系的幹部在朱德問題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劇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並清洗他壹系的幹部，卻要由劉來主持最終走向打倒他自己的會議。在同壹天裏，劉少奇和鄧小平毅然通過了斬掉作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書記處”（彭、羅、陸、楊大都為書記處書記）的中央決定。劉的幹將薄壹波竟然還把朱德種蘭花都胡說成是政治問題。那麽，為什麽劉要這樣作，難道他壹點都看不出毛的真實意圖嗎？劉的政治經驗和權術水準決不在與會者之下，他決不會沒有壹點感覺。但縱觀歷史便不難明白，劉對毛的攻擊壹貫采取犧牲他人和以比毛更為極左的殘酷鬥爭去迎合的“禍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運動，毛對他不滿，劉便立刻搞出“桃園經驗”，搞得比毛還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隊，也是想用整基層幹部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來換取他對運動的控制權。他和鄧小平拋出彭、羅、陸、楊，主持對朱德的批判，都是為了支持文革、犧牲別人去填飽毛澤東發動的的政治絞肉機。壹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617/756304.html

2012年7月4日 陳破空：中共不能說的秘密 朱德之死

沒有底線是毛成功的關鍵，毛既無道德底線，也無人性底線，更無行為底線，正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毫不汗顏地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相比之下，彭德懷還想“為人民鼓與呼”，劉少奇還想搞點經濟建設，林彪還不願看到天下大亂，周恩來還顧及外交形象。換言之，他們都還存有壹絲半點的底線，或道德底線，或人性底線，或行為底線，於是他們就無法對毛完全設防，必然敗落在毛的辣手之下。對張國燾挖墻，對項英設陷，對王明下毒，折騰彭德懷，淩虐劉少奇，整治周恩來，逼走林彪……種種陰險與殘暴，都是毛的經典手筆。

話說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3人，分任黨、政府和立法機構首腦，歷經無數次殘酷無情的權力鬥爭，毛早已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周、朱不過是附庸或花瓶，其命運由毛擺布。然而，權力似乎與健康成反比。就身體狀況而言，三巨頭中，朱最強，周次之，毛最弱。

自井岡山時代，毛澤東就拖著壹個多病之軀，常發瘧疾。到延安後，又被嚴重的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和便秘所困擾。到1949年建政之後，健康更是每況愈下，罹患多種疾病。毛健康不支，也是他在50年代末被迫讓出國家主席壹職的原因之壹。到了70年代，毛健康更形惡化，林彪事件後，毛昏厥數次，幾乎喪命，又患白內障，失明近兩年。從1975年開始，嚴重的下支氣管炎，使毛呼吸困難，吐字不清，口水不斷外溢。

盡管已經打倒了壹個又壹個對手，毛還是對周、朱這兩個不倒翁不放心，不願意見到他們死在自己之後。經過壹系列密謀、策劃與操作，周、朱果然先毛而死。周死於1976年1月8日，朱死於年7月6日，其中深藏秘辛。身患膀胱癌的周恩來，能否獲得治療，均需遵照毛的“禦批”，周先是被拖延治療，後被連續施手術13次，被拖剩了壹具骨架，飲恨而死，遺囑撒盡骨灰。

1976年6月的壹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朱德，下午兩點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朱德依舊往日習慣，提前半小時到達並等候。時值炎夏，室內卻未開空調，酷熱難當，朱汗如雨下。良久，空調突然大開，溫度極低，而且越來越冷，外賓竟又遲遲沒有出現，在先熱後凍中，九十高齡的朱德壹等就是兩個多小時。查問之下，才被告知，會見時間改在四點半。

當晚，朱德突發重病，緊急送醫就診。按照慣例，當班醫生需從中央保健局調到朱德病歷，然而，情形如此緊迫，卻竟然調不到病歷。原來，兩天前，朱德的病歷已經被人神秘調走。醫生無奈，按照常規開藥。朱德病情日重壹日，十余天後不治身亡。事後，朱家覺得事有蹊蹺，要求查證，卻得知那位給朱德治病的當班醫生，已經突然死亡。

－－www.epochtimes.com/gb/12/7/4/n3627520.htm

2014年1月4日 內幕： 中共元老朱德遭政治暗殺，知情人皮定鈞中將被滅口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鈞事件目擊證人陳老先生(此處暫隱其名)，打破沈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驚人的事實真相。

壹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體健康，他並非死於感冒並發癥。他在家中離奇地〝觸電〞。警衛侍從急送醫院搶救，途中〝碰巧〞與壹輛十二噸載重卡車相撞，朱德和警衛皆亡。中共官方的解釋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員長的身份接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梅.弗雷澤時被〝空調〞冷凍了壹個小時，引起感冒並發癥而突然病故。

以毛澤東偕四人幫為首的朱德治喪委員會規定，在舉行朱德的追悼會時，誰都不準瞻仰朱德的遺容。只有二個人不遵守〝紀律〞。壹位是從朝鮮專程趕來奔喪的金日成，另壹位便是福州軍區司令皮定鈞中將。

皮定鈞揭開朱德身上覆蓋的黨旗，在腥紅的黨旗下，朱德面容發黑，裸露的雙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鈞心中有了數，次日不聲不響帶了秘書、警衛和陪送的八三四壹部隊警衛乘專機返回福州。飛臨福建上空時，座機撞向漳浦縣境內的竈山，機上人員無壹生還。

機上死的除皮定鈞外，還有皮定鈞的秘書和衛士三人，正副駕駛員以及八三四壹部隊二人。除正副駕駛員外，其余七人中有六個人的佩槍曾經駁火。

－－www.beyondfirewall.com/2014/01/blog-post_4.html

2017年12月5日 老戰友揭朱德黑歷史：嫖妓種鴉片鑄假幣

本文摘自《九十憶往》，作者楊森系國民革命軍中將，川軍高級將領。與朱德年齡相仿，早年相識，曾同在蔡鍔滇軍陣中效力。

滇軍因討袁來川，朱德時任旅長，駐防川南之納谿合江等縣，德即據地稱雄，以酋長自居。 在其戍區內，提倡種鴉片煙，滿山滿谷，罌花遍地。更將原行之當10當20銅元，改鑄為當50當100銅元，預征錢糧至民國三、四十年。並授意部屬，綁票勒贖富民，將川南窮鄉僻壤括至入土三尺。 本人又抽大煙、打麻雀、濫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壹切行為，無不應有盡有。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7-12-05/60027686.html

2009年7月2日 令賀龍慘死三件事

賀龍與劉少奇等人關系親密

文革前他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系過於親密，引起了毛的深深猜忌，尤其是賀龍1964年9月在解放軍政治學院說的壹番話，毛聽人密報後耿耿於懷，賀龍說：“妳們為什麽不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作報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現在射穢主義教育運動的總司令是劉少奇。”早在抗戰時期，賀龍就對彭真非常贊賞，他對作家沙丁說：“我們佩服的是邊區共產黨負責人之壹彭真，這個人了不得，對革命堅定得很，在華北青年中威信最高。”毛更沒有忘記，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他半帶拉攏半帶威脅的要賀龍批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竟不從命，拒絕道：“主席，我上不了綱。”

毛澤東懷疑賀龍隨身佩帶手槍

有人向毛密報，賀龍親自保管著壹支精致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在林彪打招呼後的十天，為了安撫賀龍的情緒，更為了偵測賀龍的思想、心態，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旁接見了賀龍，忐忑不安的賀龍頗為拘束的把壹只手放在口袋裏，引起了毛的心驚膽跳，他擔心賀龍口袋裏就藏有那支小手槍，壹言不合，拔槍相向，此時身邊又無警衛員，毛急中生智，忙對賀龍說：“妳的問題解決了，沒事了。”賀龍才壹塊石頭落地，從口袋中掏出眼鏡帶上。雖是壹場虛驚，但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自己在任何將帥面前都是君主氣概，為何今天在賀龍面前有點心態失常，這說明賀龍身上確有壹股龍氣，在今後鬥、批走資派，掃蕩軍內壹小撮的日子裏，倘若他龍性復萌，騰雲駕霧，豈是我輩所能控制的。想到這裏，毛澤東不寒而栗，決定先讓紅衛兵對賀龍炮打、火燒壹番。

賀龍搬進周恩來家避難

江青秉承毛澤東的旨意，在66年12月找到賀龍之子賀鵬飛，對他嚴正警告：“妳爸爸犯了嚴重錯誤……妳媽媽也不是好人。”隨後，她又在壹次群眾大會上公開宣布：“賀龍有問題，妳們要造他的反。”紅衛兵奉旨出朝，地動山搖，旋風般的殺進賀龍家中，楸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錚錚鐵骨男子漢，豈肯受這窩囊氣，“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急忙搬進中南海周恩來家政治避難，情急之中，未加深思熟慮，犯下了他的壹個致命錯誤。

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對人講過，在黨內他最看重三人。他們是：周恩來、彭德懷、王明。前二人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周從1926----1935領導中共中央軍委，是毛的頂頭上司，彭是繼朱德之後走上井岡山的工農紅軍創建人，出生入死，戰功卓著，秉性耿直，不怒自威。後者是共產國際的寵兒，壹切還需仰仗莫斯科的毛不能不優禮有加。現在，王明成了蘇修的吧兒狗，彭德懷成了我手下的死老虎，惟有周恩來還在號令百官，這次賀龍躲進周恩來家，倘若他倆暗中勾結，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幹不出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賀龍被殘酷迫害致死

1967 年1月10日至11日，紅衛兵抄了賀龍的家，砸開了賀的保險櫃，搶走了壹千多份機密文件。不久，賀龍被迫出席批鬥會。賀龍關押期間已是71歲高齡，又身患糖尿病，自毛澤東1967年9月13日批準成立賀龍專案組後，賀龍的待遇越來越差，賀龍、薛明夫婦在被監禁期間，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殘。吃的是壹小碗摻沙子的米飯和清水煮白菜、蘿蔔，每天供應壹小壺水，連喝都不夠，更不要說洗臉，刷牙了。在關押期間，賀龍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已十分嚴重，醫生非但停了胰島素，還給賀龍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壹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氣十分炎熱，院子裏斷了水，他口渴難忍，卻不給他壹杯水喝。只能在下雨時接壹點房檐上流下來的雨水。壹天下大雨，賀龍拿著壹個白色的搪瓷杯非常吃力伸出窗外去接雨水喝，還沒接滿，茶缸就被冷酷的看守打掉。賀龍自己帶來的藥物也被搜走，後來人們得知，醫院繼續給賀龍註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9/0702/135554.html

2018年11月14日 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什麽要害死賀龍？

賀龍在文革前是中央軍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排名第五的元帥，在軍內享有盛譽。1967年1月經毛澤東批準，在周恩來的親自操作下，賀龍被隔離審查，1969年6月9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發生三年後賀龍才被中共中央恢復名譽。

壹、賀龍倒臺的前奏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揭發批判羅瑞卿。

羅瑞卿事件實際上是軍隊內部的壹場內鬥，以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壹眾老帥和軍內壹些將領們都認為羅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重老帥，與軍內老帥們關系緊張、不睦。羅瑞卿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公辦主任、人大常委委員等，位高權重，不免滋生霸氣，頤指氣使。這些矛盾逐漸積累、尖銳，乃至惡化，軍內遂形成壹股強大的倒羅力量。

上海會議之後，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所有職務皆被解除。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解決羅瑞卿問題壹個重要的特點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賀龍完全被蒙在鼓裏，事前亳無所聞。而軍內其他老帥和將領都被葉劍英打了招呼，對上海會議的召開心中有數。

上海會議的召開打了賀龍壹個措手不及，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在邱會作和李作鵬看望林彪時，林彪說：＂主席定了，羅瑞卿的問題中央接手處理，對賀龍的問題，這次準備不提，和羅瑞卿分開。＂

羅瑞卿事件自始至終，賀龍雖然貴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卻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軍委核心層之外，此時的賀龍已然失寵於毛澤東。

二、毛澤東對賀龍的戒心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然而，毛澤東在發動壹場針對劉少奇的鬥爭時，最關心的還是軍權是否牢牢在握，是否會被自己的對手抄了後路。1964年11月，應蘇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請，中國派出了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慶祝活動。11月7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裏諾夫斯基當著眾人的面，向賀龍說＂我們的元帥服被斯大林玷汙了，妳們的元帥服被毛澤東玷汙了。＂＂我們已經把赦魯曉夫搞掉了，妳們也會把毛澤東搞掉的。＂雖然這僅僅是壹個孤立事件，蘇共中央事後也對中國代表團道了歉，但是中國代表團卻認為馬裏諾失斯基是酒後吐真言，是蘇聯人的真實想法。

蘇聯發生的＂宮廷政變＂和馬裏諾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尤其是對軍權的高度警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證軍權絕對掌握在毛澤東自己的手中，軍隊中拿下羅瑞卿是第壹步，羅瑞卿背後的賀龍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三、賀龍不批劉少奇

毛澤東在1966年8月初召開的八屆十壹中全會上向劉少奇攤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不點名的指責、批判劉少奇。然而，賀龍的表現卻不能讓毛澤東滿意。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黨內生活會上，賀龍壹直沒有表態。換句話說，賀龍未曾向毛澤東及時表忠，沒有與劉少奇劃清界限。毛澤東曾問賀龍：“妳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毛澤東說：“怎麽不講壹講？”賀龍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毛澤東沒有再說話。會議期間，賀龍還向蕭華發牢騷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麽壹回事？照現在這種搞法，好像是要在黨內重新清理階級隊伍。這些老幹部為革命工作幾十年，有的幾次都差點被敵人殺頭。他們是什麽階級，難道黨還不清楚？”賀龍不僅不批劉少奇，且認為黨內根本不存在壹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不認為劉少奇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更不相信這麽多領導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賀龍的這壹立場和態度決定了自己倒臺的命運。

四、賀龍與軍內的矛盾

賀龍是紅二方面的旗幟，雖然在羅瑞卿事件後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依然還是軍委副主席。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人到賀龍處匯報空軍黨委會的情況。他們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賀龍則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妳們就組織起來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

林彪在聽取了葉劍英的匯報後也表態說：“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種做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 劉少奇說：“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按照共產黨員的組織原則和修養來看，都是不允許的。背著空軍黨委的主要負責人，背後搞非法的小組織活動，也可以叫地下活動。由幾個合夥搞罷官奪權，是絕對錯誤的，此例不能開，壹定要把問題搞清楚。”

針對賀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吳法憲寫壹個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吳法憲找了成鈞等人，要他們實事求是地把這些情況寫出來，吳法憲和余立金還附上壹封短信稱，空軍黨委會議有兩條線貫穿其中，壹條是林副主席的紅線，壹條是賀龍為首的黑線。

五、總參“八二五事件”與賀龍

8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正確處理地方學生要求鬥爭部隊重點批判對象問題的意見。該指示的核心思想是拒絕學生和群眾組織在軍內造反，軍隊的問題由軍隊自己處理。這壹指示顯然與軍內機關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彈。

8月25日，總參作戰部和國防部外事局的壹些人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呼口號，拿著質問信、抗議書等，質問代總長楊成武和潘振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此時，解放軍測繪學院劉清明也貼出批判楊成武的大字報，賀龍元帥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亦貼出《炮打總參辦公廳黨委》的大字報。由此，楊成武壹時成為眾矢之的。

8月30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在軍委辦公廳三座門緊急召開軍委會議，蕭華、張愛萍和楊成武等都到會參加。葉劍英在會議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講了話，指出王尚榮與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林彪認為僅僅批評王尚榮、雷英夫是不夠的，堅持撤銷此二人的職務。在31日召開的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並得到與會者的贊同，會上決定撤銷王、雷二人的職務，並命其交代問題。

由於在這次事件中，賀龍辦公室的人也卷入這場鬥爭，賀龍本人難免被牽扯進來。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壹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六、毛林周決定拿下賀龍

在拿下賀龍之前，毛澤東特意在9月5日將賀龍請到中南海以示關懷，毛對賀龍褒揚了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系群眾”。9月9日晚，毛又讓秘書徐業夫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問題解決了，沒有事了。妳可以登門拜訪，征求壹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澤東委托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開了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有軍委副主席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其他與會者還有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劉誌堅、邱會作等人。根據會議記錄：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誌的問題。在主席那裏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壹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誌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誌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誌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系不好。”

另據黃永勝回憶：“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打倒賀龍，我正在北京，那時我還是廣州的司令。蕭華來找我，說要帶我參加壹個重要會議，我不想去，認為北京的事與我沒什麽太大關系。蕭華說會議非常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蕭華壹起去了西山，會議是元帥葉劍英主持的，講打倒賀龍的事，元帥劉伯承作了長篇發言，講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好幾個小時。這就給賀龍定了調子。”

毛澤東的態度實際上已將賀龍推到敵對勢力的壹方，點名賀龍應為“八二五事件”負責。

七、歷史問題置賀龍於死地

毛澤東打倒賀龍僅僅以現實材料似嫌不夠，那些畢竟還僅僅是黨內矛盾或軍內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賀龍還需要從歷史問題上尋找突破口。賀龍被毛澤東立案審查後，賀龍有下列幾個問題被突出出來：（1）晏章炎揭發賀龍通敵，（2）烈士段德昌遺孀揭發賀龍殺害段，（3）李仲公揭發賀龍通敵。

關於段德昌被害壹事，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結果，也是當年中共黨內執行極左路線造成的惡果。賀龍作為當時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之壹負有相當的責任。惟所謂的賀龍“通敵”事件起到了中央專案組欲置賀龍於死地的重要作用，從李仲公的揭發壹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從事專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與賀龍的交往始於1927年的北伐戰爭。當時李仲公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身份隨蔣介石出師北伐進駐長沙，賀龍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長沙面見李，請求收編，給予名義和款械，隨從北伐。李遂向蔣介石進言委任賀龍為國民革命軍師長。1927年寧漢分裂時，李曾被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生智、賀龍完成，後李被保釋出來。這也是李與賀之間唯壹壹次個人之間的恩怨，在當時也是各為其主。1929年（或1930年）春夏間的壹天，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壹名持有賀龍信件的“密使”，李看完來信後，將信留了下來，來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絕。隨後，賀龍又兩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復，均遭到李的拒絕，將來信扣留下來，沒有轉報蔣介石。

1949年7月，李仲公與盧郁文等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聯名發表了起義宣言，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脫離國民黨政權。1950年7月周安排李擔任政務院參事。

1967年初賀龍被軟禁於北京西山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李仲公所在的國務院參事室也多次開會，要求參事們寫材料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專案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解賀龍歷史上的問題，威逼李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甚至公然威脅對李實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兒李幼華說：“父親壹直不清楚信到底還在不在，本來就沒想理睬這件事，所以也沒有去找。這時，我們也不得不找了，否則抄家找到就很被動了。於是我母親、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櫃，把家中的各個角落都認真地翻了壹遍，在父親的壹堆舊文件書報中，終於翻出了署名‘賀雲卿’的兩封信，全家都呆了。”

李仲公夫婦經過幾天的思量，最後決定交由周恩來處理是最好的選擇，也認為周是很了解李的為人和賀龍的歷史的。

其實，中共中央很早就開始了對賀龍的審查。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蕭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蕭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

八、周恩來主持賀龍專案組

據楊成武的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誠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文革’中，賀龍被列為專案後，組長仍由周總理接任。”

另據王力回憶：“中央還有壹個重要的機構是專案組。••••••專案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屬中央常委，也就是對毛主席直接負責。”

中央專案組的組成後來隨著形勢的改變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作為專案組的總負責卻壹直未變。

那麽周恩來是如何負責專案的呢？據邱會作回憶：“重要的專案周恩來直接管理。對受審查的人，有個不成文的劃分方法在實行，即按職務等級劃分。周恩來親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以上和曾任過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幹部，由周親自管。還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但在國內外影響大的人物，如廖承誌等，還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統戰對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等，有了問題也要報告總理辦公室處理。”“各專案組直接向周恩來負責，沒有任何中間環節。負責的包括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可否有親屬探望等，非常細致周密。

吳法憲也有類似的回憶：“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決定從部隊選派。專門抽掉了壹批軍、師壹級的幹部。每個專案組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我記得前後壹共從部隊抽掉了三次，壹共大約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人員在北京集合以後，就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就在人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壹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四、五百人全部到會，然後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會議常常壹開就是壹夜，從晚上的八、九點鐘壹直開到第二天的拂曉，大家累得不行就散會。”

賀龍專案組壹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周的衛士長楊德中具體負責。如果說賀龍在此期間醫療、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麽最大的責任人就是周恩來。沒有證據證明當時的專案組是背著周恩來“蓄意陷害”賀龍。這些人有這個膽量嗎？

九、賀龍之死

197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員會組織和邀請地方醫務專家對賀龍從被迫害到死亡期間的醫療經過情況進行分析，在專家簽名的《對賀龍同誌醫療經過的意見》結論部分如是說：

“1、賀龍同誌的糖尿病本來是輕的，穩定的，這種病在正常情況下愈後良好。1967－1968年的情況進壹步證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壹般的藥物和飲食條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2、賀龍同誌的病情惡化是從1969年初開始的。這種惡化具有明顯的誘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藥物治療和必要的飲食治療，精神折磨也有重要關系。沒有這個量變的基礎，不致引起最後酮癥酸中毒的發生。3、酮癥酸中毒雖然是糖尿病的嚴重並發癥，但在通常的情況下，只要有恰當和及時的醫療措施，愈後仍屬良好。但是在賀龍同誌的酮癥酸中毒治療過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著與壹般治療原則相反的、有重大錯誤的治療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療作用，反而促使病情壹步步趨於嚴重，直至造成死亡。”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11/201811141032.shtml

2004年4月12日 賀龍後悔了

土匪出身

賀龍和姊姊賀英都是“哥老會”的頭目。賀英人稱“賀香太太”，嫁給谷績廷，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頭。

賀龍早年在湘鄂邊境，打家劫舍。國民黨共五次圍剿，賀龍方才西撤，與任弼時合並為“紅三集團”，掩護毛澤東進入貴州召開“遵義會議”。後來流竄到延安附近，擔任１２０師師長，打著抗日的旗號，擴充自己的地盤。這正是典型的土匪行徑！

中共建政之後，賀龍吃香喝辣，曾任西南局書記，集黨、軍大權於壹身。官拜“國務院副總理”，１９５５年受“元帥”軍銜。賀龍本質上是梁山泊上的大老粗，生活上好比花和尚魯智深，置身中共權力中，活生生是樊噲之流的人物。

土匪的生活風格

中共的頭目裏，賀龍算是最傳奇的。他光是老婆就娶了九個，在街上看見年輕貌美的姑娘扛起來就走，有壹次舔不知恥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壹次就背了三個老婆”。

還有傳言，賀龍當鎮守使時，有壹次到妓院看見壹名出來接應的妓女，就問老鴇賣不賣。結果老鴇說：“老總看著好，拿走就是了，賣甚麽？”

四人幫批鬥賀龍的生活是“資產階級”生活：愛看武俠小說、黃色小說；喜歡釣魚、打獵生活如封建王侯；吃山珍海味、打抗老血清與返老還童針；養的猴子吃香蕉、養的狼狗吃魚吃肉。還說他喜歡跳舞，抗美援朝時，組織慰問團到前線，賀龍卻在防空洞裏舉辦了三十壹場舞會。

為何冤枉我？

賀龍不脫土匪本色，說話直來直往，他曾經在公開場合怒罵江青是“壹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婆娘”。這類言詞，給他自己帶來不少的麻煩。

１９６８年賀龍收到壹封以“中央軍委辦公廳”名義所發的信，要他交代當初他是如何與國民黨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有哪些人、最後又達成甚麽協議。

其實，當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當事人知曉。不過，賀龍當時確實是槍決了蔣介石派來的談判代表熊貢卿。

《中共文革實錄》裏記載著賀龍是如何和林彪結下梁子。他曾經當面對林彪說他老婆有問題。並問陶鑄“知不知道林彪在歷史上有問題”。其次，林彪對於賀龍對軍隊抓權的行為感到戒心，於是埋下了日後鬥倒賀龍的殺機！

事件壹起，賀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親自登門拜訪林彪。林彪說道：“妳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註意壹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可是賀龍竟忽略了此問蘊含的殺機，只是淡淡回答：“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於是不久後，康生就把賀龍與所謂“二月兵變”扯在壹塊了！

賀龍的女兒痛打落水狗

四人幫說賀龍對兒女嬌生慣養：“賀龍對小龍（其子賀鵬飛）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沒法給他搞到以外，小龍要甚麽有甚麽。”

他壹家人被“堅決揪鬥”時，女兒賀捷生跳出來鬥爭父親，他說：“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幹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像這樣壹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份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三反份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但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鬥臭！”

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卻把當年賀龍疼愛她，交托“同匪”照料的關心行為說成是“指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相信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他大罵賀龍是“大土匪”、“賀賊”，這樣地對父親無情無義，只怕在歷史上罕見罕聞！

十余年後方才平反

賀龍自從１９６７年年初被拘捕以來，吃盡了苦頭。根據日後的平反文章指出，他被囚禁在北京附近的壹座監獄裏，受盡折磨，兩年半後才暴斃。不過，壹直到１９７８年七月間，這十壹年半中間，他的處境人民根本不曉得。有謠言說他逃到莫斯科，也有說他逃到歐洲。這段日子裏，賀龍莫知所終，竟過了十壹年中共才將這段歷史交代出來，還不知有多少內情被隱瞞！

賀龍的醒悟

“媽的！老子年紀要是小壹點，我壹定反共！”這是賀龍的醒悟之言，雖然不脫土匪本色，畢竟道出了事實。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04/04/12/63745.html

2009年11月22日 1958年彭德懷、鄧小平等整粟裕內幕

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實際的最高指揮員，三野將領長期在他的指揮下浴血沙場，早將粟裕看作是三野的壹面旗幟和自己的光榮。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觸。

三野將領不過關，批粟行動就卡殼，搞不下去了。

辦法總比困難多。彭德懷於是開始組織有力人物做三野幹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輪番上陣，個別談話，要求人人過關，與粟裕劃清界限。

陳毅過去是三野名義最高負責人，現居外交部長，以口才著稱，又有領銜批華東局最高領導人饒漱石的經驗，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選。他除了找人個別耐心談話外，還在千人大會上做了長篇專題發言。

彭德懷很滿意陳毅的講話，但令彭德懷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壹年後的8月21日，又壹個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時，陳毅緊繼劉少奇之後，重炮出擊，第二個表態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代表，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

因為陳毅出面和彭德懷等人的巨大壓力，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起粟裕來。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11/200911220045.shtml

2014年11月08日 媒體揭秘：彭德懷毛澤東的恩怨情仇

壹九五○年，毛澤東要彭德懷帶毛岸英到朝鮮參戰，彭說：主席，子彈不長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岸英還年輕，不能讓他到朝鮮去。毛主席說：老彭，我信任妳，妳是戰神，我毛潤之搞秋收起義，國民黨追著我打，把腳還崴傷了，妳老彭打了壹輩子仗毫發未損，把岸英交給妳我放心。

毛岸英在誌願軍司令部是俄文翻譯，他隱姓埋名，任務就是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彭德懷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邊天天看著他，還從西安調來高瑞欣，要高二十四小時貼身保衞毛岸英。高是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的軍事參謀，非常精明能幹。

十壹月二十五日出事那天清晨，毛岸英想起作戰室有十幾個雞蛋，是朝鮮副司令樸壹禹送的。彭總說留給傷患吃。毛岸英怎麽吃？用小搪瓷杯煮，杯裏只能放壹個雞蛋。由於只有燒木炭的小手爐，火也不旺，高瑞欣也得守著他，好半天煮熟壹個，毛岸英說：彭叔叔，煮熟雞蛋妳吃嗎？彭德懷說：不吃不吃，妳吃吧。兩三個小時，毛岸英煮了第壹個又煮第二個。天快亮，副司令洪學智把彭德懷拉去防空洞，彭出門時還喊：“岸英，快跑出來！”毛岸英還和高瑞欣守著那個小爐子。結果美國轟炸機投下燃燒彈，高瑞欣撲在毛岸英身上，和他壹塊兒犧牲。

彭德懷把毛岸英犧牲的真相只告訴過周恩來和中央黨校楊獻珍校長，楊獻珍在文革後把這歷史真相留給後人。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同姪子彭啟超說：毛主席這次在廬山上打了我壹悶棍，打得我遍體鱗傷，好歹還沒有推出午門外斬首，黨籍還沒開除。毛澤東整人就往死裏整，不像史太林是拉出去槍斃，毛澤東說不要殺頭，關起來，其實是生不如死，慢慢折磨妳。

毛派彭德懷到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彭真找彭德懷談話，後者說：他把我搞得臭成這個樣子，我指揮誰能聽我的？不去！

文革時，毛澤東令黃永勝當彭德懷專案組長逼供。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彭德懷的判決書作最後結論：“罪該萬死，死有余辜。”彭德懷去世前半年，在三○壹醫院痛罵毛澤東說：我的路線才正確呢，妳這個路線正確個屁，妳就是個封建皇帝、政治流氓、暴君、昏君、頑君，文革沒搞成，把黨搞成這個樣子。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11/201411080715.shtml

2018年4月29日 挨彭德懷整的人文革復仇整彭 林彪四字評價彭

李鐘奇中將毆打彭德懷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領導的軍中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吃了不少苦頭，被降級降職，文革中，他終於找到了機會報仇。

王紫峰中將則是因為在“抗美援朝”期間，由於部隊行動遲緩延誤戰機而遭到彭的嚴厲斥責。彭德懷當時就認出了這個王紫峰，罵道：

“我認得妳，妳在朝鮮戰場上是個怕死鬼，我是差點沒有槍斃妳，我當年應該斃了妳！”

“仇恨在心要發芽”，運動壹來就發芽了。即使這壹次不發芽，只要政治運動不死絕，也總有壹天要發芽的。

當年毛澤東要彭德懷註意蘇聯發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懷會錯了表情，發動了軍內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彭在運動中的主導與原創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鐘奇在那次運動中挨處分、降級，也肯定是蒙冤受屈了。除了李外，遭受打擊迫害的也數以千計，軍隊高層中如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蕭克上將、李達上將、郭天民上將等。特別壹提的是蔡鐵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慘的，李鐘奇遠不是最慘的。但李中將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幾乎都沒有當過文革積極份子。

彭在得勢時，對上級不買賬，對同僚和下級都很兇。林彪曾給他四個字“傲上慢下”，可謂確評。

文革給無數“挾仇尋釁”的人創造了壹個尋釁鬧事、挾嫌報仇的機會。所謂“動員群眾”，壹部分“群眾”就是這樣被動員起來的。其實也不用動員，他們自己就起來了。所以這個文革才熱鬧、才詭異、才無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絞肉機”。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4/29/856724.html

2019年3月4日 醫生透露彭德懷的最後日子

彭德懷臨死前的住院醫生楊漢勤，撰寫了壹篇原題為《彭德懷最後的日子》的長文，回憶了彭德懷罹患癌癥晚期最後兩個月的情形。

據文章回憶，當年罹患癌癥晚期的彭德懷，被毛澤東安排在北京軍總醫院(301醫院)南樓14病室接受治療，中央專案組將他編為“145號”。

彭德懷被關在壹間門窗緊閉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裏，靠近床尾總是佇立著壹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壹個班的戰士壹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

彭德懷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冷清、死寂。

每當有新來的醫生，彭德懷便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強調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沒有人敢搭腔。

有壹次，他暴跳如雷，對著士兵吼叫：“我要見毛澤東，不然妳們也把我拉出去槍決好了!”。士兵只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

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癥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受盡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難忍時，彭德懷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單扔在地上。

在醫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報紙撕下來壹半，彭德懷可以看到陽光了。經醫生要求，準許他曬太陽，但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陽臺，進出還要回避其他病人，總之，要他與世隔絕。

1974年2月，彭德懷的右手又開始劇痛，接著手術過的刀口疼，右肩也疼。劇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騰。彭德懷拒絕輸液，把針拔掉，狂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

1974年8月，彭德懷病勢垂危。

與往常壹樣，門口站著哨兵，窗上糊著半截報紙。彭德懷躺在病床上，面容幹癟，身軀瘦小，他已經熬盡了心和血。

9月16日以後，彭德懷失去了痛覺，進入深度昏迷狀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的臉上突然出現了壹陣紅暈，隨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身旁沒有親人。

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火化，骨灰存放在壹個用粗木板釘成、未上油漆的盒子裏，上面貼了壹張紙條，寫著“王川男”三個字。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只要彭德懷壹死，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的壹系列荒謬錯誤，以及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滔天大罪，都會隨著彭德懷屍體火化而煙消雲散，再也無人追究了。－－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43

2014年8月16日 林彪人生最大汙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

1948年“長春之戰”的全部戰略構思和決策均來自林彪。因此，“長春之戰”的軍事後果(奪取城池)及其附加代價(餓死饑民)理所當然的承擔者當首屬林彪。

(壹) 第壹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壹次“長春之戰”始於1946年4月14日，結束於5月23日，歷時40天。

史學界也總有些粗心人分別將爆發於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兩次“長春之戰”混為壹談。因此，搞清楚兩次“長春之戰”的基本情況及其與《大公報》述評之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4月14日晨時，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率紅軍總部撤離長春。國軍國防司令陳家珍從蘇軍手中接管長春城防。

　但是，蘇軍撤離之前已和中共達成秘密協議：蘇軍撤離後，由中共軍隊接管長春。蘇軍撤離當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揮楊國夫部、羅華生部、曹裏懷部三萬余眾，兵分三路，直撲長春城。當日即奪得大房身機場，次日奪得火車站。4月18日，長春易手。國民黨城防司令陳家珍和市長趙君邁被俘。

4月18日長春易手當日，國民黨新六軍、新壹軍、七十壹軍，在四平街壹線發起反擊。

林彪率部從四平北撤至長春。 5月23日，毛澤東電令林彪守住長春。但林彪已無意堅守長春，徑直退向哈爾濱。

　至此，第壹次“長春之戰”宣告結束。

收復長春後，白崇禧力主國軍不顧壹切，乘勝追擊，壹並收復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北滿城市。此時，孫立人所率新壹軍，也已越過松花江，兵至雙城，距哈爾濱已不足百公裏。林彪則已做好放棄哈爾濱，繼續北撤的準備。

　在此關鍵時刻，馬歇爾以調停國共內戰之名，逼迫蔣介石停戰。

第壹次“長春之戰”開戰的第二天，王蕓生先生撰寫著名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此社評刊登在4月16日《大公報》上。王蕓生先生在社評中從戰爭意義和戰爭手段兩個方面，對“可恥”二字給出明確指認：

“我們的所謂軍事沖突，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麽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這是王蕓生先生對林彪部隊使用非常戰爭手段的指責。

　關於“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的情況，曾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梁肅戎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恥”之事不是發生在長春，而是發生在四平：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壹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

4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由陸定壹撰寫的社論《可恥的大公報社論》。陸定壹在社論中沒有與王蕓生糾纏“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事實到底發生在長春，還是發生在法庫，或發生在盤山。而是直接否認了“可恥”事實之存在，並認定《大公報》指控的事實是從“專門造謠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機關”那裏得到的。陸定壹認為，《大公報》才是“在反人民這壹點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殘忍到極點，可恥到極點’！”

(二) 第二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二次“長春之戰”始於1948年4月18日，結束於10月20日，歷時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電中央軍委，否決了毛澤東關於“、、、、、、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縣等池之敵。、、、、、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減為有利”的建議，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長春。

　不待毛澤東回復，林彪4月18日當天便下達命令，命獨立五師向長春西北的小合隆鎮運動，封鎖長春大房身機場。拉開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序幕。

4月22日毛澤東方才復電同意東野攻打長春。

5月30日，林彪又將“攻打長春”的作戰計劃修改為“圍困長春”，並向部隊下達了嚴密封鎖長春，嚴禁糧食進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

圍城期間，長春城內的所有木質結構，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做燃料，而壹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系呼吸運動的熱量。

　圍城後期，城中斷糧，城內出現人吃人的現象。長春城有壹老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後，老太也死去了。東野入城後，戰士們發現鍋裏還剩半條大腿。

據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先生回憶：“市民因輾轉在哨卡內外中間地區的，日有增加。餓殍載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訶子等卡哨內外，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斷，儼似人間地獄”，“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

10月20日，長春守軍放下武器。第二次“長城之戰”宣告結束。

　面對林彪及東野在長春實施“餓殍戰術”致使數十萬市民被活活餓死的嚴酷現實，《大公報》再次發出聲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記者張高峰的長篇通訊稿《我們要活命——長春50萬人民的控訴》(後簡稱《活命》)。在《活命》中，張高峰寫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長春被圍困半年，五十萬人民餓得全成半死狀態、、、、、、三個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帶，有十幾萬難民睡在被共軍鏟光了農物的曠野上，風吹雨打，奄奄壹息，人吃人的慘劇就在真空地帶演出、、、、、、死屍遍野，疫癧流行，人民死得太慘了，長春還是人的世界嗎？”

林彪“餓殍戰術”之要點有二：其壹是圍城斷糧；其二是不許百姓出城，可簡稱為“糧禁入、人禁出”。“糧禁入”屬於戰爭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餓殍戰術”之關鍵！

　林彪實施“餓殍戰術”之目的是要造成壹種民與兵爭食的局面，迫使長春全城斷糧的局面盡早出現，逼迫國民黨部隊在全軍人馬有可能被活活餓死的結局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

1948年5月間，正是農作物的生長期。林彪下令在長春城郊外發動了大規模的“鏟苗運動”。為了不讓壹粒新糧進入市區，林彪部隊將長春城外方圓四十裏的農作物全部被鏟光。

那麽，在林彪對長春實施“餓殍戰術”期間，長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下面例舉關於長春被餓死的饑民人數之九種說法。

1) 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的說法

　原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人民政府進城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

2) 鄭洞國將軍的說法

當年長春守軍總指揮鄭洞國在回憶錄中寫道：

“長春之戰餓死太多人!長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統計。但難有統壹的權威數據。無論按照哪壹方的估計，因饑餓而死的長春市民都不下十萬。”

3) 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說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壹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4) 國民黨戰犯段克文的說法

段克文生前留下《戰犯回憶》壹書。網上傳言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中說長春圍城期間餓死了65萬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時寫的紀念文章《另壹版本的戰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說：

　“段克文所著卅萬言鉅著《戰犯自述》，給世人寫下了不少珍貴的史料。早在沈陽軍區張正隆中校撰寫“雪白血紅”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長春圍城時的慘景：城內羅掘俱窮，饑民吃完了曲子面、樹葉子、米糠、番瓜藤後，更出現格殺兒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難免群逃到城外尋食時，共軍卡哨開槍狙擊，死屍遍地，腐臭難聞，餓死民眾不少於十六萬。”

5)日本人的說法

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長春被圍困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當時留在長春的日本人大部份也都被餓死了。

6)解放軍作家張震龍的說法

1989年8月，張震龍在《血紅雪白》中，自1949年後第壹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真相。張震龍在書中發出質問：“對於草民百姓的遍地餓俘和白骨呢？瞬間的屠殺與慢慢地餓斃，其間有殘忍與人道之分嗎？”

　關於長春饑民的死亡人數，張震龍寫道“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

7)解放軍作家劉統的說法

劉統先生認同尚傳道的說法，即“12萬人死亡!這個驚人的數字遠遠超過遼沈戰役中敵我雙方傷亡的總和。”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說法

“聽說後來連吃死人肉的都有。據說，那壹次長春城裏活活餓死了15萬人!”

9)龍應臺的說法

臺灣作家龍應臺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書中這樣估算在長春被餓死的饑民數：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壹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妳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很清楚，龍應臺的“30萬”不是統計值，是計算值，是兩個端點數字(10萬和65萬)的算數平均值。

　壹般而言，自然人在斷食且飲水的狀態下，生命之延續壹般不超過12天。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長春之戰”爆發第二天，蔣介石在南京的選舉中當選總統。

5月20日，蔣介石在總統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說，蔣說，今天的戡亂軍事，決不是黨派意氣之爭，更不是什麽得失利害之爭，乃是民主對極權、統壹對禍國、人道對殘暴、生存對毀滅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戰爭。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08/201408161609.shtml

2014年7月27日 林彪的東北野戰軍 竟然有大批日本關東軍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壹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制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當林彪部隊最危急的時候，已經被國軍攆的快逃進蘇聯國境，蘇聯在聯合國和美國壹起通過壹項決議，讓國民黨部隊立即停戰，國共雙方搞談判。談判當然只是蘇聯壹時的緩兵之計，等國軍發現上當了再次發起進攻，發覺打不動了，林彪的部隊好像個個吃了蟻力神，大力丸之類的仙藥，戰鬥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煥然壹新。戰鬥力增強主要是蘇聯把關集中營裏勞動的日本關東軍改編了二十萬加入林彪的野戰軍，並威脅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戰場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萬皇軍集體死啦死啦地幹活！武器用的全是蘇聯紅軍的裝備，只有軍裝是共軍的。

在東北，中共的技術兵種幾乎都是外國人，因為培訓起來需要時間，而從山東帶過來的十萬土八路幾乎都是文盲，給他們掃盲都需要大量時間，不要說讓他們去開飛機駕駛坦克，操作野戰火炮。剛好日本關東軍的素質就相當高，於是改編了壹大批，其中還有幾萬中共最早的鐵道兵。但消滅東北國軍的主力，還有大批蘇聯紅軍的參與。

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壹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但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不過斯大林還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組成的林彪東北野戰軍的戰鬥力，命令蘇聯紅軍直接參戰。遼沈戰役是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的加中共軍隊的混合軍隊完成的戰爭。勝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蘇聯的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民黨被完全擊敗。例如錦州之戰完全由蘇軍獨立完成，四野的部隊不過是戰鬥結束後幫忙打掃了壹下戰場。

以後蘇軍又混編進四野，壹路打進關去，被俘的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貼身衛士在牢中交待說他在被押到城墻上的壹路，從共軍攻城的屍體中驚訝地看到技術兵種中有很多穿著共軍軍服的黃頭發的蘇聯陣亡士兵。14萬日軍，10萬朝鮮軍，10余萬關內幹部，30萬偽滿軍。好壹只日俄聯軍哦。

毛1948年還在夢中，說要打垮國民黨起碼還要五年，沒多久改口說看起來用壹年就可實現，原因就是街坊軍在蘇聯專家的指揮下，又有日、朝、蘇軍的加入，壹路勢如破竹。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0727/421598.html

2013年12月27日 [轉帖分享] 林彪：毛澤東是中國的禍害 周恩來算好人

《林彪日記》編者李德、舒雲致力搜集林彪史料20余年，為讀者揭開林彪身上的歷史迷霧。在《林彪日記》中罕見曝光了壹段林彪與兒子林立果有關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對話，在談話中，林彪認為周恩來“是個好人”，而毛澤東則是“中國的禍害”。以下為《林彪日記》部分摘錄。

壹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冊子（按：指《毛主席語錄》）出版。毛審閱，對“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的提法很贊賞，說：“好！是唯物主義觀，立竿見影可以不提。”毛說：“我的小冊子在書記處就通不過。那本《修養》，東西南北，遍地開花！”毛對劉、鄧、彭很感冒了。

壹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貴客，還有婆娘（林彪私下對江青的貶稱）。毛喝了壹瓶白沙液（按：湖南第壹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麽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麽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個天翻地亂。”

壹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風吹得很勁。毛提出，讓葉群多關心政治大事，創條件參加實際壹線面上工作。問了葉群行政級別，說：“十四級，太低、太低！”毛的辦公室主任是七級、八級。毛說：“不能再幹等著，國慶節後準備對各大區第壹書記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造反，中央不正確的就可以不執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變，不要怕亂，不要怕造反。大亂才能大治，是我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理論結晶。”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壹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壹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按：壹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由陳伯達、康生起草，毛澤東作了七處修改的《五壹六通知》。通過時，朱德、陳雲、李富春三人棄權。）

毛在會上指：劉鄧主要還是五十天的問題，能認識、檢討就可以了。會後，和伯達、康生、謝富治說：劉鄧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特別是劉。

壹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對毛的稱呼）下指令，要整壹批不服氣、不買賬的老帥，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婆娘、謝（富治）、張（春橋）鋒芒畢露，執行“B52”部署不遺余力，黨心、軍心、民心會發自內心：“毛主席萬歲！”

“B52”說：“亂壹亂怕什麽？大亂才能大治。”上海十多萬人參加武鬥，全市癱瘓。伯達問我意見，我意見很簡單：“武鬥不行。誰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戰爭。我反對武鬥、打人”。我問總理：“上海是不是那個眼鏡蛇（林私下對張春橋的稱呼）搞的？”總理告訴我：“壹、很反對武鬥；二、情況不怎麽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壹九六七年壹月九日：壹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授權眼鏡蛇、婆娘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謝富治來說，婆娘想在軍委辦、總政治部掛個職。我問：誰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這樣安排。我問了總理：“怎麽回事？”總理說：“聽了也當作壹風吹。”（按：林彪對毛看的很透。據汪東興回憶錄檔案，毛授意謝富治向林彪提議，安排江青到軍委辦掛個副主任，或到總政掛個副主任職務。林彪強調“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將了毛壹軍，毛對林彪怵壹頭，只好作罷。）

壹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壹大創舉！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上“B52”命名的“七二壹大學”。用不了五年，國防、科技、工業、學校、文化，都要鬧人才荒。

壹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壹日：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出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我還是建議征求其他同誌的意見。

婆娘來電恭賀我是主席唯壹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捍衛我、保衛我的壹套！話的主題還是要求安排她在軍隊擔任高職。（按：林彪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綱，以往所有公開材料，都回避這個關鍵問題。事實是毛親自提議的，這就證明了“九壹三事件”後中共所傳達的毛在六六年給江青信中對林的不信任，完全是偽造的。）

林彪父子兩個，在黑暗的書房裏聊天。

林彪經過長期的靜觀默察，終於丟掉幻想，對毛澤東的態度變得明朗起來了。他對兒子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說：“我最近看了好幾遍屈原，壹點用處也沒有，徒增煩惱。我們是軍人，應當有自己的辦事風格。”

林立果說：“我建議，先消滅周，毛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

林彪微笑著說：“周那個人，不是中國的禍害，甚至可以說是個好人。為什麽？因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並不主動害人。這無可厚非。誰不保護自己呢？生物都有這種本能。中國的禍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權了，什麽都好說了。”

林立果說：“可是毛周圍有周這樣貌似大忠、實則大奸的大幫兇，事情就難辦。”

林彪搖頭：“那等於自殺。妳殺了周，毛不認可，周身後的軍隊就出來勤王。妳覺得周恩來手裏的軍隊力量很大嗎？沒有我，他就是軍隊中最有實力的人。難道他的實力比毛澤東的還大？本來沒有毛的大，可是毛胡來，很多力量就被周揀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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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文革”中

解放後，林彪就稱病不出，他親自手書座右銘：張良範蠡，急流勇退。另壹張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不與任何壹位中央首長往來，包括毛澤東。

壹九五七年盧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沒有人敢唱反調，有人誣諂彭德懷在紅軍時期就想奪毛澤東權，林彪站出來澄清事實，替彭德懷承擔。批判彭德懷，每個人要發言表態，林彪比眾人講話更“絕”：“在中國，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 反話正說。

“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

十壹中全會前，毛澤東開了個小型會議，到會者有毛澤東、周恩來、陶鑄、陳伯達 、康生。毛澤東要選壹個接替劉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議，各寫壹條，展示開來上面都寫壹個“林”，與會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據林彪身邊人講，林彪去見毛澤東，進門就向毛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妳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妳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毛澤東從組織上規範了軍隊在運動中的位置，指示成立“軍委文革小組”，江青出任顧問，穿上軍裝以後，又擔任副組長之職，就像“中央文革”小組壹樣，她雖是副職 ，卻起著中心主導作用。 　　

為防止軍隊動亂，林彪指示秘書起草《軍委命令》，實際上是針對江青的預防措施 ，保護軍隊。

毛澤東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廢。軍隊要介入。軍隊不能成為防空洞、避風港。”

凡是反對江青及其“文革小組”的人，都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諸如譚震林、陶鑄等等。在壹次接見造反派領袖的談話中，毛突然不著邊際的冒出壹句：“那個賀龍，到哪都帶著槍嘛。”僅此壹句，軍隊最高的元帥陣營開了缺口，軍內外造反派氣焰更加囂張，捏造出“帶槍的劉鄧”、“二月兵變”。毛澤東親自下令逮捕賀龍，停職審查陳毅。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批件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據看過批件的人透露，“總理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壹句好話。在陳毅的批示上，也沒有說好話”。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 陳雲、劉伯承，都在內部做了檢討，從此閑置在家。

國家功臣元老，不論地方或軍隊，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江青得意之余給葉群打電話，輕飄飄的竟在電話上唱小曲。

在對待總主任蕭華的問題上，林彪曾壹再叮嚀葉群：“蕭華不能輕易點名打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 最終蕭華還是被江青打倒了。

在打倒楊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葉群也勸過林彪：“江青倒楊的決心大 ，妳擋著，她背後那人妳得罪得起嘛！” 　　

林彪發脾氣：“妳以後少去釣魚臺！總長壹個接壹個打倒，我這個國防部長還怎麽當！任命是我簽字，打倒他我怎麽說！任命幾天就打倒，那個婆還把我放眼裏嗎，不理她！”

最終楊成武還是被打倒了。在駐京機關萬人批判楊成武的大會上，林彪被騙到會場，在毫無準備情況下，林彪被周恩來勸上臺講話。據“林辦”秘書們說，“林彪氣得語無倫次，講完話不跟總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灣”。林彪走後，周恩來上臺講話，並喊出“江青同誌萬歲”的口號。

毛澤東死後，公審“四人幫”，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江青的可悲可惡的壹句話泄盡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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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4日 毛澤東逼林彪出走，陷他於死地

問：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這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壹個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給毛的文革敲響了喪鐘。妳今天的題目來解析這個問題，我想聽眾們會有興趣。

答：關於林彪所乘飛機為什麽會掉在溫都爾汗沙漠中，有幾種說法。官方只說“墜毀”，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說法，大致有幾種：1. 以導彈擊落；2. 油量不足迫降失敗；3.機上發生搏鬥，飛機失控墜毀。我們先說蒙古政府於1971年11月20日發布的調查報告中的事實。蒙古政府當時和中共黨內鬥爭毫無牽扯，所說應該是事實。首先，調查報告認定因駕駛員所犯駕駛錯誤導致飛機失事，而飛機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夠，更不涉及導彈擊落問題。當時駕駛這架飛機的潘景寅是個經驗極其豐富的老飛行員，曾經是毛本人的駕駛員，1967年7月，武漢百萬雄師事件，毛倉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駕駛的飛機。但是這次他的飛行卻犯了最低級的錯誤。蒙古政府的報告明確指出，他是以600公裏時速，在機翼右側油箱帶有2.5噸燃油的情況下，強行著陸，而且不是主動迫降，因為飛機減速的襟翼完全沒有打開，飛機著陸燈也沒有打開。飛機撞擊地面時，引擎仍在高速運轉。所以蒙古認為飛行員未進行安全迫降的準備。換句話說，飛行員是以自殺式的行為讓飛機墜毀的。這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飛行方式。

問：我們知道，潘在9.13日淩晨0點05分接了壹個電話。他是在接到這個電話後，才開始準備飛的。

答：對，這個電話是誰打的，誰命令他違反壹切規範帶林彪壹家飛走的，這是關鍵的關鍵。但林彪死後，在軍中查處了那麽多人，幾乎是像篦子壹樣梳了個遍，卻從未有人去查這個電話。顯然，打這個電話的人壹查清，通話內容壹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

後來李作鵬壹句話說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壹部隊攔截，壹百個林彪也走不成”。更何況在林豆豆報告了林立果要帶林彪走，飛機就在機場了，這時不過晚9點，離林彪上飛機還有四個多小時。周壹個命令封鎖機場，林彪是插翅難逃。這壹群人卻幹等著林彪上了飛機。這明擺著是要逼林彪走。周給葉群打電話，就是為了打草驚蛇，就算林彪身經百戰，深知兵不厭詐，那個神經兮兮的葉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還不壹驚就炸。可我們知道，以周恩來的天性，這天大的事，他絕不會獨斷專行，自行處理，必定是每個細節向毛匯報，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這個驚天動地的行動中，偏偏沒有毛的壹點影子，壹絲蹤跡。這全然不符合毛永遠料敵之先、運籌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機。毛要算計林彪是蓄謀已久，壹直在找機會。

問：從許多材料看，特別是從林豆豆的揭發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廣州，實在不行就去香港，從未見他們討論過去投蘇的材料。

答：確實，我們接著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設想。接著上面的話題。葉群接了周的電話後， 決定馬上走。周的這個打草驚蛇之計明顯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張宏，說他們馬上要走，妳不是答應要保護首長的嗎？可這時張宏態度大變，壹副不理睬的樣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動，明擺著是接到了命令，不許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給北京掛了個電話，壹邊聽話，壹邊點頭，放下電話對林豆豆說，“中央指示妳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讓林彪走，這個“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這麽寬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讓林彪走，卻要讓他去赴死。這個任務要由潘景寅來完成。潘赤膽忠心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所以，受到林彪案牽連的那麽多人，鄧小平獨獨表揚他是個好人。

問：那麽讓潘景寅帶林彪飛，這個神秘電話可能是誰打的呢？

答：潘本來已接到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命令，“不管是什麽人下命令，飛機也不準起飛”。吳是潘的頂頭上司，他當然保證服從，所以讓他改變主意帶林彪飛的這個命令，只能來自比吳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會直接給潘下命令的，他永遠是借刀殺人，要殺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憐啊，有林在，在毛面前還有個擋頭兒。沒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敵。

我們再來看周恩來知道飛機墜毀的消息後的表現。先是如釋重負，連連說“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這是因潘完成了任務而松了口氣，然後去找毛匯報。可在9月21日，周開完會後，當只剩下紀登奎和他兩人時，他突然大哭起來。紀登奎安慰他，他卻搖頭說：“妳不懂，妳不懂，事情還沒完”。我猜這大哭中就有對潘景寅的悔意。因為他實際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屬，否則就露了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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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9日 林彪專機的黑匣子找到了 內幕很驚悚

何仁義：“9.13事件”有三個重大的疑問。

第壹，林立衡在9月7號就知道了葉群和林立果有帶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計劃。林立衡在9月7號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林彪的警衛劉吉純和李文普，並要求他們阻止這個計劃。所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在飛機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葉群和林立果會采取激烈的行動。問題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對此做了什麽應對計劃？采取了什麽措施？”

何仁義：“第二，專機機長潘景寅在起飛前為什麽沒有叫醒兩位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這四個人？為什麽潘景寅要壹個人飛？”

何仁義：“第三，專機升空之後往南飛了壹陣子。然後專機轉了壹個非常大的彎才把方向轉成往北飛。為什麽專機起飛之後不馬上轉彎？為什麽專機要轉壹個那麽大的彎？是不是因為潘景寅不想讓飛機上的其他人覺察到他在轉彎？”

何仁義：“等會兒我會放飛機上談話的錄音。飛機上有機長潘景寅，三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乘客有林彪，葉群，林立果，小艦隊成員劉沛豐，和林彪的司機楊振剛。劉沛豐把小艦隊的電臺帶上了專機。錄音的話筒在劉沛豐的衣服口袋裏。在北京的黃永奎把電臺裏傳過來的聲音都錄在錄音帶上了。由於在12號晚已經服了安眠藥，林彪在飛機上壹直都在他自己的艙裏睡覺。這段錄音從俄羅斯絕密檔案館解密，裏面記錄了飛機墜毀前最後5分鐘的事情。大家請聽吧。”

何仁義在桌子上的壹個電腦上點了壹下，當年的錄音就從講臺上的兩個音箱裏播出來了。

256號林彪專機，夜晚

林立果：“幾點了？”

劉沛豐：“兩點27分。”

林立果：“我們到哪兒了？”

劉沛豐：“我去問問。”

劉沛豐走進駕駛艙。

劉沛豐：“老潘，我們到哪兒了？”

潘景寅：“我們在湖南。”

劉沛豐：“還要飛多久才能到廣州？”

潘景寅：“再飛半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劉沛豐回到普通客艙。

劉沛豐：“老潘說在湖南。再過半個小時就到廣州了。”

林立果起身進林彪的貴賓艙，向葉群匯報。

突然壹聲爆炸聲，飛機劇烈地晃動了壹下。

林立果：“怎麽回事？”

劉沛豐：“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機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嗎？會不會是敵人導彈打過來了？”

林立果：“妳說什麽？什麽敵人？”

潘景寅沒有回答。這時葉群，楊振剛，李平也開始說話。潘景寅開始讓飛機轉彎。劉沛豐，林立果，葉群三個人走進了駕駛艙。

葉群：“怎麽回事？”

林立果：“老潘，妳怎麽轉彎了？為什麽要轉彎？”

潘景寅還是沒有回答。

葉群：“我們現在在哪裏？”

潘景寅還是沒有回答。

林立果：“妳說話呀，老潘！”

這時飛機又劇烈地晃動了壹下。

潘景寅拿起壹個話筒帶著哭腔喊話：“王主任！王主任！請回答！”

楊振剛在駕駛艙門口急了，大嗓門的吼起來：“機長，妳在跟誰講話？”

潘景寅還是不說話。

林立果突然說：“剛才的響聲是定時炸彈爆炸。有人要謀害首長。”

這時飛機開始往下沖。

潘景寅：“糟糕！糟糕！”

劉沛豐拿出手槍頂著潘景寅：“到底是怎麽回事？”

潘景寅：“我們在蒙古。現在在往國內飛。”

劉沛豐：“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飛前，王主任給我打了電話。要我把專機飛進蒙古。然後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經不和我聯絡了。”

劉沛豐：“妳為什麽不叫上兩個副駕駛？”

潘景寅：“王主任說這是特殊任務，不需要他們參加。”

林立果：“我們進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鐘了。”

葉群：“進了蒙古，我們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們死在這裏，叛徒的帽子就永遠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葉主任，我對不起首長。”

（這時飛機還在繼續往下沖。）

潘景寅對著話筒說：“機務艙，把三個引擎全關了。”

潘景寅：“速度還是減不下來。減速板已經失靈。說不定已經脫落了。襟翼控制也失靈了。”

林立果：“趕緊迫降。”

潘景寅：“已經失控了。有人對飛機做了手腳。”

楊振剛：“機長，我不能死。我還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盡量壓制著心裏的悲痛，但還是哭了。

過了幾秒鐘，潘景寅對著全飛機廣播：“飛機馬上要著陸了。大家趕緊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帶。把鞋子脫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聲地對著全飛機廣播：“林副主席，小潘對不起您哪！”

音箱裏傳出壹聲巨響。然後就沒聲音了。

三叉戟的空難是怎樣發生的？

飛機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彈炸的？是炮彈洞穿的？還是迫降後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沖開輸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孫壹先和沈慶沂也問過壹位蒙古老大娘，她證實是親眼所見。林彪座機為什麽會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爾號壹樣安裝微型定時炸彈引爆發動機，是地對空打的？還是空對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壹切至今仍是謎團。

空軍情報部9.13晚上對三叉戟航跡線進行了準確的追蹤，在地下指揮所坐鎮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罵了壹句臟話：“空軍情報壹條條往上遞，總參情報上不來！”三叉戟飛過蒙古邊境，空軍的情報中斷了，但是空軍情報部仍舊截獲三條蘇聯情報：“大型目標不清”；“大型目標著火”；“大型目標墜毀”。空軍監測到墜毀地點。第壹條情報被王飛壓下。第二條李德生不相信，問在場的人：“飛機在空中能著火嗎？”第三條來了，李沒有說話。

第二天蒙古情報也到了：“發動機起火，墜毀。”墜毀地點與空軍監測到的壹樣。李德生才高興起來，表揚空軍情報部：“妳們這次做得不錯。”毛澤東則說：“這是最好的結果。”

壹個星期之後，空軍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裏獲得李德生表揚的情報部，空軍政治部，空軍後勤部都垮了。抓的抓，關的關。各地飛行師都被陸軍接管。

“9.13”事件不但牽連了對“9.13”毫不知情的黃、吳、李、邱四名高級將領，還懲罰了軍內十幾萬人，連帶他們的家屬，使“9.13”變成株連幾十萬人的大災難。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28702

2019年11月10日 令人瞠目！鄧小平怎麽可以如此卑鄙...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看到壹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鄧小平曾經棄軍逃跑。

邱會作回憶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談到對鄧小平的評價，說：“鄧作了許多壞事，壹條是棄軍逃跑；壹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壹起。”（《邱會作回憶錄》，頁628）鄧的這段經歷，在《紅七軍簡史》中有記載，軍內高層盡人皆知。

鄧自己也承認這回事，只是回避“棄軍逃跑”幾個字。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6月至7月，鄧向中央寫了壹份《我的自述》，其中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1972年8月3日，鄧致信毛澤東，說道：“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壹，是在1931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據知情人說這壹段歷史是這樣的：1929年底，鄧小平受中共派遣，與陳豪人、張雲逸等組織“百色起義”。“百色起義”前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壹次面臨危險拋卻部隊逃之夭夭。後來，組成紅七軍，李明瑞任紅七軍總指揮，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1931年初軍長張雲逸與政委鄧小平各率壹部由廣東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敵軍截斷，兩部失去聯系，鄧帶領壹部分部隊到了江西崇義。幾天後，鄧去傑壩找贛南特委接頭。此時，敵軍對崇義紅軍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情況緊急，部隊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長鄧小平指揮部隊或抵抗，或突圍。這時，鄧就在崇義附近的山頭上，聽到前方槍聲緊急，嚇破了膽，立即決定棄隊逃走，並帶走了許多軍餉。非常明顯，鄧是為了保命臨陣脫逃，做出了這種無恥勾當。這是鄧第二次棄軍逃跑。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實實在在地當上了中國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總書記。鄧為了自己當上“合法”的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這樣，他得以以壹個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當上中央軍委主席，上演了壹出“削履適足”的醜劇——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履”，適鄧小平想當軍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人也已經到了超高齡——八十三歲，但是，這位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人，還舍不得“軍委主席”這把椅子，還想坐幾年。可是，十二大的黨章剛剛為他規定軍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擔任，怎麽辦？於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又壹次“聽黨的話”——“聽鄧的話”，再次“削履適足”，把十二大剛剛為他量身定做的黨章，又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從而，壹個黨員當起了中央軍委主席，掌握指揮號令三軍的大權，掌握按動核按鈕的大權！（中共中央總書記為軍委第壹副主席，是黨員鄧小平的下級）。

鄧小平還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視為他的“大秘書”（趙紫陽語），把政治局常委視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卻壹個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裏，由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國家命運；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會，超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頤指氣使，下達命令，而且下達了壹個把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令。

鄧小平壹旦掌握了實權，依照他的品質，可怕的後果就壹幕壹幕地演出了。鄧是什麽事都敢做的。看看鄧小平爬上“太上皇”寶座後的作為，即可壹目了然。僅舉數例：

1，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完全不是什麽“自衛”，而是中共發動的壹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2，從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時間裏，鄧悍然拿下三個中共中央壹把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其手段之流氓殘忍的程度可謂空前，最後竟然把總書記趙紫陽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了十幾年，壹直到死。

3，運用職權圖報復，泄私憤，悍然“審判”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罪行”要審，沒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審——這就是鄧的信條。

4，已經八十五歲的鄧小平，淩駕共產黨中央，淩駕人大和憲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幾十萬最精銳的野戰軍，對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大開殺戒，並且狂妄叫囂“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屠城後，全國大抓捕、大清查。鄧咬牙切齒地叫囂“連百分之壹的寬容也不給”！開創了中外現代史上最兇殘、最血腥的記錄，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網絡上又揭露出驚人史實，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引發洪河、潁河暴漲，眾多水庫面臨垮壩危險！河南省領導人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報告險情。紀、李認為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當時鄧小平任第壹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部隊參與搶險。8月7日22時45分，李先念給鄧家裏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後說鄧不舒服，已經入睡。李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但鄧榕堅持說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8日零時20分，情況十萬火急，河南省領導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動用空軍。李先念、紀登奎再次給鄧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急得跳腳也無可奈何。40分鐘後，水庫決口，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洪水像脫韁的野馬沖出板橋水庫，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遊沖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傾泄7億立方米洪水。沈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剎那間變成水底冤魂。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壹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計六十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六十億立方米的洪水，使東西壹百五十公裏，南北七十五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壹千多萬人受災，二十多萬群眾死亡。

其實，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打牌，壹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鄧小平對這壹災難長期禁錮封鎖，使民眾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單民主墻”前後的鄧小平

當鄧在中共內部權鬥中立足未穩，需要利用民間力量打擊政敵的時候，他就打扮成開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勵西單民主墻的發展。壹旦把華國鋒趕下臺，他立刻卸磨殺驢，對參與西單民主墻運動的民眾大開殺戒，關的關，判的判，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爭取自由人權的聲音壓制下去。

毛澤東死後不久，文革結束，中國出現了壹個民間自由思想的短暫活躍期，史稱“北京之春”。它發端於西單民主墻。它位於北京城西單東北角，是壹道200米的灰色矮墻。

1978年9月，《中國青年》復刊號刊登了四五運動的報導和詩選，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封。有人將該雜誌壹頁頁撕開貼到西單墻上，吸引了很多人圍觀。此後，大字報、小字報不斷，幾百米的灰墻全被貼滿，層層覆蓋，圍觀者裏三層外三層，有時多達四五千人。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邊聽邊點頭附和、議論、記筆記、照相。外國記者夾雜在人群中，忙著攝像、與中國人隨意交談。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11月27日，在會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民主墻”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

社會上有人開始稱鄧小平“鄧大人”、“鄧青天”；他作為1978年度世界風雲人物，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們以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來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無論對於鄧個人還是中共來說，這次會議都是重要的轉折點。鄧扳倒了華國鋒，確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過了危機。壹朝大權在握，立刻對爭取自由的民眾變臉，重新回到政治極權、定於壹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發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明令禁止言論自由。當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的長篇講話。他指責爭取民主權利是“少數壞分子鬧事”，是“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他斬釘截鐵地宣布“必須堅持射穢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

不久前還被鄧大力支持的民主墻和“四大”，成了大開殺戒的目標。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墻。

1980年9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中規定的公民擁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

有網民評論說：“民主是鄧手裏的武器。他要打倒華就拿起這個武器。等華倒臺了，他就又取締了這個武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害怕別人或人民用這個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學潮 －－維基百科

八六學潮是指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兩名中宣部官員到上海與陳破空等研究生對話。這被視為八六上海學潮的預兆之壹。胡耀邦被大學生視作中共高層開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裏和萬裏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規模空前的演講會。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余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此次遊行標誌著“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幹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壹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傍晚7點多鐘，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湧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壹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氣嚴寒，卻成為學潮最高峰的壹天。淩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押送回學校。由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發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壹起在上海市百壹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澱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廣播宣布未經批準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與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道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余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最終政府方面於1月2日淩晨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前後歷時27天的“八六學潮”結束。

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壹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於1987年畢業後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開始在廣州傳播八六學潮爭民主的主題思想，與廣州當地的活躍人士壹道，策劃醞釀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成為廣州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積極參與八六學潮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劉剛、封從德等人後來也分別成為北京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學潮

六四事件 －－維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稱呼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回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4月15日以後，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壹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沖突。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采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裏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壹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

在4月22日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另外壹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借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動不斷傳播而擴大。

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

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壹議題有所沖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壹的選擇。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壹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壹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

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采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壹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采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參與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

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壹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甚至都遭到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壹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淩晨4時50分時借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壹天。這是他最後壹次公開露面。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采取果斷行動。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

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軍隊則借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

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

6月2日晚間，壹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

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間，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３８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和第２８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１５軍、第２０集團軍、第２６集團軍和第５４集團軍負責南面；第３９集團軍和衛戍第１師負責東面；以及第４０集團軍和第６４集團軍負責北面。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裏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采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了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壹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郁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淩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壹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淩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裏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開隔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淩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妳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采取武力……”大約淩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桿公開砸壞另外壹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

淩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辟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淩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壹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壹項清場任務。

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沖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壹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料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沖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制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壹。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占當時澳門人口的壹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壹些國家對於軍隊清場壹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盡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新聞聯播》上，個別負責報導此次事件因表現悲痛情緒的4名新聞主播分別是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但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和薛的態度不改（卻被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張等人檢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後的天壤之別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共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4年8月22日 大家談中國：鄧小平歷史評價只會是屠夫

近日，共產黨大肆慶祝鄧小平110歲生日，官媒，甚至壹些海外文人都說他改革開放功績好大，但我只想問這些人壹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殺人有理嗎？

先從大處駁斥壹下壹些所謂鄧小平改革開放好有功勞的謬論。

首先，改革開放系數以幾百萬計的廣東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鮮血逼出來的，不是鄧小平恩賜。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個敏感，甚至不能讓下壹代去了解的情況下，去分析鄧小平如何如何高瞻遠矚地搞改革開放，如果不是禦用文人，就是愚昧書生。

第二點是，有人說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好了，但我想問，如果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能使中國走向民主的話，妳怎麽知道中國的成就不會大於鄧的改革開放？東歐國家民主化才20年，已經可以達致加入歐盟的標準了，憑什麽認為如果中國民主化30年不會比鄧改革30年要好？

第三，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生活真的好了嗎？為什麽依然還有那麽多有錢人（也就是鄧說的先富起來的人）移民出國？要註意，這些能移民的還是少數，絕大部分收入也就壹個月1000元人民幣（大約100英鎊）左右，溫家寶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中國還有1.5億人生活在聯合國制定的貧窮線以下。

聯合國的貧窮標準是多少呢？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稱為貧窮。大家可以想壹想，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改成什麽樣子？

第四，壹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現在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向鄧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殺人兇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改革開放，能值幾個錢？

鄧小平為了這個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連續扼殺了兩次中國走向民主的機會，而且還有壹次是大開殺戒。這就註定了鄧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寫入歷史，至於這個改革開放，連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都不如。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4/08/140822_coc_dengxiaoping_historical_evaluation

2017年9月4日 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鄧小平在毛時代三起三落，完全沒有政治安全感，當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談不上，鄧小平因此特別看重槍桿子對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最終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將國家變成領袖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替代黨政的壹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體系。也可以說，毛通過文革鬥爭，壹直將國家保持在準戰爭狀態。毛之所以可以終身制，因為革命、鬥爭仍然在繼續，戰爭仍然沒有結束。

毛澤東壹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壹人之治，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創造了第2個奇跡，就是壹將（相）廢了“三帝”，鄧壹直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但他因為擁有控制槍桿子的實力或威權，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

鄧小平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同時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層次反對，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自己卻主張4個堅持，這4個堅持，實則是4個凡是，馬克屎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領導、射穢主義政制，都不允許改變。在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方面，看不出他與華國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獲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

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臺），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壹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

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裏、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壹輪的市場經濟，讓每壹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在洗牌過程中又壹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他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在高層以血親關系得以確立。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響更大的壹項不成文的制度確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權加槍桿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誰控制槍桿子，並同時擁有黨內威權，那麽，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於是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關鍵，鄧小平確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實用的政治方式。

毛澤東完全是禁絕了思想自由、市場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遷徙自由，鄧時代開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開放，思想與市場、信仰與遷徙的自由，均在黨的領導與控制下，有了進步，而個人工作與經營的自由，還有出國的相對自由，是質的進步。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得以發展，但菁英沒有思想與傳播的自由、中產階級沒有參政的自由、市民沒有成為公民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無法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天花板，無論是反精神汙染，還是鎮壓八九學潮，都是中國菁英在爭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遭受鄧小平政治集團的暴力鎮壓。

在歷史最緊要關頭，鄧小平選擇了暴政邪惡，因為他選擇了與極左聯手，對新興的政治變革力量祭以殺手，中國歷史又壹次向惡發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9/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2017年6月15日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為何公開叫板毛澤東？

劉與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於：毛是原創者，劉是脅從者與執行者。所有這些“禍國殃民”的臭玩意兒都是毛發明的。但是，大凡與毛澤東的主張發生沖突時，劉少奇都會很快地放棄自己的主張，唯毛澤東的主張是從了。

唯獨在《七千人大會》上是壹個例外，劉少奇在會上會後壹再對抗毛澤東的主張，說了很多令毛澤東不高興的話。如：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個問題，現在不講，將來要講;活著不講，死後要講”;

“人相食，妳我是要上書的”。

劉少奇的這些話雖然擊中命門，卻為後來在文革中被打倒埋下了種因。人們不僅要問：《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為什麽壹反常態，他哪來的那個膽?

本文旨在回答這個“為什麽?”

大躍進，劉少奇不僅僅是壹個被動的執行者，甚至也是壹個“推手”。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在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劉即說：

“那麽作真有效果嗎?哈哈!妳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徐水的那個叫張國忠的縣委書記告訴他，現在有些地方密植，壹畝地下的小麥種子達到700至1000斤。聽了這樣的高燒胡話，劉將信將疑，雖然沒有表揚，可也沒有批評，更沒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壹萬斤。劉居然說：

“壹萬斤，還能再多嗎?妳們這裏條件好，再搞壹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可見在那個歲月裏，“偉大領袖”腦子燒糊了，“少奇同誌”腦子也同樣被燒糊了。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議總結中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壹切從實際出發;希望1961年成為壹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

劉從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進行農村調查。帶了老婆王光美、機要秘書劉振德，壹行三人，輕車簡從，壹桿子紮到底，壹下就下了44天。

劉是當年的七常委中，潛得最深、最基層、時間最長的唯壹人。

劉少奇農村調查的故事

1、輕車簡從

頭天電話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劉少奇就到了長沙。湖南省委討論接待工作，具體安排如下：

1).由省委書記李瑞山為總隊長，組成省委工作隊陪同劉少奇下鄉。

2).調配車輛：省委安排壹輛那時檔次最高的蘇制吉姆轎車，另有數輛小車供隨行人員使用。

3).夥食：專門從賓館抽調壹位技藝高超的名廚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壹輛卡車裝著席夢思、沙發、辦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帶到哪。

按國家主席的身份，這些安排實在都不過分，況劉已63歲，且有嚴重的雙肩肩周炎。

劉少奇壹概予以謝絕。劉說：“如果按妳們那樣安排，怎麽去和老百姓打成壹片呢?眼下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還窮講究，擺闊氣，高高在上，群眾心裏會怎麽想?哪個還敢向我們講真話啊!如果見不到群眾，我們不成了瞎子嗎?”

2、國家主席與夫人在豬場住了六天六夜

劉到寧鄉縣農村調查時，在東湖塘公社王家灣養豬場的飼料保管室裏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飼養員用過的木板床。工作人員鋪床時竟壹時找不到鋪床的稻草。漁米之鄉的湖南連找幾捧稻草都費勁。

劉白天下鄉，晚上在蠟燭照明下辦公。

回到縣城，也是住在縣委會議室，睡的是壹張長方形的會議桌，就是不住縣委招待所。

後來到長沙縣天華大隊調查時，住在大隊部辦公地方的王家塘。這裏有兩間大屋，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泥墻塊塊剝落，屋內陰暗潮濕。幹部們覺得讓國家主席住這樣的地方，十分不安，劉卻說：“這比延安時期好多了，恐怕現在多數農民還沒有這種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鐘車程的省委賓館。

3、母豬不懷崽，婦女不懷孕

據後人回憶，當時劉到這個王家灣“萬頭豬場”時，這裏只有兩頭豬。劉隨後在這個名不副實的萬頭豬場裏，召開了下鄉後的第壹次座談會。

“母豬不懷崽，婦女不懷孕”!成為困難時期的生動描述。

4、挖野菜的婦女說起瞎話來訓練有素

當時的中國農村，到處都是吃不飽的農民，到處都是說瞎話的幹部。

有壹次，劉少奇看到幾個面黃肌瘦的婦女兒童，正在地裏挖野菜。

於是問壹位少婦：“家裏還有糧食吃嗎?”

少婦回答：“有，糧食多得吃不完。”

又問：“為什麽還挖野菜吃?”

答：“換換口味。”她訓練有素、撒謊老練、面不改色。

5、撥開小孩子拉的糞，看裏面有沒有糧食?

劉到天華大隊後的壹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後面的山坡上到處轉壹轉，看見有壹堆糞。劉找了壹根樹棍子將糞挑了開來看了壹陣，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這堆糞，是小孩子的。壹般大人總將吃的東西，都讓小孩子吃。在糧食夠吃的時候，就可以從糞裏看到糧食，比如老玉米啊什麽的吃了的話，它可以從大便裏看得到。結果壹點都沒有，就是幾根粗纖維，所以曉得這個裏邊，糧食很缺。

6、到天華大隊後開的第壹次幹部會，聽不到壹句實話

劉少奇湖南農村調查的重點是長沙縣的天華大隊，他在天華壹共呆了18天。

這裏是當時湖南全省最先進、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辦的點。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全國“三八紅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國婦女》雜誌剛剛登了壹篇介紹彭梅秀及天華大隊的文章，吹噓這裏的農民已經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劉不久就發現即便是天華這樣最好的地方也沒有飯吃，也吃不飽，每壹頓飯只有二兩六錢三毫，三兩米都不到。

作為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三八紅旗手”，彭梅秀自以為是，瞞上壓下，是壹個絕對女強人。她事先早已召開了生產隊長和黨員會議，統壹匯報口徑，封鎖幹群嘴巴。

劉向幹部們作揖，懇切地說：“我給大家敬禮了。請大家給我講點真實情況，我在路上已經看到了，婦女小孩都在地裏挖野菜，連樹皮都剝光了。而妳們還在這裏吹牛，對得起老鄉嗎?”

7、劉少奇親自給農民點上煙，王光美親自給農民倒上茶，這才開了壹次成功的座談會

社員們開始都很緊張，有壹位老農民緊張得把香煙掉到了地上，劉去幫他撿起來，又用火柴重新給點上，並請他發言。社員們終於感動了，說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話：“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飽;肚子不飽，懶得積極;大個小個壹樣記分，壹樣吃飯，不願積極;技術高低不分，不願積極。平均主義，做事難得來勁，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大家壹起住不好，沖田、山邊、遠處田地荒蕪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們11戶人家的食堂餵壹年的豬，沒有以前壹戶餵的多，從前滿月豬仔可以長到40多斤，現在餵壹年還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沒有米湯、沒有糠、沒有菜、沒有雜糧。”“從前好，從前分散住，私人可餵豬、養雞、種菜、種雜糧，吃得飽，現在住壹起，這些東西絕了種，餓肚皮。我看還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劉終於開了壹次成功的座談會。後來他開會就用這個辦法：脫帽，鞠躬、遞煙、端茶，這個主席當得真窩囊。

8、大隊總支書記隔窗漫罵：劉胡子，我不怕妳。

劉在天華的頭幾天都沒有聽到幹部們說實話，後來得知原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因為與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4月18日，劉少奇將段樹成請來。段樹成向他談了許多情況，說天華大隊的糧食產量、養豬數、工分值等等都是虛報的，實際沒有那麽多。社員口糧壹天只有七、八兩，不夠吃。全大隊患浮腫病的超過100人。他還說：這裏是先進單位，對外開放參觀，上面給補貼;因為辦公共食堂，山上的樹已經砍得差不多了;大隊有壹個篾席廠，是大隊幹部的吃喝點，幹部經常晚上去吃喝，當然不得浮腫病。

彭梅秀聽說劉找了她的政治對立面談話，終於沈不住氣了。她站在路上罵人，稱劉少奇為“劉胡子”，說“劉胡子壹來把天華大隊搞亂了”。還隔著窗戶大聲奚落叫罵劉：“劉胡子，妳要扳倒天華的紅旗，我不怕妳……”

劉覺得彭是基層幹部，又是個女同誌，不過是壹時的氣話。劉沒有計較彭。

9、小學生寫標語：“我們餓肚皮，全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

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小學四年級10歲學生蕭伏良，爸爸被公社調去修水庫，兩三個月才回家壹次，媽媽又得了浮腫病，躺在床上走不動。為了吃頓飽飯，他到公共食堂打飯時就悄悄多拿了壹缽飯;還寫了壹張“我們餓肚皮，只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白紙條，貼在路邊電線桿上。

其實，劉少奇在炭子沖早晨散步時，已經親眼看到了這張紙條。案破了，他對工作人員說：寫這種東西，只是反映了群眾的壹種意見，壹種情緒，算不得是反動標語。

接著，劉少奇又派人把這個小學生找來，笑著拉到身邊問：“妳說說心裏話，為什麽要寫那張紙條呀?”

孩子講了媽媽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劉少奇又問：“妳說，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說：“好個屁!背時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腦殼的食堂!”

10、壹切從實際出發，可“實際”是假的

當時的天華大隊是省、縣樹立的壹面紅旗。調查前，劉看到材料上說，1960年天華大隊1324畝田，產糧120萬斤，除去國家征購32萬斤，按全大隊1186人計算，人均752斤(筆者註：應為742斤)，生產搞得好，群眾生活不錯。《中國婦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華大隊及總支書記彭梅秀說得花兒壹般。

經核實，1960年實際只有72萬斤，虛報了48萬斤。(筆者註：產量虛報了48萬斤，但國家征購的32萬斤這個數卻不會少，所以只剩下40萬斤，人均只有337斤了。這個數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劉少奇在聽取中央調查組的匯報時，感慨地說：從實際出發，“實際”是什麽，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縣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隊也不清楚!從“實際”出發，那個“實際”若幹是假的。不講以前，壹直到現在，報紙上登的東西有些還是假的。

11、果斷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國農村辦“公共食堂”實在是壹個豬腦子的主意。

當年毛將此看成是農村的共產主義因素，是農村必須堅守的共產主義陣地。解散食堂雖然是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也是各級幹部的壹塊心病。可是礙於毛的權威，從中央到地方，誰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誰要想解散農村食堂，就必須先過毛澤東這壹關;誰要解散食堂，就必須得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風險。

盡管如此，劉還是做了這件事。

劉少奇指出：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脫離了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共產黨員的義務是要經常了解群眾的要求，反映群眾的要求。

12、1961年，劉少奇為農民制定的小康目標

劉少奇在基本解決了天華大隊的迫切問題後，同時對農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有了切實的感受。為此，他在天華大隊提出了農民興家立業的“十個壹”目標：

“壹棟好房屋;壹套好用具;壹欄好豬;壹群好家畜;壹園好蔬菜;壹塘好魚;壹塊好山;壹天三餐好飯菜;壹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後有壹片好風景。”

13、當主席的弟弟給姐姐帶了五斤米

5月8日：劉少奇來到趙家沖，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沒見面的親姐姐(六姐)劉紹德。

主席弟弟帶的禮物是：五斤米，兩斤白糖，兩斤餅幹，九個鹹蛋。

主席弟弟說：姐姐：妳們現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來這點東西，妳每餐加壹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說：老弟啊，妳在國家工作，沒有解決國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呢，妳要我加壹把米，我吃了這五斤米，我又到哪裏找妳呢?

主席弟弟也無語。

14、“三分成績、七分錯誤”的由來

5月4日，劉請來小時候的朋友黃端生，敘舊聊新。劉在大門口迎接，王光美扶著得了浮腫病的黃端生進來。他們聊得很親熱。黃端生把全村患浮腫病的人壹壹數出，而且斷定，幹部“五風”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劉約小時候的放牛夥伴、小學同班同學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著劉在田野裏走啊走啊，圍著這個田埂走到了安湖塘邊。

劉說：“李桂生啊，這個安湖塘現在還是半塘水呢。妳記得嗎，我們小時候還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壹年天旱，這個塘底幹了，全部幹了，可以曬谷。”

李桂生插話說：就“那樣大旱，每年還收兩三擔谷子。”

劉問：“去年塘水全幹了吧?”

“沒有幹，還有半塘水。”

李桂生說：“去年糧食減產，幹旱有點影響，不是主要原因。我講直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五風’刮得咯樣!”

李還說：“妳們這麽幹，不怕農民打扁擔嗎……”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如醍醐灌頂，從此就紮根在了劉的腦子裏。

後來他又找了原黨支部書記王升平，了解他對食堂的看法，王的結論是：農村公共食堂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

15、發了“扒我的祖墳”的毒誓

劉趕上了壹次農民集會。在集會上，劉先向大家壹鞠躬，說：“鄉親們，這兩年大家吃苦了，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對妳們生活產生影響。工作中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有的老鄉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看說得很對。也不要全怪基層幹部，下面的錯誤，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說糧食過關了，下面就到處放衛星。上面說壹大二公好，下面就搞壹平二調，大刮‘共產風’。所以上面要負壹大部分責任。中央要負很大責任。大辦食堂、大辦水利都是中央提出來的。問題的根子在中央。我是黨中央副主席，考慮問題不周，我向大家賠禮道歉。”

會上，壹位老農談了當前生產問題和生活困難之後說：“我們相信共產黨會很快想出辦法來克服困難。不過，妳們得趕快想出辦法來，要是還這麽下去，再有兩年，人們可吃不住勁了。”

劉不禁落了淚，激動地說：“謝謝妳們說了真話!”

“我壹走40年，今天回來不是衣錦還鄉，而是給父老鄉親們賠禮來了。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讓父老鄉親吃苦了。我壹定想出辦法，盡快地扭轉這個困難局面。請父老們給我兩年時間。兩年以後，如果大家仍像今天壹樣餓肚子，妳們就扒我的祖墳。”

16、數字

劉少奇44天的調查，有33天吃住在農村。

在王家灣生產隊“萬頭豬場”的飼料房住了7天，在天華大隊陰冷潮濕的大隊部土磚房中住了18天;

開了20多個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和基層幹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

17、結語

他帶著“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帶著“兩年內不改變，妳們就扒我的祖墳”的毒誓，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山水。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但是，故鄉的山水已經將他的靈魂漂洗過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放膽壹搏。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7/0615/946116.html

2016年1月22日 劉少奇發言：七千人大會上的致命掌聲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有七千多人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在會議進行中，或許是分組討論中黨員幹部的激烈的呼聲和壹些隨機性事情的因應，大會脫離了原有議程，有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內容議程，即所謂“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壹稀，大家滿意”這壹說。幹部們把大躍進以來的怨氣怒氣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出了些氣，結果是中央和地方上下通了氣，最終大會開成了壹次發揚黨內民主的有史以來比較成功的會議。

壹 廣大黨員幹部認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評價

劉少奇在講話中首先如實說出經濟形勢的嚴峻：據統計，1959，1960，1961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壹點。1962年的工農業生產也難於上升。

劉少奇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妳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在重大挫折面前，人們自然要追問，既然是人禍，人禍的人是誰呢？

劉少奇說，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門，包括國務院和國務院所屬各部門。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針對大躍進中的問題，講話實事求是，不遮醜，不粉飾，敢於正視現實，表現出劉少奇做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應有的責任和擔當。

二 毛澤東對劉少奇講話是不滿意的

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劉少奇講完話後，毛澤東就宣布了散會。按照貫例，壹般總要評說幾句，但毛澤東沒有對劉少奇的講話有任何評價，因為毛澤東對這講話實際是不滿意的。

劉少奇在得到餓死人的報告後，憂心重重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妳我是要上書的，”後來到湖南調查回來，對真實情況了然於胸，對大躍進的看法與毛澤東有了更大的差距。

毛澤東曾在壹個材料上批示：“將來我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壹個百花齊放，壹個人民公社，壹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

毛澤東看了劉少奇的大會書面發言初稿就不滿意。而劉少奇的這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剛壹說完，全場馬上爆發了持續五分鈡有人說有十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

這持續的鼓掌聲震動了毛澤東，他沒想到人們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反應如此熱烈，他也沒想到劉少奇在幹部群眾中有了如此高的威望。可以說，是這時間有點太長的掌聲使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評價或新的想法。

實際情況是，劉少奇在黨員群眾中威信並不是有多高。人們熱烈鼓掌，主要是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說法準確說出了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原因。但劉少奇在大會上公開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話，無疑使大躍進的倡導者毛澤東感到傷了面子而有些惱火。

半年以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提醒人們註意：“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毛澤東說：“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講黑暗，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在壓我？壓了我兩年了，難道講壹點光明都不行？”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長巴盧庫談話時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侯，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https://www.dwnews.com/中國/59712828/劉少奇發言：七千人大會上的致命掌聲

2007年7月1日 別忘了王光美作為迫害者的壹面

王光美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王光美作為當時的第壹夫人，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之壹。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吊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壹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壹，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開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壹下王光美與夫婿攜手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采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

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華大學迫害大批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壹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壹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壹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工作組壹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全部“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壹大串，鬥爭會壹大片，勞改壹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壹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壹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當時年僅２０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壹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壹點自殺。結果這壹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壹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壹個“出嫁從夫、夫喪從子”的封建女性

盡管王光美有不錯的學歷和現代化的打扮，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就是壹個“偉大的現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給劉少奇以後，按她自己的自白：“壹心壹意地幫助少奇同誌的事業”——當然是中共在中國重建封建王朝的事業。

值得壹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壹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壹——劉的專案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的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兒子劉源步入政壇，不久又在武警擔任了總政委，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壹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諂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惡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純樸真誠的新鳳霞都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妳說壞不壞？”

王光美無疑是壹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時是這壹罪惡歷史的制造者之壹。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壹個時代。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1898

2016年4月10日 劉少奇先整人周恩來最終報仇雪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夏衍是電影界的祖師爺，壹個在電影界說壹不二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夏衍理所當然被打成電影界的頭號走資派，並關在獄中。在獄中，夏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過去是自己去整人，現在卻被人整，由此覺悟。於是，仿清末的剃頭歌作整人歌壹曲。內容如下：聞道人須整，如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將鬥爭矛頭直指吳晗。隨著鬥爭的升級，吳晗身上的罪名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是十惡不赦，終於，吳晗壹家三口全都死於非命，用我們的廣東話來說，就叫合家鏟。在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中，吳晗的角色是被人鬥爭的受害者。但是在反右運動中，吳晗扮演的卻是整人者的角色。當時，吳晗的公開身份是民盟的副主席，其實他的真正身份是共產黨員，只是當時還不公開而已。於是，吳晗利用自己的民盟副主席身份，在反右運動正式開展之前，引蛇出洞，號召民盟中的民主人士、教授投入整風運動，向黨提意見。結果壹大批民盟成員中了陽謀，被打成右派，其中也有不少的人死於非命。

周揚是文化界的沙皇。從延安時期開始，周揚就參與整人的工作，胡風、丁玲都是周揚整人的犧牲品。單是胡風壹案，就先後有2,000多人受到株連，不少人因為是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而關進監獄。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劉少奇擔任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延安整風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整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人，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內的指導思想，從而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在整風的後期，彭德懷、陳毅都被批鬥了幾十天。雖然後來人們將這些整人行動都推到康生的身上，但明眼人都知道，康生只是副組長而已，如果沒有上面的支持，康生那有這樣的能耐。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當時擔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的就是周恩來，正是世道輪流轉，廿年壹輪回。劉少奇壹案，不但劉少奇死於非命，而且受株連立案的有22,053件，並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極有可能是盤古開天以來，株連人數最多的冤案。鄧小平後來講的壹句話極有道理：“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周恩來也做了壹些違心的事，講了壹些違心的話”。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6-04-10/59731129.html

2019年5月29日 劉少奇：不值得同情的文革最大受害者

劉少奇極其壹家人，在那場狂風惡浪的十年動亂中，受盡了磨難，是全國範圍內受害最嚴重最厲害、被老毛整的最慘的壹家人，四人死亡，六人入獄，真是令人瞠目結舌啊！ 這種情況，在世界現代史中都是極其罕見的！

發明“毛澤東思想”的人，是什麽下場？

中國官場上，“二把手”從來是悲哀的。翻翻中國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場的。“伴君如伴虎”這個用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們總結出來的。 這是他們血淚的控訴。歷史發展到二十世紀，發展到中國共產黨手裏，這個規律變得更加顛撲不破。

就說劉少奇。 他是“二把手”裏的好榜樣。 張國燾躲在香港罵遍了共產黨的領袖們。 罵到劉少奇時，他說：“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功狗'。”他說得不錯。毛澤東之所以有今天，劉少奇的功勞最大。

劉少奇最偉大的功勞在於從事了壹項發明創造。他提出了“毛澤東思想”。

壹九四五年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七大”，劉少奇在會上熱辣辣地誇獎毛澤東。他做了幾次報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開喇叭花。有壹次報告，他總共壹百零五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

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毛澤東被他表揚了絕不下壹百次，如果加上“毛澤東思想”就更不計其數了。他壹次壹次地用手劈開胸前的空氣，他特別激動。當他最後壹次作解釋，說出了那句在以後被千萬次重復的名言時，他的聲音嘶啞了：“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已經用他的思想把我們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掌聲雷動，幾乎要掀翻楊家嶺大禮堂的天靈蓋。“毛澤東思想”是劉少奇這個母親生出來的。

今天，毛澤東已無言，劉少奇亦無言，但毛澤東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發言。我們用它鬥天，鬥地，鬥別人。別人也用它鬥我們。誰上臺誰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誰下臺誰就被別人宣布背叛了它。上臺下臺，車輪咕轆轆轉，只有它巋然不動。

進入六十年代後，劉少奇愈發意氣昂揚。他當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紅的《人民日報》。 他和毛澤東的照片並排聳立在第壹版上。他還和毛澤東露著壹樣的微笑。妳怎麽那麽快就學會了領袖式的笑呢？ 他被功勞沖昏了頭腦。“功高震主”，是歷代功臣們用腦漿寫的格言，被他忽略。於是他也只好像歷代功臣們壹樣，腦漿塗地了。

他被剝奪了壹切。死時他是裸體的，連褲頭都沒有。他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

姓名：劉衛煌，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93

2015年11月2日 周恩來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死亡數據真相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

20世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壹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壹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過了壹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妳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裏的記憶都銷毀了。

中共黨史專家丁抒說，周恩來“大躍進”初期曾主張制止冒進，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為了自保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就在“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內務部向中共中央報告，14個省發生夏荒，其中9個省夏荒缺糧人口達3億8,000多萬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懷的時候，周恩來其實心裏知道彭德懷是有道理的，他其實頭腦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絕對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負面意見。

官方壹些史料說，作為周恩來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饑荒”期間曾經提出減少糧食征購。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糧食征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對中央的決定，李先念也堅決執行，把毛澤東要全國學習河南省強行征購糧食的講話越級向全國傳達，加劇了各地的饑荒。

時任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的路憲文1993年8月在回憶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信陽地區）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因為這個政策，信陽餓死100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按說，李先念管這個事情，他就應該知道下面很困難了，糧食已經是不多了，已經收不上來了。但是，李先念為什麽還是堅持要強行進行糧食征購呢？這裏就涉及當時鄧小平的壹個討論：說在四川山村餓死壹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壹個人，影響哪個大？這個討論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的觀點。

－－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1-02/59692494.html

2018年4月26日 《新發現的周恩來》爆驚人黑幕！把災難推向極端的周毛

周恩來在中共的歷史上壹直被貼上道德模範的標簽，隨著中共政權日趨沒落，越來越多原本被掩蓋的真相被揭露出來。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壹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壹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書中，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壹個人，現在看壹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征糧的決心。”

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壹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作者認為，“從官場進退，政治沈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誌，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4/26/856264.html

2008年4月9日 首曝：周恩來發動5.16 整死10萬人打倒上千萬

所謂“五。壹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壹六紅衛兵團”貼出傳單，內容是“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聞生向毛上書反映，謂外交部和社會上有壹股反周的空氣，毛批示指之為極左。並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寫“五壹六”是反動組織。68年中央成立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壹六”專案領導小組。上述紅衛兵團隨著其頭頭被捕而瓦解。

周恩來在起草的《關於建立“五壹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特別提出抓“五壹六”主要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組織、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領導談話時說，“姚登山參加‘五壹六’，難道還要填表嗎？”

這姚登山原是駐印尼使館代辦，曾在雅加達使館奮勇保護中共國旗，備受吹捧，回到北京時，除毛、林之外的高層領導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領下前往機場迎接，後在壹次會議上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攙毛照了壹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此皆出於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將其捧上天（安門）的周，沒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開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姚成了頭號“五壹六”分子，罪名是反對周，要奪陳毅的權。批鬥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押送至秦城監獄關了九年。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經毛批閱“照辦”後頒布。文件壹方面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又說反革命組織很多，強調鬥爭的復雜性。非但如此，還把解放軍的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綁在壹起，列為“五壹六”的後臺和操縱者。

全國各地從城市到農村，機關到學校，到處是標語大字報，動員並不存在的“五壹六”分子坦白，同時實行引誘欺騙及刑訊逼供，結果清查出的“五壹六”分子，有的說壹千萬左右，也有說兩三千萬。被迫害致死的達數十萬人。

這場時間長，規模大，手段殘酷，害人無數的清查“五壹六”運動，最後不了了之。但被當作“五壹六”抓的上千萬人及受株連者，並無得到壹個說法。從中央到各級組織，從發動者到組織者，無壹人承擔責任，包括周。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0409/82032.html

2018年4月20日 中共首任總理周恩來的真實鬼臉

人們知道劉少奇死的極慘，但都不知道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周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就是個非常典型而慘烈的例子。周恩來原計劃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團到印尼參加萬隆亞非會議，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後來周得知國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策動對他的暗殺，於是不動聲色的要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按照原計劃原飛機飛行，結果飛機爆炸無壹生還。而周自己坐另壹架飛機從昆明取道緬甸仰光安全到達雅加達。

據周後來說，這叫做“聲東擊西”、“丟車保帥”。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偽善的關心他，讓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來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復。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總理報告壹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不去還好，這壹去就送了命。

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奉命於1967年1月19日正式與賀龍談了壹次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的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第二天淩晨四時，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西山附近象鼻子溝的壹個地方。

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壹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妳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壹枝’。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象鼻子溝軍委前線指揮所的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隨後，周逼迫當年派遣說客熊貢卿對賀龍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的兒子晏章炎，寫假信給中央“文革”，誣指賀龍曾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

當年熊貢卿勸降，立即被賀龍處決了，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至今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裏，中共領導層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更清楚，那為什麽要迫害賀龍呢？因為賀龍曾躲到他家，周恩來怕沾包。

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偽造了壹封賀龍當時“通敵”的“親筆信”，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組長。

這封偽造的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誣陷賀龍的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1974年，華國鋒主導復查賀龍案後，證實這封信是偽造的。

1931年，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供出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成員。消息立即通過隱藏在國民黨裏的中共特務通知出去。周恩來聞訊當夜帶了特科的十幾個殺手們去上海顧順章家滅口。為了不驚動鄰居，他們使用的是最原始的滅口方法勒死。那天剛巧去串門打牌的斯勵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手下人問周怎麽辦，周沒有心軟。

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1927年4月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在中國境內發動倒蔣，蔣介石（蔣中正）決定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在4月12日“四壹二”清黨中，斯勵借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裏救出。名符其實的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

當晚在顧家的親屬，13個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顧妻張杏華、5歲的兒子、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家寶、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機、串門的朋友在內。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上海探親的農村婦女，根本與顧的叛變毫無關系，但也被活活勒死。

周恩來壹直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塑造成所謂“道德楷模”，生活極端艱苦樸素。但根據中共前空軍司令吳法憲等人的回憶，歷史真相卻恰恰相反。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回憶披露：有壹次，吳法憲半夜去找周恩來，結果發現壹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恩來“剪指甲”。

中共元老張聞天遺孀劉英回憶說，當年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時曾對陳毅抱怨，說周恩來兼外交部部長時，經常到吃中午飯了才起床。那些分工等周批文件的秘書每天都需要排隊等候，對他的這種作風非常有意見。曾有秘書跟張聞天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壹個鐘頭還沒輪到我，他（指周恩來）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

劉英說，張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要求宴請要簡單，這就同周恩來有了矛盾。周恩來要講排場，吃得好，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臺。

1938年吳國楨任國民政府漢口市長時與南開中學時的同窗好友周恩來在漢口相遇，曾在家花了16元錢宴請周恩來。之後，周恩來在回請他時，身上穿的是緞子狐皮袍，叫了當時漢口最好的酒菜。36元壹桌，加上好的花雕，破費大約50元左右。當時有在場者不解地問周“妳的薪金是多少？”周恩來回復稱“5元錢”。在場人都吃驚：他怎麽能付得起如此昂貴的酒席？周笑著說，這頓飯錢由組織出，是組織提供他所需要的壹切。

而周恩來亂搞男女關系更是隱蔽，這個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不但在德國有壹個混血私生子，在國內還有壹個出書聲明自己是周的私生女，這還是知道的，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8/4/20/67180m.html

2016年6月25日 文革中的周恩來

問：對周恩來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爭論，今天想聽聽妳的看法。

答：對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壹派認為，周是力挽狂瀾，阻止車掉下山崖，另壹派認為，周在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助紂為虐。其實從歷史事實來看，這兩派都有評判的證據，關鍵是看具體事例。評價壹個歷史人物，最好是有詳細的檔案材料，本人的真實記錄，如日記、工作筆記、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個絞肉機中，他是絕不會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麽想的。共產體制就有這個本事，讓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謎。

問：但近幾年，畢竟流出壹些材料，更有大量當事人談出很多親身經歷，那還是有可能作壹些判斷吧？

答：我以為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周用他超常的處理事務能力，幫助毛幹成了他想幹而幹不成的事。

問：周後來又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給調查報告簽了字。

答：是啊，所以嚴格說，他是劉少奇這個假案的親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這是個冤案。從周的行為，我們可以深刻地認知到列寧式政黨在道德上的徹底墮落。在這個組織系統內，不存在真理和個人內心道德沖突，只有盲從、殘忍、謊言。周這個人給人的外表形象可謂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時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我們只要讀讀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講話，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幹的事，無論多麽傷天害理，周都能找出辦法來讓它圓滿實現。就連賀龍、陳毅這些和他關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總是立即跟上。他最愛說的話就是“保持晚節”。仔細分析起來，這是極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蒼生於不顧。同彭德懷所講“我為人民鼓與呼”相比，要自私、勢利得多。所以在廬山會議上，彭曾當面說周“老奸巨猾”。

問：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過壹些人，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文章贊頌周是“大樹參天護英華”。

答：是有這樣壹種說法。但千萬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誰，放棄誰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釗，他對毛有恩，所以他受沖擊，寫信給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斟處，應當予以保護”，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護更多的人，但伸手還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對毛下決心嚴辦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顏色的。

其實我們不必幻想在列寧式政黨內會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這類東西。

以周的稟賦，若在古代，也可能是個歐陽修、範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產黨體制內，竟連個奴才都不如。

問：但盡管周對毛處處小心，事事服從，但毛仍然放不過他。

答：確實如此。文革中周是緊跟毛的，但毛從沒有真正信任過他。當然，毛是個偏執妄想狂人格，他壹輩子恐怕沒有信任過任何人。從心理學角度看文革，這場浩劫就是壹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偏執妄想狂患者發病。在心理學上，偏執妄想狂的主要癥候是永遠懷疑，極端自私，殘忍而且狡詐，而且會從設計殘忍行為的過程中得到樂趣。他會經常臆想受到別人的傷害而伺機報復。在權力場中的偏執妄想狂會極端熱衷於權力博弈，在這個過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尼祿，當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典型的偏執妄想狂人格。

－－www.rfi.fr/cn/中國/20160625-文革中的周恩來

2015年 1月 8日 “共產黨最後壹塊道德招牌”——周恩來

周恩來在去世39年後卻至今不能蓋棺定論，這位被景仰他的人稱為“壹代偉人”、“中國共產黨道德楷模”的“人民的總理”，近年來也被許多人斥為中國獨裁者毛澤東的“幫兇”和“偽君子”。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兇”的壹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壹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壹邊。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跟朱學勤長談的最後感嘆說，周總理可是中國共產黨最後的壹塊道德招牌啊，如果這塊招牌垮了，那麽共產黨的神聖性也就沒有了。

朱學勤教授認為，毛澤東為什麽能壹步壹步走上神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包括總理周恩來在內的中國高層官員和毛澤東的同僚們都是有責任的。

在好幾個歷史緊要關頭，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其他同僚們能齊心合力制止獨裁行為，那麽中國也許不會走過反右和文革那樣的馬鞍形彎路，國家和人民也不會經歷那麽多磨難。－－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1/150107_zhou_enlai

2013年11月24日 [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

現在坊間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壹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二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恩來的歷史，建國之前，歷次的錯誤路線，除了第壹次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參加之外，而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國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壹次的路線鬥爭沒有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至於’人情味’，更不值壹駁。

我並不否認周恩來有人情味的壹面，可是同壹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幹女兒孫維世。

他還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他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裏去了？類似事例和周恩來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壹樣多，又該如何解釋？僅僅把周恩來看成壹味向毛澤東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

周恩來是壹個毛澤東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刻消退，連普通百姓也逐漸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來在世時，民眾自以為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壹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壹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翻查壹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壹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壹份叫《向導》的雜誌，發表過壹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1921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他那來這麽大的的能量？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壹封推薦信。寫信人是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壹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系。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共產國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麽學，受的什麽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壹批受過訓的中國同誌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系，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系，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壹聯絡人角色，周恩來則通過共產國際關系使鄧穎超迅速上升，升職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恩來進行更有效的活動。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恩來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壹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壹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壹幫派體系對他壹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傅鐘、劉伯堅、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壹度任中央書記）、趙世炎(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中共中央秘書長)、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陳喬年(陳獨秀之子、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壹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鍛煉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共產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活動等。按蘇聯的見解，射穢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壹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臺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壹次，也是敗得最慘的壹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壹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毛澤東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面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陜北延安，說得好聽壹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壹方面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只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壹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壹個能起緩沖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系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毛澤東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壹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深刻的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澤東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麽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壹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壹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沖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毛澤東可把以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恩來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余風，順勢掃壹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周恩來只在壹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壹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澤東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澤東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少奇脫離了毛澤東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壹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壹言不發，坐得離毛澤東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沖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就只剩下林彪唯壹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壹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壹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

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澤東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澤東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壹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澤東，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幹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臺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澤東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壹，毛澤東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毛澤東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壹個決戰的架勢。毛澤東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壹陣之後，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澤東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與此正面宣傳的是：周恩來當時這麽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麽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幹休，毛澤東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澤東部署了對周恩來的攻擊：壹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1927年’四．壹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後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二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囗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澤東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沖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四是反周，毛澤東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制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最後毛澤東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恩來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恩來的勢力，周恩來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不少人為周恩來辯解道，當時他若同毛澤東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壹是1966年冬，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裏唆使紅衛兵沖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恩來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壹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澤東聞訊後，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二是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澤東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幹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澤東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澤東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恩來把陳再道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壹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壹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壹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恩來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好幾年之後，壹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壹是第壹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壹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壹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壹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贊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壹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

試舉壹例，西安事變中，周恩來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壹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系，壹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恩來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妳下藥時也壹定裹著糖。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壹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壹。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恩來周的壹貫表現。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鮮為人知的周恩來的又壹罪證

近年來，大量的有關周恩來在餓死人事件中的負面信息開始披露。他助紂為虐，鼓吹共產風，大刮浮誇風，對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擢發難數的滔天罪行。以周恩來署名1959年10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重量級文章——《偉大的十年》。這是壹篇通篇充滿謊言的“奇文”，更是周恩來的白紙黑字的壹大罪證。

這是壹篇迄今為止未曾被收錄進任何壹本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選》、《文集》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因為如此，鮮為人知。

文中寫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壹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後的壹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壹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周恩來繼續寫道：“壹九五九年，我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壹半是小高爐生產的。我們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壹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壹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系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

周恩來繼續寫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什麽“特大豐收”？！什麽“更大的豐收”？！這是十足的信口胡說，這是為他的橫征暴斂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當時全國糧食形勢的險惡，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給他送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頁）。就在總理辦公室當年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就有九百九十四處之多（欲鳴《為林彪元帥鳴冤》第173頁）。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國大饑荒的跡象已顯現。連當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當月“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的估計。周恩來則估計“會有十二萬人餓死”（電話會議，1959年1月20日，甘肅91-18-513，p.59)。周恩來明明知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紮，卻又公然在《人民日報》上大書特書1958年的“特大豐收”、1959年的“更大的豐收”。周恩來緣何置五億農民的死活於不顧，如此信口雌黃，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壹文中，荒唐離譜的贊歌尚未盡興，就在壹千多萬農民同胞慘遭餓死入土後的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竟下發文件宣布：“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頁）。看到這些罪惡的文字，實在欲哭無淚啊！周恩來罪惡滔天，就是判他壹萬次死刑，亦難解五億多農民同胞的心頭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2017年2月21日 惡謀(中)：誰背叛了中華民族？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

情報原件

VOA記者東方：我看您在書裏面提到了1977年臺灣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其中有毛澤東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澤東在裏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實行這麽壹個政策，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對戰。這個百分比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據說您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文件的資料。壹本是《剿匪正史》，另壹本是《中共黨的策略、路線》。請您介紹壹下您怎麽在臺北圖書館找到這兩本書的？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裏面提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70%、20%、10%的數字。不過謝幼田只提到了壹份文件，但這份文件在什麽地方並不確定。而且這本書提到的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沒有找到。最後了解到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裏面有。所以，我就跑到臺北去， 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查到了這個材料。然後終於找到了這份原始資料。這個當時是秘密，是極密的毛澤東的密令，而現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人也都知道。

毛澤東和潘漢年

東方：現在有壹種說法，說毛澤東不可能親自派潘漢年去和日本的間諜機關聯絡，毛澤東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壹把手，潘漢年只是壹個很小的低級官員。您的看法呢？

遠藤：這個在《毛澤東年譜》裏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壹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壹個特別任務。他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這個證據都在《毛澤東年譜》裏有。《毛澤東年譜》是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壹本書。非常可靠、非常有權威，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可能沒想到我找出來這個吧。（遠藤教授註：在《毛澤東年譜》裏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東方：潘漢年向日本情報機關提供了中國戰區的情況，這個很重要。您是怎麽找到潘漢年當年向日本提供的資料？如何保證日方資料中潘漢年這本情報的真實性？能不能證實這個情報？

遠藤：關於潘漢年的這份報告，巖井英壹在《回想的上海》中寫到：壹天，巖井向潘漢年問，妳能不能提供壹下中共方面的內部情報？巖井英壹以為他會拒絕，但是潘漢年沒有拒絕，立刻答應，然後給他壹個比較長的中共內部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裏到底寫的什麽，這個怎麽也找不到了，我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我又有壹點時間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這是唯壹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巖井的回憶錄裏寫的壹樣、壹致。所以這是唯壹的我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東方：巖井在回憶錄裏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軍的戰略情報嗎?

遠藤：很多次地提到。對啊。

東方：從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的史料中是否還能具體確定潘漢年提供的有關國軍動向的情報？另外，日方為何要潘漢年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呢？

遠藤：這個是不好判斷。不過我想了，為什麽他要提供中共內部材料呢？這個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是為了弱化國民黨的軍力，應該向日方提供國民黨的軍事材料。為什麽要向巖井英壹提供中共內部情報？這是很奇怪的。我仔細地分析了以後，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這麽回事。先交給巖井英壹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巖井英壹相信潘漢年。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巖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巖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麽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產黨抗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重要的軍政目標比比皆是。壹般說來，在戰爭環境下，這些目標需要隱蔽和保密，但延安卻反其道而行之，經常公開舉行各種大型活動。秧歌、腰鼓、戲劇、舞會，大白天高調舉行，壹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樂隊，在陜北公學禮堂首演《黃河大合唱》。觀眾千余，盛況空前，光是合唱隊後來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澤東親自觀看魯迅藝術學院的黃河大合唱，不但連聲叫好，而且單獨接見洗星海，並特送他壹支美制的帕克金筆和壹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與此同時，很多文學女青年從敵後湧入延安。交際舞成為延安的壹道亮麗的風景線，壹個個感人的抗日愛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產黨的老幹部紛紛掀起了離婚潮，軍隊師以上幹部離婚率高達 80%。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22歲的王定國被組織安排給了54的謝覺哉。19歲的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44歲的劉伯承娶了18歲的汪榮華。46歲的賀龍娶了25的薛明。36歲的羅榮桓娶了23歲的林月琴……。毛澤東將長征時與他並肩戰鬥的妻子賀子珍送往蘇聯“長期養病”，並在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來自上海的女電影明星，24歲的江青結婚。

慘絕人寰的重慶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則是另外壹番慘絕人寰的景象。

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日軍對重慶）用了很多（燃燒彈），這個是日本特別可惡的地方。當時重慶是壹個只有27萬人的城市，主要是個農業社會。所以它的建築主要不是什麽磚頭，更不是石頭，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別容易燃燒。日本人根據這個情報，這個情況，就專門針對性地研制了燃燒彈。燃燒彈、爆炸彈、還有凝固汽油彈同時爆炸。整個重慶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後，按照日本的想法，重慶當局或者妥協，或者投降，沒有別的道路了。所以，重慶老百姓非常慘”。

據史料記載，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了218次戰略轟炸，出動飛機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周邊兩百余次；造成重慶死於轟炸者壹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日軍炸成壹片廢墟。

王康：“重慶轟炸叫重慶大轟炸， 那比倫敦轟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時間，日軍壹直在轟炸重慶。為什麽轟炸重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在重慶，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就是中國的政治和戰略的中心在重慶。而日本人沒有去轟炸延安，當然不是說整個陜北地區、西北地區都沒轟炸過。像銀川、西安、西寧等大城市被日軍轟炸過，還有20幾個像寶安縣壹樣的縣級地區，都被轟炸過。就唯獨延安，基本沒被轟炸過。而日本要轟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過黃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轟炸重慶，以前在宜昌淪陷之前，要從武漢的W機場起飛，要飛很長的時間。而且重慶是個霧都，轟炸重慶的時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風險。”

日軍的“斬首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刊登楊天石的文章，《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敘述了日軍發動的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的經過：1941年8月間，日本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又從離任的意大利駐中國大使口中得知黃山山莊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顏色，立刻制訂轟炸計劃，命令第60戰鬥隊執行。8月30日上午11時，遠藤率機自漢口出發。下午3時，27架轟炸機入侵重慶黃山山莊上空。遠藤估計，蔣介石正在山莊，便從5500米的高空投彈。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在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最高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負傷。

絕密情報從何而來？

有些史學家稱相關情報來源是意大利駐重慶的大使館，對此王康表示強烈質疑。

王康：我查了壹下，意大利大使館成立於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號，日本、意大利、德國簽署了三國合作條約，成立了三國軸心國集團。而10月初的時候，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已經撤離中國，回到了羅馬。他們根本不可能提供壹年以後，41年8月30號日本人要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官邸，那裏舉行中國最高軍事會議這樣壹個絕密的資料。意大利大使館不可能知道。其次，這個情報的來源，我表示懷疑，雖然我還沒有定論，我懷疑是周恩來他們提供的。1941年8月30號，皖南事件已經發生了8個多月。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毛澤東曾三次發電報給南方局周恩來他們，要求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火速撤離陪都，撤離重慶，並把所有的電報、密碼、人員名單全部銷毀掉，不惜以和國民黨決裂發動內戰。當時毛澤東真有這種想法。那麽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消滅掉蔣介石，也就是消滅掉毛澤東的頭號對手，那麽對毛澤東來說是個巨大的軍事上的勝利。“

“第二，周恩來和國民黨的上層從北伐開始關系就不壹般。周恩來本來就是中共特科的創辦人，周恩來在重慶獲得這個情報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軍的辦事處。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組織嚴格講來是違背國共兩黨的諒解備忘錄的，是不符合國共合作的。南方局是壹個秘密的機構，周恩來是書記。這些機構在重慶的成立，讓中共在重慶合法性進行情報搜集的來源大大地增加。所以獲得情況的很可能是周恩來。”

“第四就是潘漢年。遠藤譽教授已經提出來了，潘漢年已經奉中共之命，奉饒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命令，到上海跟這個巖井公館交涉，搭上線。潘漢年還兩次到了南京，拜見了汪精衛。而汪精衛跟毛澤東的關系不壹般。1924年，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提議毛澤東替他做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雖然是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其實對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關鍵性壹步。更重要的是，汪偽政權南京成立之後，毛澤東已經有這麽壹個想法，聯日聯汪倒蔣。這個實際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陜北的洛川會議上邊，根據王明的回憶錄，毛澤東已經有這個想法。“

毛澤東接見執行斬首行動的日軍將領

王康說：“更重要的另壹方面，就是遠藤三郎少將退役之後，在57年居然被邀請到中國訪問，是周恩來出面邀請的。遠藤三郎不過是壹個陸軍退役的中將，雖然他參加了全部侵華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戰後日本軍階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過是壹個中級軍官而已，毛澤東居然破例會見他，而且兩人有壹個特殊的交往儀式。遠藤三郎把他祖傳的日本軍刀獻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回贈給他壹幅齊白石的竹子國畫。這些對通曉外交禮儀和慣例的人來說都是很不尋常的。毛澤東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57年會見這麽壹個中級軍官的時候，毛澤東第壹次提出來，日本進攻中國這是好事情。壹直到72年他接見田中角榮，再壹次說，日本皇軍打進來，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個好事情，妳們不用道歉。我們要感謝妳們，感謝的方式就是不要妳們戰爭賠款。“

《蔣介石日記》中的記載

最近公布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個事件也有記載：“余與軍事會報各同誌在黃山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壹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巖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巖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

誰出賣了中華民族？

東方：轟炸重慶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打擊中國居民的抗戰決心，讓他們盡快地放棄抵抗。那麽不轟炸延安，是不是因為延安的軍力根本不足以讓日軍去出兵，可以不考慮？

遠藤：這個沒有證據，所以不好說。也有可能吧。潘漢年和巖井公館有密切的聯系，在這樣的關系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考慮打共產黨。

東方：您在書中提到了莫斯科駐延安的壹個特派員，也是塔斯社的記者叫彼得。他也曾經揭露過毛和日軍暗通的行為，而且他說這是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嚴重的事件。妳是不是認為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在出賣中國的利益？

遠藤：是啊，出賣中國，出賣中華民族嘛。他愛的是自己，沒有愛中國人民。如果是愛中國人民的話，建國之後為什麽要殺掉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和無辜的中國人民？我在長春被圍困的時候，也是好幾十萬的無辜的中國人被餓死。當時連這個都不承認嘛。所以對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當中國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慮，讓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喪生他也不在乎。不擇手段。我是這麽想的。

潘漢年通日是個人行為嗎？

東方：“壹將功成萬骨枯”，個人的權力登到頂峰，而身下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白骨鋪就，這個的確是非常的殘酷。妳認為潘漢年的行為，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延安方面的行為？

遠藤：潘漢年不可能是個人行為，那時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哪裏有人敢做那樣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延安日記》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壹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壹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系...... 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mao-collaboration-with-japan-during-the-wwi-20170220/3732139.html

2019年11月07日 毛澤東策劃皖南事變內幕：害死項英 嫁禍蔣介石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紅軍遊擊隊接受國民政府改編成為新四軍，並接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統壹指揮。然而，新四軍拿著國民黨軍餉，卻聽命於延安的毛澤東和中共。

1940年7月17日，蔣介石正式發布命令，限新四軍軍部壹個月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時日後，於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

在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中共內部叛徒殺害。這次事件被稱為皖南事變。

1940年12月10日，蔣介石下令項英撤到江北，規定其走皖東路。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12月29日，他批準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電報要項英改走蔣介石特地否決的蘇南路線：“走蘇南為好。”這壹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

張戎指出，毛澤東壓下項英1月4日關鍵電報的根據，是他在1月13日給重慶周恩來的電報。裏面說：“軍機前轉上葉、項支（4）日致蔣電，措詞不當，如未交請勿交。”這不僅說明毛不讓周轉項英的電報，而且說明毛是在13日或前壹兩天才把項英4日的電報發給周恩來，這時國民軍隊對項英部隊的攻擊，已經在持續壹星期後結束。

1月4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壹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6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皖南事變爆發了。

1月6日到9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慌張的項英發了壹封又壹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是毛毫無動靜。到了9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的情況，毛回電說他什麽情況也不知道。

在收到劉少奇1月9日發給毛的電報後，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沒有動靜。

10日那天，項英親自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壹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妳處。”

直到13日，周恩來才在毛的指令下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要求撤軍，而蔣介石已在前壹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

1月15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拯救。但潘潑了他壹頭冷水。

潘在他的只給蘇聯高層看的回憶錄裏指出，他當時就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而周恩來在向他撒謊。

毛又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要斯大林出兵幫他打全面內戰。斯大林警告毛澤東“不要挑起破裂”。毛只好服從。

項英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逃了出來，3月14日深夜，他在壹個山洞裏睡覺時，被副官開槍打死。這名副官本來就對共產黨不滿，打死項英後，他拿走項英身上的金條財物，後來投向國民黨。

而毛澤東則給項英冠以種種罪名，把皖南事變說成是他“壹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甚至影射項英是內奸：“此次失敗是否有內奸陰謀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許多情節是令人懷疑的。”

直到今天，皖南事變的帳仍算在項英和蔣介石身上。

－－https://www.ntdtv.com/gb/2019/11/07/a102701834.html

2016年7月17日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麽？（18）延安整風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延安整風的三年是抗日戰爭極為嚴重的困難時期，中共卻在此時把大批幹部調回延安搞政治學習去了。這也證明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多麽“逍遙自在”。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1，“黨性第壹”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裏。

2，反對“虛假真實性”原則。陸定壹提出了壹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壹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壹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壹下才發表，有的壓壹下不發表’，壹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壹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壹。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以政治學習來洗腦。

2，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

3，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復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

4，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竈制度1940年就在全黨推行。

黨是這樣解釋等級制度的：‘同誌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誌自己要求享受得好壹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些同誌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壹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壹只雞。’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隊。1942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

2，另起爐竈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在延安整風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1942年6月幹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采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

整風運動造成超過壹萬人死亡。

1943年“整風”結束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才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壹個喊的。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後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風”後期，中共黨內奉給毛澤東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要多。那時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偉大領袖”外，還有“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 毛澤東稱贊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毛澤東8月底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提出問題，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多篇文章，贊頌美國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該報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1944年7月4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這篇社論的內容與《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這是黨中央、毛澤東發的統稿。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兼任蔣介石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要求華萊士向蔣介石交涉，蔣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當時號稱“中國通”的美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延安住近三個月，多次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交談。

在交談中，毛澤東表示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也談到對美國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澤東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壹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妳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澤東取得了最高領導的地位。他大權獨攬，發動了多次的政治運動，在經濟上違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中反復強調的允許包括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的政策。政治上，他違反了當年主張並積極宣傳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萬冤假錯案堆積如山，連開國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都被整死。當年許多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為爭取民主自由奮力拼搏，但建國後卻被殘酷迫害，許多人被摧殘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轉載：《新華日報》《解放日報》言論選

筆者按：壹直想搜集40年代時共產黨機關報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無疑是對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為筆者從網絡搜集的內容，主要是轉載，由於出處多，不壹壹詳述，歡迎指正和補充－－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妳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0年12月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采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並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壹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壹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壹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壹種“ 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廢止國民黨的壹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壹黨治國。……因為此問題壹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壹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壹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壹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壹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壹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壹，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維持壹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壹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 制造階級仇恨，毛澤東殘忍消滅數百萬地主

研究當代中國歷史、著有反映反右運動的《陽謀》壹書的丁抒對美國之音說：“在1957年毛發動反右鬥爭之前，毛澤東發動了壹系列的政治運動，比如從建政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射穢主義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肅清反革命，這是比較大的，還有壹個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這些頻繁的運動充分顯示了毛“運動治國”特色，“運動是壹個接著壹個，有時壹個運動還沒有完，另壹個就開始了。幾乎沒有無運動的時候。有的是運動重疊。譬如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至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是1950至1953，”丁抒說。

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後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壹次。這壹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

根據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學院副教授譚松、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誌東和原中國山西社科院學者智效民在川東、山西平定縣和晉綏地區的調查，當地的土改充滿暴力血腥。

譚松對美國之音說，激發他此後14年調查土改真相的壹件事是2003年在走訪中聽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時候，在壹個大院裏面，四個民兵把壹個地主的小老婆輪奸之後，用壹個鐵桿從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宮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這個現象以後感到非常悲憤，決定馬上調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討會論文說，山西“開明紳士”牛友蘭在抗戰中全力幫助中共，曾赴延安參觀並受毛澤東、朱德接見。但土改到來時，仍在劫難逃，61歲的他被反綁雙手，“鬥爭進入高潮後，他被兩人按住頭，將壹根鐵絲穿進鼻孔，並強迫主席臺上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老牛’遊街示眾。沒過幾天牛友蘭就死於關押他的窯洞裏。”

智效民說，被毛澤東稱為“開明紳士”的劉少白和他的弟弟劉象幹也被清算，“劉象幹被活活打死後還被自己的兒子補了兩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傳部長白建華後來回憶說：“會還沒有開了壹半，劉象坤就被眾人妳壹拳我壹腳，妳壹棒子我壹石頭給活活打死了。貧農團都是些年輕後生，力氣大，下手狠，打人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我當時在場，人多，等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沒氣了。”

郝誌東在2015和2017年多次調查家鄉山西省平定縣地主被鬥情況，了解到當地在開完鬥爭會後慣用石頭砸死地主。山西平定縣“開明紳士”、民國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門地主賈秀寶雖然主動交出財產和耕地、並在鬥爭會上做坦白，但由於區、村幹部已做好處決他的安排，結果被五花大綁架著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

2017年5月郝誌東記錄了王家莊10人被用鐮刀剮死的情況，“行刑前沒有宣布任何罪狀，行刑後也沒有宣布任何罪狀。”

郝誌東2015年8月22日和東回村的李先生訪談，李先生介紹了村裏壹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殺的慘況：“李全福有母親、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讓他們住在村裏最低等最壞的爛窯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親、妻子和妹妹商量，父親都被害死了，恐怕咱們也活不成。壹家五口決定集體跳井，在窯洞外的壹口井中溺水死亡。”

譚松告訴美國之音，他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地主當初和農民的關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產黨所說的妳死我活的對立階級矛盾是階級敵人，像他們編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楊白勞，全是謊言。”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認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是中共通過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毛澤東最喜歡設定計劃數字，”《陽謀》的作者丁抒說，也就是在政治運動中按比率殺人、關人、管人。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國第二次公安會議上說：“毛主席說不殺反革命就不象個革命的樣子。”“殺反革命必須有計劃”。丁抒說，在鎮反中毛澤東給農村定的計劃是“人口的千分之壹”，“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丁抒說：“3000，正是當時上海約600萬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

在反對胡風分革命集團運動中毛澤東指示，“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占5%。”

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毛重申：“對於高級知識份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壹樣，壹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為肅反定的指標是“反革命5年抓150萬，每年30萬。”

毛澤東1958年在中共的壹次會議上大笑著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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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喝掉了大饑荒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臺酒?

貴州省不是我的家鄉，但來貴州第二年發現的壹組中國名酒茅臺酒的數據，讓我產生了與山西省家鄉同等重量的記憶。這是我如此投入講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斷斷續續地發現、積累，壹組數據變成壹系列數據。

這組數據的起點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饑餓的年代，茅臺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

按照茅臺酒糧酒生產5：1的比例計算，即生產壹斤酒，耗費糧食五斤，2079噸茅臺酒，耗去原糧約1.04萬噸。

也許有人會質疑：茅臺酒是窖藏生產，入庫窖藏時間為4年以上。按照這個邏輯，1959-1961年生產出的酒，應該是1955-1957年先行生產出來放在窖中的，沒占用饑餓年月的糧食。

那麽，饑荒蔓延全國的1959－1961年茅臺酒廠是否使用了當年的糧食？查閱茅臺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比文章第5段理論計算的耗糧量還多：這三年實際用糧1.13萬噸，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

線索到了這裏，壹連串的疑問自然產生。壹是，這些糧食來源何處？二是，當時仁懷農民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三是，全中國缺糧的年月，為什麽茅臺酒廠能有多余糧食生產奢侈性消費品？四是，國有企業為什麽沒有主動慈善救濟民間的自覺？五是，這些酒，哪裏去了？六是，茅臺的後來人，是否給饑餓受難、甚至死於饑餓的人們道歉了？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臺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地調糧數據為：

遵義地區11萬斤、畢節地區29萬斤、銅仁地區10萬斤、黔東南地區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銅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熄峰縣1萬斤、仁懷縣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省江津縣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茅臺酒。饑荒年代的這個單年生產茅臺酒記錄，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重新出發"的1978年才被超過。

"端午踩曲，重陽下沙"，是茅臺民間形容釀酒的過程的諺語。曲，是麥子，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谷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也因此，有詩人說，茅臺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仁懷的饑餓，爆發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陽"之間的7月份。

當地文件記載：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懷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占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種，人數達到27.7%。調查者在調查途中，親眼看到4個青壯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臺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臺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仁懷幹部楊代緒說：這個時候可以講餓死了人的話了，但災難鋪天蓋地般來了，人人都只想用什麽辦法填飽肚子。楊代緒列出當年農民的"代食品"清單的名字有：枇杷樹皮、幹胡豆葉、幹藤葉、芭蕉頭、棉花籽油、娃兒腸（壹種豬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樹皮、幹牛皮等。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壹集中、二歸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占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幹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縣裏連續開會，大意為：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臺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壹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後，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裏決定，夏糧征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壹手抓生產、壹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饑餓，茅臺酒為什麽還在繼續生產、並且產量還在大躍進？

原因，壹時難以說清。茅臺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有如下壹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壹九八九年秋天，《茅臺酒廠誌》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七十八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壹九五八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臺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妳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臺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臺酒年產搞上壹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臺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

人們可能還會疑問，這樣嚴重的饑荒，難道政府沒有救濟？有。在大饑荒中，仁懷來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個方面：壹是"自然災害"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合計發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計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濟。二是"生活困難救濟"名目下，1960-1962年，共發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濟。三是"困難費"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三年合計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壹萬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濟。四、其他幫助，投入疾病專用款13萬元；1959年給麻風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發衣被款19177元；1961年發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饑荒中仁懷糧食市場有價無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豬油20元/斤，豬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條3.2元/斤。針對上述的救濟，我們可以換算如下：按單人得到的最高金額救濟種類計算，在大約占全縣農民總數5%的受救濟農民中，壹個人壹年得到的救濟款，還不夠買到壹公斤黑市大米。

誰喝掉了饑餓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臺酒？

誰想過給那些饑餓、貧窮、死亡的人們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 馮客教授談“中國大饑荒”：三個驚人的發現

前不久，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學家馮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歷史著作《毛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壹書贏得英國塞繆爾R26;約翰遜文學獎。

日前馮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就這段中國歷史進行專題演講。他說，在查閱研究當年的歷史檔案中，他有三個驚人的發現。

1、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 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

使他吃驚的第壹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為什麽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後推下水塘，壹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壹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為這只是壹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 (調查時)，暴力(的記載)壹次又壹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當地的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饑荒時的情況，數據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數據，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數據，馮客估計“大饑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仟5佰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

2、很多在饑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 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

餓死。

馮客表示，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而為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著、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 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饑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馮客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在湖南省的壹個村莊裏，壹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孩子偷了壹把糧食，這個父親三周後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壹次、壹次地出現。

3、壹切災難是由壹個可怕的執政系統發動 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壹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為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

在馮客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饑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眾的采訪檔案中，馮客發現，“偷”是壹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為了能否存活的問題。“銷售員在店裏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發票、在賬本上做花樣……”

“壹個名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壹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壹只耳朵被剁，最後壹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為什麽?因為這個人偷了壹個土豆”他說，

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群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壹次劫車中，4仟農民把貨車搶劫壹光，有壹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後，穿著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壹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壹切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馮客表示，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紮，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馮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為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壹切都是壹個可怕的執政系統中執行著。－－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 隆重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

壹家報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中國的糧食產量壹舉提高到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這是什麽精神？這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樂觀精神，這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創造精神，這是“不管妳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錢學森認為：只要充分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加大栽種密度，多施化肥，夜晚點上電燈讓稻田繼續進行光合作用，畝產萬斤完全可以在射穢主義中國率先實現。有三個人對錢學森的觀點提出批評，壹個叫巴金的作家，壹個叫方勵之的學者，壹個叫袁隆平的農技員。爭論到了中南海，於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幹校，方勵之下放工廠，袁隆平發配到海南島的荒郊野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人民日報自1948年創刊以來，堅持不說假話專說真話，這源於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現在大家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可見當年報道的感人之深。壹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壹個高尚的人，壹個純粹的人，壹個有道德的人，壹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壹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壹個做過中國夢的人。

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 （舊文）

五十年前，樸實的中國農民突然說起夢話，他們興奮而自豪地向全國、全世界宣布：他們種植的水稻，已經達到畝產“十三萬斤”！

那麽，畝產十三萬斤是個什麽概念呢？

簡單地說，就是誇大了將近兩百倍！

形象地說，就是妳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幣，報紙以及領導卻告訴妳說：同誌，妳現在有十三萬元人民幣了！

假如這六百五十元人民幣，真的跟買彩票中獎壹樣，變成了十三萬元人民幣，那麽，中獎的人就是跟範進中舉壹樣興奮地發瘋也值得。

可惜的是，範進中舉是真的，換言之，他瘋得也值。而我們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卻是假的，我們這個瘋，發得冤。

按說，像這樣連孩子都不會相信的謊言是騙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麽壹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數還是我們的黨政領導。

因為偉大的領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鄧拓用《偉大的空話》譏諷了壹下，代價是以死謝罪。彭德懷用《萬言書》指正了壹下，結果是憑空給他捏造壹頂“反黨集團”的帽子。

在這種專制專橫氛圍下，誰願意直抒胸臆？

於是，說謊與欺騙很快在全黨全國成燎原之勢。疾風勁草，只能被燒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為馬的方式，來區分路線鬥爭中的敵我。

畝產萬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為馬並列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虛構的，所以還是中國人厲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 安徽大饑荒大量人吃人事件 吃法多樣慘不忍睹

城關公社葛魚池生產隊（《安徽省亳縣地名錄》254頁，以下簡稱《地錄》）[註：《安徽省亳縣地名錄》是亳縣地名委辦公室通過地名普查編寫於1984年8月出版的歷史資料。從1958年公社化開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壹的體制全部解體，恢復了區（鎮）鄉體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時老公社和生產隊（村莊）名稱為準。]壹個名叫實話的農民，於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八九歲的女兒由他收養，不久也餓死了，被其煮吃後，實話本人精神緊張，曾患病多年。

雙溝公社王閣大隊大王莊生產隊（《地錄》273頁）王玉珍是我的親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餓死）1960年春第三個孩子餓死了，他與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後腹瀉不止，於3月28日前後，他倆和母親先後死去。他們死後，剩下壹兒壹女兩個孤兒，被送進大隊孤兒院，後被我和妹妹分養成人。

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生產隊（《地錄》241頁）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餓死三口的情況下，自己極度饑餓已奄奄壹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兒身上啃吃了幾塊生肉。當大楊煙酒專賣處主任任懷贊前去其家檢查時，她已處於半昏迷狀態，但還知道要饃、要飯。生產隊朱本善把其情況告訴任的同時，看到她在床前腹瀉拉下許多爛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饃、有飯、有醫、有藥也難得救，何況沒有搶救條件呢，最後生死不明。

十八裏公社候橋大隊孫何灘生產隊（《地錄》233頁）吳××，1960年春其父餓死後，身上被割掉幾塊肉，當生產隊長找人掩埋時，發現屍體肉被割的事實，於是隊長指屍訓吳，妳毫無良心，敢吃妳爹的肉。吳低頭不語，默認了之。從此，在當地傳開了“吳××吃爹”的慘劇！

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生產隊（《地錄》69頁）1960年5月24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共產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帶領檢查組去該隊檢查生活，在檢查中除群眾反映餓死人等問題處，普遍強烈反映本村馬××，喪盡天良、毫無人性，在其父餓死後，不僅吃了父肉，並煮熟以每斤1.6元出賣。因當地領導回避，特向檢查組反映。孫聽匯報時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城父公社龍臺廟大隊韓老家生產隊（《地錄》256頁）壹個名叫韓三的16歲青年，1960年春父母餓死以後，即與其弟韓四在壹起生活。同年3月將其弟韓四打死吃肉。把頭和脊背放泥囤裏，正在煮肉時被幹部發現。經審問供認殺弟吃肉的事實。因其未滿18歲，經公社黨委研究決定，將韓三抓送公社火箭營（公社小農場，勞武結合經常隨意關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關押，數日後在火箭營死亡。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生產隊（《地錄》167頁）張韓氏壹家四口人，1960年春餓死二人之後，身邊只剩下壹個女兒，經常和她爭飯，又迫於饑餓人性喪失，打死了女兒煮吃。之後精神稍有失常，不斷叫喊女兒的名字，本人以後改嫁。

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邊壹個十來歲的女兒，經常與其爭飯，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楊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莊（《地錄》240頁）農民孫其龍壹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餓死幾人之後，對其中活著的壹個兒子（是禿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瀉，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隊西王莊（亦稱河西王，《地錄》293頁），1960年春全村有幾戶都吃人肉，大隊發現後，多次教育制止無效。大隊書記耿××下決心抓典型。有壹次抓到王××的母親吃人肉的事實，將其捆綁毆打後，送公社火箭營關押，不久死亡。該莊吃人肉的問題得到制止。

據縣委生活檢查組組長（中共黨員、縣法院副院長）陸美（女）1960年匯報，在魏崗公社張任大隊檢查生活，大隊幹部向她匯報，蒿莊生產隊（《地錄》67頁）40多戶的村莊，約有10多戶吃人肉，幾乎天天夜裏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戶夜間下地看墳，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況，但也無法制止。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地錄》167頁）1960年也是壹個多戶吃人肉的村莊，吃人肉基本是半公開的，誰都知道誰吃，就是不說罷了。孤兒張催糧近門的奶奶就不斷用人肉加入張的稀飯中養活了他。

還有亳州市譙城區壹位負責同誌曾告訴我說，在那個年代裏，吃人肉不算什麽秘密，他家村莊十裏河公社（集）東南港小廟（《地錄》215頁）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壹戶而是幾戶。吃過人肉，把骨頭都拋在莊附近麥田裏，收麥以後，白花花的人骨頭，扔的東壹塊、西壹塊，是他親眼看到的。

據農業銀行離休幹部王××述說：我家住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1960年春，農民有不少因餓而吃人肉。為了制止問題的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村裏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壹天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大盆裏就被幹部抓獲。幹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壹起送到大場裏，召開群眾大會準備批判鬥爭。會未開始，到場的人均聞到肉香，久餓難忍的農民，有人說我來嘗嘗，伸手拿壹塊就吃，接著壹哄而起，搶奪爭拿，亂成壹團。轉眼把壹盆人肉搶吃壹光。王××說：“我愛人在場也搶吃壹塊，並說很香。”幹部們尷尬驚呆，大會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據李玉顯、李興勤父子回憶：在雙溝公社（原康莊後改為李營大隊）後李營（後湖）生產隊（《地錄》276頁），1960年春吃人肉事屢有發生。農民李春祥家剛煮好壹盆人肉，被村幹部逮了個正著。幹部認為人贓俱在，除大訓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開鬥爭大會，肉剛端出，就被饑餓的農民壹哄而上、搶吃壹空。幹部驚呆了，再也沒有辦法，只能收場。

尚振華是從縣級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崗位離休的。1990年代，我們經常見面談論大饑荒問題。他曾多次跟我說，他1960年在縣法院任秘書時審判的“特案”，大楊公社釣臺生產隊（《地錄》239頁）張秀英（女）由於當時饑餓把自己餓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鄰居家的小孩。案發被捕，審訊供認不諱，判處死刑，正在辦理手續中監斃。

據老公安時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說：俺是農村人，1960年在本大隊（五馬公社李吉樓大隊）工作，分工到劉窪底生產隊（《地錄》114頁）檢查，發現兩個孤兒，男孩叫滿堂，15歲，女孩叫小卞，12歲，正在煮人肉吃。問其情況，他們說家裏大人餓死後，為不再餓死，就學別人吃人肉的辦法。他們準備了壹條繩、壹個扁擔、壹把鐝頭，白天看準新墳，夜晚前去扒屍。有時砍掉壹條腿，有時砍掉兩支胳膊，用繩子捆好，小扁擔壹挑，擡回家煮吃。雖經勸說，他們不聽還照吃不誤。由於多次吃沒事，最後壹回吃多了，滿堂腹瀉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據後李營（後湖）李玉顯、李興勤父子等人回憶：雙溝公社康莊大隊中李營生產隊（《地錄》276頁）農民李學武的兒子李闖，1960年春趕店集（《地錄》279頁），在回家途中餓死在韓大莊北地路旁。天黑後被附近饑餓的農民用繩子系著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韓大莊北地壹棵樹上，壹刀壹刀把肉割光，只剩下壹副骨頭架子。第二天當人們看到這具驚人的屍體後，消息迅速傳開。待李學武家人前去確認是李闖後，被運回家地裏埋葬。這壹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慘案，當地壹些65歲以上的人至今還記憶猶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

2017年11月6日 從信陽事件看毛統治模式

中共黨內外，國內外對大饑荒的研究與記錄，無不以信陽事件為首選，因為它具有無可比擬的案例意義。大躍進運動的緣起，河南省對務實派潘復生班子的清算，兩次中央會議在鄭州召開，河南成為先進的“躍進省”，成為毛烏托邦盲動主義的基地和樣板。然後，發生在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高層勢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瀾的最後預警被消音，饑饉神風的大襲擊終於挾著高征購、反瞞產的烈焰降臨不設防的神州大地，狂轟濫炸、屍橫遍野。首當其沖者，就是河南信陽。

信陽頓時變為鬼域。“老百姓餓到了靈魂出竅的地步”，把壹切能吃的東西統統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邊到處是死屍，最後吃屍體、吃活人、吃親人。成村成戶地人死絕。光山縣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絕人的村子達壹百七十五個；八千戶人家，死絕壹千六百戶；三萬六千人口，死掉壹萬三千人。有的生產大隊，人口餓死四成。同時因偷食而被幹部打死的、關押的不計其數。幹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權，而且嚴密封鎖災區，控制郵電，不準向外求援告狀，不準出外逃荒求生。制造壹個王任重承認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來調查，稱信陽餓死七十萬人，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的檢討，稱信陽餓死人有壹百多萬。

本來，中共壹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壹個相對務實的發展經濟為主的路線，可是，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後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射穢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社會主要矛盾，號召超英趕美。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總路線，三面紅旗裹著大躍進、人民公社於焉出臺。從鄧小平宣稱八大路線正確，可惜沒有堅持下來，到極左路線占上風之說，中共理論界史學界至今不敢面對的是，極權制度下個人獨裁無法無天，壓倒壹切，取代壹切的事實。

毛澤東好大喜功，選擇中原大省河南作樣板，以號令天下。他實施的策略，壹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戰那樣，人海戰術，土法上馬。從中南海到縣市委，大批從國內戰爭中轉下來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級大權，外行領導內行。

毛澤東建國後文稿第九卷，記載毛收到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的報告後，只有冷冷的壹行字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壹下處理辦法。”如此嚴重事件，毛根據什麽作出“階級敵人報復”的判斷？事過五十年，大陸沒有人追究、研究。二○○六年，北京出版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書中記載有對鄧力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訪問。張問鄧：“毛對信陽事件的反應”。鄧那時正陪毛讀書，鄧說了壹句潛臺詞豐富的話：“這些駭人聽聞的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裏，簡直令人不可想象，惟壹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復。”鄧說，劉少奇也有這樣的看法。

毛為信陽事件定性後，卻從未回頭，而且沿著階級鬥爭思路越走越遠，從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黨內走資派，至死沒有對這條極端的階級路線有絲毫反省與改變。

今天，不妨說，正是信陽事件開辟了壹個毛澤東統治的標準模式：無法無天嫁禍於人。所謂“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實質上是用莫須有的階級鬥爭掩蓋決策的非理性、反人性與虛偽，轉移統治危機和個人責任。那是壹個壹黨專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運——把知識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會基礎的農民打光，最後壹場文革把自己的黨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這場犧牲數千萬人的鬧劇才告閉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1/從信陽事件看毛統治模式.html

2019年7月29日 毛澤東是怎樣逼迫中共高幹們自我羞辱的

毛澤東整人有壹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實質上就是寫“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緣無故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

壹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壹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采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周恩來這壹檢查，不只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壹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著驕人的成績：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而這壹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全國人口餓死數千萬。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余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壹例外地對毛澤東抱著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茍容的態度，盡管各自逢迎茍容的程度不壹。

除晚年外，劉少奇常常是違心地昧著良知去做著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壹度站在較為清醒的壹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壹方；可壹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著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幹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壹是明知彭德懷“不會說壹句外國話”，卻偏偏指控彭德懷“裏通外國”；二是明知彭德懷壹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壹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老奸巨猾。”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壹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歷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裏，尤其是在壹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著毛澤東、熱捧著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壹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擡轎子、吹喇叭。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四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整了許許多多人，既整了許多像王明、博古這類來自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也整了許多像周恩來、陳毅這類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黨中元老和軍中元老。毛澤東將這些人整得灰頭土臉，無人敢親近，用陳毅的話說，“鬼都不上門”，最後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向毛澤東承認自己曾有錯，有大錯，大錯在反對過毛、嘲諷過毛，至少是冷落過毛；並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將洗心革面，將恭恭敬敬地俯首於毛，老老實實地聽命於毛。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9/07/29/2118020.html

2017年1月13日 中共官方記載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壹、早在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過：

“妳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妳們。真是妳們打了這壹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壹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妳們。”

（以上是根據大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彥著的《大外交家周恩來》上，第210頁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過：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壹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壹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以上據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8頁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當時黑田壽男及淺沼稻次郎作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談及1956年時，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談到：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壹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妳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丶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以上據《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壹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又再談及南鄉三郎：

“有壹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壹次話，他說：‘很對不起妳們，日本侵略了妳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壹，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壹百二十萬人。妳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以上內容來自《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壹文，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壹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其談話提到感謝日本侵華：（文中有三個部分提到感謝日本侵華，以下用a丶b丶c列出）

a）毛：“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妳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妳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b）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妳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妳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c）毛：“……蔣介石是第壹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壹次。壹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壹百二十萬軍隊，有壹億人口的根據地。妳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復刻，1969年（716頁版本） p.532—545。註：中國大陸當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壹書有多個版本，但只有716頁的詳盡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論，估計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別的中共官僚互鬥，對消息發放的標準不壹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壹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妳們了。’我說：不，妳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妳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妳們作鬥爭，我們搞了壹百萬軍隊，占領了壹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妳們幫的忙嗎？”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卷》第六篇“與著名美國記者、《西行漫記》作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該書編者：姜義華，出版者：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第壹次出版內容）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

毛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妳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妳們。

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www.epochtimes.com/gb/17/1/12/n8697723.htm

2019年6月23日 毛拒日賠款的18個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之壹，國家戰爭賠償是壹筆巨款。1946年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估計，日本賠款不下620億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1972年為1200億美元，21世紀初約合6000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戰後進行戰爭賠償是世界史慣例。請註意：二戰結束後，只有幾百萬人口的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

莫名其妙之三，有國際法作依據。

莫名其妙之四，亞洲各參戰國都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元，老撾10億日元……越南先後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壹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壹後又要了85億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參戰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馬來西亞2500萬新元，韓國3億美元。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國也得到了日本的戰爭賠償。瑞士11億日元，西班牙20億日元，瑞典5億日元，丹麥7億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幫兇國——泰國也得到了150億日元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50億日元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九，強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戰爭賠償。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國——中國卻拒絕了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壹共不足7年，而中國被日本侵略卻長達14年！

莫名其妙之十壹，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備雄厚的賠償資本。應該說，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極其幸運，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到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時，已經具備了完全賠償的超強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經做好了理賠的準備。

莫名其妙之十三，難道中國對日本有什麽愧怍嗎？中日交往數千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華民族壹直是大和民族的學習榜樣，只有恩德，沒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戰爭賠償不是強盜的恩賜，而是中國自己的損失。

莫名其妙之十五，戰爭賠償不是強盜的恩賜，而是中國人民的血肉代價。侵華14年，日本強盜殺死中國軍民2100萬！致傷致殘1400萬！還有難以數計的中國婦女被奸淫！——這是壹筆用金錢無法償還的血肉賬！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於日本軍刀之下的2100萬中國人，只能得到壹句免費的“反省。”

莫名其妙之十七，對毛偉人的“英明”決策，連少數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學者TOTSUKA指出，中國拒絕日本國家賠償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還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國是，為什麽毛澤東壹人獨斷專行？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623/1306128.html

2020年4月5日 毛和周壹生中的十次大交鋒

1、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前，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取代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壹職。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任弼時、項英等免去了毛的紅軍總政委壹職，由周接替。同壹個月，周任命自己派系的劉伯承為總參謀長。周派的另壹成員陳毅，之前已是江西軍區總指揮，1933年兼任西方軍總指揮。寧都會議後，毛的軍事指揮權先被朱德和周取代，後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2、遵義會議

1935年，遵義會議，毛成為軍隊的實際指揮者，周保留名義上的指揮權。

經過毛兒蓋時，周重病，昏迷不醒，毛自行宣布接替周的軍事指揮權。之後，周病愈，也沒有提出反對。

3、長江局

1938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周和王明在武漢主持長江局，堅持“壹切經過統壹戰線”，與蔣合作。後來，周在整風運動中作了檢討，“壹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4、新四軍

1941年，皖南事變後，陳毅任新四軍軍長。自從在歐洲結識周之後，陳毅壹直都是周派的重要成員，於是毛又派了劉少奇任政委，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是毛培養的接班人，鄧子恢是毛在江西的嫡系。劉少奇後又兼任華中局書記，不僅是陳毅的上級，也取代了周的南方局的地位。

5、整風運動

1942年，整風運動，周作為“經驗主義”的代表受到批判。

6、高饒事件

1952年的“五馬進京”，壹是毛讓五人分周的權，二是為下壹步倒周作準備，可以說是先守後攻。

7、反冒進

在之前的失敗後，毛意識到，要倒周，先要翦除周在軍中的羽翼。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各級軍官都做過他的學生，儼然是新的“校長”，因此展開對他的批判。

8、文革

毛利用紅衛兵打倒了劉少奇。1967年，江青讓紅衛兵包圍了周的住處。後來，估計是陳毅帶人把周救了出來。周對斯諾說，“我的壹個朋友，把我救了出來。”

9、七･二〇事件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周讓陳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沒事。表面上是為了毛的安全，實際是鼓勵了那些反對毛在軍隊中文革的人。

10、右傾投降主義

九壹三事件後，周去見毛，說：“主席，大權還在妳手裏。”周的意思是說，他無意趁九壹三事件奪權，希望毛和解。但毛並不理會，先反擊“右傾回潮”，又批林批孔批周公。

－－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396080.page

2017年6月14日 1945年後中國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謂“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凍死、餓死、自殺、在戰爭中被殺、在鬥爭或刑訊中被打死、在監獄或勞改中被折磨死等情況。

1945～1949：國共內戰

根據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記載，解放軍壹共“消滅”國民黨軍隊807萬人，平民估計死亡300萬人，合計1100萬人。另據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統計，解放軍“殲滅”國軍人數總計1065.8萬。

那麽，不計國民黨軍隊消滅解放軍的數量，就有1100萬至1400萬中國軍民在國共內戰中遇難。

1950～1951：鎮反運動

所謂“鎮反運動”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此數的壹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壹的壹半就是27萬5千人。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捕人150萬，已殺50萬，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壹的目標。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反運動結束，又有20萬人被殺。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54年的壹份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中，全國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2萬人。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38萬人。

1955～1957：肅反運動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壹般“在百分之五左右”。

歷時壹年多的“肅反運動”成績如何？根據解密檔案：全國有140多萬知識份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

1957～1958：整風反右運動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鼓勵知識份子們自由發表意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同誌閱讀。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壹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祗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根據資料：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饑荒

令人驚詫的是，中國在所謂“自然災害”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

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壹書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民眾數量為3860萬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采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

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先生在壹次演講中說：大躍進期間（1958～1960年）全國餓死的人數已經解密了，是3756萬。

3756萬是壹個什麽概念呢？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為止，幹旱水災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加到壹塊死的中國人是2900萬。”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華，付之壹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文革資料則是：“420余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余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余家庭整個被毀。”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6/14/825766.html

政治迫害概論

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的發起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

轉為反右運動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製度”，“請共產黨下臺”，“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註：英國倫敦的一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臺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射穢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年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寫道：“民盟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射穢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整個春季，中國天空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註：指章伯鈞、羅隆基）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右派的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製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製。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製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汙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汙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汙蔑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反右的擴大化

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

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趨於平靜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射穢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射穢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

－－摘自維基百科

反右運動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萬，是410萬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作者：bobzhou 於 2017-7-12 20:5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絡--貝殼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

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

毛澤東：階級鬥爭要持續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內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誌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三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復，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註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出：“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中央發指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臺。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

右派集團22071個；

右傾集團17433個；

反黨集團4127個；

定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為中右1437562人；

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以上是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內容。

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對“右派分子”以及他們受到的迫害很少有了解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即“射穢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射穢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6日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該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射穢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準，《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在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註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註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註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誌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並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采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麽？》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贊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5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裏盡朝輝》。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當時毛澤東明面上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製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誌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屎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註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屎、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屎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註意，要吃虧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麽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裏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射穢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射穢主義製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射穢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製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製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沖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系”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余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余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幹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

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結果是劉鄧被打倒下臺，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此間林彪墜機。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鄧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澤東生前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毛澤東死後，他逮捕失去毛保護的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華國鋒成為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摘自維基百科

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多少人？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毀的舊製度，在文革後期也完全恢復。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沈重的代價。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余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詭異的是，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並沒有被中共中央文獻收錄，但卻出現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葉劍英選集》裏。公開出版的講話裏，葉劍英講道：“文化大革命給我們一條最重要的教訓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班子 ──中央文革，……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誌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公開出版的講話裏，沒有出現“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等具體數字。

大陸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種研究數字與中共官方數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葉劍英曾在內部會議中透露，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摘自維基百科

北京大學

董懷允：數學系講師。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殺身亡。

盧錫錕：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喝下敵敵畏自殺身亡。

林芳：化學系器材室職員（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的妻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自殺身亡。

崔雄昆：教務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從“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全校教師、幹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遊泳池自殺身亡。

陳永和：數學系教師。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在學校被關押時，跳樓自殺身亡。

陳同慶：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湯家漢：東方語言系教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漢“炸開東語系黑堡壘”。湯家漢自殺身亡。

蒙復地：西語系西班牙語專業教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自殺身亡。

張景昭：女，數學系老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關押在學校的時候，一天夜裏死在廁所裏。同事說她是“一個非常脫離政治的人”。

郭湘賢：北京大學校醫院副院長，中共黨員，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斷動脈後又自縊。當時47歲。

何挹堂：北京大學生物系助教，中共黨員，1968年12月6日跳樓自殺。時年32歲。

李大成：北京大學生物系動物專業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開會時，李大成在一張報紙上隨意寫了“毛主席萬歲”幾個字，後有人發現在這些字旁邊，報紙上還有“打倒”二字。於是他便成了“現行反革命”，遭批鬥，10月23日從生物樓上跳樓自殺。死時32歲。

李其琛：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教員，1968年12月8日跳樓自殺。時年34歲。

李　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年輕時因家庭貧困曾填表申請救濟金。文革中那個救濟單位被指控為“特務組織”，他雖然沒有領到過救濟金，卻也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4月21日被毆打重傷後，死於北大辦公樓斜屋頂下的小間裏，死亡鑒定說是自縊。時年40歲。他的妻子始終不服，因為關他的房間屋頂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殺。

劉有文：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助教，中共黨員，1968年12月17日臥軌自殺。時年32歲。

廖 瑩：北京大學物理系講師，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時年42歲。

湯家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講師。文革“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翰(一作湯家漢)“炸開東語系黑堡壘”。1968年11月23日自縊身亡。時年38歲。

徐月如：女，北京大學西語系辦公室主任。“清理階級隊伍”中遭“審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殺。當年39歲。

許世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圖書館系講師，中共黨員。1968年8月投河自殺。當年48歲。

朱耆泉：北京大學俄語系助教，被揭發有反對林彪的言論，遭批鬥，“清理階級隊伍”中於1968年9月15日在關押地跳樓自殺。時年32歲。

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學法國，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文革中被掛牌、批鬥、抄家，受盡侮辱後於1966年10月9日自殺。他兒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隊，在其他同學相繼離開農村後，感到十分絕望，1972年也自殺身亡。

吳偉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因為參加兩派鬥爭，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動言論”被揭發出來。他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為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別人說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話。這些話被揭發出來。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

黃宗奇：哲學系。他是五八年被槍斃的。聽說黃原來是黨員，中共建國前夕入的黨，已有八年黨齡，是調幹生，貧雇農出身，他本來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持出身好，與反右領導小組的其他成員弄的越來越僵，最後讓他在一間屋裏反省，並派一個人監視著他。後來因為一件小事兩人吵起來動了手，他打不過那個人，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這可好，立即被捕，最後以“右派殺人”罪槍斃了，為此還向各大學發了通報。黃臨上刑場前，他的老婆孩子都來了，法院的人問他對家人還有什麽話要說，他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射穢主義道路。”他說的這些話都被記錄下來了。七九年給右派改正時，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犯了難，查看了法院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他的那位同學了解了情況，證實了當時他倆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別是黃臨死前說的話，顯然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經死了，怎麽辦？據說在雒廷縣找到了他原來的老婆，但她已經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給了他兩千元錢，算是落實了政策。

清華大學

黃報青：1929年生，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副教授，系黨支部委員，民用建築教研室副主任。文革開始時不同意中央給原高教部長、清華校長黨委書記蔣南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為此遭毆打、侮辱和批鬥，但他誓死堅持，曾自殺未遂，後精神恍惚，最後於1968年1月18日跳樓身亡。

劉澍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中共黨員，附中團委副書記。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該校紅衛兵組織的“鬥爭會”上，遭到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當晚從清華大學內的高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當年26歲。

路學銘：清華大學體育教研室講師，1969年2月8日清理階級隊伍中跳樓自殺。時年41歲。

李文才：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副主任、總支副書記，1969年1月9日清理階級隊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時年46歲。

楊景福：1932年生，清華大學基礎部外語教研室教師。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於11月6日跳樓自殺。

楊哲明：1933年生，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講師，工程製圖教研組支部書記，1971年2月9日在精密儀器系樓館上吊身亡。

張義春：1921年生，清華大學體育教研室講師，1968年6月在宿舍自縊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講師，中共黨員，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離校出走，死於武漢長江(地點不詳)。

殷貢璋、王慧琛夫婦：基礎課講師。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殺身亡。

李玉珍：圖書館職員。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跳樓自殺身亡。

王大樹：電機系助教。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服毒自殺身亡。

程國英：清華大學建築系美術教研組副主任、講師，1968年11月12日在清華園荷花池南邊土坡上自縊身亡。

鄒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遭迫害，於12月10日跳樓自殺。

復旦大學

毛青獻：復旦大學物理系教師，講授原子物理學。1996年文革開始後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批判鬥爭。毛青獻不堪侮辱，在學校跳樓身亡。時年50歲左右。

樊英：女，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住復旦大學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殺身亡。當時64歲。

劉德中：復旦大學外文系教師，教英語專業課程，還精通德語、俄語，翻譯出版過德文作品，很有才華，教學效果好。他從小在國外長大，父親曾任外交官，母親是德國人。文革開始他和妻子都遭到嚴重沖擊，受到毆打侮辱、被剃“陰陽頭”。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殺，死前穿得整整齊齊，桌子放著聖經。當時他大約四十多歲。

郭仁傑：復旦大學哲學系總支副書記服毒自殺。

南開大學

卞鑒年：天津南開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鬥爭”和“審查”，關進“牛棚”，受盡種種侮辱和折磨，最後投湖自盡。時年43歲。

戴立生，1898年生，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無脊椎動物教研室主任。中國動物學會第九、第十屆理事。文革中，他年老體弱，多次被揪鬥毆打，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悲憤交加中於1968年12月6日自殺，終年70歲。

孫鳳池：1929年生，南開大學數學系講師。195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1971年4月25日自縊身亡。

孫兆祿：1919年生，南開大學經濟系講師。 1946年畢業於成都燕京大學，1951年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畢業。1969年1月24日跳樓自殺。

吳恕求：1925年生，南開大學外語系教授。1948 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1955年至1957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殺。

西安交通大學

陸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工企教研室講師。運動中被指稱“有反動言論”，遭批鬥，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殺。

駱風嶠：1916年生，四川資中人，1950年9月參加工作(原陜西工業大學動力系教授)，文革時任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因追查1942年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於1966年12月13日跳樓自殺。

錢憲倫：1909年7月生，江蘇無錫人，1951年12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化學教研室講師。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職，以後起義回國，文革中遭審查批鬥，1968年4月3日開煤氣自殺身亡。他的妻子袁雲文，1919年生，嶽母張淑修，1884年生，均為雲南石屏人，當時與錢憲倫一起開煤氣自殺。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蘇蘇州人，1949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講師。解放前曾在國民黨空軍任職，文革中遭追查，誣稱他“混入革命隊伍，窩藏變天賬，在日記本上書寫反標”等。1969年1月19日離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陜西藍田縣投井自殺。

陶 鐘：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解放前即為中共地下黨員，文革中懷疑其有變節行為，遭追查批鬥，1968年5月19日開煤氣自殺。

王鑒淑：女，1926年2月生，江蘇太倉人，1949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民盟盟員。由於1945年曾參加過“三青團”(一般成員)，1948年參加過太倉同學會，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樓自殺。

汪國梁：1928年生，安徽休寧人。1956年1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350教研室講師，高教11級。文革中指控他為“三青團員”，並追查他的“反動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殺。

黃鐘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畫教研室副主任、講師。因被懷疑有歷史問題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殺。妻子張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參加工作，校保健室護士長，在黃鐘秀自殺後情緒極壞，1968年9月15日跳樓自殺。

楊文：1920年生，山東文登人，1941年參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學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級。文革中當上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關押“審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東郊苗圃上吊自殺。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絕緣教研室講師，高教六級，在三年大饑荒時期有過一些政治性議論，被指為“現行反革命”，遭批鬥。1970年5月17日跳樓自殺。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靈丘人，西安交通大學電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經留學美國，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強加種種罪名關押“審查”，甚至誣稱他“書寫反動標語”。李希泰不堪忍受，於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殺身亡。

陳子晴：西安交通大學應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鬥和關押，罪名是“汙蔑、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陳子晴於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殺身亡。

陜西師範大學

康昭月：女，陜西師範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遭批鬥、逼供而自殺身亡。

高斌：陜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鬥”後自殺身死。

孫榮先：陜西師範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1968年被批鬥逼供而自殺。

祝璜：陜西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1966年遭到“批鬥”後自殺身亡。

黃國璋：1896年生，湖南湘鄉人。地理學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1928年學成歸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北聯大訓導長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與許德珩等發起組建九三學社。抗戰勝利後，復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1952年院校調整後任陜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與妻子範雪茵雙雙上吊自殺。

北京航空學院

李國瑞：北京航空學院機械原理教研組教師，他的妻子是該校醫院的保健醫生。1968年7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追逼交代所謂的“歷史問題” (指中學時集體加入“三青團”的事情)，歷盡折磨後，他和妻子、兩個孩子，以及他的母親，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殺。兩個兒子死亡時分別為 10歲和8 歲。

李鏗：女，北京航空學院外語教研組教員，1968年被“審查”，從該校主樓四層上跳樓自殺身亡。時間是在 1968年6、7月間。

楊文衡：北京航空學院數學教研組教師。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議論江青、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連續批鬥逼供三十多個小時。隨後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駛的軍用卡車上自殺身亡，死時不到40歲。

北京外國語學院

吳紀仁：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因拒絕承認自己有罪，且“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

張輔仁、張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別被紅衛兵打死。

北京師範大學

何萬福：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8月13日身帶遺書投龍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職務。文革中又遭到“批鬥”。1966年9月5日，從北師大主樓北邊的宿舍樓上跳樓自殺。當年50多歲。

馬特：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學教授，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他和妻子從北京師範大學的主樓高層跳下，自殺身亡。

張劍飛：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俄語教授。8月27日晚被從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被毒打至夜裏12點，送海澱公安局關押。張劍飛肋骨斷尿血呼吸困難，9月5日死亡。該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孫啟坤（退休會計）逃出學校，在人民大會堂西側南文昌胡同六號弟弟孫菊生家中，被紅衛兵打死。

江楓：（女），北京戲劇學校校長。被毆打侮辱回到家中遭14歲養女毆打，自殺。

姚啟鈞：華東師大教授 1966.8.4日 跳樓身亡。

楊端六：武漢大學教授服毒自殺。

範造深：1913生，天津廣濟醫院（精神病專科醫院）院長，文革中遭到非人淩辱，於1967年與妻子雙雙自縊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師範學院校醫。

何基：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1966 年8 月 11 日，在學校大規模“遊鬥”教師時遭到殘酷折磨和侮辱。當晚他自殺身亡。該校當天另有三人在“遊鬥”過程中被折磨毆打而死亡。

高景星：武漢醫學院院長。因所謂“歷史問題”遭到“造反派組織”的毒打，肋骨和指骨 被打斷後，1968年6月5日，從手術室五樓平臺上跳樓自殺身亡。

王祥林：醫生，在南昌一醫院工作。與高景星同案，在關押和拷打的“審查”中自殺。

孫明：男，南昌婦幼保健醫院院長，著名婦產科醫生，高景星以前的同事，朋友，受此案牽連。在關押和拷打的“審查”中自殺。

谷鏡研：著名病理學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同胡正祥等共同努力在我國創立了病理學科，1927年他經手創辦了復旦大學病理學系，多年來逐步建立起教學和科研的隊伍，編寫了教材，積累了一批資料和標本。文革時他是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級教授。遭受迫害後服毒自殺。

陸進仁：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早年留學美國。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8月遭到連續批鬥，被罰跪、掛牌、遊街。9月1日和其妻子呂靜貞一起上吊自殺。

孫梅生：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系主任、教授。文革開始，1966年夏天，他遭到批判鬥爭，說他是“白專道路”等等。他在師範學院後操場外的“豐沙線”鐵道上自殺。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鐵軌旁邊看報紙，火車來了，他迎著火車沖上去，撞死了。

唐亥：1911年生，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革命，曾在新四軍作文化宣傳工作。文革時任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主任，1968年被關押“審查”。妻子徐垠為民族學院漢語系主任，分別遭關押“審查”，期間跳樓自殺，不久唐亥也自殺離世。

吳維均：北京農業大學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殺。

吳希庸：1911年生，遼寧省遼陽人，北京鐵道學院（現名北方交通大學）教授。曾經到法國學習經濟並獲博士學位。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遭到“批鬥”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殺。

項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處。他的兄弟處境也很壞，不敢讓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學校。後來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時年60歲左右）。

余楠秋：1897年生，湖南長沙人。外國文學專家、翻譯家。長期任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抄家和批鬥後，和妻子一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

張震旦：化工學家，上海華東化工學院教授。所著《化工原理》長期被用作高校教材。1966年被批鬥後自殺。

彭蓬：華東化工學院政治教師，被“批鬥”後自殺身亡。

章申：上海外貿學院教授。文革中遭多次批鬥，被體罰、剃頭、“隔離審查”。1968年（50歲左右）自殺身亡。

徐垠：中央民族學院漢族語文系主任，1968年被關起來“審查”，在學院中的一個三層樓上跳樓自殺身亡。

畢金釗：醫師，早年畢業於齊魯醫學院，曾出國留學，醫術精湛。1949 年以前曾經在國民政府的軍事醫院裏工作。從 1950年代起任天津總醫院(後改名為天津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小兒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遭審查批鬥後自殺身亡，時年約 60 歲。

光開敏：北京地質學院副教授，文革開始後不久，在學校附近的五道口臥軌自殺，身後無子女。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學院數學教研組講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 5月從該校主樓上跳樓自殺。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機械學院的教員，由於在國民黨報社當過編輯，當時也在“隔離審查”。北航當局用卡車把他拉到學校，沒有準許他看妻子的遺體，第二天他也跳樓自殺。

黃必信：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兒子。1957 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劃“右派”)，1960年“摘帽”後才重回講堂。文革開始就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由於教學中對“調幹生”要求較嚴，被指為“階級報復”，遭批鬥，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殺。時年 41 歲。他的妻子余啟運是該校的物理教師，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遭到“隔離審查”，6月15日在關押中自殺(正好是黃必信去世兩周年)。他們有三個孩子。14 歲的小女兒在1966年10月26日失蹤。

黃仲熊：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鬥爭和“審查”，在1968 年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江楠：女，安徽師範大學俄語講師。她和丈夫林興50年代在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工作，回國後調該校任教。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林興遭“隔離審查”，她被當時進駐學校的“工宣隊員”威逼強奸，她向上告發反被加以“腐蝕工人階級”的罪名，走投無路之下，1969年在農村上吊自殺。

李秋野：（1916年－1968年6月30日），北京外貿學院院長，文革開始後遭到“批判鬥爭”，1968年自殺身亡。

林墨蔭：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北京地質學院巖石教研室任助教、講師，1958 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勞動教養”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質學院校內兩派鬥爭，掌權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從他那裏追查有關對立派別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關押中自殺身亡，時年 39 歲。

劉書芹：北京農業大學獸醫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審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殺。

羅仲愚：北京農業大學獸醫系副教授，曾經留學美國，1950年代歸國，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1968年6月6日割斷血管自殺。

宋勵吾：南京解放軍氣象學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學美國。1966年8月被紅衛兵用帶釘子的木棍打得滿頭窟窿。當晚在家中用刮臉刀片割斷血管自殺。死後，妻子和女兒被下放農村多年。

孫國楹：同濟大學數學系講師，因為與人談起用短波收音機收聽到的新聞，被指控為“收聽敵臺”，在1968年被關押和“批鬥”，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後來在被關押的大禮堂二樓上吊身亡。時年30多歲。

唐士恒：1909年生，廣東中山人。婦產科專家、二級教授。1925年就讀於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1927年赴比利時深造，1933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35年又赴德國進修婦產科，回國後歷任上海多家著名醫院的主治醫師和婦產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醫療系教授、教研室主任、附屬瑞金醫院婦產科主任。他醫學造詣深厚、臨床經驗豐富。文革中遭殘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殺。

吳鴻儉：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系物理化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殺。

王秩福，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系藥物化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殺。

葉英：上海第一醫學院寄生蟲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他曾經為美國軍隊作過翻譯。1940年代留學美國，專攻原蟲學。由於這樣的“歷史問題”，1950 年代他成了“肅反運動”的對象，多次交代才勉強過關。文革中舊事重提，遭到多次殘酷“批鬥”。他忍無可忍騎著自行車沖撞疾駛的卡車以求解脫，當時撞成重傷，不久並發肺炎死亡。

陶幹：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離審查”，後來家屬被告知他用眼鏡片切斷自己的喉管自殺。他的家人懷疑他被殺而不是自殺。

王思傑：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

魏璧：女，北京大學退休教師，50年代曾在北大華僑補習班教數學。丈夫周炳琳是經濟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兒子因“反蘇言論”早已被“勞改”，女兒是協和醫院醫生，文革中被批鬥後跳樓自殺未死摔斷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時被抄家，搜走多箱書籍和冬衣。她向經濟系當局請求發還冬衣未被理睬。於是在1969年春節(2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這時她已75歲。

趙福基：哈爾濱交通學院教授。早在東北被日軍占領時，趙福基作為流亡學生來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館館長並加入過國民黨，以後他參與過救援與日軍作戰的美國“飛虎隊”跳傘飛行員，擔任翻譯。抗戰以後，趙福基到美國留學，1949年在紐約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蘇州和上海財經學院任教，1958年被作為“政治上不可靠”的“內控對象”，遣離上海，送往黑龍江省，幾經轉折後到哈爾濱交通學院。文革開始後長期被批鬥。1968年夏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學校當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屬，聲稱他“畏罪自殺”。家屬也無法查核死亡真相。

趙希斌：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後，校園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寫了大字：“趙希斌自絕於人民，罪該萬死”。

陸修棠：1911年生，江蘇昆山人。民樂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讀於上海國立音專，青年時代就積極從事國樂活動。1949年後相繼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藝術師範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殺。

姚啟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師和幹部一起被抄家、罰跪、遊鬥。此後，這種暴力行為持續不斷。他不堪忍受於9月28 日在物理館跳樓自殺。直至今日他編著的《光學教程》還被用作高校教材。

李樹華：甘肅省人民醫院副院長、著名外科專家。1970年，李樹華給一農民做“肺葉切除手術”，病人不幸不治，他隨後被誣陷為階級報復、故意殺害“紅五類”，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槍斃他時，刑車要經過蘭州市郊五裏埔大橋，甘肅省衛校的造反派讓全體牛鬼蛇神列隊觀看接受教育，不少人就此神經失常或自殺。

董堯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學語文教員，被毆打侮辱跳樓自殺。

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學體育教員，被毆打侮辱跳樓自殺。

路彥：北京二中一級數學教師，被驅逐農村後死亡。

袁之俊：北京二中一級數學教師地理教師自殺。

石之琮：（女），北京三中語文教師龍潭湖投水身亡。

沙坪：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校長，被紅衛兵用皮鞭和帶釘子的木棍毆打。20日上午，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十多名教師“陪鬥”。紅衛兵（女生）薅下沙坪的頭發，令她擡起頭來，地上一堆頭發一攤血跡。在全校師生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毆打致死。

張梅巖：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數學教師，被抄家後服毒身亡。

何世瑾：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體育教員自殺。

汪含英：（女），北京四中地理教師，被剃陰陽頭，和丈夫蘇庭伍在香山服“敵敵畏”身亡。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蘇泰興人。1953年自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教。幾年後調北京日報。1957年在部隊工作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隨後她被調北京第四女子中學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書寫毛澤東語錄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時寫漏了兩個字，寫成“千萬不要階級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行為”，遭激烈批鬥後自殺。

焦庭訓：北京第六中學歷史老師，文革中自殺身亡。

孫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文革改名157中學）教員被打死。

哈慶慈：（女），北京十一女子中學（文革改名165中學）體育教員毒打跳樓身亡。

宋繼瑞：（女），北京十九中語文老師看到別的老師被剃陰陽頭，在宿舍用繩子自殺，三十多歲。

陳沅芷：（女），北京二十五中語文教師，被推到疊起來的兩張桌子上，紅衛兵把桌子推翻陳沅芷摔下來。陳被關押致死。

高萬春：北京二十六中紅衛兵校長，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上，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自殺，年42歲。

王生琯：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被紅衛兵被從樓梯上推下摔死。

白京：北京四十七中美術老師，遭毒打投河身亡。

鄭育秋：（女），北京第四十九中學語文老師，“家庭出身不好”被紅衛兵打傷全身腫爛，擡到第四醫院（現恢復舊名叫普仁醫院）醫院拒診，死在醫院走廊石板地上。

鄭兆南：（女），北京五十二中語文教師，飽受毆打折磨，1966年9月8日致死，36歲。

靳桓：北京65中化學教員跳樓自殺。

陳葆昆：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被打死。

北京第八中學

華錦：第八中學中共支部書記。1966年8月22日早晨，被發現吊死在關她的房間的窗栓上。紅衛兵宣稱她是自殺的。她的家人和學校的很多老師堅持認為她是被打死的。

申先哲：歷史老師。被紅衛兵毒打“批鬥”後自殺身亡。

北京十一中學

唐婉森：（女），化學教師。被抄家後紅衛兵用木棍把唐打死。

沈世敏：（女），圖書館員。剪頭發在火堆邊被燒傷，醫院拒絕治療。沈當晚在家上吊自殺。

杜兆南：數學教師。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

霍岐：校醫。服安眠藥身亡。

王景清：語文老師。跳樓而亡。

李泮請：數學老師。和妻子在家中上吊雙雙身亡。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胡秀正：化學教師。1968年8月11日，在校中被“隔離審查”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

周學敏：（女），語文老師。自殺身死。

梁希孔：歷史老師。自殺身死。

靳正宇：語文教員。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二中被紅衛兵打死。

喻瑞芬：（女），生物教師。被紅衛兵毒打倒提兩腿拖出樓門，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把沸水澆在身上兩個小時死亡。所有“牛鬼蛇神”繞喻瑞芬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喻屍體。

王慶萍：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8月19日遭到毒打，20日早晨王慶萍墜樓身亡。王慶萍有三個孩子，大兒子說媽媽是被推下樓去或者被打死扔下樓去的。如果自殺媽媽會給我們寫信留話。

李培英：（女），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8月27日在關押房間暖氣管上吊死。

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後自殺。

賀定華：（女），北京第十九中學66歲退休教師。8月27日，被紅衛兵剪掉頭發自殺。丈夫姚劍鳴被毒打驅逐到安徽宿松縣梅墩鄉，1968年7月上吊身亡。

趙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毆打和丈夫沙英跳樓身亡。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呂貞先：（女），教導主任。在同一天內的8月27日被打死。郭文玉丈夫孟昭江遭毒打，兩天後死亡。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10月1日打死。

張冰潔：（女），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文革改名138中學）負責人。紅衛兵用沾水麻繩捆綁和用銅頭皮帶把她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

楊俊：中國人大附屬中學教員。被紅衛兵打死。

鄭之萬：（女），中國人大附屬中學教員。跳樓自殺。

齊惠芹：（女），北京朝陽女子四中（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被毒打致死。

馬耀琮：北京南苑紅星中學地理教師被打死。

蕭靜：（女），北京月壇中學校長。被打跳煙囪自殺。

朱鴻誌：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遭毒打後上吊身亡。

王哲：房山縣房山中學校長。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老師跪在王屍體前面繼續鬥爭。

程瑉：北京通縣一中負責人遭鬥爭自殺。

李凱：清華園中學軍體老師。跳樓身亡。

趙曉東：1909 年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體育教員、體育教研組長。他畢業於東北大學體育系，是中國第一批有大學學歷的運動員之一。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和鬥爭。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樓大教室受到大會“批鬥”。“批鬥會”後，他下樓梯時從窗戶跳下自殺。

周醒華：資深中學校長。三十年代就讀於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以後長期在上海從事中學數、理、化各課教學。1960年起任上海繼光中學（原麥倫中學）校長，後調新成立的上海模範中學任校長。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隔離審查”，跳樓自殺身亡。

丁則良：（1915年－1957年8月8日），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收入《丁則良文集》，還有譯著《朝鮮近代史》、《東方各國近代史》等。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8年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後任聯大師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歷史系講師。1947年，丁則良以中英庚款留學生身份進入倫敦大學斯拉夫學院專攻蘇聯史。1950年，放棄繼續深造的寶貴機會，以滿腔的熱情，急匆匆趕回國內，參加“新中國”建設，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丁則良被安排到位於長春的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東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等。1957年5月，丁則良到蘇聯出席莫斯科東方學國際會議，8月1日回國，入住北京大學。得知他工作的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已將他打成“余瑞璜、丁則良、徐利治右派反黨集團”的成員時，他表面上不動聲色，內心卻翻江倒海。每天仍像其他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卻寫好遺書。8月8日，他終於找到機會，避開親友，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殺，年僅42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蔣偉，字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當代著名的作家、社會活動家。1918年，丁玲考入桃源縣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與王劍虹同學。1922年夏，好友王劍虹從上海回鄉，帶丁玲前往上海，入上海平民女校，改名丁玲。1923年，與王劍虹共入上海大學中文系旁聽。1924年，王劍虹與老師瞿秋白相愛並同居，丁於夏季只身赴北京，欲進北京大學學習，無果，通過同室好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認識《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1925年，與胡也頻在北京同居。1927年12月，在北平寫成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1928年2月，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轟動文壇；年底丁玲追情人馮雪峰至上海，胡也頻隨後也追去，之後三人到杭州談判，馮雪峰退出。1929年，胡也頻因欠債到去濟南教書，不久丁玲也到濟南。1930年5月，因胡受到通緝，雙雙逃回上海。1930年11月，與胡也頻的兒子胡小頻出生。1931年2月胡也頻被槍斃，擔任“左聯”刊物《北鬥》主編，11月與翻譯馮達同居。1932年加入中共黨。1933年5月，與馮達一起遭國民黨當局綁架。1936年逃離南京抵達陜北，先後擔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等職。1948年發表其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1949年後，先後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人民文學》主編、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等職。1951年，因《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金。1955年，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被劃入右派後，受到各種迫害，包括下放北大荒勞動12年，投入監獄5年等。1979年重返文壇。

丁果仙：(1909年－1972年)，女，晉劇著名表演藝術家，原名丁步雲，藝名"果子紅" 。七歲學藝，十一歲登臺。曾在錦藝園搭班演出。後任太原新華劇團班主。建國後，1959年加入中共黨。以往在晉劇舞臺還沒有女扮男裝的先例，丁果仙由青衣改學須生，一心想要打破常規，以一個男子漢的形象出現在觀眾面前，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經過許多艱辛的磨煉，終於在她十七八歲時一唱成名。她的唱腔圓潤豪放，卻不帶女腔女調，表演灑脫逼真，卻不帶女態女相，20年代中期，上海百代公司為她灌製唱片，因此獲得“山西梆子須生大王”的稱譽而名馳海內。她創造的晉劇須生"丁派"唱腔，對晉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晉劇藝術的發展。代表作《空城計》，《捉放曹》，《太白醉酒》等。文革中被造反派經常批鬥遊街，身體和精神上受到了嚴重摧殘，於1972年被殘酷折磨致死。

丁石孫：（1927年9月5日－），原名丁永安。中國數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代數學。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主席。1944年至1947年，就讀於大同大學，先在電機系，一年後因不善繪圖轉入數學系。三年級時參與學生運動被捕，被學校開除。1948年，丁石孫報考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均被錄取，作為插班生入清華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學習，開始對數學真正產生興趣。1950年畢業，留校任教，1952年在清華大學加入民盟。1952年丁石孫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工作；曾歷任助教、講師、教授，數學系副主任、主任等職。1955年加入中共黨。丁石孫基本功紮實，課講得好，在學生中名聲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嚴重警告處分。1960年，他在反右傾時成為"階級異己分子"，被開除黨籍。甄別平反後，文革又開始了，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關進黑幫大院，下放幹校，文革後才獲得平反。1984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至1989年）；1988年當選民盟中央副主席。1988年7月毛澤東的兒媳邵華曾當面向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丁石孫要求讓其子毛新宇入學，丁石孫以“北大校風自由，同學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全”斷然拒絕。

丁聰：（1916年12月－2009年5月26日），筆名小丁，中國漫畫家。丁聰1930年代初開始發表漫畫，以創作諷刺性漫畫為主。抗日戰爭後為《救亡漫畫》雜誌作畫，編輯《良友》、《大地》、《今日中國》等畫報。1940年至重慶任中國電影製片廠美術師，曾為話劇《霧重慶》設計布景。1942年在桂林、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擔任《欽差大臣》、《正氣歌》、《北京人》等美術設計，同時在重慶舉辦個人畫展。抗戰勝利回到上海，繼續從事諷刺漫畫的創作和舞臺美術設計。1947年一度移居香港。中共國成立後，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1949年出席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全國文代會，後歷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全國青聯常委、全國政協委員，《裝飾》雜誌主編等。主要作品有《阿Q正傳插圖》、《四世同堂插圖》等，出版有《丁聰漫畫選》。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後的20多年間，丁聰成為一位資歷頗深的“運動員”——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擊的“運動員”。丁聰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後來又去了天津團泊窪幹校。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送到黃村幹校養豬。直到1979年春節，丁聰才得到平反。其後恢復創作，在《讀書》雜誌上開有專欄。2009年5月26日，因腦血栓引發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

丁芒：（1925年－）原名陳炎、陳軼明，中國當代著名詩人、散文集和書法家。丁芒小學二年級時曾留過級，從三年級開始成績越來越好，小學階段，他讀完了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作品。初中時期，他一邊閱讀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一邊自己創作。1943年，丁芒在高中畢業前在《江北日報》上發表了詩歌處女作《四月的黃昏》。1943年到1945年，丁芒進入創作高潮，一共創作了200多首詩歌。1945年，中共地下黨員顧迅逸介紹丁芒做了《江北日報》的記者，同時兼任編《詩歌線》《散文》兩個副刊專頁編輯。1946年，丁芒加入中共黨。隨後被中華民國政府開除出《東南日報》，於是他去了解放區。1955年，丁芒調職轉入解放軍總政治部，在《星火燎原》工作。1956年，丁芒出版了詩集《歡樂的陽光》。1956年至1958年，也成了丁芒的第二個創作高潮。1957年，丁芒的詩歌《動物園隨筆》發表在《少年文藝》和《長春》上，隨後被默認為“右派”，1959年，丁芒被冠之以“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頭銜，隨後被開除黨籍，連降三級，不久之後他也和妻子離了婚。文化大革命中，丁芒被下放到江蘇南通市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1975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為丁芒平反，隨後恢復黨籍和工作。

丁惠康：（1904年－1979年8月25日），收藏家、醫生。丁惠康於1927年畢業於同濟大學醫科。1928年在上海創辦肺病療養院。1934年又創辦虹橋療養院並出任院長。後赴歐洲留學，獲漢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上海醫學院教授、《時事醫學周刊》主編。抗日戰爭期間，他於1939年創立中國防癆協會並任醫務委員。此外，他與父親還購置了葉鴻英花園住宅，並重新開辦新虹橋療養院（今徐匯區中心醫院）。1943年又開辦中國保健協會。他還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曾出售其40幢住房收購大量歷代名畫與文物，包括端方歸藏的西周青銅大鼎、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的秦漢以來歷代著名石墨，以及宋元孤本書籍1100余種等。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58年曾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受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後於1979年在上海逝世。

刀世勛：（1928年－2017年10月1日），傣名召孟罕勒，全稱召猛西莉蘇宛納罕勒，傣族，西雙版納末世召片領、車裏宣慰使司宣尉使，傣語研究專家。刀世勛是第四十三世召片領刀棟梁之嗣子，其六弟刀棟庭之子。1942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送15歲的刀世勛前往重慶中正中學讀書。次年6月，刀棟梁因病逝世。車裏宣慰使司議事庭遂向國民政府上報，國民政府派軍用飛機送刀世勛回到西雙版納繼位。1944年2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昆明行營名義正式委任刀世勛為車裏宣慰使司宣慰使。議事庭遂為其舉行了召片領就職典禮。此後刀世勛回到重慶讀書，召片領由其二伯刀棟剛代理。抗日戰爭結束後，刀世勛跟隨中正中學遷回南京繼續就讀。1947年他回鄉探親，議事庭為他舉行了第二次繼位議式。1948年，他前往昆明，就讀於雲南大學社會系先修班。中共國成立後，刀世勛報名參加了滇北地方工作團第四武裝工作隊。後來他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出任富民縣人民銀行政治指導員、團小組長。1950年高考中，他考入了雲南大學社會系。同年，他還和原議事庭庭長、表妹夫召存信一同作為西雙版納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1951年9月，他正式進入雲南大學就讀，攻讀少數民族語言學專業。期間，他與女友徐菊芬成婚。徐菊芬是雲南祥雲縣人，父親為當地開明士紳，二叔徐繼祖則為原雲南省參議會議長。1954年，刀世勛攜妻前往北京，進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傣語研究，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傅懋績。1960年代，他回到雲南，任職於雲南省少數民族語言指導委員會，繼續傣語的研究工作。文革爆發後，他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反動土司”，押回西雙版納批鬥。後來，他與父親刀棟庭、舅舅刀福漢一同在景谷農村插隊落戶。文革結束後，刀世勛與妻子一同進入雲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號諶翁、被揭，晚號蠲叟、蠲戲老人。中國國學家、書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梁漱溟、熊十力齊名，是“新儒學三聖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稱。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主要著作有：《泰和會語》、《爾雅臺答問》、《爾雅臺答問繼編》、《老子道德經註》、《朱子讀書法》、《蠲戲齋怫學論著》、《宜山會語》等等。1899年，應科舉鄉試名列第一。1901年與謝無量、馬君武等人合辦《翻譯世界》。1903年，留學美國，學習歐洲文學，後又遊學德國、日本，研究西方哲學。1911年，馬一浮回國，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後又潛心國學。抗日戰爭期間，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1938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師名義作“特約講座”，講稿後輯為《泰和會語》。為浙大作校歌。同年隨浙大至桂林，又轉至宜山，繼續在浙江大學講學，講稿後輯成《宜山會語》。1939年，在四川建復性書院並親任院長。1943年，編刻自撰歷年詩詞之作，有《蠲戲齋詩前集》《蠲戲齋詩編年集》《芳杜詞媵》等。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趕出杭州花港蔣莊的住地。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紅衛兵低頭；被抄家時，他懇求道：“留一方硯臺給我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胃部大出血，後諸病皆發，於1967年6月2日在杭州含冤逝世。

馬明德：（1915年－1969年1月13日）,曾名戴明。空氣動力學家。6歲至10歲在北京篤誌小學和崇德小學讀書。從1925－1929年在家塾學習古文、算術和英語等課程。塾師是前清舉人和大學講師，要求很嚴。從1929－1934年進北京四存中學和崇德中學念書，其間曾多次參加反日遊行示威。高中二年級時，平素與兒子談話不多但重視子女教育的父親嚴肅地對他說，要好好讀書，如考取上海交通大學，就送他出國留學。1934年馬明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同年8月13日，日寇又從上海大舉入侵中國。馬明德隨上海交大由徐家匯遷入法租界。1938年他畢業於交大機械系航空門，獲學士學位。1938年8月自費赴美留學。1939年獲密歇根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學位。隨後去美國東部達來威爾州新堡城的伯倫克飛機工廠實習。同年11月乘船返回上海。1940年6月新婚之後第五天，他和夫人蔣祖綺輾轉經香港、海防，前往位於滇緬交界（壘允縣）由中美合辦的杭州飛機廠工作。因該廠被日本飛機炸毀，又轉往該廠設在緬甸八莫的航空發動機裝配廠並負責發動機試車工作，從土建工作開始，1941年10月10日試車臺安裝完成，舉行了落成典禮，他得到美國廠長的表揚。1942年4月，日寇攻陷緬甸仰光，飛機廠宣布解散，馬明德自願帶領從八莫撤回國內的技術工人去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到廠後任機工課技士。1942年10月，馬明德到內遷重慶的交通大學航空系任教，除讀新書，教新課外，還種菜自給。在重慶交大先後開出《應用空氣動力學》、《飛機性能設計》、《發動機動力學》 。他講課生動，深入淺出，有問必答，平易近人。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家隨交通大學遷回上海。1946年馬明德翻譯了美國著《機械設計》，以後又陸續開出新課《發動機設計》 、 《噴氣發動機原理》。1949年9月，馬明德調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任研究員。為解放近海島嶼，他與嶽劼毅等研究出一種慣性驅動的潛水爆破裝置。1953年1月，馬明德到哈軍工報到。當他被任命為空軍工程系空氣動力教授會（即教研室）副主任時，自願兼任空氣動力實驗室主任，他堅信風洞實驗室是研究空氣動力學和設計飛機的極重要手段。1959年9月6日，6號風洞進行首次通氣實驗。經改進風洞噴管段和實驗段的密封系統後，同年11月風洞實驗M數達到設計值2．5。至此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600毫米×600毫米吹氣式超音速風洞正式基本建成。1961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8月，8號風洞－－當時全國最大的低速風洞，試車成功，最大風速達到60米/秒。1965年9月，通過流場測量和標模試驗，證明風洞流場合格，天平工作穩定可靠。中國第一座3．5米×2．5米量級低速風洞從此投入使用。在四川4米×3米低速風洞建成之前，它在全國處於全面領先地位。著有《飛行力學》等。1966年文革爆發後，馬明德的全部教學和科研活動被迫中止。1968年的8月，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特務”等莫須有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誣陷並被隔離、抄家和逼供。以至於1969年1月13日在哈爾濱工程學院航空工程系隔離室被迫害致死。

馬特：（１９１０年—１９６８年），北師大教授。馬克屎主義邏輯學家，與復旦大學馬兵、河南大學馬佩並稱“邏輯三馬”。馬特曾經在香港達德書院任教。後來到北師大，１９４９年在歷史系任教，１９５３年政教系成立後調入該系。１９５６年，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哲學教研室成立邏輯教學小組，馬特為組長。１９５８ 年，邏輯教研室正式建立，馬特擔任教研室主任，於１９５９年在校內招收研究生。這些 ，在我國和北師大的邏輯學教學與研究中都是重要貢獻。１９５０年代時，馬特著有《論邏輯思維的初步規律》《形式邏輯中 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鬥爭》《馬克屎主義和邏輯問題》等。《論邏輯思維的初步規律》曾經得到毛澤東的稱贊，說寫得好，咱們共產黨人寫不出來。中國講邏輯學的人中間，他講得最好。馬特教授特立獨行。１９５６年，中央組織部明確提出高等學校要提高教授黨員的比例，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黨時，他曾提出入黨後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作為條件。據說當時校黨委並不了解這個情況，以致基層支部為湊數而將其拉入黨內。１９５７年鳴放時，馬特發表同情右派言論，主張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黨，打成右派。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馬特教授被隔離審查。１９６８年某日，專案組找馬特教授談話，之後他從北師大主樓五層跳樓身亡。 　　

馬連良：（1901年2月28日－1966年12月16日），字溫如，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中國著名京劇藝術家，老生演員。民國時期京劇三大家之一。是扶風社的招牌人物。拿手戲目有《借東風》，《甘露寺》，《青風亭》等。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馬連良1942年曾經“赴偽滿演唱慶祝戲”為名要逮捕馬連良，至1947年8月16日，馬連良被誣告事件才真相大白。至此一場子虛烏有的漢奸案，讓馬連良傾家蕩產，也讓他對國民黨傷透了心。在債務還清後，馬連良從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1年 ，被周恩來召回，他才從香港回到北京。1959年，中共十周年國慶慶典活動剛過，劇團便下放到北京電子管廠勞動。馬連良的勞動表現還算好，每天準時到廠。當譚富英被選為全市文教群英會代表的時候，他的情緒也無波動，並說："從新舊社會對比看，藝人的社會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幾次大的運動對我教育很大，代表選不選我沒關系。選上誰都是我們的光榮！我沒選上，想必是我有缺點，不夠條件。我決不泄氣，過年爭取當英雄。我已遞了入黨申請書。我有缺點，政治差，讓黨十年、八年不批準我，我也不灰心。"1962年起同時兼任北京市戲曲學校校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馬連良因《海瑞罷官》事件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屬遭株連。馬連良曾與老舍、蕭軍、荀慧生、白蕓生等一起被批鬥，當場剃成陰陽頭，墨汁淋在腦袋上，圍跪在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被紅衛兵用鋼頭軍用皮帶抽頭，並拳打腳踢，個個頭破血流。12月13日因批鬥中意外摔倒而送至北京阜外醫院，3天後不治，迫害致死。

馬三立 ：（1914年10月1日-2003年2月11日），相聲表演藝術家。中國已故相聲泰鬥、相聲八德之一馬德祿之子。曾任中國曲藝家協會顧問、天津市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等職。是一位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擅使“貫口”和文哏段子。馬三立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潛心探索，創立了獨具特色的“馬氏相聲”，是當時相聲界年齡最長、輩分最高、資歷最老、造詣最深的“相聲泰鬥”，深受社會各界及廣大觀眾的熱愛與尊敬。馬氏相聲雅俗共賞，在天津更是形成了“無派不宗馬”的說法。1958年反右派運動中，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因為指標由起初的4個增加到11個，太多了，只好把他報上去湊數。就是這個“湊數”的右派，徹底地改變了馬三立的一切。一次批判會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聲：“你們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舊友冷笑兩聲，啪地推開窗戶：“喲嗬，你還拿死嚇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麽大氣性，從這兒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種！”馬三立二話沒說，猛地站起來跳向窗外，大半個身子已經懸在窗外了，桌邊一個彈單弦的藝人趕緊一伸胳膊，夾住了馬三立的一只腳，保住了馬三立一命。這個時候的馬三立，40多歲，正值盛年，出好活的時候。但是，從1958年秋天當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藝團，19年間馬三立只說了3年相聲，相對應的是長達11年的四次下放勞動，以及被關進“牛棚”做了5年的團煤球、打掃衛生等雜役。1979年獲平反。

馬漢麟：（1919年－1978年9月9日），中國語言學家。早期專攻中國音韻學、文字學，在訓詁學、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語法諸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古代漢語教學和古漢語教材建設上貢獻最大。1944年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從聞一多。1946年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教、講師。1952年，實行“院系調整”，清華不設文科，馬漢麟先生被調至馬列學院，又於1954年被調至南開大學中文系，講授古代漢語。後歷任南開大學副教授，語言學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天津市語文學會理事等職。當時全國高校開設此課的甚少，既沒有現成的教材，又缺乏可資借鑒的經驗。1954年至1958年問，馬漢麟先生獨自一人承擔此課，邊搜集資料邊編寫教材，還自刻講義、習題和考題，經常忙至深夜，甚至通宵達旦。馬漢麟先生在長期的教學實踐與科研工作中，不斷加深對古代漢語規律的認識，並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1961至1963年，馬漢麟參加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的編輯工作中的通論部分，後獨立成書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著有《語法概要》、《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論武丁時代的誒祀典刻辭》、《古代漢語讀本》、《馬漢麟語言文字論集》、《馬漢麟古代漢語講義》等。十年文革浩劫中，因抗戰時給美國抗日部隊做過一陣翻譯工作，並被授予少校軍銜，這一經歷在文革時便成了嚴重的歷史問題，倍受迫害。1978年9月因病逝。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中國第一代小提琴音樂作曲家與演奏家，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1923年，11歲的馬思聰終於實現了他的夢想，隨大哥來到法國，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先後就學於南錫音樂學院、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 。1929年初，馬思聰因家境突變回國。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譽為“音樂神童”。1931年，廣東省政府官費資助，馬思聰再次赴法留學，第二年歸國，任中國第一所現代“私立音樂學院”院長，主要在廣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從事演出；同時，又先後在廣州音樂院、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音樂系任教。同年與王慕理結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多年轉輾於華南、西南各地堅持從事頻繁的演出，並先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華交響樂團指揮、貴陽藝術館館長等職。此後陸續創作了《搖籃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等多部著名音樂作品。1945年抗戰勝利後，先後擔任臺灣交響樂團指揮、廣州藝術音樂系主任、上海中華音樂學校校長、香港中華音樂院院長等。1950年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並兼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音樂創作》主編等職。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觸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錘子擊鐘後不立刻離開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和沈重。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並號召對賀綠汀展開“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松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1966年6月，馬思聰受到急進學生高呼著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觸及靈魂。隨後馬思聰被關進“射穢主義學院”，那裏有學院黨委書記、各系主任，還有北京藝術院校、電影院校、文藝界權威和知名人士，計500多人。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讀報、討論，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8月一天，馬思聰被押上卡車，回到音樂學院。下車的馬思聰腳跟尚未站穩，一桶漿糊倒在他的頭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把一頂寫著“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頭上。馬思聰脖子上掛著兩塊硬紙板，一塊上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另一塊上寫著“吸血鬼”。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為“喪鐘”，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1967年1月15日晚，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同年5月，在某領導示意下成立的“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開始對馬思聰出走的經過進行調查，株連馬家親屬數十人。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於美國費城逝世。

馬思武：（1905年生－1968年7月11日），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二哥，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法語教授。早年留學法國，回國後曾在外貿部上海辦事處工作，文革時任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的法語教授。1967年1月馬思聰無法忍受運動中的批鬥迫害，秘密逃離中國，他的許多親戚朋友因此受到株連迫害。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馬思武被指控曾經幫助馬思聰“叛國投敵”。7 月10日在學校的主樓“君儒樓” 中被 “鬥爭”，有學生狠打他耳光。他被折磨到夜裏11點。第二天，1968年7月11日，馬思武從“君儒樓”頂跳下自殺身亡。當時63歲。他死後，在中國住了三十年的法國夫人只好離開中國，兩年後在法國去世。

千家駒：（1909年－2002年9月3日），筆名錢磊。中國經濟學家、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1年，千家駒考入位於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今金華一中前身），學習了一年，其間結識了湯恩伯、吳晗。一年後，轉入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師範部。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後，上海大學代表曾來該校發表演講，千家駒被打動。同年，經義烏籍同學季達才介紹，千家駒和中共杭州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通過信函聯絡，經中共領導人宣中華與潘楓塗介紹，千家駒加入中國國民黨，並隨即又加入中共黨，成為金華地區第一位中共黨黨員及第一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參與創立了中共金華黨組織並任負責人等職務。他還曾任金華學聯副主席。1925年寒假，千家駒回答家鄉武義，參與創建中共武義黨組織。1926年，17歲的千家駒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並隨即融入了北京大學的中國國民黨及中共黨組織。在北京大學期間，千家駒曾任北京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後又兼任共青團東城區委員。1928年因有人出賣而被捕，不久獲得釋放。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千家駒任“北京大學全體同學南下示威團”（簡稱“北大南下示威團”）宣傳委員，譴責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同年成立“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千家駒任非常學生會主席。1932年千家駒出任北平社會調查所職員（研究生）之後，1933年初，千家駒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4年，升任北平社會調查所助理研究員。1935年，兼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參加發起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與上海各界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取得聯系，還在南京應邀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授課，講 “中國的財政問題”。同年，千家駒還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骨幹成員，並先後編輯《社會科學雜誌》、《益世報》副刊《農村周刊》、《社會科學雜誌》等報刊。1937年1月，千家駒參出任廣西大學教授。蘆溝橋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抗戰，但仍然成立了廣西建設研究會，以維護廣西的地方利益，千家駒兼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並在此期間與中共的周恩來有過一次交談。1941年，千家駒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流亡香港，以賣文為生。日軍占領香港後，千家駒遇險，幸獲中共地下組織營救，方得脫險，經廣州灣回到廣西桂林。1942年後，千家駒先後流亡桂林、昭平、黃姚，獲聘為剛剛建成的黃姚中學校長。他先後參與主編救國會的《國民公論》月刊、主編農村經濟研究會《中國農村》月刊、參編《廣西日報》（昭平版）、《大眾生活》雜誌等。1945年，千家駒經梁漱溟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任民盟東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千家駒赴香港，曾任民盟南方總支部委員，後來出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1946年，創刊並主編《經濟通訊》周刊，獲聘為香港達德學院教授。1947年以前，千家駒曾經加入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1948年6月，千家駒等人發起“香港各僑團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工業復興大會”，曾主編香港《文匯報》的“經濟”副刊，還經常為《大公報》社評等撰稿。1948年12月，經中共安排，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等八人自香港乘坐輪船北上，在煙臺登陸之後，經灣南、石家莊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抵達次日的晚間，千家駒等人在朱德和周恩來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並進行了交談。1949年後，千家駒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後來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1955年，千家駒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兼任中央射穢主義學院副院長。千家駒還曾任民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民盟中央《爭鳴》月刊總編輯，民盟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委員會成員，華僑投資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先後出訪過朝鮮、蘇聯。千家駒主張“建立科學管理體製”，“批判地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以活躍經濟”等。1957年反右運動中，千家駒遭到批判，又曾一度批判章伯鈞、羅隆基。雖沒有被打成右派，但被要求反復為自己的“右派”言論作檢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千家駒遭民盟盟員鬥爭，被抄家、抽打、罰跪，受到酷刑，這是他畢生從未有過的經歷。千家駒得出的結論是：這就是追隨共黨一輩子、擁護共黨、擁護毛主義應有的報應。於是，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赴北京香山“鬼見愁”跳崖自殺，跳崖後在昏迷中獲救，並且覺得這次自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非常後悔。此後，文革期間千家駒被下放到遼寧省。文革結束後，千家駒積極幫助章伯鈞、羅隆基二人平反，並且一生為曾在反右運動中批判章伯鈞、羅隆基二人而深感歉疚。1980年代，在有關三峽工程上馬的巨大爭論中，千家駒成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代表人物。1987年11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其中收入了全國政協委員在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聲音。19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兩篇引人關註的文章，一篇是溫元凱所寫的有關大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文章，另一篇便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一文。這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首位民主人士公開批評現任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六四事件後千家駒逃往美國。1993年3月回國，2002年9月3日，千家駒在深圳逝世。

上官雲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女，原名韋均犖，中國話劇演員、中國內地演員。1962年獲推舉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1941年加入天地劇社，開始演藝生涯，首演話劇《雷雨》（飾丫鬟四鳳）獲得成功。並與張大炎離婚，與耶魯大學畢業生文人姚克結婚。1944年生女姚姚。後進入電影行業，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夢》、《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麗人行》、《希望在人間》、《烏鴉與麻雀》等。1946年與姚克離婚。1949年後加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出有《香飄萬裏》、《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影片。1951年與蘭心劇院經理程述堯結婚，1952年因程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牽連，離婚。有子韋然。1950年代，由主政上海的柯慶施特意安排，上官雲珠在錦江賓館與毛澤東見面，並成為毛澤東在上海的秘密情人。關系維持數年後即遭毛澤東拋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上官雲珠遭到殘酷迫害，公開的官方記錄是，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後，於1968年11月23日淩晨3時跳樓自殺。但也有當年的知情人提供信息表示上官雲珠是被專案組的人酷刑之後拋下樓摔死以造成自殺假象，終年48歲。

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1925年8月，自清華大學畢業後，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1930年，王造時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又創辦《自由論壇》雜誌。同時王造時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著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裏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執行委員。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1938年3月，王造時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幹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1951年起，王造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為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委員，征用了虹口區多倫路９３號花園洋房作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謬集》、《世界近代史》，譯著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等。1957年王造時被劃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沖擊。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抄了他的家並進駐住宅“長期作戰”。首先把他的妻子趕出家門，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小女兒被剃成陰陽頭遊街示眾，王造時每天在家裏接受審問、拷打、寫思想匯報、交代罪行……折磨了三個多月後，開批鬥大會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動的綱領、計劃和組織，王造時無法回答，於是被戴上手銬，宣布拘捕，並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監禁。入獄後，工資停發，兩個兒子的住院費無法支付，被趕出精神病院住在家裏。因醫院說他兩都是“武瘋”，跑出去會打人闖禍，繼母只好讓他們躺在床上，用繩子綁住雙腳。家裏沒有藥物，沒有錢，營養差，兩個兒子在王造時被捕後不到三個月就相繼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時的大女兒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癥，小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時在關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腎綜合癥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號竹溪，中國物理學家、教育家、文字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學生。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同年入該校研究院。1935年公費留英，193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大、清華大學。1943年，任《中國物理學報》編委兼幹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隨清華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為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1960-1966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屬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3年7月，當選為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8月當選為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數概論》出版，是一本為理論物理工作者編寫的著作，該書包括常用的各種主要特殊函數的運算方法與基本特性。著有《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導論》等教科書。他還曾任中國物理學會名詞委員會主任，創造了一批物理學新名詞的漢譯稱呼。在研究物理學的同時，他還潛心研究文字學，著有二百五十萬字《新部首大字典》，該詞典將《康熙字典》中的214個部首簡化為 56個，並且將五萬余個漢字按筆劃上下左右次序編排，檢索方便，收字齊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竹溪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北大五七幹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蟲病。1978年復出，秋，率中國大學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

王文寧：（？—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師大教師。１９５１年畢業於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１９５５年到蘇聯莫斯科師範學院留學。回來後在北師大教育系心理學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擔任教育系黨總支委員，負責統戰工作。在同事們眼中，王文寧為人忠厚，溫文爾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識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寧正在山西臨汾分校。文革開始後，分校開始出現大字報。在臨汾分校黨委安排下，王文寧去抄學生的大字報。不久後，這一行為便令她落下“反對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沖擊。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當晚便被揪出來在全系大會上批鬥。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後大小批鬥接連不斷。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師王文寧從家中四樓跳樓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號冷廬主人，中國目錄學家和版本學家。1924年，王重民入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中國古籍。1928年畢業。在北京圖書館開始了編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遺書、太平天國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各大圖書館抄錄了很多資料，並發表多篇關於敦煌及太平天國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實中法兩國政府交流項目上，他被選派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對該館所藏大量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圖書館的則是杜乃揚女士，她負責整理北圖所藏的法文書籍目錄。1937年4月，在法國巴黎與劉修業女士結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善本書。後返回中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建議成立圖書館學系。1949年，出任圖書館學系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講授和編寫了很多圖書館學的課題與文章，譬如：《中文工具書使用法》、《參考資料與參考工作》、《普通目錄學》、《歷史書籍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料》、《近代目錄史料》、《中國書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經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國學論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日本訪書誌補》、《太平天國官書》、《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善本醫籍經眼錄》、《徐光啟傳》、《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目錄學史料》、《四庫抽毀書提要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由袁同禮修訂）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給當年北京圖書館的軍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個別領導人提意見，8月被劃為右派，與黃現璠、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人並稱史學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職務的處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參加了四清運動。文革中被抄家關入牛棚。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記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隊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裏。原來，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自己的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1974年6月，毛澤東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並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校”中的“二校”，“兩校”領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鑒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鑒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鑒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鬥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晚上，系裏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 “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復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倫，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中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歷史學家。1915年考入大學，五四運動中任寧波學生聯合會秘書。1920年畢業後在鎮海、鄞縣、慈溪、奉化等地小學任教，其間，參加當地進步團體剡社。1922年5月始發表散文、詩作、小說，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完成短篇小說傑作《河豚子》，以極短的篇幅，平淡的語言對描繪了當時掙紮在死亡邊緣的農村百姓的絕望與無助，控訴了社會的黑暗與荒誕。同年長詩《洪爐》修訂完畢。1925年開始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說《疲憊者》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化界重視。1926年7月去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秘書、代科長，轉為中共黨黨員，其間常將機密材料向黨組織匯報。次年6月被捕，由莊崧甫保釋。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監獄》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會科學與普羅文學。10月日本當局逮捕中國進步留學生和中共黨人，被迫回國。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度擔任中共曹家渡區委負責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與中共黨失去聯系。1935年因《娜拉》案牽連，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誠等保釋。次年7月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文藝家協會，參加營救“七君子”的活動。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秘書長、參與夏衍創建的《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任編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黨，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委員。8月開始以巴人筆名發表文章，與許廣平、鄭振鐸、胡愈之等共同編輯《魯迅全集》。1939年春起領導上海文藝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執教南洋華僑師範，與胡愈之、郁達夫等領導文化界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42年2月與雷德容等飄泊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1943年遭侵印尼日軍通緝，隱居原始叢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種維生。日本投降後，參加蘇島華僑民主同盟，主編《前進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報》(1945年創辦)，寫成大型話劇《五祖廟》，並為對被殺害的郁達夫撰寫悼文，要求嚴懲兇手。1947年7月被荷蘭軍隊逮捕，經組織營救獲釋，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縣，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三室綜合研究組組長等職。翌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950年任中共國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1952年1月被調回國，任外交部黨組成員、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1954年雜文集《文學論稿》問世，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批評。同年4月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1957年任社長兼黨委書記，為出版社的發展擴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積極參與“反右傾”運動，主持了對馮雪峰、聶紺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點名批評巴人，指出巴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且巴人曾在國民黨任職，從而導致巴人作為文學界的代表人物，與史學界的尚鉞，經濟學界孫冶方開始共同受嚴重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剝奪文學創作權利後，他轉向史學研究。於1966年初完成160萬字史學專著《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隔離審查。被抄家，受盡折磨。1968年開始有大字報宣傳巴人是郁達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嚴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鄉，安置在村西頭的兩間舊茅屋裏，嚴重的摧殘使得他精神崩潰，於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著甚豐。

王亞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國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時兼任中學英語教員以維持生活。受武漢中小學教員黨政練訓處負責人董必武影響。1927年在長沙參加北伐軍，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從武昌東下上海、又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結識了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人決定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製定嚴密計劃，先用8年時間翻譯馬克屎之前的6部經濟學和經濟史名著，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為全譯《資本論》打開通道。1929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研究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從事寫作並開始翻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為翻譯《資本論》奠定基礎。“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在上海以翻譯和教書為業，並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後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在此期間與郭大力合譯的李嘉圖《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1932年）、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經濟學著作，自己著述《經濟學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等也陸續問世，在學術界開始嶄露頭角。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德、英等國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歐資本主義製度，廣泛搜集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與事跡，並繼續進行經濟學的寫作和翻譯。1935年他回到上海，與郭大力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於1938年出版馬克屎著作《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同年到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接受周恩來的指導。1940年9月，被聘為在廣東坪石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華，與王亞南深入探討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同年應邀兼任當時內遷至長汀的廈門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講授《高級經濟學》、《中國土地問題》等專題。1945年秋，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學系主任。1948年，《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職於清華大學。1950年6月任廈門大學校長。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兼常委、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會主席、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著有《王亞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廈大參加中共黨。在文革中，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王亞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亞南在遭受數年殘酷折磨與迫害後，在上海華東醫院含冤而逝。王亞南在臥病期間曾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製製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製製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我並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出戲的結局，看一看幾個醜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

王西彥：（1914年－1999年9月24日）。著名作家、文學教授。1931年，王西彥在南京《橄欖月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殘夢》。193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開始文學創作。最早的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抗戰初期，赴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戰地作民運工作。武漢淪陷後，到湖南《觀察日報》和塘田講學院從事編輯、教學工作。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1942年後，先後擔任桂林師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抗戰後期開始寫長篇小說“追尋”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同時又寫作“農村婦女三部曲”：《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和《換來的靈魂》，但第3部未完成。1946年寫的短篇小說《人的世界》，寫海濱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幾個月內更換的五戶人家，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的痛苦精神狀態。作品在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上頗具特色。1947年秋到1949年任教於南寧師範學院。1953年擔任上海《文藝月報》編委。1954年4月，調任專業作家，王西彥結束了長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同年5月，上海市政協成立，王西彥即擔任第一屆政協委員。並以湘東老蘇區土改運動為題材寫作長篇小說《春回地暖》，大篇幅描寫農村變革的急劇鬥爭，稍後又出版了描寫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夜宿集》、《鄉井》、《鄉下的朋友》、《尋夢者》、《人性殺戮》、《還鄉》，長篇小說《古屋》、《尋夢者》、《神的失落》、《村野戀人》、《微賤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等。1965年4月，王西彥和邵荃麟一起被誣為“資產階級在文藝界的代理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提倡者”，大加撻伐。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西彥因在以前發表的一篇散文裏引用了浙東俗語“民心若不順，皇帝下龍廷”，而被當作首批反黨反射穢主義分子公開點名批判。《解放日報》、《文匯報》都為此發表社論，不少報刊出版聲討專輯，《文匯報》在搜集“罪證”時，連續出版《王西彥反黨反射穢主義材料》達五六冊之多。一夜之間，王西彥成了“專政對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資被扣，戴高帽子遊街，罰跪挨打受盡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巴金後來在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彥一起關“牛棚”的日子。文革結束，從“牛棚”中出來的王西彥成了巴金的摯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曾用筆名洛蝕文、方典、函雨等。著名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輾轉天津、青島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共黨。在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曾在上海戲劇交誼社工作。後在上海《文藝通訊》負責組織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參加編輯《奔流》和《奔流新輯》。1942年任上海地下黨文委。1945年負責編輯《時代日報》副刊《熱風》。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負責編輯《聯合晚報》副刊《夕拾》。此後在北京鐵道學院任中文講師，在上海負責編輯《展望》雜誌。1949年中共黨取得政權後，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黨組成員、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文學處處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等職。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研究上開辟新路，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是中國1949年以來學術界的標誌性領軍人物，有“北錢（鐘書）南王（元化）”與“北李（慎之）南王（元化）”這兩種稱謂。所著宏富，在其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出版了《向著真實》、《文學沈思錄》、《文心雕龍講疏》、《文心雕龍創作論》、《清園夜讀》、《思辨隨筆》、《九十年代反思錄》、《讀莎士比亞》、《讀黑格爾》等，逝世前《王元化集》（十卷）出版。1955年受胡風事件牽連，受到迫害，1959年底，王元化經歷幾乎精神崩潰的數年審查後，被定為胡風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六級。他自稱一生經歷了三次大的反思，對於從“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論點獨立於權力之外，獨立於公眾輿論之外，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由於他成長於1920年代的清華園，受到當時大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影響甚深，並專心研讀陳寅恪的著作。一生信奉共產主義的他，晚年對於中國現在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盛行，文明的物質化、庸俗化和異化深感憂慮，並引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世界不再令人著迷。＂至1981年獲平反。

王瑤：（1914年－1989年12月13日），字昭深。文學史家、教育家，中國中古文學研究的開拓者、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王瑤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因其學識淵博，思想解放，在校內獲得美譽“小周揚”、“小胡風”。1935年，參與反對“華北自治”學生運動，並成為其中骨幹。1936年5月，加入中共黨。11月1日，受命主編《清華周刊》第45卷。1937年暑假，回鄉，不久抗戰爆發，因戰亂未能隨學校南遷，困於家鄉，以從商和幫人輔導功課而糊口生活。同時也因此與黨組織脫離。1942年，南下成都，在當地的中學任教員教書生活，不久遷往昆明，同樣在當地的中學教書。9月，正式在西南聯大復學，其後考入清華研究院中國文學部，師從朱自清攻讀和研究漢魏六朝等中古文學。隨後在清華從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研究。1943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學系，同年在清華大學復員。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因成績優異得以留校任教。1944年，經朱自清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積極從事愛國民主化運動。1946年，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王瑤隨校返教，中文系講師、副教授等職。與杜琇相戀。中共國成立前三年中，王瑤先後在《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周刊》、《清華學報》、《國文月刊》、《文藝復興》等全國性報刊雜誌上發表研究中古文學論文30余篇，內容涉及中古文學中許多重要學術課題，史料詳盡豐富，觀點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論證的方法更是獨辟蹊徑，從而奠定了王瑤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1951年11月，全國文聯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開展的“洗澡”運動中被作為重點批判對象進行批判。1952年，服從院系調整後改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等課程。5月，《中國新文學史稿》脫稿。1953年，《中國新文學史稿》正式出版，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一項空白，同時王瑤也因此成為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學科的奠基人。1954年11月，撰文《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直接參與了對俞平伯的批判，以後多不願提及此事。1958年，“反右派”鬥爭中被當作學術上的“白旗”受到批判。1966年8月24日，被西頤中學紅衛兵與北大中文系紅衛兵先後抄家。9月，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1968年8月，被關進牛棚，接受審查與監督勞動。1973年，結束在“五七”幹校的審查批判，回到北京。

王瑩：（1913年3月8日－1974年3月3日），女，原名喻誌華，又名王克勤，乳名桂貞，中國話劇及電影演員、作家。1922年她參加了上海蕓術劇社的演出。在《炭坑夫》《西線無戰事》等的話劇中以扮演兒童角色初次亮相。作為一名天才兒童而受到了歡迎。1928年喻誌華改名為王瑩。1930年她加入了中共黨，後入復旦大學文學系學習。1932年後，在辛酉、聯合、四十年代等劇社中演出話劇，同時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女性的吶喊》、《鐵板紅淚錄》等影片中有所表演。1934年王瑩赴日本東京大學藝術系學習。1935年回國，曾在電通影片公司主演《自由神》。1936年主演了話劇《賽金花》。(《賽金花》是夏衍創作的話劇劇本，為了女主角賽金花的角色人選，藍蘋，後來的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同選角負責人鬧得不可開交。初選之後，《賽金花》女主角確定為王瑩。1936年11月，金山、王瑩與其他演員和職員成立了"四十年代劇社"，與上海金城大戲院簽了約。11月19號公演話劇《賽金花》，王瑩出演女主角，《賽金花》上演後，場場爆滿，連續二十場的出演，讓21歲的王瑩一舉成名，轟動上海灘。王瑩的成名，讓江青氣急敗壞，加之當時小報報道江青爭演《賽金花》落敗的事件，更讓藍蘋覺得沒有面子，對王瑩嫉恨在心。這個始末，導致了江青對王瑩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37年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三隊。1939年任新中國劇團副團長兼演員。1942年，王瑩離開重慶去美國，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王瑩和丈夫謝和庚一起，前往美國學習，王瑩先在耶魯大學攻讀文學，後去鄧肯舞蹈學校，常與美國文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賽珍珠、美國著名戲劇家勃萊希特以及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交往，並幫助史沫特萊擬定朱德將軍傳記。1955年王瑩夫婦回國，王瑩任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劇本創作所、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在新加坡，徐悲鴻在為王瑩作題為《放下你的鞭子》的畫上題詞：“中華女傑——王瑩”，此畫由陳嘉庚珍藏，現存臺北博物館。著有長篇小說《寶姑》、《兩種美國人》等。文化大革命中，王瑩被抓進監牢，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國特務”，和丈夫謝和賡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在獄中她遭受了長達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後，她全身癱瘓，失去說話能力。1974年3月3日下午慘死於獄中，差5天61歲 。

王式廓：(1911年－1973年5月22日 ) ，字子容。現實主義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930年入濟南愛美高中藝師科學習西畫，開始學習西畫。1932年秋入私立北平京華美術學院，1933年又到國立杭州藝專，學習西畫兼學油畫、水彩畫，並經常觀摩大師作畫，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藝術。1935年在上海美專畢業後，1936年考入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1937年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畫了大量巨幅抗日宣傳畫，像《總動員》、《保衛家鄉》、《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敵》、《再上前線》、《臺兒莊大捷》等等。1938年八月到延安，在魯藝學院美術系任教員兼研究員，並於1942年9月加入中共黨。在大生產運動中獲得勞動模範稱號。在延安的八年，他主要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同時，創作了大量反映現實的美術作品。其代表作有木刻《開荒》，油畫《自衛軍宣誓》《平型關戰鬥》，漫畫《希特勒的戰車》，素描《安塞縣女縣長》，黑白版畫《二流子轉變》（1943年作品）等，標誌著他繪畫藝術的成熟。1947年，調到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任教授兼研究員。次年，又調華北大學任教授、研究員。後隨軍進駐北平。歷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員會委員、中國美協常務理事等職。他的作品備受徐悲鴻稱贊，也被日本著名畫家譽為“中國的塞尚”。他的一生，留下許多木刻、油畫、素描、漫畫、黑白版畫和書法等作品，1966年，空前的劫難從天而降，中央美院成了文革的重災區，教授、副教授、講師個個成了“牛鬼蛇神”。他們面臨家被查抄、被批鬥、被皮帶抽打的噩運，王式廓更因被誣告為暗藏多年的特務而被關押、刑訊、毒打、隔離、批鬥，於是，這位已屆耳順之年的老畫家從此陷入無止盡的磨難之中，蒙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羞辱。後來，王式廓因為下放勞動，身體受到嚴重損害。5月22日下午，在畫一老一少農民的頭像時，因勞累過度手握畫筆倒在油畫架旁，就這樣王式廓教授不幸與世長辭。

王季梁：（1888年－1966年12月28日），化學家，中國現代化學開拓者之一，中國分析化學和中國化學史研究先驅。1909年赴美，先後獲美國裏海大學學士，密尼蘇達大學碩士。1915年回國後，曾任教湖南高師，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浙江高工，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先後任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等職。王季梁曾長期擔任“中國科學社”的組織領導工作，歷任理事，總幹事，社長。並在二、三十年代長期擔任《科學》雜誌主編。曾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參與創建我國第一個國家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並擔任第一任化學所所長（1928-1934）。三十年代曾參與建立“中國化學會”，並為成立大會主席。他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早拿試管作分析化學實驗的中國人。他也是有史以來，最早在中國設置現代化學實驗室的化學家之一。1925年他撰寫的《關於中國古代金屬錢幣化學成分分析》的論文標誌著現代分析化學學科在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人第一次用現代分析化學的方法從事中國古代科技和金屬冶煉發展史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王季梁受高教部的委托，與他的學生戚文彬編寫了全國高等師範院校通用的《分析化學》教材。20世紀60年代，年近八旬的王季梁，又定下了完成《中國化學史稿》的科研計劃。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養貓和花被處死拔掉。被抄走錢財後來發還，緣於“上頭”發話“王季梁教授是保護對像”。在1966年年底的12月28號，王季梁家中走進來一個自稱是紅衛兵的年輕人，而他的身份是一個大學生，此人從抄家紅衛兵那裏得到內幕消息，王季梁家的財錢已經發還了。為了謀財，他用隨身攜帶的一根鐵棒，從背後偷襲了王季梁，一代科學巨匠就此離世。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乳名德璋，號仲濟。生物學家，我國生物學的重要開拓者。我國原生動物學的奠基人。我國淡水輪蟲學的開創人。1914年7月至1917年6月，先後在上海江蘇省立第一商業學校、江蘇南通私立專門紡織學校預科、南京私立金陵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今金陵中學）學習。1917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改為國立東南大學），攻讀農學、生物學。1921年6月畢業，任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今南師附中）自然和生物學教員。1922年7月至1924年11月，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員，師從秉誌等教授，並於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在東大生物系補足大學本科畢業的學分，1923年6月獲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學士學位。 1925年1月，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動物系深造，1928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時被授予優秀生物工作者金質獎章。其間，1925年1月至1928年9月被聘為美國韋斯特生物研究所訪問學者和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28年9月，任耶魯大學斯特林研究員。1929年7月回國，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動物學部研究員和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1934年7月，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改為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所長。1937年抗戰爆發，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輾轉西遷。1944年5月，中研院動植物研究所分建為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所長。1948年，王家楫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李約瑟教授邀請赴英國考察，歷時3個多月。返國後，正值國民黨當局命令各研究所遷臺，而王家楫決定留在祖國大陸。1950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所長。1954年，王家楫兼任“九三”學社武漢分社主任委員，為了中國淡水水生生物研究事業的發展，他支持科學院領導將所址由上海遷往武漢的決定。1959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長。他的一篇《中國淡水輪蟲誌》專著首次對分布在我國沼澤、池塘、湖泊和水庫內常見輪蟲252個種形態、生理、生態及親緣關系進行了描述；對我國原生動物學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66年文革開始後，王家楫遭批判鬥辱抄家。1969年“毛澤東軍工宣隊”懷疑王家楫為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系統骨幹，將其毒打至昏厥，軍代表怕承擔責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監外候審。戴著“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挨至1976年終因傷病過重不起離世。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字暢安。著名收藏家、文物鑒賞家、學者。1938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國文系，獲學士學位。1941年畢業於該校研究院，獲碩士學位。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次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1948年6月，被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期滿後，拒絕了弗利爾了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原職。王世襄使井市的“雕蟲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家”。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粗算就有蟋蟀、鴿子、大鷹、獾狗、摜交、烹飪、火繪、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舍得花錢，舍得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為了窮究玩物的底裏，又與許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虛心請教。沈潛既久，他於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詩詞家、書法家、火繪家、馴鷹家、烹飪家、美食家、美術史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文物鑒定家、民俗學家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對“三反”後的處理有意見，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沖擊，1969年10月在患肺結核活動期中，下放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勞動，其間牧牛、放鴨、養豬、種菜、插秧……什麽活都幹過，什麽苦也吃過。文革之初，王世襄耳聞目睹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已經預感到家裏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會被劃入“四舊”之列，遭到滅頂之災。於是王世襄他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來抄家。他心裏不願意與這些朝夕相處的文物分離，但又不忍心看到它們毀在家裏。王世襄這種明智的選擇使自己的珍品躲過了一劫，並在日後又重新收回了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

王鐵崖：（1913年7月6日－2003年1月12日），原名慶純，號石蒂。中國當代傑出的國際法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29年，王鐵崖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初修外語，後改入政治系。1931年轉學入清華大學政治系。1933年畢業後保送清華研究院，師從周鯁生攻讀國際法。193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通過中美庚款留學考試。1937年夏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國際法大師勞特派特，繼續研讀國際法。1939年夏王鐵崖返國，曾短期出任《世界政治》雜誌編輯。後經周鯁生邀請，於1940年受聘於樂山武漢大學，開始了他長達62年的國際法教學生涯。1942年轉往重慶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任教，1946年秋，受周炳林和錢端升邀請北上，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講授國際法，由此開始了他在北京大學的56個春秋。1947年，繼錢端升之後任政治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應翦伯贊邀請受聘歷史系，講授國際關系史，同時擔任國際關系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轉任法律系，任國際法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間完成三大卷的《中外舊約章匯編》。主要作品有《在華領事裁判製度》、《租借地問題》、《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聯合國與國際法》等論文；主編有《國際法》教科書；撰有《新約研究》、《戰爭與條約》、《中國與國際法—歷史與當代》（英文）、《國際法引論》等專題論著；編纂有《中外舊約章匯編》（3卷）、《海洋法資料匯編》等資料十幾種；主要譯著有《國際法原理》（凱爾森著）、《奧本海國際法》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中斷了教研活動。在此期間編輯了《海洋法資料匯編》，翻譯了凱爾森的《國際法原理》，並與陳體強等翻譯了《海上國際法》。1964年恢復教學研究工作，又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再次中斷，重陷批鬥、勞改的逆境。1977年後王鐵崖重返講臺，開始了振興中國國際法學的一系列重要活動。

王靜如：（1903年10月6日－1990年10月2日），原名振宇、號凈之，筆名斐烈。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主要從事西夏史、西夏文的研究。於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語言學家趙元任。1929年畢業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33年赴歐洲留學，在法國、英國、德國等地從事語言學與歷史學研究。1936年回國後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法大學教授，並兼任過輔仁大學、燕京大學、中國大學等校教授。中共國成立後，王靜如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3年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室主任。1958年起又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室主任。王靜如以其在西夏學領域的研究而知名，1932年至1933年編著的《西夏研究》三輯是其代表作品。語言學家趙元任、歷史學家陳寅恪為此書作序，稱贊王靜如是“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學道路的首創者”。他也因此獲得1936年儒蓮獎。除西夏學研究之外，他還從事漢語音韻學，中國歷代少數民族（契丹、女真、突厥、吐蕃、回鶻、達斡爾、苗、土家等）語言、文字、歷史等領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了嚴酷的迫害。文革後復出，卻再無著作問世。

王洛賓：（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原名王榮庭，曾用名艾依尼丁，中國作曲家和民族音樂學家。1925年考入通縣基督教會創辦的潞河中學，在唱詩課裏接觸到了西洋合聲，使他喜歡上了音樂。於1930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聲樂和鋼琴。後考入哈爾濱俄僑音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和七弦琴演奏。1934年母親病故後，中東鐵路招工，赴黑龍江省，在橫道河子站當信號員。當時中東鐵路局有一個蘇僑交響樂團，王洛賓在休班時常去看演出。後考入哈爾濱俄僑音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和七弦琴演奏。1935年4月1日王絡賓在哈爾濱參加了侯小古組織的口琴隊。此時塞克寫一本話劇《北歸》，主題歌《離別情意》由王洛賓作曲，受到好評，開啟了音樂創作之路。1937年“4•15”事件發生，口琴隊長侯小古被捕，口琴隊被迫解散。1938年4月王洛賓、羅珊（王洛賓妻子）、蕭軍、塞克、朱星南五人從哈爾濱赴蘭州，參加西北抗戰劇團。西北抗戰劇團隸屬於甘肅省教育廳，但實際上是“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指導下的一個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團體，1938年11月劇團被甘肅當局解散。王洛賓在西寧回中任教，羅珊在西寧女中任教。這期間王洛賓改編西部民歌，創作了《在那遙遠的地方》、《達阪城的姑娘》，使王洛賓成為國內知名的作曲家。1941年1月，羅珊稱去蘭州看病，結果就一去不復返。1941年3月，王洛賓到蘭州找羅珊，羅珊提出離婚，王洛賓同意登報離婚。隨後不久王洛賓因“共黨嫌疑”被軍統逮捕入獄。王洛賓當時並不是中共黨員，甚至連黨組織的發展對象都算不上。在蘭州軍統大砂溝政治人員看守所中受嚴刑拷打。王洛賓在獄中為隨母關押的3歲小女孩羅立力創作了歌曲《蠶豆謠》。1944年2月，因沒有任何證據，王洛賓由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保釋出獄。回到西寧在昆侖中學任音樂教師，又在青海省教育廳做地方幹部訓練團教育科長及教導處長，還在馬步芳軍隊中任軍官訓練團教官、政工處長，上校軍銜。王洛賓成了青海軍、政、學界共同的音樂教官。1947年底王洛賓回北平省親，馬步芳還委派王洛賓為特使，向60大壽的傅作義送壽禮。1949年9月，王洛賓以國民黨起義人員身份在西寧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隨部隊翻越祁連山後在酒泉被解放軍第一兵團任命為兵團政治部宣傳部文藝科副科長。隨軍進入新疆後，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藝科長。1950年5月，王洛賓請假到西寧探親，因當時青海省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社會氣氛緊張，王洛賓全家搬到蘭州，王洛賓在蘭州寫信給新疆軍區政治部要求辭職。1950年11月王洛賓攜家屬回北京居住，並到北京八中任教。1951年3月15日，嶽父、妻子黃靜和三個孩子一起都在北京落了戶。1951年6月，王洛賓被捕押回新疆；妻子黃靜受驚嚇臥床不起，留下三個無人照料的兒子離開了人間。1952年2月，新疆軍區軍法處以長期逾假不歸為由判處王洛賓兩年勞役。1954年8月被釋放後，被安排到南疆軍區文工團任音樂教員。1960年4月因歷史問題被捕，1961年被新疆軍區軍事法院判刑十五年。1962年，王洛賓被假釋出獄，在新疆軍區文工團創作節目、做聲樂教員。1965年4月，王洛賓離開文工團出走，不久即被捕回，送烏魯木齊的新疆第一監獄磚窯大隊服刑，1975年5月22日刑滿釋放。最初留在監獄做工生活。1975年底，中國政府赦免在押的國民黨黨政軍團級以上人員並安排工作，落實政策；王洛賓在中共建政前是青海馬家軍的政訓處長、上校軍銜，也應屬於落實政策範圍；但其原單位沒有及時為其安置，監獄方面也不再接續允許王洛賓落戶工作；王洛賓無家可歸，只得在烏魯木齊打零工。1981年7月6日為王洛賓舉行了平反大會，任新疆軍區文工團藝術顧問。主要作品有：《在那遙遠的地方》、《達阪城的姑娘》、《半個月亮爬上來》、《掀起你的蓋頭來》、《阿拉木汗》、《青春舞曲》等。

王德一：（1937年－1970年），錢瑗前夫，著名作家錢鐘書的女婿。北師大歷史教授。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全年級九十余人，分為三個班，他在二班。當時錢瑗在俄語系上學，與王德一是同一屆學生。1959年7月畢業時，王德一留校在歷史系當助教。被分配到中國近代史教研組，一直沒有調動，參加工作不久就承擔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任務，課講得不錯，頗受學生歡迎。錢璦也於1959年7月畢業時也留校工作，在俄語系當助教。1968年初，錢瑗與王德一結婚。根據王德一的嶽母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中記載：“德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他們大學裏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德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裏。那時候德一已回校，阿圓（錢鐘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的小名）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德一，逼他交出名單。德一就自殺了。”時年33歲。

王仲聞：（1901－1969年11月12日），名高明，以字行。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校註家，學者。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次子。曾任中華書局臨時編輯。長於詞學，曾參與《全宋詞》的校訂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註》、《唐五代詞》、《南唐二主詞校訂》、《讀詞識小》及《蕙風詞話．人間詞話》（校註）等。1957年因參與創辦同人刊物《藝文誌》而成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處理，被追究“歷史反革命”問題，口頭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監督，強製退職。在南海艇隊工作的次子王慶同、在武漢測繪學院就讀的三子王慶山，均被劃為“右派分子”。後經由徐調孚先生推薦，被愛才若渴的中華書局金燦然總經理請到中華，成為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一直工作到寫下那封給文學組之信的那個時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獻，以“宋人”自詡。尤長於詞學，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書外，還有《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署名王幼安）、《詩人玉屑》點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平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幸存於檔案中，經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經發表。二是《讀詞識小》，約20萬言。錢鐘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並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與《全宋詞》署名同樣的原因而暫停付印。文革中遺失。現在我們從《全宋詞》的審讀加工記錄中，可以約略看到《讀詞識小》的影子。1966年文革爆發，中華書局受到直接沖擊，王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學組，交代未盡事宜。時《唐五代詞新編》已基本成稿，在運動中遺失。家居。仍廢寢忘食，專意從事著述。1969年冬，因“朱（學範）、谷（春藩）特務集團”案牽連，被專案組隔離審查。11月12日服毒自殺。

王為一：（1912年—2013年10月8日），中國內地導演、編劇。1931年，就讀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全部校舍毀於戰火，王為一失學 ，全家在蘇州木瀆避難三個月；8月，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辦的研究所；同年，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下的“美專劇團”，結識了劇團負責人即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趙丹和徐韜，此外，因擅長拉二胡，被挑選為影片《漁光曲》配樂。1933年加入陳鯉庭的“駱駝劇社”赴嘉定演出，並主演了舞臺劇《放下你的鞭子》。1934年進入藝華影業公司當場記，參加的第一部影片是由陽翰笙擔任編劇的劇情電影《生之哀歌》；同年考入聶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民樂隊；4月在聶耳的主持下，為民樂隊灌製《金蛇狂舞》和《翠堤春曉》唱片一張，並為胡蝶演唱的電影插曲伴奏，王為一奏二胡和洋琴；此外，還為電影《桃李劫》灌製《畢業歌》，充當歌唱員；10月，因被國民黨通緝，經司徒慧敏介紹，乘船去香港，進入蘇怡主持的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從香港回到上海，參加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第三次公演。1936年作為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小分隊，與徐韜、田蔚、張客、於茵等人組成青鳥劇社 。1937年策劃執導諷刺國民黨的話劇《過關》。1938年，在抗敵劇團自編自導活報劇《為自由和平而戰》，同年，在武漢編導獨幕劇《宣傳》；9月，進入中國電影製片廠，赴重慶復排《為自由和平而戰》；隨後，在話劇《上海屋檐下》中扮演小學教員；此外，還在話劇《全民總動員》中扮演農民。1939年9月，在新疆迪化參演抗日話劇《戰鬥》。1940年1月，新疆實驗劇團演出了話劇《故鄉》。1941年1月，實驗劇團公演了多幕劇《古城的怒吼》。2月，王為一在新疆入獄，1945年在新疆獲得釋放。1946年8月回到上海，加入聯華影藝社，後改為昆侖影業公司，王為一擔任副導演；同年，擔任劇情電影《八千裏路雲和月》的副導演。1948年，與徐韜合作執導了反映知識婦女的劇情電影《關不住的春光》。1949年獨立執導南國影業公司的第一部粵語片《珠江淚》，影片在 1949—1955年中國優秀影片評獎大會上，獲得了榮譽獎。1950年在廣州籌建珠江電影製片廠，擔任廠長；同年擔任華南文藝學院戲劇部主任。1954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上映。1955年執導由蘇曼意、柳傑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的園地》；同年正式調至上海“天馬廠”，舉家遷往上海。1956年，加入中共黨 。1957年執導劇情電影《椰林曲》；同年，王為一將新疆獄中認識的哈薩克族民歌手哈爾曼•阿克提的民歌整理成《遊牧之歌》。1958年執導劇情電影《鐵窗烈火》。1960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英雄詩篇》上映。1962年與蔡楚生聯合執導的劇情電影《南海潮》。1963年執導粵語喜劇片《七十二家房客》。1965年7月由其執導的喜劇電影《打銅鑼、補鍋：補鍋》上映。1966年在《電影藝術》第2期發表文章《〈打銅鑼〉〈補鍋〉導演隨記》；6月中旬因《七十二家房客》被列為“毒草影片”，王為一被關進牛棚。後被送往白雲山軟禁，與家庭音信斷絕。1968年12月15日，開始在廣東英德縣沙子壩的勞改茶場參加勞動。1971年，從“五七幹校”解放，但仍受群眾“監督” 。1972年6 月，從“五七幹校”調回珠影廠 。

王學泰：（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由於父親16歲離開家鄉山西省清源縣（清源縣後與徐溝縣合並為清徐縣），到內蒙古的綏遠學織地毯，學成後到北京辦廠，全家定居北京。王學泰194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山西清源。在北京上學期間，與遇羅克是同學。1964年，王學泰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1970年在北京房山中學工作。1975年，因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批評言論，王學泰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被關押在北京k字樓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監獄，這段經歷被記錄在他的著作《監獄瑣記》中。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民間思想家。1963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965年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因拒絕交出日記，不能加入共青團。 1966年6月在日記中，寫下批判文革言論。被造反派打成反動學生，其日記被展覽，隨後入獄兩年。1968年出獄，隨學校老師去奉賢“五七幹校”勞動，後從幹校回來，留校監督勞動。1976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女友。學校保衛科對他的戀愛橫加幹涉，通知女方說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致使女方決定與他斷交。王申酉動手寫一封長信，全面介紹他自己的思想觀點。監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審查，他拒絕交出，發生扭打，又被投進監獄。審判員要他將被撕毀的他給女友的反動長信重寫出來。他在六天內寫了六萬字，內容包括︰“我的馬克屎主義世界觀，關於蘇聯歷史，關於中國歷史，關於‘文化大革命’，關於毛主席”。他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對毛澤東一分為二，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空想射穢主義”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義問題。他還認為中國社會非變革不可，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再“閉國自守”，要開展對外貿易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會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區法院原先判處王申酉死緩。上海市法院改為死刑，立即執行。最終，在一天內上海市革委會領導聽取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6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個。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上海盧灣區體育館，在三萬人公審大會上被宣判死刑。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即被押赴刑場槍決。年僅31歲。著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女，政見異議者。7歲時母親去世，12歲時父親過世，16歲時考入天主教開封教區主顧修女會所辦靜宜女子中學，王佩英從這所教會學校初中畢業。1934年，王佩英與張以成（1911年生，河北保定地區人，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結婚，而後前往北平，不久長女玲玲出生（11歲時夭折）。1940年，長子張運生出生，家境清貧。1940年冬，全家返回開封（時為日本占領）。1941年，張以成在中華通訊社擔任明碼譯電員，後被日本憲兵錯抓入獄，獲釋後引起中共地下黨註意，1943年，張以成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49年中共軍攻占鄭州，此後王佩英開始在鄭州郵局工作，同年調往鄭州鐵路局秘書室任業務員。1950年，王佩英申請加入中共黨，1952年5月正式入黨。1955年，舉家遷往北京，王佩英從鄭州鐵路局調往鐵道部機關，先後在鐵道部工廠設計事務所托兒所、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托兒所任保育員。這段時間，家境較寬裕，張以成月薪138元，王佩英70元，有三居室住房，並請有一個保姆。1956年12月31日，最小的女兒張可心出生。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王佩英也捐出了自家的大鐵鍋。1959年初，因不小心將熱水潑到了托兒所小孩身上，被調職到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總務科任單身宿舍服務員（清潔工）。1960年11月，張以成因患肝病去世。王佩英月薪為48.5元，除了長子運生已工作並有月薪37元外，還有7個子女需要照料，家庭經濟轉為困難，後組織上決定每月給予補助30元，直到這幾個孩子成年。張以成去世後不久，王佩英購買了一尊毛澤東白瓷像放在家裏。王佩英的家鄉開封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饑荒嚴重。1961年至1962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分歧逐漸公開，王佩英支持劉少奇，認為“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曾被送往北京安定醫院看病，由專業設計院派車接送。1965年之後至文革期間，王佩英先後多次公開支持劉少奇、赫魯曉夫、陳獨秀等。1965年4月，王佩英要求退黨，她認為“共產黨員都有特殊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撒熱血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主席，赫魯曉夫說得對”。“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止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了。”“我已向組織部正式宣誓，我右手打倒共產黨，左手打倒反動派，雙手打倒全世界人民公敵。”後王佩英又提出書面退黨申請。1968年10月21日，中共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她被捆綁毒打，1969年下半年被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區遊鬥。她口內被塞入磚頭，下頜被掰成脫臼。1970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保衛組提出將王佩英判處死刑。1970年1月18日，經公安部領導小組謝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請示，1月22日獲批，由中共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下達“刑字第19號”判決書，1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公審，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即被押赴蘆溝橋執行槍決。當時，由於擔心她喊出口號，她的咽喉被細繩勒住。甚至她可能在押往蘆溝橋槍決的囚車上，就已被勒死。電臺廣播此批案犯罪行時，對王佩英的案情介紹如下：十一、現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歲，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勤雜工。王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書寫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余張，反動詩詞三十余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機關食堂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極其惡毒地攻擊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我國射穢主義製度。王犯在押期間仍堅持與人民為敵，瘋狂地咒罵我黨，其反革命氣焰囂張到極點。……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進一步落實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氣焰，……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執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70年1月27日。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壽華，筆名若望、若涵、若木。民運人士。1934年，因參加罷工，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獲釋後赴延安，加入中共黨。1944年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期間，公開批評上級領導黎玉，認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後在審幹運動中，王若望被認為煽動其他人反黨，在中共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經決定將其定性為“特務”，並把定性情況通報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準。後來由於羅榮桓出面，認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並非特務和敵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等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鄉勞動，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澤東，入獄四年。1978年，獲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1989年，因參與八九民運被捕，入獄14個月。1991年1月，明報出版社出版自傳體長篇小說《王若望自傳》（原名自我感覺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國。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於紐約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筆名天藍、白木、白木次郎。中國作家、詩人。少年時在家鄉南昌王家村讀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遠中學念初中時，王名衡開始發表舊體詩。1932年，王名衡發表了第一首新詩《一個蒼蠅的自殺》。同年，考入浙江大學。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開除。隨後轉入燕京大學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聯盟委員兼出版委員，主編北平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聯合文學》，同時主編北平各大學文藝青年團體的刊物《大學文藝》。同年9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還創作並發表了許多自由體詩歌。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運動並任10個學生支隊的支隊長之一。1937年春，經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負責人介紹，來到黃河八路軍防區，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由一位羅將軍介紹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後在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任秘書、翻譯及《前線》雜誌助理編輯。在山西前線，他創作出一批反映抗戰生活的詩歌。調回延安後，1938年加入中共黨。歷任軍委總政治部通訊股股長、火線通訊社社長。1943年任魯迅藝術文學院教員、文學編譯科科長、文學系黨支部書記。在延安期間，寫出《隊長騎馬去了》等詩歌，參加了《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一書的翻譯。1945年，作為赴東北幹部大隊領導之一率隊開赴中國東北，曾任黑龍江勃利土改工作團團長，曾經主編中共遼西省委機關報《勝利報》主編、西滿分局機關報《西滿日報》副主編、《東北工人》報主編，還曾任東北總工會宣傳部長、本溪煤鐵公司鐵礦部部長。1947年，任《北滿日報》主編，在《新華日報》、《東北日報》、《人民日報》發表許多文章。中共國成立後，1949年任東北煤礦總工會副主席。1952年調任中央高級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像太陽般升起》、《隊長騎馬去了》、《預言》、《天藍詩選》等；譯著有《演劇教程》、《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馬克屎致庫格曼書信集》、《演劇教程》、達•芬奇《美學筆記》、亞裏士多德《詩學》等。1956年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黨校任資料員。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縣農村務農。1978年獲得平反，調到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任負責人，從事文學、美學等研究及翻譯工作。1982年調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禮。劇作家。1945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學校。1946年就讀於張家口正定華北聯合大學，歷任校文工團創作員，華北大學第三部研究部創作室，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劇本創作室、國家文化部藝術局劇本創作室、中國戲劇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編劇，青島市話劇團編劇、藝委會主任，青島市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理事，山東省政協常委。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簡況：著有中篇小說《何家店》，小歌劇劇本《報名》(合作)，話劇劇本《饑餓》、《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紅旗手》、《皆大歡喜》，評劇劇本《鬧家務》，歌劇劇本《大報冤仇》，獨幕話劇劇本《如此記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離世。終年45歲。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鈞元。作家。1933年參加北平學生組織的抗日救護隊，曾到張家口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當宣傳員。1935年因參加戲劇演出等抗日救國活動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獲釋後到陜西西安，進衛生助理員訓練班學習。1937年奔赴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任《綏德日報》編輯，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統計科科長等。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股股長。1949年加入中共黨。後任中共軍西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文化部創作組組長兼文藝科副科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轉業到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任專業作家。1956年後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陜西日報》副總編輯等。主要作品有：劇本《一個紅布條》、《見面》、《英雄劉四虎》；曲藝《開國盛典》、《中國人民誌願軍朝鮮大捷》、《翻身記》；短篇小說集《惠嫂》；與任萍合作編寫電影劇本《智取華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殘酷批鬥迫害至死，終年52歲。

王丹鳳：（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鳳，中國大陸女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她是中國電影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演員之一，1949年被評為香港四大女演員之一。她於1962年獲得官方認可，成為“新中國電影明星”，並在2013年獲得兩項終身成就獎。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電影。她是中國大陸膾炙人口的兒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鳳出生在上海，父親是旅店老板，父母都喜好看戲。16歲時，她陪同朋友舒麗娟去合眾影片公司看拍戲，被導演朱石麟看中，並且幫她改名“王丹鳳”，後出演多部電影。1948年，王丹鳳去英屬香港。1949年7月，香港選出滬港四大女星，王丹鳳與李麗華、周璇、白光並列。1950年，王丹鳳與陶金、劉瓊、韓非前往廣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鳳與柳和清結婚。1951年，王丹鳳回到上海，擔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1958年，毛澤東發起上山下鄉運動，王丹鳳下放到上海新橋公社勞動。1963年，王丹鳳出演西安電影製片廠製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為“毒草”批鬥，而該片也被封為“十大毒草”，之後發配到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8年，鄧小平執政之後，實行改革開放，1989年，柳和清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卸任，王丹鳳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屬香港開辦“功德林上海素食館”。21世紀初期，柳和清把餐館轉讓給朋友，兩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陜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盛典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2018年5月2日，王丹鳳因病在上海市華東醫院逝世，享壽94歲。

王聰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 上黨戲表演藝術家。曾任長治專區人民劇團團長、山西省藝術學校晉南分校副校長、中國劇協會員。文革開始後，被殘害致死，終年68歲。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國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學習，1923年畢業，旋即以公費赴美留學，後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斐陶斐”獎和選為Sigma－Xi榮譽會員。192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森林學碩士及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嶺南大學任教。1932年起先後應邀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館任研究員，中華文教基金董事會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任副所長等，從事真菌學研究。1941年，辭去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的職務，自願赴西北任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經理，為黃河上遊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護作出了重大貢獻。1945年在上海設立森林生態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科研工作，除從事森林生態和高等真菌學的研究外，並兼任《植物學報》編委。在此期間，他創設了森林生態研究室，並恢復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卻拒絕撤往臺灣。1949年起歷任沈陽農學院、東北農學院教育長、副院長。1955年，鄧叔群調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歷任中國科學院真菌學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在此期間曾受中國科學院派遣訪問了匈牙利；受林業部派遣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出席了第四屆國際林業會議。同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1956年和1962年，曾兩次參加了製定全國科學規劃會議，負責林業及微生物學規劃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業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專業人才培訓班。1963年，在廣州創建中國科學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後改為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發現4個新屬、120個新種；在森林研究方面，他製訂一套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製度，對黃河上遊水土保持和林業保護貢獻卓著。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近40篇論文和兩部專著為中國真菌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蘇聯曾將他193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譯成俄文；蘇聯著名多孔菌專家邦達爾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國著名傘菌專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交換標本時，指名要他親自鑒定的高等真菌標本；美、英、法、日、蘇、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國學者把自己的著作贈給他，並要求交換著作。文革中鄧叔群是科學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鄧拓是“三家村”反黨集團主帥，鄧叔群自然受株連，被扣上“三家村黑幫”、“三家村科學顧問”、“學閥”、“惡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盡摧殘淩辱。鄧的家庭和子女無一幸免，家破人亡。鄧叔群本人於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時遺體上還留著大面積淤血的印跡。終年68歲。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著名歷史學家。1920年，秋，考入臨邑縣立第一高等小學。 1923年夏，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7年，因反對軍閥任命之守舊派新校長，參與發起全校學生罷課，被開除學籍。1931年，第一次報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輔仁大學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學系就讀。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胡適與傅斯年。大學四年級時，鄧廣銘選修了胡適開設的“傳記文學習作”課程。他所寫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這使得當時的鄧廣銘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方法導論，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對鄧廣銘的治史方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1936年，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胡適將鄧廣銘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並兼史學系助教。留校以後，鄧廣銘主要從事的工作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歷代石刻拓片，並且協助錢穆點校整理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資料。就在畢業後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今後的學術方向。1937年，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的一致好評，為鄧廣銘的成名作。此後不久，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鄧廣銘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在趙萬裏、傅斯年的幫助下，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1939年8月，鄧廣銘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來到西南聯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陳寅恪的助教。1940年，鄧廣銘隨傅斯年的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1940年底至1942年春，鄧廣銘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誌考正》、《宋史刑法誌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1943年7月，經傅斯年舉薦，鄧廣銘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講授的“中國通史”受到學生歡迎，兩年後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嶽飛傳》三部作品也相繼刊行。抗戰勝利後，鄧廣銘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秘書（代理校長為傅斯年），不久後擔任歷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適欲隨蔣介石到臺灣，邀鄧廣銘同往，但遭到鄧廣銘拒絕。1950年，轉為北大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史綱要•宋遼金史綱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嶽飛傳》、《辛棄疾傳》、《陳龍川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宋史職官誌考正》、《宋史刑法誌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年代學、職官製度、歷史地理與目錄學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全國高等院校一律“停課鬧革命”。鄧廣銘旋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免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成為革命之“對象”。自9月開始，鄧廣銘或在北大勞動基地太平莊勞動，或回校於“勞改大院”住牛棚參加改造。其後雖曾一度獲準至北京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標點工作，但不久鄧廣銘即被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押回北京大學，進行批鬥。1969年10月，根據軍宣隊決定，與北大教職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1978年，鄧廣銘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教學科研工作中撥亂反正。

鄧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鄧子健，筆名叫馬南邨（不宜簡化為馬南村）、鄧雲特、於遂安、蔔無忌等。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書畫收藏家。著有《鄧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淩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進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經濟系。1931年轉入上海政法學院。1932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回上海，後經其兄鄧伯宇的介紹，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193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1937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後獲釋。9月，進入五臺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同年赴晉察冀邊區任《抗戰報》社長兼主編，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社長。後任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適逢審幹運動，鄧拓也遭到政治審查。同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6月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並創辦新的“大黨報”《人民日報》後，鄧拓調任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轉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彭真兼任這個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後，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社長，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6月10日脫稿《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先後經過陸定一、胡喬木、劉少奇三人審閱，送至毛澤東處，毛收到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鄧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後十分為難，經過再三考慮，決定用新5號字（比老五號字小一號）發表，在6月20日頭版顯著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人民日報》由於未接指示，故沒有宣傳，更沒有發表社論。同樣，在雙百方針開始後，《人民日報》依然沒有動靜，讓毛澤東很不滿意。自4月10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鄧拓和人民日報編輯，指斥鄧拓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感到自己處境十分難堪，請求辭職。毛澤東說，“你只知道養尊處優，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鄧拓被撤銷總編職務，只保留社長名義，總編由吳冷西繼任。19 61年，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用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話》專欄文章。同年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劄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鄧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鄧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進行了尖銳的評判，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劃的工程建設提出抗議。《燕山夜話》的另一篇則迂回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而辯護，試圖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鄧拓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贊的“雜家”（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工作的重要意義，並且屢次舉明末的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範例，鄧拓寫過若幹首詩來稱許東林黨人，其中有“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力抗權奸誌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等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團”；《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後，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針對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反黨反射穢主義頭目”，並且聲稱：“鄧拓是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的鄧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給彭真、劉仁寫了封絕筆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時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射穢主義反毛澤東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裏服藥自盡。

鄧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鄧成均，筆名均吾、默聲。現代詩人，翻譯家，教育家，文學家。1909年，鄧均吾隨父親到河北上學，受正統儒家教育，但開始接觸一些新書刊。1912年，鄧均吾考入重慶廣益中學。1916年，就讀於重慶廣益中學，酷愛新舊詩詞，結識吳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鄧均吾離家遠行，從重慶沿江東下上海，尋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東書局編輯所工作，海結識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鄧均吾參加創造社，是創造社在國內發展的首批社員之一。1922年，與林如稷等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文藝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鄧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一起編輯《創造季刊》。1923年同郁達夫、成仿吾主辦《中華新報》副刊。1924年淺草社的林如稷、陳翔鶴先後離去，《創造日》、《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皆相繼停刊。創造社前期活動趨於停止。同年夏天，鄧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離滬返川。其後至1932年上半年，相繼在湘西川軍陳渠珍部任書記，在古藺縣立小學任教，在北碚溫泉工作，在重慶聯中和廣益中學執教，為生計東奔西走，很為苦悶。1927年，逐步接受科學射穢主義思想，這個時期，他的文學活動不多，創作新舊體詩詞《烏江道中》、《野菊花》、《友誼》等。1932年經友人介紹再次赴滬，在楊伯凱、任白戈、沙汀等積資創辦的辛墾書店譯書，預支稿費維持生活。他翻譯了英國著名科學家湯姆生的《科學概論》，被恩格斯稱贊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人類悟性論》，均由辛墾書店出版。1933年底鄧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鄧均吾積極倡導興辦古藺縣立中學，並出任教務主任、校長。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過古藺時，他支持學生參加紅軍。1937年秋，鄧均吾到成都，在《大聲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被選為分會理事，任研究部負責人和《筆陣》編委。1938年夏，鄧均吾常與車耀先及黨員作家周文、沙汀、趙其文等來往，在他們的幫助下，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中，同年加入中共黨。1939年秋，鄧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裏。按照黨組織的委派，從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黨古藺縣委書記，以教育職業為掩護，對該縣地下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以及該縣開展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工作皆有較大貢獻。1941年春皖南事變後，鄧均吾按照上級指示，撤離古藺，利用同鄉關系隨赴彭水縣任縣長的朱彥林在縣政府任秘書。他在彭水縣立足後，協助上級轉移隱蔽黨員，並協助在該縣建立特別支部。1942年春，鄧均吾按照黨的安排再返古藺。1943年，鄧均吾任古藺縣教育科長；利用中學校長及縣參議員的公開身份開展合法鬥爭，掩護地下黨的秘密活動達四年之久。後因有‘戴紅帽子”之嫌，被當局撤去校長職務，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學任教。1947年冬，鄧均吾又隨同鄉朱彥林宦營山縣長之便，任營山晉德中學教席，兼縣政府秘書，他利用縣政府秘書工作搞情報工作，在危急關頭多次保護了組織和同誌。1949年3月，鄧均吾到重慶，經民主人士柯堯仿介紹在參議會任秘書。此時他失掉了黨的組織關系，仍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聯系民主人士。1949年後，鄧均吾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館長，《紅巖》雜誌主編。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主要作品有詩集《心潮篇》、《白鷗》、《遺失的星》、《鄧均吾詩詞選》等。譯有《人類悟性論》、《希臘神話》、《科學概論》、《貧民》、《虛無鄉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鄧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許多詩詞，被顛倒是非的隨意閹割、曲解，打成“反詩”、“毒草”。1969年9月3日，慘遭文革迫害的鄧均吾，因病逝世於重慶，享年71歲。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2歲時加入中共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大學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於反右運動方勵之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秋，籌辦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第一、二任書記郁文、劉達決定把方勵之等三十多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請到科大來任教。方勵之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管惟炎。方勵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相對論是唯心主義”的大環境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科學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等職。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勵之在浙江大學談民主的演講傳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編輯《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印刷800份，傳向全國各地。該演講集的封底印有“歡迎傳播，功德無量”八個字。更多復印件在各地高校印發並張貼，方勵之觀點在全國高校迅速傳播，形成極大影響力。1986年9月，方勵之談到中國科大的辦學思想時說：“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勵之應邀出席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最大規模的演講會，近萬人出席。方勵之在演講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中國現在沒有一樣不落後”；“我們這三十年幹的事情，我覺得從射穢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屎、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射穢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 1986年11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科學家許良英和記者、作家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年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一份會議通知，經許、劉修改散發給"可能參加者"。“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信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勵之曾經力圖在中國科技大學搞民主辦學，主張“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方勵之提出的民主辦學的八字方針，即“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意思是大學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大學培養什麽樣的人完全由學校決定。當時有人問：“聽說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幾乎有點‘西化’，請你發表意見。”方勵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試探。我們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們那裏，至少你講話不會受到任何製約，出點小報也不會受到任何幹涉。對學生管理，我們取消了‘政治輔導員製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安徽省紀委文件公布日期為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1987年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頒發“第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給方勵之、費希平、王若望與李柱銘。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采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共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會製度本身。這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對主義的信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射穢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吸引力。這也就是為什麽，五四運動時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又重新流行，又重新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國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原則的摧殘，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四十年前相比較，並無多大變化。今天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一樣，它比同等經濟水平國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於專製的政體。所以，摧殘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6月12日人民日報以一個中年知識分子的名義刊文："這次反革命暴亂，方勵之是主要煽動者之一。方勵之夥同極少數人，拿一些學生（學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質，做政治賭註，製造動亂，煽動暴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你失敗了，因為違背人民的意願，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國大使館去了。"次日，人民日報稱：“方勵之、李淑嫻是在最近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進行大肆煽動和幕後策劃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方勵之的真面目》一書。7月3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知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方勵之的學科評議組天文學分組成員和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決定撤銷方勵之所任各職務。1989年10月，美國肯尼迪紀念基金會決定授予方勵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六四事件發生後，美國帶頭對中國實施製裁。1989年11月10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在方勵之夫婦承認有罪並保證出國後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共活動這個前提下，解決方勵之問題，讓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第三國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發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臺研究員方勵之、原北京大學副教授李淑嫻已於6月25日獲準寬大處理，出國治病。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方勵之夫婦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2012年4月6日早上準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終年76歲。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藝批評家、翻譯家。1938年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封鎖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罷課活動，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饑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文件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鋆(國民黨國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系，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鋆求救。朱鏡鋆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後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茍安、萎靡中，擡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升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群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四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麽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裏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反革命的罪狀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後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自沈於水渠，終年47歲。

方幹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藝術家，油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之一。1921年，他進入杭州安定中學（現杭七中前身）就讀。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入二年級，向俄籍畫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學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幹民離開上海赴法國留學，到法國後進入法國裏昂美術學院學習。1927年，方幹民考入巴黎美術學院並進入皮爾•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畫室學習，與顏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學，並認識了同在巴黎留學的蘇愛蘭（後改名蘇蘭）。1929年回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國立西湖藝術學院，並創辦“長風西畫研究會”。與林風眠、 林文錚等同為當時以杭州為基地，倡導現代藝術而且卓有成效的藝術家集群的核心人物，並進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視察。1930年，經蔡元培的引薦，25歲的方幹民應聘到國立藝術院（後改名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西畫教授。1931年，創作油畫《白鴿》，參加中華獨立美協展覽。同年創作《秋曲》。1933年，創作《節日裏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歷史畫《孫中山先生授囑圖》。11月日軍在浙東登陸，隨杭州藝專師生西遷。1939年，被委任為教務長（主任），主持學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頗見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傳玖、留法畫家及藝術評論家唐雋等為教授。1940年，由於校內人士矛盾，該年暑假末被續聘，引起學生不滿，攘成嚴重學潮，藤固、常書鴻均被解職，數名學生如丁天缺等被迫離校。該事件後被稱為“安江學潮”。同年秋，方幹民為天主教神父雷鳴遠繪製大幅油畫像，及為梵蒂岡中國天主教會總主教於斌畫像，於斌回贈一張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會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編篡委員會主任張繼，建議設立一史畫部門，得張氏允許，並擔任專員、總幹事、整理科長等職。方在三年內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歷史畫《鄒容著革命軍團》、《肇和軍艦起義之時》、《陳英士被刺圖》。1944年，杭州藝專奉教育部令與國立北平藝專合並，改稱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潘天壽出任校長，立刻聘方幹民回校。次年，國立藝專創建西畫畫室製，分設了林風眠、方幹民、李超士和呂霞光四個畫室。1945年，國立藝專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了為期四天的“現代繪畫聯展”，方幹民、林風眠、龐薰琹、趙無極、關良等13人參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現代中國繪畫藝術與現代世界藝術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屆“中華獨立美展”在戰時陪都重慶舉辦，方幹民、胡善余、丁衍鏞、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貽德、林風眠、趙無極參展，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並參展。1946月，國立藝專復員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開學，學校分設兩種學製，西畫科實行畫室製，李超士、林風眠、方幹民、倪貽德分別主持各畫室。1949年，中華藝術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方幹民擔任會長。成員包括閔希文、冒懷蘇等。方幹民又曾在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史畫部門任職。1958年，調浙江美術學院，擔任油畫系教授。1962年，國立藝專油畫系實行畫室製，擔任油畫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負責法國畫派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畫室分別由方幹民、黎冰鴻、倪貽德主持教學。1949年始，方幹民創作解放軍軍史畫，巨幅油畫《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以淮海戰役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鴿》、《秋曲》、《孫中山授遺囑圖》、《偉大的會見》等。1966年文革開始，方幹民被汙蔑為“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特務”，遭到殘酷批鬥。據盧炘著的《大筆淋漓：潘天壽傳》 記載，那時潘天壽、吳茀之、方幹民同關一室。方幹民被踢得全身烏青，實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藥自盡。幸虧發現得早，總算救活了。他的學生鄭勝天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樣，衣冠整齊，略顯凝重的地步入校園，走上油畫系大樓的梯階。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熱而充滿惡意的紅衛兵。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墨水，顏料汁從方先生的頭上淋下，潑染到他的全身。一頂紙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頭上。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無措，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聽憑這些狂熱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幹民重拾畫筆，主要以風景題材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鄭誌萬，字雲鵬，改名鄭摯，筆名沈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學，14歲即在《少年》雜誌發表作品，並獲獎。後曾在商務印書館蘇州分館當學徒，肄業吳縣縣中，因鬧學潮被開除。1935年畢業於江蘇測量專科學校，畢業後在吳江、宜興等縣測量隊當技術員。抗戰後在宜興任《抗戰日報》編輯，參加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1938年到延安，入魯藝學習，後任研究員、助教，並從事專業創作。1947年隨黨中央轉移到晉察冀邊區。1949年秋旋調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電影局。任《人民日報》副刊編輯、文化部電影局編劇、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中國作協第一屆理事。1951年赴朝鮮。後因生活問題犯錯誤被開除黨籍，並服刑數年。1957年在家寫作。著有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與袁靜合作）、《新兒女英雄續傳》，短篇小說集《受苦人》，《生死緣》，另有《中朝兒女》、《白洋澱水戰》、《血屍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盡。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筆名東方曦。作家。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黨。多年從事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曾主編過《大時代文藝叢書》、《劇本叢刊》、《新文學叢刊》、《今文學叢刊》等。創作有散文、小說《斧聲集》、《秋窗集》、《庸園集》、《沈箱記》、《春秋怨》、《鳳還巢》、《蠱惑》及戲劇《李太白》等。 中共國成立後，曾任山東齊魯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春明出版社總編輯等。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8歲。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潤，又名仁、仍，小名慈玉，號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T•K，又被稱為“圓通大師”、“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家與音樂教育家。師從弘一法師，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及散文而著名。豐子愷在讀師範時期，有兩位恩師。一位是藝術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預科班二年級時，上李叔同教授畫石膏像課，豐子愷沈迷其中，畫藝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點與鼓勵下，豐子愷一方面努力寫生，一方面觀摩西洋名畫，並學習繪畫理論。也向李叔同學習音樂，苦練鋼琴。夏丏尊當時在浙江第一師範本任舍監一職，後改任為國文老師。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藝寫作聞名，對學生教導甚嚴，寫作文時要求“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 1919年，豐子愷在日本遊學10個月，盤纏用盡後不得已返國。回國後迫於家計他執起教鞭，授課講學。平日在教學之余，開始從事英、日文的翻譯工作。1922年12月開始漫畫創作。由朱自清與俞平伯合辦的一份刊物《我們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豐子愷的一張畫，那一幅圖畫題目為“人散後，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的註意。1925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愷漫畫”的標題。1930年，母親去世後，豐子愷住到了嘉興。1932年秋天，豐子愷用版稅和開明書店的分紅，得以在家鄉石門灣建造真正的緣緣堂。後往返於石門灣和杭州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從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後居重慶，1939年到1942年，豐子愷追隨西遷中的浙江大學輾轉遷移，先後執教於廣西宜山和貴州遵義，為浙大師生講授藝術教育和藝術欣賞等課程。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豐子愷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輾轉多地，先暫居杭州西湖招賢寺，1947年3月11日遷入杭州靜江路（今北山路）85號小平房，稱“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訪問臺灣，11月23日在廈門住四個月，畫《護生畫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舉行畫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國日語學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和唯一一位教師。1960年，上海市中國畫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1961年到1965年，他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幼女豐一吟協助。作品有：散文集《緣緣堂隨筆》、《緣緣堂續筆》、《車廂社會》、《緣緣堂集外遺集》；彩色畫冊《子愷漫畫選》、藝術理論著作《豐子愷美術講堂》、《豐子愷音樂講堂》及漫畫集《子愷，漫畫》、《護生畫集》等。譯作有日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夏目漱石選集；俄國屠格涅夫《獵人筆記》、柯羅連科《我的同時代人》；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落窪物語》、《竹取物語》、《伊勢物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蒙受屈辱；背著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癥病發（9月診斷為右葉尖肺癌）；並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惡化，同年9月15日12時8分在上海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譯成各國文字，1949年之後再無長篇小說面世。巴金堅持真理與道德，被認為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正因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蕭珊於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是後者至今都未實現。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為筆名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讀上海南洋中學，1923年夏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附中，1952年改為南師附中），1925年畢業。準備報考北京大學，因病於上海休養。9月，參加發起無政府主義組織上海民眾社並出版《民眾》半月刊。本時期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師赴法國留學，在法期間，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時時關心著中國，開始寫作《滅亡》。1929年回國。在1928年10月，以巴金為筆名發表譯著《托洛斯基的托爾斯泰論》，為此筆名最早見於報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學季刊》編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學，1935年8月回國，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編務，主編《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文學生活小叢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應約與通信半年的19歲小讀者蕭珊（原名陳蘊珍）見面認識，兩人相差十三歲，開始了八年之戀。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任《救亡日報》編委，與茅盾共同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雜誌。1938年，2月，寫完《春》。3月，參加文協，被選為理事。1944年5月1日，40歲的巴金和蕭珊結婚。從此相濡以沫28年從未吵過一次架。1945年12月，長女李小林（小名國煩）出生於重慶。同年於重慶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巴金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巴金當選中國文聯常委。1950年，巴金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朝鮮戰爭期間，巴金兩次赴朝鮮訪問，輯有《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辦大型文學刊物《收獲》，並擔任主編。同年始編《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編定後出版。1960年8月，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作品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說《海的夢》1932年，《春天裏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協會“造反派”批判，開始強迫勞動的生活，關進“牛棚”，被《人民日報》署名文章點名批評。隨後在上海奉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兩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孫璞、字仰中、號牧心。中國著名畫家、作家、詩人。1946年，就讀於劉海粟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即現在南京藝術學院)學習油畫，但20歲出頭的木心因為領導學生運動，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臺灣。1948年自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是林風眠的學生。畢業後，任教於杭州高級中學（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任職。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文學創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言獲罪，於1971年被關進廢棄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後又是勞動改造，一共被囚禁18個月，所有作品皆被燒毀，三根手指慘遭折斷，原先他自訂的二十二冊文學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獄中，他用寫“坦白書”的紙筆寫出了洋洋65萬言的《獄中筆記》，手繪鋼琴的黑白琴鍵無聲地“彈奏”莫紮特與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間，再次莫名遭遇軟禁。1982年，木心自費留學前往美國紐約，後定居於此，繼續其繪畫及文學創業。作品有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即興判斷》、《素履之往》、《馬拉格計畫》、《魚麗之宴》、《同情中斷錄》；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我紛紛的情欲》、《雲雀叫了一整天》、《會吾中》、《偽所羅門書》等；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但仍有大量遺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畫作被大英博物館收藏，是20世紀的中國畫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該館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與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國文學史教程》。

戈揚：（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樹佩華，中國記者。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揚進入江蘇鎮江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參加了共黨外圍組織“秘密讀書會”，在《鎮江日報》上發表了小說散文。1937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同年參加戰地救亡工作，編輯油印報紙《老百姓》。1938年春戈揚在徐州參加第20軍團，做戰地救死扶傷工作，目睹了舉世聞名的臺兒莊血戰。此年5月在鄒韜奮主編的《全面抗戰》半月刊上首次發表戰地通訊“隨魯南大軍突圍記”。1939年戈揚擔任《貴州日報》記者，1940年轉赴重慶，在國共合作的新生活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內任幹事，宋美齡為該委員會負責人。在婦女工作委員會工作期間，戈揚結識了鄧穎超、周恩來。1941年鄧穎超介紹戈揚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戈揚在新四軍內做新聞工作。1941年後戈揚擔任新華社記者、編輯及分支社負責人，1949年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1950年起戈揚擔任北京《新觀察》半月刊主編，《新觀察》為讀者歡迎的綜合性雜誌，幾經周折掛靠於全國作家協會。由於戈揚在《新觀察》上發表文章支持北大學生“大鳴大放”，向中共黨提意見，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開除中共黨籍，受到降職處分，之後被送至河北逐鹿縣農村勞改。1962年戈揚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遼寧在《鴨綠江》文學雜誌社當編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戈揚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農村，1969年帶著年僅13歲的女兒到內蒙插隊落戶。1979年中共當局對戈揚的右派問題進行改正，恢復中共黨籍，戈揚回到復刊的《新觀察》重任主編。在《新觀察》復刊的10年間，戈揚以反“左”、反封建為辦刊宗旨。在《新觀察》周圍集聚了一批中國自由化知識分子。在歷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新觀察》雜誌幾乎被迫停刊；戈揚本人多次被定為批判對象。1988年12月，戈揚在北京大學公開宣稱“20世紀見證了射穢主義的失敗”。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宣布退黨。她宣告說：＂ 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2009年1月18日淩晨，在紐約去世，終年93歲。

牛漢：（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史承漢，後改成漢，曾用筆名谷風。現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詩人之一。父親告訴牛漢，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漢族地區，生活安定，不願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漢的本名“史承漢”即根據該意思所起，意為承認漢文化。牛漢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後裔，母親姓“呼延”。1931年前後，山西省開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漢家本來就僅夠活命的耕地卻不給錢，牛漢的母親十分氣憤，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裏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裏，“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癡和瘋子……”當時牛漢只有七、八歲。1936年冬，在家鄉念初中時，13歲的牛漢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他隨父親兩個人辭別了留在家中的牛漢的母親、祖母、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流亡到陜西省。此後牛漢直到2006年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來到陜西省之後，1938年1月、2月，當時牛漢的父親在醴泉縣工作，牛漢在西安邊賣報紙為生，邊向在民眾教育館內開辦一個漫畫學習班中，向艾青學習畫畫。同年，牛漢從西安來到甘肅省天水國立五中讀初中二年級時，看到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許多艾青、田間的詩，還有賀敬之（筆名“艾漠”）的詩《躍進》四首，牛漢很喜歡。同年冬，15歲的牛漢在天水加入中共黨。1940年9月，胡風被迫離開重慶赴桂林、香港，後來將詩稿交給鄒荻帆編的《詩墾地》。牛漢很喜歡《詩墾地》上的詩，特別是陳輝的詩，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漢在成都發表詩劇《智慧的悲哀》。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鄂爾多斯草原》引起詩歌界的註視。1943年考入設在陜西城固的西北大學俄文專業。1945年，胡風自南方回到重慶編《希望》，同年初牛漢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過冀汸請胡風發來詩作。胡風通過郗潭封回話：不相信在西安能編好刊物。結果事實證明，胡風對“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斷很準確。《流火》總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沒收。也是1945年，牛漢在陜西省城固縣青年會閱覽室閱讀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首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看了很多遍，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講人性、個性，只講階級性，牛漢當時便產生懷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學尚未畢業的牛漢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委派，參與國立西北大學的學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將校長劉季洪趕下臺。最後牛漢被國民黨抓進漢中的陜西省第二監獄關押。兩個月後，牛漢出獄，隨即到河南開封任中共地下黨的學運組組長，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國民黨情報時，牛漢途經河南省伏牛山，被一夥土匪抓住並捆綁，準備槍斃。幸虧土匪頭子的兒子柴化周是牛漢的同學，及時趕到才救了牛漢。1947年後，牛漢的中共組織關系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吳憲轉到晉冀魯豫工委會組織部長張磐石之處，但牛漢沒進入解放區，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漢在上海想見胡風，但正逢胡風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看電影，所以牛漢沒見到他，只在胡宅見到了胡風的妻子梅誌，以及搖籃裏的張曉山。1948年2月，牛漢寫出長詩《采色的生活》，通過郗潭封寄給胡風，獲得胡風肯定，後來該詩轉北平《泥土》雜誌發表，首次用“牛漢”為筆名。自此，牛漢與胡風開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牛漢必須盡快撤往解放區。1948年夏，牛漢出版詩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漢進入華北解放區，潛入北平，充任一所學校的保衛工作，率學生開展護校。中共軍隊開進北平城時，天安門城樓十分臟亂，牛漢率100多名大學生前去打掃，垃圾拉走幾大車。當時天安門城樓門上的那把鎖，是牛漢親手砸開。他們還在城樓裏舉辦了一個歷史展覽，掛有李大釗就義時的照片，牛漢率學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釗默哀。1949年後歷任人民大學研究部學術秘書，東北空軍直屬政治部黨委委員兼文教辦公室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委員，《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新文學史料》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編審。牛漢是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的業務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參加了中共誌願軍空軍，隨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線。歸國後，1953年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主要作品有鄂爾多斯草原、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汗血馬等；叧有《牛漢詩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風案被拘捕審查，牛漢於1952年2月3日致胡風的信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頭去尾摘出一節，加上按語，定為有“反革命”意圖，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據。牛漢被審查後，牛漢的母親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說：“我說話沒有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別人說不上話啊！”劃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被關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鹹寧幹校勞動。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劇演員，擅長小生。越劇尹派藝術創始人，為“越劇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縣醒獅劇社學藝。後考進嵊縣華堂鎮大華舞臺。1933年冬她離開科班，與別人搭班在浙東的寧波、紹興、杭州一帶演出。1934年年底，沈家門一個戲班請新鳳舞臺出身的葉彩金唱頭肩旦，聘剛從瑞雲舞臺滿師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獨缺少小生，這位班主聽說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於是一邊托人來聘請，一邊自作主張地將尹桂芳取名為“尹雲峰”，掛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沈家門，一見此狀，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誰知用“尹雲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沈家門登臺，這以後，尹桂芳跟隨多個演出班子，輾轉演出於新昌、嵊縣、寧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進軍大上海，加盟了舊上海老閘橋旁的永樂戲院，後在同樂戲院領銜演出。1946年2月，芳華劇團在上海成立。劇團以尹桂芳、竺水招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華劇團。1954年，華東戲曲匯演，她主演的《屈原》獲得劇本、表演、音樂一等獎。1959年，尹桂芳率芳華越劇團遷往福建福州，即為現在的福建省芳華越劇團。尹桂芳曾在《紅樓夢》、《西廂記》、《沙漠王子》、《盤妻索妻》、《屈原》、《梁山伯與祝英臺》劇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賈寶玉、張生、梁玉書、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文革時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樞神經被摧殘損傷，導致身體殘疾，一手一足癱瘓。1978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並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福建分會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委員、芳華越劇團名譽團長。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當上了小學教員，並利用業余時間補習功課，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參加了當地的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區。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的女學生們打死於校中。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這一特點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關聯。當時也是該校女學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據王晶堯接受澳大利亞ｓｂｓ電視臺紀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參與行兇。林莽在導演胡傑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林莽於2012年9月21日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叛徒、工賊、反革命分子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無果。據姚監復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幾十年後安全部門亦正式通知導演胡傑在紀錄片《我雖死去》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

毛啟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別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學教務長，無線電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後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滬江大學、交通大學執教。1949年後，歷任市政府公用局計劃室主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兼輔導處處長、綜合計劃處處長，市內電話局副局長及上海科技大學副教務長兼無線電系主任等職。毛啟爽於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當選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還當選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科普協會副主席、上海科學技術協會秘書長、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主編出版《電世界》雜誌，編譯陶威斯著的《電工學》、《直流發電機與電動機、蓄電機》、《發電廠與配電站》等書。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橫掃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鬥爭、毆打、辱罵，還剃了“陰陽頭”。批鬥後的那個周末，他沒有回家，在宿舍將電線捆在手腕上，觸電自殺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個校園貼滿大標語，把他的姓名打著紅色的大叉，聲討他“自絕於人民”。

葉恭綽：（1881年－1968年8月6日），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譽虎，號遐庵，晚年別署矩園，室名“宣室”。書畫家、收藏家、政治活動家。交通系成員之一。家學淵源，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中年以後於詩文、考古、書畫、鑒賞無不精湛。搜藏歷代文物，品類頗廣，至為豐富，為保存國寶不遺余力。文獻古籍，經其整理，保存者尤多。文字改革，盡心盡力。民國後，歷任路政司司長、交通部次長、總長、交通部長，並兼理交通銀行、交通大學。1920年葉恭綽以“交通要改亟需專才”為由將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道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合並，成立交通大學，擔任校長。但因北洋政府派系糾紛，葉被迫離職，交通大學存在不足一年即解體。葉恭綽吸收出土木簡及漢魏六朝石刻與六朝寫經之長，擺脫近三百年書法八股積習，書法奇正相生，行筆線條率意，細勁飛揚，自成風格，書卷氣自溢行間。今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石的碑文便是出自葉恭綽的手筆。葉恭綽籌辦了1929年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1931年，在蜜蜂畫社的基礎上成立“中國畫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中國畫團體。1933年創建上海博物館。1935年“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成立，葉恭綽任董事長。葉恭綽喜收藏，如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獻之《鴨頭丸帖》、唐寅《楝亭夜話圖》、《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等。其著作有《遐庵詩》、《遐庵詞》、《遐庵匯稿》、《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遐庵談藝錄》、《遐庵清秘錄》、《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重修越中先塋記》等。另編有《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1954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次年任北京中國畫院院長。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停止全國政協常委職務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職務。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光明日報》在1968年刊發了《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老祖宗－－葉恭綽》一文，葉恭綽看後一病不起，八月六日，憂憤而死。

葉淺予：（1907年3月31日－1995年5月8日），原名葉綸綺，筆名初萌、性天等，中國現代漫畫家、中國畫家。1922年，葉淺予進入杭州鹽務中學就讀，1925年因家貧輟學。翌年被上海三友實業社錄取為繪圖員，後改為中原書局畫教科書插圖。自1927年起，葉淺予開始進行漫畫創作。1928年3月，由張光宇任總編、張正宇和葉淺予任副總編的《上海漫畫》周刊創刊，葉淺予的長篇漫畫《王先生》開始連載，大受歡迎，後又轉到《時代畫報》連載，還被改編為電影。1936年，他為南京《朝報》作長篇連環漫畫《小陳留京外史》，為《王先生》的續篇。兩部漫畫皆為喜劇，造型描繪上受西方漫畫影響，簡練明快，自成一格。1937年，抗戰爆發，葉淺予擔任上海《救亡漫畫》編委，在南京舉辦街頭抗日畫展，並赴武漢、長沙、衡陽和桂林等地，從事抗日宣傳。1940年在重慶作《戰時重慶》速寫百余幅，描繪了抗日大後方的社會百態。1942年，葉淺予貴州苗區旅行寫生，嘗試將民間藝術和傳統的中國畫筆墨相結合，以創造新的風格。1943年，葉淺予應駐華美軍史迪威將軍司令部邀請，訪問了設在印度蘭枷的中印訓練營營地，參觀了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畫了大量印度舞蹈和風物速寫，並與歸來後舉行旅印畫展。這是他由漫畫向中國畫創作的轉折。抗戰結束後，葉淺予又到西康藏族地區旅行寫生，這時期的創作有《打箭爐日記》。1946年，出訪美洲，先後在紐約、波士頓等地舉辦畫展；翌年，應徐悲鴻之聘，來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先任國立藝專速寫課教師、圖案系系主任。後又任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教授。1954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中國畫系，葉淺予任系主任。1957年，中國國畫院成立，葉淺予任副院長。自1961年至1964年，創作了大量畫舞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印度鼓手》、《印度獻花舞》、《夏河裝》、《婆羅多舞》、《涼山舞步》、《共飲一江水》。文化大革命開始，葉淺予慘遭批鬥，被關進秦城監獄，封閉達十年之久。1978年，文革結束，葉淺予得以恢復名譽，重新開始創作。

葉盛蘭：（1914年12月10日－1978年6月15日），原名端章，字芝茹，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著名京劇小生。1931年秋，葉盛蘭開始正式搭班。首先是應馬連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風社，為馬連良配演《四進士》、《十老安劉》、《清官冊》、《蘇武牧羊》、《春秋筆》、《串龍珠》、《火牛陣》等劇，並合作演出《群英會》、《八大錘》等。葉盛蘭在與馬連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發揮了個人所長。他同時先後與於連泉、華慧麟、言慧珠、吳素秋、李玉茹、張君秋等合演《紅梅閣》、《獨占花魁》、《得意緣》、《虹霓關》、《遊園驚夢》等戲，其中與章遏雲的合作達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對兒戲”。1934年於上海首演《群英會》一炮而紅。1941年葉曾一度以旦角領班。1945年夏，葉盛蘭成立育華社，開創了京劇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後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呂奉先》，全部《羅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戲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呂布”之譽。1958年，在“反右運動”後期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頭對他的處理可謂別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報宣布；仍然上臺唱戲，但不準出場謝幕。1966 年文革開始，葉盛蘭自然受到沖擊，而最讓他接受不了的事實，是街道造反派與學校紅衛兵聯手，把三哥葉盛章關押在一所小學折磨四天四夜後，浮屍建國門外通惠河上。把人撈起，發現死者頭蓋骨上竟鑿有一個大窟窿。葉盛蘭聞訊，心膽俱碎。他失聲痛哭，捶胸頓足。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屬的“紅藝五七幹校”（在小湯山附近）勞動。上邊把已身患糖尿病的葉盛蘭當成個全勞力，派他幹插秧一類的活兒，他兩只腳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裏。後來見他實在支持不了，就讓他送秧。月圓月缺，日起日落，把一個華美溫雅的伶人，送進了寒涼的世界。“文革”後期，他才返回城裏。

葉盛章：(1912年12月7日－1966年8月31日)，字耀如，京劇著名表演藝術家。京劇藝術有史以來首創醜行挑班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譽的醜角藝術大師。他還編演過《智化盜冠》、《徐良出世》、《酒丐》等武醜戲。1947年，蓋叫天以雙頭牌名譽特邀葉氏到上海黃金舞臺聯袂演出《三岔口》，被譽為“南北雙絕”。1950年後參加中國京劇院三團，排演了《東方朔偷桃》、《程咬金招親》等，移植了川劇《秋江》，並參加了現代戲《洪湖赤衛隊》、《安源大罷工》的演出。晚年在北京市戲曲學校任教。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年僅54歲：中國京劇名醜、一代表演藝術家葉盛章在文革初期一夜之間無影無蹤。某日清晨，有人在京城護城河邊，發現葉先生的屍體漂浮在水中……後曾有文說其自殺，甚至傳說跳入龍潭湖而亡的。還有文稱葉離開戲校三天後，屍體及衣物在河邊被發現，經多方取證核實，葉盛章絕非自尋短見，死因至今尚無論斷。

葉以群：(1911年－1966年8月2日)，原名葉燦、葉華蒂，筆名以群。文藝理論家。他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回國後於1932年在上海四川路大三元酒家與田漢、丁玲、劉風斯一起加入中共黨。隨後參加了左聯，任左聯組織部長，並任左聯刊物《北鬥》、《抗戰文藝》編委。1938年與孔羅蓀合編《文藝陣地》。1944年在重慶成立了文化聯絡社，茅盾任社長，以群任總編輯，主編《青年文藝》。1945年，主編《文哨》月刊。1946年與茅盾在上海合編《文聯》半月刊，1948年，以群和周而復合編了當時香港唯一的大型文藝雜誌《小說月刊》。同年以群受潘漢年委托，負責籌建“香港南群影業公司”，並由歐陽予倩導演拍攝了夏衍的《戀愛之道》，由章泯導演拍攝了葛琴的《結親》。1949年後，歷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協助巴金主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獲》雜誌。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1年由葉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曾作為高校教材，受到好評。文論作品有《文藝創作概論》，《創作漫畫》，《文學低基知識》，《文藝思想問題筆記》，《在文藝思想戰線上》，《我們的文藝思想》，《談有關文學特征的幾個問題》，《文學問題漫談》等；另有譯著及報告文學問世。因受“潘漢年案件”株連，被長時間審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遭到猛烈批鬥，被批成反黨反射穢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周揚在上海的代理人。1966年8月2日上午，跳樓自殺身亡。巴金在葉以群的追悼會上致悼辭，沈痛悼念！

葉篤正：（1916年2月21日－2013年10月16日） ，大氣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5年，葉篤正自天津南開中學畢業，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專業學習。在校期間，他參加了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運動。1939年，葉篤正回到了位於雲南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而成）。在此，他結識了正在上大學四年級的錢三強，二人一起打乒乓球。在錢三強的建議下，葉篤正改變了原來學習物理學的初衷，決定學習氣象學。1940年，葉篤正自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獲國立清華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41年至1943年，葉篤正就讀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研究生，1943年畢業獲得理學碩士學位。1945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導師為大氣物理學家羅斯貝。很快，葉篤正成了以羅斯貝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1948年11月，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關於大氣能量頻散傳播》被譽為動力氣象學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至1950年，他在芝加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1949年，在美國的葉篤正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信，寫信者是他在浙江大學的老師、後來出任中央氣象局第一任局長的塗長望，這封信堅定了葉篤正回國的念頭。1950年8月27日，葉篤正和妻子馮慧登上了開往香港的客輪“威爾遜總統號”，最終於1950年10月回到中國。最初，葉篤正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室主任。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葉篤正的貢獻：1940年代末，創立了大氣長波頻散理論。1958年，他出版了《大氣環流的若幹基本問題》。1950年代至1970年代，葉篤正開創了青藏高原氣象學研究，《青藏高原氣象學》在1979年出版。1950年代，葉篤正原創性提出了氣候突變概念，而且開展了氣候突變問題研究。1963年，他和李麥村合作完成了《大氣運動中的適應問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葉篤正遭受迫害，被指控為“特務”，從1966年4月份便被隔離在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一間小屋內，劉克武被指派為監督葉篤正改造的工作人員，其間對葉篤正多有照顧。後來葉篤正被放出來，此後又進了一次“特務學習班”。1968年10月，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趙九章自殺身亡，葉篤正聞訊後抱著劉克武痛哭。劉克武回憶說：“因為他們鬥他們的話，實在是受不了。精神已經到了將近崩潰的這麽一個邊緣，非常難過的就大哭起來抱著我說我不想活了，說趙所長也死了，這國家也沒前途了，我還活著有什麽意思啊。”1973年，一個美籍華人氣象科學代表團來到中國，其中有葉篤正在美國時的老同學。中國方面出於接待需要，讓葉篤正再次出現在大家面前。自此，葉篤正重新獲得了工作的自由。

葉雅各：（1894年4月30日－1967年12月24日），林學家、中國近代林業開拓者之一，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的創立者。1918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森林系科學學士學位；1921年獲耶魯大學森林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7月，任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同時任武大教授。1933年籌建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1936年，他任武漢大學農學院院長時，就著手招收林業專修科學生。抗戰勝利後，他立即從貴陽美國陸軍工程處返回武漢大學。1940年，他赴澳門，與先期遷居於此的家人團聚，隨即擔任澳門培正中學教導主任。1943年，他應廣西科學館兼館長李四光之請，任科學館秘書長。1946年繼任武漢大學農學院院長。中共國建立後，經他建議，湖北農學院增設森林系，招收本科、專修科學生，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專業教育作出了貢獻。先後擔任湖北省農林廳技術室主任、副廳長，湖北省林業局局長，湖北省林業廳副廳長。1962年，葉雅各有感於大躍進對自然環境、經濟建設的影響，撰文《森林對風調雨順的關系》，該文在文革中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的罪狀，1967遭迫害致死。

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葉企孫，名鴻眷。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葉鴻眷到父親主持的上海敬業學堂讀書。1911年初，清政府將遊美學務處改為清華學堂，葉鴻眷報考清華學堂獲得錄取，成為清華學堂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員。1911年10月因武昌起義爆發，清華學堂停課，葉鴻眷轉讀江南製造局兵工中學。1913年夏清華學堂在上海恢復招生。葉鴻眷改名葉企孫，再次報考並被錄取。1918年6月畢業於清華學校畢業，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1920年獲物理學學士學位。同年9月葉企孫入讀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珀西•布裏奇曼。期間，哈佛教授威廉•杜安與H.Palmer、葉企孫三人進行用X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的實驗，於1921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論文《用X射線法重新測量普朗克常數》，其數值精確到小數點後第2位。當時葉企孫主要研究方向是測量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材料磁化率的影響，研究工作於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於1925年發表。1923年6月，葉企孫獲得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0月到歐洲旅遊，1924年3月回到上海。同年4月葉企孫獲任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其間經東大化學系教授任鴻雋介紹加入中國科學社，擔任《科學》雜誌編輯。1925年清華學校創立大學部，他應聘物理學副教授，把剛從東南大學畢業的趙忠堯、施汝為帶到清華擔任助教。1926年清華學校大學部調整，開設學系。葉升為正教授並繼梅貽琦擔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華大學理學院成立，出任理學院院長，被推舉為決定學校重大政策的7位評議員之一，此後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葉企孫住在原為外國教授住宅的清華北園7號，有工人負責飲食。清華的幾個單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飯，並趁吃飯之機商議校政，策劃教育改革。這樣的一個“少壯派”教授群清華校史稱之為“北園7號飯團”。1931年葉企孫在德國，通過趙忠堯的介紹，聘請到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進行研究工作。他隨葉企孫到清華製造儀器設備，直至抗戰開始才轉至協和醫學院工作。吳有訓回國後一年多時間內曾轉任多家大學老師，葉企孫以比自己的薪水還高的薪水將他聘請過來。另僅有初中文憑，由熊慶來提攜的華羅庚，也是在葉企孫的支持下進入清華，從助理員做起擔任教職，後更被葉保送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抗日戰爭爆發後，葉企孫本來負責協助清華資產轉移至西南聯大，但由於日軍迅速占領了北平，他只好跟學生熊大縝逃到天津租界，協助學校人員轉移到重慶。熊大縝是葉企孫的得意學生，葉原來打算保送他到德國留學，但他一心想到由共軍方面呂正操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參與抗日。在葉的支持下，熊大縝前往戰區擔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華學生。他們利用專業知識為根據地製造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關系及葉企孫的支持購得無線電等軍需品，大大緩解了當時共軍缺乏彈藥支持的困局。但在國共兩黨的沖突中，熊大縝因失言被誣陷為“鉆入革命隊伍中的特務”，由晉察冀軍區“鋤奸隊”（軍區時任政治部主任舒同。）秘密逮捕並由康生指揮處決，由於當時子彈奇缺，被用石頭砸死。1946年，中華民國選拔優秀學生到美國深造，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西南聯大理學院的名額分配給本科尚未畢業的李政道。1948年，獲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9年春，中共軍和平入城，葉企孫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葉企孫被調入北京大學，搬出清華北園7號，入住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鏡春院。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文革開始後，呂正操受到政治迫害。打擊者提出當年的熊案，而作為熊大縝導師的葉企孫，在連國民黨黨員都不是的情況下，被誣蔑為國民黨CC系（中統）在清華的核心人物。1967年6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鬥、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發出逮捕令，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迫其多次書寫“筆供”，他只是回答“據吾推測……是因為吾對於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1969年11月，因為缺乏實質證據，葉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統特務嫌疑”受隔離審查。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等人回國時提出要探望葉企孫，均被政府拒絕。1975年隔離審查解除，1977年1月13日21時30分，葉企孫去世。

葉諸沛：（1902年－1971年），冶金學家。192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美國科羅拉多礦冶學院，後轉學冶金與化學工程。1925年～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獲冶金化學碩士學位，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學習，獲金屬物理化學博士學位。1928～1933年，在美國聯合碳化物研究所和美國中央合金鋼公司從事研究工作；在美國機器及鑄造公司任工程師、冶金部主任、顧問工程師。並在美國與英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10余篇有關鐵、鋼與合金的化學熱力學與物理化學特性的學術論文，引起當時國際冶金界的註意。柏林工業大學的杜勒（R•Durrer）教授對葉渚沛的學識極為欣賞，希望他留在德國工作，葉渚沛謝絕了盛情邀請，於1933年末回到中國。1933年～1944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化學專門委員、南京冶金室主任、重慶煉銅廠廠長、電化冶煉廠總經理。1938年，葉渚沛將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部拿出來，資助了當時前往延安途中丟失醫療器械，旅費所剩無幾的外科醫生諾爾曼•白求恩，並向錢昌照等募捐。1939年葉渚沛隨冶金研究室撤至重慶，兼任重慶煉銅廠廠長和電化冶煉廠總經理等職務。並領導技術人員與工人生產了電解銅，使銅含量達到99．93%；純鋅達99．95%；用電爐煉出含硫為0．034%、磷為0．01%的特殊鋼，建造新型平爐以及用回轉窯試生產海綿鐵等新工藝、新技術。1945年～1949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組副組長，聯合國經濟事務部經濟事務官。在此期間，葉渚沛發表了《生鐵鑄造》、《鋼鐵生產增長的可能速度》、《國家收入的依據》等多篇論文。1949年10月1日中共國建立，葉渚沛辭去聯合國的職務，偕妻子與子女返抵香港，1950年回到廣州。1950年～1953年，回國任中共國重工業部顧問。1953～1966年任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兼任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長。自1966年至1971年，他系統地寫出了《發展超高溫新化工冶金過程的前途》、《超高溫炭熱新技術》、《高溫冶煉磷酸鹽礦製磷過程的基礎理論研究》、《高溫石球熱風爐》及有關農業問題等20余萬字的論文及資料。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於1971年逝世，終年69歲。

葉桐軒：（1913年8月7日－1971年），美術教育家，國畫家。葉桐軒自幼酷愛美術，勤於習畫。他15歲考入河南省立藝術學校，17歲以優異成績被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中國畫專業錄取。在上海求學期間，他深得著名國畫大師潘天壽教授器重。在潘教授精心栽培下，葉桐軒學業大進，美術成績出類拔萃，成為潘教授的得意門生。1931年，葉桐軒學成畢業，先後在淮陽縣立一小、遂平縣文城中學、項城縣師範學校、槐店鎮潁濱中學、方城縣師範、省立沁陽中學執教，1941年，受聘於開封師範。在長期的教學生涯中，他一邊教書，一邊從事美術創作和國畫理論研究，於1946年撰寫出《國畫教範》六冊，重版發行多次，是河南省較早的自編美術教材和美術論著。他早年創作的《西湖之秋》、《西湖山水》、《廬山蒼松》、《雞公山》等山水畫，描繪了祖國的壯麗河山。但他成就更大的還是他＂解放＂以後的作品。如《鴨河水庫全景》、《沙河新貌》、《南灣水庫》《喜訊頻傳圖》、《三門峽水庫工地》、《旭日東升喜訊頻傳》等作品，展現了人民改天換地的業績和建設射穢主義的豪情。《梅花》一幅參加了河南省第三屆美術作品展覽；《鴨河水庫黑山頭工地》一幅，參加了1960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四季花鳥條屏》，於1963年和1964年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8.8萬套。更可貴的是，葉桐軒先後為裝飾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南廳作畫6幅，全部入選。正當才華橫溢的葉桐軒勤奮創作、碩果累累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他推向了深淵，他倍受摧殘，於1971年含恨去逝，終年58歲。

葉篤莊：（1914年－2000年1月30日），曾用名葉笠，筆名心束，農學家、達爾文著作翻譯家。葉篤莊6歲入私塾，14歲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二年級。16歲時，因父親逝世而改在學校寄宿。其間，《北方紅旗》、山川均的《社會科學概論》、蘇聯出版的若幹馬列主義著作譯本的中文再譯本對葉篤莊影響很大。1931年，在讀高一時，九一八事變爆發，葉篤莊參加了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及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並參加了中共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因受徐光啟農本主義的影響，葉篤莊立誌促進中國的農業。1933年，葉篤莊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1934年自費赴日本留學，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實科，並參加中共黨黨員林基路（林為梁）、劇作家杜宣領導的左翼團體“中華留日劇人協會”以及“社聯”組織的讀書會。1936年春假回國時，葉篤莊出資，與中共黨員吳硯農、易吉光（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共同開辦天津知識書店，並且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領導。1937年暑假回國後，七七事變爆發。後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葉篤莊在八路軍129師386旅政治部擔任敵軍工作幹事，先後參加七亙村、黃崖底等戰鬥，署名“葉笠”的《129師的光榮戰績》在延安《新中華報》連載。後來，由於左腿凍傷，葉篤莊轉入晉東南軍政幹部學校擔任政治教官，並且創辦了敵工訓練班。1944年，葉篤莊經周新民、辛誌超介紹，在昆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且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明《人民周報》，擔任該報總編輯。1945年，在民盟任職的葉篤莊受周新民（時為民盟負責人之一，中共地下黨員）的指示，曾進入駐華美軍中當翻譯。1945年，國軍高樹勛部在晉冀魯豫地區舉行起義，投向八路軍。1946年，民盟想在該部隊中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位美國進步記者要赴晉冀魯豫采訪，民盟便讓葉篤莊以該記者的翻譯的名義，到該部隊建立民盟支部。當時，徐冰在北平軍調部任中共方面代表。葉篤莊在北平結識了徐冰，經向徐冰請示，獲徐冰同意，徐冰給劉伯承、鄧小平發了電報。劉伯承、鄧小平接見了葉篤莊和這位美國記者。自1946年至北平和平解放，葉篤莊長期居住在北平，起初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華北經濟所任研究員，後來在北平農事試驗場任副研究員兼農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寫完了《華北棉花及其增產問題》、《戰時日寇開發華北農業計劃之研究》等著作，並且寫出了《華北農作物栽培製度》論文。中共國成立後，葉篤莊接受中共黨組織分配，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編譯委員會主任，投身農業科技翻譯工作。任職期間，葉篤莊與同事們創辦了刊物《蘇聯農業科學》、《農業科學通訊》、《中國農業科學》。1951年，葉篤莊組織翻譯、審校了《米丘林選集》、《米丘林全集》、《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1948年會議記錄》、《赫胥黎自傳》等等。後來，他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副署長周建人委托，重新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從此開始翻譯達爾文的著作。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葉篤莊獲聘為研究員。1957年反右運動中，葉篤莊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隨後，1958年，葉篤莊被逮捕，關入監獄。1962年6月，葉篤莊被從監獄中放出。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後，再度強調階級鬥爭，葉篤莊在出獄一個月後，又被法院收監，且立即開庭，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文化大革命前期，葉篤莊被安置在安徽省的一個勞改農場當漁工。1968年，葉篤莊被押解到北京，關入秦城監獄，命其交代和徐冰的特務關系。1976年，葉篤莊被安排在安徽省懷遠縣荊山湖漁場，是二級漁工。1978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根據中共中央55號文件的精神，對葉篤莊被劃為極右分子的問題進行復查，認定為錯劃，經中共中國農業科學院黨組決定予以改正，並且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四級研究員，恢復公職。 1979年8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葉篤莊案進行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論處不妥，應予糾正，宣告無罪。1987年，葉篤莊從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的崗位上離休。

馮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陽等。現代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1919年，馮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師範學校。1921年馮雪峰因參加學生運動被第七師範學校開除，後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他開始寫作新詩，加入了晨光社。翌年，與應修人、潘漠華、汪靜之以“湖畔詩社”的名義合集出版詩集《湖畔》，內收馮雪峰的詩17首。1923年，馮雪峰因家庭困難輟學。同年與潘漠華、應修人合著的《春的歌集》出版，內收馮雪峰所作新詩11首。1925年，馮雪峰到北京大學旁聽課程。1927年加入中共黨。1928年馮雪峰回到義烏，不久又受到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離開義烏到上海，逐漸與魯迅熟識起來。1929年參加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馮雪峰參與發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1931年馮雪峰任"左聯"黨團書記，為"左聯"起草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1932年，馮雪峰與魯迅等四十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3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負責籌備在上海舉行的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主題的遠東反戰會議。同年，馮雪峰奉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但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1934年參加中共黨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任中央蘇區黨校副校長。參加長征，任紅九團地方工作組副組長。1936年參加東征，任地方工作組組長。同年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兼管文藝，參與“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並組織把埃德加•斯諾和史沫特萊送到了陜北。另外，根據相關黨史回憶錄顯示，在這段駐留上海期間，馮雪峰在中共上級的指令下，經過重重努力，在上海街頭尋找到了毛澤東失散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不過現在也有人士根據多方相關資料分析，懷疑尋找到的那兩個乞丐流浪兒身份存疑。1937年，馮雪峰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因與博古發生爭吵，一怒之下向潘漢年請假，回到義烏準備寫作以長征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盧代之死》。到1940年《盧代之死》基本完成，後失落。1941年，一青年給馮雪峰寫信敘述國民黨特務在金華的暴行，導致馮雪峰被逮捕。由於信上寫的是馮雪峰的原名馮福春，所以關押者一直不知道所關的人是馮雪峰。馮雪峰在江西上饒和福建新陽徐市被關押六百余天後，在郭靜唐和宦鄉等人的艱苦努力下被保釋出獄。1943年6月輾轉到達重慶，從事統戰和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居住，開始寫寓言。1950年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兼總編。後調北京，先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作品有詩集《湖畔》（與潘漠華、應修人、汪靜之合著）、《春的歌集》（與潘漠華、應修人合著）、《真實之歌》、《雪峰的詩》、《靈山歌》；雜文集有《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跨的日子》；另有寓言集、文集和電影劇本等。1954年因未積極參加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文藝報》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爾後馮雪峰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1955年，被卷入"胡風事件"，在黨內受到批判、作檢討。1957年被劃為右派。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對馮雪峰作出了最具權威性的、完全徹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結論。被開除黨籍，被迫中止公開的文學活動。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後，馮雪峰希望可以完成《盧代之死》的創作，卻被告知他的身份不適合寫長征這種題材，憤怒之下焚毀了草稿。1965年，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革中受到巨大沖擊，被打成“叛徒”。1966年又被關進牛棚。1969年，下放鹹寧"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1976年患肺癌去世。

馮亦代 ：（1913年－2005年2月23日）。作家、翻譯家、出版家。1936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專業為工商管理。抗戰時曾任國民黨中央信托局重慶印刷廠的副廠長，以資助進步文化人士著稱。1941年到重慶，任出版機構中外文化聯絡社經理。1943年組建中國業余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後，歷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國文學》編輯部副主任、《讀書》副主編。著有文集《書人書事》、《潮起潮落》、《龍套集》、《水滴石穿》、《聽風樓書話》、《西書拾錦》、《歸隱書林》、《擷英集》、《馮亦代散文選集》、《馮亦代文集》（五卷）等。譯有（美）海明威《第五縱隊及其他》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後，與學者章伯鈞等交往很密，但其實是政府的眼線(朱正：＂線人＂是如何煉成的？－－從＂馮亦代現象＂管窺中共的告密文化)，(章詒和：我家的臥底馮亦代)。文革期間，馮亦代被打成“美蔣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下放到湖北沙洋勞動，從事沈重苦役，雙腳變形，健康大受影響。在監督勞動中，馮患腦血栓塞癥，搶救後，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動困難的傷殘。1979年《讀書》雜誌創刊，馮亦代應邀為該雜誌發起人並任副主編

馮喆：（1920年－1969年6月2日），原名馮貽喆，中國演員，畢業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院。1947年，主演個人首部電影《裙帶風》，從而開啟了他的演員生涯 。1949年，主演愛情電影《戀愛之道》。1952年，由其主演的戰爭電影《南征北戰》上映 。1956年，主演戰爭電影《鐵道遊擊隊》。1957年，主演劇情電影《羊城暗哨》。1959年，在戰爭電影《沙漠追匪記》中飾演騎兵班長鐘永勝 。1963年，主演抗日電影《金沙江畔》。文革中被戴上了“夏衍黑線人物”、“文藝黑線的黑幹將”、“特嫌分子”的大帽子，多次遭到圍攻和批鬥，廠內的造反派和社會上的紅衛兵將他放在卡車上，迫使他穿著從劇團抄來的戲服拿著一把繪有桃花的扇子遊街示眾，甚至將他裝進麻袋裏毒打。1969年6月2日，馮喆在大邑劉文彩莊園省文藝界學習班被關押時上吊自殺(也有人說是他殺)身亡，時年49歲。

馮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中國生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中國神經肌肉生理學研究的開拓者，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創建和長期領導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培養中國生理學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1929年，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生理系R．W．傑拉德（Gerard）教授指導下進行神經代謝研究，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項關於神經窒息機製的研究，於193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秋，由林可勝推薦轉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師從著名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A．V．希爾（Hill），進行神經和肌肉產熱的研究，1933年獲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曾先後去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等生理實驗室短期工作，並參加英國生理學會和皇家學會的各種學術會議。按希爾建議，馮德培又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翰遜基金醫學物理學研究所進修一年，學習自製電子儀器，為創建自己的實驗室作準備。1936－1941年的6年間，在英文版的《中國生理學雜誌》上接連發表了26篇文章，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高度重視和贊譽，使他的實驗室成為這個領域的一個國際註目的研究中心。1945年底，應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Council）的邀請訪問英國。1946年，轉赴美國，在紐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同時為籌備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采購儀器設備和搜集圖書。1947年夏，回到已由重慶搬遷到上海的醫學研究所籌備處。1949年後，馮德培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名譽所長，華東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生物學部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生理學報》主編，英文版《中國生理科學雜誌》名譽主編等職務。學術成就有“馮氏效應”及外周神經和肌肉方面的研究工作；另著作頗豐。文革期間，馮德培屢遭批鬥，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門口挨鬥，關暗室中差點被打死。文革後復出。

馮元春：（？－1970年），女，中國四川大學學生，生物學專業。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反對毛澤東，反對獨裁專製被劃為右派，遭判刑入獄，文革期間因繼續批判毛澤東被處決。作家鐵流在《第二個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馮元春》文中，寫出了馮元春被殺的原因：‘她（指馮元春）的先生郭琰（也是我們五七難友），花不少精力從川大圖書館為我復印出兩大張當年批判鬥爭馮元春時《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標題是《我校反右鬥爭的一次巨大勝利》——馮元春的反動本質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論點］已徹底破產，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條［事實］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的本質已經完全暴露。馮元春到底有什麽“論點”和“事實”呢？我把兩大版材料認真地看了幾遍，歸納如下：

1．馮元春說：“土地改革不應該把土地分給農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亂搞”；“統購統銷是變相剝削農民”；“助學金是共產黨用來收買人的”；“共產黨用封官許願高價收買一些人入團入黨，養了一批寄生蟲。好些領導幹部狗屁不通，是黨棍”；“現在的報紙和電影全是歌功頌德的東西”。

2．馮元春說，“根據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麽？”還有，“高饒沒有反人民，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系，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們，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麽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馮元春說，“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⑴、反黨；⑵、上書30萬言；⑶、組織反革命集團”。“為什麽胡風上書30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4．馮元春說，“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這些人不學無術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蠻橫、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5．馮元春說：“共產黨的特權行為嚴重，表現在用人製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和對知識分子所謂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說他們好，不能說他們的不是。”“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 6．馮元春說：“共產黨對外政策是一邊倒，倒向蘇聯，處處說蘇聯好，沒有民族氣節。”“臺灣局勢緊張就是倒向蘇聯成的。”實際蘇聯遠不如美國。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麽嚴重。”7．馮元春說：“中國黑暗，蘇聯更黑暗。”“到處都是便衣警察在監視老百娃的行動。”“解放後工人工資沒有怎樣提高，農村鬧糧荒農民吃不飽，生活還不如從前。”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踏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鮮血前進”！ ……在那血雨腥風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產黨都要按照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示殺一批人，體現出他的“英明論斷”：“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實際是用人民群眾追求自由民主先驅者的血，來掩蓋內心的怯懦與恐懼。殺吧，殺吧，中國人民是殺不完的！用“文化大革命”報刊上一句慣用的話，就是“殘夜將盡風更緊，寒冬欲雪天更寒”。馮元春被殺的“罪行”是：“從1957年以來就一貫敵視射穢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借給黨整風的機會，惡毒攻擊現行社會製度。說它是歷史上最邪惡的吃人製度，汙蔑偉大領袖是偽馬列主義者，還惡毒攻擊統購統銷糧食製度。”“判刑投入勞改後，拒不認罪服法，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書寫咒罵汙蔑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是毛殺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無新意。……那個女的年約40歲，個兒不高，五花大綁地捆紮著，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掛著寫有“馮元春”打上紅叉的大紙牌。馮元春昂頭挺胸站立著，兩個惡狠狠的軍人死死壓住她的脖子。一條細麻繩像勒進了她的的皮肉，在頸脖處還纏了一圈，讓你叫不出聲音來。雖然由於血脈不通，馮元春臉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剛怒目，威武雄壯，像個不屈的武士……’1970年7月1日，馮元春被槍殺。

馮 誌：（1923年－1968年11月2日），原名馮祿祥。當代作家。1938年春參加呂正操將軍領導的冀中抗日人民自衛軍(八路軍第三縱隊)，曾任勤務員、警衛員、班長、排長、武工隊小隊長、文工隊長、劇社社員，1947年到華北大學中文系學習，後歷任《河北日報》記者，河北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記者、文藝部副主任。1945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中篇小說《保定外圍神八路》。特寫《英雄連長王誌傑》、報告文學《神槍手謝大水》、通訊《團結模範高永來》、《前線文工隊》、《地下遊擊隊》、《成長曲》三部長篇小說的初稿。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終年45歲。

盧嘉錫：（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物理化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科技組織領導者。1927年，考入廈門大同中學。193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化學系。1937年8月，盧嘉錫考取第五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進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學習。1939年7月，盧嘉錫通過答辯，獲倫敦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同年8月，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隨後到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L．鮑林（Pauling）處從事結構化學研究，任客座研究員。1945年，盧嘉錫獲得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頒發的“科學研究與發展成就獎。”1945年冬，年方30歲的盧嘉錫滿懷“科學救國”的熱忱回到中國，受聘到母校廈門大學化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為一級教授，是中國當時最年輕的學部委員和一級教授之一。1960年擔任福州大學副校長和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並兼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福建分院副院長等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作為福州大學主要領導人之一和中國科學院福建分院院長的盧嘉錫自然在劫難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鬥的“走資派”之一，經過文革初期無數次的揪鬥，最後，他被罷免了一切職務，被作為勞動改造對象，派到實驗室洗燒杯，整理桌椅，搬設備，搞衛生，刷洗廁所。1972年後，盧嘉錫恢復了研究工作。

盧誌恒：（？—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師大教師。１９５９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於文藝理論教研室。中等身材，帶深度近視眼鏡，專業優秀，能言善辯，才氣橫溢。曾經在光明日報發表學術論文；還在學生時期，便參與主編了《中國戲劇史》，其顯露的才華給教師們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６年２月，北師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師和學生前赴山西臨汾分校半農半讀，計劃半年時間。盧誌恒為中文系帶隊教師之一，是黨支部的宣傳委員，同時擔任學生輔導員（班主任）。文革初起，臨汾分校內開始出現大字報，分校黨委遂安排教師盧誌恒與其他兩個學生黨員組成大字報管理小組，負責抄寫、統計大字報。６月２２日，工作組進駐臨汾分校，表態支持貼大字報的學生，於是盧誌恒等人立刻成為“保皇派”，背負打壓革命群眾等罪名。大字報管理小組的其他兩個成員，一個已經在班裏被批鬥，另一個受到各種沖擊並即將召開批鬥會。挨鬥的學生曾經找他傾訴，盧誌恒十分沈默，但仍然開導對方：“不要怕，咱們一起犯了錯誤，咱們一起承擔，你是學生身份，我是教師，責任更大。”隨後 ，盧誌恒受到各種沖擊，甚至被他的學生強迫下跪。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或２４）日，山西臨汾北京師範大學分校附近的一個農民，在學校附近的崖兒溝七一渠內發現了一具屍體，經辨認，是中文系教師盧誌恒。

盧肇鈞：（1917年－2007年12月28日），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1年至1945年盧肇鈞在交通部橋梁設計處及滇緬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師，先後在昆明、貴陽及重慶等地從事鋼橋和懸索橋設計，1945年回清華大學土木系任助教。1947年考取公費留學生赴美留學，期間，盧肇鈞在美國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學碩士學位後，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土力學研究室為博士研究生並兼任助理研究員，在近代土力學的創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土力學研究工作。他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還作為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波士頓地區的聯絡人，積極宣傳、動員留美學生返回祖國貢獻力量，參加建設。1950年秋因朝鮮戰爭爆發，盧提出辭職並準備返回祖國，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工作，但懷有濃厚愛國感情的盧肇鈞，婉言辭謝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主要成就與貢獻有：膨脹土的強度及其穩定性研究；首創錨定板擋土結構，並編寫《旱橋錨定板橋臺設計原則》、《錨定板擋土墻設計原則》；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應用，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提出排水砂井處理飽和軟粘土地基，查明鹽漬土的工程性質，並製定了試驗標準和設計原則，已納入鐵路設計規範。曾擔任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主編過土木工程類專著。另所著頗豐。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據盧肇鈞夫人陳善蘊說：＂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1979年復出，任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理事長。

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字壽昌，曾用筆名伯鴻、陳瑜、漱人、漢仙等，是中國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中共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人。1912年入讀長沙師範學校，校長是徐特立。1916年隨舅父易象（民國初年曾任湖南省政廳廳長）去日本，最初學海軍，後來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教育，熱心於戲劇，和郭沫若、左舜生、張資平等結為摯友。1920年因易象在長沙被刺，回國，第二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和妻易漱瑜創辦《南國月刊》，發表劇作。1925年，田漢創辦“南國社”，拍攝了由他編劇的電影《到民間去》。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後，曾短期在中國國民黨總政治部宣傳處工作，負責電影戲劇方面事務。1928年，擴大“南國社”，分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部，並成立南國藝術學院。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經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共黨。1935年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途中被國民政府拘捕，歌詞寫在香煙盒上交予聶耳譜曲。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詞。1941年在大後方桂林組建新中國劇社。1949年後，田漢任職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局局長。話劇代表作有《關漢卿》、《咖啡店的一夜》、《名優之死》、《月光曲》、《亂鐘》等；還有《獲虎之夜》、《回春之曲》、《麗人行》、《關漢卿》、《文成公主》及改編戲曲劇本《武則天》、《江漢漁歌》、《白蛇傳》、《金鱗記》、《西廂記》、《謝瑤環》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田漢的《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等批判文章，田漢被“專政”，關押於秦城監獄，有糖尿病的田漢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1968年因糖尿病、尿毒癥和冠心病在獄中去世，死時無一親屬在旁。死後，名單上寫的名字是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漢，在1975年被以“組織”的名義宣布為“叛徒”，並被“永遠開除黨籍”。當時中國大陸不能唱他作詞的歌曲，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或啟用新歌詞《繼續革命的戰歌》。群眾集會，也只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田 方：（1911年－1974年8月27日），電影藝術家。曾任北影廠廠長、北影廠演員劇團團長、中國影協副主席、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拍攝了《風從東方來》、《英雄兒女》等影片，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含冤逝世，終年63歲。

田保生：國際法學家，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長期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聯合國辦事處任職。建國後響應著名學者、他的老師錢端升的召喚回國，在外交學會從事國際法的編譯工作。1957年被劃右派，文革中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白楊：（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女，原名楊成芳，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家。1934年白楊參加了中國旅行劇團，開始了職業演員的生涯。1936年與明星影片公司簽約，與趙丹主演《十字街頭》，一舉成名。作為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中國女演員，白楊也得到了國際傳媒的矚目，英國《泰晤士報》稱其是中國的“葛麗泰•嘉寶”。1940年代起，與張瑞芳、舒繡文和秦怡並稱為中國影劇界四大名旦。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央電影攝影場參加了《中華兒女》、《長空萬裏》、《青年中國》等影片拍攝，主演《日出》、《屈原》、《法西斯細菌》等話劇，1946年在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拍攝的影片《八千裏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擔任主演。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塑造了具有東方女性獨特性格的形象，使得該片成為中國藝術的珍品。中共國成立後，白楊曾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導演、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影協副主席。1960年代初期，先後主演《團結起來到明天》、《為了和平》、《祝福》、《冬梅》、《金玉姬》和《春滿人間》等影片。在《祝福》中扮演祥林嫂，獲第十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獎。著作有《電影表演技藝漫筆》、《電影表演探索》、《落入滿天霞》與《我的影劇生涯》等。1962年被選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後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數度被紅衛兵毆打得體無完膚。期間由於離開牛棚去探望突發高血壓的丈夫，白楊被扣上了“畏罪潛逃”的罪名，更被列為上海市革委會的十大要案之一。直到1971年年底她才擺脫了五年生不如死的黑牢生涯。不久後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再教育”。直到1977年年中，這個終於被平反的傳奇女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生命權利鬥爭》一文。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經歷，控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呼籲人們要為捍衛民主和法製而奮鬥。

白辛 ：(1920年－1966年9月) ，原名吳宇洪。卓著的第一位赫哲族戲劇家。1943年白辛於吉林組織起一個教師業余話劇團，他自編、自導，演出話劇《松花江上》等。1946年被任命為吉林文工團團長。1953年秋，白辛被調到中共軍“八一”電影製片廠任編導。1960年，白辛根據長期深入邊疆生活積累下來的素材，創作出著名的電影文學劇本《冰山上的來客》。在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沖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麽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麗而瀟灑地走了。時年46歲。

白雲生：（1902年8月5日－1972年8月4日），昆曲表演藝術家。幼入私塾讀書，1920年入榮慶社，初從白建橋學戲，又向白雲亭問藝。1922年入祥慶社，深得王益友喜愛，遂收為弟子。初習旦角，1934年經侯瑞春向王益友建議，讓其改演小生更見光彩。自此與韓世昌結為珠聯璧合的好搭檔。自拜程繼先為師後，技藝大進，由於他有深厚的功底，《八大錘》、《群英會》、《朱仙鎮》等，頗受贊譽。曾組慶生社赴各地演出。為維持全家生計。竟於中山公園“打牲亭”內擺起茶座，他珍惜祖國的文化遺產，想方設法印些戲詞，邊賣茶邊發戲詞，邊演唱邊講解，招來遊客絡繹不絕，甚至戲曲同人及票友常到此參加演唱。1949後被聘任到中央實驗歌劇院工作。曾為戴愛蓮主演的古典歌舞劇《寶蓮燈》，任執行導演。戴愛蓮後來得知白老師住房狹窄，便將自己後海的住房讓給老師。白雲生見院大房多，便將寬大房間讓給別人。自己僅住東邊的兩小間，此事深受同人敬重。尤其是對王益友老師的遺孀張桐玉，關懷備至直到養老送終。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劇院成立。韓世昌任院長，白雲生等任副院長。建院大會在文化部大廳舉行，馬彥祥應邀出席。會上陳毅就如何發展昆曲藝術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同與會者合影留念。9年後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3日，即與老舍等29人被紅衛兵拉到文廟批鬥毒打，其後遭受幾年迫害，1972年8月4日含冤去世，終年70歲。

石魯：（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當代中國畫家。原名馮亞珩。早年就學於成都東方美專，1940年赴延安入陜北公學院，從事版畫創作，後專攻中國畫。1959年創作《轉戰陜北》，名聲日隆。後與趙望雲創立長安畫派。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陜西省國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委等職。1964年四十五歲赴陜北黃河沿岸體驗生活，收集素材，帶病創作巨幅國畫《東渡》，遭冷遇，被指責"醜化領袖"。因小說《劉誌丹》被批為反黨事件，被迫中止電影劇本《劉誌丹》的創作。同年九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石魯作品集》，剛發行一星期，即被通知停售收回。因病自學氣功和針灸。同年秋，突然患精神分裂癥，十一月入院治療。1966年十月，被原單位 "文革小組"強迫提前出院，接受批鬥。1967 年遭受批鬥、遊街、拷打等殘酷虐待，並被強迫隔離管製。1968年夏末，被工宣隊集中於文化系統的"牛棚"重復進行審查批判。1971年因精神病院的證明，省政法小組未批準死刑，暫擱此案。六月出院回家。秋後，創作了《華山英雄》《黃河兩岸度春秋》等國畫作品。夏初，被省鬥批改領導小組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上報省政法小組，要求判死刑。十一月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1974年在全國性"批黑線回潮"運動中，再被列為重點對象，遭受批判。1978年底，陜西省委審幹領導小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審查結論。年底，應邀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講課。

石磐：（１９１６年—１９６６年），北師大教授。從小到隆平讀書，後移居天津、北京，１９３１年返回家鄉讀中學。雖然年少，但思想進步，因反對當局的言行遭學校開除。１９３４年父親病故後，到合肥、濟南、上海等地謀職，遭遇坎坷。在此期間自學文學、社會科學和日語、俄語、世界語。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積極參加抗日活動。１９３８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黨。先後在邊區保衛處、中央幹教部、延安行政學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黨的保衛工作和幹部培訓及理論研究。石磐熱心經典，又自學德語，能夠閱讀並翻譯馬列原著。１９４８—１９５２，石磐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擔任過學校教育處副處長。１９５０年，曾經去蘇聯訪問，所見所聞使他對斯大林模式產生懷疑，回國後於１９５２年退黨，隨之被調離宣傳部，到教育部做巡視員。１９５３年調來北師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學教研室主任，是北師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鏞、 馬特和王真先生），並且同陶大鏞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因為在反右運動開展了一年之後，他以向黨交心的形式，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中國所實行的射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做出全盤的反思與批評。第一，石磐認為蘇聯、中國及其他射穢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已經變質，這些射穢主義國家是新的特權等級社會，蘇聯不是真正的射穢主義，工農群眾沒有當家做主。他說：“蘇聯工農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後改善得並不大，但特權等級的生活卻提得太高了。我１９５０年到蘇聯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農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認為中共黨內沒有民主，毛澤東搞的是個人崇拜。“我認為喊黨萬歲是可以的，但喊個人萬歲是不應當的。” 第三，石磐反對過度地搞工業國防建設，反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主張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認為工業化、農業合作化的建設搞得太快了。中國經過了多年的戰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產黨進城後就應當首先考慮改善人民的生活。現在是特權等級的生活提得太高，工農生活改善得太慢。第四，石磐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主要應通過會議鬥爭，現在不必打破舊的國家機器。１９５６年，石磐要求重新入黨：“盡管我認為這個黨的路線政策根本錯了，那麽我也應該留在黨內，作一個黨內反對派。”１９５８年初，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１９６１年解除“勞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國問題研究所。住在一間極小的屋內，房內堆滿了書，余外只有一張床。文革開始後，石磐教授飽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鬥，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鮮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鬥時仍然態度強硬：“我是馬克屎主義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傍晚，經歷了又一次批鬥會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過午飯， 換上一身整潔新衣，於下午兩點左右登上校園內最高建築八層主樓，從南面７層上自己的辦公室跳了下去。當時有人目睹，落地後還有呼吸，送到校醫院後不治。很快，校園廣播響起“極右分子石磐自絕於人民”雲雲。石磐教授自殺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紅衛兵的日子。

石揮：（1915年－1957年11月），原名石毓濤，中國電影、話劇演員、導演。1934年，石揮加入北平明日劇團，開始做劇務，後來做演員和導演；1935年11月，在雷電劇團擔任演員。1940年，石揮來到上海，相繼參加了中國旅行劇團、上海劇藝社、苦幹劇團、中國演劇社等藝術團體，參加演出了話劇《正氣歌》、《大馬戲團》、《秋海棠》等近30個劇目，塑造了多個身份不同、性格迥異的人物形象。1941年，石揮開始從事電影表演，拍攝了《世界兒女》、《亂世風光》兩部影片後，繼而先後在金星影片公司、文華影業公司主演了《假鳳虛凰》、《太太萬歲》、《艷陽天》、《哀樂中年》等一批有影響的影片。1950年，石揮拍攝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我這一輩子》，並親自擔任了影片的編劇和主演，曾獲文化部1949－1955私營廠優秀影片二等獎。1952年，石揮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擔任演員兼導演，先後在《腐蝕》、《姐姐妹妹站起來》、《關連長》、《宋景詩》、《情長誼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揮導演的《雞毛信》，該片獲得英國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這是最早一部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兒童故事片，同年導演的戲曲藝術片《天仙配》，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和喜愛，並引起香港、臺灣及東南亞地區的黃梅戲熱潮。1957年由他導演並擔任主角的電影《霧海夜航》受到了批判，同時因為他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東吳大將－－假話》而被打成“右派”，並被批判。1957年11月，石揮乘坐曾拍攝過《霧海夜航》的“民主三號”客船，在海上投海自殺。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蔣正涵，號海澄，曾用筆名莪加、克阿、林壁等，中國現代詩人。1929年至1932年留學法國。1932年1月，艾青啟程歸國。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左翼美術家聯盟，與畫家江豐等人組織“春地藝術社”，舉行“春地畫會”，獲魯迅支持。1932年7月，遭國民黨密探逮捕入獄，被指控為顛覆政府，判處有期徒刑6年。在獄中，艾青寫出了《蘆笛》、《透明的夜》、《巴黎》、《馬賽》等許多詩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為艾青的成名作(由於艾青當時只知道“大葉荷”這個名字的讀音，而不知道實際漢字，故誤寫作“大堰河”)。1941年春，皖南事變發生後，艾青赴延安。1941年11月，《詩刊》創刊，艾青擔任主編。至1942年5月5日終刊，《詩刊》共出六期。1941年11月初，艾青被誌丹縣推選為參議員，參加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會場，艾青寫作了歌頌領袖毛澤東的《毛澤東》一詩。1941年12月16日，艾青創作了《時代》一詩，集中思考時代命題。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報》副刊“文藝” 上發表《三八節有感》以及由馬加撰寫的小說《間隔》引發的批評。《艾青傳》稱，作為“文藝”副刊負責人的丁玲感受到“一種壓力”，乃“來求艾青幫忙”，“不懂政治且又愛抱不平”的艾青連夜撰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3月11日，該文在“文藝”第100期發表。該文為“受批評的說幾句話”，要求寫作自由。當時，先後在《解放日報》副刊“文藝”上刊登的文章還有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以及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等。一個月後，艾青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的文章《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該文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現了若幹重要觀點變化，強調“文藝和政治，是殊途同歸的”、“作家的團結”。1942年5月2日，艾青應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轉變”之後的艾青獲得各方好感。1942年6月9日，在批判王實味的鬥爭中，艾青即席長篇發言。七天後，艾青將發言整理為長篇文章《現實不容許歪曲》，將王實味稱為“我們思想上的敵人”和“我們政治上的敵人”，該文發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報》。後來艾青委托其子艾未未編《艾青全集》時，未將該文收入。1942年下半年，艾青先後創作了《野火》、《風的歌》、《希特勒》、《獻給鄉村的詩》、《悼詞》、《向世界宣布吧》等詩歌，掀起了創作上的小高潮。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樂部舉辦歡迎邊區勞動英雄座談會，勞動模範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參加。3月9日，艾青創作的詩歌《吳滿有》在《解放日報》刊登。但是，吳滿有1948年被國軍俘虜並奔向國民政府。此後艾青很少提到《吳滿有》這首詩。此後，艾青隨駱駝隊自延安赴三邊（即定邊、安邊、靖邊）采風，隨後又與詩人蕭三赴南泥灣等地訪問，和359旅旅長王震結下深交。1943年暮春，艾青回到延安時，整風運動中的“審幹和搶救”運動已開始。艾青被詢問當年“提前保釋出獄”及“《廣西日報》副刊供職”一事。1943年夏末，艾青被發展為中共黨黨員。1945年1月27日，艾青得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逝世，乃寫出《悼羅曼•羅蘭》一詩。1939年，艾青出版詩集《北方》，此後到1945年，共出版《向太陽》、《火把》、《獻給鄉村的詩》等詩集12部。1950年夏，訪問蘇聯，後來出版詩集《寶石的紅星》。由於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中，《人民文學》被視為表現消極，還發表過許多思想“錯誤”的作品，故1952年2月，剛創刊一年多的《人民文學》宣布停刊整頓，副主編艾青被停職。丁玲擔任整風之後的《人民文學》副主編，取代艾青成為該刊物的實際負責人。此前在針對《人民文學》“錯誤導向”的批判中，丁玲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前，丁玲身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主編，此番又將《人民文學》收入囊中，在文藝界權傾一時。此後丁玲緊跟毛澤東的指揮，在陳企霞的協助下，對文藝界人士大力批判攻擊。1956年，艾青出版詩集《春天》。1957年，獲聘為《詩刊》及《收獲》的編委，出版詩集《海岬上》。1957年12月，中共中國作協黨組作出決議，開除艾青中共黨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58年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開除艾青黨籍的正式通知。1958年4月，艾青離開文藝界，來到黑龍江省的一個林場落戶。1959年，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中，艾青多次慘遭批鬥。1976年10月起，艾青重獲寫作自由。　

龍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名沐勛，字榆生，是中國20世紀詞學名家。龍榆生生於江西萬載縣，1920年代先後在武昌和廈門師從黃侃（季剛）、陳衍（石遺），1928年起先後任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太炎文學院等校教授。1940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不久脫離政治，任教於中央大學。1945年因參與汪政權被判入獄12年。1948年保外就醫。1956年任教上海音樂學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後不久去世。

厲德寅：（1902年－1976年9月），經濟學家。1930年赴美國留學。1934年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相關理論的發展及其在經濟統計學中的應用》運用的數理分析最多，是中國經濟學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裏程碑式的成果。歷任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交通銀行設計處處長，全國平準基金委員會研究室主任，雲南大學教授，中央銀行昆明分行行長，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會議專門委員、經濟部參事等職。建國後，曾任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主講《高等數學》、《數理統計學》。譯有《數理統計導論》。1952年任上海財經學院四級教授。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批準，定為歷史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送青海德令哈農場勞動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滿釋放。1964年5月回滬。1976年9月病故。

孫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孫毓麒，曾用名孫世棻，中國現代能源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實業家，中華民國及中共國政治人物。17歲時，孫越崎考入紹興簡易師範學校，1911年底畢業。1913年，孫越崎進入上海復旦公學中學部學習，結識了教師邵力子、同學羅家倫、俞大維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孫毓麒憤而更名“越崎”，意為使中國越過崎嶇而走上康莊大道。1916年，孫越崎自復旦公學中學部畢業後，進入天津北洋大學文科預備科學習，後在父親的勸說下，於同年考入北洋大學礦冶科。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孫越崎作為天津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參加此次集會。會上，孫越崎第一個站起來，代表北洋大學全體學生表態堅決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孫越崎等人還發起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時，孫越崎和馬駿、諶誌篤、沙主培作為天津學生代表，前往直隸省長公署，與直隸省省長曹銳談判，要求省長曹銳給北京政府發電報，讓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北京學生，並拒絕簽署賣國條約。最終請願取得勝利。1923年秋，孫越崎赴中國東北，參觀了撫順煤礦、本溪煤礦、鞍山製鐵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辦穆棱煤礦公司（今雞西礦務局的前身），應督辦蔡運升之邀，孫越崎不顧家人反對，冒雪奔赴穆棱（今雞西），參加了的穆棱煤礦的創建工作。孫越崎被任命為中方礦務股長兼機械、工程股長，率領中方人員開掘第二號直井，與俄方人員開掘的第一號直井進行比拼。孫越崎工作5年零8個月後，穆棱煤礦建成投產。1927年孫越崎結識了前來調查的北京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並在翁文灝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地質學會和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孫越崎還編寫了《吉林穆棱煤礦紀實》一書，1930年由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出版，翁文灝作序。1929年秋，孫越崎赴美國斯坦福大學采礦系學習。臨走前，他專程拜望邵力子老師，邵力子囑其“出去要好好學習，學成以後一定要報效祖國！”1931年9月，孫越崎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回國途中，他又繞道歐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國的采礦業。1932年7月，經莫斯科和西伯利亞返回哈爾濱家中。孫越崎不願定居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來到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北平。1932年11月，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來到南京，在剛剛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即日後資源委員會的前身）任專員兼礦室主任。1933年3月，孫越崎在津浦路沿線調查煤礦資源，寫成《津浦鐵路沿線煤礦調查報告》。同年9月，孫越崎和嚴爽被派往陜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陜北有石油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轄下成立了陜北油礦勘探處，孫越崎被任命為處長。在陜北延長縣，孫越崎組建了中國第一支油礦鉆井隊，並率隊打出了油井，煉出了汽油。(後來，1935年4月，劉誌丹領導的陜北紅軍占領了延長縣，接管了延長油礦。延長油礦成了後來陜甘寧邊區的重要工業資源。)1934年7月，英方股東、中福公司董事長吳德羅夫赴廬山向蔣介石表達對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礦的領導人的不滿，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派員整理。蔣介石於1934年9月在廬山當面請翁文灝出任中福煤礦整理專員，翁文灝於1934年11月來到中福煤礦。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赴中福煤礦擔任中福公司總工程師，並在翁文灝不在焦作時代理整理專員。孫越崎著手整理，很快扭虧為盈。1941年3月，甘肅油礦局在重慶成立，隸屬資源委員會，孫越崎被任命為總經理，受命創建玉門油礦。隨後，該油礦采購並定製鉆井、開采及煉油的設備，開始進行建設。1942年11月，玉門油礦已經完成該年生產汽油180萬加侖的目標，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孫越崎被譽為“煤油大王”。1942年夏，因經營玉門油礦卓有成績，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孫越崎“金質工程獎章”。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春，孫越崎辭去四川4個煤礦和甘肅油礦局總經理職務，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被行政院經濟部、戰時生產局派赴中國東北，主持接收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辦公地點設在沈陽，同時，孫越崎還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局址設在北平。身兼數職的孫越崎在北平、沈陽等地穿梭。1946年1月，孫越崎兼任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錢昌照任主任委員）。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改為直屬行政院，孫越崎兼任副委員長（錢昌照任委員長）。1947年1月，孫越崎辭去了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職務，並交卸了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職務，到南京專任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1948年2月，中共軍占領鞍山後，孫越崎得知鞍山鋼鐵公司員工無一傷亡並獲得優待。這令孫越崎感觸頗深。1949年3月，何應欽內閣成立，孫越崎出任中華民國工商部（5月與其他部會合並成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1948年10月，孫越崎在南京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動員各工礦采取行動保護工礦，結果資源委員會各廠礦企業及32000余名職員、幾十萬技術工人，全部堅守崗位。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孫越崎隨即下令將已運至長江下關碼頭的各廠器材運回廠內安裝復工，未運往臺灣。1949年4月26日，孫越崎自上海飛往廣州。到廣州後，孫越崎當即電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區資源委員會所屬廠礦的負責人50多人來廣州領取資金，以備必要時給員工發工資。1949年5月底，孫越崎辭職離開廣州赴香港。到香港後，孫越崎同中共黨取得聯系，得知周恩來歡迎他隨時赴北平。為爭取資源委員會設在香港的國外貿易事務所進行活動。當時，國外貿易事務所在香港存有價值五、六百萬美元的鎢、銻、錫、汞等用於出口的礦產品。孫越崎在中共香港黨組織的領導下，策動該事務所員工組織了“保護礦產品委員會”，與時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劉航琛作鬥爭，並取得勝利。1949年11月14日，該事務所員工通電全中國宣告“起義”，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發電向中共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致敬，獲毛澤東復電嘉勉。1950年3月，孫越崎遭到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並受到中華民國政府以叛黨叛國罪通緝。資源委員會是中華民國政府中經營全中國重工業的部門，下轄121個總公司，近千個生產單位，職員3.2萬多人，技術工人六、七十萬人。這些人員全部留在了中國大陸。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灝和錢昌照後來也經孫越崎電請，從海外回到北京。後來孫越崎回憶稱，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政府實在太腐敗，太不像話了！”1949年11月4日，孫越崎攜家屬從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華民國政府派出四艘軍艦攔截孫越崎所乘船只，幸虧船主改道，軍艦錯截了其他船只，孫越崎方才幸免於難。1950年3月，孫越崎經邵力子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中，孫越崎和原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主要人員遭到懷疑，並受到審查。孫越崎的老朋友盧作孚也在同時開展的五反運動中自殺身亡，這給孫越崎的刺激很大。1952年6月，在政府機構調整中，在填寫誌願時，孫越崎寫下了“願意到煤礦技術工作”。不久，孫越崎被分配到唐山開灤煤礦（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礦）擔任總管理處第三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住在北京女兒家中的孫越崎隨即受到沖擊。因無北京戶口，孫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資停發，被以“特嫌”的罪名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一年半。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先後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調，均為專案組就原資源委員會在各地的人員的所謂“問題”找他核對，孫越崎頂住了逼供、誘供，堅決不寫違心的材料。孫越崎還遭到抄家，停發工資，並被監督參加挖防空洞等體力勞動。孫越崎的妻子王儀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癥，兩度自殺，幸而都被搶救過來，保全了性命。孫越崎夫婦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趕入唐山一處小平房居住。1973年，孫越崎重獲自由。

劉永濟：(1887年－1966年10月2日與) ，字弘度，宏度，號誦帚，晚年號知秋翁，室名易簡齋，晚年更名微睇室、誦帚庵。古典文學研究家。1911年就讀於清華大學。191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語文系。歷任長沙中學教師，沈陽東北大學教授，武昌武漢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浙江大學、湖南大學及武漢大學語文系教授、文學史教研組主任。湖南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理事。《文學評論》編委。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後任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文學評論》編委等職。對屈賦和《文心雕龍》研究頗有成就。著有《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文心雕龍校釋》等。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劉永濟任教武漢大學後，即致力於《文心雕龍》研究，三十年代即有《文心雕龍征引文錄》之作上下兩卷，征引文達530篇，由武漢大學於1933--1935年鉛印。四十年代成《文心雕龍校釋》一書，是書為繼黃侃所著《文心雕龍劄記》之後又一“龍學”力作，諸所詮釋，皆得劉勰論文原旨。此書問世後，為學林所推重，其精到之論多為治“龍學”者所引用闡發。如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說：“從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間，出現了《文心雕龍》研究的全新面貌。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註》和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是這十年內《文心雕龍》研究重要收獲。兩書都是他們多年研究的碩果，在國內外都又深遠的影響。”(載《文心雕龍學刊》第二輯)臺灣之治“龍學”諸學人也奉其論為圭臬《見牟世金《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劉氏晚年仍致力於“龍學”的研究，計劃編纂《文心雕龍辭典》，擬列布份詞目，寫了不少釋義卡片，痛惜文革禍起而未完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劉永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封建遺老”，10月2日含冤去世，時年79歲。其妻是家庭婦女（教工宿舍樓裏的孩子叫她“劉婆婆”），被認做“地主”而遭鬥爭，最後在家中上吊自殺。1979年5月，武漢大學為劉永濟平反。

劉雪庵：（1905年11月12日－1985年3月15日），筆名有晏如、吳青、蘇崖。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民國時代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長城謠》、藝術歌曲《紅豆詞》的作曲者，也是中華民國空軍軍歌的作曲者。早年在成都美術專科學校學過鋼琴，小提琴，並學唱昆曲和作曲。1930年在上海國立音專跟蕭友梅、黃自等學作曲。1936年畢業於該校。1941年為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譜寫全部插曲。1949年後在蘇南文化教育學院、江蘇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任教。30年代創作了鋼琴曲《中國組曲》和抗日歌曲《出發》、《前進曲》、《前線去》、《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二《離家》之三《上前線》、《民族至上》等，並創作了《中華兒女》、《保家鄉》等電影歌曲，同時為軍隊創作了《海軍軍歌》、《空軍軍歌》。1956年，根據古曲《平沙落雁》創作了鋼琴曲《飛雁》。其他代表作還有歌曲《飄零的雪花》、《采蓮謠》、《紅豆詞》。 並撰有《音樂與個人》、《音樂中的民族形式問題》等文章。1957年因《何日君再來》歌曲被打成右派，被剝奪講課資格，任圖書管理員。文革中，1969年被押送河北軍糧城農場勞改。1975年因幾乎雙目失明，失去勞動能力，被遣送回北京家中。1979年被口頭平反。然而書面結論直到1982年才交給他本人，結論中仍將《何日君再來》與《紅豆詞》定為黃色歌曲。

劉盼遂：（1896年－1966年），名銘誌，字盼遂，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他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一生淡泊質樸，癡於藏書，有活字典之稱。1928年畢業後，先後執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19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著有《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王學五種》、《論衡集解》，此書被葉聖陶先生贊為“建國後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顏氏家訓校箋》、《顏氏家訓校箋補證》、《世說新語集解》、《天問校箋》等著作，以及《穆天子傳古文考》、《嫦娥考》等論文，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人們研讀、征引的重要根據。劉盼遂還曾與郭預衡共同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曾任河南通誌館編纂，參與編寫了《長葛縣誌》、《太康縣誌》、《汲縣誌》。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補編》。他還著有《〈論衡〉註刪要》、《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世說新語校箋”敘》、《“世說新語校箋”凡例》，《說文師說》、《中國文法復詞中偏義例續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辯》、《黃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兌》，《甲骨文殷商廟製征》、《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赤子解》、《中華人種西來新證》、《齊州即中國解》、《義山錦瑟詩定詁》、《"永樂大典"漫談》等論文。文革中，紅衛兵在抄家時，把夫婦倆捆綁在院子裏，不準回屋子，不準吃飯，只給他們喝院子裏自來水管的生水。經過幾天的折磨，劉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而後紅衛兵把他的藏書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劉盼遂畢生珍愛的藏書毀於一旦。他感到錐心般的疼痛，在萬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縱身一躍，撲向火海，毅然和所愛的書籍同歸於盡。但被紅衛兵拉出來痛打，終於被活活打死。

劉綬松：（1912年－1969年3月16日），原名壽嵩，筆名劉瀨流、宋漱流，中國新文學史專家。1935年入清華大學，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任教於重慶南開中學、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1949年後，任國立湖北師範學院、蘭州大學教授。1952年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1955年出版《文藝散論》。1956年加入中共黨以及中國作家協會，任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被定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論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擔任《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委、副主編。次年當選為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還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武漢市文聯常委、文學部部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團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其妻張繼芳因為在抗戰期間的重慶當過廣播電臺播音員，以及參加過“三青團”，於是被指控為“特務”，劉綬松本人則被指控為“交代問題不老實”。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劉綬松和張繼芳得到允許從被“隔離審查”的地方回家。他們回到在武漢大學一區的教工宿舍後，在家裏樓上堆雜物的小閣樓中豎起一張單人木床，然後一邊一個，在木床欄桿和床腿上，一起自縊，含冤辭世。

劉啟戈：（？—１９６６年），北師大教授。精於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紀史。建國前任教於輔仁大學，１９５２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期，輔仁大學歷史系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他講的西歐封建製度史給許多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劉啟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歐封建莊園》《世界中世紀史》，《中外歷史年表》（ 與翦伯贊等合編）《戊戌變法》（與翦伯贊等合編），譯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紀中期的西歐》等。１９６６年某日，在歷史系組織的批鬥會上，劉啟戈頭戴高帽，還被自己學生當眾打耳光。回家後即與夫人跳樓自盡。

劉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中國國學家，教育家。1906年就讀於蕪湖安徽公學，隔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2年回國後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處秘書，積極主張以恐怖活動推翻袁世凱政府。1917年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以古籍校勘學為終身誌業，主攻秦漢諸子，最終因鉆研《淮南子》六卷專著《淮南鴻烈集解》震驚文壇，蔣介石一度擡舉為“國寶”級人物。劉文典曾在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後師從章太炎學《說文》。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上課內容自由發揮，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最後一個學期只講半篇《海賦》。劉文典恃才傲物，輕視文學，曾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沈思片刻後，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他反對沈從文當教授：“沈從文算什麽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四毛錢。”又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1939年出版《莊子補正》10卷。陳寅恪為此書作序。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離開我的祖國”。主要著作有《莊子補正》、《淮南鴻烈集解》、《三余劄記》、《說苑斛補》、《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等。主要譯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叔本華自我意識說》、《佛蘭克林自傳》、《美國人之自由精神》等。在中共“反右”運動中受到無理沖擊，一日強迫檢討，腦溢血發作至病危，1958年7月15日含冤病逝於昆明。

劉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原名劉槃，字季芳，號海翁，中國書畫家，藝術教育家。專長國畫、油畫、書法、詩詞，與林風眠、徐悲鴻和顏文梁並稱“四大校長”。1915年，上海美術學院改名為“上海圖畫美術院”，接任校長。劉海粟是中國第一位聘用人體作模特的畫家。1917年，上海美專展覽人體畫，有人抨擊“劉海粟是藝術叛徒，教育界之蟊賊”。輿論攻訐下海粟自號“藝術叛徒”。1920年7月延聘裸體女模特陳曉君。有傳言“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識的張競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錦暉，三是提倡一絲不掛的劉海粟。”1925年，上海市議員姜懷素在《申報》呼籲嚴懲劉海粟，海粟寫文章反駁。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稱海粟為“禽獸不如”。1927年，政府交涉封鎖位於租界的上海美專，孫傳芳函令解雇模特兒，劉海粟被以“學閥”罪名通緝，避居日本。1931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演講國畫“六法論”，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1933年再赴歐洲考察，於德國普魯士美術學院、柏林大學、漢堡美術學院、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演講並舉辦巡回畫展。1943年，回國復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於上海舉行個展。1952年，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南京藝術學院教授、院長。著有《畫學真詮》、《存天閣談藝錄》、《劉海粟藝術文選》等，另有畫集《劉海粟油畫選集》、《劉海粟名畫集》、《海粟國畫》等。1957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國畫展。同年被分類為右派分子，革除教職。1958年，患中風後失語臥床。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抄家多次，所藏書畫除了部分移往上海博物館，其余都遭燒毀洗劫。不能公開作畫，但沒有完全停筆，國畫《黑牡丹:誰說劉家穿鼻牛》,狂草《大火練真文》,鈐印《海粟不朽》等。

劉世楷：（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號仲則。天文、氣象學家。早年就讀於成都府中學、華陽縣中學、四川公立農業專科學校。1917～1922 年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理化部，並在北京中央觀象臺任氣象測候練習生，後任觀測員，同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研究科學習。畢業後曾在安徽、山東、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學教員，後在吉林大學任講師。1923年畢業。曾為中央觀象臺觀測員，安徽、山東、吉林等地的中學理化教員。1929～1931年為吉林大學理工學院講師並創辦吉林大學測候所，編輯《氣象月刊》。1932年起，先後為四川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華西協合大學、沈陽東北工學院、華北大學工學院、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講授物理學、農業氣候學、氣象學、天文學、天文學史等課程。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中學校長。1945～1950年初任四川省氣象所所長。編著《四川氣候誌》，主持發布每月四川天氣概況及成都天氣概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期間，參與天文系的籌建工作和完成該校教學用天文臺的建設。劉世楷1922年加入中國天文學會，為41個發起人之一，後被選為中國天文學會北京分會理事。曾參加中國氣象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科學社。劉世楷曾著有《四川之氣候》、《四川氣候誌》、《相關算法大意》、《本年夏季川省降水情形及水災原因》、《水災與氣象》、《普通物理現象解釋》、《高中物理實驗》、《趣味的化學實驗法》、《熱力學》、《熱學》、《普通物理實驗》（共3冊）、《氣象學》、《音學》、《中等物理教材》、《近八十年中國的科學教育》等。中共國成立後主要從事天文和氣象方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和譯著有《天文學》、《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略》、《現代天文學年表》、《普通實用天文學》，《航空天文學》、《“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說法對嗎？》、《關於太陽視象的形狀和大小由距日遠近所引起的問題》，以及《天球坐標概算法及其應用（提綱）》，這是劉世楷1952～1955年研究工作的總結，文中提出一種立體天球坐標的簡捷算法和運用此法去設計一種輕便適用的儀器原理，此法對天文教學、航空航海、野外勘探、軍事訓練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價值。《七曜歷的起源—中國天文學史上的一個問題》一文，論證了七曜歷的起源。《從天象與降水的相關概推25年間中國水旱的趨勢》，是在整理我國有關水旱與天象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研究了日面活動與降水、水旱災：流彗活動與降水、水旱災：日行行星的活動與降水、水旱災等的關系，概推了未來25年間中國的水旱趨勢。此外，還有《推算節氣的簡易算法》等。劉先生一生剛直不阿，從不計較個人安危。他曾仗義執言，遭到國民黨的威脅恫嚇；中共國建立後，他對一些官僚主義作風和大躍進、教育革命中的不實事求是的現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見的後果，但還要“對國家盡一點愚忠”。這些出自愛國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滅頂之災。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陰陽頭”。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師大教師宿舍工一樓，物理系教授劉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樓樓頂。據目擊者言，夫人向下望時似有踟躕，劉先生伸手將夫人推下樓，然後自己縱身躍下，夫妻雙雙身亡，劉先生時年６９歲。

劉鳳祥：（？－1970年），曾任《湖南工人報》編輯、《湖南日報》主編。1957年任主編時被打成右派，發配在工廠勞動，被機器軋斷一條右臂，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令其高呼打倒自己的口號，因為只有左臂可舉，遂被安上“舉起左臂打倒共產黨”的罪名，判為無期徒刑。又因用左臂撰文《論狼與小羊與下遊弄臟的河水》，於1970年被槍斃。楊小凱（澳大利亞華裔經濟學家）將其視為“他們那一代右派知識分子的精華和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代表了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共產黨政治迫害的努力，他們的死給這種積極的努力打了個句號。”

劉允斌：（1925年－1967年11月21日），中國核化學專家，劉少奇長子。1925年，劉少奇、何寶珍（又名何葆貞）夫婦的長子劉允斌出生在江西萍鄉安源。兩歲時被送回湖南寧鄉縣的劉少奇家鄉寄養。1938年7月，中共黨組織將他接到延安與父親劉少奇團聚。同年秋，13歲的劉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學學習。1939年，中共中央決定選送一批革命者子弟到蘇聯留學，劉允斌和妹妹劉愛琴被送到蘇聯。1939年11月，二人抵達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住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學習一個學期後，劉允斌遷居到距莫斯科300公裏的伊萬諾沃市，進入蘇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主辦的國際兒童院學習。他學習十分刻苦。不久，蘇德戰爭爆發，伊萬諾沃市民每日只能領到幾兩黑面包，冬天無取暖用的煤和柴，正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劉允斌每頓飯只有半片面包、幾個蘸鹽的小土豆。但劉允斌積極參加國際兒童院組織的開荒種地、伐木搬柴等勞動，並主動為前線蘇聯紅軍官兵獻血，他被選為國際兒童院學生會負責人之一。不久，劉允斌加入蘇聯共青團，擔任國際兒童院團組織負責人。1945年高中畢業時，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進入莫斯科鋼鐵學院那年，劉允斌加入蘇共黨。自該院畢業後，劉允斌以優異成績考入莫斯科大學，成為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畢業獲得副博士學位。1957年10月，劉允斌回到中國。只在中南海的劉少奇家中住了幾天，便來到距北京城50公裏外的房山縣，進入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四〇一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他在熱核材料研究領域努力鉆研，取得成就，獲副研究員技術職稱。1959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及技術資料，中央乃決定核研究院所與生產廠家結合，實行廠所（院）合一，早日研製出原子彈。1961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員調入中國核燃料元件廠（二〇二廠），劉允斌所在的四〇一所元件工藝室並入該廠，成立第二研究室。劉允斌奉調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的二〇二廠組建第二研究室，負責熱核材料研究工作。二〇二廠位於高原的山脈中，一條公路連接到山外。1962年冬，劉允斌抵達二〇二廠。不久，劉允斌被上級任命為第二研究室主任。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在蘇聯時，劉允斌和蘇聯人瑪拉•費多托娃結婚，育有一子一女。1951年，劉允斌和瑪拉曾來中國度假。1957年劉允斌回中國後，瑪拉在1958年第二次來到中國，但因不適應中國的生活，最終雙方協議離婚。瑪拉帶著一子一女居住在蘇聯莫斯科。後來，劉允斌與中國人李妙秀結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允斌被下放勞動，任務是打掃衛生、掏挖汙水溝等等。隨著父親劉少奇倒臺，劉允斌在二〇二廠被掛上“劉少奇的黑孝子”、“蘇修特務”、“走資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到毆打和辱罵。劉允斌還曾被造反派掛上黑牌，推上汽車，押到十多公裏外的包頭市區遊鬥。1967年11月21日，劉允斌在二〇二廠的他家所在居住區北面的鐵路上臥軌自殺身亡。1978年，在二〇二廠俱樂部為劉允斌舉行了平反後的追悼會。

劉崇樂：（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昆蟲學家，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之一。1920年，劉崇樂畢業於清華學校，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昆蟲學，先後獲得康奈爾大學農學土學位（1922年）、博士學位（1926年）。1926年，劉崇樂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創辦附屬昆蟲研究所並任所長。1926年返國後至1949年前歷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東北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農學院昆蟲系主任以及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系教授、系主任及該校昆蟲研究所所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南遷昆明，並著手雲南昆蟲的研究。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校返京。劉崇樂和他的哥哥劉崇宏都是清華大學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劉崇宏是歷史系教授。他哥哥決定赴臺灣，認為他搞的東西中共黨不會有用。而劉崇樂畢生熱愛科學、熱愛祖國，對中共黨＂新中國＂有好感。1949年，劉崇樂擔任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系主任。1952年，劉崇樂調入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昆蟲研究室（即昆蟲研究所前身）。1955年，劉崇樂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8年，劉崇樂擔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首任所長。劉崇樂曾進行胡蜂科、瓢蟲科、虎甲科、天幕毛蟲、紅蜘蛛及梨實蠅等分類區系及防治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專著四冊、譯著三冊，並在國內倡導開展了昆蟲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資源昆蟲等領域的科學研究，獲得了各方公認的成就。劉崇樂在文革期間被橫加誣陷打擊，進行百般的淩辱和迫害，在長期的摧殘下，久病不得醫治。當時年近七旬的劉崇樂患有嚴重糖尿病，全身浮腫，步履蹣跚，但仍被押解去農村參加三秋勞動，重病中仍遭受非人之無情迫害而無奈離世，終年68歲。其哥劉崇宏到了臺灣，為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人們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

劉澍德：（1906年－1970年），作家。1937年畢業於中國大學國學系。曾任中學教師，長春大學文學院、東北大學副教授，1949年後歷任雲南省文聯編輯室主任，昆明師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副主席，雲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雲南省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雲南省第三屆政協委員、亞非友好協會理事、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著頗豐。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是日逝世，終年64歲。

劉文輝：（1937年－1967年3月23日），自由民主鬥士。1957年，在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作的劉文輝被劃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機械廠當輔助工，時年20歲。曾主動要求到海南島工作。實想偷渡出境，1962年被抓並指控為有“蓄謀叛國投敵”等“現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監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暉新村11號。文革開始後，劉曾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但是在紅衛兵抄家時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反駁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發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他與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復寫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張信紙。劉文忠在1966年國慶節休假時去杭州向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學校匿名投寄了這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劉文輝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劉文輝被判處死刑並立即槍決。《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上列出的劉文輝“罪行”有：1957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射穢主義製度，大肆汙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1962年“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射穢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射穢主義製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法院宣稱，為“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時年30歲。劉文輝的弟弟劉文忠先後被關押13年。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劉文輝家屬的多次申訴作出判決，平反糾正，“宣告劉文輝無罪”。在此前，劉文輝父親劉宗漢和弟弟劉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徹底平反。2004年，劉文忠寫的《風雨人生路》一書在澳門出版。書中記敘了劉文輝和他們一家人的故事。

劉盛亞：(1915年 2 月 －1960 年 4 月 4 日)，筆名 S. Y , 作家，翻譯家。少年時隨父劉運籌（北平農學院院長）旅居北平，曾就讀於北平私立文治中學，在學期間與老師黃現璠和同學李石鋒、張天授共同創辦蓓蕾學社，以出版進步書籍和創辦進步刊物為媒介來達到弘揚新文化、新文藝、新史學、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學社創立不久即相繼創辦了進步文藝旬刊《菡萏》、《蓓蕾》，由李石鋒任主編，劉盛亞任主筆，旬刊重點放在新文藝創作和評論上，作為主筆的劉盛亞以銳利的文筆累出傑作，成為“蓓蕾學社四傑”之一。1935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留學，1938年回國後被聘為四川大學與內遷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同時由戲劇家熊佛西聘為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導師，時與江安執教國立劇專的吳祖光同被譽為南北神童。後返重慶，一度擔任過《新民報》副刊主編，還由郭沫若聘為屬下群益出版社總編輯。後歷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成都文協理事，群眾出版社總編輯，《西方日報》周末文藝主編，《大公報》文藝主編，重慶戲協執委兼創作部長，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重慶文聯執委，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重慶分會理事、主席團成員。著有長篇小說《夜霧》、《彩虹曲》、《水滸外傳》，傳記文學《木工黃榮昌》，譯著戲劇劇本《巴黎聖母院》、《浮士德》，詩集《尼伯龍根歌》、《少年遊》、《歌德詩選》、《海涅詩選》，短篇小說集《蘿茜娜》、《蔡特金傳》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勞動改造。1960年餓死於服苦役的峨邊沙坪勞教營。時年45歲。

劉旭滄：（1913年－1966年），中國著名攝影家。1932年加入三友影會。1945年參與創辦《美術生活》月刊，任編輯。1945年後任中青攝影學會指導，邦達廣告公司經理，宇宙電影公司、中國電影器材供應公司攝影部攝影師，中國攝影學會理事。1949年後，歷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和上海分會副主席。早期作品曾入選國際沙龍攝影展覽，並多次獲獎。作品有《窺》、《黃山蒼松》、《將相和》等。從1932年起，劉旭滄的作品先後參加過美國芝加哥博覽會上海預展、全國美展、天津影展、法文學會影展、大同大學影展、北京聯合影展、中國攝影學會影展、黃山名勝影展等。還曾選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個國家，295個國際沙龍影展，並獲獎54項，在國際影壇上有較大影響。1956年到1966年，每屆全國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入選，在攝影界有較高的知名度。十年浩劫開始後，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攝影家受到殘酷迫害。據劉旭滄的子女回憶，那些日子裏劉旭滄幾乎都是在沈默中度過。家裏再也聽不到娓娓動人的話語，再也看不到和藹可親的笑容。眼看著凝聚了畢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攝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燒毀……他的精神崩潰了。據他的女兒世琬醫生說，爸爸一生攝影作品達19萬張，全部被付之一炬。劉旭滄於1966年在上海離世，享年53歲。

劉寶瑞：（1915年－1968年10月8日），中國相聲第六代演員。曾向崇壽峰學藝，十三歲時拜相聲家張壽臣為師。十四歲赴天津，與馬三立、趙佩茹、李潔塵等在南市聯興茶社相聲大會演出，並在廣播電臺播音，開始嶄露頭角。1940年從濟南回北京，在啟明茶社相聲大會演出，聲譽鵲起。後去南京、上海等地獻藝。劉寶瑞以單口相聲表演而著稱，被稱為“單口相聲大王”。1940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聲藝術介紹給予港澳觀眾。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懷抱對中共的期望，劉寶瑞從香港回到大陸，參加了中國曲藝團，後調至中國廣播說唱團。劉寶瑞勇於探索，擅於借鑒吸收獨角戲、評話、電影、戲劇等姐妹藝術的優點，大膽革新創造，形成了聲、容、情、神兼備的獨特藝術風格。文化大革命其間劉寶瑞遭受嚴重沖擊和迫害，後下放至北京郊區勞動，1968年10月8日在北京房山農場勞動時遭現場批鬥，當晚逝世。死因有多種說法，或是胃穿孔病逝，或是被人毆打致死，或是死於自殺，遺體被草草掩埋，經多方尋找至今尚未尋獲。

劉克林：（1924年－1966年8月6日），報人，記者。在趙世炎之侄趙一鶴先生的介紹下，1939年劉克林14歲時加入中共黨。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先在重慶《大公報》，後調香港《大公報》工作。中共國成立後，歷任上海、北京《大公報》總編室、評論部、國際部等采編部門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間，在朝鮮戰場上采寫了大量戰地通訊。1963年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1964年以新聞專員名義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出訪亞、非、歐洲14個國家。在這前後還參加了60年代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寫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6日從辦公樓六樓跳下死亡。年僅42歲。劉自立在＂憶父親劉克林＂一文中有這麽一段話：－－父親當然不全是明確的"遺民"之感，他曾撰文大聲疾呼，在革命歲月裏，不當羅亭，要當英沙羅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歲月裏，愈來愈逼近死亡。我記得文革初起，他從釣魚臺返回沙灘（中宣部所在地）。工作與生活似處在嚴重的失序狀態中，一如他被派去參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糾葛與困擾一樣，失序的混亂與憂郁，為他帶來險惡的預兆。這種"非延安出身"的情結，最與造反派之謂"階級異己分子"掛上了鉤。之所以說理想使父親煥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敗使父親戚然，惶然，都因為他視理想為絕對。一個理想主義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黨文化"的營營茍茍之輩。他非但沒有任何"厚黑"的分子，連"淺黑"、微黑也談不上。至終不過四十二歲的父親，始終是一個青年。

劉賓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筆名劉瀏、劉克、申明、劉子安、金大白等，作家、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1942年初中畢業。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並在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劉在天津耀華中學任教，1946年至1950年從事青年組織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劉賓雁不斷揭露中國官員貪腐，並公開要求中國共產黨推行自身改革。《紐約時報》稱劉是極富使命感的調查記者，因為在《人民日報》等刊物發表文章、評論，成為在中國大陸廣為人知、最受欽佩的作家之一；“作為一個黨員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個歷史上幾乎不存在公開的異見表達的國家——這也許是有關他職業生涯最了不起的一點。”他曾寫道“共產黨管一切，唯獨不管共產黨。”。1986年12月，作為黨內民主派，他與王若望、方勵之二人一同被鄧小平點名，要求開除黨籍。次年1月正式開除，成為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鬥典型。1956年4月，劉賓雁在當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小說《在橋梁工地上》；6月和9月，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製和壓製新聞自由的審查製度，引起全國關註。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上海在沈思中》，批評中共上海市委壓製言論自由，影響廣泛。劉賓雁被毛澤東指責為“企圖製造混亂”，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批判劉賓雁“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劉賓雁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1961年至1966年，劉賓雁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劉賓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1978年至1979年，劉回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譯文》編輯。在1979年獲得平反，同年九月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汙案，在民間引起更大反響。在1979年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1985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大會上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並使他得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公開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鎮壓，宣布在海外開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與嚴家其、萬潤南等人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11月被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決議開除其中國作家協會會籍，並撤消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團委員和理事等職，亦被中國政府禁止返回中國。劉賓雁於2002年患直腸癌，其後擴散到肺部與肝區，2005年12月5日，當地時間淩晨零時25分左右，劉賓雁因直腸癌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醫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終年80歲。劉賓雁遺言：“自由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孫瑜：（1900年3月21日－1990年7月11日），原名孫成玙，中國內地導演、編劇。自小飽受中國古典詩書的熏陶，青少年時代就寫過詩，曾經把唐代詩人、他的四川老鄉李白的詩翻譯成英文。故有“詩人導演”一稱。1914年入南開中學，1920年入北京清華大學文科。並與同學組織了“苔岑詩社”，創作研究中國古體詩詞；同年，與同學一起選租文藝片在校園大禮堂放映；此外，還在羅明佑組織的影評征文比賽中，以一篇題為《賴婚的一個科學評論》的4000字影評，獲得第一名，獲贈華北電影公司真光電影院長期免票及50本《賴婚影評選集》。1922年，翻譯傑克•倫敦的短篇小說《豢豹人的故事》；同年，翻譯托馬斯•哈代的中篇小說《娛他妻子》；此外，還在茅盾主編的文學選刊《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 。1923年，從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獲得赴美公費留學的機會，作為三年級插班生進入麥迪遜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學習文學與戲劇。後轉赴紐約攝影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比拉斯哥戲劇學院學習電影劇作、攝影、洗印、剪輯、化裝等專業課程 。1926年，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國。1927年，孫瑜進入長城畫片公司擔任編導。 1928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漁叉怪俠》。1929年春季，進入民新公司，並編導了武俠電影《風流劍客》；同年，新組成的聯華影業公司請孫瑜執導首部影片《故都春夢》（朱石麟、羅明佑編劇），並首次與阮玲玉合作，影片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舊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此外，還執導了滑稽短片《自殺合同》。1930年，為新組建的聯華公司編導劇情電影《野草閑花》，該片則首次使用了白話體字幕和配音插曲，插曲為《尋兄詞》。1931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野玫瑰》上映 。1932年，執導由黎莉莉、袁叢美共同主演的愛情電影《火山情血》；同年，執導劇情電影《天明》，該片講述了漁村中一對表兄妹來到大城市謀生的故事。1933年執導由阮玲玉、黎莉莉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小玩意》。1934年執導劇情電影《體育皇後》。193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到自然去》上映。1937年執導電影《聯華交響曲》。1940年，執導劇情電影《長空萬裏》；同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火的洗禮》上映 。1945年，開始擔任中國電影製片廠駐美代表 。1950年，由其執導的傳記電影《武訓傳》上映，該片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跡為主題 ，影片被《大眾電影》評為10部“最佳國產影片”之一 。1955年，與鄭君裏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宋景詩》。1957年，與蔣君超聯合執導劇情電影《乘風破浪》；同年，在《文匯報》發表《尊重中國電影的藝術傳統》一文，提出導演是攝製組的“三軍統帥”的觀點 ；此外， 還參演了劇情電影《暴風中的雄鷹》。1958年，執導由魏鶴齡主演的劇情電影《魯班的傳說》。1960年，赴貴陽執導戲曲片《秦娘美》，該片根據梁少華梁耀庭的原著改編，這是孫瑜執導的最後一部影片。1966年文革爆發，因影片《武訓傳》被點名批判，遭到長期迫害。1968年3月，被關進“牛棚”一年又兩個月 。1969年冬季，被送進奉賢“五七幹校”勞動，兩天後因腳傷返回上海住院治療 。1978年獲得“解放＂。

孫泱：(1913年－1967年10月5日)，孫炳文的兒子，孫維世的哥哥，人民大學副校長和政治部主任。早年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肄業，1938年入黨，長期在部隊工作，並在延安擔任朱德秘書。中共建國後，歷任國家計委軍局局長，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黨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對國民經濟計劃學理論頗有研究。著有《我國過渡時期射穢主義經濟規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講話》等。1927年4月20日其父孫炳文被國民黨處決時，孫泱14歲，女兒孫維世才5歲。此後，朱德對孫炳文家人關心甚多。孫泱也就長期隨朱德工作，任朱德秘書。所以，後來孫泱參加了《朱德傳》的編寫。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廣場首次批鬥孫泱大會。孫泱被說成是蘇修特務、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是藍衣社特務。因為孫泱始終拒絕揭發朱德的“罪行”，1967年10月5日，“中央文革孫泱專案組”對孫泱動用了電刑：一根特製的鐵棍一頭接上了220伏的電流。專案組的打手將帶電的一頭捅向孫泱的後背。孫泱頓時渾身抽搐，發出淒慘的呻吟。他昏了過去，撲倒在地。打手不住地把電棍摁在孫泱身上，看著他一陣陣地抽搐，直至心臟停止了跳動。以致連潑了兩盆水，也沒有澆醒。事後留了個自殺的樣子。時年54歲。而周恩來的幹女兒、他妹妹孫維世的結局，似乎比他更慘。

孫維世：（1920年11月30日－1968年10月14日），女，小名孫光英，孫炳文之女，周恩來與鄧穎超義女。中共國話劇及電影導演。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戰友。1927年4月，孫炳文在清黨中在上海龍華被國民政府下令處決，當時孫維世才5歲多。1938年，孫維世加入中共黨。1938年春，任銳、孫維世她們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來又一起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鄧穎超致信任銳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且經常寫信教育鼓勵孫維世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孫維世也把周恩來和鄧穎超當成父母，經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來家。1939年7月，周恩來騎馬摔傷，右臂骨折。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孫維世得知後請求同去。毛澤東批準她到蘇聯學習。1946年9月，孫維世坐火車從蘇聯回中國。1948年，孫維世選中了李鍵慶、李翎編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親任導演，劇中只有兩個人物，孫維世的導演構思新穎，她還增加了序幕與尾聲，11月中旬《一場虛驚》彩排，大獲成功，受到榆次縣老鄉喜愛。到長辛店演出時，受到鐵路工人歡迎，多年後還有曾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長辛店老工人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1949年12月，孫維世和師哲等人一起為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舉行的中蘇領導人會談擔任翻譯及文秘工作。孫維世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組組長，陪同毛澤東出席會談。1950年8月8日，周恩來、鄧穎超結婚25周年紀念日，孫維世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簡樸的紀念儀式，周恩來、鄧穎超非常高興。1952年，孫維世導演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孫維世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兩劇均獲得成功。1956年9月，在孫維世提議下，中共國文化部組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歐陽予倩任院長，孫維世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後來，孫維世根據周恩來的批示，前往大慶油田，訪問“鐵人”王進喜，並拜工人為師，以大慶生活為題材創作了話劇《初升的太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孫維世被當作“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盤子、洗廁所。1967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被打成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不久，1967年10月6日，孫泱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孫泱死後，孫維世受到軟禁。1967年12月，以“特嫌”罪名將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監獄。並借搜查金山“罪證”的名義，抄走大批孫維世與中共高層往來的信件、照片、資料。1968年3月1日夜，孫維世在家被逮捕。孫維世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看守所，名字被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於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樓，終年48歲。死後雙手仍然被反銬在背後，頭顱上面插著一根釘子，手銬腳鐐都沒有除下，比其父親孫炳文的死要殘忍百倍。

孫楷第：（1898年－1986年），字子書，敦煌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敦煌學專家、戲曲理論家。1928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29-1941年先後任北平師範大學助教，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輯，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寫經組組長。1930年代初，致力於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研究，以畢生精力撰寫了數百萬字的著述。1931年，受北平圖書館委派，東渡日本訪書，編纂有《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日軍強行接管北平圖書館後，他棄職家居。數十年為研究小說和戲曲，搜集善本古籍達萬余冊，尤以小說戲曲類為多，所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可稱是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1933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合印行世，即《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十卷、《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說書目》—卷（附見於前書，並合為一冊）。這3種書目是中國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從此孫楷第便以小說目錄的創製者的身份為學林所知。1935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一號刊出了孫楷第的《小說旁證》，雖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小說旁證》全書共七卷，約40萬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證文字。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任研究員，直到去世。1952-1953年，上海上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國古今雜劇考》、《傀儡戲考原》等著作。1958年，孫楷第將前此所寫的論文作了一次編集校訂工作，並輯為《滄州集》，交給了中華書局，於7年後的1965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滄州集》分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舊作45篇。文化大革命中，孫楷第受到了迫害，被反復批鬥，下放到農村的五七幹校，被剝奪了從事著述的正當權利，連畢生節衣縮食而聚集的萬冊珍貴藏書也損失凈盡：竟以論斤賣給了中國書店，因傷心過度，竟致精神失常。1977年復出。

孫大雨：（1905年－1997年），原名孫銘傳，字守拙，號子潛，中國詩人、文學翻譯家。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後赴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深造。三十年代初歸國，歷任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十多所大學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實秋、徐誌摩等人倡導的文學團體 “新月社”。出過詩集，又致力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和翻譯，把莎士比亞的詩劇《黎琊王》、《罕秣萊德》等譯成中文，把許多唐詩譯成英文。1946年，孫大雨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在國共內戰期間傾向中共。1955年8月，孫大雨在肅反運動中一度遭到鬥爭，罪名包括自認為馬列主義水平很高，只有周恩來有資格與他對話，以及藐視蘇聯專家。雖然不夠定案為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多次多方訴說自己在肅反運動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孫大雨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檢舉揭發曾經打擊他的陳其五、李正文、復旦大學現任黨委書記楊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風、復旦大學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是反革命集團，並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控訴。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講話，把他同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點名列為右派分子。於是，陳其五、楊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聯名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控訴孫大雨誹謗罪名，1958年6月2日，孫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在專製獨裁體製之下，孫大雨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長期的牢獄之災。文革結束後，孫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復旦大學由於種種原因表示不接受孫大雨回校任教。當時華東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施平挺身而出：“孫大雨，復旦不要，師大要。”於是，孫大雨就被安排到了華東師範大學外文系，直至一九九七年去世。不可想象如果沒有施平挺身而出，孫大雨將會是什麽結果。

孫竹生：（1914年10月22日－？），中國機車車輛專家。6歲時，隨母親來到紹興縣城，進入紹興縣立第二小學學習。由於母親及曾祖母先後病逝，孫竹生13歲時被父親孫越崎帶到中國東北，入哈爾濱許寰澄紀念中學（許公中學）住校學習。1929年初中畢業後，孫竹生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1932年升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當時，該大學的教師均是俄國人，學生也多是俄國人。1930年，日本方面強行接管中長鐵路，驅逐了俄國人，哈爾濱工業大學也由日本人接管，並且組織在校的中國學生赴日本參觀1個月。經過參觀，孫竹生對日本的工業發展有了直接了解，回校後即開始從事畢業設計並準備答辯。此後，日本方面加緊鎮壓當地中國學生的愛國活動，孫竹生無法繼續留在哈爾濱。1937年春，孫竹生來到俄國人開辦的律師事務所，辦理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畢業證明，並赴美國領事館取得了其簽證的承認，然後進入山海關來到北平。孫竹生到北平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孫竹生乃赴武昌機車車輛工廠實習一年，1938年秋，隨該工廠遷至湖南郴縣，參與恢復生產，隨後又赴衡陽機務段實習。1939年夏，經過衡陽路政司幫辦楊毅的安排，孫竹生赴昆明川滇鐵路機務室。由於處於抗日戰爭時期，孫竹生當了兩年實習生，輾轉多處，先後在機車、金工、鍛造、木模等車間實習，在蒸汽機車中實習過看爐、洗爐、燒火、司機等工作，並參加了工廠拆遷、組裝及恢復生產。1939年秋，鑒於孫竹生實習已超過期限，川滇鐵路機務室總工程師程孝剛向重慶路政司報告，將孫竹生轉為工務員，在川滇鐵路機務室任職，直接在程孝剛的領導下工作，協助程孝剛翻譯英文、俄文資料，代抄程孝剛之論著，並在程孝剛的領導下和其他同事共同探討學術問題。因當時中國正籌辦滇緬鐵路，故可派中國留學生赴美國實習。經程孝剛介紹，1941年11月，孫竹生赴美國留學。到美國後，孫竹生由當時在洛杉磯加州工學院的錢學森代辦了入讀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的手續及證件。孫竹生先入芝加哥通用車輛廠從事了一年的設計及實習工作，隨後入普渡大學就讀，一年半後獲得碩士學位。此後由宋子文的代表尹仲容介紹，赴費城鮑爾溫機車公司實習一年半。當時鮑爾溫公司董事康佛司介紹孫竹生赴紐約通用電氣公司任職，但孫竹生希望盡快學到機車車輛技術回中國服務，乃謝絕。孫竹生又赴加拿大蒙特利爾機車公司工作了一個時期。此時，德國已投降，孫竹生速回中國，除了在美國考察外，回國途中還考察了西歐鐵路。經中國駐英國購料委員會介紹，孫竹生赴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四國考察。1946年5月，由英國搭乘輪船回到上海。回國後，孫竹生即赴沈陽參加了接管日本滿州機車株式會社的工作，籌辦沈陽機車車輛製造公司，並出任該公司總工程師。因對恢復生產作出很大貢獻，受到公司嘉獎。1948年，該公司派孫竹生赴上海創辦冷鑄車輪廠，並出任臺灣機械公司顧問，孫竹生因而赴臺灣。當時，孫竹生的父親孫越崎是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準備在香港投向中共領導的新政權，乃命兒子孫竹生離開臺灣赴香港。在香港期間，孫竹生編輯出版《鐵路機車車輛工程名詞》。後來於1950年初來到唐山交通大學擔任教授，1952年出任機械系主任。1956年，孫竹生、程孝剛等人參加了全國十二年科學規劃會議，並共同在交通組從事製定牽引動力發展規劃的工作。他們一起建議國家發展大功率蒸汽機車，並不斷改進蒸汽機車，爭取生產內燃機車、電力機車，采用電傳動、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應該並舉，並且研究開發煤粉燃氣輪機車。1956年，因改造蒸汽機車之功，孫竹生獲評為全國鐵路先進生產者，並且出席了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孫竹生被指為主張“教授治校”，遭到嚴厲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從此，孫竹生遭受了一系列打擊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因為是“右派”，所以孫竹生被強製勞動，整日在唐山交通大學校園內挑糞種菜。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孫竹生仍在唐山居住，但和父母沒有住在一處，由於孫竹生家的屋子沒有全倒，所以孫竹生及家人得以幸存。1980年代起，孫竹生在西南交通大學組建科研隊伍，建立機車車輛研究所，並倡導發展鐵路重載運輸以及雙層客車。

孫鈿：（1917年－2011年6月1日）原名郁鐘瑞，字文源，筆名孫鈿，後以筆名行。中國作家、詩人。小學畢業後進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學習，後升入大同大學。1933年，大學生孫鈿開始從事左翼戲劇及文學活動，參加“暴風雨劇團”，演出《叛徒》、《南歸》等戲劇，並和其他文學青年自籌資金出版文學刊物《天明》。1933年（一說1934年），孫鈿因受國民政府迫害，流亡日本，先後在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並且參加了東京的中國劇人協會、社會科學座談會、詩歌座談會等左翼社團的活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孫鈿於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參加“留日學生抗日救亡協會”。同時，孫鈿寫下很多詩歌及散文，寄給巴金主持的《烽火》及胡風主編的《七月》，並出版第一本詩集《擊退敵人去》，很快又發表長詩《給敏子》。隨後孫鈿參加了新四軍，1938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黨，還繼續給《七月》等報刊寫詩。他是七月派詩人之一。孫鈿歷任新四軍第四支隊留守處工作人員，大別山第八團團部秘書、參謀、民運幹事。加入中共黨後，孫鈿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到香港開展地下工作，受廖承誌直接領導，主編《東江》、《僑胞》等刊物，並繼續作詩，被譽為“戰士詩人”。1950年，孫鈿在等待新任務時，到寧波探訪親友，遇到寧波市市立中學（今寧波市第二中學）教導主任翁心惠（後來擔任寧波市主管教育文衛的副市長），應翁心惠邀請到該中學教政治思想課。1953年春，寧波市政府任命郁文源（孫鈿）為廣濟街的寧波衛生學校副校長。經他向寧波市衛生局建議，又經浙江省衛生廳審批，在寧波衛生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寧波護士學校，於1953年暑期招錄第一屆新生100人，由寧波市衛生局局長郭紹興任名譽校長，郁文源（孫鈿）任副校長。孫鈿聘請教師，主持教學樓建設，1954年在今孝聞街第二醫院新大樓的原址上建起了寧波護士學校的新教學樓。後來，寧波護士學校於1957年與廣濟街的助產學校合並，恢復原名寧波衛生學校。1955年5月，孫鈿接到去杭州開會的通知。到杭州後被宣布逮捕，關進杭州烏龍巷監獄，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關押一年多後被宣布釋放，結論為：不是叛徒，不曾投敵當漢奸，不是胡風分子，可恢復原職。回到寧波後，孫鈿未被準許回寧波護士學校，只能在街道辦事處暫領生活費。數月後，被分到機關幹部學校任教。1957年，孫鈿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他的詩歌被說成是“大毒草”。不久，孫鈿被下放到梅山鹽場勞動改造，後又先後在四明山挖土石修築公路，在浙西江山修築鐵路。作為管製分子，孫鈿曾拾垃圾，製煤渣磚，當臨時工。孫鈿的孩子無法上學，孫鈿的妻子多次賣血以維持家庭生計。孫鈿還曾借錢買蜜蜂放養，但放蜂到內蒙古時，又被誣為“空降特務”，遭關押兩年，後被押回寧波。50多歲的孫鈿不得不從頭開始學當油漆工、廣告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平反，孫鈿也在1980年獲得平反，恢復名譽，恢復中共黨黨籍。

孫之儁：（1907年－1966年9月5日），字近之，筆名之俊。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畫家。畢業於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尤以漫畫，連環畫，水彩畫等著名，發表漫畫作品余四千幅，連環畫三十余種。因創作《武訓畫傳》而牽連於中共國成立後第一宗文化批判案－－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後更名孫信，停止漫畫創作，在做美術教師的業余時間從事連環畫創作。1966年文革中被抄家並趕回原籍，9月5日深夜或6日淩晨，自縊於老家院內葡萄架下。

朱啟賢：（１９１１年—１９６８年），北師大教授。 192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就讀，創辦《教育短波》雜誌。1935年任山東省第三民眾輔導區主任。他積極主張抗日，任全國戰時教育協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談會，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40年任四川科學教育館員兼成都華西大學教授，並主編《中國教育》，發表了一些進步文章，出版了專著《文學、哲學與玄學》。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再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之後，他努力為抗日民主教育事業奔走呼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戰時教育改造計劃》等文章多篇。由於積極擁護中共黨，受國民黨迫害，遂於1943年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194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授。在美期間，他組織進步團體，成為當時留美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受中國民盟總部的委托，組織民盟美國支部，開展反蔣活動。董必武代表中國解放區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他參加了聯絡和保衛工作。1949年中共國成立，朱啟賢在美國組織慶祝會，公開發表擁護中共黨的主張。他的行動受到美國政府的限製並處以大量罰金。1950年被驅逐出境，經香港回國，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接見和慰問。回國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朱啟賢性情張揚，倔強剛烈，成為右派後拒絕認錯，拒絕寫檢查，因此後來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卻始終是右派。論著有《前進的教育與反動的教育》《文學、哲學與玄學》《論科學與民主》等。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期間，北師大準備在校園裏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遊鬥活動，被遊鬥的對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啟賢在活動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於是服安眠藥自殺。 　　

朱偰：（1907年4月15日－1968年7月15日），字伯商，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物保護專家。192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1925年入北京大學本科學政治，1929年入德國柏林大學，1932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中央大學經濟學教授。業余時間經實地考察，拍攝大量照片，於1936年出版《金陵古跡名勝影》等3部書。1949年春，朱偰拒去臺灣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華門、太平門、草場門時，朱偰明確表示反對，因此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被批鬥。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圖書館工作。這位經濟學家，這麽解釋自己對於文物保護的熱情：“夫士既不能執幹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於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極深的國學修養，1926年8月，朱偰寫了一論、再論《五言詩起源問題》刊於《東方雜誌》，1930年寫成50萬言的《日本侵略滿之研究》一書是國內研究東北問題的第一本專著。其譯作有《漪溟湖》、《燕語》等；小說有《泡影》、《悵望》、《流到人間去的紅葉》等。他的文學作品（詩歌以外）有41篇（冊），遊記71篇，經濟論文62篇，金融貨幣論文49篇，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留德學誌》、《國聞周報》、《國民公報》、《中央日報》、《財政評論》、《經濟周報》、《外交評論》、《財政學報》、《申報》、《香港大公報》等報刊。＂新中國＂成立後的作品則多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和《理論學習》上。另有影集圖考遊記等問世。1966年文革開始，八九月間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搶光，瓷器全被砸光，存書被焚燒光；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竟被疑為“國民黨特務”，而慘遭毒打；造反派對他拳打腳踢，已是家常便飯。1968年7月15日，他頂不住無情的風雨，選擇了自殺。早晨，人們發現朱偰在南京圖書館大門口水泥地上仰面躺著，沒有請法醫鑒定，就被草草火化。臨死前留下絕筆：“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歷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朱東潤：（1896年－1988年），原名朱世溱，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教育家、書法家。1913年秋，朱東潤入留英儉學會，赴英留學，次年進入倫敦西南學院讀書，課余從事翻譯，以濟學費。1916年初，朱東潤放棄學業，毅然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鬥爭。1917年秋應聘至廣西省立第二中學任教，開始了他長達七十余年的教學生涯。1919年朱東潤回到江南，任南通師範學校教師。1929年他出任武漢大學特約講師，受聞一多先生委托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後晉升為副教授、教授。1942年8月任重慶中央大學教授，1947年夏，至無錫國學專科任教，後又任江南大學教授。1951年春任齊魯大學教授。1951年秋，脫離齊魯大學，往上海，任滬江大學中文系教授。1957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論著頗豐。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6月，學校教學逐步停止。他被靠邊站，遭批鬥，取消教授工資待遇。1967年先後被遣往寶山縣長興島、羅店等農村改造。1968年在校勞動改造，繼續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與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孫女亦被遣往市郊農村插隊落戶。1969年又至羅店勞動，曾於半夜與青年學生一同急行軍，天黑行癡，氣喘幾絕，頑強堅持，幸未仆倒。1970年七十五歲在校勞動，但恢復了工資待遇。1978年獲平反。

朱屺瞻：（1892年5月27日－1996年4月20日），名增鈞，號起哉，又號二瞻老民，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養菖蒲室、修竹吾廬等。現代中國畫家，兼修國畫和西洋畫，以水墨山水見長，善於融合西洋畫的長處。1912年開始接觸西方油畫，入上海圖畫美術院（後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次年在該校執教，並兼任函授乙部主任。26歲赴日留學，入川端美術學校，師從藤島武二。首次接觸後印象派梵高、塞尚、馬蒂斯等的作品。1918年油畫作品《風景》入選首屆蘇州美術畫賽會展覽。1929年國畫作品《春寒》等和油畫作品《勞苦》、《靜物》入選第一屆全國美展。1933年出資營造新華藝專繪畫研究所。次年任研究所主任兼導師，同時教授國畫和西畫。1937年再次赴日考察美術教育兩個月。同年國畫作品《竹石圖》和油畫作品《菊花》參加第二屆全國美展。1944年，積齊白石鐫印六十余方，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自號“六十白石印富翁”，潛心臨摹古畫，作《仿李流芳山水冊》等。1952年，遷出淘砂場梅花草堂。大批油畫寄存友人家，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毀失。生前曾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繪畫研究所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上海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授等職。出版有《朱屺瞻畫集》、《癖斯居畫談》、《朱屺瞻畫選》等。為使國寶不流失國外，曾籌集錢款購買收藏了石濤名作《萬點惡墨圖卷》、《八大山人書畫冊》等，1949年後交國家博物館收藏。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受沖擊，書畫房產變賣殆盡，生活困窘。1953年，老小6口住在一間“過街樓”裏。1954年當選人民代表。翌年又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境遇好轉。1956年受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筆，自用齊白石鐫印全部上交。1977年應邀為北京飯店和首都機場作畫。

朱光潛：（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實，筆名孟實、孟石。現當代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淸華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教授。十五歲開始就讀於孔城高小（今孔城鎮桐鄉書院內），熟讀古文及唐、宋詩奠定其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民國七年至民國十一年，就讀於香港大學，學習了英國語言與文學、教育學、生物學、心理學等課程，奠定了其一生參與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期間曾受梁啟超與胡適之新文化運動影響，毅然放棄古文和文言文，改寫白話文，不久即用白話文發表了其美學研究的處女作《無言之美》。1925年，考取公費留英，到愛丁堡大學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等，畢業後至倫敦大學學院聽莎士比亞課程，同時又在巴黎大學註冊，對研究西方哲學、藝術美學、心理學產生濃厚興趣。期間受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教授所講授的藝術心理學啟發，起念寫下了《文藝心理學》。後又就讀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幷於1933年獲得斯特拉斯堡大學博士學位，同時完成了其著作《悲劇心理學》。在歐洲留學期間，經常由於公費不發，經濟拮據，只得靠稿費維持生活。逐為開明書局的《一般》撰稿，曾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該書反應了當時一些青年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接著《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局）、《談美》、《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文藝心理學》、《詩論》，及譯著的《美學原理》陸續問世。1933年回國，聘為安徽大學（現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後，經好友徐中舒介紹給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委聘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主任，除教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以外，還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和清華大學的中文系研究班講授《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後又應留法結識的好友徐悲鴻邀請到中央藝術學院教授了一年的《文藝心理學》。抗日戰爭期間，朱光潛經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教授，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之約，任文學院院長，後遊走於武漢大學任教。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朱光潛為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並致力於文藝思想硏究和批評、美學研究、美學教學，治學態度認真，介紹、翻譯、論著美學的著述極為豐富，多達六百余萬字，開拓了中國美學研究的新領域。對黑格爾《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崇高聲譽。他的數量眾多的譯著和譯文為中國的美學研究和文藝理論研究鋪平了前進的道路。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他留居中國大陸，1952年秋季以後，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此後一直居住於燕京大學撤銷後的燕東園27號。朱光潛雖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其美學思想曾數度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時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抄家、鬥爭，並被剝奪執譯者的權利。1976年文革結束後，朱光潛被恢復教授職務。

朱維基：(1904年－1971年)，翻譯家、詩人。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歷任南國藝術學院教師，上海正風文學院教師，上海建承中學及中國藝術學院教員，上海大同書店編輯，華中建設大學教授，煙臺外事辦公所《英文報》編輯，華東大學及山東大學教授，華東文化部藝術教育科主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編輯。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歌集《世紀的孩子》，另有譯詩集《在戰時》、《神曲》（《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唐璜》、《盧森堡夫婦詩選》等。文革期間，家中藏書被抄，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押於“牛棚”，是日病逝靜安中心醫院，終年67歲。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1983年10月24日），作曲家、聲樂家、教師。出生於日治臺灣臺北廳滬尾支廳小基隆區（今新北市三芝區），是首位享譽國際樂壇的東方作曲家。作品蘊含著濃厚臺灣故土、宗教聖樂與中國古典文化情感，奠定了臺灣與中國的現代音樂風貌。一生際遇於日本與中國間，貢獻巨大。1930年代，江文也在日本樂壇逐漸展露過人的才華，各項音樂比賽中屢獲大獎。1936年《臺灣舞曲》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１１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中，獲得音樂類管弦樂作品組佳作獎。1938年秋天，在前輩音樂教育家柯政和的邀請下，江文也轉往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理論作曲課程，課余從事中國古代和民俗音樂之研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江文也喪失日本國籍，因為對日抗戰時期曾為親日組織“華北新民會”工作而被視為“文化漢奸”，被拘押了十個月；出獄後，短暫在北平郊區一所回民中學任教，並曾返臺至淡水探視大哥江文鍾。此時期創作了大量的中國調式天主教聖歌。1957年，江文也因“國際榮耀與〈臺灣舞曲〉的得獎，與右派法西斯有關聯”，在反右運動中被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批鬥，打成右派，教學、演奏、出版的權利盡被剝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再被批鬥，打入牛棚；在1969年被送往河北清風店中共軍第３８軍部隊接受勞改。1978年終於獲得平反，恢復原教職；但因為多年勞改生活，歷經兩次吐血、數次中風而癱瘓在床。晚年生活漸趨安穩之時，仍勉力創作交響樂《阿裏山的歌聲》，1983年10月24日因腦血栓逝世於北京而成為最後遺作。

江隆基：（1905年12月24日－1966年6月25日），又名泮庵，字盤安，教育家。1920年畢業後，考取西安陜西省立第二中學。在陜西二中期間，他參加了驅逐校長柳彥升和西安學生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主權的運動。在楊明軒、張友三等人影響下，江隆基學習了《新青年》《學生雜誌》《共進》等刊物。1924年，他考入北京農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學習。三一八慘案後，思想傾向共產主義。1927年6月，經陜西同鄉張奮翼介紹，加入中共黨。1927年8月，江隆基留學日本，考入明治大學經濟系就讀。1931年，經楊虎城資助，留學德國進入柏林洪堡大學經濟系。在柏林期間，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擔任留歐華僑反帝總同盟書記。1936年9月，前往布魯塞爾參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12月回國後，任十七路軍政治處上校秘書主任，參與西安事變。1937年1月，出任陜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他的領導下，該校成為抗日救亡活動最活躍的學校之一。1938年5月，江隆基到達延安，歷任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主持全校教務管理工作。1943年1月，擔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附中校長，6月率領學校轉移回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抗日戰爭結束後，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學副校長（正校長缺），主持全校工作。1948年7月，率團到黃龍新區開展文教工作的恢復和改造。同年秋，針對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落後的情況，江隆基提出堅持“民辦公助”的方針。1952年10月，調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協助校長馬寅初主持管理校務，並對北大進行教學改革，使北京大學完成向“新民主主義大學”的轉軌。1956年7月，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1957年反右運動中，江隆基主持北大反右工作，七百余名師生被劃為右派。但是江隆基在反右中采取的審慎態度，引起中央一些人不滿。10月，陸平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降為第二書記，實際上被架空。8月，他被告知調離北京大學，在離開之前，參加從10月到12月底召開的北大黨委整風會，會上遭到了多次批判，被指為犯了右傾錯誤。1959年1月，江隆基調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62年，因蘭州大學的成功，江隆基提出了高等學校八條工作經驗，系統總結了高等學校教育管理的經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被定為高教戰線第一批要打倒的對象。此後，在中共甘肅省委派出以甘肅省軍區政委龍炳初為首的150多人的龐大工作團進駐蘭州大學，批判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路線。江隆基遭到四次大規模批鬥。23日，經過中共中央批準，甘肅省委宣布撤銷江隆基黨內外一切職務；25日，在蘭州大學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省委決定。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身亡。

江紅蕉：（1898年－1972年），名鑄，字鏡心。筆名紅蕉、老主顧等。近代小說家，鴛鴦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他還是包天笑的內表弟，葉聖陶的妹夫。江紅蕉1915年入讀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後輟學並前往浙江蕭山，通過包天笑介紹下在時任蕭山縣沙田局局長畢倚虹手下任會計。期間受畢倚虹等人影響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後因讀了江建霞《紅蕉詞》，便取“紅蕉”為筆名。他曾在《禮拜六》、《半月》、《星期》、《快活》等雜誌上發表小說，其中包括1922年至1923年間在包天笑《星期》周刊上連載的反映1921年上海信交風潮的長篇小說《交易所現形記》。其他主要作品還有《海上明月》、《大千世界》、《灰色眼鏡》、《江南春雨記》、《續黑暗上海》等。此外他還主編過《新申報》附刊《小申報》、《家庭雜誌》、《蘇民報》等，並曾為1934年但杜宇導演的電影《人間仙子》作過編劇。1972年文革期間遭到迫害，江紅蕉撞車自盡。

江豐：（1910年－1982年），原名周熙，中國版畫家、美術理論家。1928年在上海“白鵝畫會”學畫；1931年春與杭州藝術院“一八藝社”張眺、於海等組成“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舉辦“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並出版畫冊，魯迅為之寫序文《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同年參加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所”為“中國美術家聯盟”負責人之一，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活動家。1932年與艾青、於海等開辦“春地畫會”，進行革命美術活動。是年夏被捕入獄，1933年出獄，在上海與野夫、沃渣等組成“鐵馬版畫會”，出版《鐵馬版畫》雙月刊三期。“八•一三”滬戰爆發，加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1936年，參與組織鐵馬版畫會和上海木刻作者協會 。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主編《前線畫報》。次年調魯迅藝術學院任美術部主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八路軍留守兵團文化委員會委員。被推選為陜甘寧邊區美術界抗敵協會主席。抗戰勝利後，任華北文藝工作團政委，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黨委副書記、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黨文委委員。1949年，當選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1951年，調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徐悲鴻院長逝世後，任代院長。1953年，當選中國文聯常務理事，中國美協副主席。版畫名作有《保衛家鄉》、《念書好》、《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動》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顧問，中央美院院長，長選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協主席。

許寶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字閑若，中國現代數學家，概率論、數理統計學科的開創者。1928年自匯文中學畢業後，考入燕京大學理學院。1929年，從燕京大學轉入清華大學數學系，從一年級讀起。1934年，出任北京大學數學系助教，擔任正在北京大學訪問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奧斯古德的助教，任職兩年至1936年。當時，芬布爾、阿蒂肯合著的《標準矩陣論》已經出版，他掌握了矩陣這一工具，精於分塊演算。1936年，許寶騄考取赴英國留學。193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其間發表了近十篇論文。1940年回國，成為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一直任至1945年，同年秋，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各授課一個學期，學生中包括西奧多•威爾伯•安德森、埃裏希•萊曼等人。1946年，赴北卡羅萊納大學任教。一年之後，1947年他決定回國，謝絕了若幹大學的聘任，到北京大學當教授。1948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不久，發現自己已經患肺結核。但他長期帶病堅持教學及科研工作，在矩陣論、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面發表論文十多篇。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3年，發現肺部有空洞，體內的結核菌已有抗藥性，組織上多次安排他休養，但均被他謝絕，一人領導著3個討論班（平穩過程、馬氏過程、數理統計），率年輕人從事科研工作。1960年中期，他又對組合數學興趣濃厚，1966年初，他與段學復教授聯合主持了組合數學討論班，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而被迫中斷。文革開始遭巨大的折磨，許寶騄拖著病軀，一步三歇應命前往指定地點接受批鬥，如是三年。挨至1970年底終於不支死去。

許政揚：(1925年－1966年8月)，字照蘊。懂英、法、日三國語言，49年後自學了俄語。1945年考取光華大學中文系，1946年轉燕京大學中文系，後任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員。學術功力深厚，精通宋元史料，被譽為“獨步兩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之內，所註《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已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許多定本書中之一種。除《古今小說》校註本外，還有兩篇極重要的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篇是論睢景臣《高祖還鄉》，一篇是論《老殘遊記》。何其芳曾高度評價：這兩篇論文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為揭櫫作品的真實的社會思想底蘊，所以正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正確途徑。1966年文革開始後，他被列入中文系的李何林“反黨集團”中，遭到勞改批判抄家，被罰在烈日下拔草“勞改”，抄家中，數萬張以心血積累的卡片和著述手稿被付之一炬，徹底絕望的他在1966年8月投水自殺。時年41歲。骨灰沒有被保留。文革後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骨灰盒子裏裝的是他校註的《古今小說》一書。

許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國科學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畢業於浙江大學，長期專於愛因斯坦的著作翻譯與研究工作。1942年，他從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許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學生，主要研究相對論和量子力學，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翌年加入中共黨。中共建政後，許良英於1952年從浙大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在《科學通報》編輯室主任。1955年因為“反胡風和肅反運動”，被批判和停職審查一年。1957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創建時，與於光遠一同擔任負責人。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許良英被劃為右派，因抗拒強迫勞改的處置而被開除公職與黨藉，並遣送到老家接受勞改，1962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至1970年出版。1978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1978]55號文件，即《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許良英恢復了黨籍並回到北京市，被安排擔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3月，許良英和方勵之聯合發起紀念愛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在浙江大學舉辦學術討論會。期間，浙江大學學生和研究生邀請許良英演講“開放改革”，他推薦方勵之講。由於方的演講影響很大，被當局認為是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要第二次開除方的黨籍，只是由於時任總書記胡耀邦的作用，才拖延了一年多。不過也因此誤傳，許良英因演講被開除了黨籍。1986年夏天，許良英與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次年舉辦《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但因有被邀請者舉報而遭當局製止。1987年6月8日，陸鏗在英屬香港舉辦政治民主化研討會，許良英寄去一篇文章。1989年，許良英寫出政治民主化的聯署信，42人簽名，包括王淦昌、施雅風等。1992年，許良英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籲政治體製改革；1994年他與妻子王來棣及丁子霖等發起《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公開信，並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翌年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公開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學家、學者，包括國內數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識分子、國際上十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2006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專文《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講述許良英的生平故事。2010年，他同學者邵建進行爭論，提出應“走出復古迷津，重新回歸‘五四’”。2013年元旦前夕，其妻王來棣去世，許良英亦因肺部感染住進北京海澱醫院11樓重癥監護室，病情一直反復，約一月後的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因腦溢血去世，終年93歲；夫婦遺體一同捐獻給北京大學醫學部，遺體告別式於同月30日下午3時在北大醫學部西門遺體捐獻中心舉行。

關友聲：（1906年3月25日－1970年2月14日），原名關際頤，字友聲，號嚶園主人，中國現代著名書畫家，山東畫派的創始人之一。1928年關友聲於山東大學國學系畢業，後又至北平向吳秋暉學習詩詞歌賦。在北平居住約一年，始返濟南。在北平時結識了著名畫家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於非闇等人，與張大千最為莫逆，因而受張大千影響頗大，從學習元四家改學石濤，此為關友聲畫風轉變之關鍵。1931年與兄關頌平在濟南共創國畫學社與齊魯畫社。1934年，關友聲將其遊黃山寫生冊提供張大千品評，頗得張大千好評。1935年，遊學湖南、湖北、南京、蘇州、安徽等地，探奇攬勝，尋師訪友，以提高藝術造詣。是年《關友聲畫集》問世，斯時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的老舍為之作序。1945年執教於濟南南華學院，教授詩詞及書畫題跋和款式學。1948年任湖南南嶽國立師範學院美術教授，後執教齊魯大學、山東藝術專科學校；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山東分會常務理事、省政協委員；擅長中國畫，兼擅書法、詩詞、琴棋、京劇。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夫人鄭璇被迫害致死，此事對關友聲打擊尤甚，於1970年2月14日去世。

關山月：（1912年10月25日－2000年7月3日），原名關澤霈，中國大陸著名畫家，嶺南畫派代表人物之一，與趙少昂、黎雄才、楊善深並稱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四大著名畫家。擅長山水、人物、花鳥，尤以寫梅著稱。關山月自幼受父親影響，喜愛繪畫。1933年，關山月畢業於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現廣州市協和中學之前身），在廣州任小學教員。1935年受到高劍父賞識，進入“春睡畫院”習畫，成為高劍父入室弟子，由高劍父改名為關山月。1939年，關山月在澳門舉辦“抗戰畫展”，得到畫家葉淺予、張光宇等人的欣賞，並應邀至香港公展。其中《漁民之劫》、《三竈島外所見》、《南瓜》、《漁娃》四幅作品入選蘇聯主辦的“中國美術展覽”。1940年到1942年，北上曲江、桂林、貴陽、成都、重慶，一面寫生，一面展出畫作，創作《漓江百裏圖》。1943年關山月婉辭國立藝專教授之聘，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夫人李小平同行，沿河西走廊到敦煌觀摩研究古代佛教藝術。1946年，關山月回到廣州，任教於高劍父創辦的廣州南中美術院。1947年，關山月與高劍父、陳樹人、趙少昂、黎葛民、楊善深在廣東省民眾教育館舉行六人畫展。夏天到南洋旅行寫生，先後到過曼谷、清邁、檳城、吉隆坡和新加坡，並在上述地方舉行個人畫展。1948年，他在上海舉辦西南、西北和南洋旅行寫生畫展，並出版出版了《西南西北記遊畫集》、《南洋記遊畫集》。1949年初，關山月來到香港，參加人間畫會。1949年後，他長期從事教學工作，曾任華南文藝學院美術部副部長兼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並遊遍國內大川名山及東南亞、歐洲。1958年廣州美術學院成立，關山月任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教授；同年由國家委派前往歐洲主持“中國近百年繪畫展覽”。1959年關山月與傅抱石合作為北京人民大會堂創作了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寬9米、高6米）。1961年，關山月與傅抱石去東北寫生，作《煤都》、《林海》等六幅作品並於北京展出。文革開始後，關山月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構圖而被受到“攻擊射穢主義倒黴（倒梅）”，《東風》中三只燕子逆風而飛，為“反骨畢露”；有人更是找出了竹畫中的“介”，解讀成“蔣介石”等文字獄指責，遭到批鬥並下放“五七幹校”，不準作畫。1971年，“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赴華交流，負責人之一宮川寅雄指名要見關山月，關山月因此得以從幹校返回廣州。之後關山月生活開始回歸正常，職務和頭銜逐步恢復，藝術創作生涯重新開始。

關宏達：（1914年－1967年12月20日），又名關鴻達、關洪達、關文達。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家。在本縣讀完小學後，於1929－1931年先後就讀於哈爾濱第一、第二中學校。在校期間，曾參加哈爾濱學生掀起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強修五條鐵路的罷課、示威遊行等活動，並參加了反對當局開除學生、逮捕教師周一粟的鬥爭。學生時代關宏達愛好美術和戲劇，經常參加學校組織的文藝演出。他喜歡演話劇，扮演的喜劇滑稽角色，引人發笑，師生們都願意看他的演出。1929年代表第一中學參加哈爾濱市運動會，獲鉛球、鐵餅第一名。1930年10月，作為哈爾濱市體育代表隊的一名成員，參加在奉天（今沈陽市）東北大學運動場舉行的東北四省聯合運動會，1931年參加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行的第十五屆華北運動會，均獲好成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相繼被日本侵略者強占。關宏達不堪忍受國破家亡的境遇，於1932年離開家鄉去上海。經朋友湯傑介紹，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當演員，合同期為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和當時影壇霸王王元龍合作的《熱血青年》。合同期滿後，經朋友介紹認識影壇名人史東山先生。史認為關宏達是一個有希望成才的演員，便介紹他進上海藝華影片公司。拍攝了《凱歌》和《花燭之夜》兩部影片之後，小有聲望，邀他演戲的也多了。上海淪陷後，關宏達和王引、袁美雲等一同去香港，在兩粵影片公司當演員。1938年3月，又回到上海，在新華影片公司拍戲，後又到光華影片公司當演員。關宏達在上海先後參加中華聯合電影公司、中華電影公司、上海影聯旅行劇團、上海話劇團、上海劇團、上海國泰影片公司等單位拍片演劇。除了在“天一”、“藝華”兩公司拍過《熱血青年》、《凱歌》、《花燭之夜》3部影片之外，知名的還有：《三毛流浪記》飾流氓，《女兒春》飾少爺，《鴛鴛劍》飾傭人，《影迷傳》飾阿飛，《餓人行》飾流浪者，《雞鳴早看天》飾司機助手，《天堂春夢》飾廚師，《青山翠谷》飾農民。中共國成立後，關宏達的表演才華得以充分施展，戲路更加寬廣。除了以塑造喜劇人物形象見長外，又演了其他各種人物。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參加拍攝的影片有《球迷》、《球場風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記》、《聶耳》等10余部。還參加《奇婚記》、《我們的土地》、《祖國的早晨》、《欽差大臣》等外國影片的譯製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球場風波》、《球迷》，連《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被劃入批判之列。對他的沖擊就可想而知了。無數的檢查、檢討讓一個樂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變得十分沈悶。1967年12月20日上午，調查組讓他寫材料，寫完後他整個人顯得垮了一樣，一句話也沒說。中午回家吃過午飯，他從自己住的四樓，一個人跑到六樓，跳樓自盡了。黑龍江阿城人，終年53歲。

華羅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中國現代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全國政協前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委員。他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元復變函數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與奠基者，也是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1926年，16歲的華羅庚一邊幫助父親料理雜貨鋪，一邊同時開始自學數學。1929年12月，華羅庚在《科學》雜誌第14卷第14期上發表《施圖姆定理之研究》。1930年12月，華羅庚在《科學》第15卷第2期上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華羅庚嶄露頭角，被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教授發現，邀請他來清華大學。從1931年起，華羅庚在清華大學邊學習邊工作，僅僅用一年半時間就學完了數學系的全部課程，並同時自學了英、法、德、日語，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三篇論文。1933年被熊慶來破格任用為助教，1934年9月被提拔為講師。1936年，華羅庚訪問劍橋大學，受到了哈代-李特爾伍德學派的影響，獲益匪淺，在那至少發表了15篇論文。1937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正教授直到1945年，北伐時期（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北伐後沒有參加登記自動脫黨。1942年12月，由朱家驊介紹重新入黨，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被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列入向蔣介石推薦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1946年2月至5月在蘇聯訪問，9月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1948年被伊利諾伊大學聘為正教授至1950年。同年，獲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50年3月16日，華羅庚一片熱心的由美國回來投奔祖國，擔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科院院長郭沫若之邀建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選聘為中科院院士。由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所確定的所系結合的思想，於1958年主持創立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並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數學系主任。因此，中國科技大學設立“華羅庚大師講席”。文革中，就因為華羅庚他還保存著出國護照，未加焚毀，由這個引起了對他無情的鬥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留後路”的打算。在批鬥會上他有口難辯，覺得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沒什麽意義，於是憤而自殺，幸被發現及時，才保存了生命。1979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同年加入中共黨。

華攬洪：(（1912年9月16日－2012年12月12日）)，中共國及法國建築師。華攬洪在法國從事設計工作，設計了50余個建築和規劃作品。華攬洪還是擁有中國國籍的法國共黨黨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了遊擊隊，同時也加入了法國共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攬洪在馬賽家中開辦了建築師事務所，主要承攬戰後重建工程。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華攬洪給已出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的父親華南圭寫信，提出想回中國工作。華南圭回信說華攬洪太過理想主義，不可能適應中國艱苦的物質生活，勸華攬洪不要回中國。華攬洪乃通過在法國生活的中國生物學家孟雨（中共黨黨員），向中國政府轉達了華攬洪想回國工作的願望。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向華攬洪發出邀請，並寄來旅費。1951年夏末，華攬洪拋棄了在法國的事業，攜妻子、長子、長女從馬賽啟程回中國，9月底到達北京。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第二總建築師（梁思成任第一總建築師）。同時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及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處的建築設計顧問。自1952年起，華攬洪設計的實驗性建築作品在北京右安門、西直門、月壇南街（也稱社會路）等地先後竣工。1957年，華攬洪因提出建設性意見而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遭到中國建築界批判。《建築學報》和《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了許多批判華攬洪的文章。文革期間，華攬洪沒有受到沖擊，但華攬洪的妻子和長女都遭受了許多冤屈。1976年4月，文革結束前夕，華攬洪全家（華攬洪的長女已先行去法國）乘火車回到法國。

華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園，曾用名劉少陵、林少侯、潘鴻文，筆名林石父、華石修、曉風等。中國現代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學家。1925年8月加入中共黨。1930年，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是中國出版的《宣言》的第二個全譯本，譯文質量有較大提高，結尾處第一次準確譯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1932年9月，途徑青島時，因叛徒告密，華崗與交通員張永祥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同年，華崗被轉移關押在濟南看守分所，遇任作民和向明。1934年6月底，雖然查無確證，但國民黨當局仍對華崗、張永祥判刑5年。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濟南第一監獄，與任作民和向明再次相會。10月，被中共救出的華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籌辦武漢《新華日報》，任總編輯，兼《群眾》周刊編輯。1949年後，任山東大學校長，創辦《文史哲》，為學校的學術發展建立了良好的氛圍。1953年6月，當選中共黨青島市委常委。有專著16部，論文218篇，未發表文稿4部。譯著有《共產黨宣言》、《俄國革命史》。1955年8月，身為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市委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華崗，以“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和“向明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被共黨當局逮捕。同時華崗的夫人談濱若先被隔離在單位“運動”，不能回家，後因“包庇華崗”的罪名，被開除中共黨黨籍，行政連降四級。1957年秋，華崗被轉押北京秦城監獄，在獄中完成了《美學論要》和《規律論》。1962年中共黨糾正了一些左的傾向，“向明反黨集團”的成員到1963年已先後甄別，向明已獲釋放。“胡風反革命集團”也已定案，經查，華崗與此集團的“反黨活動”毫無關系。但在1965年3月19日，經報中央批準，仍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華崗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7年。年底，62歲的華崗被押往濟南山東省監獄服刑，這裏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國民黨關押過的地方。1972年初，臨近春節，華崗病情惡化，但在青島被政府限製不得就醫，於是只得重回濟南，到了濟南進醫院的要求仍被拒絕。4月，華崗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才被送進醫院，但不允許家屬陪護，5月17日，華崗在濟南醫院去世。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微生物學家，砂眼衣原體首次分離者。為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他為中國生產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他被公認為世界“衣原體之父”，曾是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中國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1912年畢業就追隨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金工科學習。後入讀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屆學生）、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1925年，湯飛凡與何璉（何鍵之女）成親後，受學校推薦，獲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攜夫人一起到了美國進修，就讀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1929年在顏福慶邀請下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細菌學系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處處長，首創中國微生物學研究基地。之後他主持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抗生素生產機構、第一個實驗動物飼養場、中國第一家生物製品檢定機構，領銜研發生產了國產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成功遏製了1949年張家口鼠疫的蔓延。抗戰勝利後，湯飛凡建議經衛生署批準，將中央防疫處由重慶遷回北平，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經美國友人謝拉曼（時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協助，得到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資，又從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獲得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以工代賑”再建中央防疫處新址，在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增建了研究室和實驗動物飼養場。到1948年車間可產堪與進口產品相媲美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1955年分離出獨立的砂眼病原體－－砂眼衣原體（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曾在1957年除夕將TE8種進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並且為了觀察全部病程，堅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TE8對人類的致病性。隨後中國爆發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湯飛凡變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騎在人民頭上並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的賣國賊。更有甚者，有人用惡心的言語中傷他與實驗室某女同誌有不正常關系。58年9月30清晨，受盡折磨，更為不堪受屈辱，湯飛凡上吊自殺。

湯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教育家，中國植物生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湯化龍是有自由思想的清朝進士，曾和梁啟超等一起從事君主立憲派活動。1915年母親去世，1918年父親在加拿大被暗殺。因而從15歲起，他就走上了個人獨立奮鬥的道路。1917年-1925年就讀於清華學校，體育和學業都非常出色。1925年就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1930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1930-1933年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1933年回國，任武漢大學教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普通生理實驗室。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曾任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中國植物學會第一任理事長。1945至1950年任清華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從事農業研究所工作，創辦植物生理研究室。這個研究機構所在的大普集聚集了許多有才華的青年科學家，成就斐然，成為與費孝通領導的魁閣齊名的中國學術史傳奇之地。1950至1952年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副校長。1952至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復旦大學教授。科研成就斐然。文革期間飽受折磨，先是被強迫交代回國動機，後被懷疑為特務遭到關押，後流放河南五七幹校。1978年復出。

湯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學大師。高中時，湯一介對西方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而且試著寫作了一些散文、雜文。1946年，因為落榜，湯一介進入北京大學先修班。在此期間，他閱讀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麽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於1951年畢業。1949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文學院有一個團總支，湯一介和他未來的妻子樂黛雲就是這這裏互相認識的。同年，湯一介加入中共黨。1957年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風起雲湧，湯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中共建政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58年後，湯一介受到‘反右傾運動’的沖擊和打壓。1966年，文革開始，湯一介被終止講課資格，下放幹校。1973年，湯一介加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梁效”），曾任材料組組長。文革結束後他又被隔離審查，直至1978年才被解放。1980年，53歲的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諸問題》，率先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對峙的陳舊思想，提出認識發展史來看待哲學問題。

齊 衡：（1912年－1972年），電影演員。在中學讀書時，因日本學生每每嘲弄侮辱中國學生，校方卻從中加以袒護，他不堪忍受屈辱，憤而退學。旋覓得家庭教師一職，勉為糊口。後加入上海中國藝術供應社和濟南山東省劇團任演員，參加了《父歸》、《大刀王五》等具有反帝反封建意義的演出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奔赴後方，先後在西安、成都等地"旅行"劇團、"中電"劇團擔任基本演員，宣傳抗日救亡，並在《金小玉》、《結婚進行曲》、《寄生草》、《雷雨》、《日出》等話劇中飾演重要角色。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隨中電三廠赴北平。1946年11月，他參加了沈浮編導的影片《聖城記》的拍攝，這是他走上電影生涯的開始。而後，他又在影片《白山黑水血濺紅》和《大團圓》中飾演重要角色。1948年，在影片《萬家燈火》中飾演貿易公司經理錢劍如。他沒有從外形上來加以醜化，而是著眼於揭露其靈魂的卑鄙，從而受到廣大觀眾的贊許。1949年後，他加入南京文工團，熱情地參加了大型話劇《李闖王》的演出，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先後在《團結起來到明天》、《勝利重逢》、《渡江偵察記》、《為了和平》、《秋翁遇仙記》、《鋼鐵世家》、《金沙江畔》、《燎原》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種不同性格的角色。他在《渡江偵察記》中扮演的老偵察員吳老貴，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最後英勇地獻出自己生命的動人形象。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0歲。

齊燕銘：（1907年－1978年10月），文學家，歷史學家。曾用名齊振勛、齊震、田在東，筆名齊魯、葉之余等。1924年入中國大學預科，後轉國語系，1930年6月畢業。此後曾任教於北平大同中學、光華女中、保定第六中學、北平中法大學、中國大學等校。1932年到1937年期間曾隨吳承仕治史學、訓詁學，並研究文學史。1933年任中國大學講師，曾在中國大學、中法大學、東北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戲曲史、文字學；編印了《中國文學史略》(上冊)、《中國戲劇源流》等講義；曾任《文史》雜誌編輯。1935年起開始參加中共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一二•九運動前後加入新學聯。1938年2月加入中共黨。後任魯西北《抗戰日報》主編、政治幹部學校教務長，冀南行署太行辦事處主任。1940年後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1943年主持創作新編平劇《逼上梁山》，任導演兼飾林沖一角，毛澤東曾親筆書函予以高度評價。1945年初，參與創作京劇《三打祝家莊》。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專家局局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濟南市副市長。著作有＂中國文學史略＂，＂齊燕銘紀念文集＂，＂齊燕銘書法篆刻選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和迫害。1967年12月，《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齊燕銘的文章－－《齊燕銘是封建主義文藝狂熱的吹鼓手》、《揭穿齊燕銘的“三者並舉”劇目方針的反動實質》等。隨後，齊燕銘被監禁在北京衛戍區竟長達7年。1978年10月去世。1979年有關方面才徹底為他平反。

齊觀山：（1925年－1969年），新聞攝影家。1939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攝影訓練隊學習。同年加入中共黨。曾任《晉察冀畫報》、《冀熱遼畫報》、《東北畫報》記者。中共建國後，歷任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記者、新華通訊社攝影部記者、采訪科科長，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二屆理事。作品有《鬥地主》、《宋慶齡接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投票》等。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於1969年含冤去世，終年44歲。

呂熒：（1915年11月25日－1969年3月5日），原名何佶，文學翻譯家、美學研究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加入文藝團體浪花社，主持《浪花》雜誌；抗日戰爭期間在西南聯大復學，後任中學教師；1946年至1947年分別執教於貴州大學與臺灣師範學院；1949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代會；1950年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1951 年11 月，《文藝報》發表文章，以“左”的觀點，點名批評呂熒所謂在文藝理論教學中的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傾向。具有詩人氣質、性格倔強的呂熒對這樣的批評難以接受，發表文章予以反駁，以致被認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山東大學召開批判大會數次，形成運動的聲勢。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不想擴大勢態，幾次勸說呂熒，象征性地做一點自我批評，以便解脫，但呂熒堅決不肯做違背心願之事，並於1952 年春不辭而別，拂袖離去。1952 年冬，呂熒應老友馮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特約翻譯。1954 年3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擔任《人民日報》社文藝部顧問至1956 年。在此期間，翻譯出版了《列寧與文學問題》、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普列漢諾夫的《論西歐文學》，並以主要精力從事美學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學論文《美學問題－－兼評蔡儀教授的〈新美學〉》，對蔡儀的“美是客觀”的觀點提出批評，在國內美學界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是一種觀念”的觀點，認為美是主觀的。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擴大會議，郭沫若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他的題為《請依法處理胡風》，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胡風等人已經遭受的結局，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即將全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的信息。到會的700多人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出對郭沫若講話的歡迎，700多人舉手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他的決議。接著，有20幾位代表發言，異口同聲重復著報上的語言、郭沫若的建議。在這700人中，也包括呂熒。將胡風等一下子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呂熒忿忿不平。他一直將胡風的問題視為文藝問題，過去對胡風的批判，雖然已經令他反感，但畢竟限於文藝範疇，他還能夠接受，可如今……這時，呂熒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揚的中間，對著話筒，振振有辭地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他的話未完，會場頓時一陣喧嘩，誰也不會想到，時到如今，他還會站出來說出這樣的話，和他平時的少言寡語，判若兩人。人們更多的是氣憤夾雜著驚奇，這樣一個＂神聖＂、＂嚴肅＂的會上，怎麽能容忍他說出這樣的話，明目張膽為一個全國聲討的反革命集團頭子鳴冤叫屈。不等呂熒再往下說，便有人跑了過來，在此起彼伏的斥責聲中，呂熒被帶下臺去。暫時未上逮捕名單的呂熒，隨即被帶回家中，從此不讓他出門，軟禁一年後，才恢復行動自由。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呂熒再遭迫害，作為“胡風分子”被投進勞改農場。平時他既不帶《毛主席語錄》又不肯“早請示晚匯報”，被作為大會小會鬥爭的靶子，常遭斥責、謾罵和毆打。整日沈默寡言、閉目靜坐以示抗議。1968年冬天病情嚴重，身體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療。1969年3月5日，於凍餓中逝世於北京清河農場，終年54歲。

呂斯百：（1905年10月15日－1973年1月14日），又名則男。美術家、教育家。1921年入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美術科。1927年入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與吳作人、王臨乙、蔣仁諸君同學。受恩師徐悲鴻賞識，推薦到法國留學，1929年入裏昂美術專門學校，成績屢考第一，畢業油畫《汲水者》被評為首獎。1931年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三年後畢業，遊歷歐洲。1934年回國，在中大藝術系任教，分擔系行政工作，成為系主任徐悲鴻的得力助手。1937年轉為中大藝術系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南京大學。其時，婉謝夫人馬光璇之舅吳稚暉要他們一起去臺灣，選擇留在大陸。1950年到蘭州創辦西北師範學院（今西北師範大學）藝術系。1957年回南京，任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兼系主任。代表著作有《呂斯百畫集》(1959)、論文《藝術學系之過去與未來》(1943)、論文《美術教育》(1944)、論文《論素描教學問題》》(1962)。在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1月14日入夜，盲目地在街頭苦踱一圈之後，在家中自盡。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中國哲學家、宗教學家、墨學研究專家，曾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1938年，任繼愈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導師是湯用彤和賀麟，專業方向是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碩士畢業。畢業後任繼愈選擇了在北京大學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等課程。1956年起，任繼愈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中共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55至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加入中共黨。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等。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任所長。不久文革開始，任繼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幹校接受“教育”。由於光線昏暗、勞動過度，任繼愈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左眼視力也受到損害。1978年起，任繼愈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

任大熊：（1931年－1970年），中共國數學教授。1955畢業於北京大學，1957年擔任北京大學數學系助教。同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又稱“秘密報告”），首次公開披露斯大林的屠戮行為。當時在中國屬於保密新聞。由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份英國《工人日報》，上面刊登報告英文譯文。任大熊時任數學系助教，可以進入外文期刊閱覽室，他閱讀後並翻譯成中文。由於篇幅很多，數學系陶懋頎和陳奉孝也參加翻譯。他們並認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其男友曹治雄為當時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因此獲得中文譯本並逐句校對。事發後，被劃為“右派份子”，1970年被判處死刑並槍決。時年39歲。

陽翰笙：（1902年11月2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歐陽本義，中國作家、編劇。1928年，發表了個人第一篇小說《馬林英》。1929年任左聯黨團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中央文委書記。1933年進入上海藝華影業公司，和田漢主持編劇委員會，創作了第一部電影劇本《鐵板紅淚錄》。抗戰期間，他創作了《草莽英雄》、《天國春秋》、《李秀成之死》、《塞上風雲》、《八百壯士》等話劇和電影劇本。1938年就任國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是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和三廳廳長郭沫若的主要助手。1945年後，他去上海領導進步電影工作。1947年，陽翰笙將張樂平的連續漫畫《三毛》改編成電影劇本《三毛流浪記》。建國後，陽翰笙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文聯秘書長、副主席、黨組書記，是周總理領導文化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陽翰笙一生寫作了18部電影劇本，8部話劇以及若幹中短篇小說，其中話劇《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和電影《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是他的代表作。陽翰笙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締造者之一，是抗戰話劇運動的中堅。1954年5月3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成立，陽翰笙擔任副會長、黨組書記 。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舉行成立大會。經國務院批準，與郭沫若、周揚等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常委會會員 。1966年，陽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失去了自由，被稱為“四條漢子”之一關進“牛棚”，並常被揪出進行批判鬥爭。1977年，編寫電影劇本《贛南遊擊贊歌》。1979年1月，陽翰笙獲得徹底平反。

向達：（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字覺明，號覺明居士、別署方回、佛陀耶舍。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敦煌學家、中外交通史家，版本目錄學家，翻譯家 。1925年至1930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期間翻譯出版《世界史綱》、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黑水獲古記略》、《敦煌獲書記》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寫經組組長。1934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半年，因出國辭去。1934年8月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193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1936年到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所藏敦煌寫卷，著《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又到意大利梵蒂岡圖書館抄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資料。1937年到德國柏林研究普魯士科學院所藏中國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和寫卷。1938年到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研究由伯希和掠去的敦煌寫卷。1939年9月去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聯合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組長，兩次赴敦煌考察。期間在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用“方回”署名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1948年7月-1949年2月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共進城後北大接受軍管，始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到1957年被免職。譯著編著及原著甚豐。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大右派”。解除一切職務，一級教授降為二級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再次遭受迫害，11月24日在北京阜外醫院病逝世。

揚剛：(1905年－1957年10月7日)，女，原名揚季徽、揚繽，著名記者。與戈揚、浦熙修、彭子岡同時被譽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1922年，楊剛進入江西南昌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葆靈女子學校學習，並以“貞白”為筆名開始寫作。1928年，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楊剛加入了中共。抗戰爆發後，楊剛於1939年夏天抵達香港，接替蕭乾出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1944年赴美就讀哈佛大學，兼《大公報》駐美特派員，並為中共從事國際統戰。抗戰勝利後，楊剛又撰文批評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府。她給美國總統哈裏•杜魯門的譴責信，現在就存放在美國獨立城杜魯門圖書館“戰後對華政策”的檔案中。1948年9月，楊剛從美國回到香港，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秉承中共的指示，她不斷向當時的總經理胡政之與總編輯王蕓生做工作，使他們最終走向了反蔣擁共的立場。聽了楊剛的話，投奔中共的王蕓生在文革中也慘遭批鬥。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楊剛轉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忙於各種機要事宜。1950年10月，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裏面有些中共的機密，為此她壓力很大，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恩來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撿到筆記本的人把它交給了周恩來，周已經看過。隨後她被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主管國際宣傳，以後改為主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宣傳。1957年5月6日，人民日報社成立了“整風領導小組”，進入6月，“整風”轉為反右，原整風領導小組即轉變為“反右領導小組”。1957年10月7日，楊剛自殺離世，年僅52歲。原因眾說紛紜，胡喬木說她因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感到十分緊張，“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人間”。一說，是前兩天“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大會對丁玲的嚴厲批評對她刺激很大，她的退黨經歷，更增加了心理壓力。傅國湧曾認為理想主義的幻滅是深層原因。

米谷：（1918年11月4日－1986年10月），原名朱祿慶或朱吾石，是上海著名現代漫畫家。米谷於1934年考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高中部，1935年轉入該校西洋畫系。1936年首次在《時代漫畫》上發表漫畫。其後於1938年先後轉入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文學院，開始從事漫畫創作和民間美術的研究。他在1942年春天開始在蘇北新四軍一師宣傳隊工作多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至國共內戰期間，他在上海為《文匯報》等報刊創作了政治時事諷刺畫。米谷於1947年年底來到香港，參加中共黨的地下進步美術團體“人間畫會”，成為負責人之一。期間又主編香港《文匯報》的漫畫雙周刊。此時他主要創作歌頌中共軍的漫畫及反蔣介石和反美國的漫畫，著名作品多為諷刺蔣介石的漫畫，如《蔣小二過年，過了今年沒明年》（1948年）、《二十年江湖獨腳戲》（1948年）、《蔣萊子娛親》（1948年）、《偽金圓券：這難道是我昨晚脫下的鞋子嗎？》（1948年）、《打腫面孔充胖子》等。1949年，米谷回到上海，在《解放日報》工作，期間任職該報編委兼藝術組組長，並先後擔任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主席、華東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等多個要職。1950年，米谷擔任全國性刊物—《漫畫》的主編。1960年《漫畫》停刊，他被調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米谷和張樂平等眾多中國漫畫家一樣，受到了殘酷迫害，被迫擱筆，從此他不能再畫政治漫畫，連非政治漫畫也不行。雖然張樂平在文革後的1977年可以以教育漫畫形象復出，受到好評，但米谷沒他那麽幸運。他在文革期間只能從事水墨畫和泥塑創作，到晚年都未能創作政治漫畫。米谷於1986年因病逝世。

匡亞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名匡潔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夢蘇、匡潤之，曾用筆名何畏、何晨、夢蘇，中國教育家。1923年入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1924年參加革命，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學就讀，與康生是同學，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9月轉為中共黨員，不久被調離校參加工作。曾先後任上海滬東、滬西、閘北等區共青團區委書記及中共區委常委，共青團無錫中心縣委書記及共青團江蘇省委巡視員。1927年曾以江蘇團省委特派員名義領導宜興秋收起義。1931年和鄧中夏一起任中共滬東區《前鋒報》編輯，1930年至1931年，出版社會科學論著《社會之解剖》和描寫大革命的短篇小說集《血祭》，後曾被當局逮捕。1932年任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合辦的上海《日日新報》主筆，共青團南匯區委書記、同年秋任中共江蘇省徐海蚌特委宣傳部長，1933年任上海工會聯合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長期從事革命工作，先後四次被捕，共關押四年余，受盡酷刑而堅貞不屈。1937年被營救出獄，後赴延安，擔任康生的政治秘書，並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延安）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華東局黨報《大眾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部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後，曾任華東政治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黨委副部長等職。大區撤銷時，主動要求到學校工作，1955年9月至1963年5月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1963年調至南京大學任黨委書記兼校長。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孔子評傳》、《求索集》以及《匡亞明教育文選》等。晚年主持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規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1966年6月，東北人民大學師生開始“揭發”前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問題。6月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人民日報》《打倒匡亞明黑幫》的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成為全國範圍內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之一，吉林大學學生迅速響應號召，乘火車南下將已經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前校長匡亞明抓捕回長春，進行公開批鬥。1978年恢復南京大學的領導職務，再度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及黨委書記，同年率領中國大學校長團訪日商討中日大學交流問題。

伍獻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字顯聞，著名動物學家，是中國魚類學和線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1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農業專修科（今南京農業大學），在校時師從秉誌等人。畢業後任教福建廈門集美學校。1922年廈門大學正式成立，擔任廈門大學動物學系助教，跟隨S.F.Light指導學生動物學實驗。1925年秉誌來到廈門大學，伍獻文遂註冊為動物學系學生，一面給秉誌當助教，一面學習，1927年獲廈門大學理學士學位。同年到國立中央大學生物學系任動物學助教。1929年到法國留學，1932年獲巴黎大學科學博士學位。1934－1937年，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後兼系主任。1941－1943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47－1948年，兼任江蘇醫學院教授。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專著《鯉亞目魚類分科的系統及其科間系統發育的相互關系》論點被引用於權威性著作《世界魚類》第二版。1966年，文革爆發，伍獻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強迫勞動，所有的研究心血差點毀於文革期間。1977年，伍獻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不久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

伊兵：（1916年－1968年），原名周紀綱，別名周丹紅，筆名伊兵、大輝、李文。劇作家。歷任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劇藝室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副處長兼《戲曲報》主編，華東戲曲研究院秘書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秘書長、黨組成員，《戲劇報》主編，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江蘇省文聯副主席等職。作為“戲改”幹部，對越劇做出了極大的貢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家鄉組織縣鄉村救亡協進會，任開元抗日自衛委員會政訓組主任，從事救亡活動，年底加入中共黨。1938年去浙南紅軍遊擊隊幹部訓練班受訓，後任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服務團副團長。1946年後，任山東《大眾日報》記者，《安東日報》編輯部主任。1949年5月，任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劇藝室主任時開展“戲改”工作，舉辦了上海市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學員以越劇從業人員為主)，任班主任。1953年調任華東戲曲研究院秘書長後，組織專家調查華東地區劇種和劇目，出版了《華東戲曲劇種介紹》、《華東地方戲曲叢刊》等30余集。又竭力推動越劇進一步改革，進行越劇男女合演的實驗，抓了越劇青年演員的培養，開辦了昆曲、越劇演員訓練班。領導了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西廂記》、《盤夫索夫》、《打金枝》、《春香傳》等劇目的創作、加工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越劇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獲得很多獎項，為越劇在50年代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55年4月，調往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擔任書記處書記、《戲劇報》主編、《戲劇論叢》編委。1963年，調任江蘇省文聯副主席。著有戲劇論文集《華東戲曲劇種介紹》、《在戲劇戰線上》、《現實與理想》及越劇劇本《遊擊隊的母親》、《秋瑾》等。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時年52歲。

張滬：(1931－)，女作家，歷任上海西二區、盧灣區、新涇區團委幹事，上海農民報通聯幹事，北京師大女附中團委秘書，《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編輯、記者，高級記者，《北京日報》小苗兒童專刊主編，北京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雞窩》，中篇小說《曼陀羅花》、《瓦妖》、《混血兒》、《方城門》、《金花鼠》，散文遊記集《穿越地球的經緯》，傳記文學《嚴濟慈》、《孫敬修》，電視劇劇本《科學之光》，編輯兒童文學集《穿綠裙的小姑娘》等6本。因對公車製度等特權不滿被打為右派，其丈夫作家從維熙和同為老黨員的父親、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勞改中受盡屈辱，吞安眠藥自殺但被搶救。出院時丈夫向院長道謝。女院長說“當時我們不知張滬是右派，不然不會費那麽大力氣搶救！”

張海默：（1923年－1968年5月16日），電影劇作家。4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41年赴晉察冀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習，1944年調延安魯藝戲劇系學習，歷任熱河勝利劇社創作組幹部，冀察熱遼魯藝文學系教員，中南文工團創作部主任，中南文聯創作組長，北京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劇。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突破臨津江》，獨幕劇劇本《糧食》，歌劇劇本《十五的月亮》(4幕)，話劇劇本《礦山的主人》、《火》，電影文學劇本《草原上的人們》、《母親》、《春城無處不飛花》、《洞簫橫吹》《紅旗譜》《糧食》《深山裏的菊花》、《血染的哈達》等。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5月16日被造反派打死，終年45歲。

張瑩：（1924年－1969年6月3日），中國電影演員。1945年參加革命，在遼西軍區二分區政治部文工團擔任演員。1948年開始從事電影表演。先後出演了《白毛女》中的大鎖、《趙一曼》中的張強。後來，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工作。1955年，因在電影《董存瑞》中飾演趙連長，榮獲中共國文化部頒發優秀演員一等獎。1957年，他向上級提出合理化建議，但被說成“散布反黨、反人民言論”，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度過三年後，1960年，張瑩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被調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隨後在《紅河激浪》中飾反動軍官、《小兵張嘎》中飾羅金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黑幫分子”，慘遭迫害。1969年6月3日，宣布“黑幫組”解散當天，他因病吐血身亡，享年45歲。1978年，對他的右派“錯劃”問題進行了改正。

張克錦：（1946年－），漫畫家。12歲便被打成“右派”，關進監獄，成為中共國反右運動中年齡最小的右派。1957年整風運動初期，各單位號召大鳴大放，給中共黨黨員提出意見。當時，四川達縣一家帽鞋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冉某給達縣城關鎮的某位領導提意見，並請人畫了一幅漫畫。隨後在反右運動中，冉某因此被打成“右派”，不久跳下大橋自殺身亡。那幅漫畫則被查出是小學5年級學生、12歲的張克錦畫的。當時，12歲的張克錦並不懂得“大鳴大放”，也不認識上述那位城關鎮領導，其家人也同該領導並無瓜葛。張克錦從小就有繪畫天賦，曾獲少兒繪畫大獎。鄰居冉某請張克錦幫助畫了一幅《一手遮天的×××》的漫畫，諷刺這位領導。張克錦被查出是漫畫作者後，因僅12歲，“右派分子”的名號似不太合適。有關領導經認真研究，最後決定將張克錦定為“右童分子”。當時，“右派分子”並未全部關進監獄，但張克錦卻被關入監獄7年。1958年4月的一天，12歲的張克錦正在小學教室內上課，街道居民委員會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位阿姨將他叫出教室，帶到城關鎮。在城關鎮，他被押到一座禮堂內，禮堂內人山人海，張克錦被反剪雙手推到臺上。在一片響亮的口號聲中，張克錦嚇得大哭。隨後，張克錦被抓進監獄，當時既未向他出示逮捕證，也未讓他簽字畫押。在監獄中，張克錦被正式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此後他在監獄裏度過了7年時光。張克錦的“右童分子”帽子一直戴到的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時才被摘下。當時，張克錦的《平反通知書》被有關部門送至其原來就讀的小學，即今達州市通川區第一小學。張克錦獲得平反並落實政策後，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擔任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總工會工人文化宮美術專業幹部。

張權：（1919年－1993年6月16日），女，江蘇宜興人，中國女高音歌唱家、音樂教育家。1936年，張權17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她與莫桂新是同年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在該校相識。張權起初主修鋼琴，後師從外籍教師馬撰改學聲樂。1937年，張權入上海國立音專聲樂系學習，師從周淑安、黃友葵。同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內遷，張權、莫桂新二人隨之輾轉經貴州省、湖南省、雲南省到陪都重慶。到重慶後，兩人轉入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學習聲樂。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結婚。張權1942年自重慶國立音樂院聲樂系畢業並留校任教，首演了中國首部大型歌劇《秋子》。1943年和1945年，女兒莫紀綱、莫紀嵐先後出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華裏。1944年至1947年，張權先後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任教。1947年6月，留學美國羅城納薩瑞斯學院、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1951年自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得音樂文學碩士學位及音樂會獨唱家、歌劇演員證書。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來之邀，已獲碩士學位的張權啟程回國，經廣州、上海、天津於同年冬抵達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15號四合院。1953年，小女兒莫燕出生。莫桂新、張權先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來又一起調入中央實驗歌劇院。1956年主演了中國首演歌劇《茶花女》，與李光羲等用中文表演。1957年5月19日，張權在《文藝報》上發表《關於我》一文。當時整風已開始，《文藝報》副總編輯唐因的妻子、該報記者姚瑩澄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鳴放任務而采訪張權。張權響應中共號召，批評所在單位領導的問題。姚瑩澄整理成文，以張權的名義發表。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張權和姚瑩澄因該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間姚瑩澄上吊自殺身亡。張權因為此文，被院領導視為向黨進攻，定為右派分子，工資降三級，暫留中央實驗歌劇院為演員拆洗演出服。張權在《關於我》一文中說，她剛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時，有的領導公開聲稱，“像張權這樣的美國婦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臺上，簡直是不能容許的。”她很傷心：“我難道連一個中國公民的稱號都不配麽……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心裏。”1956年，中央實驗歌劇院首次上演歌劇《茶花女》。歌劇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盧肅不讓張權飾演女主角薇奧列塔，卻安排了來自延安唱中國民歌的其夫人管林飾演薇奧列塔。後來這位演員力不從心，才讓張權主演。張權主演的《茶花女》獲得中國國內及國際高度評價，被譽為“東方茶花女”，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這時院領導對她說，“可不能驕傲呀！”張權自問，“演員心靈雖很脆弱，但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這樣的叮嚀有必要嗎！？”張權的丈夫莫桂新也被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在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期間因食物中毒去世。1961年3月，張權被逐出北京，獨自攜小女兒及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歌舞劇院（1962年更名為哈爾濱歌劇院）。張權在該院擔任獨唱演員和聲樂教師。在哈爾濱她作為人才受到重視，1961年底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經她提議，“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始舉辦。1962年，經周恩來安排，列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在政協會議期間，張權寫出提案建議成立哈爾濱歌劇院。不久哈爾濱歌劇院成立。1962年，張權在北京等地舉辦獨唱音樂會。據說大右派羅隆基在北京曾親自到場觀看。文革爆發後，張權再度受沖擊，十年被禁止演唱，並且被扣上“美國特務”、“反動學術權威”、“崇洋媚外”等帽子。文革初期被揪鬥並剃陰陽頭，並被踢傷腰骨。每天為造反派洗演出服，縫製樣板戲服裝，為樂隊抄樣板戲總譜。文革結束後，1977年，張權面臨退休，只好回到蘇州，但無法落戶口。她見到了王震，王震要她不用退休，去北京工作。1978年，張權調回北京，在北京市歌舞團工作。曾任北京市音樂舞蹈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歌舞團藝術指導。1979年，文革期間停辦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恢復舉辦。音樂會特邀張權及女兒莫紀綱舉辦“母女獨唱音樂會”。

張良：（1933年7月－），原名張慶鑄，中國影視演員、導演，一級導演。1948年以演員身份加入部隊話劇團。1949年10月1日，成為中共國開國大典上軍樂團最前排的鼓手。1955年，在電影《董存瑞》中扮演英雄董存瑞，令他在中國內地家喻戶曉。1957年反右運動中，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被打成右派。在黨小組會上，張良作為黨小組長帶頭交心說：“郭維同誌在拍《董存瑞》時還教育我們，向董存瑞學習，為新中國而奮鬥，怎麽一下子就變成了階級敵人？真是不可思議。會不會是在整風時給領導提意見言辭過激，不會真的反黨吧？”由此，張良被稱作是為右派翻案，《人民日報》發表了抗敵話劇團團長丁洪寫的《一個青年演員的歧途》一文，批判張良。張良受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一級的處分，被下放到中共軍第38軍當兵改造。1962年6月，中共沈陽軍區政治部機關委員會為張良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的處分進行甄別平反。1963年5月，憑借在電影《哥倆好》中同時飾演性格迥異的兩兄弟，榮獲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受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其間，張良還先後參加了《三八線上》、《林海雪原》、《碧空雄師》、《家庭問題》、《打擊侵略者》等電影的拍攝。文化大革命中，張良以“漏網右派”的罪名遭到揪鬥，被掃地出門，下放五七幹校。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張良因1957年的問題而被揪鬥、立案審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電影製片廠革命委員會決定，增定張良為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黨籍，由文藝九級降為十二級。張良由此成為中國最後一名右派分子。他被勒令復員回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張良轉型為導演，第一部導演作品《梅花巾》獲得第七屆開羅國際電影節榮譽獎。1984年，《雅馬哈魚檔》取得了商業成功，被譽為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經濟發展的“活廣告”。

張師亮：（？－1970年3月22日），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留學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在抗日戰爭中期與範文瀾、稽文甫在河南大學被稱為進步三教授。其後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西北師範學院教授（西北師範學院後改為甘肅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抗戰勝利後，他到北平專管軍隊總務工作，後隨傅作義起義，被當時的北京市長葉劍英表揚。後又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政治課教師。因歷史問題，又調歷史系任教，他是一個曾用馬克屎的《資本論》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教授，因在該系世界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上批評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他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出發，講到上層建築阻礙經濟發展而不能前進時，才會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有規律的，階級鬥爭不是萬能的。於是，造反派們說其要破階級鬥爭萬能論，是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1970年3月22日，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以現行反革命在蘭州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張若名：（1902年2月23日－1958年6月18日），女，字硯莊，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先驅，“五四運動”時期天津覺悟社創始人之一，馬克屎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1920年1月20日，《覺悟》雜誌正式出版，張若名以“衫陸”的署名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向廣大婦女發出號召：婦女解放應該從自身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文章文辭犀利，觀點鮮明，具有很強的號召力。父母為阻止她參加各種運動，強行為她找“婆家”成親。張若名背著父母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班報了名，並與家庭斷絕了關系。1920年11月初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在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學習法文，1921年夏遷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其間與周恩來為戀人，1924年張若名也做出了人生中一次重大命運選擇，她申請退出中共黨並得到組織批準，但仍表示誓死為黨保守機密。棄政從文後，於1925年5月取得了第一張“心理學”合格證書，1926年3月取得了“普通哲學與邏輯學”合格證書，1927年6月取得“倫理學與社會學”合格證書，1928年2月取得“教育學”合格證書，隨後取得裏昂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30年12月，她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取得了法國文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留法女博士第一人，其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以最優異的成績榮獲裏昂中法大學年獎，並獲獎學金。期間與同在法國攻讀博士的楊堃結了婚。1931年1月4日，張若名和楊堃這對博士夫妻回到北平。張若名被聘為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法文、法國文學，從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北平失陷，中法大學被迫停辦。日本投降後，中法大學復校，蔣介石在故宮太和殿前接見北平師生，又在中南海舉行茶會，慰問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張若名作為愛國教授，也被邀到會。1948年4月，張若名與楊堃到雲南大學任教。1953年，張若名創辦了“文藝批評教研室”，在雲南大學開辟了馬克屎主義的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是中國最早講授馬克屎主義文藝理論的教授。1955年4月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赴印尼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途中來到昆明，與張若名、楊堃夫婦會面，並邀請他們去北京工作，但被張若名婉拒。主要著作有《關於安德烈•紀德》、《佛朗西斯•若姆》、《法國象征派三大詩人：波德萊爾、魏爾倫和蘭波》、《中國兒童生活——民俗研究》、《法語直陳時態的用法》、《紀德的介紹》等。1957年，張若名與楊堃及兒子楊在道勻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反右運動升級，她因為早年“退黨”和參加蔣介石茶會等罪名受到迫害，自己教過的學生也把她當成資產階級法權的靶子，自尊心非常強的張若名難以忍受“諸多罪名”的羞辱，於6月18日中午投水自盡於雲南大學旁的一條河中。時年56歲。

張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仲銳、涵銳，字次溪，號江裁，別署燕歸來主人、肇演、張大都、張四都，中國近現代作家、史學家，一生著述有200余種。他曾任《民國日報》主編，是齊白石的學生，為齊白石寫過許多傳記，但也因依附袁世凱和汪精衛而受到批評。張次溪原籍廣東東莞，父張篁溪師從康有為。二十六歲時，張次溪加入顧頡剛主持的史學研究會，負責纂寫《北平誌》。後來寫作《袁督師遺事遺稿匯輯》，認為袁世凱是袁崇煥之後，因此“亡清者必袁”。日偽時期又寫作《汪精衛先生行實錄》，汪精衛親自為其題識，後來還任張為淮海省教育廳長。1949年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歷史系資料員，寫成《李大釗先生傳》，開“李學”之先河。但此書後一度被政府禁售。1957年患腦溢血，導致半身不遂。1958年與弟弟張仲葛合計將所居龍潭湖西岸的張園賣掉，後來生活日漸困頓。1959年7月12日顧頡剛日記中說：“又聞希白言，張次溪為白壽彜所裁，生活大成問題”。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也說：“張君病高血壓，頗為嚴重，本不寫稿，當勸以舊稿易錢，俾在港買藥”。按其子所說，其所藏書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盡數搶走，至1979年才發還部分，其余大部分流入中國書店。1968年9月9日去世，周汝昌在《北鬥京華》中寫到“有人說，他死得很慘。倘如此，一切俱不可問了”，謝其章認為他死於紅衛兵之手。

張元勛：（1933年7月2日－2013年4月12日），中國楚辭學家。1954年，張元勛於青島一中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他與林昭等人成為《紅樓》編委。1957年中共黨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而後變成為陽謀的反右整風運動。因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辦的刊物《廣場》的主編，撰寫《廣場發刊詞》、《編後記》，以及與沈澤宜等合寫短詩《是時候了》等大字報而被劃為“極右派”，遭受輪番批鬥。1957年12月25日張元勛被逮捕，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張元勛被押送於北京南郊之團河農場、河北省寧河縣之茶澱清河農場等地區進行勞動改造。1965年刑滿，繼續留在清河農場，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頂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勞動機關的管製下勞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元勛被押送到山東省勞改隊所屬的章丘埠村煤礦，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66年5月6日，刑滿釋放但仍在管製中的張元勛由山東奔赴上海，以“未婚夫”之名給在提籃橋監獄中的林昭探監。受此牽連，張元勛被單獨關押138天，險些喪命。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東濟寧“六四”勞改農場，繼續勞動改造。1977年，毛澤東死後，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康生等人失勢，對張元勛的監管得到政策性的放松。同年秋天，張元勛經其組織批準與來自山東農村的女青年馬用強結婚。1979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平反裁決，推翻1957年的判決，宣告張元勛無罪。張元勛後經由北京大學黨委決定，依照“就地安置”的原則被安排到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並擔任先秦兩漢六朝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直至1994年退休。

張海松：（1891年－1970年），中華聖公會湘鄂教區主教。1891年，張海松出生於湖北武昌，畢業於美國聖公會所辦的文華書院。曾任漢口、長沙、武昌等地聖公會教堂牧師，抗戰期間任重慶求精中學牧師。1948年初，張海松升任聖公會湘鄂教區主教。同時兼聖公會在武漢附屬機構華中大學、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文華中學、聖羅以女中、希理達女中、心勉中學、同仁醫院的董事長。1951年2月，張海松領導的湘鄂教區與美國聖公會差會割斷關系。1956年7月，武漢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張海松主教被選為主席。1958年1月到9月，在武昌原華中大學聖誕堂進行了歷時8個月的湖北基督教射穢主義教育學習會，張海松主教被劃為右派分子，下鄉勞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海松夫婦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張海松於獄中被折磨致死。1978年以後，受到平反。

張昌紹：（1906年9月25日－1967年12月20日 ），藥理學家。父親是鄉村小學教師。張昌紹在小學畢業後未能升學，14歲便進入蘇州一家私人辦的樹德醫院當學徒。他白天工作，晚上刻苦自學，用4年的時間修完全部中學課程。1928年，他進入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後來該醫學院遷入上海，成為獨立的上海醫學院。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藥理學助教。1937年，考取公費留英。在倫敦大學醫學院著名神經藥理學大師蓋達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從事腎上腺素能神經藥理的研究，1940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訪問進修。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他謝絕美方的挽留，毅然回國。當時上海醫學院內遷重慶，他返母校後即被任命為藥理學副教授，並兼任中央衛生實驗院藥理研究室主任。在重慶期間，他眼見西南地區細菌性傳染病、瘧疾猖獗流行和人民缺醫少藥的情景，不惜中斷了他在英國專心致誌的腎上腺素能神經傳遞的理論研究，夜以繼日地利用新到的微型膠卷文獻資料，寫成《磺胺類化學治療學》和《青黴素化學治療學》及時地介紹了當時世界醫學中磺胺類和抗生素兩大發現的研究和應用，對當時國內醫藥界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53年，作為全國科聯代表團團員訪問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他舉辦了多次藥理學師資班，招收了許多研究生和進修生。張昌紹的科研成就以植物神經系統藥理和化學治療最為突出，共發表百余篇論文。張昌紹曾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中華醫學雜誌》、《生理學報》、《藥學學報》的編委。他為新中國的藥理學發展做了許多開拓和奠基工作。由他主編完成的高等醫藥院校藥理學教材－－《藥理學》，於1958年出版，至1965年共出3版，發行30余萬冊。另著有《現代藥理學》、《磺胺類化學治療學》、《青黴素化學治療學》、《中藥的現代研究》以及《藥理學總論》等。1966年文革中遭迫害，於1967年12月20日服毒自殺。

張競生：（1888年－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為中國現代性教育先驅，與藝術家劉海粟、音樂家黎錦暉並稱“三大文妖”。自1907年起，張競生先後就讀於黃埔陸軍小學、上海震旦學校及京師大學堂。1910年，汪精衛刺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張競生假扮其親戚為其送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被孫中山委任為南北議和南方代表團秘書。1912年，他與宋子文、楊杏佛等25人作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勛局選派的第一批官費生出洋留學。張競生前往法國，並於1916年在巴黎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1919年，他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 理論之探討》論文答辯，獲裏昂大學哲學博士，也是饒平乃至潮汕地區的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博士。1920年，他歸國出任當時位於潮州市的金山中學之校長，因改革而觸犯當地勢力，僅任職9個月。1921年，他在北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後因著《性史》為傳統觀念所不容被解聘。1925年，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愛情的四項定則”：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該作品引發眾人議論，梁啟超、魯迅、許廣平等60多人撰文參與討論。1926年，他在上海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並創辦“美的書店”，但後遭查抄封閉。同年，他出版《性史》第一集，引起輿論嘩然，他甚至因此被稱為“賣春博士”。1929年，他到杭州講學，又被以“性宣傳”罪拘留；於是，他再次前往歐洲進行研究，並從事譯著工作。1933年，他回國應邀擔任廣東實業督辦，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並回到饒平發動群眾建設。1935年，他出任廣東省參議和廣州經濟委員。1937年，他回到饒平創辦學校。1953年，他寫下13000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並上書中共首腦，提倡科學地節製生育，但未被采納。著有《性史》、《愛情定則》、《美的社會組織法》、《美的人生觀》、《張競生文集》；並翻譯了《懺悔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迫害和批鬥。1970年6月18日，他在饒平縣漳溪鎮貧病交迫而死。

張孝騫：（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字慎齋，內科專家、醫學教育家、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1914年以第1名畢業於長沙長郡中學，並以第1名的成績被錄取進入湘雅醫學院。1921年復以第1名畢業，並獲得金牌及美國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專攻內科，於1924年1月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深造1年，隨後正式留任於該校，陸續擔任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1926年9月被選送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研究，1927年7月回國續任，1930年在協和醫學院組建消化專業組，1932年晉升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1934年7月回國後，擔任協和內科消化專業組主管。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放棄協和醫學院的研究工作，回長沙接任湘雅醫學院院長職務。1938年夏季，戰火逼近長沙，他不顧美國雅禮會的反對，遷校到貴陽，再於1944年遷到重慶。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8月遷校回湖南。1948年4月辭去院長職務，並於9回到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內科學教授和內科主任。隨後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國考察醫學教育和講學。張孝騫畢生致力於臨床醫學、醫學科學研究和醫學教育工作，對人體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潰瘍、腹腔結核、阿米巴痢疾和潰瘍性結腸炎等有較深入的研究，被喻為內科專家、醫學教育家、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院士）。1962年9月被任命為協和醫學院副校長。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特務”，備受侮辱和折磨。紅衛兵要他承認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和美國特務，從此，幾乎每天夜晚都聽到牛棚裏傳出皮鞭抽打聲和張孝騫跪在地上的慘叫聲。有一次，沒頭沒腦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鏡，他的額頭被打得血跡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視的張孝騫照例和醫院所有的“牛鬼蛇神”們一道，被造反派們押著去醫院食堂打飯，只見他一手扶著已沒有了一只鏡片的高度近視鏡，離開“牛鬼蛇神”大隊直向大街走去。他邊走邊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讓法院殺頭槍斃都行……”。1978年起，擔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張為申：（1909年6月－1966年8月），中國抗生素之父。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曾留校工作十多年，1946年赴美國深造威斯康辛大學農學院生化系深造，1949年，在W.H. Peterson指導下，研究酵母菌細胞內水溶性維生素含量的論文發表在《美國細菌學雜誌》上，這可能是他研究微生物化學的開始。1950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研究員。1951年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回國參加建設，先在陜西武功西北農學院農化系任教授。1952年2月，張為申從西北農學院被借調到北京中央生物製品研究所，承擔了尋找青黴素生產原料的艱巨任務，這是因為他不僅熟悉微生物發酵又是化學專家，還因為他從美國帶回了高產青黴素並在發酵液中產生的是色素較少的W49-133號無色青黴菌菌株，此前童村、馬譽征和湯飛凡等曾用過棉籽餅的水解液代替玉米漿，效果不錯，但製備工藝復雜。在1年的時間裏，張為申首先在實驗室試驗了多種玉米漿的替代物，證明直接采用棉籽餅粉即可。隨即利用當時國內僅有的4個100升發酵罐進行了擴大試驗，得到驗證，每毫升發酵液中青黴素效價可達1400單位。後經反復試驗，提高了青黴素的發酵單位，因此1953年得以在上海第三製藥廠開始大量生產青黴素。接著，張為申領導的研究小組試用多種來源的澱粉代替乳糖，並改變原有的培養基成分和培養條件進行多方面的試驗。結果發現多種澱粉原料，如小米面、白玉米面和甘薯粉都可以代替乳糖，但青黴素的效價有所降低。後來發現白玉米面加少量乳糖可以使青黴素效價不低於原有配方，但發酵時間延長了。於是又通過補充無機鹽和增大通氣量等措施，縮短了發酵時間。後來第三製藥廠的科技人員進一步改進，以玉米面為碳源發酵產生的青黴素效價比原來用乳糖的還要好，到1959年第三製藥廠青黴素的發酵可達5000單位，當年青黴素產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值得特別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紙上色譜技術在國際上剛使用不久，張為申在青黴素效價測定中便采用了這些先進的分析技術，在國內是較早的。張為申關於青黴素發酵生產的科學研究的主要實驗室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出版的《微生物學報》都有報告。1958年張為申擔任我國第一個抗生素研究所首任所長後，他積極羅致人才，開展新抗生素的菌種篩選和選育工作，先後得到多種當時國際上正在研製的抗生素產生菌，例如曲古黴素、萬古黴素、灰黃黴素、巴龍黴素、卡那黴素、多粘菌素等；同時，他早在1960年代初，已經覺察到，以天然抗生素為基礎加以化學改造的半合成抗生素是抗生素工業的發展趨勢，他領導了青黴素母核6-氨基青黴烷酸(6-APA)的研究，遺憾的是文革浩劫使這項工作中斷，直到1980年代我國才逐步投產半合成抗生素。作為當時中國的首席抗生素專家，張為申一直活躍在當年的國際學術舞臺之上。1966年初，張為申參加化工部與衛生部聯合組織的考察團，遠赴瑞士和英國，考察兩國的製藥工業。回國不久文革開始，他被指為“走資派”，不堪忍受批鬥迫害，遂於8月28日在盛年時便與夫人一起自盡謝世，年僅57歲。

張慧劍：（1906年－1970年），原名嘉谷，筆名辰子，著名報人，作家，評論家。其與張友鸞、張恨水，被稱為“三個徽駱駝”，後又因同在《新民報》共事，又被稱為“新民報三張”。他們均姓張，都是安徽人，又是新聞記者和小說家，稱其為“駱駝”，概任重道遠之意。1925年起張慧劍歷任北京、南京、重慶、南昌、金華等地報紙副刊編輯，上海《新民報》編輯、主筆、編委。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創作小說，向報社投稿，受到北京《輿論報》社長賞識，遂被聘為該報副刊《瀚海潮》編輯，由此進入報界。後在南京先後主編《南京朝報》、《新民報》副刊達20余年，被譽稱為“副刊聖手”。其作品大多散登於20世紀20－50年代的多種報刊，數以千計。其散文優美、詩句清麗、評論文章潑辣尖銳，深受讀者喜愛。中共國成立後一度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歸居南京，在城南白酒坊埋頭讀書、著述。20世紀60年代曾當選為中國作協江蘇省分會副主席。張慧劍終身一人生活，與煙､酒､茶､書相伴，閑暇吟詩、作文自得其樂。著有《慧劍雜文》、《屈原》、《白居易和他的詩》、《辰子說林》、《賽金花故事編年》、《馬斯河的哀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李時珍》（電影劇本），還校註過《儒林外史》。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臨，他當然在劫難逃，多次受到批鬥，屢遭迫害。1968年，張慧劍被送進橋頭鎮江蘇省五七幹校，養過雞、種過菜，受了不少折磨，直到70年悄然辭世。

張正宇 ：(1904年 －1976年10月27日 )，畫家。自小酷愛繪畫。早年上過私塾，後在面粉廠當練習生，17歲時隨長兄張光宇去上海，學習繪製廣告和布景。20年代初，與長兄開設一家小型美術印刷廠，出版《三日畫報》，參加上海的漫畫會。1928年與葉淺予創辦《上海漫畫》。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刊載漫畫的畫刊。爾後又與長兄創設時代印刷廠和時代圖書公司，創辦《時代漫畫》、《時 代畫報》、《獨立漫畫》等畫刊。他不僅為這些畫刊提供作品、設計封面，而且從事印刷、出版和發行等工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曾短期出版《抗日畫報》和《新生畫報》，並創作以抗日為題材的漫畫，爾後流亡香港。曾擔任《申報》畫刊主編、《星島日報》印刷部主任、《新聞報》美術編輯，還與人合辦《大眾生活》。曾編輯出版《如此汪精衛》漫畫集，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日本人企圖脅迫他參加親日的《大同》刊物工作，因而他被迫棄筆從商，與人合開福祿壽飯店。後來占領香港的日本當局將其列入黑名單，他聞訊後於1943年春逃往桂林，在桂林與長兄開辦家具裝飾公司，並參加熊佛西等人組織的“文墾團”的活動。1944年春，與長兄一起到達重慶，籌辦中國美術工廠。抗戰勝利後，他返回上海。不久赴臺，被臺灣省建設廳聘為專門委員，並擔任臺灣旅行社常務理事，負責編印《光復後的臺灣》畫集。1949年9月到香港。不久，他和在港的一批藝術家一起回到北京。1950年春，張正宇應邀參加在廣州召開的華南文化工作者會議。會後回北京，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舞臺美術顧問。同時還先後兼任《人民畫報》、《美術》、《戲劇報》編委，《解放軍畫報》、《解放軍文藝》、《中國建設》等刊物的美術顧問。1965年，他為第三屆全國體育運動會設計團體操《革命贊歌》，獲金質獎。他與其兄合作創作的大型動畫片《大鬧天宮》，受到國內外的贊譽。在國畫、書法、金石等方面他也頗有研究。正當他得意於不少人隨國民黨政權逃到了臺灣，他卻逆潮流而動，毅然決然攜家由臺灣經香港返回大陸這一舉動是正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來了，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批被鬥了一陣子，又關了一陣子牛棚，接著放回家寫檢查資料，工資被凍結，只發給生活費，沒多久被下放到河北省高碑店三十八軍農場勞動，被分配去看菜園子，1976年10月27日病逝。

張駿祥：（1910年12月27日－1996年11月13日），筆名袁俊，1950年代中國著名導演，編劇、作家。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1年，從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研究西洋戲劇 。1936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專攻導演，兼學編劇、劇場建築以及布景燈光等多種課目。1939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畢業。獲得美術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教於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 。1940年2月，創作五幕話劇劇本《小城故事》。1941年5月，創作並執導五幕話劇《邊城故事》；10月，執導話劇《北京人》。1943年7月，創作四幕話劇劇本《萬世師表》。1944年1月，執導莎士比亞話劇《柔密歐與幽麗葉》；3月，創作三幕話劇劇本《山城故事》。1945年，執導曹禺的話劇《蛻變》 。1946年，自編自導喜劇電影《還鄉日記》。1947年，與李恩傑聯合執導愛情喜劇電影《乘龍快婿》。1948年，執導由白楊、陶金、呂恩聯袂主演的愛情電影《火葬》。1951年，擔任劇情電影《勝利重逢》的編劇，該片由湯曉丹執導 ；同年，執導由於藍、張伐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翠崗紅旗》，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故事影片二等獎 。同年9月中共國第一個訪問印度和緬甸大型文化代表團成員。1952年5月5日與著名音樂教育家周小燕成婚，兩人育有一子，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4年，擔任劇情電影《雞毛信》的編劇，該片根據華山的小說改編 ，同年，執導由馮喆、王蓓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淮上人家》。1956年，加入中共黨，同年，執導紀錄電影《春節大聯歡》。1958年，擔任劇情電影《新安江上》的編劇，同年，擔任動畫片《古博士的新發現》的編劇。1959年，出版論文集《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60年，與沈浮、黃宗英等共同擔任劇情電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編劇。1962年，與顧而已聯合執導劇情電影《燎原》。1964年，執導根據周而復同名作品改編的傳記電影《白求恩大夫》。1966年，執導藝術紀錄片《大慶戰歌》。著有話劇劇本《萬世師表》、《山城故事》、《小城故事》、《邊城故事》，電影文學劇本《勝利重逢》、《雞毛信》、《白求恩大夫》、《淮上人家》，劇本集《張駿祥電影劇本選》，專著《導演術基礎》、《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譯著劇本《林肯在伊利諾》、《吾土吾民》、《翠崗紅旗》(導演)等。文革中先後在監獄和勞動審查中度過八年之久，爾後被下放養豬。1979年調任上海市電影局和上海電影製片廠聯合藝委會主任。1996年11月13日去世。

張印泉：（1901年－1971年4月23日），中國攝影家。自幼喜歡國畫，19歲時自製了一架照相機，開始學習攝影，並逐步走上了攝影創作道路。1921年畢業於北京國立法政大學經濟系。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印刷局照相組技工、武昌行營攝影服務員。1927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大學。1931年舉辦張印泉攝影展覽。1944年後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1945年，當選為北平攝影學會主席。後擔任新華通訊社攝影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副主席。1963年在北京舉辦張印泉攝影40年展覽。歷任新聞總署攝影局、新華通訊社攝影部研究員，中國文聯第三屆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二屆副主席。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攝影界，南方的代表人物為郎靜山，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張印泉，“南郞北張”之說就源於那個年代。著有《攝影原理與實用》、《攝影應用光學》、《人造光攝影》等。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致死。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1905年，張東蓀官派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私立哲學館（後來的東洋大學）。1906年，與藍公武等在東京創辦學術月刊《教育》，以哲學、倫理問題為主。他傾向於梁啟超等立憲派的立場。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他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他列名孫中山新建的國民黨之中，又與梁啟超及進步黨關系密切，雖然沒有正式入黨，但當時被人視為進步黨骨幹。此後，他進入報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走第三種路線，既反對袁世凱復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時企圖調和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關系。他曾經先後任上海《大共和報》、雜誌《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正誼》等報刊的主筆。1917年起，他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報紙《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該報副刊《學燈》，該副刊與北京《晨報》副刊《副鐫》、《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1919年9月，他在北京創刊雜誌《解放與改造》（翌年該雜誌更名為《改造》）並任總編輯。1920年3月，他和梁啟超等人發起講學社，並於同年9月邀請哲學家基爾特、射穢主義者羅素來華。同年他還參加了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屎主義研究會，但是拒絕參加中共黨。1927年8月，他與瞿世英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雜誌。1934年，他任圖書《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編，批判馬克屎主義的（唯物論）。1928年至1930年間，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兼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並兼任張君勱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2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並發行機關報《再生》月刊。1933年12月，張東蓀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1934年12月，張君勱應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的聘請，到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張東蓀任院長。兩廣事變陳濟棠失勢，收到梅貽琦之邀請，張東蓀離開廣州。此後他任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兼《文哲月刊》首席主編、清華大學文哲導師、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東蓀決定留在北平，再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6月，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來他繼續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學的張東蓀被日軍逮捕收監。當時張東蓀被要求參加日本傀儡政權，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此後他被判緩刑保釋出獄，但日本方面不許他離開北京，所以他實際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他遂一心寫作。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他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他參加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任軍事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8年底，在中共軍隊攻勢下，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中共國成立後，張東蓀執意留在中國大陸。此後，他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並仍在清華大學等校參與主管校務。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共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但工資照發。文革開始後的1973年，張東蓀本人死在監獄中，他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出賣中共國政府重要情報有三種說法：

說法之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澤東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澤東投自己贊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張二人知曉，但毛澤東要求追查，後來張東蓀投反對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對張東蓀女兒張宗燁說：“這麽些年都沒告訴你，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裏一直是內控使用。……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裏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此說法初次見於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並廣為流傳，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對此說表示懷疑。

說法之二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說張東蓀有電臺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訊。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給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對美國大加吹捧。這兩件線索將張東蓀納入公安部門的視線。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東蓀屈從於司徒雷登的壓力，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識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

說法之三

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系，私下調解中美關系，貿然和一個名叫王誌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系。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著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交給王。後來王誌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系。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誌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

張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家張東蓀次子。核武器物理學家於敏的研究生導師。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淸華大學，1934年畢業於淸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師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學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到丹麥隨玻爾研究量子場論。1939年去瑞士，在沃爾夫岡•泡利指導下工作，繼續研究量子場論。1940年由法國回上海，復輾轉越南海防、河內至重慶，出任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國，到劍橋大學工作。1947年同保羅•狄拉克一起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研究方面，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理論、層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項重要成果，達到了國際水平。195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張宗燧被批鬥，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服安眠藥自殺辭世。時年54歲。

張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號它山，中國當代著名國畫家、漫畫家、壁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後到文藝界抗敵協會，任陜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1949年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與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負責和參與開國大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改造懷仁堂、勤政殿，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和中共國第一批紀念郵票。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1955年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工作，1957年調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文革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著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臺子上，紅衛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臺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麽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蒼山牧歌》的人體變形比較厲害，便有人責問：“為什麽把傣族姑娘的腳畫成水腫，這不是影射少數民族生活艱難嗎？”最可笑的是對《大公雞》的解釋：“公雞看上去那麽好鬥，赫魯曉夫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他是‘好鬥的公雞’，這不是在響應赫魯曉夫嗎？”靜物畫《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個彩陶罐裏，有人硬說這是一只骨灰罐，將象征紅太陽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裏，還有什麽比這更該死的？《油燈》居然被發現燈裏沒油：“這不是攻擊射穢主義窮嗎？”文革中真正給張仃造成致命打擊的，其實並不是愚昧無知的紅衛兵，而是對繪畫有相當知識的同行，並且還是魯藝時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麽變。”而他當時卻心灰意冷地說：“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1978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恢復招生，復任第一副院長、教授、黨委委員。

張資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張秉聲，曾用名偉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廣東國民政府選派為留日學生，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巖石礦物學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臼話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因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臺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張誌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從1949年起，第一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是她，第一個說“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也是她。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反對文革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於1969年9月被捕入獄，遭受了殘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朝鮮戰爭爆發，為響應黨和國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中共軍隊；當時部隊急需俄語翻譯，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1952年張誌新提前畢業，留校工作。那時，曾真任人大哲學系團委書記，他們相識後而戀愛，1955年國慶，結為連理。1955年12月，參加中共黨。1957年，他們夫妻同時被調往沈陽工作；1962年，張誌新被調到遼寧省委宣傳部當幹事。1969年8月間，張誌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9月24日，張誌新被捕入獄，先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在獄中，監獄工作人員用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把拖布往裏面噻。她的雙手被反銬在身後，背上背著18斤重的鐵錘，腳上帶著腳鐐，遼寧省的政治官員多次在獄中毆打張誌新，將其頭發拔光，政治官員還多次派遣男犯人對其實行強奸、輪奸，之後張誌新寫下遺書，準備自殺。被發現後嚴加監視，並且把她綁起來召開批鬥會，批判她“以死向黨示威對抗運動”。因此被認定“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報道《走向永生的足跡》中，直言不諱地說：“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紮，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另一篇報道《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誌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張誌新由於在行刑前經過多日“小號”（一種只能坐，不能躺臥的特小牢籠）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經被逼瘋，用饅頭沾著經血吃，坐在大小便裏。 1975年4月4日，張誌新在受盡酷刑折磨之後，被綁赴沈陽市東陵區大窪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5歲。

張中曉：（1930年－1966年），中國當代學者，文藝思想家。早年顯出文學才華，1951年5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1953年7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60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1955年，被牽連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而入獄。他給胡風的信件被斷章取義，被認為是“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時年25歲。1956年，在獄中肺病發，咯血不已，獲準保外就醫返回家鄉。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調至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所工作，適逢文化大革命，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6歲。

張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鳴，字玉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張派創始人。1935年，與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戲院首次登臺，以優越的嗓音條件和嫻熟的演唱技巧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以一出《女起解》唱紅。1936年，北京《立言報》舉行公開投票選舉，推選“四大童伶”，張君秋與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被選中（後世稱“四小名旦”）。報界評價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條好喉嚨，似尚；腔調，婉轉多音，似程；做工，穩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組謙和社挑班。張君秋常與合作的演員有孟小冬、王又宸、譚富英、馬連良。1947年與馬連良、俞振飛在香港演出數年。1951年返京，與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組成北京京劇團，曾合作演出了《龍鳳呈祥》、《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望江亭》、《西廂記》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張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經大紅大紫的張君秋成了“黑幫分子”。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血汗掙來的家財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後，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兒女們也上山下鄉各自西東，張君秋白天參加體力勞動改造，挨批挨鬥，晚上還要在紅土店地下室，絞盡腦汁寫檢查：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揚封、資、修……1980年復出。

張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現代畫家、藝術教育家。兼擅中西繪畫，善鳥獸、人物、山水均著稱於世。1904年在上海華美藥房畫照相布景，同年與京劇革新家夏月潤合作，在“新舞臺”首先設計使用布景，改變了京劇的傳統舞臺面貌，為我國早期的舞臺美術家。翌年轉往寧波益智堂任圖畫教師。1909年至1911年間，在《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等報紙上發表漫畫，其中包括產生過廣泛影響的諷刺袁世凱的作品《袁世凱騎木馬》、《飯桶》等。是我國最早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諷刺畫的漫畫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為上海圖畫美術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前身）第二任校長。1928年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副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赴大後方，備歷艱苦而作畫從未停輟，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舉行畫展。一生兼治中西繪畫，早年從事西畫的創作和教學，晚年多作中國畫。在法國國立博物館、德國柏林藝術院均藏有他的作品。傳世作品有《黃山雲海圖》、《孔雀圖》（藏上海中國畫院）。出版有《聿光畫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張聿光家被抄，繪畫生涯全部泯滅，神誌遲飩，步履蹣跚，於1968年4月9日病逝於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其子張修平在＂張聿光生平紀事＂中說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鄰魯班中學的紅衛兵翻墻進來對我們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後才算告一段落。在這次浩劫中，將先父繪畫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圖章，其中有三寸見方閑章“南軒後人”、“鶴蒼頭”、“冶歐齋主”、“聿光八十以後作”以及各式應用於大到中堂立軸、小到扇面上的圖章均被抄走；還有畢生積藏的歷代名家書畫精品、歐美西畫明信片、他本人為展覽會裱好的國畫以及數百幀寫生菊花品種的西洋畫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廠內紅衛兵又來臨，甚至將水井和陰溝蓋也徹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紅衛兵又來強製我們緊縮住房，將先父樓上臥室與畫室兩間搬到樓下東首前半間，當大的畫桌無法放入此小間時，紅衛兵們譏諷說：“這個老頭子還畫什麽畫”，把畫桌也拆毀了。 ’

張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家張東蓀次子。核武器物理學家於敏的研究生導師。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淸華大學，1934年畢業於淸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師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學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到丹麥隨玻爾研究量子場論。1939年去瑞士，在沃爾夫岡•泡利指導下工作，繼續研究量子場論。1940年由法國回上海，復輾轉越南海防、河內至重慶，出任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國，到劍橋大學工作。1947年同保羅•狄拉克一起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研究方面，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理論、層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項重要成果，達到了國際水平。195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張宗燧被批鬥，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服安眠藥自殺辭世。時年54歲。

張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號它山，中國當代著名國畫家、漫畫家、壁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後到文藝界抗敵協會，任陜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1949年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與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負責和參與開國大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改造懷仁堂、勤政殿，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和中共國第一批紀念郵票。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1955年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工作，1957年調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文革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著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臺子上，紅衛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臺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麽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蒼山牧歌》的人體變形比較厲害，便有人責問：“為什麽把傣族姑娘的腳畫成水腫，這不是影射少數民族生活艱難嗎？”最可笑的是對《大公雞》的解釋：“公雞看上去那麽好鬥，赫魯曉夫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他是‘好鬥的公雞’，這不是在響應赫魯曉夫嗎？”靜物畫《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個彩陶罐裏，有人硬說這是一只骨灰罐，將象征紅太陽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裏，還有什麽比這更該死的？《油燈》居然被發現燈裏沒油：“這不是攻擊射穢主義窮嗎？”文革中真正給張仃造成致命打擊的，其實並不是愚昧無知的紅衛兵，而是對繪畫有相當知識的同行，並且還是魯藝時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麽變。”而他當時卻心灰意冷地說：“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1978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恢復招生，復任第一副院長、教授、黨委委員。

張資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張秉聲，曾用名偉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廣東國民政府選派為留日學生，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巖石礦物學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臼話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因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臺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張誌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從1949年起，第一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是她，第一個說“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也是她。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反對文革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於1969年9月被捕入獄，遭受了殘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朝鮮戰爭爆發，為響應黨和國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中共軍隊；當時部隊急需俄語翻譯，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1952年張誌新提前畢業，留校工作。那時，曾真任人大哲學系團委書記，他們相識後而戀愛，1955年國慶，結為連理。1955年12月，參加中共黨。1957年，他們夫妻同時被調往沈陽工作；1962年，張誌新被調到遼寧省委宣傳部當幹事。1969年8月間，張誌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9月24日，張誌新被捕入獄，先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在獄中，監獄工作人員用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把拖布往裏面噻。她的雙手被反銬在身後，背上背著18斤重的鐵錘，腳上帶著腳鐐，遼寧省的政治官員多次在獄中毆打張誌新，將其頭發拔光，政治官員還多次派遣男犯人對其實行強奸、輪奸，之後張誌新寫下遺書，準備自殺。被發現後嚴加監視，並且把她綁起來召開批鬥會，批判她“以死向黨示威對抗運動”。因此被認定“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報道《走向永生的足跡》中，直言不諱地說：“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紮，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另一篇報道《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誌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張誌新由於在行刑前經過多日“小號”（一種只能坐，不能躺臥的特小牢籠）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經被逼瘋，用饅頭沾著經血吃，坐在大小便裏。 1975年4月4日，張誌新在受盡酷刑折磨之後，被綁赴沈陽市東陵區大窪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5歲。

張中曉：（1930年－1966年），中國當代學者，文藝思想家。早年顯出文學才華，1951年5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1953年7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60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1955年，被牽連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而入獄。他給胡風的信件被斷章取義，被認為是“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時年25歲。1956年，在獄中肺病發，咯血不已，獲準保外就醫返回家鄉。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調至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所工作，適逢文化大革命，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6歲。

張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鳴，字玉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張派創始人。1935年，與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戲院首次登臺，以優越的嗓音條件和嫻熟的演唱技巧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以一出《女起解》唱紅。1936年，北京《立言報》舉行公開投票選舉，推選“四大童伶”，張君秋與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被選中（後世稱“四小名旦”）。報界評價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條好喉嚨，似尚；腔調，婉轉多音，似程；做工，穩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組謙和社挑班。張君秋常與合作的演員有孟小冬、王又宸、譚富英、馬連良。1947年與馬連良、俞振飛在香港演出數年。1951年返京，與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組成北京京劇團，曾合作演出了《龍鳳呈祥》、《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望江亭》、《西廂記》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張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經大紅大紫的張君秋成了“黑幫分子”。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血汗掙來的家財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後，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兒女們也上山下鄉各自西東，張君秋白天參加體力勞動改造，挨批挨鬥，晚上還要在紅土店地下室，絞盡腦汁寫檢查：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揚封、資、修……1980年復出。

張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現代畫家、藝術教育家。兼擅中西繪畫，善鳥獸、人物、山水均著稱於世。1904年在上海華美藥房畫照相布景，同年與京劇革新家夏月潤合作，在“新舞臺”首先設計使用布景，改變了京劇的傳統舞臺面貌，為我國早期的舞臺美術家。翌年轉往寧波益智堂任圖畫教師。1909年至1911年間，在《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等報紙上發表漫畫，其中包括產生過廣泛影響的諷刺袁世凱的作品《袁世凱騎木馬》、《飯桶》等。是我國最早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諷刺畫的漫畫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為上海圖畫美術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前身）第二任校長。1928年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副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赴大後方，備歷艱苦而作畫從未停輟，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舉行畫展。一生兼治中西繪畫，早年從事西畫的創作和教學，晚年多作中國畫。在法國國立博物館、德國柏林藝術院均藏有他的作品。傳世作品有《黃山雲海圖》、《孔雀圖》（藏上海中國畫院）。出版有《聿光畫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張聿光家被抄，繪畫生涯全部泯滅，神誌遲飩，步履蹣跚，於1968年4月9日病逝於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其子張修平在＂張聿光生平紀事＂中說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鄰魯班中學的紅衛兵翻墻進來對我們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後才算告一段落。在這次浩劫中，將先父繪畫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圖章，其中有三寸見方閑章“南軒後人”、“鶴蒼頭”、“冶歐齋主”、“聿光八十以後作”以及各式應用於大到中堂立軸、小到扇面上的圖章均被抄走；還有畢生積藏的歷代名家書畫精品、歐美西畫明信片、他本人為展覽會裱好的國畫以及數百幀寫生菊花品種的西洋畫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廠內紅衛兵又來臨，甚至將水井和陰溝蓋也徹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紅衛兵又來強製我們緊縮住房，將先父樓上臥室與畫室兩間搬到樓下東首前半間，當大的畫桌無法放入此小間時，紅衛兵們譏諷說：“這個老頭子還畫什麽畫”，把畫桌也拆毀了。 ’

張景鉞：（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字峴儕，中研院、中科院雙院士。植物形態學家，中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系統學的開拓者。1916年在安徽蕪湖聖雅各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20年畢業後公費赴美國留學，初入德克薩斯農工學院學習，1922年轉入芝加哥大學植物系，1923年獲得學士學位，1925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同年秋季回國，擔任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獲中國教育及文化促進基金會的研究資助，赴英國裏茲大學和瑞士巴塞爾大學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植物學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後曾任理學院院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赴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應邀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學術交流一年。1946年冬回國續任北京大學植物系主任。張景鉞在就讀研究所期間，曾獲選為Sigma Xi科學會會員。1933年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並多次擔任理事長職務。先後創辦《中國植物學雜誌》、英文《中國植物學匯報》、《植物學報》等學術期刊。他在植物解剖學、實驗形態學、古植物學、系統植物學和植物胚胎學等領域，都推動了開創性的研究，是中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系統學的開拓者。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張景鉞患有帕金森病，腦子清醒但說話不清，四肢活動極困難，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車從家中拉到生物樓與妻子一起批鬥，聲稱揪出了北大生物學系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分子的祖師爺。其妻崔之蘭是動物形態學家，先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鬥爭，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崔被鬥得死去活來，於1971年亡故。張在妻垂危時，央人擡自己去與妻握手，生離死別，天悲地愴！當時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門前被批鬥，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還有人揪他們的頭發進行辱罵。有一次被長距離遊鬥，她低頭彎腰行走，鼻子流血灑了一路。張景鉞患帕金森氏癥不能長時間站立，鬥爭會上竟強迫崔芝蘭跪在地上用身軀支撐住她的丈夫。1968年張景鉞在病中還受到批鬥，從此臥床不起，於1975年4月2日逝世於北京大學燕東園38號。

張守慎：（1924年－1968年12月26日），戲劇翻譯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編譯室組長、院務委員、校刊編委，文革中遭受迫害逝世，終年44歲。

陳紹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物理化學家、潤滑材料專家。中國潤滑化學、潤滑劑作用機理和應用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帶頭開展固體潤滑作用及固體潤滑劑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創建了固體潤滑研究基地，為中國固體潤滑材料的研究和應用及為解決宇航等高新技術領域中的關鍵技術奠定了基礎。1948年，陳紹澧自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50年8月，獲愛荷華州立大學化學系碩士學位。1950年，陳紹澧歸國，1950年10月至1958年6月，在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任職，擔任題目組長，1956年晉升副研究員。1958年7月至1968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蘭州分所、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共發表論文40余篇、專著1部、譯著2部，並完成了《空間摩擦磨損與潤滑》專著手稿1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陳紹澧被誣陷為自美國回來的特務，受到殘酷迫害。1968年2月22日，陳紹澧在蘭州自殺身亡。時年42歲。

陳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化學家。1930年，考入浙江省杭州崇文中學。1933年，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193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化學系。1938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二年級學習。1941年畢業後，留校擔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助教。1946年，考取公費留美生，赴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僅用兩年半時間，便先後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1949年，到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同年參加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1950年9月，陳天池回到中國，應老師楊石先教授邀請，赴南開大學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分析化學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陳天池主要研究有機磷化學，為中國有機磷農藥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1954年加入中共黨。1958年，在楊石先教授指導下，陳天池建立了“敵百蟲”和“馬拉硫磷”兩個農藥車間。1960年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1960年至1962年，任南開大學物理二系黨總支書記兼系主任。1962年10月，楊石先在南開大學建立了高等院校中第一個化學專業研究機構－－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具體工作由陳天池主持。1962年至1968年，陳天池任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兼副所長。1963年至1968年，任中國化學會第二十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主持並參加了“新型有機磷32，47”的研究，其成果1964年獲國家新產品發明獎二等獎。撰有論文《有機磷殺蟲劑的研究：（Ⅰ－Ⅷ）》。合譯《新磷酸酯殺蟲劑進民》、《有機磷毒劑》。文化大革命給陳天池帶來了無窮災難，於1968年12月20日自殺。時年50歲。

陳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1925年去北京，就讀於基督教美以美會（美國差會）創辦的北京匯文中學。1928年去上海，入讀基督教美北浸禮會和美南浸信會聯合創辦的滬江大學。後赴美留學，1936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與民盟盟員共同創辦《展望》雜誌。1949年3月，中共軍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會》，嚴厲批評國民黨統治。1957年劃為右派，被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點名。是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當中唯一一個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另4位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和他有著世交兼鄰居關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勸解。“陳仁炳是抑郁而終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抑郁”二字。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東方史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為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余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余種語言。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1904年秋天，14歲隨長兄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余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同時陳寅恪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愈，僅一眼能見微光。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底，中共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臺灣的打算。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臺灣。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共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裏，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文化大革命時，陳寅恪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陳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雲：“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由於雙眼先後失明，造反派依然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國學大師陳寅恪與世長辭。

陳達：（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又名邦達，字通夫。中國社會學家、人口學家。14歲進余杭縣立高級小學，學習勤奮，3年畢業。因成績優異，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學(後來改名為杭州第一中學)，插班讀二年級。1911年，陳達在杭州考取清華學校公費留美預備班。次年赴北京，在該班學習4年，同班同學有吳宓、洪深等。在校期間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譯文和評論。1916年畢業後，由該校公費保送到美國留學。先在立德學院學習外交兩年，獲得學土學位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系。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3年再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執教於清華學校（1929年改為清華大學），講授現代文化。1924年任《清華學報》主編。1925年應美國某學會之約，對中國工人和農民做了四個月的調查，據報告發布了演講“中國社會改造問題”。並寫有《民國十五年國內工人罷工的分析》一文。1926年創辦該校社會學系（1928年改名社會人類學系），並任系主任（至1941年潘光旦接任，1946年再次擔任），也是當時系中唯一的教授。1926年曾任內政部統計司司長數月。抗日戰爭時期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和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1948年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調整，先後擔任中央財經學院教授、中央勞動部勞動幹部學校教授和副校長、勞動部勞動保護司副司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要著作：《華僑──關於勞動條件的專門考察》(英文版)、《中國勞工問題》、《人口問題》、《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現代中國人口問題》（英文版）等。1957年在《新建設》發表《節育、晚婚和新中國人口問題》一文，指出：“從1953年人口普查以後，新中國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萬以上，必須認真解決人民就業和降低出生率問題。”富有卓見，但被劃為“右派”遭到批判。

陳序經：（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和拉丁語。1920年，經過自學補習後，考入廣州嶺南中學，連跳兩級，直接進入三年級學習。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後赴美獲伊利諾伊大學碩士（1926）、博士（1928）。同年秋天回國。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後，攜夫人赴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和社會學。1931年下半年，因父親去世回國，打斷了他本要去英國和法國的求學計劃。遵循父親遺願，一不從政，二不經商，而全力投入教育事業。1933年12月29日晚，中山大學（石牌校區）禮堂，作為嶺南大學助理教授演講《中國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盤西化”，引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論戰。1938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為該校最年輕的院長。1944年8月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間曾會晤愛因斯坦。1946年抗戰勝利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長及政治經濟學院院長。1947年胡適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中提倡“學術獨立”、提出在十年之內由政府指定5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作為第一等的大學培養。陳序經反對仰政府鼻息以求學術獨立，認為“近年以來，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統一，以致黨化教育，何嘗不掛起學術獨立的招牌”，指出中國大學一向集中在平、津、滬等地，不合理，指責教育部厚北京大學而薄其他大學是偏私，私立大學不一定不如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因可以成為政治上的黨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1949年前，曾在嶺南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任教。1949年後，歷任嶺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山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1954年，院系調整結束後，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淩晨３點多起床讀書或寫作，５點開始在校園內散步。主要有《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社會學的起源》等。1964年秋，因為在香港出版東南亞古史，被劉少奇斥為沒有組織紀律，下令將他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並發狠說“此人以後永遠不能擔任正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67年，被指控為“裏通外國”“特務間諜”。同年2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64歲。紅衛兵說是畏罪自殺，後解剖屍體。留在中山大學的書籍被當廢品賣掉。

陳荒煤：(1913年－1996年10月25日 )，原名陳光美，筆名滬生。中國作家、文藝評論家。曾參加武漢左翼戲劇家聯盟，旋即加入中共黨。1934年秋發表了小說《苦難中的人群》，之後即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1938年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文學系任教。中共國建立後，主要擔任過中南軍區文化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和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藝報》副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等職。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憂郁的歌》、《長江上》、《在教學裏唱歌》；報告文學集《劉伯承將軍印象記》、《陳賡將軍印象記》及文學評論集《為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顧與探索》、《探索與創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夢之歌》和《荒煤短篇小說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長期受迫害，期間被撤職。1978年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藝報》副主編、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顧問兼電影委員會主任等職。

陳占祥：(1916年6月13日 －2001年3月22日) ，城市規劃師，建築師。1935年，陳占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學院。1936年，陳占祥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成為學院第一個取得進入倫敦大學資格的學生。1937年，在老師密勒的建議下，陳占祥於1938年8月從上海赴英，進入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習。1942-1943年，他被選為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生會主席，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擔任這一職務。同時以中國海員活動頻繁的辟鐵街和喬治廣場一帶貧民窟改造作為城市設計課題，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論文《利物浦中國城》。1942年暑假，陳占祥到劍橋大學，遇到剛從重慶回到英國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導下，他通讀了《古今圖書集成》，進一步研究了傑出的建築學家、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營造則例》等著作，樹立了研究中國建築要從中國固有文化著眼的基本觀點。1945年，寫成一篇分析中國建築的論文，《中國建築理論》，及《中國古代都市計劃理論的探討》一文。1943年，陳占祥在利物浦大學城市設計系讀研究生時，系主任賀爾福曾告訴他，都市計劃的實施有賴於都市計劃的立法和區劃條例。因此，在1944年底，當他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時，便隨英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大倫敦規劃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讀博士生，研究都市計劃的立法。他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學會的會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在倫敦召開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會，29歲的陳占祥以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當選為大會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國民政府邀聘陳占祥回國主持北平城市規劃工作，陳占祥毅然放棄博士生學業，立即奔向祖國的懷抱。南京政府內政部任命他為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同時兼任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這期間，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宮遺址上規劃的國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後，陳占祥又借調到上海市建設局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圖組代組長。1949年5月，他應梁思成的邀請，於當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同時兼任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聯名寫成《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保護北京幾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物古跡，在西郊三裏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舊城密集的人口，保留傳統的古城格局和風貌。可惜這一方案並未被當時的執政者所采納。1954年，陳占祥調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任副總建築師。1957年，陳占祥被劃為“右派”，在以後長達22年的漫長歲月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79年，梁陳一同被平反。同年12月，63歲的陳占祥被調到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現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擔任總規劃師。

陳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原名陳延桂。中國現代作家。1925年入寧波甲種商業學校，1927年外出謀生，歷任銀行練習生、工廠工人、布店雇員。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次年至上海，結識作家葉紫，創辦無名文藝社，出版《無名文藝》旬刊、月刊，隨後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至滬西郊區從事工農教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兩次被捕，出獄後從事救亡工作，組織進取社、讀書社和救國會，1935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及救亡活動。1940年赴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協助丁玲編《解放日報》副刊部工作，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參加華北文藝工作團，華北文工團並入華北聯合大學後，任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主任，參與編輯《北方文化》、《華北文藝》等刊。中共國成立後，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歷任全國文聯、文協秘書長，《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理事。著有評論集《光榮的任務》，小說《獅嘴谷》、《第一個碾米廠的毀滅》、《星夜曲》，散文《狼叫》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陳企霞對中共文壇第一部被禁小說《腹地》(作者王林)的批判，起了領頭的作用。1955年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而劃為“右派”。1979年才恢復名譽。

陳白塵：（1908年－1994年）， 原名陳增鴻，又名征鴻、陳斐，筆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劇作家，作家，有“中國的果戈裏”之譽。1930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從事戲劇活動，曾參加南國、摩登等劇社。1932年7月，任共青團淮鹽特委秘書，後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獨幕劇。1935年出獄後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抗戰開始後，在各地堅持進步的戲劇活動，創作了大量劇本，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升官圖》等。1949年後參加創作了電影劇本《宋景詩》和《魯迅傳》等。先後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南方第二代表團副團長、上海市文聯秘書長、上海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黨。1952年調北京任文化部劇本創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秘書長，後歷任作協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1966年調江蘇省文聯。陳白塵的文學成就突出表現在劇本創作上。從 30年代到80年代，共寫作話劇及電影劇本50多部。喜劇和歷史劇尤為所長。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升官圖》等。文革中陳白塵屬於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1970年初夏，《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將陳白塵30年代的名作《石達開的末路》冠以“反共歷史劇”的帽子，硬說有影射紅軍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國作協所屬的四大隊五連，召開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鬥爭會，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陳白塵的這株“大毒草”。接著先是被關進“牛棚”，後又下放幹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白塵長女陳虹，經多年努力，終於推出了父親的《牛棚日記》。

陳緣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緣督，號梅湖，是一位中國近代畫家，湖社成員。他信仰天主教，並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並開創了以國畫手法繪製基督教宗教題材作品的先河。陳緣督為廣東梅縣人，17歲隨金北樓學畫，1923年加入中國國畫學研究會，1927年參加湖社，曾任副總幹事。此後還曾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輔仁大學教書。1922年，應本篤十五世《夫至大》通諭，剛恒毅成為宗座駐華代表。後來他與陳緣督結識，1932年降臨節陳緣督接受其洗禮，皈依基督教。陳緣督在1933年成為輔仁大學藝術系教授後，於1935年在上海舉辦輔仁大學基督宗教繪畫藝術展。在輔仁大學時還曾與溥雪齋編纂《輔仁畫訓》。但後來他與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對徐悲鴻的西式教學方法，因而辭職。1949年後先後在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書，也是北京中國畫院的院外畫師。這一時期繪製過許多歌頌＂新中國＂的作品，還給連環畫《西遊記•高老莊》、《水滸傳》等繪製插圖。1952年與溥雪齋、葉恭綽、胡佩衡、秦仲文、吳鏡汀、徐燕蓀、吳光宇合繪《篙嶽圖》，送給毛澤東。後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殺。

陳景潤：（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陳景潤高中就讀於福州英華高中，大學畢業於廈門大學數學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學任教，因口齒不清，被拒絕上講臺授課，只可批改作業，後被“停職回鄉養病”。1954年2月，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了解到陳景潤的情況，安排他調回廈門大學任資料員，同時研究數論。1955年2月，擔任助教。1957年9月，華羅庚安排把陳景潤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進行數論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員。1966年，證明了“1+2”（陳氏定理），論文由王元審核後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視為“資產階級黑線人物”和“白專道路的典型”，成為專政對象，被關了起來，但陳景潤繼續在簡陋的條件下鉆研數學。1973年4月，中國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科學》雜誌，公開發表了陳景潤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接著，中國科學院《科學工作簡報》第七期發表了題為《數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紹了陳景潤的這項研究成果。中央某領導看了這份簡報，要求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論文寫一份詳細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1+2”論文放大印製在八開紙上，報送中央。1973年，英國數學家海尼•哈伯斯坦姆與德國數學家漢斯-埃貢•黎希特合作撰寫的《篩法》正在付印，在看了從香港郵來了陳景潤論文的復印件後，兩人給《篩法》一書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陳氏定理》，並在這一章的首頁寫道：“我們本章的目的是為了證明陳景潤下面的驚人定理，我們是在前十章已經付印時才註意到這一結果的；從篩法的任何方面來說，它都是光輝的頂點。”1978年作家徐遲發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引發全國轟動，陳景潤聲名鵲起。然由於陳景潤體質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陳景潤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紅衛兵進行改造。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雙重摧殘，再加上長期惡劣的生活工作環境和超強工作，1973年曾患嚴重的腹膜結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綜合癥。1996年3月19日13時10分因肺炎並發癥去世，將遺體捐獻給醫院解剖，享年63歲。

陳傳綱：(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書，“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復旦大學抗日救國會，任第一次全校學生赴京請願大隊的總指揮。同年，上海各高等學校學生進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時，受到阻止，群情激憤，向偽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並搗毀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當時陳傳綱任復旦大學副總指揮。1936年至1940年，先後在上海、武漢、成都等地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並在成都朝陽學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延安行政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陜甘寧邊區政府等有關部門擔任組長、秘書、處長等職務，曾受王實味案牽連長期蒙冤。1949年後，陳傳綱先後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後任復旦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66年2月調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長。文革前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66年6月文革爆發，被宣布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隨後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陳祖東：（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陳華夫，陳果夫、陳立夫的堂兄弟。水利專家。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到美國、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廣東石林兵工廠遷移到廣西融縣，旋即徙來桐梓縣城郊傅家龍洞，搭簡易工棚進行生產。隨後遷來鞏縣、江陵、沈陽兵工廠，合並為41 兵工廠。41 兵工廠生產任務重，抗日前線需要武器在急，動力發生困難。兵工廠廠長鐘道昌（少將）與兵工總署俞大維商量，確定利用楊家河（也稱天門河）的水力資源建造水電廠。並延聘中國工程學會會員及水利工程學會會員陳祖東（華夫）為總工程師負責電廠工程設計、修建及機器購置安裝。1940 年陳祖東毅然應聘，到41 兵工廠任動力處處長，具體負水電廠全面建設。1949年任上海龍華飛機場總工程師，1956年到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三級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遭到紅衛兵的“批判鬥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殘酷批鬥審查，1968年9月20日在圓明園遺址上吊自殺。

陳巨來：（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來，後以字行，號塙齋，別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鶴居士，齋名安持精舍。傑出的篆刻家，著名書畫家、詩人。其篆刻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瑣憶》一書，被譽為民國掌故專家。陳巨來篆刻藝術蜚聲海內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視。1924年，拜一代宗師趙叔孺先生為師。1926年，又由叔孺老師介紹得識富於收藏的吳大澄之孫名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吳慷慨將家藏汪關《寶印齋印式》十二冊借其參考，經潛心研究七個寒暑，使他的治印爐火純青，更為工穩老當。後又得見平湖葛書征輯《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專玫元朱文。乃師叔孺贊他“刻印醇厚，元朱文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結識國畫大師張大千，交往甚密，常為之鐫刻印章。1946年10月，張大千在滬舉辦個人畫展，從北平運滬的畫大多未鈐印章，就地請陳巨來治印。1981年，陳巨來收錄自15歲至78歲印作500余方，以其齋號安持精舍之名，編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話》1卷，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輯有《古印舉式》兩集。他一生坎坷，據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難，其實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發現了管段警察與同族弟媳的愛昧關系，該警察為了完成上級交辦有額度的政治任務，居然用公報私仇的辦法來先發製人，幷假借“右派”言論來故陷人罪，把他羈於安徽省銅管山勞動教養（後解教回滬）；第二次又因社會環境的特殊下，由於語言不慎，被上海中國畫院報批公檢法司法執行機構“專政”，被判“現行反革命”罪入獄五年，從市監提籃橋獲釋歸來已經脊梁骨嚴重變型，背脊駝成象煮熟了的蝦米狀。

陳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靜山，號半丁，常用齋號有飲雪廬、敬洗堂、五畝之園等。中國近現代畫家，北京畫院創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結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畫風，形成了小寫意的“陳派”風格。年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寒，自幼學習詩文書畫。15歲時到蘭溪一錢莊做學徒時方才接觸到書畫，1895年隨表叔吳隱前往上海，在嚴信厚家打工，從事拓印等工作。同時亦結識了吳昌碩、任伯年以及蒲華等畫家，受到了他們的指點，1906年應金北樓的邀請前往北京，在金和吳昌碩的幫助下名聲鵲起，與陳師曾並稱“二陳”。1917年結識齊白石。1918年陳半丁成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樓主辦的中國畫學研究會。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曾與齊白石合繪《松石牡丹》，毛澤東為其簽名，並將此畫贈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這幅作品後來又流傳回中國，2003年以2035萬元拍賣。1951年，與齊白石、葉恭綽等合作《普天同慶》。1956年在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與葉恭綽提出“繼承傳統，大膽創新，成立中國畫院”的建議。1959年《陳半丁畫集》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時，90歲的陳半丁被反復批鬥，1968年刻《我獨無》印，款曰：“我獨尊者，屈原。《離騷》有‘舉世渾濁惟我獨清’，今之時，世人輕浮，惟我獨罵，於屈子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條南屋，研讀殘存的用“毛選”作封皮的《佩文齋書畫譜》。被勒令為頤和園舉辦的慶祝“九大”的展覽作《梅花》，款落“工農兵畫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醫院方面以其為“反動畫家”為由不予醫治，因而當日逝世。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圓庵。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1905年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濟醫學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後覺政治腐敗，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1926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39年初，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嘉興藏》，與《嘉興藏目錄》對校，發現木忞的《北遊集》，自此重視和尚語錄，撰《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發現《舊五代史》輯本傳寫脫誤，因撰《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曰：“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 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以《元也裏可溫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鑒胡註表微》、《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1950年12月8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響應三視教育運動。文章指出：“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調整中天主教輔仁大學大部並入北京師範大學後，他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9年他加入中共黨，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垣幾次被抄家，差點因為和劉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並且被逼寫了幾次檢討悔過書張貼於北師大，而後遭到軟禁。1971年卒於家中。

陳正青：(1917年12月 －1966年8月27日)，著名攝影記者，我國新聞攝影和體育攝影的奠基人。1936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因與父親陳仲經（著名書法家）政見不合，1936年10月離家赴西安。12月又經其姐夫王子安（省議員、楊虎城機要秘書）介紹，由雲陽葉劍英處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3月加入中共黨，同年9月調西北戰地服務團。長期轉戰陜西、山西、晉察冀等地區，歷任戲劇隊長、編導等職。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幹研班研究員。抗戰勝利後赴東北，歷任遼寧省文工團副團長、嫩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參加四平保衛戰時任三區區委書記。1946年調東北畫報社任出版科科長和采訪科科長。在此期間，拍攝了大量紀錄東北戰爭的珍貴照片。中共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攝影處副處長。1952年4月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後，歷任通聯科長、記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攝影部副主任等職。陳正青他拍攝了《開國大典》、《朱總司令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等大量珍貴歷史照片。同年，又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大會的報道，成功拍攝了《毛澤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場掛起第一面新國旗——五星紅旗》等紀錄歷史瞬間的新聞照片。由於“出身不好”，在政治運動往復不盡的年代裏反復受到懷疑和壓製，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輪殘酷迫害與淩辱開始的時候，他終於不堪忍受，於8月27日夜，在新華社住所與其妻何慧（延安時期老幹部，1949年後的新華社攝影部國際組組長）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9歲，留下了四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歲！他們的孩子們後來也一個個被下放到內蒙、山西、吉林等地。

陳邦憲：（1914年－1968年4月15日），中國醫學家。陳邦憲出生於當地望族。1926年，進入上海南洋高級職業學校和育才公學學習。1929年，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高中部後，直升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35年畢業獲得理科學士學位。1937年，在上海市傷兵醫院和難民醫院實習。1938年，獲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當外科助教，其間兼任聖約翰大學附屬同仁醫院代理住院總醫師。1939年3月，奔赴內地參加抗日戰爭，在滇緬公路西南運輸處所屬的芒市醫院（又稱西南運輸處中心醫院）擔任院長。1942年12月，至中央實驗院任醫師。1943年3月，任中國盲民福利協會主任幹事，其間並兼任重慶沙眼防治所所長。抗日戰爭結束後，陳邦憲隨同國民政府接管上海市衛生局。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出任上海市衛生局防疫保健處長。1946年2月，兼任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講師。同年夏天，赴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948年秋碩士畢業。回國後任上海市衛生局防疫處長，同時被提升為副教授。中共國成立後，陳邦憲接替其兄陳邦典，出任上海仁濟醫院醫務主任、院長。1952年10月，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立後，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接辦仁濟醫院，交給上海第二醫學院作為其附屬醫院。1952年12月，仁濟醫院正式改為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陳邦憲任第一院長，兼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研組主任。1952年，他還參加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誌願醫療手術隊，並擔任第十大隊隊長。1954年，他調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研組主任。之後擔任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衛生學會副主任委員。1955年，加入九三學社。合編《衛生學》、《流行病學》等。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受到迫害。1968年4月15日，受清隊運動影響，陳邦憲跳樓自殺。

陳乃幹：（1896年9月－1971年2月），名幹，字乃幹。文獻學家，編輯出版家。1916年任上海進步書店編輯。20年代起，在古書流通處（該書店創設於1918年，九年後歇業，其存書全部賣給中國書店）佐理店主陳琰（立炎）購銷古舊書籍，編印大部頭叢書如《知不足齋叢書》、章太炎的《章氏叢書》、《百一廬金石叢書》等。20年代中期，與金誦清在上海合辦中國書店，經營古舊書業，編印《清代學術叢書》、《經典集林》、《周秦諸子斠註十種》、《重訂曲苑》等稀見古書。1926年任大東書局編輯、發行所長，兼任持誌學院、國民大學教授。30年代，任開明書店編輯，輯印《清名家詞》、《元人小令集》等，參與編輯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補編》等巨著。上海淪陷後，迫於生計，陳乃幹為友人經營書店業務，勤於筆耕，發表了許多版本目錄學、歷史掌故等方面的學術文章。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通誌館及文獻委員會編纂。中共建國後，任上海市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編纂。1956年調往北京，任古籍出版社（該社於建國初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創辦，後於1957年並入中華書局）編輯，後又任中華書局編輯。陳乃幹一生治學嚴謹，博學強記，在歷史學、考古學、版本學、目錄學、地方史誌、文化掌故等學術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他還校勘、整理、編輯、出版了一大批中國古籍和工具書，為後學者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他一生酷愛藏書，積至萬卷，頗多善本。1956年調北京工作時，曾包用一節火車皮，將藏書全部運京。在上海，曾在徐氏“積學齋”整理古籍，並與海內藏書家交往，藏書日多。有藏書樓為“慎初堂”和“共讀樓”，1934年編撰有《共讀樓藏年譜目錄》著錄年譜700余種；《慎初堂所藏書目》收書目類圖書134種。其藏書印有“乃幹校勘”白文長方印、“慎初堂”朱文長方印等。抗戰期間，多次協助鄭振鐸購藏古籍，先後達數千冊。因被生活所迫，將珍藏多年的數十種古籍、《四部叢刊》、明初洪武刻本《明太祖集》、《宋元書式》、《盛明雜劇》、日本文求堂板《牛郎織女傳》等轉讓和出售。曾多次被藏書家聘請整理藏書、編撰書目。曾編輯出版《南洋中學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索引》、《測海樓善本書目》、《索引式的禁書總目》、《室名索引》、《別號索引》、《清名家詞》、《禁書總錄》等10多部著作。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被遣送浙江天臺山女兒家，是月逝世於浙東一偏僻山村，終年75歲。命沒了，一節火車皮藏書也沒了。

陳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筆名馬鐵丁，文藝評論家。1938年就讀於延安陜北公立學校，後歷任新華社編輯、記者、主任、分社社長。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期間寫過不少評論文章，如以司馬龍筆名寫的《爛葡萄與硬核桃》等。1948年隨軍南下，1949年後進入武漢。1950年在漢口與郭小川、張鐵夫合作，以馬鐵丁的筆名輪流撰寫《思想雜談》發表在當時的《長江日報》副刊，幾乎每天有一篇雜文見報。《思想雜談》就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對青年進行及時的宣傳教育，深受青年的喜愛。1952年調北京新華總社工作，“馬鐵丁”的合作基本結束，但他繼續撰寫《思想雜談》及其它雜文，如《踏平難關，奮勇前進》、《向日葵》、《愛國主義的光輝形象》、《火柴頌》等。1956年任《文藝報》副主編，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9年，他以馬鐵丁名義主編《新觀察》。在此期間，他繼續以馬鐵丁筆名撰寫了不少在當時有影響的鋒芒犀利的雜文。《新觀察》停刊後，陳笑雨調入《人民日報》任編委、文藝部主任。1962年，在陳笑雨的主持並參與下，一個以“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為方針的“長短錄”雜文專欄，在《人民日報》副刊上開辟了。專欄作者由文學家、政論家、歷史學家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5人組成，自1962年5月至12月，他們分別撰寫了“時而有如投槍和匕首，時而又好像燈火和閃光的鋒銳犀利”的37篇文章，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共鳴。著有《思想雜談》、《思想雜談選集》、《雜文雜詩集》、《說東道西集》、《張弛集》、《革命風格集》等。1963年至1964年間，戲劇界出現了《李慧娘》、《謝瑤環》等所謂“鬼戲”，《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論“有鬼無害”的評論文章，卻使陳笑雨蒙受了更深的不白之冤，以至調出人民日報社。文革開始後，陳笑雨和5位專欄作者受到攻擊。“兩報一刊大批判組”等又繼續進行攻擊，誣蔑他們是“反動的大合唱”、“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大毒草”、“長短錄俱樂部”等等，不一而足。遭到批鬥，被迫下跪“請罪”等。1966年8月24日，與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盡（一說北京龍潭湖），時年49歲。臨死前留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凈”的字句。

陳夢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筆名陳漫哉，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家自幼喜讀古詩，八歲時全家遷往上海，入聖保羅小學讀書。1920年春，隨三姊陳郇磐回到南京，翌年升入中學。1927年夏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1928年春，陳夢家到青島，是年冬天與聞一多認識。此後師事聞一多和徐誌摩，成為新月派詩人。1931年1月20日，由徐誌摩主編、陳夢家擔負實際編輯工作的《詩刊》季刊在上海以“詩社”名義出版。同月，陳夢家出版第一本詩集《夢家詩集》。同年夏畢業，獲律師執照。7月，應徐誌摩之邀赴上海，負責編選新月派的主要刊物《新月詩選》。1932年1月，新月派刊物《詩刊》停辦。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陳夢家與同學到122旅旅部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寫下《哀息》、《在蕰藻浜的戰場上》等詩作。3月，應聞一多之邀到國立青島大學任聞的助教，並在聞一多的指導下，開始研究甲骨文。4月，將在淞滬前線所寫的詩結集為《陳夢家作詩在前線》。9月，由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推薦，到該院學習，為院長趙紫宸所望重。1933年熱河戰役時，陳夢家再次奔赴前線。9月，到安徽蕪湖任廣益中學國文教員。1934年1月，詩集《鐵馬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同月，赴北平就讀於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容庚攻讀古文字學。1936年9月獲碩士學位，並留在中文系擔任助教。同年，與趙紫宸之女趙蘿蕤結婚。1937年抗戰爆發，陳夢家由聞一多推薦，到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授國文。同年秋，赴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古文字學。1947年夏，遊歷英、法、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同年秋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同時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1952年，因全國院系調整，轉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考古通訊》副主編。1956年，他用《殷虛蔔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房子，成了王世襄的鄰居，都喜愛收藏明式家具，對此兩人樂此不疲，傾囊以求。其著作有《殷虛蔔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專著有：《老子今釋》（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海外中國銅器圖錄考釋第一集》（北京圖書館、商務印書館，1946年）、《尚書通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因雙百方針，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和《關於漢字的前途》，不贊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以及實行漢字拉丁化。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定性為“章羅聯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章伯鈞與羅隆基）反對文字改革的急先鋒”，並被打為右派。《考古學報》上連載文章被停發。妻子趙蘿蕤因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間，陳夢家被強迫長跪在院裏，被人吐口水，有人還將吃剩的飯菜往他頭上澆，罪證是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書被沒收。陳夢家憤然道：“我不能再讓別人當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藥自殺未果，同年9月3日自縊身亡（但有人懷疑是被打死後偽裝成自殺）。

陳子莊：（1913年10月15日－1976年7月3日），時號蘭園，中期號南原、下裏巴人、陳風子（陳瘋子）、十二樹梅花主人、石壺山民等，晚年號石壺。現代畫家。十五、六歲浪跡江湖，開始賣畫糊口生涯。二十余歲於成都入聘四川軍閥之幕，時齊白石、黃賓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畫藝，領受教益。40年代，在榮昌組織幫會，常往返於重慶之間，參加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交接各層人士，閱歷繁富。並築蘭園宅於榮昌東門外，明窗靜幾，讀書作畫。1949年底受地下黨的委派赴成都策應和平解放，加入中共軍十八兵團聯絡部工作，繼在西南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參加合川土地改革等等。1954年調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定居成都，得以潛心研究繪事。基於生活，深入發掘，不斷開拓新的畫境。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國畫組組長。在60年代前數年向四川各大型畫展皆有他較多佳作入選，為時所重，1963年被選為四川省政協委員。其代表作有《山深林密》《秋山如醉》《溪岸圖》等。著有《石壺論畫語要》。十年浩劫，遭遇維艱，抄家批鬥，病魔纏身，老妻氣瘋，兒子下放，困厄已極。1976年7月因心臟病不治逝世於成都，時年六十三歲。

陳翔鶴：(1901年－1969年4月22日 )，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專家。1920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1923年轉學到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專攻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三年後執教。自1927年至1936年先後在山東、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戰爆發後返回故鄉，次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成都分會常務理事。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的情況下加入中共黨，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地在黨的領導下工作。1941年後因遭反動當局的恐嚇威脅，被學校解聘。1945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執行委員。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在李劼人庇護下得以脫險。1949年後，他籌辦並長期主編《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使其成為中國研究古典文學的重鎮。此副刊也成為毛澤東最喜歡看的讀物。後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兼主編《文學研究集刊》。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副主席、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著有小說集《不安定的靈魂》，劇本《落花》等。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而遭誣陷，受迫害於1969年4月22日含冤辭世，而“革委會”卻宣稱他“畏罪自殺”，在他死後還召開了所謂批鬥“反黨分子”陳翔鶴的大會，且研究所裏每個人都非參加不可。

陳又新：（1913年－1968年6月10日），小提琴演奏家。早年喪父，隨兄赴緬甸仰光求學，17歲回國，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小提琴專業，1938年畢業。曾任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演奏員、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與陳洪、丁善德合辦《音樂雜誌》，與丁善德、勞累賢合辦私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務主任。建國初，赴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深造，1952年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教授。編著有《小提琴協奏曲第一集》、《中外小提琴曲選》(8冊)、《實用小提琴音階練習》(3冊)。演奏曲目《格裏格奏鳴曲》及《牧歌》等灌製唱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而來，教績卓著的優秀教師陳又新，竟被無辜打入了“牛棚” ，被汙蔑為“裏通外國的特務分子”，遭到反復批鬥、嚴刑拷打、強迫交代，至1968年6月10日，被打斷了左肋骨三根而導致身亡，竟稱是“自殺身亡”。

陳歌辛：（1914年9月19日－1961年1月25日），原名陳昌壽，著名流行音樂人，與黎錦光同被認為是中國流行樂壇成熟期最傑出的代表，分別有“歌仙”與“歌王”之譽。陳歌辛畢業於格致中學，曾短暫跟隨猶太音樂家弗蘭克爾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指揮等。其後在上海一些中學教授音樂，並創作歌曲。1935年，在上海樂劇訓練所兼任教職時，創作了中國第一部音樂劇《西施》。1938年，任中法戲劇專科學校音樂教員，與中共地下黨員楊帆合作，為“新華影業公司”的電影《兒女英雄傳》中，譯配了蘇聯歌曲《伏爾加船夫曲》，還和張昊、鐵錚、鄭守燕組辦了200人參加的大型“歌詠指揮訓練班”，曾創作抗戰歌曲。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租界。12月16日陳歌辛被日本占領當局逮捕，被關進極司非爾路７６號酷刑折磨三個月後放出。1943年進入汪偽政府直屬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音樂部工作。1945年3月，為日軍神風突擊隊軍歌譜曲，而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稱陳歌辛曾在汪精衛政府所屬“華影”任職期間譜寫《大東亞民族團結進行曲》。同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陳歌辛聽到日本投降消息之後當晚就寫了《迎戰士》一曲。1946年陳歌辛為慶祝抗戰勝利後第一個農歷新年，以“慶餘”為筆名創作賀年歌《恭喜恭喜》，該曲日後成為華人世界最重要的賀年歌曲。1946年6月陳歌辛因“漢奸嫌疑”被民國政府拘押七天後被無罪釋放。同年底，陳歌辛赴香港投奔夏衍，1950年4月受夏衍之邀，回到上海任昆侖電影製片廠作曲。代表作有《風雨中的搖籃曲》、《永遠的微笑》、《玫瑰玫瑰我愛你》、《西湖春》、《鳳凰於飛》、《夜上海》、《蘇州河邊》等歌曲。1956年受楊帆案件牽連，被上海電影製片廠立案審查，一度停止工作，後被宣布無歷史問題，恢復工作。1957年在反右運動前並未發言（一說是《梅花開咯》的歌名、歌詞犯忌），但也被打成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在大躍進饑荒中被餓死於當地。時年47歲。

陳同度：（1904年－1969年８月２８日），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1926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化學系，後任清華大學助教、協和醫學院助教。1930年赴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學習，1933年獲博士學位。1942年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1943-1946年，先後在天津化學廠、藥廠等單位工作。1946年任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年任天津醫學院生物化學教授，兼天津師範學院化學系教授。1957年直至去世，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主持編寫了北京大學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學》教材，與鄭集合編了一本全國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學》教本。發表論文36篇。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毒打屈辱，於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服毒自殺。

陳亞南：（1908年－1968年），著名魔術表演藝術家。14歲加入“神州大天一魔術團”，拜穆文慶為師。1927年參加國藝魔術團，任主演。1932年與胞兄陳海蓀、陳亞華等組建“天津亞誌旅行魔術團”。1938年與天津曲藝名家合作，組成“兄弟劇團”。他演出的節目以西洋魔術為主，並多為自行設計編排。他擅長的節目有手彩魔術“ 苗子球”、“指甲套”及不同形式的“牌技”，傳統的“空囊取蛋”、“吞棍”、“過棍”、“米酒三變”、“鳥籠搬家”等和大型魔術“老兵點將”、“鏡臺獻美”、“水晶箱”、“箱囊換人”、“尖刀刺身”等數百個。他與陳亞華對魔術的演出形式、服裝及化妝進行改革。將一人表演改為二人表演；把民間戲法中的說白、口彩相連運用到魔術表演中；借鑒曲藝相聲的“包袱”手法，創造了“剖活”這一喜劇性極強的魔術節目，從而形成了“北派魔術”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初，參加中華雜技團到蘇聯及波蘭等國訪問演出。曾任天津市曲藝團副團長、天津市雜技團副團長，並當選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弟子有張少南、金業勤、韋漢聲、陳鴻章等20多人。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有關部門為他平反昭雪。終年60歲。

李丕濟：（1912年－1968年１１月２９日），清華大學水力系教授。自幼刻苦讀書，成績優異。 1930年在父輩三人的支持下進京投考大學，同時被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錄 取。他選擇了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1934年畢業。畢業後在天津華北水利委員會工作了兩年，任工程員。他深入工地學用結合，得到了鍛煉。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公費留學，在華北三省只有一個名額。他報名後經過極為嚴格的考試，以優異的成績獨占鰲頭。於1936年6月出國，先在荷蘭學習半年，後轉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和卡爾斯魯厄工業大學學習。1939年去瑞士實習期間，歐戰爆發，瑞士至德國交通斷絕，他只好應聘瑞士公立大學水工試驗所邊工作邊學習，取得土木工程師資質並任研究工程師。至1945年二戰停止，他於1946年底輾轉回國。1947年2月，他任天津北洋大學土木水利系教授。半年後應學長們的邀請，於當年8月回到了母校清華大學任教。在反右運動中，他僥幸沒有戴上右派帽子，但運動後期還是被定為嚴重右傾。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兩校是文革的重災點。像他這樣的老一輩“海歸”派，在掃“四舊”、 減工資、勞動改造、搬家壓縮住房面積等方面無一幸免。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李丕濟從樓上跳下，自殺身死。

李長之：(1910年－1978年)，原名李長治、李長植，筆名何逢、方棱、棱振、張芝、梁直。中國著名的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從12歲起所寫新詩、散文、分別發表在《兒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雜誌上。李長之在1935年主編《益世報》副刊，他的《魯迅批判》曾在該報副刊上連載，於1936年1月初版。李長之1945年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抗戰勝利隨編譯館由重慶北碚遷南京，主編《和平日報》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師範大學任副教授，並參與《時報》、《世界日報》的編務。這時主要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文化藝術的批評。1951年，他赴四川參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團副團長。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迎中國的文藝復興》、《苦霧集》、《夢雨集》、《陶淵明傳論》、《中國文學史略稿》、《李白》等。李長之出版的《魯迅批判》，屢遭批判和查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被視為左派讀物予以排斥；在日偽統治時期，它被列為禁書；＂新中國＂成立伊始，也受到嚴厲批判。李長之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魯迅批判》成為黑書，被封存於圖書館，不許借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迫害。一工宣隊隊員指著李長之的鼻子說：“是你寫的《魯迅批判》麽？魯迅是可以批判的麽？就沖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文革後，某出版社曾找李長之接洽再版《魯迅批判》事宜，條件是將書名“批判”改為“評論”或“分析”之類雲雲。李長之脾氣耿直，他堅持不改。他說：“批判其實就是分析評論的意思。我為《魯迅批判》遭一輩子罪，不改，不出，也罷！”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3月），字伯綸，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國留學，初入預備學校，隨後進了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1920年畢業後，赴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學院擔任蠕蟲病助理研究員。1922年1月獲得倫敦衛生及熱帶病學院頒發衛生及熱帶病學碩士學位。1921年4月至9月，參加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考察熱帶病，隨後任職於格拉斯哥西部醫院，至1923年回國。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間並定期赴江南考察熱帶病疫情，進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開始，南下籌辦貴陽醫學院，並於1938年6月成立後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赴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先後在國內外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共18篇 。他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他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為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後期投入醫學教育事業，造就無數醫學界人才。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當年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臺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1958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隨後被“放逐”到雲南昆明，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於昆明。

李青崖：（1886年10月21日－1969年7月31日），名允，字戊如，青崖為其別號。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對莫泊桑小說更有精誠的探索。他翻譯出版的法國文學著作有39部，其中28部為莫泊桑作品集。為溝通中法文化交流盡瘁一生。歷任大學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07年秋，李青崖讀完復旦公學土木科二年級課程，本科學救國之誌，考取官費，到比利時列日大學理學院攻讀采礦。他愛好西洋文學，也先選修法國文學，思想眼界擴大了不少。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封建王朝。李青崖次年束裝回國，投身科學救國。1913年春，應湖南高等商業學校之聘，開設定性化學和礦物學兩門課程；下學期復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兼課。因北洋軍閥部隊到了湖南，李青崖的新派言論受到當局的註意，1914年初不得不離開長沙到開封，在隴海鐵路工程局擔任技術員。1917年李青崖八月又回到長沙。先在湖南省商業專門學校教授法文及物理學，復在湖南楚怡工業專門學校教授礦物學及物理學。從1920年7月到1926年2月，歷任湖南省公署法文秘書、湖南省交涉司〔後改為交涉署〕秘書。1926年北伐軍興，這年春夏之交，李青崖投筆從戎，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部交通處人員，又當長沙大公報隨軍記者。不久隨軍到達光復了的武漢. 1927年國共分裂，當年十月，李青崖脫離公職。1928年暮春，李青崖與上海北新書局曾定譯書契約，舉家遷滬，住寶山縣城，遠離上海塵囂，安心譯述莫泊桑短篇小說達一年之久。這些譯作是《哼哼小姐集”、《鷓鴣集》、《苡威狄集》、《羊脂球集》、《遺產集》、《霍多父子集》、《蠅子姑娘集》、《珍珠小姐集》、《薔薇集》等。另有伊巴鳩茲的長篇小說《啟示錄的四騎士》。1929年2月，應國立同濟大學校長張群之聘，李青崖到吳淞擔任同濟附中校長。同濟原為德國人創辦，課程設置均照德國學製。李氏主持附中後，將課程按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予以全面糾正，並請名師來執教，引進新思潮。1930年8月，吳淞中國公學校長馬君武約李青崖擔任文理學科學長；李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文學院教授，後又擔任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在上海初，李青崖為國際筆會活躍分子，與林語堂、邵洵美頗相得，一起創辦《論語》雜誌，與林語堂輪流分期主編。李青崖與徐仲年、黎烈文等法文文學翻譯家亦往來頗密。黎烈文也是留法學生，一度為申報主編《自由談》。黎謙稱後學，李也應約撰文。李青崖又與鄭振鐸、耿濟之、趙景深、謝六逸、傅東華、徐調孚、樊仲雲等人，一起編過《文學周報》。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李青崖江灣寓所被炮火所毀，他只搶救了一套法文原版的莫泊桑全集逃了出來。上海烽火聲中，他不願呆下去，自己隨同復旦、大夏聯大內遷，輾轉到達貴陽，在大夏大學任教。其長子李顥參加醫療隊，奔赴抗日前線，救死扶傷；次子李度，三子李庠，亦赴內地繼續讀書。李青崖在貴陽任教，又與蹇先艾主持抗戰文藝協會貴陽分會，出版刊物，接待因抗戰來黔的文化界人士。1942年7月，李青崖辭大夏教職，應約到辰溪，任國立湖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湘桂大撤退後，李青崖又到達陪都重慶。1945年春，應孫源介紹，在法國駐華使館新聞處負責時事文件及小冊子的編譯、審核工作約半年，還譯了《戴高樂傳》出版。1945年八月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任外國文學系教授。抗戰勝利後隨校遷回南京，在中央大學任教至1947年7月為止。1946年冬到1947年初，李青崖曾在上海為復刊的“論語”半月刊主編過三期。李青崖於1949年8月至1952年2月任震旦大學教授。1950年9月，李青崖任上海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1月改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又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之職。1952年，上海市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譯《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集》。1953年，上海市市長陳毅請李青崖擔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李老遭受無情打擊，把他畢生譯註書籍、未刊文稿、及輾轉萬裏患難與共的法國原版文學書籍洗劫一空，說是“破四舊”。1969年7月備受淩辱的八十三歲老人，終於含冤離開了人間。

李苦禪：（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原名英傑，改名英，字超三、勵公，現代書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宗師。1916年，入山東聊城省立二中，從國畫家孫占群習畫，首先學畫荷花。同年作中國畫《貓》《雞》和《鶴》。1918年結識了畫家徐悲鴻，獲授西畫技法。1923年秋，拜齊白石為師。1932年，在杭州國立藝專任教（現中國美術學院）。1936年，以教學與賣畫為生。1月，在北平炳林印書館印刷出版了《李苦禪畫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與蔣雨濃、王青芳、白鐸齋並稱“京中四怪” 。抗戰勝利後，中國藝術專科私立學校在濟南復校，李苦禪任教務主任。1946年，被徐悲鴻院長聘為北平國立藝專國畫教授，並被推選為首屆“中國美術作家協會”常務理事。代表作品：《盛荷》《群鷹圖》《松鷹圖》《蘭竹》《晴雪圖》《水禽圖》。1978年出版《李苦禪畫輯》。1950年，受到中共政權不公正待遇，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1951年，在民族美術研究所任研究員。因自願報名土改工作，被派往四川江油參加土改工作隊，1956年夏，應邀去北京大學美術社講學。1964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受到不公正批判。1966年，文革開始，因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而遭殘酷批鬥和查抄，被關入“牛棚”，受盡折磨，但不屈服。“造反派”逼李苦禪承認在抗戰時期曾有失節行為，李苦禪寫保證書以反擊“造反派”的汙蔑。1970年，被強令下放到河北省磁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4年，被打成“黑畫家”，遭大會批鬥四次。1976年，恢復名譽和教授職務。

李嘉言：（1911年－1967年10月14 日），字慎予，筆名高芒、景仰、家雁、賈彥、李常山、李慎予。古典文學研究家。1923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本縣高等小學堂。8月考入沁陽縣省立13中學。1926年秋考入開封省立二中（今開封十四中校址）。1928年2月通過口試李嘉言進入開封第五中山大學（今河南大學）國文預科學習，與郭曉棠成為同班同學。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號1190。在校期間發表詩、詞二十多首，見於《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文學月刊》、《清華周刊》和《清華年刊》（1932）、鄭振鐸先生主編之《文學季刊》上。李嘉言先生1934年6月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畢業論文為《韓愈復古運動的新探索》並刊於鄭振鐸主編的《文學》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 李嘉言在清華大學4年發表論文現能查知的有:昭明文選流傳的原因、楚辭溯源（《清華周刊》）、王禮錫著《李長吉評傳》（《文學月刊》3卷1期）、詩經作者鐫略、由語言文字證中國文學聲韻之重要、韓氏系年訂誤（《文學季刊》1卷2期）等13篇。1934年8月-1935年7月，由清華同學同鄉王香毓介紹在保定育德中學任高中國文教員。1935年8月文學院長馮友蘭提議並由朱自清、聞一多等先生議定報清華大學聘任委員會議決聘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編纂處。初作楊樹達先生助教，後作聞一多先生助教。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後，清華大學愛國學生運動高漲。1936年2月29日晨4時，400多名軍警闖進學校逮捕清華大學蔣南翔、姚克廣（依林）等三名同學，被清華大學學生搶回，並搗毀8輛警車。宋哲元派軍隊包圍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緊閉校門與之對抗，並在西校門內集體靜坐對峙。這天晚飯後，曾同為助教（此時吳晗已提為教員）、同住學務處（工字廳前院，吳101號，李117號）的吳晗找到好友李嘉言約其一同到校門口看望靜坐的同學，慰問同學，給予支持。靜坐同學深受鼓舞（資料來源：有關清華史料、李嘉言1956年入黨時《自傳》及其生前對筆者言及）。李嘉言與蔣南翔、姚依林都是國文系同學，李嘉言高其兩個年級。又都是清華周刊編輯、主編或總編。1938年2月20日參加臨大赴滇步行團，任步行旅行團輔導教師。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四川敘永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任教一年。1941年8月被聘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員。1941年9月返昆明西南聯大。1942年8月—1947年7月在蘭州國立西北師範學院任國文系副教授、教授。五年間發表學術論文22篇（部），有：全唐詩辨證、韓愈復古新論、初期五言詩因襲詩騷成意舉例、呂氏春秋校釋、唐詩分期問題之商榷、李賀與晚唐、關於七言詩起源問題的討論、唐社會詩之發展、長江集考辨、岑參西北行、屈原、九歌之來源及其篇數等，出版《賈島年譜》（含自序及附錄五篇）。1949年2月—1949年10月，由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介紹到河北正定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先被指定後被選為學委會研究部長。1949年4月遷入北京馬大人胡同 1949年10月1日隨華北大學參加開國大典。從1949年10月回到新的河南大學到1967年10月去世18年在河南大學編寫、主持編寫教材、參與編寫教材數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授提綱》、《中國文學》（教育部委托）等；主持並參與編寫了河南大學1955年-1962年中文系和函授使用的全部教材。出版了《古詩初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1958）、《岑詩系年》。發表古典文學研究論文42篇（見其著作表，此處略）、國文教學、教法論文10多篇。待出版的著作還有《先秦文學述論。漢魏六朝文學史》《武陟方言考》等。李嘉言生前出版的專著有《賈島年譜》（1947商務印書館）、《古詩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岑詩系年》（1956《文學遺產增刊三輯》）。去世後出版的遺著有《長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河南大學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秦文學述論•漢魏六朝文學史》（河南大學出版社待出版）。遺稿由其子李之禹等整理出版，有：《賈島年譜》、《岑參詩系年》、《古詩初探》、《長江集校註》、《漢魏六朝文學史》、《楚辭選註》、《李賀詩選註》、《古籍校註》、《屈賦註析》、《唐詩叢考》。文革開始後即遭到殘酷迫害致死，時年56歲。

李多奎：（1898年11月20日－1974年7月25日），京劇演員，工老旦，原名李萬選，字子青。開創世稱多派或李派的京劇老旦藝術流派。4歲隨父來到北京，8歲入慶壽和科班學藝，向賈誌臣先生學河北梆子和京劇老生。9歲登臺，12歲便以《打金枝》、《朱砂痣》唱大軸。26歲拜羅福山先生為師改學老旦。並得到龔雲甫先生教益，後又深得龔先生琴師陸彥庭先生的教授和輔佐，藝事大進。常與程硯秋、高慶奎、金少山、馬連良等名家合作，深受歡迎。擅演劇目有《釣金龜、行路、哭靈》、《望兒樓》、《遇後、龍袍》、《太君辭朝》、《滑油山、遊六殿》《嶽母剌字》等。1949年後，加入太平京劇社，與譚富英、裘盛戎、梁小鸞等名家合作演出。後參加北京京劇團。1961年與裘盛戎先生排演《赤桑鎮》，大獲好評。勢如穿雲貫石。李盛泉、李金泉、時世寶和趙鳴華、王夢雲、王曉臨、李鳴巖、林麗娟等皆宗法之。1966年文革開始後的紅八月，一群紅衛兵抄了李多奎的家。他們竟然不顧李多奎老年多病，長期半身不遂臥床不起，把李多奎從床上拉到地下，狠狠地抽打李老麻木了的半邊身子100鞭子，直打得半身紅腫，胳膊腫得和大腿一樣粗……年近七旬的李多奎慘遭迫害，全家還被趕至一間屋內棲身。1974年7月25日，李多奎含冤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

李正敏：（1915年－1973年12月12日），秦腔表演藝術家。曾任朝邑劇團團長、西北戲曲研究院秦腔劇團團長。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舊班主”，從肉體到精神受到嚴重摧殘而含冤逝世，終年58歲。

李梧齡：（1935年10月24日—2002年12月13日），李梧齡生長在一個知書達理的家庭，早年聰慧，天賦甚高，1953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1956年，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任復旦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教研室助教；在第二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年不滿22歲，他被送去勞教、勞改，一共被關押二十五年，歷經磨難，1979年平反後入同濟大學授課直至退休，晚年出版有個人回憶錄《泣血年華》。李梧齡在學生時代成績優異，復旦大學擔心他畢業時被強勢部門“搶”走，提前邀聘他當教師。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個識才、惜才的復旦大學又把李梧齡打成右派。在所謂的“鳴放會”上，肅殺之氣籠罩全場。李梧齡遭到更加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挑戰圍攻，但他毫無懼色，奮起反擊。有人追問他在“肅清反革命”時是否說過當局在“殺雞儆猴”？李梧齡坦然承認，並進一步闡釋“大家是雞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運動後期，校方不準李教書，將其下放到圖書館抄卡片，此乃懲罰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處罰，可以離職自謀出路”。但幾天後李梧齡應校長約談，卻在校園內遭到逮捕，“尾隨我緩緩開著的吉普車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著我，掏出一張紙念道：‘……現經批準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李被押上了吉普車後仍奪門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則即是戰爭法則，就是兵不厭詐，不講恕道，絕對的“恐怖主義”。李梧齡家人文革中更飽受欺淩。妻子被小學生追逐毆打，黃砂、汙物整簸箕的朝她頭上身上傾倒，她東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學生上李家抄家，見好玩的、好吃的，樣樣都拿。李的長兄少年時患類風濕病，僅頸椎關節可以動，長年臥床不起，小紅衛兵連他也不放過，將舊皮鞋往他臉上戳，說這是阿飛皮鞋。他們還用皮帶抽他，拿條帚掃他的臉。整個虐待過程，就在中風癱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攔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絕食抗議，悲慘死去。李梧齡的嶽父亦被無理批鬥，服毒自盡，幸而被救起。李梧齡吃盡政治的苦頭，卻始終堅持個人的政治操守。中國的“民主黨派”諳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學社”出於好意邀請李梧齡加入，李凜然表明：“你們的黨在黨章上寫明了擁護共產黨，那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若要加入你們這個兒子黨，何不直接加入你們的老子黨呢。”事實上，當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復旦大學領導人也明確表示願意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李梧齡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

吳澤霖：（1898年－1990年），中國當代民族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密蘇裏大學、俄亥俄州大學獲學士、碩士、 博士學位。1927年赴歐洲考察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社會情況。1928年回國後，先後任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1935－193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海外文化事業部主任和教務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澤霖隨部分大夏大學師生內遷貴陽。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3－1945年兼任昆明譯員訓練班副主任，主持訓練了約3000名大學生，擔任美軍來華抗日作戰部隊的譯員。1946年任清華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兼教務長。主要著作有《社會約製》(1930)、《現代種族》(1932)、《社會學及社會問題》(1935)、《世界人口問題》(1937)、《爐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1958年，吳澤霖被劃為右派，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1965年，吳澤霖被遣返回鄉當了農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離審查。1971年，吳澤霖解除審查後才得知，在他離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嶽母不堪淩辱和誣陷，一起服毒自殺了。他所受到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得到部分的更正。

吳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在南菁中學上學一年後，在老師的推薦下投考清華學堂，16歲也就是1917年成功考入清華學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吳文藻也參加了清華的遊行活動。五四運動後，廣泛接觸了羅素、杜威、孫中山和胡適等人的思想。在這個時期梁啟超對他的影響最大。吳文藻在清華學堂時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寢室同學，並且在梁思成的介紹下見了梁啟超。1923年赴美國留學，於達特茅斯學院取得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後又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榮獲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1929年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同年6月與冰心結婚。吳文藻在燕京大學任教十年，主要教授“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另外，他通過開設討論班，請國外教授和派遣留學生的方式培養了大批人才。1938年夏，因為無法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專心於學術，不顧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堅決辭去燕大社會學系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的職務，攜妻子冰心南下，投入抗日。1938年南下之後，在昆明雲南大學任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1939年籌建雲大社會學系，任系主任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在此期間，他籌辦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並參與成立雲南人類學會。1940年底，不得不到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在此期間，他負責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兼任蒙藏委員會顧問和邊政學會常務理事。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他被委任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公使銜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但不滿於美國扶持日本的政策和國民黨的腐敗，於1950年辭職，1951年回國。1951年到195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53年開始，一直在中央民族學院。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吳文藻的兒子吳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動文人”、“漏網右派”、“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1966年文革開始，紅衛兵沖進了吳文藻的家，抄走了許多書籍和物品。吳文藻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押去批鬥。1969年冬，年屆七旬的吳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1970年夏轉去湖北沙洋幹校勞動。冰心則在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1971年，為了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被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

吳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國社會學家。主要研究都市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通曉英、法、德、俄等國語言。1928年歸國，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講授社會學原理、都市社會學。同年組織創辦東南社會學會。1930年，參與創辦中國社會學社，歷任理事、副理事。1931年，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教務長。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曾從事城市經濟調查。1935年，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1946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1947年，回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井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1948年10月下旬，胡適特地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動員他同行至南京。吳景超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胡適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貽琦等人都勸他去美國執教，他一概拒絕。著作有《社會組織》（1929年）、《都市社會學》（1929年）、《社會的生物基礎》（1931年）、《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年）、《劫後災黎》（1947年）等。1952年。吳景超在《新建設》雜誌發表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文章受到了許多批判，被指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1953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吳景超的《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一文，其中稱：“由於我自己的不堅定，但也由於他（胡適）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多年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汙的生活。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為痛心的事。”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吳景超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復批鬥，蹲牛棚，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病逝，終年67歲（關於他的死因，也有自殺之說）。

吳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後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筆名余生。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學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留美五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1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南京高師與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和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共同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禮，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1924年吳宓離開東南大學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華學校研究院籌備主任，以後又在昆明西南聯大、成都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和重慶女子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前身)等校擔任教授。1929年9月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的得意門生，師生間常有詩詞贈答與唱和。吳在清華期間，曾於1930年遊學歐洲，遍歷蘇、英、法、德、比、瑞士諸國，又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修學年余，所學極博。執教清華期間，吳宓是“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吳宓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和陳福田一再邀他回去。至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即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入蜀定居了。至文革到來，吳宓淪為被批鬥的大罪人，以種種罪名蹲入“牛棚”，受盡苦難。76歲的老人做不了重活，還被架上高臺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陜西老家，他終於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顧並且感受到了一些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

吳組緗：(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原名吳祖襄，字仲華。二十世紀著名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古典文學研究家。1923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婦女》雜誌上刊出的短篇小說《鳶飛魚躍》，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他創作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以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6年與歐陽山，張天翼等左翼作家創辦《小說家》雜誌。1938年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人之一，與老舍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任協會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鴨嘴澇》(又名《山洪》)。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軍宣隊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這場革命，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當時許多人很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勸他承認這個說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吳組緗執意說這就是他的原始感覺。1979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委員。

吳大羽：（1903年12月5日－1984年1月1日），原名吳待，油畫家，藝術教育家，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之一。1917年吳大羽到上海學習繪畫，師從張聿光。1919年，擔任上海《申報》美術編輯，成為上海漫畫家群體的一員。1921年，加入了上海晨光美術會。1922年7月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1925年，原名吳待的吳大羽以“朋”字去兩撇，取“大道無朋”之意重起自己的名字。1927年回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1928年3月，蔡元培在杭州創辦國立藝術院，聘任林風眠為校長，吳大羽為西畫系主任教授。1946年，趙無極在重慶國立歷史博物館籌辦畫展，展出吳大羽、林風眠、方幹民、關良、丁衍庸、李仲生及趙無極等畫家的作品。1950年9月，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以“教員吳大羽，藝術表現趨向形式主義，作風特異，不合學校新教學方針之要求……”為由，解聘了他的教職。居上海，靠變賣家中物品生活。1952年後與妻子靠女兒吳崇力、兒子壽崇寧擔任中學老師的工資收入生活。據吳大羽子女回憶，50年代，在學生芮光庭的聯絡下，吳大羽為出版社畫了《萬能的手》、《石頭孩子》等兩本連環畫，得到了100多元稿費。在上海美術家協會負責人賴少其的幫助下，曾畫過兩幅油畫，得到了200余元稿費。因為沒有條件作畫，10多年間，只作了少量油畫作品，有《伏案少女》、《鏡中像》、《紅花》、《少女頭像》、《東風草圖》、《菊花》。1958年曾與賴少其、林風眠、關良、陳煙橋、邵克萍等十余人到上海東郊同民生產合作社參加勞動。曾到同濟大學建築系擔任色彩教學半年。1960年上海美術高等專科學校成立，被聘為教師。但由於教育思想不合時流，只是短期的工作即回家賦閑。1961年，作品《紅花》參加第三屆全國美展（紀念[講話]發表20周年全國美術展覽，展期自5月至7月），為中國美術館收藏。1965年上海油畫雕塑研究室成立，任專業畫家。結束了15年沒有正式工作的局面。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吳大羽遭遇了長期的迫害，受到大肆批鬥，所有曾逃過抗戰之難的畫作，幾乎都毀於此時。被扣上“形式主義老祖宗”的帽子，以“反動學術權威”、“新畫派的祖師爺”身份遭遇抄家、批鬥。在文革完結前，吳氏只談佛理玄機，幾乎不公開發表言論。他的晚期作品，在狹小的鬥室悄然問世，大部分不具簽名，亦沒有日期。晚年的吳大羽，在巨大的社會壓力底下，回避了一切可用作政治解讀的具象題材，畫面益發抽象，而色調則參酌野獸派的強烈與明亮；經歷數十年對中西文化的沈思，他終於找到了調和雙方的途徑，並提出“勢象”的概念，把形象融入勢的運動，成功地開創出“中國抽象表現主義”的一條新路。2017年12月23日，吳大羽的《瓶花》在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秋拍“從國立藝專到中國美院 - 國美九十年紀念專場”以4140萬元人民幣（連傭金）成交，創了吳大羽作品拍賣紀錄。

吳湖帆：(1894年－1968年8月11日)，初名翼燕，字遹駿，後更名萬，字東莊，又名倩，別署醜簃，號倩庵，書畫署名湖帆。現代繪畫大師，書畫鑒定家。作為鑒定家，他與收藏大家錢鏡塘同稱“鑒定雙璧”。題畫字體不是宋宣和，便是米襄陽。吳湖帆又精於鑒賞。 三四十年代與趙叔孺、吳待秋、馮超然被譽為“海上四大家”。又與吳子深、吳待秋、馮超然合稱“三吳一馮”。中國畫壇有“南吳（湖帆）北張”（大千）之譽。大千平生佩服的“兩個半畫家”中，第一個就是吳湖帆。吳湖帆49年前曾任故宮博物院評審委員，49年後歷任上海市文聯（二屆）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吳湖帆富於收藏，為近代著名收藏家之一，藏有金石書畫1400件。一是來自祖父舊藏。如吳大澄遺留下來的周代邢鐘和克鼎，湖帆極喜愛，名其室為“邢克山房”。吳大澄生前特別愛的古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將軍印28方，後亦為湖帆收藏。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的《虞恭公碑》亦為吳大澄家舊物。二是來自夫人潘靜淑的家藏。靜淑曾祖潘世恩為清道光時宰相。伯父潘祖蔭為清光緒時軍機大臣、工部尚書，其攀古樓所藏文物富敵東南。靜淑過門時，嫁資中有宋拓歐陽詢《化度寺塔銘》《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三帖，加上吳大澄舊藏《虞恭公碑》，因此集歐陽詢四本名帖於一室，吳湖帆十分珍愛，遂將家中廳堂命名為“四歐堂”。並且名其長子為孟歐、次子為述歐、長女為思歐、次女為惠歐，以應符“四歐”。靜淑30歲時，歲逢辛酉，與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譜》幹支相合，其舅潘仲午即以所藏《梅花喜神譜》為壽。於是湖帆又額其寓所為“梅景書屋”。靜淑奩中又有先世禦賜玉華硯，潔如堆雪，潤若凝脂，夫婦兩愛同生命，即命其室為“玉華仙館”。三是湖帆本人收集之珍品。他購得隋《董美人墓誌銘》碑帖，他還千方百計搜羅清代的狀元寫扇。有的出高價收買，有的用極珍貴的藏品與人交換，歷20年之久，獲得75柄。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之一。他所藏的歷代名畫甚多，如北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宋寧宗後《櫻桃黃鶴圖》、宋梁揩《睡猿圖》、宋王晉卿《巫峽清秋圖》、宋趙構《千字文》、宋畫《漢宮春曉圖》、劉松年《高山四皓圖》、宋拓《梁蕭敷敬太妃墓誌》、宋刻《淮海長短句》、元倪雲林《秋浦漁村圖》、元吳鎮《漁父圖》、元黃公望《富春合璧圖》之《剩山圖》元王蒙《松窗讀書圖》等均為國家一級藏品。1949年黃炎培來上海，吳湖帆接受其主張，決定不去國外。隨後就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上海文物鑒定收購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員、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顧問。1956年，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國畫院。受聘參與“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工作，為籌備委員之一。反右鬥爭開始，畫院成立擱淺。且因階級出身、《佞宋詞痕》、平素言行以及與在國外的張大千通信等問題，吳湖帆受到審查。經美術界平衡，在右派邊緣開脫。獨生子吳述歐因代父寫檢查，劃成右派。上海中國畫院正式成立，豐子愷出任院長，吳湖帆為普通畫師。1961年，小中風。此後體力日虧，作畫漸少。1962年69歲，中風，住華東醫院。1964年71歲，患膽石癥，住華東醫院。文化大革命開始，遭受迫害，家藏文物被擄掠一空。1968年，75歲，再度中風。8月11日自拔導管，逝世。

吳茵：（1909年8月2日－1991年4月10日），女，中國電影與話劇演員。她一生共演出了45部電影和48個舞臺劇。以扮演老年婦女形象著稱，被譽為中國影壇“第一老太婆”。1935年參加蔡楚生編導，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拍攝。1936年經應雲衛介紹加盟明星影片公司。抗日戰爭時吳茵赴重慶，參加了《火的洗禮》、《塞上風雲》、《青年中國》等影片的拍攝。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加盟昆侖影業公司。拍攝了《八千裏路雲和月》、《希望在人間》、《三毛流浪記》等影片。以在《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中的演出和《烏鴉與麻雀》中的肖太太形象最負盛名。1949年後演出《武訓傳》、《宋景詩》、《今天我休息》、《家庭問題》等影片。1957年，吳茵被劃為右派，下放到農村勞動 。文革中被批鬥，兩腿被打成殘廢，丈夫電影人孟君謀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1日平反，1985年加入中共黨。

吳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學家。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大學部預科。1930年未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經顧頡剛幫助，於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同年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到胡適賞識，希望能夠獲得推薦直接進入北京大學讀書，但胡適希望其參加考試。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幾乎同時參加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其北大考試因數學零分而未被錄取，而清華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僅考黨義、國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學、生物、論理“任選一門”，故此順利錄取清華大學史學系。胡適寫信推薦其當工讀生，專治明史。1934年畢業並留校任校，專講明史。頗受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提攜。1937年起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5月，西南聯大停辦，返回北平，任清華大學教授，其在清華的住所舊西院12號是中共地下黨的聯絡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區西柏坡，見到毛澤東，就《朱元璋傳》進行了長談。1949年1月北平淪陷，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3年，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以後還歷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1954年起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等工作，後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系列。1955年10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發起挖掘明長陵，實地勘測後改為定陵，造成中國考古一大悲劇。1957年積極參加反右鬥爭，6月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8月又揭發批判羅隆基。公開加入中共黨。1959年4月，鑒於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各級官員虛報成績的現象，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之後，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隨即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等作品。當時毛澤東對於這些作品大加贊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吳晗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知識分子之一。1965年，毛澤東突然對多年來受到肯定的《海瑞罷官》進行了大批判。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執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認為《海瑞罷官》宣傳了錯誤的階級思想，“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由毛澤東指示、各方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吳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認為反毛澤東路線，猛遭批鬥。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吳晗在獄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1976年9月23日，養女吳小彥在精神病院自殺。真正的家破人亡。

吳祖光：（1917年－2003年4月9日），著名學者、戲劇家、書法家、社會活動家。主要代表作有話劇《鳳凰城》《正氣歌》《風雪夜歸人》《闖江湖》，評劇《花為媒》，京劇《三打陶三春》和導演的電影《梅蘭芳的舞臺藝術》、《程硯秋的舞臺藝術》，並有《吳祖光選集》六卷本行世。1937年－1948年吳祖光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講師，重慶中央青年劇社、中華劇藝社編導，《新民晚報》副刊編輯，《清明》雜誌主編，香港大中華影片公司編導，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導演。1949年後吳祖光任中央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牡丹江文工團編導，中國戲曲學校、中國戲曲研究院、北京京劇院編劇，文化部藝術局專業創作員，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副主席，友誼出版公司名譽董事長。1955年，在周恩來邀請下，將梅蘭芳的表演藝術拍成黑白電影《洛神》和彩色電影《梅蘭芳舞臺藝術》，包含梅蘭芳藝術生活紀錄片和《白蛇傳•斷橋》、《宇宙鋒》、《霸王別姬》、《貴妃醉酒》4部戲，《斷橋》是昆曲，其他是京劇。1956年，將程硯秋的京劇表演藝術拍成彩色電影《荒山淚》。 1957年，吳祖光被打成了“右派”，並註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下放去北大荒勞動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最初，風暴並沒有波及到吳祖光頭上，當“走資派”和當權者們統統被揪出來後，老右派們才重又被拎了出來，吳祖光再次下放勞動。1979年調文化部藝術局從事專業創作。

吳一峰：（1907年6月－1998年1月），平湖人，字一峰，別名士浚，又名立，自號大走客，別號吳竇圌，齋名“一峰草堂”，書法家、篆刻家、畫家。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省詩書畫院顧問，成都畫院顧問，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23年9月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學習，後改入中國畫系，1928年7月上海美專中國畫系畢業。曾得劉海粟、朱天梵、陳伽庵、馬企周等人相識，獲益良多。1932年隨黃賓虹自滬入蜀，受聘在四川藝術專科學校、東方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學書從顏真卿入手，隸書學《張遷碑》《曹全碑》，篆書學李斯、李陽冰並追溯兩周金石文字，尤傾電訊於敦煌寫經。1937年，“吳一峰蜀遊畫展”在上海市南京路大新公司美術廳舉行。劉海粟、鄭午昌、朱天梵、張大千、張善子、黃葆戉、謝公展、徐郎西等出席祝賀。鄭午昌、張大千等為畫作題辭，鄭午昌為“畫展”作序。1942年，“吳一峰四川名勝國畫寫生展覽”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服務所大廳舉行，郭沫若、黃君璧、陸儼少等前往觀賞祝賀。1950年以後，由於時代的變遷，以繪畫為業的吳一峰失去生活來源，為了生活，他去一家工廠幹了幾年的材料保管工作。1955年，按中國美協安排，受四川省文化局派遣，沿修建中的寶成鐵路線體驗生活，實地寫生，產生了一批反映成都至秦嶺山川新貌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黔靈夕照》、《夔門風雨》、《大渡河放筏》、《峨眉積雪》、《竇團飛渡》、《嘉陵山色》、《巫峽風雨》、《峨嵋夜月》、《峨嵋》等。1958年因建議成立“四川國畫院”被劃為右派分子，被迫放下畫筆，下放崇慶縣大煉鋼鐵。與同為“右派”的流沙河在一個小組，負責砍伐木材供高爐燃料。此後，又被調到新繁縣禾登場新民公社勞動改造。文革爆發，受沖擊被抄家，珍藏字畫、創作資料損失巨大。1969年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由群眾監督改造”。1979年3月：72歲，落實政策，恢復名譽。

吳強：（1910年－1990年4月10日） 原名汪大同，當代作家。1933年2月，他參加了中共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滬西正風中學小組組長。1935年9月，吳強在陳望道主辦的《太白》雜誌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電報桿》，同年以短篇小說《苦臉》獲《大晚報》征文獎。1937年，吳強與王闌西、姚雪垠一起創辦抗日救亡刊物《風雨周刊》。抗日戰爭爆發後，吳強投筆從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涇縣雲嶺村參加了新四軍，第二年10月加入中共黨。先後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幹事、科長，蘇中第二分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寫下了獨幕劇《一條戰線》、《激變》、《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創作了《葉家集》、《小馬投軍》等中短篇小說。1952年轉業到地方，任華東軍區委員會文化部藝術處副處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中共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5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戲劇家協會。歷任華東文聯黨組成員，作協上海分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從事文學創作五十余年，著有長篇小說《紅日》、《堡壘》（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長篇小說《紅日》，於1957年出版，對中國當代軍事文學創作產生重大影響。1961年，《紅日》先後被譯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吳強也因該書的出版，先後訪問了蘇聯、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新西蘭等國家。1966年文革爆發，《紅日》被批為“大毒草”。一個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寫作第二部長篇小說《堡壘》的吳強，怎麽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沖到門前，“打倒吳強”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紅衛兵在他的書房翻箱倒櫃，《堡壘》上部書稿連同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等名家字畫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邊勞動、隔離審查、投入監獄監禁長達十多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1978年平反。

吳天保：（1903年－1967年12月14日），字賢華，中國漢劇演員，工生。9歲入塾，11歲輟學，隨父到漢川縣脈旺嘴經營豆腐作坊。他從小酷愛戲劇，1915年考入漢口滿春戲院科班習漢戲，藝名“小天保”。次年拜蕭長勝為師，習“三生”行當。1919年出師登臺。他吸取京劇之長，獨創漢劇吳派唱腔，蜚聲武漢，人稱“漢劇大王”。1924年，出科五年剛剛才21歲的吳天保，接觸並愛上了這個劇本，認為適合自己演出。正式上演後，果然譽滿三鎮。抗戰初期，在漢口市劇業同人組織的幾十場勞軍募捐義演中，吳天保一再主演《哭祖廟》，以此激勵民心士氣。1926年，漢口漢劇公會改選，他繼余洪元之後任理事長。1929年，同余洪元率藝班赴上海演出，與京劇麒派藝術大師周信芳首次聚會，相互切磋，藝技更精。1931年武漢大水，百業雕零，他組班赴渝，上演《渡陰平》、《哭祖廟》等劇，歷時數月，轟動山城。1933年，他在武漢長樂劇院首演大型連臺本戲《薛仁貴征東》成功，為漢劇連臺本戲之始。1935年，他帶領戲班退出長樂劇院，重新組班赴九江、南昌等地演出。次年返漢，與萬盞燈合股組建時代劇社。1937年，他任武漢戲劇界聯合會理事長，率抗日公會藝人進行抗戰宣傳演出，上演名劇《平倭傳》、《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9月，吳天保率領漢劇抗敵流動宣傳隊第一隊，從長沙到重慶等地，第一天的打炮戲都是《哭祖廟》。借劇中人劉諶之口，痛拆劉禪的喪權辱國，屈膝投降的行徑，激發大家同仇敵愾，堅定抗日意誌，引起觀眾強烈共鳴。1947年返回武漢。次年脫離舞臺生涯，一度經商謀生。建國後，他重返舞臺，上演現代漢劇《陳香梅之死》和《新楊四郎》，獲武漢觀眾好評，1953年，武漢市漢劇團正式成立，他任團長。武漢市戲曲學校創辦，他兼任校長。1958年劃為右派（屬“劃而不戴”類），次年撤銷。1961年，武漢市漢劇團擴建為武漢市漢劇院，任副院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7年12月14日去世，終年64歲。

吳興華：（1921年－1966年），筆名梁文星、鄺文德、欽江 ，現代文學家及詩人，學者，翻譯家。少年時有神童之譽。中學時就讀於崇德中學，1937年未滿16歲即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6歲即發表無韻體長詩《森林的沈默》，轟動了詩壇。求學期間，他與同窗好友宋淇一同編輯《燕京文學》。他亦開始寫作新詩，為了讀但丁《神曲》，自學意大利文，也精通法文、德文，對西方作家了如指掌。1949年後，吳興華在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及莎士比亞。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見解而被劃為“右派份子”，從二級教授降為四級教授，被禁止授課及寫作。1966年文革爆發，北大西語系的紅衛兵到吳興華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書籍，就在門口的空地上點火燒掉。手稿中，有他已經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譯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關於唐朝詩人柳宗元的小說，還有他翻譯的一本希臘文藝理論，是本來計劃要出版的一套外國文學理論叢書之一。像吳興華這樣的懂希臘文的學者很少，該書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譯的。這些稿子統統被付之一炬。同時遭到紅衛兵毆打批鬥，在勒令勞改因為體力不支，被紅衛兵強行灌下化學廠汙水，當場昏迷。紅衛兵說他是“裝死”，仍對他又踢又打，不準送學校醫務室。直到晚上，看他還不能起來才送醫院。校醫院醫生又把他送到北醫三院。次日淩晨，這位學貫中西、壯誌未酬的文學天才離開了人世，死時45歲。事後北大負責人告訴家屬，說他患急性痢疾身亡。

吳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24日），原名駿、士華，字均一，人類學家、教育家。中國人類學的主要奠基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心理學系，師從陸誌韋等人。1924年東大畢業後留校當助教。1926年，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攻讀統計學。1927年轉學英國倫敦大學，繼續攻讀統計學，師從統計學與人類學家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教授，先後獲統計學和人類學博士學位。1930年，經英國統計學家耶爾教授推薦，在荷蘭經由“國際統計學社”全體學社員大會投票選舉通過，成為第一位華人社員。1934年，由人類學教授馬斯介紹加入“國際人類學社”，同年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人類學大會，與中國科學家歐陽翥以翔實的論文有力地駁斥了當時盛行的中國人大腦結構和功能不如歐洲人的謬論。1935年回國，與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畢業後留校當助教的史久莊女士結婚，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專任研究員，後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吳定良發表了10余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並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誌”（正式定名為《人類學集刊》），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起到奠基性作用。1945年，抗戰勝利後，吳定良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邀請，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開設普通人類學及統計學課。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９月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他擔任系主任兼所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的科研人員與師資力量。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至1948年，他還兼任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1950年5月，吳定良與盧於道、歐陽翥、劉鹹等教授在杭州發起組織成立中國人類學學會，並當選為理事。1961年，為了解決上海水產學院缺乏師資的困難，他不顧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負荷的工作量，允諾去講授統計學課。1962年，吳定良終於積勞成疾，患中風半身癱瘓，臥床不起。吳定良在人類學研究方面的內容廣泛，涉及到人類進化、現代人體質、測量儀器的改進等領域，並開始對人類工效學這一新領域的探索。吳定良是中國體質人類學和人種學研究的開創者，也是中國人類工效學的奠基人。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被各國人類學家所采用。文化大革命中在病榻上受批判鬥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運動中，再受株連，寓所再次遭劫，眼睜睜地看著凝結自己一生心血裝訂成冊的論文集以及計算機、直腳規、彎腳規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時，年近耄耋癱瘓病榻的吳定良號啕大哭。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楊寶忠：（1900年－1967年12月28日），字信忱，京劇演員、琴師，以他在京劇音樂藝術的成就獲評中國國家文藝一級，曾任天津市戲曲學校教授、副校長；著有《楊寶忠京胡經驗談》等書。由於嗓音的變化，楊寶忠放棄了演員的行當，走上了琴師道路。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興堂飯莊”拜弦子聖手錫子剛為師，楊寶忠從此正式改為琴師。待楊寶忠剛拜了師，馬連良即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戲班“扶風社”。馬連良處處以禮相待，酬勞極高，不但在廣告、報紙和戲單上，加上“特請楊寶忠操琴”的旁註，而且在舞臺上設立琴師專座，真是尊寵備至。每次楊寶忠舉琴出場，臺下必是一片掌聲。文化大革命期間，楊寶忠屢遭批鬥、折磨，被他的學生、紅衛兵們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後來，楊寶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醫。在北京，他還常去西單一家樂器行，樂器行的人也特別尊重他，喜歡他。一來聊聊閑話，二來弄弄胡琴，或製作或修理。剛開始，他是在樂器行裏面的一間屋子擺弄樂器，後來嫌光線太暗，自己就挪到了臨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過這裏的天津市戲曲學校紅衛兵、造反派發現，劫持回津，時楊寶忠已年近古稀，並患肺結核及胃潰瘍宿疾，1967年12月28日，被揪鬥後，投入暗室，病體衰憊，入夜饑寒而死。

楊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作家，《紅巖》的主要作者之一。楊益言先後在四川省武勝縣、重慶市完成初中、高中學業。抗日戰爭時期，同濟大學自上海內遷至重慶。1944年，楊益言考入重慶的同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同濟大學遷返上海。1948年初，因為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而被逮捕。同年獲釋後回到重慶，在中國鉛筆廠職工夜校當教員。1948年8月，楊益言遭中國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渣滓洞集中營。在獄中，楊益言結識了江竹筠、羅廣斌等人。獄友們曾秘密舉行追悼會、集體絕食等活動。1949年春節，獄友們開聯歡會，其中楊益言表演二胡，羅廣斌戴著鐵腳鐐表演了踢踏舞。1949年4月，楊益言的家屬出錢，通過楊益言在重慶市警察局任局員的堂兄花錢托關系，將楊益言釋放出獄。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楊益言歷任重慶《團刊》編輯、科長，共青團重慶市委常委、辦公室主任，中共重慶市委《支部生活》總編輯，專業作家。第四、五屆四川省政協委員，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及第五、六、七屆名譽委員，四川省重慶市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1951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6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2年，經劉德彬等人介紹，楊益言加入中共黨。中共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後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0年代，楊益言、羅廣斌同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經常一同做報告以開展革命傳統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並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自1959年開始，二人白天訪問老革命者、搜集材料，晚間寫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緊缺，二人因為承擔該寫作任務而可每日分得一個小饅頭。中共重慶市委準許二人查看敵特檔案，采訪在押的敵特分子。二人在敵特檔案中發現了一整套時長15年的特務日記，這為在小說中塑造軍統高層特務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說出版前，中共重慶市委決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為師，並到北京學習參觀。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巖》，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紅巖》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文化大革命期間，羅廣斌、楊益言被誣陷為“叛徒”，遭到殘酷迫害。1979年，楊益言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四川分會副主席。後來退休。

楊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國音樂指揮家。在16歲時他師從當時在金陵女子大學（"金女大"）任教的瑟薩蘭女士（Ms.Southenland）學習鋼琴。楊嘉仁本想繼承父業，在金陵中學高中畢業後考進金陵大學醫學醫預科學習，由於‘暈血’的緣故便考慮轉到他本有所長的音樂專業。可是當時金陵大學（“男大”）沒有音樂系，而音樂系僅設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經校長特許，他在"金女大"借讀音樂課程。這樣，楊嘉仁畢業時同時得到"金男大"教育系和"金女大"音樂系兩個畢業文憑，成為"金女大"校史上唯一的男性畢業生。於此同時，在上海有一位來自意大利的著名音樂家、李斯特（Liszt，Franz）的再傳弟子梅帕器（Paci，Mario）。為了學到更多知識，除了要完成兩個大學的課程外，他每周還從南京趕到上海去帕器那裏接受包括鋼琴、理論、指揮、聲樂等等的全面音樂教育。1937年底楊嘉仁赴美國密歇根（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學音樂院研究部繼續深造。獲得音樂理論和音樂教育兩個碩士學位。1940年回國後即獲多校聘任，在上海之江文理學院、南京金陵神學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私立上海音專、滬江大學、國立音專（即今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等學校執教。在抗戰勝利後，楊嘉仁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音樂中心站主任，指導上海的學生業余音樂活動，同時又在上海各高校任兼職教授，教授鋼琴、指揮、理論作曲、聲樂、音樂欣賞等課程。楊嘉仁是著名的指揮家，在中學期間就顯示了他的指揮才華：1940年他指揮美國密歇根大學樂隊進行公開考核演出，這是華人首次出現在美國的指揮臺上，獲得聽眾和傳媒的高度贊譽。他還是上海交響樂團、上海合唱團、上海歌劇院等專業團體的客座指揮。1953年，他指揮中國青年合唱團演出無伴奏合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好聯歡節比賽中獲得銀獎，這是中國人在國際比賽中第一次獲得的音樂指揮獎。隨後又率隊在波蘭、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國巡回演出載譽而歸。1956年，上海音樂學院首次創建指揮系，楊嘉仁是主要創建人，並擔任第一任系主任。1957年受前蘇聯著名藝術家肖斯塔科維奇、奧伊斯特拉赫、烏蘭諾娃的邀請，他擔任世界青年聯歡節國際藝術評委。在60年代初他為首次來華公演的瑞典皇家芭蕾舞團指揮伴奏樂隊，此外還指揮了上海歌劇院的歌劇“人參姑娘”的首演。楊嘉仁的學生眾多，在他不完全的三百多名鋼琴學生名冊中，包括享譽海內外的第一批中國的鋼琴家傅聰（“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和“馬祖卡”最優獎獲得者）、顧聖嬰（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鋼琴比賽金質獎章和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女子鋼琴比賽最高獎獲得者）、周廣仁（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1951年、1956年兩次前東德國際鋼琴比賽獲獎者）等。‘楊嘉仁的夫人程卓如，生於1918年。1935年畢業於上海清心女中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1941年畢業。同年與留美歸來相戀六年的楊嘉仁在上海成婚。他們育有一子（楊大經）一女（楊大綸）。程卓如教授是上海音樂學院少年班和附中的主要創建人、第一任校長，還曾兼任上海音樂學院基本樂課教研組長、師範科主任、工農班主任，是中國傑出的音樂教育家。她以治學嚴謹、認真負責、對學生充滿愛心著稱。程卓如教授在20世紀50年代，帶領上海音樂學院視唱練耳教研組編寫的《視唱教程》，是第一部包含中國民族音樂內容的音樂基礎訓練文獻，也是中國同類出版物中使用最廣泛的權威著作。在她的主持帶領下，上海音樂學院附中校風淳樸，學風活躍，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音樂精英。現在馳名中外的數百名著名音樂家，如劉詩昆、江明惇、卞祖善、俞麗拿、殷承宗、陳燮陽、楊立青、陸在易、閔惠芬、許斐平等都出自這所學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音樂學院是其中的重災區，楊嘉仁和程卓如是最早被扣上莫須有的“反動學術權威”罪名，不久就遭到毀滅性的抄家，許多珍貴的教學資料和其它資料都失散，身體和心靈受盡了屈辱、虐待和折磨。1966年9月5日深夜，夫婦倆再次遭受到“上音附中紅衛兵”殘忍的毒打和侮辱，在向“上音”領導求救無果之後，回到上海培文公寓81號的寓所，於1966年9月6日與妻子程卓如(中國著名音樂教育家)，悲憤地打開了廚房的煤氣。為中國音樂事業嘔心瀝血、碩果累累、極富才華的樂海璀璨雙星就此不幸隕落。屆時楊嘉仁53歲，程卓如48歲。

楊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楊毓晉，字瑩叔，作家。楊朔的父親楊清泉是清末秀才，楊朔幼承家教。1927年到哈爾濱，在太古洋行作小職員，業余學習英語，並跟隨李仲都，學習中國古典詩文，曾在《國際協報》、《五日畫報》上發表過舊體詩。1937年初，楊朔離開哈爾濱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間集資籌辦北雁出版社。同年9月前往武漢，與友人合資籌辦文藝刊物《自由中國》和《光明周刊．戰時號外》副刊，意在喚起民眾。同年末，赴延安。1938年春，前往山西抗戰前線，而後輾轉到廣州。1939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前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隨軍寫作，中篇小說《帕米爾高原的流脈》是楊朔這一時期的代表作。1942年７月，楊朔到達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界協會，而後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先後發表了《月黑夜》、《大旗》、《霜天》、《麥子黃時》等短篇小說。1945年加入中共黨。是年冬，前往宣化龍煙鐵礦體驗生活，創作了反映礦工鬥爭與生活的中篇小說《紅石山》。1946年秋，楊朔以隨軍記者身份，參加了平津等戰役，期間寫了不少通訊報道和短篇小說，創作了中篇小說《北線》。

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楊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文藝部長。《北黑線》和《錦繡山河》1950年12月，以隨軍記者身份前往朝鮮戰場，創作了長篇小說《三千裏江山》，獲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頒發的二級國旗勛章。1954年，進入中國作家協會，而後進行旅行采訪，發表了《西北旅途散記》《石油城》等散文、通訊。1956年，在亞非組織中任各種領導職務，忙於外事活動，同時創作了反映亞非國家風貌的散文作品，結集為《亞洲日出》、《東風第一枝》、《生命泉》等。楊朔當選為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楊朔回到老家蓬萊訪問，寫下了《蓬萊仙境》、《海市》等散文。文革開始後，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７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澤東、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最後由於不堪折磨，絕望中楊朔於1968年8月3日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由於《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賦》等散文被選入文革前和文革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中，所以大陸的中國人，對楊朔都不陌生。對於楊朔的這幾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細讀，乃至要求背誦。現在已經有人提出異議，因為這幾篇作品，發表的時間正是共產黨執政期間的三年大饑荒時期，楊朔所寫的大好形勢的真實性，讓人懷疑。對於楊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認為是"單調散文"，常常是"見景—入境—抒情—升華—點題"的套路。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中國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她早年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被搬上舞臺長達六十多年，2014年還在公演；楊絳93歲高齡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一百多萬冊。1932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畢業，之後入讀北京清華研究院做外國語研究生，並認識錢鍾書。二人結成夫婦，一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求學，後轉往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女兒錢瑗在英國留學中出生。1938年，楊絳隨錢鍾書帶著一歲的女兒回國。1945年，夏衍看了楊絳的沿襲英國式喜劇《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為之贊不絕口：“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1953年，楊絳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1958年，47歲的楊絳決定“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她無師自通，堅持不懈地完成了這項艱巨的翻譯工作。著有《風》、《窗簾》、《幹校六記》、《洗澡》、《我們仨》、《雜憶與雜寫》、《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譯著有《堂吉訶德》、《斐多》、《小癩子》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楊絳也如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受到迫害和打壓，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並且被剃了“陰陽頭”，她和丈夫錢鍾書一起被劃分為“牛鬼蛇神”，她被安排去掃廁所，楊絳愛衛生，在打掃廁所時，她把廁所打掃得幹幹凈凈，物品擺放整齊，而且通風透氣。紅衛兵來整她時，她就躲入女廁所避難。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五七幹校”，不久，隨“五七幹校”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1970年7月12日，楊絳也被下放到那，並且被分配在菜園幹活。因為兩人宿舍不過十分鐘路程，故兩人經常私密相會。1978年，楊絳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1981年發表的《幹校六記》，已有三種英語、兩種法語和一種日本譯本。

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出身名門。父親楊毓璋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曾資助徐世昌競選大總統，也深受袁世凱賞識。楊憲益是父親唯一的兒子，從小穿著袁世凱贈送的清廷黃馬褂。十二三歲時入讀教會學校新學書院，上了7年，包括一年預科。“五卅慘案”後，曾參與學生罷課，因家庭地位，沒有受到懲罰，在學生中建立威信。1934年畢業後，跟隨英國教員C.H.B. 朗曼經美國到倫敦求學。在學習了幾個月希臘語和拉丁語之後，1935年報考牛津大學墨頓學院，成績合格但被推遲錄取。於是到歐洲遊歷。1936年秋入讀牛津，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期間同遊者包括錢鍾書夫婦、向達和呂叔湘。他還擔任了中國學會的主席。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在私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任教授，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自1953年起，楊憲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叠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及《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上世紀60年代初，楊憲益戴乃叠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該三卷本《紅樓夢》在國外皆獲好評，有著廣泛影響，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之一。文革期間，曾遭批鬥，夫婦二人亦同被關進牢獄達四年。1986年冬，楊憲益加入中共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楊憲益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譴責當局血腥鎮壓，隨後宣布退出中共黨。1993年，楊憲益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

楊必：（1922年5月－1968年3月4日），女，別名八必，筆名心一。中國著名翻譯家。楊必畢業於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師。楊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隨家搬到蘇州，童年全在蘇州度過。她是楊絳的八妹，父親因她排行第八，而“必”是“八”的古音，所以命名為楊必：家裏就稱阿必。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讀。高中畢業入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大學最後一年失怙。畢業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師。曾任傅雷之子傅聰的英文老師。在傅雷的鼓勵和錢鍾書的指導下開始翻譯文學作品。譯有《剝削世家》和《名利場》（譯書的選擇與書名的譯法均是錢鍾書幫忙定的）。她還曾在國際勞工局兼職（可能是1949年開始）。1952年院系大調整，由震旦大學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評為副教授。終身未婚。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要求交代國際勞工局的事。運動期間死亡，享年46歲。

楊紹唐：（1898年－1969年），中國基督教新教牧師。曾被英國內地會傳教士賴恩融譽為“中國教會三巨人”之一。早年就讀於內地會學校，1923年進入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1925年畢業後，回到家鄉傳教。1934年在候馬創立靈工團。1939年，日軍焚毀候馬靈工團房屋，楊紹唐遷往北平。1946年，楊紹唐出任南京泰東神學院教授，並創立黃泥岡教會。1951年6月5日到7日，在控訴運動中，“南京市基督教會團體代表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敗類大會”上，政府鼓動信徒檢舉、控訴，主持南京黃泥崗教會的楊紹唐作為“屬靈派反動分子”，因“散布反動謠言”而遭到南京大學學生紀文鎮和金陵大學教授李揚漢的控訴。8月8日至9日，黃泥岡教會內部舉行控訴會，胡竟銘、翟美德、紀文鎮等信徒中的積極分子宣布楊紹唐是帝國主義分子的忠實走狗，《靈工通訊》是極端反動的刊物，將楊紹唐驅逐出教會。幾位傳道也上臺做出深刻檢討。楊紹唐前往上海，當時西方傳教士撤離中國，他接管了靜安區烏魯木齊北路25號內地會傳教士的專用教堂“上海公共禮拜堂”，改為迪化北路聚會所。6月10日，楊紹唐已經代表該教會出席上海基督教萬人控訴大會，為主席團成員之一。1957年反右運動時，楊紹唐被定為右派，1966年文革後被定為反革命，監督勞動。1969年春節後，被街道責令到弄堂彎腰敲冰，心肌梗死發作而去世，安葬在家鄉山西曲沃。

楊佑之：(1893年－1971年)，經濟學家、會計學家。13歲在長沙上中學，因無力交納學費被勒令退學。後經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學商科，師從馬寅初先生，成為其高足。1919年畢業後曾到中國大學、河北大學、北平大學商學院任教授。1936年應四川大學邀請到成都講學，是第一個在四川講授高等會計學的教授。1945年創辦楊佑之會計事務所，以辦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享有很高的聲望。1946年，受聘清查成都市自來水公司賬目，不管該公司復雜背景，充分運用其淵博知識，嚴密清查，終將一筆爛帳查得一清二楚，為成都人民辦了一件好事。抗日戰爭時期撰寫了《會計學》和《會計學綱要》。這兩部書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今仍是會計學界公認的有影響的權威性著作。1949年後，又相繼撰寫了《高等會計》、《成本會計》、《會計報告分析》等教材和數十篇論文。已出版了《高級統計學》（1943年）、《審計學》（1943年）、《工業企業經濟活動分析》（1964年）、《現代資產階級會計學說批判》（1964年）等多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反動會計學的祖師爺”受到殘酷批鬥，無情打擊。1971年9月含冤去世，終年78歲。

楊豹靈：（1886年－1966年），水利專家。1896年入上海中西書院，1901年入東吳大學，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挑選出國留學生，經過考試楊豹靈被選中，10月赴美入康奈爾大學，1909年入普渡大學，1911年回國，1914年任水利局技正，1918年在順直水利委員會任流量測驗處處長，1921年為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委員。1928年後定居天津意租界，經營大昌實業公司，曾任天津市政府外事處處長。原住意租界，晚年搬到重慶道與其弟楊濟時居住。據說，因楊拒不交出金鋼橋的設計圖紙，1966年某一天，80歲的楊豹靈被一中和十六中（耀華）紅衛兵毒打到奄奄一息，潑了涼水後，醒過來又吊在木栓上毒打。群眾不知情，聽到條條罪狀就燃燒起瘋狂的仇恨，狂喊亂叫。楊被迫交代圖紙在對面院子的地下埋著，紅衛兵挖地一米多，才發現被油布包裹的圖紙。隨後楊被掛在樹上一整天，紅衛兵還逼著楊夫人陪綁。楊還未斷氣，就被埋在花園裏。楊夫人當即暈倒，心臟病復發，不幾日也過世了。

楊人楩：（1903年－1973年9月15日），著名歷史學家，擅長世界史研究。在2010年10月31日的《 東方早報 》上，有一篇周清澍撰寫的＂回憶楊人楩師＂文章，其中說道：‘1934年，楊先生獲取公費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奧裏爾學院，受教於法國革命史專家湯普森，以《聖鞠斯特》為題撰寫畢業論文，獲得文學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在武漢大學教授西洋史。1945年抗戰勝利，面臨戰後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以大學教授為主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九三學社，楊先生是發起人之一。楊先生是1946年朱光潛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語系主任時，以“教學很行”推薦到北大的。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學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楊先生被定為史學系的批判重點，陷於多次檢討不能通過的窘境。於是系裏就選幾個學生組成專門的幫助小組，到他家裏為下次檢討提意見。我也忝列幫助小組成員，四五個人圍坐在他家的沙發上，一面吃著他招待的糖果點心，一面還對他的檢討品頭論足。記得他被批判的內容大致有兩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講課充滿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運動進入高潮，學校將他在《觀察》上發表的三篇名作《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國民黨往何處去？》、《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印發供大家批判。當時我們的知識貧乏，理論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極。全中國左、中、右三股勢力往何處去，難道還輪到你指點迷津，說三道四？又有人揭發，當九三學社應邀參加新政協時，他不同意九三學社頭上由另一個黨來領導，寧願舍棄政協委員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學社。他辯解說：九三的發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個人。批判者當即反駁：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產黨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對共產黨而退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降臨了。楊先生雖經過運動，棱角已經磨損，但他從來不是閉門搞學問的學究，熱心於學界和國家大事之心不會變。在西郊賓館參加批判史學界五大右派的大會上，楊先生他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過大會的聲討。此後他在政治上和學術界銷聲匿跡，被撤銷了教研室主任的職務,放棄了從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專業,改行為非洲史，長期不承擔教學任務，歷史系的學生甚至不知有這位名震一時的教授了。’文革開始後，被定性“漏網大右派”遭受批鬥迫害。是日病逝，終年70歲。

陸誌韋：（1894年－1970年），別名陸保琦，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詩人。1913年畢業於東吳大學，1915年留學美國。1920年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博士論文《保留的條件》)。同年回國，執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高師後來改建國立東南大學，任心理學系教授、系主任，直至1926年冬。在南高、東大心理學系執教期間，先後講授過生理心理學、系統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宗教心理學、心理學史、心理學大綱等課程，首次在國內介紹巴甫洛夫的學說，並引進西方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1921年10月6日在北京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的禮堂與劉廷芳（1891-1947，字亶生）的妹妹劉文瑞女士舉行新式婚禮，由校長司徒雷登擔任主行婚禮牧師。1927年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心理學教授。1933年到芝加哥大學生物學部心理學系進修，1934年歸國任燕京大學校長。他曾說：“是美國人出錢辦燕京大學﹐但燕京大學不是為美國辦的。”“七七事變”後，1938年夏起心理學研究受阻，開始從王靜如學習清代古音學和“高本漢學”。1939年起陸續在《燕京學報》發表《證〈廣韻〉五十一聲類》、《三四等與所謂“喻化”》、《〈說文〉〈廣韻〉中間聲類通轉的大勢》、《試擬〈切韻〉聲母之音值》等。1941年8月與多名燕大教職員遭日本士兵扣押入獄。1942年5月出獄，在舊文基礎上發奮著書。1943年9月完成《古音說略》初稿。1945年抗戰勝利，10月他致力於主持北平的燕京大學復校工作，任校長委員會主席，代理校長。1948年國共和平談判破裂後，他懷著一腔愛國熱情，懷著對建設新中國、新燕京大學的憧憬，堅決拒絕了胡適等代表蔣介石政府提出的邀請不去臺灣。1951年，毛澤東親自任命陸誌韋為國立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在抗美援朝戰爭的背景下，各學校開展了批判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改造運動。從1951年底到1952年將近半年，工作組進入燕京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得出結論：“美國人到中國辦燕京大學是有政治目的的，我們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重點批判陸誌韋。燕大被認為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據點，多年主持校政但深愛祖國的陸誌韋遂成為這次運動最重點的批判對象。同年夏，燕京大學撤消。陸誌韋調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被批判（如女兒陸瑤華《控訴我的父親陸誌韋》）和迫害，再次遭淩辱批鬥，身心受到摧殘，七十多歲高齡還被迫下放河南勞動改造，歷盡折磨而致沈屙。當生活不能自理方獲準回京時，才知夫人已不幸病逝，家中親人也被迫流散四方。家無親人，瞬間抑郁，1970年11月21日含冤病逝於北京。

陸文夫：（1928年3月23日－2005年7月9日），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州市文聯名譽主席，《蘇州雜誌》主編等。1948年高中畢業後，到蘇北解放區參加革命。1949年隨軍南下，任新華社蘇州分社采訪員、新蘇州報記者、工業組長等。1955年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一舉成名，1957年調江蘇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美食家》、《小巷深處》、《老蘇州》等。其中《美食家》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引起極大共鳴，它的出現標誌著一種傳統精神的覺醒。部分作品還被翻譯成為外文。因參加籌辦《探索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長期下放農村、工廠勞動改造，直至1978年才返蘇州從事專業創作，並在此後主編了《蘇州雜誌》。

陸儼少：（1909年－1993年），小名驥，學名同祖，又名砥，字儼少；後以字名世，改字宛若。又名砥，字宛若。現代著名國畫家，尤其以山水畫見長，與李可染並稱“北李南陸”。1926年考入無錫美術專科學校，同年從王同愈學習詩文、書法；次年師從馮超然學畫，並結識吳湖帆，遍遊南北勝地。1935年，去南京參觀第二屆全國美展，飽覽故宮藏品。始作《梅花圖》。發枝取陳老蓮，圈花取石濤，自創面目。書法初學魏碑，繼臨《蘭亭》、宋四家，後學楊凝式。1942年，書法變異，成為似隸非隸，不同於金冬心漆書。山東王獻唐先生極稱之。然馮超然先生斥為"天書"不好認為。後厭之。1943年畫《瑞雪啟春圖》為母親七十壽。1944年畫《洛神圖》、《蜀中留痕冊》贈程景溪。1947年秋天，在無錫舉辦個人畫展。1948年在南翔東市創辦圭白農場。1950年畫《杜陵詩意畫卷》後附五律六首，得馮老師贊賞。母卒。1952年進私營同康書局任繪圖員，畫《牛虻》連環畫。參加新國畫研究會。1953年在上海舉辦第一次大型展覽。作品《雪山勘探》得好評，被美協收購並出版。1956年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反右開始，因在會上說了上海美協不掛中國畫，像外國美協，被劃為右派分子。每天到畫院勞動改造。於余暇畫成《山水畫課徒畫稿》二百幅。畫《杜陵入蜀詩冊八開》。文化大革命開始，初未受沖擊，畫《毛主席詩意畫》二十四幅。後因出身問題，開始被批鬥。至文化大革命後期，常被批鬥，受畫院造反派斥打。1979年獲平反。

陸蘭秀：（1918年－1970年7月4日），女，曾任蘇州市圖書館副館長。與同期的遇羅克、張誌新類似，她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對其正確性提出懷疑，她撰寫了多篇文章，強烈反對文化大革命。父親陸殿揚是正中書局的高級編審。陸家在南京莫幹路10號的一座花園洋房。陸蘭秀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讀上海啟明女校、杭州高級中學、武漢大學。1939年，她跟隨因抗日戰爭內遷的武漢大學到了四川省樂山，盡管獲得了獎學金，卻因為肺結核而被迫休學，回到當時的四川省江津縣白沙鎮的家中休養。這時她家旁邊有一家中共黨員開設的書店，在與店長熟悉後不久，陸蘭秀親眼看著書店員工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抓捕。陸蘭秀為此獨自一人坐船到重慶，將此事告知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在她打算告訴其他中共黨員的時候被誘捕，後被家人救回。陸蘭秀回校後，由化學系轉至經濟學系，並自學德語打算研讀原著《資本論》。她的行為引起中共地下黨員的註意，於是在對方的發展下，陸蘭秀在1940年加入中共黨。後被特務認出其共黨身份，又兩次被追捕，但陸蘭秀在失去與組織聯系的情況下依然繼續堅持。她拒絕父親為她安排的工作，換了個假名在工廠裏工作。不久她和朱傳鈞結婚，並進入國防部、工兵署，將情報透露給中共黨的軍隊。南京被中共黨政權控製後後，陸蘭秀由劉伯承、鄧小平署名介紹到北京工作，並應邀出席中共國開國大典。之後她被分配到中央煤炭工業部任財務科長、理論教員。1958年又調動到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科普圖書館出任副館長。1966年，因丈夫朱傳鈞患肺結核和胃潰瘍，陸蘭秀申請調回蘇州圖書館擔任副館長。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1968年5月3日，她因自己的稿件過分批評中共黨以及同情劉少奇等人而被關押審查，並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1969年11月14日起陸蘭秀絕食，期間寫出總題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幾點體會》的8篇文章：《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於幹部問題》、《關於什麽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關於消滅工農業差別的問題》、《關於外交政策和外貿關系問題》、《關於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關於對現階段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認識》；後來又寫了《再論階級和階級鬥爭》、《批孔融範仲淹——仿大批判專欄》、《毛主席<和柳亞子先生>詩讀後》、《吊嶽飛之死》、《戰爭論》、《含沙射影》、《如魚得水》等文章；《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長篇理論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陸蘭秀在這些文章中的觀點是毛澤東發動此次革命是錯誤的，是歷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須馬上結束他對黨的控製。1970年7月4日蘇州市召開公審大會。陸蘭秀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下午4時40分她被執行槍決，隨後遺體被送往蘇州醫學院解剖。

陸潔：（1894年6月13日－1967年8月2日），字煥章。中國早期電影人。早年在上海當學徒，之後去新加坡謀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返回上海，在青年會工作，認識顧肯夫、張光宇，之後結伴去看電影。深受美國電影《賴婚》影響。1922年，陸潔與顧肯夫舉辦中國的第一本電影刊物《影戲雜誌》，顧肯夫撰述社論，陸潔擔任翻譯和編務，張光宇擔任美術設計。期間不斷為讀者翻譯介紹外國電影，其中在翻譯director時無法找到合適譯名，恰逢他的外地好友寫信稱其在一所小學擔任教習，他由此聯想到“導演”一詞，並沿用至今。之後在他編劇的電影《人心》中，首次在銀幕上采用導演職稱。《影戲雜誌》由於經費不足，只辦了兩期。1924年，陸潔為剛成立的大中華影片公司編撰第一個電影劇本《人心》，由顧肯夫、陳壽蔭擔任導演，並幫籌建大中華影戲學校。之後他撰寫劇本《戰功》。不久大中華公司與百合影片公司合並，改組為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他擔任編導、完成分鏡頭或字幕說明。歷任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二廠經理、華安總廠廠長、合眾影片公司廠長、文華影片公司常務董事兼廠長。中共國建立後，於1952年任聯營廠攝影場主任。1957年，任上海電影製片公司顧問，後改任上海電影局顧問。文革時受迫害而死。

陸洪恩：(1919年－1968年4月27日)，音樂指揮家、作曲家。1943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後赴奧地利深造。1950年回國，入上海交響樂團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樂團指揮。1966年春天，上海交響樂團要開會與他辯論，會上陸洪恩反對批海瑞，反對批三家村，認為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主義沒有錯，甚至在激動的時候高呼“修正主義萬歲”等口號。5月28日，因“反動言論”被捕入獄。在獄中，他繼續抨擊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我看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識份子的命”。因屢遭批鬥、挨餓、侮辱、毒打，精神錯亂，以至見到有“毛”的東西就咬，諸如毛巾、毛衣、毛褲等。曾經和陸洪恩關在同一監房的劉文忠先生，在《風雨人生路》中回憶，在最後的審訊關頭，陸洪恩以20分鐘慷慨激昂的演講，全面地指責了文革之罪，他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偷生。於是當局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判了對陸洪恩的死刑判決，上海電視臺還轉播了宣判大會的現場實況，槍決他的布告也貼滿了上海的街頭。1968年4月27日，49歲的音樂家陸洪恩被當局槍殺。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嶽煥，乳名茂林，字崇文，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中止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服飾。1949年後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獲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毀。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81年出版了歷時15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專著。1985年，一名女記者問道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掃女廁所的經歷，沈從文抱著她的肩膀，號啕大哭，驚呆了周圍的人。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圍諾貝爾文學獎。因過世而與諾獎擦肩。

沈濟川：（1905年－1966年11月14日），字汝舟，化工專家。1924年蘇州東吳大學理科畢業。沈濟川在上海九福藥廠工作，對該廠業務發展很有貢獻。1931年10月，九福藥廠擴大為九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沈濟川任廠長，又開發出補力多咳嗽糖漿及樂口福麥乳精等產品，後者至今仍為我國名牌產品。1932年11月，沈濟川接受五洲藥房總公司聘請，開發了人造自來血、固本肥皂等產品。1933年4月，五洲藥房總公司成立設計部，聘沈濟川為主任，負責裝備及產品設計。在他主持下，建立了包括汙水處理、製冷、粉劑及洗瓶工場等設施，於1937年研製成功真空半自動萃取機。 “七七事變”後，沈濟川任上海中法藥廠副廠長，並負責遷廠至漢口、重慶。1938年，沈濟川得中法藥廠資助，去美國密歇根大學化工及冶金系留學，取得碩士學位。1940年畢業於美國林肯電焊學校。1940年秋，沈濟川學成歸國，回到中法藥廠任化工實驗所所長，進行了治療梅毒用藥撲梅星等專用藥的開發研究。同時兼任交通大學、滬江大學、大同大學、東吳大學教授。1945年，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委任沈濟川為接收德國資產拜耳藥廠的專員。接收拜耳藥廠的任務完成後，衛生部挽留他繼續在廠工作，但他鑒於很多接收大員貪汙腐敗嚴重，憤而辭職。1947年，應獨家經銷美國施貴寶藥廠產品的廣大華行負責人盧緒章、吳雪之（均為中共地下黨員）邀請，沈濟川去臺灣籌建分行。分行成立後，沈濟川即返回上海。1948年，沈濟川受上海永星化學工業公司聘請，參加籌建新廠工作，赴美國考察油脂工業技術，出席美國油脂化學家協會年會，在芝加哥與伍斯德（Wurster&Sanger）工程公司合作進行甘油和硬脂酸設備的設計與采購。1949年5月初，沈濟川趕乘當時美國來華的最後一艘直航班輪，返回上海。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輕工業部任命沈濟川為國家一級工程師兼任華東辦事處安全技術工程師，解決了開林油漆廠鉛塵飛揚等一批技術難題。1954-1956年，沈濟川任上海國營中國肥皂公司總工程師，對肥皂的性能評價創造了一系列測試方法。他還著手進行合成洗滌劑的研製。1956年國務院決定成立食品工業部，油脂化學工業隸屬該部管理，沈濟川任食品工業部上海科學研究所所長；1958年該所遷到北京，改名為第一輕工業部食品工業科學研究所，沈濟川仍任所長。1959年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袋洗衣粉。三年之後,又一種全新配方的洗衣粉在沈濟川的主持下投入生產,從此一個嶄新的民族品牌誕生了，它就是“白貓“牌洗衣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到迫害，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1歲。

沈克非：（1898年－1972年），著名外科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中國外科學的先驅者之一，有“外科第一刀”之稱。1924年獲美國克利夫蘭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1926年歸國並在北京協和醫院從醫。1929年到南京協助籌建中央醫院，曾任院長。1941年任中央衛生署副署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醫監。1943年，被選為第六屆中華醫學會理事長。1946年任國立上海醫學院教授，兼任附屬中山醫院院長。二戰結束後，任國際外科學會中國分會負責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1950年成功施行中國第一例腦瘤手術，切除右額葉腫瘤。同年任第二批誌願軍醫療隊技術顧問團主任顧問。1951－1958年任中共軍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9年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中山醫院院長。1966年文革期間，被戴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美帝走狗和奴才等帽子，遭受批鬥，下放農村勞動，情緒憂郁，患上胰腺癌，1972年病逝，終年73歲。

沈同衡：（1914年10月15日－2002年1月8日），中國漫畫家。受父親還有教育家陶行知影響，17歲時在家鄉創辦農民夜校，並在縣立蕭涇小學任教員及校長，投身平民教育。同時他還任縣報特約記者。他還聯合多所小學合辦刊物，他任主編，編輯出版少兒讀物。沈同衡編輯的兒童讀物《動物常識故事》10冊被世界書局列入《小世界叢書》。1934年，沈同衡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油畫系，並獲推選為學生會主席。1937年畢業，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沈同衡的家鄉遭侵華日軍占領，沈同衡和其他青年組成救亡宣傳隊，往內地轉移，1937年底抵達武漢。1938年初，沈同衡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藝術處美術科從事抗日宣傳工作。他和同事在武漢的車站、碼頭、道路旁繪製宣傳抗日的漫畫及標語，在武昌黃鶴樓下的一面墻上繪出一幅長30米、高10米的壁畫《全民抗戰圖》。1939年1月，沈同衡抵達廣西桂林後，在戰地文化服務處參與《士兵》、《前敵》的編輯工作，同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政治部從事美術宣傳工作，編繪出版有《抗戰故事輯》、《士兵識字課本》等書，還兼任《陣中畫報》特約撰稿人、《桂林晚報》副刊編輯、戰士繪畫訓練班講師。1945年3月15日，沈同衡、葉淺予、張光宇、丁聰、特偉、廖冰兄、余所亞、張文元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八人漫畫聯展，引起轟動。1946年3月24日，上海美術作家協會成立，沈同衡任理事。沈同衡在多家報刊發表了許多反內戰要求民主的漫畫，部分漫畫被《密勒氏評論報》、《字林西報》和美國《新群眾》等外國報刊轉載。《文匯報》還連載了沈同衡的一百幅詩配畫《百藝圖》。1947年2月初，沈同衡在《文匯報》上發表《征求漫畫同誌》啟事，收到一百余封來信，經斟酌錄取70人後，沈同衡創辦了“漫畫工學團”並與團員保持通訊聯系。漫畫工學團每周日聚會一次。為避免被中國國民黨特務發現，聚會地點常變，由沈同衡經朋友借到學校教室後寫信通知團員。教員由沈同衡聘請，沈同衡和米谷、丁聰、張文元、余所亞等人先後講課和輔導習作。1948年4月舉辦第一期《漫畫月展》，當時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實行“戡亂”，沈同衡乃將月展定名《春夢圖》，包括《野心家的好夢》（指美帝國主義）、《獨裁者的美夢》（指蔣介石）、《人民的噩夢》三部分，共60幅漫畫，揭露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的陰謀。1948年5月19日，第二期《漫畫月展》名為《送葬曲》開始展出，揭露了“國民大會”的欺騙性和虛偽性，為剛上臺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奏響了“送葬曲”。沈同衡率漫畫工學團團員連夜裝裱並寫說明，天亮後送到交通大學容閎堂展出。上海市學聯又連夜趕繪出一套《五四運動史》連環漫畫，隨《漫畫月展》展出。1948年9月，沈同衡和米谷、丁聰等漫畫家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安排下轉移至香港。在香港，沈同衡參加了“人間畫會”，並在該畫會成立了漫畫研究部，編輯出版《這是一個漫畫時代》刊物。1949年8月28日，“上海美術工作者協會”（簡稱“上海美協”）成立（成立後即改名“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簡稱“美協上海分會”），選舉產生主席米谷，副主席沈同衡、張樂平，秘書長由沈同衡兼任。1953年，沈同衡調到北京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美術組負責人。其間創作了大量新聞漫畫。1956年，為配合試行“文藝作者職業化”，沈同衡改為專門從事漫畫創作，兼任《人民日報》文藝部顧問。當時，在周揚的一次講話後，共有兩人當了專業漫畫家，即沈同衡和肖裏。1957年反右運動中，沈同衡以“擺脫黨對文藝的領導，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定為“右派分子”。因此，沈同衡寫的談漫畫創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結集為《漫畫漫談》出版，但是已編好的續集未能出版；沈同衡為晨光出版社編輯的《蘇聯漫畫選》十冊僅出兩冊便中斷出版；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與青年同誌談漫畫》以及同北京某出版社簽約的《中國現代漫畫家作品集》均未能出版。沈同衡被安排到《人民日報》社圖片組整理照片資料，自此停止作畫22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沈同衡被下放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南疆庫爾勒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二十九團農場被監督勞動，他帶去的所有作品及參考資料共7大箱均被“造反派”毀滅。在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之余，沈同衡和妻子袁林編寫出84萬字的辭書《成語典故》。1979年，沈同衡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沈同衡從新疆回到北京的《人民日報》社，重新投入漫畫創作中。《成語典故》一書出版後，先後五次再版，發行量100多萬冊，獲全國首屆優秀暢銷書獎。

沈尹默：（1883年－1971年6月1日），原名君默，後改尹默，字中、秋明，號君墨，別號鬼谷子。中國書法家，早期嘗試派詩人。早年留學日本，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校長、輔仁大學教授。“五四運動”期間為《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新詩作品多發表於《新青年》。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沈老與魯迅、錢玄同等人聯名發表宣言，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後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出任河北教育廳廳長，北平大學校長等職。1932年，因不滿政府遏製學生運動、開除學生，毅然辭職，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主任，兼孔德圖書館館長。1937年郭沫若從日本秘密潛回上海,與沈尹默往來甚密，以所著《秋明集》二冊奉贈。1940年居成都，作論書法詩《觀履川家二音子作大字因贈》，《勸履川學書》，《學書一首疊竟字韻》。1943年撰《執筆五字法》,分清了五字執筆法與四字拔鐙法的混淆。1946年抗日勝利，沈尹默東歸，辭去星空委員。住上海虹口區海倫路。10月以後所作詩為《歸來集》。1949年被聘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員。歷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書法與於右任並稱“南沈北於”。1967年文革期間，因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深夜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1971年6月1日，文革中倍受迫害的沈尹默含冤去世。

沈知白：（1904年－1968年9月15日），原名登瀛，又名君聞、敦行。中國音樂學家。1928年9月起，一面工作，一面在工部局設立的師範學院就讀，1931年12月畢業。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中期，刻苦自學音樂，並隨當時在滬的3位外籍音樂家學習鋼琴、音樂理論、戲劇理論及作曲等，其中以A．阿甫夏洛穆夫對他的影響較大。1940—1942年任上海滬江大學中西音樂史教授，並一度兼任上海蘇聯呼聲電臺音樂節目顧問。1944—1945年任中國歌舞劇社預問。1945—1948年任時代日報社藝術副刊編輯。1946年起受聘為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開設中國音樂史和西洋音樂史等課程。4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並支持進步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國成立後，歷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研究室、上海音樂學院編譯室和民族音樂系主任，並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和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副秘書長。50年代中期，主編音樂理論、技術叢書和音樂歷史、傳記叢書，並主持Ⅱ．H．多爾然斯基《簡明音樂辭典》的翻譯、出版工作。60年代初期，在編訂新版《辭海》的工作中擔任音樂學科主編，除親自撰寫、修訂音樂詞目釋文外，還悉心培養新生力量，為提高《辭海》音樂學科釋文質量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理論著述有：《中國音樂史綱要》、《元代雜劇與南宋戲文》、《西洋音樂流傳中國考略》、《中國音樂、詩歌與和聲》等；譯著有《民族音樂論》(R．沃恩•威廉斯著)、《配器法》(W．皮斯頓著)、《意大利歌劇的起源》(羅曼•羅蘭著)、《薩爾瓦多•丹尼爾》 (法爾默著)等。他也從事音樂創作，作品有《管弦樂小組曲》、管弦樂《花之舞曲》、民樂合奏曲《洞仙舞》以及若幹舞劇音樂和鋼琴曲等。文革中不堪淩辱於1968年9月15日自殺。

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中國歷史學家。據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回憶，沈元是其親表弟，出生不到一歲父親便因抗戰之故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只留下沈元由奶奶帶大，等到抗戰勝利後，沈元才知道父親已殉職，只有母親和兄姐三人歸還。1955年，沈元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入學期間，沈元刻苦研讀，幾無片刻休息。沈元亦曾關心時事。1956年，他在圖書館看到刊載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文報紙，遂將其主要內容譯出並與同學議論。由於秘密報告指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錯誤有其製度根源，沈元因此被當作極右學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運動時，沈元被劃為“右派份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期間落下肝病。1961年，沈元“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閉門讀書，不問時事，潛心研究歷史。1962年，沈元的研究論文被推薦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下簡稱“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主任劉導生。劉導生又推介給歷史學家、學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黎澍和其他歷史學家看過這些論文後皆感震驚，同聲贊嘆其為難遇之才。震動史學界的第一篇沈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在數篇沈作中選出在該刊發表，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探求當時社會心態、研究出漢代社會狀況。黎澍並將當時處在街道居委會管下的沈元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領導的思想史組。其後，沈元又在《歷史研究》發表過屬於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和《馬克屎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署名“張玉樓”），受到當時《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賞識，使得兩文均被《人民日報》轉載，前者得摘要一萬字，後者則系全文。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復旦大學教授、經學家周予同更表示：“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然而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出名是白專壓倒紅專，副部長周揚遂指示學部調查，以貶抑“沈元道路”。然而丁守和對《馬克屎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愛不忍棄，便只得建議沈元用筆名發表。即便如此，仍有聯名信寄到毛澤東處，指責黎澍“吹捧右派”，直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而中宣部也指示“註意影響”，不讓沈元再發文章為止。文革期間，沈元被多次批鬥，未婚的夫人（亦是其表妹）也受到牽連，兩人被趕出家門，無處藏身，連在杭州的姐姐也不敢接納。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無路，以黑鞋油塗面扮裝黑人欲進入某非洲國家駐華使館，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槍決。時年32歲。

何滿子：（1919年－2009年），原名孫承勛，著名雜文家。1949年前歷任衡陽《力報》記者、南京《大剛報》記者、天津《益世報》駐南京特派員。1949年後，曾任《上海自由論壇晚報》總編輯、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早期從事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後治中國古代小說，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學科。已出版的專著有《藝術形式論》、《論〈儒林外史〉》、《汲古說林》、《中古文人風采》、《中國酒文化》、《中國愛情小說中的兩性關系》及雜文隨筆集共三十余種。何滿子7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開筆寫故事。在何滿子18歲起，抗戰、解放戰爭、反“右”、文革一個個運動接二連三，這位生於1919年的老先生一個都沒落下。1949年中共黨執政後，何滿子來到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書，卻被牽入胡風案中。1955年5月17日，何滿子剛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銬，囚犯代號“1046”，“可我根本不認識胡風，且胡風問題只是文學學術問題。和我關在一起的人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賈植芳、梅林、耿庸。”後來專案組跑遍全國，找不出一點毛病。當年9月28日，何滿子重歸自由。但在反“右”運動中，何滿子全家被發配到寧夏賀蘭山下，直到1964年才調回上海。文革中，何滿子又被遣送回富陽老家種地，直到1978年才又回滬。

何乃民：（1902年12月12日－1966年8月23 日），汽車研究專家。1915年考入北京第二中學讀書，畢業後考入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後稱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學習成績優異，於1921年免考去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考入法國裏昂中央工業學院機械系學汽車，1925年畢業取得工程師文憑，在此期間還在裏昂大學學習，獲得數學單科文憑。畢業後在裏昂汽車廠、巴黎雪鐵龍汽車廠和修理部、西瑞汽車公司以及肅來（Saurer）汽車廠實習和工作，獲得了許多汽車設計、製造、修理等方面的實際知識，1927年秋回國。回國後，他謝絕了洋行、商界的高薪聘請，從1928年起就選擇了教書育人，發展中國汽車運輸的道路。先在南京中央軍校、輜重兵學校和南京汽車機務人員訓練所教書，並提議“中國必須自己製造汽車”。於1935年2月先後去法國、英國、德國、蘇聯、美國等5國的10余個工廠考察和工作，並參觀了當時在巴黎和德國舉行的國際汽車展覽會，獲得了大批第一手資料。1937年回國後作了極為豐富的考察報告，同年10月寫成了25萬字的《現代汽車工業概況》一書，1940年2月出版。這是當時中國第一本全面介紹國外現代汽車工業和公路交通的書籍，在汽車界影響深遠，對國內進一步推廣汽車技術起到很大作用。他在考察報告中呼籲中國要建立自己的汽車工業，建議采取：“與外人合資→自造零件，加上集中購買零件→自行裝配”的技術路線。早在30年代何乃民對公路運輸的重要性認識就很深刻，1935年在《高等汽車學》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吾人認為開放中國鄉村富源、啟發民眾教育、增進社會經濟均非與築路、行駛汽車不為功。”其後又進一步闡明：“汽車運輸好比血脈流通，是大多數民眾日常所不可缺少，不論飛機鐵道如何發達，汽車與民眾交通的重要性不會減輕。……要使民眾得到汽車運輸的實惠，必須在最短期內先在各省間、各大城市間建成合乎世界標準的國道。……發揮國道效用和利益，必須在國營製度下有計劃的大規模的舉辦汽車運輸，使各地貨物暢通，行旅稱便，經濟文化交流。”1958年起在交通科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和研究室副主任。何乃民1963年當選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汽車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同年當選為交通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第一屆副主任。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他不幸於1966年8月去世，終年64歲。

何家槐：（1911年－1969年）筆名永修、先河等，中國作家。1918年入義烏稠川小學學習，國文甚佳。校長方誌青常在師生面前誇獎他。曾有一老師聽後不服，詰問道：“聞古人能一目十行，家槐比之如何?”方先生捋須笑曰：“一目三行。”1924年，何家槐考入金華省立第七中學。1929年發表作品，1932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此時的小說風格樸素自然。1934年加入中共黨。同年秋，他擔任了“左聯”組織部部長。這時，王淑明擔任宣傳部長。這樣，他和王淑明、徐懋庸三人組成了“左聯”行政領導小組。不久，他又擔任了“左聯”閘北區委書記，領導“左聯”作家編刊物、寫文章，參加工人運動。這一年的9月18日，上海舉行了聲勢浩大的“九一八”紀念遊行，何家槐擔任領隊。1936年春，“左聯”解散後，革命文藝界就著手準備成立新的統一戰線組織，何家槐與茅盾、王任叔、王統照、周立波等34人作為發起人，呼籲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6月7日，中國文藝家協會召開成立大會，何家槐和茅盾、郁達夫、洪深等110人一起簽名參加這一協會，並被選為候補理事。6月15日，他與魯迅、巴金、曹禺、吳組緗等63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1937年8月13日，日軍入侵淞滬。何家槐參加由錢亦石、杜國庠領導的戰地服務團。翌年受中共黨的派遣，奉命到國民黨軍隊中做抗日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起初擔任國民黨第八集團軍司令部戰地服務隊編印股股長，後到由張發奎任司令的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任秘書。期間編輯了《張發奎將軍抗日言論集》一書。1946年春，國民黨憲兵特務欲將他逮捕，由於得到張的掩護，得以“復員”名義攜妻帶子自廣州潛回家鄉義烏，蟄居花廳譯著。下半年在義亭大成中學任教。初冬，何家槐胃潰瘍復發，大量吐血，生命垂危，而又無錢醫治。只好托人在《文匯報》上登出一則啟事，向外界求援。中共黨得知後，讓人寄錢《文匯報》轉交給何家槐。1958年9月赴波蘭科學院、莫斯科大學講學。1964年9月調廣州任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校黨委委員和廣東省文聯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說集《惡行》、《曖昧》、《竹布衫》、《寒夜集》以及散文集《懷舊集》、《稻粱集》、《旅歐隨筆》，雜文集《冒煙集》、《寸心集》，文學評論集《一年集》、《故事新編及其它》、《海澱集》、《魯迅作品講話》，譯著有《小說與人民》、《建設斯大林格勒的人們》、《論俄國作家》等。1966年初夏，被作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而遭批鬥。其後迫害不斷加劇。1969年2月在監禁中患腦溢血逝世，終年59年。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1968年4月14日），筆名何畏。中國作家、哲學家和法學家。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社會學系。1921年，創造社同人，與郁達夫、成仿吾、陶晶孫、郭沫若等創辦內部刊物《green》。1926年9月參加創造社廣州大會，選為創造社出版總部第一屆監察委員。1930年創造社刊物改變方向而隨從參加左聯。1932年，加入中共黨。1938年，進入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授、延安大學法學院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政策研究室負責人。1945年，參加國共談判，任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共國成立後，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法律系主任，並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等，從德文原版翻譯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包括《法律家射穢主義》、《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恩格斯論教育和生產勞動的結合》和《馬克屎、恩格斯論共產主義的全面教育》等著作。1968年4月14日，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殘酷迫害，於批鬥中被毆打致死。

何萬福：（１９０５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北師大外語系副教授。他並非正規大學出身，是從樂文館畢業，過去該館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語。何教授為人忠厚老實，從不惹是生非。據他教過的學生說，他對自己的學生極好，愛護備至，講課生動活潑，寓教於樂。在又一次被批鬥後，何萬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說龍潭湖）投水自盡。屍體被發現後，在衣服口袋中發現紙條，上寫“士可殺不可辱”。時年６１歲。此前，被紅衛兵揪鬥，勒令勞改，有人還記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樣小褂，前後四片用扣袢連著，在樓裏面打掃廁所。遭此虐待的何萬福感覺受到侮辱，當晚未回家，直接沈湖。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紅學”理論家。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畫夢錄》（成名作）、詩集《預言》等。1931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5年畢業，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山東萊陽鄉村師範學校（現魯東大學）任教，創辦刊物《工作》，發表過大量詩歌與政論文章，如：《漢園集》《夜歌》《預言》《夜歌與白天的歌》等，深受讀者喜愛。他早年詩華麗哀婉，引人神傷，充滿個性的光芒。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何其芳回到老家萬州任教。1938年入延安，加入中共黨，任“魯藝”主任，並做過朱德的私人秘書受到極大器重，文風大變，此時代表作：《生活是多麽廣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基本放棄創作（但仍創作了象《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這樣的作品），主要從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研究（紅學）以及教學工作，歷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等職。1957年在對胡風的政治運動中，措辭激烈，與胡風激烈交惡。最後，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為“走資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邵鶴亭：（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６年９月），教育家。1920年畢業於江蘇省立常州中學。曾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哲學，獲博士學位。1932年留學回國，擔任常州中學校長。1935年至1938年擔任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校長，後歷任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院長，中大、復旦大學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專員兼科長，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中國教育全書編纂處主任等職務。中共國成立後，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參事和北師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尤萊士思想與革命理論之研究》《訓導原理》《社會思想與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禮銳、邵鶴亭合著）、《中國古代教育史》（毛禮銳、瞿菊農、邵 鶴亭主編），主要譯著有《為美國反動派服務的杜威教育學》（〔蘇〕謝伏金著，陳友松 、邵鶴亭翻譯）、《教育史》（〔蘇〕沙巴也娃著，邵鶴亭、李子卓等譯）。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鶴亭教授及夫人的遺體躺在北師大教師宿舍工四樓前，二人身上均裹著毯子，是跳樓自殺。此前，邵鶴亭已經遭到多次批鬥，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會後，有人曾經聽到邵鶴亭反復低語：義不容辱。有人說，批鬥者讓邵鶴亭給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剛烈的邵鶴亭不堪其辱，且他已經接到通知到勞改隊去報到，邵鶴亭自殺正是報到日前一天。

邵荃麟：（1906年－1971年）。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荃麟、力夫、契若。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不當闊少爺，寧做革命人。”出自他口。1926年，大學就讀於復旦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和中共黨，並開始從事共青團和中共黨的相關工作。1928年1月，出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擔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同年被捕入獄。1937年出獄。出獄後在浙江、貴州、重慶等地做宣傳工作。1936年前後開始文學寫作和翻譯，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先後在杭州、金華、麗水等地參與領導抗日宣傳和文化工作，並編印刊物。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誌》，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1944年，擔任中共重慶局文委委員。1946年，赴香港出任工委副書記、文委書記。49年，調往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計劃局長。1953年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作協創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宿店》、《喜酒》，劇本《麒麟寨》，翻譯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評論選集》。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他的這一論點被說成是主張用寫“中間人物”來反對寫英雄人物，被誣為“黑八論”之一。他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監獄中。

邵洵美：（1906年－1968年5月5日），原名邵雲龍。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譯家、詩人。同仁中有＂孟嘗君＂之稱謂。1924年春留學劍橋大學經濟系。不到兩年，因經費不足，未拿學位即回國。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3個月。1928年開始創辦書店，出版書刊。先成立金屋書店，主編《獅吼》、《金屋》等雜誌。1930年11月“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成立，當選為理事，並任會計。1933年編輯《十日談》雜誌，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名為《貴族區》。同年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新月》、《論語》、《時代畫報》、《萬象》等刊物，“新詩庫叢書”、“自傳叢書”等，影響很大。1933年蕭伯納受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之邀赴上海，因筆會僅有名義而無經費，時任分會秘書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銀圓，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館招待吃素的蕭伯納。但後來報紙報導赴宴的有蔡元培、宋慶齡、楊杏佛、魯迅、林語堂等，沒提邵洵美。抗戰期間，主編《自由譚》。1938－1939年間出版毛澤東《論持久戰》英文本（項美麗翻譯，序文為邵自譯）。1949年《論語》因諷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其時，胡適曾拜訪過邵洵美，並已為其定了兩張赴臺機票。邵以不忍離開家人與工廠無法處理為由婉謝。葉公超得悉，說服海軍用軍艦帶邵家的人與印刷機器一道遷臺。邵也謝絕了。此前好友羅隆基已約見過邵洵美，並與他作了一席深談。羅向他細述了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釋然。1950年遷居北京，不久，《人民日報》一連7天批判上海時代書局出版物中的錯誤，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經營。邵洵美作品有：天堂與五月（詩集）1927，花一般的罪惡（詩集）1928，一朵朵玫瑰（詩集）1928，火與肉（論文）1928，詩二十五首（詩集）1936，論幽默（文論）編選，1949等。另譯有馬克•吐溫、雪萊、泰戈爾等人的作品。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62年4月釋放。1966年文革中再遭迫害抄家，一件珍貴的北宋官窯燒製的桃形筆洗被抄走。1968年5月5日病逝。

蘇青：（1914年－1982年），女，本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署名馮和儀，後以蘇青為筆名。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外文系，後肄業移居上海。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變故而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於《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因內容不避談性事，一時被目為大膽女作家而毀譽紛紛；該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稱為“猶太女作家”。蘇青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學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同時進入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誌，創辦《小天地》雜誌及四海出版社。抗戰勝利後，作為落水作家被傳訊。蘇青一向直言不諱，用詞犀利，時有驚人之語。胡蘭成曾評價其文章風格：“蘇青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無禁忌的。” 蘇青亦曾在《談女人》中大膽斷言：“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不想永久學娼婦型的！” 蘇青在世時一度與其相同時代的著名女作家張愛玲齊名，時稱“蘇張”。張愛玲曾如此評論蘇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而蘇青亦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然而，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更受到後世重視，蘇青與之相比則較少被提起。1949年後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1954年《寶玉與黛玉》演出連滿300多場，創劇團演出最高記錄。文革中多次受批鬥。1982年病逝。

蘇阿芒：（1936年11月－1990年9月23日），中國詩人，作家，翻譯家。自學21門外語，通曉世界語、英語、日語、俄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波蘭語、瑞典語、捷克語、葡萄牙語、丹麥語、挪威語等21種語言。並用20多種文字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表作品。1936年11月生於安徽石臺，1936年隨父母寓居天津，五歲時學習日語，9歲學習英語，14歲學習俄語，13歲時第一次用中文寫詩。19歲時用外語發表作品。高中畢業後，1954-1966年間在事業單位從事英語教研與翻譯工作。1957年加入國際世界語協會，此後歷任國際世界語協會博物館館長，國際世界語文學《世界文學》特約撰稿人，國際世界語青年聯合會中央委員等職。作品有《來自中國的詩（上下冊）》（意大利語）1979、《夏日的悲歌》（世界語）1982、《遲開的素馨花》（漢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966年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68年4月被捕入獄。1979年1月平反釋放，同年3月，被分配到百花文藝出版社擔任外文編輯一職。但因在文革期間迫害致殘，出獄後身體每況愈下，最終於1990年9月23日病逝於天津。

嚴鳳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國著名黃梅戲演員，乳名鴻六兒，曾用名黛峰，嚴十歲開始學唱黃梅調，為族人所不容。後跟隨嚴雲高學戲，取藝名鳳英。起初扮演彩女、丫環，轉演於宿松、望江、石臺縣。後又從藝於著名花旦丁永泉。1945年春天，嚴鳳英在桐城練潭張家祠堂第一次登臺演出，參演的劇目是《二龍山》。雖然她在劇中扮演的是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貞的丫環，但卻是她黃梅戲舞臺表演的起點。為此，她觸犯了族規，差點被捆起來淹死。1946年，嚴鳳英來到安慶市，先在群樂劇場演出，以《小辭店》、《遊春》兩曲戲轟動安慶。1947年學唱京劇，後來又拜白雲生為師學唱昆曲。1948年，社會動蕩不安，不滿20歲的嚴鳳英流落到上海，後又輾轉到南京。為生計所迫，嚴鳳英易名嚴岱峰，先在舞廳伴舞，後結識京昆世家甘貢三之子甘律之，學唱昆曲《遊園驚夢》等。嚴鳳英對京昆藝術的刻苦追求，為後來她在黃梅戲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礎。1949年，安徽省為了發展黃梅戲，邀請嚴鳳英回到安慶。1951年，嚴鳳英重返安慶舞臺，繼續在“群樂劇場”演出（後改名為“勝利劇場”），黨派幹部和新文藝工作者幫助改戲改人改製，使她“接觸新文藝思想”，除演出傳統劇目外，還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傳婚姻法等。在1952年上海舉行的第一次華東戲曲會演，嚴鳳英以黃梅戲傳統小戲《打豬草》和折子戲《路遇》（《天仙配》）聞名滬上，獲得廣泛贊譽，時年22歲。1952年夏，她參加了安徽省暑期藝人訓練班，認真學習了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變化之更大，“舊社會把我當成草，新社會把我當作寶”。以前苦難的經歷使她對中共黨、對＂新中國＂充滿了感情。為了宣傳新婚姻法，安徽省排演了黃梅戲電影《天仙配》（1954年），嚴在劇中飾演七仙女。先後有一億多人觀看了這個影片，創造了當時戲曲影片上座的最高紀錄，嚴也因此揚名全國。後又排演了黃梅戲電影《女駙馬》（1958年）、《牛郎織女》（1963年）等，均獲得很高贊譽。文革初期，嚴鳳英在＂新中國＂被以“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的罪名慘遭迫害，憤而吞安眠藥自殺，時年38歲。死後還被軍代表以尋找“特務發報機”為由，割開喉管，挖出內臟，慘不忍睹。

嚴獨鶴：（1889年－1968年），名楨，字子材，別號知我、檳芳館主，筆名獨鶴、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報人。嚴獨鶴14歲中秀才。次年，進上海江南製造局所屬兵工學校，接受現代教育。後升入廣方言館習法文、英文及數理化各科。19歲喪父，離校就業，贍養全家。初任上海南區小學教師，後赴江西上饒廣信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回滬任兵工學校文牘員。1913年，進中華書局任英文部編輯，並從事文藝創作。時沈知方創辦世界書局，延聘嚴獨鶴和平海瀾等編輯英語書刊。自1914年起，嚴獨鶴在上海主持《新聞報》副刊筆政長達30余年，編有《快活林》、《新園林》等，以“獨鶴”之名，立足於《新聞報》的讀者定位，同時結合副刊特點，每天親撰一篇“談話”，積萬余篇，多為針砭時弊之文，得到讀者的贊賞。1931年，任該報副總編輯兼文藝副刊主編，後又兼任《新聞夜報》總編輯。《新聞報》副刊原名《莊諧錄》，嚴獨鶴接編後更名《快活林》。他在新聞報最快意之事，是從1929年起在所編《快活林》上連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既有趣味性，又有時代感，圖文並茂，雅俗共賞，擁有眾多讀者。小說一出，使張恨水名滿天下，成為南北婦孺皆知的作家，這在現代文學史上是一異數。此外，嚴獨鶴不僅首開副刊辦言論之風，而且還以今天的品牌理念來經營這個欄目，這種意識體現在“談話”的延續性與持久性中。“談話”欄自1914年《快活林》創刊始，每日一篇，其間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斷過幾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堅持。解放後，嚴獨鶴參與籌建上海新聞圖書館並主持工作。歷任上海市報界聯合圖書館副館長、上海圖書館副館長、《解放日報》編輯顧問。出席第二屆全國文代會。1968年文革中遭殘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錢德富，筆名阿英、錢杏邨。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作家。阿英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開始發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黨。1927年從蕪湖逃亡到武漢，同年到上海。他與蔣光慈、孟超等人發起組織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文學。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聯”和“文總”常委。1933年為地下黨電影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先後與夏衍、鄭伯奇、鄭正秋等合作創作了一批電影劇本。1941年冬阿英到蘇北，在新四軍從事文藝、新聞和統戰工作。1944年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後，毛澤東要去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也以此為主題進行創作，阿英寫了話劇《李闖王》。中共國成立後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天津文聯主席，兼任《民間文學》主編，主要從事文學史和文學評論的撰寫。阿英曾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癥去世，終年77歲。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

阿壟：（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陳守梅。中國文藝理論家、作家、詩人。又名陳亦門。"七月詩派"骨幹成員之一。著有長篇小說《南京》（《南京血祭》），詩集《無弦琴》，文藝論集《人和詩》《詩與現實》《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時間自學，20歲時就在杭州的報刊發表舊體詩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後在國民黨第88師任見習軍官及少尉排長。沒過多久，他就參加了淞滬會戰。他身先士卒，帶領士兵們來到閘北最前線。在一次敵機轟炸中，阿壟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隊伍治療。1938年7月，胡風在武漢第一次見到阿壟。他們成了誌同道合的朋友。阿壟向胡風透露了對國民黨政治體製和人事作風的不滿，對中共黨則充滿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壟動身去延安。為掩人耳目，他只身從衡陽步行到西安，與18集團軍取得聯系後，再進入他“夢想的王國”（阿壟語）。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慶的六年間，阿壟以來自延安的隱蔽身份，一直在國民黨的軍事部門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處所稱之為“虎穴”。經黃埔同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後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為中共黨提供了大量情報。1950年3月，阿壟受魯藜和蘆甸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不久，阿壟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話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阿壟沒想到這兩篇文章會為他惹下大禍。1955年5月，阿壟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和“反動軍官”的罪名被捕入獄，秘密關押。1966年2月，被監禁了10年之後，阿壟開始正式在法庭受審，最後判決阿壟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壟死在獄中，身邊沒有親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體學家、金屬物理學家。作為我國資深的老一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結晶學研究的基礎而載入科學史冊，並贏得了“國際第一流結晶學家”的美譽。40年代研製出中國第一臺抽氣式X光機，1950年研製出中國第一支醫用封閉式X光管。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37年獲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當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工作結束，並準備轉去麻省理工學院時，突然從國內傳來了中共軍隊渡過大江的喜訊。驚喜、振奮之下，他把去波士頓的事完全拋在了腦後，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飛機。他從香港秘密回到廣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國的家眷，登上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第一艘開往中共國的輪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中共國的開國大典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開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上，余瑞璜提出了發展半導體、電子學及鈦與其他輕金屬的合金等3個科學項目的建議，受到了國家的重視。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余瑞璜憑著愛國知識分子的至誠和天真，發表的“四類幹部論”被認為是攻擊、誣蔑黨的領導幹部，與“余、丁、徐反黨集團”的其他成員丁則良、徐利治於1958年4月均被定為“右派”。他從一級教授降為四級，撤消了校內外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北京大學掀起狂瀾，吉林大學的“反動學術權威”余瑞璜當然不能幸免，他先於1969年秋，下放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勞動改造，後來又下放到伊通縣板石廟公社落戶。從此消聲匿跡。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國戲劇教育家、理論家。被譽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之一。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留美學習戲劇學，1935年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長，＂解放＂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市公安局長。1955年因潘漢年、楊帆事件牽連，余上沅被關押一年。楊帆（石蘊華）曾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師，曾是余上沅的學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沖擊，是日因癌癥得不到治療，體力枯竭而死，終年74歲。

孟君謀：(1903年 －1969年12月12日)，中國電影事業家。曾在上海洋行當學徒,業余時間到青年會夜中學讀書，並加入青年會,結識應雲衛，一起參加少年宣講團和文明戲的演出活動。1923年參加戲劇協社，從事劇務工作。1924年 8月，考進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國語師範學校。1925年10月，經洪深介紹進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轉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轉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於蔡楚生導演的影片《都會的早晨》缺一位劇務，孟君謀應邀進入聯華影業公司擔任蔡楚生的助手；後又負責《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劇務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和夏雲瑚等組織影人劇團，到後方宣傳抗日。1941年，負責中華劇藝社後勤工作。1942年進中央電影攝影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返回上海，參加昆侖影業公司，任副廠長兼廠務主任，參與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裏路雲和月》、《萬家燈火》、《希望在人間》和《烏鴉與麻雀》等影片。中共國成立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製片處副處長；1953年為拍攝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積極籌備器材，保證影片的攝製完成。1954年 6月，調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任副廠長，對發展射穢主義科學教育電影事業作出有益貢獻。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起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這猶如晴天霹靂，從天而降！影片編導孫瑜和主演趙丹以及製片主任孟君謀等都嚇傻了眼，心想闖了禍！孟君謀回憶當年在重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孫瑜推薦“武訓辦學”的崇高精神，並希望將武訓的一生拍成電影。如今被說成是“反動的”，孟君謀一時搞不懂，但有一點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會＂，必須“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與大家一起參加文藝整風“學習班”，寫交代檢查，牢記“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電影”的教導。然而好景不長，時光不緊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夢般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孟君謀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廠，美其名曰“參加運動，接受批評”，把他定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開始還允許下班回家，隨著運動不斷升級，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謀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關在廠內，強迫寫檢查交代。斥責孟君謀“交代不老實”“檢查不徹底”，長期獨自一人被關押在廠內設立的牢房裏，有病不讓治，有話無處說，以致把孟君謀折磨得全身癱瘓了，也不通知家屬，喪盡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骯臟不堪、極度寒冷的孤牢裏喘息掙紮，直到他一個親人也沒見到，一句話也沒留下，活活被病死、餓死、凍死在文革所設的人間地獄裏，此時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權，中國新聞記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範長江，兩人相約一起當旅行記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訊，與範長江共同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此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斯諾來到中國西北訪問。許多親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傳中國工農紅軍，宣傳延安，促使中國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黨政權。1937年七七事變後，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參加了南口、平型關、潼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以及江西東戰場的采訪，發表《南口迂回線上》、《烽火潼關》、《大戰平型關》、《晉東鏖戰記》等戰地通訊。他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但實質上只是偏重替共黨宣傳鼓動。從他在家書中自稱 “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知其親共立場。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訪問了毛澤東，將與毛澤東的談話發為專電，向國內外宣傳鼓吹“中共黨抗戰到底的決心”。離開延安之時，毛主席贈送孟秋江馬列主義書籍。1937年11月11日，國軍在日軍壓境下不得不棄守太原，孟秋江隨中共方面的周恩來、彭雪楓，以及國軍衛立煌、孫連仲、傅作義等人同坐一輛軍車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寫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隨著國共關系趨於緊張，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孟秋江領導青年記者們貫徹中共的方針政策，宣傳所謂“抗日、團結、民主”，專門組織力量宣傳中共領導的軍隊擊退日軍、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率軍收復南寧、愛國人士陳嘉庚抗日救國事跡。抗戰勝利前夕，孟秋江按照黨的指示南下上海開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匯報》采訪部主任，安排以“青記”、“國新社”成員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進入《文匯報》工作。孟秋江還擔任《文萃》總經理，《文萃》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形成了很強的作者隊伍。經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吳晗、田漢、許廣平、姚溱、胡繩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來指示孟秋江、楊剛隨中共軍部隊進入天津，接管《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孟秋江擔任《進步日報》經理。1962年，孟秋江擔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同時接手原由廖承誌領導的香港《循環日報》。任內，孟秋江開展了促進祖國統一的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於非命（千家駒稱其是自殺身亡）。身後沒有留下錢財，也沒有子女。

鄒嶽生：（1896年－1966年），公路、鐵路工程師。1924年天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擔任主任工程師。早年，他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擔任公路局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及總段長之職，由於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線的實幹精神，在同行中獲得“公路巨子”的美譽。1935年3月任行營公路處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師兼總段長，1936年9月調任軍事委員會湘桂黔公路、鐵路工程師、副主任兼測量總隊長等職。1938年10月—1945年先後任滇緬鐵路多處工程處處長和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副總工程師（以上均摘自他的自傳和有關檔案材料）。抗戰期間，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鐵路、機場，包括著名的貴州“二十四道拐”等戰略工程。抗戰勝利後，鄒嶽生擔任浙贛鐵路南春段工程處處長兼辦事處主任三年多。1949年鄒嶽生拒絕一些上司、好友前往臺灣的勸告，堅守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鐵路完好地交付給了中共黨。此後，他調任上海鐵路局正工程師,還擔任湘黔鐵路測量總隊長和集白線第二測量總隊長之職。三反五反運動時被誣陷貪汙，被判處五年徒刑。後被遣返回原籍。文革開始後又遭受迫害，憤而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終年70歲。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國當代歷史學家。師從陳寅恪，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篯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同時他努力向師母唐筼了解老師的狀況。唐筼對他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現在政府等情事”。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篯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復：‘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陳寅恪的答復，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而此時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勸說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後，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反右鬥爭開始，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批判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隨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後體重一下子減去20多斤，差點在悠忽中登了鬼錄——這是一個信號，此次的劫數，為他在七年之後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筆。文革風潮剛剛興起，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就盯上了汪篯這位早已失勢的陳寅恪的得意門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革命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篯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教義和內心的道德律不斷在敲擊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當天夜裏，汪氏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於不能自製中，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篯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墻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50歲。汪氏成為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

沃渣：(1905年－1973年)，原名程振興，擅長版畫。幼年喜愛繪畫，中學畢業後，沃渣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繪畫系，一年後又轉入上海新華美專西畫系。1926 年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1928年，沃渣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被叛徒出賣，在杭州被捕，監押4年後，經組織營救出獄。1932年，沃渣再到上海新華美專復學，在校參加研究木刻藝術的“野風會”。1933年春，沃渣和陳煙橋等發起組織“野穗木刻會”和“濤空畫會”，編輯出版《木版畫》。1935 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同年沃渣以《旱年》、《水災》、《暴動前夕》等版畫，求教於魯迅先生。從此開始魯迅先生交往，並得到教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參議員、華北聯合大學美術系主任。在延安創作大型木刻《向七大獻禮》(這幅作品現收藏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同年加入中共黨。曾與江豐、野夫、溫濤刻印、編輯《鐵馬版畫》，同時為史沫特萊主辦的《中國呼聲》刻插圖。1938 年任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主任。1945 年隨軍到達晉察冀邊區張家口，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美協主席。1946年任東北畫報社創作部部長。1956年後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主任、榮寶齋經理等。作品有木刻《旱年》、《水災》及《五谷豐登》、《把牲口奪回來》等。在文革中，幾經折磨，身患重病，含冤去世。

岑家梧：(1912年－1966年)，中國當代民族學者和民俗學者。由於父母早喪，家境貧寒。天資聰穎的岑家梧從小刻苦自礪，每天雞一報曉就爬起床讀書，並持之以恒，在鄉裏小有名氣。1926年，他14歲時不得不輟學而隨鄉人到廣州找工作，後因獲得一位族伯的幫助，才得以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入讀初中。初中畢業時，他得到著名金石學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進了輔仁中學高中。半年後因交不起學費而停學，開始了在北平圖書館的自學生涯。館內豐富的藏書，為他打開了一扇扇知識之窗，他的視野隨著知識的增進而更為開闊了。他發奮讀書，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同時開始給報刊寫點小文章，賺點稿費維持生活。1931年如願以償地考入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1934年初夏，剛讀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經商的族伯岑廷樹資助東渡扶桑，進入東京立教大學攻讀史前考古學，又在帝國大學師從松樹僚博研究體質人類學。在日三年，先後寫成《史前藝術史》、《史前史概論》和《圖騰藝術史》三部著作，此三本書先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岑家梧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底隨著中山大學遷校雲南，他便開始了對雲南東南部苗族地區的田野調查，1940年調查結束。1945年抗戰勝利，岑家梧於次年春天回到廣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國。1956年，全國人大民委組織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時，岑家梧到北京參加了籌備工作，負責審編《社會性質調查參考提綱》，給全體調查人員作了《關於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的一些問題》的報告，並擔任了廣東組的組長。這一次田野調查從1956年10月開始，到1957年7月第一階段結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縣毛道鄉黎族“合畝”製地區作重點調查，在此基礎上寫出了《海南島黎族“合畝”製的調查研究》、《海南島黎族的紡織工業及歷史上的“吉貝”題》等多篇重要論文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月刊》上。著有《史前藝術史》、《史前史概論》、《圖騰藝術史》、《西南文化論叢》、《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過去》、《劬燕集》、《中國藝術論集》、《中國原始社會史稿》等學術著作。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時年54歲。

汪子美：(1913年－2002年7月22日)，漫畫家。幼隨父學畫，1931年在天津美術館進修，1933年在上海從事漫畫創作，其間，汪子美創作的彩色肖像漫畫《漫畫界重陽登高圖》，以細膩的手法，將發起這次展覽的部分籌備委員、19位骨幹分子刻畫得惟妙惟肖，非常傳神。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出於一股熾熱的愛國熱情，創作了大量漫畫，刊登在《救亡漫畫》、《抗戰漫畫》等刊物上，他由上海到南京，由南京到武漢，由武漢到長沙，由長沙到桂林，又由桂林到重慶。在中華民族水深火熱的歲月裏，他與人民同疾苦、共患難，大聲疾呼民族抗戰。1945年春，他與高龍生聯合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近100幅《幻想曲》漫畫展，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給予無情揭露和鞭撻。1946年為《大公報》、《新民報》編漫畫刊和萬象十日畫刊。1949年後在重慶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任教於四川美術學院。1949年後，汪子美先後在西南文聯和重慶市文聯工作，曾任重慶市美術家協會第一屆副主席。他一方面忙於美協的行政工作，團結和幫助當地的美術工作者理解黨的政策，接受黨的領導；一方面努力配合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為報紙雜誌畫了大量的漫畫和宣傳畫，並為一些圖書和刊物畫封面和插圖。1957年3月，他和柳青、宋克君、譚遙、高龍生、岑學恭、邱成久七人成立了“辛社”同人團體，沒來得及發展，就被打成了右派集團。1958年4月，汪子美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1978年對“辛社”七人給予“撤銷原處分決定，恢復名譽”。他從1980年7月開始任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這時他已年近古稀，高度近視加白內障，再也不能畫畫了。

遠千裏：（1915年－1968年6月22日），原名遠保坤，又名遠秀峰。我國現代詩人，作家。1930年，遠千裏考入河北保定第二師範學校。他酷愛文學，尤其熱愛詩歌，同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九•一八”事變後，參加了保定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保定第二師範學校被解散，遠千裏到北平中華中學繼續讀書。後來專門從事革命活動和詩歌創作而棄學。在這期間，他閱讀了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詩人的作品，進步很快。1935年考入北平河北省電政管理局當電線技工，又曾到重慶，成都等地工作。1938年四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衛軍《自衛》報社擔任記者，不久，到冀中軍區新世紀劇社擔任創作組組長，做過《歌與劇》、《新世紀詩刊》、《詩與畫》等刊物的編輯與出版工作。以後，又調任冀中七分區《戰地報》負責兼前進劇社導演。於1943年1月加人中共黨。後任冀中九分區政治部隨軍記者，冀中軍區特派記者。＂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過《河北日報》副刊組長，河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秘書長、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長，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從1956年起，他擔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1966年文革開始被誣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黑線人物”，受盡迫害。1968年6月22日在關押中用刀片割頸動脈而死。時年53歲。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著名理論物理學家。1924年，中學畢業後，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5年，束星北轉學到山東齊魯大學物理系。1926年，經同學引薦，束星北考進了美國堪薩斯州貝克大學物理系。後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學習。這期間，他常常出入於各種華人社團組織，先後加入過美國共黨、中共黨（其實只是當地一個華人政治組織）和一個自稱是三Q黨的組織。1927年7月，束星北離開美國，經日本、朝鮮、滿洲裏，莫斯科、華沙到柏林、漢諾威、漢堡等地，最後來到英國。1928年10月，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30年2月，束星北來到劍橋大學，同年8月，他被愛丁頓博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系助教，1931年8月，束星北獲科學碩士學位。1931年9月，束星北在母親催促下回國與葛楚華結婚。後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應浙江大學物理系主任張紹忠的的邀請，束星北到浙江大學擔任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擅自挪用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撥給物理系購置儀器設備的專款，物理系教授張紹忠、何增祿、朱福炘、束星北等人憤然離校。1935年8月，他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數學系主任，並在上海交通大學兼職。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後，將因抗議前任校長郭任遠而辭職的教授請回學校，同年8月，束星北回到浙江大學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他晉升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於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二廳技術室，與謝立惠、陳維昆、束慰曾一起參與雷達的研製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離開重慶軍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學，並隨學校回遷杭州。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束星北被打成為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束星北被劃為極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束星北被編入勞改隊到青島月子口水庫水利工地強行勞改。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島醫學院任教員，管製勞動。1965年，他完成了《狹義相對論》手稿，該專著最終在1995年付梓。文革開始後，被安排打掃衛生等體力勞動。1978年5月，束星北被青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為研究員，開展海洋物理研究。

麗 尼：（1909年－1968年8月3日），原名郭安仁。文學翻譯家。麗尼小時有過一個青梅竹馬的女友，不幸的是這個外國小女孩早早夭折了，他為她寫下了《月季花之獻》《失去》《拉麗山達》等散文詩篇。如同冰心所說，這些作品“是夢中的真，是真中的夢，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一個年少，一個黃金時代之夢，一經過去，就再也沒有回返的時候了。”為了紀念她，他用她名字的譯音“麗尼”作為自己的筆名。中學畢業後，麗尼先是到了上海，一度在上海勞動大學當旁聽生。因為他的英語基礎好，不久就輾轉到泉州黎明中學當了一名英語教師。在泉州，這位詩人愛上了一位華僑的女兒。不久，他們的戀情被女孩子家裏知道，遭到了幹涉。女孩子將被迫和自己並不喜歡的一位有錢士紳結婚，這個男子就是這所學校的校董。麗尼不得不離校出走，可是，女孩子竟然在結婚前夕跑到鼓浪嶼找到他。然而，一文不名的散文詩人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帶著她去往天涯海角，他辭謝了她的愛……巴金的小說《春天裏的秋天》就是以麗尼的這段經歷為原型寫成的。離開泉州之後，麗尼回到故鄉在武漢美專教書，不料相似的一幕又在這位散文詩人身上重演。在武漢美專，他與一個已有未婚夫的女學生相愛。女學生姓許，未婚夫在國外留學。他們的戀愛同樣遭到女方父親反對，但是這個女孩沒有屈服，逃出家門，拿到一張開往南京的船票。在南京的朋友們幫助了這兩個年輕人，他們結了婚……這個女孩就是麗尼的夫人許嚴。麗尼和許嚴一起度過了此後許多顛沛流離的日子。麗尼除了教書、譯書，還寫下不少清麗的散文名作。寫於抗戰時期的《江南的記憶》，巴金曾一再稱道。1930年，麗尼到上海後就參加了“左聯”，和巴金、吳朗西等一起創辦了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早期的《黃昏之獻》（1935年）、《鷹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三集散文也都是經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抗戰爆發後，麗尼回到武漢，在戰時的一個軍事譯著機構擔任翻譯，幾乎中斷了文學創作生涯。1952年10月1日，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組建，社長胡青坡，副社長兼總編輯由郭安仁即麗尼擔任。1954年，中南行政大區撤消後，中南人民出版社、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中南工人出版社、武漢通俗出版社等統一調整合並，組建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晚年的麗尼一個人在南方的暨南大學任教，夫人許嚴和女兒留在北京工作。文革期間，他遭受到迫害，天天要去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老伴獲準可以來廣州照料他的生活，他請了假去車站接人。可是，到了車站，他遠遠地看見老伴正被兩個人押著。如果不仔細辨認，麗尼幾乎認不出她就是許嚴。當許嚴看見麗尼認出她，正要向她走過來時，竟然大叫了一聲：“還不快走！”這是這對已經多年未見面的老夫妻在車站上說過的唯一一句話。為了保全麗尼，這位女性寧肯承擔所有折磨，就這樣和自己最親愛的人永別了！1968年夏天，麗尼在酷暑中勞作過度暈倒在地，第二天就告別了人世。他的遺物裏有一套俄文版《屠格涅夫全集》。終年59歲。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曾任復旦大學數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溫州大學名譽校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主要從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幾何、數學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一般空間微分幾何學、齊性黎曼空間、無限維變換擬群、雙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規範場理論、調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論等方面取得了系統、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首次提出了高維、高階混合型方程的系統理論，在超音速繞流的數學問題、規範場的數學結構、波映照和高維時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1940年3月，經馮增榮介紹，14歲的谷超豪加入中共黨，10月轉為正式黨員。1941年4月，日軍占領溫州，谷超豪隨溫州中學逃到青田白巖，並參加溫州中學劇團赴麗水演出抗日話劇，他在其中任後勤工作。1942年7月11日，日軍再次占領溫州，谷超豪避難茶山。1942年秋，日軍撤離後，溫州中學遷返溫州市區，谷超豪任中共溫州中學支部組織委員。1943年1月，溫州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中共溫州中學支部書記何生被捕，谷超豪的組織關系就此中斷。同年考進國立浙江大學工學院。1944年暑假回溫州，9月溫州被日軍第三次占領，谷超豪逃到茶山，後困在溫州城裏。1945年任家庭教師，10月，返回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復學。1945年12月，浙江大學龍泉分校遷返杭州，遷校期間谷超豪返回溫州。1946年初，到杭州繼續在浙江大學學習。1946年4月，與浙江大學同學吳士濂、薛天士發起成立“求是學社”，任社長。同年，谷超豪任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數學系代表，籌編《求是周報》（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機關報）。1947年參加蘇步青、陳建功各自主持的微分幾何、函數論的討論班。1948年4月，谷超豪在浙江大學重新加入中共黨，10月轉為正式黨員。1950年1月，谷超豪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文化局科普科科長。8月，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成為全國科普協會發起者之一。1952年參加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升為講師。1952年6月，在上海參加了留蘇預備生考試，後因為政審沒有過關，未能獲準出國。1962年10月，任復旦大學數學研究所副所長。1965年，谷超豪赴上海縣梅隴公社朱行大隊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革爆發後，回復旦大學接受批判。1967年到1969年，遭受批判並在復旦大學勞動，曾至橫沙島、寶山縣羅店公社徐家宅大隊勞動。1970年至1971年，繼續受批判，並被分配至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參與整理數學、物理資料，直至文革結束。

應雲衛：（1904年9月17日－1967年1月16日），導演、編劇、演員。1921年，與谷劍塵等人發起組織上海戲劇協社，從事“愛美劇”運動 。1930年8月，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 。1932年，進入藝華影業公司 。1933年，為紀念“九•一八事變”兩周年，執導了話劇《怒吼吧！中國》。1934年，加入電通影業公司；同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桃李劫》。1935年，執導由胡萍、尚冠武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時勢英雄》。1936年，擔任上海明星公司二場導演兼場務主任，並執導了革命電影《生死同心》。1937年8月，擔任上海業余實驗劇團三隊和四隊的總隊長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應雲衛擔任了第三廳戲劇科的主任，並擔任了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委員，同年，執導話劇《原野》；隨後，執導由袁牧之、陳波兒搭檔主演的戰爭電影《八百壯士》。1940年，執導由周伯勛、吳茵合作主演的抗日電影《塞上風雲》。1941年，“皖南事變”後，應雲衛與陳白塵、孟君謀等在重慶組織進步職業劇團中華劇藝社，擔任理事長，並執導了抗戰電影《大地回春》；4月，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進步劇團“中華劇藝社”草創成立，應雲衛應邀擔任理事長。1942年，組織重慶戲劇界演出郭沫若的話劇《屈原》。1943年2月24日，中華劇藝社在國泰大戲院首場演出話劇《復活》。1946年，擔任國泰影業公司的場務主任；3月，在重慶和現代戲劇協會合作首演陳白塵的話劇《升官圖》。1947年，與吳天聯合執導由蘇繪、馮喆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憶江南》，同年執導由秦怡、姜明、周峰聯袂主演的劇情電影《無名氏》。1948年，執導由袁雪芬、黃宗英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雞鳴早看天》，同年，與吳天聯合執導劇情電影《一帆風順》。1949年，執導劇情電影《喜迎春》，影片圍繞著一個普通家庭的痛苦與歡樂，提出了對於社會惡勢力必須進行抗爭的主題 。1950年，與楊小仲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婦女春秋》，該片由沈亞倫、周伯勛共同主演 。1951年，執導由朱莎、袁靈雲、顧德剛聯合主演的劇情電影《再生鳳凰》。1954年，執導由魏鶴齡、藍谷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不能走那條路》。1956年，執導戲曲電影《宋士傑》，該片講述了宋士傑打抱不平為民告狀申冤，行俠仗義的故事 。1960年，執導由王文娟、徐玉蘭合作主演的越劇電影《追魚》 ；同年，執導由王愛勤、曹蓉芳合作主演的戲曲電影《鬥詩亭》。1961年，執導戲曲電影《周信芳的舞臺藝術》。1963年，執導由蓋叫天、張佑福共同主演的戲曲電影《武松》。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1月16日，患有心臟病的應雲衛遭到批鬥，死於沿途的遊鬥途中 。

巫寧坤：（1920年9月－），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1946年9月，成為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曼徹斯特學院唯一的外國學生。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文學批評。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邀請，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從事英語教學。臨行前，室友李政道為其整理行李。他邀李政道共同回國服務，李說他不願回去被洗腦。回國後先後在北京燕京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國際關系學院等校任英美文學教授。巫寧坤曾經在《英語世界》發表一些英文散文，詩歌和翻譯，包括他英譯的方勵之的《重訪卡普裏》。巫寧坤中英文俱佳。黃燦然(詩人、 翻譯家)認為他翻譯為中文的有些詩歌譯文質量優於余光中的翻譯。著有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後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淚》。作為翻譯家，他的著名譯作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和《白求恩傳》。1954年起，開始受到批評批判，後一度恢復工作。燕京大學被拆分後，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在南開任教期間與李怡楷結婚。1957年“雙百運動”時因批評時政，在反右運動時被打倒。文革開始後繼續受到各種批鬥、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寧坤又被取消了職工待遇，被下放到生產隊勞動。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稱國際關系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初，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以貴賓待遇歡迎回國，提出見巫寧坤時，上方叫巫別說對黨國不利的話。他見到李政道後，心理不禁嘆息：若李聽他的話一同回國，這世界就少一個獲諾獎的科學家，可能再多一個右派了。不久，偕夫人和兒女離開中國，重返美國定居。

來新夏：（1923年7月21日－2014年3月31日），號弢盦，書齋名“邃谷”，當代中國知名文史學者。在北洋軍閥史、方誌學、圖書文獻學領域有著傑出貢獻。1929年，七歲的來新夏因父親供職天津北寧鐵路局而隨母北上，9月初入扶輪小學就讀。1931年9月間，因父親工作變動，來新夏隨母親暫返蕭山，寄居西興鎮外祖家，在鐵陵關小學讀三年級。1932年9月，父親仍在天津供職，隨母親返回天津，在究真中學附屬小學。1933年，6月中父親就職昆山，7月初來新夏隨母遷往昆山，8月底父親轉去南京鐵道部任職，全家遷往南京，來新夏轉入南京新菜市小學就讀。1934年起，祖父從《古文觀止》中選出部分篇章編為《古文選鈔》，來新夏開始學習《古文選鈔》。1935年6月於南京新菜市小學畢業後，9月考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1936年4月，父親回天津北寧鐵路局供職，母親與二弟來新陽隨行，來新夏因期中轉學不便而寄宿中學宿舍，由於無人管束，來新夏經常曠課，讀了大量中外小說，以致學期結束兩門課程不及格，來新夏只身北上，因學業不佳受父母冷遇逾月。1936年9月，入究真中學讀書，重讀初中一年級，來新夏自此發奮學習，從此至大學畢業，成績未出前三。1937年7月底，因日軍侵華，全家逃難，8月間全家居於法租界，9月，考入旅津廣東中學讀書。1939年，來新夏修完了《古文選鈔》，開始學習《古文觀止》，9月升入高中，後在國文老師謝國捷（謝國楨六弟）指導下完成了其第一篇史學論文《漢唐改元釋例》的初稿。1940年10月，全家遷入樓房，來新夏命名為“邃谷樓”，並撰《邃谷樓記》交予祖父修訂，自此後來新夏雖然居所不定，但書齋始終名為“邃谷”。1942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期間得到了陳垣、張星烺、啟功、余嘉錫、朱師轍、柴德賡、趙光賢等人的指點，每年均以全班第一名成績得“勤”字獎章與獎學金，跨系選修了余嘉錫的《目錄學》課程，並與國文老師啟功結下了親密師生關系。1946年2月，來新夏因已有家室，且畢業論文基本完成，意圖小補生計，經好友陳鍬介紹，在世界科學社的《文藝與生活》雜誌任助理編輯至6月，參與第1期到第3期編稿工作，5月從輔仁大學畢業，畢業論文《漢唐改元釋例》由時任校長的陳垣親自指導。畢業後，短暫失業，1947年2月，經親友介紹在在華北興業公司擔任文秘工作，收入僅供一人生活，半年後公司倒閉，下半年仍賦閑在家。1948年，來新夏應聘至天津新學中學任教師。1949年3月，來新夏與同事張公骕（張之萬嫡孫）被華北民主青年聯合會推薦，接受南下工作培訓，進入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來新夏受到革命熱情鼓舞，一度改名“禹一寧”，以列寧自居。同年9月，培訓期滿後，來新夏被副校長範文瀾挑選入其主持的歷史研究室，並成為其研究生，主攻中國近代史。1949年建國後，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來新夏任研究實習員，開始整理北洋軍閥檔案並對北洋軍閥史產生興趣。1951年春，由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廷繆與範文瀾商定，來新夏進入南開大學任教，並替代了一度赴朝鮮慰問的吳廷繆的中國近代史教學任務，逐漸由助教升為歷史學教授。來南開後，來新夏繼續在北洋軍閥史上的研究，並於1952年在《歷史教學》雜誌上接連發表了講課記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領域。不久，來新夏受命籌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在天津地區搜集了許多資料，但後因人事變動而中斷。經榮孟源推薦，來新夏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開始撰寫北洋軍閥史專著。1957年，來新夏完成、出版了《北洋軍閥史略》，並引起了海外學者註意，明治大學巖崎富久男教授將其翻譯為日語引入日本。1958年6月，中華書局將《林則徐全集》全部書稿交予來新夏審閱以便出版，來新夏見資料豐富開始著手編寫《林則徐年譜》。1960年9月，來新夏因曾在《文藝與生活》雜誌工作在審幹運動中被“內控”長達十八年，期間被剝奪教學和研究工作的權利，不能參與社會活動也無法撰寫署名文章。之後，來新夏開始修訂《林則徐年譜》，1961年將初稿30萬字修訂完成，1962年完成了50萬字的《清人年譜知見錄》和《結網錄》等草稿本，1964年在《清人年譜知見錄》基礎上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定稿。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8月7日蔓延至南開大學，來新夏和鄭天挺等十七人被當作南開大學首批牛鬼蛇神被剝奪人身權利，開始勞動改造，8月中下旬紅衛兵以掃四舊名義毀壞了其藏書及《林則徐年譜》《清人年譜知見錄》《結網錄》《清人筆記隨錄》等手稿。1970年農歷生日當天，來新夏被勒令攜妻李貞到天津南郊區太平村公社翟莊子大隊插隊落戶，只有鞏紹英親自來送，並勉勵其重寫《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下放後，來新夏每晚整理殘稿《林則徐年譜》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1973年2月，因《林則徐年譜》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殘稿基本整理完成，開始編寫《古典目錄學淺說》，次年3月基本編寫完成。1974年9月，來新夏返回天津，被安置學校農場由牲口棚改造的簡易平房內，年余方才遷入校內。1976年，調回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1978年10月，南開大學歷史系黨總支宣布為來新夏和鄭天挺等受迫害的十七人平反。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女，原名義來，學名仲明，乳名“二妞”。著名京劇、昆曲女演員。1939年演《扈家莊》而走紅。1940年，與家人合演影片《三娘教子》，其他參演影片包括《逃婚》、《紅樓二尤》等影片。1943年在上海拜梅蘭芳為師。1953年，參加上海代表團赴朝鮮的慰問演出。回國後言慧珠將朝鮮名劇《春香傳》改編，演出獲好評。言慧珠還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進行改編，並在中國大戲院成功演出。後言慧珠成立了“言劇團”，並購置了華園。而在當時的劇團國營風潮中，言慧珠公開表示不感興趣。1954年，言慧珠試圖參加體製改革後的北京京劇團，未果後，被分派到北京京劇四團，受排擠，《春香傳》被停演。其參加演出的梅蘭芳藝術影片拍攝被刪除。1955年3月初，言慧珠服安眠藥自殺，被救活。1956年5月，加入上海京劇院，與李玉茹、童芷苓均為二級演員。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言慧珠只演出了十三場戲。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戲曲學校開始貼大字報、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飛兩人身上前後都被刷漿糊、貼滿標語、大字報，並被安排掃廁所。9月1日、2日，他們的住所華園被抄家，言慧珠積蓄多年的財產被抄走，包括幾十枚鉆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條、六萬元存折，家裏的設施被嚴重破壞。言慧珠曾數次分別將三千元現金交付親友，但親友迫於壓力即上交給學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將十歲的兒子言清卿托付給俞振飛後，在衛生間懸梁自盡，留下了三封遺書。當時結論稱其“自絕於人民”。

啟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愛新覺羅氏，字符白（或作元伯），中國古典文獻學家。集教育家、文物鑒定專家、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書法家、畫家、詩人於一身。專門從事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中國歷代散文、歷代詩選和唐宋詞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他曾任職輔仁大學附屬中學美術教師、輔仁大學中文系教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九三學社顧問、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顧問、故宮博物院顧問、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等職務。今日，他的字跡被方正公司製成電腦漢字字體的方正啟體。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劄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其《啟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為著述，包括詩詞創作、講學、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等，後10卷為書畫作品，匯集了啟功先生創作的冊頁、成扇、手卷、橫幅、立軸、字課、臨寫等。《啟功全集》不僅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極大的鑒賞價值和極高的研究價值。因身為清朝宗室後裔，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列為“牛鬼蛇神”之中，遭受不斷審查與批鬥。由於他精通書法，又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寫大字報。1978年落實政策仍被聘為教授。

邱椿：（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教育家。1911年高小畢業後，考入江西省立農業專門學校，後轉入南昌私立心遠中學肄業。1912年秋，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4年後升入高等科，1920年7月畢業。期間，在北京參加了1919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1920年秋，留學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兩年後畢業，獲該校教育學士學位。1922年9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兩年後畢業，先後獲該校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25年1月，留學德慕尼黑大學，研究教育學。1925年10月，邱椿歸國後，一直任教至1939年春。曾先後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校教育教授。期間，於1927年前後與姜琦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教育學會”；1933年10月，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以教授名義出國，赴歐美、蘇聯考察手工教育；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義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專心研究教育哲學。1939年春，邱椿被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參與審查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報告。同年秋，因父親去世，回鄉奔喪。喪事就緒，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之邀籌建中正大學，被委為籌備委員兼中正大學名譽教授。接著被任命為江西省政府委員。1940年由熊式輝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幾年間，他名為省府委員，卻很少參加省府委員會議。1944年11月，邱椿遠涉重洋赴美國講學，任匹茲堡大學教授，主講中國教育的夙願，於1946年春歸國。當即由青年黨推薦他為國民黨政府發表邱椿為江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亦堅辭未就，並自動脫離國民黨。旋赴北平，入北京大學任教育系教授，至1950年北京大學教育系並入北京師範大學，邱椿轉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在國內各大學任教期間，擔任的課程主要有：教育哲學、現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國教育史、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 現代教育學說。著有《英國唯心主義者的教育思想》《中國新教育行政製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 《教育哲學》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邱椿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屢遭迫害。１９６６年９月，邱椿頭戴高帽，先在校園內遊鬥，隨後被押到北師大學生宿舍西西樓前，在全校規模的大會上接受批判。其間，被喝令站到疊放在講臺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臟病的邱椿在紅衛兵拉扯下，顫悠悠登上“審判臺”，批鬥會尚未結束，便從凳子上一頭栽下。邱椿摔下來後，曾經向造反派要求服藥，遭到斥責：“不要裝死！ ”參加批鬥的學生亦大聲呼喊：“快站起來，不要裝死！”會後，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長時間無人過問。最後，拉到校醫院，也沒有人敢救，終於不治身亡，那一年，他６９歲。 　　

良卿法師：（1896年－1966年），俗名戚金銳，法名永貫，字良卿，河南省偃師縣人。臨濟正宗派法師。1916年在河南靈山寺出家，循序升至監院。1931年受請出任洛陽白馬寺住持。1948年起出門參訪遊化。1953年受請出任法門寺住持。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將法門寺洗劫一空，後來又要挖掘破壞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宮。法師再三勸阻無效，乃置身於柴草之上，點火自焚，以身殉佛，阻止了紅衛兵的破壞。

周華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中國數量經濟學的先驅。1941年，周華章考入南開經濟研究所，攻讀經濟學碩士。1944年發表《經濟史研究之前瞻》一文。1948年，周華章通過了中華民國教育部的出國考試。1949年春，周華章由上海乘船赴美國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1952年8月，周華章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因美國彌漫麥卡錫主義，美國中央情報局控製了該批中國留學生，故周華章並未立即獲得回國簽證。1953年1月，美國政府準予周華章歸國。回國後，周華章的工作與其專業不太對口。他還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3月18日，周華章致信中宣部科學處、理論教育處處長於光遠，要求調換工作，信中稱：－－雖然技術經濟學與數理統計，與概率論都有關系，因此後述二者我也有相當了解，但我的專業是前者，特別是前者與國際經濟的關系及計劃經濟的關系。我想了解有沒有更能發揮我的潛力的工作崗位？ 如果有，我不計地點（邊疆也可以），不計待遇名義，不過希望與家屬一起去。我對工作並無成見，主要以發揮潛力為主，又，我是民盟盟員。2．如果現在還不能確定有沒有這種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個機會讓我試用技術經濟學方法來研究一些問題，看看效果如何。－－經於光遠介紹，周華章被調到清華大學。同年，為配合“兩彈一星”研究，錢學森和許國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OR研究組，同時從清華大學電機系分出自動控製系，並在其下籌組運籌學專業，許國誌設計教學大綱及課程，周華章負責教學工作。經周華章籌劃，清華大學成立運籌一班、運籌二班，成為最早的運籌學本科班級。周華章還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兼職研究員，在該所運籌室和許國誌、劉源張共同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間，中共國甚至掀起了推廣運籌學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華章遭到攻擊。為結束清華大學武鬥，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遲群（8341部隊科長） 、謝靜宜（機要員）率“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兩派進行武鬥的校區。此後，在“清理階級隊伍” 運動中，周華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間諜”、“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1968年9月30日自殺。

周壽憲：（1925年－1976年5月），計算機專家。1946年，周壽憲獲得重慶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學士學位。1947年周壽憲赴美國留學。1949年和1951年，周壽憲先後獲得密歇根大學電訊系碩士、博士學位。此後，他在美國從事研究，曾經研究過磁心移位寄存器。1955年，周壽憲回國。回國後，被分至清華大學參與籌建計算機專業，編製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56年，國家十二年科學規劃開始製定。經中國科學院夏培肅推薦，周壽憲到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下設的 “計算技術和數學規劃組”任職，在華羅庚的領導下參與製定規劃。規劃製定工作結束後的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周壽憲任委員。1956年7月，中國科學院組織了中國首個赴蘇聯的計算機考察團，由15人組成。周壽憲作為考察團成員之一，到蘇聯科學院精密機械和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通用機研究室考察，同年底歸國。回國後，周壽憲繼續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任職。不久，周壽憲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計算機教研組任教，負責教授《脈沖技術》、《計算機原理》等課。到清華大學後，周壽憲參加工程項目。在112型計算機（中國第一臺計算機）研製項目中，周壽憲參加了晶體管單位線路的定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壽憲被作為美國特務批鬥，遭到殘酷迫害。後來，周壽憲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五七幹校勞動。當時，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疾病，但連隊的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仍經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還毆打和辱罵他，導致周壽憲病情加重，農場不得不將其送回北京清華大學。不久，1976年5月周壽憲在家中跳樓自殺身亡。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字子兢，中國冶金學家和陶瓷學家，中國第一個民間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1910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系求學。1914年獲學士學位並攻讀冶金專業研究生，1915年獲碩士學位。為了中國早日有鋼鐵，他毅然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及美國摩爾公司的重金聘請，於同年8月回國。1916年3月，由《申報》主編史量才推薦，任建築新館、安裝機器的工程師。1917年2月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其間任江西九江電燈公司工程顧問。1919年8月，受康乃爾大學同學任鴻雋之邀任四川煉鋼廠總工程師。與任鴻雋去美國摩爾電爐公司采購設備，1921年底回國，經上海時四川政局生變，所購設備在重慶擱淺。與王季同籌資在上海天通庵創辦大效機械廠。後來在中央硏究院設計出當時全國最好的棉紡織機器。1922年任交通大學機械系教授，1924年任教務長。1927年任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首任院長。參與中央研究院的籌組，後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長，在上海設鋼鐵試驗工場，並決定工程研究所和中大工學院合建陶瓷試驗工場。中共國成立前夕，曾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後任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矽酸鹽化學所所長等職，對中國冶金、陶瓷領域的工程研究以及鋼鐵工業的技術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1933年，煉出不銹鋼、錳鋼、高速鋼等鑄件。周為中國電爐煉鋼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進行特殊鋼和合金鑄鐵研究和生產者之一。1947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多次授意周仁，將研究所遷往臺灣，周仁便以選擇地方，暫緩搬遷為由頂著。中共進駐上海前夕，朱家驊兩次親筆寫信，限令周仁等速去臺灣，周仁以“獻身科學、保全科研設備”為由拒不執行。其實，周仁在半年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國考察的出國簽證，他拿著護照遲遲不願啟程，是不忍心離開心愛的工學研究所，他盼望＂新中國＂的誕生。當年，周仁與聶其壁結婚時宋美齡是聶其壁的儐相，這樣的家庭在平時是受人尊敬和羨慕的，但在文革，這樣的家庭卻是首當其沖被沖擊的對象。文革中，周仁的厄運降臨，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運走了幾大卡車。周仁被反復批鬥毆打折磨，造成一眼瞎一腿瘸，臥床奄奄待斃，仍遭隔離審查，關進四壁無窗的房間。1973年12月3日，81歲的周仁慘死。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7年，李大釗等20余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中共黨員身份）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長的委托看守校產。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3月29日任“藝文雜誌”總編輯，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胡適在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共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後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1967年5月6日，著作等身的周作人發病去世，享壽82歲。

周揚：（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周莧等。中共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到延安，歷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1949年後，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有中共“文藝沙皇”之稱。1923年2月，與同歲的吳淑媛成婚。婚後，周揚攜妻子到長沙讀書。1927年，周揚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同年加入中共黨。1928年，失掉組織聯系。曾留學日本，1931年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共黨。1933年，周揚在上海結識蘇靈楊。次年，兩人結婚。周揚再娶並未告之懷孕的元配妻子吳淑媛，此後周揚將懷孕的吳淑媛和兩子送回益陽。1936年，左聯內部有關“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周揚也與胡風有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秋，周揚隨同妻子蘇靈揚和年幼的女兒抵到延安。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副主席。中共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一生著譯甚多，有譯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編有《馬克屎主義與文藝》。出版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有《周揚文集》五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1954年12月，周揚發表了批判胡風的文章《我們必須戰鬥》，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發動了批判胡風的運動，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在其擔任文宣領導期間，策動了多次批判運動，如對《武訓傳》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案等。1963年至1964年，毛澤東直指周揚領導下的各個文藝協會“這些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射穢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周揚大規模地對文聯、作協和文化部負責人進行激烈批判，卻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射穢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等等。結果他被捕入秦城監獄。1978年周揚從秦城監獄被釋放。1979年，主持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中國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1913年到位於長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袁吉六（國文課教師）、楊昌濟（修身課教師）、符定一（校長）等是他的老師。1917年，周谷城中學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的英語部。1921年春，在畢業前半年，周谷城便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範部教英文兼倫理學。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他仍繼續任上述教職，在此期間結識了在該校任國文教員的毛澤東。1924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專著——《生活系統》，融心理學與哲學為一體。大革命時期，周谷城曾參加農民運動，擔任過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湖南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師、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秘書等職務。周谷城曾應毛澤東之邀，擔任過湖南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授心理學。1927年，隨著大革命失敗，周谷城來到上海，以著文、翻譯謀生。譯有《文化之出路》、《蘇聯的新教育》等。1927年至1930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學附中、中國公學任教。1930年，他加入鄧演達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0年至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撰寫了若幹探討中國社會的著作，如《中國社會之結構》（1930年）、《中國社會之變化》（1931年）、《中國社會之現狀》（1933年）等。 1932年至1942年，他擔任暨南大學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出版《農村社會新論》（1939年）和《中國教育小史》（1929年）等書。其間還撰寫了《中國通史》。1942年秋起，周谷城轉至在重慶的復旦大學執教，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後他也繼續任教，曾擔任過歷史系主任、復旦大學教務長等職，後為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到復旦大學任教後，他積極參與民主進步活動，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顧問。發表大量政論文章，如《論中國之現代化》（1943年）、《論民主趨勢之不可抗拒》（1944年）、《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1945年）、《人民時代之中國農民》（1946年）、《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1947年）、《中國之獨立地位》（1947年）、《徹底肅清封建勢力》（1949年）等。 1945年2月曾同郭沫若、老舍、陶行知等人發表《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製並建立聯合政府。1946年，與張誌讓、潘震亞、沈體蘭等教授組織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曾和翦伯贊等共同起草反蔣宣言。因參加民主運動，在1949年4月26日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後由復旦大學保釋。1949年9月，周谷城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此後，他先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同年周谷城撰寫的《世界通史》出版，主張著眼全局、統一整體，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並相繼發表過《史學上的全局觀念》（1959）、《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1960）、《評沒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們的“歐洲中心論”》（1961）等論文。六十多年來，周谷城著述數百萬字，出版專著十余部，發表論文兩百余篇。1952年，周谷城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共國建國初期，曾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後又創建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先後擔任過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主席團成員及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務。1961年至1962年，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闡述其美學思想，提出了“時代精神匯合論”。此後，在1963年至1964年，這三篇文章引發了批判周谷城“時代精神匯合論”的風潮，姚文元等公開與其論戰，該批判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時代精神匯合論被列入“黑八論”進行重點批判。周谷城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在北京某中學任教的大女兒也受牽連而被紅衛兵打死，另一位女兒也遭迫害死亡。1978年周谷城復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有光”本為筆名，後來成為他的號。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曾參加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被若幹媒體稱作“漢語拼音之父”十歲時，隨全家遷居蘇州，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1918年，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後正式升入中學，與後來同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同學。1923年，中學畢業，成績優異。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本只能選擇免交學費的師範學校，但無意中考上了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幸得親友資助，為周有光湊齊了200元學費，遂入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改入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繼續學習。1927年，大學畢業。1933年4月30日，與張允和結婚。結婚後夫婦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經被逮捕入獄，周有光未能如願作成河上肇的學生。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一周年紀念日，他們的兒子曉平出生。1935年，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於光華大學，並且在上海銀行兼職，同時參加了反日救國會（章乃器小組）。女兒小禾出生。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帶全家逃難到四川，先在新華銀行任職，後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1945年，抗戰勝利復回新華銀行工作，先後被派駐紐約，倫敦。工作之余，利用業余時間讀書，學習。1948年，在香港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20世紀40年代後期周有光在美國時，經朋友介紹曾與愛因斯坦會面交談過兩次。1949年，解放軍攻占上海後回國，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兼職。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1955年10月，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製訂漢語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這一變動無意中幫助周有光躲過了1957年開始的，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於1961年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勞動之余，憑借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有光與其他老年知識分子被放回家。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由於自己參加了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而因此逃過一劫：“反右運動，美國回來的大學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殺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殺了……我逃過了一個上海反右運動。”針對毛澤東和中共黨，他表示：“我們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澤東這話，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臺以後搞了最最壞的專製。” “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 同時他並沒有為自己回國而感到後悔。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國須棄專製走民主路：“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 “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製，不是貪官。專製下必然有貪官，民主製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製就不行。 ” “我們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大家希望它能夠慢慢開明。”2014年2月《德國之聲》轉載德國新聞周刊《明鏡》引述周有光的話說：“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毛澤東搞得一塌糊塗。”2016年1月13日，以110歲高齡成為超級人瑞。次年1月14日清晨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嵩壽111歲。

周瘦鵑（1895 年－1968年8月11日），原名周國賢。中國作家、翻譯家，園藝家，屬於“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中學畢業前患病，毛發脫光，得校長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為職業作家。他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從事寫作，用筆名“泣紅”，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話劇《愛之花》。1915年，周瘦鵑參加南社。此後任職於中華書局，翻譯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和《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其中包括高爾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譯），獲得稿費後，得以和胡鳳君結婚。自1920年起，周瘦鵑任《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輯，直到1932年底。同時，他還主編或與人合編《禮拜六》周刊、大東書局《半月》雜誌（後改名《紫羅蘭》和《新家庭》）、《紫蘭花片》、《良友畫報》等多種報刊。1931年，周瘦鵑遷居蘇州，在王長河頭辟紫蘭小築，人稱周家花園。他往來於蘇州與上海之間，繼續負責申報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周瘦鵑與程小青兩家經浙江南潯避居安徽黟縣山區。次年《申報》在租界復刊，周瘦鵑也回到上海復職，居愚園路田莊，並在海格路售賣盆景維持生計。經同學蔣保厘介紹，周瘦鵑加入上海中西蒔花會，在比賽中曾兩度奪魁，獲得彼得葛蘭獎杯。第三屆僅獲次獎，遂憤而退出。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周瘦鵑辭去《申報》副刊編務。1946年起，周瘦鵑再度隱居蘇州，閉門研究盆景，開始過著陶淵明、林和靖式的隱居生活。1950年代以後，陳毅、周恩來、葉劍英等都前去拜訪。在觀賞盆景、盆栽之後，同他進行了親切交談，要他打消一切顧慮，為＂新中國＂歌唱。此後於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期間，以“姑蘇書簡”形式，不定期為香港《文匯報》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紹日新月異的祖國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曾發表有關花草園藝、遊記的散文集《行雲集》、《花花草草》、《花前瑣記》、《花前續記》等。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鵑受到不堪迫害，1968年8月11日投井身亡，年73歲。

周潔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作家。父母早逝，少年時隨姐姐到上海，曾在西餐廳打工，後考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做學徒、校對員。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周潔夫從上海到延安參加八路軍，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39年，加入中共黨。1941年，創作了第一篇短片小說《學徒》。該作品後被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列為解放區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因為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周潔夫參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所有大會印發的文件皆由其校對。因康生主導的延安肅反運動擴大化，周潔夫在被審查期間曾被短暫關押，之後被派往邊區騎兵旅。抗日戰爭結束後，大批幹部被迅速派往東北，周潔夫在1945年底前往東北，在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宣傳部工作，主要是編輯民主聯軍的《自衛報》（後改為《戰士報》）。1949年3月，周潔夫在北平與新華社軍事分社記者虞丹結為夫妻。經過一段時期修整，第四野戰軍隨後南下，大軍到達武漢時，恢復了因戰時移動而停刊的《戰士報》，此時周潔夫任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由四野宣傳部長王蘭西兼任。周潔夫在50年代初辭去總編輯一職，出版了長篇小說《走向勝利》和短篇小說集《老戰士》等。1955年，周潔夫被調往總政治任專業創作員。期間創作了長篇小說《十月的陽光》，《祖國屏障》和長詩《開墾》等作品。1957年，周潔夫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並參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活動，在紅場觀看了紅場閱兵。回國後，出版了散文集《訪蘇散記》。1958年，反右運動後，中共軍總政治部創作組過半成員受到牽連，創作組解散。周潔夫調往中共軍文藝社任副主編。1964年底，為充實加強廣州軍區的創作，周潔夫調回廣州軍區，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8月24日，周潔夫在住所墜樓，經搶救無效身亡。事件被認定為自殺。廣州軍區隨即定性為叛黨叛軍，被開除軍籍黨籍。1975年，鄧小平主持軍委工作後，死亡原因被改為病故。時年49歲。

周巍峙：(1916年6月－2014年9月12日)，原名良驥，中國音樂家和文藝評論家。曾擔任文化部代部長、中國文聯主席。1926年，隨在國民革命軍當官、參加北伐戰爭的父親赴紹興、上海等地參與革命歌詠運動。1930年，在上海《申報》圖書館當練習生。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報》圖畫周刊部當秘書。“九一八事變”後，歷任“國際聯盟調查團”中國代表處宣傳幹事、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日報》籌備處文書、李公樸先生秘書，參加籌建《申報》圖書館及補習學校工作，參與組織青年工作，並在《申報》發表文章，宣傳抗日。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及進步出版工作，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執行幹事，組織領導群眾音樂團體從事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工人、學生及店員中開展革命工作。創作了《前線進行曲》、《上起刺刀來》等多首抗日歌曲，編輯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國呼聲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與救國會領袖李公樸等人奔赴華北前線，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同年參加八路軍，曾任《全民通訊社》編輯、前線記者，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八路軍臨汾辦事處秘書、學兵隊音樂教員等職。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黨。同年11月，率西北戰地服務團赴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先後任西北戰地服務團指揮、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員，北嶽區黨委文委委員，北嶽區文救會主任，晉察冀邊區文聯宣傳部部長，邊區音協主席。1939年，首次指揮演出了《黃河大合唱》。1950年創作《打敗美帝野心狼》，後定名為《中國人民誌願軍戰歌》。1964年，組織了大型音樂舞蹈《東方紅》的創作排練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嚴重沖擊，被批鬥、隔離審查、下放鹹寧“五七”幹校勞動長達十年。周巍峙帶著“法國特務”帽子被下放到鹹寧向陽湖，被編在幹校4連，屬“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他勞動最多的是放鴨子，最多時他放鴨達到300多只，鴨子產蛋率高達93%，獲得“鴨司令”稱號。1976年10月，擔任文化部電影局核心小組組長，參與清查工作，為眾多文藝界人士平反昭雪。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藝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創始人。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一生演出劇目超過650出。七歲時在杭州登臺演娃娃生，藝名“七齡童”。1907年在上海演出時傳單誤植為“麒麟童”，其後便一直沿用。11歲起學習譚鑫培派老生；1908年到北京的科班“喜連成”做帶藝入科（帶藝搭班邊學邊演）實習演員。1909年，周信芳到俄羅斯巡回演出，可能是最早出國表演的京劇演員之一。1915年至1926年間，先後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更新舞臺、大新舞臺、天蟾舞臺演出，排演了連臺本戲《漢劉邦》、《天雨花》、《封神榜》等。在此期間兩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將《蕭何月下追韓信》、《鴻門宴》、《鹿臺恨》、《反五關》等戲介紹給北方觀眾，人稱“麒派"。1927年參加南國社，在《雷雨》中飾周樸園。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積極參加救亡活動，並演出《徽欽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戲，激起觀眾強烈的愛國熱情。隨後又繼續演出了《香紀》、《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識的戲。1940年1月23日，為救濟災民，京劇大師周信芳與文化界人士聯合義演話劇《雷雨》。1943年，周信芳被選為上海伶界聯合會會長，支持京劇界進步組織藝友座談會的活動，並與中共黨的地下組織有聯系。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上海排演《文天祥》、《徽欽二帝》、《明末遺恨》等新戲，以激發人們的愛國心，提高人們鬥誌。他還曾編演《民國花》、《宋教仁》等時裝京劇（京劇現代戲）。1949年以後，他參與編演新戲，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貫》，創演了《義責王魁》和《海瑞上疏》。1950年起歷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兼華東京劇實驗學校校長，上海京劇院院長（1955年起，創院院長）等公職，並在1959年7月1日參加中共黨。著有《周信芳演出劇本選集》、《周信芳戲劇散論》、《談麒派藝術》、《周信芳舞臺藝術》等書，後輯成《周信芳文集》。1960年代後，他與當權派產生種種意見上的分歧，他編演的現代京劇（京劇現代戲）《楊立貝》未獲準上演。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瑞上疏》被誣蔑為“大毒草”而受到迫害，1968年3月24日被捕入獄；一年後被軟禁在家中，直到1975年心臟病發逝世。

羅靜予：(1911年－1970年)，中國電影技術家。少年輟學，自謀生計，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考入中共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七混成旅宣傳隊，1928年加入中共黨。1931年到上海，同黨組織失去聯系，決定走技術救國的道路，先後在無線電工程、電信、報務等專業技術學校學習，並刻苦鉆研電影技術。抗日戰爭爆發後，赴武漢參加籌建中國電影製片廠，1937－1938年，在該廠負責編輯 5集新聞片《抗戰特輯》，分別記錄了蘆溝橋事變前後的抗戰動態、日本侵略者種種暴行罪證，以及1937年9月10日上海抗戰和難民救濟實況；特別可貴的是記錄了八路軍在晉北英勇作戰的情形和平型關戰役的勝利。在此期間，他還負責編輯其他7集《電影新聞》以及多部新聞短片。1937年同年，黎莉莉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結識了為人厚道的羅靜予，不久後倆人就正式結婚，郭沫若擔任他們的證婚人。1938年底，中國電影製片廠遷到重慶，並決定在香港成立大地影業公司，他任經理和製片人，他還利用業余時間裝配錄音機，為蔡楚生導演的故事片《孤島天堂》錄音。1941年，赴美參加電影工程學會年會，抗戰勝利後回國，擔任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他利用廠長職務展開進步活動，抵製國民黨的文化專製，拖延反動影片的攝製，支援進步電影活動，掩護中共黨地下黨員，因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48年赴西歐考察電影技術。1949年初，羅靜予取道香港回國，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中共國成立後，歷任文化部電影局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製片處處長、中國電影器材公司經理、北京電影製片廠總工程師等職。文革期間，羅靜予因不堪忍受批鬥自殺身亡。

羅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著名學者，民主人士。1921年赴美留學，先後入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後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並參與創辦《新月》雜誌。1929年7月羅隆基在《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認為“人權破產，是中國目前不可掩蓋的事實“，需發動“人權運動”，“爭回人權”，“國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權”，還仿照歐美政治學說列舉了35條“目前所必爭的人權”。1930年11月因發表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被逮捕。被光華大學開除之後，到中國公學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羅隆基主張抗日。1932年1月，接受劉豁軒邀請，北上天津，擔任《益世報》社論主筆；又接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同時兼任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在《益世報》上不斷發表言辭激烈的社論，如《一國三公僵政局》、《可以戰矣》、《再論對日方針》、《剿共勝利不算光榮》、《攘外即可安內》等，批評政府的對日方針。1933年秋，羅隆基的專車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槍擊，羅隆基險遭暗殺。此後不久，《益世報》由於受到壓力，被迫辭退了羅隆基。主張抗日的宋哲元控製北平、天津地區後，《益世報》再次聘任羅隆基就任社論主筆，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軍占領，《益世報》停刊。羅隆基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之一。抗戰勝利後從事民主運動，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來往甚密。曾參加國家社會黨，後與張東蓀一起退出。主要著作有《人權論集》、《政治論文集》和《斥美帝國務卿艾奇遜》等。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毛澤東稱為三大右派政治理論。1957年6月被劃為“右派”。1957年7月，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開“揭發”羅隆基，指其為“披著羊皮的狼”，與其斷絕關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同月31日被撤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與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工資從四級降到九級。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臟病在北京去世。他和章伯鈞被劃為頭號大右派，稱為“章羅聯盟”。由於是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這頂帽子。

羅廣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紅巖》的主要作者之一。羅廣斌父母都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為避空襲，羅廣斌隨父親到四川省洪雅縣讀初中。1940年，羅廣斌與一位家庭貧困的女同學戀愛，但遭到羅廣斌父母的反對，三年多不準羅廣斌戀愛和通信。羅廣斌為爭取戀愛自由，而與家庭決裂。1944年，經馬識途幫助，羅廣斌離開家鄉到雲南省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學習。1945年，加入中共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社”，參加“一二•一運動”等學生運動，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罷課委員會主席。“一二•一運動”後，因特務跟蹤，羅廣斌奉命撤往農村工作。1946年，隨馬識途一起到成都（當時馬識途奉調到成都工作）。1947年，羅廣斌進入重慶西南學院學習，由原在昆明指導羅廣斌的齊亮（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後犧牲）繼續培養羅廣斌。在西南學院，羅廣斌任西南學院新聞系主席和西南學院系聯會（學生會）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後，羅廣斌加入重慶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重慶民建中學擔任理化教師，自此與家庭脫離關系。在民建中學，羅廣斌參加中共地下黨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並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後任秀山縣中學理化教師。1948年3月1日，經江竹筠、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共黨，候補期9個月。同年，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叛變，重慶、川東、川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羅廣斌隨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撤回成都，羅廣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裏被逮捕。在逮捕羅廣斌之前，國防部保密局徐遠舉曾向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征求意見，羅廣文同意徐遠舉逮捕羅廣斌，以便促使羅廣斌轉變政治立場。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一周年紀念日，渣滓洞集中營各囚室囚犯紛紛慰問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後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囚犯先後就此討論。1949年初，獄中的中共黨組織希望羅廣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獄，以便讓獄外的中共黨組織了解獄中情況，但羅廣斌未服從黨組織決定，而是堅持留在獄中鬥爭。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軍攻占重慶前夕，獄方在渣滓洞、白公館開始大屠殺，白公館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製定出“獄中策反越獄計劃”，隨後陳然、羅廣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楊欽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館看守楊欽典打開牢門，包括羅廣斌在內的白公館19名幸存囚犯編為5個越獄互助小組，冒著機槍掃射沖出白公館，沖到後坡山林中脫險。1949年11月30日，中共軍攻占重慶。1949年12月1日成立“脫險同誌聯絡處”，接待自重慶各監獄脫險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誌。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一一•二七”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他每天追記和整理獄友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949年12月25日，羅廣斌寫成《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1989年該報告在重慶首次披露。1950年，羅廣斌開始發表作品。中共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羅廣斌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約稿信，要求出版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後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並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巖》，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小說《紅巖》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將小說《紅巖》改編為電影《紅巖》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國文化部支持，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陳荒煤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夏衍還執筆修改定稿。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參與改編劇本。1964年夏秋之交，電影《紅巖》拍攝完成，但當時已是毛澤東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之後，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高級領導遭毛澤東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藝家協會還有北京電影製片廠都已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批示開展“整風”，受批判的夏衍、陳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義錯誤”的檢查，中國各地按照經毛澤東批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署開展對“修正主義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隨後文藝界的批判又擴展到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1964年9月24日，《重慶日報》發表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須批判》。1964年11月，羅廣斌、楊益言被召到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北京電影製片廠已事先把周揚、林默涵、陳荒煤等的意見寄給他們。到北京看完樣片後，羅廣斌執筆於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電影製片廠提交《分歧何在》意見提綱。11月27日，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審看電影《紅巖》工作樣片，指責電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電影製片廠《紅巖》攝製組主要成員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匯報了江青的審看意見，正遭批判的周揚表示影片可修改，劇本不再改。此後該片經修改後送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提出“這片子不能代表《紅巖》，改個名字放映，還是有教育意義的”。該片乃更名《江姐》，後又更名為《烈火中永生》，作為“一般影片”於1965年夏公映。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自獄中脫險，這段經歷一直被當作他的歷史疑點，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被反復審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復羅廣斌的中共黨黨籍時，便進行過審查。1955年，在肅反審幹中又進行了審查。這兩次審查均認為羅廣斌獄中表現良好，出獄過程沒有問題。1959年，中共重慶市委審幹委員會經對羅廣斌被捕及獄中表現的審查，作出結論稱“據此情況，認為該同誌被捕一段無其他問題”。但歷次審查並沒有洗脫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諸多不明不白的限製。1963年，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了訪問日本代表團，共青團中央提出推選羅廣斌作為代表，但被某些領導以“歷史問題有個別疑點”為理由否決。因小說《紅巖》在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共產黨邀請羅廣斌訪問日本，也被中國有關方面謝絕。1964年，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本擬安排羅廣斌（當時正在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任團中央委員候選人，也因同樣原因被否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羅廣斌隨即受到沖擊，被定性為“叛徒”、“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小說《紅巖》也被說成是“反動”小說。1967年2月5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紅衛兵將羅廣斌從家中綁架並抄家，羅廣斌自此遭到關押。1967年2月10日，羅廣斌當天清晨在關押地墜樓自殺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給其妻胡蜀興。文革結束後，羅廣斌的家屬和朋友對其死因均表懷疑，並且提出申訴。馬識途回憶稱，羅廣斌被紅衛兵抓走後，羅廣斌的妻子胡蜀興不知羅廣斌下落，在羅廣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給胡蜀興一張羅廣斌親筆寫的紙條，上面說他一切都好，要胡蜀興帶錢和糧票去。馬識途認為這可見羅廣斌並無自殺念頭。羅廣斌之妻胡蜀興說，有人在羅廣斌死後通知她說，羅廣斌跳樓自殺，將送火葬場，要她去看看，胡蜀興趕去後，只被允許遠遠看一下而不讓近前，她看見羅廣斌頭部有個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驗屍和作出結論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聽便匆匆將羅廣斌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了。時年43歲。

羅宗賢：（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加入中共黨。1950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室創作員，自學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作曲。先後在總政歌劇團、總政文工團任編導及創作員。曾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演員、晉綏軍區政治部宣傳隊組長。中共建國後．歷任第一野戰軍文工團指導員、西南軍區文工團音樂研究室副主任、總政治部文工團歌劇團創作員。曾獲三級解放勛章。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歌劇音樂《劉胡蘭》、《草原之歌》，歌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等。歌曲《巖口滴水》1959年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主要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與葛炎合作，1963），歌劇《劉胡蘭》（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長江大合唱》（1962），歌曲（與時樂濛合作，1952）、《桂花開放幸福來》（1954）、《巖口滴水》（1958，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等200余首。主要歌曲收入《羅宗賢歌曲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創作過《阿詩瑪》等電影音樂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終年43歲。

羅應榮：（1918年－1971年11月），中國法學家、歷史學家。羅應榮青年時在廣東廣州學習，1934年畢業於聖心中學初中部，1937年畢業於廣雅中學高中部。1938年，從廣州赴大後方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政治學系。1942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後，直接考入清華大學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組研究生。研究生導師邵循恪給羅應榮等研究生開有國際公法判例、國際及殖民行政等課。羅應榮讀研究生時，兼任“半時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羅應榮以論文《中蒙邊界問題》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後來，羅應榮還曾撰寫《外蒙古第一次獨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觸與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羅應榮任雲南大學政治學系講師。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講師。1948年，羅應榮考取洛克菲洛基金會資助，留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年後，轉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國際法。羅應榮的導師漢斯•凱爾森教授是純粹法學派創始人，也是實證主義法學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6月底，何炳棣趕回加拿大溫哥華撰寫畢業論文時，收到羅應榮來信。羅應榮在信中談及對朝鮮戰爭的感想，稱已買好船票準備回國報效。羅應榮放棄了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學位的機會。回國後，羅應榮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羅應榮本想進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時，羅應榮曾見過張奚若並深談。羅應榮回到廣州，再度任教於嶺南大學。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羅應榮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57年，羅應榮被劃為“右派分子”。1957年底，羅應榮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學師生，被送到農村“監督勞動”近兩年。其間，羅應榮結識中山大學學生右派楊德平。回中山大學後，羅應榮被分配到歷史系資料室當資料員。楊德平也回中山大學繼續學習。1964年，羅應榮和楊德平開始編《實用英漢成語詞典》。當時，羅應榮已準備材料編寫《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羅應榮作為“右派分子”，迅速成為專政對象，失去人身自由，無法再進城看楊德平。但詞典沒編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楊德平交代。羅應榮寫下一張字條，講述了自己的處境和近況，想交給一位曾跟他學英文的中學生轉交楊德平。在遞交字條時，被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紅衛兵學生看見，迫令羅應榮交出字條。羅應榮情急之下把字條放入口內想吞下。紅衛兵為奪字條，與羅應榮發生推搡。結果羅應榮被控“毆打紅衛兵”。1966年底，羅應榮被廣東省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此後被送往花縣赤泥鎮采石場勞改，和刑事犯關在一處。1970年夏，羅應榮在采石場勞動時，遭人用鐵錘猛擊後腦。羅應榮雖戴安全帽，但仍傷重無法勞動，獲保外就醫，被送至廣州其兄家中。此後羅應榮曾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看病，醫院說他是“勞改犯”，不予接診。楊德平曾從農村偷偷跑回廣州探望羅應榮，那時羅應榮已臥床無法行動，且無醫無藥。1971年10月，羅應榮過去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何炳棣回中國訪問，作為貴賓訪問中山大學，希望會見羅應榮。但中山大學校方告知何炳棣，羅應榮因為是“右派”兼保外就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與他見面。1971年11月，羅應榮病逝。1978年10月，羅應榮的“右派”問題獲改正。1979年4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廣東省軍管會對羅應榮的判刑，“恢復政治名譽”。

羅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參加中共黨領導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黨。同年與白朗結婚。歷任中共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宣傳幹事、支書。1931年初，任中共哈爾濱東區區委宣傳委員。1932年起，在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的直接領導下，在北滿開展革命文藝活動。歷任中共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夜哨》文藝周刊主編。經楊靖宇同意，白朗成為羅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滿洲省委遭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當局逮捕，白朗受到當局嚴密監視。羅烽保釋出獄後，1935年和白朗離開哈爾濱赴上海。羅烽加入左聯，擔任上海文藝家協會駐會秘書。羅烽從1930年代起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37年七七事變後，羅烽和白朗參加了上海的文藝界戰地服務團，在街頭從事募捐、慰勞傷員和難民的工作。不久，羅烽和白朗撤離上海，抵達武漢。1938年夏，羅烽和白朗先後到達重慶，在江津居住3個月。1941年皖南事變後，經周恩來關懷，白朗以八路軍辦事處家屬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車赴延安。不久，羅烽化裝成榆林鄧寶珊軍部軍政人員，與艾青、張什等人也到達延安。1941年羅烽到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後，歷任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執委會主席（之一），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秘書長。1942年5月，羅烽和白朗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9月羅烽和白朗離開延安回東北工作。歷任西滿軍區、吉江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領導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建並整頓文教各部門的機構，最終因操勞過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緩解，就主動要求以《東北日報》記者身份赴“哈南前線”采訪。在前方，剛發表第一篇通訊《哈南前線紀行》，便被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電召回哈爾濱接受新任務。回到哈爾濱後，任中蘇友好協會黨組書記、副會長，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文委常委，負責籌建“東北文協”。中共國成立後，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東北文聯、中國作協東北分會第一副主席。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及第四屆顧問。1952年，羅烽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2年底，羅烽到中國作協從事專業創作，赴青銅峽等地體驗生活，創作長篇小說《兩岸春秋》。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肅反運動開始。同年，中國作家協會批判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羅烽白朗夫婦同時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成員。後因舒群、羅烽、白朗相繼提出申訴，1957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總支發出《關於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批判舒群、羅烽、白朗三同誌某些思想問題的處理情況的通知》，作出了“舒、羅、白不是反黨集團”的決定。同年反右運動發生，羅烽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黨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礦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羅烽和白朗再次遭到沖擊。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癥復發，羅烽帶著患病的白朗回到沈陽，住進中國作協遼寧分會的辦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暫住女兒家，羅烽和兒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進醫院治病。這時，羅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殘安排到復縣（今瓦房店市）落戶。1979年3月，羅烽、白朗獲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羅烽拄手杖，白朗坐輪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羅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譜名啟元，字澗東，中國植物生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植物生理學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細胞質膠體、無機營養及離子吸收、組織培養、生長物質、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輻射生理、細胞生物學等領域，並培養了不少上述諸方面的人才。在國內率先開展根尖組織培養研究。證明銨能作為植物氮源，為銨鹽化肥的肥效評價及正確使用提供了科學依據。根據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為防止海南島橡膠樹寒害和蘇北沿海營造防風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貢獻。曾創辦《中國實驗生物學雜誌》、《植物學匯報》及《植物生理學報》。1925年首先提出細胞質等電點的多點論，研究氫離子濃度對一般植物的影響，以及研究植物的離子吸收機製。農業方面研究硝酸鹽、銨鹽作為農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為好。進行了許多有關植物吸收銨根、硝酸根的實驗，證實當時蘇聯科學院所研究出銨鹽可作為氮源的論點，也提供了有關碳酸氫銨肥的科學依據，對1950年代中國的化肥廠、以及推廣碳酸氫銨肥有重要貢獻。1930年得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羅宗洛在中央大學展開植物組織培養的研究，尤其是無菌條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葉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類的生長促進物質。從1935年起，連續發表了3篇論文，引起國際上的重視，當時Protoplasma雜誌甚至邀請他撰寫一篇綜合性的論文。然而研究組織培養的工作卻因為八一三事變日軍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而停頓。1940年起開始研究微量元素對於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別是錳對於植物繁殖上的影響，先後共發表了8篇論文。1958年開始進行高等植物的輻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減輕輻射傷害的方法。羅宗洛對於農林業生產建設也有所貢獻，1952年將鹽土上常見的樹木以及富造林價值的樹種，在不同含鹽量的土壤上進行播種、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試驗，選出耐鹽樹種再進行實地的試驗。並在實驗室中，探討土壤鹽分和水分對樹木幼苗生長影響的規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寫信請羅宗洛到臺灣，1949年1月5日，羅宗洛寫信給傅：“植物所無一人願去臺灣，上海各所亦皆不願遷移，大家既願意與所共存亡，弟何能獨離。”1953年在上海籌建新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為首任所長。1955年當選第1屆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羅宗洛被下獄六年，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雖然隔離在監獄的地下室，他仍然頑強不屈，拒絕接受任何對他的不實指控，出獄後被監督勞動改造。文革結束不久便逝世。

林鴻蓀：(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學家，化學流體力學專家。1945年春轉赴美國Delaware大學化工系學習，1947年秋以優異成績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和α-β-κ獎。1947年秋轉到布朗大學學習應用數學，並獲得該校獎學金。1949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獲數學碩士學位，並緊接著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夏天，正當林鴻蓀埋頭緊張地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林鴻蓀再也無心繼續鉆研數學，他毅然放棄了不久即可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日夜兼程回到祖國。當年冬天，經組織安排，林鴻蓀來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國一起參加進步留美學生活動的楊友鸞結婚。1953年開始，他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講授流體力學課，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1955年11月，錢學森和錢偉長籌建力學研究所，林鴻蓀積極主動承擔了許多具體工作。1956年1月，力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鴻蓀被分配到塑性力學研究組工作，同時受錢學森的委托開辟一個新學科－－化學流體力學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學所正式建立化學流體力學研究組，林鴻蓀任組長，從此開始了艱難的創業歷程。1958年“大躍進”開始以後，林鴻蓀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學研究所學術秘書，協助錢學森、郭永懷處理日常業務工作。10月，力學研究所的機構和體製進行了大調整，把主力轉向火箭和航天技術研究。當時成立了兩個大機構，即負責衛星和運載火箭設計的“上海機電設計院”、研究探索高能推進劑組合與火箭發動機地面試驗的“懷柔試驗基地”，還建立了一個協調京滬兩處工作的辦事機構－－134辦公室。林鴻蓀既是“懷柔試驗基地”的業務負責人，又是134辦公室的負責人之一，擔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鴻蓀加入了中共黨，終於實現了他多年來所追求的夙願。1964年1月，成立中國科學院力學所懷柔分部，林鴻蓀擔任負責業務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國科學院接受了中央專委下達的研製超低空的地對空導彈任務，為此，中國科學院組織全院27個單位共同協作攻關，並建立了領導小組和總設計師組。力學所為總體設計單位，郭永懷為總設計師組組長，林鴻蓀、屠善澄為副組長。前後只用了1年零3個月時間，就進行了兩次試驗彈的發射試驗、兩次飛行試驗，取得了重要進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資料，也為國家培養、鍛煉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隊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超低空導彈研製工作被迫停頓。不久，林鴻蓀因被指責為“特務”罪名而“隔離審查”，並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嚴重折磨，終於在入黨8年後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3歲。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婦產科主任及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雖然終生未嫁，但一生親自接生了5萬多嬰兒，被譽為 ”萬嬰之母“ 。她在胎兒宮內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婦科腫瘤、新生兒溶血癥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5歲的時候，母親因患婦科腫瘤病故，母親去世時的痛苦讓她樹立了一個終生理想：懷著平凡的愛做平凡的事，立誌成為一名醫生。據2010年第4期《文史參考》中的《林巧稚：萬嬰之母》一文披露，在參加上海舉行的北京協和醫學堂的考試時，一個女友突然暈倒了，林巧稚為了照顧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沒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華所感動，決定錄取她入學。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國芝加哥醫學院進修。1940年，她被美國方面聘請為〝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委員〞，同年回國，成為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女主任。後協和醫院因太平洋戰爭關門，林巧稚就開辦了私人診所。1948年，協和醫院重新開門，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當時，協和是24小時工作製，因此有一個規矩，即擔任住院醫生的女性，一旦結婚就自動解聘，女護士如果結婚也必須離職。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選擇了工作，並因此終身未婚。1949年中共當權後，有關部門向林巧稚發出金字請帖，邀請其登天安門觀禮。在常人看來，這是一個難得的、無上榮耀的機會，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卻找來協和中共支部書記說道：〝天安門開大會和婦產科有什麽牽連，我謝絕參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輛轎車來協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見周恩來。見面寒暄幾句之後，毛澤東出現了，也說了兩句客氣話。周恩來直言說道：〝共產黨建設‘新中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來領導，如果林教授願意參加共產黨〞，他和毛願意當其介紹人。林巧稚當即站起來微笑著表示感謝，〝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個信仰《聖經》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的政黨，我是絕對不能參加的。……〞聽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沒有再說什麽。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婦的求助信：“我是懷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沒活成，其中的後三胎，都是出生後發黃夭折的。求你伸出熱情的手，千方百計地救救我這腹中的嬰兒……”新生兒溶血癥作出診斷並不難，但這種病當時全國沒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絕，但她遍查資料，徹夜難眠，最後決定試一試。孩子出生很順利，可是不到三個小時，就出現了全身黃疸，生理指標越來越糟。林巧稚冒著風險決定，給新生兒全身換血。換血開始，林巧稚先把聽診器在自己手心捂熱，再輕輕貼到嬰兒胸前，同時用手示意，控製抽血、輸血速度。終於，嬰兒的膚色由黃轉紅。她決定做第二次換血。三天後，第三次換血。孩子全身黃疸明顯消退——錄已來中國首例成功的新生兒溶血癥手術患者。在上世紀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沒有離開孩子身旁，大膽的判斷和精良的醫術讓這個嬰兒成為有記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積極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負責組織了大規模子宮頸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帶領自己的團隊走門串戶逐人檢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使子宮頸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時期，林巧稚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大規模的婦女宮頸塗片檢查，這種檢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價值。她還主編了《家庭衛生顧問》《家庭育兒大全》《農村婦幼常識問答》等科普讀物，讓普通老百姓也能夠從中受益。文革爆發後，林巧稚作為＂重點改造對象＂、＂反動學術權威＂，被發配到病房做護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幹著這些粗活，像看病一樣認真。而不曾改變的是她那顆與人為善之心。當多數協和教授都停發工資被關進牛棚勞動改造時，她把自己的工資分成許多份兒，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結束後，林巧稚已近80歲，身體也漸趨衰弱。1981年在80歲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采訪。她告訴記者：〝我是一名醫生，經歷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聖經》上說：‘我必往他那裏（耶穌那裏）去’。〞

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筆名默涵。左派活動家，著名文藝理論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報館工作，向《讀書生活》等報刊投稿，發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東渡日本，入東京新聞學院學習，與進步朋友成立“哲學讀書會”，潛心攻讀馬克屎主義哲學書籍。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回到祖國。不久去香港擔任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編輯，開始用“默涵”的筆名發表文章。後到上海生活書店工作，參與編輯《世界知識》、《國民周刊》、《讀書與出版》，並在《自修大學》上發表學習哲學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黨。1941年5月，他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抗日戰爭及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他先後在《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群眾》周刊、《新文化》、《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任編輯和領導。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負責建立新的通訊科，接待讀者來訪，回答讀者來信，建立《新華信箱》，組織和聯系通訊員，組織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區工作。1945年，任《新華日報》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林默涵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誌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此後，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對黨的文藝政策、文藝規律、文藝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等進行了開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討，在我國文藝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同年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1953年，林默涵與何其芳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人民日報》作了轉載。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他通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得到了胡風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議立即上交毛澤東，是他想出四個題目要舒蕪分類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隨後他又參與摘錄、整理胡風的更多信件，編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還寫了一些按語。”隨後的事，竟由最高領袖捉刀，寫出了著名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按語”，以此作為運動的綱領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風有些來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監獄，進而又在全國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肅反’，千千萬萬個無辜者，被隔離、逮捕、關押，直到被奪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參與胡風事件全過程的領導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1961年，林默涵等組織文藝界集體討論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文藝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功＂經驗。他還組織領導了現代京劇《紅燈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工作，並參與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主要作品有雜文集《獅和龍》、《浪花》，文藝論集《在激變中》、《林默涵文論集》、《林默涵劫後文集》、《心言散集》，專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等。文化大革命期間，林默涵受到迫害，被關押達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豐城鋼鐵廠監督勞動。這裏該說一件事－－詩人牛漢在《為馮雪峰辯誣》的文章說道：－－1957年底馮雪峰撰寫《魯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魯迅這篇文章對30年代的周揚、夏衍等“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描述，顯然讓周揚等長久不安，如鯁在喉;這在50年代對確立他們“正確路線”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尷尬。因此，借著馮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脅利誘手段，要他“承擔責任”撰寫這篇文章的註釋，為周揚他們“洗冤辯白”。馮雪峰難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揚他們對這個初稿並不滿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辦公室，對註釋作了改寫。由周揚口述，林默涵當場修改，周揚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後，林默涵還給當時《魯迅全集》編輯室負責人王士菁兩次去信，稱“魯迅答徐懋庸文，經與周揚、荃麟同誌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請再斟酌”。時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馮雪峰學術研討會上，……幾個發言者對馮雪峰在30年代與魯迅的革命情誼作了熱情的贊揚。坐在會場的林默涵舉手插話：“我提個問題，請解答。馮雪峰是《魯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中，作了歪曲事實的說明，辱沒了魯迅。這則註釋是馮雪峰寫的，這難道是對魯迅友情的忠誠表現嗎?請大家研討。”(憑記憶追記，大意不錯)會場上頓時啞默無聲。這時，我站起來大聲說：“我能解答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我以為不應由林默涵同誌提出，默涵同誌應該是能夠解答這個疑問的當事者，至少是熟知內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驅和自由鬥士。林昭1943年考入蘇州萃英中學。她受母親的影響，對中共黨的革命行為抱有很大的熱情，在景海高中畢業後，林昭不顧父親反對，於1949年7月考進“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父親，多年後，林昭對此感到很不安：“他們要我井裏死也好，河裏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畢業後林昭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1952年開始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點》的《尋找林昭》文章稱：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裏，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鬥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為了與身為國民黨的父親劃清界線，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拋棄父姓，改名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立誌作毛澤東時代最好的記者。林昭在北大瘋狂地閱讀許多她喜歡的書，同學常看到她從圖書館抱出許多線裝書。她觀察到現實並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學風中，她開始成長，開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父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裏、井裏去死，絕不再說違心話！” 由於林昭勤學多思，受到遊國恩教授的贊賞，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未果。林昭與另一位才女張玲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參加了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後，林昭成為綜合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被稱為“紅樓裏的林姑娘”。該刊物主編是樂黛雲。《紅樓》第2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張元勛。1957年5月19日，張元勛等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這是為了響應中央的鳴放號召，隨後幾天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學生互相辯論，有人認為大字報中的右傾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並說：“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5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將張元勛與李任開除出《紅樓》編委會，原因是他們參加右派刊物《廣場》編委會，林昭在發言批判時對張元勛說：“我有受騙的感覺！”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將提意見的言論說成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1957年秋，張元勛、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於是她被認定為對抗組織、“態度惡劣”，遭到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張元勛被秘密逮捕，判處有期徒刑8年。北大當時約有八千學子，其中約有1500名師生被打成右派，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到邊疆荒野，20多年後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並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也從北京大學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主任羅列到人大新聞系來後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後由羅列帶過來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後因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說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期間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愛情，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上級批評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準他們結婚。1959年9月，甘粹被發配到新疆進行勞動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劇，請假要求回上海休養。1960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批示準假，林昭由母親接回上海。通過調養，林昭病情漸有好轉。在上海養病期間，受到江浙一代結社文化的影響，並認識了蘭州大學的研究生顧雁、徐誠，當時蘭大的張春元等人，正在準備籌辦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隨後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員，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獄。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醫。9月，林昭在蘇州與黃政商量並且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期間還曾要求上海的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獄。在獄中林昭曾多次絕食、自殺，並且分別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都沒有回音。林昭在獄中，因為沒有筆紙，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另外，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較嚴重的虐待，林昭在血書中寫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創痕猶在不消說了，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未有所減輕！比如在兩副鐐銬中暫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在獄中寫《告人類》。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判決後的申明》部分內容：……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林昭 主歷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幹預之下，林昭被列為應該處決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決書後，隨即被綁赴上海龍華機場執行槍決，終年36歲。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5分錢子彈費。林昭被捕一個月後，其父服藥自殺；其母則精神失常，後因醫院拒絕醫治，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林昭弟弟彭恩華，2004年8月3日逝世於美國猶他州桑迪市，享年59歲。林昭的妹妹彭令範1980年後移居美國。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與北大部分師生集資立碑，並被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木瀆鎮靈巖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屍體至今下落不明，墓裏只保留著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縷頭發。林昭墓碑背面鐫有她1964年寫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譚兵林等人赴蘇州紀念林昭，在火車站出站口被攔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來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監視的警察驅趕。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誌則被蘇州警方以“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至今未有釋放。

林風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家名紹瓊，字鳳鳴，後改風眠，中國畫家暨教育家，中國近現代美術的啟蒙者和融合中西的中國現代繪畫開創者之一，與顏文梁、徐悲鴻和劉海粟並稱“四大校長”。1904年甲辰5歲入私塾讀書，學名為鳳鳴。遵父教臨摹《芥子園畫傳》。在其6歲時，林風眠母親跟一位染布的青工私奔了後被抓回來。在村裏人往她身上澆油時的那天，年幼的林風眠，聽說母親要被燒死，便憤怒地拿起刀，沖出屋門大叫，說要殺了全族人！在林風眠的反抗下，族裏人最後商量著把母親賣了。臨賣前，他溜出去看她，母親抱著他大哭了一頓，從此母子天各一方。後來，母親在尼姑庵當傭人，臨死前都未再見一面。1907年8歲入舊製初級小學讀書。1908年10歲畫《松鶴圖》中堂，為鄉中大姓購去。1914年15歲，林風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學，在此期間，他和日後的好友林文錚、李金發等一起組織了一個“探驪詩社”。切磋詩藝，並任副社長。當時，林風眠的繪畫成績深得繪圖教師梁伯聰的贊賞，這位我們知之甚少的老先生發現林風眠形象記憶能力特強，圖畫過目不忘，並有著自己的理解和創造。梁老先生認為學生畫得和自己一樣好才能得100分，而卻經常在林風眠的圖畫作業上打120分，對林風眠的欣賞由此可見。1919年7月，中學剛畢業的林風眠收到了梅州中學的同窗好友林文錚從上海發來的信函，獲知了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遂告別父老前往上海和林文錚一同作為第六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前往法國留學。1921年，兩人轉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9月又轉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就讀，並得以進入被時人譽為“最學院派的畫家”柯爾蒙（Cormon）的工作室學習，並廣泛接觸各種藝術形式，以及當時歐洲藝術界認為的“東方藝術”。1923年春天，在同鄉熊君銳的邀請下，林風眠與李金發、林文錚、黃士奇等開始為期近一年的德國遊學，這次遊學極大地影響了林風眠的早年藝術風格，他在遊學中充分地接觸了當時作為新藝術風格形式出現的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等新繪畫流派，創造了大量帶有西方現代主義的個性風格特征的作品，如著名的《柏林咖啡》、《平靜》、《唐又漢之決鬥》等。遊學回法後，林風眠與友人成立了“福玻斯會”，1924年二月，“福玻斯會”聯合美術工學社發起成立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於5月21日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舉辦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覽會”正式開幕，林風眠展出了共計42幅作品。此次展覽會的特邀會長蔡元培對林風眠亦極為賞識。1925年冬，受蔡元培之邀回國，任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校長。特邀齊白石、法國畫家克羅多（Claudot）來校講學，希望博采眾長。1927年5月11日，由林風眠發起並組織的“北京藝術大會”在北京國立藝專正式開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品種最全的一次藝術大展。1928年3月26日，時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創辦了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聘任林風眠出任院長兼教授，潘天壽、方幹民、吳大羽等人擔任教授。林風眠又組織策劃成立了“藝術運動社”，創辦了相關的雜誌《亞波羅》和《雅典娜》。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杭州國立藝術院向西南轉移，並與北平藝專合並，身心俱疲的林風眠被免職離開，從此漸漸退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主流。此後他回歸畫家本位，開始創作屬於自己獨立意識的繪畫，並轉向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等西方現代藝術思潮，淡化了傳統筆墨觀念，試圖用西方現代藝術運動的觀念來切入中國繪畫。1944年，杭州藝專奉教育部令與國立北平藝專合並，改稱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次年，國立藝專創建西畫畫室製，由林風眠、方幹民、李超士和倪貽德主持。1945年，參加重慶 “現代繪畫聯展”，林風眠展出作品《少女》、《百合花》等。中共黨建國後，1952年移居上海南昌路53號，閉門埋首作畫。繼續以“我入地獄”精神探索藝術。1955年秋，太太阿麗絲與女兒蒂娜移居巴西。1956年出席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的座淡會後，繼續獨自探索，畫戲劇人物。創作《宇宙鋒》、《南天門》等。1957年發表《美術界的兩個問題》、《要認真地做研究工作》。1958年編著《印象派繪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後因此受批判。下鄉深入生活。1961年夏，上海美術館展出《上海花鳥畫展》，並轉往北京展出，《秋騖》等4幅作品展出。漫畫家米谷寫文章《我愛林風眠的畫》，發表於61年《美術》雜誌第5期。後遭批判。1963年上海美協在上海美術館舉辦《林風眠畫展》，展出作品近70幅。後在北京中央美院陳列館展出。發表《回憶與杯念》。1964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林風眠畫展》。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山水》、《靜物》、《宮女與花瓶圖》等。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打擊迫害，為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佘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裏，站在上面踩爛從馬桶中沖掉，一部分油畫用火爐燒掉。1967年68歲勞動改造。1968年69歲8月以“日本特務”“特嫌”罪名被上海公安局拘捕，後轉入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開始長達四年半的獄中生涯。後因同鄉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搭救，所以幸免。1977年獲準出國探親，兩年後隱居香港，繼續創作。

林同濟：（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國學者。16歲畢業於北京崇德中學。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旋即赴美留學，在密歇根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和西方文學史，1928年獲得學士學位。1930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碩士學位，1933年獲該校政治學博士學位。1930年至1932年在加州大學和奧克蘭米爾斯學院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1930年，用中英文發表了《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一文，預測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4年回國，任天津南開大學政治學教授，直至1937年抗戰爆發。1937年至1942年任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2年至1945年任北碚復旦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期間與雷海宗等創辦《戰國策》雜誌，言論右翼反蘇，人稱“戰國策派”，是抗日戰爭期間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派別，客觀上與國民黨政府政策合拍，甚至被認為有法西斯主義傾向。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中將戰國策派歸為藍色，指其為國民黨的文化特務。1945年至去世，一直任上海復旦大學英語及西方文學教授。1948年曾在上海創辦海光圖書館，因時局變化夭折。1958年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遭到迫害，一次批鬥中因支持不住被送醫院治療。1978年接受記者采訪，質疑最高領導終身製，發表在《大參考》上。1979年右派脫帽。1980年受邀赴美講學之前，曾與胡耀邦會面並對中國未來發展進言。兩月後訪美，發表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期間心臟病突發，病逝於加州大學，胡喬木發去唁電。

林希翎：（1935年－2009年9月21日），女，原名程海果，中國少數未獲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林希翎隨父母去溫嶺外婆家。父親在稅務局任職，1948年棄家出走，後在臺灣大學任職員。1949年中共軍占領溫嶺，當時在溫嶺中學念高中的林希翎報名參軍，在中共軍內任文書，後調入幹部部組織科。因父親的歷史不清，林希翎在部隊沒能入團入黨。1953年，時為排級幹部的林希翎作為調幹生被部隊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書。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潮中，林希翎認為胡風並不構成反革命集團，只是文藝思想問題，但又認為林默涵（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李希凡、藍翎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問題上同胡風是一致的，他們世界觀本身均存在矛盾。1954年，林希翎就此撰寫了文章，其中點明了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觀點與胡風一致，結果稿子被《文藝報》壓了1年多未能發表。該文章被《文藝報》直接送林默涵審閱，此後《文藝報》編輯部告訴林希翎文章可以發表，但不要在文章中點出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名字。該文後來以《試論巴爾紮克與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為題於1955年發表在《文藝報》上，林希翎叫印刷廠將文章的署名改為“林希翎”，即間接點出了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名字。此後，筆名“林希翎”成了她常用的新名字。1956年，因為對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就文學創作中的典型問題刊發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見，林希翎撰寫了《試論文學創作中的典型與黨性問題——與〈共產黨人〉編輯部文章商榷》，在交付中國人民大學科研部打印時，遭到科研部一位親蘇幹部曹某的拒絕和批評。林希翎乃致信校長吳玉章（時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吳玉章決定將該文打印分發給該校各部門及校外有關單位。1956年6月1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曹某化名“究真”撰寫的《靈魂深處長著膿瘡———記青年作家林希翎》一文，並配發了醜化林希翎的漫畫，文章攻擊林希翎，並稱其因崇拜李希凡、藍翎而改名為“林希翎”。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看到該文後，令秘書召來《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進行批評。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聶真也說要對該文進行追查。為此，1956年，胡耀邦還約林希翎來自己家裏進行了4個多小時的談話。林希翎自此結識了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後來曹治雄和林希翎戀愛，並成了她的未婚夫。當時正逢學校即將放暑假，胡耀邦讓林希翎任《中國青年報》特約記者，同總編室主任陳棣以及崔同華考察西北地區，寫些報告供羅毅參加下次團代會時參考。林希翎乃赴陜西、甘肅考察，見到農村黨支部書記包辦婚姻，幹部走後門買火車票等現象。在考察甘肅玉門油礦期間，她發現這裏的上海支邊工人經常罷工逃跑，因為中共幹部當初許諾給他們的待遇沒有實現。她還發現該油礦的先進典型——女子測量隊為充當典型弄虛作假，女隊員們十分痛苦。林希翎幫女隊員們起草了致胡耀邦的信，並請全體女隊員簽名，最後回到北京替她們將信交給了胡耀邦，還寫了《如此愛護女子測量隊》一文，刊於《中國青年報》。胡耀邦將信轉交石油工業部部長李聚奎，李聚奎隨即解散了女子測量隊，隊員全都保送到西安石油學院學習。此外，林希翎回到北京後還寫了《喜相逢》一文，配有丁聰的漫畫，刊於195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報》，為了該文章，《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還找林希翎談話。後來，《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塗光群的讀者來信《批評應該實事求是與人為善》，批評了究真的文章。《中國青年報》編輯部還於1956年7月10日發表檢討，8月4日發表《事實與教訓——關於“林希翎事件”的調查報告》，稱究真的文章失實，向林希翎道歉並認錯。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學學生會組織了關於胡風問題的辯論會。當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的林希翎正應其在部隊時的戰友、時為北京大學中文系調幹生的劉秉彜的邀請，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遂順便到該辯論會會場旁聽。會議主持者當場要林希翎講話，林希翎遂發表講話，從法律角度分析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證據不足，並說“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還認為蘇聯和中國均尚未建成“真正的射穢主義”，表示“真正的射穢主義”包括射穢主義的公有製、射穢主義民主製、健全的射穢主義法製。《人民日報》隨即將有關情況通過5月23日的“內參”上報，劉少奇就此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註意。＂ 自此次講話開始，1957年5月和6月間，在整風運動中，林希翎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共進行了六次公開演講，發表了“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等言論。她還在同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約會時，通過曹治雄獲得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文，並在公開演講中披露的報告內容。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點名批判林希翎。此後她被劃為右派，留校監督勞動。在將其劃為右派的問題上，吳玉章（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明確表達過不同意見，但未果。曹治雄將秘密報告給林希翎看的事情泄露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胡耀邦處對曹治雄進行查問。1958年7月，林希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當時胡耀邦表示不同意逮捕林希翎，但未果。此外，之前曾多次在家中接待過林希翎的中共國內務部部長謝覺哉也對林希翎抱同情態度，但也未能阻止林希翎被逮捕判刑。曹治雄、吳玉章的外孫藍其邦、謝覺哉的秘書吉士林均因同林希翎的聯系而被打成右派。曹治雄還被撤職遭隔離審查，也結束了同林希翎的戀愛。1959年8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59）中刑反字第451號》以反革命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先在北京草嵐子監獄服刑，1969年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被轉移到浙江繼續服刑。1973年，林希翎在浙江提前幾個月釋放出獄，被安置在金華地區武義縣農業機械廠當工人。1973年底與本廠小她10歲的技術員、1970屆大學畢業生樓洪鐘結婚。1975年鄧小平復出後，林希翎赴北京上訪，結果由於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而再次被捕，並交原住地革命組織嚴加看管。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3月，林希翎赴北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訴。1979年，胡耀邦先後三次批示要為林希翎平反，但林希翎拒絕了胡耀邦的秘書戴雲提出的寫檢討過關的意見。1979年7月，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復查結論”，列舉了林希翎的三條罪狀：一是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六次演講，公開煽動改變社會製度，二是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三是“反對當時中央的整風方針和部署”，並對其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結論。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告訴林希翎，他們本來同意給其改正，但是中共北京市委不同意。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給中共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建議對林希翎的右派問題“不改正”，但要求撤銷其“反革命罪”的判決。1980年4月21日，中組部、統戰部、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等五個單位召開聯合會議，商討林希翎案，主持會議者為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胡耀邦親自委托處理林希翎案的中宣部幹部王仲芳、戴零出席會議並介紹了胡耀邦的三次平反批示，但會議結論仍為“不改正，不平反”。據林希翎了解，不改正不平反的原因是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人以及原屬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系統的人士堅決不同意改正平反。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稱，“經本院復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樣，林希翎成了少數幾個“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右派中惟一一名“不予改正”者。此後，胡耀邦介紹林希翎到浙江省金華市文聯任編輯。1983年，林希翎與樓洪鐘離婚，並經胡耀邦請習仲勛批示獲準前往香港，逗留三個月後轉往法國，後攜帶兩個孩子定居法國。

林漢達：（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曾化名林濤，著名教育家，文字學家，歷史學家。1908年入讀家鄉私塾。1914年入讀上虞崇仁小學。1915年轉學入讀寧波崇信中學高小班。畢業後任觀城約翰小學助教。1917年入讀崇信中學。畢業後在上虞、寧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今浙江大學）。1924年畢業，任寧波四明中學教師。1928年任上海世界書局編輯，後出任上海世界書局英文編輯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國留學，考入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民眾教育系，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後任華東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務長、教育學院院長等職。1945年底，與馬敘倫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當選為常務理事。曾任關東文協理事長，大連市新文字協會主任，光華書店總編輯，遼北省教育廳長，遼北學院副院長等職。中共建政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教務長，中央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全國掃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語文》雜誌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研究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著有教育類：《向傳統教育挑戰》、《西洋教育史講話》；文字改革類：《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通俗歷史讀物類：《東周列國故事新編》、《前後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上下五千年》（與曹余章合著）。1958年，被劃“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鄭律成：（1914年8月13日－1976年12月7日），原名鄭富恩，出生於朝鮮。鄭律成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繼聶耳、冼星海之後又一位傑出的優秀作曲家，他被譽為“軍歌之父”。1933年，在其三個哥哥先後為朝鮮和中國的革命獻出了生命後，鄭律成也到了中國南京參加朝鮮人的抗日革命組織“義烈團”，上朝鮮革命幹部學校學習。一邊從事革命活動，一邊學習鋼琴、小提琴、聲樂。1936年，譜寫了處女作《五月之歌》。1937年去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工作。1938年，鄭律成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音樂指導、魯迅藝術學院聲樂教員。隨後鄭律成創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延安頌》《延水謠》《保衛大武漢》《生產謠》《寄語阿郎》《十月革命進行曲》《八路軍進行曲》等等。其中《延安頌》一舉成名，並於1939年正式加入中共黨，同期創作的《八路軍進行曲》被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1945年回朝鮮，任朝鮮人民軍俱樂部部長、朝鮮人民軍協奏團團長、平壤音樂大學作曲部部長，譜寫《朝鮮人民軍進行曲》、《朝鮮解放進行曲》、《圖們江》、《東海漁夫》等。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周恩來親自寫信給金日成要調鄭律成回中國，金日成同意鄭律成去中國繼續從事音樂創作。同年，鄭律成正式加入中共國國籍，定居北京。1950年12月，作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創作組的成員，鄭律成和劉白羽、歐陽山尊、淩子風、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鮮。他和劉白羽合作寫了《歌唱白雲山》，他和魏巍合作譜寫了具有濃郁朝鮮風情的《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並與歐陽山尊合作譜寫了《中國人民誌願軍進行曲》和《誌願軍十贊》。1956年，鄭律成調到中央樂團（現中國交響樂團）創作室作曲。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懷，犯了“嚴重右傾”錯誤，以致要他退黨，他堅決頂住了。文革開始後，他因為只從事創作沒擔任領導職務，夠不上“走資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動權威”、“黑線人物”、“黑幫分子”，甚至“裏通外國”的“特務”等等，被批鬥關押。1976年12月7日下午5時許，鄭律成在北京突發腦溢血逝世。

鄭野夫：(1909年－1973年8月13日) ，原名：鄭毓英，亦作：育英，學名：邰虔，別名：誠之，筆名：野夫、未名（明）、新潮。版畫家。1928年考入由陳抱一等主持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西洋畫系。1929年在魯迅影響下開始木刻創作。1930年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停辦，轉學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931年參加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從上海美專畢業。8月，參加魯迅和日本友人內山嘉吉舉辦的“木刻講習班”，並結識魯迅。改名“野夫”、“EF”、“新潮”。1932年加入“中國美術家聯盟”。8月，與陳卓坤、顧鴻幹等在上海組織“野風畫會”。魯迅特請蔡元培為畫會題寫匾額，還多次前往“畫會”參加活動、演講，同時帶了一批如法國杜米埃等人的畫冊送給“野風畫會”，並捐款20元。創作《國民黨反對派的血腥罪行》、《號召》、《五一大遊行》等木刻作品。冬，聯合寧、滬、杭、蘇等地美專學生，在上海新世界舉行“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展”。1933年“野風畫會”被迫停止活動，改名“上海繪畫研究會”，地址從江灣遷到跑馬廳，和顧鴻幹共同負責。後繼續活動，創作《黎明》、《搏鬥》等木刻作品。6月，在野穗木刻社出版的手拓原寸版畫集《木版畫》上發表畫作。1934年3月，“革命的中國之新藝術展覽”在巴黎皮爾•沃姆斯畫廊舉行。展出作品為野穗木刻社受魯迅委托征集到的78幅木刻作品。同年，創作木刻《水災》組畫20幅。1935年創作木刻作品《七君子》《棚戶怒潮》。創作《賣鹽》木刻組畫36幅並出版。1936年魯迅逝世後創作了木刻作品《魯迅的精神不死》，創作《罷課》《荒年》等木刻作品，刊載於《鐵馬版畫》創刊號。1938年 當選“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理事，出版《春野木刻集》。1939年4月，在金華、麗水、平陽、永嘉等地舉辦“七七抗戰版畫展覽會”。翌年出版《五月紀念木刻集》。11月，浙江省戰時美術工作者協會主辦“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社”，同時“木刻用品社”開始舉辦“木刻函授班”，報名參加者達一百多人，學員廣布戰時東南各省，編輯教材《戰時木刻半月刊》，同時陸續編輯木刻叢集－－《旌旗》、《號角》、《鐵騎》、《戰鼓》、等四種。1939年12月，《刀與筆》雜誌在浙江金華創刊，野夫發表木刻作品。創作《誰使我們逃亡？》、《傷兵、難民與失業工人》、《兩種不同的生活》、《梅世君烈士》等木刻作品。1940年，編輯出版學員畢業作品集《鐵筆集》，撰文《浙江木刻運動怎樣展開來的》。修訂出版專著《怎樣研究木刻》《點綴集》。同年，創辦麗水“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撰文《十六個月的“木合社”》。創作木刻《送棉衣給北上抗日的新四軍戰士》、《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拓荒》、《努力習作（學習木刻的熱潮）》等作品。1941年主編雜誌《木刻藝術》《反攻》木刻叢刊。此前，完成《長期抗戰》木刻作品。《反攻》木刻叢集刊物1941年6月出版。1942年日軍入侵浙贛，“木合社”遷福建崇安赤石。開辦“武夷畫室”，親自授課培養木刻新人。同年，成立“草草刻畫社”，出版《草草月刊》。創作《新農民》《轟炸聲中》《搶運物資（糧食）》等木刻作品。1943年以“中國木刻研究會”名義在福建赤石主編出版《木刻藝術》第二期（雙月刊），不定期的《木合》多期。5月創作《寒酸與洋溢》《後方生產》等木刻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將“木合社”歷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在福建南平等地舉辦“慶祝抗戰勝利木刻巡回展”。編《活頁畫帖》第一輯，在福建木合工廠出版。創作《流動鐵工廠》《角鬥》《勝利前夕》（套色木刻）作品。《角鬥》曾先後刊於《抗戰八年木刻選集》《中國版畫》。1948年編《木刻手冊》由文化供應社印行。創作《泛區難船》、《天官賜福》、《從求學到求乞（流浪學生怒吼圖）》、《窮苦的人們（上海街頭見聞錄）》、《風聲鶴唳（蔣氏朝廷末日現形圖）》等木刻作品。1950年創作巨幅油畫作品《修船支前》、《鬥地主》（原標題不詳）。1957年被劃為右派，免去一切職務，下放河北懷來縣農村勞動。1958年創作套色木刻《夕陽》、《十三陵水庫工地婦女挑土競賽》（原標題不詳），以及農村題材的系列木刻作品《農村小景》（原標題不詳）、《街頭看新聞公告》（原標題不詳）。1964年創作木刻作品《北京支援各國人民反美鬥爭－－反美風暴組畫》一套6幅。1965年創作木刻作品《“約翰遜怎能不發愁”組畫》一套6幅。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受到迫害，慘遭批鬥，再度下放至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3年 64歲 8月13日因患肝癌病逝於北京。

鄭君裏：（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鄭重、千裏。及中國話劇及電影演員、導演。1932年，鄭君裏進入聯華影業公司為基本演員，陸續在《火山情血》、《奮鬥》、《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電影中擔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1930年代，鄭君裏和顧而已到江蘇南通，有人告訴鄭君裏說當地有位叫趙鳳翺（即趙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戲很好。趙丹的父親是當地劇院經理，資助幾個愛演戲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劇社”。鄭君裏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說明了該情況。趙丹後來成了中國著名的電影明星。1940年，鄭君裏在重慶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任新聞影片部主任。1943年，參加中國藝術劇社，導演《戲劇春秋》、《祖國》等劇。1947年，鄭君裏與蔡楚生合作編導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上、下集）。1948年，參加了電影劇本《烏鴉與麻雀》的集體創作，並單獨執導該片，這是他首次單獨執導，該片於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一等獎。1951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我們夫婦之間》。作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藝術委員會”成員，鄭君裏積極推動電影《武訓傳》的拍攝。《武訓傳》遭嚴厲批判後，《我們夫婦之間》也被提出來批判。這兩部電影遭批判，對鄭君裏這代藝術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上海的文藝整風和文藝四清中，導演裏鄭君裏首當其沖，演員中趙丹首當其沖。後來又被送到上海電影製片廠裏的牛棚隔離，不能見家屬。在牛棚他總吃不飽。好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抄家時鄭君裏家被抄走兩卡車的文字材料，先後被關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1969年4月23日淩晨，鄭君裏因肝癌在上海中山醫院病逝。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又名鄭慶甡，字毅生，筆名攫日，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教育家。1907年到1916年，鄭天挺先後就讀於北京閩學堂、江蘇學堂、順天高等學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1920年鄭天挺大學畢業後，接受廈門大學聘約，參加了該校的籌建工作並在該校講授國文，兼任圖書部主任。1921年暑假，為了進一步深造，鄭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學。1923年正式出版《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誌要》一書。1924年，鄭天挺研究生畢業，留北大擔任講師。1927年後，鄭天挺一度離京南下杭州、南京、廣州等地，先後擔任浙江民政廳秘書、浙江大學校長秘書、廣東建設委員會秘書、教育部秘書等職。1930年，教育部長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鄭天挺遂應北大之聘，於當年年底回北大任教。1933年，鄭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秘書長。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務會議當然會員。其間，在授課的同時，寫出了《杭世駿〈三國誌補註〉與趙一清〈三國誌註補〉》及《張穆〈齋集〉稿本》等具有創見的學術論文。1936年，鄭天挺開始到北大史學系兼課，講授魏晉南北朝史。與此同時，他還應範文瀾等先生之約，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史。從此，鄭天挺的治學重點轉向清史，先後發表《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爾袞與九王爺》、《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多篇論文，與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1939年，鄭天挺仍任北大秘書長，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鄭天挺被聘為聯大總務長。期間先後發表《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等數篇論文。1943年，其《發羌之地望與對音》獲教育部三等獎。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從吾等赴重慶參加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鄭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鄭天挺等應邀赴大理參加修誌工作。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鄭天挺赴北平準備復校。1946年，鄭天挺將自己十數年來清史研究論文匯為專集題名《清史探微》出版。從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資料整理室，後又改設史學部，由鄭天挺代行主任，組織整理明清史檔案。經過數年整理，先後輯錄專題史料十種。其中《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太平天國史料》還於建國後公開出版。1949年5月4日，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湯用彤為校務委員會主席，任命鄭天挺為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仍兼史學系主任。1952年7月，國家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經教育部同意，擔任歷史系主任。1953年全國綜合大學會議，1954年7月文科教學研究座談會，1956年6月教材會議，鄭天挺均代表南開大學出席。經過反復討論，由鄭天挺和唐長孺共同擬定《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遂被全國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會議上又決定由翦伯贊、鄭天挺共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由鄭天挺主編《史學名著選讀》，以供大學本科生閱讀參考之用，從而對全國高等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1962年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演清史而撰寫的《清史簡述》，以及1957年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發表的《關於徐一夔〈織工對〉》等文。1963年，他被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1966年6月，他與南開其他老一輩史學家一起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鬥。被關進“牛棚”，勞動改造，喪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強行解散。十年動亂結束之後，1978年2月，鄭天挺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經黨中央批準，又被重新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

鄭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女，原名姚念媛，以撰寫《上海生死劫》一書著名的女作家。鄭念1915年生於北平（今北京），先後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女生部（今第二南開中學），北平燕京大學，並留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獲碩士學位。她在英國認識了同是留學生的鄭康琪，兩人相愛結婚，婚後她跟隨先生改姓鄭。1949年帶著唯一的孩子鄭梅平從香港回到上海，回來參與紅色中國的建設。1957年到1966年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966年到1973年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後至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三年後定居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丈夫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官員。後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辦事處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癥。鄭念文革期間遭到迫害，導致家破人亡。獨生女兒鄭梅平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審判。在名不正言不順的監獄裏，她呆了六年，經受了無數的折磨，精神的，肉體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無辜，發憤要與關押她的人鬥爭到底。這六年裏，她與女兒毫無聯系，1972年出獄後才得知女兒早已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殺害。妹妹姚念貽曾任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演員。鄭念出國以後寫下了英文自傳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該書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在書中鄭念記述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80年代初出國這段時間的個人經歷。從1966年上海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對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單人牢房長達六年半的拘禁過程和她由於始終不承認各種指控，堅持自己無罪，而受到監獄當局的種種迫害和她對此進行的抗爭，直到1973年出獄後，她得知自己的獨生女兒鄭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獄後不久受迫害而死，繼而努力查找女兒死因的過程。

鄭 洪：（1928年2月15 日－1968年11月14日），原名鄭寶洪，曾用筆名鄭同。電影劇作家、導演。小學畢業後，於1941年到蘇中抗日根據地加入新四軍新安旅行團。1942年因年幼體弱離隊還鄉。1945年4月赴蘇北抗日根據地再次參加新四軍，先後在新四軍蘇中區黨委總抗服務團、山東軍區與山東野戰軍文工團、華東野戰軍與第三野戰軍文工團、第二野戰軍文工團任團員、隊長、業務秘書、研究員。1948年12月加入中共黨。1952年8月調任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社編輯。1955年5月調任八一電影製片廠故事片編劇。中共建國初期他創作了話劇《粉碎糖衣炮彈的進攻》。著有電影劇本《縣委書記》、《十二次列車》、《秘密圖紙》、《打擊侵略者》、《怒潮》及話劇《勝利路上》等。文革爆發後，影片《怒潮》被批判，鄭洪受到無情迫害，於1968年11月14日去世。時年40歲。

鄭造：（1921年－1966年6月17日），作家。曾任南京市文聯文學部總幹事兼金陵女子大學文學系教師、南京市文聯創作室副主任、江蘇淮安師範學校教師。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6月17日含冤逝世，終年45歲。

金山：（1911年－1982年7月7日），原名趙默，字緘可，話劇與電影演員、導演，被稱為“話劇皇帝”。他還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金山早年在上海闖蕩時曾結識了上海灘知名人物杜月笙，並被其收為弟子。1932年他秘密加入中共黨。同年調往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4出任上海左翼文化局同盟委員。次年起，與戲劇家章泯等參與組織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四十年劃劇社等，曾主演過話劇《娜拉》、《欽差大臣》、《賽金花》，電影《夜半歌聲》、《狂歡之夜》等。在演《賽金花》時與扮演女主角的演員王瑩相識相戀。1936年與王瑩結婚，後於1941年離婚。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副隊長並在各地演出抗日救亡戲劇，後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文藝組工作。1938年組建中國救亡劇團並任團長，前往東南亞進行演出，出演過的劇目包括《塞山風雲》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國，1942年在重慶主演話劇《屈原》。期間與扮演嬋娟的演員張瑞芳相愛並結婚，杜月笙為他們的證婚人。此後他參與組建中國藝術劇團並任總幹事。抗戰結束後他於1946年前往東北接收滿洲映畫協會（現長春電影製片廠），後自編自導了影片《松花江上》。

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金山調往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副院長兼總導演。曾主演過《保爾•柯察金》、《萬尼亞舅舅》等劇，還導演了《麗人行》、《文成公主》等劇。1953年在出演《保爾•柯察金》時與導演、周恩來的義女孫維世相愛，與張瑞芳離婚後他與孫維世結婚。在與孫維世的蜜月剛過不久，他奉命率隊前往朝鮮為拍攝一部電影創作做準備，期間與他的向導兼翻譯、金日成的一位女秘書墜入情網。周恩來得知後要求將其押回國內處分，後被開除黨籍並撤銷職務，並下放工廠勞動。不過孫維世仍選擇與金山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間金山受到迫害，被監禁七年之久。1975年平反，此時他才得知孫維世已在7年前於獄中去世。1976年，65歲的他又與孫維世之妹孫新世成婚。1978年出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82年任兼任電視劇藝術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逝世。

金仲華：（1907年－1968年4月3日）筆名孟如、仰山等。現代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社會活動家。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後於1928年春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任《婦女雜誌》助編。1932年初，任《東方雜誌》編輯。同年，任蘇聯塔斯社上海分社的電訊翻譯，開始研究國際問題。1933年底，受聘於福州路開明書店，編輯《中學生》雜誌。1935年金仲華進入生活書店任編輯主任。同年6月，與葉紹鈞、劉大傑、陳望道、老舍等署名發表《我們對文化運動的意見》。12月，與馬相伯、鄒韜奮、沈鈞儒、李公樸等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金仲華赴香港，協助鄒韜奮籌辦《生活日報》，同年夏回上海後任《世界知識》雜誌主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金仲華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為國內外報刊撰文呼籲海外華僑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抗戰。在上海、武漢等地參加編輯《抗戰三日刊》與《全民抗戰三日刊》，介紹戰局進展，以通報抗戰消息，並附有金仲華妹妹金端苓手繪的戰局地圖，很受好評。1938年8月到達香港，參與籌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和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並任《世界知識》、《星島日報》主編。時宋慶齡在香港創辦保衛中國同盟，金仲華任執行委員。1939年春，青記分會創辦中國新聞學院，金仲華兼任副院長，主持院務。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1942年初，與夏衍、金山離開港，來到桂林。1943年，金仲華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4年夏，日軍進攻湘桂，同年年底至重慶，任美國新聞處譯報部主任，常選譯《新華日報》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年，日本戰敗。金仲華隨美國新聞處遷往上海。同年12月，在上海復刊《世界知識》雜誌。1948年，辭去美國新聞處工作。同年7月，前往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對外英文期刊《東方通訊》。1949年3月，離開香港返回內地。中共國成立後，金仲華先後任《新聞日報》、《文匯報》社長、中國新聞社社長(1952年12月-1968年)，英文版《中國建設》雜誌社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等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至第四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1952年11月-1967年2月)。著有《國際新聞讀法》、《國際形勢與中國》、《婦女問題》、《世界形勢圖解》、《世界政治參考地圖》等。文革開始後，金仲華受迫害。因沒有遵照宋慶齡的囑咐，將其寄來的信件"閱後燒掉"，被"造反派"抄家時抄走。隨後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說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及“外國間諜”等罪名。不堪承受的金仲華於1968年4月3日，在書房上吊自殺。

金滿成：（1900年－1971年1月22日），作家，文學翻譯家。翻譯了《紅白合》、《剝削者》、《金錢》等。在16歲就因鼓動同學反對讀《聖經》而被學校開除；在留法期間，又因為不滿政府不公待遇，和其他同學一起集合鬧事，結果被押送回國。回國後，在北京的中法大學潛心讀書。中法大學和法國沒有太大關系，只是當時為了收留這批法國回來的留學生而辦了個“陸漢克”學院，後來才改名“中法大學”。在大學期間，金滿成開始了文學創作，在《晨報》副刊發表散文和小品文。1925年，金滿成大學畢業。他在好友的邀請下，去了廣州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直到1927年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在上海的這段日子，是他創作的高峰，幾部暢銷小說都出自上海，他收獲了名聲和愛情，同時也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1927年，他應同鄉的邀請，去南京參與編輯友人創刊的報紙《新民報》的副刊《葫蘆》。1932年，逃到重慶的他依然是滿腔熱血，開創了副刊《金剛鉆》。1937年的5月16日，重慶成立了“全國文化界救國聯合會”，金滿成被舉薦成為主席，在重慶開展了一系列的進步活動。1957年，金滿成被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慘遭批鬥關押，被迫害致死。

金人：（1910年－1971年8月13日），原名張少巖，後改名張君悌，又名張愷年，筆名金人。文學翻譯家、作家。自幼喪母，隨父親輾轉漂泊於蘇、皖、豫、京等地。在讀小學階段，曾在南宮、開封、蘇州、淮陰、北京等地學校就讀。1923年於北京師範附小畢業，1925年考入北京安徽中學。1927年來哈爾濱，在東省特別區地方法院當雇員，工余時間同白俄教員學習俄語。1928年任《大北新報》編輯，1930年任東省特別區地方法院檢察處俄文練習翻譯，後任東省特別區檢察廳俄文翻譯。1930年入東省特別區法學院法學系，工作之余攻讀法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目睹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同胞受奴役的現實，激發了反帝愛國的情感，寫了一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雜文、小說和詩歌。1933年結識了羅烽、金劍嘯、姜椿芳、舒群、蕭紅、蕭軍等青年作家，在他們的影響和啟發下，開始從事俄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翻譯工作。曾在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哈爾濱公報副刊”、“公園”等報刊，用金人、田豐等筆名發表了詩歌《受傷的靈魂》、《懷人》、《死神的勝利》，雜文《幼稚病》、《慈善家的道德》、《有閑與有錢》，連載小說《出路》、《歸宿》、《懺悔》等作品。1935年經蕭軍介紹，翻譯了蘇聯作家左勤克的短篇小說《退伍》等作品。在上海《譯文》雜誌發表後，與主編魯迅先生建立通信聯系。此後，又譯出綏拉莫維奇著《荒漠中的城》。在抗戰期間翻譯了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也翻譯了一些俄國古典文學作品。1942年金人去蘇北，在抗敵報社做編輯工作，後調蘇中行政公署任司法處處長。1943年回上海，以律師的合法職業為掩護，從事文學翻譯工作。1948年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司法部秘書處長，1949年11月任出版總署編譯局副局長。自1951年起，先後在時代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譯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與人合譯了《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羅索夫》，這部譯著出版後，在軍隊和青少年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53年至 1958年，翻譯了蘇聯著名作家潘菲洛夫的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人》，後又重譯了《靜靜的頓河》，把《荒漠中的城》改名為《草原上的城市》。新譯了《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同時也寫些短文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金人遭到無端的迫害。1971年8月13日含恨逝世於文化部五七幹校丹江分校，終年61歲。

金問淇 : （1899年－1968年5月），字恂侯，婦產科學家。1919年，入上海同濟醫學院就讀。翌年，赴德國哥丁根大學和佛萊堡大學醫學院深造，獲醫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初在上海開業行醫，後在上海同德醫學院、同濟大學醫學院擔任婦產科主任、教授。1951年1月，參加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誌願軍醫療手術總隊赴朝。翌年回國，發起組織赴朝醫療隊家屬服務大隊，同年當選上海市醫學會副會長。1953年院系調整，隨醫學院遷武漢，任武漢醫學院婦產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附屬第二醫院婦產科主任和計劃生育研究室主任。同時還擔任中華醫學會全國婦產科學會武漢分會主任委員，《中華婦產科》雜誌編委。1956年，參加中共黨，同年被評為武漢市勞動模範，出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1959年，當選為湖北省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翌年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大會。1965年出席湖北省文教戰線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晚年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婦科疾病研究，率先使用針刺排卵及針刺調節宮縮，取得成果並應用於臨床。又組織研究針刺治療不孕癥及天花粉中期引產成功。此兩項研究成果於1978年獲全國科技大會獎。文化大革命中，金問淇深受迫害，於1968年5月含冤自殺而死。1989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金嶽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字龍蓀，中國哲學家、邏輯學家。著有《論道》、《邏輯》和《知識論》。1907年進入美國教會創辦的雅禮大學預科。後考入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1914年，金嶽霖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同年官費留美，於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到英國學習，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金嶽霖1925年回國，清華大學聘請金嶽霖講授邏輯學。秋，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聯大文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1940年，《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1948年，金嶽霖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6所大學哲學系合並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金嶽霖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9月底，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1956年，加入中共黨。1965年，《羅素哲學批判》一書完稿。1966年文革開始，金嶽霖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迫害批鬥，造反派不準其搭公車去醫院看病，只讓金嶽霖踩著三輪木板車去看病，借此羞辱他。1977年文革結束，82歲的金嶽霖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所長兼研究室主任。

範煙橋：(1894年－1967年3月28日) ，乳名愛蓮，學名鏞，字味韶，號煙橋，別署含涼生、鴟夷室主、萬年橋、愁城俠客。範煙橋多才多藝，小說、電影、詩、小品文、猜謎、彈詞無不通諳，還善書畫、工行草、寫扇冊、繪畫等，是紅極一時的“江南才子”。1907年，14歲的範煙橋就讀於同川公學，成為金松岑的學生之一。在校期間，他勤學苦練，深得金松岑先生的喜愛，在金松岑的影響下，初涉了文、史、地、詩歌、小說。1914年，範煙橋到吳江八坼第一小學任教兼八坼女子小學教員，此後任八坼鄉學務委員、吳江縣勸學所勸學員、吳江縣第二高等小學歷史教員、第一女子小學國文教員。1917年編寫作為課本的《吳江縣鄉土誌》，內容涉及河流、交通、教育、行政、自治、還有縣下屬同裏、盛澤、黎裏、震澤、蘆墟、平望等鄉鎮基本概況。在此期間，他向上海《時報》副刊《余興》投稿，得到主編包天笑的賞識，約範煙橋寫稿，範煙橋就寫了彈詞《家室飄搖記》十回，諷刺袁世凱欲做皇帝夢，這是範煙橋第一次向外投稿，並獲成功；幾乎同時，範煙橋也學寫小說，他向王西神的《小說月報》投了幾篇短篇小說，後來發表了，從此開始涉足小說領域。1922年範煙橋隨家遷居蘇州，期間，他與蘇、滬、錫報界文人密切交往。當時嚴獨鶴主編的《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及《紅》雜誌，周瘦鵑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及《半月》雜誌，畢倚虹主編的《時報》副刊《小時報》，江紅蕉主編的《新申報》副刊《小申報》，另外還有《小說叢報》、《小說世界》、《紫羅蘭》、《遊戲雜誌》、《星期》、《紅玫瑰》、《家庭》等報刊雜誌，都先後與範煙橋約稿寫短篇小說、隨筆、彈詞等，範煙橋日寫數千字極力應付，越寫越快，越寫越熟練。他又以傳說袁一掌事，寫成長篇小說《孤掌驚鳴記》，由大東書局出版；1923年編輯自己的隨筆《煙絲》，由文新公司出版；這年秋天，他到無錫助編《蘇民報》副刊《余勇》，期間寫《新潮過渡錄》（載《新上海》），記維新運動中吳江知識分子的動向。1922年，範煙橋在蘇州與趙眠雲組織文學團體“星社”，共同談論文藝，發行三日刊《星報》，“星社”從開始的9人發展至100余人。1926年，範煙橋去濟南助編《新魯日報》副刊《新語》。1927年回蘇州，期間斷斷續續用了3年時間，完成20余萬字的《中國小說史》，12月由蘇州秋葉社出版，小說林書店經售，此書出版影響很大。他也從開始喜讀小說到喜寫小說 ，再到研究小說。 範煙橋在小說上的造詣，使他聲譽越來越大。1928年春，應王西神之聘，範煙橋為正風中學國學主任；秋天，經陳去病介紹到上海持誌大學講授小說；應包天笑、江紅蕉、姚蘇鳳、查士端、黃光益、黃轉陶力薦，範煙橋接辦《小日報》主編；1930年，在蘇州世界書局設編譯所，範煙橋受約任局外編輯；1931年冬，任東吳大學附中國文教員。1932年受聘到東吳大學講授小說課程。為了講課方便，他撰寫了作講義用的《民國舊派小說史略》10萬字。此時他又有《中國小說史話》2萬余字，分30個小章節，連載於唐忍庵的《中國日報》。這年，範煙橋與小說林書店主人葉振漢合辦《珊瑚》半月刊，範煙橋任社長和主編，歷兩年，共發行了48期，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1933年，範煙橋寫作了《詩學入門》，編輯了《銷魂詞選》，由中央書局出版。以歷年筆記整理成專集《茶煙歇》，由中孚書局出版。《茶煙歇》比較著名，章太炎、吳湖帆題字作扉頁。1934年，範煙橋為《蘇州明報》副刊《明晶》撰長篇小說《花草蘇州》，連載數月。1936年，範煙橋開始與影劇界接觸，他被召至上海，任明星影片公司文書科長。編輯《明星實錄》10萬余言，代主編刊物《機聯》一年余。1938年，舅父嚴寶禮在上海創辦的《文匯報》，招他任秘書； 在上海他協助楊錫珍籌辦錫珍女學；東吳大學附中從安徽移至上海，範煙橋前往繼任國文教員。1939年，範煙橋著手改編葉楚倫所著小說《古戌寒笳記》為電影劇本《亂世英雄》，這是為國華影業公司所編。在上海他主編《蘇州公報》，為蘇州地方人士流亡上海者辦，不久因費絀而停辦；這一年《文匯報》被迫停刊，範煙橋改任松江中學教務。1940年任金星影業公司文書，為國華影業公司改編電影劇本《西廂記》、《秦淮世家》、《三笑》等，拍成電影後，連連叫座，周璇主演的《西廂記》，主題歌《拷紅》、《月圓花好》在國內流行特廣。1941年，範煙橋繼續主講東吳大學小說課，次年東吳大學附中改組為正養中學，大家公推範煙橋為校長；直至1946年恢復附中，範煙橋辭去校長之職。1942年，為國華影業公司編電影劇本《無花果》、《解語花》，均系創作；並兼任大同大學附中教員。抗戰勝利，《文匯報》復刊，範煙橋前往兼任編輯《文匯畫報》。此時撰長篇小說《石破天驚》連載於蘭州《西北日報》；還在小報用“唐鳳閣會人”筆名寫隨筆《蘇味道》，介紹吳中食品，因此有人稱他為美食家；又與王亢元一起發行《新紀元》周刊。1946年，範煙橋隨蘇州附中遷往蘇州，在校授國文；並在東吳大學繼續講授小說；為春明書局編尺牘7萬多字；為《新聞報》副刊《新園林》長期撰述；為小型報刊十余家寫作小品文；輯短篇小說《花蕊夫人》，由日新出版社出版；為《文匯報》編輯《國貨展望》。1947年，所撰電影劇本《陌上花開》，經洪深、吳仞之修改，由香港大中華影業公司攝製，易名《長相思》；為周旋演唱、陳歌辛譜曲填詞，創作著名歌曲《夜上海》。1950年任蘇州文聯副主席；為評彈演員唐耿良寫作《太平天國》；為《新民晚報》副刊《新評彈》寫作評話彈詞理論和反映新人新事的短篇評彈與開篇；輯成《人民英雄郭忠田》。1952年，範煙橋調往蘇州高級中學任教。又被任為蘇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大公報》副刊撰寫隨筆。所撰的《唐伯虎外傳》連載於香港《新夜報》。1955年又撰《李秀成演義》連載於國外華僑報。這年被省人民委員會任命為蘇州市文化處處長。1957年，範煙橋任中國民主促進會江蘇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此年將《唐伯虎外傳》改寫為《唐伯虎故事》。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常委。撰寫《李秀成在蘇州》、《楊芷、任環禦倭寇》。晚年雖然身體日益衰弱，猶奮力寫作，寫成章回小說《韓世忠與梁紅玉》、《南冠草》、《蘇州四才子》、《北行雜詩》、《蘇州新詠》等著作；並輯《拙政園誌》、《蘇州景物待輯》。1965年，範煙橋撰寫《駒光留影錄》，記述本人71年的生平。他一生著述頗豐，著作等身，代表作有《煙絲》、《中國小說史》、《範煙橋說集》、《吳江縣鄉土誌》、《茶煙歇》、《唐伯虎的故事》、《鴟夷室雜綴》、《林氏之傑》、《離鸞記》、《蘇州景物事輯》等等。文革期間，備受沖擊，範煙橋與周瘦鵑、程小青列為批判對象，受盡折磨和淩辱。可惜的是，他準備晚年出版的詩集、文稿，沒有來得及問世，1967年3月28日在憂郁中病逝在蘇州寓所，終年74歲。

範長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新聞記者、編輯。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鄉村行政系，九一八事變後脫離該校，轉入北大哲學系，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等撰稿。1935年7月，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區考察旅行，歷時10個月，行程6000余公裏，所寫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連載，公開報道了紅軍長征和西北狀況，引起轟動。一舉成為聞名全國的新聞記者。這些通訊後來輯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半年內重印7次。1936年8月赴綏遠西部采訪，所寫通訊輯為《塞上行》一書出版。 1937年2月冒著生命危險闖進西安，采訪並刊發“西安事變”報道，以《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之名在《大公報》登出，轟動了朝野。西安事變後赴延安采訪，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抗戰爆發後，采寫大量戰地通訊。1938年3月，與惲逸群等人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網羅了眾多紅色背景和親共的新聞工作者。同年10月脫離《大公報》，脫離原因存在爭議，後與胡愈之、孟秋江等人創辦國際新聞社。1939年，5月經周恩來介紹在重慶他加入中共黨。1941年5月在香港與鄒韜奮等創辦《華商報》。1942年後進入蘇北解放區，先後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任新華社“四大隊”隊長，隨黨中央轉移陜北，負責新聞宣傳工作。1949年任新華社副社長。1月，作為新聞先遣隊負責人之一，從西柏坡出發到北平接管新聞報業。1月31日進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報《人民日報北平版》總編輯。3月15日《人民日報北平版》停刊，範長江隨同第三野戰軍領導機關南下上海，擔任新創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長。1950年1月，範長江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社長。任社長期間，因對一些老幹部提出過於嚴厲的批評，產生很多矛盾。1952年初春，臨時調到中國人民大學領導“三反”、“五反”運動；同時人民日報社內部運動也達到高潮，一些幹部對範長江提出很多尖銳的批評。胡喬木得知消息後派黎澎到人民日報報社調查，後讓範長江在編委會做了兩次檢查。因矛盾依然過於尖銳，1952年6月將範長江調離人民日報社。1952年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1954年，他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兩年後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正當範長江英年盛名、大有作為的時候，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受到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受盡折磨摧殘。1967年，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的範長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關押起來，1970年10月22日晚，對範長江的批鬥會一直持續到深夜。23日早晨起來，有人在菜園邊的水井裏發現了範長江的遺體，死因至今都是一個謎。

範任：(1906年－1971年)，字範希衡，筆名範行、知人、任典。著名翻譯家、教授。範任幼年從父讀四書五經，五歲能詩。一日騎父肩上，有人笑道：“子把父當馬”；範任應聲對答：“父望子成龍”，“神童”之名由此起。民國12年(1923)，考入上海震旦大學，因參加“五卅運動”被校方開除。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法文系，並任大同中學法文教員、中法文化出版交換委員會秘書，集求學、教書、工作於一身，表現出非凡的毅力和才幹。民國1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二年後公款赴比利時魯文大學專攻法國文學、比較文學、歷史語法、比較語法。以優異成績先後通過碩士、博士論文，獲雙博士學位。“九•一八”事變，旅歐留學生發出的“抗日宣言”文稿系出自範任之手。民國21年學成歸國，歷任北京大學法文教授，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編審，閩蘇皖政治學院教授、教務長，中央大學教授。抗日時組織上海抗日救亡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編譯抗日書文，主編前線日報每周“國際形勢評述”，為東方雜誌撰寫“中國民族性”專論。為資助抗日，他捐出《中國古代旅行》、《蘇聯諸民族》的全部稿酬。民國34至38年，任安徽省社會處處長。中共建國後始在震旦大學、繼在南京大學任教授，與徐仲年合編《法漢辭典》，翻譯出版了近三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主要有《格蘭特船長的女兒》、《中國孤兒》、盧梭的《懺悔錄》、詩的藝術、聖勃夫文藝批評文選。同時將《人民的上海》等譯成法文，介紹給國外讀者。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無辜判入獄10年，1961年因翻譯工作需要，保外就醫為由回家。文革開始後，又被下放到安徽桐城掛車河公社，是日病逝於農村，終年65歲。

範權：（1907年－1989年），我國兒科醫學奠基人之一，天津兒童醫院院長。他的夫人姓孫，也是天津兒童醫院護士。範權早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1965年，範權下鄉在薊縣“農村醫療隊”工作，1966年文革開始後被“揪”回醫院“鬥爭”。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抄了範權的家。他們把範家的書堆在門外焚燒。孫女士被強迫跪在火堆旁邊。她的臉被燒焦。紅衛兵還用她家裏的面包裹上大便強迫她吃下。鄰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經過。當她的丈夫範權從醫院被叫回家來的時候，他被告知妻子已經上吊自殺。他看到妻子的身體吊在門框上，一只手垂著，顯然是死亡以前已經被打斷了骨頭。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沒有能力把自己吊死。另外，範權只看到了妻子的背影。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屍體想要看妻子的臉，卻被紅衛兵一下子打昏在地。等他醒來，妻子的屍體已經被運走了。孫女士和範權有三個兒子。老大老二學工程，從清華大學畢業。老三從天津醫學院畢業後也在醫院工作。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老三也曾經給父親寫大字報，以示追隨革命，後來他看到文革現實的殘酷和醜陋，跳樓自殺，幸而未死。1979年範權被恢復了院長職務。

範樂成：（1909年－1970年7月13日），1936年畢業於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對日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的軍隊醫院中服務。1946年前往美國佐治亞州阿利文總醫院學習。曾任漢口陸軍總醫院院長，武漢大學醫學院教授。1959年與殷傳昭、張澤生、彭誌琛等任武漢醫學院副院長，文革期間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活剖新四軍戰士”，接受審查，1970年7月13日自殺身亡。著有《戰地外傷急救》、《戰傷治法》、《局部外科學》等。

尚小雲：（1900年1月7日－1976年4月19日），名德泉，字綺霞。尚派藝術的創始人。京劇“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初學老生，繼之以武生、花臉，最後才改旦角，文武兼善，面面俱到。由於父親早逝，家境窘迫，母親將尚小雲送到那王府當書童，在那王的建議下，尚小雲進入戲班學武生。尚小雲師承孫怡雲，又得益於王瑤卿，特色是字正腔圓，善於使用顫音。他的武功根底相當深厚，擅演刀馬旦，藝術上有“尚派”之稱。尚小雲年僅7歲時就投身梨園。1908年，他轉入了三樂社科班學戲，初習武生，花臉，後改旦角。1912年三樂社在廣和樓公演，尚小雲的戲很受歡迎。1913年李際良掌三樂社，更名正樂社，演於民樂舞臺。1914年冬，尚小雲與孫菊仙配《三娘教子》《戰蒲關》，聲名漸起，被評為“第一童伶”。世人稱尚小雲、白牡丹（荀慧生）、芙蓉草（趙桐珊）為“正樂三傑”。16歲出科後，他先後與孫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戰蒲關》，與王瑤卿合演《乾坤福壽鏡》，與楊小樓合演《湘江會》《楚漢爭》等戲。1918年，尚小雲自組“重慶社”，不斷排演新劇目，以巾幗英雄人物為居多。如《卓文君》《綠衣女俠》《林四娘》《秦良玉》《墨黛》《雙陽公主》《摩登伽女》《相思寨》《青城十九俠》《虎乳飛仙傳》《紅綃》《峨嵋劍》等等，都是他首創演出，又成為他的獨有劇目。1927年，由北京《順天時報》發起“五大名伶新劇奪魁評選活動”，尚小雲以新編劇《摩登伽女》奪得第一。1937年在北平開辦“榮春社”科班，親自執教，到1938年春時，學生達200多人。為堅持辦學，1942年前後，尚小雲將七所宅院出售，被譽為“典房辦學”。1948年，榮春社解散。1949年，尚小雲參加了中共為藝人辦的講習班，而後成立尚小雲劇團。同年10月，尚劇團排演新戲《洪宣嬌》，經批準後演出，但未獲成功。1957年，陜西省戲曲學校成立，尚小雲受聘擔任藝術總指導。1959年，尚小雲將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畫、玉器共六十六件，無償捐獻給陜西省博物館。1960年，梅（蘭芳）劇團、尚（小雲）劇團、程（硯秋）劇團和荀（慧生）劇團被改為國家劇團。1962年，拍攝藝術片《尚小雲舞臺藝術》，錄製《失子驚瘋》和《昭君出塞》兩部影片。1963年10月底，尚小雲的戶口被遷往西安。代表作品有《二進宮》 《祭塔》 《昭君出塞》 《梁紅玉》 《三娘教子》 《戰蒲關》 《秦良玉》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尚小雲被陜西省京劇院的“造反派”以“舊戲霸”、“反動學術權威”、“封、資、修黑尖子”等政治帽子關進“牛棚”，遭受各種殘酷的批鬥。據《尚小雲與榮春社》記載，這個時期，尚家被查封，只帶出三口人的碗筷，每月領得總共36元人民幣，可謂是度日如年。而挨鬥是家常便飯。據說，挨鬥時，因為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讓他站到三張疊起的桌子上，胸前還掛一張沈甸甸的大牌子。1974年，尚小雲前往北京治療眼疾。返回西安後，被宣布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1976年3月，因胃病住院。4月19日，尚小雲在醫院含冤辭世。

尚鉞：（1902年－1982年1月6日），原名宗武，字健庵，曾化名謝仲五（仲武）、丁祥生、聶樹先（老聶）、謝潘。筆名依克、子丹。著名歷史學家。1917年就讀位於開封的河南省立第二中學。五四運動中，為河南省學生運動的負責人之一。1921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後就讀於英國文學系（肄業）。在校期間曾聆聽魯迅授課，在其影響下從事文學創作，是有成績的小說家。同時，他受李大釗影響，投身革命。1927年9月加入中共黨。在中共開封市委工作，任省委機關刊物《猛進》編委。秋收起義時，任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和地區蘇維埃主席，領導了羅山、光山一帶的秋收起義。1928年兩次被捕，關押浙江省陸軍監獄，受酷刑，仍堅持鬥爭。1929年被營救保釋出獄，經楚圖南介紹，在吉林省毓文中學當語文老師，繼續宣傳革命，影響了許多中國和朝鮮兩國的學生，其中金日成受其革命啟蒙，曾稱他是“馬列主義啟蒙教師”。後任教於昂昂溪第五中學，曾參與組織反帝大同盟。1929年－1936年，在吉林、上海、寧夏等地教書，並從事中共黨的革命活動，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朝鮮領導人的金日成。1930年5月到上海，先後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紅旗日報》（采訪部主任）工作。1932年4月返回東北，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因反對當時中共中央“左傾”政策，被開除黨籍。泅渡黑龍江到蘇聯，欲向共產國際申訴，沒有結果，曾在遠東紅七軍工作。1934年回國，先後流寓哈爾濱、上海、北平、寧夏等地，堅持革命活動，並尋找中共黨。在教書之余，創作小說，並組織學生革命團體。在北平期間，曾影響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尚仲衣被捕，尚鉞被迫離開北平。在寧夏期間，教書於中衛中學、銀川寧夏中學，引導一批學生成為寧夏第一批中共黨員。1937年回北京，仍未聯系上中共黨組織。在去延安的途中，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受董必武指示，轉到武漢，在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任圖書資料室主任，為中校科長。1941年，到昆明雲瑞中學教書。1942年，任雲南大學講師和副教授，教授國文和中國通史等課。成為華崗領導下中共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骨幹。1945年，經華崗介紹重新加入中共黨，並受黨委派，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了一二•一運動。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殺後，冒著危險參與善後工作。1947年從昆明經上海轉入山東解放區，先後任教於山東大學（1946－1948,教授）、華北大學二部（1948－1950，史地系主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1950－1982，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小組副組長、歷史系主任）。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大論戰中，尚鉞主張魏晉封建論，與範文瀾、翦伯贊等的西周封建論，郭沫若等的戰國封建論相左。毛澤東支持範、翦，尚鉞因此受到大批判。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後，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不準尚鉞講課，不準發表文章，黨內醞釀黨籍處分。1960年，受到黨政雙重處分，《人民日報》和各大學術刊物都出版了批尚專號。文革期間，尚鉞不僅受到學術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受到非人待遇，健康遭到嚴重損害，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1980年他才恢復名譽恢復工作。1982年1月6日病逝。尚鉞第一任妻子陳幼清為中共縣委委員，帶著三個孩子尚嘉芝、尚嘉齊、尚海倫參加紅軍，1930年到鄂豫皖蘇區，1932年被張國燾殺害，三子尚海倫失蹤。尚嘉芝1937年病亡。尚嘉齊於文革中被迫害自殺。第二任妻子丁月秋，北京藝專畢業，1936年結婚，育一女尚嘉蘭，1950年離異。1978年去世。 第三任妻子阮季，燕京大學畢業生，人民大學教員，1968年受尚鉞牽連被迫害，自殺。育三女一子，女兒尚曉航、尚曉援、尚京子，兒子尚小衛。 第四任妻子詹寶珍，燕京大學畢業。原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負責人。現離休。

茅於軾：（1929年1月14日－），中國經濟學家。他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代表作有《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兒時，茅於軾的父親茅以新因為工作調動，全家經常搬遷，從小學到中學，他輾轉讀過13所學校。 1946年，茅於軾考上南開中學，接著又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系，大二時轉入機械系。1949年，茅於軾來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齊齊哈爾鐵路局工作，歷任機車司爐、司機、技術員、工程師。1955年，調入鐵道部鐵道科學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58年，反右傾鬥爭開始，28歲的茅於軾被劃分為“右派”，被降職降薪，妻子趙燕玲被停薪留職。1960年，茅於軾被下放到山東省滕縣勞動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茅於軾和妻子一起被掛牌、批鬥、強迫勞動，家被抄，並且被剃成光頭，母親也被牽連進來剃成“陰陽頭”。之後被調至大同機車廠工作10年。從1960年到1976年，茅於軾在勞動改造期間學習，在數學、力學、英語方面有所領悟。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數理經濟等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9月，茅於軾從鐵道部科學研究院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1985年，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做註冊訪問學者。1987年又擔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1990年，擔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講師。1993年，茅於軾和盛洪、張曙光等經濟學家共同創建了由美國基金會以及私人資本資助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 ，任所長、理事長，現為理事長、常務理事。2014年，有傳出茅於軾等幾位作家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點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後不得出版其作品的消息，後證實此事屬實。2017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發表了反對“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民主憲政”的言論後，茅於軾和其他多名法學界、知識界的人士一起聯署要求周強辭職，此後茅於軾等人創立的民間智庫平臺“天則經濟研究所網”、“天則公用事業研究中心網”等多個網站被封。茅於軾的社交帳號也被刪除。

茅於軾的爭議言論，例如:

釣魚島

2012年8月，茅於軾在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時說：“……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麽，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能夠交朋友，到日本到臺灣去旅遊，做生意，交換信息，互相交朋友享受人生，這個是我們老百姓最關心的事，而且我覺得釣魚島沒有常住人口，沒有GDP，更沒有稅收，如果海水漲了把它淹了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老百姓不會有任何的影響，我們為了這件事造成沖突我覺得這個太不合算了。”又在新浪微博說：“……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幹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後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麽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後，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麽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航母

茅於軾反對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國家的錢去造航空母艦。造航空母艦增加國家的國防力量這是好事，但是你沒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國防力量，別人也增加國防力量，這個力量就抵消了，你還是沒有占到便宜。不造航母，錢可以用於消除貧困、艾滋病治療、改善氣候變暖等等困擾的問題。”

毛澤東

2011年4月26日，茅於軾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提出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評定。2013年8月31日，茅於軾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修改版，認為毛澤東因為迷信權力，喪失了起碼的理性，從一個政治家淪落為和人民對立的人民公敵。

不支持計劃生育

茅於軾不支持中國大陸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反而“主張放開三胎四胎，隨便生，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太荒謬了。”同時他還認為“未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比哪個國家都快，可能造成的問題也特別大。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經濟有很大的好處，降低了家庭的負擔，提高了社會的儲蓄率。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這一份紅利是寅吃卯糧得來的，將來老齡化社會降臨時勞動力供給不足，欠帳是要歸還的。”。

2019年12月14日，茅於軾90歲生日之際，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憲法裏寫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是天大的笑話。一個實行民主的國家是不可能同時又實行專政的，實行專政的國家也不可能實行民主......。”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原名“茅以升”，字唐臣，結構工程師，橋梁工程專家。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驅、鐵道科技事業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以升10歲那年，過端午節，家鄉舉行龍舟比賽，看比賽的人都站在文德橋上，而他因為肚子疼所以沒有去。橋上由於人太多把橋壓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這一不幸事件沈重地壓在茅以升心裏。他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結實的橋。1905年就學於南京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今西南交通大學），1914年與戴傳蕙結婚。1916年畢業。同年參加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留美官費研究生考試，以第一名錄取留洋；191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橋梁專業）；1921年獲美國卡耐基理工學院（現為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學位，是該校的第一位博士。回國後至1949年，曾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及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學校長、北洋工學院院長及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校長、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1930年至1931年任江蘇水利局局長，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掛此職到1949年），在自然條件比較復雜的錢塘江上主持設計、組織修建了一座全長1453米，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路鐵路兩用錢塘江大橋。大橋於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這是中國人自己設計和施工的第一座現代鋼鐵大橋，是中國橋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1937年12月23日，為了阻止日軍攻打杭州，茅以升親自參與了炸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茅以升又受命組織修復大橋，1948年3月，大橋修復通車；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1943年至1949年任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1943年當選中華民國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國交通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校長；1951年至1981年任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築的建設中，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並為周恩來指定為設計方案審定人；1955至1957年主持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一生學橋、造橋、寫橋。他在中外報刊發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古橋技術史》及《中國橋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種文本）。著有《錢塘江橋》、《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科普創作選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國古橋與新橋》等。1966年文革期間，多次受到批鬥。其女回憶：茅以升每天上班，進了大門頸上就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 或其它什麽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後還要在院內遊走一番，任何時候都會被造反派揪住圍攻一通。1977年主持設計了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

嶽崇岱：（1888年－1958年），道號東樵子，俗名嶽雲發。中國道教全真派道士，中國道教協會首任會長。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壽光縣遭災，其全家逃荒抵達今遼寧省建平縣公營子務農。1898年至1901年，10歲到19歲期間隨祖父讀書、種田。24歲前，曾經在建平縣小東經生活。1912年，到遼寧省義縣醫巫閭山聖清宮出家修道。此後曾經參訪中國東北各個名山宮觀兩年多，隨後返回醫巫閭山聖清宮，率領道眾從事農業生產、種植果樹。1920年，至沈陽太清宮常住，獲推選擔任太清宮知客，後來出任監院。嶽崇岱曾率領太清宮道眾在沈陽城東邊的張宮屯地莊子種地14年。1939年，獲推選為滿洲國道教總會常任理事。1944年，回到醫巫閭山聖清宮，清修四年。此後參訪北平白雲觀，後返回沈陽太清宮。1948年11月，中共軍在遼沈戰役中攻占沈陽，此前嶽崇岱已回到太清宮。1949年，嶽崇岱獲道眾推選為太清宮方丈，成為道教全真龍門派第26代法嗣。嶽崇岱擁護中共黨和人民政府，主張道教界應當做到修持和勞動生產兩不誤，應自食其力、開展自養。嶽崇岱倡議並領導道眾創辦了紙匣工廠，組織道眾生產。他還常組織道眾讀報紙了解時事，學習中共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1956年夏，鑒於中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均已成立了全國性宗教團體，只有道教尚未成立，嶽崇岱乃聯絡中國內地各地的道教界人士，倡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舉行了發起人會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籌備委員會”，嶽崇岱獲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任。隨後嶽崇岱遷居北京白雲觀，籌建中國道教協會，並募得巨款修繕白雲觀以備作為中國道教協會會址。1956年7月間，嶽崇岱被全國政協吸收為特邀委員。1957年3月9日，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接見嶽崇岱。1957年3月13日，嶽崇岱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扭轉消極思想，參加社會活動》的發言。1957年4月中旬，中國道教界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1957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中國道教協會，嶽崇岱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第一屆會長。1957年4月15日上午，嶽崇岱及中國道教界第一次代表會議全體代表來到中南海，受到中共國副主席朱德、李濟深接見並合影。1958年春，“反右運動”波及道教界。1958年4月，嶽崇岱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5月離開北京返回沈陽太清宮，不久上吊自殺身亡，享年70歲。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嶽崇岱獲徹底平反。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季羨林通曉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等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系，師從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研習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等西洋文學名家。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哲學博士學位。1936年，師從印度學、梵語學家恩斯特•瓦爾德施米特學梵文、巴利文和佛學。1937年，開始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1941年，獲博士學位。從艾密爾•西克學吐火羅語、《十王子傳》、《大疏》、《梨俱吠陀》。1946年，回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為北大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1949年後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參加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擔任北京大學工會主席。1956年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共黨，參與反右運動，批判右派份子。1964年，北大射穢主義教育運動中，同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一起反對北大校長陸平。1966年文革初期，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屬於逍遙派。1967年夏秋之交，曾參加周培源主導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反對聶元梓派，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列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證據，被打倒。受到造反派兩派審訊，動念自殺，又被抓去批鬥。1968年春，在北大勞動改造。5月4日，在煤廠大批鬥。次日與100多個黑幫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勞動改造。不久被關進“牛棚”。1969年春節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慶新華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70年春節回校，擔任門房工作。文革後，他在《牛棚雜憶》中對文革的描述用了四個“最”：“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後來，在《季羨林散文全編》的《卷首語》中，對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將原來四個“最”字提升為六個“極端”： “這是一場極端野蠻、極端殘酷、極端荒謬、極端愚昧、極端滅絕人性、極端違反天良的空前絕後的人類悲劇。”

竺水招：(1921年－1968年) ，女，越劇小生流派“竺派”創始人，被譽為“越劇西施”，“越劇十姐妹”之一，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1932年，進入天蟾舞臺學習越劇。1939年進上海。1941年起在上海長期與尹桂芳合作。1942年4月，與傅全香任“並頭肩”。表演細膩嫵媚，清新脫俗，唱腔甜潤而柔糯，報界有“樂而不淫的花衫佳材”之評語。1946年，與尹桂芳、袁雪芬、範瑞娟、傅全香、徐玉蘭、筱丹桂、徐天紅、張桂鳳和吳小樓義演越劇《山河戀》，史稱越劇十姐妹。1947年9月,在上海成立雲華劇團，任團長。1948年起，先後與戚雅仙等人合作。解放後該團演出了富有愛國精神和文學性的《南冠草》、《文天祥》等劇目。1956年3月，原團改組為“南京市越劇團”，任團長和主演。其戲路寬廣，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當均能應工。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迫害致死，年47歲。作者秋草在2011年5月27日＂淺議竺水招之死＂的文章結尾處這樣寫道：竺水招終於鐵了心腸，走上人生最後一條路。她取出了悄悄珍藏下的那把尖頭水果刀，心在發抖，手也在發抖。可是不能再猶豫，多麽難能的靜寂的午後……難友醒來或回轉，她便又求死不得，求生無門了。決然地仰起頭，飲下了大半瓶癬藥水，頓時喉嚨裏火燒火燎，要嘔，要吐……她咬緊了牙，悄沒聲息的，用水果刀的刀柄頂住了桌子邊沿，對準刀尖，用盡全身力氣猛然一頂，一陣劇烈的疼痛，隨後一陣麻木，她撲倒在桌子上。刀尖刺破脾臟。素負盛名的越劇明星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悄然殞落……

歐陽山：（1908年12月－2004年9月26日），原名楊鳳岐，筆名凡鳥、羅西、龍貢公等，中國現代作家。歐陽山出生於貧民家庭，從小賣給姓楊的人家，後隨養父在外流浪，就讀於廣東高等師範附屬師範初中班，1923年在上海《學生雜誌》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那一夜》，開始文學創作，1927年組織“南中國文學會”，1928年到上海，成為職業小說家。1932年回到廣州組織“普羅作家同盟”，主編《廣州文藝》周刊。後受到國民黨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開始用歐陽山的筆名發表作品。1941年在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1957年開始創作150萬字長篇巨著《一代風流》，全書分為五卷。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已寫好的文稿亦散失。文革結束又重新投入了《一代風流》的寫作，1985年全書完稿。這部巨著分成《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聖地》、《萬年春》五部曲，夏誌清認為歐陽生早期的小說並不好，直到《三家巷》才寫的好。1997年將全書刪改後，總名定為《三家巷》，分為4卷。2004年9月26日病逝於廣州。代表作品有《玫瑰殘了》、《英雄三生》、《前程似錦》、《高幹大》、《三家巷》五部曲等。

武兆發：（1904年－1957年），動物學家、細胞學家。1917年，考入開封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3年赴美國，先後在伊利諾大學、布萊克本學院、威斯康星大學學習。1926年至1928年，在威斯康星大學動物系做研究生兼助教、講員。1929年回中國，到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3年，到開封河南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5年到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6年1月27日，參加馬敘倫、白鵬飛、張申府、黃松齡等發起，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舉行的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大會。1937年到輔仁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40年至1949年，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教授，在中國大學任生物系主任兼理學院院長。武兆發長期從事動物細胞學、生物製片學的研究工作，曾經創辦前進生物標本館。撰有《對“水螅活質的演變”一問題的重新研究》、《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雞卵黃球並不形成細胞》等論文。1948年，美國紀錄片《Peiping Family》（北平一家）以武兆發全家的日常生活作為全片內容。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武兆發任輔仁大學教授。院系調整後，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武兆發任北京師範大學一級教授、動物教研室主任，是北京師範大學6位一級教授之一（6位一級教授是陳垣、黎錦熙、傅種孫、鐘敬文、黃藥眠、武兆發）。他還是中國海洋湖沼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武兆發還是全國性學術刊物《生物學報》的主編。肅反運動期間，因為有國外關系而被批鬥，後來獲糾偏平反並賠禮道歉。1957年整風運動中，在鳴放初期，他給肅反運動提意見。1957年5月31日，《光明日報》第二版刊登《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提出批評 教育部領導不懂業務主觀自信 教育部董純才副部長昨到北師大聽取教師意見》，會上的發言者有董渭川、武兆發、胡明、鐘敬文、蕭璋等人。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黨委以其聲望高、威信大、在國內外影響大，於是在反右運動開始便把他當作右派典型。武兆發因不堪侮辱和虐待，用自己的手術刀自殺身亡。1957年8月1日，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召開大會，聲討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發。批判大會由生物系主持，揭發武兆發是“大流氓、大壞蛋，是特務！又毫無任何學問，死了是活該。”

趙忠堯：（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國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線研究的先驅和啟蒙者。在1930年成為歷史上首名捕捉正電子的人。1920年浙江諸暨中學畢業後，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數理化部，修讀化學、數學、物理課程，師從任鴻雋、王季梁、孫洪芬、張子高、胡剛復、葉企孫、何魯、熊慶來等人；因父親去世，家境困難，1924年春留校在物理系擔任助教，一面教書，一面聽課、考試，補足學分，1925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獲理學士學位。1925年夏隨同東大物理系教授葉企孫轉往北京清華學校（1928年更名清華大學）任教。1927年夏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師從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校長密立根，1931年獲博士學位。1931年赴德國在哈勒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32年返國，回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抗戰爆發，全家輾轉南下到昆明，利用休假在雲南大學任教；1938年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並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5年，應吳有訓校長邀請回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任教，並擔任物理系主任。1946年，赴美國參觀美國在太平洋中的原子彈實驗，並在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卡內基地磁研究所、加州理工學院核反應實驗室工作；其間購置核物理實驗器材。1948年，獲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50年返國途中被美國政府拘留在日本達數月之久，其間拒絕了臺灣駐日人員勸說赴臺之邀。之後克服重重困難，於1950年底取道香港返回中國大陸，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58年籌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兼任系主任。主要成就：發現反常吸收和特殊輻射，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實驗發現反物質。在中國建立核物理實驗基地。1932年回國後，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在清華大學建立了核物理教學實驗室，從事γ射線、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啟蒙中國的核物理科學。首次在中國開設核物理課程，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為中國核物理宗師，被稱為“中國原子能之父”。1966年文革開始後，趙因為在三星鉛筆廠有股份，被定為“資本家”，又由於有滯留美國的經歷，被戴上“特務嫌疑”的帽子，關進了牛棚受到監視與審查。一直到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趙忠堯才得以恢復工作，擔任副所長並主管實驗物理部的工作。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趙樹禮，中國現代小說作家。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趙樹理考上了長治師範。在這裏結識了王春、王中青、史紀言等進步青年，接觸到了黨的組織，看了不少進步書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迪和新文化的影響，思想有很大提高。他開始寫新詩，新小說，成了新文藝的愛好者。但這時候寫的東西，還是歐化句子、“學生腔”那一套。1937年加入中共黨。抗日戰爭爆發後，趙樹理先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工作。這時候他一改過去的風格，開始寫通俗化的作品。《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副刊，整個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經常出自他一人之手。僅1941年，他在《中國人》報發表的文章就達150多篇。他用多種筆名寫言論、小說、詩歌、快板、民謠、笑話，揭露敵人殘暴、醜惡，號召人民起來抗日救國。報紙辦得通俗易懂，有聲有色，很受群眾歡迎。1943年1月，趙樹理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時間下鄉調查研究和進行創作，又由於平時他對各個階層人物的深刻觀察和自身生活的積澱，一年之內便寫成並出版了《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這兩本小說，是趙樹理的成名之作，是寫新農村、新農民的經典之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劃時代之作。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開始辦《說說唱唱》雜誌，很不順手，而且還屢屢受“批評”，多次作“檢討”，頗有動輒得咎的味道。1951年6月，趙樹理在《說說唱唱》寫了一篇《武訓問題介紹》，7月，鑒於當時批判電影《武訓傳》的大氣候，他也做了檢討，說文章“沒有劃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確的立場”。1952年1月，《說說唱唱》登了一篇介紹種棉花發家的文章，又受到讀者批評，趙樹理又檢討說，文章是“用單純經濟觀點宣傳種棉”，沒有“給農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沒有“宣傳無產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在“大躍進”的年代，他的家鄉發現了一個“典型”，讓趙樹理寫。他一了解是個假典型，便說：“吹牛英雄我不寫”。1959年，“大躍進”推向高潮，趙樹理的家鄉竟然也修了一條“土鐵路”，但火車跑不動。縣裏的小報拍了照片，讓趙樹理“支持新生事物”。趙樹理沒寫文章，卻寫了幾句諷刺詩：“東村有人放衛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無用處，水佛嶺上推火車。”這個時期趙樹理不寫吹牛的東西，卻寫了歌頌先進人物和實幹精神的小說《實幹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文革”期間，趙樹理自然更不好寫東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勝感嘆地說：“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麽，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只好不寫。”歷任中國文聯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協會主席，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致力於革命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工作，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福貴》等。1949年後，繼續深入農村生活，耕筆不輟，馳聘於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煉鍛煉》、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幹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裏灣》等，都令人愛不釋手。1966年文革開始的7月20日、21日，由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了兩張很長的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了全面的“揭發”，批判。文中說：趙樹理是一個披著“人民作家”的外衣、“幹著反黨反射穢主義勾當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趙樹理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幫”牌子，輪番被遊街、批鬥。8月，“揪”到長治，頂著烈日批。11月，“揪”回晉城，冒著大風在廣場上鬥。在太原批鬥他時，一個造反派竟把他從主席臺拉下來向他胸部猛擊一拳，倒下後，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腳，趙樹理三根肋骨被打斷。在又一次批鬥中，有人故意將下層的桌子推倒，趙樹理從上面桌子上摔下來跌斷了髖骨。1970年9月20日左右，趙樹理在獄中開始拒絕進食。1970年9月23日，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終年64歲。

趙丹：（1915年6月27日－1980年10月10日），原名趙鳳翺，中國著名演員。1931年，16歲的趙丹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2年，趙丹開始從事話劇和電影演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很快成為明星。1934年，出演由李萍倩執導的劇情電影《三姐妹》；同年，與徐來、龔稼農聯合出演劇情電影《到西北去》；接著，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女兒經》上映；此外，還與高倩蘋、梅熹等聯合主演了抗戰電影《鄉愁》。1935年，與徐來、王獻齋聯袂出演愛情電影《落花時節；同年，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熱血忠魂》上映；此外，還出演了由張石川執導的劇情電影《大家庭》。1936年與葉露茜結婚。同年，與談瑛、王獻齋聯合出演劇情電影《小玲子》；與黎明輝、英茵聯袂出演愛情電影《清明時節》；還與胡蝶共同主演愛情電影《女權》。1937年，與白楊共同主演劇情電影《十字街頭》，與周璇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馬路天使》。1939年主演由沈西苓執導的劇情電影《中華兒女》，6月，與徐韜、王為一等前往新疆進一步開拓戲劇工作，後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監禁，系獄5年 。誤傳死亡，葉露茜改嫁劇作家杜宣。1945年，抗戰勝利後，趙出獄回上海，重返影壇，執導了茅盾的話劇《清明前後》。同年與黃宗英結婚。1947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衣錦榮歸》上映；同年，與秦怡合作主演劇情電影《遙遠的愛》；11月，與顧而已、黃宗英聯合主演的喜劇電影《幸福狂想曲》上映。1948年，與王人美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關不住的春光》。1949年，與吳茵、上官雲珠聯合主演劇情電影《烏鴉與麻雀》，在片中飾演自以為聰明的“小廣播”肖老板 ，他憑借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 ；同年，與黃宗英搭檔主演劇情電影《麗人行》。中共國建立後，他留在上海，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與黃宗英合作主演劇情電影《武訓傳》。1951年，出演由鄭君裏執導的劇情電影《我們夫妻之間》。1953年，執導由黃宗英、王龍基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為孩子們祝福》。1956年，與白楊共同主演劇情電影《為了和平》；同年，由其主演的傳記電影《李時珍》上映 。1957年，與崔嵬、王丹鳳合作主演劇情電影《海魂》，在片中飾演愛國正義的水兵陳春官 ；同年，加入中共黨。1958年，由其主演的傳記電影《林則徐》上映，在片中飾演正直剛毅、樂觀豁達、精力充沛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同年，擔任劇情電影《第三次試驗》的編劇。1959年，主演由鄭君裏執導的傳記電影《聶耳》。1960年，與齊衡、張伐聯合主演劇情電影《風流人物數今朝》。1964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青山戀》。1965年，與於藍、張平聯袂主演劇情電影《烈火中永生》，飾演重慶地下黨領導許雲峰，這是他生前拍攝的最後一部影片。文化大革命中，趙丹受到沖擊，殘酷迫害，入獄五年。1977年，趙丹專案組宣布恢復他中共黨員的組織生活。1980年趙丹因患胰腺癌在北京逝世。遺言為：“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麽種田、怎麽做板凳、怎麽裁褲子、怎麽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

趙畸：（1889年－1968年4月24日），字太侔，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家。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1919年考取公費留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後入該校研究院專攻戲劇。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與聞一多、塗上元、梁實秋等人同時歸國。趙任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授和戲劇系主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戲劇理論課程。與原配離婚後，與著名話劇演員俞珊結婚，後又離婚。1926年，他隨國民革命軍北伐，進駐武漢，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翌年1月，他出任寧漢合流的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秘書長。北伐軍進入山東後，南京政府決定籌建山東大學，由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任籌備委員會主任，趙太侔與王近信為常務委員，傅斯年等8人為委員。1929年5月，國民黨軍進入濟南後，他被任命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和省立實驗劇院院長，仍兼任山大籌委。1930年9月21日青島大學開學，他任文學院教授，一年後，任教務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校長楊振聲辭職，他暫代校長職務。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決定改青島大學為國立山東大學，調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他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1936年，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了鎮壓山東大學的愛國學生運動，以停撥協款相威脅，並無理幹預學校人事調整，他憤而辭去校長職務。他離開山東，改任北平藝專校長。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學校內遷湖南，輾轉至重慶。從1939年1月起，他先後任教育部教科用書編纂委員會委員，兼劇本整理組主任。國立編譯館編纂、中央訓練委員會處長、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參事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山東大學於1946年1月復校，國民黨政府復令趙太侔為校長。成立文、理、工、農、醫五學院，規模擴大。1947年春和1948年秋，國民黨在山大兩次拘捕了許多愛國學生，他都設法交涉保釋，並通過校務會議，決定對被拘捕的學生仍保留學籍，以免日後失學。南京教育部曾密電趙太侔，說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黨嫌疑，要他查明具報，並解除徐的職務。他和教務長楊肇熑復電說徐無“劣跡”；讓徐躲避，未出事故。1949年5月，國民黨決定棄守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琪曾要他同乘軍艦南逃。後來他躲在醫院內，使劉再沒有找到。這年6月2日，青島被中共占領，他向青島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部代表王哲辦理了山東大學的交接事宜。1949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8年，山東大學遷往濟南，他留在青島海洋學院任教，兼任學院的學務委員。他還是政協山東省第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民革山東省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許多文稿也被消毀。1968年4月24日，因不堪文革忍受屈辱，投海自盡。

　　

趙慧深：（1914年－1967年12月4日），女，話劇、電影藝術家。1932年，曾任山東省立實驗劇院戲劇幹事，組織演出了《父歸》和《湖上的悲劇》等進步話劇。1934年夏，在北平參加中國旅行劇團，不久隨團南下，首次在天津新新劇院演出了曹禺剛剛寫成的話劇《雷雨》。她在其中飾演繁漪，以深沈含蓄，充滿內心激情的表演，淋漓盡致地揭示了繁漪的復雜心理活動。這次演出，轟動了劇壇。1937年，她又在袁牧之編導的影片《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小蕓。她對角色寄以極大的同情，並把這種同情深深地融化在對角色淒涼身世的準確細膩的理解和體驗之中，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善良而又不幸的妓女小蕓的藝術形象。從而因一出話劇、一部電影，一個繁漪、一個小雲，享譽藝苑影壇。1941年，在重慶加入中華劇藝社，任幹事，協助社領導負責組織劇目和宣傳工作。曾參加老舍、趙清閣合寫的3幕劇《面子問題》的首演。1947年，她毅然奔赴蘇北解放區，曾任華中建國大學戲劇指導。建國後，歷任東北戲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劇、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輯等職，創作了京劇《三不願意》和電影劇本《不怕鬼的故事》等。曾任東北戲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東北戲曲學校校長、北影廠編輯部副主任。後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劇、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部主任等職。發表作品有京劇《三不願意》、電影劇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與麻雀》、《如此北平》等。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屢遭批鬥，其中一個理由是她曾在《馬路天使》中飾演過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白衣自殺身亡，年53歲。

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中國地球物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兩彈一星”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奠基人之一。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河南留歐美預備學校（即河南大學附中前身）。1925－1927年就讀於浙江公立專門學校(後為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1933年自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通過庚款考試，於1935年赴柏林大學從師氣象學家Hvon菲克爾。1938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西南聯大任教。趙九章把數學和物理引入氣象學，研究信風帶主流間的熱力學，完成了中國第一篇動力氣象學論文《信風帶主流間熱力學》。1944年經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教授推薦，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承擔起繼竺可楨之後中國現代氣象科學奠基的重任。同時兼任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 ）理學院氣象系教授，講授動力氣象學。1945年，趙九章指出，實際大氣在斜壓狀態下可以是不穩定的，即振幅將隨時間增長而形成天氣圖上觀測到的氣壓場的槽、脊分布和發展，這是現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基礎之一。1946年，趙九章在芝加哥大學做這一學術報告時，引起國際氣象學家的高度重視。在氣象學發展史上公認“公元1946年，中國趙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穩定概念”。同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成為中國現代氣象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1958年，趙九章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負責衛星研製的各項準備工作。5月17日，中科院成立581組，組長錢學森，副組長趙九章、衛一清。581組下設技術組，由趙九章主持。同年10月，他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重要建議。1963年5月31日，趙九章建議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系內試辦研究生班。1965年10月起，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主持下舉行了衛星建造總體方案的進一步論證，會上趙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見。緊接著，負責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趙九章主持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他對中國衛星系列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製訂，對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製作出了巨大貢獻。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衛星設計院（代號651設計院），趙九章被任命為院長，他除了抓第一顆衛星的研製工作外，還註意到中國衛星型號發展問題。同年5月，中科院召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討論會，趙九章在會上報告對中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1968年，春節剛過，趙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1968年10月26日(也有說10月11日)，因不堪紅衛兵的迫害，在北京中關村15樓服安眠藥自殺。

趙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國基督教新教神學家、教育家，著名翻譯家趙蘿蕤的父親。13歲時，因家道中落，曾輟學預備隨父從商。15歲再入學，入讀蘇州的教會學校萃英書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後轉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並考入監理會辦的東吳大學。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約翰?穆德（John R. Mott）及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D. L. Anderson）影響，受洗成為基督徒。1910年，東吳大學畢業，趙氏留校在東吳中學任教。1914年，趙紫宸代表在華的監理會前往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參加美南監理會總會會議。同年秋，他進入監理會背景的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的大學宗教學院，主修社會學及哲學，1916年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17年獲神道學學士學位，並獲頒授“創辦人獎章”。1917年，學成回國，在東吳大學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務長，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同年出席清華大學舉行的“第11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及在牯嶺舉行的“全國立誌布道團第一次全國大會”。1926年，趙紫宸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之邀，由東吳大學轉職燕京大學，擔任宗教學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學院院長，直至1952年大學結束，共26年。1941年7月，趙紫宸在香港被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按立為聖公會會長（牧師），他正式由監理會轉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聘他為華北教區任會長。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發生數小時後，日本憲兵隊包圍燕京大學，趙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趙氏被日軍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獲釋。抗戰勝利後，他恢復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職務，兼任中國文學教授。1947年，趙紫宸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頒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949年9月，趙氏成為中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之後他成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人之一，1954年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但自1951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殘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趙蘿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為首位將英詩《荒原》漢譯為中文的譯者。趙蘿蕤幼年居於蘇州，1919年起就讀於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1928年入燕京大學中文系，1930年轉入英語系，1932年畢業；同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為英美文學研究生，1935年畢業後任教於燕京大學西語系，長期從事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國文學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與陳夢家結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譯本，僅印350冊，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語語言文學；1946年夏天，詩人艾略特由英國回美探親，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請趙蘿蕤和陳夢家夫婦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詩人即席朗誦《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趙蘿蕤帶去的《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二書上簽名，還在扉頁上題寫“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194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擔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主要著譯：《荒原》（1937）、《哈依瓦薩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叢林猛獸》（1981）、《草葉集》（1991）。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其夫陳夢家被定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癥，住進北京安定醫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續遭到批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後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少鹹：（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國音韻文字學家。自小師從祝彥和學習。辛亥革命前後加入中國同盟會，與會中不少重要人物有來往。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期間，參加保路同誌會，並成為積極分子。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前槍殺請願群眾三十余人，被稱為“成都血案”，趙少鹹亦參加了其後的反清起義。袁世凱稱帝後，大規模搜捕同盟會員、保路同誌會等革命黨人。趙少鹹也在名單上，被軍政府逮捕。他不承認自己曾經參加反袁運動，被判入獄。獄中無事可做，他托人在帶了許慎的《說文解字》，研讀數月。出獄後，對語言文字學產生了興趣。同時他看到軍閥割據，戰爭四起，對政治失望，遂開始研究學術，專攻音韻文字學。1919年，趙少鹹開始研究《廣韻》。1921年開始校勘《廣韻》。1933年，完成《新校廣韻》一書。1935年，重慶中央大學的音韻學教授黃季剛去世。1937年，趙少鹹應中央大學之邀到重慶教授音韻學。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學任教，兼職中文系主任。 他還曾在成都石室中學、成都師範學校、成都大學、華西大學任教。1953年，開始在《新校廣韻》的基礎上寫《廣韻疏證》。1956年書稿初成，五年後定稿。全書28冊，共260萬字。1966年10月，《廣韻疏證》即將付梓之時，趙少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紅衛兵沖擊，被抄家，藏書手稿全部被焚毀或被抄走。一個多月後在成都市華西醫院病逝。

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七月派詩人，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貧寒，11歲才上學。1922年入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與附屬中學、南京大學附中、南師附中），曾與巴金等人同學，加入中國共青團。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1926年又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未轉團組織關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鄉參加打倒軍閥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他從鄂東家鄉逃到武漢，正逢汪精衛主持武漢國民政府“清黨”，於1927年至1928年期間，先後在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任幹事、在江西剿共軍第三十一軍政治部宣傳科擔任了28天科長，負責編輯湖北省黨部機關刊物《武漢評論》、江西省黨部機關報《國民日報》副刊，據說曾撰寫《反共宣傳大綱》等有反共內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給胡風案平反時，認定胡風的這一段歷史，屬於政治歷史問題，不應以歷史反革命論罪。1985年4月，公安部對胡風歷史上的問題（關於胡自動退團問題；在國民黨省黨部任職；在剿共軍任反動職務；寫“反共宣傳大綱”等又進一步復查，經研究並請示中央書記處同意，認為胡申訴的五個歷史問題，有的仍然證據不足，如“撰寫反共宣傳大綱”僅一人檢舉，胡一直否認。)胡風於1929年赴日慶應大學英文科留學，加入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並在日本刊物《藝術學研究》和《普羅文學講座》上介紹過中國左翼革命文學。加入了日本共黨、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組織，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負責人之一。由於胡風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宣傳馬主義和參加反戰（918事變）活動，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機關特高科密捕，6月被驅逐回國。同年到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曾任左聯宣傳部長、行政書記。1935年，編輯秘密叢刊《木屑文叢》發表小說，反映蘇區鬥爭，並且介紹蘇聯射穢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1936年初，合作編輯《海燕》，翻譯反映朝鮮、臺灣人民反殖民抗爭的短篇小說集《山靈》，收錄臺灣左翼作家用日本語創作的小說，如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等，是世界漢譯日本語臺灣文學的第1人。1937年抗戰爆發後，胡風在上海編輯《七月》文學周刊，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叢書。193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著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譯文集《人與文學》。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編輯出版了文學雜誌《希望》，其間著有文藝批評論文集《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等。1949年中共國建國後，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和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長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胡風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的觀點相沖突，從1945年起，他的文藝理論多次受到批評，性情直率的胡風則也毫不客氣的做反批評。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胡風舊友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編者按”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從此拉開運動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對胡風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政治局遞交《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反駁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編者按”中對胡風的批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上再次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19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澤東發起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運動，認為胡風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令《人民日報》在5月13日至6月10日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並親自寫編者按。在此期間，《人民日報》還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聲討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鼓動聲勢。胡風隨後被判為反革命，並於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時還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骨幹23人。胡風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風從秦城監獄出獄。春節過後，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再度入獄。1970年1月，胡風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1979年獲釋，1980年、1986年、1988年，經歷三次平反過程，才徹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風已因病逝世，終年83歲。在中國文壇胡風是一位創作頗豐、活躍的文藝理論批評家，他的理論涉及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電影、兒童文學、小品文等，其文學理論著述輯成三卷本《胡風評論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胡風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學理論研究，著有《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裏面》、《逆流的日子》、《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譯文集《人與文學》，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國近代植物學、生物學先驅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胡不願罵“蔣匪”，萬言檢討三次不過關。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胡先骕是可不帶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經歷，是“裏通外國”；因發表過其文的《Taxon》雜誌也發過臺灣學者文章，有“製造兩個中國”之嫌；更根本說不清他曾受命創辦“中正大學”的彌天大罪。批鬥無盡無日，人身摧殘精神侮辱無以復加，掛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噴氣式、扇耳光、拳打腳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課。胡一家從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掃地出門，龜縮在10平米鬥室；平生藏書文物科研資料悉數遭劫，片紙無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鬥辱，悲憤交集，心臟病突發逝於北京。

胡明：（１９０８年—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筆名安熙、韶華、蕪田、亮之，北師範教授，翻譯家。幼年就讀於高安縣第一高等小學，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學讀書，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黨，任縣委組織委員，並以共黨身份參加國民黨，任國民黨高安縣黨部組織部長。１９２７年南昌起義後，於高安組織農民自衛軍與反動武裝進行鬥爭，後作戰失敗，被通緝。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組織關系。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預科學習，１９３１年升入該院國際貿易系，１９３４年轉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次年畢業。在求學期間，曾經擔任北平新報副刊編輯，為進步團體做宣傳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參加平津流亡學生團體。１９３８ 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後任光明書店特約編輯和培明圖書公司編輯，並為生活書店寫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師範學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後，又去上海任光華書店編輯，直至＂新中國＂成立。在此期間，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從事進步活動曾被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抓捕關押。１９５０年，經數學家傅種孫（高安人，時任北京師大教務長，後為北京師大副校長 ）推薦，胡明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二級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陪審員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學編輯部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俄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並為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校訂馬列著作。從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師大俄語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調入資料室。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譯的列昂節夫著《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便已經出版，此後翻譯了大量有關著作，包括維特維爾著《資本主義世界地理》，米丁著《新興哲學體系》《蘇聯內戰史》，羅遜夫著《最新哲學辭典》，高爾基著《夜店》，傅爾曼諾夫著《 三人集》，波利亞可夫著《敵後》，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齊涅爾著《辯證唯物論講話》，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學習》，等等。文革中慘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語系教授胡明，從教工宿舍樓四層家中跳樓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號懺庵，植物學家、教育家、文化學者。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與錢崇澍等同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先驅，也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之一。1920年代初，與梅光迪、吳宓、柳詒徵等發起成立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於維護中國文化，發展國學。對新青年派打倒中國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觀點不以為然。1950年代初，對於當時蘇聯流行的李森科獲得性遺傳理論，胡先骕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公開表示批評。與談家楨等主張發展基於基因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1913—1916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學習，獲農學學士學位。1923—192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獲碩士和植物分類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與秉誌等，在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後來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主任。長期主持編輯《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 兼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參與發起中國植物學會，為中國植物學會第一任會長。 主建廬山森林植物園、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學（後更名為國立南昌大學）首任校長。1946—1949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1946年與國立中央大學鄭萬鈞教授發現並命名采集於四川萬縣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國植物學家的關註。1950—1968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文革爆發遭中共黨鬥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和首飾等物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對胡先骕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寫檢討、思想匯報，還要到植物所接受批鬥。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單位來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暫時離家，到單位集中接受批鬥。當晚，由夫人準備了一小碗蛋炒飯，吃過之後，他獨自去睡覺，一只腳還沒有放到床上，突發心肌梗塞，就此辭世。

　　

胡煥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學家，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煥庸線。1915年就讀於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師從竺可楨等名師，1921年畢業於南京高師地學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補讀國立東南大學學分，獲得理學士學位。同年和淩純聲等幾個貧寒同學采用互助互濟的辦法，集資赴歐留學。在法國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學習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師從白呂納（Jean Brunhes）等名師。1928年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研究員，是竺可楨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間，隨中央大學西遷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務長，同年被推舉為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1946年，應美國馬裏蘭大學之聘，擔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國成立後，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在治淮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工作。1953年，任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煥庸在華東師範大學創辦人口地理研究室，這是全國大學中第一個有關人口的研究機構。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入獄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為人口研究所，擔任所長，華東師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國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胡正祥：（1896年－1966年），著名病理學家。1921年畢業於美國哈佛醫學院，後在美國麻省總醫院繼續學習病理學5年。回國後歷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在病理學研究中頗有建樹。於30年代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竈性髓外骨髓增生，證明了一種主要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診斷標準，惡性淋巴瘤的形態學與預後的關系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60余篇，於1951年合作編寫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以國內病理資料為主體的病理學參考書。曾任中國協和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祖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等職。曾任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華醫學會病理學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雜誌》編輯，於1955年創辦《中華病理學雜誌》並擔任總編輯等職至1966年。文革中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批鬥迫害，因為他研究細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說美國在朝鮮使用的細菌武器是他製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門抄家並毒打胡正祥夫婦，事後他倆先後自殺。

胡登輝：（1941年－1968年8月），足球運動員。1962年，胡登輝從北京市體校畢業了，想進入專業隊踢球，但當時的北京隊考慮過幾次，終於還是因為身材矮的原因投了否決票。但沒想到，當時八一隊卻“相中”了他，立刻將已經分配到中學教書的胡登輝調進八一青年隊。1965年，時任國家隊主教練的年維泗在重新組建國家隊時，欣喜地發現了這個進步飛快的小夥子，把他視為“最有潛質和前途的年輕隊員”。就這樣，短短三年間，胡登輝完成了從八一青年隊到八一隊到國家隊的效率驚人的“三級跳”。196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胡登輝隨國家隊出訪非、歐三國，國家隊取得對幾內亞1勝1平1負、對馬裏2勝1負、對阿爾巴尼亞2平2負的不俗戰績，他的才華得以充分施展，進入運動員渴求的“上升期”。比賽果然連連告捷：6比0勝也門隊、7比0勝巴勒斯坦隊、4比0勝柬埔寨隊。胡登輝發揮得淋漓盡致，驍勇異常。在與越南隊比賽時，因與對方後衛相撞，胡登輝的胳膊脫臼，疼痛難忍，躺在地上，蒼白的臉上豆大汗珠直淌。＂可以堅持嗎？”戰友圍上來，著急地問。因為這是關鍵之戰，勝了才可能參加冠亞軍決戰。“豁出去了！”他發狠地咬咬牙，在大夫用繃帶纏上夾板為他固定後，又投入了戰鬥。中國隊終以2比1獲勝。1966年歲末的北京，滿街的大字報、遊行隊伍和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向他們呼嘯而來。國家運動集訓隊的大樓也貼滿了大字報：“年維泗教練不教人的資反路線必須批判”、“足球隊的同誌們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陰風四起，一些新老“國腳”被列入“另冊”，張宏根被列入“白專道路”典型，史萬春等被視為舊社會殘渣余孽，被關進牛棚，“球王”孫錦順以莫須有的“特嫌”專政，八一隊的陳福賚、朱一先等老教練也被劃進勞改隊。25歲的胡登輝被冠以“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成為接受批判的對象。胡登輝的父親曾因歷史問題(據說是“海外關系”)入獄，後因病死在獄中。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曾記下“如不是在監獄裏，父親的病可能被治好，不致死去”的話。當晚他被關在一間宿舍裏，痛苦、沮喪、失落纏繞著他年輕的心。他有自己的誌向，自己的追求，可是球場被封，訓練中斷，大家都“幹革命”去了。正值青春年華的他在文革前曾與一位女運動員相戀，但文革開始後，造反派們不斷逼著這位女運動員與胡登輝“劃清階級界線”，最終他們只好放棄。愛情的萌芽未及綻開，就遭到了摧殘。1968年夏的一天，八一足球造反派要批鬥一位領導，將胡從國家隊揪回八一隊，當晚，剛好駐地上演革命樣板戲，胡趁機從關押的房子逃出，跑到中央黨校內一個小院，觸電自盡，未成功，再在一顆樹上上吊自殺，終年27歲。死後幾天，屍體才被發現，隊友戚務生、伊秋文用板車拖去火化。（胡死亡具體月日不詳。新浪一篇“馬三”的博文《電影<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與原中國隊中鋒胡登輝之死》對胡之死知之最詳細，也只提到是“夏天”，姑且放到“8月”。）

俞鴻模：（1908年－1968年3月17日），又名少歧，編輯家。早年曾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和復旦大學，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留日期間，積極參加“左聯”東京支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團體的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學國文教員。1938年回到國內，隨即前往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文書和教員。不久，在艾思奇等人的幫助下，到漢口創辦海燕書店，出版進步文學書刊，宣傳革命思想。1939年奉命前往香港籌辦新知書店香港辦事處。鴻模從印尼帶回所分得的家產全部用於開辦書店和充作革命活動經費。同年冬，鴻模回到上海籌建海燕書店，出版了《地下》、《前夜》等大量進步書籍。日軍侵占上海租界後，新知書店和海燕書店均被迫停業。此後，他秘密加入了新四軍，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文化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後，海燕書店又復業，繼續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時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劍》等進步書籍。中共國成立後，俞鴻模歷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文獻資料編輯所編審等，主持出版《蘇聯文學史》、《新兒女英雄傳》等大量書籍資料。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受到牽連，審查期間自殺未遂；文化大革命期間再慘遭迫害，終於不堪迫害在1968年3月17日自殺身亡。終年61歲。

俞大紱：（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字叔佳，中國植物病理學與微生物學家。中國植物病理學科奠基人之一。1915年進入復旦中學，1918年進入復旦大學預科專修數理，1924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他主學農科、兼修化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講師。1928年懷著“科學救國”的理念赴美深造，攻讀動植物病理學，1932年獲得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會員，Sigma－Xi榮譽會員，並獲得斐陶斐獎。1932年回國後，歷任金陵大學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選聘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中共國成立後，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至1982年。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1956年當選為蘇聯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中國農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國真菌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俞大紱的成就：早年從事谷類作物的抗病育種工作，先後培育並推廣抗黑粉病小麥、大麥良種，以及具有抗莢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種、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種。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創中國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種的研究；對粟病及蠶豆病害進行了全面系統研究。晚年在真菌異核現象研究方面獲得成果，並得到國際上的肯定。1951年，在中國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蘋果樹腐爛病。當時，300多萬棵蘋果樹瀕臨死亡。俞大紱帶領防治小組奔赴病區，對發病規律及侵染循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製定了防治措施。地方政府配合號召數萬群眾，共同參與這場防治蘋果樹腐爛病的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終於製止了病害，讓果樹又恢復了生機。俞大紱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的同事一起進行防治谷子紅葉病的任務。他們在華北、西北等地采集標本，深入生產第一線反復試驗，終於找出了藥物防治和抗病育種的有效措施。這項工作不僅在谷子紅葉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成果，在病毒病害的深入研究以及學科的發展方面，也做出了貢獻。50年代中期，俞大紱主持開創了中國的植物抗疫工作。開辦了植物檢疫培訓班，在培養檢疫人才、發展植物檢疫工作、普及植物檢疫知識上各方面做出了貢獻，也填補了中國在相關領域發展的空白。俞大紱曾帶領學生到浙江黃巖，以柑桔皰痂病作為主要檢疫對象進行防治和檢疫工作，經過長期努力，終於控製了病害。同時也培養了一批檢疫技術幹部。同一時期，他還在四川進行柑桔潰瘍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各界肯定。1959年俞大紱在北京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業微生物專業，他不僅創辦並領導專業工作多年，為培養農業微生物人才工作奉獻良多。1966年俞大紱和他的助手們在水稻惡苗病菌（能夠產生赤黴素，也稱赤黴菌）的異核遺傳研究中，發現了該菌在自然界中有三種不同的組成異核體，並證明各異核菌在赤黴素產量和寄生力上均有差異。這項研究在“異核現象在自然界中是否普遍存在？”這個爭論的問題上面取得答案，也說明異核體內致病力極弱或根本無致病力的異核怎麽傳遞下去。此項研究結果《赤黴菌的自然變異研究》，發表在1966年的《中國科學》（英文版）上。由於當時只有少數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研究有所投入，俞大紱及其助手們的研究成果受到各國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視，並被多種各國相關刊物引用。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大紱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肅至死者6人：表兄陳寅恪、唐筼夫婦、胞妹俞大絪曾昭掄夫婦、堂妹俞珊、趙太侔夫婦。

俞珊：（1908年－1968年），女，中國演員，表演藝術家，最早的話劇演員之一。20年代中期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精通英語、熱愛戲劇。1929年田漢至該校導演《湖上的悲劇》，邀入其南國社。國人大都知道周恩來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期間，曾是南開新劇團的積極分子，而他當年在戲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在話劇男扮女的情況下，真正在中國話劇舞臺上一舉成名的女演員，是南國社在1929年公演《莎樂美》時扮演女主角的俞珊。俞珊是南國社後期一顆明星。她在入社當年7～8月舉行的南國社第二期公演中主演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名劇《莎樂美》，據吳作人回憶：俞珊主演的《莎樂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莎樂美的扮演者，啟用了“容貌既美，表現又生動”的舞臺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膽潑辣，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猶太公主形象，從此聲譽鵲起。她那張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劇照，成了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形象，直至2003年，還作為標誌性的畫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圖中國話劇史》的封面和封底上。1930年，俞珊又參加了南國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漢改編的《卡門》一劇中任主角。因為她的個性和舞臺形象十分適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個熱愛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蔔賽女子形象，所以評論者予以高度評價：“俞珊演得熱情潑辣，十分動人。”以後她隨京劇名伶水仙花（郭際湘）習旦角，30年代在京、津，抗戰時至重慶，常作業余演出。中共國成立後，俞珊先在江蘇省京劇團工作，及中國戲曲研究院工作。1966年夏天，就在“紅衛兵”到俞珊家裏抄家的時候，田漢已經被打成“黑幫分子”關進“牛棚”。1967年2月17日，田漢被關入秦城監獄，後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進301醫院，一邊接受治療一邊接受審訊，直到1968年12月10日病逝於醫院，終年70歲。1968年4月24日，與俞珊離異的趙太侔在青島投海自盡，終年79歲。而60歲的俞珊，則正被紅衛兵抄家剃陰陽頭批鬥，最終被迫害致死。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銘衡，字平伯。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散文家。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與杭州才女許寶馴結婚，開始愛好昆曲。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他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1919年12月俞平伯畢業於北京大學。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考證出《紅樓夢》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1925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並介紹朱自清前往清華學校教書。1928年去清華大學。1935年在清華園成立“清華谷音社”，推廣昆曲。1946年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1949年1月，俞平伯與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面和平書面意見，一致擁護中共黨。1953年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將舊著《紅樓夢辯》修訂後易名《紅樓夢研究》出版，1954年起陸續出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讀〈紅樓夢〉隨筆》。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觀點進行陳述。同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全國性政治大批判，是當時的著名事件。俞平伯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迫害，然而他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並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同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對俞平伯進行了批判。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裏，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平伯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是哪裏有批判會就到哪裏。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態。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後，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十年動亂期間，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受到抄家批鬥，在逆境中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相依為命，頑強地生活著。1969年11月，兩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幹校勞動。1971年1月，作為特殊照顧對象，俞平伯夫婦從幹校回到北京，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0高齡逝於北京三裏河南沙溝寓所。著有《俞平伯全集》共計十卷。

賀綠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名楷，號抱真，當代著名音樂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從音樂家黃自。1934年所作鋼琴曲《牧童短笛》和《搖籃曲》在亞歷山大•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曲”評選中獲第一獎。同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聶耳介紹他到明星電影公司任作曲股長，參與左翼電影事業。他為影片《船家女》、《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話劇《復活》、《武則天》等20多部影劇作品配樂作曲，創作了《搖船歌》、《背纖歌》、《春天裏》、《怨別離》、《懷鄉曲》、《戀歌》、《秋水伊人》等上百首歌曲，膾炙人口，傳唱不已。他為影片《馬路天使》譜寫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兩支歌，成為他的電影歌曲創作和30年代進步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品。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在煤油燈下創作了不朽的抗日戰歌《遊擊隊歌》，傳遍大江南北。1938年到武漢，在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科長兼該廠中國合唱團的總幹事。1938年8月武漢失守以後撤到重慶，任職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兼任育才學校音樂教師。同時創作了《全面抗戰》、《上戰場》、《弟兄們拉起手來》、《保家鄉》、《中華兒女》、《勝利進行曲》、《還我河山》等充滿戰鬥熱情的歌曲，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1943年到延安，後去東北。1946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音樂組長，並與李伯釗等負責籌建中央管弦樂團，並任團長兼合唱隊長。1949年2月，任北平師大音樂系主任及籌建中的國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前身)副院長，還被選為全國文聯常務理事及中國音協副主席。1949年9月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還創辦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附小，為國家培養初、中、高級優秀音樂人才。他曾根據一首民間曲子創作了曲名為《倒卷珠簾》的哀樂，震撼人心，動人心弦，後修改成常用的《哀樂》。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海市長曹荻秋在動員報告中點名指控8名藝術家、作家、編輯、和教授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分子”，賀綠汀是其中之一。由此賀綠汀在全國性報紙上受到點名批判攻擊。教育界和藝術界都是文革規劃好的重點打擊對象，賀綠汀身為音樂家以及大學校長，身兼二罪，在劫難逃。紅衛兵運動興起以後，賀綠汀進而遭到肉體攻擊和折磨。9月16日，賀綠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該校紅衛兵綁架到學校。賀綠汀被一塊黑布蒙住頭，被皮帶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爛，與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也被逼在墻角打得滿身是傷。這一群人打過以後，另一群人圍上來，將他們分別綁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們的家被抄，家裏的東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樂學院發生了十七起所謂“非正常死亡”。這些死亡就發生在這樣的暴力虐待的基礎上。1968年3月21日，賀綠汀被上海當局關進正式監獄。他被關了5年，1973年才被釋放。在這期間，他多次被押到“鬥爭大會”上遭到“鬥爭”，其中包括在電視上被“鬥爭”。“鬥爭會”一直開到了電視上，也算是上海對高科技的特別使用，盡管當時私人很少人有電視機，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沒有電視節目播送。在文革中，他的三個女兒因拒絕與父親劃清界限而被定為“翻案集團骨幹”，次女賀曉秋在受打擊後在家中開煤氣自殺。1979年，賀綠汀復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

賀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屬聯中石室中學，主學宋明理學。1919年秋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後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屬中等科二年級，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1923年，賀麟先後聽梁啟超所開幾門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課程，對學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梁啟超指導下，賀麟寫成《戴東原研究指南》一文，發表於《晨報》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華周刊》發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國留學，1928年2月修滿學分，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學院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學士論文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3月轉入芝加哥大學專攻哲學。9月轉入哈佛大學。192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完成《道德價值與美學價值》、《自然的目的論》兩篇論文。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1932年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1933年1月發表《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概要》。1935年4月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等發起成立“中國哲學會”。1936年翻譯魯一士《黑格爾學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與金嶽霖等人發起組織邏輯學研究會。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6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開學典禮。11月1日開始上課。文學院設在南嶽衡山腳下的聖經書院。1938年2月臨時大學南遷，4月到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學。賀隨文學院遷至離昆明三百多公裏的蒙自縣，執教於哲學心理系，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沈有鼎、鄭昕、陳康等哲學家共事。1942年，2月1日發表《宣傳與教育》一文。1944年3月發表《謝林哲學簡述》一文。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當代中國哲學》，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與人生》。1949年中共進駐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黨做賀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臺灣；進步教授袁翰青也與賀麟談了三次，宣傳中共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終賀麟同意拒絕到臺灣，並表示不再同國民黨往來，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譯黑格爾《小邏輯》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開始，其學術重點放在翻譯上，學術鋒芒逐漸消失。1959年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四卷。1962年譯作《康得哲學論述》、《精神現象學》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賀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開始，由於賀麟的特殊經歷與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鬥，抄家數次，遊街數次，房屋被占，財產丟失，被關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誣為“特務”而慘遭毒打。後來，賀麟還以“勞動鍛煉”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兩年。1973年，臺灣出版社印行了賀麟《文化與人生》的新版。1978年賀麟復出。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筆名施青萍、安華、薛蕙、李萬鶴、陳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1913年隨家遷居江蘇松江（現屬上海市）。中學期間，即開始創作小說，在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刊物發表作品。1922年，施蟄存考入美國長老會在杭州開設的之江大學，次年因參加非宗教大同盟被開除，轉入上海大學，同年以維納絲學會之名，自費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江幹集》。此後他又曾轉入大同大學（1924年）和震旦大學（1926年），參加過五卅運動，並與同學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團，同時創辦《瓔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變後，施、戴等人均列為共黨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隱居，任中學教員，並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自1929年開始，施蟄存陸續發布《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等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蟄存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雜誌。引進現代主義思潮，推崇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在當時影響廣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施蟄存赴雲南大學任教。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軍占領越南，回上海探親的施蟄存無法返回昆明，遂轉往福建，任教於永安福建中等師資養成所，次年至長汀，執教於廈門大學，開設《史記》專題課，編撰《史記旁劄》等教材。直到1945年，轉赴福建三元，執教於江蘇學院，戰爭結束後隨江蘇學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轉往上海，任教於暨南大學（1946年）。1951年，施蟄存改入滬江大學。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施蟄存被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居住愚園路岐山村。1957年，因發表雜文《才與德》，加之早年與魯迅有過論戰，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別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起先是被剝奪當教師的權利，被趕到圖書館資料室，而後幹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資減半，有一段時間甚至只發生活費。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們的批判。如翻譯家王道幹的“正像姚文元同誌說的，施已從"第三種人"轉變為"第二種人"——反射穢主義的人”，或者像文藝理論家以群進一步發展姚觀點，說施蟄存其實也並沒有“做定”第三種人，“他二十余年來一貫"做定了"的倒是反對共黨、反對射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第一種人”。當時人人都要表態，巴金等作家也曾聯名撰寫批判文章；施蟄存的同事、學生紛紛檢舉揭發施蟄存的種種“罪行”。文革期間連住房都被造反派強行縮小，只能在三樓曬臺上自己搭上一間小板屋生活。在《施蟄存七十年文選》自序中，他說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顯其坦然之心跡：“‘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寫的思想匯報、改造日記，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別是每日寫的‘日記’，由紅衛兵收去貼在學生宿舍樓下的大黑板上，惹來了許多學生的‘欣賞’，那些只占抄本簿兩頁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當時不留底稿，現在無法把它們也編成一個集子。前天看到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很佩服他的目光遠大。”其所著頗富。1978年撰著《唐詩百話》，續撰《北山樓詞話》。

施濟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筆名方洋、梅寄詩。中國現代女作家。1935年，施濟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讀，與同窗俞昭明結為好友，由此結識時為上海浦東高中學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漸發展為知己的戀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東吳大學經濟系。“八•一三”事變後，俞允明改入武漢大學就讀，隨校西遷四川樂山。而南京淪陷後，施、俞兩家在施濟美的機智指揮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慘無人道的日機轟炸中遇難。施濟美強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筆跡繼續為俞家二老寫家書，並且終身未嫁。1942年大學畢業時，“孤島”全面淪陷，遠在巴黎駐法大使館任職的父親對家中的接濟完全中斷。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絕到待遇優厚卻有日資背景的保險公司任職，寧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師，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黨員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蘇州俞昭明的住所暫避。施濟美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學聲譽上僅次於張愛玲、蘇青的著名女作家。從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報》上發表《死的滋味》開始，她的作品不斷見於《萬象》、《小說月報》、《紫羅蘭》、《春秋》、《萬歲》、《第二代》、《潮流》、《藍園之戀》、《紫色的罌粟花》等刊物。以自身愛情悲劇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說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短篇小說《小不點兒》曾入選1944年12月譚正璧編選的《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中共建國後，施濟美淡出文壇，獻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學執教，是語文組的骨幹教師。她講課生動，解說中肯，曾多次舉行觀摩教學，被譽為"施濟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學教師林麗珍一同懸梁自盡。

姚監復：（1932年10月9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曾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父親為國民黨軍人，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陜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淮海戰役中，時任上校的父親參加起義。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機械工藝系鑄造工藝及設備專業，1957年畢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沖擊，父親自縊，母親在1966年”紅八月“中慘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農場，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文革後平反。1982年被杜潤生調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員。六四之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銷。1992年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現已退休。近況：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網記者肖曼采訪，姚監復說央視應實況轉播人大代表發言。2012年5月執筆陳希同的回憶錄名為《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紀錄》，書中記錄了姚監復與陳希同八次談話的內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體采訪時說他不相信江澤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願望，因為江澤民本人是六四鎮壓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為記者高瑜提供中共《九號文件》而受到調查，高瑜案判決書中稱其“另案處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領導者。1945年7月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冶金系。1951年獲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學博士。1957年9月回國後到錢學森所主持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參與創建材料與工藝研究所（後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下屬單位）並任所長。1968年6月8日在文革運動中被紅衛兵毒打致頭部重傷，並被阻撓而失救致死 ，去世時年僅45歲。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親決定要他到濟南的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就讀，侯仁之的父親一直想讓侯仁之當醫生，因而選擇了這所學校。然而，一個學期後，由於學生運動，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停辦，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學讀高中。德州博文中學沒有在政府備案，學生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轉學到通縣的潞河中學。1931年，因受顧頡剛在《中學生》雜誌上一篇文章的影響，侯仁之同胞弟侯碩之商量是學醫還是赴燕京大學學歷史，侯碩之對侯仁之說：“學醫只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這番話使侯仁之決定報考燕京大學歷史系投奔顧頡剛。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獲得獎學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經歷四年本科學習，在洪業和顧頡剛教授的訓練與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畢業後，侯仁之奉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北平，顧頡剛離校南下，侯仁之遂轉為洪業教授的研究生，此時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歷史地理學發展。1937年秋，身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據自己在團契“朝會”上的發言寫成一本小冊子《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這是當時任團契主席的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向侯仁之的約稿。小冊子印出後，在燕京大學師生中傳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遇到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訴侯仁之，他看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很好。抗日戰爭勝利後，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學。按照洪業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在利物浦大學，侯仁之成為利物浦大學地理系主任、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達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學生。在達比教授的學術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指導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學術突破，1949年7月獲得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北京的歷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園61號居住。他歷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基礎。1952年院系調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並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後來改為地理系）主任，自此“歷史地理學”正式出現在中國的大學課程中，侯仁之也開始系統的學術研究活動。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寫出了《北京海澱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等論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後，他將研究領域拓寬到沙漠，從1960年開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部分師生赴西北半幹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蝕狀況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寫成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跡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1962年底，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侯仁之製定了十年考察計劃：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從內蒙古西部經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烏蘭布和沙漠，為包鋼建設配套基地開展了論證研究。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發現3個古城，經考證為漢朝的臨戎、三封、窳渾。後來他和北京大學考古系的俞偉超合寫《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文，引起學術界及當地政府重視。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來到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該沙漠東南角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遺址－－統萬城、城川城。此後，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侯仁之通過上述研究，開創了“沙漠歷史地理”。在侯仁之帶領下，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環境變遷研究開展起來，北京大學設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為三北防護林帶的興建提供了科學依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侯仁之受到批鬥，罪名是“三家村幹將”，因為他曾為吳晗主編的地理小叢書撰寫了其中的《徐霞客》與《歷史上的北京城》。後來，他又因反對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職審查。季羨林回憶稱：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麽人，我們三個都是“陪鬥”。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臺下的一間小屋裏，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忽聽臺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臺去，口號聲震天動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的北京大學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兩年，該地區是嚴重的血吸蟲病發病區，侯仁之等人在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鯉魚洲，侯仁之先後參加了築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場、割稻等各項勞動。1972年復出。

侯金鏡：(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學評論家。少年隨父在天津上學。

1937年夏考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因七七事變隨校遷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陜北公學分校學習，畢業後留校演戲並寫作。曾將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為話劇上演。1939年調晉察冀邊區，創作宣傳抗日的歌詞、宣傳劇。1942年加入中共黨，年底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文學組組長。1943年到阜平縣深入生活，任縣抗聯宣傳部副部長，領導高街村劇團演《窮人樂》。歷任晉察冀聯大文工團幹事，冀西阜平抗聯會宣傳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副社長、華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長。1954年冬調任《文藝報》副主編，同時寫作文學評論。1961年發表的《創作個性與藝術特色》反對簡單化批評，維護作家的創作個性，引起較大反響。著有評論集《部隊文藝新的裏程》、《鼓噪集》、《侯金鏡文藝評論選集》等。散文《漫遊小五臺》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叢書。文革中被送往湖北鹹寧幹校，強製參加重體力勞動，猝發腦溢血逝世，終年51歲。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國近代著名詩人。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他離家到山西省參加八路軍，於同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1941年被選送到陜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學習，1945年11月，擔任熱河省豐寧縣縣長，1946年6月，任熱西專署民政科長。1948年後到新聞系統工作，先後擔任《群眾日報》副總編兼《大眾日報》社社長、《天津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主任。中共國成立後，先後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工作。並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秘書長及《詩刊》編委等職。郭小川的詩歌立意深刻，他對詩的格式進行過各種嘗試，曾創作了樓梯式、自由體、新辭賦體等，具有鮮明的時代光彩，被稱為政治抒情詩，朗朗上口，韻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熱河曲》、《我們歌唱黃河》、《甘蔗林-青紗帳》、《團泊窪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並下放到河南林縣勞動。文革結束後，被招回京，在安陽招待所住宿時，夜晚由於睡前服用安眠藥後又吸煙，煙頭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墊導致產生大量有毒氣體窒息而死。

郭維：（1922年－2014年11月14日），著名電影導演、編劇。1938年起，先後在陜北公學流動劇團、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火線劇社、群眾劇社任演員、戲劇組長、社長，參與出演《白毛女》、《血淚仇》等話劇，並導演了話劇《勝利渡長江》等。中共國成立後，曾任河北省文工團團長。1950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任副導演、導演。協助史東山導演了《新兒女英雄傳》。1953年，獨立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智取華山》（兼任編劇），獲得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爭取自由和平獎。1954年，調任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執導了電影《董存瑞》，獲得1956年中共國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後來，郭維被調到北京電影學院向蘇聯專家學習。1958年，郭維離開了電影學院的學習班，導演了電影《花好月圓》，該片改編自趙樹理的作品《三裏灣》；後來，作為“沙郭呂集團”(沙蒙、呂班，同期電影導演。)的主要成員被打成右派，作品也屢遭批判。被打成右派之後，自刻一方圖章，上有：“歷史將宣判我無罪。”1962年，他恢復了導演職務，隨即將王願堅的短篇小說《親人》改編為電影劇本，但該影片剛進入拍攝階段，便被判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而遭扼殺。1979 年5月5日，長春電影製片廠宣布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郭維等29人均屬錯案，為其公開恢復名譽 ，後他又調回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當導演，兼任北京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並執導了劇情電影《柳暗花明》。

姜永寧：（1927年－1968年5月16日），香港歸僑，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與同樣為香港歸僑的傅其芳和容國團並稱為中國乒壇“三英”。姜永寧屬直拍兩面削球打法，1952年獲得香港冠軍，同年應邀代表廣東省參加中國全國乒乓球冠軍賽，獲得冠軍。此後定居中國，並與1952年全國女子冠軍孫梅英結婚。姜永寧一共參加了四屆世乒賽，為中國隊晉級世界四強立下汗馬功勞，他也是第一個打敗世界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他是中國乒乓球運動的奠基人之一。1960年代初，姜永寧退役，其後出任中國女子乒乓球隊教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害，當文革的狂風吹進先農壇體育場時，姜永寧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姜永寧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漢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來，這一切值得革命群眾深思”，姜永寧驚呆了。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錫添看到了他腫脹的臉，小聲問他：“他們打你了？”姜永寧搖搖頭，不敢說出實情。那天，在先農壇宿舍樓，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擦得幹幹凈凈，然後獨自走進四樓的一個房間裏。人們回來後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四處尋找。這時，王錫添看見姜永寧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含著眼淚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糊塗事。”可是，姜永寧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進房去，發現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時年41歲。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1987年12月17日），筆名林陵、什雲、蔡雲等，翻譯家、教育家，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奠基人。1931年加入中共青年團，翌年加入中共黨。1936年後前往上海，在經營蘇聯電影業務的亞洲影片公司任翻譯，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總支部書記。1941年與塔斯社協商後以蘇商名義在上海滄陷區創辦《時代周刊》並任主編。1945年又創辦《時代日報》並任總編輯與時代出版社社長。擔任過共青團哈爾濱市委宣傳部部長、滿洲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職。中共國成立後出任上海俄文學校（現上海外國語大學）首任校長。後又歷任上海市文化局對外聯絡處處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顧問等職。曾領導參加《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譯編輯工作。主要譯作有：《列寧在十月》、《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俄羅斯問題》、《小市民》、《演員自我修養》等。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達七年時間。1975年獲釋。1978年，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員會副主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編輯、顧問。倡導編譯《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被聘為《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委會顧問。

饒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導下習四書經史。1903年，入撫州中學堂學習。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讀於中國公學。後轉入“中國新公學”，胡適曾為其英文老師。191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1912年回臨川中學（今撫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費赴美國留學。初入加州大學，後轉芝加哥大學，1917年冬獲該校物理系學士學位。1918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後轉入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21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研究低壓電弧的電子發射速率的實驗成果（導師為卡爾•泰勒•康普頓，阿瑟•康普頓之兄）。同年返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來到南開大學任教授，創立物理系並任主任。1929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波斯坦天文物理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完成了《論銣和銫的基本線系的二次斯塔克效應》論文。1932年回國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一年後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在湖南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前身）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物理系主任。期間培養了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鄧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優秀物理學家，影響深遠。1944年，他休假到美國，與A．H．尼爾森（Nielsen）等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1947年初回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等職務。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臺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1951年，繼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學校校務委員。1952年北大院系調整時，辭去院、系領導職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41號上吊自殺身亡。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讀了一年後，深覺人們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來自社會所造成的貧窮。要治病人先得治社會。轉學去燕京大學，拜吳文藻為師。193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獲社會學學士學位。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人類學系。1936年底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學習社會人類學，師從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938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江村經濟》，又譯《中國農民的生活》，同年夏回到中國，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主持雲南大學和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教授。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投身於民主愛國運動。同年起歷任西南聯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1945年－1952年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社會學教授。1951年費孝通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代理團長；兼任廣西分團團長（副團長黃現璠、陳岸等）。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發表在《人民日報》，被劃為“右派”。同年反右運動，費孝通被劃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是人類學界、民族學界的著名五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1957年7月，費孝通以“向人民服罪”為題發言，自我揭發和批判。從此無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學，讀不到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1958年2月1日，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作出了“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的決議。費孝通曾說：“失去知識分子等於失去民心。”文革期間，吳文藻夫婦、潘光旦和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二號樓翻譯《世界史》和《世界史綱》，這是他們四人最後的相聚時光。1966年9月1日，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和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鬥、帶出去勞動。1967年6月10日費孝通目擊潘光旦死亡。所著頗豐。主要論著收入《費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費孝通全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復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

南漢宸：（1895年－1967年1月27日），中共國金融製度奠基者，首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後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1952年10月當選為民建總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後又任黨組書記。1954年起連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27日服安眠藥佐以白蘭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席魯思：（1896 年－1966年9月），即席啟炯，字魯思，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民國初年，他父親在北京任國會議員，全家北上。他留京數年，一方面搜購書籍，努力研習；一方面與京師名流學者陳垣、楊樹達、吳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孫人和等，成立思辯學社，共同切磋。是時，他才26歲。其後，他父親攜眷南歸，在漢口稍作勾留。經吳承仕的介紹，他到武昌高等師範謁見當代文字學大師黃侃，兩人暢談竟日。黃侃對他的學識很表欽佩，當面留他在高師任教，他婉言謝絕。黃又致函堅請他留在武昌講學，他因全家返湘，不願獨留，就與家人一同回鄉。不久，縣人雷鑄寰在衡陽創辦船山中學，他應聘到衡陽講學數年。船山中學停辦後，他去湖南大學中文系任教近十年。抗日戰爭時期，大專院校紛紛西遷，他去安化國立師範學院擔任教授。抗戰勝利後，去武漢大學任教，歷時二十年，該校中文系有五位教授聲望很高，人稱為“五老”，包括劉永濟、劉博平、陳登恪、席魯思、黃焯（後有所變化，包括徐天閔）。他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極為欽佩，曾通讀數次，對重要歷史事實，能原原本本講出，如數家珍。他特別精於小學，對許慎的《說文解字》造詣尤深。他先後在各高等院校講授文字學，口講指畫，深入淺出，聞者忘倦。他少時精研《文選》，主張辭必己出，陳言務去。為文典雅，文采斐然，散文駢儷，兩體俱精。但生平為文，皆不留稿；所編講義，雖滿筒盈箱，卻不肯輕易流布，因此無著作行世。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他聲言“士可殺，不可辱！”1966年9月憤而絕食致死。

草嬰：（1923年－2015年10月24日），原名盛峻峰，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就讀於上海雷士德工學院附中、松江中學、和江蘇南通農學院。1941年開始為《時代雜誌》、《蘇聯文藝》等刊物翻譯。1956年，在上海作家協會專職從事蘇聯文學翻譯，主要翻譯列夫•托爾斯泰、萊蒙托夫、肖洛霍夫諸家名作。1960年，54歲起開始翻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共計12卷、400萬字。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草嬰被迫接受“教育”。文革期間，肖洛霍夫定性為“蘇聯修正主義文藝鼻祖”，《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義的大毒草”。草嬰遭到了迫害。1969年夏天，患有胃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進，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1975年冬天，被要求扛100斤重的水泥，結果十二節胸椎壓縮性骨折。得不到治療，最後在硬木板上，躺了近半年。文革結束後，1987年在莫斯科國際翻譯大會上榮獲高爾基文學獎。

鐘紀明：(1906年－1970年) ，劇作家，筆名野火、白山。1940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延安大眾讀物社、邊區《群眾報》，陜甘寧邊區文協理事、秘書，隴東文藝工作組副組長，隴東、合水二區遊擊隊指導員及中共區委副書記，西北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隊支書、教育科長，西北藝術學院教育長，西北電影製片廠廠長。1943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覆舟記》（合作），《趙德貴和他的槍》，電影劇本《雪海銀浪》、《延安遊擊隊》，論文《論快板》、《向民間文藝學習》，話劇劇本《團員的光榮》，曲藝《一條扁擔捉美兵》、《紅軍英勇渡烏江》，鼓詞《王大娘》，歌劇劇本《一盞燈》（合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嫌”，殘酷迫害致死，享年64歲。

查謙：（1896年11月22日－1975年1月23日），原名查貴師，字嘯仙。物理學家，教育家。1915年入金陵大學文學院學習，習文、理課程15門。1919年畢業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助教。1920年赴美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1923年獲物理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當時南京高師已改為國立東南大學，任物理系教授。1927年，任金陵大學（1952年和南京大學合並）物理系教授。1927年後東南大學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1929年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學教務長。1932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翌年兼理學院院長，創辦物理系；1949年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創辦華中工學院，任華中工學院（後改名華中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院長，直至1975年。據說在國際物理界，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謙定理”。文革中遭批鬥抄家遊街示眾。查平時講話作報告習慣稱“女士先生”，都成為罪證和最易煽動群情激奮聲討的內容。批鬥會上，學生被蠱惑，認臺上彎腰掛牌的老人是萬惡的階級敵人，用石子投擊查謙至擊中前額流血以取得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為止。文革後期，近耄耋之年的查謙生活已不能自理，但還須經組織審查批準，獲允後才搬到武大兒子處居住，直至病死。

駱賓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張璞君，中國作家。1935年在上海，蕭軍、蕭紅在魯迅幫助下，分別出版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駱賓基讀後受到震動。1936年5月初，駱賓基來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處亭子間住下後，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剛寫完前兩章，就寄給魯迅。重病的魯迅回信稱：“體力不支，一時恐難看稿；況且既是長篇，僅憑開端也無以觀其全貌……”駱賓基失望地給魯迅回信：“退稿已經收到，請勿懸念，祝願先生早日痊愈……”1936年10月，寫作《邊陲線上》即將收尾時，駱賓基得知魯迅病逝，悲痛難抑。過了一段時間，駱賓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應看稿，駱賓基迅速將《邊陲線上》寫完，謄清並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說，從《邊陲線上》的“氛圍氣”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筆力與未來，並同意在修改後介紹出版。後經茅盾三次推薦，1937年5月，上海天馬書店主編巴人（王任叔）約見駱賓基，表示準備出版《邊陲線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王任叔從印刷廠裏搶出《邊陲線上》的書稿還給茅盾。此後，茅盾第四次推薦，將書稿給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後，駱賓基要到浙東前線從事戰地服務。行前，茅盾知道駱賓基的書稿未付印，沒有經濟來源，便資助駱賓基40塊大洋。1940年秋後，駱賓基到浙東義烏拜訪馮雪峰。經馮雪峰支持，駱賓基1940年底赴廣西桂林從事文學創作。在桂林，剛寫完第二部長篇小說《人與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駱賓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間，駱賓基曾受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之托，幫助照看病中的蕭紅，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駱賓基回桂林。他和聶紺弩合編《文學報》，很快遭到查禁，乃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姜步畏家史》。這部小說奠定了駱賓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一時期是他創作的豐產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還創作了短篇小說《老女仆》、《北望園的春天》、《鄉親康天剛》等。1947年春，駱賓基通過中國民主同盟的關系，到東北動員一股地方武裝接受八路軍改編，途經長春市郊時，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隊逮捕，當夜押往沈陽秘密監所。對方勸他在報紙上發表聲明稱“在戡亂政策下作一個守法公民”，馬上可獲釋。他回答：“我又不是國民黨，我怎麽能站在戡亂政策底下呢？我到東北來就是為了反對戡亂，反對打內戰的！”“你們公開槍斃我好啦！我們搞文學藝術的人，是講氣節的！”此後，他被當作“頑固不化”的要犯，專機押到南京軍法局監獄，以“武裝叛亂”的罪名待決。1949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臺釋放政治犯，駱賓基才獲釋，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駱賓基自香港啟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劇本創作所，當專業作家，從事專業創作。歷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研究員，北京市文聯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全委，北京市作協副主席。1956年，駱賓基因胡風問題受牽連，被審查一年，其中有3個月不準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農業社體驗生活。1958年，下放黑龍江省農村人民公社體驗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間，駱賓基度過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殘，曾與老舍等一起被批鬥。但他堅持原則。1967年，在單位的一次批鬥會上，駱賓基站起來說：“邵荃麟是活著的焦裕祿！”全場皆驚。後來，造反派將他叫到辦公室，要他揭發邵荃麟、馮雪峰，被他拒絕。駱賓基的妻子鄒民才回憶：“因為駱先生堅持不改變對邵荃麟、馮雪峰的看法，一直沒有工作，每月只有極少的生活費，家裏不得不靠變賣東西過日子。當時有人好心勸他下個臺階，他毅然拒絕，說：‘這臺階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當天地震剛發生，駱賓基就從地安門的住處出門，到大雅寶胡同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遺孀及女兒，那時邵荃麟的遺孀尚頂著“叛徒、走資派”帽子。1972年起，由於無法繼續自由從事文學創作，駱賓基開始研究金文。寫出專著《金文新考》。

倪貽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術家。1919年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2年上海美專畢業並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繪畫學校學習。1928年回國。先後在武昌、廣州、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任教。並組織“摩社”，主編《藝術旬刊》雜誌。1932年秋，他和龐薰琴等組織決瀾社，以表現新藝術形式舉辦三次畫展，富有狂風般的激情，向沈寂、庸俗、衰頹的畫界沖擊，使中國畫壇出現新興氣象。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跟隨郭沫若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度任郭沫若領導下的第三廳美術科長，後在西南聯大、英士大學、國立藝專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為“中華美術協會”理事。1941年從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專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慶國立藝專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辦《西湖藝專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軍事管製委員會之命，在國立藝專留校任教並肩副校長。1953年調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任教。1958年調回浙江美術學院任教，為理論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貽德教授油畫工作室，擔任繪畫教學工作。著作有《畫人行腳》、《現代繪畫概觀》、《藝術漫談》、《近代藝術》、《水彩畫概論》、《西洋美術史綱要》、《西洋畫研究》、《西畫論叢》等。1966年在文革中長期遭受嚴重折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鐘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國畫家。1927年秋，與武昌藝專的創始人蔣蘭圃等，成立了以“闡揚國故，振起藝術”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梅社”，號稱“梅社十友”。1930年又與唐一禾發起成立武美藝術研究會，舉辦多次畫展及公演，湖北藝術日趨活躍。作品又相繼參加了中華民國第一、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1935年在武漢舉辦湖北省有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覽《漢口市美術展覽》、湖北美術界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時，年僅33歲的鐘道泉在國畫界已名聞遐邇，其作品被譽“大氣磅礴”。抗戰後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藝專等校一直從事美術教學與創作工作，同時在四川各地舉辦或參加各類畫展，1944年參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展，1947年以個人名義舉辦“收集歐洲名畫片展”，圖片中已包含歐洲印象派作品。其間與張大千、徐悲鴻、馮玉祥、李一目、蔡紹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頻繁。在畫風上註重兼容並收、道法自然，同時不斷探究拓寬中國畫的筆、墨、色、紙的表現力。其深厚的藝術造詣和在各地產生的影響，使其在美術界已享有“西南地區國畫宗師”之譽。1949年後任四川省文聯國畫組組長。1956年赴重慶，在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任教，1958年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其間政治運動頻發，他與世無爭，潛心藝術創作與教學，低調入世，高調作畫。1961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為其出版《花鳥畫小輯》。曾任武昌藝專教師、西南藝專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藝校國畫教師、四川文聯國畫組組長、四川美術學院講師。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國寫意花鳥畫著稱於世。50年代末，前蘇聯油畫家馬克西莫夫觀看鐘道泉現場作畫，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幾分鐘時間內筆飛墨舞，轉眼間完成一幅出神入化、無懈可擊的作品的絕招徹底傾倒。然正值鐘道泉爐火純青之時，不幸於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歲。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聲，號留香，藝名白牡丹，一名詞，初名秉超，後改名秉彜；與余叔巖合演《打漁殺家》起，改用荀慧生為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開始以“白牡丹”藝名隨龐啟發在冀東、冀中一帶農村集鎮廟會上演出。1910年隨龐啟發進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戲。1911年去天津，曾與王鐘聲同臺演出文明戲。民國後又到北京，跟李壽山等學習京劇，後拜王瑤卿，學習正工青衣。1915年本應出徒，但是龐啟發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兩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楊小樓的永勝社，隨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赴上海演出，擔任“刀馬旦”，引起轟動。因喜作畫，1924年正式拜吳昌碩為師，也向齊白石、陳半丁、傅抱石、李苦禪、王雪濤等名師求教。1925年改藝名為荀慧生。1949年以後，歷任荀慧生京劇團團長，北京市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家協會藝委會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出戲，其中代表作為《元宵謎》、《玉堂春》、《棋盤山》等，與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一起稱為“三小一白”。文革時期荀慧生被批鬥，身掛“牛鬼蛇神”的牌子，頭被剃成陰陽頭，被押往北京孔廟，與老舍、蕭軍等作家一起被罰跪著焚燒戲服，並受鞭笞。當他被放回家的時候，脊背上血跡斑斑，襯衣已被打得破爛不堪，與血痂粘在一起，揭下來都十分困難。後被送到“沙河農場”勞改，從事重體力勞動。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實在支撐不住，倒臥在冰天雪地中，無人理會達4小時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氣絕。

聞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趙文節，曾用名巫之祿，現代著名詩人。歷任新華通訊社西北總社采訪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長，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蘭州分會副主席。1938年入黨。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陜北文工團﹑陜北公學工作﹑學習﹐並寫作反映陜甘寧邊區軍民鬥爭生活的詩﹑散文﹑小說﹑劇本等。1952年起﹐聞捷在新疆工作期間﹐就開始進行詩的寫作。1955年在《人民文學》上陸續發表了《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濱》﹑《水兵的心》﹑《果子溝山謠》﹑《撒在十字路口的傳單》等組詩和敘事詩《哈薩克牧民夜送“千裏駒”》。這些作品﹐除一部分寫東南沿海水兵生活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外﹐大部分表現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後來﹐它們與作者其它表現新疆風貌的詩作一起結集為《天山牧歌》(1955)。從1959年起﹐聞捷開始發表長篇敘事詩《復仇的火焰》。按計劃﹐長詩共三部。第一部《動蕩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亂的草原》分別出版於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未能完成。1968年，聞捷成為上海作協第一批被整肅的對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離審查的時候，他的妻子已跳樓自殺，女兒也被趕出了家門。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協全部進入五七幹校勞動。此時的戴厚英正因為和丈夫長期兩地分居、感情不和而離了婚。青梅竹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經審查被解放了的聞捷雖然還在住牛棚，但由於他人高馬大體力好做了連隊下屬的生產隊長，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兩人一個養豬一個種菜，一起負責每天生產勞動的安排，漸漸地彼此之間發生了感情。很快，一紙結婚申請交到了工宣隊的手裏，兩人公開了戀情。他們希望早日結婚，互相有個照應。一個多月過去了，結婚申請杳無音信。月底連隊休假四天，正當戴厚英和聞捷商量著要用這四天假籌備婚事的時候，連隊領導突然宣布要聞捷留下值班，兩人馬上意識到這是人為的阻撓，那天兩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發展對他們愈來愈不利，每次放假聞捷都會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卻即將被調往吉林。聞捷終於按捺不住和領導吵了起來，一個住牛棚的文藝黑線人物和造反派領導吵架，這可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形勢馬上急轉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幹校召開了關於聞捷的批判會。聞捷被說成是對抗運動，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反撲，有人甚至說聞捷是從狗洞裏爬出來的叛徒。為了讓戴厚英好過一些，聞捷提出暫時停止戀愛，但保留兩人關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寧折不彎，她對聞捷的回答是要斷就堅決地斷。1971年春節前夕，五七幹校的人全部拉練回上海，聞捷也不例外。當戴厚英站在聞捷面前還給他的家門鑰匙的時候，這位身高一米九的東北大漢跪倒在地，失聲痛哭。1月10日，市黨代會開到晚上結束之後，因與管理調查他的領導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級阻止，曾經充滿紅色理想的聞捷，終於感覺了徹底的絕望，在住地開煤氣自殺了。時年48歲。

惲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鑰勛，字長安，當記者後改名逸群。著名記者，中共情報工作者。中國文化、新聞界的傑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求學。中途輟學。1923年入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1925年五卅事件後，參加國民黨，先後任國民黨武進區、縣黨部常委。後接觸馬列主義，1926年由喬心全介紹加入中共黨。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被捕入獄，因證據不足釋放。出獄後擔任中共武進、宜進縣委書記。1930年擔任浙江蕭山縣委書記、浙北特委秘書長，後來浙北特委被撤銷，轉到江蘇灌雲響水中學任教。在浙江時，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創辦)擔任教師。後建立浙江省第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1932年8月惲逸群進入上海新聞界，在新聲通訊社當記者，此時已經失去和黨組聯系。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報》已故翻譯秦理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殺。惲逸群發表連續報道，引起社會關註。同時，惲逸群與中共黨組恢復聯系，並加入地下情報系統。1935年8月，惲逸群進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創辦的《立報》。1936年，惲逸群受鄒韜奮邀請，前往香港協辦《生活日報》及《生活日報周刊》。後來回到上海，擔任《立報》主筆。1937年10月，惲逸群與範長江發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漢口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惲生前回憶，提供了16個人的姓名：惲逸群、範長江、邵宗漢、夏衍、石西民、陸詒、劉祖澄、袁殊、楊潮、朱明、戴湘雲、陳憲章、章丹楓、孟秋江、蕭芳、金摩雲) 。1937年上海淪陷後，他奉命轉到地下黨以外商名義在租界出版《導報》、《譯報》，活躍在孤島新聞界。1938年在《導報》上發表《異哉汪精衛之言》一文，質疑汪的言論行為，一月之後，汪精衛公開發表艷電，新聞業界嘩然。1939年《導報》、《譯報》被搗毀，被迫出走香港，負責國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惲逸群受中共地下黨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漢奸”。後進入日本特務機關“巖井公館”，身份是上海編譯社社長。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罪逮捕，但在獄中未露實情，1945年6月30日獲釋。抗戰勝利後，戴笠曾下令以漢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時間內，他主持《新華日報》華中版、《大眾日報》和《新民主報》工作，先後擔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編委，新華社華東分社的社長，新華社山東總分社副社長，濟南分社社長，大眾日報的副社長、總編輯，濟南市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48年，應《新華文摘》之約寫下《三十年見聞雜記》，1949年在山東出版社印行，各地廣泛翻印。(後改名《蔣黨真相》) 。1949年5月，惲隨軍進入上海，負責上海《解放日報》，擔任社長。歷任華東新聞學院院長、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1952年2月，“三反”中因為1951年《解放日報》報紙漏登一則斯大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饒漱石借機陷害，開除出黨，降職三級。1953年3月，國家出版總署負責人胡愈之、陳克寒出面將他調任北京新華辭書社副社長，並甄別錯案，同時和葉聖陶一起組織編纂了第一本《新華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漢年案牽連，以漢奸、叛徒罪被捕，被單獨關押，隔絕外界聯系，受偵訊一年，盡管查無“叛徒、漢奸”實據，仍繼續關押在監獄。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處其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不得上訴。至此，惲逸群已經被關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釋出京，並不允許他對別人談論被捕經過和判決內容，判決書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惲逸群被發配至蘇北阜寧中學管理圖書。月給生活費37元，無職級。文革期間成為“專政”對象，從事重體力勞役，歷經磨難，子女與其斷絕關系。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講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國家最高領導人（不論他的稱號是皇帝、國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論說他是‘天縱聖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權，篡奪權力。”對於頻見於“兩報一刊”的那些先引語錄，認為是霸氣十足的文章，他斥之為“新八股”，並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為它斷章取義，妄加議論，且不容置疑。”“評法批儒”轟轟烈烈時，他譏誚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戰者服上刑’一語是反對人民戰爭，不知哪一天在夢中見到了戰國時代的人民戰爭……”文革結束後，惲逸群進京申冤，但無人過問。1978年12月10日晚9時，惲逸群病逝於南京省中醫院。

徐璋本：（1911年－1988年），中國著名科學家，與錢學森同齡，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且都是學導彈的，錢是搞導彈致導，徐是搞反導彈的。因為不同政見者而知名。錢學森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在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1955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獄。1957年因說了這些話：“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屎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經濟製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屎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被打成為右派，後又有成立＂中國勞動黨＂，效仿美國多黨製的言論及動機，因此在1957年年底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判刑15年，結果坐了22年的牢。1979年回到北京，1988年去世。錢學森和徐璋本兩個人的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人生的結局卻大相徑庭：一個靠著抵毀他人出賣靈魂以求安穩而成了兩彈元勛，名垂黨史；一個為堅持真理不屈於20多年非人的囚徒生活，雖註定了他的歷史定位與科學成就無關，但這代表了文化人良知的高貴品質與高尚人格，必將名垂青史。

徐利治：（1920年9月23日－2019年3月11日），原名徐泉湧，中國數學家、教育家。1938年考入貴州銅仁國立第三中學師範部。1940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報考大學時，改名為徐利治（徐，穩步也；治，洽學也）。不久暫時休學，至四川重慶中學教書。一年後返回西南聯合大學。徐利治直接受業於華羅庚、許寶碌。1945年於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留校任華羅庚助教。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徐利治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現北京），應聘助教。1949年，徐利治獲得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赴英國阿伯丁大學和劍橋大學訪問進修各一年。1951年擔任了清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副教授。1952年，徐利治同王湘浩、江澤堅等人自願去到長春，在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組建了數學系，徐利治任數學系副主任。1956年提升為正教授。同年，蘇聯科學院邀請中國科學院派代表團參加泛函分析及其應用國際會議，三人代表為南京大學曾遠榮、中國科學院田方增和東北人民大學徐利治。徐利治代表東北人大向列昂尼德•維塔利耶維奇•康托羅維奇提出了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願望。回國後，在東北人民大學匡亞明校長支持下，徐利治立即著手近似數學專業（現計算數學專業，本科為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的組建工作，並與蘇聯專家康托羅維奇推薦的自己的學生列寧格勒大學的伊萬•彼得羅維奇•梅索夫斯基赫共同主持了計算數學師資培訓班，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計算數學專業人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計算數學專業成立。同年東北人民大學更名為吉林大學。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正常的教學和科研陷於癱瘓，徐利治就躲在家裏潛心研究學問。1970年他被送到吉林省長嶺縣插隊落戶。1975年9月才回吉林大學執教。日後在漸進分析、逼近論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國際上被譽為“徐氏漸進公式”、“徐氏逼近”。

徐旭生：（1888年－1976年1月4日），名炳昶，字旭生，以字行，筆名虛生，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徐旭生早年曾就讀於河南公立旅京豫學堂，1911年畢業於京師譯學館。後考取公費留學生，1913年前往法國留學，進入巴黎大學學習哲學。1919年回到中國，任教於開封第一師範學校、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1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1926年出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27年作為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與瑞方團長斯文赫定率團前往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1929年起先後擔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院長、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校長。1933年他前往西安，組織成立陜西考古會，主持發掘了寶雞鬥雞臺。1937年出任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1940年起任第二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中共國成立後，徐旭生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級研究員。1957年加入中共黨。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76年1月逝世。

徐鴻寶：（1881年－1971年），字森玉，中國金石學家、文物鑒定專家、圖書館事業家，著名藏書家。就學於山西大學堂，畢業後曾任清史館纂修、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1935年後，發起成立中國博物館協會，歷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上海市文化部文物處處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務。徐鴻寶一生在征集、保護中國流散的圖書及文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被譽為“國寶守護神”，全球文物考古界譽為“中國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家”之一。他的母親徐閔氏出身浙江一個以刊刻為歷代家業的名門望族（即印行“閔刻本”的家族），因此徐鴻寶自小便跟隨母親習字而有深厚古文功底，之後進入白鹿洞書院跟隨於式枚學習，後再考進山西大學堂學習化學，求學期間，與學者宣熙來往，而開始對清宮收藏有所接觸認識；辛亥革命後，代替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又進入教育部，在1924年則被派任善後委員，任故宮古物館館長，負責清宮文物清點工作。在1939年參與成立“文獻保存同誌會”，與鄭振鐸、張元濟、何炳松、張壽鏞等名學者和文物專家，合力收購流落上海、香港的善本珍籍。1949年則參與了文物造冊，主張將文物精品運送至臺灣。並參與了文物南遷，在運送過程中不慎跌傷，臥床昆明達五個月之久。50年代之後，徐森玉在上海活動，擔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上海文史館副館長。在文革期間被列入十大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批鬥，逝世於上海。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被中共國《人民日報》點名的右派分子，唯一經多次越獄並成功出逃而成為傳奇人物。1948年，15歲的徐洪慈加入中共黨，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1951年，18歲的徐洪慈成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團工委統戰部幹部。1953年，20歲的徐洪慈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1954年，21歲的徐洪慈作為調幹生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大鳴大放、向中共提出意見。但是上海第一醫學院裏一直沒人貼大字報。1957年6月，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主持召開全體黨、團幹部大會，動員大鳴大放、貼大字報，並要求次日要看到成效。大會結束後，徐洪慈等14名同學響應號召，草擬了共51條意見的大字報，次日貼出。51條意見包括對中共的意見，對學校及專業設置的意見等等。1957年6月6日該大字報貼出後，在校內形成了貼大字報高潮。大字報貼出後，整風運動隨即進入反右階段。徐洪慈遭到批判。1957年8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上海醫學院三千同學聲討叛徒徐洪慈》，點名批判徐洪慈為右派分子、叛徒，並稱徐洪慈的叛黨行為受到該校另一右派分子範日新的支持。由於女友揭露徐洪慈和她說過“到底是我正確還是毛澤東正確，三百年以後見分曉”，“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這兩句話，徐洪慈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學籍，送往位於安徽的上海市白茅嶺農場（由上海市管轄）勞動教養。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從白茅嶺農場越獄，回到上海後隨即被抓獲並押送回白茅嶺農場。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獄，經雲南昆明逃至瀘水縣，準備偷渡到緬甸，但在瀘水縣被抓獲，關押在瀘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瀘水看守所越獄時被當場抓獲。同年，徐洪慈被當地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此後先後被關押在麗江大鹽農場、拉馬古銅礦等處。1965年刑滿釋放，作為留場人員繼續留在勞改農場從事勞動。1966年文革爆發後，徐洪慈被勞改農場列為首批政治運動對象，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在麗江民主廣場舉行的萬人公判大會上被捆綁遊街示眾。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關押重刑犯的監獄麗江五零七農機廠，和監獄長李光榮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該監獄斷電之機成功越獄。此後徒步走出雲南，在四川乘火車回到上海和母親告別，一個月後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經二連浩特邊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到達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蘇邊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滿後，徐洪慈獲釋。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的一家醫院就診時，結識了該醫院一位叫奧永的21歲女護士。隨後二人結婚，遷居奧永的家鄉後杭愛省車車爾勒格。此後8年時間裏，徐洪慈靠體力勞動支撐家庭，和奧永育有三個孩子：兒子安吉爾、波揚特，女兒葉塞尼亞。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國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國，但入籍要求被蒙古當局拒絕。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親來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已為他的右派問題平反，並附上了手抄的改正書。1982年春，母親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對徐洪慈的勞動教養問題平反。但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卻一直未下達平反書。徐洪慈乃向當年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時的兩位老領導黃辛白、喬石寫信申訴，兩位老領導都作出了批示，要求調查。但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他越獄罪不可赦，不同意平反。此後徐洪慈繼續向中央有關部門寫信，要求中共麗江地委為他徹底平反。1982年6月19日，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82〕刑申字第6號刑事判決書，為徐洪慈正式平反，但其中仍稱“徐洪慈在留隊期間，說過一些謠言和講過一些錯誤的觀點”。徐洪慈對這個“尾巴”表示不滿，向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1984年8月31日，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84〕刑申字第10號刑事裁定書，將原表述修改為“徐洪慈在留隊期間，針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表過一些意見和看法，經過實踐證明是對的”，並認定原以反革命定罪是錯誤的。該刑事裁定書意味著為徐洪慈作出了不留“尾巴”的徹底平反。1982年10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致信徐洪慈，表示鑒於徐洪慈已獲平反，“我們恢復你的中國國籍，你要到烏蘭巴托中國大使館來領你的護照，領了護照以後，你回國探親也可以，回國定居也可以”。隨後蒙古國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歡迎其加入蒙古國籍。但徐洪慈選擇領取中國護照，因此在回中國的問題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難。為獲得回國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級官員的專門接待日見到了蒙古國家元首澤登巴爾。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獨自回中國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見到了母親，並和朱世能等同學以及當年揭發自己的前女友見面。隨後徐洪慈返回蒙古。當時他的小女兒葉塞尼亞剛出生。1984年3月，徐洪慈攜妻子奧永及三個孩子一起從烏蘭巴托乘火車回到上海定居。此後徐洪慈成為上海石油化工專科學校教師，妻子奧永當護士。回國後經過數十年時間，中共黨組織才恢復了徐洪慈的黨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婦回蒙古國探親訪問。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單位為其頒發了老幹部離休證書，自頒發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為離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腎癌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上海病逝。三個月後，組織上下發了《關於徐洪慈同誌享受局級待遇的批復》。徐洪慈在上海的故居是高安路3號。2011年，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往事》欄目為徐洪慈製作的系列專題片《越獄》、《徐洪慈：越獄之後》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記者胡展奮在上海一個“資深右派聚會”上結識徐洪慈，隨後對徐洪慈深入采訪，寫出一部口述實錄《永不服罪》（後出版為《沖出勞改營》）。

徐光憲：（1920年11月7日－2015年4月28日），物理化學家、無機化學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在量子化學、配位化學、萃取化學、稀土化學、化學鍵理論和串級萃取理論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徐光憲於1936年考入浙江大學高工土木科。1939年，畢業於寧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畢業後，徐光憲和另7名同學被錄取至“敘昆鐵路”當練習工程員，沒想到領隊中途攜大家的差旅費潛逃，身無分文的徐光憲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學教員的大哥；同年考入大同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40年，徐光憲因為住在當時法租界的一個煤球廠裏，而大同大學在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學上課的交通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194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化學系，並獲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在上海寶華化學廠任技師。1946年1月，徐光憲又回到交通大學擔任化學系顧翼東教授的助教。1948年1月，徐光憲考取自費公派赴美國留學生，進入了美國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化工系讀研究生。後經唐敖慶推薦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徐光憲在哥倫比亞大學因成績優秀而很快獲得助教職位，解除了生活上的後顧之憂。他用一年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開始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7月，因成績優異，徐光憲被推薦加入美國菲拉姆達阿珀西龍榮譽化學會（Phi LamdaUpsilon）。1951年3月，徐光憲完成了題為《旋光的量子化學理論》博士論文，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並被選為美國西格瑪克塞（Sigma Xi）榮譽科學會會員。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中美關系異常緊張，徐光憲放棄即將到手的工作，借華僑回國省親的名義，於1951年4月15日與夫人高小霞離開舊金山，乘船回到中國。1951年5月，徐光憲經先期回國的唐敖慶推薦，受聘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擔任副教授，同時還兼任燕京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開始著手培養量子化學和絡合物化學方面的研究生。1954年暑期，徐光憲與唐敖慶、盧嘉錫、吳征鎧等人在北京主辦了物質結構講習班，為全國高校培養了一批理論化學方面的教師。1957年9月，由於國防和學科建設的雙重需要，徐光憲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學教研室主任，開始從事核燃料萃取化學研究。1961年，由於研究和教學工作成績卓著，徐光憲晉升為教授。1964年8月，參加二機部在青島燕兒島召開的極密會議，會議決定摒棄蘇聯提供的沈澱法，以中國自行研究的、先進的萃取法籌建核燃料後處理廠，製造原子彈原料鈈。文化大革命期間，徐光憲由於海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受到了排擠和迫害，1969年底，被迫離開技術物理系，到江西農場勞動。文革後期，從1972年開始，徐光憲由江西農場回化學系，又轉向稀土分離和萃取方面的研究，並很快獲得突破，於1975年提出了稀土串級萃取理論。

徐瑞雲：（1915年6月15日—1969年1月），女，數學家，中國第一位數學女博士。1927年2月，徐瑞雲考入上海公立務本女子中學。1932年，她高中畢業。因徐瑞雲自小就非常喜歡數學這一科目，而且長大以後想當個老師，於是在同年9月，她報考國立浙江大學數學系。其導師有錢寶琮、陳建功和蘇步青。相比之下，當時國內大部分女學生最多只讀到高中學歷。1936年7月，她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浙江大學，並留校任數學系助教。1937年2月，徐瑞雲與浙江大學生物學系助教江希明結婚。1937年5月，夫婦二人獲得亨伯特獎學金，留學德國。徐瑞雲主要研究領域在三角級數論。當時她的博士導師卡拉西奧多裏因為自己年紀比較大，本來不想再帶學生。但他看徐學習刻苦，成績又好，就收她當弟子。徐瑞雲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弟子(即關門弟子)。1940年底，徐瑞雲獲得博士學位，她是中國歷史上首位女數學博士。1941年，其博士論文《關於勒貝格分解中奇異函數的傅裏葉展開》發表在德國《數學時報》上。同年4月，徐瑞雲回國，被聘為浙江大學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她任浙江大學數學教研組組長。1953年，她調任浙江師範學院（今杭州大學）數學系主任。文革初起，徐便受到很大沖擊，不僅被掛牌（脖子上掛一塊上書打著×的名字的黑板或木板），示過眾和遊過街，還屢屢被揪上臺去批鬥。左臂上纏著“牛鬼蛇神”標誌的白布條，成天被罰在教學大樓裏打掃廁所或在校園中拔草打掃衛生。1969年不堪淩辱折磨在“隔離室”中自殺身亡，時年53歲。

徐遲：（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2日），原名商壽。詩人、散文家和評論家，著名報告文學作家。1927年，在南潯中學念書。讀到了早期白話詩人徐玉諾的詩集《將來之花園》。這年秋，第一次去了上海。1928年，在上海光華大學附中念書。在該校的一個油畫展上，第一次見到新月派詩人徐誌摩。1931年9月，和同學楊一萍一起由東吳大學附中升入東吳大學。“九一八”事變發生，12月參加學校愛國學生“援馬團”北上，擬出關抗日。滯留北平。1932年1月，入燕京大學借讀。在5月號《燕大月刊》發表散文處女作《開演之前》，同時寫出一些短詩。1933年5月4日，收到《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見到施蟄存。8月，回到燕大繼續學習。在12月號《現代》發表譯詩《聖達飛之旅程》。1934年，在《矛盾》、《時代畫報》、《婦人畫報》等發表詩和散文。與施蟄存周圍的現代派作家多有交往。1936年夏，作為男儐相參加詩人戴望舒婚禮。9月，和詩人路易士一起協助戴望舒創辦《新詩》。10月，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11月，音樂散文集《歌劇素描》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年元旦之日，和陳松在上海結婚。上半年寫作《世界之名音樂家》及《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9月，寫作警世幻想小說《三大都市的毀滅》。1938年2月，寫作中篇小說《武裝的農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結識袁水拍和馮亦代。1939年，結識《時事晚報》主筆、國際述評家喬冠華。聽袁水拍談馬克屎主義。1941年10月，在桂林白虹書店出版詩集《最強音》。1942年11月，在桂林《詩創作》發表長詩《一代一代又一代》。1943年2月，在桂林雅典書屋出版雪萊詩歌選譯《明天》。7月，在重慶美學出版社出版荷馬史詩《依利阿德選譯》。任郭沫若主編的《中原》季刊執行編輯。1944年1月，在重慶國訊書店出版譯作《托爾斯泰傳》（第一部：青年時期）。7月，在美學出版社出版《托爾斯泰散文集》（第一冊）。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1945年，翻譯《巴黎的陷落》、《解放是榮耀的》、《我轟炸東京》等。9月。與馬思聰一起受到毛澤東接見，並獲得“詩言誌”的題詞。11月，發表小說《狂歡之夜》。1947年，翻譯司湯達小說《巴馬修道院》。1949年3月，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譯作《華爾騰》（後改譯名《瓦爾登湖》）。4月，創作詩歌《江南》。與南潯同仁維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鎮和平解放，並率學生出鎮迎接解放軍。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中國文代會。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國》編輯。1956年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寫集《我們這時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戰爭，和平，進步》。1957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美麗，神奇，豐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寫集《慶功宴》。1958年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共和國的歌》。1959年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評論集《詩與生活》。1961年，離開北京，舉家遷入武漢，到長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65年，創作中篇小說《牡丹》，未及發表。文革到來，被關進“牛棚”，剝奪寫作權利，創作中斷。十年後得到平反，恢復專業創作。其報告文學代表作包括記述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與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地質之光》，這兩篇作品被譽為“別具特色的科學詩篇”。最後為逃避世風頹敗、道德淪喪的社會，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12+12+12=36），三十六計走為上，跳樓自盡。

徐放：(1921年－？)，中國當代詩人。中共黨員，畢業於東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1944年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川北分會理事及機關刊物《文學期刊》編委，《東北文化》周刊主編。1946年後曾任陜甘寧這區隴東中學、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藝術學院文學組(系)、華北解放區華東大學三部文學系教師兼文藝研究室研究員。1949年後歷任軍管會文教委東北組組長，接管東北大學聯絡員、軍代表，人民日報社《星期文藝》、《人民文藝》副刊專版及文教編輯，曾同嚴辰一起主編詩歌叢書《現實詩叢》(12部)。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南城草》、《起程的人》、《野狼灣》、《趕路漢》、《徐放詩選》、《情和愛之歌》、《風雨滄桑集》，編撰《唐詩今譯》、《宋詩今譯》、《杜甫詩今譯》、《陸遊詩今譯》、《唐詩絕句選譯》、《宋詩絕句選譯》等，中篇小說《群》、《徐放集》六卷等多部書籍。1955年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蒙冤入獄、勞改，1980年徹底平反，後歷任《人民日報》文藝組編輯、群工部副主任，高級編輯、記者。

徐盈：（1912年－1996年12月11日），原名緒桓，著名新聞記者。193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1938年加入中共黨。1933年－1947年任職於大公報。曾任上海《大公報》記者、重慶《大公報》采訪部主任。1937年采寫過《朱德將軍在前線》、《戰地總動員》等新聞報道。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從別人不在意的雜亂報紙中收集日方的經濟資料，經過整理後寫出了《北方工業》的一組通訊，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華北的經濟問題，同時揭示華北的資源和工業潛力將成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連續發表了《一個黃金時代的錯過》、《水泥沒有出路》、《手工業玉碎記》、《在兩大化工集團之間》、《一個重工業建設的夢－－記孫越崎九出山海關》等綜述性通訊。1948年他寫下民國時期最後一篇通訊《哪裏是工程師的用武之地》，從經濟的角度上分析了國民黨蔣家王朝的統治已經面臨崩潰瓦解的原因。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歷任天津《進步日報》編委、主筆，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有小說集《戰時邊疆故事》、《蘋果山》，專著《抗戰中的西北》、《烽火十城》、《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小說《前後方》，回憶錄《北平圍城兩月記》，新聞作品《朱德將軍在前線》、《戰地總動員》等。徐盈的新聞觀點，集中表現為“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他主張恢復新聞出版事業的自由競爭，認為“黨委審查，黨組討論，影響報紙的出版、發行及銷路”。他認為今天的記者都“是小媳婦，到處碰釘子”，所以提出記者應當有采訪新聞的絕對自由，不應受官方的約束和限製。他認為“同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民間辦報”，就是“由知識分子一部分人來辦報”，“文人就像帝王時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對面的‘清議’。”他說：舊社會的同人報紙向反動政府“爭取新聞自由，有進步作用”，“文人論政，好似第三條路線的人。”他還竭力提倡“尊重報人”，認為黨對一些老報人安排不適當，使他們“有潛力不能發揮”，“過去記者的很多東西今天還很有用處。”因此，反右運動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徐盈成了批判對像，被劃為極右份子，來由有三：一、與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關系密切，經常交談，儲、浦並稱贊他是“非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員”；二、主張新聞自由，提出應允許“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使辦報的文人得承擔類同舊時代之“清議”的社會職責；因此，三、被視為“第三條路線”思想。徐盈被遣送湖北麻城勞動，過了一年，徐盈因鄧穎超關照調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編輯。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文革開始後，徐盈再次陷於受迫害之中。直至八十年代底才復出。

　　

徐燕孫；（1899年－1961年）名操，字燕孫，號霜紅樓主，齋號霜紅樓、寒水堂、歸燕樓等。我國20世紀傑出的工筆人物畫家之一。國畫代表作有《兵車行》《屈原》等，連環畫代表作有《三打祝家莊》《火燒赤壁》《蕭恩打魚》等。徐燕孫兩歲喪母，由祖母撫養。七歲起，在家館中先後從三位塾師讀書。十五歲時考入求實中學。在求實中學求學期間，一次他看了京劇《戰宛城》，對曹操的雄才大略由衷欽佩，為自我激勵，取名徐操。他在以操為名的同時，取字燕孫，喻意燕堂之孫，以紀念祖父。徐燕孫自幼學習詩詞歌賦、經書古文、繪畫，畢業後徐燕孫拜清末首席宮廷畫家管念慈為師，又從學於海派畫家俞滌凡，攻人物，臨學宋元名畫，深得宋元名畫真髓。他的畫常取材於歷史人物、史籍典故，通過突出內心境界，表現人物性格。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他的工筆人物和寫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詣。1920年徐燕孫首批加入在北京成立的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為主旨的“中國畫學研究會”，後轉湖社。徐燕孫在徐世昌時代曾任總統府科員。1921年他入中央政法專門學校攻法律，畢業後執教於京華美術學校和北平美術專科學校。他還曾組織和參加了《和平頌》、《長征圖卷》的創作。抗日戰爭中，出版《霜紅樓畫賸》，借古喻今，寄托愛國情懷。1949年後，徐燕孫歷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員、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副會長兼中國美術家協會國畫組組長。代表作有《屈原》、《兵車行》、《風塵三俠》、《五百羅漢圖卷》等。出版有連環畫《三打祝家莊》、《火燒赤壁》、《霜紅樓畫賸》、《人物畫苑》等。1957年，徐燕孫調任中國北京畫院副院長。同年，徐燕孫被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公職。自此，他在家裏偶爾為出版社畫些連環畫，生活日益艱難，多數親友與其斷絕往來。1961年，徐燕孫先生患腦溢血，逝於北京。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榮，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1926年在上虞縣國民黨黨部宣傳部任幹事。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因親共被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就讀於半工半讀的勞動大學。1930年到浙江臨海回浦中學任教，並開始翻譯法國羅曼•羅蘭著的00《托爾斯泰傳》及一些文學作品。1932年翻譯了《托爾斯泰傳》。1933年夏開始寫雜文並向《申報•自由談》投稿。他的雜文筆法犀利，揭露時弊不留情面，批判社會一語中的，因風格酷似魯迅而以“雜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聯”，1935年出版《打雜集》，魯迅為之作序。同年翻譯日本、蘇聯等國的進步著作。1936年因“左聯”解散等問題寫信給魯迅，態度驕橫。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關於抗統戰線問題》予以駁斥。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黨。以後任抗大教員及冀察熱遼聯合大學副校長等職。1949年後，歷任武漢大學副校長，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徐懋庸重操舊業，運用雜文這個武器，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文匯報》等報刊，發表了100多篇計30余萬字的雜文。他寫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雜文，以其犀利的筆鋒、辛辣的諷刺，讓有的人對號入座，讀之羞赧不已，無地自容。徐懋庸的雜文師承魯迅，竟令徐懋庸的雜文與魯迅的文風如出一轍，以至讓許多人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請《自由談》的10個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魯迅、郁達夫、曹聚仁、陳子展、林語堂……也有徐懋庸。林語堂晚到，那時大家已經入席了。他坐下之後，就對魯迅先生談起來，他說：周先生又用新的筆名了吧？因為當時魯迅先生的筆名是經常改變的。魯迅反問道：何以見得？林語堂說：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魯迅哈哈大笑起來，指著徐懋庸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自身就在這裏。大家也笑了起來。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體都受到嚴重摧殘。有次在交代時竟把毛澤東評價周揚的原話寫了出來，而此時的周揚已關在獄中。徐懋庸不但沒有反戈一擊，反而用“最高指示”為周揚定性，這不是在為周揚翻案嗎？在造反派的高壓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幾天後又寫了《關於我追隨周揚、攻擊魯迅、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罪行的認罪書》，但他還是一口咬定沒有“捏造”，並誤將認罪書的時間“1967”年寫成“1697”年，這一誤，竟倒退將近300年。1977年2月7日，離春節還有10天，徐懋庸帶著深深的摯愛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艱難坎坷的人生路。

徐紹清：（1907年－1969年3月24日），中國湘劇演員 ，工老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徐紹清便積極參加救亡工作，他編排和演出了《罵漢奸》等一大批宣傳抗日的優秀劇目。1952年，徐紹清在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會演出時，所飾《琵琶上路》中的張廣才，獲演員一等獎，此後在戲劇舞臺藝術片《拜月記》、《生死牌》等戲中，他又成功塑造了宰相王鎮、清官海瑞等各種不同的角色，他的藝術造詣得到周信芳、紅線女等人的高度贊許，成為當時湖南省湘劇躋身於享譽“全國十大藝術院團”的領軍人物。曾任湖南省湘劇院副院長、中國劇協湖南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湘劇高腔變化初探》和《我學湘劇》兩書，對高腔旋法進行了總結，成為後輩學習湘劇高腔的重要依據。57年反右時，他是內定的右派，所以文革中他首當其沖成了批鬥對象，被當作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文藝黑錢人物＂、＂田漢的黑爪牙＂、＂老右派＂等帽子。1969年3月24日自殺身亡，時年62歲。

徐韜：（1910年5月4日－1966年6月23日），原名徐保齋，中國導演、編劇。1928 年，18歲的徐韜從江蘇考入了劉海粟擔任校長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簡稱“美專”），主攻圖工（圖畫和手工）專業。1932 年，經當時的左翼戲劇聯盟黨團書記趙銘彜親自介紹，徐韜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5 年，徐韜加入中共黨；同年，上海成立業余劇人協會，徐韜擔任理事。1937 年，徐韜出任中共領導的上海業余實驗劇團演出部主任一職。在業余實驗劇團，徐韜除了參加演出活動，還親自執導了話劇《我們的故鄉》等劇目，與夏衍、於伶等人創作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並擔任導演委員會成員。1939年夏，應好友趙丹、王為一、朱今明之邀，徐韜前往新疆發展進步戲劇事業，結果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關押近5 年 。1946年，徐韜回到上海，以導演的身份加入聯華影劇社及隨後成立的昆侖影業公司。1948年，與王為一聯合執導了個人首部電影《關不住的春光》電影，同年冬，作為編劇參與了劇情電影《烏鴉與麻雀》的創作，該片由鄭君裏執導。1949年，參與創建上海電影製片廠，擔任秘書長兼導演，後來，擔任中國影協第一屆委員、第三屆理事。1950年，執導以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為背景的劇情電影《大地重光》。1953年，執導由烏日娜、恩和森搭檔主演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草原上的人們》。1954年，被調往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任秘書長 。1956年，由其執導的戲曲電影《搜書院》上映，該片是第一部使用伊士曼彩色膠片拍攝的電影，影片改編自同名粵劇 。1958年，執導由韓非、馬驥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小康人家》，同年，執導由耿庚辰、萬寶珠、劉玉蘭聯合主演的戲曲電影《下鄉與趕腳》。此外，還與張錚聯合執導了劇情電影《夜走駱駝嶺》，該片講述了在“大躍進”的年代，一個鄉的麥子豐收後，各個社踴躍交售公糧並連夜送糧的故事 。1960年，執導戲曲電影《關漢卿》，該片根據田漢的同名作品改編，同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摩雅傣》上映。1964年，與趙丹、錢千裏聯合執導劇情電影《青山戀》；同年，徐韜拍攝了自己的最後一部影片－－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影片《豐收之後》。1966年文革爆發，徐韜因和翟白音、羽山合寫了一篇探討創新問題的＂爐邊夜話＂，被作為＂小三家村＂揪了出來，戴上了＂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1966年6月23日，徐韜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縱身躍入了錢塘江濤濤江水中，時年56歲 。

徐鑄成：（1907年－1991年），中國著名報人。1926年徐鑄成憑借他人文憑進入清華，不久作弊一事敗露，被學校除名，為此校長梅貽琦曾與其面談。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1927年進入新聞界。1929年29歲的徐鑄成奉命到太原采訪馮玉祥、閻錫山，時逢兩人正醞釀反蔣，中原大戰在即，徐第一次以《大公報》記者身份采訪政治新聞，在李書城的幫助下，徐寫成一系列不俗的通訊、電訊，受到胡政之、張季鸞誇獎。1938年赴上海出任《文匯報》總主筆，一舉成名。1939年7月《文匯報》停刊後，重返《大公報》，先後任港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滬版總編。1946年3月離開《大公報》，再任《文匯報》總主筆至1947年5月被封。1948年創港版《文匯報》。1949年應邀“知北遊”，參與政協會議成為第一屆政協委員候補代表。隨後主持《文匯報》在滬復刊。論著有《報海舊聞》、《舊聞雜憶》（正、續、補三編）、《新聞叢談》、《張季鸞先生傳》等。1957年徐鑄成被打為右派。文革結束後徐鑄成自稱“舊聞記者”，寫了大量的“白頭宮女話天寶＂(天寶是玄宗的年號，天寶14年，安碌山發動叛亂，大唐帝國由盛而衰，這句話比喻時光匆匆，轉眼間頭發都白了，青春不再，繁榮的大唐也已經煙消雲散，只能做個見證人了，寄托了作者無限的惆悵。)的文章。

徐舜壽：（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出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飛機設計師。畢業於清華大學，曾設計殲教－1等多種飛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時年51歲。

錢偉長：（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國近代力學、教育家、應用數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是歷史學家錢穆長兄錢摯。“偉長”這個名字就是錢穆給取的。7歲多時，父親帶錢偉長來到村裏的學堂接受啟蒙教育，學習《論語》、《詩經》等儒家經典。錢經常因逃學受到先生的體罰。幾個月後錢家發生大火災，住房化為灰燼，幾經搬家，最終落腳於鎮中，進入鎮中鴻模小學，錢偉長對學習開始認真起來。但他的算術不好，甚至無法算出兩位數相加，對國文書籍的死記硬背倒十分在行。學業之余也曾挑花補貼家用。1923年錢升入高小一年級。1925年錢摯離開梅村小學，被無錫榮巷榮家辦的公益學校聘為教務主任，錢偉長也進了同一學校。1926年5月偉長隨父回到蕩口，同年秋進入無錫國學專科學校。1927年初，錢偉長隨父入無錫縣立中學，但很快中學因北伐軍的占領而關閉。1928年秋，蘇州中學開考招生，錢偉長按照錢穆的囑咐，參加了考試。最終以榜上末名被錄取，國文成績第一擡高了他的分數。1928年10月，其39歲的父親錢摯突然病逝，錢偉長做好了退學的準備，後有四叔錢穆負責其學費。蘇州高中的3年裏，他努力學習學校開設的所有課程。三角函數、代數、解析幾何對錢偉長來說十分困難，數學老師嚴曉帆看到錢偉長基礎太差，便經常幫他補習，還額外允許錢偉長到自己的辦公室學習，這段時間錢偉長經常熬夜。由於基礎太差，物理、數學、化學、生物等課程只是從全班最後一名趕到中下遊的水平。1930年秋，錢偉長的論文《春秋日蝕考》獲高中獎，1931年錢穆成為北大副教授，偉長也結束了高中的學習。四叔建議他多考幾所大學。一個月下來，一共考了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唐山交通大學、廈門大學5個學校和吳蘊初清寒獎學金（化工專家吳蘊初出資5萬元，通過獎學金資助那些學習優異但沒錢讀書的學生，獲取該獎學金需要考試）。一個月後發榜，5個學校全部考取，還考取了清寒獎學金，每年可以得到300元的獎學金。 奶奶和母親認為中央大學最好，離家近，但四叔認為清華大學最好，所以錢偉長聽從四叔建議，去清華就讀。1931年9月16日，錢偉長來到北京，新生報到後的第一天，就要到體育館通過體格檢測。當時，主管這項工作的是馬約翰教授。體檢下來，身高、體重、肺活量等主要項目均不合格，但馬約翰欣賞他的拼命精神。馬約翰鼓勵他參加運動，第二年還參加了越野跑步比賽，最後出乎意料的拿到第八名。此後他成為越野隊員，後又參加長跑、中低欄、足球等項目，身高從1.49m提升到1.65m。九一八事變後，錢偉長在殷大均和何鳳元的建議下轉學物理，以振興中國的軍力。但由於他高考物理成績僅為5分，系主任吳有訓一開始拒絕其要求，後來錢偉長軟磨硬泡，常常搞得吳有訓無法辦公。另外又找葉企孫教授和四叔錢穆拉關系，和陳寅恪、顧頡剛等疏通，最後吳被迫同意其試讀一年，在此期間的普通化學、普通物理、高等數學三門課必須考到70分以上。通過頑強的努力，1935年，錢偉長和同學顧漢章合作完成了論文《北京大氣電的測定》，這是中國自行測定大氣電量的第一批數據，同年，錢偉長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5年夏天，錢偉長參加了兩項考試。一個是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丁西林為所長）的實習研究員，另一個是清華物理系的研究生。結果兩項考試錢偉長都被錄取了。當時實習研究員每月有100元的工資，而清華物理系的研究生每月只有60元津貼。錢穆認為他應該繼續學習，於是便去了清華大學研究院，獲高夢旦獎學金，每年300元，共提供3年。於是他跟隨導師吳有訓做光譜分析，還在黃子卿教授指導下研究溶液理論，又在葉企孫支持下展開了原子光譜學研究。當年改學物理的5名學生中，只有錢偉長堅持到畢業。1937年北平淪陷後在天津耀華中學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講授熱力學，並與孔祥瑛結婚。從1937年到1939年，錢偉長的研究工作一直都沒有中斷。在此期間，他有了3篇光譜學論文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對稀有元素硒的單遊離光譜分析》。這篇論文打開了中國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另外還研究了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1939年，錢偉長參加了第七屆中英庚款會公費留學力學專業的考試，於3000人報名中爭20份名額中之一，發榜時錢偉長高分名列其中。1940年1月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其間，與辛格教授合作，用50天時間完成了論文《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發表於世界導彈之父馮•卡門的60歲祝壽文集內。1941年6月，錢偉長獲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碩士學位。1942年春季參加了加拿大國家研究會主持的應用數學特種委員會的工作。年底，他成為美國數學學會會員。1942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和噴射推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抗日戰爭結束後，錢偉長於1946年向馮•卡門請求回國，然而不得放行，他只好訴說思鄉之苦，終得應允。清華大學向錢偉長發出邀請，邀他擔任清華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教授。1947年冬，女兒出生。無奈之下只好多做兼職，直到1949年，他幾乎包辦了清華、北大、燕京大學所有的應用力學、材料力學的課程。他一周上17堂課，是普通教授的3倍，還得向老友借債。同時，他還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秘書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參加這樣的社會活動自然要耗費掉一些時間。另外，錢偉長還任《國立清華工程學報》主編、《中國物理學報》和《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編委、美國《應用力學評論》特約評論員，稿的工作當然也要占用他很多時間。此間錢偉長進行了有前潤滑理論、圓薄板大撓度理論、銀流和水輪機曲線導板的水流離角計算等科研工作，發表論文8篇。1950年被任命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常委、組織部部長，5月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被任命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常委、副秘書長，並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力學研究室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錢偉長被任命為純工科的清華大學教務長。同年他還自學速成了俄語。1953年起草憲法，錢偉長也有參與。1956年，錢偉長獲國家科學獎二等獎。1957年中國力學學會成立，任副理事長。當年1月發表《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反對蘇聯教育體製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視基礎學科，在清華大學內引發三個月的大討論，並最終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萬能科學家，停止一切工作。錢學森當時也表態和他劃清界限，說錢偉長是“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被劃為右派之後，錢偉長被強製“勞動改造”，先做實驗室助理，掃地勞動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學。後被下放至農村，但其間他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紅衛兵阻撓其進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戶堵上，徹夜苦讀。1979年中央撤銷把錢偉長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1980年恢復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

錢三強：（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錢秉穹，原子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組織領導者之一。1929年，在父親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同時還學本科的課程。吳有訓教授的近代物理學、薩本棟教授的電磁學吸引著錢三強。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吳有訓教授的推薦，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學家嚴濟慈所長的手下作助理員，從事分子光譜方面的研究工作。1937年9月，在嚴濟慈的引薦下，到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裏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伊萊納•約裏奧－居裏夫人。1939年錢三強完成了博士論文——《α粒子與質子的碰撞》。1940年，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46年底，榮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7年升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並獲法蘭西榮譽軍團軍官勛章。1948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二機部（核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特邀顧問等。1949年中共建國後，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他在中國科學院擔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並於1954年加入了中共黨。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本國核力量後，他又成為規劃的製定人，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56年，錢三強帶領40多名科學工作者在蘇聯實習考察。剛從美國回國的錢學森，也來到蘇聯和錢三強一同考察。1958年，他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澤慧），他還將鄧稼先等優秀人才推薦到研製核武器的隊伍中。1958年年初，錢三強所在單位二機部黨組召開的三天黨內生活會上集中批評了錢三強沒有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是站在科學家的立場一邊；同時還批評了他的驕傲自滿，看不起工農幹部的行為。說他有個人野心；加上錢三強在蘇聯援建核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禮的發言草稿中，只是提“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建成”。這些人加以歪曲為錢三強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技術”；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錢三強有不尋常的海外關系，不利於做好保密工作。二機部的某些領導，以部黨組的名義向二機部的上級單位提出：要求將錢三強夫婦調離出二機部。在文革期間，錢三強掛了黑牌被批鬥，關進了“牛棚”，他沒有了人身自由，當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的現場。不但錢三強本人受到批鬥，他的夫人何澤慧也受到牽連，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參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掃實驗室和廁所。後來，他們二人一起下放到陜西二機部五七幹校“勞動鍛煉”了。文革後，錢三強被任命為中科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立即著手恢復學部的工作。

錢鍾書：（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作家、文學研究家。十四歲考上蘇州桃塢中學。1929年，鍾書考上清華大學，數學只考得15分，當時的校長羅家倫破格錄取。當時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的馮友蘭曾說，錢鍾書“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連哲學也有特殊的見地，真是天才。”錢鍾書十八及二十學年的總成績為甲上，十九年則得到超等的破紀錄成績。1933年夏，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獲文學學士，赴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絳結婚，後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數87.95是史上最高，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其間女兒錢瑗出生。1937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其夫人楊絳翻譯為副博士學位），隨後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一年的研究。1938年9月回國。錢剛回國時，在香港上岸，轉去西南聯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從昆明回滬探親後，接到其父親錢基博來信要其去湖南照顧，故沒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書。1941年暑假，錢鍾書去上海探親，再也沒有回藍田。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點鮮明的知識分子，生動地再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狀態與心態，與他在西南聯大的經歷是有關系的。書評家夏誌清先生認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此後在西南聯大、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暨南大學任教。1949年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獲評為一級教授。1950年到1953年，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1-3卷英譯委員會委員，花費了大量精力翻譯毛澤東著作，幾乎沒有發表文章。1957年，錢鍾書的《宋詩選註》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詩的缺點稱：“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當時在臺灣的胡適看過這本選註說：“黃山谷的詩祇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共產黨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註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的。”錢鍾書本人則表示因為“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享受了“沈默的自由””。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羅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幹校”，不久，隨“五七幹校”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1970年7月，楊絳也來幹校。在“五七幹校”，錢鍾書一度擔任過信件收發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運動中被逼自殺。1972年3月回京，開始寫作《管錐編》。著術頗豐。

錢谷融：（1919年－2017年9月28日 ），原名錢國榮，文藝理論家。長期從事文學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2014年12月，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研究》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論“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談》等。1957年，錢谷融寫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發表在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學》上，因此文錢谷融就受到批判。1959年，華東師大號召和動員教師提供科研論文迎接建國十周年大慶。錢谷融寫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論》(後改名《《雷雨》人物談》)。主要是談自己對《雷雨》的理解。寫好以後，錢谷融把文章一份給了《上海文學》雜誌，一份給了教研組組長。教研組組長覺得思想有問題，讓錢谷融把文章從《上海文學》收回來，還專門召開了一次名為討論實是批判的會議，並請了校外的同行來參加。會上，幾乎所有人一致認為錢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樸園和繁漪，宣揚人性論，是《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觀點的具體運用。教研組決定不讓錢谷融上課，總支書記後來發話說，課還得讓錢谷融上，這樣錢谷融才得以繼續站在講臺上。1960年，上海作協開了49天會，批判錢谷融和蔣孔陽。當時大概是要反修，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1966年8月4日，錢谷融在家裏，學生通知錢谷融去系裏參加批鬥，一到那裏，學生們就叫錢谷融跪下，這是以前沒有過的。開會批鬥完以後，又被戴上高帽在學校遊鬥，學生們敲著臉盆讓大家來看。錢谷融被戴上三頂帽子，一個是老牌修正主義者；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還有一個是漏網右派。後來，錢谷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學校掃地、掃廁所。接著又被發配到蘇北的幹校，1972年才回來上課。

錢晉：（1922年－1970年），核炸藥專家。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應用化學系，1946年赴晉冀魯豫邊區。曾任北方大學工學院教師、華北大學工學院副教授。1954年後，歷任北京工業學院副教授、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副研究員。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為我國核武器的研製作出了貢獻。1961～1962年，核武器研究所在王淦昌、陳能寬等指導下，開展了起爆元件的設計和波形會聚流體力學過程的實驗研究及爆轟波傳播規律和高壓狀態方程的實驗研究。該所錢晉等人在北京工業學院等單位的協作下，研製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壓雷管。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趙登程與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擔任國防科委工作組負責人,在國防科委9院221廠查破案件時,說“221廠特務,反革命一夥一夥的多”,“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布置“追組織”,“抓後臺”,“抓反革命集團”,私設監獄40余處,自製手銬二百余副,大搞刑訊逼供,先後製造了“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和“趙傳國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假案。趙登程逼迫第2生產部主任,副教授錢晉交代“國民黨西北派遣軍”的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他們拷打要他承認是特務，他堅決不承認，結果錢晉被活活打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判處被告人趙登程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而趙啟民無罪。

錢海嶽：（1901年－1968年），字騰英，南明史研究家。錢海嶽出身士大夫之家，其父錢麟書為光緒十五年舉人，宣統三年任績溪知縣。錢海嶽早年即以文采知名。1925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經科，師從梁啟超、辜鴻銘等大家。1943年，任新疆學院院長兼中文系教授。1948年在南京開國文獻館任職。1949年回無錫，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1950年7月，去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分配至蘇州博物館工作。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蘇州市委委員、蘇州市政協委員。江蘇建省後，調江蘇省博物館工作。1956年，調至江蘇博物館，1960年又到南京圖書館，並且應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之聘，在南大歷史系兼授南明史。錢海嶽一生著述頗豐，除《南明史》外，還有《哀蟬落葉集》、《海嶽文編》、《海嶽遊記》、《能史閣文集》、《明清故宮詞》等。文化大革命運動初因曾表彰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造反派將其拉到明孝陵，從上面將其推下跌死。

錢瘦鐵：（1897年－1967年），名崖，字叔崖，號瘦鐵，以號行，別號數青峰館主、天池龍泓齋主等。中國近現代書畫家，中國畫會創始人之一。“瘦鐵”二字是恩師，晚清詞人、詩書畫印四絕的鄭文焯為他所題的書齋名，而錢瘦鐵以晚輩身份與“苦鐵”吳昌碩、“冰鐵”王大炘被譽為“江南三鐵”，可以見得其藝術成就不凡。早年家境貧寒，十四歲入蘇州漢貞閣碑帖鋪為學徒，先後從鄭文焯學書法，從吳昌碩習篆刻，從俞語霜學繪畫。十九歲到上海參加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結識陸廉夫、王一亭、趙叔孺、丁輔之、黃賓虹、吳待秋等，得切磋之益。1921年結識日本橋本關雪，隨之訪問日本，在京都舉辦個人書畫篆刻展覽，並結識了加入西泠印社的日本篆刻名家長尾甲、河井仙郎等，與橋本關雪等組織“解衣社”書畫會，進行藝術交流。1924年應劉海粟之聘，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國畫系主任。其間又先後與孫雪泥、鄭午昌等組織了蜜蜂畫社、中國畫會等美術團體，1934年主編由三一美術公司出版的《美術生活》畫報。1935年攜家眷僑居日本。1937年，日本《書苑》雜誌創刊時，受聘為顧問。其藝術在日本享有很高聲譽。抗日戰爭爆發時，不畏強暴，仗義勇為，力助郭沫若離日回國，因此在日本坐牢，經日本友人相助於1942年提前出獄回國。友人贈詩，中有“當年投獄甘無悔，自有幹生國士知”之句。返國後不廢筆墨，蔔居於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在日偽統治下，生活極清苦，常以山芋充食，故名其室為“芋香宦”。抗戰勝利後，遷居外白渡橋畔之黃浦路，畫室面對黃浦江與吳淞江會合處，因言其室曰“翦淞樓”，亦名“臨江觀日樓”。一度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56年上海籌建中國畫院，受聘為畫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1956年上海籌建中國畫院，受聘為畫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1957年秋，在畫院被劃為右派，至1961年摘帽。晚年患有肺氣腫，至文革受辱，被誣特務挨鬥，病情益劇，進發心臟病而卒。

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壽朋。生於上海。中國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政治學和比較憲法研究的開創者之一。17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19年畢業，赴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習，後來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1924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清華大學講師，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並在《現代評論》雜誌連續發表評論，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並主張中國完善行政系統。1930年回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教，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34年繼羅隆基任天津《益世報》主筆。因文筆辛辣被迫去職，再入中央大學任教。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參與創建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1937年至1949年，錢端升四次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及講學。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1949年5月，錢端升出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錢端升參與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要著作：《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年）、《德國的政府》（1934年）、《比較憲法》（1927年）、《民國政治史》（1939年）、《戰後世界之改造》（1943年）、《中國政府與政治》（英文）（1950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被迫離開教壇。文革時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北京政法學院的一些極左派的激進職工占領。1974年復出，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及法律顧問。1982年，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這是為了悼念一位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為國效力的，由於受到了迫害淩辱而死的學生、國際法學家田保生，他原是錢端升的高足，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長期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聯合國辦事處任職。因響應著名學者、他的老師錢端升的召喚回國，在外交學會從事國際法的編譯工作。1957年被劃“右派”，文革中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錢寶琮：（1892年5月29日—1974年1月5日），字琢如，數學史家，與李儼同為中國數學史研究先驅。錢寶琮研究中國數學史和中國天文學史數十年，撰有《古算考源》、《中國算學史》（上卷）、《中國數學史話》、《算經十書》（校點）、《中國數學史》（主編）、《宋元數學史論文集》（主編）及《算術史》（稿本）等專著多種和科學史論文60余篇。1903年入嘉興府秀水縣學堂，先後學過《論語》、《孟子》等古代典籍，也學過算術、地理、歷史、英文等新課程。至1906年所學各門課程相當於舊製中學畢業程度。1907年春考入蘇州江蘇省鐵路學堂土木科，學習成績優異，參加月考，屢屢獲獎。1908年夏，浙江省第一次招考20名官費留學歐美的學生，錢寶琮報考後因數學成績突出而被錄取，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一名。是年9月，由上海啟程與翁文灝等同船赴歐，10月進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習，1911年6月畢業，獲理科學士學位。隨後又就讀於曼徹斯特工學院建築系。1912年2月回國，先在杭州任浙江省民政司工程課課員，旋為上海南洋公學（1922年改稱南洋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數學教員。同年8月，轉至蘇州的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後改組為省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任教，講授土木工程兼代土木工科主任，一年後辭去代科主任職務。約在1916年，學校裏增加數學課程，他又兼教初等代數。此後對於數學教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到1920年時，在學校裏每周20小時的課程就完全是教數學了，並且兼任該校附屬高中部教務主任兼教高中數學。1925年8月，經姜立夫介紹，北上天津任南開大學數學系教授，開設微積分、微分方程和數學史等課程。當時南開大學數學系以腳踏實地見長，培養出陳省身、江澤涵、吳大任、申又棖等不少著名數學家。1927年9月，錢寶琮與竺可楨、湯用彤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工作，任數學系副教授。後因對於中央大學裏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又經姜立夫介紹，於1928年8月轉任杭州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數學系副教授，後升任教授，其間於1928年起任浙江大學數學系主任，為浙江大學數學系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僅任職一年即行辭去這一職務。抗戰期間，錢寶琮一家於1937年冬隨浙江大學西遷，輾轉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貴州遵義、青巖、湄潭、永興等地，在很艱苦的條件下開展教學和研究，其間曾兼任浙江大學永興分部一年級主任，湖南藍田師範學院數學系代理主任等職。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師生員工陸續返回杭州，錢寶琮也於1946年夏回到杭州，仍在浙江大學執教，講授數學。從20年代到40年代，錢寶琮曾參加中華學藝社（周昌壽介紹，1921年），中國科學社（茅以升介紹，1923年），中國天文學會（何魯介紹，1927年）和中國數學會（是中國數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上海，1935年）等重要學術團體，並曾擔任教育部數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數學會評議會評議員，《科學》雜誌和《數學》雜誌編輯等。1956年奉調進京，任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身，時屬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一級研究員，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委員，《科學史集刊》主編等職。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錢皆被作為資產階級白專思想，只專不紅，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肅“拔”掉。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迫害，被罰幹重體力勞動。1969年底78歲時被驅離北京。孤身一人淒然南下投奔蘇州長子處，1971年春中風臥床。1974年1月5日悽悽然病死。

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雲，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1927年在黃炎培所辦中華職業學校畢業後，進入潘序倫的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逐步掌握了會計學。16歲時，初次走上立信會計補習夜校的講臺，卻被學生轟下了臺。一年後再次上臺才站住了腳。1934年完成第一部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以後，陸續出版的有《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製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製度》等。1934年與汪璧結婚，1935年加入中共黨。在此之前，曾經自發成立過一個秘密的馬克屎主義小組——進社，後轉入武衛會。同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1936年2月，顧準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在文委工作期間，與經濟學家孫冶方(當時為文委書記)認識並共事。1940年8月，顧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跡從蘇南、蘇北解放區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華東。這期間，他曾先後擔任過中共蘇南路東特委宣傳部長，澄錫虞工委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蘇北鹽阜區行政公署和淮海區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長。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1月回到華東後，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中共軍占領上海前夕，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後曾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為建國後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1953年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後，寫成《試論射穢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射穢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經濟研究所。1965年再被劃為“極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準斷絕關系，並斷絕一切來往。在遭受迫害期間，顧準仍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註民主問題，堅持民主射穢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樣）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製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74年年末因患肺癌病逝於北京。在去世後，他的思想價值才逐漸被人們（尤其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到並受到極高評價。李慎之稱他是“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評論：“他的思考不囿於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沈思，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顧聖嬰：（1937年7月2日－1967年1月31日），女，中國女鋼琴家。顧聖嬰從小有音樂天賦，3歲學琴，5歲進中西女中附小鋼琴科學習。9歲時得中西小學琴科主任印貞藹輔導，技藝大進。學琴之外喜書法、繪畫，並廣閱中外文學名著，籍此豐富鋼琴演奏藝術。1949年就讀中西女中（後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並從上海音樂學院楊嘉仁教授學鋼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鋼琴家李嘉祿教授指導，掌握歐洲各種流派和風格作品的演奏技能，並從馬榮順、沈知白教授學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同年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首次演出莫紮特D小調鋼琴協奏曲獲盛譽。1954年女中畢業考入上海交響樂團任獨奏演員。1955年2月26日在滬舉行首次獨奏音樂會大獲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樂學院進修，後又去莫斯科學習。20世紀50年代中期顧聖嬰父親、愛國將領顧高地受“潘漢年冤案”株連，被判無期徒刑。顧聖嬰身處逆境，仍於1957年前往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並榮獲金質獎章。1958年10月參加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鋼琴比賽，與日後成為世界著名鋼琴大師的毛裏奇奧•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同獲最高獎，名震世界樂壇。1960年3月參加華沙第六屆肖邦鋼琴比賽獲很高評價。同年獲中央音樂學院榮譽畢業證書。後連續多年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青年和三八紅旗手、文化局優秀團員。1964年4月參加比利時國際鋼琴賽再次獲大獎，後又代表中國去荷蘭和芬蘭演出。文革開始後，顧聖嬰一家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在上海交響樂團批鬥會上慘遭羞辱，當晚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時年30歲。

　　

顧而已：（1915年－1970年6月18日），原名顧爾锜，字斧淮，中國演員、電影藝術家。1928年，顧而已在南通私立崇敬中學求學時，與趙丹、錢千裏等組織“小小劇社”。1930年，顧而已來到上海，進入大同中學讀書，並參與組織了大同劇社。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參加上海業余劇人協會，並在舞臺劇《欽差大臣》中飾演昏庸貪婪的市長 ；同年，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6年，加入新華影片公司；同年，與金山、胡萍聯合出演根據《欽差大臣》改編的劇情電影《狂歡之夜》；隨後，與陳娟娟、章誌直聯袂主演劇情電影《小孤女》；此外，還出演了由史東山執導的愛情電影《長恨歌》。1937年，與施超、胡萍等聯合出演劇情電影《青年進行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劇三隊；8月，出演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1938年，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貂蟬》上映。1939年，參演由沈西苓執導的戰爭電影《中華兒女》。1940年，與魏鶴齡、金焰聯袂出演劇情電影《長空萬裏》。1942年，擔任中國藝術劇社經理部的部長。1947年，自編自演劇情電影《衣錦榮歸》，並在片中飾演貪婪的國民黨官員林道君；同年，出演由陳鯉庭執導的愛情電影《幸福狂想曲》。1948年，與劉瓊、黎明聯合主演根據吳祖光話劇《正氣歌》改編的古裝電影《國魂》，並與顧也魯等組建了大光明影業公司；同年，與舒繡文等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野火春風》。1949年，執導由王元龍、高占非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水上人家》 ；同年，與舒繡文、馮喆聯合出演劇情電影《戀愛之道》；12月，與顧也魯、洪波聯合主演的劇情電影《瓊樓恨》上映。1950年，執導由顧也魯、陳娟娟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小二黑結婚》；同年，執導由李麗華、陶金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血海仇》；隨後，與劉瓊、李麗華聯合出演劇情電影《豪門孽債》；此外，還與張立德、周璇等共同主演了劇情電影《和平鴿》。1951年，執導劇情電影《神》。1952年，擔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導演 ，並與陶金、小王玉蓉聯袂出演劇情電影《方珍珠》；同年，與李麗華、陶金聯合出演劇情電影《詩禮傳家》。1955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天羅地網》上映。1956年，與黃祖模聯合執導劇情電影《春天來了》，該片由孫道臨、李保羅合作主演；同年，與趙丹、舒適聯合出演人物傳記電影《李時珍》；此外，還與石揮聯合執導戲曲電影《天仙配》，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1949年—1955年優秀舞臺藝術片二等獎。1957年，執導戲曲電影《羅漢錢》，該片講述了一對年青人的愛情故事。1959年，執導由筱愛琴、邵濱孫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星星之火》；同年，執導由中叔皇、齊衡共同主演的戰爭電影《地下航線》。1962年，與張駿祥聯合執導劇情電影《燎原》。1963年，執導由董文霞、夏承平共同主演的戲曲電影《柳蔭記》。文革時，由與他曾在30年代，與毛澤東N任的夫人江青（藍蘋）有過交往，了解其歷史而遭到迫害。1970年6月18日，顧而已在五七幹校一個工具棚門梁上自縊身亡，終年55歲 。

　　

顧月珍：（1921年11月15日－1970年1月12日），女，近代中國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原為棄嬰，被顧姓竹匠收養，取名金妹。14歲拜申曲藝人顧泉笙為師，學唱申曲，取藝名顧月珍。由於學戲勤奮，15歲即登臺演出。當時的申曲還沒有事先編好的劇本和曲調，扮演角色要靠演員自編唱詞和曲調，以一曲“良彥哭靈”走紅上海。1938年，顧月珍加盟文濱劇團，成功地扮演了《姊妹花》中的人物，由此一舉成名。至1947年，顧月珍先後加盟施家劇團、楊敬文劇團、上海滬劇社，創辦過新聲劇團，與人合辦中藝滬劇團和上藝滬劇團。她主演的《甜姑娘》、《三朵花》、《雙花恨》等劇目，在當年出現連滿數十場的盛況。在《西太後》一劇中飾珍妃，在樂師的幫助下，為珍妃的《冷宮怨》一曲創造了悠揚婉轉的反陰陽曲調，於是《冷宮怨》成為一時名曲，反陰陽曲調廣泛流傳，成為滬劇富有藝術魅力的曲調之一。同年，26歲的顧月珍因重病輟演，暫時離開舞臺。顧月珍的原丈夫是解洪元，育有解波、解星一女一兒，之後丁是娥介入，1950年與解洪元離婚。1949年後，顧月珍積極組織努力滬劇團，率先上演表現勞動人民生活的現代戲《王貴與李香香》，後又陸續演出《好媳婦王秀鸞》、《田菊花》、《翠崗紅旗》等。1953年在華東戲曲觀摩大會上演出《趙一曼》，獲演員一等獎。1956年被選為上海市婦女射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同年加入中共黨。1959年至1962年間，在顧月珍帶領下，曾將老舍的《全家福》改編為《破鏡重圓》上演。還自編自演了表現工人生活的《永不褪色的紅旗》，努力保持滬劇表現現代生活的優良傳統。顧月珍善於飾演各種不同類型不同性格的人物，突破了滬劇重唱輕做的傳統。唱腔清新淳厚，在滬劇流派中自成一家。顧月珍曾任上海努力滬劇團團長、上海劇協理事、上海市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當年紅遍上海灘的著名滬劇演員顧月珍，卻被打成了反動分子，吃足了苦頭。在連續發高燒40度的情況下，造反派對她的批鬥仍連續不斷，硬要她承認反黨，但顧月珍認為不能講違心話，堅決回絕了反黨的誣陷，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最後，顧月珍在不堪忍受身心極度摧殘的情況下，於1970年1月20日跳樓自盡。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誦坤，字銘堅，中國歷史學家、民俗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之一。 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部，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等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從1920年開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論點，在史學界引起爭論。後編入《古史辨》（八冊）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辨文章。1935年，由於當時民族危機深重，逐漸側重邊疆地理研究，並於1936年創立邊疆研究會，同時宣傳抗日。抗戰期間，轉入內地。1939年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啟了輸血論的先河，提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民族”“常有強壯的異族血液滲進去，使得這個已經衰老的民族時時可以回復到少壯，所以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1949年後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吳歌甲集》等。另有《顧頡剛全集》總計八類五十九卷六十二冊，共計二千五百萬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2月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鬥，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

顧毓珍：（1907年3月9日－1968年7月27日），字一真，中國化工學家，教育家。1921年考入清華大學，1927年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美國留學期間，曾是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會長、中國工程師學會美洲分會會長、中國化學工程學會創始人之一。1933年回國後，擔任南京工業試驗所辦公室主任，後經舉薦為麻省理工學院南京校友會副會長。1938年，隨南京中央工業試驗所遷往四川。1947年調北平籌建工業試驗所，1948年被任命為北平工業試驗所所長。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他擔任上海同濟大學化學系教授，講授化工原理和工業化學課程，另外兼任復旦大學、滬江大學、江南大學教授，講授化工原理、油脂化學、油脂工業課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說成是“特務”，受到刑訊逼供。被“專案組”連續毒打三天之後，於1968年7月27日，在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去世。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萊，中國現代戲劇、電影編劇、導演、演員。1927年，正在上海上大學的袁牧之，開始參加戲劇的革新運動，成為辛酉劇社的主要演員。他主演了俄國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和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桃花源》。袁牧之對人物精密的設計和構思以及造型的逼真，都是表現派藝術中的精華。在他創造的眾多角色中，對人物的神態刻畫尤為突出，故有“千面人”的稱譽。1934年，袁牧之編劇並主演的《桃李劫》，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成為左翼電影的經典，這也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有聲影片。1935年他自編自導的《都市風光》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音樂喜劇故事片。1937年，他編導的《馬路天使》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這部由趙丹、周璇主演的影片被認為是中國有聲電影藝術走向成熟的標誌。80年代，意大利著名影評家達西拉奇驚嘆說：“《馬路天使》堪稱一個奇跡。它所體現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戰後提出的要早得多。抗日戰爭爆發後，袁牧之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並與宋之的、陳波兒、崔鬼等組織“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離開上海開赴抗日前線。他還參加著名抗戰話劇《保衛盧溝橋》的演出工作。袁牧之任話劇《保衛蘆溝橋》導演委員會成員。1938年，在漢口中國電影製片廠主演《八百壯士》。同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直屬的延安電影團負責創作領導工作，編導有大型歷史記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0年加入中共黨。同年，赴蘇聯考察、學習。1946年回國，同夫人陳波兒一起赴東北組建東北電影製片廠，任廠長。生產了自中共建國後第一部故事片《橋》等。1949年4月他奉命回京，組建全國電影領導機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並被任命為局長。後被迫害排擠，1954年被迫離職。文革時被下放到湖北丹江五七幹校。1978年春因病求醫不成（醫院受到政治幹擾），未得到及時救治，於同年6月30日病逝於北京。終年69歲。

袁昌英：（1894年10月11日－1973年4月28日），女，字蘭子、蘭紫，筆名楊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湖南醴陵人，近代女作家、教育家、戲作家及翻譯家。她以現代主義重新創作的劇作《孔雀東南飛》，散文《遊新都後的感想》和《再遊新都的感想》開創了中國女作家的創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國文學研究家，藝術史家。1912年，隨父親袁家普到北京、雲南，居家延師學英文。1916年，留學英國，初進倫敦Black Heath High School，次年升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1920年，在留英學生於上海所辦的“太平洋雜誌”上發表通訊《大學男女同校說》和評論《論女子留學的必要》。1921年，七月自愛丁堡大學畢業，以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論文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十月，返回中國，與長其十歲的楊端六結婚。她是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女性。1922年，由王世傑、周鯁生介紹，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英國小說及散文。1923年，出版首部著作《法蘭西文學》，二月長女楊靜遠出生。1926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深造。1928年，返回上海，在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當教授，講授莎士比亞戲劇及散文；同年，以蔡元培為院長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楊端六被任命為最初三研究所之一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1930年，三月與出版《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是五篇劇作結集。這年楊端六也受聘於武大。後來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學校就立了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武大教課這麽一項規矩，他倆是唯一的例外。1933年，三月長子楊弘遠出生。在三十年代袁昌英與也在武大的兩位著名女作家淩叔華和蘇雪林並稱“珞珈三女傑”。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1943年，與蘇雪林出版合集《生死與人生三部曲》。1945年，抗戰勝利後，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如願。在顧如的引薦下，被聘為三青團一屆中央評議員。1947年，出版抗戰四幕話劇《飲馬長城窟》。此後作品未結集者五六十萬字，又有英文著作《中國愛國文學》數十萬字，未能發行。1950年，她將自己的藏書幾乎全部捐獻給武大圖書館。六月朝鮮戰爭（中國大陸稱抗美援朝）開始後，夫婦倆是所有武大教師中捐錢最多的。曾三次參加武漢市文代會。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取消外文系，被調到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上公布開展全黨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俗稱三害，六月八日把“整風運動”改變成“反右鬥爭”。反右運動中袁昌英被劃為右派。由此被撤銷教職，下放到校圖書館勞動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時又被追究三青團和國大代表的歷史問題。1958年，被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管製兩年。因年老體弱，她才沒有遣送外地勞改，留在校園中由居民委員會監督勞動，打掃街道。1966年，五月文革發生。袁昌英、楊端六又都因歷史反革命身份而遭到批判打擊。女兒楊靜遠自美國留學於1948年回國後到北京工作。兒子楊弘遠於1954年在武大畢業後留校任教，早因受到壓力而與父母分居以劃清界限，此時又決定斷絕一切關系。9月5日，楊端六病逝。1970年，元月75歲時被校方勒令離開武漢，遷回老家湖南醴陵駱家坳的遠親袁星山家落戶，靠女兒每月寄二十元生活費維持生活。1973年4月28日逝世於湖南醴陵老家。九月二十四日同為“珞珈三女傑”的蘇雪林在臺灣和淚寫<哭蘭子>一文。

　　

袁運生：（1937年4月4日－），中國畫家、雕塑家、美術教育家。1955年，袁運生自江蘇省南通中學畢業，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在校學習期間，墨西哥壁畫家西蓋洛斯來華講學，給袁運生的啟發和震動很大。1957年，袁運生因私下贊揚印象派繪畫而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起初仍在校學習，後來被送到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底，被摘去“右派”帽子，從農場回到中央美術學院準備畢業創作。1962年，袁運生自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董希文工作室畢業。畢業創作《水鄉的記憶》在學校引發爭論，留學蘇聯回來的一位老師只想給2分，理由是該作品未根據教學大綱規定的蘇聯（西方傳統）雕刻的要求創作，而董希文想給5分，理由是突破了基礎教學的製約而有新創造，最終該作品獲4+。同年，畢業後的袁運生被分配到吉林省長春工人文化宮工作。1963年，毛澤東提出中國文聯各協會已到了修正主義邊緣，《美術》雜誌便拿袁運生的《水鄉的記憶》以及楊文秀的作品當作批判的典型，《水鄉的記憶》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方向的代表、醜化勞動人民。1979年，袁運生被調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教。同年，首都國際機場1號航站樓建成，需要藝術作品裝飾，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找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張仃，他們決定為機場創作壁畫。張仃隨即組織了中國多位美術工作者成立了機場壁畫小組。剛從雲南寫生回到北京的袁運生成為小組成員。1979年10月，由7幅壁畫組成的機場壁畫群亮相，包括張仃的《哪咤鬧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張國藩的《民間舞蹈》、肖惠祥的《科學的春天》、李化吉和權正環的《白蛇傳》，袁運甫的《巴山蜀水》，袁運生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系列壁畫作品，其中由袁運生創作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裏有幾位正在沐浴的傣族裸體少女，該作品引起軒然大波，震動美術界，普通人也紛紛乘坐大巴來到機場餐廳看這幅壁畫。海外媒體報道稱：“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裸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反對的意見則更為激烈，有人說這涉及民族問題，有人說絕對不可以有裸女出現，至少要加畫個褲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找袁運生談話，袁運生堅持不改畫。最後鄧小平來機場視察時看到這幅壁畫，非常高興，看得很細，並表態支持保留該壁畫。壁畫風波這才告一段落。但1980年裸體少女還是被用布簾遮住，1982年又被用三合板封住釘死。1980年，袁運生被調回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任教。除教學外，袁運生幾乎無事可做，應邀設計的壁畫幾乎全被棄用。當時壁畫系主任侯一民說：“我們系裏有一員大將，總是沒事情可做，這怎麽可以呢！”1982年8月，袁運生應美國政府、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地開展文化交流並講學，隨後定居美國並接受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塔夫茨大學、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馬薩諸塞州五所大學、哈佛大學等多所大學的邀請做訪問學者。1988年起在紐約當職業藝術家。其間，多次舉辦個人畫展。1996年，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創作大型絲織壁掛《人類的預言》。在美國的14年裏，每次回中國，袁運生總要用一半時間考察河北、山西、陜西、河南等地的石窟和寺廟。1990年9月，其兄袁運甫用從國外購買的壁畫保護液，為機場壁畫塗保護液以利長期保護，在塗裝過程中拆開了三合板，從此該壁畫中的裸體少女才重見天日，沒有再被遮擋。主要壁畫作品有：首都機場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1979年），美國塔夫茨大學圖書館壁畫《紅+藍+黃=白？——關於中國兩個神話故事》（1983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型絲織壁掛《人類寓言》（1996年），香港城市大學校門內壁畫 《夫子琴思》《萬戶飛天》（2005年）。

　　

袁敦禮：（1895年－1968年8月），字誌仁，中國體育專家，中國體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袁敦禮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外語部，隨後留校任體育科秘書兼翻譯。1919年任體育科主任。1923年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生理學、體育理論、公共衛生，獲生理學碩士學位，獲聘為美國體育學會特別通訊員。1927年畢業回國，歷任北平師範大學教務長、體育系主任，浙江大學體育系教授、主任。1936年，作為中國體育考察團正指導，赴歐洲考察。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一起遷至陜西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西安臨時大學再遷陜南漢中城固，成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袁敦禮除任體育系主任外，還兼任西北聯合大學教務長等職。1946年後，歷任北平師範學院、北平師範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北平政權和平移交前夕。袁敦禮曾多次主辦華北運動會，參與籌辦全國運動會及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奧運會的工作。袁敦禮對中國近代體育事業的開創和發展，特別是對體育教育、師範教育、體育理論、公共衛生教育、電化教育都有貢獻。1916年鄧穎超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學習時，袁敦禮的夫人趙玉琨正在該校任教，是鄧穎超的體育老師，教授舞蹈。後來鄧穎超和周恩來結婚，袁敦禮和周恩來私人關系也很好。中國國民黨黨政人員撤往臺灣時，曾動員袁敦禮去臺灣，袁敦禮本已離開北平南下，後因周恩來輾轉捎信勸導，乃暫居杭州而未去臺灣。後來，袁敦禮應西北師範學院前代院長李化方的邀請，到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任教。中共國成立後，袁敦禮歷任蘭州體育學院院長、甘肅師範大學副校長，並兼任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甘肅省人大代表、九三學社常務委員等職。還參與起草《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和修改《國民體育法》。1962年，作為中華體育總會副主席的原甘肅師範大學副校長袁敦禮到北京參加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會議時，應周恩來邀請，袁敦禮、趙玉琨夫婦到中南海周恩來家做客，並和周恩來、鄧穎超合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袁敦禮被打倒並關進牛棚，夫人趙玉琨被勒令去掃馬路，家裏也被紅衛兵抄家。袁敦禮一家八口被紅衛兵從原居住的教眷一號樓204室驅趕到甘肅師範大學舊辦公樓旁的向陽區的兩間破平房。1968年8月，在清理階級隊伍期間，甘肅師範大學體育教授袁敦禮因遭殘酷迫害，自殺身亡 。

翁文灝：（1890年—1971年1月27日），譜名存璋，字詠霓，又字永年，號君達，又號愨士。地質學家，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地質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灝對中國地質學各方面研究皆有貢獻。他曾任北洋政府礦產股長，國民政府農礦部地質調查所長，研究中國各種礦產分布。翁文灝首創多個中國第一：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誌、編成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巖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的首創者、主導發現及開采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十八歲前往上海入學震旦公學，一年後得到浙江官費補助，前往歐洲留學。1912年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事，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長。1920年甘肅發生8.5級地震，翁文灝亦是第一名考察研究的中國學者，事後出版中國地震區分布圖，是中國首張地震區劃圖。中國第一個現代地震臺鷲峰地震臺是在翁的主事下，於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灝對構造地質學、歷史地質學都有研究貢獻。河北省宛平縣周口店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導的新生物研究所所發現。翁文灝是中國地質學會的創會會員之一，亦是中國地理學會第一至十屆會長。翁無論在中國內外學術界皆享有聲譽，英國倫敦地質學會授與其榮譽會員，美國、德國、加拿大各地大學及研究機構亦曾分別授與他榮譽學位或職位。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1932年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1934年，翁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車禍以致昏迷。得蔣中正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1935年蔣自任行政院長，根據翁文灝日記自述，1936年5月23日任行政院秘書長。1938年元月三日，任經濟部長。經蔣介石特別介紹，1938年4月19日填入黨申請書，5月24日收到國民黨黨員證書，特字37254號。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及經濟建設。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1947年4月23日，國民政府特任翁文灝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1948年榮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8年5月，蔣介石以翁文灝為行政院長。5月27日，行政院長翁文灝飛至上海，專程訪晤何應欽和吳國楨等人，聽取對組閣之意見，並接洽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兩黨負責人；晚上，翁文灝又赴顧孟余宅，請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製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翁文灝內閣於11月總辭。次年出國至法國。著有：《中國礦產誌略》、《中國地史淺說》、《中國地質構造對地震區分布之影響》、《中國山脈考》、《中國的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中國地理學中的幾個錯誤的原則》、《甘肅地震考》、《地震》、《錐指集》等。1951年，翁經香港回到中國大陸，是曾經擔任中華民國政府高級官員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員。翁在1948年曾被中共黨列為第12號戰犯，回到大陸後初期曾因其不願罵蔣介石，頗遭猜忌教訓，認罪自白書一改再改通不過。1966年文革中遭受批鬥。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連續批鬥3天後死亡，次年翁文灝在驚恐中病死於北京。

翁獨健：（1906年11月28日－1986年5月28日），原名翁賢華，中國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在蒙元史研究領域成就尤為突出。三歲時因患小兒麻痹癥，導致行走困難。1913年進入小學，後考入福清融美中學和福州英華中學。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改名“獨健”。讀書期間，為史學家鄧之誠、洪業、陳垣等賞識，並在洪業、陳垣等的影響下決定從事蒙元史研究。1935年赴美留學，三年後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入巴黎大學深造。1939年回國，先後在天津工商學院、雲南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同時開展對蒙元史的系統研究。1940年9月起，歷任燕京大學講師、教授、教務長等職。1949年後任燕京大學代校長，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及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2年，因“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拆分，翁獨健轉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1956年，任歷史系主任。同年加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組織的少數民族歷史調查組，任內蒙東北調查組組長。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翁獨健任副所長，並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元史研究。1961年，同吳晗、翦伯贊等發起成立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主要著作有《斡脫雜考》、《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等，主編有《蒙古族簡史》。他還曾參與編纂《中國歷史小叢書》、《辭海》民族分冊、《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全元詩》等書籍。文化大革命中，翁獨健遭受迫害，在五七幹校打掃廁所。1971年回到北京，主持“二十四史”中的《元史》點校工作。

翁心源：（1912年5月－1970年4月22日），中國石油工程師，尤擅長管道設計，有“中國輸油第一人”之稱。地質學家翁文灝的長子。曾任中共國石油部總工程師。抗日戰爭時期曾編寫有印度至中國陸上管道設計的方案（全英文），用於石油運輸，但並沒有建成。曾被資源委員會遣派，赴美國考察石油工業。是中國石油公司上海煉油廠建廠委員會委員，並任副主任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1970年，在湖北潛江五七幹校被連續批鬥三天後，落水溺亡，享年五十八歲。翁心源去世對暮年的翁文灝有很大打擊，其作有“悲懷”題的詩十余首。

秦牧：（1919年8月19日－1992年10月14日），原名林阿書，又名林覺夫、林角夫。著名作家。生於香港，童年和少年時曾僑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1932年回國，在澄海、汕頭和香港求學。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過教師和編輯等工作。1938年春，到廣州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輾轉於粵桂兩省，開始在廣州報刊上發表作品。《秦牧雜文》，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學教書，並從事寫作，開始涉足文壇。歷任《中華論壇》、《再生》、《中國工人》諸雜誌編輯。離開香港赴內地參加抗日宣傳工作，輾轉在廣州、桂林、重慶等地，擔任演員、戰地工作隊員，教師、編輯等。同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過民盟中央機關刊物《再生》的編委。1946年，赴香港從事寫作。1949年8月，參加中共軍粵贛湘邊區縱隊。中共國成立後，秦牧歷任廣東省文教廳科長，中華書局廣州編輯主任，《羊城晚報》副總編輯。1962年發表散文集《藝海拾貝》。1963年加入中共黨。著有《秦牧全集》10卷本。1966年文革爆發，在《北京晚報》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的前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被揪出來批判。廣東省委響應中央號召，也推出《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作為相應鬥爭對象，在全省掀起批判大毒草《藝海拾貝》運動。參加批判的師生幾乎沒有人讀過《藝海拾貝》，也不知道何以是毒草。後來才知道秦牧寫了毛澤東回韶山文章，內有記述毛上山掃墓，在墓前念念有詞內容。此時運動已經深化為揪鬥黨內走資派，秦牧因為級別太低，從此在報刊上消聲匿跡。1977年復出。

秦仲文 ： (1896年－1974年)，原名秦裕榮，號仲文，後以秦裕為筆名，近現代中國畫家、美術史論家、美術教育家。自幼喜歡繪畫，初臨摹《芥子園畫傳》、《紉齋畫》、《古今名人畫稿》。1915年入北京大學法政系。書畫師從章浩如先生，並曾得賀履之、陳師曾、湯定之、金城諸前輩指點；1918年參加蔡元培校長主辦的中國畫法研究會，1920年參加金城等創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擔任研究員，用力於臨摹古代名作。1921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即原北平藝專）、京華美術學院、國立北平藝專。1947年，在北平藝專任教（原國立北京藝專）時，與壽石工、李智超二教授一起，因對藝專中國畫教學主張與徐悲鴻不同而發生激烈爭論，反對徐悲鴻在中國畫教學和創作中，生吞活剝照搬西畫畫法的“以素描為中國畫造型基礎”的教學法。當年暑期後三人被徐悲鴻解聘。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教授事件”。50年代中期，又著文與王遜進行中國畫問題的論爭，極力維護傳統畫法與特點。文革期間受迫害，據早年曾受業於秦仲文先生的當代資深山水畫家、國畫理論家關瑞之先生回憶：1974年秦仲文先生的國畫《群雞》被文化部定為“黑畫”，並定性為“惡毒攻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最終秦先生積郁成疾於1974年秋去世。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中國現代劇作家。夏衍1915年入浙江省甲種工業學校（今浙江大學工學部）染色科。1919年受五四運動激發，和同學共同組織杭州五•八遊行。1920年夏畢業，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學。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專門學校電機專業，期間開始接觸馬克屎主義。1924年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途經日本，夏衍和同學前去迎接，受到孫中山熱情對待，介紹其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底夏衍從學校獲得工學學士學位，擔任國民黨駐日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部長。1927年因駐日支部被支持南京國民黨的人搗毀，夏衍於4月下旬回國向武漢國民黨總部請示。在上海得知負責海外工作的彭澤民已離開武漢去香港，無從聯系，滯留上海，後被開除國民黨黨籍。1927年6月夏衍加入中共黨，在上海從事翻譯和工運工作。1929年翻譯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的《母親》，並和鄭伯奇、錢杏邨等人發起領導了上海藝術劇社，從此與戲劇結緣。1930年他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的組建工作，並當選為“左聯”執行委員。1932年他和鄭伯奇、阿英等人進入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電影組成立，夏衍任組長，阿英等為委員，從此夏衍開始涉足電影劇本創作。1934年，夏衍為躲避國民黨搜捕，在一公寓躲藏三個月，並創作出多幕劇《賽金花》，諷刺國民黨當局的外交政策。1936年首演，不久被禁。1935-1937年這段時間夏衍完成兩個獨幕劇，一個歷史劇《秋瑾傳》和中國報告文學的開山作《包身工》。1937年他完成了代表劇作之一的《上海屋檐下》。抗日戰爭爆發後，夏衍輾轉各地開展救亡運動，創辦《救亡日報》並堅持了3年多的時間。1940年完成多幕劇《心防》，描寫劉浩如為首的進步新聞和戲劇工作者，為保衛精神防線進行的鬥爭。1941年因皖南事變發生，夏衍抵達香港，和鄒韜奮、範長江等人籌辦《華商報》。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輾轉到達重慶，負責主持中共黨在當地的文化活動，並完成另一代表劇作《法西斯細菌》，寫三個知識分子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道路，人物刻畫生動。1944年起，夏衍擔任《新華日報》代總編輯。一年後將《救亡日報》以《建國日報》的名字復刊，但不久就被查禁。1946年起，夏衍在周恩來領導下在南京、香港等地進行統戰工作。1949年5日，夏衍跟隨陳毅進入上海，任上海軍管會文管會副主任，負責上海文教單位的接收工作，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等職務。1954年夏衍任中共國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與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此後他寫出了劇本《考驗》，表現了黨的領導幹部面對新形勢的兩種不同思想和作風。他將《祝福》《林家鋪子》《紅巖》等小說改為電影劇本，受到廣大群眾歡迎。1962年他獲得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1965年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被關押在文化部機關“大廟”內，在群眾大會上遭到批鬥。12月4日淩晨1時，被紅衛兵架走，7日交中共軍“監護”，後投入監獄八年。1977年後復出，1979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國棟，字作銘，中國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活動家。夏鼐被稱為“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少年時在溫州上學，1927年，赴上海讀高中。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1931年，轉學入讀清華大學歷史系。1934年7月，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得文學士學位。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考古學部門的資格。1935年春季，夏鼐在河南省安陽參加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1935年夏季，經更改批準，夏鼐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埃及考古學。1935年至1939年，夏鼐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1939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爆發，夏鼐決定回國。夏鼐由英國出發途經埃及，在埃及開羅滯留，期間在開羅博物館從事考古及文物研究工作一年多，才由埃及返回中國，於1941年初抵達雲南昆明。夏鼐的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是二戰結束後於1946年由倫敦大學學院授予的。1941年至1942年，夏鼐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擔任專門委員之職。1943年至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擔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49年秋季至1950年9月，夏鼐在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擔任教授。中共國建國後，夏鼐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夏鼐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要著作：《考古學論文集》、《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考古學研究》(日文）、《中國文明の起源》（日文）、《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英文)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夏鼐被考古研究所中戰鬥小組要求進行自我檢查，隨後遭遊街批鬥，在牛棚中強製勞動學習。1970年被下放至五七幹校。因考古所接受委托，協助阿爾巴尼亞修復古代羊皮書，夏鼐得以返回北京。1972年，考古所其他人員由五七幹校返回北京，夏鼐正式恢復在考古所中的工作。

高百歲：（1902年－1969年），字幼齋，號智雲，又名伯綏。京劇表演藝術家。幼年經常隨父入票房聽戲，學會許多唱段，深得名票呂正一喜愛，收為入室弟子，親授《鎖五龍》、《探陰山》等劇。8歲從李正義學戲，10歲帶藝搭班進入“富連成”，初學凈角，後改老生，以演劉派（劉鴻聲）戲初露頭角。坐科兩年，為京劇挑梁老生。12歲應上海丹桂第一舞臺之聘，以童伶掛頭牌老生，主演《打嚴嵩》、《鍘美案》等劇，兼演老生和花臉戲，轟動上海灘。旋即挑班演出，輾轉於天津、沈陽、哈爾濱、海參崴、安東、長春、吉林、營口、煙臺、大連等地。15歲拜周信芳為師，專心鉆研“麒派”藝術，兼演高派、汪派戲，偶爾還演凈角戲。1927年參加由田漢組織的南國社，和田漢、歐陽予倩、洪深等人發起戲劇改革運動。曾與周信芳合演過話劇《雷雨》，曾與歐陽予倩、周信芳等合作排演了由歐陽予倩編導的《武松與潘金蓮》。1947年與田漢、梅蘭芳、歐陽予倩、周信芳等發起組織京劇改革促進會。1948年應漢口新市場(今民眾樂園)大舞臺之聘，來漢演出，後去長沙。1949年9月，由武漢市文化局派人去長沙接回武漢，參加籌備中南京劇工作團。該團於1950年6月成立，高任副總團長兼第一團團長；1952年改為武漢京劇團，高任團長。與高盛麟、郭玉昆、關正明、陳鶴峰等長期同臺合作，巡回演出於全國各地，均獲好評。晚年致力於演出現代戲和新編劇目。擅演劇目有《追韓信》、《徐策跑城》、《四進士》、《清風亭》、《臨江驛》、《哭祖廟》、《逍遙津》、《古城會》、《華容道》、《罵閻羅》及新編現代戲《柯山紅日》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終年66歲。

高小霞：（1919年－1998年），女，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194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化學系。在親戚朋友們的資助下，高小霞和丈夫徐光憲先後赴美國留學。在美國，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讀。白天在康奈爾大學醫學中心當分析實驗員，晚上在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分析化學。用兩年時間，學完了碩士應修的課程，她的論文得到導師的贊賞，發表在《微量化學學報》上。1949年9月，為慶祝中共國成立，紐約街頭買不到紅布，他們就用紅墨水將白布染紅，按《華橋日報》上刊登的國旗式樣，製作了一面中共國旗。租了紐約國際學生公寓的健身房當會場。由於他們嚴格的保密，出租單位以為是要舉行結婚典禮，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慶祝會在鞭炮聲中開始。《華僑日報》總編輯唐明照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然後是集體扭秧歌。高小霞、徐光憲不會跳舞，這時也高高興興和大家一起扭起來了。1950年，他們夫婦倆把加入美國籍的登記表扔到地下鐵道裏，以廣東華僑身份－－當時美國當局只允許華僑回國探親－－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駛向珠江口的輪船。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共黨，1966年，高小霞和徐光憲雙雙被造反派當作“美國特務”，進行隔離審查。高小霞被隔離在一間小屋裏6個月差兩天，不能和家人聯系，還要她交待“特務罪行”。她被分配洗刷廁所、打掃街道。後來，她和徐光憲都被送到“五七幹校”去挑磚，扛石頭。經過兩年多的勞動、審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學。但是，在那真理被踐踏的年代，搞教學又成為“業務掛帥”、“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對象。她感到左右為難，不如到工廠去做個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準許。她當時的心情有點像李商隱的詩句：“一寸相思一寸灰”。1978年復出。

容國團：（1937年－1968年6月20日），1954年，17歲的容國團在香港乒乓球埠標賽獲得冠軍，1956年，他戰勝了23屆世乒賽日本新科狀元狄村，一戰成名。1957年11月1日，20歲的容國團進入廣州體育學院學習。隨後，容國團在廣州體委的一次大會上，立下“三年奪取世界冠軍”的誓言，引起轟動。1959年4月在聯邦德國多特蒙德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教練傅其芳力排重議，啟用容國團。容國團不負眾望，戰勝匈牙利名將悉多，為中國奪下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1964年，容國團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中國女隊在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1967年9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有一種說法是：運動員成績越好，奪取冠軍越多就越反動。這讓容國團困惑而備感壓力。此外，容國團在香港的成長經歷也給他帶來了“特務嫌疑”的帽子。他和國家隊主教練傅其芳、北京隊主教練姜永寧三人都被隔離審查。沒多久，噩耗傳來，傅其芳和姜永寧相繼自殺，容國團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十分迷茫，不斷詢問隊友：“你覺得我們有錯嗎？”容國團想不通，傅其芳熱愛祖國，怎麽可能是潛伏的“奸細”？而自己呢？當年香港許多俱樂部都想招他入隊，日本也向他發出了邀請。他義無反顧，投入“新中國”的懷抱，還入了黨。憑什麽說他是特務？容國團被關押在廁所寫“揭發交代”，內裝大喇叭拉線至專案組。紅衛兵們玩完一輪麻將後，便對著“麥克風”喝令他“老實交代”。就這樣，從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時還把他拉去審問，有時拳頭相向。容國團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鬥時，等待自己的又會是什麽。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龍潭湖附近的養鴨房內，容國團已經徘徊了兩三個小時，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門”煙頭。後來，人們發現他掛在樹上，用一條尼龍繩自縊，31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學家。我國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驅。1929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生物系，並留校任助教。1933年在北平清華大學當研究生，後回南開大學擔任講師。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1937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該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遺傳研究室進行光合作用和遺傳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國擔任西南聯大教授。並在湯佩松們創設的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組兼任研究員。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換教授”身份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學擔任教授，進行澱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應羅宗洛教授之約，赴臺灣大學講課幾個月，同年12月至1951年應英國J．李約瑟（Needham）博士的邀請，赴印度新德裏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南亞科學合作館科學官員，協助該地區國家開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務。1951年秋回國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研究員，並協助羅宗洛教授進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設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從實驗生物所劃出單獨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長。他在光合作用、植物生長素的研究成果，普遍獲得國際上的認同與引用。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因留美背景，遭批鬥淩辱，並被驅往農場幹最臟最累的活，“經常與豬馬同寢”。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長，1983年3月後任名譽所長。

唐世鳳：（1903年－1971年8月25日），號天昌，中國海洋學家、教育家。唐世鳳從1930年代起便長期從事海洋調查及研究工作、海洋學的教學工作，學習並引進了現代海洋科學， 研究範圍涉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學、物理海洋、海洋漁業、鹽業、中國海洋史等，是中國現代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科學教育事業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參加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等組成的“南海生物調查團”，對海南島、西沙群島等南海海域進行了中國近代第一次多學科、長時間的團隊考查。1935年參加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等組織的“渤海海洋調查”，對渤海、黃海北部進行了中國近代第一次多學科、長時間航海作業的海洋調查。1936年，受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委派到浙江沿海進行漁業、鹽業調查。1937年考取第五屆中央庚款，赴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193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任利物浦大學海洋系研究員。1941年攜眷回國，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海洋組主任，與福建省合作成立“福建海洋考查團”任團長，該考查團是抗戰期間國內唯一堅持工作的海洋考查團隊。1946年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海洋學系及海洋研究所——廈門大學海洋學系和廈門大學中國海洋研究所，任系主任兼所長。1951年 與孫雲鑄、張春霖、伍獻文、朱樹屏、張璽、沈嘉瑞七人創辦了中國海洋湖沼學會。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帶領廈門大學海洋系大部分師生到山東大學，與山東大學海洋研究所合並成立海洋學系。主要著作：《中國鐵線蟲誌》、《海南島比目魚誌》、《愛爾蘭海幹貝的人工孵化及其生長率》、《渤海海洋調查報告》（海洋物理部分）、《幹貝之繁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誣陷迫害。1968年冬，在饑寒病痛中，被迫掃雪跌倒致殘，專案組多次阻撓醫院治療。1971年 8月25日病逝。

鐵流：（1933年5月29日－），本名黃澤榮，筆名曉風。中國記者和作家。工農出身，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七君子反黨集團之一，關押勞改長達23年。1980年平反。2010年以一百萬人民幣成立“鐵流新聞基金”，協助受害的記者和作家。2010年10月，包括鐵流在內的一群中國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取消媒體管製，實現新聞自由。鐵流與自由派經濟學者茅於軾和媒體人高瑜等均有交情。2014年3月，鐵流曾撰文“堅決與茅於軾站在一起，抗擊任何擁毛崇毛的邪惡勢力”。在看中國網站開設專欄。2014年9月因尋釁滋事罪，被北京警方拘捕。他於8月時曾為文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疑似因此遭到逮捕。2015年2月25日，成都青羊區人民法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經營罪”判處鐵流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四年，並處罰金三萬元人民幣。

陶然：（1914年－ 1966年9月4日），文學評論家。1935年從北平弘達中學畢業後，赴日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文學系學習。1937年3月回到北平，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北平分會。“七•七”事變後，任山東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總務處長，編輯《東聲》雜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2月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教授，陜西《陣中日報》編輯，第二戰區文化站負責人。1940年2月到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編譯處編譯員、文學理論研究室研究員、延安部隊藝術幹部學校教員、魯藝文學系教員、秘書等職，從事文學評論和翻譯工作。抗戰勝利後，在張家口參加華北文聯，任華北聯合大學圖書館長、張家口市立圖書館長。1947年後，任哈爾濱市政府文化處長、文聯主席、東北文聯委員、沈陽東北魯藝教務處主任。1948年9月加入中共黨。1955年以後，任吉林大學中文系代主任、吉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吉林省分會副主席、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在30年的文化創作生涯中，發表了百余篇小說、散文和評論。主編《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專著，對宣傳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作出了突出貢獻。譯著長篇小說《不在地主》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受迫害致死，終年52歲。

塗羽卿：（1895年－1975年9月11日），物理學家。1914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隨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1919年6月，塗羽卿在紐約與美國女子牟莉•霍甫斯結婚。塗羽卿回國後，擔任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教授7年時間。此後到上海擔任滬江大學物理主任。在上海，他還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並於1947年出任聖約翰大學首任中國校長。這一時期，塗羽卿政治立場激進，發表過一些批評國民政府的言論。1950年，塗羽卿等40名基督教人士發起《三自宣言》，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早期倡導人之一，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以及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1952年聖約翰大學解散以後，塗羽卿任南京師範學院、蘇州江蘇師範學院物理系教授、以及上海師範學院物理系主任。文革時期，塗羽卿由於其基督徒身份以及與外國人結婚（牟莉已於1956年加入中國籍），遭到批鬥和關押，精神上及肉體上受到嚴重刺激折磨，直到1972年被釋放。1975年9月11日，塗羽卿去世，終年80歲。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國音樂家。莫桂新從小喜歡畫畫、排球、唱歌。自南開中學畢業後，1936年考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圖案系學油畫，在校期間他是排球隊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國籍聲樂教授動員學習聲樂。與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張權在聲樂系學習，在該校二人相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該校內遷，二人隨之輾轉經貴州省、湖南省、雲南省到陪都重慶。到重慶後，兩人轉入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學習聲樂。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結婚。1943年和1945年，女兒莫紀綱、莫紀嵐先後出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華裏。莫桂新在耀華中學任音樂教師，與一些音樂人組織了“黃鐘合唱團”，常一起唱《黃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羅忻祖、王秉銳、華正文、莫桂新等人後來都成為音樂家。1947年6月，張權到美國學習聲樂。中共國成立後，1950年4月，莫桂新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來之邀，已在美國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的張權啟程回國，經廣州、上海、天津抵達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15號四合院。1953年，小女兒莫燕出生。莫桂新、張權先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來又一起調入中央實驗歌劇院。1955年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莫桂新被處理。據《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莫桂新“1941年重慶音樂院入國民黨，與美蔣特分子發生聯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後在天津成為國民黨文化界要人，國民黨音樂節主席，宣傳歌詠團團長。主持電臺進行反革命宣傳，唱反革命歌曲，誣蔑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後隱瞞歷史參加工作。”莫桂新被用這些虛構的情節羅織罪名，定為歷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1957年“整風開始，（莫桂新）親自找藝術領導，質問肅反對他（的）處理問題，‘肅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據是什麽。’要求重查他的問題，進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莫桂新因為所謂“解放後隱瞞歷史”，以及1957年鳴放期間攻擊肅反、妄圖翻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並被劃為6類右派分子裏最嚴重的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妻子張權因為寫了《關於我》一文，被中央實驗歌劇院領導視為向黨進攻，定為右派，工資降三級，暫留中央實驗歌劇院為演員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興凱湖農場逝世，年僅41歲。1961年3月，張權被逐出北京，獨自攜小女兒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歌舞團。

奚嘯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劇演員，工生行。奚嘯伯師承言菊朋先生學習京劇表演藝術。曾參加梅蘭芳的劇團，唱二路老生（副生），後自組嘯聲京劇團。1955年起擔任北京京劇四團團長。期間與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吳敬梓《儒林外史》新編古裝京劇《範進中舉》。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離開北京京劇四團，到石家莊京劇團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變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後，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去世。死後才得到平反。他開創世稱奚派的京劇生行藝術流派，大弟子歐陽中石。兒子奚延宏工凈行，孫奚中路工生行。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聶國棪，筆名紺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鴉、簫今度、邁斯等，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1910年，聶紺弩進入申家祠堂讀書，啟蒙老師是孫鐵人。1915年，升入縣立高等小學。1916年從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失學在家。1920年，孫鐵人從上海給家鄉來信，願資助培養3個家鄉的子弟，聶紺弩被鄉親們推舉成為3個人之一，赴上海。經孫鐵人安排，聶紺弩進入上海高等英文學校學習3個月。1921年，又經孫鐵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國國民黨的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為何成濬）秘書處擔任錄事，並由孫鐵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其間接觸了劉師復的《無政府主義討論集》。1922年，經孫鐵人介紹而結識的同鄉鮑慧僧給聶紺弩來信，將他請到英屬馬來亞吉隆坡任運懷義學教員（運懷義學是一所華僑小學）。1923年秋冬之際，應董鋤平之邀，聶紺弩到達緬甸仰光任《覺民日報》編輯。不久，被《覺民日報》開除。1924年，聶紺弩從仰光抵達廣州，在鮑慧僧、廖幹五的勸告下，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因為鮑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聶紺弩在鮑慧僧處結識了包惠僧。聶紺弩還初識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5年，隨黃埔軍校第二期全體學生編入部隊，參加第一次東征，隨部隊開入廣東海豐，在海豐參與了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工作，任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員。1925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考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6年到達莫斯科上學。在學校期間，他始終未掌握俄語，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學課程；他“專心文藝，不問政治”。1927年，聶紺弩回國來到南京，經過半年審查，聶紺弩由中央黨務學校的臨時輔導員轉為正式輔導員，並結識了該校學生周之芹（即周穎）。同年，因為給在南京的聶紺弩寫信，聶紺弩的朋友敖少瓊在海豐被革命同誌當作反革命、通敵叛變分子而處決。1928年，聶紺弩因和周穎戀愛，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全體學生反對。康澤也因對學生太嚴格，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反對。因此，聶紺弩和康澤都被調離。聶紺弩調任中央通訊社編輯（後來逐漸升為副主任）。1929年與周穎結婚，婚後周穎到日本留學。1931年，經中央通訊社主任蕭惟一介紹，附帶幫《新京日報》編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聶紺弩利用和金滿城組織“什麽詩社”的辦法，組織創辦了“文藝青年反日會”，由聶紺弩起草請願書，發給每個會員，又拿到全國學生請願示威大會現場散發。同時，聶紺弩還在《雨花》上發表宣傳抗日的文章。中國國民黨當局為此通緝聶紺弩。1931年9月25日，聶紺弩棄職潛逃到上海，隨後赴日本與妻子周穎會合。1932年在日本，經周穎介紹，結識了胡風。經胡風介紹，參加左聯，與胡風、方天一、王達夫、周穎共辦“新興文化研究會”，出版反日刊物《文化鬥爭》。1933年櫻花節，聶紺弩夫婦及胡風、方天一、王達夫被日本警方逮捕，關押在早稻田三個月，7月，聶紺弩夫婦及胡風及其他20多個中國學生，被日本政府從東京驅逐出境，押送至中國上海。經留蘇同學孟十還推薦，被留蘇同學林柏生聘為上海《中華日報》文學副刊《動向》的編輯。1934年1月1日《動向》發刊，聶紺弩經左聯同意，找來葉紫擔任助手。魯迅向《動向》投稿數十篇。1934年8月31日，《動向》停刊。同年，聶紺弩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又經同鄉吳奚如的介紹，聶紺弩加入中共黨。1935年，在魯迅支持下，聶紺弩參與主編《海燕》，同年初創刊，僅出兩期便被迫停辦。1936年9月，聶紺弩奉中共黨組織之命，護送剛從南京脫險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見到專程從陜北來接丁玲的潘漢年。在潘漢年建議下，聶紺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聶紺弩趕回上海，與懷孕的妻子周穎共同參加了魯迅治喪辦事處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穎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紀念與魯迅共同創辦《海燕》時的經歷。抗日戰爭爆發，輾轉去了延安。1938年春，聶紺弩從延安經西安到武漢。1938年8月，抵達院南雲嶺新四軍軍部，先擔任政治部宣傳科科員，後來調到服務團任創作委員，最後任新四軍軍部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並負責編新四軍軍部刊物《抗敵》的文藝部分。1939年離開新四軍，到浙江金華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士》任主編。1940年四、五月間，在廣西桂林與張雅琴、歐陽敏訥、胡希明等人辦《力報》，聶紺弩任副刊《新墾地》主編，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創刊。1941年2月，國民黨當局封閉桂林生活書店，並霸占其房屋另開國防書店，還追捕桂林生活書店經理邵公文等人。聶紺弩為此寫下《韓康的藥店》一文，轟動桂林。同年，周穎帶著女兒聶海燕到重慶鄧穎超處，通過吳奚如與聶紺弩取得了聯系。1942年春，在桂林與胡風、彭燕郊、艾峰、米軍、盧華澤、朱谷懷等籌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風主編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1942年夏，到重慶見周穎，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遠在重慶的周穎會同朱學範、易禮容等人共同籌建中國勞動協會。1945年，聶紺弩也來到重慶，任西南學院教授、重慶《商務日報》副刊《茶座》編輯。1946年，任《新民報》副刊《呼吸》編輯，8月，周穎被捕，出獄後先到上海，後到香港。同年，聶紺弩因刊載揭露兵痞惡行的文章，重慶警備司令部派一個連的軍警包圍了《新民報》，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黨組織讓聶紺弩撤到香港。聶紺弩遂到香港、與在中國勞動協會任職的妻子周穎會面。1947年，從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網，開始為香港《文匯報》撰寫社論，後來又寫短評。他還為在香港復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穎參加民革，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1948年冬，周穎應鄧穎超之邀，乘船經朝鮮到天津，而後來到西柏坡參加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籌委會。1949年，聶紺弩繼周穎之後回到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1949年10月1日，他參加了中共國開國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第二編輯室（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5年，“胡風事件”發生，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開始肅反運動。聶紺弩因受胡風、康澤的牽連，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反省3個月。最後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1957年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龍江省密山農墾局850農場勞動。因一場火災，以“故意縱火”罪被捕入獄。周穎得知後，北上北大荒營救，經托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假釋出獄。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藝編輯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經過他的朋友張執一（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幫助，1962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大約從1962年9月起，聶紺弩的寫作及言論就被公安機關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起來，多次被摘編報送高層領導。1964年12月，公安機關的簡報上曾以《聶紺弩反對文藝界整風，惡毒攻擊毛主席》為題，編報了聶紺弩的言論。1964年，聶紺弩到廣東廣州銀河公墓瞻仰蕭紅墓，並重訪廣東海豐看望彭湃的母親，與其合影，還寫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二首，也看望了丘東平的母親。（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因聶紺弩此訪等原因，彭湃的母親和兒子遭到批鬥致死。）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967年1月25日，因為“攻擊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聶紺弩在北京東直門外新源裏寓所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逮捕，先後羈押在功德林監獄、半步橋監獄。1969年10月，根據中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號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強備戰為由，聶紺弩被轉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看守所羈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機關將聶紺弩案起訴到法院審理，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審訊。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一審判處他無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臨汾的山西省第三監獄服刑。1976年9月25日聶紺弩獲得釋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後，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員會領取生活費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對聶紺弩的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同日，到聶紺弩的住地宣布並送達判決書。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出關於聶紺弩“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恢復中共黨黨籍，恢復名譽，恢復聶紺弩原文藝二級工資級別，任命聶紺弩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聶紺弩的女兒聶海燕，在1976年8月自殺身亡；女婿方誌訓，聶海燕的丈夫，在聶海燕死後一周，也自殺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國女記者。1927年，浦熙修進入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並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小教員。1936年春，隨丈夫袁子英遷居南京，被推薦到《新民報》社從事廣告、發行工作。因為文采好，不久便調任記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新民報》遷往重慶。浦熙修經過周折，於1939年赴重慶，擔任《新民報》采訪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了浦熙修。浦熙修對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的和平建國主張進行了大量報道，指責中國國民黨不顧和平、擴大內戰。1946年春發生了“校場口事件”，浦熙修協同《新華日報》發動新聞工作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與中央通訊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報導。1946年4月，浦熙修隨《新民報》社遷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赴南京，發生“下關慘案”，浦熙修也遭到毆打，身受重傷，被送往醫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學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遭到政府鎮壓，釀成“五•二○慘案”。浦熙修率《新民報》記者采訪，以整版篇幅報道。1948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勒令《新民報》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共國成立後，浦熙修歷任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委員。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線慰問，回國之後到各地宣傳抗美援朝的勝利。還撰寫了《朝鮮紀行》和《新疆紀行》等報告文學。1957年，浦熙修被毛澤東點名，指羅隆基透過她在《文匯報》發表反動言論，她因此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後，浦熙修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化教育組副組長。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歲。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鄭炳中。雜文家。13歲起在《閩南日報》、《江聲報》發表詩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後在福建《閩北日報》、江西《青年日報》、重慶《新中華》雜誌等報刊任編輯，此後在宣懷經濟研究所研究近代經濟思想史。1947年8月去臺灣，任臺灣《公論報》編輯、華南商業銀行研究所研究員。1949年11月返回大陸，先後任廣東《新商》晚報副總編、上海震旦大學教授、新文藝出版社編審。1955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耿庸被捕後，妻子王皓也進了監獄，被關了兩年後出獄，王皓即給毛澤東寫信訴冤，當時正值“反右”期間，把她也算上了一個，她無處申訴，終於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黃浦江自殺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25年，直到1980年才獲得平反。從1936年起發表作品，此後至1955年入獄前發表雜文、評論等近千篇，約百萬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論著《（阿Q正傳）研究》（1952年）、《文學對話》（與何滿子合著，1983年）、雜文集《回收》（1985年）、《逢時筆記》（1998年）、評論及回憶文集《文學：理想與遺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雜文》。

賈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學，兩年後開始嘗試寫作，以筆名“冷魂”在《太原晚報》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個兵的日記》。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會學校崇實中學，並繼續寫作，兩年後在北平《京報》文藝周刊《飛鴻》、天津《大公報•小公園》、上海《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小說、雜文等。1936年1月，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北平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錢保釋出獄，5月被安排資助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學經濟科，不久轉社會科，同年參加留學生文學刊物《文海》的創刊編務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上發表小說《人的悲哀——自一個記憶》，6月收到該刊及編者胡風的信，由此開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華的 “七七事變”爆發，賈植芳9月回國，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特別訓練班”，半年後畢業派往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區抗戰前線，任陸軍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上尉日文幹事。1938年7月，在《七月》雜誌上發表追悼亡妻的獨幕劇《家——呈嬋娥君之亡靈》，8月擔任 “七月社”西北戰地特派員和特約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報《掃蕩報》任編輯。1940年3月，調陜西宜川縣秋林鎮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山西新聞檢查處，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調往陜西新聞檢查處，因受懷疑而辭職，專事寫作。1942年 10月，考入國軍獨立工兵第三團，任少校日文翻譯，11月與任敏結婚。1944年4月，又因受懷疑辭職，12月到徐州擔任汪偽淮海省政府參議，暗中從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個月後日本投降而獲釋。同年9月，應邀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校聯絡組長、徐州分站主任參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個月後因把接收倉庫中的武器送給了新四軍，而被斷絕工作關系，隨後為維持生計而開始做賣顏料的小生意，同時仍繼續寫作並一直保持與胡風的通信聯系。1946年6月，與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風家，從此專事寫作，在《大公報•文藝》、《文匯報》、《聯合晚報》、《時代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政論性雜文，並協助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七月文叢》編審稿件， 11月受邀主編《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勢壓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學聯的《學生新報》發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後被留日同學保釋出獄。1949年8月，賈植芳加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9月出版論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10月出版中篇小說集《人的證據》，次年4月出譯著《人民民主的長成與發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為專職教授，7月出版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譯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問題》譯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參加“思想改造”的名單，到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三個月。1952年3月，受聘為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和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後出版捷克基希《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蘇聯謝爾賓娜等《俄國文學研究》譯著。1955年 5月15日，賈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與胡風的關系，他仍堅持肯定兩人是共過患難的朋友，並為胡風辯護，隨即被宣布拘捕審查，關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單人監房，其家被抄，兩日後其妻任敏被關押到上海南市監獄；同日，胡風夫婦被逮捕並抄家。6月初，賈植芳被開除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獲釋。1959年春賈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區當小學教師，12月又被關入當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獄，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勞改農場農牧機械廠勞動。1966年3月30日，賈植芳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釋放，但被押回復旦大學，在校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6月文革爆發後，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鬥、淩辱和毆打； 9月其妻獲準首次探親，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賈植芳從校印刷廠轉到校區宿舍建築工地 “勞動改造”，次年1月生活費提高到每月領取65.5元。1978年9月，賈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資料室工作，並允許與親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調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復查後判決“無罪”，同年 12月，賈植芳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復查後判決“無罪”。

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原名甘錦英，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2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後考入北師大史學系本科，畢業後免試進入北師大研究所（後稱研究院）深造，師從陳垣（援庵）治考據學、錢玄同（中季）治音韻學、李建勛治教育學，以陳援庵、錢中季兩導師指導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並以商務印書館預支稿費（《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書）赴日（1936年1月獲得廣西省留學官費），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師從日本東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國史。1937年11月從日本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校史學教授，為中國壯族首位大學教授。曾先後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1943年8月組織“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1945年4月，組織“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多次深入黔桂兩省少數民族地區展開廣泛的學術調查活動，從而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現代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先驅之一。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黃現璠作為廣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後改名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1952年3月，帶領助手前往都安、東蘭、南丹一帶調查；同年夏，到扶綏隴羅（今扶綏東羅）、崇左、德保、靖西一帶從事田野調查，收集土司遺存文物史料、吳淩雲父子反清起義史料和儂智高起義史料。1953年6月，在廣西大學組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任組長，帶領調查組成員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地，先後訪問調查了瑤族、毛難族、苗族、壯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後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54年3月，到貴縣一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貴縣的分布以及收集黃鼎鳳相關史料和太平天國史料。1956年4月，赴武鳴、上林、賓陽、貴縣、來賓和桂平等縣深入鄉村和山區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這些縣的分布情況和收集太平天國和黃鼎鳳、李錦貴等人反清起義的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國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員長於3月31日的會議指示，製定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規劃》，擬定籌建雲南、四川、西北、貴州、廣東（包括海南島）、廣西（黃現璠、莫矜負責）、西藏、內蒙和東北等地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計劃以4－7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同年8月，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帶隊深入到桂西壯族自治州所轄5專區、2市、52縣、1自治區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和收集史科，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後來壯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57年7月，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1958年2月1日，與費孝通、歐百川等被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從而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扣以“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毆打等遭遇。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並為協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錯案做了大量工作。

黃萬裏：（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第三子。1924年黃萬裏入無錫實業學校學習，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1932年畢業。1933年任杭江鐵路見習工程師，參與江山江鐵橋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學，1935年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辭去蘭州職務，經廣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陽，出任中共黨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在隨後的年間，他編寫了重要的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學》。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中共國水利部召集學者和水利工程師70多人就已開工的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在當時流傳“聖人出，黃河清”的言論下，黃萬裏是唯一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庫的與會者，並與其他專家在會上進行了七天的辯論。1957年6月19日，黃萬裏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麽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麽話”為標題發表。“什麽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並在此期間完成《論治理黃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華大學黨委“平反”。1998年，黃萬裏被清華大學獲準給研究生授課。黃萬裏一生堅持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及長江三峽水利工程，但他的治黃策略及對於三峽工程的意見均未被決策者采納。在被“平反”以後，他多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去信，闡述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得到中央領導人任何答復；他又向中紀委舉報國務院對他的申訴置之不理的行為違憲，但也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黃國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地理學家。黃國璋1919年畢業於長沙雅禮大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耶魯大學理學研究院、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曾師從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獲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當選為中國地學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同年創辦《地理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出任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地理系系主任，西北師範學院史地系系主任，還曾代理西北師院院長。同年在重慶出任中英庚款董事會創辦的中國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長。1941年創辦學術性刊物《地理》。1943年任中央設計局委員、區域設計組組長。1944年參與發起了民主科學座談會（九三學社前身），1945年當選九三學社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同年回到北平，再度出任北平師範學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並兼代教務長、理學院院長。1947年中國地學會恢復活動後，繼任副會長兼總幹事。中共國成立後，黃國璋繼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1950年當選中國地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合並後的首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1951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他被撤銷了在九三學社與中國地理學會的職務。1952年院系調整後，歷任西北大學師範學院、西安師範學院、陜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66年9月與夫人範雪茵一同上吊自殺。

黃少荃：（1918年－1971年），女，1932年考入江安女子中學，後入省立江安中學讀高中，民國26年畢業。即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1941年畢業，獲史學士學位。因成績優異，考證問題嚴謹，很受該系系主任、教授金毓黻賞識，乃留該校史學研究部當助理研究員，專門研究戰國史。在研究戰國史中，常參考錢穆教授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因之與錢穆建立了學術研究關系。1942年，黃少荃為了解決一些戰國史上的考據問題，專門從重慶到成都，在錢穆所主持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部研討了兩個多月。1945年秋，黃少荃受聘成都華西大學哲學系，教春秋戰國史和中國通史。並繼續從事春秋戰國歷史的研究工作。1947年起，又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講師，直至1949年底。在此期間她著有《戰國史異辭》、《戰國史紀事本末》、《秦滅巴蜀考》、《五國伐秦考》等專著，均未出版。但曾在1938年中央大學《史系述林》、1943年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利》、1946年《國民日報•史與地》副刊、同年上海《益世報•史苑》副刊、昆明《五華月刊》、南京《東華日報•文史》副刊、1949年四川大學《史學論叢》等刊物上發表，並因此獲得華西大學申報國民政府教育部晉級。黃少荃治學態度謹嚴，通過研究，糾正舊籍之訛誤者甚多。1950年，仍繼續在成都華西大學歷史系任教，晉升為歷史系副教授。1952年秋，西南地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調南充四川師範學院歷史系，教上古史、本國史學教材教法。1954年，調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黃少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而自盡，年僅53歲。有《黃少荃史論輯存》傳世。

黃谷柳：(1908年－1977年1月2日 )，中國著名作家。18歲到香港當苦力，擺攤賣糖果香煙、做報社校對，工余讀新聞學社夜校，開始文學創作。1928年起從事新聞、文學工作。20世紀30年代在國民黨軍隊裏任職。後受到革命思想影響。1947年10月，應夏衍之約，在香港《華商報》連載長篇小說《蝦球傳》，一夜譽滿香江。1949年參加中共軍，同年由夏衍和周而復介紹在香港加入中共黨，投身國共內戰，到十萬大山地區參加粵桂邊區遊擊隊，任中共軍粵桂邊縱隊司令部秘書。中共建國後，1950年任《南路人民報》編輯、《南方日報》駐海南記者。1951年和1952年兩次以記者身份隨團出訪朝鮮慰問＂誌願軍＂，與＂誌願軍＂一起戰鬥生活。第二次掛職下連隊參加戰鬥，榮立三等功，獲朝鮮頒發的“軍功章”一枚。1953年底以後從事專業文藝創作，曾任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作協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政協委員。作品有中篇小說《楊梅山下》、《和平哨兵》、《漁港新事》、話劇劇本《墻》，散文集《戰友的愛》，童話《大象的經歷》，電影文學劇本《此恨綿綿無絕期》（自編）和《七十二家房客》（合編）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受迫害，被開除黨籍。1977年1月2日因腦溢血病在廣州逝世，終年68歲。

黃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字德淦，中國地質學家，第一屆中研院院士，創立多旋回構造運動學說和陸相生油論，對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事業產生重大影響。1924年考入北大地質系，大三寫出震動業界的論文，首創大地構造理論，讓中國人找到了玉門油礦、大慶油礦。1932年夏，黃汲清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選派，赴瑞士留學。先在伯爾尼大學(University of Bern)學習半年，1933年春轉入納沙泰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uchatel)地質系深造。1933年和1934年，在阿爾卑斯山的素女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並填製地質圖。1935年，以法文寫成博士論文《瑞士華萊縣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區之地質研究》，獲理學博士學位。1936年春季回到祖國，任前實業部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主任。率隊進入贛、湘、黔、粵等地做了大面積的考察，發現了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湖南資興煤田，取得重大地質成果。1937年黃汲清組織西北石油考察隊，發現玉門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並在蘇聯進行了廣泛的地質考察。1937年12月底，黃汲清被任命為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1938年2月，黃汲清當選中國地質學會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1938－1940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布置並親自參加四川省的石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產資源普查。1940年夏，黃汲清辭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任《中國地質學會會誌》主編。1941年至1943年，黃汲清帶隊調查甘肅、新疆的石油地質。1942年，黃汲清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5年初，黃汲清寫成《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一書，采用地槽地臺說，第一次系統的劃分了中國主要大地構造單元，科學地闡明其特征，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觀點，該書被國際上公認為對亞洲地質構造的重要貢獻。1945年，黃汲清成立中國地質學會第一個專業委員會-構造地質專業委員會，李四光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主編完成了14幅國際分幅1：1000000中國地質圖，接著又完成了1：3000000中國地質圖，綜合了中國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黃汲清被任命為西南地質局局長。1955年初，黃汲清在他和謝家榮一同擔任地質部普查委員會技術負責人時，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鄂爾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點地區進行石油和天然氣普查勘探，經地質部同意，下達了普查鉆探任務。1966年文革爆發，黃汲清遭受了迫害，先被關入地下室180天，後又流放五七幹校。1974年復出時，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成果大慶油田竟被冠於李四光名下，於是寫信要求正名－－為那些曾經的付出而正名。2009年中央電視臺《奠基者》才為黃汲清正名。

黃藥眠：（1903年1月14日－1987年9月3日），原名訪蓀、黃訪、黃恍，筆名有達史、黃吉、番茄等。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美學家和新聞工作者。中學時期，喜讀《楚辭》、《莊子》。五四運動爆發後，積極投身於當地的抗議運動，任嶺東學生聯合會梅縣分會的秘書長，是非常活躍的學生骨幹，並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醉心於新文學作品的閱讀和寫作。1921年，黃藥眠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英文系。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並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不久，黃藥眠逃亡上海，經成仿吾、王獨清介紹參加了創造社，發表了《晚風》、《我死之夜》、《黃浦灘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著名新詩，並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黃花崗上》，從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詩人的地位。此外他還發表了多篇充滿詩意、激情的文藝論文，如《夢的創造》、《非個人主義文學》、《文藝家應當為誰而戰》等，從而在文藝理論界展露頭角。在創造社，他開始接受馬克屎主義，翻譯了拉貝裏拉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並於1928年夏加入中共黨。之後，曾與夏衍等多次商討籌辦“左聯”事宜。1929年秋冬，黃藥眠被派往蘇聯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1933年冬，黃藥眠繞道海參崴回到上海，向上海中共中央局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之後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不久由於叛徒出賣被捕，並被判處10年徒刑。抗戰爆發後，黃藥眠由八路軍辦事處保釋出獄，即奔赴延安，在新華社工作。由於歷史政治原因，黃藥眠在中組部的幹部審查過程中受到工作人員的冷落和歧視，因此負氣離開延安，1938年到武漢養病。後撤往長沙，加入“青記”，並同範長江、胡愈之等一起創辦國際新聞社，任總編輯。黃藥眠作為中國文協桂林分會的常務理事兼秘書，實際上負責著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後方抗戰文藝的理論導向工作，發表了《抗戰文藝的任務及其方向》、《目前文藝運動的主流》等長篇論文。他還負責組織了桂林文化界“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經常組織舉辦有關詩歌創作、詩歌形式的研討會，並發表了大量的關於詩歌批評的論文，像《詩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見》、《論詩歌的創作方向》、《論詩歌的手法及其它》、《論詩底美、詩底形象》等，對當時中國詩歌創作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業余他還舉辦各種文學講習班，培養了大批文學青年。皖南事變後，黃藥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誌的領導下從事國際宣傳工作，常為《國際時事論叢》、《華商報》撰稿。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黃藥眠回到家鄉梅縣，潛心著述，為《當代文藝》、《文藝生活》等報刊撰稿，寫有散文集《美麗的黑海》、文藝論集《詩論》、譯有俄文詩選《莎多霞》等。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積極參加抗日宣傳和文藝創作活動。1944年日軍南侵，他撤往成都，為《華西日報》和《華西晚報》文藝副刊撰稿，並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黃藥眠再度赴香港，主編《民主與文化》，兼農工民主黨機關刊物《人民報》主筆。這一時期，黃藥眠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成果頗豐，主要有：論文集《論約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學》，小說集《暗影》、《再見》，長詩《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論集《民主運動講話》等，並兼任中華文協香港分會的主席。1949年春，黃藥眠應邀來北平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中共國成立後，黃藥眠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7年整風期間，任民盟中央宣傳部長，是民盟的理論家和宣傳家，民盟高校領導體製改革小組的負責人，反右運動中是"六六六教授會議"教授之一，被劃為右派。文革時，黃藥眠被汙蔑為反動學術權威，使他失去人身自由，飽受牢囚之苦。1978年，黃藥眠恢復了名譽。

黃苗子：（1913年－2012年1月）。當代知名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父親黃冷觀從師範學校畢業，卻從業於報界，熱衷於社會活動，鼓吹革命，是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會員。1926年，黃冷觀創辦香港中華中學，黃苗子5歲來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黃苗子接觸到由葉淺予主編，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等當時漫畫界幾位中堅人物參與的《上海漫畫》周刊，上海這座遙遠而陌生的城市也因為漫畫而使黃苗子覺得熟悉而親切起來。受到嶺南畫家黃般若等人的鼓勵，他開始為香港的《骨子》報、廣州的《半角漫畫》畫漫畫。向報刊投畫稿需要個筆名，黃般若勸他說：你的小名“貓仔”，把兩個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現成的筆名嗎？從此，“黃苗子”的聲名越來越響亮。1929年，16歲的黃苗子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他把作品寄給了《上海漫畫》，沒想到不久就發表了，而且接到漫畫家葉淺予的回信。黃苗子喜出望外，這使他更加喜愛漫畫，父親卻極力反對黃苗子畫漫畫。1931年1月，黃苗子從中華中學畢業，被父親送進香港華仁書院學習英文，讓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黃苗子拿著自己親自到編輯部討要到的稿費請朋友買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遠行。得知黃苗子離家出走，父親黃冷觀當即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同鄉兼好友吳鐵城拍電報，拜托他關照兒子。吳鐵城是國民黨要員，他把黃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職。黃苗子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卻因為父親的關系，在國民黨政府裏做了高級公務員。黃苗子的才華、學識和活動能力給美術界特別是漫畫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陸續在《生活》雜誌、《良友畫報》、《時代漫畫》、《上海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還與葉淺予、張光宇等人一起組織漫畫界活動。《小說》半月刊創刊於1934年5月，從第3期改版為大開本。也正是從第3期開始，版權頁“編輯”一欄出現了黃苗子的名字，也正是從這一期始至終刊（第19期）封面畫大都出自黃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韋度各畫一期）。由於是彩色封面，加之開本寬闊，視覺誘惑力強，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風情。1936年夏天，黃苗子和魯少飛、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王敦慶一起發起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漫畫展覽會，這次展覽是中國漫畫史上第一次全國漫畫展覽，匯集了來自全國以及海外華僑漫畫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黃苗子來到廣州，與後到的郁風經常在一起談論文藝、國事，感覺意趣相投。後娶郁風為妻。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準備封閉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依然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黃苗子看到文件後即通知周恩來。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談話公開予以揭露，國民黨只好中止這項陰謀的實施。1945年9月下旬，黃苗子被安排接受了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的接見。在這次會晤之後，黃苗子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交給重慶《新民報》副刊發表，還加上了編者按語，稱贊這首詞“氣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黃苗子與郁風來到北京，應邀參加10月1日中共國的開國大典。1950年後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貨郎集》、《敬惜字紙》、《無夢庵流水賬》、《青燈瑣記》、《風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說新篇》、《茶酒閑聊》、《人文瑣屑》等；詩集有《牛油集》、《三家詩》等；美術論著有《吳道子事輯》、《八大山人傳》、《畫壇師友錄》、《藝林一枝》等；書畫集有《黃苗子書法選》、《中國書法精品選——黃苗子》、《草書木蘭辭》、《苗子雜書》等。1957年黃苗子被定為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66年文革爆發後被捕入獄。出獄以後轉向書法創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萬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國現代劇作家以及戲劇教育家，他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沒有上過小學，自幼在家塾中學習古典文學（如《紅樓夢》、《鏡花緣》）和傳統經典（如四書五經及《史記》）；他又從林琴南所譯的西洋小說中接觸西方文學。他很早便接觸戲劇，少年時代跟隨繼母觀看京戲、昆曲、河北梆子、蹦蹦調、唐山落子等許多地方戲，以及當時流行的文明新戲；另外，他亦因從小熟讀《戲考》而加深對傳統戲劇的認識。1922年插班進入南開中學讀二年級。1925年（15歲）加入南開新劇團，先後參加了《壓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國民公敵》、《織工》等劇的演出，改編並參加演出了《財狂》、《爭強》，這些演出經歷使他對戲劇藝術規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1928年，曹禺入讀南開大學政治系、次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29年，曹禺的父親去世。1933年大學畢業後，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數月後，又進入清華研究院研究戲劇。他21歲時開始了背景取於天津的劇本《雷雨》的創作，1934年7月發表於《文學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發表《日出》，同年8月應邀赴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教。1942年初辭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職離開江安赴重慶從事戲劇寫作和編導活動。1946年3月，與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7年1月回國，應熊佛西校長之聘，到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同時開始構思創作電影劇本《艷陽天》。1948年，由文華影業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導演。1949年2月，在中共黨的安排下，秘密轉道香港抵達北平，2月28日離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中共國成立後，受中共建政後的階級鬥爭時期影響，讓曹禺一直無法再自由的創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曹禺被打入牛棚，成為反動文人掃街、清廁所、接受批鬥受盡折磨，雖然文革後平反並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卻再無法自由創作。1996年曹禺離世，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他在《人民戲劇》(1979年第3期)中說“我出身在一個官僚家庭裏，看到過許多高級惡棍、高級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裏出現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和他們朝夕相處”。沒想到他到了晚年，竟還又碰上了。

曹任遠：（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國近現代化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遠從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讀過自貢第一所新式學校——三畏堂創立的私立樹人學堂，後考入成都商礦實驗學堂。16歲時獲得日本東京私立農業大學公費留學機會，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留學，學會三門外語，先後讀過六所大學、取得四個學位。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學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碩士、德國埃爾朗根大學化學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東京經章太炎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黨證為蓉字第0233號)。1911年，國內革命風起雲湧，先後爆發了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和四川等地的保路運動，在此形勢下，全體留日學生決定罷學歸國。曹積極響應動身回國。這期間，他還加入了孫中山在東京組建的中華革命黨，積極參加討袁鬥爭。1916年，曹任遠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結婚。1917年張勛復辟,曹任遠在嶽父謝持安排下到美國讀書(避禍)，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在該校攻讀化學專業,主攻染料化學。次年轉入芝加哥大學，不久又轉入威斯康星大學，並在該校作研究生，兩年後獲碩士學位。1919年曹任遠完成在美的學業，轉赴歐洲到德國留學。在柏林小住後轉巴伐利亞求學，成為著名化學教授Busahen的學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協約國一方，德國學校對中國學生尚存歧視，只許他們聽講，不許作研究實驗。後經Busahen教授的得意學生、曹的德國同學多方說服，並有感於德國人在中國普遍受到禮遇之事實，教授才同意曹參與各項研究實驗，並到化工廠實習。曹抓緊讀書、實習機會，刻苦鉆研，終於學有所成。1924年，曹任遠因為發現一種新型化學染劑(可染陰丹士林布)的配方,並獲得專利,其畢業論文通過鑒定,於德國埃爾朗根大學（Erlangen）取得博士學位，隨即取道法國巴黎，經馬賽、印度懷抱著“化工救國”回到祖國。回國後，1924年參加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籌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後在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任化學教授。其叔父曹篤、嶽丈謝持，均系早年參加革命的國民黨元老，受他們的影響，故青年時期就具有民主、進步思想。1932年春，胡漢民在廣州再揭倒蔣旗幟，重新組織中國國民黨，即世所稱新國民黨，胡任主席，曹被當選為新黨華北書記長（後任中央黨部副書記長）。1951年曹任遠任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著有《現代有機化學》、《定性分析化學》、《染料化學》等專著。歷經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鬥爭中，因與大右派、民革發起人之一陳銘樞時有過從，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從此遠離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跡達20余年。1980年，曹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

曹亨聞：（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協。新聞史學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東中學讀初中，後因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被學校當局開除。1926年9月轉入上海大夏中學讀書，翌年1月回臨海家鄉，在當地參加進步組織“乙醜讀書社”。同年9月起先後在上海藝術大學、上海光華大學讀書。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大學新聞系讀書，獲新聞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報》擔任過兩個星期的編輯采訪工作。1938年赴渝，從1939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先後開設《新聞學概論》、《中英文新聞寫作》、《外國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史》等課程，編有教材《新聞事業史》和《外國資產階級報刊史》兩種。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創辦與主編《現實》雜誌，出版15期。他在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新聞學術論文，有《論18世紀英國政論新聞學》、《報紙之起源》、《人格報紙與報格報紙》、《現代報紙的“專欄”與專欄記者》、《新聞自由》、《關於美國新聞的兩件事》、《我對梁啟超後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主任等職。文革中被誣為“英國間諜”，遭殘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殺身亡。時年58歲。

曹鶴蓀：（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氣動力學專家，原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理論空氣動力學、氣動彈性力學等領域的研究。曹鶴蓀早年曾就讀於江陰澄翰初級小學、禮延高級小學、南菁中學、上海南洋中學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1934年自交大畢業後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歐公費生，前往意大利都靈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學習，1936年獲工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曾在意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氣動力學實驗室實習，後又赴德國哥廷根大學進修空氣動力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接到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命令後回國，任教於成都空軍機械學校。1940年調入交通大學重慶分校。1942年重慶分校改為交通大學後，曹鶴蓀負責創辦航空工程系，並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為交大歷史上最為年輕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陳慶雲主持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之托，與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國與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設。1945年回國後，他隨交大師生遷回上海，並參與組建了臨時校務委員會。1949年，出任交通大學教務長、校教授會主席。中共國成立後，曹鶴蓀於1952年被調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並出任科學教育部教務處處長。1960年起任院教務部副部長，1964年出任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辦學路線的反動學術權威總代表”，受到批鬥。文革結束後，他於1978年起出任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國心理學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級小學，後入寧晉縣北圈村高級小學，學習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縣中學，在中學的後兩年受到兩位教師的影響。一位是國文教師，經常向學生介紹新文藝，如葉紹鈞、謝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響曹日昌曾立誌要作文學家，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另一位是歷史教師，常向學生講些中國要革命的道理，這也深深地影響了曹日昌。1929年中學畢業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在預科2年，愛好文學和心理學。這時，他和同學一起合辦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變，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參加學生運動。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師範大學轉學至清華大學心理系學習，他發奮讀書，除上課外即在實驗室，主要進行關於心算問題和白鼠顏色感覺的兩項實驗研究。1934年他總結了中國有關珠算教學的文獻資料，寫出“二十年來國人對於珠算的研究述要”，還撰寫了一本《珠算教學的研究》（1937年出版）。這個時期，他效法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試者又做受試者，持續3年進行了有關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實驗研究，1935年用英文寫成實驗報告作為他的畢業論文，這篇報告後來節譯為“十二小時繼續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實驗研究”一文，於1937年發表。1935年曹日昌清華大學畢業後，經該校心理學教授周先庚（當時任平民教育促進會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紹，在平民教育促進會作研究生，並在周先庚指導下，從事成人學習的心理學研究。1936年發表“桑代克學習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評了桑氏的理論後，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結合實際生活應用的觀點。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縣做了許多心理測驗，寫了“定縣平校畢業生再測驗統計報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縣的小學中試用了斯坦利•戴維•鮑德斯的迷津測驗，並發表一篇“試用鮑德斯迷津測驗初步報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學系工作，主要是讀書和教課，並在一些進步學生和教授的影響下，參加了進步的社會活動。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達英國進了劍橋大學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讀書和研究，3年後順利地通過博士論文考試。他的博士論文是“學習與記憶中的時間間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參加英國共產黨的劍橋地方組織；1947年由陳天聲和劉寧一介紹加入中共黨，1948年轉為中共黨正式黨員。這一年他在劍橋大學畢業。1947年曹日昌在英國時認識了吳秀明，不久結婚。1950年曹日昌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先後任計劃局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聯絡局副局長。當選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組織部長。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才徹底脫離科學院院部的行政崗位，全力從事心理學研究和科研組織工作。在1960年召開的中國心理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曹日昌在會上作了“心理學學術討論的收獲”的總結性發言。主要論著有：《新心理學方法的建立》、《間隔學習與集中學習的研究》、《心理學研究什麽？》、《關於心理學的基本觀點》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大帽子，受到審查、批判和鬥爭。1969年初，當曹日昌感到身體不適時，醫院確診已是肝癌晚期，於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

蕭光琰：（1920年－1968年），中國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種用於加氫裂化、臨氫異構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1928年至1937年間就讀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小學（現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1937年2月到美國留學。蕭光琰入讀帕薩迪納市立學院，1938年完成高中課程，1940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大一、大二課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納學院化學系繼續本科學業，1942年大四畢業。同年秋季，他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攻讀博士，師從詹姆斯•弗蘭克，期間曾經擔任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高等物理化學課程的助教，1946年3月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蕭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獲聘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9月至1947年8月期間任職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員，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間供職於美孚石油催化基礎研究組。蕭光琰在美國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等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聚會常在他家裏舉行，他從中接觸到馬列主義等哲學思想，也對新建立的中共國日益向往；加上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熱烈討論是否歸國參與中國建設，蕭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學陸續回國，讓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有美國移民局官員試圖挽留蕭光琰，承諾在兩三個月之內為他完成移民美國手續，但遭他拒絕。蕭光琰後來以芝加哥大學文學系學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撓）前往中國，1950年11月出發，在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途徑美國檀香山和菲律賓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達香港，1951年3月抵達北京。來到中國後，蕭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國石油工業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蕭光琰移居大連，任職於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即“大連化物所”）。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社會開始不信任從美國歸來的知識分子；隨著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開展，人們起初排斥蕭光琰，後來更質疑他回國的動機，又因為談論以前在美國的生活而被人批判為“崇洋媚外”。面對人們批判，當時血氣方剛的蕭光琰大感憤怒，更曾經生氣得摔眼鏡，人們對他也就更質疑了。蕭光琰受到打擊，既氣憤又焦慮，情緒波動，曾經幾天不上班來抗議，又做出把頭撞向暖氣片的自虐行為，有時還會大量服用安眠藥來尋求寧靜。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蕭光琰的生活平靜下來，而研究所的領導也就先前毫無根據的猜測向他道歉，他不計前嫌地努力恢復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成立，並邀請蕭光琰到此供職；他來北京體驗了一會工作環境，最終認為大連那裏有更多基礎研究、環境更適合他，決定拒絕邀請。選擇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國很尋常，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奉行堅決服從上級分配的思想，令蕭光琰再次被人質疑。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號召中國知識分子給中共黨提意見），蕭光琰於是向黨支部書記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評人們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對自己的質疑態度；及後大鳴大放突然轉為反右運動，不過蕭光琰沒有被劃為右派。1958年，蕭光琰供職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計劃遷到甘肅蘭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條件較好的大連，得到研究所同意，不過這個想法又違背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大躍進期間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蕭光琰再次面臨批判，人們質疑他的回國動機、工作態度、生活習慣，攻擊他“苛刻”、“養尊處優”、“掛羊頭賣狗肉”、“貪婪”、“學閥”、“奸商”，四處湧現這些內容的大字報；到了新春的時候，人們在新年晚會上演出侮辱蕭光琰的活報劇，把他描繪成小醜，又嘲笑他的言行。對此，蕭光琰極為憤怒，又變得沈默苦惱；他經歷長期的政治批判後逐漸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見。後來，人們停止對科研人員的批判，而研究所領導也在1961年向蕭光琰親自道歉，他又不計前嫌地重新積極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蕭光琰被批判為“反革命特務”，遭受批鬥和大字報攻擊，家裏被強製遷入了幾戶人家。1968年10月5日，蕭光琰被工宣隊（文革時期派駐各單位的組織）抄家，並被抓進牛棚（文革時期拘禁知識分子的地方）裏面監禁，他深感絕望；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國特務”的功勞，工宣隊把蕭光琰指稱為特務機構成員，而人們也順應潮流來攻擊蕭光琰。工宣隊鍥而不舍地不斷對他進行審訊，用上拳打腳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來逼供，要他不斷寫揭發自己罪行的“檢查”和“揭發材料”來達到轟動大眾的效果，又給他起了“白屎”的外號（源於“博士”方言諧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蕭光琰被發現死亡，驗屍結果證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殺身亡。時年48歲。蕭光琰的妻子名為甄素輝，兩人在1945年結婚，婚後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對丈夫既熱愛又崇拜。甄素輝在美國土生土長，不會說中文。她的父親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派駐美國從事僑民工作，曾獲孫中山送贈一只戒指；這只戒指本來是傳家之寶，但後來蕭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負責抄家的人賣到市場，此後不知所終。甄素輝起初提出語言障礙、政治形勢兩點原因，反對丈夫回國，但蕭光琰主意已決，甚至提出獨自一人到中國、讓甄素輝留在美國；她最終讓步，陪同丈夫來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前身）擔任英語教師。在蕭光琰歷次遭到政治鬥爭困擾的時候，甄素輝雖然因丈夫情緒波動而深感壓力，但她總是在旁理解和安慰。兩人在1952年生下女兒蕭洛蓮（小名“洛洛”），她品學兼優，很受父親疼愛。文化大革命時，甄素輝在大連營城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蕭洛蓮則無人照顧、獨留家中。蕭光琰自殺身故後，工宣隊把甄素輝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訊；她反應異常冷靜，要求工宣隊讓她請假兩天照料女兒，獲得批準。1968年12月13日，甄素輝與蕭洛蓮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殺，在家中床上相擁身亡。

蕭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記者和翻譯家。13歲他成了孤兒。在親友的資助下，蕭乾一邊讀書，一邊在學校開設的工廠裏勞動。他在地毯房當過學徒，在羊奶廠做過雜活，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念到中學畢業。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裏擔任教師，一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後改學新聞專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作過他的老師。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主編《文藝》副刊。1939年在蕭乾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經過再三考慮，蕭乾去了英國，直到戰爭結束。在英國，他先是做教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讀書，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正式成為了《大公報》的駐外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僅有的中國記者。在戰火迷漫的歐洲，他隨英軍幾次橫渡過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達過美、法兩個占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他都報道過。1949年初，蕭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報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國劍橋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學、《人民日報》副總編楊剛則勸他回國服務。劍橋何倫（GustarHaloun）教授專程赴港接駕，不但負擔全家旅費，而且應允終身職位。但蕭乾回到了中國，蕭乾說：“我像只戀家的鴿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蕭乾擔任《人民日報》特約記者。1957年，蕭乾先被劃成“右派”後，又被劃為“洋奴”。1958年起，蕭乾與夫人先後被趕下鄉參加勞動。1966年6月，文革期間與愛人文潔若備受迫害，最後蕭乾進入西郊文化部集訓班。1979年，蕭乾得到平反。

　　

蕭軍：（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劉鴻霖，筆名三郎、田軍等。中國作家。其母親在他出生七個月後，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殺，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愛的環境中度過。他的祖父是佃農，父親是木工，8歲那年家業破敗，為了逃債，舉家遷移。蕭軍10歲那年隨父親來到長春，在那裏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但他性格剛毅、反抗性強，後被開除學籍。1925年蕭軍參軍入伍，在部隊裏，他學習了古文和舊詩的寫作，並頗有造詣。1928年蕭軍考入張作霖在沈陽主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後因鬥毆被開除。這時期他開始用白話文寫作。1929年蕭軍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懦……》。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參與組織抗日義勇軍，1932年因消息敗露逃往哈爾濱。在哈爾濱繼續進行抗日反滿鬥爭，並認識蕭紅。1933年與蕭紅同居，後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個短篇。1934年夏天和蕭紅離開東北來到青島，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魯迅親自指導，參加了《海燕》和《作家》等雜誌的編輯工作。1935年7月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由蕭軍自費出版，魯迅、周揚、胡喬木都給予了高度評價，魯迅不光為該書作序，還著文攻擊批評該書的青年左翼作家張春橋。但後來他的作品由於贊成周揚等左翼作家主張的國防文學而遭到魯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評。1937年抗戰爆發後，蕭軍積極投入抗戰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蕭紅、艾青、田間、聶紺弩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但由於和“民大”校長閻錫山的矛盾而離職，隨後前往西安，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黨的領導接見。在西安，他與蕭紅分手，後與王德芬相識並相戀，結為夫妻。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並在魯迅研究會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開了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蕭軍在大會上宣讀了他的《備忘錄》，為王實味說話，遭到其他中共黨作家的批判。1946年蕭軍重返哈爾濱，先後擔任了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化出版社社長、《文化報》主編等職務。後因為《文化報》與《生活報》論爭事件，蕭軍成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被排斥出文藝界。1949年以後先在撫順總工會從事戲劇創作和研究。1951年他調至北京市“文物組”當文物研究員，不專門從事寫作但他沒有停止寫作，先後寫出了《五月的礦山》《吳越春秋史話》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國文聯機關的《文藝報》把蕭軍同丁玲、馮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並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幾乎將蕭軍置於死亡邊緣。日常的批鬥、抄家、關押尚可忍受。8月23日， 蕭軍和老舍、駱賓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東城區國子監“文廟”，遭到紅衛兵輪番的毒打，後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裏。老舍就是在這天被打之後，次日投湖自殺。蕭軍的大兒子蕭鳴被多次毒打昏死過去，幸虧在火葬場被工人發現尚有口氣，給拉了回來。期間，蕭軍的小女兒蕭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蕭軍整理完成《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註釋錄》及《蕭紅書簡輯存註釋錄》。並重反作協。

蕭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吳承淦，後改名吳小武，筆名蕭也牧，中國作家、編輯。小學五年級時，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描寫轎夫生活的《駝子》。自中學畢業後，到上海一家機電製造廠當工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輾轉多地，經徐特立介紹，先考入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1938年1月，到中共黨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日鬥爭。他還改名“吳小武”。先在晉察冀邊區行署辦的《救國報社》工作，後來在中共五臺地委編輯《前衛報》，並任“鐵血劇社”演員、宣傳隊幹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黨。抗日戰爭勝利後，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在張家口編《工人報》。中共國成立後，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編青年教材，任《中國青年》雜誌副主編。1939年起，他以“蕭也牧”為筆名，在《邊區文化》等報刊發表小說和散文。《山村紀事》（1949年初版）、《海河邊上》（1950年初版）、《地道裏的一夜》、《難忘的歲月》、《連綿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軍民的鬥爭及中共國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區的工農生活。1950年，蕭也牧創作了其短篇小說代表作《我們夫婦之間》，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澤東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化界形勢緊張。1951年6月起，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馮雪峰與周揚)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發表了該報主編丁玲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誌的一封信》。當時丁玲是全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在該文中將蕭也牧作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積極推動下，對蕭也牧的批判運動展開。就連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發表了《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蕭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藝報》在“讀者中來”欄目中發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編的《人民文學》雜誌。而《人民文學》雜誌從頭到尾一直對這場對蕭也牧的批判保持沈默。這場批判以蕭也牧寫出《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並在《人民日報》和《文藝報》上全文發表而告結束。1952年，蕭也牧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從事文藝編輯工作，並任文藝編輯室副主任，分管傳記文學組。當時他使用本名“吳小武”。1954年，根據中央領導人“宣傳黨的優秀傳統，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蕭也牧、張羽、黃伊共同創辦了《紅旗飄飄》叢刊，小說《紅巖》的雛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1958年7月22日，蕭也牧寫了封給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約稿信，後來蕭也牧也一直關心《紅巖》的出版工作，盡管他未能參與編輯出版《紅巖》。小說《烈火金剛》因在《紅旗飄飄》上發表獲得好評後出版。《紅旗飄飄》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講述的《狼牙山跳崖記》一文，發表後被《中國青年》等刊物轉載，經多次修改後被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成為《狼牙山五壯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蕭也牧看後寫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一文，送給正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文中蕭也牧對當年《文藝報》對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擊。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秦兆陽被打成“右派”，其為蕭也牧修改並簽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事被揭發，這成了將蕭也牧劃為右派的證據。1958年被下放勞動。1961年，蕭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當編輯。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紅巖》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被打成“叛徒、特務”，於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還聲稱《紅巖》是一個右派分子寫的，不是羅廣斌寫的。劉德彬、楊益言趕到北京，將羅廣斌慘死的消息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時，張羽、周振甫、嚴紹瑞、陳斯庸、施竹筠等編輯趕到蕭也牧家，蕭也牧聽後與這些老編輯當場商定，編輯出版《紅巖戰報》，為羅廣斌伸冤。蕭也牧擔任《紅巖戰報》編輯工作。《紅巖戰報》第一期發表了楊益言的發言、羅廣斌妻子胡蜀興的申訴、張羽的《不許汙蔑〈紅巖〉》，第二期發表了蕭也牧定稿的《羅廣斌歷史問題調查報告》。《紅巖戰報》發行了數十萬份。1968年，毛澤東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問題會議上說：“現在有人在給羅廣斌翻案”，“我們已經查實了，從華鎣山出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沒有一個好人。”《紅巖》由此成了江青欽定的“大毒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員隨即在駐該社的軍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紅巖》事件及清查羅廣斌叛徒集團專案組，並審訊蕭也牧、張羽、陳斯庸、嚴紹端。僅有160人的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時“牛鬼蛇神”人員增至40人。蕭也牧以“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軍代表指定為“牛鬼蛇神”的領隊，在北京接受淘廁所、挖菜窖、掃煙囪、運煤渣等勞動改造及各種批鬥會的批鬥。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間，北京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將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團中央系統的幹部及家屬全部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黃湖農場是共青團中央的五七幹校。1970年，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階級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升級，蕭也牧不斷受到批判和毆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校部召開廣播大會，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一年前的《紅巖》事件、《紅巖戰報》事件又被作為現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張羽、蕭也牧、黃伊等人遭到殘酷批鬥。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國國慶21周年大會上發表“抓住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綱，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講話，此後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武鬥加劇。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蕭也牧被群專小組人員集體毆打成重傷。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傷的蕭也牧在黃湖農場死亡，年僅52歲，埋葬在當地一個亂墳崗。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謝興，又名謝韻心，筆名杜山、陸擎等，中國戲劇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在北京他結識了蕭三，1926年經蕭三介紹加入了中共黨。1930年，他從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章泯隨即參加，並當選為執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後，章泯創作了《東北之家》、《黃浦江邊》、《婦女進行曲》、《我們的故鄉》、《家破人亡》、《生路》等獨幕劇、多幕劇，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後導演了抗日名劇《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易蔔生的《娜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寫了《悲劇論》、《喜劇論》、《戲劇的現在和將來》等專著和論文，並系統翻譯了國外尤其是蘇聯的戲劇理論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對演員的忠告－－莎士比亞的表演論》、阿•杜克斯的《近代戲劇家》、契萊的《戲劇的本質》，特別是翻譯了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著作，對中國戲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最早介紹並實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創辦《新演劇》月刊，宣傳現實主義的戲劇理論，特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為建立中國自己的表演體系培養了許多人才。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戲劇活動。在武漢參加了話劇《保衛蘆溝橋》的導演工作；在桂林導演了自己創作的《我們的故鄉》和於伶創作的話劇《夜光杯》。同時他創作了《戰鬥》、《血》、《鋼表》等抗戰劇本，發表了論文《論戰時工農演劇》、《新悲劇論》。1938年進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戲劇學校任教。1939年抵達重慶，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戲劇組主任，同時獲聘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特約編導委員，撰寫並出版了《表演藝術論》。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開展劇本創作及戲劇理論研究。皖南事變後，章泯輾轉多地，先後在香港、東江遊擊區、四川江安等地從事戲劇教學及創作。先後導演了《希特勒的傑作》、《北京人》、《家》、《孔雀膽》、《天國春秋》等戲劇。還與鄭君裏共同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並單獨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萊格爾的《論鬧劇與趣劇》。他還創作了多幕劇《苦戀》。抗日戰爭勝利後，章泯來到香港。1946年，他導演了由中原劇社演出的話劇《阿Ｑ正傳》，創作了話劇《村中之夜》、《虎》。後來他撰寫了總結自己舞臺經驗和理論成果的《演員與導演》一書，創作了電影劇本《紅塵白璧》（即《怨偶情深》），導演了電影《結親》，編導了故事片《靜靜的嘉陵江》、《冬去春來》。中共國成立後，章泯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電影工作者協會，並當選為理事，他還任中央電影局藝委會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劇團導演了大型蘇聯話劇《俄羅斯問題》，與吳雪合作導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還翻譯了美國海夫納的《戲劇導演手冊》、蘇聯羅沙裏的《蘇聯電影的實驗》。1955年，他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歷任副院長、院長、黨委書記。1966年文革爆發，因在1936年9月間，藍蘋（後改名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和已有妻兒的章泯同居過，當時迫使章泯與妻子蕭昆離婚。後來章泯到了重慶又和蕭昆復婚，故而深受江青打擊陷害，在江青親自幹預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殘酷摧殘和淩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鈞：（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國頭號大右派。6歲時其父章揚清不幸溺水而亡。與二弟章伯韜、三弟章伯仁由兩位叔叔撫養。少年就讀桐城中學，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今武漢大學）英文部。1920年畢業後即被聘為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學）英語教員並升任校長，因為聘用惲代英、蕭楚女任教，一年後被解職。1922年被安徽省省長許世英所器重，以公費赴德國留學，與朱德、孫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黑格爾哲學。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共黨。1925年初，在柏林還認識鄧演達。1926年初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6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黨代表，7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27年3月，改任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1927年8月章伯鈞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義失敗後，到達香港，從此脫離中共。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1935年，從日本回香港，改組“第三黨”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提出過《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國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章兼任組織部長。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創辦的《中華論壇》出版，章任主編。194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49年中共建國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共國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1956年11月，章伯鈞作為副團長隨團長彭真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在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面時，章伯鈞突然站起來說：“見到赫魯曉夫同誌我非常高興，我想對赫魯曉夫同誌講幾句心裏話。我想講講壓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話，過去沒有機會，今天聽了赫魯曉夫同誌談話，我非常高興，我要借這個機會講講。我過去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因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與有些同誌不一樣，就遭到排斥。後來我離開了共產黨。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到現在沒有解決，還是個懸案……”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中共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製”，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被劃為右派後，章淡出政治舞臺，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常委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由於容易受“矚目”，故漸漸少公開活動。多與右派人員聚會、聚餐。因他為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因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續批鬥。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偉、金鋒，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創辦人之一。中共國財經製度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時，十五歲的章乃器從浙江麗水到江蘇南京投身革命軍。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1919年春，辭職到北京，進入通州京兆銀行任職，當營業部主任。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先後爆發，給章乃器深刻影響。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實業公司當會計主任。雖待遇優厚，但洋經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幹3個月便辭職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實業銀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獨力創辦《新評論》雜誌，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國國民黨。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聯合上海各個華商銀行成立了中國征信所，作為銀行界信用調查的公用機構。這是中國國內首家由中國人創辦的征信所，采用會員製，章乃器任董事長。章乃器為該所製訂了“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的工作準則，並主持製定了調查程序，延攬到一批專門人才。中國征信所獲得了金融界、企業界信任，業務日益發展，許多較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也委托該所調查咨詢。中國征信所先後擠垮了4家外國人開辦的征信所，成為獨占事業。章乃器很早便主張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發行公司股票和債券，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在章乃器等人倡導下，上海於1933年、1936年先後成立票據交換所、票據承兌所。1935年12月，章乃器與馬相伯、沈鈞儒等人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初，章乃器參與發起上海各界救國會，後又參與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該會領導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淩晨，國民黨當局在日本政府壓力下，以“危害民國罪”逮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沙千裏、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史良7人，是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國輿論憤慨，中共中央也發表宣言抗議。1937年七七事變後，“七君子”獲釋出獄。1938年3月，章乃器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1937年11月，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從120多萬元縮減到80多萬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縮減到50萬元。1938年5月，日軍攻占合肥，安徽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僅約10萬元，公務人員和軍警欠薪兩三個月。章乃器上任後，提出“鏟除貪汙，厲行節約，杜絕浪費”的方針，很快實現收支平衡並略有節余。為破壞日本“以戰養戰”的圖謀，章乃器開展敵貨、私貨檢查工作，開辟稅源和財源，不僅發清欠薪欠餉，每月還撥給鄰區新四軍駐軍3萬元經費。此外，還發行安徽省公債和地方銀行小額本票，搞活了貨幣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還沒有的戰時金融經濟體製。經章乃器努力，幾個月後，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增至30萬元，收支漸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問章乃器：“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鹽和米都已經開始屯儲了嗎？”到1939年5月，安徽省財政收入每月達75萬元，創造了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的最高記錄。20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中稱章乃器“整頓稅務，頗見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獲得史沫特萊贊賞。1939年，章乃器到重慶，任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等職。在與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產生了辦企業的興趣。在獲重慶、上海銀行集資認股95%後，1940年章乃器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下設機器鑄造、手搖發電機、酒精製造這3個廠，並在工廠旁的山坡開辟畜牧場。章乃器親管生產，成績很好，獲工業界贊揚。1941年，章乃器為抗議蘇聯與日本簽署和約、承認滿洲國的行為，脫離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45年，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創建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52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堅持民主和平，反對一黨專政和內戰。1946年2月，他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國民黨打手打傷。1947年被迫離開重慶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在香港最貴的地段從事房地產，獲利頗多。1948年，章乃器與中國國民黨決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電召，放棄在香港的事業，與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出發前，章乃器發表《新的轉折點》稱：“時序更新，人類歷史亦翻到更光榮燦爛的新頁。”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達北平。不久即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與千家駒、沈誌遠一起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中共國剛成立，就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帶動全國物價大漲。陳雲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批物資準備反擊。章乃器向陳雲提出了許多建議並獲采納。在陳雲指揮下，取得了中共國經濟戰線上首次大戰役的勝利，穩定了全國物價。為配合國家統一財經工作，章乃器發表了《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傳國家的經濟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與李維漢、陳叔通作為籌備負責人，籌組成立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計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僅是立信會計學校校董，還曾主持上海浙江實業銀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兩文，引發關於收付法與借貸法的大討論，震動會計界，章乃器的建議受到政府采納，在中共國會計史上產生深遠影響。1952年，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1953年中共中央專門就糧食形勢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陳雲提出的對糧食實施征購和配給的意見。毛澤東感到征購和配售的說法不好聽，因為日本侵華時期曾用過類似的名詞，毛澤東希望改成別的說法。章乃器提出，將“配售”改為“計劃供應”，將“征購”改為“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統銷”，獲得大家一致贊同。章乃器親自主持起草了“統購統銷”政策的一系列法規製度。他系統研究了蘇聯、日本及中國歷代政府的糧政體製，創立了中共國特有的糧食憑票定量供應製度。糧票製度由此成為保證每個城市家庭公平獲取口糧的惟一辦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鄉浙江省青田縣調查研究，召開座談會了解農村糧食產、購、銷及群眾生活情況，參加座談的東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幹部為了向上級顯示政績而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許多群眾餓肚子，連番薯幹湯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視察了米倉上青田縣看守所，看到夥食情況後，他說“裏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隨後章乃器來到太鶴山麓的青田中學校園看望在校學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僅有24斤口糧。當時有人問章乃器對家鄉印象如何，章乃器說：“我在中央耳聞（下面匯報）目睹（報紙報道），浙南地區糧食自給有余，還有外調，頗感高興。可是回來一看，群眾粗糧不夠，細糧更缺，個個面黃肌瘦。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實匯報。”接著他說：“我當糧食部長‘只顧自己肚飽，不管別人鑊（鍋）漏’哪能行啊！”事後章乃器將見聞向浙江省領導及中央領導反映，並調撥一批糧食救急，使群眾擺脫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糧標準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開展整風後，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這段話後來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報》發表《從“墻”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批評了“以黨代政”。後來此文被說成“反黨”。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發言，主題仍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該發言後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1957年5月29日《新聞日報》發表署名“小雅”的《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反右派鬥爭”開始。隨後，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對章乃器的批判，還只限於他在整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逐步上綱上線到“反黨反射穢主義”，例如否認資產階級剝削，反對射穢主義改造等等。後來，批判又擴大到他在“大鳴大放”前的言論，例如“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章乃器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楊達的《空頭實業家章乃器發跡醜史》，副標題是“投靠李宗仁，勾結陳光甫，搭空架子開實業公司，戰爭餵飽了這個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頓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鬥爭”中，大小報紙鋪天蓋地批判“章羅聯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嬰寫的揭發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壓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楊美真帶著孩子離開章乃器居住的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與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為“右派分子”後，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寫檢查，這篇檢查《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長達三萬多字，在檢查中重申：“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銷中共國糧食部部長職務。他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全國人大的職務也先後被撤銷，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頭銜。章乃器的工資由行政四級（每月450元，外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50元車馬費）降為行政十級（每月212元，外加全國政協50元車馬費）。章乃器仍住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保留公務員、警衛員及其他待遇，但撤掉專車。章乃器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所謂“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質疑“大躍進”，當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會”召開。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後，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認為潘漢年、胡風未經審判便被逮捕關押是違反憲法，反右派也是違反憲法，批評“大躍進”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導致經濟發展失調、國家經濟嚴重困難、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評《人民日報》經常發表違反常識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兩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製，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對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爭。這被認為是想“翻案”。當時，“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與章乃器都仍是全國政協委員。章伯鈞贊揚章乃器“有一股正氣，很有骨氣”。羅隆基通過劉王立明向楊美真打招呼，表態支持章乃器，並讓楊美真告訴章乃器“要小心點”。1963年1月19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通過《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1963年2月1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致函全國政協，表示撤銷章乃器作為本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1963年3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隨後，章乃器身邊的工作人員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國政協發工資，而改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每月發給150元生活費，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電、電話、保姆等費用。章乃器與小兒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極為孤寂，常去北京飯店參加舞會。後來在跳舞時結識了中學音樂教員王者香，並於1964年結婚（王者香為此被開除公職）。王者香結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瞞著章乃器結婚，婚後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滿。1966年文革爆發後，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押到東安市場旁邊的吉祥戲院，遭到紅衛兵毒打成重傷。章立凡回憶說：“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章乃器由此幸存下來。但紅衛兵占領了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遭驅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樓十九號的一座普通居民樓內。當時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癥病逝。王者香去世後，楊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當時章乃器獨自住在呼家樓的小屋裏。文革中的一天，有幾個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呼家樓的小屋，對章乃器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章乃器拒絕寫材料，並把他們給的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1975年初，鄧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況。1975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當時周恩來有三條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同年4月25日，陳雲、張勁夫出面約章乃器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決定，當時準備安排他當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共國財政部顧問。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一安排沒有實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醫院。陳雲得知後，指示有關部門囑咐醫院搶救，並定期向他報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紹劇表演藝術家、藝名七齡童。曾任同春紹劇團導演、浙江紹劇團導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時年46歲。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同時他還是一位社會改造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業於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同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會刊物《民國報》編輯及記者，開始以“漱溟”作筆名。1916年，任中華民國司法部機要秘書（司法總長張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究元決疑論》。1917年－1924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1921年，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學術界公認為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籌辦曲阜大學。1928年至1929年，任廣雅書院（現廣東廣雅中學前身）校長。提出“鄉治”主張。1929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1931年，在韓復榘支持下，與梁仲華等人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該派的目的是實行“鄉治”。1937年，日本侵華，奔走各地，商議抗戰的問題和防務。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年8月，於國防最高參議會上和周恩來第一次見面。1938年，第一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39年，蔣介石特委任其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2月1日離開重慶，10月22日返回。為推動團結抗戰，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該會改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務委員，並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刊物《光明報》，並任社長。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仍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第二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於國民黨與中共黨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內部不滿，辭去同盟秘書長的職務，並退出中國民主同盟，專註於講學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決疑論》、1919年 《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0年 《唯識述義》、1931年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6年 《鄉村建設理論》、1949年《敬告中國共產黨》、1949年 《中國文化要義》、1984年 《人心與人生》、1985年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向中共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1955年5月起，由馮友蘭帶頭，對其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公開批判，為時半年。當時被批的，還有梁思成（被與梁漱溟合稱為“二梁”），以及胡風和胡適（被稱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堅拒參與“批林批孔”運動而遭批鬥。時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話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於北京。逝後，馮友蘭為其撰挽聯道：“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啟超。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生於日本東京，1912年辛亥革命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曾在北京崇德國小及匯文中學就學。1915年入北平清華學校（1928年之後的清華大學），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在求學期間，因為其父梁啟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關系，結識了徐誌摩。雖然爾後因徐誌摩對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後得知徐誌摩在趕往想要聽他與林徽因的演講發生空難身亡，仍然為徐誌摩哀傷。1928年與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各地建築，回國後在沈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裏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東北大學主樓，並測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築，當時就試圖保護沈陽鐘鼓樓，但不被當地政府采納，終於被拆毀。1930年和張銳參與天津市規劃，以《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獲獎。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梁思成入營造學社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梁思成原計劃即時著手研究宋代《營造法式》，不料“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從比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築，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則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營造則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時期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還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則例中建築師傅歷代相傳的《營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編訂的《營造算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分三次刊印。為了著手研究《營造法式》，必須收集宋代建築的資料。1937年時有關宋代建築的資料，有如鳳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決定到中國各地找尋中國古代建築的實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時代，他冒很大風險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幾年間，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從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遺物，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寶坻遼代建築廣濟寺，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善化寺等，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山西五臺山7月7日發現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佛光寺。他將這些重大的考察的結果，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引起國際上對這些文物的重視，並為他日後註釋《營造法式》，和編寫《中國建築史》，準備良好的基礎。七七事變後，日本人邀請他組建“中日友好協會”，梁意識到，要想不當漢奸，必須立即離開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離開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難之路。彼時，天津意租界歡迎他以難民身份駐留。據梁再冰回憶“……父親帶領全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 ”隨後又在昆明和四川宜賓李莊定居。於昆明時，在昆明循津街“止園”，昆明市市長府的前院恢復了“營造學社”，一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5個人。整個過程中，他培養了許多建築師，並繪製了重點保護文物地圖，將它們提供給美國援華飛行員，以便在轟炸敵後時註意避開這些地點。1939年9月，梁、劉等人開始了他們計劃已久的川康地區的調查。9月9日，梁思成飛往重慶。他們開始調查重慶巴縣及北培古建，同時聯系去成都的汽車。考察了四川彭山漢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應邀作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並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咨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在此期間和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規劃，將這些列為他日後研究課題。平津戰役中，繪製北平古物保護的地圖區塊，避免受到炮擊。1949年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1950年和陳占祥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他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墻，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他的遠見不能為那時代的人理解，這些建議沒有被采納。時中共北京書記彭真在天安門上對梁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遂遭批判。之後他多次上書，挽救了北海的團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采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跡。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梁在清華全校“洗澡、脫褲子、割尾巴”大會上檢討三小時，聲淚俱下，自我汙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復古”的典型而被批鬥並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都被沒收。抄家者在其家中發現屬於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軍刀上刻有“中正贈”（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名諱），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1972年，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龔維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學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指控為“叛徒”（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民族解放青年先鋒隊”被國民黨抓過，後來放了），遭到“隔離審查”以及野蠻批鬥。1968年11月7日夜間，他被關押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中時，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亡。王友琴在《記龔維泰之死》一文中這麽描述：‘龔維泰自殺的時候，躺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個房間的地鋪上。“監管”他的兩個學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整個過程中，兩個“監管”人沒有聽到一點聲響。早晨他們還喝斥龔維泰為什麽不起來，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開被子才知道他已經死亡。龔維泰的赴死的意誌如此堅決，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蓋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張英傑，號燕南，中國著名京劇演員，以藝名蓋叫天而聞名於世。長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來並且有所發展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代表劇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獅子樓》時，為了不壓傷同臺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斷了右腿腿骨，但卻繼續演出，強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浙江分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受到了殘酷的批鬥和迫害，被安上“反動藝術權威”、“反對樣板戲”等罪名，雙腿也再次被壓斷：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燈光球場，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都被押進場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頸下掛一塊牌子。蓋叫天也被押來了，他這時已經蓄發留須，長長的直披到肩上，雙目緊閉，閉口不語。造反派要他跪倒，蓋叫天堅決不跪，上去幾個特意挑選的會武術的壯漢，強行要他下跪，他雖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動他分毫。他們要扭折蓋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勁避過。他們用一根粗木杠，將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壓住他的雙腿，兩個壯漢踩在杠的兩頭，強行把他上身拉起來。只聽“哢嚓”一聲，蓋叫天的腿被壓斷了。在度過5年淒涼的晚年生活後，蓋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導演、編劇、演員。1922年，家鄉遭到荒旱，父親攜全家逃荒至青島叔父處謀生；同年，進入青島四方小學讀書，同時幫助母親擺香煙攤。1925年，崔嵬因家境貧困而失學；同年，進入大英煙草公司當童工。1926年，因與工頭爭執被開除。1927年，考入青島禮賢中學。1929年，因抗議當政而被學校開除，青島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學不準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學，參加進步學生組織。1930年2 月，考入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編劇組學習；7月，實驗劇院停辦，返回青島。1931年，組織海鷗劇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剛成立的青島左翼戲劇家聯盟，負責組織各學校劇團的排練演出工作。1933年2月，與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陳鯉庭編）改為廣場劇《饑餓線上》；同年，青島地下黨被破壞後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憑考入私立民國大學體育專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從事戲劇電影活動，進月明電影公司附屬的東方劇社；12月初，東方劇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劇作者協會；同年，編寫話劇《察東之夜》；此外，還編寫了兒童劇《墻》。1941年，創作話劇《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故事》；同年，擔任晉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 月22日，撰寫《迎接困難和克服困難》一文發表在《晉察冀日報》；11 月底，在反“掃蕩”中跟老鄉們生活在一起，根據收集的許多素材開始創作多幕話劇《燈蛾記》。1944年，根據反“掃蕩”中的英雄事跡編寫現代京戲《老英雄》；同年，編導京戲《嶽飛之死》。1945年春，編寫多場快板劇《對癥下藥》；6月，排演話劇《李國瑞》，擔任導演；12月21日，編寫、趕排的文章《反敵偽頑合流》發表在《冀中導報》。1948年2月24日，編寫的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煩》連載於《石家莊日報》；10 月，受華北局派遣，帶隊南下中原，開辟新後方的文藝工作；12 月，在開封中原大學組建文藝研究室並擔任主任；同年，創作歌劇《是假見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處長。1951年，當選為中南文聯副主席。1952年10月，擔任中南戲曲代表團團長。1953年4月，被任命為中南文化局局長，兼中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1955年，在劇情電影《宋景詩》中飾演清末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俺們大帥——宋克義的描繪、深刻的階級感情、一份可貴的史料、我演宋景詩》。1956年，出演由徐韜執導的劇情電影《海魂》，在影片中飾演竇二鵬；4月11日，被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理事。1959年，執導由謝芳、於洋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之歌》，該片根據楊沫的同名小說改編；11月，擔任昆曲戲曲片《遊園驚夢》的藝術指導；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我喜歡老戰——創作手記的一個片斷》。1960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戲曲電影《楊門女將》，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戲曲片獎。1961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北大荒人》，並在該片中飾演黃老清；同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1962年，由其執導的戲曲片《野豬林》上映；同年，與蔡松齡合作主演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情電影《紅旗譜》，他憑借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1963年，執導抗日電影《小兵張嘎》，該片改編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說，影片獲得第2屆中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同年，執導京劇戲曲片《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年，與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天山的紅花》；12月21日，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在文藝界集中的射穢主義學院講習班“學習”；8月，講習班撤銷後，被紅衛兵揪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關押在勞改隊示眾、批鬥。1968年2月，被關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失去了行動自由，後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及秦城監獄。1969年4月，從秦城監獄被釋放回北京電影製片廠 ；12月，進“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2年10月，經過審查，獲得“解放”，但仍在幹校勞動。1974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京劇藝術電影《平原作戰》。1975年，執導劇情電影《紅雨》。197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花》上映。1978年，執導由高維啟、穆懷虎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風雨裏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羅飛：（1896年－1971年），原名福，現代著名畫家。1921年，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後，又曾削發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裏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並無“世外桃源”，於是就離開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1925年畢業。1926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30年，受“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的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邀請，符羅飛送去三幅作品，結果全部入選，成為該賽會第一位入選的中國藝術家。此後，符羅飛逐漸揚名南歐，出版了《符羅飛油畫集》，任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員，被評論界譽為“罕見的心靈畫家”。留意8年，符羅飛遊歷歐洲，舉辦畫展，並與意籍姑娘艾琳娜結婚。就在符羅飛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的時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意大利作為軸心國成員民族情緒對立，符羅飛逐漸與一些有納粹思想的人斷交。他更因拒絕創作反蘇宣傳畫而憤然從東方學院辭職。他原本計劃前往蘇聯，但聽說國共合作，惦念祖國抗戰，遂計劃回國。1938年5月，符羅飛不顧意大利師友的挽留和勸阻，舍棄意籍妻兒，隨身攜帶一支左輪手槍，登上“綠爵號”油輪回國。但他在意大利時創作的油畫作品，卻被作為藝術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準帶回國內。符羅飛回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間符羅飛得到當時國民黨海軍次長、文昌老鄉陳策和前暨南學堂堂長鄭洪年的介紹，結識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報》牽頭署名，連續七天介紹符羅飛和他的《抗日賑災畫展》，當時穗港兩地的軍、政、商賈近20位名流都參與簽名推薦，包括宋子文、吳鐵城等軍政要人。《大公報》消息稱，“符君羅飛乃現代畫壇中之一奇才，夙擅國畫，厥後遊學羅馬，師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窮西畫之奧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譽滿歐陸，顧國人知之尚鮮……”據報載，畫展“延期兩天結束，場面甚為激烈”。1939年，他與廣東姑娘梁瓊在此結婚，自此牽手相伴32年。1940年後在桂嶺師範、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1948年夏，符羅飛在香港馮乃超、周而復的寓所裏宣誓重新加入中共黨，介紹人是邵荃麟和周鋼鳴。中共國成立後，他一面創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羅飛特殊的經歷使他長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資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於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張妙玲，豫劇表演藝術家。1932年5月，隨父親張福仙搭班開始拜師學藝，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為師。初學武醜、小生、須生，後專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鄭州，隨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開封闖蕩。到開封不到兩月，便憑借文武不擋、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藝，嶄露頭角。由墊戲改為中軸，成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連演3場，轟動開封。從此以後，常香玉正式成為主演。1938年2月，為宣傳抗日，戲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編劇的新戲《打土地》。1941年秋，初識崔蘭田，並與湯蘭香重逢，合作演藝《販馬記》。1947年10月，丈夫陳憲章被國民黨逮捕，常香玉竭力營救，幾近傾家蕩產。1948年春，在西安創辦“香玉劇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劇社開始為捐獻“香玉劇社號”戰鬥機在全國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機任務，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隨赴朝慰問團到朝鮮進行慰問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風運動，常香玉也在當年5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完全認清了胡風的問題決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風集團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希望反革命的政權復辟，要人民政權垮臺。”“同時要求政府，依法堅決鎮壓反黨反人民的胡風”。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劇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長。1957年1月1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河南分會成立，常香玉擔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黨。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舉行收徒拜師大會，常香玉收孫蘭香、林秀蘭等五人為徒，並在大會上發言。1966年文革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河南豫劇團幾乎所有的老藝人、名演員全部遭到批鬥、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難逃。她首當其沖地被造反派批判為“大戲霸”、“反動戲劇權威”，遭剃頭、畫臉、掛大牌子遊街，而且在她經常演出的鄭州人民劇場前開批鬥大會，當場燒毀包括“木蘭從軍”、“紅娘”在內的珍貴的古戲裝行頭。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劇演員統統被趕到鄉下進行勞動改造。名字來源二說：常香玉出生的那個年代，戲曲表演人員的地位較低，有“戲子”一說。本名為張妙玲的她，因為唱戲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覺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說：常香玉拜師後，她的義父因喜歡戲曲中項羽這個人物，隨將其名字改為項羽，但項羽不適合女孩，故改為香玉，再加上義父的常姓，常香玉這個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參加電影《春天》的拍攝工作。12月27日，調任河南省戲曲學校校長。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亞軒，中華民國法學家、律師、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並考取公費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春，梅汝璈歸國後，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還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機關的法律方面的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梅汝璈奉國民政府派遣，於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審判日本戰爭罪犯。在兩年半開庭的過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堅決死刑處罰”等問題上維護了中國的立場。梅汝璈說：“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帳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當法國法官伯奈爾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應在文明的國度存在時：梅汝璈舉起一個杯子:如果說,杯子代表人類,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濺。梅汝璈盯著柏奈爾說：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無情地毀滅，那文明還從何談起呢?當印度法官巴爾以佛教慈悲為由反對施用死刑時，梅先生說：巴爾先生,我再次提請您註意，您是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是什麽？是對罪行進行審判，進行認定！然後根據法律給予他們懲罰！我不知道您為什麽要來做法官，您具有一個佛教徒的偉大情懷卻在縱容犯罪，這決不是一個法官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您要堅持這樣，那您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您應該回到印度的寺廟裏去！

梅先生又(面對全體法官)說：死刑是什麽？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占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幹了什麽？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強奸，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他瞪著眼，強忍著淚問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沒有人敢保證。最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絕了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長之職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便與當時中共黨駐香港代表取得了聯系。1949年底秘密到達北京，隨即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受政務院周恩來稱贊。此後，梅汝璈長期任中共國外交部顧問、專門委員兼條約委員會委員，並且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務。著有：現代法學、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中國人民走向憲治（英文）、中國戰時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開始後，梅汝璈被強製要求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並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飽受摧殘的梅汝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綠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劉仁甫，中國著名現代詩人、翻譯家、編輯家。綠原三歲喪父，六歲入私塾，十三歲失母，大他十九歲的胞兄劉孝甫助他完成中學學業。1938年，日軍攻占武漢，正在武漢上初中的綠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貸金的中學讀書，並於1939年開始嘗試詩歌創作，向胡風主辦的《七月》投稿，雖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風帶有鼓勵意味的親筆回信。兩年後，綠原因不滿學校的政治壓力，前往重慶，在鋼鐵企業做短工謀生。1941年8月11日，綠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新詩處女作《送報者》，同年底開始參加鄒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創辦的重慶復旦大學《詩墾地》文學社團的活動，並受鄒荻帆鼓勵於次年考入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與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鄒荻帆、在復旦大學教務處工作的曾卓兩位湖北人關系密切。1942年，《七月》雜誌主編胡風主動邀請他參加《七月詩叢》第一輯的出版，並為其出版詩集《童話》。1944年，尚未畢業的綠原與鄒荻帆一同離開學校，應征為援華美軍充當譯員，但因受訓期間沒有集體入黨，而從“外事局”調往“中美合作所”，綠原未去報道而遭到暗中通緝，只得在胡風的幫助下逃離重慶。離開重慶後，綠原來到川北的嶽池縣，在當地中學教書，隱姓埋名，並與青梅竹馬的羅惠結為伴侶。在嶽池縣生活期間，綠原創作上取得了突破，接連寫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詩，其創作不像《童話》時期帶有夢幻色彩的童話境界，而是直接面對現實，這些詩歌後來結集為《又是一個起點》。1947年秋，綠原回到武漢，借住在親戚家以尋找工作，幾個月通過考試進入某外商辦的油行當小職員。不久，綠原加入中共黨的地下組織，參與地下活動。在此期間，其詩歌主要發表在曾卓等辦的《漢口大剛報》副刊《大江》上，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註意，其詩歌多用化名發表，並主要以抒情小詩為主。武漢被中共占後，綠原隨中共軍先頭部隊進駐武漢，被武漢市委派往長江日報社負責文藝組的編輯工作。1953年初，長江日報停刊，綠原被調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其臨時住在堂子胡同某舊時大宅院內，與宣傳部的“毛選英譯室”相同所在，並得以結識袁可嘉、黃雨石、錢鍾書等人。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綠原被定為23名“胡風骨幹分子”之一，並在全國報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綠原被停職，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離。1956年秋，綠原被轉移到西單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內，同院被關押的還有路翎、徐放、謝韜、嚴望等胡風分子。1960年8月，被轉移到秦城監獄關押，在此期間，綠原創作出了《又一個哥倫布》，成為其代表作之一。在監禁中，綠原自學德語六年，出獄後得以從事德語文學編輯工作。1962年6月，綠原被釋放，免於起訴，但仍然戴著“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帽子。不久後，綠原經中宣部安排，暫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在此期間，綠原以“劉半九”為筆名，以誌其不忘本與行百裏者半九十之意，開始翻譯德語古典文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綠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書籍被迫作廢品處理。1969年中秋，綠原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成員被下放至鄂南鹹寧五七幹校，從事搬電線桿、打土坯、蓋幹打壘房、圍湖造田等。在此期間，綠原寫下了《但切不要悲傷》、《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ｎ篇》、《謝謝你》、《信仰》等詩歌。在幹校生活後期，還翻譯出了一本叔本華散文集。1974年底，綠原得以最後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譯組，負責為中央首長翻譯域外俏銷書籍。著術頗富。

閻簡弼：（1911年－1968年4月22日），文史學者、書法家、詩詞評論家。1941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在燕大學習期間曾連續三年獲哈燕獎學金第一名。1945年至1952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中文系，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58年調至沈陽師範學院，旋即任遼寧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唐詩選註》（遺稿）（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參編）（中華書局和高教出版社皆再版多次）。譯著有“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瑞典】高本漢原著，1936年出版）。主要論文有《龜峰詞及虛齋樂府撰者質疑》（1941年《文學年報》第七期）、《南宋六陵遺事正名暨攢宮發毀年代考》（《燕京學報》第30期，1946）、《梁灝中狀元的歲期年壽跟其他》（《燕京學報》第34期，1948）、《香奩集跟韓偓》（《燕京學報》38期，1950）、《讀陶淵明傳論》（《文學遺產》第8期，1954）、《談陶淵明<命子>等詩句並簡答張芝先生》（《文學遺產》第14期，1954）、《陸放翁論詩文》（《文學遺產》第141期，1957）、《為<通鑒>的編寫分工質疑》（人民日報1961年8月10日）等百余篇，另有書評等多篇，亦見於《燕京學報》。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1968年4月22日遭受紅衛兵殘酷毒打致死。年僅56歲。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紹劇表演藝術家、藝名七齡童。曾任同春紹劇團導演、浙江紹劇團導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時年46歲。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同時他還是一位社會改造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業於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同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會刊物《民國報》編輯及記者，開始以“漱溟”作筆名。1916年，任中華民國司法部機要秘書（司法總長張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究元決疑論》。1917年－1924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1921年，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學術界公認為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籌辦曲阜大學。1928年至1929年，任廣雅書院（現廣東廣雅中學前身）校長。提出“鄉治”主張。1929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1931年，在韓復榘支持下，與梁仲華等人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該派的目的是實行“鄉治”。1937年，日本侵華，奔走各地，商議抗戰的問題和防務。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年8月，於國防最高參議會上和周恩來第一次見面。1938年，第一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39年，蔣介石特委任其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2月1日離開重慶，10月22日返回。為推動團結抗戰，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該會改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務委員，並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刊物《光明報》，並任社長。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仍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第二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於國民黨與中共黨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內部不滿，辭去同盟秘書長的職務，並退出中國民主同盟，專註於講學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決疑論》、1919年 《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0年 《唯識述義》、1931年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6年 《鄉村建設理論》、1949年《敬告中國共產黨》、1949年 《中國文化要義》、1984年 《人心與人生》、1985年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向中共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1955年5月起，由馮友蘭帶頭，對其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公開批判，為時半年。當時被批的，還有梁思成（被與梁漱溟合稱為“二梁”），以及胡風和胡適（被稱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堅拒參與“批林批孔”運動而遭批鬥。時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話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於北京。逝後，馮友蘭為其撰挽聯道：“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啟超。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生於日本東京，1912年辛亥革命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曾在北京崇德國小及匯文中學就學。1915年入北平清華學校（1928年之後的清華大學），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在求學期間，因為其父梁啟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關系，結識了徐誌摩。雖然爾後因徐誌摩對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後得知徐誌摩在趕往想要聽他與林徽因的演講發生空難身亡，仍然為徐誌摩哀傷。1928年與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各地建築，回國後在沈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裏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東北大學主樓，並測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築，當時就試圖保護沈陽鐘鼓樓，但不被當地政府采納，終於被拆毀。1930年和張銳參與天津市規劃，以《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獲獎。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梁思成入營造學社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梁思成原計劃即時著手研究宋代《營造法式》，不料“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從比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築，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則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營造則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時期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還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則例中建築師傅歷代相傳的《營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編訂的《營造算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分三次刊印。為了著手研究《營造法式》，必須收集宋代建築的資料。1937年時有關宋代建築的資料，有如鳳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決定到中國各地找尋中國古代建築的實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時代，他冒很大風險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幾年間，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從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遺物，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寶坻遼代建築廣濟寺，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善化寺等，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山西五臺山7月7日發現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佛光寺。他將這些重大的考察的結果，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引起國際上對這些文物的重視，並為他日後註釋《營造法式》，和編寫《中國建築史》，準備良好的基礎。七七事變後，日本人邀請他組建“中日友好協會”，梁意識到，要想不當漢奸，必須立即離開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離開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難之路。彼時，天津意租界歡迎他以難民身份駐留。據梁再冰回憶“……父親帶領全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 ”隨後又在昆明和四川宜賓李莊定居。於昆明時，在昆明循津街“止園”，昆明市市長府的前院恢復了“營造學社”，一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5個人。整個過程中，他培養了許多建築師，並繪製了重點保護文物地圖，將它們提供給美國援華飛行員，以便在轟炸敵後時註意避開這些地點。1939年9月，梁、劉等人開始了他們計劃已久的川康地區的調查。9月9日，梁思成飛往重慶。他們開始調查重慶巴縣及北培古建，同時聯系去成都的汽車。考察了四川彭山漢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應邀作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並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咨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在此期間和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規劃，將這些列為他日後研究課題。平津戰役中，繪製北平古物保護的地圖區塊，避免受到炮擊。1949年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1950年和陳占祥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他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墻，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他的遠見不能為那時代的人理解，這些建議沒有被采納。時中共北京書記彭真在天安門上對梁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遂遭批判。之後他多次上書，挽救了北海的團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采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跡。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梁在清華全校“洗澡、脫褲子、割尾巴”大會上檢討三小時，聲淚俱下，自我汙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復古”的典型而被批鬥並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都被沒收。抄家者在其家中發現屬於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軍刀上刻有“中正贈”（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名諱），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1972年，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龔維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學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指控為“叛徒”（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民族解放青年先鋒隊”被國民黨抓過，後來放了），遭到“隔離審查”以及野蠻批鬥。1968年11月7日夜間，他被關押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中時，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亡。王友琴在《記龔維泰之死》一文中這麽描述：‘龔維泰自殺的時候，躺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個房間的地鋪上。“監管”他的兩個學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整個過程中，兩個“監管”人沒有聽到一點聲響。早晨他們還喝斥龔維泰為什麽不起來，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開被子才知道他已經死亡。龔維泰的赴死的意誌如此堅決，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蓋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張英傑，號燕南，中國著名京劇演員，以藝名蓋叫天而聞名於世。長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來並且有所發展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代表劇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獅子樓》時，為了不壓傷同臺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斷了右腿腿骨，但卻繼續演出，強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浙江分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受到了殘酷的批鬥和迫害，被安上“反動藝術權威”、“反對樣板戲”等罪名，雙腿也再次被壓斷：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燈光球場，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都被押進場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頸下掛一塊牌子。蓋叫天也被押來了，他這時已經蓄發留須，長長的直披到肩上，雙目緊閉，閉口不語。造反派要他跪倒，蓋叫天堅決不跪，上去幾個特意挑選的會武術的壯漢，強行要他下跪，他雖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動他分毫。他們要扭折蓋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勁避過。他們用一根粗木杠，將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壓住他的雙腿，兩個壯漢踩在杠的兩頭，強行把他上身拉起來。只聽“哢嚓”一聲，蓋叫天的腿被壓斷了。在度過5年淒涼的晚年生活後，蓋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導演、編劇、演員。1922年，家鄉遭到荒旱，父親攜全家逃荒至青島叔父處謀生；同年，進入青島四方小學讀書，同時幫助母親擺香煙攤。1925年，崔嵬因家境貧困而失學；同年，進入大英煙草公司當童工。1926年，因與工頭爭執被開除。1927年，考入青島禮賢中學。1929年，因抗議當政而被學校開除，青島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學不準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學，參加進步學生組織。1930年2 月，考入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編劇組學習；7月，實驗劇院停辦，返回青島。1931年，組織海鷗劇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剛成立的青島左翼戲劇家聯盟，負責組織各學校劇團的排練演出工作。1933年2月，與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陳鯉庭編）改為廣場劇《饑餓線上》；同年，青島地下黨被破壞後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憑考入私立民國大學體育專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從事戲劇電影活動，進月明電影公司附屬的東方劇社；12月初，東方劇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劇作者協會；同年，編寫話劇《察東之夜》；此外，還編寫了兒童劇《墻》。1941年，創作話劇《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故事》；同年，擔任晉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 月22日，撰寫《迎接困難和克服困難》一文發表在《晉察冀日報》；11 月底，在反“掃蕩”中跟老鄉們生活在一起，根據收集的許多素材開始創作多幕話劇《燈蛾記》。1944年，根據反“掃蕩”中的英雄事跡編寫現代京戲《老英雄》；同年，編導京戲《嶽飛之死》。1945年春，編寫多場快板劇《對癥下藥》；6月，排演話劇《李國瑞》，擔任導演；12月21日，編寫、趕排的文章《反敵偽頑合流》發表在《冀中導報》。1948年2月24日，編寫的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煩》連載於《石家莊日報》；10 月，受華北局派遣，帶隊南下中原，開辟新後方的文藝工作；12 月，在開封中原大學組建文藝研究室並擔任主任；同年，創作歌劇《是假見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處長。1951年，當選為中南文聯副主席。1952年10月，擔任中南戲曲代表團團長。1953年4月，被任命為中南文化局局長，兼中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1955年，在劇情電影《宋景詩》中飾演清末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俺們大帥——宋克義的描繪、深刻的階級感情、一份可貴的史料、我演宋景詩》。1956年，出演由徐韜執導的劇情電影《海魂》，在影片中飾演竇二鵬；4月11日，被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理事。1959年，執導由謝芳、於洋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之歌》，該片根據楊沫的同名小說改編；11月，擔任昆曲戲曲片《遊園驚夢》的藝術指導；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我喜歡老戰——創作手記的一個片斷》。1960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戲曲電影《楊門女將》，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戲曲片獎。1961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北大荒人》，並在該片中飾演黃老清；同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1962年，由其執導的戲曲片《野豬林》上映；同年，與蔡松齡合作主演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情電影《紅旗譜》，他憑借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1963年，執導抗日電影《小兵張嘎》，該片改編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說，影片獲得第2屆中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同年，執導京劇戲曲片《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年，與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天山的紅花》；12月21日，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在文藝界集中的射穢主義學院講習班“學習”；8月，講習班撤銷後，被紅衛兵揪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關押在勞改隊示眾、批鬥。1968年2月，被關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失去了行動自由，後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及秦城監獄。1969年4月，從秦城監獄被釋放回北京電影製片廠 ；12月，進“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2年10月，經過審查，獲得“解放”，但仍在幹校勞動。1974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京劇藝術電影《平原作戰》。1975年，執導劇情電影《紅雨》。197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花》上映。1978年，執導由高維啟、穆懷虎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風雨裏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羅飛：（1896年－1971年），原名福，現代著名畫家。1921年，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後，又曾削發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裏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並無“世外桃源”，於是就離開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1925年畢業。1926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30年，受“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的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邀請，符羅飛送去三幅作品，結果全部入選，成為該賽會第一位入選的中國藝術家。此後，符羅飛逐漸揚名南歐，出版了《符羅飛油畫集》，任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員，被評論界譽為“罕見的心靈畫家”。留意8年，符羅飛遊歷歐洲，舉辦畫展，並與意籍姑娘艾琳娜結婚。就在符羅飛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的時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意大利作為軸心國成員民族情緒對立，符羅飛逐漸與一些有納粹思想的人斷交。他更因拒絕創作反蘇宣傳畫而憤然從東方學院辭職。他原本計劃前往蘇聯，但聽說國共合作，惦念祖國抗戰，遂計劃回國。1938年5月，符羅飛不顧意大利師友的挽留和勸阻，舍棄意籍妻兒，隨身攜帶一支左輪手槍，登上“綠爵號”油輪回國。但他在意大利時創作的油畫作品，卻被作為藝術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準帶回國內。符羅飛回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間符羅飛得到當時國民黨海軍次長、文昌老鄉陳策和前暨南學堂堂長鄭洪年的介紹，結識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報》牽頭署名，連續七天介紹符羅飛和他的《抗日賑災畫展》，當時穗港兩地的軍、政、商賈近20位名流都參與簽名推薦，包括宋子文、吳鐵城等軍政要人。《大公報》消息稱，“符君羅飛乃現代畫壇中之一奇才，夙擅國畫，厥後遊學羅馬，師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窮西畫之奧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譽滿歐陸，顧國人知之尚鮮……”據報載，畫展“延期兩天結束，場面甚為激烈”。1939年，他與廣東姑娘梁瓊在此結婚，自此牽手相伴32年。1940年後在桂嶺師範、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1948年夏，符羅飛在香港馮乃超、周而復的寓所裏宣誓重新加入中共黨，介紹人是邵荃麟和周鋼鳴。中共國成立後，他一面創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羅飛特殊的經歷使他長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資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於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張妙玲，豫劇表演藝術家。1932年5月，隨父親張福仙搭班開始拜師學藝，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為師。初學武醜、小生、須生，後專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鄭州，隨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開封闖蕩。到開封不到兩月，便憑借文武不擋、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藝，嶄露頭角。由墊戲改為中軸，成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連演3場，轟動開封。從此以後，常香玉正式成為主演。1938年2月，為宣傳抗日，戲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編劇的新戲《打土地》。1941年秋，初識崔蘭田，並與湯蘭香重逢，合作演藝《販馬記》。1947年10月，丈夫陳憲章被國民黨逮捕，常香玉竭力營救，幾近傾家蕩產。1948年春，在西安創辦“香玉劇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劇社開始為捐獻“香玉劇社號”戰鬥機在全國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機任務，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隨赴朝慰問團到朝鮮進行慰問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風運動，常香玉也在當年5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完全認清了胡風的問題決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風集團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希望反革命的政權復辟，要人民政權垮臺。”“同時要求政府，依法堅決鎮壓反黨反人民的胡風”。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劇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長。1957年1月1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河南分會成立，常香玉擔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黨。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舉行收徒拜師大會，常香玉收孫蘭香、林秀蘭等五人為徒，並在大會上發言。1966年文革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河南豫劇團幾乎所有的老藝人、名演員全部遭到批鬥、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難逃。她首當其沖地被造反派批判為“大戲霸”、“反動戲劇權威”，遭剃頭、畫臉、掛大牌子遊街，而且在她經常演出的鄭州人民劇場前開批鬥大會，當場燒毀包括“木蘭從軍”、“紅娘”在內的珍貴的古戲裝行頭。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劇演員統統被趕到鄉下進行勞動改造。名字來源二說：常香玉出生的那個年代，戲曲表演人員的地位較低，有“戲子”一說。本名為張妙玲的她，因為唱戲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覺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說：常香玉拜師後，她的義父因喜歡戲曲中項羽這個人物，隨將其名字改為項羽，但項羽不適合女孩，故改為香玉，再加上義父的常姓，常香玉這個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參加電影《春天》的拍攝工作。12月27日，調任河南省戲曲學校校長。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亞軒，中華民國法學家、律師、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並考取公費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春，梅汝璈歸國後，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還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機關的法律方面的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梅汝璈奉國民政府派遣，於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審判日本戰爭罪犯。在兩年半開庭的過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堅決死刑處罰”等問題上維護了中國的立場。梅汝璈說：“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帳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當法國法官伯奈爾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應在文明的國度存在時：梅汝璈舉起一個杯子:如果說,杯子代表人類,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濺。梅汝璈盯著柏奈爾說：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無情地毀滅，那文明還從何談起呢?當印度法官巴爾以佛教慈悲為由反對施用死刑時，梅先生說：巴爾先生,我再次提請您註意，您是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是什麽？是對罪行進行審判，進行認定！然後根據法律給予他們懲罰！我不知道您為什麽要來做法官，您具有一個佛教徒的偉大情懷卻在縱容犯罪，這決不是一個法官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您要堅持這樣，那您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您應該回到印度的寺廟裏去！

梅先生又(面對全體法官)說：死刑是什麽？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占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幹了什麽？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強奸，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他瞪著眼，強忍著淚問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沒有人敢保證。最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絕了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長之職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便與當時中共黨駐香港代表取得了聯系。1949年底秘密到達北京，隨即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稱贊。此後，梅汝璈長期任中共國外交部顧問、專門委員兼條約委員會委員，並且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務。著有：現代法學、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中國人民走向憲治（英文）、中國戰時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開始後，梅汝璈被強製要求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並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飽受摧殘的梅汝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綠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劉仁甫，中國著名現代詩人、翻譯家、編輯家。綠原三歲喪父，六歲入私塾，十三歲失母，大他十九歲的胞兄劉孝甫助他完成中學學業。1938年，日軍攻占武漢，正在武漢上初中的綠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貸金的中學讀書，並於1939年開始嘗試詩歌創作，向胡風主辦的《七月》投稿，雖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風帶有鼓勵意味的親筆回信。兩年後，綠原因不滿學校的政治壓力，前往重慶，在鋼鐵企業做短工謀生。1941年8月11日，綠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新詩處女作《送報者》，同年底開始參加鄒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創辦的重慶復旦大學《詩墾地》文學社團的活動，並受鄒荻帆鼓勵於次年考入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與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鄒荻帆、在復旦大學教務處工作的曾卓兩位湖北人關系密切。1942年，《七月》雜誌主編胡風主動邀請他參加《七月詩叢》第一輯的出版，並為其出版詩集《童話》。1944年，尚未畢業的綠原與鄒荻帆一同離開學校，應征為援華美軍充當譯員，但因受訓期間沒有集體入黨，而從“外事局”調往“中美合作所”，綠原未去報道而遭到暗中通緝，只得在胡風的幫助下逃離重慶。離開重慶後，綠原來到川北的嶽池縣，在當地中學教書，隱姓埋名，並與青梅竹馬的羅惠結為伴侶。在嶽池縣生活期間，綠原創作上取得了突破，接連寫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詩，其創作不像《童話》時期帶有夢幻色彩的童話境界，而是直接面對現實，這些詩歌後來結集為《又是一個起點》。1947年秋，綠原回到武漢，借住在親戚家以尋找工作，幾個月通過考試進入某外商辦的油行當小職員。不久，綠原加入中共黨的地下組織，參與地下活動。在此期間，其詩歌主要發表在曾卓等辦的《漢口大剛報》副刊《大江》上，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註意，其詩歌多用化名發表，並主要以抒情小詩為主。武漢被中共占後，綠原隨中共軍先頭部隊進駐武漢，被武漢市委派往長江日報社負責文藝組的編輯工作。1953年初，長江日報停刊，綠原被調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其臨時住在堂子胡同某舊時大宅院內，與宣傳部的“毛選英譯室”相同所在，並得以結識袁可嘉、黃雨石、錢鍾書等人。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綠原被定為23名“胡風骨幹分子”之一，並在全國報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綠原被停職，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離。1956年秋，綠原被轉移到西單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內，同院被關押的還有路翎、徐放、謝韜、嚴望等胡風分子。1960年8月，被轉移到秦城監獄關押，在此期間，綠原創作出了《又一個哥倫布》，成為其代表作之一。在監禁中，綠原自學德語六年，出獄後得以從事德語文學編輯工作。1962年6月，綠原被釋放，免於起訴，但仍然戴著“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帽子。不久後，綠原經中宣部安排，暫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在此期間，綠原以“劉半九”為筆名，以誌其不忘本與行百裏者半九十之意，開始翻譯德語古典文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綠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書籍被迫作廢品處理。1969年中秋，綠原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成員被下放至鄂南鹹寧五七幹校，從事搬電線桿、打土坯、蓋幹打壘房、圍湖造田等。在此期間，綠原寫下了《但切不要悲傷》、《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ｎ篇》、《謝謝你》、《信仰》等詩歌。在幹校生活後期，還翻譯出了一本叔本華散文集。1974年底，綠原得以最後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譯組，負責為中央首長翻譯域外俏銷書籍。著術頗富。

董堅毅：（1925年－1960年），董堅毅是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碩士(或博士，因年代久遠，介紹情況的人已記不清)，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二人學業有成，生活優裕，情深意篤，堪稱幸福家庭。這對幸福情侶也是癡心報效祖國的熱血青年。董堅毅畢業後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歸國的影響下，於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堅毅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設，主動報名，只身來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此時，他們已有了兩個小孩。鳴放中，董堅毅給領導提意見言辭激烈，被劃為極右分子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新添墩勞動教養。開始，董堅毅在農場還當他的醫生，給難友們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著悶罐子車遷場到了高臺明水分站，住在窯洞裏。在他勞教的兩三年裏，妻子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都從上海迢迢數千公裏，轉車幾次(當時蘭新鐵路尚未與上海接軌)，到農場看望親人。每次都帶來很多吃的用的，對受難的親人關懷體貼得無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後，口糧一減再減，很快出現死亡。董堅毅的身體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對當組長的劉文漢安排了後事，說：“按照以往的經驗，她每兩三個月才能來一次。我是學醫的，我知道我將不久於人世，這幾天，我坐著就出現意識喪失、眩暈，這樣結束生命，沒有呻吟，沒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再見到她。你為人忠誠，樂於助人，不同於別人，我信任你。”接著，又淒慘地說了說他死後，讓劉文漢用衣被毛毯如何裹紮，使他的身體不要暴露在外。劉文漢聽了，心裏淒涼，對他說了些勸慰的話。三天後，董堅毅停止了呼吸，時年35歲。劉文漢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將他裹紮停當，由埋屍隊的人將他擡埋到被雨水沖刷留下的一個地穴裏。劉文漢是原公安廳的幹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戰役中參軍後，在抗美援朝前線英勇負傷，1951年回國後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從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調甘肅省公安廳政治部工作。在鳴放中，他因發表了一篇諷刺領導道德敗壞思想作風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頂頭上司懷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將他劃成了極右分子，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在反右派鬥爭中抄家時，還將他歷年獲得的7枚獎章和紀念章搜走沒收。此時，他只有23歲。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一個晚上，劉文漢和窯洞裏的難友都已睡了，忽聽得外面有人喊：“董堅毅，董堅毅!”原來是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趕來了，顧曉穎掀起窯洞的草簾子走進來，就著急地問：“老董在嗎?”窩裏的9個難友一陣慌亂，面面相覷，真不知該怎樣回答。在昏黃的燈光下，她認出了劉文漢，說：“你是劉文漢嗎?老董在信上說到你，老董他住在這裏嗎?”顧曉穎拉下頭上圍的綠絲巾，露出她秀美年輕的臉，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溫柔賢淑的氣質。劉文漢連忙給她倒了一杯開水，回答說：“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顧曉穎沒聽懂他的意思，別的難友也不敢說破。這樣，大家都沈默無語，不知說什麽才好，直直坐了一夜。天亮後，劉文漢覺得一直瞞下去也不行，就告訴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經去世了。”一句話說出，只聽得顧曉穎“哇”的一聲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哭聲，一直號啕大哭不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見到她慟哭不已的情狀，一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後，她伏在帶來的大格子提包上飲泣，眼淚不斷地從手指縫中流出。後來，她終於鎮定了下來，要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身。令難友們大吃一驚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裏空空如也，屍身不知到哪裏去了。經過查問尋找，最後在後溝裏發現了董堅毅的屍身被扔在荒野裏。這真是慘不忍睹的一幕!原來，董堅毅身上裹紮的毛毯、鴨絨被已被難友們扒去，董堅毅屍身上的肉，已被饑餓的難友分幾次切割吃完了，因為頭上無肉，紫褐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一眼認出心愛的丈夫死後成了這般模樣，就撲到骷髏上，抱著丈夫的頭顱又哭又親，哭個沒完，親個沒完……難友們一個個都難過地低下了頭，連勸慰的話都不知該說些什麽。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說：“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後來，幾人勸了又勸，硬是拉著扶著顧曉穎回到窯洞裏，一起商量如何處理董堅毅的屍體。商量了半夜，提了幾個方案，最後決定火化屍體，把骨灰由顧曉穎帶走。在難友們的幫助下，從附近找了3個農民，顧曉穎付給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這原是帶來給董堅毅的)，由農民找來了些柴火、樹枝，後來又買來一桶煤油，將屍體焚化。因燃料少，屍骨未能焚化成灰，頭顱、骨頭仍是原樣。劉文漢拿出自己的一條在朝鮮前線帶回的美軍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這則慘絕人寰的故事，就這樣畫了個句號。一個癡心報效祖國的愛國者竟然得到這樣的回報！——35歲就離開了人世！竟然在自己的國土上死無葬身之地！一對海歸專家夫婦，竟如此生離死別！

董曉初：（1901年－1968年），著名中醫。14 歲始在無錫雪堰橋鎮從師學醫。 20 歲考取中醫師執照。“九一八”事變後，到津行醫，醫譽日隆， 40歲時已名噪津門。1949年後，任兆豐中醫聯合診所所長。1956年到天津市中醫醫院工作，任內科主任兼任天津市衛生局中醫考試審查委員、中醫學會副主任委員、西學中學習班顧問、農工民主黨天津市委員會常委、政協天津市委員會委員等職，並先後兼任天津醫學院附屬醫院、傳染病院、南開醫院等市級醫院中醫顧問等職。1961年在天津市中醫醫院第一個創建心臟專科。其對《傷寒論》、瘟病學研究極深，研製“通脈養心丸”，深受患者稱許。一生以仁術濟世，至今為人們所贊頌。文革爆發後被殘酷批鬥，不堪淩辱，上吊自殺。終年67歲。他自縊後，所住房子的樓上到樓下，貼滿“自絕於人民”“死有余辜”的大字報。

董鐵寶：(1917年－1968年10月18日)，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1939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即奔赴抗日大後方，冒著日本飛機的轟炸修滇緬公路橋梁，出生入死地和橋梁工人一起生活戰鬥。1945年赴美，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參加研究工作，並在194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和紐曼克等著名學者一起工作時，他有機會參與了第一代電子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學的訓練、先進的計算工具、個人對於數學的鉆研，使他後來能夠對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1956年，強烈的愛國心使39歲的董鐵寶毅然放棄已有的良好工作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積極籌劃回國，終於沖破重重障礙，和他的夫人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歷時3個月回到了祖國。當時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都爭取他去工作，他考慮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學子是科技興旺的希望所在，乃決定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國的計算機事業還處於創業階段，當時計算機科學這個名詞也還未形成。董鐵寶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從計算力學、計算數學，一直延伸到程序編製、計算機設計的原理等都是他從事的工作。1958年北京大學開始製造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得到了他的積極支持和具體指導。通過這臺小機器的製造，培養了一支技術隊伍。他還參與了60年代初每秒百萬次計算機的設計。北京大學計算機事業的發展中，有董鐵寶的功績。從他回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學固體力學教研室和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外，他還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工程力學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單位兼職，也曾多次參與有關的全國性規劃、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專業活動，如水壩抗震、防護結構的研究規劃。這些活動使他的才能和科學見解有了用武之地，而宏偉的國家建設，又進一步激發了他獻身於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熱情。他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力學和計算兩個方面。然罪惡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董鐵寶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關押在北京大學28樓，不準與家人見面。在“隔離審查”中，1968年10月18日，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董時光：（1912年－1960年3月），西南師範學院教授。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因大量發表反對美國出兵朝鮮，支持中共黨和毛澤東的激烈言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作為親共危險人物，1955年被強製驅逐出境，返回中國。回國時，周恩來親自迎接他。他是四川墊江人，一門三兄弟都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當時幾所著名大學力聘，因三哥董時恒是西南師範學院體育學教授，經三哥介紹，他選擇了西師。1957年中共開展整風。5月11日，西南師範學院黨委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教師座談，對黨委提意見。《重慶日報》派記者采訪。董時光發言，開口就聲明：自己“從解放前就一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著，現在西師的領導以為我不積極，這只能證明他們不要民主。”他就西師存在的黨群關系、高校黨的領導問題，談了自己的觀點，批評校領導有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還舉例說他回國不久，和幾個學生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被校警幹涉，說領導規定不準照像。雙方爭執起來，校警報告給領導。他也寫信給校領導，抗議這種沒道理的禁令。院長辦公室回信責備他“不敬愛毛主席”。他說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等等。5月29日，《重慶日報》以煽動性語言和斷章取義、篡改拔高的手法，對他批評一些積極分子不擇手段靠攏黨組織的話，改為“投降變節分子”，“善於曲膝的人”，“喜歡拍馬屁、無恥鉆營”，對阿諛奉承者應該殺掉……並冠以《我與“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的標題發表。董發現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報社不予理睬。他認定這是耍“陰謀”，侮辱人格，於是寫信指責報紙斷章取義，要向他賠禮道歉，說要是在美國，他還要向法院起訴……《重慶日報》毫不客氣一字不漏又登了出來。一個從美國跑回來的知識分子竟與黨報叫勁，這在全國也絕無僅有，一時間把個山城鬧得沸沸揚揚。董時光講他的鳴放意見時說：……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績來。可惜我的想法錯了，我碰到一個外行，是學校黨委書記兼院長方敬(時任副書記兼副院長－－著者)。他不是為教師創造自由寬松的學術教育環境，而是製造麻煩。幾乎每天都敲打我們，一遍又一遍喊“學習馬列主義”啦，“改造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啦。就像《西遊記》裏的唐僧，自己一點本領沒有，人妖不辨，只會對孫悟空念緊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這樣一個外行管理學校，註定了我們教師無所適從。他不懂教學，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爺架子，特別是對我這樣從美國回來的人，就像周身都帶著帝國主義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難。在他看來，不脫胎換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學生！真是荒謬之極，奇談怪論！在美國，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樣出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嗎？按他那一套來改造知識分子，絕對出不了諾貝爾獎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這些年來，對知識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們“脫褲子洗澡”，“割小資產階級尾巴”，真是無聊至極，侮辱人格嘛！知識分子盡心竭力搞射穢主義建設，頭上卻戴頂緊扼咒，真讓人心寒。方敬不象領導，象是唱贊美詩的，舉件小事讓同學們看看其人品。學校有一對年青人結婚，請他主婚。他卻大放獗詞，說今天兩位新人能幸福地結成終身伴侶，應該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們才有今天的相愛結合，你倆要牢記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講完這些肉麻的話，他轉身對著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學們，這說明什麽？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年青人結婚，關毛主席什麽事？當了紅娘牽了線？今天結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懷孕，生小孩，還是毛主席的功勞？這種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陽救星，下管人間煙火，實際是搞個人崇拜嘛。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教訓：搞個人崇拜，就會把中國引向造神時代，就會產生個人獨裁！我們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開創民主新局面。這次整風，就是要整掉這種阿諛奉承，搞個人崇拜的作風。……毛主席真偉大啊，整風運動就是要還權於民，讓人民先擁有監督權，然後走向民主選舉的共和製度，這是根絕幾千年中國專製暴政的偉大創舉，我舉雙手贊成……正當大鳴大放如火如荼之際，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操刀的社論《這是為什麽？》，吹響了反右鬥爭的進軍號。接著，《人民日報》又發表《工人說話了》、《農民說話了》，反右運動如狂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對董時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慶日報》報道《董時光繼續散播反動言論，西師師生員工群起駁斥》，董受到猛烈的批判。接著，西師黨委精心組織了對“大右派”董時光的批鬥，向各大學發出邀請。隨後，董時光與重慶幾千個被定為“勞動教養”的“右派”，都到大山裏修內（江）昆（明）鐵路去了，那裏勞動強度和生活艱苦程度，讓人難以想象。剛去不久，就有人跳懸崖絕壁自殺。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又調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右派"建立了“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去修築內昆鐵路。董時光被編入第27隊。1959年10月，內昆鐵路停工下馬，“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又轉戰涼山修成昆鐵路，此時口糧下降，菜裏看不見油珠，勞動強度極大，饑餓再次襲來，大批右派水腫，工地上經常發生瘁死。1960年3月，成昆鐵路也下馬停工，“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部分成員被送到雷波、屏山、馬邊三縣交界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那裏是大涼山和五蓮峰山脈交界的大山區，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董時光在那裏當了養馬的馬倌。當時大饑荒席卷勞改農場，董時光也全身浮腫，饑餓和勞累已經把他折磨得完全脫了人形，嚴重時走路都摔跟頭。一天，他竟然有了個在他看來一定是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更加偉大的發現：在馬糞蛋中，竟有一兩顆沒消化了的胡豆！他趕緊動手，在一堆堆馬糞中找胡豆，然後淘洗幹凈，比人參還寶貴地放進了口中。從此，董時光最大的樂趣，就是在馬糞中尋找那比珠寶更珍貴的胡豆，並將找到的胡豆洗凈曬幹，積攢起來，以備更嚴重時充饑救命。一段時間，他竟積攢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點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時，被別人發現，立即向幹部匯報，說大右派董時光偷吃馬糧。於是立即組織了批鬥會，會上幹部安排的“改造積極分子”帶頭，其他犯人一擁而上，將他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農場勞改醫院後，不治而死，報國五年，命喪黃泉，終年48歲。

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其1949年後的作品有將藝術政治化的傾向。《開國大典》不但成為後來“紅光亮”文革繪畫形式的源頭，而且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迫使董希文親自兩次進行修改，抹去先後失勢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原國家主席劉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學生靳尚誼臨摹一張抹去原政治局委員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又被復製了一版，反映該畫最初的樣子。董希文畢業於杭州惠蘭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學土木工程系，1933年和1934年先後就讀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和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受教於中國第一代油畫名家顏文梁、方幹民和朱士傑等。1939年國立藝專畢業後曾去越南河內的巴黎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了半年。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員，臨摹壁畫。1946年開始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教。期間同情中共黨領導的學生政治運動，參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動。1949年7月參加繪製第一幅天安門上的毛澤東油畫像，同年12月加入中共黨。1952年至1953年創作了油畫《開國大典》。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起稿組長，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創作過《春到西藏》、《哈薩克牧羊女》、《苗女趕場》、《百萬雄師過大江》等主題性繪畫。57年被劃入右派，並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1962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吳作人、羅工柳、董希文工作室。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他被扣上“黑線專政”的帽子下放勞動。1973年1月8日因癌癥逝世。臨終最後一句話：“把我放平。”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紹明，筆名求思。翻譯家。192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哲學系。同年底參加北伐戰爭，主編《血路》。1930年參加左聯和社聯的發起工作，並主編《國際》月刊。1945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並任《民主》周刊編委。1946年加入中共黨。1949年10月1日後，歷任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主席、《翻譯》月刊主編、中國作協編審、《世界文學》副主編。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翻譯作品有《大衛•科波菲爾》、《高原牛的家》、《戰爭與和平》、《士敏土》、《傑克倫敦傳》、《紅馬駒》、《跪在上升的太陽下》、《卡爾•馬克屎》、《佳作》、《馬背上的水手》、《煙草路》。1966年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而死，終年70歲。

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1968年10月23日)，結構力學專家、從事航空航天器結構穩定性的研究。6歲進入縣立第四小學，畢業後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級職業學校機械班。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了中國東三省，程家經濟日益困難，無力供養程世祜讀書，只好輟學在家種田勞動，近兩年的體力勞動生活。1934年春，程世祜跟隨表哥逃難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為東北流亡學生，他考取了東北中山中學（校址在北新橋）。1936年一二九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程世祜積極參加遊行，散傳單，宣傳抗日。1937年6月畢業後，在西安考取了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改名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春，他隨該校遷到陜西省南部城固縣，1939年，學校改名為西北工學院。程世祜在大學機械系學習的4年間，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按照當時的辦法，依靠“戰區學生貸金”來完成學業。1941年6月大學畢業後，在蔡家坡西北機械廠任技士實習生，直到還清了大學學習期間欠學校的借款。隨後，他到陜西省交通部隴海鐵路機務段任技士實習生；又在貴陽交通部鐵路技術標準委員會任實習生。抗日戰爭中，他歷任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實習生、工務員、幫工程師。1945年，程世祜經中華民國教育部考試合格，被選派出國留學。8月到英國後，首先在曼徹斯特一家機械廠實習鑄工、木模工，從事機車鍋爐製造等工作，與工廠工人同勞動。第二年到臘格比城一家電器設備廠實習。實習內容主要是蒸汽輪機製造，包括汽輪機控製系統及部件、汽輪機葉片製造和安裝汽輪機總裝及試驗設計、計算和現場安裝、試車等。1948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機械製造廠學習了一年。1949年9月，通過好友賈有權的幫助，程世祜轉到美國留學。先在美國鹽湖城猶他（州）大學機械系讀研究生，1950年9月獲碩士學位後轉芝加哥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力學系學習，在著名力學家、殼體專家唐奈爾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載荷下的局部應力分析問題》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後，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師。中共國的成立使程世祜歸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國移民局提出回國申請，由於中美沒有建交，申請被拒絕了。但他仍繼續努力爭取。當時，在美留學的愛國學生組織起來，集體上書抗議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積極的組織者之一。1954年夏，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就美國不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一事向美國當局提出抗議，才迫使美國移民局批準中國留學生回國。程世祜也在被批準之列。他不顧美國政府的種種刁難和阻撓，終於在1955年1月回到了久別的祖國。回國後，他結婚生子，組織了幸福的家庭。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力學室，側重於板殼理論和振動理論研究。1956年初，力學研究室擴大成立力學研究所，程世祜是創建力學所的首批力學專家之一。同年，他經機械工業部提名，隨中國科學院新技術科技考察團去蘇聯參觀訪問。黨中央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和蘇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建設事業使他深受鼓舞。考察歸來後，他帶領幾個青年人積極從事殼體穩定性研究，並結合殼體工作建立了熱應力試驗室。由於他具有殼體穩定性理論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廠工作的經驗和關於機械製造、設計和實驗方面廣博的知識，熱應力實驗室立現雛型。1958年，大躍進開始，中國科學院部署了研製火箭、衛星的任務，力學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隨之轉向為國防尖端科研服務。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組，任務是研製地球物理火箭箭頭，擔任結構分系統技術負責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國第一個火箭模樣箭頭，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上展出。1958年8月，中國科學院抽調力學研究所等單位的主要技術力量與上海市聯合組建上海機電設計院，其任務是研製地球物理火箭，計劃在次年慶祝國慶10周年時發射作為“獻禮”。程世祜遷往上海，任該院火箭總體設計部結構室主任。這一年，他主持設計並加工出了第一批殼體模型，進行了一系列靜力實驗，求得了符合當時加工條件的計算圓柱殼體“下臨界應力”系數，給以後的火箭結構計算打下了基礎。1959年春，他回到力學研究所，二次組織力量，把在“大躍進”中被拆散的熱應力實驗室恢復起來，進行內壓殼的研究試驗工作。他在內壓殼、高溫彈性模量測定、高溫應變測定方面采取輪班深入的辦法，分別進行指導。1960年6、7月間，他向國防部門交出了《內壓圓柱殼穩定問題》的研究報告。1961年8月，他寫出《關於“彈性圓柱薄殼的一般穩定性”問題》一文，在《力學學報》上發表。1962年至1964年，他先後任力學研究所12室結構組組長、副研究員，承擔國防部五院的協作任務，研究圓柱薄殼的穩定性。1962年，建立了紙殼試驗研究題目，後因人員變動，工作又被中斷，實驗室又被拆散。1964年底到1965年，他主動申請去山西參加農村“四清”運動。1965年底回到北京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因留學背景，程世祜受到了迫害，1968年10月23日，回國僅十三年的程世祜，在這天自殺身亡。

程千帆 ：（1913年－2000年），中國文史學家。1923年舉家遷往湖北武漢，從堂伯父程君碩習古典文史。1928年秋從漢口到南京，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三年級學習。1932年金大附中畢業，入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其時，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和金陵大學(1952年並入南京大學)教授互有兼課，故得以受業於胡翔冬、胡小石、黃季剛、吳矍安、劉國鈞、劉繼宣、汪辟疆、商承祚諸師。大學三年級時，結識國學研究班二年級研究生沈祖棻。1936年金大畢業，回金大附中任教一年。1937年抗戰爆發，避難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學任教。自此與沈祖棻在戰亂中結縭逆旅，輾轉於長沙、武漢、重慶、康定等地。1940年後執教於樂山技藝專科學校、樂山武漢大學、成都金陵大學、四川大學及四川省立成都中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執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此後在珞珈山度過了32年。著有《目錄學叢考》，《校讎廣義•目錄篇》，《文學發凡》，《文論要詮》，《文學批評的任務》，《古典詩歌論叢》，《宋元文學史教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在校被冠以“右派元帥”受到迫害。1978年8月重返金陵園，受聘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程遠：（1904年－1968年1月）原名程其英，女。中國學者、社會活動家。1923年到1925年，程遠在德國柏林大學及哥廷根大學學習。1929年，再次赴德國留學，參加國際射穢主義戰鬥同盟、反帝同盟等社會團體，反對法西斯主義，1933年被德國驅逐出境而回國。1935年，上海發生“怪西人案”，學者劉思慕（中共地下黨員）遭到叛徒陸海防出賣，其全家遭到軍統追捕，受到程遠掩護而脫險，程遠自己則因此受牽連而被逮捕關押四個多月，後獲釋。抗日戰爭爆發後，程遠出任上海第十四傷兵醫院代院長，主持量才流通圖書館、補習學校以及劇團；後來主辦重慶七七圖書館、宣傳隊以及印刷廠。1940年，程遠擔任重慶私立孤兒院小學校長。1943年後，任教於重慶北碚江蘇醫學院和復旦大學。1950年起，程遠在北京任國際新聞局德文翻譯，1957年調到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程遠遭受殘酷迫害，於1968年1月逝世。章立凡先生在《“程思遠思程遠”的對聯舊事》文中有這麽一段話：－－“文革”期間文強先生是秦城監獄的“在押戰犯”，竟無意中目睹了程遠女士的最後遺容。他對我講述了當時的經過：“有一天被派去打掃院子，發現墻角有一個席卷，掀開一看，是一具女屍，我認出這人竟是程遠，眼淚頓時就落下來了。這女人死得慘哪！”過去我一直聽說程遠是自殺身亡，但遺體何以在秦城出現，至今仍是個謎。

程應銓：（1919年－1968年12月13日），建築師，清華大學土木系講師。程應銓從南昌市第二中學到大學，一直是高材生，颯爽英姿，夠得上“倜儻”二字，英文、畫畫、攝影、遊泳、打網球，無一不精。歷史學家程應镠把弟弟程應銓介紹給昆明天祥中學學生林洙，讓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顧林家。林洙父親學建築出身，與程應銓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許。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從昆明遷返北平。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並入清華建築系(當時稱營建系)。程應銓的同班同學吳良鏞應梁氏夫婦之請，去了清華。不久，吳去美國留學，他把在上海海關工程處工作的程應銓介紹入清華建築系(一說是沈從文推薦的)。號稱建築系的四大金剛之一的程應銓擔任規劃教研組組長。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賞識程應銓。程在城市規劃與建築思想上很有藝術眼光。許多年裏，程是他們的得力助手。程應銓教書也很受學生歡迎。由於他業務好，還翻譯過一些高水平的建築學著作，填補了國內建築藝術方面的某些空白，許多雜誌紛紛轉載。1956年6月，程應銓作為中國建築師代表，隨代表團訪問了波蘭等國，副團長是梁思成。程很欣賞波蘭的古建築，波蘭人在二次大戰後寧願餓肚子，也要在廢墟上恢復華沙古建築的狂熱，給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學習波蘭文，深入研究波蘭的建築藝術。他才華橫溢，抱負多多，滿懷激情地想在城市規劃上有所建樹。可惜，他失之於太單純。1957年鳴放，沒有必要地卷入當時建築界在城市規劃上的爭論。在系裏的一次小組會上，他激昂慷慨為華攬洪、陳占祥被調出北京建築設計院而抱不平，因而獲罪劃為右派。屋漏又逢連夜雨。程應銓政治上罹難，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壓力下與其離婚，並不許程見兩個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師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程應銓對親人說，林洙簽字離婚時說，他只有兩件事讓她感覺良好，一是1956年作為中國建築家代表團的成員出訪波蘭等東歐國家，林洙作為年輕建築學家的妻子覺得風光無限；另一件是他翻譯了不少好書，得到不少稿費。此兩項皆直指名利。林洙告訴程應銓：兩年之內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復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裏找程應銓談話，問兩人有無復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說：“我又不是太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又遭審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程應銓換上訪問莫斯科時所穿的嶄新西裝，跳入他無數次如魚般遊弋的遊泳池，將自己和水一道冰封……程應銓生前，班上有個女學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顧程老師的右派身份，也不考慮兩人年齡上的差距，熱戀著程應銓。系裏從中橫加幹涉，畢業後故意把她分配到雲貴高原。

程國英：(1922年11月－1967年) ，別名程果，擅長油畫、水彩畫。195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美術教研組副主任、講師，1968年11月12日在清華園荷花池南邊土坡上自縊身亡。

程述銘：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臺研究人員。1948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從事天文報時並作出優秀成績。文革初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而監督勞動。1971 年，有人告發他“散布損壞江青形象”的言論，再次被隔離關押。在天文臺的關押地上吊自殺。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著作等身的傅雷的譯作多為法國文豪巴爾紮克和羅曼•羅蘭的名著。15卷《傅雷譯文集》，共五百多萬字，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還是一位傑出的美術批評家。24歲的他就譯出了《羅丹藝術論》這樣不朽的名著。26歲的傅雷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課時，寫出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不僅分析了一些繪畫、雕塑名作，更觸及了哲學、文學、音樂、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等等，足見其知識之淵博，多藝兼通。此外，傅雷對其子家教極嚴，而又父愛至深，其家書後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書》，至今影響深遠、廣為流傳。1920年（12歲）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4年因批評宗教而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參加反學閥運動。秋後考入上海持誌大學讀一年級。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南京藝術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次年與龐薰琹和倪貽德結成“決瀾社”。中日戰爭時期，留在上海，此後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曾發表親美言論。抗戰期間，他也曾應滕固之邀在遷往昆明的國立藝專短期任教，後離職。1949年之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等職。傅雷學養精深，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傅被上海市作協劃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領導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事後上海市中共委員會派柯靈通知傅雷該消息。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陰謀家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1958年12月，留學波蘭的傅雷長子傅聰坐飛機出逃英國。此後，傅雷閉門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淩辱，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傅雷享年58歲。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中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乒乓球教練員。曾擔任中國國家隊乒乓球教練，被認為對中國乒乓球運動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的貢獻。與容國團、姜永寧並稱當代中國的“乒壇三傑”。傅其芳出生在浙江寧波，小學時即開始了乒乓球的訓練，得過多次地方冠軍，後因生活所迫，輾轉到達香港，以打球為生。1949年，傅到香港定居。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隊戰勝了日本隊，奪得亞洲冠軍。領獎後，一位年邁的華僑女教師對他說，要是他能代表中國，那該多好。1953年春天，傅從香港重新回到中國內地，賀龍（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特批其月薪為200元，在當時屬於相當高的水平。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韋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冠軍的獎杯。傅其芳曾經擔任中國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指導出了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並且率隊連續三年捧得“斯韋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壇。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其從香港歸來的身份，傅其芳被指為中國國民黨組織“三青團”的特務、奸細而遭到批鬥。他被揪出來遊鬥、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體育館，傅其芳離開關押他的房間，來到旁邊的一間小房，反鎖房門，在掛窗簾用的銅杠上自縊身亡，時年45歲。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國著名政治軍事人物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後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園藝專業就讀。抗戰時期，金陵大學因南京而遷往四川成都辦學，傅作恭隨之到成都就讀。畢業後便到時任抗日戰爭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的二哥傅作義下轄的綏遠省工作，先後擔任綏遠陜壩農場場長和奮鬥小學校長，其中奮鬥小學為傅作義創辦。1950年8月，傅作恭從綏遠到北京探望傅作義時，恰好遇見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鄧寶珊。受鄧寶珊邀請到甘肅工作，後任甘肅省林業廳造林科科長，曾主持開展了多項甘肅省的植樹造林工作和蘭州市的綠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相繼爆發，傅作恭被甘肅省林業部門劃為右派分子，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並被送到酒泉市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由於恰逢三年大饑荒，夾邊溝農場關押勞教人員遠超農場可自給自足的數量，當時農場管教和上級部門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動派”的邏輯未給農場提供充足的糧食，致使在夾邊溝農場的部分勞動教養人員因饑餓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寫信向傅作義反映了夾邊溝農場的問題和個人的生活困難。收到信後，傅作義讓警衛秘書給傅作恭寄錢，並向中共黨中央反映了甘肅夾邊溝農場的問題。中共黨中央派出中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錢瑛為組長、公安部副部長王昭為副組長的中央檢察團，赴甘肅夾邊溝等地進行實地調查，並及時將調查情況上報中央、通報給中共中央西北局。但當中央檢察團來到夾邊溝農場實地調查時，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就再也沒能起來。

　　

傅惜華：（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寶泉，北京滿族，富察氏。戲曲研究家、俗文學研究專家和藏書家。1931年，傅惜華在梅蘭芳、齊如山等人創辦的北平國劇學會任編輯部主任，代理事長，並參與主編了《國劇畫報》、《戲劇叢刊》。他曾與傅蕓子主編《華北日報•俗文學》周刊，1941年後，沒有上過大學的傅惜華在北京大學開始講授中國文學、戲曲。中共建國後，在中國戲曲研究院任研究員、圖書館館長等。正當其忙於筆耕、忘我工作時，病魔殘酷向他襲來。中風使他半身癱瘓，右手不能拿筆寫字。他以堅強的毅力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先後記錄了萬余張卡片。《北京傳統曲藝總錄》、《清代雜劇全目》、《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傳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後編著的。著有《綴玉軒藏曲誌》、《中國小說史略補編》，編有《戲曲選》、《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子弟書總目》、《元代雜劇全錄》、《北京傳統曲藝總錄》 、《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上下）》（1981年，該書才得以出版）、《白蛇傳集》，參加編校《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傅惜華和家人不斷地遭到批鬥。一天，來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關在一間小屋裏不準出來，然後把他幾十年來苦心收藏的數萬冊圖書、一些珍貴的字畫以及其他物品裝了滿滿的二卡車揚長而去。書被抄走的當天，面對空空如也的碧蕖館，全家人的悲憤和抑郁可想而知。夫人自殘後於1969年1月10日無望地離開人世。在悲痛與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華被送醫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含冤而逝。

　　

傅樂煥：（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國歷史學家，專攻遼金元史，傅斯年堂侄。與馮家升、陳述 (歷史學家)並稱為“遼史三大家”。傅樂煥1913年出生在山東濟南，年幼在濟南求學，因父喪而中斷學業，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書記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再次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1942年發表《遼代四時捺缽考》，該項研究成果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他也被聘為副研究員。1947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留學。1950年，以《捺缽與斡爾魯朵》一書獲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後，拒絕來自各方面的利誘，排除種種幹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祖國，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因院系調整前往中央民族學院任職。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期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份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1966年文革開始，傅樂煥成為中央民族學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這個劫數除了學術上的"反動"外，更為致命的是他與傅斯年的關系。一時間，傅樂煥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陸的特務"、"潛伏在人民內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府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連續的批鬥、關押、逼迫交代與殘酷折磨，使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淒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誌，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主意打定，傅樂煥從關押的一間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選好的陶然亭，縱身投湖而亡。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僅13歲的彭文應考入清華學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寫政論，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彭文應、高士其一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高士其學化學，彭文應學政治學。自該校獲得學士學位後，彭文應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1932年學成歸國，出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剛剛回國，彭文應便在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第四期上發表了《射穢主義之路比較可通》一文。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工農紅軍及其根據地的圍剿，彭文應撰寫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論》雜誌一卷六期上，文章稱：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兩年來政府堅決不變的政策。國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過，帝國主義可以攜手，但是共產黨必須鏟除，政敵必須消滅。這又是兩年來政府始終如一的態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擄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屎、服膺列寧的青年，贊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胞。”彭文應贊同射穢主義，同情並支持中共黨。1947年民盟被中國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被迫“解散”後，民盟“一邊倒”向了中共黨，並轉入地下鬥爭。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員，有成員500余人。梅蒸棣（1948年時任國立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總支委員）回憶稱，約在1948年，經孫大雨介紹，彭文應給梅蒸棣捐了一筆錢，彭文應講明是支持學生反蔣運動的。1949年5月初，中共軍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乃下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 當時，彭文應正躲藏在江西老鄉劉之綱開辦的申江醫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務闖入該醫院，當場逮捕院長劉之綱，後來險些將其活埋。彭文應則及時跳出窗口，爬上屋頂，從而免遭逮捕。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剛生完孩子，身體虛弱，雖未被逮捕，但因受驚嚇而埋下病根。彭文應的三姨（即鄧世瑢的姊妹）鄧世琳及司機則被特務逮捕，其中鄧世琳在獄中受到非人的淩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軍占領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應才重新上街。他在街頭舉起小紅旗，和民眾一起歡呼：“解放軍萬歲！”、“共產黨萬歲！”中共國成立後，彭文應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在朝鮮戰爭中，1951年，彭文應參加了第一屆中國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共誌願軍指戰員。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彭文應逢人便說：“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在反右運動中，民盟成為重點受打擊對象，遭到嚴重打擊。民盟中委與候補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員總數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員也被打成右派。作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也在劫難逃。與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誌遠，副主委陳仁炳，宣傳部主任徐鑄成。在反右運動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兩度提到陳仁炳：“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麽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麽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麽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了張春橋撰寫的署名“常孰”的《質問彭文應》一文，攻擊彭文應，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來，1958年張春橋出版《今朝集》一書時，將《質問彭文應》也收入其中。《質問彭文應》一文發表前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應的文章。短短3個月內，除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一文外，僅《解放日報》便發表了近20篇同類型的文章。上述報刊發表的文章有《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反黨好漢彭文應》、《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印發，其中將彭文應的“嚴重反黨言行”被分別編為八類。其中有： “射穢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製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在遭受十多次批鬥會後，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鄧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應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申辯稱：“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 數天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又稱：“譬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裏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彭文應一直拒絕“低頭認罪”。有位朋友勸他說：“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 他回答說：“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所有職務，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資津貼隨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沒有絲毫收入的無業人員。當時，他的子女尚未成年，還有長輩需要贍養。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趕緊遷入了重慶南路的一間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應連一篇檢討也不寫，當時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多次登門勸他：“只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麽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卻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射穢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的老友王造時也曾好心勸過彭文應。王造時遺存的一份“思想匯報” 中載有：“和彭文應談話比較久，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還是老一套，首先說他不懂為什麽他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其次從歷史上說明他是擁護黨、跟著黨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應的次子彭誌平在極度苦悶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藥、碎玻璃、針，被彭文應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得以轉危為安。1961年12月20日，彭誌平在其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宿舍內再度服安眠藥自殺身亡，年僅19歲。彭誌平的死，是彭文應在妻子去世後遭到的最大打擊。1958年下半年，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區勞動，其中包括彭文應。但彭文應事先聲明：“我是來參加勞動鍛煉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在次子彭誌平自殺身亡後，彭文應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應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前來，親自將其送入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關照。彭文應的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紛紛來到醫院看望。30多天後，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癥逝世，享年58歲。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毀滅。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該請示報告中，認為不屬於錯劃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此即後來俗稱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認為應對他們“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除了這五名中央認定的右派分子外，還有由各地方認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也被認為不屬於錯劃，總計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堅，筆名彭嘉生，江西萍鄉人。中國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鹿兒島第七高等專科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１９２７年回國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滬上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先後翻譯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屎主義的根本問題》等經典哲學著作。1952年被任命為交通大學校長，1956年主持交通大學西遷工作，1959年交通大學分立後被任命為西安交通大學首任校長。1968年3月死於文革迫害。

彭子岡：（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筆名子岡，女記者。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歲開始寫作，中學時便開始向《中學生》雜誌投稿，為葉聖陶所賞識。在淞江二中讀初三時，她的作文《我的燕子》獲得葉聖陶主編的《中學生》雜誌命題的文藝競賽第二名。三個月後，她又以《學校生活日記一則》獲該雜誌命題文藝競賽第一名。女中校長贈送給她一柄團扇，上面親自書寫了“為校爭光”四字。此後又三次參加《中學生》雜誌舉辦的全國作文比賽，第一次得亞軍，後兩次都奪魁。1936年春，彭子岡在上海沈茲九老師手下《婦女生活》雜誌擔任助理編輯並采寫專稿，多有建樹。她曾采訪過江西革命根據地和探訪囚禁獄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訪過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參加了魯迅的葬儀，並寫出了具有新聞報道、歷史文獻和文學欣賞三重價值的特寫《偉大的伴送》。抗戰爆發後，彭子岡撤退到武漢，進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1938年加入中共黨。1945年8月，她發表了轟動大後方的新聞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期間，彭子岡還寫了大量感情真摯細膩、文筆俊逸極富感染力的通訊、報告文學，如《官廳少年》、《老郵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後先後任《進步日報》和《人民日報》記者，1954年起編《旅行家》雜誌。1957年，時為《旅行家》雜誌主編的子岡成為“右派”之初，她公開表示不服，聲明“辭職不幹了，準備回家當家庭婦女”。在批判會上，她依然不自覺地為自己在“鳴放”中的意見辯護。子岡被羅織落網的真正原因還是她的口無遮攔，她公然表示不贊成搞政治運動，說那既費時，又無益，這些話觸及了當時最敏感的問題。顯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禍。許多人還揭發她在《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文中，“蓄意”加入毛澤東在張治中家客廳中打碎一只蓋碗的細節，說毛澤東“仿佛來自鄉野的書生”更是“惡毒汙蔑領袖”。受到點名批判，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取消工資級別，每月發30元生活費，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79年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旅行家》雜誌主任編委。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長江工業學校藝徒班學習。1929年，入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並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在勞動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共黨。後來由於參加學生運動而遭校方開除。1931年，他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文藝研究會，同年被中共黨派到湘鄂西蘇區，負責編輯湘鄂西蘇區雜誌《工人日報》。1932年，因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形成大屠殺，省委特派員彭柏山從湘鄂西蘇區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蘇區，但他並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黨組織做出了對彭柏山開除黨籍的處理。不久他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貧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時，由周揚介紹參加了“左聯”。1933年，彭柏山結識了胡風和魯迅，並獲得了他們在生活及文學創作上的幫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間一邊吃冷硬的大餅，一邊寫小說時，胡風進來。見此情景，胡風給了他兩塊錢，並將此事告訴了魯迅。魯迅當即囑胡風 “以後每個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款項裏提取幾塊錢”給彭柏山，作為其生活費。為支持“左聯”的青年作家們，魯迅還宴請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處女作、中篇小說《崖邊》，該小說是“較早反映蘇區人民生活的寫實篇章之一”。魯迅閱讀後，親自將它推薦給《作品》雜誌。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創刊號上刊登的首篇小說便是《崖邊》。寫完《崖邊》之後，彭柏山寫出了《皮背心》《懺逆》、《夜渡》、《槍》等四篇短篇小說。1934年5月，經“左聯”黨支部批準，他重新加入中共黨。彭柏山在“左聯”工作期間，曾任“左聯”大眾教育委員會書記。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國民政府逮捕，投入蘇州監獄並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陳友生”，給魯迅寫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監獄方面的要求，他寫信必須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寫“周樹人大人收”，地址寫的是內山書店，信件由內山書店的老板轉交魯迅。魯迅接信後，通過胡風知道了“陳友生”就是彭柏山，隨刻拿出五元，讓胡風寄給彭柏山。同時，魯迅還通過各種辦法營救彭柏山，並派人先送去衣物、藥品和《復活》、《死魂靈》、《波華利夫人》、《懺悔錄》等書。胡風將自己翻譯出來的《崖邊》日文稿寄往日本，經過魯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刊登了《崖邊》。魯迅逝世前幾天，胡風將自己為彭柏山整理並出版的小說集《崖邊》寄給魯迅，1936年9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谷非贈《崖邊》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彭柏山獲得無條件釋放。此後，彭柏山在上海從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此後，他長期擔任政治宣傳領導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副政委。1952年，由第24軍副政委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當時，部長由陳望道兼任，但陳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調往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55年春夏，“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彭柏山將胡風過去寫給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燒掉了。1955年5月19日淩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後，彭柏山出獄，中央對其結論是：“開除黨籍，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先後在青海、廈門工作。1965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羅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適合在前線。”正在廈門工作的彭柏山當即被調往河南農學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兒彭小蓮回憶道，“一個活人，竟然被他們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親去世三個月以後，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鈞去收屍。爸爸整個人被泡在醫院福爾馬林的藥水裏，人已經面目全非，徹底變形了。但是被打傷的痕跡卻歷歷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漣清，文學家、詩人、翻譯家。小學畢業後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就在她入學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擔任該校校長，他教育學生破除封建禮教，鍛煉體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響。１９２５年秋，彭漣清考入女師大後，積極參加各項進步活動。她和同學們一起去聽李大釗作報告，聽趙世炎講馬列主義課，向蕭三學唱國際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黨。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蘇聯學習，三年後回國，在上海擔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發表文學作品。在左聯的工作中，彭慧與穆木天相識相知，結成了終身伴侶。抗戰期間，彭慧先後在武漢、雲南、廣東、桂林等地輾轉，並在中山大學、桂林師範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彭慧、穆木天和一些進步教授，團結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民主黨派組織，反對國民黨打內戰，要求人民民主，開展了各項進步活動，為此多次收到特務的恐嚇信。此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進步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東北師範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並且被開除黨籍，撤銷教授職稱和其他各種職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彭慧陷入無休止的批鬥、勞改當中，小說手稿全部被抄走。因為彭慧的經歷，對她的審訊格外嚴酷，並且逼迫她寫誣陷左聯領導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絕又為她招致更加殘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遷出原來的住所，住在北師大校園內一間破舊的小平房內，不允許外出，不允許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鬥爭會後返回住處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師大的操場上，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她被送回到校園角落無人照應的小平房後的第二天中午，61歲的女作家便離開了人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留下一句話。 　

曾昭掄：（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雋奇，又字振鏊，號俊奇，又號叔偉，乳名聞。中國化學家，教育家，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領導者之一。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2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武漢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為中國科學社的早期骨幹，中國化學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45年底適美國“曼哈頓計劃”試爆原子彈成功，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向俞大維提議派人前往學習。曾昭掄與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維、陳誠都是姻親，向俞大維推薦物理學家吳大猷與數學家華羅庚。經呈報蔣中正同意，軍政部考核後決定曾、吳、華三名科學家各帶兩名助手，華羅庚挑選了孫本旺和徐賢修，吳大猷挑選了李政道和朱光亞，曾昭掄挑選了唐敖慶和王瑞。曾昭掄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9年中共建國後，曾昭掄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3年後，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反右”時，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應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之邀，經中央有關部門同意後，只身一人前往武漢大學化學系執教。1961年發現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被紅衛兵剝除上衣用皮帶抽打侮辱，憤而服毒自盡。曾昭掄亦作為“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當癌細胞開始轉移、病魔嚴重威脅著身體時，他不僅得不到必要的治療，也逃脫不了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的命運。不僅在肉體上受到了摧殘，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終於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離開了人世，終年68歲。

曾緘：（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國近代文學家。曾緘曾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在此期間，他拜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黃侃為師，與黃侃交情甚篤，頗得文學詩詞之精髓。1917年從北大畢業後，到蒙藏委員會任職。1929年，曾緘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帶的文獻，希望搜集所謂的當地“情歌”，久而不獲。後來，他從朋友處得到了由藏學家於道泉所譯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一書。由於該譯本是白話文，曾緘“深病其不文，輒廣為七言，施以潤色”，將它改譯為文言文。1939年，發表在《康導月刊》上。曾緘的文學造詣頗高，使得後來他的譯本最廣為流傳，被公認是所有第六世達賴喇嘛詩歌的漢譯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個，但他的譯本卻與藏語原文之意相去甚遠。他又以第六世達賴喇嘛的生平事跡為題材，創作了《布達拉宮辭》，同樣的成為了名篇。曾緘歷任雅安縣縣長、四川參議會議員、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教務長、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中共國成立之後，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鐵堪詩稿》。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慶冠。著名的作家、詩人、新聞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漢民族解放先鋒隊，1940年加入全國作協，1944年任《詩文學》編輯，1950年任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1952年當選武漢市文聯副主席及作協副主席。1936年發表人生第一首現代詩《生活》，當時年僅14歲。至1939年，其詩歌創作進入第一個高峰，發表多篇詩歌、散文及社論於重慶進步刊物《文群》。與同為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綠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創立刊物《詩墾地》。在此期間，其詩風受到艾青、胡風等“七月派”作者的極大影響。詩篇《門》、《母親》、《來自草原的人》、《鐵欄與火》等為其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戰前與“右派”文人胡風有過交往，受到株連，長時間被國內打為“右派分子”或“胡風分子”。整個“胡風案”牽連2000余人，曾卓作為其中“汙點較重”者，遭到迫害、批鬥、汙蔑，命運令人扼腕。1979年終獲平反，重新回歸文藝界。

蔣蔭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國新聞記者、報刊雜誌主編、新聞教育家。1935年，蔣蔭恩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報》記者。在《大公報》任職期間，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在上海租界內製造了兩起傷亡嚴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門口落下炸彈，蔣蔭恩正巧乘《大公報》報館的汽車路過此地，但幸免於難。1937年，轉任上海《大美早報》新聞翻譯兼文藝副刊編輯。1941年，任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1942年起，從事新聞教育事業，先後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學委派，赴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任研究員，從事新聞學研究。蔣蔭恩於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蔣蔭恩曾發表書面意見，擁護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臺灣的發言。1952年院系調整後，調至北京大學，歷任北京大學總務長、北京大學辦公室主任、中文系新聞專業教授。1958年，北京大學新聞系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蔣蔭恩改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蔣蔭恩還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央民盟》編委會委員、民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蔣蔭恩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時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王鵬在＂炎黃春秋＂中寫道：據蔣的老同事徐鑄成回憶說：“有一位身歷其境的朋友告訴我，他最後一次遭到‘批判’時，不容分說，遭到劈頭蓋臉的一頓毒打，幾乎體無完膚。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懸梁自盡了。第二天被造反派發覺後，繩子都解不下來，屍身被一個‘司令’之類的人物，從樓上拖到樓下轉了一大圈，再從樓下拖上樓，作為是對‘畏罪自殺’、‘死不改悔’者的‘示眾’。”真是慘不忍睹！

蔣彥永：（1932年10月4日－ ），中國當代著名外科醫師，中共軍少將軍銜。為中國之持不同政見者。蔣彥永學術著作甚豐，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40多篇論文，並有《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系》、《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問世。蔣彥永出身於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當年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1949年進燕京大學醫學系，1952年加入北京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醫學系並入協和）學習，同年加入中共黨，195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工作，文革期間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軍301醫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曾為高官和平民動手術治療癌癥，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2003年4月3日，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公開稱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製”，蔣彥永得悉言論後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實情況──包括他身處的301醫院與302醫院、309醫院的確診和疑似病例告訴給兩家媒體（央視國際頻道與香港鳳凰衛視）反映未果，四天後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周刊》得悉後主動找到蔣，蔣透過接受訪問從而把國內疫情公開，因而引發輿論之重視，中國政府公開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況；同月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來華調查疫情，病例數字與蔣彥永掌握的基本相似，並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層重視，促進全面公布病例數字之余，並同時免去張文康與孟學農職務。2004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的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據官方網站報導，蔣彥永“勇於揭露SARS疫癥真相，從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蔣彥永向香港媒體揭露中共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內幕“冰山一角”，稱（解放軍總後勤部掌控）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檢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軍總醫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臺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1990年代初，蔣彥永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沒有引註意，2004年3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期間，通過毛澤東原秘書李銳向當局寫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封信在互聯網上流傳著若幹版本，但其真實性均存在爭議。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經不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達姆彈鎮壓民眾的說法，並且在因鎮壓而去世的學生身上發現此類子彈殘留彈頭的紀錄。時任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部主任的蔣彥永便曾親自加以證實。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據外電報道與蔣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從住所前往301醫院途中被當局“帶走”，但是中國政府聲明否認此事。華仲尉女士在被禁兩周後獲釋，蔣彥永醫生本人也已於2004年7月19日被釋放，此後一直對他實行監視居住，處在軟禁狀態。2005年3月22日重獲行動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諸多限製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訪。有消息稱，蔣彥永是受到軍方內部審查。2005年7月，蔣彥永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蔣彥永提出解除與301醫院的所有關系、讓他退出解放軍部隊但未獲準許，但蔣彥永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生活和科研沒有受到任何限製。SARS後露面比較少是因為對流行病了解很少，沒什麽好說；而不能接受采訪的原因是先要得到醫院批準，否則就違背了軍隊有關紀律。

蔣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學畢業。1923年考入長沙雅禮大學預科，後又轉入武昌高等師範旁聽。1925年投軍。參加了北伐戰爭。1930年春離開了部隊，考上南京訓練總監部司書。1932年到南京衛戍司令部當收發員。同年11月，他的處女作《高定祥》在當時最大文學刊物之一《現代》上發表，獲得讀者好評，被認為是繼茅盾《春蠶》發表後的又一篇反映農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魯迅的關註。從此，他積極投入寫作，僅一年多時間，就發表了20多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同時還發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譚丕模介紹加入中共黨。此後，他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曾到國民黨西北軍孫仲連部第三十一師做過統戰工作。行動被發覺後，回到家鄉。1944年赴湘西，參與《中國晨報》的籌辦並開始新聞編輯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晨報》、《中央日報》（湖南版）和《國民日報》副刊主編。1947年春，他輾轉上海、香港，終於與黨組織取得聯系，並於同年8月重新入黨。從此，他更加積極為黨工作，協助周而復編輯《北方文叢》，參加茅盾主編的《小說》編委會。同時，他還抓緊進行寫作，發表了《老秀才》等小說，成為他創作上的又一個豐收期。＂新中國＂建立後，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8年當選為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和作協湖南分會主席，為繁榮家鄉的文學創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說集《銻砂》、《夜工》，中篇小說《旱》，報告文學、小說集《鐵流在西線》等。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黨籍。1973年2月恢復黨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終年72歲。

謝家榮：（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驊，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1913年—1916年，在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學習地質學，在30名學員中歲數最小，並因成績優秀而畢業，為中國地質科學十八羅漢之一，被分配進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1917年—1920年，被選派赴美留學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學，第二年轉入威斯康辛大學作研究生，獲理學碩士學位。1921年—1923年，先後任中國地質學會首屆理事會書記和會長。在調查報告中論述地質構造對油氣生成及運移，儲存的控製，揭示背斜層的重要意義。同期，發表“有關中國地質調查所收到的第一塊隕石的成分和構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國隕石之研究”兩篇論文，是中國隕石學最早期的探索。1924年—1937年，先後任教於東南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地質系，曾任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清華大學地質系主任。學生桃李滿天下。期間曾赴德國考察，出版《地質學》教材，並參與華南區域地質和礦產調查。發表“中國中生代末第三紀初之造山運動火成巖活躍及與礦產形成的關系”等一系列論文和著名論著《石油》、《煤之成因與分類》，以及《中國之石油》，編製了《中國各種儲油區域油苗、油頁巖及地瀝青分布圖》，同時發表《中國之石油儲量》，最早提出陸相生油理論，為在陜北發現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奠定了理論基礎。1938年—1949年，主持礦產測勘處。發現或指導發現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鋁土礦、安徽鳳臺磷礦、南京棲霞山鉛鋅銀礦、甘肅白銀廠銅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其中在南京棲霞山，一鉆成功，如有神助。同時期發表的“鈾礦淺說”，則標誌著中國鈾礦地質學研究的起點。1950年—1956年，擔任中共國地質部總工程師、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兼計劃處處長，著重於礦產分布規律的綜合研究，發表“中國礦產的分布規律及其預測”。如對甘肅白銀廠銅礦的地質評價意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銅礦基地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其編寫的《普查手冊》為當時全國所有地質隊人手一冊。被業內人士認為是使用最廣的一本普查工作指導書。同期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開始兼任燃料工業部石油地質顧問，發表“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石油地質的現狀、趨勢及今後中國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研究，為大慶油田的發現提供科學理論依據。1957年—1966年，謝家榮與其長子謝學錦一同被打成右派，工作重點轉移到成礦理論研究和總結中國礦產地質問題，開始撰寫《中國礦床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鬥沖擊，於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藥自殺，67歲。其死後一月，其妻吳鏡儂亦服安眠藥自殺。

謝韜：（1921年—2010年），人民大學副教授。原名謝道爐。194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社會學系。1946年加入中共黨。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馬列主義哲學課教員。1949年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遷往北京，改名中國人民大學，謝韜任該校教授、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謝韜因提議胡風上書並為其鳴不平，被欽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身陷文字獄。他本已經由毛澤東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的保護，先後被圈禁在吳宅和人大宿舍隔離審查，1960年才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富於戲劇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黨籍一直未被開除，而獄中分派工作，是給過去的敵人－－國民黨“戰犯”講馬列主義。1965年出獄時，謝韜已從一名照本宣科的馬列教員，變成了對馬克屎主義研究有素的學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貢市工作，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再度經歷磨難。1976年毛澤東死後，熬過十年牢獄和十年浩劫的謝韜，終於等來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

謝和賡：（1912年12月25日－2005年1月1日），筆名張誠、張春熙等。中國作家、情報人員。謝畢業於桂林中學，1933年在北平中國大學求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共黨，旋奉命打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先後任馮玉祥和吉鴻昌的秘書。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後，謝持馮玉祥和李濟深的推薦信投奔白崇禧，又由於謝父謝順慈與白崇禧的嶽父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為世交，謝很快得到白崇禧的信任，成為其機要秘書。1942年，被國民政府派往美國留學，地下替中共從事情報和統一戰線工作，並先後就讀於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和西北大學。妻子則留在國內，情人王瑩隨同前往。1950年，結束與妻子的婚姻關系，後與王瑩在美國結婚。1954年底，在麥卡錫主義風潮中被美國移民局逮捕，後被驅逐出境回國。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1957年，謝在反右運動中因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被打為右派，流放黑龍江省，次年在周恩來等人的營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謝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逮捕，1974年獲知妻子被迫害致死消息而精神失常，1975年在周恩來的營救下出獄。後在外交部工作。

韓俊卿：（1916年－1966年8月29日），女，河北梆子著名旦角演員，工青衣、花旦。5歲被賣到河北雄縣韓月夫（一說是韓月恒）家學藝，12歲登臺，成為青衣、花旦、武生、刀馬旦、彩旦兼演的二路腳色。1929年入郝老成梆子班，1937年之後演於天津各大戲院，1949年入天津移風劇社，1952年參加天津實驗秦腔劇團，1952年1956年獲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演員一等獎。1958年任天津河北梆子劇院副院長、小百花劇團團長。1959年加入中共黨。作者阿楓在2014年7月29日那篇＂韓俊卿的坎坷人生＂一文中這樣寫道：當臂戴紅衛兵袖標的一男一女持演戲用的木槍走進屋子的時候，只見被關在裏面的那位婦女斜臥在靠墻的那張單人木床上，嘴裏吐著白沫，神誌已經不清。她被及時趕來的一夥人擡到不足千米遠的市立第一中心醫院急診室，值班醫生檢查後說是喝了敵敵畏加火柴頭。由造反派奪了權的這家醫院有不成文的規定，凡屬自殺的“牛鬼蛇神”，不準搶救，“死了活該”。於是，尚未完全斷氣的她被推進了醫院的太平間，從此結束了她的人生旅途。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時，發生在天津小百花劇團裏的事。這位與世長辭的婦女就是中共黨黨員、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暨天津市人民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天津市文藝工會副主席，多次當選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的一代河北梆子表演藝術家韓俊卿，時年50歲。

韓北屏：（1914年－1970年9月27日），詩人、作家。1927年後歷任鎮江、揚州等地記者、編輯、民教館職員，《詩誌》月刊主編，五路軍救亡工作團團員，後到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中國作協廣州分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副主席。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人民之歌》、《江南草》、《和平的長城》，長篇小說《高山大峒》，短篇小說集《荊棘的門檻》、《沒有演完的悲劇》，散文集《史詩時代》、《非洲夜會》，報告文學集《桂林的撤退》，長詩《鷹之妻》等。1966年文革開始，他遭受迫害，已患腎癌的病體未得到很好的治療，於1970年9月27日去世。

舒繡文：（1915年－1969年3月17日），女，中國電影與話劇演員，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女配音演員。14歲時因家境貧困被迫當舞女。16歲時，舒繡文離開北京的大雜院，只身赴上海打拼。她在一家餐廳打工時，一位客人意外發現她的潛力：身段勻稱，性格潑辣，口齒伶俐，嗓音清脆，是個“電影苗子”。他引薦舒繡文進入電影公司，幫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教電影公司的老板娘說普通話。後來，她因失敗地出演小角色遭老板痛罵，但並未喪失拍電影的信心。1930年代初加入田漢的五月花劇社和春秋劇社。1931年初，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開拍，舒繡文得到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機會。這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讓她成為中國第一位配音女演員。同年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國語，隨後加入集美歌舞劇社當話劇演員。抗日戰爭時期，舒繡文在重慶後方演出大量愛國話劇。抗戰勝利後，演出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王麗珍形象，成為她的代表作。1948年，她與一批“左派”文藝工作者移居香港。她本可以過上優渥富足的生活，卻因周恩來的一封邀請信，讓她滿懷著報國幻想重返大陸。50年代起，中共在大陸推行工資定級製度，全國僅有四位演員評定為“一級演員”，舒繡文就是其中之一。長期“忘我”的工作，殘忍地吞噬著她的健康－－身患風濕性心臟病。每當發病時，她都異常痛苦，氣短得不能平臥，只能坐著過夜。演不了電影，她就去給譯製片配音，又於1957年調至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話劇。在“人藝”，她既出演《駱駝祥子》的虎妞、《關漢卿》的朱簾秀、《北京人》的愫芳等主角，也甘當其它話劇中的龍套角色甚至活道具。1962年，舒繡文帶病演出話劇，竟在落幕時昏倒在舞臺上。後來，她又轉去演活報劇；再不行，就去詩朗誦；再開臺詞課，最後轉到電臺播長篇小說。1966年文革浪潮襲來，迅速敗壞著大陸的一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舒繡文，不僅成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文化名人，而且因其病弱的身體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煎熬。舒繡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剛做完一次大手術，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國民黨特務”及“黑幫分子”遭到批鬥，由於腹部因肝腹水而高高隆起，雙腳腫得穿不上鞋，每天卻還要參加“學習”，從家到單位只能“摸著墻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時”。於1969年3月17日病世，終年54歲。

舒三和：（1900年－1975年5月19日），彈詞藝術家。曾任長沙市曲藝隊隊長、省曲協主席、中國曲協理事，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而含冤逝世。終年75歲。

焦菊隱：（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 ），原名承誌，筆名居穎、居尹、亮儔，藝名菊影，後自改為菊隱，中國導演藝術家、戲劇理論家、翻譯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奠基者之一。1919年考入天津唯一的一所官立中學——鈴鐺閣中學。在中學開始了散文詩和小說創作，陸續在晨報副刊等刊物上發表，後來收入《他鄉》、《夜哭》兩個詩集出版。1924年畢業，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學。在大學期間，翻譯並出版印度詩人迦梨陀娑的詩劇《沙恭達羅》，意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的喜劇《女店主》等，發表論文《論易蔔生》，《論莫裏哀》。1928年在燕京大學畢業前夕，焦菊隱和熊佛西組織了多幕話劇《蟋蟀》（熊佛西編劇）的演出，因諷刺軍閥禍國殃民，而被查禁。畢業後，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長。1930年就任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書，兼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原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國小說作品講師。1931年9月，參加籌辦北平戲曲專科學校，此校後改名為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焦菊隱擔任第一屆校長。在他主持校務期間，對戲曲教育進行了改革，如實行男女合校體製；在戲曲和音樂傳統專業課程以外，還增設了中文、歷史、中外史地、中國戲劇史及西洋音樂原理等課程，並對原有的傳統課程提出了革新的要求。1935年秋，焦菊隱赴法國留學，廣泛接觸西方的文學藝術，觀摩歐洲著名的各種戲劇流派演出。1938年初以《今日之中國戲劇》被授予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後，很快回國。在廣西桂林執行導演了夏衍的話劇《一年間》，獨立導演了曹禺劇作《雷雨》和阿英劇作《明末遺恨》等。和歐陽予倩參加桂劇改革，為著名桂劇演員尹羲改編了《雁門關》。1942年初到四川江安，在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話劇科教授兼主任，在國內第一個把莎士比亞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臺。年底離校到重慶，在重慶中央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在此期間，他翻譯了高爾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貝拉•巴拉茲的《安魂曲》、聶米諾維奇-丹欽柯的《文藝•戲劇•生活》、左拉的長篇小說《娜娜》、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櫻桃園》等；還撰寫了《裝置設計的基本認識》、《論燈光》、《論戲劇批評》等專論。1946年返回北平，任北平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兼主任，導演《夜店》，獲得成功。1947年底，他創辦了北平藝術館，導演了話劇《上海屋檐下》（夏衍編劇）、京劇《桃花扇》（歐陽予倩編劇）。1948年北平藝術館解散。又籌建校友劇團，並把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為京劇《鑄情記》，由翁偶虹導演。在這一時期，他還寫作了《聶米洛維奇-丹欽柯的戲劇生活》、《莫斯科藝術劇院五十周年》、《戲劇運動在今天》、《怎樣‘革新'舊劇》等論文。1949年焦菊隱就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兼西語系主任。應北京師範大學音樂戲劇系主任洪深之邀，為該系學生開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和西洋戲劇概念等專業課。1952年6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改組成為專業話劇院，焦菊隱任第一副院長兼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在這期間焦菊隱相繼導演了《龍須溝》等劇目，展示出了現實主義舞臺藝術的魅力。1956年他通過《虎符》（郭沫若編劇）的排練，進一步探索話劇向戲曲學習和舞臺藝術民族化的道路。1957年焦菊隱被定了右派，人藝主管黨政的副院長趙起揚找到北京市長彭真說：“焦菊隱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隱於是幸免成為右派。1958年焦菊隱導演了名劇《茶館》（編劇老舍）和話劇《智取威虎山》，他“一戲一格”地導演了《蔡文姬》、《三塊錢國幣》、《星火燎原》、《膽劍篇》、《武則天》、《關漢卿》。焦菊隱的論著已經編輯出版的有：《論焦菊隱戲劇理論研究》、《論焦菊隱導演學派》、《焦菊隱文集》《焦菊隱戲劇論文集》、《焦菊隱戲劇散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焦菊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遭受批鬥，下放勞動，離開舞臺。1975年2月28日病逝，臨終還放不下下鄉插隊的女兒返城戶口問題。

焦啟源：（1901年－1968年），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專家。1923年畢業於金陵大學，1936年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曾任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金陵大學農學院植物系主任。建國後歷任復旦大學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學會副理事長等。著有《橡膠植物與橡膠工業》《芳香植物及其利用》《江蘇禾木科植物》等。1968 年在“隔離審查”中投河自殺身亡。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字蔚蓀，著名胚胎學家，生物學家、開創了中國“克隆”技術之先河，被譽為“中國克隆之父”。17歲時以插班生考試錄取者中最後一名身份進入寧波效實中學就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隨後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於1924年獲心理學學位。1927年入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擔任蔡翹教授的助教。之後又於1930年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留學，1934年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1930—1934年，童第周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布拉舍(A. Brachet)實驗室開始了胚胎學的研究工作。他在棕蛙卵子受精面與對稱面的關系的研究中，證明了對稱面不完全決定於受精面，而決定於卵子內部的兩側對稱結構狀態。同期，還完成了海鞘早期發育的研究。1934年回國後，在青島繼續進行海鞘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研究卵質中的成分在受精前的定位。證明了在未受精卵子中已經存在著器官形成物質，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進入對此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觀察到內胚層和外胚層似乎有相當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頭和感覺細胞的形成依賴於外來因素，說明了卵質對個體發育的重要性。這項研究成果是具有開創性的。1947年，青島爆發了反對國民政府的“反饑餓、反迫害”的遊行示威。童第周作為山東大學教授會的負責人和動物系主任，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並冒險掩護其他人拍攝學生遊行的照片，幫助向各地傳遞登載學生遊行和軍警鎮壓學生報道的英文版《民言報》，以擴大學生運動的影響。1948年，童第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美國洛氏基金會邀請到美國耶魯大學任客座研究員。1949年6月他放棄在美國研究和生活條件，回到山東大學。中共國建立後，童第周繼續擔任山東大學動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東大學副校長。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任生物學地學部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後該室改為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長。1960年，生物學地學部分為生物學部和地學部，他任生物學部主任兼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該所所長陳楨逝世後，童第周一度任所長）。1963年，他將雄性鯉魚的DNA放入雌性鯉魚的卵子內，成為首位成功將鯉魚克隆的科學家。1966年起的十年動亂時期，童第周夫婦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他被造反派貶為學院擔任衛生打掃工作。1977年復出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細胞遺傳學研究室主任。

童書業：（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先秦史專家和文物史專家。擅長繪畫和文物鑒定，童書業是顧頡剛的得意門生，並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體弱多病，四歲起多在家中請先生教授經史書畫，極少出門。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學短暫就讀。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開辦的會計事務所作練習生，後又於聖舫濟英文專修學校進修一年半。十八歲時，童書業師從繆谷瑛學畫。1926年，經張是公介紹從王季歡（王修）學畫，後又經王季歡推薦跟從胡佩衡函授學畫。1928年，與蔣慶芳結婚，婚後被父親逼迫前往上海隨其工作，但不久後因庶母楊蕓卿介紹，得以前往南京，擔任財政部書記官。在南京期間，童書業開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響，思想大變。1930年，開始撰寫《論語解詁》。1933年，完成《論語解詁》。1934年，因家庭糾紛，父親受妾挑撥將童書業趕出，童書業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學畫老師王季歡（王修），並在其指導下代其完成《版本述》，發表於《浙江圖書館館刊》，並經其介紹擔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刷所校對員。童書業將其1933年所著《虞書疏證》寄予顧頡剛，並於《浙江圖書館館刊》發表《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收到顧頡剛賞識。1934年8月顧頡剛繼母去世，顧頡剛前往杭州奔喪，9月份順道拜訪童書業，並邀請其前往北平協助從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書業抵達北平，顧頡剛親往車站迎接，任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助教，是歷史學家顧頡剛的研究助理，並住在顧家，由於沒有文憑，薪水完全由顧頡剛提供。童書業並兼任有禹貢學會及其雜誌的編輯。1936年，童書業著成《春秋考信錄》（在1941年後因戰亂遺失，僅能於《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註釋中略窺一斑），同年為求文憑進入京華美術學院學習。1937年9月，童書業前往上海，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學教員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講師。1940年夏，受顧頡剛委托為齊魯大學撰寫《春秋史》，童書業即將北平時所錄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講義進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並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講義由童書業執筆，且修訂期間分處兩地無法商討，因此顧頡剛提議僅署童書業名）。1941年後，離開上海的童書業在江蘇省宜興、常州等地的中學輾轉授課。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館楊寬的邀請，歷任上海博物館幹事、歷史部主任和總務部主任，並在復旦大學代課，同時擔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上海分校史地組教授、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46年，童書業患有嚴重的強迫官能癥，後在上海虹口醫院精神病專家粟宗華治療下基本康復，至1947年初已經基本恢復工作能力，並應中華書局舒新城邀請寫了《精神病與心理衛生》一書，並於1949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童書業也發表過許多其他有關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楊向奎引薦出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後先後擔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山東省科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思想改造運動期間，童書業九次思想批判無法通過，後撰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顧頡剛劃清界限，前後發表於山東大學校報上的自我批判文章達六十多篇。批判胡適運動期間，童書業又再一次對古史辨派進行攻擊。但均得到了顧頡剛的理解，認為其是不得已而為之。1955年，肅反運動時，與張維華、韓連琪被稱作山東大學歷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為“一夜之間殺了一千個共產黨員”（為其父親之妾所構陷）。由於反復的運動，導致童書業再次出現了神經癥狀，一度向學校遞交請求書，承認自己為反革命，要求將自己管製起來。1961年，童書業開始撰寫《中國美術史劄記》。1965年，開始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劄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童書業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書業長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書業出門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風寒而發燒，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遺著《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劄記》後由顧頡剛修訂作序出版。

儲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現代學者、知識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儲安平出生後六天即喪母，14歲喪父，依靠祖母、伯父儲南強撫養成人。儲南強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是同學，曾官南通知縣。1928年，儲安平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習，愛好文學創作，為“新月派”後起之秀，1932年畢業。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同時在戲劇學校兼課。1934年，儲安平與光華大學同學端木露西結婚。1936年赴英國采風，後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或受到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羅德•拉斯基教授的影響。在英期間擔任無薪酬、只領稿酬的《中央日報》駐歐記者。1938年因抗戰學業未完，回重慶，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由於不堪忍受寫作“遵命文章”及拒絕入黨等原因，離開重慶。1940年8月後，輾轉於湘、桂之間。曾任國立師範學院教師（今湖南師範大學，學校時在湖南安化縣藍田鎮），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後在桂林擔任《力報》主筆和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主筆。日軍侵占桂林後返重慶。1945年11月與張稚琴創辦《客觀》周刊，任主編。1944年或1945年，與端木露西離婚。1946年春，儲安平離開《客觀》雜誌社，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雜誌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親自出面，以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奔走，給當局施壓。並於1949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是當時中國一面進步民主運動的旗幟。查封《觀察》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儲安平曾批判中國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汙，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汙，爛汙爛汙，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汙”。中共國成立後，《觀察》復刊，儲繼續擔任主編至1950年終刊。文章多以遊記雜感為主，鮮見時評。1950年《觀察》終刊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經胡喬木推薦任《光明日報》總編。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中共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共黨再次重申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和意見。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系。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發表後，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6月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提法是嚴重的錯誤。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反右序幕從此拉開。此後，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6月21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承認錯誤”，他說，他看到臺灣和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喝彩時“感到很沈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系”。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然而對儲安平的批判並未因此而結束。1957年11月12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儲被殘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對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1966年9月上旬失蹤，生死不明。同時對於其失蹤也有不同的說法：出家說、出走說、自殺說以及被打死說等不同的猜測和懷疑。也有人說他是先在青龍橋投河自殺未遂，接著又跳海自沈了，然而何時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論》一文作者。遇羅克為資本家出身，父親為水電部高級工程師。從小學到高三畢業學習成績和品行一直優異，因出身屬於“黑五類”，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畢業後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準許進入大學。遇羅克從兒時起便酷愛讀課外書，至被捕前，養成夜夜苦讀的習慣。生前記了大量的文稿、日記和讀書筆記（文革中因抄家風，不得不燒掉，只留下他最後的一本日記，亦成為給他定罪的內容；當局至今未歸還家屬）。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獨立思考，學習成績與品行優秀。他做過多種職業：農業工人、代課教師、研究所和首都圖書館的臨時工等等。他把一個小學學習成績最差的亂班在半年之內變為全校紀律與學習最優秀的班級，他在研究所與圖書館的工作也無可挑剔，但皆因“出身”問題不予轉正。1966年2月13日，遇羅克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中共黨當權以來一直用於引導社會主流思想的血統主義、亦即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列舉事實反駁“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中共黨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權。該文被廣為傳播，影響巨大。1967年1月，在牟誌京與遇羅文創辦的六期《中學文革報》每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皆是遇羅克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圍繞出身與血統論問題所寫的力作；《中學文革報》期期被搶購一空，全國反響十分巨大；六期《中學文革報》上還有遇羅克用其他筆名所寫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扣上莫須有的“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時年27歲。其角膜在死後被移植給了一名勞動模範，尚有其他器官被割與其他病人。經大量歷史文獻和相關歷史人物的口述，查證遇羅克的死刑處決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來親自簽發（因為遇羅克自稱“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而獲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執行那次）是中共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因癌癥病重代由吳德簽發。死刑處決通知原文如下：“十、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射穢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汙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余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余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1978年冬天，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找到《光明日報》編輯、記者蘇雙碧，希望幫助為遇羅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當局對遇羅克的屍體無任何交代，只付給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幣作為撫恤金。遇羅克的日記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張照片都未歸還，只歸還了十幾張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 －1970年5月30日 ），航空發動機專家。1941年畢業於中華民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 。1944年後，在美國麥克唐納飛機工廠和英國格羅斯特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回國。歷任華東軍區航空工程研究室技術員，沈陽航空發動機製造廠科長、主任設計師，中國航空研究院發動機研究所總設計師。1956年領導試製成功我國第一臺噴氣發動機。之後，他參與領導多種噴氣發動機的仿製和自行設計工作。他主持建設我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為自行研製航空發動機奠定基礎。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級工程師。1964年被授予技術中校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車間勞動。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舊鍋爐勞動時，不幸被掉下來的通風管道砸傷，因流血過多，經搶救無效，於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終年52歲。

路翎：（1923年1月23日－1994年2月12日）原名徐嗣興，作家、詩人。2歲生父自殺，徐家遷至南京，改隨母姓。12歲即已熟讀許多中外名著。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母親與繼父流亡。1938年初，抵達四川重慶。同年，15歲的路翎在趙清閣主編的《彈花》上發表處女作《一片血痕與淚跡》。在四川國立第二中學學習。因撰寫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的文章，而在1939年被學校開除學籍。此後失學、失業，靠自學從事寫作。1939年在《大聲日報》發表第一篇小說《朦朧的期待》。1939年5月，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隊（後更名為“青年劇社”）當隊員。後因被認為“思想左傾”而脫離。1940年4月，路翎任陶行知主辦的育才學校文學教師。隨後於同年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會計室辦事員。他生活在煤礦工人中間，寫出了《家》、《黑色的子孫之一》等作品。同年5月，其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一個青年“經紀人”底遭遇》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自此結識胡風並成為“七月派”主力，成為“七月派”在小說創作上成就最高的作家。1942年1月，路翎任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助理員。1942年，寫成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1944年發表）。左翼文藝理論家胡風、邵荃麟等當時都高度評價這部小說。1944年完成了其代表作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1945年在胡風幫助下發表），與余明英結婚。同期他還完成了《青春的祝福》、《蝸牛在荊棘上》等許多中篇、短篇小說。1944年1月，路翎重回國民政府經濟部，在燃料管理委員會北碚辦事處當辦事員。1945年1月，胡風主編的《希望》創刊，路翎在該刊上連續發表多篇小說。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夏，路翎和妻子余明英復員回到南京，又失業，全家靠余明英微薄的薪水維持。其間，路翎完成《天堂地獄之間》等許多短篇小說。1946年11月，路翎復到國民政府經濟部燃料管理委員會南京辦事處任辦事員。1947年寫出第一部話劇《雲雀》。受到觀眾歡迎，被國民黨當局禁演。1948年，路翎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出版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邵荃麟、胡繩、喬冠華等中共黨知識分子在香港創辦《大眾文藝叢刊》（共6輯），對國統區文藝進行全面檢討，其中嚴厲批評了胡風的“主觀論”。《大眾文藝叢刊》上的批評激起胡風、路翎、舒蕪等人在內地《呼吸》、《泥土》、《螞蟻小集》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反駁。1949年4月，中共軍在渡江戰役中攻占南京。路翎任中共軍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寫出獨幕劇《反動派一團糟》，演出近20場，受到南京市民歡迎。不久，又寫出反映紗廠工人迎接解放的話劇《人民萬歲》。同年7月，應邀出席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成為中國作協會員。同時又發表《朱桂花的故事》、《“祖國號”列車》等短篇作品。中共國成立後，1950年1月，應院長廖承誌邀請，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從事戲劇創作。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先後寫出《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大型話劇。1951年底文藝整風後，胡風“主觀論”被批判為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代表的文藝思想對立。1952年《文藝報》發表文章指責路翎的《祖國在前進》是“明目張膽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他的所有劇本都遭到否定，沒有上演機會。同年，路翎調任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同年9月26日，《文藝報》發表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編者按中稱，胡風等人的這個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1952年底，路翎主動要求到朝鮮的抗美援朝戰爭前線體驗生活，和戰士們共同生活。路翎在板門店前沿陣地開槍射殺一個侵略兵，又在一次夜行軍中跳進彈坑救助一名同行的戰友。中共誌願軍有關部門曾為他記功。回國後，他寫出很多反映前線生活的散文和小說，包括《板門店前線散記》、《初雪》、《窪地上的“戰役”》、《戰士的心》等。其中《窪地上的“戰役”》等當時遭到批判。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舉行，周恩來指示，像路翎這樣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應受重視和尊敬。路翎在此次文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同年，他又參加中國戲劇家協會成為會員。同年12月間，他和胡風一道去河北省望都縣農村，向農民宣講中共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5年5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1955年6月，路翎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逮捕入獄。曾長期關押於秦城監獄。經過近9年監禁，路翎患精神分裂癥，於1964年1月保外就醫。此後他連續致信中央領導為自己申冤。文革爆發後，1966年11月路翎又被收監。1973年7月25日，北京市人民法院軍事管製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路翎有期徒刑20年。1975年6月，刑滿釋放，戴“反革命”帽子當掃街工人，直至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件錯案，予以平反”。1981年重新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藍翎：（1931年7月3日－2005年2月8日），原名楊建中。文藝評論家、雜文家。1949年6月，藍翎考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領導的華東大學社會科學院三部，後華東大學並入山東大學，藍翎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53年畢業後，於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任教師。1954年，藍翎和山東大學中文系同學李希凡合著《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並發表。這兩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此後，藍翎被調入《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任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年27歲。1958年下放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4月，被召回《人民日報》社，不久被分配至河南商業部門任職。1978年，藍翎的右派問題獲得平反。

　　

新鳳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女，原名楊淑敏，小名楊小鳳。中國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評劇新派創始人，被譽為評劇皇後。6歲開始隨姐姐楊金香學京劇，12歲改學評劇，師從評劇名家王仙舫、鄧硯臣、張福堂。14歲即任劇團主演，在天津、上海、濟南、秦皇島等地演出。1949年，新鳳霞來到北京成立了北京鳳鳴劇社並擔任主演。1950年，由於中共政府倡議戲改，故將劇團更名為北京首都實驗評劇團，新鳳霞自任團長，試演新戲。1951年，新鳳霞調入中共軍總政文工團解放評劇團任副團長。同年經作家老舍介紹，新鳳霞和劇作家吳祖光結婚。1953年，新鳳霞調入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評劇團一隊任主演。1955年，中國評劇院成立，新鳳霞在中國評劇院一團任主演、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名譽主任。同年吳祖光涉及“二流堂”冤案，被打成右派，被罰去黑龍江墾區853農場勞改3年。1956年新鳳霞主演了評劇電影《劉巧兒》，以劉巧兒的退親風波以及和趙振華的戀愛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對自由婚姻的大膽追求。劇中《巧兒我自幼許配趙家》膾炙人口，全國人民通過《劉巧兒》了解了評劇，新鳳霞的名字從此走進了千家萬戶，演唱藝術從此確立並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1957年由於新鳳霞拒絕與吳祖光離婚，也被劃成右派。她白天挨批鬥，打掃衛生，晚上唱戲。文革期間，吳祖光再次被揪鬥，新鳳霞也遭到毒打，身體傷害嚴重。據新鳳霞之子吳歡在五十年後披露，知名演員張少華曾參與了對新鳳霞的抄家、批鬥，而張予以否認，引發激烈爭議。1975年，新鳳霞因腦血栓發病導致半身癱瘓，只余右手可動。1979年，新鳳霞得到了平反。

筱愛琴：(1928年－1968年) ，原名吳彩珍，女，著名滬劇演員。10歲進婉社兒童申曲班學藝。後在文濱、中藝等劇團擔任演員。1952年參加上海滬劇團，曾先後在《白毛女》（飾喜兒）、《羅漢錢》（飾艾艾）、《雷雨》（飾四鳳）、《楊乃武與小白菜》（飾小白菜）、《母親》（飾華芳）、《戰士在故鄉》（飾李秀英）等劇目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以五卅運動為背景的《星星之火》中塑造的楊桂英這一工人形象，從舞臺到銀幕均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筱愛琴於1953年加入民盟，1961年加入中共黨。1952年曾獲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演員二等獎，曾代表上海人民滬劇團赴京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會，還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市婦聯執行委員、市青聯執行委員，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工會副主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筱愛琴不堪摧殘迫害含冤自殺身亡，時年僅40歲。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義，字伯倫，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文化形態史》、《西洋通史》、《中國通史》等。提倡兼顧考證和綜合，是“戰國策派”、“清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梁啟超、蔣廷黻、鄭天挺並稱“南開史學四大家”。1917年，就讀於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至1922年清華學堂高等科。此後考取公費，入芝加哥大學留學，主修歷史學，輔修哲學。1927年以《杜爾閣的政治思想》獲得博士學位，導師為美國著名中古史家詹姆斯•湯普遜。回國後歷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教授。1932年後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對清華大學歷史學科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後其學生何炳棣回憶當時系中幾位重要人物時說：“當時陳寅恪先生最精於考據，雷海宗先生註重大的綜合，系主任蔣廷黻先生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考據與綜合並重，更偏重綜合。” 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1957年“反右”中因為在《人民日報》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馬克屎主義的社會科學自1895年恩格斯死後發展停滯”的講話，而被打成右派，成為重點批判對象，長期患有腎病，並出現血尿。1961年摘帽後，即很快不顧病體，重登講臺。1962年 12月25日病逝。

　　

蒙文通：（1894年10月16日－1968年8月1日），名爾達，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和經學家。在先秦史、民族史、思想史等領域有較大成就。幼年聰明強記，五歲入私塾，四書五經諸子之書，多能背誦。1911年，入存古學堂，受教於廖平、劉師培二先生。1918年畢業後，返鄉辦私塾。期間任教於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後，從歐陽竟無學習佛學。1929年，出版《古史甄微》、《經學抉原》，馳名於學林。曾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1929年）、成都大學（1930年）、河南大學（1931年）、北京大學（1933年）、河北女子師範學院（1936年）、四川大學（1937年）、華西大學（1940年）。在各大學分別開出《中國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學》、《宋代史學》、《宋代學術》等課程。在四川大學歷史系、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時，寫就《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等重要學術著作。據傳，蒙文通的考試也頗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由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裏，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掏錢招待吃茶。1949年後，任教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員。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四川大學黨委有意將其打為“右派分子”。其中一個叫繆鉞的禦用文人，跳出來攻擊蒙文通說：“你為何不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抱著封建傳統文化不放？”被逼在大會上檢討後，從一級教授的職稱貶為二級教授。在從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間，“夾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還是寫下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的封建地租》、《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製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熙豐變法》、《宋代的商稅》等。當血雨腥風的文革開始後，蒙文通率先被紅衛兵打成了“封、資、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被剝奪了其教職和人格尊嚴，勒令他勞動改造，並強迫他天天打掃公共廁所和做重體力勞動。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對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沖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沖上去就打了這個紅衛兵兩個耳光。在紅衛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沖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幾小時後蒙先生出來時手裏拿著被紅衛兵剪掉的胡子，他的＂愛國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致死後，紅衛兵還誣蔑他是患癌癥而死。他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已由其子蒙默用15年以上時間的集中整理，以《蒙文通文集》出版，當中包括《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

詹安泰：（1902年－1967年4月6日），字祝南，號無庵，著名古典文學學者，文史學家和書法藝術家。他的詩詞研究及詞學論著在詞壇有相當大的影響，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嶺南一大家”的評譽。1907年-1920年，先後就讀於啟明小學，饒平縣高等小學，金山中學。1921年－1926年，先後就讀於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廣東大學中國文學系。1926年，任教韓山師範學院、金山中學。1938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擔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無盦詞》(1937年)、《花外集箋註》、《碧山詞箋註》、《姜詞箋解》、《宋人題詞集錄》、《溫詞管窺》、《詞學研究十二論》、《滇南掛瓢集》(1939年)、《鷦鷯巢詩》、《離騷箋疏》、《李煜詞》、《宋詞散論》、《古典文學論集》、《詹安泰詞學論集》。1957年, 被打成右派，受迫害。1967年, 文革時遭批鬥、文稿遭焚毀，4月6日，病逝於廣州，享年65歲。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1968年7月15日），原名蔡通，字茂楚，中國內地導演、編劇、製作人。1932年，獨立執導個人首部電影《南國之春》。1934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漁光曲》，該片獲得莫斯科電影節“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1937年，執導劇情電影《王老五》。1941年，由其執導的戰爭電影《前程萬裏》上映。1947年，與鄭君裏合作執導劇情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影管理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63年，執導的劇情電影《南海潮（上集）》上映。在文革中，他被誣陷為中國電影界的“黑線頭目”、“牛鬼蛇神”，慘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屈辱地死在不給治病的醫院走廊裏，終年62歲。

蔡紹序：（1909年－1974年2月26日），中國聲樂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1928年進成都藝術專科學校（四川音樂學院前身），受正規聲樂啟蒙教育，1930年秋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從應尚能學習聲樂，同時在校外從學於外籍聲樂教師克雷羅娃。自1941年起，先後在重慶國立音樂院、成都南虹藝術職業學校、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等校任教。1942 年他因與新任校長意見不合憤而離職到成都，在南虹藝專任音樂系主任。後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聘請他兼任四川大學教授，負責川大合唱團。蔡紹序在成都時，為養家活口，每年都要舉辦獨唱音樂會，以票房收入補貼家用。主要演唱地點是暑襪街禮拜堂，演唱的歌曲主要有《打柴歌》《滿江紅》《茶花女》中的《飲酒歌》。他的音域寬廣，音量足，音色純正，起伏跌宕，悅耳動聽。每次演唱，聽眾都報以熱烈掌聲。他與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合作演唱的《滿園春色》錄製成唱片，堪稱珠聯璧合。中共國成立後，一度任中共軍西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不久受聘為上海戲劇學院歌劇系聲樂教授。1951年3月，出任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的中國青年藝術團藝術指導。1952年6月起，一直在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任教。蔡紹序是中國聲樂界有影響的男高音。1962年，中國唱片社將他演唱的代表性曲目《太陽出來喜洋洋》、《槐花幾時開》、《黃河之戀》、《嘉陵江上》、《李有松》等11首歌曲錄製為《蔡紹序唱片專輯》。文化大革命中，蔡紹序遭到無情迫害，1974年2月26日自殺身亡。

蔡翹：（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字卓夫，乳名義忠，譜名綱正，中國生理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生理科學奠基人之一。1917年畢業於潮州金山書院（現名汕頭市金山中學）後，赴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補習英語。1918年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旁聽生。1919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研讀心理學，修完大學本科課程後於1921年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1922年轉學至芝加哥大學生理學系為研究生，192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於芝加哥大學赫爾解剖實驗室（Hull Laboratory of Anatomy）工作期間，在負鼠的腦中首次發現了腹側被蓋區，因此本解剖構造又稱為“蔡氏被蓋區”。年末回國到復旦大學教授生物學和生理學。1927年起擔任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前身）生理學教授。1930年秋獲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先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從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進修。1932年起任職於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大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隨學校遷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換教授身份赴美國講學與研究1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隨院自成都遷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大醫學院院長職務。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他仍任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1952年該校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由他任校長。1954年調任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任一級研究員、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共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為中國軍事醫學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聯考察半年，並赴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參觀和參加學術會議；1961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率團赴華沙參加國際空間科學會議；1964年率團赴愛爾蘭參加國際航空空間醫學會議，並順訪英國倫敦等地的實驗室。文革期間，被革除所有職務，工資停發，失去了工作條件，被安排打掃廁所，飽經批鬥和各種折磨。1978年復出。

蔡欽山：（？—１９６６年６月１7日），北師大輔導員。１９６４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留校任教。北師大教育系二年級學生的輔導員（當時班主任稱為輔導員 ），帶領在山西沁縣參加四清運動的學生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６月１７日，留在北京因而較早參加運動的四年級學生拉了一些二年級的同學開批鬥會，蔡欽山被戴上高帽子，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執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鬥。他的宿舍門上還被裝了一塊黑板，令他在進出時必須低頭彎腰，稱之為“鉆狗洞”。當天夜裏，蔡欽山在學生宿舍西西樓二層的寢室內自縊身亡。用一根繩子系在暖氣管上，然後從窗口向外躍下，成為十年動亂期間北師大校園內第一個自殺者。而他的這種死亡方式，後來一再成為其他逝者的選擇。據說，從被批鬥到死亡，他沒有說過一句話。蔡欽山死亡後，工作組在報告中說：蔡欽山的自殺是叛變行為。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3日），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家、學者。原名繼智、升恒、定中，後改名十力，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被《大英百科全書》稱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哲學家。熊十力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實際開山人物。13歲到14歲時，他的父母相繼病亡。日後他只是在父親的朋友何檉木先生處讀了半年鄉塾。16歲到17歲時遊學鄉間。受到維新派影響，讀孟子、王船山、顧亭林書，萌發革命之誌。1905年，熊十力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學堂。次年春，加入日知會。由於熊十力在軍學界圖謀舉事，遂被鄂軍首領張彪通緝，幸為友人掩護，秘密出逃。武昌起義後，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民國元年，參與編輯日知會誌。二次革命失敗後，曾去江西德安教書。1917年到1918年間，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後慨然棄政向學，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1919年前後，執教於天津南開中學，不久結識梁漱溟。1922年在南京從歐陽竟無學佛教唯識學，並和柳詒徵、湯用彤等人交遊。後受聘為北京大學特約講師。1928年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講學。逐漸離開佛教唯識學，形成自己的一套觀點。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繼續著述講學。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系完成的標誌。1949年，雖然得到蔣介石邀請，熊十力認為國民黨敗象已定，決定留在大陸，不隨國民黨至臺灣。1950年3月，熊十力到京，齊燕銘到車站迎接。到京後住在董必武租定的北京安定門內車輦店胡同五十一號，房主為周劉氏，系南向房屋，租金若幹擔米。6月17日，移住護國寺大覺胡同十二號，是熊先生早期學生張雲川覓得的單獨院落。此時，房屋家具均由政府安排購置，工資按當時最高標準訂為八百斤小米。其年夏天，熊十力在書肆上偶得《張江陵集》一部。仲秋，寫成六萬多字的《與友人論張江陵》（這裏，友人是指傅治薌。）的小冊子，由幾人集資印存二百部。郭沫若本希望熊十力到中國科學院去，那裏沒有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但熊十力說他仍回北大老巢，按老規矩，每周兩點鐘課，不到校上課，讓學生到他家裏來。他仍然過著獨居、思考、著述的生活。賀麟、任繼愈曾分別帶學生到熊家聽熊講課。這一段時間，熊十力生活比較安定。董必武、徐特立、郭沫若、李四光、張東蓀、張申府、陳銘樞等都來看過他。他與梁漱溟、林宰平、賀麟、伍庸伯、廢名等，有過一些往來。得遊者有王星賢、郭大中、劉公純、陰法魯等。11月，熊十力通過張雲川與大眾書店郭大中、萬鴻年商量，將與印順法師論戰的《摧惑顯宗記》印二百冊。資金由趙介眉贊助。是書以黃慶（黃艮庸）述的名義，全稱為《申述新論旨要平章儒佛摧惑顯宗記》，作為“十力叢書”之一。熊十力曾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研究生研討國學；恢復南京內學院，由呂秋逸主其事，恢復浙江智林圖書館，由馬一浮主其事；恢復勉仁書院，由梁漱溟主持之。以上後三機構是早間性質，但請中央或地方政府資助。據說毛澤東曾復信數字，大約是：“十力先生：長函誦悉，謹致謝意。”不過熊十力仍堅持提以上建議，1951年曾再上書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1954年又分別致函毛澤東、郭沫若。1951年2至5月，熊十力在北京著成《論六經》，商諸大眾書店郭大中、萬鴻年印二百余部，作為“十力叢書”之一存之。安貧好學的劉公純幫助校對。這本書又題“與友人論六經”，友人系指董必武。熊十力春天與董見面時就想與他談儒家經典，後取筆談形式。全書於六經中對《周禮》（即《周官》）發揮甚多，帶有空想射穢主義色彩。是書認為，《周官》、《春秋》之射穢主義與民主主義為同一系統，是孔子為萬世開太平之書，是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這些觀點，在抗戰末年的《讀經示要》中已經有了，在以後的《原儒》中更有發揮。本書書末的部分，是熊十力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的一封長信。信中懇請當局復興中國文化，提振學術空氣，恢復民間講學。1951年5月，熊十力曾托李淵庭帶一字條給梁漱溟：“辯證法。《易》與新學說確有不同處。新義根底是鬥爭，《易》道雖不廢鬥爭，但鬥爭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義為經常之道，我正在於此處用心。”是月，曾有兩長函致梁漱溟，討論梁著《中國文化要義》。對梁先生提出的中國文化“早熟”、“退化”諸說，對所謂中西文化發展歸本於情感與理智各有偏勝之說，關於中國古代沒有“民治”思想之說，關於中國學術不能謂為哲學，不妨說為主義與思想及藝術雲雲，熊十力都提出了批評。1951年臘月至1952年秋，熊十力集中精力刪削《新唯識論》語體本，文字減少了近一半左右（熊先生自己說減少了三分之二），結構、主旨未變。1953年冬，《新唯識論》由董必武協助印行。1953年，斯大林去世，讓許多小學生也哭成一團。熊十力對此持堅決的批評態度。1954年，自春至秋，熊十力埋頭著《原儒》。這是熊十力的又一大著。到中秋節，熊十力已將上卷寫完。1954年10月29日，由弟子劉公純、周朋初陪同，熊十力離京，從此定居滬上。行前，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在北京飯店為熊十力餞行。文革開始之後，1967年，熊十力遭抄家、批判。他對於紅衛兵的行為感到悲憤不已，不斷給中央領導寫信抗議，他獨自一個人在街上和公園裏自言自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絕飲食，後改為減食。但仍不停地寫書，寫了又毀，毀了又寫。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後不肯服藥，送醫院前已發高燒。在虹口醫院治療後基本好轉，但他習慣於一清早開窗，又患感冒。病體衰弱，大便用力過猛，心力衰竭，搶救不及，一代大儒於5月23日上午九時與世長辭，終年84歲。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

熊慶來：（1893年10月20日－1969年2月3日），數學泰鬥，中國近代數學的先驅，被譽為“中國數學界的伯樂”。1907年考入雲南方言學堂（同年學校改名雲南高等學堂）。1913年赴歐洲留學，曾就讀於巴黎大學、蒙彼利埃大學、馬賽大學等校，取得高等普通數學、高等數學分析、力學、天文學、普通物理學證書，並獲蒙彼利埃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21年初，離歐返回昆明，任雲南甲種工業學校及雲南路政學校教員。同年秋，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成立算學系，熊受郭秉文之邀聘擔任教授兼系主任。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高等數學系，以往中國大學數學系的水平相當於當時歐美國家中學數學的程度，在此五年間自編講義，計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論》、《微積分》、《解析函數》、《微分幾何》、《力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學分析》等十余種大學教材，這是第一次用中文寫成的近代數學教科書。期間和何魯、胡剛復資助學生嚴濟慈到巴黎攻讀博士，由於嚴濟慈在數學、物理等方面的傑出表現，法國從此開始承認中國大學的文憑。1926年，轉到清華學校（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任教，擔任算學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華大學算學研究部，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近代數學研究機構。次年招收第一屆碩士研究生，陳省身便在這一年入讀。1931年推薦中學數學教員華羅庚擔任助理員，對華羅庚一生影響甚遠。1932年，代表中國赴瑞士蘇黎世參加國際數學家大會，這是中國數學家第一次出席國際數學家大會。會後在巴黎從事研究工作，1934年以《關於無窮級整函數與亞純函數》論文獲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該函數論方面的研究定義了一個“無窮級函數”，國際上稱為熊氏無窮數。1934年，從巴黎返回國內後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數學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應雲南省主席龍雲之邀，擔任雲南大學校長至1949年。其間該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慘淡經營獲得重大發展，成為中國著名大學之一。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他在原籍雲南省彌勒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9月，熊慶來隨梅貽琦團長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大會，會議結束後暫留巴黎作研究工作。1951年其患中風，右手癱瘓，遂練習用左手寫字，並繼續在法國從事數學研究工作至1957年。同年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1年12月27日），原名廖家權，筆名繁星，著名作家，雜文家。1922年入長沙師範學校，曾和賀綠汀一起辦文學刊物，並擔任湖南學生聯合會秘書幹事。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南國藝術學院文學系旁聽。1930年參加中共黨，隨即因參加紀念南昌起義的遊行被捕。1931年獲釋。1934年4月廖沫沙給《自由談》寫了一篇叫《人間何世？》的雜文，引起《人間世》主編林語堂的不滿；到了六七月間，又因誤會以“公汗”筆名發表文章的是一位保守的老先生，遂發表批評《論‘花邊文學’》，不想正是他一貫尊敬的魯迅。這一雜文被魯迅回擊，魯迅將新的雜文集索性命名為《花邊文學》。1933年加入“左聯”。1938年到1949年在重慶、香港等地作報紙的新聞編輯工作，同時也為各報刊寫稿。1949年後先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曾為他和夏衍等人開《長短錄》雜文專欄；北京市委刊物《前線》曾為他和鄧拓、吳晗開設《三家村劄記》雜文專欄，由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輪流撰稿，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村”），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統一署名“吳南星”。吳南星的這些雜文緊密聯系現實，敏銳地提出問題，為人喜聞樂見。作品有《鹿馬傳》、《分陰集》、《紙上談兵錄》、《廖沫沙雜文集》、《余燼集》、《廖沫沙文集》等。1966年5月廖沫沙和鄧拓、吳晗三人被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從1966年5、6月份起，連續遭受批鬥，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獄中整整被關了8年，後又被送到江西林場勞動3年。聽到鄧拓與吳晗夫婦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懼淫威，寫詩悼念。在關押期間，他在獄中用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後結集出版，名《余燼集》。

廖祖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北師大教師。北師大物理系１９６４年畢業後留校的年輕教師，為人溫和老實。與大多數同學一樣，積極參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親在某醫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謂漏網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農村老家。當時廖祖青為群眾組織的一個小負責人，遂開了介紹信去該醫院，希望對方手下留情，讓老人留在北京。結果對方單位向北師大反映（也有說法是當時就把他押送回來），當時的運動領導者嚴厲斥責， 令其負擔沈重，哭笑無常，至自殺前精神已近崩潰。１９６７年，大約１０月份的某日上午９點前後，在北師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樓，一層大廳的鐵門上，人們發現物理系年輕教師廖祖青自縊身亡，繩子系在門框上。

　　

慕容婉兒：(1920年3月2日－1970年1月26日) ，女，原名錢欣珍。演員，譯製片翻譯。1939年在上海裨文女子中學（今上海市黃浦學校）畢業後，即參加了進步的上海劇藝社，先後在《上海屋檐下》、《碧血花》、《夜光杯》》、《夜上海》、《清宮怨》和《李秀成之死》等進步話劇中飾演角色，受到好評。她在演出舞臺劇的同時，又先後加入上海國華、金星、民華等影片公司，在《孔夫子》、《花濺淚》、《孤島春秋》、《西廂記》、《地老天荒》、《惜分飛》、《故城風雲》和《藝海春秋》等影片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隨話劇團到各地作巡回演出，後去香港，繼續進行演出活動。1944年後在上海、香港等地演出話劇《梁上君子》、《蝴蝶夫人》、《雷雨》、《日出》、《原野》等。1951年，她從香港歸來，在漢口參加中南軍區文工團。中共建國伊始，譯製片的工作尚屬初創階段，既懂電影而又精通外語的人才奇缺，1953年她欣然服從調遣，進上海電影製片廠翻譯片組，後轉入上海電影譯製廠任翻譯。先後單獨翻譯或與人合譯了聯邦德國、英、法、印度、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希臘、芬蘭、匈牙利等十多個國家近30部影片的劇本。這些作品中，不少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名片，如聯邦德國的《世界的心》、印度的《兩畝地》、法國的《沒有留下地址》、英國的《鬼魂西行》、《抗暴記》、捷克斯洛伐克的《仲夏夜之夢》、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美蔣特務”、“英國間諜”，慘遭迫害致死。時年50歲。

　　

翟強：（1917年－1966年6月10日），電影、戲劇導演。1927年入私立天津第二模範小學。1932年入河北省立第一中學。1935年考入上海戲劇電影研究所。1936年又轉入天津匯文中學讀書。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1938年3月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同年8月調到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實驗劇團任導演。1939年5月調回延安，到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烽火劇團任戲劇教員。到1945年9月，先後任延安藝術學校戲劇系主任、延安青藝實驗劇團團長、聯政宣傳隊創作科副科長、前線工作隊長等職。期間，創作過《治病》、《打狗》、《徐海冰除奸》、《王木匠進城》、《裴金章回家》等歌舞劇。導演《秋瑾》、《慳吝人》、《太平天國》、《李秀成之死》（兼飾李秀成）等話劇。此外，編導《無敵紅軍》、《開辟第二戰場》、《七七活報》、《加強團結，準備反攻》等活報劇。1946年7月參加延安電影製片廠，曾擔任《邊區勞動英雄號》的副導演。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先後在隴東軍區、華北軍區和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團政治處副主任、電影隊政治協理員、電影處軍代表、副處長等職，1949年7月調到東北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同年底與淩子風聯合執導《中華女兒》，獲第五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自由鬥爭獎”。1953年任東影副廠長。1956年任貴州省文聯戲劇部部長、副主席。1964年任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導演，導演過《南海長城》、《豹子灣戰鬥》（與肖汀合作）等話劇。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終年49歲。

裴學海：（1899年－1970年），曾用名裴會川，語言文字學家。七歲在本鄉私塾就學，14歲因家境貧寒而輟學務農，生活儉樸，仍堅持刻苦自學。17歲時考入灤縣師範講習所短訓班，學習成績優異。畢業後，一邊教學，一邊刻苦鉆研古文，研究文字聲韻。1928年，他29歲時，以同等學歷，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著名的漢語文學家趙元任教授及著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教授。他的穎悟勤奮，趙先生非常欣賞。畢業後，裴曾在天津教家館。任課之余，深入研究古漢語。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虛字集釋》，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他的代表作是《古書虛字集釋》（商務印書館，1932年）。該書因匯集了劉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楊樹達的《詞詮》、章炳麟的《新方言》和孫經世的《經傳釋詞補》等書中對虛詞的解釋而名為集釋。在文字、訓詁學方面，他著有《尚書盤庚篇釋義》（《天津國學月刊》第1卷第3、4期）、《尚書成語之研究》（《鈴鐺》1934年第3期）、《評高郵王氏四種》（《河北大學學報》1962年第3期）等論文。在音韻學研究方面，他著有《音韻考原》（《鈴鐺》1934年第3期）、《續音韻考原》（《鈴鐺》1935年第4期、1936年第5期、1937年第6期）、《隋時“支”、“脂”、“之”同音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古聲紐“船”“禪”為一“從”“邪”非二考》（《河北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等。此外，他還著有古漢語教學的一些論文。1957年反右時，大字報鋪天蓋地，攻擊他不看報紙，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他只淡然一笑。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受到迫害，被打成“封建余孽”、“黑鬼”，學術研究被迫停止。並被遣送回鄉去勞動改造。1970年，中共河北省委給他平反，讓他重返河北大學任教時，不幸患腦溢血病逝，享年71歲。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和民族學家。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9月20日入讀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插班進入三年級學習。這所學校位於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屬美國開化較早的新英格蘭地區。潘光旦留美時期，大學和研究生時期的專業上主要學習的是生物學，中間曾有一年半專攻優生學。1922至1924年他在達特茅斯學院學習生物學，於1924年夏獲生物學學士學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館學習優生學、人類學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時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參加內分泌學的暑期講習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夏在麻塞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學習單細胞生物學。留美四年後，潘光旦於1926年秋回國。據1923年11月26日的《達特茅斯報》報導，他原計劃在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後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醫學，後來他改變了主意，改去優生學紀錄館學習了一年，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一年。潘光旦返國後歷任上海吳淞國立自治學校(創辦於1923年，以吳淞商埠局舊址為校舍)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誌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至4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譯作有哈夫洛克•靄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學》。《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識別研究的成果而成為“破壞民族關系”的“罪名”。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二人常到校門外散步，有些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著那個大胖子（費孝通）是右派人物，並向他們扔石塊。文化大革命期間，潘光旦被抄家、批鬥，在醫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發炎成為危重的病人，卻無任何治療。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佳，急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藥，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隨後，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 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學家，“中共第一報人”。1923年，潘梓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保定中學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黨，接著被派回宜興重建黨組織。他利用縣教育局長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工作，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1927年9月，潘梓年調赴上海，在北新書局主編《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真話報》。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他成了當時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他還於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采訪。1930年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的負責人，後調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漢等人的入黨儀式。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誌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經中共中央營救，1937年6月出獄。同年12月根據中共的指示以社長的身份赴南京籌辦《新華日報》的出版，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潘任社長。潘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寫社論、專論、雜文、總結，經他精心審改的稿件，不計其數。他註意改進業務，《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顯現出鮮明的特色，報紙堅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誌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慶其間，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抗戰勝利後，奉命去上海籌辦《新華日報》總館，仍然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寫稿。1947年至延安，在黨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輾轉於鄭州、開封、武漢籌辦中原大學，並任副校長、校長和黨委書記。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原大學在河南成立，潘調任該校校長，同時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5月16日隨中共軍南下武漢，任中共軍武漢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在短期內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領導中南6省學校接管工作，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報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獄，1972年4月10日死於獄中。

潘天壽：（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頤，自署阿壽、壽者。現代畫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1920年春，參加浙一師進步學潮。夏，畢業，回寧海下正學高小教書。工作之余刻苦自習繪畫、書法、詩詞、篆刻。為趙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鴉》、《晚山疏鐘》。1923年春，任教於上海民國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國畫習作課和理論課教師。結識吳昌碩、王一亭、黃賓虹、吳茀之、朱屺瞻，畫風向吳昌碩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揮灑向深邃蘊藉發展。作《秋華濕露》等。改"天授"為"天壽"。1924年，任上海美專教授，著手編著《中國繪畫史》。1926年7月，所編《中國繪畫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8年初春，應邀擔任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畫主任教授，兼書畫研究會指導教師。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時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校授課教師。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畫集》，參加"新華藝專教授近作展覽"。1933年，作品參加徐悲鴻在法國巴黎主持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屆畫展在中央大學禮堂舉行。修改《中國繪畫史》，編寫《中國書法史》初稿。1936年，所編《中國繪畫史》經修改後再版，列入"大學叢書"。8月，"白社"第四屆畫展在蘇州公園圖書館舉辦。作《夢遊黃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壽作品《墨貓》、《行書立軸》在南京美術陳列館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江洲夜泊圖》在"中國畫會第六屆展覽會"展出。1943年，編寫《中國畫院考》。整理歷年詩作，編為《聽天閣詩存》付梓。作《秋酣》、《行書畫論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民族美術研究室"主任，與吳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購、鑒定民間藏畫，分類造冊，裝裱修整，充實院系收藏，為教學提供了充分的直觀教材。作人物畫《踴躍爭繳農業稅》、《文藝工作者訪問貧雇農》、《種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術》1957年第1期上發表《回憶吳昌碩先生》一文。在《美術研究》1957年第1期上發表《吳道子的生平概況》，第4期上發表《誰說"中國畫必然淘汰"》。作《記寫雁蕩山花》、《瑩瑩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要有更美的畫》。撰寫《花鳥畫簡史》初稿。應邀以《鷲鷹》、《小篷船》、《江天新霽》等作品參加蘇聯舉辦的《我們同時代人》展覽。1962年4月，在《東海》雜誌1962年10月號上發表《談黃賓虹山水畫的成就》。為緬甸駐華大使館作《雨霽》。1963年元旦，"潘天壽畫展"由上海美協、中國畫院主辦，在上海美術館展出。在潘天壽主持下，學生馬進良（敬良）等協助，美院正式成立書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戰役”中被連續批鬥。被關進牛棚監禁達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鄉寧海縣等地遊鬥，回杭州途中在一張香煙殼紙背面寫下最後一首詩：“莫此籠縶狹，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沈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於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醫院搶救，此後即臥床不起。文革期間，潘天壽被滿臉塗上墨汁挨鬥，讓他交代罪狀，他說：“我畫畫創新不好”。群眾大叫“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潘天壽！”他說“去掉反動兩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壽在受盡折磨之後悲慘地死去。

黎錦暉：（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學家，流行音樂奠基人，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藝術家劉海粟、現代性教育先驅張競生)之一。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1912年畢業於國立高等師範圖工科。1916年參加北京大學音樂團。1920年受聘於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國語教科書。1922年回長沙，先後任明德、周南等校音樂教師。青年時代受到長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響，提倡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並進。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兒童歌劇《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畫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門》等。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樂簡練明快，流傳極廣。此外，黎錦暉又投入流行音樂的創作。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作品，標誌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1927年起，先後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學校及中華歌舞團。1928年，率領中華歌舞團遠赴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一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到全國各地巡回演出，培養出周璇、聶耳、王人美、嚴華、黎錦光、黎明暉、黎莉莉、白虹、陳燕燕等著名藝術家及演藝工作者。同年，因經費困難滯留新加坡，編寫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別快車》等，由文明書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團並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於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然黎錦暉一直遭到“封殺”，成人的東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兒童文藝。後來文藝出版機構還接到內部文件，規定黎錦暉的東西不能用。他自己說了一句話：“別人是蓋棺論定，我是棺未蓋，論已定！”非常淒涼。黎錦暉一直背負著“黃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爭鳴”之際，他曾要求重新考慮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黃色”，但在那種政治形勢下，終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實，黎錦暉所寫的情愛歌曲，多為情非所願，他自己就有“十不寫”的準則，如妓女唱的不寫，猥褻的不寫，“三妻四妾十美圖”不寫等等。但為了事業，他又不得不生產一些“賣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經費緊張而一度向米店賒賬，險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為了籌錢，黎錦暉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違心寫歌，以“風花雪月”為演員換米換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經營不善，歌舞社竟無回程路費，他只好向國內“賣歌求款”，在半年內寫出百余首戀愛歌曲，以稿費把演員帶回祖國。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則是“十足”的蒙冤，這是黎錦暉及歌舞社被困馬來西亞時，與夫人徐來在海邊思念湖南家鄉風景如畫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發後不久，黎錦暉受到紅衛兵沖擊，在每日心驚膽戰看著街坊和同事一個個被拖出去批鬥的黎錦暉終於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許用火爐(杜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黎錦暉又冷又怕導致心臟病發作在上海去世。

黎國荃：（1914年24年－1966年8月26日），中國指揮家，音樂家，小提琴家。1932年入私立北京美術學校音樂系，後又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1938年冬－1949年春，先後在重慶中央電臺樂隊、國立歌劇學校、國立音樂院實驗管弦樂團、中華交響樂團以及香港中華音樂院、永華電影公司樂隊等單位任首席小提琴、獨奏員和講師、副指揮等職務，並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音樂組兼任主任。1949年3月從香港回到北京，歷任華北人民文工團音樂部主任、中央歌劇舞劇院管弦樂團指揮、團長和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等職，並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他也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黎國荃編寫的管弦樂作品有《金蛇狂舞》、《牧羊姑娘》；獨奏、重奏曲《秋收》、《小放牛》、《漁舟唱晚》等。其中很大部分已經成為華人音樂典範作品。他參與創作與錄製的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等電影音樂亦成為影響一代人的經典。1964年－1965年，黎國權成功擔任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指揮組組長等重要職務，在膠片上留下了自己永不褪色的影像。曾指揮歌劇《白毛女》、《劉胡蘭》、《阿依古麗》、《茶花女》、《蝴蝶夫人》和民族舞劇《寶蓮燈》、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魚美人》及許多中外交響音樂作品。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黎國荃被以“日本特務”的名義批鬥，1966年8月26日，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汙辱，懷著巨大的悲憤與失落感懸梁自盡，表現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浩然氣節。時年52歲。

黎冰鴻：（1913年9月－1986年8月15日），原名黎炳康 ，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早年深受曾留學法國的越南畫家阮有悅的影響。1931年，來到香港師從李鐵夫。抗日戰爭時期，曾從事抗日宣傳。1946年，來到蘇北解放區的華中建設大學擔任教授。中共國時期，黎冰鴻歷任中共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美術幹事，《華東畫報》記者及製片室負責人。1953年10月調到杭州，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1958年更名浙江美術學院，1993年更名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是研究生班指導教師。1954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油畫科主任。1955年3月，參與創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油畫系，任油畫系主任。1956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院黨委委員兼油畫系主任。1962年10月，到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第三工作室工作。1963年，任浙江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黎冰鴻被打成“走資派”，撤銷一切職務，關進牛棚，被迫停止創作，許多作品被毀。1971年，恢復教學工作。1978年8月，指導了該學院建院後首批油畫系研究生。

顏文梁：（1893年7月2日－1988年5月1日），字棟臣，畫家，教育家，中國第一代油畫開拓者，中國現代繪畫的奠基人之一，與徐悲鴻、林風眠和劉海粟並稱“四大校長”。1899年，6歲的顏文梁入讀私塾，8歲正式從師學習花鳥和水彩，12歲即臨摹《芥子園畫譜》，13歲就曾臨摹胡三橋的畫作《鍾馗》。吳昌碩見而嘉之，在其畫上題字。1906年，顏文梁入讀了王同愈在蘇州創辦了的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堂，並遇到了美術老師羅樹敏，由此開始學習西洋畫。1909年 ，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學習銅板技術，在日本畫家松岡正識指導下學水彩畫。1910年6月，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主持創辦的“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行，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官方名義主辦的國際性博覽會。顏文梁的鉛筆畫《蘇州火車站》被學校推薦，在會上展出。1912年，顏文梁辭工回到蘇州，開始潛心學習西畫，自己也研究試製了油畫顏料，經反復試驗，以松香水、魚油、顏料等混合成顏料，以此臨摹西洋油畫。顏文梁用自製顏料創作了第一幅油畫作品《石湖串月》。1916年，顏文梁被聘為吳江縣立中學圖畫教員，並在翌年應邀為上海“來青閣”書坊主人楊壽祺畫了16幅水彩風景畫，交付商務印書館，以三色版彩色印刷，廣而銷行。1919年，顏文梁與潘振霄、徐詠清等組織了“蘇州美術畫賽會”。這是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美術展覽會，以“提倡畫術，互相策勵，僅資瀏覽，不加評判”為宗旨，征集了蘇州及全國各地中西畫家作品以陳列展覽，集國粹畫、油色畫、水色畫、鋼筆畫、鉛畫、碳畫、蠟畫、漆畫等。“蘇州美術賽畫會”每年舉辦一次，展覽兩周，持續了二十年並未間斷。1922年9月，顏文梁與胡粹中、朱士傑正式辦起蘇州美術學校，顏文梁擔任校長。蘇州美術學校借用滄浪亭三賢祠河南會館房舍辦學，並招女生入學，為蘇州男女同校之始。顏文梁與朱士傑、胡粹中作為蘇州美專的創始人，被畫界稱譽為“滄浪三傑”。1928年，顏文梁在徐悲鴻及胡、朱等的鼓勵下，決心赴法深造。1928年年9月，顏文梁乘“帕朵斯號”郵輪遠赴法國巴黎留學，並在法國進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與方幹民和周碧初同學。顏文梁抵達巴黎後，手持徐悲鴻寫的介紹信和帶著粉畫《廚房》，拜訪了徐悲鴻當年的導師，著名畫家達仰•布凡爾脫。之後，帶著達仰•布凡爾脫的介紹信，顏文梁帶著《廚房》拜訪了皮埃爾•羅朗士，並終於進入了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1929年3月，顏文梁以國內帶去的色粉畫《廚房》、《畫室》及油畫《蘇州瑞光塔》參加了法國秋季沙龍展，均被評選委員會選中參加展出，其中《廚房》更獲得評選委員會榮譽獎，由時任法國教育部長和美術部長頒授獎狀。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畫家在法國獲如此殊榮，僅顏文梁一人而已。1931年，顏文梁留法三年後重返姑蘇。為了發展蘇州美專，顏搜羅購買了大大小小的石膏像達四百六十余件和一萬多冊美術書，千辛萬苦陸續運回蘇州。由朱士傑把它們整損修補，後來蘇州美專共有大小石膏像五百余件。1933年，徐悲鴻應邀赴法國和蘇聯舉辦畫展，要出國一年多，便邀請顏文梁兼任中央大學美術系主任教職，每周三天在南京為中央大學學生講授素描及油畫課。抗戰時期，顏文梁輾轉從蘇州到上海，繼續開辦美術專科學校，並多次拒絕日軍讓他回蘇州復校的威逼利誘。抗戰勝利後，蘇州美專學校復校，顏文梁仍然擔任校長。1949年以後顏文梁歷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等職。1947年顏文梁與吳征、張大千、吳湖帆等參與指導上海市美術館的籌建工作。1957年，顏文梁編著《美術用透視學》，該書以十六萬字和五百多幅插圖成為當時中國整理和介紹西方透視理論最為詳細完整的書。出版有《顏文梁畫集》、《油畫小輯》、《歐遊小品》及水彩畫集《蘇杭風景》等，著有《美術用透視學》、《色彩瑣談》等。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勒令回杭州受審，戴上“吸血鬼”的帽子，關在浙江美術學院的一個教室內，被迫寫思想匯報，長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蘇州美專的石膏像也全部被紅衛兵以“破四舊”的名義砸毀。為了保護其畫作遭清算，顏文梁將大批的畫作藏於學生家裏封閉式的兩堵墻內，文革過後一段時期，這批畫作才得以重見天日。1979年，顏文梁、朱屺嶦、谷量、孔柏基四人在長風公園舉辧了聯展。

顏福慶：（1882年7月28日－1970年11月29日），中國醫學教育家。顏福慶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江灣鎮（今上海市虹口區江灣鎮街道）的一個貧寒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喪父，從7歲起由伯父顏永京撫養。在伯父的資助下，得以就讀於上海聖約翰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03年畢業後，隨即入其舅舅吳虹玉創辦的同仁醫院當實習醫師，1904年應召報名到南非多本金礦，擔任礦醫。1906年，顏福慶赴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深造，1909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赴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獲得熱帶病學學位證書。1910年，顏福慶接受美國雅禮會的聘請，回國擔任湖南長沙雅禮醫院的外科醫師。1914年，他和美籍醫師胡美創辦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醫學院前身），任第一任校長。1915年參與組建中華醫學會，並任第一屆會長。1926年，受北伐戰爭沖擊，顏福慶離開湘雅醫學院。1946年湘雅醫學院重建教學樓，命名為“福慶樓”，以紀念顏福慶的貢獻。1926年，北伐軍入據湖南，發動驅趕傳教士運動，並一並把顏趕出了湖南省。1927年，顏福慶受聘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1927年10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1928年改稱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1932年改為國立上海醫學院，今並入復旦大學）第一任院長。1928年6月，顏福慶向協和醫學院辭職，赴上海吳淞就任。7月，創建吳淞衛生公所。他接辦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為教學醫院。此後又在楓林橋新址，建造上海醫學院新校址和中山醫院。1933年，旅滬的寧波富商葉子衡捐出江灣葉家花園，興建澄衷肺病療養院（上海第一肺科醫院前身），顏福慶兼任首任院長。1938年，顏福慶被調至武漢，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次年辭職回到上海。蔣介石曾親自驅車20多公裏，差不多是穿過整個上海到西區的武康路40弄4號，專門拜訪顏福慶，希望他能夠離開上海，去臺，去香港由他選擇。但顏福慶選擇留下來，拒絕蔣介石的誠意，等待共產黨的到來。 1951年，上海醫學院改組，顏福慶被任命為副院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家門口被刷上‘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顏福慶’的大標語，顏福慶被扣上“賣國賊”“洋武訓”的帽子，在耗盡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創建的校園裏，84歲高齡的老人被拉去遊鬥，時不時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腳相加。他頭上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祖師爺”的超高紙帽，胸前掛上“我是混蛋”紙牌，左手拿一只破鐵皮畚箕，右手執一短棒，在他創立起來的校園裏邊走邊敲，口裏還不斷地喊叫：“我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是醫務界反動權威的祖師爺”、“我是牛鬼蛇神”等口號，緊跟在他後面的有七、八個教授，同樣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罵著自己。顏福慶在批鬥會上和遊鬥途中，不時受到拳打腳踢；有一次，有人把寫大字報用的墨汁澆在他頭上，頓時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連鞋襪都是墨跡斑斑……一位工宣隊員曾要求顏自殺以謝人民。顏要求死後捐獻遺體，被拒絕。1968年後，顏福慶身體每況愈下，一天肺氣腫復發，家人用藤椅將其擡到中山醫院急診室。然而令人無比寒心的是，工宣隊拒絕為顏福慶治療，最後只開了藥打發他離開。家屬要求給呼吸困難的老人吸點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絕。這時顏福慶嘆了口氣，對兒孫說：“我們回家吧…”話音未落，緊閉的雙眼流下眼淚。1970年11月29日上午，坐在家中的顏福慶也倒了下去。家裏人問他說：“不舒服嗎？”老人搖了搖頭。“要不要去醫院？”還是搖頭。誰能想到，這個一生為中國醫療事業奔走的老人，在這個問題面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再問，老人沒有了反應，一代醫界巨星，就此隕落…

霍秉權：（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學家、教育家。我國首批從事宇宙射線、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讀書，後獨身到鄂城縣寒溪中學讀初中。高中畢業後，考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隨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費留學英國，先後在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193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43年赴美國華盛頓卡內基（Carnegie）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東北工學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籌建鄭州大學，歷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長助理、副校長。1962年，我國的第二個長遠科研規劃中，鄭州大學物理系承擔了宇宙線和原子核能譜的科研任務。當時經費由國家調撥，研究人員由剛畢業的物理專業研究生中選拔。在霍秉權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裝成兩臺譜儀，1965年對自製的探測基本粒子的“多板雲室”和“火花室”進行了組裝和調試。1966年5月，當我國進行核爆炸試驗時，他和一些青年教師在河南省衛生防疫站的協同下，在原子核能譜實驗室多道脈沖幅度分析器上，進行了核爆炸裂變產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譜分析。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好評。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鄭州大學，霍秉權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撤銷了一切職務。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譜實驗室被破壞，在中國科學院直接幫助下研製的“多板雲室”探測器也被扔入茅廁。鄭州大學物理系被搞得既無“物”也無“理”。1977年復出。

霍應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筆名霍非、徐文、亞克。語言學家、文藝翻譯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北平師範大學附中讀高中時，參加文總領導的社聯，並開始學習世界語。1932年，因參加抗日遊行被捕，在獄中受到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的影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1933年經營救出獄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參加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致力於世界語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廣，曾被推舉為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理事。1934年受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的委托到北平成立分盟。從1936年開始致力於蘇聯文學的研究和翻譯。抗戰時期，在武漢、重慶曾參加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抗戰勝利後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和蘇聯駐華大使館任翻譯，並編輯《新聞類編》。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成立時當選為理事。主要譯著有：《沙鷗的大衛》、《貧與富》、《路上的呼聲》、《舍格洛沃車站》、《古老的故事》、《鄉村的婚禮》和詩歌《祖國》，曾編輯《世界語分類詞典》、《世界名歌選》和《中國抗戰歌曲選》（世界語文版），合著有《現代中文世界語詞典》。1966年文革中被誣為“叛徒”迫害致死，終年59歲。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錚，中國著名詩人和翻譯家，亦是九葉詩派成員之一。穆旦的詩歌《贊美》、《詩八首》，均有很大影響。他翻譯的《唐璜》被卞之琳稱為“中國譯詩走向成年的標誌之一”，《拜倫、雪萊、濟慈 抒情詩精選集》更是膾炙人口的佳譯。11歲考入南開中學並開始詩歌創作，查良錚將“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歲第一次以“穆旦”為名發表隨筆《夢》。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遷西南聯大過程中，聞一多、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的帶領下，穆旦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達昆明。1942年2月，參加了中國遠征軍，隨杜聿明的軍隊前往緬甸戰場擔任翻譯，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一路上忍受饑餓，最後抵達印度，差點因“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文學、俄羅斯文學。1949年12月23日，與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的周與良結婚。1953年回到中國，穆旦的嶽父周叔弢是當時天津市的副市長，穆旦回國後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發表詩歌《九十九家爭鳴記》，並進行檢討。1958年，被指為歷史反革命，調圖書館和洗澡堂，先後十多年受到管製、批判、勞改，停止詩歌創作，堅持翻譯。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全家被“掃地”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穆旦進“牛棚”，夫人周與良也成為“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開大學，繼續埋頭於新的翻譯及修改以前的譯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頸骨折，忍痛繼續從事普希金詩歌翻譯和詩作，在醫院治療時突發心臟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詩：“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四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來新夏說穆旦自美國回中國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向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麽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國現代詩人、翻譯家。象征派詩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發表處女作《薔薇花》。1923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在創造社刊物上發表不少詩作。受法國象征派詩歌影響，註重聲、色律動與內容、情調的統一，情調憂郁、感傷。同期還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翻譯作品。1926年夏回國，先後在廣東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校、吉林省立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前，思想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奉天譯中》等詩作，成為在創作上走向現實主義的標誌。1931年加入“左聯”，九月與楊搔、浦風等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1933年2月，創辦《新詩歌》旬刊，倡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詩歌大眾化。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詩刊《時調》和《五月》寫了不少關於詩歌的理論文章，並創作了10余篇宣傳抗日的大鼓詞。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1949年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詩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風景畫》、《平凡集》。翻譯：《王爾德童話》、《維裏尼亞》、《法國文學史》、《歐貞尼•葛郎代》、《惡魔》、《巴爾克》、《巴黎煙雲》、《伊萬和巫婆》、《凱撤•北羅圖盛衰史》、《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等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傑女＂之稱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類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慘遭迫害，於1968年7月含冤去世，時年61歲。

薛暮橋：（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國經濟學家。15歲時，薛暮橋正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初二，其父在50歲生日前幾天因害怕債主逼債而上吊自殺身亡。半年後，薛暮橋輟學來到杭州站當練習生，學習會計。22歲時，薛暮橋已成為筧橋站站長，是當時滬杭鐵路各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1927年，薛暮橋加入中共黨。曾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常委、組織部長。不久，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中，薛暮橋在杭州被捕入獄，和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都被關在甲監5號。在3年的獄中生活中，薛暮橋學習世界語、世界通史，以及蘇聯和西方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出獄後不久，薛暮橋遇到了經濟學家陳翰笙。陳翰笙註重田野調查。1930年代初，薛暮橋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調查。經一個月調查，薛暮橋發表了首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演變為線索，揭示了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譯到日本。1931年之後，薛暮橋歷任南京民眾教育館《民眾周報》編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中國農村》月刊第一任主編。《中國農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了農村改良主義，論證了土地製度變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橋和羅瓊在上海結婚；9月，參加籌辦新知書店；秋冬之際，根據中共黨的《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精神，在《中國農村》月刊上發文號召全中國的鄉村工作者共赴國難；12月，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0月後，歷任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訓練處處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華中總分校訓練部部長，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長、山東省抗日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1949年後，薛暮橋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中紀委委員。1952年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著有《農村經濟基本知識》、《中國農村經濟常識》、《政治經濟學》、《中國國民經濟的射穢主義改造》、《射穢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當前我國經濟若幹問題》等。1966年文革風暴一開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薛暮橋就身陷旋渦。他被認為是“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其理由是他寫文章稱：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公有製占100%並不好。薛暮橋首先被關押在辦公室內，當時通稱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橋全家被“勒令”離開百萬莊附近的部長樓，搬到真武廟附近和一個姓張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橋所著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被稱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啟蒙教材”。這本後來賣了1000萬冊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卻是在牛棚裏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後復出。

戴乃叠：（Gladys Yang，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女，英國翻譯家。生於北京，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以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而著稱，其夫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她的父親是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戴乃叠才出世，她從小就對中國文化產生熱愛。她幼時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學習中文，1940年畢業，成為中文專業第一屆畢業生。她與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相識，婚後常住北京，致力於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成為20世紀後半葉外文出版社的優秀翻譯家。夫婦二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入獄，1989年二人公開譴責六四事件中戒嚴部隊的行為。他們的非當事人出版的英文自傳《楊憲益傳》在中國被禁止公開發售。1999年，戴乃叠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

　　

戴芳瀾：（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字觀亭，中國植物病理學家、真菌學家，中國植物病理學與真菌學的主要奠基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1910年前後在上海震旦中學學習，1913年結業於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14一1919年在美國威斯康新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專攻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1934一1935年再度赴美，在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真菌遺傳學等。曾參與發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擔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為近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1949年後，1952年院校合並，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1966年文革期間，檢討書屢次修改不過，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驅離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離世，終年81歲。

　　

戴煌：（1928年2月－2016年2月19日），原名戴澍霖。中國作家、記者，生於江蘇省阜寧縣溝墩鎮。1957年，任新華社高級記者，因提出反對中共黨黨內特權，被打為右派分子，後被發配到東北林場勞改。1978年被平反，重返新華社。2007年反右運動50周年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直斥毛澤東騙了中國、也騙了他。著有《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直面人生》。2016年2月19日北京時間下午4時13分，因肺炎、心臟衰竭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去世。2016年2月21日，《新華網》轉發《新京報》報道，給戴煌很高評價。

　　

戴麟經：（1906年－1968年），前中華民國國腳，是第一位率領中國國家隊參加世界杯預選賽的主教練。小學畢業後跟隨父母搬家到上海，中學就讀南洋公學，之後升讀交通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畢業後轉入暨南大學。1926年，進入了由球王李惠堂組建的樂華足球隊，迅即闖出名堂，成為球隊主力中鋒，“戴中鋒”外號不脛而走。1927年隨同三華隊訪問澳大利亞，31場射入28球，進球數僅次於李惠堂。1928年，跟隨暨南大學足球隊訪問東南亞諸國。1930年，戴麟經入選中華民國代表隊，參加第九屆遠東運動會，首場比賽對菲律賓，戴麟經大演帽子戲法，協助中華民國大勝5比0。第二場對日本，戴麟經射入一球，戰平3比3，並列冠軍。1932年與李惠堂、陳鎮和等一同到印尼發展。1934年返回上海加盟東華隊，與孫錦順、李堯、韓龍海、賈幼良合稱“東華五鋒”。1934年最後一屆遠東運動會，以及1936年柏林奧運，戴麟經都因故缺席。戴麟經於1945年退役，成立合群足球隊，並親自擔任教練培育新秀。中共國建立後，戴麟經於1951年應中共軍邀請成立八一足球隊，並擔任教練。1956年任國家足球指導委員會副主席。1957年，中國國家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預選賽，出於國籍的考慮，戴麟經接替原來的匈牙利籍主教練約瑟夫成為中國隊教練，在與印尼的兩回合較量中一勝一負，取得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中國國家隊第一場正式國際比賽的勝利，不過最終在附加賽中戰平，因總進球數少而未能出線。失利後戴麟經辭職。1959年，擔任八一足球隊主教練。文化大革命期間，戴麟經與夫人南洋歸僑李愛玲均受到迫害，先後自殺身亡。1978年，得以平反，恢復名譽。

戴涯：（1909年－1973年），話劇演員、戲劇活動家。1933年，二十四歲的戴涯與唐槐秋（1898—1954）合作，創建和領導了中國旅行劇團（簡稱中旅），唐槐秋任團長，戴涯任副團長，兩人都同時兼任劇團導演和演員。中旅作為中國話劇史上第一個民間職業性演出團體，對倡導中國話劇走上職業化、市場化的發展之路，作出了開拓性貢獻。中旅還為我國演藝事業培養和鍛煉了諸如舒繡文（1915—1969）、陶金（1916—1986）、白楊（1920—1997）等一大批著名演員。1957年5月24日，在紀念中國話劇50周年時，中國戲劇家協會在主席田漢（1898—1968）主持下，曾對中旅的歷史貢獻作出了很高評價。1936年秋，戴涯與曹禺（1910—1996）、馬彥祥（1907—1988）攜手，組建中國戲劇學會（簡稱中劇），戴涯擔任中劇會長兼導演、演員。抗戰八年中，戴涯長期率領中劇，在西北這片話劇處女地艱難運作、辛勤耕耘，演出進步話劇，播撒話劇種子。＂新中國＂成立後，戴涯先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戲劇系任教師，1954年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1957年春，戴涯和表演藝術家於是之（1927年生）、朱琳（1923年生）聯袂，在郭沫若（1892—1978）編劇、焦菊隱（1905—1975）和梅阡（1916—2002）導演的歷史劇《虎符》裏，成功扮演魏王，這成為戴涯演藝生涯的絕唱。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迫害。1973年3月，因病去世，終年64歲。

中共瘟疫概論

本《紀要》是止於2020年4月30日之前收集的各類媒體新聞報道，由於篇幅都太過宏大，便取每篇的要義大概，文後還附有連接網址；閱者若對某篇全文感興趣，在互聯網上輸入文章題目或網址即可。隅爾出現無連接網址的小評論，則是在下因憤慨所表示的看法，無足輕重的。－－整編者註。

疫情在中國（壹）

2020年1月23日 憂武漢疫情管控已“崩潰、失控”疫區居民趁鎖城前出逃 

武漢市政府於周四（1月23日）淩晨采取“史上絕無僅有”的封城對策；全球已確診628例，17人死亡，中國確診共618例（死亡17例），澳門確診2例，香港確診2例；臺灣確診1例；泰國確診4例、日本、南韓及美國各確診1例。根據壹名於封城前壹刻、從疫區“出逃”的居民說，武漢當局從月初壹開始的隱匿疫情、到對肺炎致死病患的草率處置、不透明，甚至到封城前壹刻的機場檢疫工作都還是很松散，這讓他大喊，武漢官員“根本失職”，對疫情的管控也“崩潰、失控，太荒唐了”。－－ 憂武漢疫情管控已“崩潰、失控”疫區居民趁鎖城前出逃

2020年1月26日 美國傳染病專家：從武漢歸來，驚訝官方對疫情不動聲色

前“醫生無國界”組織成員、美國紐約州南安普敦市石溪大學傳染病專家拉吉夫·費爾南多醫生（Dr. Rajeev Fernado），本月17、18號兩天在中國武漢，專程現場考察新型冠狀病毒的狀況和政府的防控。他回到美國接受了多家媒體采訪時說了這麽壹些話：

＂壹路上我註意到，人們根本沒有害怕，壹切很平靜，大家都相信政府說的壹切都在控制中。＂

＂我覺得中國政府不願意發布真實消息，壹切都不透明，甚至好幾天不更新信息。這意味著政府不及時阻止疫情的傳播。＂

封城行動＂是原始的行為和思維。＂＂我還擔心，這麽大規模的封城，是強迫健康人與感染者混在壹起，讓更多人感染。＂－－ 美國傳染病專家從武漢歸來 驚訝官方對疫情不動聲色

2020年1月29日 多地病床不足公安采取文革式的防疫 封死家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人數本周三（29日）已突破六千例，疑似病例近萬，死亡超過130人。同日，日本政府派出包機，從中國武漢撤走206名日本人，下午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厚生勞動省表示，已確認其中4人有發燒、咳嗽癥狀，安排將4人送往指定醫療機構。

武漢綠景花園居民胡維麗發帖說，她的父親1月18日從普仁醫院透析回家後發燒。1月27日下午，醫院確診其父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但醫院拒收。

網民提供的壹段視頻顯示，河北廊坊公安帶人把壹戶到過武漢的家庭成員軟禁在家14天。當局擔心住戶離開，派出多名男子用三角鐵將住戶房門釘死，並在門口帖上寫有此戶系武漢返鄉人員，請勿接觸的提示。

另外，各地政府為了阻止疫情，在路邊帖出各種橫幅，如湖北回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串門就是相互殘殺等，壹批近乎瘋狂的口號。

2020年1月30日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名稱是怎麽來的？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中國武漢出現，2020年1月7日，經全基因組定序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2019-nCoV”（2019新型冠狀病毒）。但從國際媒體的報道實踐看，不少媒體從新聞標題的簡練度和傳播的便捷性考慮，並未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命名，而轉而采用“中國肺炎/病毒“（China pneumonia/virus）、”武漢肺炎/病毒” （Wuhan pneumonia/ virus）取代。

2020年2月1日 她最早上報疫情:我這次把壹生的眼淚都流光了

張繼先，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主任。壹個月前，她最早發現這場疫情苗頭，並和院方壹起上報。

12月29日下午1時，分管院長夏文廣召集了呼吸科、院感辦、心血管、ICU、放射、藥學、臨床檢驗、感染、醫務部的10名專家。專家們壹致認為，這種情況確實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視。夏文廣副院長立即決定：直接向省、市衛健委疾控處報告。

2020年2月2日 紐時:還原疫情關鍵7周 中國為何沒及時控制傳播

1月7日，周先旺在鮮紅的國旗背景下，向武漢市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承諾建設壹流的醫學院，舉辦首屆世界大健康博覽會，以及建設壹個面向醫療企業的現代化產業園。他和其他的省級或市級領導人壹次也沒有公開提病毒的暴發。

“講政治永遠排在首要位置，”湖北省省長王曉東1月17日引用習近平強調服從的話對官員們說。“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

相當糟糕的是，壹名患者已經感染了至少14名醫務人員。

在接到習近平的命令後，中國的官僚機構才迅速行動起來。那時的死亡人數是三人；在接下來的11天裏，死亡人數會升到200以上。

2020年2月5日 BBC: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大事記 如何蔓延到全世界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何從武漢蔓延至全世界？中國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又做了哪些應對措施？BBC按照時間為妳詳細拆解。

12月1日 當時公開信息：無

12月10日 當時公開信息：無

12月26日 當時公開信息：無

12月30日 壹張武漢市衛健委的內部通知在網絡上流傳，稱武漢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並與該市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關。

12月31日 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公開通報肺炎疫情，稱該市目前發現了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7人病情嚴重。但通報指，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也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1日 華南海鮮市場被關停，有檢疫人員前來檢測物質。

1月3日 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共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

1月5日 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無死亡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

1月6日 中國疾控中心在機構內部發文，啟動二級應急響應。

1月8日 中國國家衛健委確認，“新型冠狀病毒”為疫情病原。

1月10日 中國科學家向世界公布新型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1月11日 武漢市衛健委稱，被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為41例，其中1人死亡。通報同時強調，在1月3日以後武漢未發現新發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13日 壹名武漢遊客在泰國被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成為在中國境外確診的首例病例。

1月15日 武漢市衛健委發文稱，該市沒有新增病例，且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1月16日 日本宣布確診該國首個感染病例。

從1月11日到1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連續7天宣布未有新增病例。

1月17日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MRC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根據模型預測，在中國的實際感染人數已接近1700例。

湖北省“兩會”結束。

1月18日 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有4例新增病例。

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行大量人員聚集的“萬家宴”。

1月19日 武漢衛健委通報稱有17例新增病例，累計有62例確診病例。

1月20日 武漢新匯報136例確診病例，累積確診的病例人數猛增至198人。當日晚上，鐘南山在接受官方媒體采訪時，首度確定該病毒可以“人傳人”，並透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

1月22日 香港和澳門分別確診當地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

1月23日 武漢、黃岡、鄂州等多個湖北城市陸續宣布“封城”，限制公共交通出入。

湖北省的感染病例上升至444例，武漢新增8人死亡。

2020年2月10日 疫情之下 癌癥病人被中斷治療!癌 也是人命啊!

壹個生活在上海的淋巴瘤患者，記錄下了在疫情和癌癥雙重陰影下，病友的艱難求生路。

認錢的服從政治的醫療系統這時“停止接收壹切病人”；當地號稱＂父母官＂們此刻沒有人認同＂癌癥也是人命關天＂的；難到他們的智商和常識不懂得＂不是所有病都能等＂的問題嗎？

以放棄壹部分患者的代價，去承救另壹部分患者的做法，誰做出這樣的決定，在疫情過後必須徹查到底。患病沒得選擇，治病卻為何有選擇？即便為"政治正確＂服務，那也得講個先後。

生命本沒有貴賤。壹定要把"政治正確＂視若高於生命而排在第壹位，這種野蠻、等同謀殺的做法，只有在專制獨裁者的國度才會發生的荒唐事。

人道主義被蹂躪到壹文不值，白衣天使無奈也成了見死不救的害人幫兇，這場景，怎不叫人沒齒不忘、耿耿於懷！

2020年2月19日 妳知道，我們為什麽沒有躲過這場曠世國難？

（1月4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明確地發表了對香港不以為然的態度：他對大公報表示，當前並無證據表明香港病例與武漢的直接聯系。“不能因為去過武漢就說是被傳染的。”他還表示，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且沒有發生死亡案例，說明病毒威脅水平有限。同時強調，中國的傳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積累，絕不會出現因為春運發生大擴散的可能性。

1月10日，武漢市“兩會”閉幕。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北大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王廣發，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稱“疫情可控”。

中國春運開始——壹切似乎風平浪靜。

1月11日-17日，湖北省“兩會”在武漢順利召開。

1月16日，徐建國在接受《Science》采訪時仍表示：這是壹個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觸者無壹發病。 

根據經濟觀察報從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危重癥專家、副主任醫師余昌平的采訪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確診是很難的——需要專家、領導簽字，才能查冠狀病毒”。

而財新網對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彭誌勇的采訪證實，此前，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到武漢金銀潭醫院調查後做了壹套診斷標準：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癥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

請記住彭誌勇這個名字，12月底專家組預設立場認為不會人傳人。但是，彭誌勇認定是烈性傳染病，通知同事嚴格防護，結果中南醫院在同類醫院中醫護感染數量最少。

國家衛健委在武漢肺炎前期定下的三條診斷標準：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癥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這是哪個混蛋王八拍板定下這套診斷標準的？因這三條診斷標準，放任了多少患者，造成了多大傷害，由此引發的人道災難和經濟損失，必須要拍板定下這套診斷標準的擔刑責，並對在此瘟疫中被傷害的家庭和個人，國家要有賠償！

疫情在中國（二）

2020年2月19日 HY研究員：武漢之殤：何以至此？

壹、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去武漢幹啥了？

1、第壹批專家組（12月31日）：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第壹批專家組成員包括CDC徐建國院士，還有北京地壇醫院感染科專家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危重癥科主任曹彬。從上面人員構成信息我們可以看出，國家衛健委派出專家組主要有兩個任務：壹是危重病人救治，二是調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

2、第二批專家組（1月8日）：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第二批專家組成員既包括北大第壹醫院危重科主任王廣發、地壇醫院感染主任醫師蔣榮猛、北大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高占成等臨床專家，也包括CDC副主任馮子健、原副主任楊維中等疾控專家。

3、第三批（1月18日）：

包括組長鐘南山院士、傳染病診治國家實驗室主任李蘭娟院士、CDC主任高福、CDC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院士及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這壹次武漢之行後，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的事實公之於眾，隨即全國拉開了新冠疫情的阻擊戰。

二、壹線聲音：武漢醫院的真實情況

1、財新記者1月30日在線采訪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

財新記者：妳是指像SARS那樣會“人傳人”？

李文亮：明顯存在人傳人。

2、財新記者2月4日采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彭誌勇：

彭誌勇：“我在1月3日知道新冠病毒的基因測序後，就判斷出這種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傳人。”2月5日，彭誌勇告訴財新記者，多年的臨床經驗和知識積累讓他做出此判斷。

3、《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協和醫院醫生林羽（化名）：

“病人往上報，幾天都沒有反應，然後上面說還在等，人太多，導致很多醫生、病人不能確診。”林羽說，當時，院內還有接近三十名醫護人員在隔離觀察。

4、中國青年報采訪武漢某三甲醫院的病房主任李亮（化名）：

我看到的是，發熱門診從開設時的壹天200多人，到300多人，到400多人，就這樣逐漸增加。我們的發熱門診從開設那壹天就是24小時壹直運轉的，很多患者要從白天等到半夜才能看上。

三、武漢通報：從“不會人傳人”到“有限人傳人”

從這些信息我們可以推斷：

1月5日通報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1月10日前送到了CDC進行核酸檢測。1月16日通報新增的4例，發病時間在1月5日至8日，武漢衛健委進行了隱瞞（1月6日-9日期間無不明肺炎情況通報）。

1月10日後已經有核酸檢測，而1月12日至15日卻通報沒有新增病例，他們顯然全部進行了隱瞞。也就是說，只有1月5日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上報了CDC，而其他病例都沒有上報，也沒有對外公開。除那59例病例外，其他病例都是在1月16日國家衛健委出了診斷標準，武漢市衛健委才進行了通報。

四、公開說謊：不可掩蓋的事實

根據中國紅基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資助的二十壹批共３５０名醫務工作者（截至2月17日）的信息，已有4名在1月11日前確診：

陸先生，武漢同濟醫院，2020年1月7日在武漢同濟醫院確診感染（首批）；

余女士，長江航運總醫院醫生，2020年1月10日日在長江航運總醫院確診（第十五批）；

余先生，長江航運總醫院醫生，2020年1月11日在長江航運總醫院確診（第十二批）；

王先生，長江航運總醫院醫生，2020年1月11日在長江航運總醫院確診（第二十壹批）。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月29日發表的論文顯示，1月1日-11日有7例醫務人員感染，這篇文章的通訊作者是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與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楊波。

然而，武漢市衛健委從12月31日至1月11日壹直通報，“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明顯與事實情況不符。

五、信息管控：不解決問題，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1、《中國新聞周刊》1月31日曾在線采訪了李文亮：1月1日，武漢市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還傳喚了8名在網絡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的違法人員，依法進行了處理，包括李文亮醫生。

2、《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協和醫生林羽：“整個就不讓說”。

六、關於專家：究竟是誤判，還是被誤導？

七、不得不說：匪夷所思的診斷標準

八、研究成果：為什麽沒有應用到戰勝疫情中？

九、疾控中心：妳不知道有多麽尷尬

十、最後的話：事情何以至此？－－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43879

從武漢市衛健委到中國疾控中心，這些所謂的專家，其實都是中共黨手下吃軟飯的有閑人；在政客的把持下，他們就象是政客先行放出探視的鷹犬，然後讓怎麽說就怎麽說，讓說什麽就說什麽。他們不僅徒有虛名，還是此番武漢肺炎瘟疫世界大流行的最大幫兇！

2020年2月20日 受“封城”影響 中國百萬艾滋病感染者恐斷藥

為了防控武漢肺炎傳播，中國有超過五十個城市采取不同程度的交通和人員進出管制，這種情況引起了聯合國艾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的關註，擔心“封城”會導致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沒有足夠藥物供應。

關註艾滋病人權益的誌願者“燕子”表示：“大部分在家吃藥的都是艾滋感染者，也就是病毒攜帶者。對於攜帶者來說，他們每天都需要吃藥，藥物斷了幾天就會出現耐藥性，得要換藥，對於未來的持續治療會有壹定影響。從治療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來說，確實不希望他們斷藥。”

根據官方數據，直到2018年年底，中國估計有125萬人感染艾滋病毒。

2020年3月4日 中國非新冠患者陷困境：我們被拒之門外 沒有出路

壹個三歲的小男孩焦急地等待下壹輪化療。然這時，新型冠狀病毒暴發，醫生突然將他拒之門外。

武漢的壹名女子寫道，因為擔心交叉感染，她62歲的母親已經被數家醫院拒之門外。

上個月，23歲的廖家豪（音）去了中國南方城市廣州的壹家醫院，希望接受視網膜脫落手術。如果不及時治療，他可能會失明。但醫生表示，他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後才能接受治療。“我們很困惑，”梁婉瑩（廖家豪女友）說。“沒有資源留給非新冠病毒患者。”－

2020年3月6日 抱歉，我實在沒能挨過這個冬天

李戈，雲南，31歲，從事花卉行業12年花爛在地裏我還能少虧壹點錢。

張振剛，河南，某養雞場負責人臘月二十九，3萬6千只出殼剛壹天的小雞雛，壹筐壹筐，連著蛋殼，通通倒進了新挖的土坑中。

劉德成，45歲，從四川壹路追花到雲南的養蜂人從大年初三到現在，光是死去的蜜蜂，就裝了六七桶，都倒掉了，那是能裝三四十斤水的大桶。

朱文玖，浙江橫店，制片人。我們組總共800多人，每天壹睜眼就是壹百多萬，壓力太大了。

匿名，天津，某藥店老板，現在我們藥店人最心寒的是，我們也算是壹線，環境也很危險，大家尊敬醫院裏的醫生，卻對藥店百般打壓、頻繁舉報。

老姜，餐飲老板，今天發完工資，就打算退出餐飲了。身上已經沒有現金了，到下個月就拿不出錢來繳房租和發工資了，我堅持不下去了。

陳欣，湖北鹹寧，帶女兒到武漢求醫的母親打了很多家酒店的電話，沒有壹家願意接收我們，打了市長熱線、交管局打到疾控中心、社區、求助站……電話打過去，對方總是會給我下壹個電話，壹圈打下來又回到了原點，‌‌“妳打市長熱線問問吧‌‌”。

徐強，浙江義烏，意外困在武漢的‌‌“流浪漢‌‌”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兒，沿著那條街胡亂地走，走了壹兩個小時，走累了，我走進壹個公園，躺在長椅上，靠著背包睡著了。壹個保安把我喊醒，‌‌“不準在這裏睡！‌‌”

那我能在哪裏睡呢？－－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抱歉我實在沒能挨過這個冬天

因壹刀切的封城，在國際上大吹是最好防控措施，經濟就這麽被毀於壹旦，其它的病患者就只剩掙紮；權力的蠻橫，能這樣堂而皇之地實施謀殺的手段，令人匪夷所思。

2020年3月11日 武漢又爆大規模群聚感染 上海秘密啟動方艙醫院

3月9日，據武漢當地壹位醫生家屬爆料，最近幾日，在漢陽又有幾個小區大規模爆發感染，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後復發，"然後在取快遞的時候，群體聚集又感染了"。

武漢市民：醫院"很恐怖"。武漢市民張毅告訴《美國之音》："像我們前面就有壹個人正好就是拿了壹個化驗單出來，他是陽性，……，醫生就讓他去隔離醫院。然後我就問了壹下，每天都有這種新增的病人、而且是確診的病人，他們都是在家裏，根本沒出過門，但是無任何癥狀，既不發燒，也沒有任何癥狀的病毒攜帶者，是來看其它的病才發現。"

上海異議人士杜陽明告訴希望之聲電臺，上海從8日開始，虹口足球場作為方艙醫院，已經正式啟用了。

臺灣《民報》10日引述北京臺商的消息說，目前北京疫情惡化，災情不下於武漢，只是消息被嚴格封鎖。

中共對外宣稱，4月份武漢都要全面摘下口罩，中國將全面復工。

2020年3月12日 中國衛健委宣布 中國國內疫情流行高峰期已過

中國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3月12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

2020年3月14日 新冠確診數驟降 武漢醫生揭真相

中共宣稱"抗疫成功"，官方數據中，疫情中心武漢的新增確診也降至個位數。

網上流出壹名曾在武漢方艙醫院駐點的醫生在網絡群組中的聊天錄音。錄音中說到：血清學檢測手段是檢測武漢肺炎的"金標準"，現在已經全面喊停，都是"政治學的診斷"、"政治學的治愈"。在習近平3月10日視察武漢的當天，最後壹批方艙醫院病人出院。

湖北人壹家三口在外地被隔離14天，每天每人500元，共交納壹萬五千元現金！這個中國同胞壓著氣憤和無奈，反抗無效，只能交錢。全智勝：隔離費用500壹天，壹家子開兩個房間，14天需要壹萬四千元人民幣，這就是熱衷於隔離的原因，沒有之壹！ 這已經不是個例，韭菜根妳們早就刨完了，現在刨的已經是人血、人命！難道非要這麽高的隔離費用嗎？－－2020-03-16 05:05 來源: 博談網作者: 金鳴 〖兲朝浮世繪〗世界向中共討債的日子近了 習開始害怕了

2020年3月17日 《科學》最新研究：武漢封城前超8成新冠未確診

3月16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在線發表的壹項研究：在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前，中國報告的確診病例數只有總感染病例的14%，也就是說未記錄（undocumented）感染者比例高達86%。作者中包括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地球系統建模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2020年3月19日 有情況?援鄂醫療隊緊急接受新任務 全部留武漢

3月17日淩晨，浙大壹院援鄂醫療隊140人、浙大二院援鄂醫療隊171人分別收到緊急通知：再戰武漢協和西院。同壹天，浙大邵逸夫醫院援武漢醫療隊142人也接到武漢疫情防控指揮中心通知，參與武漢肺科醫院危重型病人的救治工作。

經過短暫休整，勝利後再戰，浙大人勇挑重擔。因為，武漢還需要他們！

休艙僅24小時－－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750

疫情在中國（三）

2020年3月22日 熱貼：武漢醫生憂疫情二次爆發 學者稱不會再公開

港媒引述評論員分析，中共已將"數據歸零"炒作成自己的政績，即使二次大爆發也會繼續掩蓋。此前，外界也普遍認為，中共大肆炒作"輸入型病例"和所謂"海歸人士隱瞞病情傳播病毒"，是打算讓海歸華人為下壹波疫情爆發"背鍋"。

壹個朋友轉給我壹封信，寫信人講述他妹妹的經歷。說他妹妹以前每天都出去打太極拳，在家宅了五十多天後，突發腦卒中。叫了110，卻到處沒醫院收，好容易輾轉送到某醫院，卻要先查是否新冠肺炎。待得出結果，排除新冠肺炎後，業已耽誤了最佳時間，壹周後去世。寫信人說：“我要急著把事情說出來，壹方面是發泄心中的悲憤，更重要的是警示武漢的當權人，正常的醫療秩序要立即恢復，正常的公交秩序也要恢復，應該防控和秩序兩手抓，要不然會寃狂死更多人！我弟媳的母親膽管癌疼痛不能進食無醫院收治，打無數個110、120沒人接電話，年初二早晨活活地痛死。”他說：“真是可恨新冠的全城蔓延，可恨武漢衛健委對疫情不透明不公示，害死了多少無辜的人，封城之前那些無作為的領導心中完全無數，封閉快二個月了對眾多老齡慢性病患者，癌癥，以及急癥患者完全無應對措施，這是壹件很可怕的事！！！！”這些都是原話，連標點符號都是。－－京港臺：2020-3-22 方方：疫情看上去穩定，但人心似不太穩 

2020年3月29日 中國感染人數低於美國 與試劑盒質量有無關系?

這兩天從西班牙、從捷克、從土耳其都傳出中國生產的新冠肺炎試劑盒準確度不高的問題，西班牙已經把壹批購自中國的快檢試劑盒退貨，而土耳其也出了類似問題，當局已經放棄采用。這裏引出的問題不光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學者質疑，中國感染人數低於美國，與試劑盒不合格是什麽關系？

武漢肺炎病毒不聽黨的話，輿論工貝完全聽黨的話的，數字也是聽黨的話的；把不聽黨的話的數字改成聽黨的話的數字，把不聽黨的話的故事改成聽黨的話的故事，把不聽黨的話的人訓誡成聽黨的話的狗，於是，皆大歡喜，我黨英明偉大永遠正確。

2020年4月2日 病毒卷土重來？緊急之下 中國這地又被“封”了

網上流出的3月31日下達的河南省郟縣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文件指出，所有村（社區）、小區均只能保留壹個出入口，“所有人員要憑證出入，測量體溫、佩戴口罩，三者缺壹不可”。上海東方明珠和金茂大廈等室內景點因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已於星期壹再次關閉。

2020年4月6日 熱貼：中國再次爆發疫情？傳大陸民眾急翻墻吹哨

壹位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朋友透露，疫情似乎二度爆發，“中央內部通報是每天增長在2500左右”，還不包括無癥狀患者。

2020年4月6日 無癥狀感染+輸入病例 武漢45個小區重新被封

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星期壹（4月6日）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況，截至4月5日24時，中國報告的新增無癥狀感染者78例, 而前壹天為47例。其中境外輸入無癥狀感染者40例。由於出現無癥狀病例和其他未指明的原因，武漢官員取消了45個居民區的“無疫情”狀態。“無疫情”狀態允許住在武漢小區的人壹次離家兩個小時。

2020年4月8日 武大首席專家警告武漢仍有壹兩萬無癥狀感染者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主管的健康時報6日報導，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首席專家楊炯受訪時指出，“從近三天普查數據來看，武漢的無癥狀感染者占0.15%-0.3%左右，也就是說大約有壹兩萬的無癥狀感染者，雖然現在看來無癥狀感染者的傳染性比較低，但總歸是有傳染性的，還是需要警惕。＂

臺灣小兒科醫師林應然眼裏認為：＂因為封城、鎖國壹定會緩和，但是緩和不是變成壹個案例都沒有，那不可能。除非妳不診斷、不檢驗。”

2020年4月13日 網友直擊：河北邢臺疫情恐再次爆發 重新封路封村

網友發表了許多圖片，顯示河北邢臺許多村莊又重新開始封路、封村。

2020年4月14日 綏芬河告急 代市長承認確診243例打臉衛健委

臨近俄羅斯的綏芬河口岸疫情告急，向社會求援並搶建方艙。面對疫情的巨大壓力，當地的代市長被迫亮相道出實情，當地確診病例已有243例，從而曝光了中共官方疫情統計數據造假。

艾未未說，“國際社會中有許多人說，我們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這些人都希望能盡可能地恢復到以前的狀態。我認為，這完全就是壹種宣傳。果真如此的話，這意味著很快地會有另壹場危機將至，我們不能忽略這樣的情況。”－－2020-04-14 來源: 自由亞洲 艾未未 國際社會不信中共才能動搖其統治 

從SRAS到武漢病毒，中共國壹次比壹次地嚴重感染世界，讓世界各國遭受不白之冤，自身又象是壹個只認錢，其它什麽道義守信規則事實都不認的流氓，竟還常常在世界民主舞臺上表演出壹副＂救世主＂的嘴臉。在認清楚這張嘴臉醜惡之極之後，世界民主舞臺的共享者們真的要認真想壹想：還需不需要有讓它繼續存在的必要。

中國人民不需要中共需耍世界，世界需要中國人民不需要中共；中共需要控制利用中國人民來欺騙愚弄世界，世界需要幫助參與中國人民來推翻中共建立民主社會。

2020年4月20日 哈爾濱兩家醫院發生院內感染 排查名單有4106人

據齊齊哈爾新聞網4月20日消息指出，近日，哈爾濱市本土新增病例的出現，給黑龍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拉響了警報，也給齊齊哈爾市疫情防控工作敲響了警鐘。

2020年4月22日 哈爾濱大批醫護人員感染 民眾被要求封口

4月22日，中共哈爾濱市衛健委副主任柯雲楠向媒體公布了哈爾濱市第二醫院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8名醫護人員在醫院感染。其中包括2名醫生和6名護士，現已經全部送到定點醫院治療。另有216名醫護人員正在集中隔離，還有189名相關人員采取居家隔離。目前第二醫院已經暫停門診。有網友發帖：“不讓說，說了馬上就封號。我現在不知道怎麽說，我們現在基本上處於信息封閉狀態。”

2020年4月25日 中國多地復學復課傳出疫情 二次爆發沒法控制

深圳市衛健委副主任吳兵介紹說，截至4月21日，深圳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病例461例，另有33例無癥狀感染者尚在接受醫學觀察。在深師生中，共有27人報告感染新冠病毒。

2020年4月27日 網友直擊：哈爾濱疫情持續惡化 全城淪陷

據哈爾濱當局官方報道，在最新疫情通報中表示，4月26日哈爾濱僅出現2個確診病例。1個在香坊區三合園小區；另壹個在松北新區楓林溪語小區。

但在另壹則通報中，僅在4月26日這壹天，全市發熱門診診療人數243人。目前追蹤到密切接觸者8502人。－－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1923

2020年4月28日 網友直擊：山西醫大壹院逾千人等候就診 山西病了麽？

據官方媒體報道，從4月26日開始，山西醫科大學第壹醫院和山西省人民醫院都取消了門診窗口掛號，而改為“網絡預約”掛號，並根據時段錯峰就診，以避免人員密集造成交叉感染，引起中共病毒疫情二次爆發。但大多數民眾沒有收到通知，就出現逾千人擁堵的場面。－－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2361

3. 中國人從來不怕災難，不管是多大的災難，只要是大家壹起倒黴就行，從不探究真相，也不屑於別人去了解真相。災難過後，慶幸自己躲過了，嘲笑別人離去了。最後扔下壹句混賬話：這都是命。－－2020-04-25 來源: 博談網 

〖微視野〗末日是人類不自知的漫長的衰變

－－這便是中共愚民教育下奴隸思想的壹種體現。大小主子在面對劉少奇因三年大饑荒追思究責後，為自己壹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於是，對文革沒人敢追思究責，對腐敗現象沒人願追思究責，對人禍頻頻更沒人想追思究責。從高層到地方政府，就為壹個＂錢＂字而鬧哄哄妳方唱罷我登場，反過來倒要對敢追思究責者大動幹戈了，比如放任對溫和理性的《方方日記》的惡語毒言，真讓人大跌眼鏡後從而有了新的認知：原來我們西裝革履地還生活在沒有話語權、不可獨立思考的奴隸社會；原來奴隸中不乏有躍躍欲試爭做奴才者；原來21世紀的中國作家，在國外出版壹本本國不敢出版的隨筆《日記》，就成賣國賊了；原來在中國，只耍有話語權，哪怕是條狗，也可以教育人怎麽去做狗的。

醫生說（壹）

2020年1月23日 武漢肺炎壹線醫生口述：疫情大爆發期或將到來

實際上，壹開始，整個形勢都是可控的。新型病毒最先在武漢出現時，是由武漢衛生系統自己監測到的。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就通報，發現27例感染者。那時大家還不知道這種新型肺炎是什麽東西。發現之後，他們對這些患者也進行了嚴格的隔離。1月9日，專家們就確認了病毒是什麽，兩天後，病毒的基因測序也做完了。這從應對上來說是非常迅速的。

2020年1月10日對武漢或者是各家醫院來說都是壹個節點。在此之前，跟華南市場有接觸且發病的病患都已經做了隔離應對措施。沒有想到的是，潛在的傳染者開始不斷發病，在1月20號，武漢通報兩日之內新增100多個病例，這其實是潛在的傳染者傳染了新的人。

病毒的傳播是跟人口密度有很大關系的。我們認為大爆發期還沒有到。最危險的時候是春節之後，大家返回去上班，人員往壹線城市匯聚，到了人口更密集的地區。這幾天大家都看到專家的那句呼籲，“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其實剛開始我們就聽到傳言說要封鎖整個武漢，沒想到今天真封了。

2020年1月25日 誰之過?武漢醫生:疫情剛開始時“整個不讓說”

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回憶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臺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采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感、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重，“整個就不讓說”。

壹周前的2019年12月30日，醫院收到了內部通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清查統計近壹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20年1月5日，衛健委再次通報，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從1月6日至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沒再就“不明原因肺炎”發布通報。

“12.31通報疫情，當天我去買口罩，藥店排長隊，而且斷貨。後面幾天官方要我們“不傳謠”，而且說“未見人傳人”，我們松懈了。再後面壹周多，病例壹個沒有增加，我們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壹位武漢網友在個人社交平臺上寫道。

2020年2月5日 武漢醫生崩潰哭嚎:疫情嚴重 比想象的還要累

近日，網上流傳壹段小視頻，壹位穿著防護服的醫生在電話中朝著電話哭泣悲嚎："我們不想過（年）？妳自己看？妳們到底想幹什麽？……"該短視頻迅速引發關註，目前在抖音上的觀看量已突破1060萬。

據知情人告知，視頻所發生的時間正是清退住院病人、收治確診患者住院的交接時刻。發熱患者都集中在急診科，急診科的接診壓力可想而知。

“今天病房裏有個護士在防護服背面寫上了‘今天大年三十，別吼我！’幾個字，我才意識到今天已經除夕了。”感染科二病區護士長邵麗24日告訴澎湃新聞，她們科室的護士都是二十出頭，已經非常勇敢。偶爾“有情緒”，邵麗就鼓勵她們壹起哭壹哭，甚至找她吵壹架。

2020年2月20日 武漢醫生:去年底人傳人跡象明顯 稍有常識都能判斷

12月29日當晚，李丹還是被接連出現十幾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嚇到了”。12月30日是星期壹，有同樣癥狀來醫院就醫的病人越來越多了，有些患者甚至出現呼吸困難癥狀。當天，李丹負責的病區的四十多張床位很快就住滿了病人。

“如果只是壹般的傳染病，我們怎麽會未蔔先知地去隔離病人、上三級防護？”在向《中國慈善家》回憶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李丹如此反問記者。

“病人測了是SARS，怎麽辦？”12月30日，李丹認識的壹位做二代測序的同行，發來微信。李丹當天向醫院領導打電話，匯報情況，電話無人接聽，她就在微信留言。“妳又在那兒瞎講，妳不就說的是同濟醫院那幾個病人嗎？”李丹後來被領導壹頓數落。“我說的不是同濟的病人，是咱們醫院的病人。”李丹解釋說，如果只是同濟醫院的病人感染了這種奇怪的病，問題可能還沒那麽大，但其他醫院的病人也有類似情況，這絕對能說明存在傳染（人傳人）現象。

醫院領導讓李丹向同行要到“疑似SARS”患者的CT片，看了CT片子後，李丹更是堅定了對“傳染性”的判斷。

“12月底，人傳人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有點常識的人都能判斷出來。”李丹說。

 2020年2月20日 武漢醫生曝光真實疫情 網民：這是搞群體滅絕

近日，壹名武漢醫生冒著生命危險，在社交平臺發文揭露新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的真實情況，原文如下：

······

首先，為了加快病床周轉，確診的新冠患者住院10余天，沒有生命危險，達到文件規定的出院標準，就要離開出院。

壹些住院治療的患者前壹刻還在吸氧，走路都費勁，下壹刻就要出院了，因為達到了文件規定的出院標準。

······

其次，中藥參與救治，每壹位患者都要中藥治療，不論輕重緩急，不管望聞問切，按照癥狀選擇擬訂好的草藥處方。誰有反抗，就是違抗抗疫大政方針和最高指示精神。

······

當初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利益犧牲了普通患者的利益；現在為了完成新冠患者去庫存的目標，犧牲在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

我們已經走在運動式的救治之路上，我們在大躍進的方向上邁進。

2020年2月22日 北京主任醫師怒罵：政府讓我們去填坑送死

2月22日，北京某醫院壹名內科的科主任侯勇（化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這次擴散範圍很廣，“事兒很大”。在受訪中，侯勇還幾次難掩心中憤怒，直指中共政府腐敗無能，導致疫情大爆發，還讓各地醫務人員去武漢填坑送死，他們院被派過去的醫護回不來“都快崩潰了”。

但侯勇透露，其他省市的醫護人員仍被繼續派往武漢，“山東基本上都已經掏空了，還有像江蘇這些地方，基本上掏了壹半的醫生，派到武漢去填坑，那真是填坑！沒辦法。整個武漢這套官僚系統特別腐敗，我們的醫生到那邊兒的話，自己帶東西，否則的話，那邊兒什麽都沒有。”

侯勇感嘆說：“整個武漢，我說句實話目前就是人間地獄。它（政府）壹建方艙（醫院）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把他們都聚到壹起了，相互傳染，它違背了傳染病最簡單的壹個道理，要隔離嘛！”

侯勇還說：“接下來可能連網絡都要斷了，我什麽都不能說了。聽說國內要建壹個大的網絡工程，就是建壹個國內的根服務器，不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了，要把全中國變成壹個局域網，就控制到這種程度。”

2020年2月26日 醫護在《柳葉刀》曝武漢慘況 遭中國全網封殺

國際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24日刊登2名位在武漢的廣東醫療人員的文章，向全球醫務人員請求醫療支援，並透露當地防護設備嚴重短缺的慘況，但這篇文章的中譯文本已被中國封殺。

投書提到，除了身體的疲憊之外，也遭受的心理層面的痛苦。“我們雖然是專業護理人員，但我們也是人啊，我們和其他人壹樣會感到無助、焦慮和恐懼。經驗豐富的護理人員有時會抽空安慰我們，試著緩解我們的焦慮，但即使是經驗再豐富的護理人員也還是會哭泣。我們之所以哭泣，可能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必須在這裏待多久，而且我們知道自己參為醫護人員，是感染COVID-19風險最高的壹群人。”

2020年3月10日 被秒刪的人物特稿：發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壹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采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壹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壹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壹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壹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註釋寫著：SARS冠狀病毒是壹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壹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壹身冷汗，這是壹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妳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壹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壹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註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裏面，提醒大家註意防範。

晚上10點20，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過了大概壹個小時，醫院又來了壹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壹天後，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壹下。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沒有關系，妳們幹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壹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壹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臺壹個病人對著大家咳，從那天後，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壹人發壹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裏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壹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壹起溝通壹下，也許局面會好壹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壹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麽多悲劇了。

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匯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壹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壹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匯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壹次周會上，壹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壹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壹位領導上臺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

在1月23日封城前壹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妳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妳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壹個白發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著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麽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壹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壹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壹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壹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壹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武漢市衛健委、武漢市中心醫院正副院長、書記，牠們是新寇病毒大瘟疫的同謀之壹，牠們用權力幫助新寇病毒殺人，牠們通過打壓真話以達拖延之目的，實施著整個瞞報過程，以使新寇病毒殺更多的人，最終讓新寇病毒得獲＂武漢肺炎＂的冠冕。

牠們背後的指使者是誰？

2020年3月12日 南周接力揭武漢中心醫院黑幕　“訓戒發哨人”書記蔡莉成焦點

學者指，武漢中心醫院負責人是導致李文亮等人死亡的“直接責任方”，必須被問責。

《南方周末》周三發表題為《四人殉職，四人瀕危——武漢中心醫院“至暗時刻”》的報道，進壹步揭開了武漢中心醫院包括黨委書記蔡莉、院長彭義香、以及紀委書記李蜜等嚴苛壓制醫護人員預警，並迫使他們在沒有防護地暴露在巨量病毒下，並導致該院300多醫護人員感染、4人死亡，4人僅靠儀器維持生命。即使在數百醫護人員感染，多人死亡之後，武漢中心醫院的院長和書記，從疫情出現後長達3個月的時間裏，都沒有去現場看望倒在防疫壹線的員工。直到3月8日，該院的負責人在厚厚防護服的包裹下，去隔離病房看了那些倒在防疫壹線的醫護人員。

而據知情人透露，無論是《人物》還是《南方周末》的報道，都隱去了幾個敏感的細節。其中壹個細節是黨委書記蔡莉等人在訓誡包括艾芬在內的“發哨”、“吹哨”醫生時，扣上的三個政治大帽子分別是：“妳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妳是影響武漢安定團結的罪人；妳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另外，蔡莉3月初被衛健委命令必須24小時呆在醫院之後，立即給自己安裝了床、淋浴設備，因為洗澡怕冷，還裝了浴霸。

壹位知情者更舉報，蔡莉對醫護人員兇殘無情；但她的女兒成績不好，卻能進入當地最好的中學，並且是最早在武漢開著寶馬7系、出入奢華場所的官二代之壹。而作為壹個該級別官員的工資，無論如何也買不起那樣的豪車。

資深心理學者譚剛強認為，導致李文亮等人死亡的“直接責任方”是武漢中心醫院的負責人；他指該院高層對下級醫護人員和患者生命的漠視程度“讓人憤怒”。

希望匿名的法學教授周先生指出，蔡莉和彭義香這種人日後被拋棄是必然的，但現階段估計官方在權衡利弊，因為這些人壹旦被問責，他們也會甩鍋給他們的上級。這會讓各方都難堪。－－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南周接力揭武漢中心醫院黑幕“訓戒發哨人”書記蔡莉成焦點

醫生說（二）

2020年3月26日 請把錢發給我們：請不要過河拆橋！

此前就看到有地方委府采用精神嘉獎法，動員奔赴湖北武漢抗疫的醫護人員“主動放棄”政府當初承諾的補助，心裏就感到非常窩火——誠信壹詞閃閃發光可是滿大街都見得到，難道這壹核心價值觀的要素詞匯，只是專門針對普通老百姓，對各級委府就不適用？

這種出爾反爾的行徑十分荒謬，有網友如此批評這種做派——簡直是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所有取消抗疫醫護人員補助的政府行為，統統都是耍流氓。

榮譽嘉獎勒石建碑，那是湖北武漢人民的心意；如數兌現此前承諾過的抗疫補助，是各級委府法不容踐、義不容辭、情不容傷的職責所在。

我非常贊成葉正松先生的觀點——讓善良不錯付，對溫暖莫辜負；不求英名青碑刻，但願過河莫拆橋！ 文後附【江淮醫學】刊文呼籲兌現對抗疫白衣戰士的經濟承諾，作者葉正松: 《請把承諾過錢發給我們！》’

2020年3月30日 過河拆橋！大陸壹線醫護人員開始“罵娘”了

大家還記的嗎？3月初，網上曾曝光過安康市中心醫院領導抗疫補助明顯高於支援湖北壹線人員的醜聞，當時這事受到了很多人的抨擊。

壹轉眼到3月底了，不想抗疫補助又成了微博上的壹個熱門話題，不過這回不是在抨擊領導拿的比群眾多，而是壹線醫護人員在控訴、吐槽當局承諾給他們的補助發放嚴重不到位，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不僅沒有補助或者壹直在變更，之前發的還要收回，而且疫情期間還強制捐款。據微信公號丁香園披露，截至目前為止，支援湖北的55%的醫務人員仍未收到補助，而全國未收到補助的醫務人員更多達超八成。禍害全中國的中共肺炎之所以到現在能得到初步控制，他們是最大的功臣。

以下是他們在微博上的控訴和吐槽：

******：我是武漢的護士，上個月的收入本來就比平常少了好幾千，加上沒有補助的，讓我這個本就貧窮的家庭雪上加霜。

******：從春節上到現在，從五官科上壹線分診測體溫，天天接觸各色病人，到現在壹分錢沒有補的。

******：我們醫院也是，沒日沒夜沒有休假地上班，沒有任何補助，補助也就算了，多久能休假才是關鍵。

******：我媽說也不是那麽在乎這幾千塊錢，就覺得這樣被人忽悠沒有意思，前倨後恭去之前哄著去，現在變臉那麽快，還不如直接說奉獻還顯得自己偉大壹點，之前非典的時候說的多好，各種誇白衣天使，後面還不是醫鬧頻發，需要他們的時候白衣天使，特別偉大，用完還不是這樣

******：誰能想到疾控系統采鼻咽拭子都不算壹線呢。上山下鄉采了1000多份密切接觸者和高危人群，就因為裏面沒有陽性，就不算壹線了。當初沒提補助這事，大家也24小時在單位待崗，壹個行軍床在辦公室睡了2個月。既然提了，就想問問，妳聊騷呢？？？

壹位醫護人員在微信上說：“疫情開始，我們不計生死；疫情結束，妳們不計報酬！”奇怪嗎？不奇怪。因為中共從來就不把人當人。

中國已對89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實施抗疫援助。“積極對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援助，是中國堅持正確義利觀、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是壹個曾在艱難時刻受人幫助的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副署長鄧波清認為，開展對外抗疫援助，也有利於中國控制和降低境外疫情輸入的風險，“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點暴發並擴散蔓延。有效開展聯防聯控國際合作是當務之急。全人類只有精誠團結，才能共克時艱；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戰勝病魔。”《 人民日報 》（ 2020年03月27日 03 版）－－權威發布：我國已援助八十九個國家和四個國際組織 2020年03月27日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cpc.people.com.cn/n1/2020/0327/c64387-31650105.html

－－＂寧予友邦，不施家奴＂。中共的對內殺善，對外偽善，通過這次武漢肺炎，再次表現得淋漓盡致！土匪就是土匪，偽裝得再道貌岸然，那土匪本性，在華春瑩、趙立堅等人言行上早暴露無遺了。

壹個連自己的子民都不願關心照顧的政黨，會真心施舍照顧他國的國民嗎？

2020年4月2日 美媒:李文亮被封烈士 “發哨人”艾芬醫生失聯

與李文亮為同事、被視為“發哨人”的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醫生艾芬去年12月底首先在微信上傳播疫情信息，李文亮就是因為轉發艾芬醫生發出的信息而遭到警方訓誡。有報道稱，艾芬醫生目前行蹤不明。

《人物》對艾芬的專訪在習近平武漢視察的當天刊出，文章出來後，立刻被中共宣傳部門緊急全網刪除。

當局這般偷偷摸摸的行徑，是壹個合法的政府正當作為嗎？這與犯罪分子偷偷摸摸的綁架、黑社會組織偷偷摸摸的媒殺有何區別？

這無疑是以實際行動在向全世界宣告：我們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政府，我們就是壹個黑社會組織政府；我們不會做、做不來光明正大的事，因為我們的執政本不具有合法性！

2020年4月6日 北京宣稱的補助露餡 僅2%醫護收入高於平常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中國財政部1月底下發通知，規定對直接接觸治療病例、參與病原檢測和疫情防控等工作的相關人員，每人每天予以人民幣300元補助。

隨後許多地方機構也紛紛提出各種針對醫務人員的補助政策，其中湖北2月初宣布，當地壹線應急處置醫護每人可獲6千元補助。

不過，中國醫療資訊平臺"醫學界"近日發布調查顯示，59.3%的醫護在疫情期間只拿到基本工資，20.2%的醫護低於基本工資，只有2.0%的醫務人員收入高於日常工資。

武漢市第五醫院等多家醫院的醫生反映醫院領導、行政人員所得的補助是壹線醫生的兩倍之多。

許多醫務人員近期反映，在1月、2月發放的補助，醫院又要求退回。

2020年4月11日 有壹位援漢返回家鄉的醫生

在媒體的褒獎和網絡如潮般的贊美聲中，有壹位援漢返回家鄉的醫生，猶如慚愧且不無憂慮地回想起與他壹起在醫院裏奮戰的清潔工。

‌‌“那些清潔工們，回家了嗎？他們的歸途，又是怎樣的壹番景象？

那些無償接我們上下班、為我們提供免費餐的誌願者們，他們回家了嗎？他們的歸途，又是怎樣的壹番景象？

那些在白天和黑夜，忙著搬運遺體的運屍人，他們回家了嗎？他們的歸途，又是怎樣的壹番景象？

我翻出那個問我要防護品的大媽微信，問她回家鄉了沒。

她說，還沒回，年前來武漢，就是來為老公看病的，沒想到遇到疫情困了這麽多天，等幾天帶老公看病住院。

她跟我說了個事，公司結算時，只按200元壹天給她算工資，並不是招聘時承諾的600元壹天結算。

我的心堵得難受。想想，真是悲憤！我們醫務人員，援鄂歸來，是臨時工的，馬上解決編制，那個清潔大媽，卻連承諾的工錢，都被黑掉壹大半！‌‌”

他按耐不住的敞開心扉，又繼續透徹著自己內心的糾結：

‌‌“我確實為武漢拼過命，我曾8小時沒上洗手間，5小時沒喝壹口水，也曾昏倒過，······那些清潔工、運屍人、誌願者們，他們，就像壹粒粒塵埃，淹沒在‌‌”十裏相送、夾道歡迎‌‌“的光環之下。但在我看來，他們才是最有資格得到表彰的人！······

我不希望聽到誰叫我英雄，那些同樣為武漢拼過命的底層人，卻被忽視之，所以，我認為，英難的稱謂，讓我受之有愧！‌‌”

這位返鄉的醫生我不知道姓什名誰，但我要對他大贊壹聲：好樣的醫生！

為底層呼喊，摒棄所謂的＂英雄＂光環，作為壹個普通醫生能做到這壹點，在中共極權統治下，著實難能可貴。

中共國的底層人物，全是為政治需要而產生的，即使位高權重者，中共通過內訌，也會隨意制造出來，誰都可以被漠視甚至被欺負，比如當年劉少奇彭德懷們，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就可抽他們耳光；比如現在的湖北人與武漢人，全中國都在排斥，成了目前中共國的最底層人物。而現今政治極需維穩，維穩需要代價，湖北人與武漢人就在這代價之中。

至於那＂英雄＂光環，凡有點腦筋的都明白，這僅是中共洗腦的套路：套在死人頭上，為的是洗活人腦子；套在活人頭上，就洗被套著的腦子。

2020年4月23日 微博大V“棒棒醫生”因言獲罪 成為李文亮第二？

繼李文亮和艾芬後，長期以“棒棒醫生”為筆名發表醫學科普文章，在微博擁有近百萬粉絲的湖北黃石市中心醫院的副院長余向東，在“疫情防控期間公開發表詆毀國家防疫政策和中醫中藥的不當言論”，“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因此受記過處分，並免去其在鄂東醫療集團管理質量部主任、市中心醫院副院長的職務。

“他涉及到了中醫中藥。武漢疫情出現之後，推崇中醫中藥成了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提到中醫中藥。還有余向東有壹定的知名度，所寫文章的影響面很廣，造成的後果也會比較嚴重。”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畢業生、現在紐約從醫的何岸泉接受本臺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雖然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李文亮醫生被追封為“烈士”；曾經失聯的艾芬醫生也現身網絡“報平安”，但敢言醫者被罰的事件屢屢發生，顯示中國官方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依舊打壓醫界不同的聲音。

北島寫過這麽壹段話：＂我們決不倒下，讓劊子手顯得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是的，在威權的淩辱之下，良知不會屈服，正義不會消失，真相不會隱藏，當自由的風掀翻了威權的神臺時，自由的陽光將煎熬所有的魑魅魍魎，使牠們無處逃遁！

2020年1月22日 瞞報病毒性肺炎，武漢政府何以如此膽大妄為？ 

武漢冠狀病毒肺炎正在迅速擴散，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包括新加坡、菲律賓、泰國、韓國、日本、臺灣、香港、澳門等，都紛紛淪陷。

到現在為止，武漢肺炎的起源到底是什麽仍然不清楚，但是清楚的是，武漢方面肯定在以下幾個方面刻意隱瞞了這種肺炎：

在發病的時間上瞞報。第壹個病例發生在12月8日，但是直到12月30日，當地衛生部門才開始向公眾通報病例。第二，在發病的人數上瞞報，中國政府周三（22日）公布全國確診的武漢肺炎已達440例，其中9人死亡。但根據前倫敦帝國學院流行病學專家的估算，武漢的確診病例可能超過1700宗。第三，在該肺炎是否具有傳染性的問題上瞞報。武漢方面在12月30日聲稱沒有“人傳人”現象，後來改口為“有限度的人傳人”。

2020年1月23日 湖北9城相繼封城 死亡數增加 醫生簽保密協議

23日晚除了武漢，另有包括黃岡市、鄂州市在內的8座湖北城市，也在當日先後宣布封城。

湖北省政府在21日發出防疫通報，要求湖北省境內的所有單位，包括駐軍和武警部隊，“不分行政隸屬關系，都要接受統壹領導、統壹指揮”。

至23日晚間，中共官方宣布，全國確診的感染病例至少620例，境外6例。

　　但根據財新網駐武漢副主編發回的消息，武漢感染人數已經上萬。

22日財新網披露的黃岡市政府內部文件顯示，該市至少已確診109人，但當時只對外通報12例。

令人吃驚的是，就在1月22日，微博“孝感發布”還在宣傳發布“魅力孝感”全國攝影展，安陸市東大時代廣場上舉行舞龍燈表演迎新年等內容。

湖北武漢因肺炎疫情失控被封城之後，醫護人員全部被隔離，令許多家庭處於痛苦和恐慌之中，有家人給被隔離的醫護親人送飯，隔窗痛哭，令人不禁唏噓。有醫生透露，發現有確診及懷疑病例後，全部醫護被要求簽保密協議。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壹名醫生透露，該院得知有確診及懷疑病例後，全部醫務人員被要求簽保密協議。

2020年1月28日 特別報道:1月6日之後,武漢肺炎12天病例零新增之謎

回顧武漢市衛健委1月份發布的疫情通報，1月5日通報59例確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之後至1月11日晚24時之間，“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認過程讓武漢減少了18名此前已診斷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患者，緊接著，在湖北省召開兩會的1月11日至17日期間，武漢出現了“無新增確診病例”的“空窗期”。

擁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就這樣錯失了阻止惡性疫病進壹步大範圍擴散的關鍵的12天：1月6日至1月17日。

湖北和武漢的政府公開信息顯示，1月6日至10日、1月11日至17日分別召開了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兩會，這個時間段與新增病例空窗期內1月6日至1月10日疫情通報中斷，以及1月11日至1月17日0個新增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的時間起止點完全吻合。

由於當時醫療研究機構仍在檢測病原、調查感染原因，直至1月11日，武漢市衛健委對外的信息通報中都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稱呼這起新型病毒疫情。

1月27日，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對外披露，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585份環境樣本中檢測到33份樣品含有新型冠狀病毒核酸，確認了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銷售的野生動物。

但是，醫學期刊《柳葉刀》於1月24日發布的壹則論文顯示，在武漢市衛健委1月11日公布的41名患者中，12月1日發病的首例患者並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同期刊物發布的另壹則論文顯示，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4日期間在武漢的6位深圳旅客，在全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無野生動物接觸史的情況下，因在武漢市當地醫院看望親屬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壹位在醫院被感染的醫生在接受北青深壹度采訪時證實，他所在的科室大約於1月7、8日開始收治“不明肺炎病人”，第壹位病例出現發熱癥狀後馬上做了肺部CT和呼吸病毒、支原體、衣原體檢測。其中肺部CT檢測出來的是肺部磨玻璃病變，符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表現，醫生曾經提出應該做核酸檢測確診，但是”專家組的人說他們無法決定做不做檢測“。隨後這位醫生也於1月10日在工作中被感染，並且直到1月24日才做上核酸檢測，至北青報1月26日發稿時仍未算真正確診。

2020年2月3日 防武漢疫情真相被揭露　中宣部叫停多家媒體的報道

據仍留守在武漢的前線記者向本臺透露，包括財新、財經、澎湃、三聯生活周刊、界面和鳳凰等在內的媒體，都接到了中宣部的指令，對其此前發布的相關報導，進行審查，並從周壹（3日）開始，對所有涉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報導，都進行嚴格的審查。

壹位要求匿名的記者向本臺證實他們被迫刪稿的事實，並表示，他們報導中涉及大量疑似感染者不被統計，已被中宣部嚴令刪除。

記者說：我們的報導部分刪了，就是那個統計的那個事，刪得比較厲害。中宣部直接讓刪呀，妳不刪不行。其它媒體現在都不讓寫稿了，稿子都不發了，全部下禁令了，不讓寫了。內部口頭通知。

就在官方嚴厲封殺媒體的同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醫學影像專家、博導張笑春亦在微信朋友圈發布求助資訊，指武漢因為采取核酸檢測確診病例，大批核酸檢測呈陰性但CT影像已經查出為陽性的疑似病人僅被要求居家隔離，結果造成大面積家庭聚集性發病，實際感染者估計已經超過十萬。

中國官方最新公布在大陸確診病例為17205人，死亡361人。

納粹戈培爾，在1928年剛上任宣傳部長時就對新聞界說:“正如我早已強調指出的那樣,新聞界不僅要發布消息,而且還必須發布指示。妳們將會看到這樣壹種理想的狀況:新聞界被組織得那麽好,以至於它在政府的手裏可以說是可隨意演奏的壹架鋼琴,是能夠為政府效勞的影響群眾的極為重要、極有意義的工具。批評的自由以及類似抨擊政府政策的東西在新政權下都是不允許的”。

戈培爾大肆宣稱“壹個民族、壹個國家、壹個政黨、壹個領袖”，鼓吹服務於“偉大的民族共同體”，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等；遺憾的是他就少說了壹句話：＂不忘初心＂。

2020年2月12日 武漢政府甩鍋：去年12月就已向中央報告疫情

這篇武漢‘漢網’刊出的題為“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的文章大有深意。文章寫到：“很多人說，疫情在全國的蔓延，武漢市長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可是又有誰去理性看待這位市長背後的無奈？早在疫情發生12月，武漢已將相關情況上報國家衛生部門，專家組壹行也深入到武漢調研，給出了初步結論，這位市長亦非專業醫學出身，遵從專家的建議又何錯之有？”

其實，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周先旺數日前已經公開“表示難過”，難過什麽？“要是更早壹點采取措施就好了”，但是，他們必須要等中央“授權”，兩位武漢領導人的做法以及隨後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的相關表態被為“甩鍋”。

 2020年2月16日 內部文件曝光 中共軍方1月初就防範武漢肺炎

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1月2日下發的“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顯示，中共海軍早2019年就知曉武漢不明防疫疫情，並出臺“2019”298號防控文件；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

通知稱，為做好該校不明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要求嚴控外來人員入校；確需進校者，必須報請安管處同意，並必須接受門崗體溫檢測，體溫超過38者禁止進入。

上述內部文件顯示，中共內部尤其中共軍隊這些關鍵部門，早在去年底就疫情是不明肺炎，有傳染性，並開始采取預防措施，但中共壹直隱瞞中國人。

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1月5日發給中共國家衛健委的內部報告說，該中心張永振與武漢疾控中心、武漢市中心醫院合作，於2020年1月5日從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壹名不明肺炎患者呼吸道灌洗液中測出類似SARS（薩斯）冠狀病毒，並測得該病毒的全基因組。

報告稱，該病毒與SARS 冠狀病毒同源性高達89.11%，命名為Wuhan-Hu-1冠狀病毒。

報告說，鑒於該病毒與造成SARS疫情的冠狀病毒同源，該病毒應是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所采取相應的防控措施”以及在臨床救治中采用抗病毒治療。

2020年2月16日 習近平親自“甩鍋” 專家踢爆：黨媒造假

中共黨媒"求是"雜誌十五日刊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月三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的談話全文，針對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習近平劈頭就說，他在壹月七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下令對疫情進行防控。這段延宕近兩周才被公布的發言，被視為旨在為挨批隱匿疫情與神隱多日的習近平"洗白"。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等專家指出，習企圖借此扭轉此前對他防疫不力的批評聲浪，顯示疫情對中共領導人造成的政治危機持續攀升。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遠藤譽則直言，"求是"發布的會議發言根本是造假，因為新華社三日針對中共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的報導，並未提及習曾口出壹月七日便下令防疫。

2020年2月17日 港媒:習近平指示“勿影響過年氣氛”致疫情失控

中共黨刊"求是"日前披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早在1月7日，就於政治局常委會上對武漢肺炎疫情防控提出要求。現在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要求是"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

1月23日，武漢突然宣布封城，但當天的央視新聞連播頭條，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春節團拜會上，大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只字未提武漢人民與疫情狀況。

在已發生人傳人病例後，湖北"兩會"照開，武漢也舉行盛大的萬家宴等聚會。消息人士指，在中央及地方均未高度重視疫情下，高福在內的專家便采取包括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方式預警。

今天有壹篇文章，轉得很瘋。文章名為：《武漢甩鍋大會第四輪開啟》。其中提到國家衛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開過防疫部署電話會議。我請朋友上官網查詢了壹下，果然有這樣壹則消息。標題是：《部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我摘錄其中兩段：

 “會議指出，當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疫情雖然仍局限在武漢市有限範圍，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人與人間的傳播能力仍需嚴密監控。隨著泰國衛生部通報了壹例武漢輸入性實驗室確診病例，疫情防控形勢出現了重要變化，疫情傳播擴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隨著春運的到來，不排除病例數和疫情發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內病例再次輸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轄區疫情防控方案，及時發現、有效處置可能出現的新發疫情。”

“會議要求，武漢的疫情防控工作決定今後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漢市要采取嚴格管控措施，重點加強農貿市場管控；加強發熱人員管控，築牢體溫監測和發熱門診篩查兩道防線；加強人群活動管理，減少大型公眾聚集性活動，提醒發熱患者不要離開武漢；加強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觸者管理，落實最嚴格的措施，下決心把疫情控制在當地，盡最大努力避免武漢疫情擴散蔓延。”

元月14日的會議！元月14日！比鐘南山說“人可傳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寫“四輪甩鍋”文章的人是個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發帖時間，於是寫道：“這篇文章是2月份掛上網站的，發布時間在2月21日之前的某壹天，最後修改時間是2月21日早8點39分，然後文章的發布時間被調整為1月14日。”這就有意思了。壹壹方方：引咎辭職，從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開始

2020年2月18日 中疾控重磅論文:去年湖北已有104名感染者

這篇對於截至到2020年2月11日總共7萬多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含4.4萬余個確診病例，1.6萬余個疑似病例，1萬多臨床診斷病例和889無癥狀感染者）的分析論文，不僅信息量巨大，還印證了很多我們《環球時報》前方記者所采訪到的信息。

將疫情的爆發分為5個時段

這篇論文最大的壹個亮點，是通過對72314名病例中的44672個確診病例進行發病日期回溯性，將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分為了5個不同的時段，分別為2019年12月31日之前、2020年1月1日至10日、1月11日至20日、1月21日至31日、以及2月1日至11日。

結果顯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漢和湖北就可能已經出現了104名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並在之後的10天裏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內），然後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間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內），並在1月的最後10天裏徹底爆發，新出現了26468人發病（湖北占74.7%），但隨著防控手段的升級，在2月的前11天裏新增人數放緩到了12030人。

2020年2月24日 驚傳去年12月官方報告警告傳染病暴增百萬數

據自由時報今天說，新冠肺炎去年12月傳染病例暴增百萬，中國疫情或早有跡可循。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局的資料顯示，2017年與2018年12月的法定傳染病，統計病例都約為70萬起左右，直到去年11月的67萬例也都相去不遠；其中，該三個月份的流感病例分別為12萬1800起、13萬442起以及15萬6205起發病數，依然算是穩定數值。

該報道說，然而，從2019年12月的統計表顯示，法定傳染病報告從前壹個月的67萬999例，壹舉暴增到170萬7322例，流行性感冒人數也飆升為119萬9771例，成長幅度相當驚人，疑似與中國官方隱瞞疫情有關。

2020年2月26日 專家:1月5日提交疫情報告 不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

盧洪洲是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也是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上海公共衛生中心）黨委書記。

盧洪洲：我們上海公共衛生中心在1月5日提交正式的報告，從我們公共衛生的角度，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管理者，做出了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樣本來源是合法合理，我們做了工作，可以說發現以後，我們也按照相關的規定，因為事關重大，我們及時、緊急上報。我們做好我們該做的事情。

過程我只能用“驚心動魄”來形容。但是我們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做出了正確的決定，該做的都做了。報告是敲了我們單位正式的章，不是壹個隨隨便便的報告，這就說明了我們的重視程度，包括後面的幾個報告。但是非常遺憾，不該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我想歷史總歸會有壹個客觀公正的說法。

2020年2月27日 財經雜誌捅破天? 揭官方去年年底隱匿疫情疑促毀證

根據壹位基因測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名官員的電話，該官員告知如有武漢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就不要再檢了，而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全部銷毀，他還警告不能對外透露樣本消息，也不能發布相關論文和數據，“如果妳們在日後檢測到了，壹定要向我們報告”。

該報道稱，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在1月3日立即發布文件《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它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訊息，據病毒學家透露，通知下來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檢測，銷毀已有樣本。

2020年2月28日 上海P3實驗室在公布新冠基因組次日遭勒令關閉

親北京的港媒《南華早報》報道說，該封停指令是由上海市衛生委發布。在由醫學專家張永振主導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在開放平臺發布基因組序列的第二天（即1月12日），該實驗室遭到臨時關閉，原因不明。

5. @phillip42155545：第壹步，甩鍋民眾，亂吃野味，讓民眾互相恨；第二步，甩鍋美國，毒源不定，讓民眾恨美國；第三步，甩鍋世界，中國清零復工，再爆發賴輸入，讓民眾恨世界。配合喪事喜辦300段子手世界水深火熱…讓民眾愛中共，於是，“打人民的壹場戰爭”完美化身成“打壹場人民戰爭”，並皆大歡喜凱旋而歸，此為《大國戰疫》。－－2020-03-14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他們縱容了中共作惡

2020年2月29日 明目張膽 遼寧朝陽下緊急公文要求銷毀疫情數據

朝陽市衛健委在文件中說，該市政府辦公室已按照《關於穩妥處置有關信息的緊急通知》的要求，通知下屬朝陽市交通局、淩源市政府辦公室、龍城區政府辦公室銷毀有關新冠疫情的文件數據，並對接觸過數據的人員逐壹排查登記，要求其簽署《保密承諾書》。

文件還附上了13份相關人員簽名的《保密承諾書》，承諾書中稱，對於2月21日發送的保密數據，他們本人承諾：1. 立即銷毀保留在電腦、U盤、手機等儲存設備裏的數據文件，以及拍攝的照片、記錄的文字等信息；2. 絕不以任何原因、任何方式復制、使用或向其他人發送上述數據資料；3. 除法律規定的形式外，不得向其它機構和個人泄漏此信息；如有違反上述內容的，其本人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壹切後果。

南方周末：【武漢中心醫院“至暗時刻”】1月上旬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戴口罩去開會，被院領導批評。此後，該院多位醫生都看到他沒戴口罩。不幸的是，幾天後，江主任被感染、確診，之後做氣管插管、機械通氣、體外膜肺氧合，壹步步衰竭，直至死亡。網上流出了壹張江學慶筆記本的截圖，壹條條記載著壹段會議記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沒有人傳人的證據，十條紀律規定，保密紀律，不準到處亂講亂談……”（有87位群成員的江學慶科室的微信群，人們把頭像全部換成了壹樣的黑色蠟燭，只留下壹張照片頭像，那是已經不能換頭像的江學慶本人）－－2020-03-12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體會到了生死攸關心有戚戚的悲憤

2020年3月13日 南早：湖北11月已確診首例新冠

《南華早報》3月13日披露中國官方資料顯示，11月17日湖北省壹名55歲病人確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確診者，但官方資料未有公開他是否“零號病人”，不排除第壹宗病例更早發現。

報導指，有關官方紀錄為非公開文件，卻可從中了解疫情初期的傳播速度。自11月17日開始，幾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到了12月15日，有27人患病；而在12月17日，個案首次錄得雙位數字增長，時至12月20日確診人數已達60人。2019年最後壹天確診病例達266宗，到了2020年首天已增至381宗。

瞞著，就可以不追責，因為要追就必追瞞者的責。不追責又怎樣指望我們牢記？悲劇的戲核都沒挖出，記住什麽？於是我們成了壹族記性壞，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殺，三年饑荒，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拼命對自己瞞著，不瞞著就不是正能量。不計較是非，不記仇，似乎也是我們寬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們善於寬恕，得理饒人，但我們也成了隱瞞者。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後人不能瞞，必須毫無隱瞞地給他們壹個交代，李文亮大夫為什麽受辱，又是怎樣死去。不能瞞著他們那麽多無辜的武漢人湖北人全國人是怎麽無辜被禁錮，被病死，被潦草入殮的。瞞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壹百七十多個死亡案例。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麽要為加害於我們的人隱瞞？隱瞞他們的羞恥嗎？歷史上有多少個時機，該他們感到羞恥，對他們犧牲的人民賠罪？可我們放過去了。悲劇都是稀裏糊塗地收場，不久悲劇又上演了，劇情仿佛剽竊，還是壹個瞞字了的。－－作家嚴歌苓: 借唐婉三字：瞞，瞞，瞞2020-03-15  

2020年3月19日 醫院同事：李文亮，原計劃是要被開除的！

從醫二十余年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陶俊認為，武漢市中心醫院12月中下旬的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經橫行的跡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數R0至今也不過3.0左右，與SARS早期情況接近，甚至略低於相當壹部分研究報告對SARS早期傳播能力的判斷，按照傳染病的發病趨勢，如果第壹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現，那麽發展的速度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迅猛，”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看到急診科的壹位醫生戴上壹種我從未見過的口罩，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壹種N95口罩。當我知道檢測結果時，我對自己說，17年前的那場劫難要回來了”陶俊稱。

當時，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然而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陸奕介紹，這個“慎重上報”的要求，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演變成了“盡量不報”。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田栩回憶，壹月初，醫院突然叫停了對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檢測。院方接相關部門通知指示，當有發燒、咳嗽癥狀的病人來到醫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時，不允許給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許拿相關樣本向第三方送檢做宏基因測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漢市中心醫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數量明顯增多，以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內科急診為例，之前急診科室每日就診人數在200~300之間，但那段時間就診人數突然翻了壹倍。面對大量湧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卻不允許醫生在傳染病直報系統中將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報”，甚至將病人診斷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許的，只能診斷為“肺部感染”，這樣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實情況根本無法上報。

院領導接連發布通知，不允許醫生私下談論疫情，不允許醫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傳人的客觀事實，不允許醫生“危言聳聽“私自透露醫院真實情況，必須要講紀律，講組織性。然而，許多在壹線直觀感受到事態嚴重性的醫生，還是多次請求院領導在院區內開展預防工作並在醫院內部示警，但院方始終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況下，許多醫生只能自己掏錢去購買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周會上，醫院領導在開會的時候批評了幾個戴口罩的科室主任。“壹月初的時候，李文亮醫生剛剛被醫院相關部門訓誡完，原計劃是要被醫院開除，我們醫院的壹位部門主任勸我們說，不要跟領導對著幹，不要戴口罩，不要亂說話，否則妳們會像李文亮壹樣被開除，”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趙辰稱。

整個壹月，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都為防護服而同醫院領導和相關部門做著各種抗爭。

隨著疫情的發展，防護服開始成為壹線醫務工作者的標配，但是武漢市中心醫院卻又無法為壹線醫務工作者提供足夠的防護服。在防護物資緊缺的日子裏，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過防護服的角色。

然而最讓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們寒心的是，壹面是院方無法為壹線醫護提供充足的防護物資，壹面院方又拒收壹線醫生自己去公開募集而來的防護物資，許多捐贈的防護物資，剛到醫院就被院方給拒收了。

武漢中心醫院的主要領導，在瘟疫面前罔顧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究其刑責勢所必然；而＂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領導＂的罪責更是罪責難逃，在他們的指使下，不僅導致全社會疫情泛濫，更使第壹線的醫護人員被大面積感染；當然，＂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領導＂的背後還有＂領導＂罪孽深重，且這＂領導＂的背後，更是有＂大領導＂罪大惡極；那麽好吧，看看結果是否就是讓武漢中心醫院主要領導下臺而壹了百了敷衍了事，還是另有情節發展。

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出現後，過程之中，有太多有悖常理的事，太多違反規則的事，太多不可解答的事。這些東西，我們從最近的各類記者調查中，壹點點可以看到了。細節多到令人瞠目結舌，不知道說什麽才是。無論官員，或是專家，糊塗也好，瀆職也好，疏忽大意也好，敷言塞責也好，事到如此程度，都等同犯罪，必須嚴處，以儆效尤。所以，我不相信官方會輕易放過，不相信官方會讓那些相關責任人，輕松過關。畢竟不追責的結果，最受害的是國家自己，喪失的也是政府的公信力，民心受傷，就更不用說。而此後，各類災難也會無休無止。因為不做事或是把事做壞，全沒關系。自己沒責任，國家兜得住。引壹句大家熟悉的句子：長此以往，國將不國。－－2020-03-13 來源: 作家方方 方方:壹旦走到這壹步妳還刪得過來嗎

2020年3月23日 消失的41篇疫情報道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近700名在湖北壹線報道的記者向我們源源不斷發回前線的真實聲音，公眾對新聞的需求也大增。

這期間，《共同關註》《東方時空》《新聞1＋1》等電視新聞節目收視率居高不下，《財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人物》等新聞雜誌賣到脫銷，甚至開啟了罕見的預售模式。

網絡上，壹篇篇報道在朋友圈中刷屏，“輿論炸彈”爆炸的聲音震天響徹。壹片喧囂中，壹些新聞報道卻迅速消失，伴隨著剛被撕開口子的真相，消逝在公眾的討論聲中。

根據有Young周刊的不完全統計，疫情期間有北青深壹度、冰點周刊、財經雜誌、財新網、澎湃新聞、中國新聞網等18家主流媒體和偶爾治愈等影響較大的自媒體的共計41篇新聞報道（推文）被刪除或屏蔽。

封鎖媒體對疫情的報道，阻斷民眾對真相的了解，打壓知情者憑良智向外界傳送的消息，中國已沒有新聞，只剩宣傳了；中共邪黨的反人類罪，罄竹難書！

2020年3月24日 港媒：中共隱瞞疫情 大量患者“自然死亡” 屍體埋山中

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23日披露，中共正在全國大範圍對“中共肺炎”（武漢肺炎）數據造假。

該中心說，目前湖北出現大量“康復”者復發出現病癥，壹些醫院只是對壹些知名人士再做核酸檢驗，對普通人士不再做核酸檢驗。由於近日去醫院就診人數激增，部分醫院已拒絕患者求醫。目前湖北、貴州、重慶、江西、湖南都出現了大量無病癥病毒攜帶者，當局只將其隔離，卻不為其做核酸檢驗。中國偏遠鄉村仍有疫情甚至有嚴重疫情，但許多地方不將疑似患者送醫，只是將其隔離在某些地方，讓他們“自然康復”或“自然死亡”，死亡後通知當地派出所將屍體埋在山中。廣東，雲南有戒毒所出現集體感染，但當局正在封鎖消息。 

2020年4月6日 武漢黃陂區內部文件泄抗疫秘密

武漢市的“確診病例信息日報表”，還註明了幾個細思極恐的備註。

備註壹規定，“各區負責匯總統計轄區內各級醫療機構中收治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情況，確診病例需與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中的數據壹致”。

備註三規定，“定點醫院當日新入院人數僅統計26家定點診療醫院”。

結合備註三的規定，武漢市黃陂區的“確診病例信息日報表”顯示出武漢當局，在統計新冠肺炎重癥和危重病患數據時，只計算能夠住進定點診療醫院的病人。－－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3/n12001857.htm

37.此時，我們復盤過去的兩個月，已經晚了，而且太不合時宜。

最優選擇，自然是有人高瞻遠矚。事後諸葛亮，無法解決歷史的問題。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覺，次優選擇正是後知後覺。而社會管理的真正風險是：人，常常會以不知不覺來回避理性的拷問——

壹線醫院發現疫情後，真的不能使用網絡直報系統嗎？

專家組抵達武漢後，真的無法掌握人傳人的疫情實況嗎？

疫情信息泄露後，有關部門真的要優先解決泄露信息的人嗎？

為了政治儀式，武漢市真的要隱瞞新增病例嗎？

人人都不肯承擔責任，真的只有鐘南山才有資格向公眾報告實情嗎？

武漢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預判醫療資源的大匱乏嗎？

當疫情與恐慌同步蔓延時，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選擇嗎？

封城之後，真的不能將確診的病人向其他醫療資源閑置省份妥善分流嗎？

……

武漢的抗疫史，也許很快會成為過去，而過去兩個月的歷史，也早已無法假設。但不知為什麽，面對著“武漢的九百萬種心碎”，夜夜夜夜，我們的心頭會反復響起壹個幽茫的聲音：

如果…… —— 不合時宜的思考 作者：杜俊飛 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時宜的思考-2/

2020年4月8日 武漢疾控中心：1月初就出現新冠“人傳人”

當地時間4月7日，學術期刊《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學》發表了壹篇來自武漢疾控中心、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獸醫診斷實驗室研究團隊合作的壹篇文章。文章通訊作者為武漢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檢驗所副所長劉滿清。文章指出，“研究人員對2019年10月6日至2020年1月21日采集的流感類似癥狀病人（ILI）的640份咽拭子標本進行了回顧性檢測，發現其中的9份呈新冠病毒RNA陽性。他們認為，這項調查表明，在不遲於1月8日的1月初，武漢市及其周邊地區已經形成了新冠病毒的社區傳播。

文章提到，這些患者年齡介於35-71歲之間，就診時間均在1月，最早出現癥狀的日期是1月4日。

證據確鑿，第壹批和第二批赴武漢了解疫情的專家組，是懷藏聖意走過場，還是吃喝玩拿後作睜眼瞎，或者是事不關已嚴重瀆職？第壹種，該擼去＂專家＂身分；第二種，當負刑責嚴加重判以謝千萬亡魂；第三種，革去公職逮捕入獄十年刑期以上以平民憤！

2020年4月15日 中共“紅頭文件”被曝光！北京1/3就知疫情嚴重

據《新新聞》報導，有"吹哨人"提供中國衛健委在1月3日發出的文件，標題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稱三號文），內容顯示當時已經將武漢肺炎病例樣本歸類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類）"進行管理。

三號文當時即已針對該病毒樣本訂下準備好交接、檢測，不得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散布檢驗結果等嚴格規定，這顯示出當時中國衛健委早已嚴陣以待，開始部署相關防疫工作，並選擇將消息壓下，不對外公開。

《新新聞》亦取得2份中國權威媒體提供給政府高層的"內參"文件，其中揭露去年12月底就已經有數家基因工程公司發現"類SARS冠狀病毒"，且已經呈報給武漢市、湖北省及中國國家衛健委，但中國政府卻選擇嚴密封鎖消息，自去年12月31日起，向武漢當地醫生、教授發出警告。

2020年4月15日 內幕：中共高層1月14日預見疫情大流行

依據美聯社自匿名人士取得的內部備忘錄文件顯示，1月14日，中共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召集省級衛生官員的秘密電話會議，主要目的是傳達習近平等高層對武漢肺炎疫情的指示（但是備忘錄沒有具體說明指示內容）。

該備忘錄記錄了馬曉偉在會議上所說的話：“疫情依然是嚴峻和復雜的，是自2003年SARS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有可能發展成為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

在備忘錄中，馬曉偉特別要求地方衛生官員要“優先”考慮政治和社會穩定，特別是今年3月兩次最大的政治會議。

美聯社與熟悉這場秘密電話會議的其他兩個公共衛生來源確認了這些文件的內容。

在去年12月底武漢爆發疫情以來，壹直在為中共宣傳的世衛組織（WHO），直到1月30日，才宣布該病毒的擴散是“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後拖了壹個半月後，才在3月11日將該疫情定為大流行病。對許多國家來說，WHO的宣布為時已晚。

2020年4月17日 外媒:武漢修訂死亡人數 中國新冠感染者有多少?

華爾街日報4月9日的壹篇報道以兩項研究為依據，稱武漢在2月份的累計感染人數就已經超過12.5萬。其中壹項研究由香港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研究指出，中國當局先後六次更改新冠肺炎的診斷標準，包括2月4日突然放松診斷標準，導致確診病例激增。當時，中共剛剛撤換了湖北省委書記。

另外壹項研究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林希虹與其他人合作進行。研究估計，截至2月18日，武漢的累計確診病例為12萬5959例。

“改變中國”網站(ChinaChange.org)主編曹雅學根據武漢壹家殯儀館的壹紙通知和現有的公開數據進行推算，得出武漢整個疫情期間，即12月1日首個確診病例出現至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漢七個殯儀館重新對公眾開放，武漢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規模在40萬至60萬之間，死亡人數在2萬2000至3萬之間。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駐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ors)根據從中國官媒披露的數據，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過人口流動最短的天數，“保守”推算出中國實際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可能高達290萬。如果的確如此，這意味中國虛報的病例數量比世界其他國家實報的病例數總和還多。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M3) 4月15日發布的報告根據對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內容進行分析得出中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約為14萬2千的結論，比4月17日武漢上修死亡病例數字前的中國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的高40倍。

我從不驚異於人類的邪惡，卻常常驚異於他們的無恥。－－斯威夫特

我說：我從不驚異於中共的邪惡，卻常常驚異於他們的無恥。

人變得真正低劣時，除了高興別人的不幸外，已無其他樂趣可言。－－歌德

我說：人變得真正邪惡時，除了制造別人的災難外，已無其他樂趣可言。

2020年1月20日 武漢20日派送20萬張免費旅遊券 今日宣布延期

“濃濃中國風，暖暖江城情”2020春節文化旅遊惠民活動延期舉行，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請諒解。早前報道：武漢20日起派送20萬張惠民旅遊券 大年初壹到十五免費遊黃鶴樓等景區。

2020年1月22日 疫情緊張?!武漢樂園搞動物大巡遊:現場熱鬧遊客眾多!

武漢海昌極地海洋公園在春節期間，推出了攜手動物明星們“海陸空天團”，上演壹場熱鬧非凡“動物大巡遊”。引來了眾多遊客的圍觀和贊嘆，現場許多小朋友更是蹦蹦跳跳......還有極地雪場、新春互動集市、企鵝見面會等趣味互動項目連番上陣，更有新春生肖票、迎客票、老人票等各類超值優惠。

2020年1月23日 湖北舉辦春節團拜會:演員帶病出演 火力全開

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在洪山禮堂圓滿舉辦，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蔣超良，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曉東等領導與全省各界代表壹同到場觀看了演出。

在武漢：大家帶著層層口罩，克服肺炎恐慌， 用敬業、執著、認真全力以赴 。走場彩排、演出質量、團隊紀律，令領導和導演組頻頻點贊。

在孝感：易漢章，長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場時全身發冷，登臺後火力全開、嗨遍全場；馮霜，腳崴受傷，腳踝腫脹的不像樣，彩排和演出卻圓滿完成，寫下了跳舞的女生不許流眼淚的堅強模樣。

2020年1月24日 疫情人命關天緣何上不了《人民日報》頭三版？

武漢封城的消息瞬間成為全球各大媒體關註的頭版消息，然而，這個被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稱為前所未有的行動卻無法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壹些地方黨報的頭版上有壹絲位置。15座城市封城，黨報頭版未見蹤影；武漢封城之後，湖北的黃岡、鄂州、赤壁和荊州等多個城市也被封城。

1月23日，武漢封城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澳大利亞人報》以及《金融時報》等西方各大媒體的頭版消息。1月24日，武漢疫情和湖北封城依然占據了這些媒體的顯赫的版面，然而，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的頭版上，從1月22日到1月24日，讀者卻無法找到這樣的消息。

行為的壹統，來自於思想的統壹。可能認知不壹定相同，但思想被統壹後的軀體，就形同僵屍，認知的不同，只是方與圓的問題。

由僵屍們辦的媒體，包括＂新聞聯播＂，只有給僵屍們看，也只有僵屍們看得懂：思想被統壹了就沒有思想了，沒有了思想也就不需要腦袋，沒有了腦袋也就只能看僵屍們辦的各類媒體，簡稱＂僵屍媒體＂；但腦袋實際還在，實際上只剩下三個孔了：兩個壹進壹出的氣孔，壹個進食孔，也稱活僵屍。

活著的僵屍們受著僵屍思想的滋潤日顯僵屍狀，僵屍思想受著活僵屍們的氣息熏染日現生命的回光返照：呵呵，好壹派欣欣向榮的僵屍衙門！

嗜血的僵屍們會關心韭民的生命？會的，為了嗜更多的人血，瞞報是個好方法，不報道或少報道，也是個好方法。

唉，僵屍當道，韭民慘矣！

2020年1月24日 武漢封城日 人民大會堂歌舞升平

中共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卻是“中央領導同誌看望老同誌”，特意點出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看望了前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等等。下午人們從電視上看到了北京人民大會堂歌舞升平，習近平率領壹班人，正春節團拜呢。文藝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節目。有人問，“全國都壹片哀嚎，還好意思鶯歌燕舞？”

8. @japanaqi：蘇共倒臺時，二千萬蘇共黨員沒有人出來拯救，黨員們紛紛把黨證燒掉，有的人甚至還公開焚燒黨旗，要清除掉人生的汙點。美聯社記者問：那妳們為什麽要入黨？蘇聯人說：那妳們美國人為什麽要有社保卡？黨證就是蘇聯人的社保卡，壹切都控制在黨的手裏，不入黨就寸步難行，只能生存在社會最底層，毫無保障。－－2020-03-21 來源: 博談網〖微歷史〗迎接新時代吧 到中共完結篇了

2020年2月3日 從華春瑩處得知：1.3日就告訴美國人了 卻沒告訴湖北人

星期壹，許多中國人第壹次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嘴中聽到了，自1月3日起，就是當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還蒙在鼓裏的時候，中方已經開始向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壹共通報30次。而壹般中國人知道事態，大約是鐘南山院士1月20日透出武漢肺炎人傳人的信息之後。

但是湖北和武漢當局領導人1月21日還在“團拜”，觀看文藝演出。武漢人乃至全中國直到武漢23日被封城後才萬分驚恐。也就是說，直到武漢疫情徹底失控之後!

另有網民評論：中國官方稱元月初起向向美國通報中國疫情30次，“犯眾怒! 壹邊捉拿公布病毒真實信息的醫生，不告訴民眾實情，壹邊向美國不停地通報! 整整隱瞞民眾關鍵點20天，這是壹個什麽樣的政權，視民眾為草芥芻狗!”

公民記者陳秋實評論：外交部說漏了吧？從上到下都全知情，唯獨隱瞞中國人，這是有多恨中國人才能幹出這種事來。

2020年1月3日起到此篇新聞見報日的2月3日，華春瑩說中共已＂向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30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天壹次。

那麽，從1月3日起到習近平發聲的1月20日止，這十七天內，為何不向武漢韭民們公開疫情？是本國韭民的生命安全重要，還是向美國政府連著報告30次重要？為什麽不在＂向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30次的同時，也向武漢韭民們公開疫情？這30次＂向美國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的內容，為什麽不公開，或選擇性地公開部分？

問題產生了，總得有個回答，除非向美國通報疫情的信息，也是謊言不成？

2020年2月3日 美國沒對華提供實質幫助?散布恐慌?真相是什麽?

華春瑩在2月3日的記者會上說，中國現在“最急需的是防疫醫療物資，如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

1月26日，總部設在加州的非政府組織國際直接援助（Direct Relief）與在美華人組成的誌願者團隊武漢加油行動（Wuhan United）壹起，通過聯邦快遞的緊急空運向武漢協和醫院和孝感中心醫院送去了壹批重達2.5噸的應急醫療物資。這些物資包括20萬支醫用外科口罩、2.75萬雙醫用手套及4000件防護服。目前，這批物資已經抵達目的地。

另據《匹茲堡論壇報》報道，1月27日，與武漢結成姐妹城市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城市匹茲堡市的市長佩杜托（Bill Peduto）表示，將為武漢提供醫療物資等援助。第壹批物品將以壹線醫護人員的護具為主，包括口罩、護目鏡、隔離衣等。

1月31日，美國制藥巨頭吉利德（Gilead）發表聲明稱，已經與中國衛生部門達成協議，在中國展開瑞德西韋在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患者中的臨床試驗。美國用瑞德西韋治療了首例新型肺炎患者。實驗將於2月3日-4月27日在中日友好醫院開展。

2020年2月5日 華春瑩：美流感已致萬人死亡 比例高於中國疫情

2月5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網上記者會，有記者提問稱，據壹些美國媒體報道，美國針對疫情采取的全面限制措施將嚴重傷害依賴中國產品或面向中國客戶的美國公司。穆迪公司經濟學家認為，美有關限制措施將導致中國赴美遊客減少，進而影響美國經濟。高盛日前發布報告指出，美限制措施將導致中國遊客減少28%，消費支出減少58億美元，美今年壹季度經濟將損失0.4個百分點。對此，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稱，根據美國媒體報道，美當季流感已導致1900萬人被感染，1萬多人死亡。而此次疫情，中國境外感染病例不到中國國內病例的1%。2月1日起，治愈人數已開始超過病死人數；截至2月4日24時，累計治愈出院892例，約2倍於累計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連續第二天下降。

有必要給華春瑩女士補補腦了，也同時讓那些自以為＂歷害了＂的人物，少在國際上丟人現眼，出中國人民的醜；當然，倘若是出中共黨的醜，那就與中國人民無關。

2019年09月21日 中國每年8.8萬人死於流感 超官方數據 建議支持老人接種疫苗

近日，發表在《柳葉刀·公共衛生》上的壹篇論文，分析了中國 2010年-2011年到2014年-2015年間的流感死亡率。

研究發現，中國每年有超過8.8萬人死於流感，8成以上為60歲以上老人。這壹結果遠高於官方發布的數據。

2020年2月27日 中美流感死亡比較

每年流感疫苗覆蓋率。中國是1—2%，美國是40%。

美國這個流感死亡人數很寬泛，並不僅指流感死亡，而把因流感加重病情的死亡全部算進來。比如壹位肺病、或心臟病、糖尿病重癥病人，死前患了流感，就算作“與流感相關的死亡人數”。中國的統計方式不同，僅僅是直接流感死亡，那些因流感加重了基礎病而導致的死亡壹律不算。比如，壹名患者老毛病是肺炎和心臟病，因患流感導致肺炎惡化，然後造成心臟病發作，最終因心臟病死亡。——在美國，其死亡原因就是“流感”。在中國，則不是死於流感，而是心臟病。也就是說，中美兩國的“流感死亡”因統計方法不同，是沒有可比性的。美國每年死成千上萬，而中國僅僅是兩位數。因此，那條轟動全中國的新聞，根本不敢列出中國的死亡數字。幾十比1萬，根本不是壹個數量級，戲就作過了。

2020年2月5日 “沒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 美企對華抗疫捐贈排第壹

美國國務院官員星期二晚間跟美國之音證實， 美國政府第二批撤僑的兩架飛機攜帶著捐贈的個人防護設備、醫療和人道救援物資前往湖北。《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兩家飛機已經於北京時間星期二晚間抵達武漢，美國這次大約要撤走530名美國公民。

有報道說，美國的第壹架撤僑也載有援助物資。

星期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對美方為抗擊疫情提供的協助表示“自豪”。

他的推文說：“感到自豪的是，我們迅速提供便利，幫助把拯救生命的人員保護設備和醫療與人道救援捐贈物資送給在中國受到冠狀病毒影響的人民。感謝美國組織對救援努力的慷慨捐贈。”

另據中國科學院、責任雲研究院的資料，截至2020年2月2日，共有188家外資企業為中國抗擊武漢肺炎疫情捐贈10.96億元人民幣，其中美國企業的捐贈名列第壹，高達3.80億人民幣。這些企業包括惠氏營養品中國、GE、雅培中國、波音、微軟、戴爾 、嘉吉、3M、UPS、霍尼韋爾等大公司。

2020年4月2日 別說是中國！華春瑩：疫情最早到底出現在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日主持例行記者會，被問到有3名美國官員透露白宮機密報告，內容稱中國給出的疫情數據造假。華春瑩說：“我和我的同事已經多次不厭其煩詳細地介紹了”，她坦言，“武漢的確是最早公開通報發現疫情的地方”，關於疫情源頭追溯問題，現在世界各國都有專業的研究正在探討。

華春瑩強調，中國處理疫情的時間軸相當清楚，整起事件是從去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主任張繼先上報她接診的3個可疑病例開始的，中國後來也公開、透明地發布疫情資訊，希望美方不要針對疫情尋找代罪羔羊，應探究“疫情最早到底出現在哪裏？到底是什麽時候（發生的）？”

3. @laodeng89：日本教授大澤升平，在推特發文說：去年十月，東京大學就已經眾所周知，被校方指示不要傳播中國武漢有病毒泄漏的信息。如果東京大學不懼怕中國的話，結局就會不壹樣。如果十月份遠在日本東京都知道的話，那麽病毒泄漏就很可能在9月份。而去年9月18日，武漢突然進行的所謂預防“新冠狀病毒”演習就說得通了。－－2020-04-02 來源: 博談網〖微博談〗病毒泄漏很可能在9月份

2020年4月13日 華春瑩:中國有自由 美官員:我要跟這8人自由交談

針對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中國禁止使用的推特上表示“歡迎隨時到中國並與街上的任何人交談，享受自由”，共和黨籍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委員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在推特連續發出多篇推文，要求與8位被中國政府噤聲的異議人士和疫情吹哨者“交談，享受自由”。

根據卡爾的貼文，他在推文內條列了9名中國人士，分別為率先警告武漢肺炎疫情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因紀錄武漢市疫情狀況與方艙醫院被失蹤的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揭露武漢肺炎疫情而在直播中被逮捕失聯的記者“李澤華”、因發布公開信勸習近平(專題)辭職下臺而遭逮捕的民權人士“許誌永”、嘲諷習近平是“堅持當皇帝的小醜”而被捕的企業家“任誌強”；撰文批評中共專制政權導致疫情失控（電視劇）的法學教授“許章潤”、在微博發布武漢肺炎警訊而遭警方關切的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主治醫師“謝琳卡”。

2020年4月14日 美國政客想“對話”武漢醫生，華春瑩這麽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日前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發出邀請：歡迎隨時來中國，在街上隨便找人聊個天，享受下自由。

這壹邀請卻遭到共和黨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專員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的挑釁，他4月10日發推列出他想“對話”的人物，包括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醫生艾芬、已經犧牲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等。

4月14日，華春瑩在推特賬號連發4條推文，對卡爾作出有力回應：

“布倫丹·卡爾列出了幾個他想與之‘對話’的中國人的名字。歡迎他來武漢向這座英雄城市致敬。但請不要假裝是偵探。武漢的成功是真實的，不是虛構的。”

“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壹位，每個感染者都能盡早得到免費的檢查和治療。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享有全世界最高支持率的原因。”－－https://m.us.sina.com/gb/china/phoenixtv/2020-04-14/detail-ifzvhyfh6218884.shtml

中共黨政府非民選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代表民意；他們的所有言行，只代表中共黨極權集團自身的利益。

中共外交部為中共黨負責，妳華春瑩是外交部發言人，當然只為中共黨負責；另外，妳所說的＂人民＂，十四億人沒有同意或不同意中共黨執政的權利，也就不存在反對妳華春瑩來做外交部發言人的權利；妳是被妳黨主子欽定的，與＂人民＂無關；因此，妳華春瑩對外說的所有的話，也與＂人民＂無關。

真正與＂人民＂有關的，倒正是被妳主子囚禁的那八位中國人；能引起美國官員關註，是因妳主子蠻不講理的強權使然，也是這八位中國人不顧危險不畏強暴的結果。善惡良莠，不言自明。

我當然相信，在中共極權體制內的妳，對善惡良莠的判定，自有與眾與世界大相經庭的理由，這沒關系；有關系的是：中共黨政府的官員是不聽＂人民＂的，包括妳；美國政府官員是不得不聽＂人民＂的，包括美國這位官員。誰好誰壞，可以懂裝不懂。

美國這位官員不代表政府，更不代表美國＂人民＂，出於人類共享的人道主義，想與被妳主子囚禁的那八位中國人對話，有何不可？妳華春瑩不敢說妳只代表中共黨政府，卻恣意妄為代表起中國＂人民＂，是妳主子給妳的布置，與＂人民＂何幹？

在我看到＂自由＂兩個字，竟能出自壹個極權邪黨的對外發言人的妳口中時，我不僅深深地悲哀，五臟六腑也有壹種巨大的被撕裂感：為＂自由＂這兩個字，為這兩個字所遭受的玷汙！盧梭說的好:自由，運用它就是民主的基石，利用它就是專制的借口。所以我要對妳大吼壹聲：妳主子已經把＂人民＂蹂躪成＂韭民＂了，難道現在連＂自由＂都要被強奸成＂目田＂嗎？

是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妳華春瑩的主子，已剝奪囚禁了那八位中國人的＂自由＂，在這八位中國人之外，還有更多的中國人被剝奪甚至被囚禁了＂自由＂，包括目前香港人民正在擔心並全力奮起抗議著的為那行將消失的＂自由＂。如果妳華春瑩不肯承認，這也沒關系；有關系的是：只要妳主子用行動證明，以事實說話，也不煩勞這位美國官員，就讓目前被剝奪囚禁了＂自由＂的這八位中國人，＂自由＂地出行，＂自由＂地公開向媒體、向記者呈述其經歷和遭遇，＂自由＂地描述他們親力而為所看到的，以證明由妳主子授意、出自妳口的＂自由＂這兩字不曾被玷汙，可以嗎？

如果不可以，辦不到，那麽，從此以後，在妳華春瑩的詞典裏，請永遠抹去＂自由＂這兩字：妳不配說！

 2020年4月15日 艾芬現身 美官員要見她 華春瑩表態

4月13日，艾芬現身微博報平安，短片中的她面容憔悴，身穿白大褂，戴著口罩，站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的急診室門口，說自己正在正常上班，請大家放心。

短短32秒的視頻截至發稿已獲得近40萬次觀看。有網友評論道，“之所以不放心，就是因為壞人還身居高位沒有問責”，“看眨眼次數和眼神，我知道妳雖是妳，但妳說的不是想說的”。

卡爾13日已被趙立堅屏蔽，本臺也已被華春瑩屏蔽。卡爾調侃道：“沒有比被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首席宣傳員屏蔽更高的‘殊榮’了；也沒有比暢所欲言、說出真相更讓共產黨人無法忍受的了。”

古人雲：＂千夫所指，無病而死＂。當年慈嬉惹腦了洋人，致八國聯軍進京，以賠款而終。今次大有八十國聯合問罪，在當年周宰相＂外事無小事＂、壹派奴言的警示下，如今連壹個外來的男留學生，有高校竟配備三名女生陪讀的情景下，且善打嘴炮的義和團又今非昔比，中共，將何以對之？

2020年1月23日 特朗普:我相信中國相信習近平 鐘南山:疫情無隱瞞

2020年1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談及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時表示，他相信中國公布的關於冠狀病毒的信息，信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20年1月22日，正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講話，談及中國出現的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時稱，美國已經制定遏制病毒的方案。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2020年1月22日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22日談及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時表示，他相信中國公布的關於冠狀病毒的信息，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衛生官員將繼續告訴世界各地有關部門他們需要知道的關於病毒的壹切信息。

正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特朗普在接受CNBC采訪時，談及美國發現1例武漢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時表示，這個人來自中國，“壹切盡在掌控，壹切都會好起來的。”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1日確認了美國首例病例。

特朗普受訪時表示，他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衛生官員將繼續告訴世界各地有關部門他們需要知道的關於病毒的壹切信息。

特朗普在回答是否擔心中國透明度的問題時說：“我相信，我相信。我和習主席的關系很好”，“關系非常好。”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報道，2020年1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法國、德國兩國領導人通電話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方采取嚴密的防控防治舉措，及時發布疫情防治有關信息。

另：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鐘南山院士接受采訪表示：我經歷過了整個SARS、MERS到H7N9病毒，我們常站在預防病毒變得更壞的角度去采取措施，我確認武漢和廣東省報的病患數量沒有任何隱瞞，非常公開透明，同時國家衛健委還邀請香港大學微生物系的袁國勇院士全程壹線調研，他也可以證實，我們有信心不會重演SARS疫情。

2020年1月28日 好消息!鐘南山:疫情即將見頂 不擔心春運返程 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鐘南山：疫情不會大規模增加了

28日下午，新華視點對鐘南山教授進行了采訪。

鐘南山表示，

“疫情什麽時候達到高峰，很難絕對地估計。不過我想應該在壹周或者十天左右達到高峰，不會大規模地增加了。”

此外，鐘南山也表示，發熱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癥狀，10-14天是很好的隔離觀察期，因此他不擔心因為春運返程出現大規模感染。－－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1-28/1403455.html

2020年2月2日 鐘南山:病毒是來源於蝙蝠 疫情不會全國性爆發

今天（2月2日）下午，總臺央視記者就這個問題獨家采訪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

記者：目前看來確診人數上升較快，這個說明什麽問題，疫情的走向如何？

鐘南山：目前看來確診病例主要還是武漢。今天早晨的數據我沒看，昨天整個資料看起來主要還是武漢地區占多數。所以我們中央的政策，對武漢進行所謂的“圍堵”，我想是完全正確的。要是已經大規模像以前SARS那樣，那麽全國很多地方已經大暴發，似乎我現在沒有看到其他地方很明顯的暴發。

記者：馬上迎來返程高峰，您認為防控要註意什麽？

鐘南山：上次我也講過，從外頭回到武漢的人，原來沒有，現在經過十多天，潛伏期也差不多了，沒病也就沒了，有的話可能已經在當地治療，因此要回到武漢的那些人，問題不是很大。但武漢地區出去的人，還是很值得註意。－－https://news.163.com/20/0202/20/F4DHOE2B0001899O.html

2020年2月4日 鐘南山最新發聲：死亡率和十個關鍵信息

1、未來10天至兩周左右有望出現高峰

2、病死率比H7N9等低，但比普通流感高

3、要關註糞-口傳播

4、研究基本支持病毒來源於蝙蝠

5、至少7個小分子藥物處於不同臨床研究階段

6、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早發現、早隔離”

7、疫情防控面臨三大問題與挑戰

8、無癥狀感染者應如何防控？

9、普通群眾不需要用N95口罩

10、有信心更加有效控制此次疫情

鐘南山：

17年前的SARS持續了近6個月的時間，如今我們的國家在重大傳染病防控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有信心更加有效地控制此次2019-nCoV肺炎疫情，盡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https://news.sina.cn/gn/2020-02-03/detail-iimxxste8459897.d.html

2020年2月11日 鐘南山接受路透社采訪談疫情防治 全程飈英文

2月1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廣州接受路透社專訪，全程用英文交流。他估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會在本月（二月）出現峰值。

鐘南山表示，這壹預測是根據最近幾天的疫情發展態勢和政府部門所采取的措施做出的。 他透露，現在壹些省份的情況已有明顯改善，新增病例已經下降。

“所以，我們估計，大概，峰值會在這個月（二月）的中下旬到來……然後會有個類似小平臺期的過渡，隨後下降。”他說。而武漢遏制疫情發展的措施是有必要的，國家也應該永久禁止野生動物買賣，加強疾控、建立全球性的傳染病預警機制。－－https://m.us.sina.com/gb/china/phoenixtv/2020-02-11/detail-ifztkxey8148584.shtml

 2020年2月11日 鐘南山：新冠病毒疫情可能4月終結

鐘南山表示，根據數學模型、最近勢態發展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判斷，疫情將在2月中下旬達到高峰，然後進入壹個平臺期並緩慢減弱。

"我希望疫情也許會在4月左右結束，"他在廣州醫藥大學巡視病房時作出以上判斷。當地收治1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盡管他的最新判斷也許能平息全球範圍對於新冠病毒的恐慌心理，但路透社同時指出，鐘南山此前數次關於"疫情將出現拐點"的預測事後都被證明言之過早。

2020年2月17日 鐘南山：2月下旬峰值不代表拐點 復工不會新高峰

中國大陸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指出，湖北以外全國新增確診病例總數已連降13天，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強有力的幹預措施起了效果，“現在有沒有達到峰值，我們還在看，我們估計差不多了。到了峰值不等於到了拐點，也可能隨著返工的大流動，會不會再出來壹個峰，我個人的估計大概不會”。因為現在流動過程中也采取了非常嚴格的檢測措施，隔離措施，不太容易出現壹個大高峰（互相傳染、聚集性感染）。

2020年2月26日 鐘南山:疫情未必發源在中國 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疫情不壹定發源在中國，這是否意味著新冠肺炎的“零號病人”也有可能在國外，是通過輸入到中國來的？據@廣州日報 ，鐘院士在會後補充，從科研角度看，“首先發現”和“發源”不能劃上等號，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判斷疫情是來自國外。只有對新冠病毒進行溯源，有了結果，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鐘南山:疫情未必發源在中國 4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疫情不壹定發源在中國

鐘南山：對疫情的預測，我們首先考慮中國，沒考慮國外。現在國外出現壹些情況，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壹定是發源在中國。

 2020年2月28日 病毒起源於武漢不可能是外國 復旦專家打臉鐘南山

官方熱捧的中國傳染病學權威鐘南山2月27日在廣州醫科大學舉辦的疫情防控記者會上聲稱，現在國外出現壹些情況，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壹定是發源在中國。

有網民指，鐘南山已經變成了中共政府的傳聲筒。“我早看出來共產黨要轉移公眾視線。先是海鮮市場、蝙蝠、野味。然後再利用這個鐘南山的嘴來引導人們的想法。最後的壹個辦法就是把責任全部推給美國，他們好脫身！”

在最新的采訪中，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正確。

在回應有關病毒是否源自國外的問題時，張文宏在最新的采訪中認為該病毒起源於武漢。

“如果是（來自外國）的話，我們應該看到來自國內不同地區的患者在同壹時間爆發疫情，而不是集中在武漢出現疫情”，張文宏表示。

他也稱，新冠病毒也很容易和流感區分開來，“通過CT掃描很容易將流感與冠狀病毒感染區分開”，這意味著在美國爆發的流感將可能與中國的新冠病毒區分很大，很難混淆二者。

以張文宏醫生的級別，哪能與鐘南山比；

以鐘南山的常識，哪能與張文宏醫生比；

以張文宏醫生的君子坦蕩蕩，哪能是鐘南山"大人＂常戚戚可比。

2020年2月28日 鐘南山身家驚人 兒子身份曝光

最近有媒體曝光鐘南山擁有3家公司，密切關聯的公司達90家。他的兒子鐘帷德亦享受中共國務院特殊津貼。輿論對此反彈強烈。

綜合多家媒體報導，查詢中國大陸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會旗下的權威軟體“天眼查”，可發現鐘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壹家是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鐘南山是董事長。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榮擁有34家公司，另壹名副董事長張曉雷有20家公司。該公司全部的高管層合計擁有90家公司。

有言論指，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高管層屬於“科技權貴階層”，這些專家背後有很多的利益。

王陽明曾說：除國賊易，滅心賊難。敢問鐘南山大人：妳的＂心賊＂是什麽？

2020年02月29日 鐘南山談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國外說5月底，我說4月底，看誰準！

2月27日，廣州市政府在廣州醫科大學舉辦新聞發布會，鐘南山在發布會上表示：“現在國外預測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至少要到5月底，但是我們預測4月底就會得到基本控制。我們要給預測加上兩個幹預因素：壹個是回程高峰，壹個是國家的強力幹預。”有了後者，鐘南山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可以比壹比誰更對。”－－news.sina.com.cn/c/2020-03-01/doc-iimxxstf5437895.shtml

4. @Vanessa_ZhangUK：（鐘南山領頭宣誓加入中共黨）84歲了，還這麽賣力表衷心，“妳是共產黨，妳全家都是共產黨”已經是罵人的臟話了，他鐘南山不知道？只能說，他是壹個為政治服務的偽科學工作者，曾經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現在原型畢露了，只是時機選的不好，難怪大家拿他和中國最後壹個太監孫耀庭比，為凈身壹刀下去昏睡3天，醒來時大清已亡。－－2020-03-05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索取的是錢付出的是命

2020年3月2日 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專家：鐘南山的說法助長陰謀論

針對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勢，《中國慈善家》專訪了著名流行病學專家、牛津大學終身教授陳錚鳴。

《中國慈善家》：

有專家稱，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病毒不壹定發源於中國，對此您怎麽看？

陳錚鳴：中間宿主確實沒有完全搞清楚，進壹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後，才能對病毒作徹底的溯源。

我不贊成鐘南山院士的說法，那個說法沒有科學依據，而且助長了壹種陰謀論的謠言的散播。

這是個科學常識，包括美國在內，全世界所有的病例頭幾例都是跟武漢有密切關系。這條脈絡非常清楚，至於是不是華南海鮮市場需要探索。我們講要循證（Evidence-based），循證要有科學的依據，不能捕風捉影、以訛傳訛，媒體和科學家都要以科學、負責的態度說話。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實先摸清楚。－－https://www.chineseinla.com/hotnews/1834767.html

我也＂不贊成鐘南山院士的說法，那個說法沒有科學依據，＂而且可怕的是他此說＂助長了壹種陰謀論的謠言的散播＂力度。

所以，做人要真實壹點，當壹個專家要厚道壹點，作壹個學者要誠信壹點。

2020年3月8日 鐘南山院士 壹句話 引來甩鍋的聯想

據中國官方的數字，中國目前已達8萬多例確診，死亡3097例。

根據習近平的說法，他在1月7日就針對疫情下達指令，但到了1月20日當局才開始認真看待，而武漢市是1月23日才封城。 “說中國”指出，1月7日至1月20日這段時間，可不只短短5日，而是足足的13日，反問如果真的像習近平說的等於提早了13日“會減輕多少疫情”？

但中國媒體3月8日指，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表示，若提前5天采取隔離措施，感染人數可能只有如今的1/3。此言顯得十分突兀，在抱怨誰呢？－－http://video.creaders.net/2020/03/09/2199583.html

春秋戰國的範蠡，官至大夫，助越王勾踐滅了吳國後，便辭官經商去了。因他知道，中國的官場，以他這樣的級別再混下去，就會如曾國藩所說的那樣：不為聖賢，必為禽獸。範蠡即做不了聖賢，也不想做禽獸，他只想好好做壹個人。

但在當下的中共國，想好好做壹個人正是最難的事，早沒了範蠡當年的環境。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中共國只有兩個物種存在著：壹個是禽獸樣的官，壹個是韭菜樣的民。禽獸當道，導致人性遍失，道德滑波，誠信崩潰，利欲熏心；只要活著，做人還是做禽獸，還且慢些考慮吧。

2020年3月10日 鐘南山：全球疫情估計至少延續到6月才結束

日前，鐘南山院士在參加廣東省疫情防控專家座談會時表示，全球疫情的發展估計將至少延續至6月份。

鐘南山：全球疫情估計至少延續到6月才結束。－－www.chachaba.com/news/life/minsheng/20200310_454532.html

2020年3月27日 鐘南山:中國不會出現二次高峰 震中已轉至美國

國內是否會出現疫情的二次暴發？鐘南山院士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表示：“我估計國內疫情不會出現第二波高峰。在中國群防群控的基礎上，新增病例可能就局限在很小的人群中。我不相信在我們這麽強有力的措施下，會出現大的暴發。”－－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8072

2020年03月29日 鐘南山：按照推斷 中國沒有大量的“無癥狀感染者”

鐘南山院士表示：關於中國國內“無癥狀感染者”的情況，目前了解得很有限：既沒有具體數字，也未有詳盡研究。但是根據已知的事實，也可以做出壹些推斷。比如：壹般來說，無癥狀感染者對與其密切接觸的人的傳染率很高，但是中國近期新冠肺炎新確診病例數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在不斷下降。

2020年03月31日 國家衛健委首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存在傳染性 已有1541例

國家衛健委網站31日發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無癥狀感染者的防控工作答問。據介紹，截至2020年3月30日24時，接受醫學觀察的無癥狀感染者為1541例，其中境外輸入205例；由於無癥狀感染者無任何明顯的癥狀與體征，其在人群中難以被發現，其導致的傳播也難以預防。

2020年4月1日 鐘南山:全球疫情4月底現拐點 中國不會有第二波

4月1日，鐘南山院士接受深圳衛視專訪：

鐘南山判斷國內不會有第二波疫情暴發

鐘南山預計全球疫情4月底出現拐點

鐘南山：復陽患者傳染幾率較小

鐘南山：無證據證明無癥狀感染者有高傳染性

鐘南山：應對兩類重點人群進行“雙重檢測”

鐘南山談康復患者是否會出現後遺癥－－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4-01/doc-iimxyqwa4577543.shtml

原先對84歲的老人鐘南山有著莫大的敬意：84個春秋年華，值此人造的國難當頭，於元月20日壹錘定音了＂人傳人＂的判斷，當屬十分的不易，故每每對他的言論重視了起來。 

但時至今日，發現老人鐘南山先生越來越像是壹個喇叭，而開關並不在他手裏；又像是某些個有關部門的影子，而真人卻不見蹤影。

忽然想起了非典時講真活曝實情的軍醫蔣彥永先生，可能蔣彥永先生的不堪遭遇把老人鐘南山嚇壞了吧？但可以學易中天先生只說真話，或者真話不說假話也不說麻，何必做政客鸚鵡呢？

84個春秋歲月，壹切歸零。

2020年4月3日 鐘南山：這次與SARS不同 疫情完全是透明的

4月1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深圳衛視《深視新聞》記者何嘉琪專訪時，也談到了中國政府的疫情信息透明問題，以及對中國應對疫情所采取措施的評價。

鐘南山：中央政府是完全透明的

鐘南山認為，這壹次與上次SARS暴發有很大不同。

鐘南山：中國既善研究也重總結

對世界防治起了很好的作用－－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3/2209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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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國家能為疾控醫療設立“伍連德獎”。——雖然科技進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與百年前伍連德的那壹次國家疾控相比，無論是尊重專家、信息透明，還是處置及時，我們其實都還有所不如。

在本質上，決定成敗的，還是人和觀念。－－不合時宜的思考 杜駿飛 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時宜的思考-2/

歡迎老當益壯的鐘南山先生勇敢地爭做叼盤俠第二！

但回頭壹想，還是稱之謂＂烏鴉嘴＂較為妥貼。從1月28日的＂疫情將見頂＂，到2月2日的＂疫情不會全國性爆發＂；從中國沒有大量的＂無癥狀感染者＂，到＂疫情完全是透明的＂，＂烏鴉嘴＂說啥啥不靈。

就說這＂疫情完全是透明的＂話吧，華春瑩說中共早在1月3日起，就向美國連續＂透明＂了30次，可當時為什麽沒向中國韭民、向疫情嚴重的武漢韭民＂透明＂壹下呢？

真不知＂烏鴉嘴＂所指的＂透明＂是什麽，倒是說啥啥不靈的事，真的很＂透明＂。

2020年4月4日 鐘南山掛號費要1200元,太貴了,老百姓看不起?

近日，壹則“鐘南山院士掛號費1200元”的話題，在網絡中引起諸多討論。

據報道，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壹醫院官網顯示，鐘南山院士出診時間為每周四下午。該院官方微信門診掛號通道也顯示，2020年4月9日（周四）有鐘院士的專家門診，但剩余號數顯示為“0”。記者同時發現，鐘南山院士的掛號費為1200元。

“掛號費1200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能在平時印象中比較罕見。

看到擁有3家公司，還有密切關聯的公司達90家、兒子亦享受中共國務院特殊津貼、迄今已84歲的鐘南山（鐘南山發甩鍋論 遭曝身家驚人 兒子身份曝光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2/29/924638.html2020-02-29）還在撈錢，我徹底折服了。這讓我想起了上海的張文宏醫生。於是上百度復制了以下幾個條目－－

張文宏醫生掛號費的最新相關信息 

1天前 抗疫專家張文宏掛號費318元,網友:中國男神“出場費...  Lady獨立團 

今天抗疫“小鋼炮”張文宏醫生再次上了熱搜。 有網友曬出多位專家的在線掛號截圖,張文宏的掛號費為318元,有近4000人預約排隊。 這讓人想起來鐘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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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復制時間2020年4月7日美國

2020年4月7日 鐘南山：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

問：父母以及家風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鐘南山：對我最大的影響，恐怕還是實事求是。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1969年，我下鄉參加醫療隊看過壹些病人，有壹次遇到壹個孩子尿血很厲害，大家都說這是結核病人，要做治療。我回家講起這個情況，講了半天，父親突然問我壹句，妳怎麽知道他是結核?壹下把我給問住了。因為尿血是很常見的癥狀，可能是膀胱的炎癥，可能是結石，當然也可能是結核，但妳得有證據才能治療。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他這句話。這讓我以後不管做什麽，都堅持講實話，堅持實事求是，妳要相信自己實踐的，而不是單純聽見的。－－http://pc.nfapp.southcn.com/38/3374257.html

2020年2月3日 學者實名打臉石正麗：實驗室管理混亂 動物被賣吃

有名為“武小華博士”的微信網友實名指證，武漢肺炎與石正麗實驗室的病毒泄露有關。

2月2日，石正麗在微信朋友圈回應外界質疑稱，可用生命擔保武漢肺炎病毒和她的實驗室無關。該聲明隨即遭“武小華博士”炮轟。

“武小華博士”在微信直言向石正麗叫陣，要與她公開對質，隨後又對石正麗提出兩點關鍵質疑。

其壹，石正麗團隊日前公布論文稱，武漢肺炎病毒可能由蝙蝠直接傳染給人，但“武小華博士”認為，這是石正麗欺騙外行的謊言，因為根據醫學常識，蝙蝠病毒必須經過變異才能進入人體，而這個基因變異需要通過1-2個大鼠或靈長類的中間宿主參與，而且這種基因改造只能在實驗室完成。但石正麗論文中根本沒有提到有中間宿主。

其二，“武小華博士”大曝中國醫學實驗室內部的管理混亂，並認為這是病毒泄露的主要原因。

“武小華博士”提到，有些實驗室對外兜售實驗動物當寵物養，協和醫學院就發生過此事。而且“武小華博士”自己也每年勸說朋友收養壹兩只實驗用的狗。還有把實驗動物的屍體隨便處理，或者按照野生動物出售，南方醫科大學就曾賣過獼猴。

也有人把實驗用雞蛋煮著吃，“武小華博士”本人就曾查處過此事。也有實驗室的豬被當成豬肉分食，還有人將實驗室老鼠揣走當寵物等等。

連日來，網上有爆料指武漢肺炎病毒來自武漢病毒所的生物武器工程，海外專家和媒體也對病毒來源深表懷疑。該病毒異常兇險，傳染力也非常強大，更令許多網友懷疑是出於人工合成。

日前有印度學者公布論文指，武漢肺炎病毒內發現被異常插入HIV（艾滋病毒）基因，令病毒可更有效地入侵人體。

2020年2月4日 多益董事長徐波實名舉報石正麗：涉嫌制造傳播病毒

當地時間2月4日中午，多益網絡董事長徐波在微博發布長文，宣布實名舉報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涉嫌泄漏病毒導致2019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

徐波的博文羅列了以下基本事實：

1、沒有證據證明野生蝙蝠所攜帶的冠狀病毒能感染人類。（缺乏中間宿主，缺乏進化演繹證據）

2、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過壹項特殊的研究，即利用病毒基因重組技術，通過修改蛋白的ACE2開關，把原本不感染人類的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能感染人類的新冠狀病毒。而2015年他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論文表明，他們已經做了老鼠實驗，證實損害了老鼠肺部，還繼續在猴子身上做相關的實驗。

5、武漢病毒研究所手上有大量種類蝙蝠的冠狀病毒樣本，且至少有壹種與2019導致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高度相似，相似度達96%

6、武漢病毒研究所，是類似SARS病毒的相關病毒疫苗研制的利益相關體，有類似殺毒軟件行業自研病毒自解的可能。

7、武漢病毒研究所至少在2020年1月2日，就已經確定了2019新冠狀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根據他們以前對S蛋白及ACE2受體的了解，這時可能已知2019新冠狀病毒存在人感染人。）

8、上海研究員發現，武漢冠狀病毒是通過S蛋白與人的ACE2結合，這恰好是2015年石正麗團隊改造蝙蝠冠狀病毒傳染給人的研究目的。

10、石正麗團隊聲稱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可能直接傳染給人，但他們抓蝙蝠時卻不戴防護裝備？不戴防護裝備的鉆山洞抓蝙蝠，是否文明？蝙蝠到底危險不危險？（有石正麗研究團隊當年接受媒體采訪時公布的照片為證。）

在徐波羅列的與上述研究相關的壹系列論文中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這些論文說明，石正麗團隊在進行醫學研究中發現，雖然野生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幾乎都不能感染人類，但只要把蝙蝠身上的S蛋白裏的ACE2這個受體開關壹調，這個病毒馬上就可以傳染給人類。而他們的研究正是利用病毒基因重組技術將蝙蝠的S蛋白和小老鼠的Sars病毒重組，得到的新病毒可以和人體的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結合，能很有效地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毒性巨大。

有網友分析指出，在中國大陸，微信上有關武漢肺炎的信息幾乎壹發出就會被封號，而“武小華博士”、徐波直言指證石正麗泄漏病毒的帖子卻能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說明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工合成痕跡太明顯了，恐怕當局也很難繼續掩蓋和抵賴下去，而決定讓石正麗來“背鍋”。

2020年2月7日 中科院原研究員爆料：石正麗背後可能另有隱情

最近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石正麗信誓旦旦，以自己的生命擔保，武漢肺炎的病原體病毒不是從她的實驗室泄露出去的。這引起了我的註意。

我以前在中國科學院做過研究工作。其實中科院與軍方的合作由來已久。

有關石正麗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之間的關系有必要說明壹下。石正麗領導的研究團隊有自己獨立的實驗室，而P4實驗室是公用的實驗室，並不專屬石正麗的研究團隊，肯定另有專人管理。石正麗團隊的人肯定經常去P4實驗室做實驗，但其牠實驗室的人也會去使用P4實驗室。所以，P4實驗室如果有病毒泄露，並不壹定就是石正麗團隊幹的。

石正麗的團隊做探索性的研究，獲得重要的成果或建立起成形的技術後，轉給軍方的研究人員。可是軍方的研究人員可能素質不高，技術上不夠熟練，導致了病毒泄露。所以，當看到石正麗以自己的生命擔保，病毒不是從她的實驗室泄露出去時，我突然意識到，石正麗說的可能是實話，她可能的確與病毒泄露事件無關，但她知道是誰幹的和怎麽幹的，所以她才敢這樣講話。

如果是軍方研究人員泄露的病毒，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都不敢做主公布疫情。

其實，如果真是軍方研究人員泄露的病毒，李克強不是軍委主席，他也做不了主。所以直到身為軍委主席的習近平發話後，中共政府才公開承認。

2020年2月13日 石正麗追溯SARS源頭 新冠病毒到底是不是人造？

至於中國在2015年之前，就Simon Wain-Hobson所指稱的研究工作，具體是什麽？我們可以從多份由中國科研人員在當時的國際學術期刊所發表的論文，得以管窺，以下是其中三份較具代表性：

1.〈Difference in Receptor Usage betwe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orona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源於蝙蝠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SARS）冠狀病毒和SARS樣冠狀病毒之間的受體使用差異）〉，美國微生物學會，病毒學報，2008 年2月號

2.〈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ORF3b homologues display different interferon antagonist activities（ 蝙蝠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樣冠狀病毒ORF3b同源物表現出不同的幹擾素拮抗劑活性）〉，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United Kingdom, 2012

3.〈Identification of Immunogenic Determinants of the Spike Protein of SARS-like Coronavirus （SARS樣冠狀病毒S-蛋白的免疫原性決定因素鑒定）〉，Virologica Sinica（中國病毒學）2013年4月

這些文獻顯示，作者們主要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兩位當前見報較多的該所的研究員周鵬和石正麗。

2020年1月19日 非典早期晚報瞞報那樣的事情,在中國不會重演了

非典的早期是出現了晚報瞞報的，那樣的事情在中國決不能重演。這次新型疫情沒有非典那樣恐怖，我們衷心希望中國社會防控新型肺炎做得更加成功，無論在醫學上、社會管理上還是在輿論上都比2003年向前邁出壹大步。－－https://k.sina.cn/article_1974576991_75b1a75f01900p4ao.html?from=news&subch=onews

胡叼盤失口了。此話說後笫四天，武漢封城了，壹個月後，幾幾乎全國省市都封了，接著全世界蔓延了。疫情勢頭，遠大於當年的非典；而就為了“不破壞春節氣氛”，瞞報拖延的禍害，更大於當年的非典。

胡叼盤，該自覺掌嘴了！

2020年2月1日 有人裁剪專家采訪編出幾十萬病例 胡錫進:多壞啊

針對有人惡意裁剪專家采訪編出“幾十萬病例”壹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2月1日在微博發表評論，以下為文章全文：

老胡今天在微信群裏看到壹個視頻，真是嚇了壹跳。視頻是央視的，說話者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他對著鏡頭說：“我們可以想象，根據新型冠狀病毒它的傳播效力，現在不只是壹個武漢，全國有好幾個武漢，那麽我們觀察的確診人數不是今天報告的7700多例，而是好幾萬，甚至十幾萬，幾十萬的病例。

天啊，這是真的嗎？老胡急忙通知環時的同事，他們很快給我找來前晚白巖松采訪吳尊友的完整視頻，原來他是這樣說的：“如果23日沒有采取這樣的措施，後來全國沒有采取更強烈的措施的話，我們可以想象，根據新型冠狀病毒它的傳播效力，現在不只是壹個武漢，全國有好幾個武漢，那麽我們觀察的確診人數不是今天報告的7700多例，而是好幾萬，甚至十幾萬，幾十萬的病例。”

我的同事把上述惡意剪裁的視頻和原來完整的視頻合在壹起，左邊是完整的，右邊是惡意剪裁的，做了壹個對比版。大家看壹看，真是開眼界啊。真是大開眼界。－－https://news.163.com/20/0201/22/F4B6IO2I0001875P.html

2020年2月6日 胡錫進：妳們這些人罵華春瑩 智力被狗吃了

事件回顧

華春瑩：美流感已致萬人死亡 比例高於中國疫情

他們竟然不知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跟著中國這條大船壹起沈浮，美國的船上並沒有預備專供他們使用的救生圈。

看到網上有壹個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批評美國針對新冠肺炎表現的帖子，居然還有壹些人給那個帖子叫好。我看這些人的智力被狗吃了。－－https://www.5iusa.com/en-us/Home/Item/86efc052-0ee4-4aec-9531-cbe5322cae15

其實明白人壹看就知道，明面上是罵華春瑩女士，真正挨罵的是華春瑩女士背後的指使者；當然，即使華春瑩女士也占了挨罵的份，我也不覺得有什麽大驚小怪的。這不，胡盤俠就看不下去了，要替主子說話了。

說：＂他們竟然不知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跟著中國這條大船壹起沈浮，美國的船上並沒有預備專供他們使用的救生圈。＂但妳主子為何從1月3日起連讀30次向美國政府通報疫情，而事發地武漢的韭民卻還在被蒙蔽欺騙，還在開＂百家宴＂，這就是妳所謂＂智力被狗吃了＂的緣故？而＂只能跟著中國這條大船壹起沈浮＂，那是韭民遭妳主子綁架的原因，壹如三年大饑荒時不許人逃難那樣，究竟誰的＂智力被狗吃了＂，還聯帶著中國人的國格？

還說：＂他們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說話，回擊外界各種損害中國人利益的企圖，他們常常處於中國與不友好國家與不友好力量輿論鬥爭的最前沿。＂看看＂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的中央指示,再看看＂人不傳人"的謊言、和＂可防可控＂的欺騙，以及湖北、武漢兩地紅會在此次疫情中的所做所為，＂各種損害中國人利益的＂究竟是誰？另外，有誰允許＂他們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說話＂了？＂他們＂其實是在為中共做＂輿論鬥爭＂罷了，為的就是中共的自身權力與利益！自從妳主子竊國後至今，請問給了＂中國人民＂什麽樣的利益與權力了？所以別總拿＂人民＂說事！＂中國人民＂與中共黨只是被奴役的關系，因此中共黨政府並沒獲得＂中國人民＂承認，中共黨政府也不具備有代表人民的資格。

再說，壹個限制人民說真話，限制人民自由，統壹人民思想的執政黨，對外有防火墻阻隔世界聲音，對內有豢養的網軍們忙著把真相真話屏蔽刪除，還有打手警察和黨衛軍壓陣，如此這般，竟還有臉在全世界面前，毫元顧忌不知無恥為何物地利用＂人民＂來再三擺譜說事的理由嗎？

2020年2月7日 倒戈？胡錫進：武漢市的確欠對李文亮的壹個道歉

武漢市的確欠對李文亮的壹個道歉。武漢和湖北的主官們也欠對湖北和全國人民的壹個鄭重道歉。武漢市的主要官員為什麽不在李文亮病重期間去慰問他，為什麽不早壹些推翻之前對他的態度？我們的壹方政府和官員們做錯了事情，向受了冤屈的人道個歉鞠個躬，難道就這麽難嗎？－－https://www.5iusa.com/en-us/Home/Item/a0686b07-63df-41ff-93ad-4040b947cf92

胡叼盤這是在為中南海以及武漢市當局洗地了。

要說道歉，從武漢市府到中南海，欠全國韭民、全世界受災國的壹個交代；要說對李文亮，那還不是僅壹個＂道歉"，就能把公民權力與自由、隱私與醫生責任壹起掩蓋掉的，那要追究刑責及追索國家賠償！

還有，造成疫情泛濫失控的瞞報之罪，中南海要有擔當，地方上要有說法；對在此疫情中的亡故者，必須建碑記下這次人禍的曠世災難；對在此疫情中的受害者，當局要為自己的行為買單，對每個家庭和個人在精神上經濟上要有所補償。

再不能喪事當喜事辦，災難過後不是額首慶賀，而是要反思，追責，擔當，認罪。

＂壹個人患了失憶癥也許並非壞事，可發生在壹個民族身上就很不妙。壹個人的失憶可以是文藝片，壹群人的失憶就是災難片。＂－－摘自李承鵬＂尊嚴＂

另壹張面孔屬於壹個叫胡錫進的人，奸詐交雜著無恥。私下裏，我們願意叫他胡叼盤，因為不管出臺什麽政策。他都會找到壹個讓妳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去闡釋，這根本不科學，這是個純技術體力活兒。這張面孔惡心到我是他在接受香港記者采訪時被問到：國內網友不能翻墻。妳是怎麽做到的？胡叼盤說我和我的同事都有辦法，妳要知道國內網民每個人想上外網都會有自己的辦法（大意如此）。這屌味的回答加上滿臉的獰笑，幹脆就是對中國宣稱依法治國的侮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被他用到了極致，言而無信成了它做人做事的絕招，他在五千年文化中不斷刨食著垃圾。

隨著傳統媒體的衰落，網絡媒體越來越成為展示國民性的窗口。而這些“正能量”正在不斷刷新觸碰底線，料理全世界的三觀，讓崛起的中國陷入尷尬。有關部門出於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的考量也不能袖手旁觀任其發展。1900年，因為有了義和團的胡作非為，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敵，殷鑒不遠。

那壹個庚子年義和團是正能量，這壹個庚子年正能量是義和團。

2020.4.10 －－崔永元最新雄文：我的思考與不安

2020年2月16日 胡錫進:說句挨罵的話 不能再讓城市“靜止”了

老胡想在此提醒大家，公共衛生防疫不是社會靜止狀態下的事情，它就是在經濟社會活動不間斷進行的復雜情況下的壹項事業。 我們的城市每“靜止”壹天，其損失是相當驚人的，很多企業、特別是服務業面臨著延長壹天的艱苦掙紮。在全國疫情得到總體控制的情況下，各地需要在決不放松防疫這根弦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真正行動起來，推動經濟活動的全面恢復。－－https://new.qq.com/omn/20200216/20200216A0LF7I00.html

10. @GaoFalin：李大眼說得妙：黨媒又開始說應該允許大家說真話了。別天真，其實壹直允許說真話，只是什麽算真話，由說假話的人決定。－－2020-03-16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我在說中國崛起

高爾基說過：＂黨的最高級知識分子，只能是黨最高級的奴才。＂郭沫若可以說是這樣，胡錫進則不能說這樣，因為實在是太低級了，只能算壹條狗腿子；但這"狗腿子＂不僅難聽，還只是單的壹條腿；可能網民也考慮到了這點，所以就賜牠完整四條腿、又好聽又響亮的＂胡叼盤＂稱呼，也算是名副其實，名纏利鎖了。

19世紀末在巴黎有壹個大明星，名字叫約瑟夫·普約爾（Joseph Pujol）。他的出名，就是靠放屁，用屁聲來模仿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低音、女高音以及聲樂家，或放屁吹滅蠟燭、舞臺上的煤氣燈等。這真的可媲美大名星胡叼盤胡錫進的。

他倆不同的地方，在於壹、約瑟夫·普約爾的屁不臭，原來他每次表演放屁前都會給自己灌腸，以此清洗自己的“樂器”，讓屁完全沒有味道。胡錫進的屁卻臭到了火星上；二、約瑟夫·普約爾放的是無毒的自己的屁，胡錫進放的是有毒的再經自已發酵後的黨屁；三、約瑟夫·普約爾可以隨意控制自己怎麽放屁、放什麽樣的屁，胡錫進不能控制沒得選擇壹律為黨放屁，或放黨的屁；四、約瑟夫·普約爾沒有屁的傳人，胡錫進的屁，等著他早亡可接班的七毛成千上萬；五、約瑟夫·普約爾放的屁無形無色無味，連鼻子都侵蝕不了，胡錫進放的屁有形有色有味，專洗腦子。

2020年3月13日 中共汙蔑美軍帶病毒到武漢 輿論炮轟

中共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周四（3月12日）晚間在其推特賬號上分別以英文和中文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推文，公開指控“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並要求美國政府作出解釋及公開數據，在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

有網民質疑：“既然參加軍運會的美國人是首批感染者，為何只傳給了武漢人，而他們來之前、來之後在美國卻沒有擴散，偏偏在中國就擴散？妳當世衛和全世界專家都是弱智啊？”

“美國為何不把病毒帶到上海、北京，而僅帶到壹個中國二線城市？”

亦有網民要求中共當局放國際調查組進入武漢P4病毒實驗室等進行調查。

2020年3月13日 趙立堅說美軍傳播病毒 美方傳召崔天凱抗議

據Fox新聞消息，美國政府壹名資深官員透露，美東亞事務助卿David Stilwell 今天傳召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關於新冠病毒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言論表示抗議和關切。

2020年3月13日 “外交部不能無恥至此” 香港作家十問中共甩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12日在推特上說："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香港著名作家顏純鉤14日臉書發文，"當此中國疫情緩解的情況下，外交部發言人迫不及待要為中共甩鍋了。"顏向中共提出了十個問題；並強調，中共而非中國，要向14億中國人與世界道歉。

壹、如果是美軍帶了病毒來，中共為何不壹早就蒐集證據，公開指證？

二、如果病毒自美國傳來，為何美國最早對中國封關，而不是相反，是中國壹早對美國封關？

三、如果是美軍帶來病毒，為何中共壹直拒絕美國派專家到中國來參與調查？

四、如果病毒源頭在美國，為何中國翻天覆地，而美國兩三個月間卻安然無恙，直到最近才造成大擴散？

五、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教授管軼到武漢調查，當時華南海鮮市場已經被清洗幹凈，如病毒來自美國，清洗華南海鮮市場所為何事？

六、疫癥爆發之初，中共即刻派解放軍生物武器專家陳薇少將接管武漢Ｐ4 實驗室，病毒來自美國，關這個實驗室什麽事？

七、中國(中共)政府在1月3日就把疫情向美國通報，那時全國人民都不知道，若病毒來自美國，為何不是先向中國人通報，讓中國人提高警愓，小心"美帝國主義"的生物戰？

八、若病毒來自美國，中國(中共)政府通報疫情時，有沒有把美軍帶毒的證據提交給美國政府，以提醒對方追查來源、加緊防疫？

九、外交場合無戲言，"可能"二字不能隨便說。美國能不能說臺灣"可能"屬於中國？香港"可能"實行壹國兩制？中美之間"可能"有外交關系？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從來不容許任何"可能"性。

十、美國是開放社會，有病毒出現，醫學和流行病學專家壹定爭先恐後投入研究；美國又是新聞自由的國家，有任何風吹草動，媒體即空群而出，美國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掩瞞疫情。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為何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小學生的思維能力究竟還是有限的，靠著背書名住身上貼＂文化人＂的標簽，本也是不得已之舉，倒是希望他能借這標簽的點化，於國內外的行事風格有所改善，或啟用智者能人；然而我失望了，且還是大失所望：對香港臺灣的蠻橫無理，美中貿易的壹再反悔與拖延，自己在國際上的大撒幣，此番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瞞報延誤，等等；就是安排個對外發言人，前有華春瑩，現有趙立堅，也壹個比壹個腦殘：華春瑩象美國的小三鬧著要東西，趙立堅象中共的流氓只會齜牙咧嘴地誣陷人。

什麽？是王毅那廝幹的？不經妳毛孫首肯，借他十個膽，他敢嗎？

2020年3月18日 《人民日報》打臉趙立堅：

軍運會五外籍運動員患瘧疾與新冠肺炎無關

大陸官方喉舌《人民日報》3月16日在海外的推特，即國內網民要翻墻才可以閱讀的美國社交媒體發文，標題是“金銀潭醫院：軍運會五外籍運動員患瘧疾與新冠肺炎無關”。內文指，近日壹則“軍運會期間五名外籍運動員因身患輸入性傳染病被送往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舊聞引發熱議，有網友提出新冠肺炎“零號病例”的猜測，對此，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表示，五外籍運動員系患瘧疾入院並得到妥善安置，與新冠肺炎無關。《人民日報》打臉趙立堅軍運會五外籍運動員患瘧疾與新冠肺炎無關

3. @ToughSQ：要麽唯唯諾諾，要麽耍無賴。能不能做個正常“人”///@mranti：環球時報英文版直接表示，戰狼外交是目前中國外交部門對待西方的好策略，說中國人在外交上唯唯諾諾的日子壹去不復返了！－－2020-04-17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美國還真查了去年流感樣品

－－原來中共國外交部的能耐，除了戰狼式的訓人，就是唯唯諾諾的服從；前壹個有主子的影子，後壹個是奴才的化身。是主子的不需要講理，是奴才的講不得理。

在妳面前的主子，壹定是他人面前的奴才；在妳面前的奴才，可能是他人面前的主子。幾千年中國文化的現狀，各個層面都滲透著主子和奴才的關系。假如既非主子又非奴才，那就屬奴隸派。有奴隸試圖反對或揭露主子和奴才，又或者只是想好好講理的，都將被定為＂顛覆罪＂、＂擾亂治安罪＂等等，因為，做主子做奴才都不需要理，而奴隸，是不配有理。

2020年2月2日 震驚!中美科學家5年前曾造出類SARS新冠病毒

鈦媒體（微信ID：taimeiti）最近在仔細研究和整理新冠病毒相關研究時也發現，其實早在 5 年前，也就是 2015 年，美國病毒學家牽頭聯合中國病毒專家就曾合作成功提取和鑒定出了壹種類SARS新型冠狀嵌合病毒，並且之後又成功在實驗中制造和培養出了壹種SARS新型冠狀重組病毒。這次的研究成果也被發表在了2015年的國際頂級科學雜誌《Nature》上（下稱：Nature論文）。

這份研究報告由美國學者和中國學者聯合完成，作者包括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醫學分校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教授Vineet D. Menachery ，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Zhengli-Li Shi）等人，他們提取發現並又制造培養了壹種嵌合型 SARS樣的新型冠狀病毒，根據論文所述，該病毒能讓小鼠感染上 SARS（非典肺炎），也可以證實這壹病毒通過蛋白外殼與體內 RNA 進行結合，感染和傳遞到人類細胞當中，報告結論就是這種類SARS新冠狀病毒，因其高度可人際傳播的屬性，可能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社會風險。

2020年2月14日 歐洲專家：新冠病毒疑似實驗室產生

本期《熱點互動》節目專訪歐洲病毒學專家董宇紅，分析解讀專家近期發現及新冠病毒特點；並呼籲中共透明公開資訊，讓全球專家參與抗疫。

【董宇紅】北京醫科大學醫學學士；北京大學傳染病學博士；曾是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壹醫院醫生。有17年抗病毒臨床和研究經驗。曾在諾華研發部門（Novartis）任職；現任瑞士生物技術公司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學官。

解讀多份醫學報告，新冠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特征：4關鍵點被替換。

新冠病毒pShuttle插入痕跡明顯留下“不可抹滅人工參與痕跡” 

董宇紅：所以James博士最後他的結論就是：他並不認為這個壹定就是有意制造的壹個生物武器，或者什麽的，他不認為可能是這樣。但是他的的確確認為，在我們實驗室中，有可能是因為基因重組，可能會產生壹些非常危險的病毒，這些病毒就是因為我們把壹個病毒的某些序列放到另壹個病毒的某些序列上，最後人為地產生出壹種人工的重組病毒。人工的重組病毒，可能會有壹些意想不到的壹個毒性。

主持人：因為我看到有人對這篇文章評論，就是pShuttle插入的痕跡很明顯，就像留下了壹個指紋壹樣。是這樣嗎？

董宇紅：對的，這個pShuttle在病毒大類裏頭，在生物裏頭是沒有的，這個序列壹般是用來做基因重組技術的指令，載體的時候才會用到的。這個就像人的指紋，每個人的指紋都不壹樣，每壹種生物它的基因的某些序列，有些很特別的，特征性的序列也不壹樣，所以相當於留下了壹個“不可抹滅的人工參與的痕跡”。

主持人：所以James博士的結論是什麽？

董宇紅：James博士結論是：這個新冠病毒（2019-nCoV）有90%~95%的可能性，是由壹個“實驗室的事件”所引起的。所謂的“實驗室事件”就是指人工改造病毒的實驗室，就是lab event，而不是壹個來自於天然的。

此次疫情中頻頻出現有人倒地是怎麽回事？ 

董宇紅：我也是看到了這些視頻，非常多，大概至少有十幾個吧，這個現象讓我感到非常的觸目驚心，從醫在醫院工作大概6年，非典（SARS）期間也見識了當時的疫情，在我的從醫生涯中從來沒有看到這種現象。

這個病毒（2019-nCoV）有壹半以上感染這個病毒的病人，都有呼吸困難，有12%出現急性心臟的損傷，那病人有60%幾，出現急性淋巴細胞的減少。那多半是由於這個細胞因子，還有很多的細胞因子釋放到血液中。這個細胞因子，說白了就像炮彈壹樣，它可以攻擊全身各個臟器的細胞，導致全身多臟器功能的衰竭。所以這個病情這麽重，看起來是跟這個臨床觀察的研究，看起來還是比較有關聯的，比較接近的。但是總而言之，太觸目驚心，太痛心，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猝死現象。我們需要這些猝死這些案例，最好當局就是中國的衛生當局提供壹個完整的系統的，最少要做幾十例屍檢的報告，得出壹個到底他們是哪些臟器的原因，這個是要做屍檢、要查明的。

不斷發現有關病毒的新現象，這是個什麽樣的病毒？ 

董宇紅：那這個病毒（2019-nCoV）還有壹個特點，就是它人傳人非常強，另外它在潛伏期就可以傳播。因為我們搞傳染病的壹般都知道，壹般病毒性的傳染病它是要在發病期，有癥狀的時候它才有傳染性。因為在發病期的時候，病毒在體內的毒性含量相對的數量是最多的，那在這個時候它才可以傳播。

這個病毒顯示了相當大的毒力，什麽意思呢？就是臨床的“危重病例比例高”，病死率高。我記得SARS當時的病死率大概是9.3%，然後根據最近《柳葉刀》（The Lancet）雜誌的這個41例的病史例報導，病死率是15%；而且重癥、無癥狀的患者突然死亡。

2020年02月17日 【拍案驚奇】俄政府文件：新病毒是重組結合體

2月16日，大陸媒體《新京報》根據網上流傳的壹張截圖報導說：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的零號病人是黃燕玲，為武漢病毒研究所科研人員，2012年考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

“零號病人”就是指最早、第壹個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人。

在武漢病毒所2011年11月的壹張研究生“擬錄取名單”上，確實有來自西南交通大學的“黃燕玲”的名字。

不過，截至發稿，武漢病毒所網頁上黃燕玲的照片和簡介都消失不見，但依據病毒所公告，可以確定黃燕玲是2012年由西南交大推薦進入這間病毒所工作的碩士。

在俄羅斯生活了25年，有醫學背景的華裔企業家楊成，給我們節目，用錄音解說的方式，介紹了俄羅斯聯邦在網站上發布的壹則文件，篇名是《預防 診斷 治療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第壹版發表於1月29日。

【非常非常細致，它壹共是51頁。這個文件是俄羅斯聯邦官方網站上，雙簽名，壹個是俄羅斯衛生部部長，壹個是俄羅斯聯邦消費者保護局的局長。

報告認為，新型冠狀病毒，是壹種由蝙蝠的冠狀病毒和未知來源的冠狀病毒，重新綜合組成的病毒，並且，它的基因排列順序，有70%跟SARS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說它明確闡述，它不是天然來源，不是人類至今所知道的，天然來源的這種產物，它是壹個綜合體。

至今為止，所有研究發現，人得到（感染）冠狀病毒後產生的抗體，是極其不穩定的。而且，很容易，重新被感染。也就是說，妳得了（感染）冠狀病毒的話，自己用身體抗過去之後，並不代表妳已經產生了冠狀病毒的抗體，也不代表妳不會再得病（被感染）了。

然後它（報告）還說壹個什麽呢，什麽樣的人容易得病。20%是糖尿病，15%是高血壓，然後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是15%。】

在2月13日，《自由亞洲》公布了壹段武漢防疫部門的內部錄音，當中有人說，看到中共國家衛健委的“保密函”才知道，這次疫情之所以難控制，是因為很多重癥，到死都沒有癥狀，連發燒都沒有，所以防不勝防。－－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17/n11873944.htm

2020年2月18日 美國病毒學家發現新冠病毒中插入了SARS編碼中間片段，斷定是人造病毒

昨天，我綜合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多位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2015年、2016年的兩項權威科學研究，得出了這麽兩個權威科學結論： 

1. 蝙蝠攜帶的自然冠狀病毒不會、也不可能直接感染人引發大疫情，不會、也不可能通過中間宿主間接感染人引發大疫情。

2. 能直接感染人並引發大疫情的冠狀病毒只可能是實驗室利用轉基因技術制造的人造病毒，又名“嵌合病毒”。

美國科學家再次證明：引發大疫情的是人造冠狀病毒，不是蝙蝠的自然病毒！

今晚，在我繼續追蹤病毒來源的時候，又有了新的發現：

美國壹位病毒學家在中國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裏面，發現了用pShuttle技術插入的包含SARS(菲典)編碼的獨特“中間片段”，自然界不可能有這個技術，所以斷定：這個新冠病毒是實驗室人造病毒！

2020年2月29日 驚！7年前媒體報導：中共密制超級病毒 可殺上億人？

武漢肺炎疫情從中國擴散到世界各地，病毒來源仍然罩滿疑雲。壹直有人懷疑，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所屬的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簡稱武漢P4實驗室，這次疫情泄毒的源頭。

網上有些介紹說，該所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員石正麗，2014年發表的《壹簇源於蝙蝠的類似SARS冠狀病毒，顯示出了傳給人類的潛能》論文說，蝙蝠冠狀病毒基因的兩個蛋白開關，調壹下，就可以適應人體。

美國《生物武器法》的起草者伊利諾伊大學法學院教授、哈佛博士弗朗西斯．博伊爾（Francis Boyle）認為，該傳染病是從該實驗室泄露的。

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裏昂斯維勒（James Lyons-Weiler）博士在受訪時指出：新冠病毒有使用“P-Shuttle SN Vector”人造技術，基因組序列裏被插入奇怪元素，不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的野生動物體內。他確定這個特別的病毒來自於實驗室。

2020年4月6日 武漢病毒研究所被踢爆 去年底征人研究"新病毒＂

曾長住中國、熟諳中文的紀錄片導演馬修. 泰調查，武漢病毒所去年十壹月十八日發布招聘啟事，題為“征求科學家參與研究冠狀病毒與蝙蝠的關系”，探討蝙蝠可長期與伊波拉（Ebola）、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SARS）相關冠狀病毒共存而不發病的分子機制。 翌月廿四日，該所再度發布的招聘公告中更寫道，“針對蝙蝠攜帶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學進行長期研究後，證實SARS、豬急性腹瀉綜合癥冠狀病毒（SADS）等人畜傳染病源自蝙蝠，並發現及辨識出蝙蝠和嚙齒動物的大量新病毒。 ”

馬修. 泰指出，發出第二則招聘的是中國頂尖病毒學家石正麗團隊，而招聘內容暗示：“我們發現壹種新病毒，需招募人手來處理。 ”他說，武漢醫界十二月間已處理多宗肺炎病例，但知曉這種特殊冠狀病毒及其嚴重性的人非常有限。

2020年4月16日 福克斯:新冠病毒由武漢實驗室泄露 川普:正徹查

福克斯新聞星期三(4月15日)的報道說，病毒試驗不是中國生物武器項目，而是中國的科研努力壹部分，目的是要證明中國在識別和抗擊病毒方面並不比美國差。報道說，這些消息人士聽到過有關中國政府在早期采取的行動的簡報並看到了相關材料。

福克斯新聞援引其中壹名消息人士的話說，這可能是“歷來代價最大的政府掩蓋行動”。

特朗普說：“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個故事……我們正在對所發生的這個可怕的局面進行壹項非常徹底的調查。”

蓬佩奧說：“中國政府需要澄清。”

2020年4月17日 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冠狀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

法國病毒學家，因研究艾滋病毒獲得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呂克·蒙塔尼耶教授（Pr Luc Montagnier）4月16日在醫學網pourquoidordeur.fr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得出了結論是，這個病毒被人操縱了，來自蝙蝠的病毒中，被加入了幾段艾滋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這不是自然病毒，而是專業工作的結果，是分子生物學家做出來的，是壹個特別精細的工作，可以說，像鐘表匠壹樣精細。

2.@MgOqkzLBRPLCHyN：冠狀肺炎已經肆虐了兩個多月了，做為世界頂級的武漢

病毒研究所對疫情有什麽貢獻呢？到目前有兩項，其壹搶註瑞德西韋讓美國鬼子懵逼，第二推出了雙黃連讓全國人民瘋狂，假如再貢獻出壹個零號病人，那可功垂全地球千秋萬代！－－2020-02-20 來源: 博談網〖微博談〗感染的醫護人員遍布各個科室.html

2020年4月23日 武漢P4實驗室 :法國幫助建成後被壹腳踢開之始末

2003年，非典重創了中國時，中國需要幫助。很巧，即將卸任的江澤民認識壹個在法國聖路易醫院培訓的中國醫生陳竺（陳竺2000年10月被江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更巧的是，陳醫生所在部門的Degos教授與希拉克有深交。江澤民之後，胡錦濤上臺，法國總理拉法蘭曾前去拜訪過這個醫生。2004年，希拉克前往中國訪問之際，就和中國領導達成了合作意向。兩國決定攜手共抗傳染病，當時中國也正經歷禽流感，讓這個合作更具必要性。

有人擔心P4會變成生物武器庫。 其他人則認為，與核能或化武不同，此類敏感醫療設備沒有國際控制機構。

在沒有聽專家反對意見的情況下，政客們同意了該項目。

15家非常專業的法國中小型企業為建立實驗室提供了支持。 Antoine Izambard補充說：“這些P4實驗室確實是頂級技術，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方面可與法國核潛艇相媲美。” 但是，將由中國公司來承擔大部分建設工作，讓法方不太滿意這樣的方式。 例如，德希尼布 （Technip）公司就拒絕對建築物進行認證。

費加羅報的報道中寫到，壹位專家表示， “事情拖了很久，但巴黎最終開了綠燈。當時，我們與中國人壹起參與了其他項目，例如放射性核廢物處理中心，空客飛機的銷售合同。與美國不同的是，法國只是壹個中等強國，它無力停止壹個項目，因為它不能承受隨之而來的經濟報復”。他繼續說：“我們處於弱勢。中國人正在尋求獲取我們的技術。有時，我們由於害怕被敲詐而走得更遠。”壹位外交官表示，當局“因為天真犯了錯。他們認為中國人是可以信任的。”他補充說，此案“壹直很復雜。我們給自己書面保證，但不確定是否可以讓這些保證被執行。”

而武漢P4實驗室的後期發展表明，那些猶豫的人是對的。 中國公司最初按照規範建造P4的大部分。 但是，壹位專家解釋說，“ P4的架構非常復雜，其密閉隔離空間的布置需要特定的技術和知識”。 2015年，由於對中法合作沒有實現感到失望，阿蘭·梅裏埃（Alain Mérieux）離開了雙邊委員會主席位置。計劃中本應去武漢P4工作5年的50名法國研究人員從未離開法國。

2017年2月23日，前總理伯納德·卡澤諾夫（Bernard Cazeneuve）和衛生部長馬裏索·圖蘭（Marisol Touraine）宣布，將有50名法國研究人員到武漢P4居住5年。 因此，法國承諾為其提供技術專長，進行人員培訓以提高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水平，並發起壹項聯合研究計劃。 但是法國研究人員從未啟程。圖蘭最近也只好無奈表示， “我們啟動該項目是希望它能夠讓雙方共享知識，但非常令人遺憾。我們顯然無法預料到當前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但是在2017年2月，我們曾寄托了這種合作的希望。”

是中國阻止了他們前往？ 還是法方財務能力不足？ 事實是，該實驗室逐漸擺脫了法國科學家的控制。 違反了巴黎和北京之間締結的“合同”的初衷，在武漢的實驗室，只有中國研究員，而沒有法國研究人員挑剔和警覺的目光。

基地於2015年1月建成，實驗室的啟動於2018年1月進行，時間正好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對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吻合。

Radio France 的調查報告指出，但是，從壹開始，人們就對其可靠性表示懷疑。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2018年1月，美國大使館成員參觀了該場所，並警告華盛頓在這裏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地方未采取足夠的安全措施。

另壹個令人失望的事情是：裏昂的P4與武漢P4之間的中法合作壹直沒有真正開始。

8.【武漢病毒研究所管理存在很大問題】

中共官媒《中國日報》（CHINA DAILY）3月28日在官方推特發文，指武漢病毒研究所為亞洲最大的“病毒儲藏室”，內存有逾1,500種病毒，包括引發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中共病毒。文中附有多張工作人員從冰箱拿取樣本的照片，其中壹張驚見存放冷藏病毒樣本的冰箱門上的密封膠條破裂松脫。該照片事後已被刪除。〖兲朝浮世繪〗非要提8964的坦克人胡錫進這回給黨媽添堵了 2020-04-22 來源: 博談網作者: 金鳴

2020年4月24日 班農：武漢病毒實驗室研究員出逃 將公開爆料

4月22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記者會上也提到追責問題，當中就包含，北京當局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隱匿新冠病毒“人傳人”的事實，並且銷毀了武漢新冠病毒樣本。

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川普總統高級顧問班農星期五（４月24日）在自己的節目《戰情室》中透露說，壹名武漢P4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出逃，會在幾天內公開曝光他所掌握的有關病毒的真相。

延申閱讀：新冠疫情源於實驗室泄漏的13條理由：

第壹：2017年，武漢P4實驗室建立之時，科學家們在《自然》雜誌表示過對實驗室的病毒泄漏的擔心。

第二：2004年中國疾控中心北京病毒所就發生過SARS病毒泄漏事件，原因是安全管理不善，執行規章制度不嚴，技術人員違規操作，安全防範措施不力。導致壹人死亡，8人確診為非典，862人被隔離觀察。

第三：1月23日武漢市封城，當天湖北全省已知確診的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數17例。對於壹千兩百萬人口的武漢市和六千萬人口的湖北省，這個數字並不高。 對比2003年SARS爆發，廣東省1514病例，北京2000病例，400人死亡，都沒有封城。

第四：疫情爆發後，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就在1月底接管了武漢P4病毒實驗室。

第五：習近平2月14日在中央會議上講話時特別提到了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缺什麽，補什麽；這時強調生物安全，似在亡羊補牢。

第六：據報道，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院長夏文廣向省衛健委、市衛健委疾控處報告病例；疾控處指示展開流行病學調查。12月31日，市疾控中心發布情況通報。同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赴武漢調查。1月1日是新年，全國放假。武毒所宣稱1月2日確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1月5日就分離病毒毒株。上面剛啟動調查，武毒所就公布了結果，似乎早有準備。

第七：武毒所1月21日搶註瑞德西維專利，聲稱1月19日就向國家有關部門報告了。 

第八：12月13日，中美分別宣布，雙方就貿易談判達成第壹階段協議。1月15日中國特意要求加上了第7.6條“如因自然災害或其他雙方不可控的不可預料情況，導致壹方延誤，無法及時履行本協議的義務，雙方應進行磋商。”的條款後，簽署了貿易協議。接著1月23日武漢封城，新冠病毒開始在世界蔓延。

第九：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4月14日報道，美國駐北京使館自2018年1月開始，多次派人參觀武漢病毒研究所。美方人員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發現很多令人擔心的安全問題。

第十：中國專家1月於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去年12月1日出現的武漢肺炎首例及1/3首批確診病患，都未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且該市場並沒有販售蝙蝠。

第十壹：2020年2月15日，廣州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蕭波濤在學術網站Research Gate上發表論文，指武漢疾控中心的相關實驗室可能是病毒來源。外泄原因是實驗室捕捉的研究動物管理不善。

第十二：英國《每日郵報》4月11日報道， 他們獲得的文件顯示，武漢病毒研究所對在1000多英裏外雲南捕獲的蝙蝠進行了冠狀病毒實驗。Covid-19基因組的測序將其追溯到雲南洞穴中發現的蝙蝠。

第十三：4月15日白宮記者會上，FOX記者約翰·羅伯茨問：“多位消息人士告訴福克斯新聞說，美國政府現在確信，雖然冠狀病毒是自然產生的病毒，但它來自武漢壹家病毒實驗室，因為其安全措施松懈。壹名實習生後來感染了她的男朋友，他去了武漢的海鮮市場，然後就開始擴散。這跟您聽到的是不是相符？” 川普回答：“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個故事……我們正在進行壹項非常徹底的調查。”

2020年4月30日 病毒源自武毒所？川普：已看到強力證據

川普今天在白宮回應媒體問及是否看到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的相關報告時給出肯定答復，表示有看到。不過他補充指出，現在“有很多論點”，“我們會找出源頭，我們要看它究竟來自哪裏”。

中共要想澄清武漢肺炎，不是中共治下的病毒專家人工制造、或非人工制造僅是無意間泄漏的事實，就該接受世界權威部門的調查追問，光靠抵懶甩鍋是毫無作用的。

2020年1月21日 武漢社區舉辦萬家宴 4萬戶家庭共敘鄰裏情...

咚鏘咚鏘咚咚鏘……18日是南方農歷小年，家住武漢的法國老太太柯牡丹與她的老伴聞訊來到百步亭社區廣場，欣賞舞龍舞獅、采蓮船、蚌埠精等特色民俗表演，體驗磨湯圓、捏面人、轉糖等民俗文化項目。－－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21/doc-iihnzhha3902341.shtml

9. @BinLi88163334：很奇怪，美國很單純，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但他們不相信政府。中國人正相反，他們人與人之間不信任，卻完全相信政府。－－2020-03-17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非合謀而不可能

2020年1月21日 武漢社區19日還在搞萬家宴 市長:對這事預警不夠

1月21日下午，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接受總臺央視記者專訪時，就醫護人員感染、舉辦萬家宴、取消春節期間旅遊惠民活動等網友關心的熱點問題，壹壹進行了回應。

‘問題4：

記者：武漢市緊急通知，取消了初壹到十五的旅遊惠民活動。這個取消的決定，您覺得晚不晚？

武漢市長周先旺：單從疫情在不斷認識這個角度看，只有在這個時候大家才認識到它的危害性有多麽大。那麽病毒的傳播如果壹開始人們就能夠看到它的嚴重性，能夠找到有效防控的辦法那當然好，問題是壹般壹開始達不到這種深度。

這個疫情從12月30號壹發生，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就進駐武漢。專家組對病毒的認識過程是逐步的，我們的防治方案也在不斷優化，但是還沒有到對病毒變化的每壹個規律，變化出來的每壹種危害都把控得那麽準確，所以有些活動是逐步取消的。明確的“人傳人”這個判斷出來以後，我們迅速采取很多措施，當然也是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壹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

2020年2月4日 武漢百步亭有居民發熱 專家稱應與萬家宴無關

曾舉辦過“萬家宴”的武漢百步亭社區，被曝出有居民發熱。壹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免疫學專家表示，萬家宴於1月18日舉行，至今已經超過2周潛伏期，如果那時出現疫情，影響應該已經過去了，“目前有發熱癥狀的，有可能是後期接觸了新冠肺炎的病人。”－－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2-05/doc-iimxyqvz0320611.shtml

2020年2月5日 駭人！武漢曾舉辦“萬家宴”社區病例大爆發

僅隔壹天，經濟觀察網見習記者陳月芹就有了如下報道：＂2月4日，百步亭轄區內的安居苑、百合苑業主群內，居委會工作人員公布了小區內出現發熱病人的門棟信息。其中，安居苑A區有12個單元，B區有8個單元，C區有8個單元，D區有7個單元+403棟全棟；百合苑有20個單元+208棟全棟。＂

2020年2月11日 “萬家宴”後瘟疫大爆發 居民：死了很多人

網民“野孩子hanniblo”自9日深夜在新浪微博上發文，表示自己在“絕望中寫這些”，目前百步亭處於“無人管的境地”。因為舉辦“萬家宴”，導致很多人感染了武漢肺炎，“百步亭這邊感染人數超過了預期，江岸區政府不敢報”。

武漢疫情觀察人士李先生對記者表示，“壹線醫護人員都感染那麼多，外地支援的壹萬多，整個17萬人，其中壹萬多是感染的，要撤下來。另外，還有的工作兩三個星期的，都要換下來休息。現在不夠人呀。”

有網民根據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做了壹道數學題，中共壹月份的報導稱，目前壹線有17萬醫務人員，每5名醫務人員要照顧100名感染者，那麼實際感染者為：17萬/5×100=340萬。

2020年2月14日 我終於明白，為什麽沒有取消百步亭萬家宴了？

1月15日，武漢市衛健委在官網發布的疫情知識問答中，首次提到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1月18日，農歷小年，百步亭社區仍如期舉辦了萬家宴，4萬多戶家庭參加了這個活動。

未來的規劃是，百步亭社區要變成百步亭新城，地盤擴張到7平方公裏，人口擴容到30萬。

百步亭社區是全國文明社區示範點，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三八紅旗集體，全國五四紅旗團委標兵拿獎拿到手軟。

全國眾多社區工作者都要學習百步亭模式，要去百步亭參觀，甚至是掛職鍛煉。

按照中國行政體制來排的話，城市是由區到街道再到社區居委會，這是我們認知中的管理體制，即社區是屬於最基層的街道來管理的。而百步亭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的模式是要跳出這個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不設立街道辦事處，直屬於武漢江岸區管理，實行社區自治。而武漢政府也同意並支持了百步亭集團的這個建設、管理、服務的三位壹體發展模式。

壹個三位壹體，社區實質明面上收歸民營企業的模式，如斯誕生。

百步亭集團下，是密密麻麻壹連串的投資、控股公司。涉及到房地產、物管、投資、醫療、養老、文化和船舶等多個行業。

1995年，《國家安居工程實施方案》正式啟動，計劃新增安居工程面積1.5億平方米，用以解決居民住房困難。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下，茅永紅從千裏之外的海南回到故鄉湖北，撬動了人生的拐點。

茅氏何許人也？

百步亭集團董事長，湖北省工商聯副主席，百步亭社區黨委書記，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急管理委員會主席，海西控股董事長，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入選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上榜的都是這40年來社會各界的突出貢獻人士。

在授予稱號時，對他的評語是：社區黨建和治理創新的探索者。

2019年胡潤榜上有名，以25億元列第1507名。

萬家宴，就是百步亭社區模式下的產物。

2000年的小年，百戶社區居民組織起來，壹起吃了頓小年夜飯，只有50多道菜。

隨著社區的名聲越來越響，被塑造成典型以後，這小年飯的滋味也就漸漸變了味。

從百戶做到萬家，宴會的規模越來越大，名聲越傳越廣，壹直舉辦到現在第二十屆。

2011年，百步亭的萬家宴入選英國吉尼斯世界紀錄，8146道菜，成為世界上展出最多菜肴的宴會。

能刷新這個紀錄的也只有百步亭自己，今年的萬家宴上壹共擺出了13986道菜。

1月18日，第二十屆百步亭萬家宴如期舉辦。

4萬多個家庭參與，13986道菜肴，1個活動中心會場，9個分會場，社區9個居委會特設樓棟、片區、苑區、社區等家宴，邀請社區空巢老人、失獨老人、誌願者等，走出家門。

它真的很有象征意味。

2月9日，壹條來自百步亭的求救微博引發了熱議，把失蹤多日的百步亭又拉回了輿論熱點中。

這樣壹個明面上歸屬民營企業的社區，面對這樣兇猛的疫情，到底應該尋求誰的幫助？

直到現在，百步亭社區還未公示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人數，社區和物業也均無回應。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

4. @zhouxiaoluwuhan：我常常懷疑有些陰謀論是官方大外宣自導自演，渾水摸魚。中國的壞事往往就是習以為常，往往就是制度性作惡。比如開兩會就停報新增確診，不是故意不說，是習慣了。習慣於為了權力的安全，漠視人民生命的安全。－－2020-03-22 09:26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沒病的回來交錢 有病的回來背鍋

這三位壹體的百步亭集團，究竟是民營，還是算國企？是打著＂民營＂的牌子，演著政府錢袋子的角色，還是要算國企究責時它是民營，要算民營納稅時它是國企，兩頭討好？此番百家宴後帶來的災難，承受了這麽多榮譽的百步亭集團竟不見蹤影了，沒人談及了；如果這個＂責＂由武漢市政府來擔的話，那麽至今，又有誰聽到過武漢市政府對百家宴全體居民公開道歉、承擔後果、賠償損失的話？

由此，感覺把湖北省委書記將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雙雙免職，表面上看是在處罰，深思壹下，似保護才是目的：對百家宴該擔責的罪人都消失了，不見了。

2020年1月20日 遙遙領先的預言？向八名謠言發布者致敬

對於社會重大事件、突發事件，國家從沒規定過，普通民眾對該類消息的發布傳播，是違法的。

警方在處置傳謠事件中，都有個“調查核實”的過程，這也是警方處置謠言的事實依據，也正是有這個依據，警方才能依法處理。

如果警方的調查核實來自權威部門，那麽權威部門就要承擔瀆職責任。

2020年1月28日 美媒:最高法為“造謠者”正名?網民要法辦抓人者

1月1日， 武漢警方宣布“依法查處”八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

兩個多星期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抗擊疫情的指示，由鐘南山出面也肯定了人傳人，此時，署名“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唐興華”才動筆寫文章分析說，“ 盡管新型肺炎並不是SARS，但是信息發布者發布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壹件幸事”。

2020年1月30日 最早傳謠的8人被曝是醫生 現仍奮戰在疫區壹線

因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全球，引發民眾對警方傳罰8名最早警告疫情憤怒，中國最高法罕見模糊發文，為此8人正名。中國網絡將這8人譽為勇士。

獨立人士“榮劍”在推特發帖罵道：“剛才得知，被武漢警方訓誡的八個人原來都是醫生，他們現在就在治療第壹線，知道這個消息後，真想爆粗口，作惡者太TMD壞了，真是喪盡天良！武漢警方至今未對這八個醫生道歉，早晚會遭報應的！”

2020年1月30日 北大法學院教授:謠言的法律責任該如何認定?

從法律層面來說，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的法律責任究竟該如何認定？行政處罰乃至刑事制裁的力度應該如何細化？對此我們采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

問：如何認定當事人是在“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有哪些具體的認定標準？

王錫鋅：在法律上至少有三個遞進推進的門檻和認定標準。

第壹，也是最簡單門檻或最低標準，就是從內容上看信息是不是真實的，信息是否與真實相符合。如果認定行為人編造、傳播了虛假信息，要進行處理的話，警方就應當去調查取證，認定真實的信息是什麽，只有通過調查取證確證了真實信息，才能判斷行為人所發布或散步的是否屬於虛假信息。

第二，也就是說，認定虛假信息，執法者負有調查和確定真實信息的法律義務。

第三，但很不幸的是，壹些執法部門沒有把好這個最基本的門檻。我看到壹個例子，1月22日青島警方對壹名編造虛假信息的市民采取了刑事拘留，也就是把他當犯罪嫌疑人來處理。

我想借此機會請教壹下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先生：自1949年後，在中國，是法大還是共產黨大？假如妳的回答能讓我感覺正確，那麽妳的好日子將馬上到頭了；假如妳的回答能讓中共黨感覺正確，那麽妳的好日子將還會有所提高；假如妳的回答是＂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那麽妳還可以逮機會蹭熱度博眼球的。

2020年2月1日 都是醫生 為何當初不公布?向8名造謠者致敬!

8名“傳謠者”分屬於三個群，群名是：武漢大學臨床04級群、協和紅會神內、腫瘤中心。都是醫學交流群，身份幾乎都算是醫療專業人士。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表示：“這8個人是可敬的，他們是憂國憂民，有壹定見解的。作為公共衛生專家，希望同他們對話，希望從他們身上學點東西。”

2020年2月1日 那些點贊拘留八位“造謠者”的中國人，妳們在懺悔嗎？

在2020年元旦武漢警方宣布“依法查處”了八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因這些人在微信群裏最早發布了“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七例SARS”的消息。現在人們終於知道，這八位的身份都是醫生。他們通過三個微信群發布了上述信息：武漢大學臨床醫學04級群、武漢協和醫院紅會神經內科群、腫瘤中心群。

不要以為行為荒謬的僅僅是政府和醫院，據統計，在武漢警方“依法查處”了這八位醫生的網絡信息公布之後，竟然立即得到了4萬多網民的點贊。這些中國人，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危急關頭，不僅急切地出手打擊那些保護自己、敢講真話的同胞，而且還急切地為那個正在將他們、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同胞推向死亡邊緣的專制力量點贊，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嗎？－－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那些點贊拘留八位“造謠者”的中國人 妳們在懺悔嗎

不會的。

奴隸和奴才的屬性雖有不同，區別僅在於奴才的故意為之，奴隸的無腦盲目或迫於無奈而跟從之；況且主子都不公開道歉，他們有必要懺悔嗎？在這4萬網民中，不論哪壹類占多數，都充分說明了所謂的＂中國特色＂，即：蠢貨當權，豬腦遍地，貽害無窮。

2020年2月7日 雲南再有五名醫生因“散播防控信息”被警方逮捕

中共黨媒“人民網”報道稱，2月6日，文山州人民醫院文某、文山市人民醫院劉某等5名醫務人員因偷拍、散布疫情防控信息，造成惡劣影響，被文山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罰款、拘留的處罰。

當強權龔斷所有媒體的話語權，主宰了所有的嘴巴，控制了壹切的聲音，能留存下來公開的所有文字與聲音，便也只能是假的了；因為強權這麽做的目的，就是他們想說什麽就說什麽，那還能有真的存在的理由嗎？

清朝雍正年間，有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因詩稿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壹句，犯了清朝大忌。刑部對他的判決按大不敬律處斬；此案僅整個清朝有記載的160多個文字獄中處罰較輕的案例。這比之無中生有、欲加爾罪的冤案，中共卻在罔顧事實、掩蓋真相、封口禁言、因言獲罪、唯我獨尊中更勝壹籌：讓謊言扼殺良知，用權力碾壓尊嚴，把惡行化作公義。

2020年1月31日 “造謠醫生”李文亮:真相比給我們平反更重要

34歲的“造謠醫生”李文亮實名接受了財新記者采訪。其中有這麽壹段： 

＂財新記者：公眾很關心妳在群聊裏發確診7例SARS的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李文亮：我是在壹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發的，當時還強調了不要外傳，主要是想提醒臨床工作的同學註意防護。因為我也是和同事交流知道的這事，雖然當時病例還沒這麽多，但是怕會爆發，疫情會擴散流行開，因為這個病毒和SARS很像。

財新記者：妳是指像SARS那樣會人傳人？

李文亮：明顯存在人傳人。······＂

當財新記者問道：＂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公號發了壹篇武漢八名造謠者處罰是否得當的評論文章。妳可能是這八人之外的人，當時妳看到後有什麽想法？＂

李文亮回答壹句震撼人心的話：＂看到最高法院的文章後，我心裏放松了許多，不太擔心醫院的處理了。我覺得壹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壹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分幹預。······＂

2020年2月27日 李文亮病逝當天 發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

武漢肺炎疫情吹哨者、武漢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本月7日染病死亡，不料竟有中國公司在當天搶註"李文亮"商標，網友聞訊怒批該公司"吃人血饅頭"；而長沙市知識產權局蔣姓科長說，"要是在平時，註冊‘李文亮’這個名字不違法，但是在疫情期間，該公司在李文亮去世當天註冊他的名字造成了社會不良影響。"將對於事件的惡意程度、是否取得違法所得等情況詳細調查後，嚴肅處理，絕不姑息。－－李文亮病逝當天 發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覺得，憑＂不良影響＂治國，再憑＂有良影響＂理國，是中共人治而非法制的根本弊端；當今中國，壹尊的＂有良影響＂，便是在＂治＂貪官時，順便也＂理＂順了親信：呵呵，現在中國，還有清官麽？

貪官的＂不良影響＂繼續造就著貪官，李文亮的死，其＂不良影響＂繼續壓制著社會公義與醫生的尊嚴，比如艾芬醫生。壹個人治社會，影響的好壞成了治國的依據，那麽各種因權利而產生的惡，只要控制住影響，就無法避免，最終到沒有最惡，只有更惡的地步。

2020年2月27日 調查組怎麽沒動靜了?李文亮遺孀:我還在等結果

李文亮去世20天後，界面新聞記者聯系上李文亮的遺孀付雪潔，她表示，自己會堅強起來，平平安安將腹中的孩子生下來；另外，她也期待調查組對李文亮被訓誡的調查處理結果。這裏摘壹段李文亮遺孀付雪潔與記者采訪結束中最後壹段對話：

界面新聞：現在兩個孩子多大了？

付雪潔：大的孩子在讀幼兒園中班，快五歲了，小的在肚子裏才五個月，預產期在六月份。

界面新聞：接下來有什麽打算嗎？

付雪潔：現在就想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來，我們也在等中央調查組的處理結論，等結論出來再說吧。

2020年2月28日 外媒：李文亮事件調查未果，遺孀采訪全網被刪

僅隔壹天，昨天界面新聞對其遺孀付雪潔的專訪就被全網刪除。當局怕什麽呢？

2020年3月5日 中共追授李文亮“先進個人” 網民：調查結果呢？

中共國家衛健委等三個部門發文稱，決定追授李文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稱號。有網民表示：給了表彰就等於免了訓誡，等於道歉，等於壹切，不接受！還有網民質問：“道歉呢？調查結果呢？怎麽查無音訊了？？？授予先進個人有個屁用！將事情原原本本調查清楚，真相公布於眾！李文亮在天之靈，也在等調查結果！”更有網民說，這真是赤裸裸的諷刺，死前是被訓誡，事後是先進。所謂榮譽不能掩蓋真相的追查！

“壹個被指造謠遭警方訓誡、被央視批判的人，居然被授予先進了。百思不得其解，感覺要精神分裂了。”

誰都知道土匪的行為標準：是胡作非為，是我行我素，是無法無天，是指鹿為馬，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說妳有病就是有病沒有病也有病，說妳治愈就是治愈沒治愈也治愈；是說妳謊言就是謊言不是謊言也是謊言，說妳先進就是先進不是先進也是先進。

2020年3月11日 李文亮案調查月余無果 這五大追問針針見血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非盈利組織公民力量敦促中國當局盡快公布調查結果。並在聲明中說：“中國衛健委追授李文亮醫生等34名因疫情去世的醫務工作者‘防疫先進稱號’，但並未就其受迫害的事做出任何說明，也就是說，李文亮醫生作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信息的造謠者’的罪名並未撤銷”。同時還表示期待當局能夠回答五個民眾普遍關心的問題：

1.李文亮醫生在微信同學群披露疫情信息是否屬實？

2.武漢警方訓誡李文亮醫生等8名披露疫情的吹哨人，是否有足夠的法理和事實依據，是否侵犯了他們的言論權？若是，誰為此負責。

3.警方是如何獲知李文亮等發出的信息的？獲取手段是否合法？微信在這起事件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4.政府當時是否掌握疫情信息？

5.中央電視臺1月2日的“8名散布謠言者被查處”的節目是如何出爐的，誰為此負責？

2020年3月13日 李文亮死微博最後壹貼不死 59萬人續跟留言築中國哭墻

去世已過壹個月，被喻為新冠肺炎“吹哨人”的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的個人微博，至今還“活著”。在他最後壹則帖文中，至今有59萬條網民留言，成了內地網民盡訴心中情的樹洞、《解憂雜貨店》中那個信箱，甚至耶路撒冷的“哭墻”。

2020年3月14日 報導李文亮造謠獲表彰 新華社女記被慘遭起底

首先報導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師率先披露疫情被誣指為“造謠”者的，是中共官媒新華社記者廖君。奇葩的是：在李文亮＂被先進＂之後，廖君“作為6名疫情防控壹線的巾幗奮鬥者”，在中共官媒的報導中被稱為“逆行而上的女記者”，由此引發大陸網民不滿，譏諷她是“最成功的墻頭草”、“禍國殃民的典範”。

“妳如果有壹點良心，就應該拒絕領獎、發言的。否則人們就會說妳是‘踩著別人的鮮血走上領獎臺的’。”

“疫情發生以來，妳說這段時間寫了200篇報道，還寫了90篇內參。人家給妳算了算290除以60，平均每天要寫5篇報道。這樣的稿子就是大部分趕場子出來的，有幾篇講了真話？有幾篇是調查研究後的深度報道？”還有大陸網民表示，“第壹個造謠李文亮造謠的新華社記者。”“從沒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徒。”“怪不得那批去武漢的專家也理直氣壯的說，‘醫院沒告訴我實情’。”“宣傳的工具，已經不配做媒體人這三個字。”“傳聲筒而已！假大空，現實的寫照。”

但我以為，不應該過分苛責廖君的。雖然作為壹個新聞工作者，有她不敢擔當的壹面，但在面對強權與暴政前，該苛責的又何止她壹人？魔鬼在背後逼迫、培育、贊美劊子手的時候，有什麽理由去罵劊子手而讓魔鬼在暗中竊笑呢！

廖君最多算得上是糞坑邊的壹條蛆而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才是糞坑先生；在糞坑先生背後，＂中共國務院＂更是糞坑經理；最後，應當把那個唯壹的糞坑總裁拋入這糞坑壹起埋了，才是解決壹切問題的根本。

2020年3月21日 美媒: 李文亮調查報告無真相 這十個人難逃責任

海外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在征集網民意見後，於20日發布李文亮責任人名單，名列此11人名單者包括：武漢市衛健委黨委書記張紅星、武漢市公安局局長李義龍、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院長彭義香、中央電視臺臺長慎海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聶辰席、中宣部部長黃坤明、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騰訊公司總裁馬化騰、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莊榮文，以及新華社高級記者廖君。

7. @realdengai：公民邏輯：民警是按照法規傳的李文亮，那法規是不是有問題？順民邏輯：民警是按照法規傳的李文亮，那民警沒有任何問題啊。－－2020-03-21 09:17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難道以為那邊的數字是真的

2020年4月2日 美媒:李文亮被封烈士 “發哨人”艾芬醫生失聯

被公眾視為“吹哨人”的已故武漢中心醫生李文亮星期四（4月2日）被湖北當局評定為“烈士”，與此同時，被視為是李文亮“發哨人”的艾芬醫生近期被懷疑“失蹤”。

對壹位亡者，才封了＂先進＂，又賜上了＂烈士＂，這是為什麽？

這是對亡者的惡意嘲弄：我可以壓迫妳在訓誡書上簽名，我還可以賞賜妳＂先進＂＂烈士＂的牌坊。

這是對生者的惡意威脅：我可以不追究導致李文亮案或類似李文亮案任何人的責任，我還可以同樣在妳這般死後賞賜妳＂先進＂＂烈士＂的牌坊。

但是我們不需要，即便在我們死後；李文亮們也不需要，即便他們已然死去。所有亡者與末亡者要的就壹個：真相。

用這些腥臭不堪的牌坊來遮蔽我們的視線，借以來掩蓋真相，歪曲事實，這是黑暗中魔鬼的擅長；現在，除了想要與魔鬼同舞者，沒有壹個正直的中國人會相信了。

2020年4月19日 李文亮、夏思思等33人被追授“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李文亮再被追授“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才封了＂先進＂，又賜上了＂烈士＂，這回，再貼壹個＂獎章＂標簽，這樣不勝其煩的演戲，深以為是對李文亮醫生的壹種大不敬，壹種大汙辱。

不追究導致李文亮醫生死於非命的真正原因，不調查李文亮醫生所在醫院的領導嚴重瀆職的罪行，不公開故意瞞報壓制武漢肺炎疫情的罪魁禍首，那麽對李文亮醫生所有文字上宣告的贊美之辭，都將是壹塊塊掩蓋真相的遮醜布，誰需要，誰便成了犯罪同夥！

李文亮醫生僅僅是這幫犯罪同夥治下的壹個犧牲品而已：但其清白之身，冤屈之命，是不該受此大不敬大汙辱的。

要說湖北、武漢的紅會，不得不先說說中國紅十字會的事。在《非常識》網頁上我看到了＂為何中國紅會和國際不接軌？＂這篇文章，我摘下了以下三個自然段落－－

成員國必須符合十大入會條件 

根據1986年通過，1999和2005年修訂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壹個國家的紅會如欲得到國際委員會承認，須具備承認《日內瓦公約》，壹國境內只有壹個中央組織，吸納成員不考慮種族、性別、階級、宗教和政治見解，具有獨立地位等十項原則。其中很重要的壹條入會條件就是獨立性，指的是成員國能夠獨立按照紅十字運動的基本原則進行活動。

為何國人懷疑中國紅十字的成員地位？ 

國際紅會組織獨立，中國紅會類政府機關

人事上：國家官員兼任，專職人員是國家事業單位編制。 按照中國紅十字總會網站的消息，中國紅十字會的名譽副會長以及10名副會長中的7名，都是國家高官兼任。而根據中國紅十字會網站提供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機構改革方案》，內設黨委，人員編制上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機關定編73名(其中行政編制45名，全額撥款事業編制28名)，雖然進行機構改革，仍舊是國家事業單位編制。且紅會是21個不用在民政部註冊直屬中央的機構之壹。......

國際紅會不謀利，中國紅會寄生利益鏈猖獗

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基本精神之壹就是誌願精神，而這種誌願的慈善卻在中國發生了大變臉。在“郭美美事件”發生之前，就出現了上海紅十字會天價飯費發票的醜聞。微博炫富的郭美美在吸引了媒體的關註後，紅十字會及其下屬基金會和機構的商業利益鏈條漸漸浮出水面，包括現在仍在風口浪尖接受審查的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實際上是寄生在紅十字會羽翼之下沒有法人資質的機構，卻在進行著募捐和商業經營的活動，而王鼎公司則是依托與商紅會的合作成立的公司，頗有壹套人馬，兩塊牌子的意味。除了下設營利機構，通過合作公司賺錢之外，還有紅基會曜陽國際老年公寓項目涉嫌以公益名義搞房地產開發的情況。雖然紅十字會多次辟謠，但能讓人信服的還是：還有很多交易沒有被暴露出來，紅十字會的慈善就是壹灘臟水。－－http://news.cntv.cn/special/uncommon/11/0708/index.shtml

原來，說好聽點，中國紅十字會是冒牌貨，說難聽點，中國紅十字會就是有政府牌照的騙錢機構。

通過谷哥，我又看到了這篇文字－－

流氓成性-紅十的25個-黑幕

2020年2 月 2 日 文/汪若魚

1. 1995年，耿諄等多位花崗慘案的受害者起訴日本鹿島公司，日本法院判耿諄方敗訴，而後鹿島公司主動拿出5億日元“慰問金”。

耿諄發表聲明，反對判決，並拒絕“慰問金”。

中國紅十字會最終接收了這筆資金，代轉給受害者及家屬。中國紅十字會扣了2.5億日元作為“費用”。

2.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在上海惠公館餐飲下屬酒店壹餐消費近萬（9859元），開出發票報銷。

9859元是什麽概念呢，也不多。

按照西部貧困山區學生的標準，也就是夠壹個孩子吃4000頓飯。

3.溫州紅十字會在年度審計時被發現2010年底賬面反映庫存商品806.35萬元，但是倉庫裏卻是空空如也。

繼續追查下去，發現其中壹個小小的出納員，壹年即挪用慈善資金126萬。

4.汶川地震時，北京某餐廳老板告訴記者說自己知道捐錢沒用，就聯系紅十字會給10萬買暖水袋專款專用。

但紅會回復說暖水袋27元壹個，這位老板只好自己買，才幾塊錢壹個。

然後請紅會在汶川人員派發，對方說10元派壹個……

最新人肉出的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兒子郭子豪，開瑪莎拉蒂，郭公子自稱是瑪莎拉蒂總裁，車牌：京X88888，光這車牌的錢在京城就能買幾套房了……

5.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紅十字會發放救災物資，由空心鋼管和棚布搭起來的帳篷壹頂就要壹萬塊錢，當地商人自發組織購買帳篷運往災區被強行沒收。

期間成都制藥壹廠出於義憤爆出猛料：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紅十字會在該廠購買了1萬多元的救災藥品，卻要求對方開5萬多元的發票。

被拒絕後，該廠隔壁通化壹家藥廠經營部開給他們發票。

6. 之前有記者登錄中國紅十字會官方網站，發現中國紅十字會2010年、2009年連續兩年統計數據相同，除日期不同外，政府撥款、國內捐款、國內捐物、外援款、外援物資、會費、其他收入竟然分毫不差！

7. 希望工程假信騙款：他們通過希望工程渠道壹對壹捐助的17名兒童，只有3人收到捐款。

曾讓他們感動流淚的學生來信，８封是假的。

記者查清：在唐純旭發出７封假信時，7個孩子全部未收到希望工程救助，他們多已失學。

所謂的“善意的謊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8. 王石在汶川地震時做過兩件事：

第壹件：呼籲萬科員工不要捐款過多，他心裏清楚捐款後錢能落到實處恐怕不到5%，但不能明說，否則他得移民

第二件：萬科到災區建房子，建得尺寸恰好，既符合災民居住標準，又無法變成商品房，以斷衙門尋租念頭……

不過也正因他話中有話，萬科被迫“捐”億元給紅十作“求饒”費。

9. 中華骨髓庫，中國紅十字會主辦，以慈善之名號召捐獻骨髓，取樣建庫，如果有匹配的患者，再聯系誌願者捐獻骨髓。

多麽美好！

但是，患者查詢中華骨髓庫每次收費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還要再交至少5萬元！

北大學生激於義憤，成立了民間骨髓庫，從查詢到移植都是真正免費，起名“陽光骨髓庫”。

10. 曾自稱紅十字會下屬企業的中紅博愛資產管理公司，與郭美美口中紅商會頗為相似，紅會為此投資30億元。

有藥械采購、車體廣告、保險廣告內容，與郭此前描述相似。

這家公司在郭美美事發後正在各大網站修改公司資料，改公司將重組ST創智。

11. 出於擺脫國際紅十字會及第三方監管、為其各種牟利行為創造便利條件的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並非國際紅十字會下屬組織，是全世界唯壹壹個不歸國際紅十字會統壹管理的國家級紅十字組織，但是每年依然接受國際巨額捐贈，並拒絕國際紅會督查。

12. 心動中基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該公司廣告銷售代表說服客戶投放廣告的壹個條件，廣告款發票可開“紅十字會”的擡頭。

這意味著客戶的商業廣告支出行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贈支出憑證，根據現行稅收法律法規，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準予扣除。

13. 【紅十字基金會超聲刀成本僅12萬元 6000萬管理費成疑】。

四年前壹醫療器械商與紅基會發起了壹個腫瘤治療項目。

四年約100臺報價近千萬元的超聲刀，通過紅基會進入百家醫院。

近日有報料，號稱價值千萬元的“超聲刀”其實際價值僅12萬元。

紅基會從受贈醫院收取了近6000萬管理費去向不明。

14. 【紅基會審計報告數據沖突溫暖中國管理費仍成謎】

昨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公布了《關於溫暖中國項目執行情況的說明》和溫暖中國項目的審計報告。

但是，其審計報告對該項目2006年啟動以來所涉及的6000多萬元管理費用中的4800多萬沒有審計，其管理成本所收資金的去向依然成謎。

15. 巨人集團董事長史玉柱帶人準備捐助四川石渠縣城區小學，校長拒絕接受他們從西寧千裏迢迢拉來的教學用品。理由是縣上領導不許學校接受社會的捐助，只能接受紅十字會的。

他們只好用卡車把教學用品再慢慢拉回去。

16.網友：昨個朋友抱了壹大堆衣服，說是郵局現在有活動，免費運送捐贈衣物去貧困地區。

我說這不錯，慢點也去寄，5分鐘後她回來了。

說是要強制花100元買個愛心書包才可以寄（那包壓根不值）那我朋友說自己花錢寄好了。

郵局說，那妳打電話問紅十字要地址。

17.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道：

1993年，武漢市紅十字會以“救災備災倉庫”名義，通過國家劃撥，取得東西湖區吳家山街二雅路壹塊19.35畝土地的使用權。

1998年，武漢市紅十字會與湖北芝友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簽訂了為期50年的合同，該地塊以每年10萬元的價格出租給芝友公司，同時將“救災備災倉庫”更名為“武漢市紅十字備災救災中心”，並聘請芝友公司的法人代表袁某任該中心負責人。

18. 2010年總計1180萬人無償獻血，無償獻血量3935噸，但人們想用這些血就不是無償的。

紅十字壹袋血200毫升賣給醫院200元，醫院賣500元，紅十字會收入39.35億。

19.瑞士諾華公司，免費將格列衛這種唯壹救命藥，捐贈提供給中國的患者：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和惡性胃腸道間質腫瘤(GIST)。然而中華慈善總會將格列衛每盒賣給患者25000元。

20.河南省宋慶齡基金會隸屬於河南省統戰部，是壹家成立於1992年的公募基金會，是中國最能籌錢的慈善組織。

2009和2008年，河南宋基會分別募得6億和8億的善款，但記者調查發現09-11年河南宋基會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基金會手頭的貨幣資金並不多，2010年末時只有1億元，2009和2008年末時只有壹兩千萬。

後來被查實，其名義上註冊的業務範圍是“募集發展資金、資助兒童文教、科技和福利事業”，然而實際上卻進行著房地產開發、民間放貸等非法交易，致使賬目大量虧空。

21.2002年初，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財務部副主任柳楊在多次舉報無果，且生命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的情況下，不得已抱著壹堆帳本，跑到了美國。

然後，在全球傳媒的聚焦下，大曬青基會的爛帳。

主要兩點，壹是胡亂投資、虧損巨大；二是大肆貪汙、揮霍善款。

22.“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8年未年檢，非法成立“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辦非法報刊《中國小記者報》，披著官方外衣瘋狂斂財。

令人氣憤的是不僅騙了孩子的錢，更是傷及了孩子們美好心靈。

23.福建龍巖“大肚女孩”蘇田田辭世35天後，她的母親才接到紅十字會通知，讓她簽收網友捐助的5萬元愛心款，而實際上善款在女孩去世錢早已捐贈到位。

對於愛心款為何遲遲不發，紅會卻解釋稱，捐款轉出須由衛生局長簽字，“縣裏正在換屆，衛生局長還沒到位，沒他簽字不能轉出，這是按程序辦事，是出於嚴謹。”

24.2011年7月底，中國紅十字會首次公布了接收的數十萬筆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捐款。

但外界查詢發現，公布出來的數據明顯縮水，如為玉樹捐贈金額已超200萬元的李連傑壹基金顯示出來卻只有幾百元，影星葛優則只捐了1元錢，引發強烈質疑。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隨後公布的汶川地震捐款清單中，多筆捐款發生在5月12日之前。

網友悲憤稱：紅會直把捐贈人當豬看待。

25. 中國紅十字會還是幹過很多好事的：設立了很多醫院，如寧波時疫醫院、仁濟醫院等，救助傷病者無數；又設立上海虹口平民時疫醫院，窮人和重病住院，醫治手術醫藥住院費用壹概全免。他們還投身教育，創辦很多學校，向學校捐款......

哦！對不起！

這說的是1931年。

當時紅十字會副會長，名叫杜月笙.....

看後感覺題目應改為‘流氓成性｜紅十的24個“黑幕”’才對：第25例可不是“黑幕”哇。

既然上司如此，下屬又怎能潔身自好呢？

2020年1月30日 基金會的2千萬和飯圈女孩的2000個口罩哪去了

近幾日，不少網友反應，紅十字會、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的捐贈與通報流程存在著諸多的不規範，令人心存疑慮。湖北省紅十字基金會也在今天上午發布了道歉聲明。

湖北省委副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也同樣在27日公開表示：“通過紅十字會捐贈的目的是將捐贈物資、資金的使用情況登記在案，統壹歸口，避免在疫情防疫過程中出現混亂。但要求明確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

捐贈者要求＂去向透明＂合情合理，官僚們卻毫不羞恥地說＂明確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背後壹句話就是：妳捐妳的錢，怎麽花是我的事！這就難怪眾人要把他們與某些嘴臉聯系在壹起了。

2020年1月30日 不是告急 是沒!有!了!醫療物資最後卡在哪了?

今日（1月30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以下稱武漢協和醫院）神經外科醫生在微博上發布求援信息，引發網友關註：我們保衛武漢，請求妳們支援我們！武漢協和醫院再次求助！剛剛得到消息，我們的物資即將全部用盡！懇請轉發！抱歉！總是打擾大家！郵寄選順豐快遞，打95338說寄給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療物資走綠色通道。只要妳弄到了符合標準的醫用物資，郵費到付都可以的。

1月23日，湖北省中醫院、華中科技大學、湖北省兒童醫療中心、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等8家醫院相繼發出公告，向社會各界征集捐贈醫療防護物資。

而隨著國家調撥、社會捐贈的醫護物資陸續抵達武漢，醫療物資緊張問題有望逐步得到緩解。截至1月25日中午，中央醫藥儲備共調用了防護服1.4萬件、醫用手套11萬雙；通過協調緊急采購，為武漢落實各類口罩貨源300萬個，防護服貨源10萬件，護目鏡2180副。

2020年1月31日 庫存為零!壹線醫生呼籲:趕緊下發捐贈的物資!

截止1月30日0時，湖北省紅十字會本級累計募集物資1836.2萬元。

多位醫護人員呼籲，盡快發放捐贈物資，並及時、公開的發放捐贈物資流向。

武漢多位壹線醫護工作人員告訴健康時報記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不斷有物資捐贈抵達武漢的消息，這些物資都去哪兒了呢？

“缺少物資，現在混亂得妳難以想象”。湖北省中醫院壹位相關負責人指出，“紅十字會到底收到沒有，怎麽安置，準備怎麽發，他們要自己出來說，要不然我們不可能知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27

2020年1月31 又曝出捐贈口罩黑幕 網友炸鍋 湖北紅十字回應

1月30日，隨著湖北省紅十字會壹張《物資使用情況》表格公開，社交媒體上炸了鍋！該表格數據顯示，武漢紅十字會共發放口罩24.5萬個，其中流向抗疫壹線醫院的武漢協和醫院只有3000個，而“莆田系”醫院武漢仁愛醫院竟然獲得了1.6萬個口罩。

上遊新聞記者搜索“武漢市莆田系醫院名單”，武漢仁愛醫院赫然在列。相關資料顯示，這座位於武漢市解放大道348號的私立莆田系醫院，打著“專治不孕不育、無痛人流”的廣告。

此外，在武漢市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定點醫療機構中，武漢仁愛醫院也不在其中。

1月31日下午，武漢紅十字會壹位工作人員回應上遊新聞記者稱，口罩等防護物資由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統壹調度。－－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08

2020年1月31日 湖北紅十字會接連出錯 咋回事?黨媒:豈能甩鍋

1月31日，網傳消息稱，公司莆田系武漢仁愛醫院和捐贈方北京森根比亞背後老板為同壹人。

誰在負責捐獻物資分配？

1月31日，經濟觀察網聯系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捐贈組，壹位工作人員告訴經濟觀察網：捐贈物資分兩類，定向捐贈直接捐贈給定向單位或個人；非定向捐贈物資由湖北省紅十字會、慈善總會、青少年基金會自行擬定分配方案後上報社會捐贈組，經過審核和批準就可以進行捐贈。

關於湖北省紅十字會公布的捐贈物資中協和醫院與武漢仁愛醫院、武漢天佑醫院獲贈口罩數量問題，上述工作人員表示，其所在的社會捐贈組並未收到這份分配報告。 “具體怎麽分配要問紅十字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67

從官官相護，到妳懂我懂大家懂的肥水只流自家田的募捐中種種怪異做法，前有汶川地震捐款去向醜聞，後有吳花燕大募小捐的鬧劇；在中國官場，只要與利益沾邊的事，就有腐敗產生；壹旦露餡，權大的可把它全面壓制，權小的就會相互扯皮踢皮球。

2020年1月31日 仁愛醫院曾借紅會"自捐自用" 根本不收發熱病人

1月31日下午，武漢仁愛醫院院長熊怡祥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表示，該院向湖北省紅十字會申請口罩的原因是，2010年仁愛醫院升級為二級綜合醫院，按相關規定必須要設發熱門診。“去年12月武漢爆發不明原因肺炎後，我們也在收治發熱病人。壹般的發燒感冒，我們就治療；病情不對，我們就建議病人轉院治療。那時候，我們醫院口罩就開始緊張了。”

當日下午，記者來到武漢仁愛醫院。進入大門，該醫院即張貼了壹張很醒目的公告：根據湖北省和武漢市上級衛生行政部門相關文件精神，即日起發熱患者進行定點醫院集中診治，請體溫超過37.7攝氏度的患者前往相關定點醫院就診，落款日期為1月23日。此外，考慮到口腔門診診療情況特殊，常規防護措施不能有效防止病毒傳播，武漢仁愛醫院自1月28日起暫停門診診療業務。－－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5832.html

2020年1月31日 紅十字會收到大量捐贈醫院還缺物資？武漢回應

武漢市政府黨組成員李強表示，截止到1月30日，武漢市紅十字會共接收27筆社會捐贈的急需物資，累積接收社會捐贈資金6.0808億元。

李強稱，就武漢市慈善總會而言，截至1月31日12時，共收到社會捐款25.86億元，目前首批非定向社會捐贈款已經使用8.4191億元。

在被問及既然紅十字會收到了大量捐贈，但為何武漢的醫院還是出現物資缺乏的情況時，李強表示，原因之壹是消耗量大於供應量，此外紅十字會在官網發布了急需物資的需求後，捐贈的物資和急需的物資品種、型號和標準都沒有很好對應。－－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5168.html

從1月23日封城至1月31日，擁抱著幾億到幾十億捐贈物資超壹周時間的武漢市政府，面對醫院物資依然緊缺的狀況，獻上了標準的官話：＂消耗量大於供應量＂，＂捐贈的物資和急需的物資品種、型號和標準都沒有很好對應＂，＂需要加以改進＂；其實所有的官話，都可以歸類於屁話壹種的。

2020年1月31日 武漢紅會稱未收到壽光菜 壽光:賣菜錢給紅會了

今天武漢市紅十字會官博發消息：關於目前網絡上“山東壽光援助武漢350噸蔬菜，武漢市紅十字通過超市低價售賣”壹事。武漢市紅十字會對此鄭重申明：截至1月30日12時，武漢市紅十字會從未接收任何單位、任何個人捐贈的“壽光蔬菜”，更沒有參與該批蔬菜的分配、售賣。

據壽光政府此前通報，此次壽光市捐贈的蔬菜將由武漢市商務局組織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市屬商超集團按照低於市場價進行銷售，扣除力資、運雜等費用後，所獲款項將全部上繳紅十字會，專項用於疫情防治。

針對近日山東壽光捐贈湖北武漢350噸蔬菜被售賣壹事，1月30日下午，武漢市商務局在官網回應稱，根據武漢市疫情防控職責分工，對於外地捐贈武漢的蔬菜由市商務局組織以武商、中商、中百三大商超為主進行銷售，銷售收入集中上繳市財政，市財政列為防疫資金下撥使用。－－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62

武漢市商務局局長應該下課了！第壹、妳不識不懂不理解＂捐贈＂兩字；第二、妳如識懂能理解＂捐贈＂兩字，為何把350噸蔬菜售後收入＂集中上繳＂並非捐贈對象的＂市財政＂？第三、＂新鮮蔬菜易腐爛、不利存放，必須盡快進廚房、上餐桌。＂誰指使妳＂低於市場價進行銷售＂的？妳為何不動用自身的能力，將這些蔬菜直接分發給封城後的特困戶、需要幫助的或者已患肺炎不能出門的家庭？這比進入市場銷售再進廚房、上餐桌要快許多妳不會不知道；第四、請公開350噸蔬菜售後上繳市財政的收入數字！第五、妳要與妳的指使者及市財政領導公開向壽光市道歉！第六、妳必須與妳的同夥，向莫名背上這黑鍋的當地紅十會作公開道歉，並歸還350噸蔬菜售後款項；第七、說明真相，道出指使或命令此做法的實際人；第八、從妳做起，留壹些做人的尊嚴，引咎辭職。

2020年1月31日 武漢紅十字會背後:12名員工 月均工資福利2.3萬!

有記者提問關於網傳“武漢市紅十字會在接受捐贈時要收取6%的手續費”的問題時，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表示，“我們關註到了網上這種反映，經過認真核實，應該說這種情況是不屬實的。關於如何解決捐贈物資公開透明的問題，我們強調所有捐贈物資壹定要通過紅十字會，目的就是要讓我們捐贈者、捐贈的東西能夠及時準確登記在案，捐贈的物資、資金的使用能夠登記在案。”

疫情截止到目前，武漢市紅十字會收到善款近4個億，但撥付出去使用的僅僅逾5391萬，剩下3億多人民幣，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武漢市紅十字會為財政撥款單位，全部收入來自財政撥款。2018年，財政撥款收入972.74萬元；2017年，該數字為1030萬元。

2018年，武漢市紅十字會總編制人數13人，其中：行政編制13人(其中：參照公務員法管理12人)。在職實有人數12人，其中：行政12人 (其中：參照公務員法管理11人)。

而這壹年，武漢紅會“人員經費”支出合計為329.67萬元。其中，工資福利279.34萬元，基本工資支出46.35萬元，津貼補貼51.08萬元。

也就是說，照此計算，2018年武漢紅會人員經費27.47萬元，人均工資福利23.28萬元。

2019年，武漢紅十字會12名在職員工的人均工資福利能夠達到27.98萬元。折合到每個月，足足2.3萬。－－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11

2020年1月31日 捐助已達數百噸依然物資告急 物流：我們也納悶

但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1月31日了解到，即便有大量醫療物資正在馬不停蹄地運向疫區，依然有多家武漢壹線醫院宣布物資告急，並對外發布緊急求援，讓關心湖北尤其是武漢的人們不禁發出疑問：馳援多日，這些物資究竟運到哪了？

“我們自己也挺納悶的，光我們就承運了很多口罩，防護服這些物資，按道理應該不至於告急，但是沒想到有些慈善組織並沒有及時給到急需的醫院。”壹家連日參與物資馳援的大型物流企業負責人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根據交通部數據，截至1月29日24時，全國客貨運車輛向湖北輸送物資4.5萬噸。而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多家物流公司不完全統計，其中醫療物資至少已達數百噸。

公開數據顯示，截止到28日16點，京東物流通過鐵路往武漢地區運送的防疫物資近70噸。順豐在1月24日至30日已有21架次貨機降落武漢天河機場，累計運送醫療、救援等急需物資470余噸。

1月30日，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轉發壹則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請求物資支援的截圖，該截圖來自“協和醫生Do先生”，信息顯示，物資即將全部用盡，“不是告急！是沒有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6456.html

2020年2月1日 男子從紅會提壹箱口罩放進公務車 司機:給領導的

2月1日下午2：30左右，武漢市紅十字會借用的武漢市國際博覽中心臨時倉庫外，壹名男子從國博中心提出壹箱3M口罩，放入壹輛車牌為鄂A0260W汽車後備箱，司機稱，領取的物資是給領導配的。

記者多次追問男子及司機所在單位，司機拒絕回答，男子則徑直進入臨時倉庫。

經上遊新聞記者（報料微信號：shangyounews）多方核實，鄂A0260W系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公務用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72

"讓領導先走＂的話還記憶尤新，＂讓領導先用＂的行為又何嘗不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畢竟，保護領導，就是保護自己。

所以說，中國人的恨貪官，恨官僚，其實真正恨的，是自已手中無權力。壹朝有權，也是壹個貪官貨色，故才有貪官前赴後繼的中國特色。

像這樣的＂男子則徑直進入臨時倉庫＂的情況，是否每天都在發生？這莫名取走的壹箱口罩，是給領導＂用＂的，還是給領導＂賣＂的？有多少箱口罩是這般莫名失蹤的？

武漢市紅十字會，妳有記錄嗎？

2020年2月1日 武漢醫生赴紅十字會倉庫 花壹小時只領到500個口罩

2月1日，湖北武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壹名醫生手持介紹信趕赴紅十字會臨時倉庫領取醫用防護物資，然而他手中的單位介紹信並不能讓他立刻領到急需的物資。

倉庫領取物資不僅需要介紹信和本人證件，還要有裏面的工作人員出來對接。

經過近壹個小時的詢問、溝通和不知所措的等待，他最終領到了只夠壹個科室用壹天的500個N95口罩。－－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1/9076995.html

2020年2月1日 紅十字會調整捐贈流程:直接聯系定向機構發放物資

2月1日，南都記者從武漢市政府官網發布的《武漢市紅十字會感謝各界愛心答復各方疑問》中獲悉，為進壹步縮短捐贈物資的運轉時間，武漢市紅十字會對定向捐贈流程作出了適當調整，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定向捐贈醫院，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對接，確認後可直接將物資發往受捐單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82

2020年2月2日 華女從國內醫院偷運N95口罩,在多倫多高價倒賣?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民眾大量購買口罩，無論是中國各地，還是加拿大各地，口罩都統統脫銷，可謂"壹罩難求"！

然而就在近日，小編接到了個令人氣憤的爆料：多倫多有壹個華人女生，在賣醫用的N95口罩，20個壹盒，賣80加幣以上，她自稱這些口罩是她媽媽從國內醫院拿出來，隨後海運倒賣到多倫多的！

有買家(網友假裝的)質疑賣家的口罩真假，賣家信誓旦旦的說：保證是貨真價實的醫用N95口罩！還反復強調，是媽媽在醫院拿的，醫院不可能賣假貨！

賣家還不斷吹噓，自己的媽媽厲害，婦產科主任牛*！口氣非常的囂張！－－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13

互聯網讓地球變成了＂村＂，在村尾取了不義之物，到村頭變現成不義之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末為。

不查的理由：1、全國婦產科主任多如牛毛；2、無損共產黨形象；3、不影響威權政府。

要查的原因：汙人性，失尊嚴，敗形象，丟國格！

2020年2月2日 武漢紅十字會誌願者自述:提意見 就會被踢出群

深壹度：聽說有誌願者提了壹些意見？

汪慧：現在網上提到的那些意見，我們都提過。

只有紅十字會的正式工作人員有資格拍板決定壹些事情，所以後來大家就在群裏直接@能拍板決定事情的人，但結果是提意見的人直接被踢掉了。

深壹度：具體反映的意見有什麽？

汪慧：比如說賬目公開，大家看到網上那些消息，很多誌願者覺得應該好好做壹下賬目公開這塊，我們誌願者可以幫助核賬、清點物資、公開信息，但都沒有被采納。

我個人提過建議，有些手續可以簡化壹點，之前我們接電話，有些物資（捐贈者）是想直接送到醫院比較快，或者有別的原因比較急，但順豐如果想走綠色通道，必須要有紅十字會出具的說明或者接收函。但紅十字會說，如果物資不是往我們這邊運，我們沒辦法核查，不能開這個函。

深壹度：妳所在的群裏，因為提意見被踢的人有多少？

汪慧：沒有具體統計過，但我知道每天都有。因為總會有誌願者看不過眼，但大部分人像我壹樣，後來就不說話了，壹開始妳想說的問題被別人說了，然後他們被踢了之後，妳就不想再去跟他們爭了，覺得沒有意義。

深壹度：誌願者來工作有補貼嗎？

汪慧：沒有。我們除了每天在那裏吃壹頓工作餐之外，不拿壹毛錢。

深壹度：妳說有些誌願者懷疑自己做的事情到底值不值，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想法？

汪慧：目前誌願者沒有受到公眾質疑，很多人覺得我們這麽辛苦，通宵熬夜，就是希望物資能夠快點到醫護人員手上。但這件事情現在跟我們想的不壹樣，我們努力了，卻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會有壹種很無奈無助的感覺。

深壹度：最近兩天誌願者招募不順利嗎？

汪慧：我這兩天觀察了壹下排班表，有幾個跟我壹樣，就默默地沒有報名排班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50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習壹尊說＂妄議中央＂必究（到底），武漢紅會說＂妄議紅會＂必踢（出局）。不解決問題，卻把發現問題者先解決掉，可見中國的專制，已達每壹個權力的層面了。

2020年2月2日 媒體:湖北紅會，現在還道個屁歉!事兒得說清楚

新京報：五問湖北紅十字會，“痛定思痛”後這些情況仍待澄清：

壹問：分配捐贈物資到底誰說了算？

公開信息顯示，武漢市紅十字會壹名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武漢市紅十字會的職能是接受社會的捐贈，但是它沒有權力去決定物資的發放和分配。在物資發放這塊，不會說我們想給誰就給誰，所有的分配由衛健委和防控指揮部來決定。”

二問：為什麽醫院口罩“緊平衡”，而大量物資堆放倉庫？

對於醫院到底缺不缺口罩的問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昨日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表示，所有的醫用物資現在都在壹個“緊平衡”狀態，所謂“緊平衡”狀態就是不能保證時時刻刻都能充足。

公開報道顯示，武漢市漢陽區四新南路的國際博覽中心A館被臨時征用為“倉庫”， 大量捐贈物資必須集中轉運到這個倉庫；同時，疫情發生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誌願者自發來到武漢市紅十字會工作，僅物資搬運組就至少有60人。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慈善聯合會副會長鄭功成認為，“合理的措施應當是由當地主管部門或慈善行業組織建立統壹的接收捐贈與需求信息平臺，然後再據需及時分配善款善物。”

三問：定向捐贈的物資不需要調配，為何也配送遲緩？

壹位捐贈者王小姐從上海發貨，通過武漢紅十字會向武漢市黃坡區中醫院定向捐贈9840副手套。物流信息顯示，27日武漢市紅十字會已經簽收，但保持聯絡的定向醫院工作人員稱，遲遲沒有收到捐助物資。

31日上午10點多，王小姐收武漢紅十字的反饋，包括物資接收證明等照片，表明醫院已經收到了這批手套。

四問：捐贈因郵費未付而被拒，接受捐贈有無規範流程？

北京的愛心人士小何獲悉湖北麻城市人民醫院缺乏醫療物資。於是，她將此消息發至朋友圈。隨後，有愛心人士願意認捐這筆物資。按照規定，捐贈醫療物資不能直接發往醫院，必須統壹發往麻城市紅十字會。小何便聯系了廣東壹家口罩生產廠家，訂購了2000個壹次性醫用口罩，價值將近3000元。

據媒體報道，31日上午9時9分，快遞員開始投送捐贈物資。但壹小時後，卻“因收方客戶未支付相關費用”而投送失敗。快遞員向媒體表示，該快遞郵費是貨到付款，因麻城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不能支付郵費，所以拒收了該貨物。

小何請北京快遞員幫忙，從快遞公司內部查到了快遞員電話，並轉賬了179元快遞費。郵費支付後快遞系統顯示：5分鐘後，這批口罩被麻城市紅十字會接收。

五問：紅會如果力量不夠，其他社會組織能否參與物資捐贈工作？

民政部1月26日發布公告，明確五家慈善組織負責接收湖北省武漢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分別是湖北省紅十字會、湖北省慈善總會、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

然而，這5家慈善機構的調運效率卻遭受了質疑。湖北省、武漢市紅十字會分別只有20多名、10多名工作人員。從23日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第三號通告以來，武漢市紅十字會僅有的11個工作人員已經全部取消年假，24小時在崗，另外招募了近50位誌願者，也是24小時輪流加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56

2020年2月4日 十問湖北紅會:賬目亂,壹半物資去向不明,口罩多少錢?

壹問：1800萬捐贈物資，五成去向不明？......

二問：賬目混亂，壹個口罩到底多少錢？......

三問：為何“偏愛”天佑醫院？......

四問：天佑醫院為何“獅子大開口”？......“這哪是要防護物資，簡直是要再建壹做醫院了。”壹位在某大型三甲醫院工作的醫生看到這張單子後感慨：“協和這種大醫院連口罩和防護服都完全不夠，這家醫院還要呼吸機和CT。”天佑醫院是否存在特殊背景？才能獲得如此差別對待？......

五問：暫無發熱門診的仁愛醫院憑何得口罩？......

六問：仁愛醫院的捐贈是“左手倒右手”？......

七問：分配物資到底誰說了算？－－湖北紅會or指揮部？......

八問：湖北紅會是否對協和“區別對待”？......

九問：湖北紅會領導為何覺得“挺委屈”？......

十問：漏洞頻出，如何收場？......－－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449

2020年2月6日 武漢官方：繞開紅會直接捐贈？依法處理！

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應急保障組近日發布了《關於采購或捐贈防疫醫用耗材有關事項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對捐贈物資有關標準和事項進行了詳細說明。市紅十字會接受的捐贈物資壹律暫存國博中心，經過入庫驗收，分區分類定位存放，再以最快的速度分發出去。

對繞開紅十字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的防護用品，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們將依法處理。舉報電話：12315。 (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僅隔幾天，武漢市府又出壹幺蛾子《公告》了。唉，（中國）紅會這塊茅坑般的香饃饃，終究還是讓壹些蛆和蒼蠅們放不下的。

＂我們將依法處理＂？依的是什麽＂法＂？是＂共黨的法＂，還是＂權力的法＂，抑或是＂貪贓枉法＂的＂法＂？有人將醫院急需的物資購得後，爭分奪秒地直接捐贈過去，這是在救人命，請問：這將犯的是哪門子＂法＂？

這些天，人們對紅會的不滿和指責，依我之見，如果紅會有十分的錯，那麽其中的六成，是在為妳們武漢市府背黑鍋！哪有開著妳們武漢市府車牌的車子，就能開入紅會場地隨便整箱拿口罩的？這行為，讓武漢醫院醫生們怎麽想？讓當地買不到口罩又急需口罩者怎麽想？讓靠打、砸、搶、偷、騙等社會垃圾們怎麽想？

妳們，武漢市府，究竟誰在養著妳們？！又是誰在寵著妳們？！

2020年2月7日 武漢下令繞開紅會捐贈違法 律師:令社會困擾

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鄧學平表示，盡管武漢發布的官微把微博刪除，但這份文件並未撤回，撤回公告必須另行發文。

針對信息中提到的對繞開紅會捐贈的防護用品，涉嫌違法違規行為將被依法處理，鄧學平表示，該文件沒有法律依據，且表達上含糊不清。

他表示，“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武漢監管局原本就要“依法處理”，根本用不著單獨發壹份通告，更用不著將“繞開紅十字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作為“依法處理”的前置性條件。

他表示，捐贈金錢和合格物資，對於捐贈者來說不可能構成違法。《慈善法》調整的重點是慈善機構，約束他們保持透明，防止他們挪用捐贈錢物，《慈善法》調整的重點從來都不是捐贈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954

2020年2月2日 疫情輿情炙烤 中國紅十字會被卸妝 為何屹立不倒

據壹些目前中國媒體人和有限的網絡輿論消息，“背後的力量”已經有指令，要迅速采取各種手段，包括但不限於刪除相關內容、問詢傳喚當事人甚至“指令”特定公關公司影響輿論議程等手段，火速處置針對湖北省紅十字會的輿情危機。

“背後”態度如此果決，實在是源於當下中國國內輿論對紅十字會的所作所為已經憤怒到了極點。

從“截胡”救援物資，囤積緊缺物資，顛倒黑白汙指壹線醫護人員造謠，大搞特權乃至與莆田系醫院搞利益勾兌，以及在洶洶輿論昭昭證據面前依然百般抵賴信口雌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今天人們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做慈善，竟然成為如此困難的事情和天大的笑話。

然而，它雖有罄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的累累罪行，人們卻始終對其無計可施。中國紅十字會似乎每每皆能在“背後的力量”翼護之下，以無關痛癢的“痛定思痛以求改進”等空口許諾全身而退，豈不怪哉？－－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28

看，中共紅會上下壹慣的傳統表現，連黨媽的大外宣《多維新聞》都看不下去了。至於＂為何屹立不倒＂，大外宣不會不知道，由黨媽親自栽培的這個＂活寶提款機＂，只要地方上小黨媽和中南海大黨媽不死壹天，＂活寶＂就會多活壹天，遊刃於化腐敗為政績，把災難當機會之中；大小黨媽也會變人禍成喜劇，讓蠢貨做英雄的。

2018年8月3日 北京市政府號召市民捐款遭受前所未有抵制與唾罵

信任危機！！！北京市政府號召市民捐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罵，市民質疑；僅僅壹個7月，我國就無償捐獻給外國合計1230億元，為什麽當自己受災時，卻要百姓捐款？ 　

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賬號後，2個小時內收到7萬多條微博，都是罵娘的，今天早上已經關閉評論了。

黑舌頭：【捐款有沒有戶口限制？】請問發起捐款的北京市民政局，沒有北京戶口可以捐款嗎？在北京納稅不滿5年可以捐款嗎？納稅滿5年但中間間斷過的可以捐款嗎？今天星期二身份證尾號不是2的可以捐款嗎？捐款資格要搖號嗎？外地戶口滿60歲的老年人可以捐款嗎？

 易天：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陳誌武教授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鮮可以，政府可以，官員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Maded： @仙蹤園 ：募捐的微博發出僅僅幾個小時後，本局已收到社會各界的踴躍捐助，再壹次展示了射穢主義國家的優越性。據不完全統計已收到妳妹上萬件，遠在大洋彼岸的國際友人緊急捐贈草泥馬數千件，記者截稿前仍有大量妳妹不斷捐來。

我再轉發壹副對聯－－

上聯：壹張大嘴，兩眼放光，保三代富貴，征四海民餉，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飛黃騰達，七星聚會，散八方施舍，獨不憐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臉。

下聯：十場天災，九次表彰，看八恥全忘，任七竅生煙，驚六月含冤飛雪，伸五指強逼募捐，四處做戲，引三界震怒，唯不變向來二逼，壹等下流胚。

橫批：捐妳老母

中共國積重難返，人心思變，請註意上文的日期：2018年8月3日

2020年1月21日 口罩供不應求 商家“馳援武漢” 壹天竟漲3倍

1月21日，南都記者查詢電商平臺上相關商品的歷史價格走勢發現，有天貓商家所售標註品牌為3M的N95級口罩（共25只）在1月19日標價158元，1月20日售價268元，1月21日加價變成“爆款促銷”價398元，而原價被標註為788元。有自營商家在商品圖片上加上“馳援武漢”字樣同時改高價格。

此外，有天貓商家所售標註品牌為霍尼韋爾的N95級口罩（50只/盒）頁面標註原價299元，促銷價198元，而南都記者查詢發現，該產品在1月21日淩晨售價83元。該品牌京東自營旗艦店內相關產品為無貨狀態，連防霧霾口罩也被買光。

1月21日，南都記者查詢發現，有京東商家售賣的壹次性醫用外科口罩（共60只）1月20日售價68.9元，1月21日漲至290元，是原來的4倍。還有京東商家售賣的壹次性醫用護理口罩（50只/盒）1月20日標價49元，壹天後標價159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196

2020年1月25日 藥店口罩供給戰:日銷9萬只,運壹次貨快遞費16萬

據門店的銷售數據顯示，1月21日店裏口罩銷量14708個；到了22日，這個數字激增至97418個，而在此之前，月銷量僅在200個左右。

為避免惡意囤貨，她所在的老百姓大藥房各門店都采取了限購措施：每位進店顧客每次限購壹包8元的紅色醫用口罩（共5個）及壹個9.8元的兒童用口罩。

針對有些急需、但沒有物流支持的地區，他們下血本采用快遞的方式。有壹批價值200多萬元藥品需要發往湖北、江蘇等門店，光快遞費就16萬多，而平時的物流大概只需要2000多塊，“成本很高，但虧本也要保障供應。”－－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804

2020年1月29日 對話藥店采購經理:為什麽在藥店買不到口罩?

我們知道大家在線下藥店買不著口罩。

我們找到了壹家連鎖藥店的采購經理，問了他八個問題。

壹 、現在口罩采購碰到了什麽困難嗎？

現在進口罩有兩個問題，第壹是供貨商價格上漲；第二是我們需要通過有正規資質的途徑和渠道采購，要稅票和清單，但現在被壹些中間商取了貨，他們沒有票據提供給我們，我們不敢采購。

二、不能直接跟口罩廠商拿貨嗎？

之前我們沒有對接過固定的口罩廠商，因為之前口罩不屬於特別重要的品類，加上本地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銷售量不是很大，所以現在再去直接跟口罩廠商建立對接就很難。

三、那本身的庫存呢？

自己藥房原有庫存的口罩只有2萬多個，過年以前就銷售完了。

四、為什麽在藥店買不到口罩了？

壹是前面所說的，采購上存在問題；二是價格。賣吧，不賺錢不盈利。哪怕只為了保本，價格都要漲很多了。

五、那妳們最近壹次購進口罩是什麽時候?

初三晚上之後，公司有口罩分到各個門店，用以保障員工。但壹共只有1000個口罩，分配到每個員工手上只能保障人手2個。

六、現在采購口罩成本多少？

成本高了幾倍到十倍左右不等，通過朋友圈、代購詢價，我們了解到，現在N95口罩30元壹個，而原來的供貨價是 3至4元壹個；壹次性口罩原來10個壹包3至4元，現在炒到1.5元壹個，壹包10個要15元。

七、正規供應商為什麽沒貨了？

他們和口罩廠溝通，口罩廠的回復是：口罩已經被征用，要先調去更有需求的地方。所以，正規供貨商拿貨也得等。

八、那妳們還打算采購口罩賣給大家嗎？

昨天晚上接到通知，政府部門說了：壹次性口罩銷售價格不能超過每個3元，N95 口罩不能超過30元壹個，賣之前要向政府備案。這個情況下，我們打算去跟供應商談了，如果可以在政府規定的價格裏進回來，我們還是會去采購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93

2020年1月31日 戴口罩出門買口罩 沒買到 還損失1個 咋這麽難

有網友調侃：戴口罩出門買口罩，口罩沒買到，還損失壹個口罩。

佳敏之前壹直很開心，因為自己成功地避開了“漲價”和“發不出貨”兩個大坑。1月24日，以實惠價格在淘寶上購買的口罩，1月25號物流就顯示等待攬收了。

但很快她就笑不出來了。28日壹早，她收到了淘寶官方發來的退款通知，自己的口罩“上交國家”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01

2020年2月2日 中國醫用N95口罩日產只有60萬!請將它們給醫務人員

2月2日，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接受央視記者專訪，就緩解我國當前醫療物資緊缺等熱點話題回應公眾關切。

1.目前我國口罩的產能有多少？王江平：我國口罩的產能大約是每天2000萬，其中醫用的外科口罩產能是220萬，醫用的N95的產能大約是60萬。

2.如何彌補口罩巨大的需求缺口？王江平：從供應的角度看，要提升產能，把現有的能力發揮出來，增加壹部分產能。動員國際資源，組織國際貨源。－－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31

2020年2月4日 中國捐20萬醫用口罩給菲律賓!消息壹出,網友氣炸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Salvador Panelo周日表示，就中國捐贈菲律賓20萬醫用外科口罩和主動分享疫情信息表示感謝。

這條消息在公眾號上發布後，短短半小時內，點擊迅速突破10W+，更在網上引發中國網友激烈討論。

有網友質疑，“自己本國都缺，還能拿出來捐給菲律賓？”

也有網友嘲諷，“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更有網友壹針見血指出，在現在國內的疫情環境下，“我都買不到口罩”，“怎壹個C字了得！”

＂中國醫用N95口罩日產只有60萬＂的消息剛剛出來，當局又有拿韭民的救命口罩捐給他國的＂善＂舉了。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毛澤東在壹手造成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韭民的時候，把從國外進口過來、尚在海上的壹船糧食，壹個掉頭，就去支援阿爾巴尼亞國了；如今習壹尊此舉，也太有孫子味了，真是毛病不改，積陋成習，韭民倒黴！

2020年2月4日 六百箱口罩快遞途中被政府“征用” 警察：出門打斷腿

雲南省大理市2月1日向當地順豐速運公司大理分公司發出的“暫扣通知書”稱，“由於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我市已處於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壹級響應狀態，全市疫情防控物資極度緊缺。為切實加強疫情防控工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雲南省突發事件應急征用與補償辦法》的規定，擬對妳單位承運的598箱無中文標識口罩實施應急征用，現予以暫扣。”

2020年2月7日 中石化 富士康 上汽通用五菱跨界轉產口罩救急

2月6日，中國石化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公司有原料熔噴布，亟需口罩機增產口罩抗擊疫情。此外，富士康、上汽通用五菱等公司也“搖身壹變”，轉產起了口罩。而爹地寶貝、三槍內衣、紅豆服飾、水星家紡等紙尿褲、內衣廠家，也紛紛改變生產計劃，轉產口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949

這麽多公司“搖身壹變”都轉產口罩了，那倒是好事。只不過呢，對其他幾家公司不了解不便多說，僅是對中國石化這條巨鱷對口罩市場的窺視, 頗令我不安：其生產的口罩，會不會變成股票？會不會因生產了口罩，導致公司愈加陷入虧本的境地？或者因此而從央企的寵兒淪落成煎熬的民企？還望中國石化高層三思而行。

2020年2月8日 武漢醫院員工:給我們壹個N95口罩 用24小時都行

2月5日，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郝福慶稱，截至2月3日，全國口罩日產量達1480萬只，產能利用率67%。其中N95口罩的日產量僅11.6萬只，相當於口罩總產量的約0.8%。

“哪怕就給我們壹個N95口罩，用24小時都行。”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武漢市普仁醫院的工作人員陳雯表示。

“以口罩為例，本應4小時換壹次口罩，但我們很多醫護人員壹個口罩戴壹天。”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協和醫院（以下簡稱“協和醫院”）防護設備耗材捐贈工作組的壹名負責人向經濟觀察報表示，防護服、N95口罩等物資的缺口最大。

“這種時候，如果沒有防護用品，醫護人員就是‘裸奔’，上去壹個倒壹批。”談慧玲說。－－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195

2020年2月8日 中國生產口罩僅需0.5秒/只,為何還是不夠用?

8日上午，央視新聞又從中紡聯了解到，春節放假到目前，中紡聯對口罩、防護服、消毒濕巾和重點原材料等上千家生產企業進行摸底，對300余家重點企業逐壹電話聯系，並倡議會員企業在春節節日期間復工復產。據初步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各類醫用口罩日產量超1400萬只，醫用防護服日產量超過4萬件（套）。－－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142

二戰時，從1941年12月日本珍珠港偷襲，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歷時44個月，計1320天，美國在此期間造了從航母到各類戰艦到潛水艇（登陸艇和民用輪還不算在內），總計1259艘，幾乎每天壹艘，當時媒體評說像＂下餃子＂。

現在我們疫情當前，口罩生產僅需0.5秒/只了，＂歷害了，我的禍＂！

2020年2月10日 全國每天至少需要超5億只口罩，缺口怎麽補?

若是部分復工（第二產業、醫療、交通運輸業復工），每天也有2.38億人需要口罩。

若是全面復工，按照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國內法人單位和個體經營戶合計就業人口高達5.33億人，按每人每天壹只口罩計算，至少每天需要5.33億只口罩。

但近期，加入口罩生產的企業數據激增。天眼查數據顯示，從1月1日至2月7日，先後共有超過3000家企業新增了“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測溫儀、醫療器械”等經營範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517

2020年2月11日 為什麽不帶口罩?老奶奶嚇哭了:我真的買不到

在D5319次列車上，乘警發現壹位老奶奶沒有戴口罩，只是用衣服捂住了口鼻。

乘警問她為什麽不戴口罩，老奶奶說自己到處都買不到口罩，說著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這時候乘警從口袋裏拿出了壹個沒用過的口罩，跟老奶奶說：“我這還多余壹個我們單位發的口罩，您先拿著用吧，保護自己安全最重要，您別急。”

他幫老奶奶把口罩戴上後，老奶奶的眼淚更止不住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655

2020年2月13日 進價6毛口罩賣1元被罰4萬,洪湖這家藥房到底冤不冤

近兩天，壹則不起眼的新聞引起了眾多網友的註意：湖北洪湖市華康大藥房因0.6元進價口罩賣1元（該藥房於元月23日購進壹次性口罩44000支），被洪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涉嫌哄擡物價被罰款42630元，並被沒收違法所得14210元。

口罩進價6毛，藥店還要付房租、水電、人員工資、稅收不說，況且還要有壹定的合理利潤，這個1塊錢售價，網友們覺得不離譜。

有網友說，非常時期算良心價了，賣兩塊錢現在排起隊踮著腳都買不上，壹塊壹個的話我們搶著要，賣壹元還被罰，如果這家店還有，我也要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937

當年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叫我咬誰我咬誰＂；某口罩廠壹老板說：我是黨的壹頭豬，"黨要我把口罩給誰我給誰＂（口罩最後給誰 我聽黨和政府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25）；這個＂洪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做法，就象在宣告＂我是政府執法部門的壹匹惡蚊，我想叮誰就叮誰！＂

2020年2月16日 全球都在給武漢捐口罩 但武漢還在往外地賣口罩

作為此次疫情最大重災區，此前武漢各醫院多次傳出醫療防護物資告急甚至告罄，民間的口罩缺口也存在多日，每天都有外省市捐贈的口罩運往武漢。並且當時，口罩已經作為“戰時物資”，在湖北省內被統壹調配，多數口罩生產廠家被政府部門征用，以便第壹時間將醫用口罩送往壹線醫護人員手中。

幾經周折，終於拿到了通過微商“團購”的那幾盒口罩之後，廣西南寧的連鈺（化名）反而睡不著覺了。她忍不住疑惑，“河南廠家”生產的口罩，為何從武漢發貨？

為何口罩外包裝的箱子上，會寫著“救援物資”？

2月14日，連鈺委托壹起通過微商“團購”口罩的朋友，在微博上提出了這些問題之後，引起了關註。輿論直指或有人倒賣救援物資。次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新聞中心官方微博“認領”了這壹事件的解釋權，發聲明稱，經過武漢開發區（漢南區）公安分局調查核實，這批口罩為武漢某防護用品公司生產，並非社會捐助的救援物資。

2月15日，輿論發酵的第二天，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新聞中心官方微博發聲明稱：“經查，何雄在網上出售的口罩來源於武漢華世達防護用品有限公司，該公司生產出口口罩等防護用品……網友質疑的口罩是武漢華世達防護用品有限公司生產，不是社會捐助的救援物資，該公司已向區公安分局出具了關於何雄於2月1日從該公司提取口罩的情況說明。”

武漢華世達防護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曾被當做“抗疫”中的先進企業被多家官媒報道。－－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16/9138793.html

權力如沒有籠子扼守，就會導致胡作非為。

此案請註意幾個關鍵詞：＂2月2日＂，＂救援物資＂，＂三公斤＂，＂22公斤＂，＂大概有七八十箱＂；

幾個地點：＂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公安分局＂，＂武漢華世達防護用品有限公司＂；

幾個人物：＂王姓微商＂，＂何雄＂，＂總經理何振華＂；

武漢的紀檢委、檢察院、公安局，放下對進價6毛口罩賣1元的調查，並退還罰款再加賠償，然後接受這案子，妳們敢嗎？敢調查清楚嗎？

但我以為，此案性質雖極其惡劣，然案情、動機並不復雜，敢在大疫情的大背景中，能順順當當犯下倒賣第壹重大災情地區急需的物資，涉及的壹定絕非普通人物，若由當地有關部門查案而非異地接手，恐難嚴懲真正的犯罪之人。

當然，即便是異地接手了，也全都是共黨的左右手，只不過呢，左手的手掌打不到左胳膊，而右手可以。

有文章責問武漢紅會，為何壹半的捐贈物資不知去向，以上的情況，就是壹種解釋，且壹定還不是唯壹的壹種。

2020年2月22日 “口罩售罄”不是真賣完了?銷售商氣發抖爆料

今年春節期間流行壹句話：送紅包，不如送口罩。

但疫情導致口罩需求大、物流難，這些都是壹眼可見的。

張晨是我的學妹，湖南永州人。張晨算了壹筆賬，平常購買壹個醫用口罩的價格大概在5毛錢到1塊錢之間。

過年前，她第壹次進貨，非醫用口罩的進價就已經漲到了1塊5，醫用口罩也漲到2塊3，而後3塊5，如今4塊2也不壹定能進到貨。疫情撞上春節假期，物流基本停頓，張晨想進貨的話，就要開車幾百公裏到東莞、深圳拉貨，而且還沒有現貨，得自己掏錢在外地住兩天才能“等”到口罩。

按照張晨第壹次進貨的價格，醫用口罩當時進價2塊3，算上來回車費、住宿費和利潤，她對外賣3塊壹個。結果被人舉報，罵她發“國難財”。

2月16號，永州某縣城口罩價格已漲至6塊

但張晨這壹次遭遇的就不僅僅是被人罵這麽簡單了，而是直接被人舉報到了工商局。張晨被工商局調查，接受了口頭警告，並被勒令禁止銷售口罩。

“這些藥店、診所要真想進口罩，應該還是能夠進到的。其實不是藥店沒有口罩賣，而是風險太大、回報不高。壹旦被處罰，家裏有幾百萬都不夠賠的。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做這件不被理解的事情了。”2月16號，張晨從長沙退貨回來後，這樣說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519

滿滿的善心，在壹幫分不清善惡與是非的＂執法部門＂極力打壓下傷透了心；中國還有＂法＂嗎？有的話，誰在用？對誰用？－－我無語問蒼天，尤其在看到下面這篇報道之後，更感蒼天也無語了。

2020年2月24日 海外運回的70萬只口罩離奇消失?多人報案引關註

有多名讀者聯系封面新聞，聲稱與四川駿宸集團有類似經歷：委托他人代購數量巨大的口罩後，貨物在發運過程中發生“丟失”，至今沒有收到。

至少有近10名反映口罩在發運過程丟失的讀者提供的承辦人均指向壹個人：辦理銳宸集團70萬只口罩貨運回國，隨後聲稱貨物丟失並賠償了受委托采購人丁篤勝的李宏。

以四川駿宸集團采購的70萬只口罩為例，駿宸集團委托丁篤勝采購時，單價最初為0.6元人民幣/只，後來逐漸漲到1.20元人民幣/只。在李宏以貨物丟失賠償丁篤勝協議中為1.80元人民幣/只。而根據多人提供的信息，在2月上旬，壹次性醫用口罩在黑市上的價格已高達3元到4元人民幣壹只。

如果駿宸集團采購的70萬只口罩以0.6元購進，以3.00元價格轉賣，即可賺取100多萬的利潤。“更何況，他是拿著妳的錢去購貨，然後再把本金退還給妳。自己連壹分錢的本錢都沒有出。”

在雙方溝通中，李宏強調要先行支付貨運等費用，駿宸集團要求先把貨物發運至成都，“在證實貨物到達後先付錢後提貨。”李宏對此予以拒絕。

駿宸集團隨後提出，請李宏告知金邊的庫房和貨物信息，由駿宸集團派人自己去辦理提貨報關發運手續，並支付應當支付的費用。李宏對此不作明確答復。

在涉及到貨物數量時，駿宸集團堅持以丁篤勝告知的到貨數量291箱（72萬多只）為標準，李宏則表示只能按最初采購數150箱（37萬多只）發貨。駿宸集團提出以李宏和丁篤勝簽訂的賠償協議中認定的數量272箱（69萬只）為發運數，也遭到李宏拒絕。

在涉及到費用具體金額時，李宏稱如果駿宸集團能夠通過紅十字會證實這批口罩確實屬於捐贈物資，“我可以通過這邊紅十字會免費給他們發貨。”當駿宸集團告知立即聯系當地紅十字會並要求他提供貨物具體信息後，李宏則不再繼續討論這個話題。－－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30

2020年2月28日 口罩原料熔噴布供應之困:中間商擡價超十倍

“我有口罩機，誰有熔噴布？”

恒天嘉華非制造有限公司是國內生產熔噴布的企業之壹，隸屬恒天集團。官網顯示，恒天嘉華在大年初三就緊急復工，截至1月27日，日產能達到120噸，“口罩用面無紡布、噴熔過濾用無紡布、底面用無紡布；病毒防護隔離衣用紡熔SMS無紡布供應充足”。27日，南都記者聯系該公司，得到的回復為“企業已被政府接管，現在不接訂單”。

另壹家生產噴熔布的企業量子金舟（天津）非織造布有限公司也於27日回復南都記者稱，“暫停訂單了”。

“打過去都是中間商，每噸25萬、28萬、30萬都有，亂喊價。”南都記者聯系到海南良行醫療產業有限公司（下稱“良行醫療”）的姚女士時，她正苦惱於如何尋找到真正的熔噴布供應商。

據南都記者了解，此前噴熔布每噸的價格為2萬元左右，如今上漲了10倍以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466

國內生產熔噴布的企業被政府接管了，現在不接訂單了；然而市場壹罩難求；然後群起做口罩，從央企中石化到小業主；然後，熔噴布買不到了；再然後，熔噴布每噸25萬、28萬、30萬都有了。

是誰在操縱市場？是誰在發國難財？

2020年3月6日 壹罩難求 復工企業又要停工了!黑市供貨全靠搶

作為江蘇地區壹口罩生產部門的負責人，王強（化名）近幾周來忙翻了天。

“以前熔噴布價格很便宜的，每噸也就壹兩萬元，稍微比無紡布貴壹點點而已，根本沒有這麽離譜。”王強表示，熔噴布分醫用級和民用級，醫用級裏還分BFE55和BFE99，價格都不壹樣。現在市場上民用級別的熔噴布價格都要超過32萬元/噸，而醫用級BFE99市場上更有人叫價高達50萬元/噸。”

近期從紡織企業轉產到口罩企業比比皆是，不過，鮮有企業轉產熔噴布。為何如此？壹家紡織企業對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稱，建壹條熔噴布生產線，所需資金其實不高，大概500萬左右就夠了，為什麽大家都沒有做熔噴布，關鍵在時間，轉產做口罩，10幾天就可以生產線調整過來，但是，做熔噴布的機器關鍵零部件，還需要從國外進口。等壹條生產線建好後，估計起碼至少三個月。

作為江蘇地區壹口罩生產部門的負責人，王強（化名）所供職的醫藥行業上市公司口罩產線剛剛開始批量出貨，卻又要面臨原料的苦難。－－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652

2020年3月7日 中國慈善組織壹副會長盜9500個口罩轉賣惹眾怒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不少貪官汙吏也紛紛現形。中國溫州市慈善總會義工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某，遭曝曾盜取9500個口罩轉賣，引發網絡熱議。

根據陸媒《梨視頻》報導，王某在2月5日至2月7日之間，到某慈善基金會設置的疫情物資發放點，盜取9500個口罩轉賣，共獲利19600元（約新臺幣8.5萬元），於周壹（2日）被判有期徒刑7個月，罰款3000元。諷刺的是，王某還曾榮登2018年10月的所謂“浙江好人榜”。

在壹罩難求的情境之下，還敢偷竊近萬只口罩，是罪其壹；偷竊的竟還是慈善物資，是罪其二；盜者竟然還是受捐的慈善總會義工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是罪其三；偷竊的目的不是自用或送家人朋友親戚等，是為了贏利，是罪其四。四罪並罰······刑7個月，······罰款3000元？

我想，本來肯定、因該、必須、毫無疑問判定是槍斃的，因為是＂共產黨員＂，免死，改為無期；因為在慈善機構工作，又僅偷竊9500個口罩，改為20年；因為是副會長，改為10年；因為還是兼秘書長，改為3年；最後因為上過“浙江好人榜”，此事也僅＂惹眾怒＂，沒有犯罪，才改為7個月，罰款3000元。

不知我猜的對不對。

2020年3月10日 中國口罩，今日起出口韓國

據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網站消息，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9日表示，為支持韓國政府和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幫助韓方解決口罩供給問題，中方將於3月10日起向韓國出口口罩，首批500萬只，包括普通醫用口罩和N95口罩。

此前，中國政府已決定向韓國援助110萬只口罩和1萬套醫用防護服。－－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10/701522.html

2020年3月11日 中國至意大利口罩走私網被搗毀 暴利6000%

意大利監察機構今天3月11日宣布，警方在該國南部破獲壹個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口罩消毒液走私網，走私口罩的利潤可達6000%。

意大利檢察院周二宣布，警方在意大利南部的巴裏Bari區周邊20來個市鎮，從30來個公司收繳價值22萬歐元的走私口罩，消毒液和消毒紙巾。這些公司的老板是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走私的口罩和消毒液的貨物來源。

2020年3月13日 中國口罩日產過億了 為何還是買不到?很少零售

數據顯示，2月初，我國口罩產能約為每天2000萬只，日產量1000萬余只；2月22日，口罩日產量達5477萬只；2月25日，全國口罩日產能達到7285萬只，日產量達到7619萬只。2月29日，包括普通口罩、醫用口罩、醫用N95口罩在內，全國口罩日產能達到1.1億只，日產量達到1.16億只。

但隨著復工復產節奏加快，大眾口罩需求逐漸增多，大家發現，口罩還是不好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778

2020年3月15日 進口2萬只口罩 海關只發現8千 壹查 事更大了

近日，上海海關查獲了壹批進口假冒偽劣口罩，該批口罩從烏幹達進口，原產自韓國。

疫情發生後，在國際上采購口罩日趨困難，壹次性申報從烏幹達進口20000只N95口罩引起了海關工作人員的註意。

在對倉庫進行巡查後，海關工作人員發現這批口罩僅有8000只，除了外包裝破損臟汙外，還存在偽造生產日期、部分產品黴變等問題。－－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103

2020年1月31日 中科院宣布這款中成藥口服液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

記者31日從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獲悉，該所和武漢病毒所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

雙黃連口服液由金銀花、黃芩、連翹三味中藥組成。

上海藥物所長期從事抗病毒藥物研究，2003年“非典”期間，上海藥物所左建平團隊率先證實雙黃連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狀病毒作用,十余年來又陸續證實雙黃連口服液對流感病毒（H7N9、H1N1、H5N1）、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具有明顯的抗病毒效應。－－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3316.html

2020年1月31日 端著妳的雙黃連，和我幹壹杯17年前的潔爾陰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沒想到的是，上當也是。就在昨晚，我又上當了。

17 年前，我捧著壹杯 1:100 稀釋過的潔爾陰壹飲而盡後，我發誓我再也不會被人這樣愚弄！當時，我就狠狠地記下了上海藥物研究所這個名字。

昨晚臨睡的時候，賤內說妳丫趕緊給我搶點雙黃連口服液去！

我問：幹啥？

賤內說：防治新冠肺炎啊？

我壹聽就怒了，雖然我這賤內人笨了壹點，可好歹也是新時代的知識青年啊，怎麽連這都信呢。

於是，沒忍住嘲諷了她壹句：板藍根不好用了嗎？

媳婦沒搭理我，默默的給我甩過來兩張截圖。

媽呀，這兩家都官宣了，啥也不說了，搶！

前幾天搶口罩的時候，我都沒有搶到。後來搶大白菜的時候，我也沒有搶到。為此，賤內壹直對我耿耿於懷，沒想到這麽快就又有了將功補過的時候。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我搶到了！！！下了單以後，我還給媳婦炫耀了壹下，看看老夫怎樣！！！

早上壹看竟然搶到的是雞用的雙黃連！

對了，妳們知道嗎？這次發現雙黃連可以抑制新冠肺炎病毒的，還是 17 年前那家發現潔爾陰可以防控非典的那家機構！

上海藥物研究所！！－－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1/9076444.html

2020年2月1日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堅稱雙黃連抑制新冠報道無誤

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新聞發言人2月1日表示，由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1月31日向媒體提供的《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聯合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壹文，內容是準確無誤的。

上海藥物所長期從事抗病毒藥物研究。2003年非典來襲，《首都醫藥》雜誌等信息發布渠道曾發文稱，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證實，“潔爾陰洗液具有抗SARS冠狀病毒作用”。－－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35

2020年2月1日 雙黃連可抑制新型肺炎病毒?健康時報:請自重!

如果說，1月31日深夜中國科學院轄屬的上海藥物研究所通過媒體發布：“該所和武漢病毒所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像黑夜中的壹聲驚雷，瞬間讓疫情恐慌中的群眾驚醒。

那麽，2月1日深夜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新聞發言人用183個字符宣稱：“向媒體提供的《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聯合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壹文，內容是準確無誤的”表示，儼然是壹份向科學，不對，是向常識宣戰的戰書！

在遭到業界數十位權威專家、兩院院士、眾多副主任醫師以上的臨床醫生、中藥師，幾乎眾口壹詞的駁斥的背景下，筆者厘清的基本事實是：

和雙黃連口服液壹樣，所有清熱解毒類中藥，大多都具有抑制病毒和細菌的作用。至於雙黃連口服液能不能在人體內抑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目前還沒有臨床實證。而且，《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2014年)》顯示，2014年中成藥口服制劑不良反應報告中，雙黃連合劑(口服液、顆粒、膠囊、片)位居當年排名第壹。－－!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075

2020年2月2日 雙黃連可治冠狀病毒？網友扒出“夫妻店”鬧劇

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壹篇報導稱，稱“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聯合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

上述消息也很快引發網民達熱議，“雙黃連口服液”能否經得起科學檢驗引起網友們的廣泛質疑。

有網民發文質疑：有關機構“僅用了半個晚上的時間做了體外細胞實驗”就宣布發現了“雙黃連口服液”的抗病毒功能，這無異於“大躍進”時期的“放衛星”的做法。

@恩典壹生gracia日前發帖爆料稱 ：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和有上海藥物研究所背景的上海綠谷公司的董事長舒紅兵是夫妻關系，因此“雙黃連”能夠壹夜之間成長為“抗擊武漢新型肺炎明星”。

隨著網絡社群中質疑聲浪高漲，有陸媒向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的有關人員提出了以下三個問題：1，臨床試驗前期有相關試驗數據嗎？2，喝了雙黃連就對治病有效嗎？3，可以抑制病毒的說法是準確的嘛？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的人員回答說：“我這邊沒有，我不知道，我現在沒辦法回答您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也不好說這個問題。”；“科學的事情我們不想說得太過。”－－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2/9080913.html

8. 很多騙子通過勤奮學習已經成為專家，而許多專家經不住誘惑開始行騙，妳分得清哪個是騙子哪個是專家嗎？－－2020-03-16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視野〗所謂的文化也就是壹張皮的尊嚴吧.html

2020年2月2日 雙黃連封神 中藥狂歡 上海藥物所是個大忽悠?

2月1日淩晨，投資家網創始人蔣東文在壹則微博中寫道：“買不到雙黃連口服液的親，不要焦慮，這貨是抑制病毒，所謂抑制，就是妳得擁有它，才能抑制，既然妳擁有了它，那妳就要去醫院了，去了醫院，醫生自然會送到妳面前，所以不用著急……”配圖是壹瓶藥品名為“新型冠狀病毒預防中藥”的藥劑，落款為鹽城市中醫院。

1 月 27 日，國家衛健委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其中，藿香正氣口服液、連花清瘟膠囊等壹批中藥制劑被列為醫學觀察期推薦用藥。

值得註意的是，記者註意到，壹些商家將藿香正氣口服液、金銀花等銷售頁面打上“武漢加油”“新型冠狀病毒國家衛健委推薦用藥”“疫情時刻 妳更需要”等字眼“蹭熱度”銷售，銷售價格也有壹定程度的提升。

真的沒想到，這次疫情中最大的壹個謠言，竟然是雙黃連。

丁香醫生甚至把它排名“謠言榜”榜首，排名比“噴酒精、吃大蒜滅病毒”、“童子尿預防新冠病毒”、“對視能傳染新肺病毒”都要靠前。

在 2013 年、2014 年國家通報的中成藥口服制劑不良反應報告中，雙黃連合劑（口服液、顆粒、膠囊、片）就排名第二、第壹，不良反應最多。

雙黃連壹定是想到了它 2003 年“非典”時期的前輩板藍根。

也是用專家背書、媒體傳播、壹戰封神的套路，板藍根引發全民瘋狂搶購。甚至有 15 歲少年連服七包，中毒搶救。

據《哈爾濱日報》，1 月 26 日，哈藥集團旗下的中藥二廠、哈藥生物和三精制藥就相繼開工，加班加點生產雙黃連口服液等藥品。

恢復生產當天，三精制藥生產了 130 萬支雙黃連口服液供應市場。

開足了馬力生產備貨，誰來吸引公眾購買？這時候，壹個雙黃連的老朋友出現了，它就是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

17 年來，每當疫情肆虐，中科院上海藥物所總會適時出現，推薦雙黃連口服液。

早在在 2003 年“非典”期間，其旗下的左建平團隊就率先證實：“雙黃連口服液具有抗 SARS 冠狀病毒作用”。

此後，不管是出現了 H7N9、H1N1、H5N1，還是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該所都能陸續證實：雙黃連“具有明顯的抗病毒效應”。

上海藥物所最著名的壹個合作夥伴，叫綠谷集團。他們壹起合資，成立了上海綠谷制藥，特別值得關註。

綠谷制藥的副董事長丁健，是上海藥物所第六任所長（2004 年至 2013 年），董事耿美玉也在上海藥物所任職。

而綠谷制藥的董事長呂松濤，曾被中央電視臺在 2008 年曝光了綠谷“抗癌”騙局。

央視披露，經藥監部門查實，在綠谷集團壹系列的抗癌產品廣告中，引用了大量的科研機構、專家學者等對先後三代產品的所謂抗癌效果進行宣傳。

其中，在宣傳綠谷靈芝寶時，廣告中曾提到“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通過體外實驗證實，綠谷靈芝寶對人體實體瘤和白血病、淋巴瘤細胞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有沒有壹種熟悉的感覺？ 又是體外實驗，又是“抑制”作用，還是熟悉的味道~

10 年後，2019 年 11 月初，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有條件批準了綠谷制藥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新藥——九期壹®（甘露特鈉，代號：GV-971）的上市申請，主要發明人是耿美玉團隊。

2019 年 11 月 29 日，壹篇署名為“饒毅”寫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李靜海的信函流出，指出耿美玉有關藥物 GV-971 的論文涉嫌造假。

隨後，饒毅向媒體表示“沒有發出，有過草稿”。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則向媒體表示，正在調查覈實此事。

上海藥物所已經令人震驚了，另壹家合作研究所——武漢病毒所，也爆出驚天大瓜。

武漢病毒所的王所長，卻是壹名“80 後”女性科研幹部，據悉，王所長的丈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舒紅兵，44 歲即成為武漢大學最年輕的院士，後來擔任武漢大學副校長。

兩人還有多篇合著的論文 / 專利。在王所長的 2013 年以來的代表性論文、專利中，11 項共有 5 項是和舒院士合作完成的。

這次武漢病毒所跳出來，宣布雙黃連“抑制”新冠病毒，估計是想為武漢人民做點貢獻的。

17 年了，謊言依舊，兩家大名鼎鼎的研究所和王所長們，該不該站出來，給民眾壹個交代？－－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68

代表黨喉的《人民日報》在此騙局中充當了擊鼓鳴宣的角色，其罪不可赦！中科院旗下部門犯罪，罪責難逃；上海藥物所藉大疫故伎重演，夥同武漢病毒所行騙天下發國難財，其罪當殊！

大疫中驚恐萬狀的韭民自以為有了壹線希望的救藥，緣自於對《人民日報》的迷信，作為全國十四億韭民僅有的壹種聲音、且又是黨媒之圭臬，韭民豈有不信之理？

這讓我想起了另壹件事：

1952年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揭露私營“大康藥房”老板“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導，羅列了王康年為竊取國家資財，用各種卑鄙無恥手段來勾引、腐蝕幹部，曾向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行過賄，並在大康藥房內設立了壹個專門做勾引幹部工作的機構，叫做“外勤部”；不僅如此，王康年還騙取了誌願軍定購的“消發滅定粉”和“氯黴素”等六種前線急需藥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3億多元（舊人民幣），然後將帶菌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誌願軍傷員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細菌感染身亡。因此，共產黨為了消滅私營業，為公私合營打好基礎，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公開判處了死刑，判決當天下午就在上海龍華處執行，成了無辜的祭刀品。

整個冤案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音，王康年沒有壹句辯白的機會，沒有壹個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壹家藥廠因“制假”遭查封，也沒有壹名“受害”的＂誌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

事實是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壹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制假”的能力。王康年他只是在送交了壹批藥械給＂誌願軍＂之後並沒收到貨款，無力再執行第二次貨源時才被中共黨報復的。

朗朗乾坤就只有壹種聲音在四處飄蕩，其他的聲音不是被壓制在大墻背後，就被斥之為＂謊言＂，這可怕之處，就在於它可以指鹿為馬，它可以信口雌黃，它可以偽善真惡！

當年的子民無不痛恨王康年，以為他玩弄了所謂的＂正義＂與＂善良＂；那麽現今的韭民應該是看清楚了，究竟誰在玩弄＂正義＂與＂善良＂，再加壹個當年尚不存在的詞：＂公信力＂！

＂我們不是公民，我們從來都不是，我們是人質＂，伊朗影後塔拉內·阿裏多斯蒂如是說。從王康年案，到現在的雙黃鏈案，當年上海地方上《解放日報》胡作非為的惡行,如今被全國第壹黨喉《人民日報》徹底衣缽了，都是行騙；不同的，僅是當年害死了王康年壹人；如今不僅害苦了全國上當的韭民，還讓某些奴才發了財。這等爛事醜行都敢做的執政黨，還有什麽不敢做的事嗎？

土匪不可怕，最怕土匪懂文化！

2020年1月23日 武漢患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什麽死的

2020年1月6日，上海的王佳接到居住在武漢的母親劉睿的電話，母親抱怨身體不舒服，“發燒、頭痛，像抽筋壹樣痛。”約十天後，65歲的劉睿不幸離世。在她的死亡證明上，致死疾病名稱壹欄寫著“重度肺炎”。直到去世，她都未等到武漢市疾控中心的進壹步檢查，以確診是否感染了新型肺炎。

1月7日，67歲的李順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在李順的死亡證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癥肺炎”，引發肺炎的原因是“侵入性肺曲黴病”。從發病到死亡的大概間隔時間為18天。李順的癥狀出現在2019年12月底。在金銀潭醫院某位領導的辦公室，院領導和兩位專家告訴李連清父親得的是“傳染病”，必須立即火化，不能等，也不能見最後壹面。

李順過世的那天是2020年1月7日。當晚9點，武漢市衛健委發布消息，稱實驗室檢出壹種新型冠狀病毒，並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專家組認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

1月22日下午，金銀潭醫院壹名患者家屬說，自己的父親就是患了“病毒性肺炎”。他說金銀潭醫院住院部南樓、北樓都住著感染患者，只有醫療人員可以接觸，“現在是什麽病，吃的什麽藥，我們都不清楚。”－－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32

2020年1月25日 武漢親歷:急救送不進醫院 排10小時才能打上針

1月25日，大年初壹，護士高琴（化名）壹早就隨著120出診了，她在武漢壹家定點接收新冠肺炎醫院裏當護士。當她將兩名危重病人送到醫院後，醫院以沒有床位拒絕接收。“不是床位的問題，是防護用品缺乏，醫護人員沒有防護用品，存在風險。”高琴感到心焦。壹直奔波在壹線的她，這幾天看到了急診患者“住院之難”。“大量拿著住院證等候通知的病人，恰似壹個個移動的傳染源，卻處在失控狀態。”

120屬於最前線，她所在的120小組總共5人，每天出車在10趟以上。據她介紹，能保障的是壹天只發壹個N95口罩。按規定，醫護人員接觸了病人就應該換壹個口罩，而隔離衣要穿幾天才能換，期間反復消毒反復穿。鞋套用的是居家鞋套，正規隔離鞋套應該到膝蓋的那種。

沒有準備反應遲緩，怕是武漢這次疫情快速傳播的問題所在。

截至23日18點，高琴得到的消息是住院部有幾百人在等通知，門診還有幾百人也在等通知。她不知道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的準備工作何時能做好，也不知道自己能夠堅持多久。公開信息顯示，自武漢從2019年12月30日發現新冠肺炎，直到2020年1月21日，武漢乃至湖北方面才開始重視這輪疫情。

不能住院隔離治療，張林只好每天帶著母親前往醫院排隊。“前天晚上排了10多個小時，昨天打上針了。”在與記者通話的整個過程中，張林始終克制，“還有人排了24個小時才打上針，我親眼看到有患者直到被搶救之時，都沒法住進病房，雖然醫護人員全力搶救，但人還是說走就走了。我還親眼看到兩位正在排隊的人暈倒，他們也沒有辦法住進病房。”－－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868

7. @中危研究所：剛剛看中央電視臺在采訪武漢急救中心調度員邵奇。他說，1月24號已經達到壹萬五千多通求救電話。全武漢救護車共57臺。每次接線時能看到後面排隊二三十個。沒有床位，很多門診無法接收，有救護車曾經送了壹個重癥病人輾轉六家醫院都沒被接收，最後只好送回家。他更多的工作是要告知求救人不好的消息：現在武漢門診滿員，走廊座位都沒有，去了可能需要長時間的站立等候。央視主持人在該直播節目裏曾四次引導他說出現狀有所緩解，但他始終只肯承認“緩解了壹點點”“只是電話都能接進來了”（原話）。他戴著口罩，但眉目裏依然滿是焦急和憂心，甚至提起求救者時充滿了無能為力的內疚，根本無心去稱頌主旋律。－－2020-02-12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妳去武漢住壹個星期 如何

2020年1月28日 家屬口述:壹個“重癥肺炎”患者的最後12天

醫生告訴翁秋秋的丈夫陳勇，她患的是不明肺炎。在花光了借來的二十來萬醫藥費後，翁秋秋的病情沒有好轉，陳勇最終簽下放棄治療的同意書。

死亡時，翁秋秋還不滿32歲，她剛查出自己懷孕不久。死亡證明上，她的死因寫著：“重癥肺炎、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

陳勇的口述：醫生跟我說，妻子這個病情很重，要修改治療方案，需要用壹種機器，費用很高，壹天要兩萬塊錢，而且只有不到10%的希望，我當時都要崩潰了。

我當時還打了市長熱線、省長熱線，以及很多媒體的電話，期間我還向社會籌款，籌到了四萬多塊錢，但是根本就不夠。進醫院的前三天，每天費用五六萬塊錢，之後每天費用兩萬多塊錢。

她本來就懷孕，抵抗力也下降了。醫生告訴我，妻子手全都發紫了，後來腳也發紫了，都壞死了，病情惡化得特別快。

妻子進入重癥監護室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她，直到她變成壹壇骨灰。

2020年2月3日 武漢疫情：曝確診數據或藏貓膩 街頭現伏屍

《財經》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采訪10多位病患家庭，多數家庭感染，“他們攙扶著病危的老人、孕婦輾轉在各家醫院，他們的家人們正處於生死壹線”。

文章還援引壹位在武漢壹家醫院的科室主任的話稱，“這兩天門診壹天接診120名發熱病人，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最終只有5名患者被收治”，其他只能回家，“患者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

《財經》報道指，上述定點醫院至少5起死亡疑似病例是未被確診的，因此不能計入確診死亡人數。

除這壹情況外，武漢街頭被曝出現伏屍。另外，因疫情和封城影響，武漢多個區域被指連續發生自殺事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5257.html

2020年2月4日 武漢病人:來確診 要排隊 連去殯儀館 也得排隊

刀女士為叔叔壹家的遭遇傷心得已起不來床。好不容易她77歲的叔叔於1月31日住進了醫院，46歲的堂弟也病情病急，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叔叔已經確診是新冠肺炎，堂弟於2月1日也被醫院確診，現在沒有床位可收呀。”

由於堂弟被感染，擔心兩位病人無人照顧，他的姐姐趕回照顧，現在他的姐姐本人也發燒了。“現在叔叔家，只有嬸嬸照顧他們，嬸嬸也是70多歲了，這壹家人怎麽辦哪？”刀女士已不想再講下去，希望哪裏有空病房的醫院能早日救治他們。

打120，排隊；打社區電話，排隊；找“武漢微鄰裏”，這個平臺於1月25日癱瘓。

劉小煊則在家已經抗了8天，此時她每天只能清醒4個小時左右。“就是很累很累，想畫個畫緩解壹下都不能，5分鐘就累著了，累了只好昏睡。”此時，她在武昌自己家中，爸爸正在武昌西區醫院住院，呼吸困難的癥狀緩解了壹些；媽媽有好轉，在漢口娘家住處隔離，仍在咳嗽。壹直在小煊身邊支撐這個家庭所有後勤工作的是她的老公，目前已開始低燒。

已經在家連續抗病的小煊，雖然仍在堅持吃藥，但明顯感覺肺部不舒服。“就是深呼吸很痛苦，但小呼吸沒問題。”她對記者說。

她正在為去看醫生準備身份證。“身份證在漢口娘家，媽媽沒辦法送過來，我老公也不能上去拿， 爸爸媽媽就是在那裏生病的。”

2020年2月5日 武漢女嘆：寧死在家也不去隔離點

王文俊透露，她的叔叔已因病逝世，父親現病危，母親和姨媽都陸續出現壹些癥狀，透過電腦斷層掃描發現，她的母親和姨媽肺部已受到感染，她的兄弟也開始咳嗽，且呼吸困難。

目前，王文俊的父親正在服用中藥和西藥，沒有去醫院，因為醫院“缺少（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她的父親尚無法確診病例。

她坦言，最初她們以為叔叔、父親所去的隔離點是醫院，但事實證明那只是家旅館，裏面沒有專業醫生，也有沒有加熱器。她強調，若按照政府指示行事，她們唯壹能去的地方就是隔離點，但如果她們真的去了隔離點，“那麽發生在我叔叔身上的事情，便會再發生在我父親身上”，“所以，我們寧願死在家裏”。

愛默生說：即使斷了壹條弦，其余的三條弦還是要繼續演奏，這就是人生。

然而我說這樣的繼續演奏，會否走調？ 

看看這些無故又無奈的患者，忍受疾病的磨難，飽嘗著官僚的無能或不作為或亂作為，在與時間的競爭中多少個倒下了就再也沒有起來；他們到死都不知自己究竟是怎麽死的，因為什麽而死的。

有為官者不知羞恥地說：如有瞞報，願革職以謝天下。真不要臉！妳的職位，難道敵得過千萬個人命？難道千萬個家庭因此而支離破碎、乃至家破人亡，妳拋出壹個非民選的職位，就能告謝天下，從而安然脫身，等著異地再起麽？

在疫情過後，總會有人記得，總會有人要妳及妳背後的主子說清楚的！罪孽不會因時間的拖延而減輕它沈重的份量！

3. XiaBamboohermit：中國政府認為，犧牲壹小部分人，保護大部分人是值得的。問題是，妳不斷犧牲‘小部分人’，最後會變成壹大部分人。過去犧牲壹下農民是為了城市，犧牲壹下工人農民是為了中產階級，現在犧牲武漢、湖北是為了全國。妳可以想象，如果妳在中國生活，妳都會很不幸地成為被犧牲的人。///@phillip42155545：犧牲的小部分人是不斷變換的，最終就是大部分人。受益的小部分人是永遠不變的，最終還是小部分人。這就是五百個家庭奴役十四億人的本質。－－2020-03-09 來源: 博談網〖微歷史〗這就是五百個家庭奴役十四億人的本質

蛤蟆寫下以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們的另壹個同學，武漢中心醫院的醫生、也是李文亮的戰友易凡，仍在武漢肺科醫院的ICU病房，還沒有脫離危險。蛤蟆說，希望下壹次同學聚會的時候，還是易凡開車送他回家。

這篇推送和記錄，是我能為他們做的壹件微不足道的事。

看到澎湃新聞的壹個視頻《武漢重癥ICU裏躺著我的同事》，視頻5:45開始，躺在病床上的很可能是我的同學易凡。他的同事李文亮醫生離世的時候，他也正在被搶救，在生死線上搏鬥。

那天早上送兒子上學以後上班，消息不斷傳來，開著車的我已經控制不住情緒淚奔，到了停車場趴在方向盤上大哭了壹場。算來他已經在ICU三個星期了，每天都為他揪心。三年前回國同學聚會，是他送我回家，今年解禁後回武漢，我希望還是他送我回家！

自從1月21日我媽開始發燒以來，就再也沒能睡壹個好覺，壹個武漢人的朋友圈，是浸透著悲傷的！

春節前後，壹位高中同學的父親走了，從別的途徑知道了這個消息，他沒有公布，也不知道該不該去安慰，直到兩天後他在群裏公布了……

沒過幾天，就發生在了我自己身上，我的父親於1月30日被120送到了漢陽協和西院，當晚便離世了……

來不及悲傷，第二天的下午，我母親的心臟病犯了，120等不到，這個時候不會再有醫療資源管壹個心臟病人了，視頻中，我好怕眼睜睜再看著母親也離開我，還得強作鎮靜，陪著她聊天，讓她平靜，20分鐘後終於看到她慢慢緩過來了……

壹個朋友的叔叔，癌癥晚期，被從醫院趕回家，兩天後就去世了……

壹位初中好友的表妹全家感染，父母先後去世，她在朋友圈自責地哭訴，不該建議他們去醫院的，在被醫院反復拒絕收治的過程中病情加重的。可是我也在自責應該讓父親早壹點去醫院的呀。那個時候，誰又知道什麽才是正確的決定呢？……

我的堂兄有壹位很尊敬的好朋友，社區的下沈幹部，工作中感染，前幾天他還在群裏為他發求救信息，今早得知他在金銀潭醫院去世，而那位武漢嫂子剛剛正在刷屏，壹群可憐的人正在指責另壹群可憐的人……

除了死別，還有生離！我本應該回武漢送父親最後壹程，母親床前盡孝，卻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回去。小姨壹家年前出國旅遊，回程時卻回不了家暫住北京，小姨夫獨自留在武漢家中，低燒疑似，壹家人只能分隔兩地互相擔心。

我朋友的表妹壹家只有表妹夫核酸陰性，作為疑似被迫隔離酒店，條件差不說，家中小孩還不知誰在照料。我朋友的幼兒園老師，剛剛生完寶寶，大人小孩就被作為疑似，分別隔離……

孤島武漢中的幾百萬個家庭，又有多少被分隔成更小的孤島，咫尺天涯！

當然也有歡，天生樂觀的武漢人的各種段子，苦中作樂朋友圈中的廚藝大賽，還有眼看著母親壹天天的好轉……這個嚴酷寒冬中的壹點綠色！

如果真的關心武漢，請走進我們每壹個普通人真實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就像這個視頻壹樣，記錄真實的場景，真實的情感表達！

如果真的關心武漢，請允許我們的悲傷，陪著我們好好大哭壹場！封武漢是壹座英雄的城市之前，也讓所有人知道這是壹座悲情的城市！武漢加油以前，請先讓武漢哭泣！

方方的日記記了這麽壹件事：“武漢壹位叫肖賢友的病人去世了。臨終前，他寫下兩行共十壹字的遺言。但是，報紙宣傳時，卻用了這樣的標題：《歪歪扭扭七字遺書讓人淚奔》。讓報紙淚奔的七個字是：‘我的遺體捐國家’。而實際上，肖賢友的遺書還有另外四個字：‘我老婆呢？’”

可是，分明已經聞到了慶功宴的味道，勛章已經鑄好，贊歌已經寫好，坐等疫情結束就開席，感動中國，熱淚盈眶！厲屆人禍天災都是這個套路，這次能例外嗎？而我的悲傷，註定是不會有壹席之地的。

比悲傷更悲傷的事，是只準堅強，鬥誌昂揚，不準悲傷！

比殘酷更殘酷的事，是只有盛世，不見螻蟻！

方方武漢日記：我的悲傷 也要有壹席之地

2020年1月25日 真實故事：封城後，武漢人在經歷什麽

口述：陳丹，留守武漢，拒絕家人探望的女孩，武漢市漢陽區 公司職員

口述時間：1月23日下午 

1月20號，我發高燒38.2度。看病的時候我遇到壹個患者，在求醫院讓他住院。我在旁邊聽著，他判斷自己得了新型肺炎，原本想去同濟醫院住院，但同濟住滿了。和醫生說話的時候，那個人壹直哭，說自己好怕。

市內交通停運之後，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病倒了該怎麽辦，擔心到時候叫不到車。

口述：馬雅，知道有不明原因肺炎，但壹開始沒太在意，武漢市 公司職員

講述時間：1月23日下午

新聞通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跡象”，······我因此放松了警惕。後來，我發現國外出現病例，才真正覺得不對勁……

口述：曾邇純，淩晨等超市開門采購的上班族，武漢市武昌區 出版行業從業者

口述時間：1月23日晚 

2020年1月23日淩晨3點05分，我被朋友的電話叫醒。她很直白地說，剛剛看到武漢通知23號早上10點會封城的消息，問我有沒有看到，就在電話裏把防控指揮部的通告念了壹遍，還建議我囤點物資。掛掉電話，確認了信息後，我與其他在武漢的朋友聯絡了壹下，決定壹早出門采購。

前幾天我看新聞的時候，刷到目前的疫情地圖。逐漸變紅的各個感染區，讓我莫名想起手機裏的遊戲“瘟疫公司（Plague.Inc）”。

口述：許山，市民們在路邊攔車，說只要能出武漢去哪裏都行，武漢市洪山區 出租車司機，口述時間：1月23日下午 

到1月23號早上6點54分，我收到了客管處的短信，通知我們10點後實施交通管制，全市公共交通暫停運營，因此我們出租車將成為市裏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路邊行人比頭壹天多，許多推著行李箱的人，戴著口罩在等車。這些人都想出城，我聽到他們攔車時說，只要能出武漢就行，隨便去哪裏，開的價錢也高。

口述：黃卓，壹線醫護人員缺少防護服，武漢同濟醫院 醫生

口述時間：1月23日晚 

試劑盒下發了，卻沒有用起來，中間有多少環節出問題不得而知。

1月初就已經很嚴重了，早期具體收了多少病人不太清楚。呼吸內科有4層樓，大概300個床位。我估計在壹周前床位開始緊缺，人手也緊缺。

這幾天，我看到好多醫院都在請求社會支援，市兒童，壹醫院，二醫院，省中醫，中南，協和等等。最讓人生氣的是，現在網上還有騙子用自己手機號碼冒充醫院騙資助。目前，我院也已經開始向社會求助，希望能夠得到社會的物資援助。

口述：悟壹，“封城”首日下午，口罩脫銷，武漢市洪山區 外賣員

口述時間：1月24日上午 

看到武漢封城的消息，第壹反應是：完了，忘了買點吃的喝的放家裏了。後來又覺得，各級政府領導應該會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就沒有太擔心。 那壹天，我送了十幾單，絕大部分訂單都跟防護用品有關，口罩、洗手液，還有壹部分是糧油、零食、方便面。

有壹個人下單了口罩，我取貨時，發現取的是無紡布的口罩和棉口罩，我告訴店主，戴這種口罩沒有用，店主說她不知道，壹個勁謝謝我，說要想辦法進點好口罩賣。 

今天是大年三十，武漢下著雨，我沒去送餐。下樓去買罐裝粥的時候，因為沒戴口罩，我還被人嫌棄了。便利店老板強行送我壹個棉口罩讓我戴上，其實這種口罩基本沒什麽用，但戴上後挺暖和。 明天我會戴上口罩，手套，準備好給自己、電動車和餐盒消毒的濕紙巾以及酒精，接著工作。－－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5/9052431.html

2020年1月26日 另壹場惡夢：全中國都在圍堵遣返武漢人

截止26日，除了西藏青海，中國所有省份都已發現武漢瘟疫患者。鄰近湖北七個省份都已經進入準封鎖狀態，上海局部地區也已經被封鎖。全中國都在圍堵、遣返湖北武漢人。26日起，武漢私家車不讓加油了，在封城大背景下，車被廢掉，意味著逃離和生存的最後機會已經失去。

武漢1月23日封城之際，有大批武漢人逃往外地。但這似乎只是另壹場惡夢的開始。

目前，武漢人正在中國各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圍堵阻截和抓捕，各地旅館都嚴禁接收武漢乃至湖北的客人。

網路上流傳的不少視頻顯示，武漢人正遭受非常不人道的對待，有人被警察掐住脖子強行押上警車；有人被手持警棍的警車喝令雙手抱頭蹲在地上，如同對待刑事罪犯；有人被趕出旅館；有人在親友家中被上門的警察強行帶走。

而大年初壹的深夜時分，在武漢市內有人向窗外大叫，希望有人可以打開窗戶，隔空聊天，甚至找人吵架，大喊“要瘋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6/9055948.html

2020年1月31日 抓武漢人像抓反革命，“文革式”疫情阻擊戰彌漫著人性的泯滅 

這是壹場自上而下的，遍及全中國的圍追堵截。目標——武漢人。按照某區長的說法，“要想盡壹切辦法，不讓外來感染者進入”，要做到“街街獨立，村村獨立，嚴防死守”。

“鄰居間互相舉報，知情不報是犯法，上綱上線了，跟抓反革命似的，”小區居民呂先生說。

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余傑觀察到，在這次疫情面前，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歧視和咒罵武漢人的言論，遠遠多於質疑和批評黨國和習近平的言論。有人悍然宣稱武漢屠城，居然獲得三萬人按贊。”

“當人性的惡被激發，便專挑弱者下狠手！這是壹場文革式的沒有人性的瘟疫，比武漢肺炎更可怕，”有網民嘆息。

“惡政之下無人幸免，”有網民說得壹針見血。－－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抓武漢人像抓反革命“文革式”疫情阻擊戰彌漫著人性的泯滅

2020年1月31日 外媒:中國防疫措施無所不用其極 強用維穩手段

本周四，在社交媒體推特平臺，有網民轉發壹段視頻，指在深圳京基百納天虹商場，壹名女子不戴口罩，被暴力執法抓捕。視頻中，兩名警察將壹穿紅色外套的女子反綁，該女子用腳踢警察，被按倒在地上。有評論認為，不戴口罩並不犯罪，就是被傳染了新冠肺炎也不是罪犯。有武漢網民說，本周三，霧霾籠罩武漢，全城停工，該市7個火葬場在24時不停的焚燒屍體。

被隔離人士完全失去行動自由。－－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773

2020年2月4日 驅逐、圍堵、舉報:數百萬武漢人經歷了什麽

中國廣州——有人在出示身份證後被壹家又壹家酒店拒絕。有人被驚恐的當地村民驅逐。還有人在向當局登記後，發現自己最敏感的個人信息被泄露到網上。

這些人成了中國的“賤民”，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被認為是神秘冠狀病毒的潛在攜帶者。

在全國試圖控制疫情期間，盡管龐大監測網絡的人臉識別系統和高端攝像頭正日益用於追蹤其14億人民，政府還是轉向了它所熟悉的威權技術——比如張起天羅地網，讓鄰居之間彼此舉報。

北方的河北省某縣向舉報武漢人的居民提供每人1000元的獎勵。網上圖片顯示，壹些城鎮挖斷了道路，或派出人員阻擋外來者。壹些住在公寓大樓裏的居民用中國隨處可見的共享單車堵住單元門。

21歲的賈宇婷是在武漢讀書的學生，她說：“我覺得村裏人有愚昧的壹面，而且政府沒起到（幫助關愛）作用，反而把這個（私人）信息到處泄漏，也不去科普說我沒有癥狀的是怎麽樣。”－－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11

2020年2月24日 武漢封城壹月祭，聽聽“塵埃們”的聲音

壹個月前，楊晶晶和很多人壹樣，在朋友圈中轉發了官方那句充滿正能量的口號“武漢加油”；壹個月後，這位28歲的武漢房地產銷售員說，她的世界崩塌了。兩天前，警方通知她，有人在路邊發現了她父親的屍體。人已經去世幾天了。

中國官方數字說，截至2月22日24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6936例，累計死亡病例2442例。倒在路邊的楊元運不會被納入這些數字。

51歲的武漢鋼鐵公司前消防員徐武在電話中哭了。

2月4日，他的父親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社區說沒有床位，也沒有車。徐武用輪椅推著80歲的父親輾轉了附近的幾家醫院。每家醫院都說病情很嚴重，但資源有限，無法收治。

2月14日，武漢下起了大雨。回家的路上，父親的病歷不小心被遺落在雨裏。晚上，徐武看到父親在房間壹角艱難地吃菜苔。他已經不能吃飯，吃了就全吐出來。他不知道，在這場疫情中，他們壹家會不會經歷生離死別，但他相信，如果不是那天上網求助，父親此時已經不在世間了。

封城後不久的壹天，90後辦公室白領辰辰去醫院給姨媽送飯。姨媽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醫生，1月中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家醫院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兩公裏。

辰辰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象：“晚上5、6點，街上壹個人都沒有，好像生化危機的電影。醫院門口全是救護車、警車，特別緊張。整個醫院特別安靜，好像沒有人壹樣。”

“2月初的時候，特別郁悶，有點懷疑人生，”她說，“每天打開頭條，打開微博，發現死亡數字壹天天攀升，後來我幹脆就不看了。”

在武漢土生土長的辰辰說，她和這座城市中的很多人壹樣都很憤怒。12月底，朋友圈就開始流傳肺炎的消息，人們半信半疑。但是到了元旦，政府特別發了壹條新聞，說是謠言，還把那八個“造謠者”抓起來了。 當時大家拍手稱快，覺得政府辦事效率很高，放心大膽地出門了。

在武漢之外，為了挽救經濟，中國很多地方開始復工。當局幾次調整統計標準，使新確診數字大幅下降。2月22日，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個省市均通報零確診。

“中共決定推遲兩會，卻讓韭菜復工復產！”有網民說得尖刻。－－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武漢封城壹月祭聽聽“塵埃們”的聲音

2020年2月28日 武漢九百萬種心碎:每天就在絕望地等 等待發作

過去壹個月，武漢人的聲音夾雜著嘆息、消沈、焦慮和恐慌。

最多的壹天，王靜接了37個電話。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能從聲音中判斷對方的內心處境。在壹個女孩急切的哭泣中，王靜聽到對方已在山西老家確診，而留在武漢的男友發燒39度，仍壹次次往返於協和醫院與家之間等待檢查機會。他們居住的萬松園，距離華南海鮮市場並不遠，到協和醫院也只有半站路。那幾天武漢陰雨綿綿，王靜聽到了那個男孩的焦慮與絕望。

有時，壹些聲音是麻木的。社區咨詢師潘蘭接過很多這樣的電話，起初很平靜，但當咨詢師開始說話，他們會急切地打斷——“妳先聽我說”，說著說著就哭了——能夠哭出來，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已是幸事，“哭是壹種釋放”。

在封城的壹個多月裏，留守的九百萬武漢人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

壹位武漢當地電視臺的年輕記者每天都要跑醫院，經常處在“崩潰邊緣”。他曾看見壹位護士因病人沒救過來，在病房裏放聲大哭。“這個城市每天都是生離死別。”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洪山區心理誌願者鄢群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是從身邊人離世開始的。她發現中國人慣於逃避生死，大都沒有準備。“我想武漢市現在大多數人都體驗到了，眼淚都哭幹了；沒有那麽多的眼淚，因為妳還要去生活。”

鄢群對南方周末記者描述武漢人的內心創痛“：每天就在等，等什麽時候發作”。

肖勁松所在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提早三周就流傳開，出現了壹種和SARS類似的傳染病，甚至更狡猾。肖是神經內科醫生，他接到的第壹個求助電話來自醫院內部同事，對方感染後，感到孤立無援。那時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麽，也根本想不到，很快他們將見到幾十、上百位醫護人員接連感染，“都是我們的同事，壹個壹個地倒下”。

23歲的女孩張梓銓陪母親去醫院，發熱門診早已人滿為患，母親咳嗽發燒，但不肯做CT檢查，堅信自己“不會那麽容易中招”。

封城之後不久，父親也開始咳嗽。張梓銓最好的朋友是定點醫院護士，父母也接連感染。這種被包圍的感覺，讓兩個年輕女孩覺得“，每天就在等，等什麽時候發作，發作以後是嚴重還是不嚴重，妳不知道哪壹天會死掉”。

她堅決不肯去爺爺家過年，給爺爺打電話：我肯定被感染了，不要傳染給妳們。母親怪她，“大過年的，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爺爺說：“不要緊的，妳別哭。”爺爺跟著哭了起來。

社區工作者同樣感到恐懼，壹位基層人員給潘蘭打電話：我其實特別擔心，家裏有老人小孩，我每天在壹線工作，會不會把病毒帶回去？

為了幫壹位患者尋找床位，王靜打給各級政府，聯系了所有渠道，依然解決不了。她相信如果有多余床位，壹定會安排，“他們也確實無能為力”。但她不知道該怎麽回撥這個電話，她不能面對——“面對壹個具體的人，而這個災難發生他的身上”。

父母趕在零點前回到家，CT結果顯示母親確診。那壹刻，張梓銓竟感覺“放下心來了”——“突然就覺得平靜了，真的是平靜了”。

未知和不確定幾乎把她逼瘋，現在好歹確定了。壹家人商量，既然已經待在壹起那麽多天，之後索性不再隔離了，在家不戴口罩，也沒有消毒。

1月30日下午，感染科主任向肖勁松求助，壹位患者喊著要自殺。肖勁松穿上防護服，緊急進入病房。患者很激動，打針的時候壹直掙紮，胳膊都腫了。她不知道自己患病，把父母、丈夫、六個月大的孩子全都傳染了。她覺得自己是家裏的罪人，再沒有活下去的意義。

“那個滋味是很難受的，她不用開口，我們都感同身受。”肖勁松說。

壹位律師失去了七十多歲的父親，生前，父親被救護車拉著輾轉多家醫院，都沒有床位，到壹處檢查、打針，兩天後又被拉去另壹處、再打壹針。“人的尊嚴蕩然無存，能夠被接過去打壹針，已經是感恩戴德了。”他在與王靜的通話裏哭得很傷心。

潘蘭的壹位朋友向她求助——六十多歲的父親感染了，在醫院上了呼吸機。潘蘭為她紓解情緒。三天後她再打過去，對方說，父親已經走了，上次通完話，次日夜裏沒挺過去。

“爸爸走的時候，我連摸都不能摸他。我唯壹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掛掉這個電話，潘蘭痛哭了壹場。

托爾斯泰的壹句話也許可作為參照，“把死置諸腦後的生活，和時時刻刻都意識到人在壹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

“他們開始懂得，死亡時刻威脅著每個人……”托爾斯泰繼續寫道，“他們也開始懂得，疾病不應該把人們分開，恰恰相反，它應該為人類相愛提供機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462

03年非典時期，中共廣東省當局和廣州當局玩了韭民壹把；17年後的19年底，中共湖北省當局和武漢當局又玩了韭民壹把；其中的禽流感、豬瘟因屬小玩尚且不算在內。那麽接下來的災禍將是小玩還是大玩，是輪到玩哪壹地的韭民身上呢？

只要邪黨存在壹天，災禍就會逼近壹天。

2020年3月3日 武漢封城40天企業停工 居民生活陷困境盼援手

武漢封城截已達40天，武漢城內的居民說，當地絕大部分企業停止運作，物價上升，他們的生活陷於困境。

居民馮先生說，在武昌某些街道，有居民獲得每人5000元補助，但這項善舉似乎未在全市推行。馮先生說，全國各地慈善團體或企業向武漢捐贈的現金達數十億元，政府應公開這些資金的用途。

武漢壹誌願者潘先生對本臺說，武漢遭遇疫情，全國各地伸出援手。但是武漢百姓卻感受不到，實在匪夷所思：“全國之力來補助武漢，但是補助了武漢的誰？不知道。武漢的方艙醫院可能補助了，病人可能補助了。武漢壹千萬老百姓可能沒有補助。因為，補貼的錢、物資，老百姓沒有。前兩天有壹個視頻說青山區免費發兩斤肉，壹袋米，還有10斤蔬菜。但是我們硚口區至今為止沒有。”－－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192

2020年3月15日 時代的塵埃：武漢基層官員眼中的封城之前8小時

“封城是個正確的決策，能夠將傳染源風險控制在最小程度。而封城前後流出的數百萬人，事後也可以換個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是那樣，整個武漢被感染和死亡的人數會比現在多很多。”武漢市武昌區的壹位基層督查官員梁鑫說。

“23日下午六點，有個洗車門店的人問我是否可以走？那個時候應該是火車站和機場都停運了，只能嘗試走高速和公路。事實上，他成功離開了武漢。封城之後，陸續關閉了市內交通、鐵路、航空、高速等出口，不過這種緩慢流出壹直持續到初二，都有人在陸續離開武漢。”梁鑫又說。

在梁鑫看來，“壹個人感染，壹家人幾乎就不能幸免了。從病例的數據增加與信息來看，大部分是以家庭為單元的，也造成很多悲劇。”除此之外，梁鑫還表示，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基本上都是“糊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6046

2020年4月9日 武漢剛解封 城內小區又被封閉

武漢於4月8日“政治解封”。但市內小區封控並未撤除。4月9日，網傳視頻指，硚口區漢華花園小區又被封閉，救護車緊急開進江夏區壹家農副產品市場，顯示當地又發疫情。同日，還有壹段視頻顯示，在壹個小區內，工作人員正在驅趕靠近小區門口的居民，叫嚷不準再出小區。小區門口上方還懸掛有“社區封控不撤崗”的橫幅。

武漢官方此前已宣布，雖然解除封城，但小區管控繼續。官媒也聲稱，“開城不等於開家門”。－－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9/2212093.html

但我更想說的是：檢驗壹個國家的文明尺度，從來不是看妳樓有多高、車有多快，不是看妳武器多強大、軍隊多威武，不是看妳科技多發達、藝術多高明，更不是看妳開會多豪華、焰火多絢爛，甚至也不看妳有多少遊客豪放出門買空全世界。檢驗妳的只有壹條：就是妳對弱勢人群的態度。－－方方：檢驗文明尺度的是妳對弱勢人群的態度www.creaders.net | 2020-02-24  萬維讀者網http://digest.creaders.net/2020/02/24/2194069.html

＂中國特色＂的表現，群體性罵客和群體性看客是很突出的。《方方日記》國外出版，壹件再普通不過的事，卻被擡到＂漢奸＂＂賣國賊＂這類文革版的高度，被所謂的＂愛國者＂們群起而攻之。

此刻，似乎追究前二批專家組嚴重瀆職的行為，沒有比罵幾句方方重要了；

似乎調查＂可防可控，人不傳人＂究竟戕害了多少性命，導致多少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沒有比罵幾句方方重要了；

似乎問責誰在瞞報誰在拖延誰在不作為和亂作為，讓武漢成為壹座死城，讓中國成為壹個瘟疫發源地，讓地球成為壹個武漢肺炎大瘟疫集散中心，沒有比罵幾句方方重要了。

因為這樣討好中共黨，不僅簡單輕松無成本，撓到癢處，主子還會賜幾根骨頭呢。

如果說《方方日記》在國外出版，就是＂漢奸＂＂賣國賊＂，那麽：1962年毛澤東將長白山的壹角（有說是1/2，另個說法是53%）和8個山峰中的3個，劃給了朝鮮，算不算是個＂漢奸＂＂賣國賊＂？1965年，周恩來將中國北部灣裏的白龍尾島（越南稱夜鶯島），出借給越南政府。越南至今沒有歸還這個島嶼，算不算是個＂漢奸＂＂賣國賊＂？根據《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侵占中國150萬平方公裏，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外興地區”60多萬平方公裏；烏蘇裏江以東即“烏東地區”40萬平方公裏；還有壹塊就是庫頁島。1991年5月16日，中共黨魁江澤民，簽訂《五．壹六協定》《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主動放棄上述三大塊領土，算不算是個＂漢奸＂＂賣國賊＂？

由此可見，邪黨中共的封鎖媒體，蠱惑民心，顛倒黑白，栽贓陷害，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可怕的是，在這次＂愛國者＂們的鬧劇中，我看到了身為方方同鄉的武漢罵客，還有眾多的武漢看客；我還看到了同為中國人的中國罵客，還有眾多的中國看客。有人為壹己私利，有人只壹時犯暈，有人竟壹世糊塗。這個現狀，比魯迅當年僅有的＂看客社會＂，究竟是要熱鬧許多深陷許多的。

2020年2月17日 “紅袖章們”開始自我膨脹了

壹家三口正圍坐壹桌，其樂融融打著麻將，突然沖進來壹個氣勢洶洶的“紅袖章”，二話不說拿起桌上的麻將就摔。小夥問，壹家人吃飯也要隔離嗎？不料，這句話更加激怒了他們。小夥被這些人拖到外面狂扇耳光，麻將桌也被扔到外面砸翻搗毀……

家，是公民私生活的堡壘，因此有“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壹說，也難怪有人驚呼，紅衛兵回來了！

江西豐城壹名教師在四周無人的小區道路上跑步，因未戴口罩，結果遭相關人員阻撓和訓斥。這名教師當場聲辨：“鐘南山院士曾說，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沒有人群聚集的室外不用無需戴口罩，不僅鐘南山這麽說過，央視也這麽說，國家疾控中心的口罩指南裏也有類似說法。然而，他最終依然受到嚴厲的處罰，據江西豐城市委宣傳部官方消息，該教師被送至強制隔離點隔離、並受到行政記過處分。

個體權利遭侵蝕，遭剝奪，幾乎到了讓人驚心的地步。

誰，都可能成為下壹個。－－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紅袖章們”開始自我膨脹了

2020年2月18日 只要給個紅袖箍，有人就能抖起來

戲劇排練的時候演員找不到感覺，把妝化上，服裝穿上，就很容易進入角色。其實都不用這麽復雜，多年來我早就發現，壹個人，那怕是平時很怯懦的人，只要給他戴上個紅袖箍，他的感覺立馬就不壹樣。

以下是最近看到的幾個視頻畫面：幾個帶紅袖箍的人，手持棍棒，對壹個人拳打腳踢；壹個人被綁在柱子上，忍受著大聲呵斥；壹個穿迷彩服的男人，把壹個女人幾拳打坐在地上；壹家三口人在家中打麻將，幾個人強行闖入，把桌椅砸碎，還把人拖到屋外扇耳光；小販的壹車蔬菜水果，被壹件件摔在大街散壹地……

其實，人性都有兩面，只有個體的差異，而沒有階層的不同。義和團，紅衛兵，壹撥又壹撥，歷史上壹點都不新鮮。－－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只要給個紅袖箍有人就能抖起來

魯迅先生曾說過：奴才壹旦當上了主子，往往會比主子還會欺負人（大意）。毛澤東們深知這壹點，所以在歷次運動與災難中，常給奴才們壹些權力，而紅袖章，則即是權力的象征，也成了法律的圖騰。

2020年2月18日 “紅袖章”提著棒子兇神惡煞，文革“病毒”又擴散

有評論說，當前的中國疫情使習近平全面復辟了毛時代，“紅袖章”提著棒子兇神惡煞，全國陷入壹片紅色恐怖。

湖北武漢居民崗毅星期壹對美國之音說：“現在來（武漢）的包括中央防控指導小組全是中央政法委系統的人，另外還有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等，他們也都是政法委的人，全在政法委幹過。他們現在把病毒當成犯人關。我們現在出小區買菜都是不可能的了。這種做法只能引起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財新網的消息說，武漢市有壹家四口自我隔離在壹棟樓內，結果先後死亡。這壹事件引發對禁止疫區居民行動，片面提倡家庭封閉檢疫隔離的質疑。

日前社交媒體平臺流傳壹段視頻，壹批身著熒光警示服裝的城管、協管、聯防人員，手提警棍，夜間巡邏。他們不時喝令道路兩側依然亮燈店鋪內的人員關門，口氣兇悍，附近警車的刺耳笛聲劃破夜空，氣氛勝過當年紅衛兵、造反派街頭行動。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目前所搞的這個完全恐懼，是紅色法西斯，是納粹。很多人本來不該死，結果被弄死了。他的國家控制是建立在幾十萬人可能死亡的代價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紅袖章”提著棒子兇神惡煞文革“病毒”又擴散.html

9. @李驍：在明朝，他們吃過袁祟煥的肉，在清朝，他們飲過革命黨的血，菜市口，他們唾過譚嗣同的臉，文革中，他們瘋狗般撕咬無辜；他們咒罵所有心懷正義良知堅守社會底線的人。他們從未遠去，壹直在華夏徘徊。他們自稱為“愛國者”。－－2020-04-28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4/〖微歷史〗世上有無可救藥的民族.html

2020年3月2日 小夥逆行義務送藥遭舉報 媒體:這是敗壞社會基礎倫理

實習老師吳悠，義務為600多戶求助者送去藥品和防護物資。其中，蓮花清瘟、口罩、酒精等防護物資免費送，阿比多爾、莫西沙星等藥品則低於市場價出售，收到的錢再返給捐助方用來繼續購買藥品。目的只有壹個：推動疫情早日結束。

但是，他被舉報了。對，妳沒看錯，吳悠被接受他恩惠的人舉報了，名義是非法售藥和牟利。

另壹個故事是：前不久，壹位網友在他的微博中講了這樣壹件事。他的朋友被“封”在異地，萬般無聊下出門溜達，發現壹家餐館還開著門，於是進去央求老板給弄壹點好吃的。老板壹開始拒絕，因為餐館其實已經停業，只是獲準為附近壹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提供外賣而沒有關門。但架不住萬般央求，於是接待了他。但這位仁兄倒好，壹邊大快朵頤壹邊偷偷拍照，吃飽出門就把老板舉報了。因為他認為老板的行為不利疫情防控，會給大家帶來危險。

還有壹個故事是：壹位腦梗患者的病情嚴重，但當地醫院受條件所限不能手術，於是建議請外地的專家“飛刀手術”。患者及家人接受建議並附上1萬元專家勞務費。後來，手術成功了，患者家屬卻錄下交錢視頻把醫院和專家舉報了。

再有壹個故事是：有壹位癌癥患者在被多家醫院拒絕收治後，求助本地醫院。醫生向其推薦了壹種在我國還沒有上市的腫瘤靶向藥物，並介紹了壹個能買到這種藥物的另壹個患者家屬。這名患者在使用這個藥物後延緩了生存，但最後還是去世。然後，患者家屬把醫生和幫助其買藥的另壹名患者家屬都告上法庭。

吳悠們的行為很容易通過法律糾偏，而凡此種種沒有底線的舉報行為，敗壞的卻是社會基礎倫理，對社會有著極強的潛在“傳染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927

我們活在壹個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被強權＂訓誡＂，再被強權貼上＂先進＂標簽的汙土上；我們活在壹個滿嘴了牙那＂可防可控＂的毒言者，再見牠欣欣然載上了壹頂人肉人骨做就的＂先進＂帽子的惡境中；我們活在壹個滅哨人廖君女士稱李文亮醫生為＂謠言＂散布者，爾後被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頌揚為“逆行而上的女記者”的糞坑邊。

蛆太多，蠅成群，糞坑氣味熏煞人。

2020年3月2日 武漢城管圍毆配菜員?官方:視頻真實,警方已受理

3月2日，有網友通過微博上傳壹段城管與市民的爭執視頻，稱武漢城管用群毆的方式暴力執法，毆打壹名配菜分揀員。－－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037

6.@niuniu__Liu：今天妳覺得活的自在，只是還沒輪到妳！打土豪分田地，妳不是地主妳躲過去了。反右，妳不是知識分子，妳可能躲過去了。計劃生育也不是女人，妳又躲過去了。六四妳不是大學生，妳躲過去了。孩子沒去紅黃藍幼兒園。……但是體制不變，妳和妳的下壹代最終逃的了嗎？沒輪到而已！－－2020-03-17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歷史〗只是還沒輪到妳.html

從前看見清朝幾件重案的記載，“臣工”擬罪很嚴重，“聖上”常常減輕，便心裏想：大約因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這些花樣罷了。後來細想，殊不盡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國不要提了罷。在外國舉壹個例：小事件則如GogoI的劇本《按察使》，眾人都禁止他，俄皇卻準開演；大事件則如巡撫想放耶穌，眾人卻要求將他釘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幸免”。

　　從“幸免”裏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選自魯迅《熱風·隨感錄·六十五》本篇最初發表於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署名唐俟。

2020年1月29日 疫情重壓下的武漢社區:老人高燒死在家裏之後

當天上午，壹名64歲的居民到社區服務站登記求助，他自1月17日開始發燒，到醫院拍CT顯示雙肺感染，由於床位不足，醫院只給打針，無法收治入院。1月23日武漢封城公共交通不便，老人沒再去醫院，呆在家裏，到大年初二這天，夫妻倆壹個發燒38度，壹個發燒38.5度，向社區求救安排車去醫院。

張莉是武漢青山區某社區的網格員，她負責的網格內有900余戶居民。

“政府說了居民有困難找社區，但社區缺少物資，缺少人手，我們也很無奈。”江岸區某社區書記鄭玲告訴財新記者。

街道要求社區工作人員要挨家挨戶上門登記排查發熱患者的情況，早晚兩次匯報居民發熱情況。然而，沒有護目鏡，沒有防護服，社區工作者僅戴壹個口罩就入戶排查。

1月25日，大年初壹晚上10點，社區壹位82歲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燒去世，死者家屬打電話要求社區處理遺體。疑似病患死亡，必須要經過深度消殺，殯儀館才同意搬運遺體。鄭玲當天晚上不停打電話給防疫部門、疾控中心、社區衛生院，電話要麽占線，要麽接通後說向上面反映，然後沒了消息。

同樣物資短缺和超負荷工作的還有社區衛生院。

基層社區衛生院要對居民進行發熱初篩，基層醫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們的醫療物資同樣緊缺。1月27日，財新記者走訪江岸區寶豐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門診看到兩名醫護人員僅戴著口罩，沒有護目鏡和防護衣。

社區工作者的困境也引起社會愛心人士的關註。財新記者了解到，1月27日，武漢誌願者上門送了3000個口罩給鄭玲所在的社區。鄭玲留下200個口罩，把2800個口罩分給周邊的14個社區。－－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80

2020年2月1日 武漢社區醫院轉診背後：患者居家用衣櫃“隔離”

沒有床位，疑似感染病例陶漢新不得不在同濟醫院急診科的過道上睡了4天，接受吸氧治療。這條過道上，還擺著7張折疊床，“都是等床位的病例。”

為解決發熱門診等候時間長、床位安排不及時等問題，武漢市在1月24日就開始實行分級診療。社區醫療中心對病人篩選、分類，不能確定為疑似的接回指定地點隔離觀察，已確定或高度疑似的送至指定治療點。

但現狀是，定點醫院“壹床難求”，而社區醫院也面臨處理能力有限、人手緊張等難題。

壹家三口先後感染，在家用衣櫃隔離：1月28日中午，林梅拿著連花清瘟、兩片藍色的鹽酸阿比多爾，送到丈夫的床頭。兩分鐘後，她再次走進來，這次是給另壹張床上的母親送藥。忙完這些，她才開始提醒女兒李晴吃藥。

送藥的順序，也是家人病情程度的排序。10天前，母親被查出“雙肺少許感染性病變”；4天前，女兒“左下肺感染性病變”；3天前，丈夫“雙肺感染性病變”。不到半個月，壹家四口三人感染。

醫院床位告急，患者在走廊吸氧治療

當地媒體1月29日的報道所引述的數據也證實了武漢醫院床位緊缺。武漢市前兩批定點醫院（10家）共提供床位4000余張，“目前基本飽和”。

“20多名醫護對接6萬社區居民 ”

馬美蓮所在社區的硚口區漢水橋街道衛生服務中心，只有20多名醫護人員，卻要對接6萬名社區居民。這裏甚至不能驗血，只能量體溫開藥。工作人員稱，負責血液檢測的醫護人員無法到崗，“壹個出現發熱，在家隔離了；另壹個春節前回老家，現在回不來。”

記者走訪發現，不少承擔分級診療初篩工作的社區醫院面臨救治困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930

2020年2月12日 武漢社區負責人哭訴：造孽啊，人死太多了

2月12日，有網友在推特發壹段視頻說，看看偽（中共）政府是怎樣對待國民的？請聽社工之音。

視頻中可以清楚的聽到。壹個女聲說：

我是武漢市疫情最嚴重的江岸區某壹社區的負責人。我想把我們社區真實的疫情告訴大家。武漢市被感染的肺炎患者太多了，遠遠不是政府公布的。武漢市起碼有2萬患者在排隊等病床住院治療。

現在，武漢市政府將安排患者住院的權力交給了社區，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社區就是壹個居民選出來的社會自治組織，但政府壹直將我們當成街道辦事處的最基礎單位。社區什麽權力都沒有，有的就是義務，什麽計劃生育、人口普查、環境衛生等等。

社區委會何時變得有如此大的權力，可以安排患者就醫？可以安排患者入院？讓凡事求人的社區成為老百姓的救星，本身就是荒唐和不負責任的。

這樣的匪夷所思的決策，就是把矛盾推到最基層，讓患者滿懷希望地跑圈，消耗他們的能量和生命，最後社區成了泄憤的火藥桶。

今天的共產黨怎麽就這麽無能？真是將兵熊壹個，將熊熊壹窩。－－http://news.creaders.net/society/2020/02/12/big5/2189608.html

2020年2月22日 身處武漢抗疫最前線的居委會已不堪重負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武漢，大部分市民實際上根本無法出門。如果生病需要就醫，他們必須先向當地社區居委會求助，然而社區居委會已經不堪重負。

沈瑞涵（化名）每天都給社區居委會打電話。她的父親感染了新冠肺炎，需要緊急送醫院。其病情每天都在惡化：體溫上升、胸痛、只能勉強進食。然而去醫院需要由社區居委會派車。她在接受德國之聲的電話采訪時說："他們每天告訴我需要等待，但從未有人來。"

為了避免出現混亂局面以及抑制疫情的繼續發展，全市開始封街封戶禁止外出。該市的1100萬居民中，大多數人實際上都只允許呆在家中。如果居民需要什麽東西，就通知社區居委會。

同樣不想透露真實姓名的鄭薇（化名）說："現在打電話給社區居委會已經毫無意義。"她與姐姐以及爺爺奶奶奶都住在武漢。親屬中還包括她的姑姑和壹個14歲的侄子。現在爺爺、奶奶和姑姑都感染了新冠肺炎。侄子因被懷疑感染也送到壹家旅館進行隔離。

現在，許多對社區居委會感到失望的居民開始在網上尋求幫助。在社交網絡上可以找到數百個這樣的消息。想帶父親去醫院的沈瑞涵也在網上介紹了她的情況。她寫道："如果誰有辦法，請提供幫助！"

當德國之聲記者問她是否能得到幫助時，她嘆了壹口氣說："我不知道，""所有這些都讓我感到難過。"她說，她和母親在家中全力照顧著生病的父親。但是現在她們也都開始咳嗽，不知道是否也感染了病毒。她們需要有車送她們去醫院檢查，但至今得不到居委會的任何回應。－－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2/2193533.html

把重任壓在了最基層的社區，既沒有配套的輔助人員，又沒有統籌安排的決策部門，對那些需要幫助的老人幼兒，那些需要檢查和救治的患者，以及需要藥物維持的常見病患者，社區的工作量如此巨大，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人道援助在哪裏？他們的社會責任在哪裏？強行把人都趕回家中後，就放任不管聽之任之，與謀殺又有何異？平時在韭民面前大話連篇信勢旦旦，大疫當前，竟連平時最善長的親民秀都不見蹤影，沒見著壹點壹滴有什麽幫助社區共同抗疫的具體措施，基層社區似乎成了當地政府部門拋掉疫情這個燙手山芋的接盤者了，那麽，災難降臨時不見政府的影子，災難過後，還有要這樣的政府存在的必要嗎！？

2020年2月4日 武漢隔離點內部駭人景象：千名患者睡通鋪

隨著感染武漢肺炎的患者不斷暴增，武漢當局除了新建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之外，又於三區臨時搭建集裝箱式的“方艙醫院”，提供3800張床位。但內部照片曝光後，讓不少中國網民顫栗不已，認為這種大通鋪將加劇患者交叉感染。

隨著“方艙醫院”的內部照片陸續曝光，讓不少中國網民顫栗不已。

照片可見，上千張病床與病床之間完全沒有隔間，等同全數患者都待在1個能夠彼此傳染的空間內，根本沒有所謂的“方艙”，其實就是壹個“大型方艙”。

雖然有照片顯示某處“方艙醫院”的病床有隔間，但上方完全是流通沒有密閉。－－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4/9090415.html

2020年2月6日 中國火速建醫院 醫師爆：根本沒達負壓標準

中共官媒在網上公布多張內部照片後，有中國網友爆料，病房的門只能從外打開，裏面沒有把手，痛批“這不是醫院，這是集中營”；而對於“方艙醫院”內，既沒有隔離防護設施，也沒有醫療設備，也有網友批評，這就是個死亡集中營。

臺灣林靜儀醫師表示，從目前網絡流出的照片資訊顯示，醫院確實沒有做到負壓病房的標準，但因為中國是資訊不透明的國家，也沒有更多的管道能證實，所以照片的真實性仍無法確定，所以他不能進行過多的評論。－－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6/big5/2187748.html

2020年2月6日 武漢方艙醫院內部照：千人共用1廁所 屎尿亂撒沒人掃

從網友提供的照片或視頻可見，方艙醫院以多塊巨型膠板分成多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放滿了鐵架床，床與床之間還放有壹張類似學校的學生桌及椅子。

有網友在微博披露，他的阿姨是新型冠狀肺炎病人，在6日淩晨被通知要送往“條件更好的大醫院”，結果卻被送到武漢客廳會展中心建成的方艙醫院。他抱怨道：“這裏條件很差，完全不是新聞裏說的那回事。電線短路停電，電熱毯無法使用，晚上睡覺打寒顫；不能打針，自己帶的丙球（靜脈註射免疫球蛋白）打不了。1千人共用壹個廁所，也沒人打掃，病人的屎尿灑在便坑外。”

這名網友還在貼文內附上醫院的實際照片，證實他的親人確實目睹了醫院內的慘況，“早上10點才吃到早餐，幾塊小點心，中餐不知道有沒有著落；也沒有見到醫生護士登記病情，發放藥物，人手有限忙不過來；吸氧設備嚴重缺乏，上百人的病區壹瓶氧都沒有，咳嗽聲此起彼伏。”

截止發稿前，相關貼文已經遭到移除，原因不明。－－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100248.html

2020年2月7日 雷神山醫院驚見"萬人食堂"大場面 網呼恐怖

近日有網友在抖音貼出壹段"雷神山萬人食堂"畫面，內容可見，大批工人在食堂裏，站在餐桌前集體就餐，之間沒有任何離離措施，因為正在用餐，也沒有人戴上口罩。轉發影片網友表示"看清楚了，這地方洗手的地方都沒有，下壹波疫癥爆發就是這批人！"對此許多中國網民紛紛留言"病毒傳播的溫床……等著爆發和撒播吧！""是不是生怕被感染的人不夠多？""超級人傳人場所...""關在雷神山集中營交叉感染！"－－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137.html

2020年2月7日 方艙醫院醫療、後勤資源嚴重短缺 恐致人道災難

“方艙醫院”6日接收病患後，出現醫護人員不足，沒藥、沒食物、沒暖氣、沒有電等情況。有人擔心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會引發人道災難。

進入方艙醫院內，在壹個開放空間下，數百張床位整齊排列，每張床旁還有壹個帶臺燈的小方桌。

壹則流出的視頻可見，在方艙醫院裏面，只有醫護人員全身防護衣、戴口罩，患者沒戴口罩，穿著自家睡衣，對醫護人員咆哮“妳走妳走”，氣的用腳踢東西。

另壹名被收治在洪山體育館的患者，6日上午接近9點時在網上發出求救信息，他自述“我在體育館集中營了，隨時發生暴亂，我早就確診是2019-nCoV感染，隔離服、護目鏡都看不見，沒有藥，沒有吃的，沒有暖氣，有電熱毯、有插線板，但是沒有電，就冷啊、薄被子，250人配了2個醫師，還沒見到。廁所在遙遠的露天，下大雨沒有遮雨設施，地面嚴重積水，政府這能力真是無力吐糟，分明是把有精神到處亂跑的輕癥患者關起來，幾百個各種原因的肺炎患者在壹起，沒病的也搞出病了。武警來也是廢的。”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6日下午越洋致電向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反應這個情況。

RFA記者：網上說方艙醫院現在沒有電、沒有暖氣、醫護人員都不夠，這個問題現在情況怎麽樣？

值班員說：“最開始會有部份這種情況，有這種可能，我也在網上看到相關這些（信息）在網上、朋友圈（傳播），目前我們這邊還沒有具體訊息。妳可以打壹下，我給您壹個武漢市指揮部的電話，您具體了解壹下詳細的情況好嗎？”

不過本臺記者照著值班員提供的電話號碼撥打武漢市疫情指揮部，不是無人接聽，就是轉為傳真機的聲音。－－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方艙醫院醫療、後勤資源嚴重短缺恐致人道災難

2020年2月7日 方艙醫院內部慘不忍睹 女病患疾呼：救救我啊

中國社群媒體微博近期有大量入住"方艙醫院"的患者貼出院內生活的影片，均因揭露惡劣醫療環境而被刪除，其中1名女性病患的影片格外引發全球網友關註，從影片內能見到，她說明自己在深夜被送入洪山體育館的方艙醫院，壹覺醒來發現裏面生活條件差強人意。

女病患說，"裏面又沒有廁所，又沒有藥吃，又沒有開水，上廁所還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外面下著大雨，本來只望進來醫院好的了，現在搞錯了，全都是這種病人，怪不得還要感染，這什麽方什麽部隊的醫院，這麽多人這怎麽看啊？這互相感染還嚇人些。"－－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171.html

2020年2月10日 火神山職員冒死發帖:軍車拉走大批病人 有去無回

壹名自稱是火神山醫院實驗室技術員的中國網友，日前在美國匿名論壇“4chan”發文稱，火神山這所已被軍人接管的醫院，專門接受新型冠狀病毒的隔離病人。這裏每天都有大批病患被軍方貨車載走，不再返回醫院，而且這些病人都沒有留下紀錄，空出的病房則馬上就有新病患補充進來。該網友據此推斷，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死亡的實際人數，恐怕比官方公布的數據多得多。至於每天會空出多少房間，該名網友表示“大約200至400間”。

蹊蹺的是，武漢市衛健委於官方網站2月8日發布的武漢全市本周五定點醫院病床的使用情況統計表上卻顯示，火神山醫院僅能提供86個床位，並已全部使用。－－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0/big5/2189082.html

2020年2月17日 武漢將再建10座方艙醫院 中央:要讓“床等人”

方艙醫院對於當前武漢防控疫情、及時救治患者意義重大。按照武漢市委“要把強化患者救治作為重中之重，繼續新建‘方艙醫院’，打好提前量，力爭‘床等人’”的防控疫情部署要求，江岸區、江漢區、江夏區、黃陂區、東湖高新區、東湖風景區、青山區和漢陽區，正在新改擴建大小型10座方艙醫院，共計新增約11465個床位，用來收治新型肺炎感染的輕癥患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599

2020年3月21日 回不了家還斷補助 武漢火神山工人集體抗議

綜合維權網站民生觀察、陸媒新京報報導，火神山、雷神山相繼交付使用後，工人在當地集中隔離。截至3月14日，最後的377名工人都已經隔離滿14天。但他們既未接到可以返鄉的通知，也不能離開隔離點，隔離結束後將面臨失去收入的困境。

據報導，這些工人在隔離期內可獲得約5000元（人民幣，下同）的補助，但隔離期滿後不再發放；同時他們也不被視作“滯留人員”，享受不到每天300元的專門補助。經過多方協調，當地至今仍未給出解決方案。

3月17日，377名工人在武漢市洪山區的壹座活動板房隔離點集體抗議。工人反映，隔離期滿，武漢當局既不讓他們離開（封城未結束），也不給經濟補助，讓他們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

壹名返回浠水縣的王姓工人忿忿不平表示，當初去建設火神山醫院，他們被稱為“英雄”受到褒揚，但是建設完成後就被人鄙視，甚至被壹些地方政府和民眾視為“瘟神”，處處為難，既要壓榨他們的收入，還要抵制他們返鄉。－－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1/2204674.html

2020年4月15日 助武漢趕建醫院卻被欠薪 工人討要反被毆打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在雷神山醫院擔任兩個月臨時水電工的周先生在索要工資時，竟被告知工人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因此他至今都未拿到工資，“我遇到黑中介，（他）沒有把我的身份訊息報上去，當時我們也沒有想那麽多，壹方有難八方支援。當晚去到雷神山醫院做隔墻，做了壹個通宵。”

這篇報道透露，中建三局曾承諾每日300元隔離補貼，在“隔離期滿及時支付”。

但除在醫院建設期間已有工人曝稱被拖欠工資外，到2月初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交付後，還有近400名被隔離的工人沒有獲發補貼。

在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方艙醫院擔任內務的小程也投訴至今未獲得任何隔離補貼。

小程說，自己的工作需要與病人直接接觸，還要清理水渠裏的淤塞物、排泄物，很擔心被感染：“要穿防護服的，向他們（病人）打水送飯，量體溫血壓，就是保母和護士的工作”，這樣的高危崗位，日薪卻只有280元，但有報導稱政府開出的日薪為1,000元，“我們還想知道工資標準是多少，到底保安公司貪了多少錢……”－－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67561

中共政府的工作人員，是進入了體制內才變成流氓土匪的，還是本就是流氓土匪只不過穿上了制服。諸多壞事醜事爛事，是體制內人與地方上的惡勢力聯合經營的，還是地方上的惡勢力與體制內人沆瀣壹氣的結果?這個號稱＂為XX服務＂的體制是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強權欺民，還是暴力鎮民本就是這個＂為XX服務＂的體制本質？

此番搶建雷神山、火神山、方艙，不知是否又將造就幾位因轉包倒手而發財者，倒是介紹工作的中介公司，著實肥了壹把：這1000與280的差距，是把對生命安全的保險補償給攔截了，這是比強盜搶劫還惡劣的行為，有人管嗎?

而前段時間，武漢官方為保護當地紅會，也曾出過壹個《公告》，內容是告誡捐助者：凡避開武漢紅十字會的捐助，涉嫌犯罪！

這都是公開的透明的掠財，官與民的手法，就有如此高低之別。

2020年1月29日 中國壹線城市“搶菜”攻略:吃到蔬菜有多難

每日零點的青菜大戰。張曉瑩花了5分鐘，添加完需要的菜品以後，系統馬上又提示有些蔬菜已經沒有庫存了。

“太可怕了，我想吃個青菜就那麽難嗎？”張曉瑩壹邊重新找可選的蔬菜，壹邊抱怨道。最後，她只在盒馬裏搶到了壹串葡萄，三條香蕉。“明天又沒有青菜可以吃了”，戰績不佳，張曉瑩氣地把手機往沙發上壹扔。

張曉瑩住在北京東四環邊上的東恒時代小區。

上海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有上海網友@香蕉味的DASEIN在微博上表示，“三年沒有搶過雙十壹的我，現在要在國際大都市上海，零點搶青菜”。

家住武漢硚口區的程先生表示，目前路邊大白菜七塊錢壹斤，大蒜15壹斤。家樂福所有青菜壹律10元壹斤。－－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529

2020年1月29日 山東多地物價太“離譜” 竟因多名員工太馬虎

“今天去利群買菜，以為自己眼花了，西紅柿51.6元1公斤，白菜13.96元1公斤，1棵白菜52.52元，2個西紅柿27.66元。”多位青島市民反映，該市利群超市內的蔬菜價格偏高。

“3M自吸過濾防顆粒物呼吸器9002”的商品單品售價48元，壹款名為“高杠69柿子”的商品售價76.96元。有日照市民反映，本地利群超市價格偏高。

記者發稿前收到利群集團公司的壹份內部文件，表示“近期不斷暴露出白菜、黃瓜、西紅柿、大頭菜等民生商品定價太高，已引起顧客、媒體、政府的關註和強烈不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經落實，涉及單品分別為臺東利群、臺東萬達超市、四方廣場、百惠商廈、蓬萊海市超市經營商品，其中臺東利群、臺東萬達超市和四方廣場系聯營供應商經營，蓬萊海市超市系員工打稱時稱錯價格。同時，利群集團給18名員工和負責人開出了2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處罰，並對臺東利群和四方廣場供應商青島市城陽區福盈德蔬菜種植基地經濟處罰10000 元，對臺東萬達超市供應商山東燎原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濟處罰10000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73

 2020年2月21日 憤怒！貴州捐湖北的蔬菜 不僅僅是爛在倉庫裏

2月19日，有網友在微博爆料，貴州捐給鄂州的蔬菜爛在了倉庫。

為了不添亂，順著這個線索，又在網上深挖了壹下，本想給菜爛在倉庫找到壹個緣由，結果卻是挖到了比菜爛在倉庫更令人憤怒的事情：壹邊是蔬菜爛在倉庫沒人管，壹邊是民眾買高價菜。

是因為貴州給鄂州捐贈的蔬菜太少了嗎？從公開信源搜集統計的數量，截止到2月18號就已經超過1600噸，而且還在源源不斷的往鄂州輸送。

就在大家疑惑貴州捐贈給鄂州的蔬菜去向如何的時候，有人出來叼盤了：有位官夫人發出來的15秒視頻裏面，包含的物資豐厚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對比官太太發的視頻，有網友發圖表示，現在普通老百姓花50圜只能買到圖片中的幾個蔬菜，是壹家三口吃四天的量。

壹邊群眾沒得吃，壹邊是官僚家吃不完，真是“何不食肉糜”般的諷刺。

菜爛在倉庫妳可以說人員不夠分發不及時，但是為啥壹些部門就可以得到分發？安排分發的人員只為官僚服務？“為人民服務”被妳們吃了？有疏漏不可怕，可怕的是把疏漏變成作惡，甚至為惡虛假“籠絡民意”，這是對正常社會秩序最大的傷害。－－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277.html

2020年2月21日 老百姓怒了！政府提供的菜叫我們怎麽吃

在湖北十堰市張灣區實施戰時管制，由官方統壹配送物資後，大陸多地跟進采取相同措施。

2月21日，武漢市官方宣布，已經對武漢現有7148個小區實現全面封閉管理。官方宣稱，即使社區封閉，也為居民提供了生活保障，比如確保生活必需品價廉物美，保證蔬菜新鮮、食品安全，大力推進網購、商超、團購、生鮮直通車、愛心菜進社區等工作。

除了武漢外，湖北十堰市張灣區、湖北孝感大悟縣、湖北孝感雲夢縣、湖北黃岡浠水縣等縣市則先後實施戰時管制令。官方美其名曰會由鄉鎮街道及村委會負責為居民配送基本生活物資。

然而，網絡上流傳的信息卻顯示，很多被封閉在家裏的居民，面臨著彈盡糧絕的困境。

壹位網名為“八荒以後”的武漢網友在微博發帖稱：“前幾天我們三五天沒出門，家裏沒吃的了下去買菜，因為之前就還挺正常平時囤的也不多。今天兩個人抱著哭，壹把掛面撐了兩天，實在沒吃的了。封城以來更是壹次水果沒有吃過。”

湖北孝感的壹位網友說，已經連續吃了十天之前囤的土豆。“早就不讓出門，也沒有社區來管，……，偶爾有喇叭在下面統壹配送菜，只有壹袋袋蔬菜，幾根黃瓜萵苣就50，其余的什麽都買不到，方便面，方便面多好吃啊，可方便面根本買不到。”

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壹個視頻顯示，壹位居住在壹個已經被封閉式管理的小區居民憤怒的說，隔離25天，已經花了超過5000圜，但政府每天提供的菜，根本沒法吃。這位居民將政府配送的菜仍在地上怒斥，“這個東西怎麽吃？這就是妳們政府提供的菜，把老百姓當傻子忽悠，老百姓的錢不是天上掉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301.html

2020年2月27日 路網堵點隨意加碼，莫讓“土政策”擋了“菜籃子”的道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近日記者在幾地走訪發現，有的地方出臺“土政策”隨意加碼，農村地區封村堵路問題依然突出，即便手續齊全的運輸物資車輛也難進村，“司機現在都不敢去這些地方送貨了，怕堵”；部分地方活禽運輸車輛被嚴格限制移動，有的企業不得不揮淚活埋運不出的家禽，損失慘重。

有企業辛苦養殖的1萬頭豬到了出欄時運不出門；有企業埋掉了五六十萬只在養雞；有企業表示給養雞戶送飼料就像做賊壹樣……

三令五申之下，“土政策”隨意加碼問題居然還存在，為什麽？－－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2/27/696086.html

2020年2月27日 湖北把53噸捐贈蘿蔔倒垃圾站?當地迅速調查

初步調查結果如下：

1、關於“學校門口堆放南瓜”圖片的核查情況。

經核實，該圖片反映的是發生在24日下午沙市區江漢北路新五中學校門口的情況。

2、關於“某單位院內分發蔬菜”視頻的核查情況。

經核實，該視頻所拍攝的是市環衛公司院內分揀捐贈物資的場景。

3、關於“垃圾處理站傾倒整袋蘿蔔”視頻的核查情況。

經核實，荊州市共接收外地捐贈蘿蔔兩批，壹批為市紅十字會接收貴州某公司捐贈的蘿蔔17噸，已全部分發給荊州區和沙市區。分撥情況為荊州區10噸，沙市區7噸。－－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328

2020年3月7日 壹位武漢市民的憂慮:高價菜、房貸、花唄怎麽辦?

蔬菜必須要打包購買，四到五種蔬菜的組合，合計十斤左右，售價從40—95元不等，每天大約有三個組合的搭配，蔬菜品種每隔幾天會有些變化。

想吃頓肉已經顯得有些奢侈，因為鮮豬肉供應很不穩定，壹般要隔上幾天才有銷售。豬肉也不是論斤賣的，而是以五斤裝混搭在壹起打包賣，售價150元，品相極差，缺斤少兩也是再常見不過的事。

那天團購了5斤藕，售價35元，湖北盛產蓮藕，平時也就兩三塊壹斤頂天了。

但還是有無法忍受高菜價的社區居民，在每天早上7點前出去買菜。我們這裏白天是全封閉管理的，但晚上就沒人管了，工作人員早上7點才上班。在7點之前，街上會有人出來賣菜，新鮮又便宜，很多人會大清早出去買點新鮮的蔬菜。

也會有市民提出疑問：既然市場上就有新鮮又便宜的蔬菜，但為何通過社區團購的就又貴又賣相不好呢？

我們在電視裏看到了全國各地支援捐贈的各種防護物質及糧油肉蔬，但也只是在電視裏看到，我們所在的社區並沒有發放過免費蔬菜。

高價菜還要持續多久？

武漢封城已經40多天了。這註定是每壹個武漢人此生難忘的經歷。－－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808

2020年3月12日 菜太貴了!大批湖北孝感市民聚集抗議 官方回應

湖北孝感應城海山物業業主不滿價高質差的高價菜，通過個人關系聯系到平價愛心菜卻不讓進入小區，並叫來警察把業主帶走，引發壓制已久的民怨。大批業主聚集抗議，大喊社區書記下課，讓警察放人。

有網民表示，“積怨已久，壓迫已久，誰不惜命啊？我媽今天買了50元菜，4個番茄2個黃瓜5個洋蔥，壹小袋小白菜….我們已經吃了快兩個月了，那個100塊錢的肉有2斤，我媽拿起又放下，心酸的不行，這個縣城太腐敗了，我們老百姓只能被壓迫，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這種醜聞出來是遲早的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661

2020年3月12日 武漢用垃圾車送肉現場照引眾怒 居民:不敢吃了

3月11日下午，武漢青山區鋼都花園用環衛車運送平價肉壹事引發關註。

3月12日，紅星新聞從涉事的園林社區獲悉，發放出去的平價肉已全部收回並銷毀，“以前的菜和肉都是用愛心車、三輪車運送的。”

此前，網友曝光的照片顯示，在壹小區大門處的黃色墻體旁，壹輛車牌號為鄂A MB366的環衛車正在傾倒上百份包裝好的速凍肉。紅星新聞註意到，該環衛車車體並不幹凈，疑似有銹跡及汙垢。

多張現場圖片顯示，壹處居民區內，壹輛藍白色的垃圾運輸車正在卸冷凍肉，地上墊著尼龍布，車廂可見鐵銹痕跡。多名身穿熒光工作背心的工作人員在分揀尼龍布上的冷凍肉。

”起初我們還不信，後來照片、視頻越來越多。”上述居民稱，他曾詢問社區工作人員，對方回復肉類“消過毒”。其出示的群聊記錄證明了這壹說法。

“這個平價肉是按照‘壹斤10元，每戶3斤’的標準在社區售賣，我是買的前天（10日）的平價肉，有3斤，還沒吃。”127小區壹居民告訴紅星新聞，自事情爆出來後，他就將近日買的蔬菜、肉品和以往的剩余進行了分類，“就算不是壹天到的肉，我也不敢吃了，誰知道這肉幹不幹凈，是不是也是用垃圾車運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5623

@季業：疫情發軔以來就能看出，當醫療救助、物資調配，信息發布等通道淤塞不堪亂作壹團的時候，唯有言論審查-舉報-刪除-訓誡通道還是暢通、快速、高效的。這是他們硬件軟件全力打造、全面造勢、多年苦心經營的壹部國家機器。－－2020-03-03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博談〗壞消息皆內容違規

2020年3月13日 網友直擊：抗議高價菜後 大量警車開進湖北孝感應城抓人

3月12日晚，湖北孝感應城市海山物業業主通過個人關系購買平價菜，遭當地超市舉報，當局出動警察把業主帶走，引發大批業主聚集抗議。後來多個小區響應，民眾都出來抗議，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菜價、供應。

3月13日晚間，大量警車開進湖北孝感應城市香榭水岸小區，抓捕在前壹日抗議高價菜的民眾。從視頻中可以看到，許多閃著警燈的警車停在路邊，大量警察開進香榭水岸小區。

網友評論：

沈揚@63GuBXdgwq5leOY：不管當時他們承諾了什麽，都不會兌現。只會秋後算賬。－－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54268

妳們上級部門，應該體恤民情，應該多多關註我們的訴求，這不是我壹個人的呼聲，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我們不是鬧事，我們要生存，要吃飯，要喝水。妳們也要想壹下，站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的角度來想壹下問題。

哪個家庭沒得負擔哩？壹天到晚，喇叭在樓下喊，不要出門，不要出門，不要出門。不要出門到什麽時候呢？不要出門到什麽程度哩？什麽樣的條件不能出門？什麽樣的理由不能出門？壹天到黑都是胡子眉毛壹把抓，壹刀切。不能出門，反正就是不能出門。妳們要想到，妳們隔離的是病毒，不是隔離湖北人！把這點想到，想通，才能夠把妳們的文件精神貫徹下去。

再壹個，百事貴。我可以跟妳說嘞，瓜子15塊錢壹斤，妳買不買？肉32塊壹斤，妳買不買？黃瓜7塊錢壹斤，妳買不買？土豆7塊錢壹斤，妳買不買？包萊8塊錢壹斤，妳買不買？妳不買，妳要吃；妳買，妳要掏錢。妳沒工作，哪來的收入呢？哪個為我們想壹下子呢？－－方方: 借陸遊三個字：錯，錯，錯（3月16日）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6/9244360.html

中共常講要鏟除惡勢力，而什麽是＂惡勢力＂，哪些人哪些事屬＂惡勢力＂，標準由他們定。平時呢還看不到摸不著那些＂惡勢力＂，畢竟韭民的生活平凡無奇，清如淡水。自重慶王立軍投美使館案發生後，韭民也大都見識了所謂＂惡勢力＂的真相：權力內鬥和權力欺人。權力內鬥的事與韭民無關，權力欺人的事，卻天天在全國韭民們身上發生。武漢封城後的狀況更是如此，比土匪流氓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城管的打人，或強行搶奪小販的貨物，或進入店家自說自話搬走貨品；比如警察扣下幾卡車蔬果食品後不知所終的行為，比如分區分塊壟斷各住宅地菜籃子，刻意擡高價格；這類發國難財的惡事醜行，韭民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那麽誰在做？就是地方上的＂惡勢力＂，直白的說，就是地方上的政府部門！

2020年2月20日 前線女醫護急需衛生巾 然而 他們卻認為不重要

如果沒有對他人的生命價值有深刻的認知，只顧盲目談犧牲、歌頌犧牲，尤其是僅為了壹個抽象而宏大的概念，那麽犧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荒謬的、矛盾的、甚至是罪惡的。

這壹次疫情的重災區，據粗略估算，湖北省的壹線醫護人員之中，女性占了10萬人以上；而由於社會長期以來的職業角色分配以及定型，護士群體的女性比例更是達到90%以上。

抗疫最前線的工作中女性群體數量龐大，她們不僅需要大量的防護服、口罩、消毒用品等基本醫療物資，還有壹樣很重要的基本生活物品卻在分配的救援物資中被忽略了，那就是衛生巾。

但諷刺的是，由於某些官方機構認為衛生巾用品並不屬於抗疫的必要物資，所以這些物資在進入湖北，進入武漢、黃岡、孝感這些疫情較嚴重地區的時候，便無法走救災物資的綠色通道進入。

當有人開始反映月經可能伴隨的壹些不便的情況時，有些單位或者醫療機構的做法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他們會讓女性醫護人員服用黃體酮來推遲月經。

被忽視的衛生巾，不僅暴露性教育的缺乏，還有無所不在的“月經羞恥”

壹位武漢金銀潭醫院的護士接受采訪談及了自己每天的工作及心理情況，其中提到壹句話，她說，“然後我又處於生理期，肚子有點痛”。然而，就是這樣壹句話，卻在這段采訪復播之時被剪掉了。

前不久，還有壹次引起巨大爭議的事件，那就是甘肅省派出第三批援助湖北醫療隊時拍攝了壹期視頻，視頻裏是隊裏所有女性醫護人員都在鏡頭前被集體剃成了光頭的畫面。

盡管視頻裏有些醫護人員戴著口罩，但是我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眼神，也看到她們的淚水。

或許是輿論壓力比較大，甘肅醫療隊負責人後來出來解釋，稱這些女性醫護人員剃光頭是她們“自願”的，非被迫。

要知道，“自願”這個詞有時候邊界是很模糊的。

即便是自願，但是為什麽妳們要讓她們有這種選擇呢？

無法掌控自己頭發的人，也失去了完整的自由權利，為了表示壹種被規訓的狀態，服從整個集體以及機制的安排，剃發或者有壹種專有發型就變成了象征和體現。

當權力把罪惡擔當，當罪惡把恥辱埋葬，當恥辱淹沒了自尊，生命的茍且，便是壹種絕望。－－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166

8. 【兩位外國小哥試穿安心褲】在了解到湖北女醫護人員的工作狀態後，貝樂泰和夏波波，決定為女醫護們募集衛生巾，安心褲等物資，甚至試穿安心褲來體驗女性生理期。“女性的工作和困難，應該被我們看到，在前線的他們已經選擇了犧牲自己的個人安危，我們不應該讓他們流汗又流淚，請大家關註他們的需求。”－－2020-02-29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微視野〗備嘗世味方知淡泊之為真

 2020年2月24日 那些給女護士剃光頭叫好的看這裏

甘肅省婦聯宣傳部李部長今日（2月19日）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據其了解，女護士剃光頭“確實是自願的”。

可笑的是，這個醫療隊裏，唯壹還留著壹點頭發的，是個男護士：

為什麽男護士就可以留下頭發，女護士就壹定要剃禿瓢兒？

很顯然，這是某些頭頭，利用手中職權強迫的，目的不外乎兩點：踐踏別人的尊嚴獲得權力性滿足感；利用這個機會搞“出格“宣傳給自己撈政治資本。－－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4/2194155.html

1. @季業：焦點不必是這些被剃頭的醫護們是否自願，她們有可能是自願的。焦點應該是，我們的官方主流話語，長期以來在選取什麽、強化什麽、迎合什麽、又在遮蔽什麽；它們在滲透什麽樣的價值，要塑造壹個怎樣的社會。把人、人的性別和器官當做祭品強行感動，而培養出的真實普遍的社會心靈則是“她不過是個打針的”。－－2020-02-19 來源: 博談網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微博談〗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遺毒

2020年2月26日 “我每天想哭壹百次”:疫情令中國孕婦陷困境

婦產科護士和醫生已從他們的日常工作中抽調出來，被派往危機中心，壹千多家醫院最近被指定為治療新冠病毒患者的定點醫院。提供婦產科服務的小型社區醫院由於人手短缺而暫時關閉。

疫情暴發以來生下孩子的女性也描述了她們的孤獨，有時甚至是可怕的經歷，因為醫院普遍人手不足，只能提供有限的醫療幫助。新媽媽們不能讓她們的新生兒接種疫苗，因為整座城市、整個省的診所都已關閉。健康嬰兒的體檢被推後。

在武漢市這個疫情暴發中心，孕婦們面臨著要弄清楚去哪裏分娩的可怕前景。

武漢的壹個誌願者網絡正在努力幫助孕婦找到仍提供產前檢查和產後護理的醫院。這個網絡包括心理工作者和司機，他們正在為市內外的600多名孕婦和新媽媽做事情，為她們提供24小時服務，幫助應對緊急情況。

“每天很憂慮很擔心，擔心孩子會不會死在肚子裏，擔心早產活不下來，”黃女士在電話中說。“我們家又沒有經濟基礎，要透析要換腎……或者它有畸形，把它帶到這世界上來……”“每天都想很多很多，”她說。

有1774家醫院已被指定為感染新冠病毒孕婦的定點醫院。這些醫院是那些沒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婦要避免的醫院。

由於人手短缺，張女士原定的剖腹產手術推遲了壹天。手術後的第壹個夜裏，張女士說她的身體幾乎不能動彈。新生兒在哭，她想餵奶，但周圍沒有人幫助她。接連四個晚上，張女士說她幾乎完全是壹個人在應對。“我每天想哭壹百次，”她說。－－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197

易中天先生曾說以德治天下的我們，只產生偽君子。剛在臺上人前大說正能量者，轉身被第X奶揭發進秦城監獄了的情景，韭民們早怪不怪了。

把護士的美發剪掉成光頭，只怕又將成某壹個庸官的政績了；

把護士有關生理期的話剪刪掉，這操刀手心理的黑暗，只有武漢p4實驗室的黑洞可比；

讓孕婦驚恐萬狀憂慮萬千，從而導致心理與生理上的變化都將是壹個難以更改的罪過，這些笨伯官僚，怎配是人間父母？

好想在這些偽君子的額頭刺上＂人渣＂兩字。

2020年4月15日 護士不算壹線？武漢感染護士曝補助不公

4月14日，壹名網絡身份認證為“抗擊新型肺炎壹線護士、武漢協和醫院護士”的網友“草莓糖唐”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題為“疫情初期在收治過新冠肺炎病人的普通病房感染算不算在壹線被感染？”的文章。她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是武漢協和醫院第壹批被確診、鐘南山提到過的武漢協和醫院14名醫務人員之壹，1月19日核酸檢測呈陽性。

2月27日，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啟動壹項行動，為在湖北抗疫中感染或去世的醫護人員的子女提供補助。“草莓糖唐”據此提出申請補助，但院醫務處主任以“護士不屬於壹線”為由，不予蓋章批準。

“草莓糖唐”並不是遭遇這類事件的唯壹醫護人員，關於補助發放不公的情況也多有報導。

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人民醫院要求部分醫護人員退回疫情補助，要“現金退款”。

3月2日，有網友在微博公布陜西安康市中心醫院抗疫壹線補助登記表。圖片顯示院領導的補助金動輒近萬，而急診科普通醫護的補助低至300，有的援鄂人員的補助也才3000出頭。

3月7日，武漢市第五醫院發熱門診的壹名醫生向《新京報》爆料，該院不上壹線的領導和行政人員最多每月可得補助3200元，而在高壓環境下工作的壹線醫生只能拿到壹千多。－－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15/2214225.html

9.@李不白的微博：南開大學老校長張伯苓曾慨嘆：“中國社會的習慣是好人坐在屋裏嘆氣，壞人在外面的臺上唱戲。”－－2020-03-29 來源: 博談網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歷史〗僅僅是帶給親人們的屈辱就能把人壓死.html

網絡上流傳著這麽壹句話：＂真正可怕的不是對牛彈琴，而是壹群牛對著妳彈琴＂。

我們的現狀是：壹群豺狼虎豹，正在壹架名叫＂中共威權＂的鋼琴上向我們亂彈琴。

童大煥先生在2011年《中國，請停下妳的腳步》壹文中寫道：“中國喲，請妳慢些走，停下飛奔的腳步，等壹等妳的人民，等壹等妳的靈魂，等壹等妳的道德，等壹等妳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梁坍塌，不要讓道路成陷阱，不要讓房屋成危樓。慢點走，讓每壹位公民都順利平安地抵達終點，每壹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壹位公民都不被時代拋下！”

然而壹群如豺狼虎豹的中共，其實並沒有讓中國＂飛奔＂，只是靠著糟蹋自然資源，明搶暗奪民間資產，再靠吃子孫飯養胖餵肥了自己而已，過程中其醜惡的本性，吞噬了靈魂，踐踏了道德，泯滅了良知，使人禍災難壹次次重演。

2020年2月1日 在官方統計數字之外：他們死於"普通肺炎"？

2020年1月26日，劉梅壹家接到了壹張火化單。她的婆婆、73歲的老人在家中沒了呼吸，送去醫院搶救無效後死亡，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

壹名主任醫生說，壹般來說，雙肺CT呈毛玻璃狀病竈，基本可算作疑似，但只有被收治入院的患者才能統計為疑似，才有資格做核酸試紙檢查。

從目前的調查來看，患者主要有兩條路徑可以入院。壹是靠社區排隊：1月24日武漢社區分流政策實施後，病人需要拿著住院單入院——病患先去社區交CT、血常規報告，社區上報街道，再根據輕重緩急對接醫院的新開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試紙的定點醫院，48小時拿結果，確診後就不能被醫院拒收。

　　要走通這兩條路徑並不容易，每壹條都可能是無盡的等待。但對於重癥患者來說，每壹分鐘都可能是生與死的煎熬。

“醫生明確說了，父親是新型冠狀病毒，但因為沒有檢測盒無法確診。“孫晨告訴《財經》記者。

家在武漢的鐵路職工陳力的奶奶，也因為沒有病床，在漢口醫院的門診大廳坐了三天，最後沒有撐住，搶救無效去世。奶奶同樣沒有經過確診流程，也不計入統計數據。

武漢某定點醫院壹位醫生稱，該院收了600位重癥病人，但無壹確診。“缺試紙，但我們也搞不懂為什麽會缺。”

不少患者和醫生的困惑是：1.武漢衛健委在27號稱，原則上每天可檢測樣本近2000份，但為什麽總是缺少核酸試紙？2.做了檢測也無法第壹時間出具確診報告。

1月30日，武漢某定點醫院開始上報需要確診檢測的疑似病患人數，從科室、到醫院、到區再到市裏層層上報。該醫院壹位醫生表示，如果沒有確診就去世，不會被計算為確診死亡人數，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時，很多治愈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愈，還需要長期觀察。”上述醫生說。

截至發稿，記者逐壹撥打了武漢市定點醫院的電話，接通的7家醫院均表示“暫時沒有床位”。

兩個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加起來也就2000個病床，還不夠湖北省兩天的新增病例使用。

能找到床位的，都被稱作“幸運兒”。劉小青壹家有六人患病，只有三位住到了醫院，“更多是靠自己托關系、找渠道。”

2020年2月6日 1家3口被感染 7天內雙親離世:女孩 妳要堅強

在失去母親的第二天，劉雪告訴自己要堅強。 壹個星期內，在突然席卷而來的疫情中，她失去了雙親。1月25日晚11點多，父親去世，至死都沒有等到確診；2月1日，母親也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離開了她。

由於之前與父母密切接觸，劉雪本人也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現在她住進了醫院的隔離病房。“我已經住到醫院了，這也多虧了我爸媽，所以能不能抗過去，就看我自己了。”2月5日，劉雪很無奈地向21新健康記者說，父母走後，她才得到了重視。－－－－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845

2020年2月15日 世界冠軍家庭戰疫：曾為兒哭求床位 丈夫確診前病逝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這個家庭發生巨變：婆婆、丈夫、兒子先後被感染，裴佳雲也出現壹定癥狀，其中，居家隔離期間，丈夫不幸病逝。

口述| 賽艇世界冠軍 裴佳雲

1月28日晚上，老公覺得不舒服，有點發燒，接著婆婆也不舒服。

當時檢查是病毒性肺炎，婆婆老公兩個人都是，因為沒有核酸檢測的結果就不能住院，然後第二天開始居家隔離。

到2月1日，我就有點咳嗽了，就壹個人去醫院檢查，拍片和查血，接著醫院就通知我下午2點鐘，還有我老公，婆婆，三人去做核酸檢測。

那天兒子也去檢測了，他的結果是沒有感染，有點燒但不是病毒性感染。因為這樣，他就壹個人先走回家了。

當時婆婆和老公做完核酸檢測以後又做了CT拍片，拍片顯示是感染了，我看到我老公的單子上好像還寫了脂肪肝。

第二天早上8點鐘，我老公又開始很不舒服了，我就給社區打電話，對方說已幫我往上報了。晚上10點鐘的時候，我給120打電話，請求說只需要妳們把我老公送到門診去，哪怕只吸個氧氣、打個點滴什麽的都可以，對方答應了。淩晨兩點多的時候，我把他背上搞個熱水袋，餵他喝了壹杯水，我就回到我房間，打算過壹下子再來看看他，再過來看的時候他已走了，當時我很後悔我離開。

淩晨兩三點的樣子，120開出死亡證明，是說呼吸衰竭而亡。

2月3日，我又帶兒子去做CT，顯示已感染。

次日，兒子跟我說，媽媽，我跟爸爸癥狀壹樣了，我在出汗、拉肚子了。

6日晚上10點多鐘，兒子去了方艙醫院。從8日開始，到現在他不發燒了，咳嗽也少了，但胸還有點悶。

婆婆只有CT確診感染了，核酸檢測沒拿到，但2月13日下午3點左右，120就直接把她接到火神山醫院去了。

我現在還是在隔離點，體溫37度，是正常範圍區間。沒覺得無力了，咳嗽少了，有痰，其他的沒什麽，只是偶爾內心有壹點點不舒服。

2020年2月18日 武漢女護士殉職 全家都感染 父母弟弟相繼過世

柳帆，女，59歲，副主任護師,生前在武漢市武昌醫院舉辦的梨園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註射室從事護理工作。2020年2月2日前壹直正常在崗值班。2月3日至2月5日輪休三天。2月6日早上7點，柳帆同誌給科室護士長打電話訴身體不適，有發熱癥狀，護士長當即安排她到武漢市武昌醫院西院區進行全面檢查；2月7日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當日立即入院治療，在住院期間，醫院盡全力進行救治，但由於基礎性疾病較多，病情呈進行性加重，2020年2月14日18時30分經搶救無效逝世。在她去世前，其父母和弟弟也先後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丈夫和女兒目前正在隔離觀察中，尚未發現感染新冠肺炎。

微博用戶“李不白的備用號”發了壹條微博：記住她的名字，不能讓她默默地走。這條微博下貼了壹張朋友圈截圖：

隨後，這張截圖在網絡上被熱傳。“李不白的備用號”發的這條微博，在8個小時候之後，被“綿陽網警巡查執法”判定為謠言。在辟謠微博中，“綿陽網警巡查執法”寫道：

事實上，在武漢市武昌醫院確實有這麽壹名叫柳凡（音）的醫生（再次電話求證，柳醫生為武昌醫院梨園院區醫生，也確實因感染肺炎離開），不過未出現過以下朋友圈截圖所說的情況，其父母情況也從未在網上曝光，該朋友圈截圖曾被多次辟謠，但是被人再次造謠、傳謠之後，仍然有數不清的網友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充滿憤慨的進行轉發擴散。

在“綿陽網警巡查執法”辟謠微博發布1小時後，武漢市武昌醫院通過官博發布了關於柳帆同誌逝世的相關說明。

知名大V“急診科女超人於鶯”在微博中表示：

柳帆是退休後去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昨夜微信朋友圈好多人為她哭泣。

於鶯表示，她的信息來自柳帆醫院的醫生。有網友留言：綿陽警察說造謠。於鶯回復道：我選擇相信武漢的大夫的話。－－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805

2020年2月19日 導演壹家4口感染病毒“無床位”活活熬死 遺書曝光

有消息稱，柳帆是已經病逝的湖北導演常凱的姐姐。常凱在遺書披露，他全家感染武漢肺炎，輾轉多家醫院哀求哭拜遭拒收，最後在家活活熬死。

常凱壹家四口的死訊最先由壹位署名"天天"的網民在微信曝光："請記住壹個護士的名字：柳凡。她是武昌醫院註射室的護士，大年初二還在上班，當時沒有防護服，基本裸奔，結果全家感染，父母過世。"

湖北電影制片廠於2月16日發訃告說，該廠"音像部"對外聯絡部主任常凱因感染新冠肺炎，於14日清晨去世。

當日下午，常凱居住在別處的姐姐也因染疫離世。常凱的父親於1月25日（大年初壹）出現染病，前往醫院均告無床位，回家自救，父親在家撒手人寰後，其母在4日送院，不久染病去世。17天內，壹家4口相繼死亡。

2月13日，退休人員馬女士對《自由亞洲》說，近壹個月來，武漢協和醫院、中心醫院等多所醫院，很多醫務人員感染，有些是副教授，有些是主任，他們感染了肺炎，有好幾個都去世了，因此需要外省支援。

她說，應該說他們的醫療條件都是很好吧，但都救治無效而身亡，那麼普通的民眾呢？他們能得到這樣的救治嗎？

常凱遺書

除夕之夜，遵從政令，撤單豪華酒店年夜宴。自己勉為其難將就掌勺，雙親高堂及內人歡聚壹堂，其樂融觸。

殊不知，噩夢降臨，大年初壹，老爺子發燒咳嗽，呼吸困難，送至多家醫院就治，均告無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還是壹床難求。

失望之及，回家自救，床前盡孝，寥寥數日，回天乏術，老父含恨撒手人寰，多重打擊之下，慈母身心疲憊，免疫力盡失，亦遭烈性感染，隨老父而去。

床前服侍雙親數日，無情冠狀病毒也吞噬了愛妻和我的軀體。輾轉諸家醫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輕，床位難覓，直至病入膏肓，錯失醫治良機，奄奄氣息之中，廣告親朋好友及遠在英倫吾兒：我壹生為子盡孝，為父盡責，為夫愛妻，為人盡誠！

永別了！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url=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cpdope/20200224/1282422.html]

喪親之痛，是需要傾訴和哭泣來緩解的。這是疏導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幾天，讀到壹篇文章，看到很多網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傾訴心情，把那裏當成了壹個哭墻。這不單純是為了紀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傾吐心聲的網友們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掃尾階段，距清明節還有壹小段時間，我們完全可以建立壹個類似“哭墻”的網站，比方“哭網”。讓喪親的人們有壹處地方，在那裏掛上自己親人的照片，為之點上蠟燭，去哭上壹場。其實，哭的人，又何止是他們的家人朋友？整個武漢人都需要壹場大哭。人們可以通過這個“哭網”，哭親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傾吐內心的悲傷，也寄托個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靈的音樂，當然更好。或許痛哭過後哀嚎過後，心情可以舒緩很多。疫情結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數，在這壹切未確定之時，無數的個人悲傷，郁結成塊，或許會成壹個難解的題。不如，開辟壹個空間，讓大家同哭壹場吧。－－2020-03-14 來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開辟壹個空間 讓我們同哭壹場吧。

2020年2月20日 武漢網友泣訴：父親沒死就被裝屍袋擡走

近日，壹名武漢網友在社群貼文提到，醫生要他幫忙去擡剛過世的父親，沒想到，他進病房觸摸父親的小腿，發現"還是熱的"，他連忙喊了聲爸爸，而他父親此時竟睜眼像是想要說話。

醫生見狀大為驚駭，立刻喝斥要他出去，並將他父親全身剝光裝到屍袋中，連他要求給父親穿上衣服都不許，同時院方要他馬上打電話給殯儀館，壹小時內車就來了，死亡證明也已開好。

該網友說，這時，壹個32歲的年輕病人被推了進來，就是要接他父親原來的床位。

2020年2月25日 武漢悲歌：新冠患者痊愈後得知全家離世 悲痛自殺

有武漢網友在海外渠道透露說，武漢市近期發生壹起淒涼慘案，壹名武漢肺炎重癥病人在院方宣布痊愈出院後，發現家人在自己住院期間已經全數離世，絕望之中選擇了自殺。有民眾拍攝下了該名男子在高樓頂上吊身亡的視頻，稱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但是，壹根名為“正能量”大棒卻不時掛在發泄者的頭上。這是非常名正言順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並高舉。如果，妳哭了妳傾訴了，妳就是在制造恐慌，妳就是在破壞抗疫，妳就是負能量。消滅負能量，是正能量義不容辭的事。唉，人世間的事，如果這樣簡單地理解和判斷，那才真的是白白來到了人世間。正能量如果以這樣無知無畏的面目出現，它的“正”又在哪裏？誰說哭過了和發泄過了，就不能站起來繼續往前走？－－2020-03-03 來源: 作家方方 讓後人知道 武漢人經歷過什麽

2020年3月4日 武漢不斷有市民跳樓 中共稱生活比蜜甜挨轟

繼3日網上傳出武漢漢陽壹對孤寡老人攜手跳樓的視頻後，3月4日，網上又傳出多個跳樓自殺的視頻。

另壹段視頻顯示有兩人壹同跳樓，據稱是壹對母子。旁邊壹名婦女大聲地哭泣，哭聲在小區裏回蕩，猶似地獄！

壹個武漢女網友的微博長帖在網絡上熱傳。她的母親患有白血病，因為疫情爆發，得不到救治，在極度痛苦中死去。去世前，她的母親“不停哀求我找點藥給她吃能加速死亡，後來拿了水果刀想割腕”，她都沒辦法阻止，因為太痛苦了。

北京居民薛扶民更是通過互聯網實名舉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指其主導出版《大國戰疫》壹書，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我們的日子過得比蜜甜》，罔顧人倫與基本良知，應追究其政治責任。

對生命的去或留，選擇權在自己。我們無法挑選自己生命的來路，當然可以挑選自己生命完結的時間。但人非草木，焉能無情；只有到了無可留戀、痛不欲生時，才有此下策。

對這樣的絕別者我們同情，為之掬上我們的悲哀和痛惜；然後我們會深思：什麽原因，什麽事，什麽人，逼使他們走上了絕路？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鮮活的人。

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從三年大饑荒到文革，從非典到這次的武漢肺炎瘟疫，我們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於非命的，早已遠超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事到如今，難道我們不應該向當局大聲提出責問：這是為什麽！？

2020年3月13日 網友直擊：湖北黃岡壹青年倒地不起無人敢扶

推特網友“湖北難民高飛”發視頻披露湖北黃岡有青年突然在街頭倒地：“這裏有個人倒在這了沒人扶，都不敢過去扶，·····＂

 2020年3月21日 “我實在熬不動了” 四川女身綁7歲女兒跳江

3月20日下午，在四川南充城區白塔大橋下面的嘉陵江裏，有人發現了壹對母女的遺體，隨後被打撈上岸。現場壹段視頻的畫外音說到：“天吶，好可憐哦，這個女娃兒把她女子壹起綁在身上……”－－“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1/2204591.html

2020年3月21日 網友直擊：家人都沒了 武漢再有人跳樓自殺

3月21日，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當天晚上在武漢武昌區北中路春天小區，有人跳樓自殺。據悉，跳樓者的家人在這次瘟疫中全都死了，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和希望。

沒有人會指責妳們的選擇，但我會詛咒讓妳們產生有此選擇的罪人；在惡人無處不在，卻又無處可尋之際，我除了以詛咒牠們來作為給妳們的安慰，我還想做的，就是用真相揭露並敲擊牠們醜陋的靈魂；假如牠們還有靈魂的話！

2020年3月23日 網友直擊：湖北襄陽有人因感染“中共病毒”及生活壓力跳江自殺

3月23日，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3月22日早上，湖北襄陽臥龍大橋南頭，有壹位男子，因為感染“中共病毒”，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及其生活壓力，跳江自殺。

這是畫家劉星雄根據真實故事創作的布面油畫創作稿壹壹《家•國悲慟》 武漢有壹個三口小家庭，夫妻倆帶著壹個剛過三歲的女兒，過著幸福的生活。可愛的女兒，漂亮活潑，街坊四鄰都非常的喜歡。可是罪惡的新冠肺炎卻向這三口之家伸出了魔爪。 先是女兒的爸爸走了，擔架將蒙著白布的爸爸擡出家，不明就裏的小女孩哭著，追著要爸爸…… 過了幾天，她的媽媽也走了，當擡著媽媽的擔架出家門時，小女孩明白了。 她掙紮著叫著：媽媽，我要和妳壹起走，不要扔下我。 又過了幾天，這個可愛的孩子也走了。 醫護人員看見孩子的小手緊緊的攥著壹張照片，那是她剛滿三歲時和爸爸媽媽的全家照。 此情此景，這些看慣了死亡的醫護人員全部號啕大哭起來。周智深：這個春天，我本以為自己不再淚流，剛看到這幅畫，還是好難過，止不住流眼淚。－－ 來源: 博談網作者: 金鳴〖兲朝浮世繪〗多難不能興邦 多難只會穿幫

 2020年3月28日 湖北火車站驚傳出現壹重癥病人

日前有湖北民眾發布視頻披露，當地仍存在疫情，並非像當局所說的“歸零”。大陸網友3月28日發布的視頻顯示，壹名男子在湖北省荊州天門縣天門南站前表示，“又出現壹例重癥病人，請大家註意安全，這幾天不要出門。”

2020年3月29日 【網友直擊】大連街頭有人倒地不起 沒人敢靠近

網友發推：大連街頭，橫穿馬路，走到馬路中間倒地不起，沒人敢靠近。正值壯年的人何種原因突然倒地，新聞也不會報導，大家各種揣摩吧。

8.【武漢殯葬工自述：疫情下小人物的生死劫】有壹戶八歲的孩子死了，母親仍抱著他，不讓他走，我們從她手裏奪了過來。她陰沈著臉不說話，走了幾級樓梯，才聽見嚎淘大哭，嚷我替彩寶死；有壹戶人家，我們前後去了四次，每隔壹二天上門壹次，直至家裏沒人。－－2020-04-01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估計戰狼大使又瘋了

2.@RealHaonian：實際數字：全國米倉無為縣當時人口140萬，餓死70萬，整整壹半。副省長張愷凡在無為縣開倉放糧，被毛澤東公開指為壞人，被判二十年，腳鐐手銬亦20年。此為張愷凡於80年親口告訴於我。－－〖微歷史〗這條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

2020-04-02 來源: 博談網 

－－被匪首毛澤東說是＂壞人＂的，那什麽樣子的人才能被他們說是＂好人＂，我的心不禁顫栗了起來。

2020年4月5日 網友直擊：四川達州市又出現隨地倒 路人不敢靠近

4月5日，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四川達州市大街上壹名中年男子倒臥在人行道上，因懼怕是中共肺炎病人，行人都不敢靠近。

2020年4月8日 武漢解封首日 街頭再現恐怖壹幕

此前中共壹直強調無癥狀感染者隱患。但多個消息顯示，有癥狀感染者也被大量隱瞞。解封首日，網上傳出視頻指，武漢數碼港街頭，有人突然倒地不起。

有當地專家稱，武漢現有無癥狀感染者"壹兩萬"。但根據港媒披露的中共內部數據，早在2月底，武漢至少已有4.3萬無癥狀感染者。海外專家的研究結果則顯示，無癥狀感染者在所有感染者中占比高達40%-60%。而早在武漢1月封城時，英國專家就估計城內至少10萬人感染。－－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08/2211500.html

2020年4月15日 網友直擊：廣州天馬服裝批發市場門口出現隨地倒 廣州危急？

4月15日，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在廣州天馬服裝批發市場門口，有壹個人倒臥在人行道上，4個身著防護服的救護人員在進行救治，邊上停著壹輛救護車。

2020年4月16日 網友直擊：哈爾濱出現隨地倒 二次爆發出現了

4月16日，網友發布視頻，顯示在哈爾濱楓藍國際小區出現了隨地倒，而在同壹天，哈爾濱多個小區又重新開始實施封閉管理。哈爾濱中共病毒疫情二次爆發恐怕已經發生了。

2020年4月17日 網友直擊：河北邯鄲街頭出現隨地倒 疫情再次爆發？

河北省邯鄲市有壹名男子仰臥在大馬路邊的人行道上，幾個小時過去了，壹動不動。

2020年4月30日 慘案繼續！武漢東湖嶺社區有人上吊自殺

4月30日，武漢市東湖高新左嶺社區壹老年婦女上吊自殺，這壹慘案發生在武漢解除封城的3個星期之後。而在武漢解除封城的第二天，4月9日，同是在左嶺社區，有壹個人跳樓自殺身亡。－－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73354

4. @gaiyuyin：壹直不太相信這個數字，認為太恐怖可能誇大了，於是自己去搜中國官方信息，還真找到了，壹點沒有誇大。400個全家死絕僅剩兒童的，那麽中國的真實死亡數字應該是多少？真是細絲極恐啊！－－2020-04-17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美國還真查了去年流感樣品

在這罪惡密布的蒼穹下，流淚者還在流淚，哭泣者還在哭泣；但那些導致流淚和哭泣的兇犯們，卻已在論功行賞，把酒言歡了。他們壟斷了筆桿子，撐控著刀把子，借此肆無忌憚地淩駕於流淚者和哭泣者頭上奴役著他們，離間著他們，撲殺著他們；那清澈的淚水，早已無法映現惡者的醜陋靈魂，那悲悽的哭聲，也早已無力震撼罪者的無恥欲念；因此我要大聲疾呼：不再流淚了停止哭泣吧，用雙手撕開每壹顆淚珠背後淹沒的假象，用吼聲揪出每壹聲哭泣背後隱藏的惡魔，再用我們的牙齒，把他們碎屍萬段!

2020年2月15日 駭人！武漢病毒治愈者再復發 官方內部通報無法根治

中共廣西南寧的壹份內部通報顯示，肺炎病毒不斷變異，無法根治，而且會有後遺癥。

2月15日，網絡瘋傳的微信截圖顯示，余姚首例治愈出院者再復發，且炎癥加重，壹個叫錦繡家園的小區壹名碩士生患者，也再次復發住院。

有網友總結說：病毒已經立於不敗的幾大要點：1，無病癥攜帶，潛伏期超長2，試劑測不準3，CT只能測出病變，測不出尚無病變的病毒攜帶者4，治好了還復發，復發了還傳染5，已經發現變種，同樣致命以上所有特點，都不是隔離可以解決的！

據第壹財經報導，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國家科學評論》發表了壹篇論文，證實研究人員在分析廣東省壹些家庭感染病例後，發現病毒在家庭中傳播時，胺基酸已發生改變。但不確定毒性是否增強。

曾經以撰寫《生物武器法》而聞名的哈佛博士博伊爾（Francis Boyle）在接受采訪中透露，如今武漢疫情正以大流行的方式爆發，確實是壹種"進攻性生物武器"。－－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3945

2020年2月21日 成都治愈新冠病例復檢陽性 專家:不屬於復發

2月21日，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發布通報稱：2月19日，成都市錦江區望江錦園壹治愈出院後居家隔離康復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接受有關機構復檢核酸陽性。通報稱，2月10日，按照國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該患者符合相關出院指征要求，準予出院，出院醫囑繼續居家隔離康復14天，定期接受隨訪和復診。19日復檢陽性後，患者現已收入成都市公衛中心進壹步復核。

1.湖北恩施：確診1例38天超長潛伏期無癥狀病例

2.四川成都：壹治愈者出院10日後復檢出核酸陽性

3.壹女子核酸陰湖南常德性出院後又確診

4.山東莒南：隔離期兩次陰性後出院，10天後查出陽性

5.浙江舟山：壹男子痰咽檢測陰性，糞便為陽性

6.江西九江：女子武漢回鄉21天後確診，無發熱癥狀，前三次檢測呈陰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84

記得去年底武漢肺炎剛發現時，也有個關於病情的＂鑒定標準＂，是必得與華南市場有接觸史的；現已知僅憑這壹條，有多少患者錯失了就診的良機，然而至今無人為這個荒唐愚蠢的＂標準＂擔責，似乎壹夜之間那些個定＂標準＂的，都已化作鬼魂飄入地獄中去了壹般，－－我倒真心希望這是真的，讓這些個＂官樣病毒＂少害壹些人。

不料想現在又弄了壹個＂出院指征＂。那麽，同為武漢肺炎患者，壹位是老者，壹位是壯年，還有壹位是小學生，這＂指征＂是否區分了不同，還是又壹個籠統的壹刀切？

但我要大聲疾呼：這是謀殺！

韭民得不得武漢肺炎不要怕，有標準；得了武漢肺炎後治不治好沒關系，也有標準。為了＂政治正確＂，掌控不了武漢肺炎疫情轉而掌控數字，中共這壹荒唐愚蠢草菅人命的做法，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到了：中共的反人類罪，比納粹更可惡百倍！

 2020年2月25日 廣州13名痊愈者再確診 專家：難以判斷“治愈”

據報導，中共廣州市政府25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病中心ICU主任李粵平指出，在出院病例的追蹤過程中，發現有13人呈現“陽性”，不過，事後有對104名密切接觸者進行檢測，結果全是陰性，且這13名患者沒有出現癥狀再次加重的情形，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癥狀了”。

近期，中共多地出現已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再次被確診的情況。

“新浪財經”記者部主任曹山石，2月20日在推特上發布了“武漢洪山區大華社區”的疫情通報。該社區2月20日“新增2例確診，1例疑似，皆為前期治愈解除人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5/2194724.html

2020年2月29日 廣東14%出院患者復檢陽性 專家:可能仍具傳染性

2月27日，已經出院19天的徐州居民王先生核酸檢測呈陽性，被再次收入定點醫院醫學觀察。王先生回家當天，社區鄰居為他舉行了歡迎回家的儀式。如今，8名密切接觸者也轉移至集中隔離點觀察，王先生居住的單元樓65人進行居家隔離。

2月以來，成都、武漢和廣東各地也出現了出院患者復檢呈陽性的病例。其中，廣東省14%出院患者存在復檢陽性現象。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醫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童德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出院標準中寫的癥狀明顯好轉，滲出性病變明顯改善，並不等於完全沒癥狀，有患者還有壹些輕微的呼吸道癥狀比如咳嗽，滲出性病變可能仍有存在，只是較前有明顯改善也可以出院，大部分病人在出院以後會自行痊愈。”

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在2月25日舉行發布會，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鐵表示，“部分出院患者的肺部炎癥在吸收過程中，不能說是臨床意義的痊愈，這種情況可能間歇性存在排毒現象。”但是仍出現了出院患者經過隔離期後，復檢結果陽性的情況。宋鐵強調，如果患者在出院後出現復檢陽性，“肯定就是傳染源，在防控方面要按照傳染源來管理。”

目前，新冠肺炎患者的確診和出院的決策，在壹定程度上依賴於核酸檢測的結果。但是由於核酸試劑的準確性，采樣技術和樣本獲得限制等原因，限制了核酸檢測的準確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622

2020年3月4日 武漢壹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後發病 呼吸道阻塞猝死

3月4日，武漢硚口區的梅女士向澎湃新聞反映稱，自己的丈夫李亮，今年36歲，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經治療，2月26日從方艙醫院出院，到指定得酒店康復點隔離，3月2日突然在康復點發病，送醫後不治。直接死亡原因為新冠肺炎，引起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道阻塞猝死、呼吸循環衰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361

2020年3月21日 武漢壹家三口全部復陽 專家:可能存在“假治愈”情況

“我在門診遇到了壹家三口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全部‘復陽’的病例，且這壹家三口中的壹位70歲的老人病情較之前反而更加嚴重了。”來自武漢的壹位壹線醫生向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反映。

浙江第壹批援鄂醫療隊醫療總組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壹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喻成波也告訴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他也遇見過壹些治愈出院後又“復陽”的病例。

喻成波介紹，按照多數病毒的感染規律來說，如果徹底在體內清除的話，近期壹般是不會“復陽”的，所以目前所謂“復陽”的病人應該是沒有真正的臨床治愈，因為病毒在下呼吸道可能還存在，但是本身核酸檢測取樣時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取樣差異的情況。－－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7038

武漢肺炎瘟疫不姓黨，數字可以姓黨；武漢肺炎瘟疫可以全世界流竄，在中國卻全在黨媒體的掌握之中；武漢肺炎瘟疫的存在與消亡，全世界用壹個個真實的生命在證明，在中國，中共黨似乎掐住了武漢肺炎瘟疫的命門，說有就有說無既無，說哪裏有就哪裏有說哪裏無既哪裏無。

這現象似乎在證明：中共黨是武漢肺炎瘟疫的同謀，武漢肺炎瘟疫是中共黨的同夥！

2020年2月15日 搞形式主義,忘了根本?復工後4家公司發生聚集性感染

14日早間，壹份落款為大足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的緊急通知在網絡流傳，該通知稱2月10日巴南區攀鋼重慶鈦業公司“由於復工後未嚴格按照市疫情管控要求進行管理，發生壹起聚集性疫情嚴重事件，該公司2例確診，1例無癥狀陽性感染者，造成131人密切接觸”。

蘇州壹企業開工員工身體不適、200多人隔離

海螺水泥廠廠長和壹員工確診感染！2月8日，來自婁底漣源海螺水泥廠員工秦某某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例，被雙峰縣人民醫院隔離收治。隔離前，秦某某曾多次參加家庭聚餐，最終導致身邊父母、妻子、兒子等5個家庭的10位家屬感染確診住院治療，141名密切接觸者被集中隔離觀察。

2020年2月8日上午，山西某電廠發現壹例新型冠狀病感染肺炎疑似病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245

2020年2月21日 中國復工，人社部表示企業員工感染不算工傷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星期五（2月21日）表示，企業員工在工作期間感染新冠病毒不算工傷。

復工的推進並不意味著病毒的徹底消失。據北京衛健委公布的數據，截止2月20日午夜，北京總共確診396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為114例。星期五《財新網》報道，北京西門子大廈壹名租戶公司員工確診感染，確診前他曾在2月2日在大廈園區短暫停留，西門子中國在2月17日復工。－－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1/big5/2193133.html

2020年2月24日 爆發!剛復工12家企業33人被傳染!514人隔離

2月16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舉行第二十二場新聞發布會。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介紹，壹返京人員確診後，已經導致其所在單位幾十人隔離。

廣州天盈廣場（寫字樓）壹名職工確定為新冠肺炎，其所在公司全體職工已經開始隔離停止辦工，相關部門對該樓層及單位進行全面消毒。（1人確診，公司全員隔離）

山東濟南銀座商城燕山店發現多起關聯病例，該單位主體責任不落實，未按要求測量體溫，壹病例發病後竟然連續12天帶病上班未被發現，每天違規召開晨會，造成人員密集，通風和隔離措施不到位，還存在不配合提供密切接觸者名單等問題。（1例確診，5人傳染，門店員工及家屬現在大多被隔離觀察，銀卒商城燕山店閉店）

赤峰某發電廠確診壹例新冠肺炎，正在排查密切接觸者。（1人確診，5人隔離）

山西某電廠發現1例疑似病例 26人密切接觸，廠區、居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1人確診，1人隔離治療，26人密切接觸，1人疑似，3人在家中隔離）

湖南婁底壹水泥廠2人確診，並傳染10個人（2人確診，10人感染，141名密切接觸者隔離觀察）

深圳華潤萬家壹員工確診，9名密切接觸者已集中隔離觀察。該員工曾前往江西（1人確診，9人隔離）

珠海壹小區保安從湖北回來後28天確診，妻子被感染，目前小區住房被隔離。（1人確診，1人感染，對其居住和工作過的小區實行封閉，全部住戶強制隔離14天。）

齊齊哈爾建華區運建園小區聖水湖老年公寓發生聚集性疫情，已有多人確診，目前聖水湖老年公寓已關閉，疾控人員對老年公寓進行全面徹底消毒。政府有關部門正全力采取措施，對密切接觸者進行全面排查。（2人確診 46人隔離 ）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壹水泥廠員工被確診（確診1人）

福建將樂壹水泥廠客車司機確診（ 1人確診 152人隔離）－－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57

 2020年2月25日 中南海"豪賭"復工 各地狀況頻出

網上傳出消息，多地復工失敗，民眾再次回爐，前功盡棄，災難加劇。

2月25日，推特上壹則視頻顯示，大批農民工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露宿街頭。

視頻有人解釋說：大家都看看，這都是上海廠，都是套路都是坑，來了也進不了廠，錢也花完了，口罩也用完了，家也回不了。上海的廠都不要來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5/2194744.html

2020年2月26日 北京暫停兩會卻催復工 企業老板狂訴苦

疑為全面復工鋪路，21日至24日共6省下調疫情警報等級，分別為甘肅、遼寧、貴州、雲南、廣東、山西。

近期，中共頻繁動員催促復工復產。習近平指示，疫情低風險地區要“全面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他稱，中國約有壹半的縣沒有冠狀病毒病例。

原大陸人權律師陳建剛對記者表示：“為什麽中共推遲會議，怕感染、怕得病，但讓老百姓趕快幹活，在經濟指標上能夠好看壹些？這說明中國有嚴格的階級的劃分。人民也就是韭菜罷了，而中共的官員，他們的命要比普通百姓的命重要。”

復工難 工人返工不到壹半，為完成用電量指標 疑被逼機器空轉，在沒有員工、沒有原材料的情況下，企業老板被逼無奈，只好開機器空轉。－－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6/2195499.html

2020年2月28日 駐京壹單位發生聚集性疫情，11人確診178人隔離

2月26日，北京市新增10名確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記者從昨日召開的北京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獲悉，這10個病例與24日新增的1例病例是壹起聚集性疫情，發生在駐京壹事業單位，感染源來自河北邯鄲。目前，密切接觸者178人已采取隔離措施。－－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2/28/696322.html

2020年3月2日 大陸復工現降薪潮 員工抱怨基本工資也拿不到

大陸媒體3月2日報導，壹位剛剛接到降薪通知的職員表示，“覺得很無語，但是轉身想起房貸，又不敢輕易辭職。

“花生好車”是壹家分期購車平臺，其員工近日表示，公司強制執行降薪，壹個月只能拿到1000多，而技術部門80%員工待崗。公司方面表示確有此事。

教育創業公司“松鼠AI”復工後全員發放35%工資，持續5個月，最核心高管零工資。

諾亞財富集團是大陸知名的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該集團2月17日復工後宣布，在疫情期間所有員工每月有5個工作日無薪休假，這意味著員工每個月少拿近四分之壹的薪水。

近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調查發現，如果疫情持續半年以上，大陸中小企業90%很可能停業或破產；從公司現金流來看，目前35.96%的企業只能維持壹個月，31.92%的企業能維持兩個月，17.03%的企業可以維持三個月，能維持六個月及以上的企業只有9.27%。－－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2/2197121.html

9. @茨岡女神：我問鐘點工：為啥抄作業的聲音不見了？鐘點工說：都開始給老百姓發錢了，咋抄？（@俊傑2015：世界最不發達國家緬甸的政府每個月給停工工人發750塊錢人民幣。希望公眾理解。）－－2020-03-27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博談〗武漢肺炎就是壹次警鐘.html

2020年3月3日 冒險復工拿命換錢?懂的人看完都是無奈和心酸

2月5日，京廣鐵路，湖北湖南交接處，有鐵警發現兩名男子，背著大包小包走在鐵路上。鐵警上前詢問才知道，這兩人來自湖北，此次出行時為了趕去深圳上班。由於湖北省各種交通工具已經停運，他們決定步行抵達湖南再乘車去深圳。被發現時已經整整走了7小時。

更心酸的是，鐵警聽完他們的經歷和打算之後，才發現他們方向走反了。

壹位記者問壹位回京復工的小夥子：“路上可能感染，為何還急著回來？”

小夥子羞澀地說了壹句：“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才2%，不開工的致死率是100%，再不上班，我就要餓死了。

想起知乎上的壹句話：

這次疫情受委屈最大的，其實是沒什麽聲音的人。妳跟他們講隔離防疫，但妳沒法幫他們交房租水電、壹日三餐。

河南焦作壹位48歲男子，在壹次體檢中，被查出患有冠心病，醫生表示需要手術治療，費用大概10余萬。家人為其辦理了住院手續，可是他卻默默地離開了醫院。當家人找到他時，他已經選擇輕生離世。

有壹天夜裏，急診室沖進來兩位農民工，壹位用左手緊緊握住右手，鮮血直下。壹位拿著酒瓶，瓶裏泡著半截手指。

不用說，手指斷了。

醫生說：現在接還來得及，以後手指功能基本不受影響。

他問：要多少錢？

醫生說：三千左右吧。

他楞了壹下，說：那如果截掉呢？

醫生說：三百。

他果斷地說：截吧，不要了。

醫生倒吸壹口涼氣。

“貧窮限制的不只是想象力，還有人生的選擇權。弱者無選擇，這是人生最殘酷的事。”

最壞的生活，是沒有選擇權的生活。－－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120

9. @h1300062810：加拿大總理說：“此時此刻，我們唯壹的工作就是確保每個國人冰箱裏始終有食物，確保每個人有房子可以住，負擔得起需要藥物，銀行裏有錢付賬單，而不是為了錢冒險出去工作。至於工作沒了？貸款交不上了？這些事由政府來幫妳。”疫情當前，加拿大發布了820億援助計劃，相當於GDP 3%。真正取之於民用之於民。－－2020-03-21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難道以為那邊的數字是真的

 2020年3月3日 公安上門強制開工：感染了換壹批人接著幹

大陸多個壹線城市，如北京、廣州、杭州、深圳、上海、重慶等，在復工後幾日便被媒體曝光出現群聚感染危機。

家住上海的張先生表示："不開工，現在中國經濟已經是非常差非常差了，如果再繼續不開工，這個政權就沒有了。我們國家有6千多萬公務員要靠老百姓養活。"

"這些臺商就不情願，現在讓我開工，萬壹發生群體感染怎麽辦？（公安：）‘感染怕什麽？感染，這批人圈起來，另外壹批人繼續開工。人多的是！’公安是什麽邏輯？共產黨的邏輯是什麽東西？要麽就是餓死，要麽就被病毒拖死。"張先生的女兒說。－－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3/2197604.html

網上有壹位博主叫余勝海的，寫下了這麽壹段話：什麽是正道，邪惡？壹位作家說：油價走到世界最貴；樓市走到天下第壹；行政走到亂象叢生；司法走到黑不見底；經濟走到壟斷暴利；教育走到誤人子弟；醫療走到謀財害命；稅收走到劫貧濟富；財政走到福利全無；權貴走到美藉綠卡；環境走到全國霧霾；食品走到無比惡毒；科技走到山寨抄襲；如果這是正道，誰能告訴我邪惡是什麽？

2020年3月3日 中國復工率增加？數據造假 大量企業“被復工”

復工不等於復產

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月25日，大中型企業復工率達79%，中小型企業復工率則為32.8%。

豐田汽車發言人Aaron Fowles在郵件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在華所有四家工廠已開始生產，其中三家只能以單班制運行，另壹家部分生產以雙班制運行，之前曾表示企業在安全妥當之後，才會恢復正常運轉。

2月中旬對150多家美國在華企業的調查中，只有約18％的受訪企業表示將在本月底前恢復正常運轉，另有28％的受訪企業預計會在3月底之前恢復正常。

以自動化產線為主的富士康則陷入用工荒。壹位深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主管表示，截至2月28日，園區的復工率是30%，“生產線基本處於半開工狀態。”

地方假復工花樣：用電量數據造假和“被復工”

2月29日起，中央層面檢查組以街道用電量來考核復工率，合格指標是2月29日（0時到24時）企業用電量達到1月8日用電量的75%，3月10日（0時到24時）企業用電指標達到1月8日用量的90%以上。

為達到用電指標，部分工業企業被要求全天開機器，辦公企業被要求全天開空調、電腦。－－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50212

2020年3月7日 復工難 復產後更難 沒有訂單能撐多久

據《華夏時報》報導，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目前大量的出口企業普遍出現訂單量下降、退貨率上升、貨源緊張、訂單流失等問題。同時，因訂單下降、貨源不足、物流成本上升等，都造成企業運營成本急速上升，企業現金流周轉面臨很大挑戰。

杭州某紡織廠已經復工20多天了，轟鳴的機器，陸續返崗的員工，使得空曠的廠區逐漸有了生氣，生產出的布料也越來越多。但該廠的負責人告訴《華夏時報》：“我們現在加班加點，是因為年前訂單的交貨日期快到了，所以全力保生產。但生產完這些積壓訂單，就沒新訂單了，可能馬上就得停工。”

復工的上海開利冷氣設備有限公司，在復工審批通過後，才尷尬地發現，上遊企業沒有獲得復工許可，無法復工。而自己廠內庫存的原材料零配件只夠應付兩天的生產量，面臨難以開工的局面。

更讓企業擔心的是，流失的訂單壹旦飛到土耳其、越南等人工更便宜、生產不受影響的國家，以後就很難再回來。－－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9077.html

我們從＂人命關天＂的社會共識，陷入到＂命如草芥＂的社會層次中，中共僅用了幾十年時間。此番人禍疫情全世界大爆發，作為疫情尚在的發源國，豬頭狗腦們就急不可耐地強逼著復工了；有人言＂開工染病死，不開工餓死＂，是的，這是實情，但存在的政府何用？如不正當解決病死和餓死的問題，壹年到頭只會收取韭民高稅的政府又要了做什！倒是每年必開的兩會今年延開了，足見本就是個吃喝玩樂的把戲，遲開甚或不開都可以的，對韭民來說：除了看到自己所交的稅款由權貴們在奢侈，其他毫無好處可言。

2020年2月2日 外媒: 冒險直播疫情 武漢市民方斌被捕後獲釋

武漢市民方斌因為日前用手機直播疫區實情，他被喬裝成防疫工作者的武漢警察破門從家中帶往派出所，但迫於輿論壓力，很快又被釋放。

武漢肺炎感染病例快速升高之際，當地市民方斌進入武漢市第五醫院和武昌殯儀館實地探訪，拍攝到新冠肺炎患者家屬痛失父親的場景，並發現裝運屍體的車輛和多個用過的屍袋，其所拍視頻在網絡上迅速傳開。方斌因此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審訊。這壹事件升高了國際媒體對武漢肺炎疫情真實情況的關註。

方斌說：“但是他說是防疫中心的，要帶我去檢查，可是他們實際都是公安局的人，壹個醫生都沒有。他（警察）說，妳引爆了壹個核彈，妳照的時候為什麽不照好的鏡頭，什麽助人為樂、護士的辛苦啦，反正就是好的宣傳的鏡頭，妳為什麽要照屍體，他說妳這是引起恐慌。他把我的家全翻了，他也沒有搜查證，啥都沒有。我說妳得有搜查證，他說特殊時期，我可以不用搜查證就搜妳家。到了12點鐘的時候，他的意思就是找有沒有國外的人給我錢，我說沒有人給我錢。他說沒有人給妳錢，妳為什麽冒著什麽危險照這個相，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後來我說世界上就是有這樣的好人，我就是這樣的好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250

2020年2月6日 疫情當前，中國公安處置了多少個李文亮？

據推特用戶“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運營者王先生統計，從公開消息來看，各地因在社媒網平臺談論肺炎疫情被公安處置的案例超過200多個。

廣西隆林縣女子韋某因在微博發言，質疑官方數據真實性，說“百色才壹個嗎？為啥聽我媽說隆林這裏都有兩個了”。她因此被認定為造謠，被警方教育訓誡。

福建惠安縣女子陳某在微信群裏說官方報道是假的，是為了安撫民心，實際武漢已經有接近兩萬人死亡，並說親戚在武漢上班。她因此被認定為造謠，被警方處教育訓誡。

1月22日，河北高陽縣男子胡某拍攝了兩段視頻，大意是展示壹家衛生院發現疑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視頻發到微信群，被處拘留10日。

四川有6人因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傳謠被依法處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099308.html

2020年2月6日 打擊新冠疫情“謠言” 300中國公民遭強制拘留

人權組織統計，有超過300位中國公民因在網絡上分享與新冠病毒相關的信息，遭中國政府打壓。

受到中國言論審查影響的，也包含中國著名的倡議人士胡佳。胡佳告訴德國之聲：“1月31日傍晚時分，國保來敲我家門，問我最近在忙什麽，後來又立刻問我是否最近有接受媒體采訪。 他們說，我不該在全國人民跟共產黨同仇敵愾時，在背後捅刀子。 在我們爭執了將近半個小時後，他們警告，如果我堅持上自由亞洲的節目，那他們會在節目錄制的那個時段‘公事公辦’。 ”

大赦國際的中國研究員潘嘉偉認為，中國政府壹如往常的以打壓言論自由，來確保他們處理疫情不當的消息不會流傳到網絡上，因而影響到他們的政權的正當性。－－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6/9098447.html

2020年2月9日 陳秋實疑遭強制隔離 網民:別變成第二個李文亮

李文亮生前說過：“我覺得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壹種聲音”。

然而另壹個說真話的人失聯了。他就是律師陳秋實。大年三十，乘坐最後壹趟高鐵趕到武漢，他以公民記者的身份記錄、報道武漢疫情，他希望盡力向外界提供這座被封閉的城市的真實情形。陳秋實通過發布在推特、YouTube上的視頻，真實地記錄了患者的處境和缺少醫療物資，許多人求救無門的情景，在武漢建立大規模隔離點之後，他警告可能會發生交叉感染。

壹位匿名管理陳秋實推特帳戶的緊急聯絡人表示，陳秋實於六日十五時左右最後壹次與他聯系，表示準備當天去方艙醫院采訪，當日傍晚，電話已無人接聽。現在，他徹底失聯了!

次日，他的朋友、格鬥健將徐曉冬告訴外界，陳秋實的母親告訴他，接到青島國寶電話，秋實已被強制隔離，但他們不告訴隔離地址。陳秋實的母親請求徐曉冬幫助。

在微博上，毛壹復寫道：“把秋實還給我們，把真相傳遞出來”。Cecyhoney表示：“我們暫且不用去細究陳秋實是怎樣的壹個人，僅是他作為壹個公民，到底有沒有發聲的權利這點上，政府就輸理了。富強民主自由天天掛在嘴邊，天天號召文化自信，那麽國家有沒有壹點自信呢？連年輕人發表意見的權利都不可以給嗎？”papavivian：“從李醫生的逝去，和秋實的失聯，我以為的微乎其微的希望也壹點點的消失殆盡，我們沒有希望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0363

7. @xiaoyan2k：在壹個控制支配個人壹切的強權下，在這個喪心病狂的共產極權統治下，必定告密文化盛行。個人被迫失去與生俱來的良知，愚民教育下又失去常識和判斷，共產邪教又屠殺真正的宗教信仰，使人失去對神靈和自然的敬畏，在這種失去自由的非人類環境中，各種非人類現象層出不窮。必須做出選擇了。－－2020-02-10 來源: 博談網 〖微歷史〗法輪功學員才是真正的中華英雄

2020年2月10日 告密成風 因武漢疫情批評當局 教師遭學生舉報

中共鼓勵刺激下，中國民間興起告密風潮：中國社科院香港籍女教師周佩儀因發表相關言論遭開除；武漢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周玄毅就武漢肺炎疫情批評當局，遭學生“舉報揭發”。

對此，北京歷史學者、時評人章立凡表示：“現在完全是《1984》那部小說的升級版，封口、舉報這樣的手段把這個民族性往更加惡劣的方向去拉扯。這個體制建立以來，這個民族的道德水準壹直向下行，本來這個統治就沒有什麽底線，現在所有人都跟執政黨學也變得沒有底線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0/big5/2189050.html

發動群眾鬥群眾，讓他們互相揭發，互相告密，互相揪鬥，是毛澤東當年＂延安整風運動＂的法寶，緣自於秦朝商鞅的＂什伍連坐法＂，即五戶編壹伍，十戶編壹什，讓鄰間互相監督告密，若壹伍或壹什中有人犯罪，就得連坐同被腰斬，而告密者就會獲得嘉獎。利用這壹法寶，毛澤東排擠了異己，鞏固了黨內外的地位；數十年後，毛澤東又發起了文化大革命，老套路，不僅把威望日漸勝過他的劉少奇給打倒消滅了，還造成了許多家庭兒揭父親，妻揭丈夫，女兒揭母親的種種違反常倫的咄咄怪事，把商鞅的＂什伍連坐法＂發展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連坐法＂，以至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混蛋口號產生，其遺毒至今仍存，如高校頻發學生揭發教授等等，且大有發展趨勢。看來，這真要成中共黨的傳家寶了。

2020年2月12日 南寧衛健委主任“造謠”被撤 因在家族群通知疫情

廣西南寧市紀委官方網站2月11日發布了壹份通告，指正當廣西啟動重大衛生事件壹級響應來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關鍵時刻，南寧市衛健委主任藍智卻“擅自將不實的疫情防控信息，以微信方式發送至家族群和老鄉群”，由此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因此決定給予其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不過，通告沒有提及，藍智究竟發送了什麽信息。

這則消息迅速引來大批網友討論熱議。

【壹靈】留言稱：“（藍智）發了什麽，查辦者應當公布出來‘不實’呀。”

【公民甲】也追問：“到底什麽不實信息？說出來大家批判。”

【忒忑】也嗆聲道：“防控信息怎麽不實？妳得把牠放出來壹條壹條拿證據批駁，而不是壹刪了之，特麽要以理服人！！！”

【守株待妞】分析稱：“可見私下和臺面的信息大概是很不壹致，才會落此下場。”

【煙灰】評論道：“哈哈，體制內的更清楚，中共壹向是謊話連篇。”

Yun Tian質問：“衛健委發的都是不實信息，那哪裏的是真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612.html

2020年2月24日 要求“還政於民”的方斌進監獄了

方斌自2月10日被抓捕後，壹直不知去向，現在終於有他的消息了。2月23日，“蔣罔正Edwin尹科”的YouTube頻道披露，方斌之前可能是被關押在武昌監獄，但是目前已被轉移。

2月4日，警方再次騷擾方斌。之後，方斌披露，他樓下全是便衣警察。此後，方斌堅持每天在YouTube上發壹個視頻向關心的網民報平安，並發起“全民互助”“全民反抗”“還政於民”運動。2月9日，也就是方斌對外失聯的前壹天，他曾發出13秒鐘的視頻。該視頻中，方斌念著用毛筆書寫的八個字：“全民反抗 還政於民”。－－http://video.creaders.net/2020/02/24/2194147.html

2020年2月26日 暗訪武漢病毒研究所 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被抓

2月26日晚10點多，曾是央視主持人的公民記者李澤華是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前面拍攝時被國安跟蹤，然後在其武漢住所遭國安人員抓捕、帶走、失蹤。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壹直遭疑是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的泄毒源頭。26日下午，李澤華去武漢病毒研究所探訪，他看到病毒研究所已經被封鎖了，無法進入。後來他在車裏看視頻的時候，發現可能是國安人員開著普通車在跟蹤他。他擔心國安抓捕他，對他進行隔離，於是他攝錄視頻，向外界呼救。

李澤華是繼陳秋實、方斌之後，第三位到武漢實地采訪的公民記者。

網友的評論：

財經冷眼@charles984681：每次看到這樣的勇士，都會感動！中國需要這樣追求真相，敢說真話的傳媒人！和柴靜壹樣，李澤華也是為眾人抱薪者！舍身求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才是中國的脊梁！希望大家關註、聲援！

紅樓壹夢@M65Oq4RArhvYRaM：這種急迫、這種恐懼，不是裝的出來的，這樣的人少壹個，這個民族就往地獄墮下壹米——已經十分接近了。－－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7866

2020年2月29日 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武漢失蹤的九零後

李澤華進央視做主持人的時候，二十歲出頭。李澤華被抓走的時候，二十五歲。

李澤華這個九零後就是要較真。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2018年辭職辦了壹個自媒體： “不服TV”，開始制作短片。對於武漢疫情的真相，他有許多疑問，他來到武漢走訪，拍攝，然而他遭到圍捕，2月26日，在抓他的人敲門的最後時刻，他隔著門對他們說：

“我不願意吞炭為啞，我也不願意閉目側聽！不是說我沒有能力好好的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我當然有能力，我為什麽要從中央電視臺辭職？我為的是中國能有更多的年輕人，更多像我壹樣的年輕人能站出來，站出來不是為了要做什麽，不是為了要起義，不是這個意思。不是說我們說兩句話就反黨了。我知道理想主義在那壹年的春夏之交已經破滅，靜坐已經沒有任何作用了。現在的年輕人上B站上抖音刷的每天各種社交媒體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經歷史上發生過什麽，他們可能覺得今天他們得到的歷史的結果就是他們所應得的。我想每壹個人都是楚門，當自己發現了那個電臺裏發出奇怪的訊號的時候，當妳發現那扇門的時候妳出去絕對不會再回來。”

李澤華的老師的壹段也在到處轉：“本來打算在微信朋友圈閉嘴，不過剛剛朋友發來我的學生被捕的消息，我深感痛心，我所教過的傳媒大學播音系的學生大部分都想~，澤華則不壹樣，他有理想，有個性，是我教過的最出色的播音專業學生，已經躋身央視，可是他有他的理想，這樣的孩子才是中國的希望呀，他才25歲，不要毀了他。”

還有網民說：“毀掉壹個人太容易了，他不是異見者只是壹個追尋事實與真相的年輕人，請善待他，照顧好他，相信妳們沒那麽壞”。－－ 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武漢失蹤的九零後

2020年3月2日 陳秋實遭“強制隔離”25天 律師無法介入

中國公民記者、律師陳秋實的推特賬號周二發布最新消息表示：陳秋實繼續“強制隔離”，不給家人說法，不讓和本人通話，沒有書面通知，沒有對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解釋，律師無法介入。－－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2/2196869.html

2020年3月4日 貴州教師談論疫情被拘十天 降職為工人

據報導，48歲的宋俊宏是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實驗小學教師，網名"等妳到最後5.0"。2月3號他在微信群上說："通報的死亡人數都是虛假，光武漢壹天就死500人，全國更不敢想像。""武漢現在又重新啟用壹家已經關閉的殯儀館，共8家殯儀館，壹天24小時不停火化死者，死亡人數更不敢想。"結果當晚就被警方傳喚，並指控他散布疫情等"不當言論"，以"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十天，還被當地教育局取消教師資格，降職為工人。

但武漢人都證實宋俊宏在微信群上說的全都是真實的。

武漢匿名市民："原來我們這兒火葬場，7到11點半鐘就結束了，就不會再燒死人了，燒壹個人50分鐘左右，這都是有數據的，武漢市火葬場有7個，壹天可以至少燒2000人左右，現在是日夜加班在燒，還忙不過來，還得外地的殯葬職工來支援武漢，還提供了40臺方艙爐到武漢來。"

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曾提到流感肺炎的死亡率是9%，SARS死亡率是10%，而重癥肺炎死亡率是46％，另外，前期金銀潭醫院ICU收治的危重癥新冠肺炎死亡率是61.5% 。根據專家的說法，武漢市民認為，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只有2%左右，明顯是被嚴重低報。－－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4/2197889.html

宋俊宏教師說真話的遭遇，以及陳秋實、方斌、李澤華三人目前身陷囹圄的處境，似乎在向所有人昭示：中共國不需要真相，不需要真話。權力的價值在此刻暴露無遺。

權力可以指鹿為馬，指鹿為鹿，就不是權力，是常識；權力可以顛倒黑白，如黑是黑白是白，還要權力幹麻。

中共的權力能如此明目張膽，胡作非為，便在於通過暴力，收交了國民的所有權力，也有國民自覺上交了所有權力；活著就象奴隸壹般，努力著聽話、服從，甚或饞媚權力。

因為奴隸們都知道，有了權力，就有了壹切；沒有權力而又不聽話、不服從，就可以把妳失蹤，或讓妳＂壹年損失六萬塊錢＂。

多麽下賤齷齪無恥的權力。

2020年3月5日 網傳死訊 武漢居民：陳秋實被關在漢口壹個酒店裏

周三（4日），推特上載了自稱他緊急聯絡人的自拍視頻。緊急聯絡人說：有媒體爆出秋實本人已於壹周前染疾身故，這個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確實到現在為止，沒有人可以和秋實取得聯系，希望大家能夠發動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尤其武漢當地的朋友，能盡快秋實本人的健康狀況，是否染疾，是否身故，拜托大家。

有武漢當地居民向本臺透露，陳秋實沒有死，現被警察關押在壹個酒店裏。

陳秋實“好友”，有“格鬥狂人”之稱的徐曉冬在網上辟謠，徐曉冬說：現在我就告訴大家：秋實沒有身亡，沒有死，也沒有染上武漢肺炎，什麽都沒有，請大家放心。

2020年3月13日 我黨英明！血噴李文亮的新華社記者成抗疫英雄

本周日（3月8日），廖君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武漢舉行的“疫情防控壹線巾幗奮鬥者記者見面會”上，被當作對抗疫情的英雄人物，獲高調贊揚。

壹位署名“牛角君”的作者發表網絡文章，指新冠肺炎最成功的墻頭草，新華社記者廖君今年1月1日在新華社以《8人因網上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為題，向全世界人民報道武漢造謠8人。此前壹天12月31日，新華社《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的報道，也正是廖君記者所寫。該文指廖君於2019年12月31日發表《實地探訪華南海鮮市場店鋪多數正常營業》壹文，以此成功欺上瞞下，是新冠病毒肺炎壹發不可收拾之開端，成為禍國殃民之典範。

網民 : “中國沒有記者，只有宣傳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13/2201511.html

《申報》（Shun Pao）原先全稱《申江新報》，清同治十壹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創刊於上海，創辦人為英商安納斯脫·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上海後，因《申報》為中國國民黨黨產而宣布停刊。前後總計經營77年，共出版25600期，為近代中國發行時間僅次於《中央日報》、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摘自《維基百科》《申報》條目

在此事（指＂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上，上海的新聞報章《申報》，對此案自始至終作了詳盡報導，矛頭直指朝廷官官相護，瞞上欺下。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申報》公布楊乃武呈訴都察院的狀子全文，將楊乃武“八不解”公諸於眾，引來民間輿論、浙江鄉紳以及浙江籍官員對楊乃武的同情，由於楊昌濬涉嫌包庇下屬，欺壓浙江鄉紳，故不少浙江籍官員為楊乃武奔走，希望可以為楊乃武翻案。最後此案終於驚動同治皇帝與兩宮太後，下令重審，“凡三次上控，歷四年而始白”。 

楊乃武久經酷刑瘸腿不良於行，晚年以植桑養蠶度過余生。民國二年（1913年）9月，因患瘡疽不治身死，年74歲，墓在余杭縣西門外新廟前。 

畢秀姑（小白菜原名）回到余杭，出家為尼，法名“慧定”，卒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墳塔在余杭縣東門外文昌閣旁邊。 －－摘自《維基百科》《楊乃武與小白菜》條目

《申報》的宣布停刊，也昭示著媒體在中共國的滅亡；而當把握社會公義，引領社會導向，揭曉幕後罪惡的媒體壹旦滅亡，這社會就倒退成了壹座鬼城，凡權利的妖魔鬼怪都將橫行霸道其間。

在這次武漢肺炎大流行中，唯有壹部《方方日記》，象冬夜黑暗中閃爍的星光，給人壹絲暖意。

2020年3月21日 陳秋實 方斌 李澤華失蹤月余 網上有人“叫魂”

在武漢封城期間實地調查報道疫情的三人：陳秋實 方斌 李澤華三人在今年2月份相繼失聯。直到現在壹個月，全然沒有音訊，引發關註。今天推特上有網民呼喚他們說，權當是叫魂---陳秋實，方斌，李澤華回家！

現在武漢已連續三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疫情似乎正在結束。然而這三名記者卻音訊全無。人們惦記他們的安危，有人擔心他們被弄成“陽性”。

謊言與暴力，是壹對孿生兄弟：謊言需要暴力的支持，暴力需要謊言的掩蓋。就是納椊宣傳部長戈培兒也知道：謊言說得再多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復壹千遍而不允許別人戳穿，人們就會把它當成真理。

陳秋實、方斌、李澤華三人在做的，正是戳穿謊言、還原真相的壯舉，被暴力失蹤囚禁，也就勢所必然。

我向這三位勇士致敬！同時在此也向更多挑戰中共極權統治的勇士致敬！

2020年4月2日 傳武漢三名公民記者將被判刑和監視居住

網紅蔣罔正在其YouTube頻道披露，有消息人士提供他可靠消息，稱3月13日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武漢市委辦公廳、湖北省公安廳和北京專案組人員，就武漢三名公民記者專門開了壹個專題會議。

這個會議有了壹個結果，那就是陳秋實將會被判有期徒刑1年，以“尋釁滋事罪”的名義，不得緩刑，也就是說他將被判實刑。方斌以“聚眾擾亂社會治安罪”處有期徒刑5年，可能剝奪3年以上政治權利。李澤華監視居住6個月，監視他的不是公安、國安，而是他的母親。

蔣罔正還表示，已將消息提供給陳秋實的聯系人，請她轉達陳的父母。

1. VOA：在武漢出生長大的90後屠龍壹度認為，只要他不發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論，按照當局者的意願做個順民，像周圍很多人壹樣，當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人生就會壹路向上。壹場冠狀病毒疫情徹底改變了這個想法。屠龍說，他不想再做“沈默的大多數”。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已造成3千死，但至今沒有人為疫情道歉，卻要中國人去仇恨臺灣和美國。中國彌漫著壹種不尋常的樂觀氣息，全世界都欠中國壹個道歉。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無辜，因為他們縱容了中共作惡。－－2020-03-14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他們縱容了中共作惡

6.@小九旦aaa：方方日記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壹，米國Harper Collins集團出版，英文書名Wuhan Diary，上了《洛杉磯時報》頭條。日記本身倒沒什麽驚艷的，無非是記錄了壹點事情。可是，在真話欠缺的國度，居然就成了稀世作品，這是我們的悲哀，更是我們的恥辱。－－〖微博談〗聽到“世衛組織”這四個字的感覺 2020-04-10 來源: 博談網 

2020年4月22日 失蹤公民記者李澤華突現身 誇警察沒有虐待他

李澤華自從於今年2月26日，在直播期間被人抓走後，壹直失蹤。他於周三（2 2日）突然在社交媒體上載壹段6分鐘的短片，交代了事件的經過，表示當天在武漢拍影片直播期間，他被警方帶到當地的派出所，傳喚罪名是涉嫌擾亂公共秩序，之後他進了詢問室，在被扣留的24小時內，警方並沒有為難他，反而對他很好，局長對他表示他的案子“不作處理”，沒有追究他任何刑事責任。

從短片可見，李澤華的態度跟之前完全不壹樣，有網友留言表示“回來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大家看得懂。”，又指“只要健康的活著，就可以繼續做妳想做的事情。”

壹直關註李澤華情況的湖南網民歐彪峰表示，當局對他（李澤華）沒有受到什麽威脅、虐待這樣子，我認為這個只是壹個假象而已，那妳當時就不應該讓他們（公民記者）失蹤，不應該抓捕他們。

在此時此刻，被害人李澤華公開警方“文明執法”，似乎就在告白天下：僅此而已。

縱觀中共黨壹路靠殺人掠財，竊取政權後的壹系列反人類暴行，“文明”就成了壹個繡花枕頭：裏面包藏的，除了野蠻，就是虐殺。

當年的根據地，靠著殺農村的精英鄉紳和地主、並掠奪了他們的家產而起家；日本投降後，假裝與國民政府談判，實際正發動著顛覆國民政府的戰爭，枉死了多少國民；篡政後的中共，更如魔鬼般露出了猙獰面目：送千萬人去朝鮮赴死；城市中公私合營、房產改造，明的就是穿著制服強行霸占私產的土匪強盜；接著是戕害文化精英的反右鬥爭；再是大躍進直接導致三年大饑荒，全國農村活生生餓死四千多萬個生命；僅過了三年，匪首毛澤東又發動了全國性的破壞與殺戮；文化大革命。在匪首毛澤東死後，稍事太平了壹段時間，中共邪惡的本性直至8964的大暴發、大屠殺，接著又慘無人道的對待法輪功，對待新疆穆斯林，轉身又殘暴地插手香港，意在實行＂壹國壹制＂。

如今，武漢肺炎漫延至全國全世界，壹邊中共官員專家們在說謊瞞報，壹邊穿制服的中共土匪打壓抓捕說真話道真相的自由公民，被害人之壹的李澤華被公開贊揚警方“文明執法”，更似乎是在告白天下：這是新聞！

2020年2月4日 領導帶兒子散步拒戴口罩 揚言：我傳染的我負責！

2020 年 2 月 2 日下午，壹段內容為“某幹部在出入康泰花園小區時拒不登記、拒戴口罩與管理人員發生爭執”的短視頻在各微信群傳播。桃源縣紀委高度重視，迅速介入調查。經查，該視頻中出現的“某幹部”為漳江街道財政所幹部楊亮，漢族，中共黨員，1976 年 1 月出生，家住康泰花園小區。

2020 年 1 月 27 日、28 日，桃源縣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已下發第 8 號、第 9 號令。楊亮拒不遵守疫情防控有關規定，且態度惡劣，在社會上造成嚴重不良影響。2 月 2 日晚，桃源縣紀委監委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相關規定，經研究決定給予楊亮黨內嚴重警告處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4/9092335.html

2020年2月8日 孫春蘭要“地毯式搜查” 前線醫生怒轟：豬腦子

武漢市官方2月6日召開新型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動員會。孫春蘭在會議上以抓好“源頭防控，強化網格化管理”的名義，要求武漢市舉全市之力挨家挨戶上門測體溫，各轄區、行業部門、單位都要出動找出“四類”人員，並第壹時間將“四類”人員送往隔離點和定點醫療機構。所謂“四類人員”是指武漢肺炎的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這壹政策出臺後很快引發爭議。“哪個豬腦子想出來的？！”壹名武漢前線醫生直接在網絡怒罵，並要求馬上叫停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量體溫的政策。該醫生強調，發熱不是唯壹的感染標誌。而且挨家挨戶排查的工作人員本身就是病毒載體，會傳播病毒。

該醫生指出，疾病的篩查是醫務人員的活。社區的工作重點應該是在外環境消毒，並解決因為疫情產生的社會問題，比如不要餓死孩子。

也有大陸媒體引述壹位壹線醫生表示，挨家挨戶上門排查體溫，浪費人力、無力，且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該醫生表示，工作人員上門排查，如果想徹底避免交叉感染就需要做到每去壹家就更換所有防護用品，包括口罩、防護服、體溫計等。在醫療物資嚴重緊缺的當下，這是不現實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8/big5/2188287.html

由外行領導內行，災難能不頻發？

當年農民出生的毛澤東把麻雀列為害鳥，全國上下正業不務，都去抓麻雀了，據各地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捕殺麻雀19.6億只。 結果導致當年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減產不少，然而毛澤東還是毛澤東。

這回副總理孫春蘭暴露了豬腦子，結果副總理還是副總理。

做中共官真的很輕松，權越大越不需要腦子，只要下半身就行。

2020年2月12日 武漢官方稱確診者全入院 家屬：欺下瞞上

中共媒體還報導，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10日在湖北省武漢肺炎防控例行記者會上說，武漢市展開了全民健康普查，截至9日共清查了3371個社區及村，共計421萬戶、1059萬人，接受清查的人口比重達99%。

對此，武漢病患楊女士的兒子告訴記者，“調研到什麽？壹千多萬人普查，根本就沒有。”

患者羅先生也親口告訴記者，“沒人上我家，沒人來，我沒看到過。”“他們來查沒查我不知道，沒上我家來。”

對於官方說重癥患者全部入院，楊女士兒子表示，“這個（普查）不說，收治的話就更不會了，目前為止，起碼我母親，從前天檢測昨天下午確診，到現在也沒有收治，也沒有給結果，去社區已經去了幾次了，還是要等通知。”

為了幫母親找床位，他到處打電話，不想放棄任何壹個可能的機會，“現在我們還在等。現在市長熱線打不進去，已經打了快2個小時了，因為可能打的人比較多吧。區長熱線、市長熱線都在打。”“我覺得等的時間太長了，所以我就想多渠道發聲來獲得援助。”

武漢黃女士夫妻都感染了，11日她邊咳嗽邊告訴記者，“我們都確診為新型病毒肺炎，我老公比較嚴重，他的血糖很高，醫生說如果血糖高的話，會加深病情，要求我們住院治療。但是現在武漢市全部都由街道來安排這件事情，壹直等不到床位，我們很著急，現在還沒有安排。”－－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630.html

2020年2月14日 醫院被政府征用 癌癥患者被強制出院 求治無門

劉軍（化名）的家人是胃癌晚期患者，原本在武漢廣發腫瘤專科醫院接受臨終照料。2月5日晚7：50，他們突然收到通知，醫院臨時被征用，全部病區都被用來收治發熱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劉軍的家人和其他至少15名癌癥晚期病人，被全部要求強制出院。10分鐘後，病人被停掉打了壹半的營養液，從醫院被擡了出去。三天後，河南省周口市醫療隊接管了這個二級專科醫院。事實上，這家醫院並不在武漢市公布的五批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中，在官方的新聞報道裏也寫明是“臨時征用”。但對這些癌癥晚期病人而言，“臨時征用”的後果是，被強制出院，沒有藥物，無法輸液，只能回家。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咨詢專家繆曉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壹些醫院人手不夠，醫生害怕，病人也不敢去醫院。但是像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慢性病和惡性腫瘤患者，接受復查和有效的治療是很迫切的問題，政府要考慮如何讓這些病人看得上病。隨著疫情的發展，他擔心慢性病患者將迎來更大的困難。－－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109

這種顧此失彼人為的次生災害，決策者是偽裝成人的鬼無常，還是不知天道人倫為何物的糞蛆，哪有選擇性治病的？這與謀殺有何區別？當被刑拘！

2020年2月14日 武漢5名護工染疫 被迫流落街頭

在新冠瘟疫始發地武漢市，成千上萬名因政府隱瞞疫情而被感染的危重病患，四處求醫無門，被迫在網絡上求救；更多的重癥患者只能被困家中，在擔憂家人被傳染的煎熬中等死，甚至跳樓輕生。然而，還有這樣壹群外地人，她們平日住在醫院專職照護病人，染上新冠病毒後，無處求醫只能四處流浪，淪為被放逐在街頭的“隱形患者”和傳染源。

王女士就是這批隱形患者中的壹員。她說她們都是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住院部的護工，專門給離退休幹部做護理。

王女士說她護理的老人是武漢科協原主任，九十多歲，她已經護理了三年。因為老人的家屬感染新冠病毒，而當時她們包括醫生都不知道疫情真相，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所以許多護工也被感染。

王女士說，“已有三名同事被醫院趕出去，在發熱門診外面已經凍了兩天兩夜，有壹人癥狀危險。”

王女士所在家政公司的負責人聶女士說：“我現在絕望的想跳樓！”。聶女士披露說，“我現在有5個護工感染，還有壹個是護理的病人感染了，護工需要隔離。”

“最可憐的就是她們。”“六個人在醫院到處躲，在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到處跑，感染很大啊。”

聶女士說，因為病人家屬的要求，她把這些護工派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去。這些離退休高幹在醫院有專門的“幹部樓”，病人家屬通過家政公司請外地護工做24小時專職陪護。這些護工因為來自外地，所以平時都睡在病房裏面，24小時看護病人。

聶女士說，護工在醫院裏也沒有防護，“什麽都沒有，哪有防護服，就是要戴壹個口罩，手套可能有的還是自己買的，有的是壹次性的手套”。結果病人或家屬被感染後，護工們也紛紛被感染。

聶女士說，醫院給這些高幹做CT時，順便叫他們護工也去做檢查，發現是陽性的就叫她們馬上走。“她們也沒地方去。所以護工被趕到外面，外面凍的要命”，“她們露宿街頭啊，她們沒有地方去啊。她們本來都不發燒，妳現在把他們搞發燒了”。

聶女士說，“我們跟街道，跟區、市政府都反映了，妳說這樣的情況多危險，把她們（護工）趕出來，都帶陽性，她們在外面跑只會傳染源更多人。”“武漢市、湖北省現在既然換了頭，起碼要從源頭抓起。醫院妳既然知道她是陽性，妳還讓她出來跑？”

“她們是做離休幹部感染的。病人有國家管，這些護工就沒有人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4/big5/2190698.html

又是武漢市中心醫院！

壹邊是老幹部＂特護病房＂，壹邊是護理老幹部的＂外來護工＂；既然武漢市中心醫院責任者接受了這批＂外來護工＂，本質上他們就是為醫院服務的護理員工。

在武漢肺炎發生之初，武漢市中心醫院責任者沒有對本院醫護人員采取絲毫的保護措施，導致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武漢肺炎，有的已致死亡，這是犯罪行為下的惡果。同樣，當＂外來護工＂在＂特護病房＂護理老幹部時被感染到了武漢肺炎，也是武漢市中心醫院責任者防控不力的犯罪行為。

這些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工作時被感染了武漢肺炎的醫護人員，包括死亡者家屬，還有這些因護理而被感染了武漢肺炎的＂外來護工＂，應該奮起追責追索武漢市中心醫院責任者，他們最少犯有兩條罪，壹、瞞報害人罪，二、瀆職殺人罪。

2020年2月14日 疫情親歷者手記:武漢官員 別再利用孩子粉飾太平

2月12日中國壹家短視頻平臺抖音上流出壹段武漢網友在家裏陽臺拍攝的視頻：四輛轎車開到他們小區門口，下來壹眾穿著防護服的人，拿著黨旗在門口拍照，拍完了立即脫掉防護服扔進垃圾桶上車走人。這是壹線醫務工作者都緊缺的專業防護服啊，卻被用來給這些人擺拍！

更令人氣憤的是，武漢官員們的“擺拍”工具不僅有人命關天的疫情數據、防護服，還有武漢50多萬的孩子——線上開學才3天，我家老大所在的武昌某小學，就向學生們下發了5種征文、2次觀看任務。5種征文分別要求孩子們用照片、視頻等不同形式記錄自己在寒假以及抗戰疫情期間的愉快生活，2次觀看任務是要求所有學生都觀看武漢疫情宣傳片，並拍照觀看過程上交。

本該致力於培養人才、掌握著國家未來的部門，如今卻在用實際行動教孩子們從小弄虛作假——按著在疫區中艱難生活和學習的學生和家長的頭，強令他們必須笑，並同時自拍上交，好給官員們的“政績”添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190

2020年2月16日 借口疫情防控 8天5次勒索超市 河南官員栽了

疫情當前，身為黨員幹部，他不僅未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履職盡責，反而搶抓“時機”以權謀私，8天時間先後5次借監督檢查名義向壹家超市索要財物。超市沒有他想要的東西還多次催要，要求超市關門下班前必須送到；檢查超市時實在發現不了問題，還順走3捆食品包裝袋……

2月12日，湯陰縣紀委監委迅速查處壹起公職人員借疫情防控之機索要管理對象財物案件，涉事人員該縣衛生計生監督所原黨支部副書記鄭樹軍受到黨紀政務處分。－－借!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427

大官僚處理小官僚，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且8天內重復5次，僅壹個＂黨紀政務處分＂；哇塞，這是壹個什麽樣的＂黨＂？黑手＂黨＂？納粹＂黨＂？錯了，是比這兩個＂黨＂還要歷害、只敢欺負弱者韭民的＂共產黨＂！

不信，讓壹個韭民去做同樣的事情試試。

2020年2月16日 浙江邵逸夫醫院救援武漢 地方官鬧的笑話有點大

網曝邵逸夫醫院187人援助武漢的醫療隊伍到達武漢，在寒夜裏被凍壹天壹夜，原因是，武漢接待方以為只來邵逸夫壹個人。

服了，當官有這麽難嗎？瑞士那麽大壹個國家，四個女人治理井井有條，看來做官不是難事。 

要不，妳們負責方主動辭職，我把俺村幾個閑著沒事的婦女帶去幫助妳們啊。－－https://info.51.ca/news/china/2020-02/858335.html

2020年2月19日 湖北壹派出所私分捐贈物資 官方回應:絕不姑息

2月18日，壹網民在微信朋友圈曬鄂城區公安分局鳳凰派出所民警分發水果、蔬菜的視頻，引發網民高度關註。我們感謝網友們對鄂州捐贈慰問工作的監督，將組織全面、深入的調查，如發現違規違紀行為，無論涉及任何單位、任何個人，絕不姑息，堅決嚴肅處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011

2020年2月20日 湖北鄂州城管“強搶”商戶商品 官方:暫扣 會還

今天下午，有微博網友發布了壹段監控視頻，內容顯示，疑似城管等多部門執法人員從壹家商戶內將部分商品往外搬，視頻隨即引發網友質疑執法人員“以沒收之名，行強搶之實”。

鄂州市鄂城區長港鎮市場監管所工作人員19日向環球網記者證實，確有執法人員17日“暫扣”了商戶部分商品，但已於事發前日告知該商戶，將對疫情期間開門營業的商家采取強制措施。工作人員還稱，被扣留的商品稍後會歸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143

2020年2月20日 “領導”無端訓斥抗疫壹線護士,遭曝光後被停職

壹位戴藍色口罩的黑衣男子，要求醫護人員安排人打掃衛生。醫護人員試圖解釋，剛剛在搶救其他病患，且住院部晚上沒有安排打掃衛生的人。但醫護人員的解釋遭黑衣男子數次打斷，後者稱：“這是妳的工作！妳不要解釋！”

對此，湖北省市場監管局今天證實，該男子為該局後勤服務中心籌備組副組長朱保華，並對其做出停職調查處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24

2020年2月21日 山東兩男子向湖北運送物資被拘?官方:賣菜盈利

21日，山東兩名男子向湖北黃岡等地運送物資被行政拘留壹事引發爭議。2月20日，山東臨沂市蘭陵縣公安局在官方微博@蘭陵公安通報稱，該縣向城派出所19日依法行政拘留了兩名“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布的命令、決定，未經組織、未經批準，先後三次私自組織人員、車輛向湖北省黃岡市等疫情較重地區運送面粉、蔬菜等物資”的違法行為人何某法(男)、朱某祥(男)。針對此事，環球網記者21日從蘭陵縣委宣傳部了解到，此兩名被行政拘留的男子系未報備、私自向黃岡市等地運送物資，並且其目的並非捐贈物資馳援湖北，而是為了賣菜盈利。－－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47

官方單憑自說自話的壹句＂賣菜盈利＂判定，就把民間自發的善良給打滅了，怎麽讓人信服！

讓何某與朱某公開前後經過事實，給他們申辨說話的機會，為什麽沒有？

說他倆＂賣菜盈利＂，那麽問題來了：壹、種類及數量有多少；二、＂賣菜盈利＂並不違法，除非有非法盈利的事實發生，但菜還沒賣出啊；三、怎麽肯定他倆＂並非捐贈物資馳援湖北＂的？定點定象難道不可以嗎？四、＂先後三次＂的證據又在哪裏？

誰都知道目前湖北蔬菜緊缺，價格飛漲。把何某與朱某拘留後，被扣下的＂面粉、蔬菜等物資＂去向又是如何，處理結果為何不公布？

那個小小的派出所，不就如穿制服的土匪，有私分蔬果的＂事故＂發生了麽？那個雲南大理，不就是穿著官服的強盜截獲了其他省市經過的口罩了麽？借著疫情，靠著權力，舉著紙糊的＂公信力＂大棒大舉殺善，韭民們已不鮮見，再多壹樁，又有何妨？

2020年2月24日 武漢烏龍通告怎麽發出來的?胡錫進:影響公信力

2月24日下午，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第18號通告，稱此前（24日上午）發布的《關於加強進出武漢市車輛和人員管理的通告》（第17號），系市指揮部下設的交通防控組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誌同意發布的，現宣布該通告無效。

第18號通告還表示，已對相關人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處理。武漢市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外防輸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樹立全國壹盤棋的思想，嚴格離漢通道管理，嚴格人員管控，嚴防疫情向外輸出。

胡錫進：17號通告系今天上午發出，剛幾個小時就被廢了？！

老胡就是特別關心官方的公信力，所以在此直言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31

最近胡叼盤可能累糊塗了：武漢當局還有＂公信力＂存在？除了武漢之外，在中共國，還有哪個地方政府有＂公信力＂存在？

不讓人說話，只顧自說自話，還要強迫人只許聽牠的話，永遠擺出壹張流氓嘴臉，其旁邊襯著的，還有像妳老胡壹樣的醜角；如此，哪還有＂公信力＂存在必要，早被妳與妳的主子及同夥啃吃殆盡了。

2020年2月26日 抗疫醫生月接診3000人 猝死竟連“工傷”都沒有

綜合媒體2月26日報道稱，2月13日6時許，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鎮衛生院醫生劉文雄在家中猝死。但由於劉文雄並非感染新冠肺炎，也不屬於《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在工作時間和地點死亡，2月20日仙桃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

根據受訪者提供的壹份《醫生每日就診量》統計表顯示，劉文雄在1月12日至2月12日共接診患者3,181人。而在1月31日，劉文雄就有胸痛、心慌等身體不適癥狀，因防疫任務重沒請假治療。－－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6/2195633.html 

新京報於2020-03-07仙桃市三伏潭鎮衛生院醫生劉文雄在家中猝死未認定工傷壹事有新進展。今日（3月7日）下午，劉文雄兒子告訴新京報記者，目前家屬已收到《認定工傷決定書》。仙桃市人社局工傷科科長樊海波亦向新京報記者證實，經行政復議，劉文雄現已被認定為工傷。－－湖北醫生月接診3000人家中猝死 行政復議終獲工傷認定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07/9210191.html

從此例劉文雄事件中，不難看到媒體與輿論的自由力量，是事實與真相最好的舞臺，可以讓人們看清壹切，除了＂權力＂可以把這舞臺打碎。

2020年02月27日 “禁酒令”朝令夕廢：防疫初衷挺好但別用力過猛

2月26日，黑龍江巴彥縣壹份關於暫停銷售各種酒類的緊急通知在網絡熱傳。巴彥縣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工作人員此後證實了文件的真實性，並表示指揮部已將其撤銷，“為了控制疫情出臺禁酒令，後又考慮到社會輿論，所以將其撤銷”。

但朝令夕廢的“禁酒令”，顯然是防疫的“錯誤打開方式”。

要防的是“聚眾”而非“喝酒”。而壹刀切的“禁酒令”，擴大了該禁的行為面，顯得有些風聲鶴唳。這營造出的過度緊張氛圍，本身對防疫未必是好事。－－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02-27/doc-iimxxstf4827440.shtml

2020年3月2日 要求幼兒統壹吃藥“防疫”，確定沒“吃錯藥”？

最近，雲南臨滄市臨翔區教體局的壹則通知在家長群“炸開了鍋”。

通知要求，為了做好復教復課的疫情防控工作，轄區內幼兒園無論公辦還是民辦，所有3-6歲孩子必須按指定藥方，每天服用藥物。復課前，藥物由家長自行購買煮制，復課後，由當地醫院統壹發放。

為確保通知落實到位，家長必須每天下午5點前都要將喝藥照片上傳至班級群，最後統壹匯總，上報當地教體局。

這下倒好，壹紙通知，毫無商量，成百上千的孩子無壹例外都成了“藥罐子”。

孩子不是做實驗的小白鼠，“防疫”也不是權力任性的擋箭牌。如此拍腦袋的“防疫”，如此明目張膽的違法，如此漠視幼兒的生命健康，有關部門也是“吃錯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3/02/697660.html

2020年3月4日 他們下山來摘桃子了

此次新冠疫情，壹線醫護人員被譽為“最美逆行者”，受到公眾的贊譽和愛戴。 

然而，我壹直隱隱有些擔心：壹旦離開了輿論聚焦的前臺，這些壹線英雄們，遭遇將會如何。他們所能得到報償，能否與他們的付出相匹配？

他們中的許多人，拿的補助不僅遠高於壹線人員，甚至比該院援鄂壹線的醫生都要多。如心內科主任任暉，上了壹天發熱門診就拿9900。這讓該院大多數醫護人員都感到不可思議。 

更不可思議的是，不少在壹線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的醫護人員，卻與補助無緣。如頂著傳染風險，做核酸檢測和直接接觸病毒標本的醫生，直接變成了二線。還有負責醫院急救120的醫護人員，疫情期間冒生命危險運送和救治感染病人，同樣不被算作壹線。

而且，那些不在壹線拼命，許多連隔離衣都沒穿過的醫院領導們，大多算“滿勤”，而許多在壹線累死累活的人，出勤天數被隨意克扣。比如壹位護士就抱怨，天天在壹線，但因為手上只有壹個確診病人，出勤只算壹天，補助300元。

這些醫院領導拿著壹線醫護用命換來的錢，晚上真的能睡得安穩嗎？－－http://jiliuwang.net/archives/90216

2020年3月4日 抗疫誌願者返鄉被勸返：別讓良善之人寒了心

不讓那些受苦受累的誌願者流汗又流淚，不讓他們徘徊在途回不了家，也該是抗疫具有的人性溫度。

據報道，疫情暴發後，河北沙河卡車司機李金鬥從1月底起先後為石家莊市紅十字會、河北慈善聯合基金會等機構服務，運輸支援湖北的消殺防護物資。2月底，在外奔波了壹個月的李金鬥有些疲憊，便提前告知沙河市防疫部門，請求安排場所進行隔離。但當地防疫部門卻根據該市的防疫規定，對李金鬥作出了“勸返”處理。無奈之下，李金鬥只能徘徊於高速服務區內，已經幾天幾夜，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3/04/698960.html

中共國的庸官、懶官、貪官為什麽從上到下遍布全國，原因初探有以下幾個：壹、喜用聽話者，美其名曰＂忠誠＂；二、漫畫家華君武先生畫過壹副漫畫，畫名是＂武大郎開店＂，選用的店員個個都比武大矮；三、借所謂＂正能量＂，把七分錯三分對的事件倒著說成七分對三分錯；四、最大的能力是利用權力把本應擔責的事找理由推得壹幹二凈；五、專說上級想聽的話，專做上級想做的事，包括貪汙行賄受賄；六、只對上負責，不對下盡責。

這便是非民選的獨裁專制體制的概況。

2020年3月5日 中央領導正視察 武漢居民大喊“假的，假的”

武漢壹名市民提供的視頻顯示，孫春蘭及跟隨人員進入高樓林立的開元公館小區內，各棟樓內業主們便大聲高喊：“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價菜。”“形式主義。”等，聲音在空中回蕩。

　　這位市民提供的涉事小區業主在微信群裏的對話截圖顯示：“市委書記王忠林和副總理孫春蘭來到了家樓下，物業不讓下樓，還假裝讓誌願者送菜送肉給業主，大夥高喊‘物業作假，物業不作為，換物業！我們太難了。’”“副總理和市領導們視察了壹半被氣跑了，估計青山區領導挨了批評，現在社區辦的來了好多人，在我們小區每家每戶上門上訪收集問題。”－－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525

好壹個＂全部都是假的＂吶喊，這將成為中共黨執政至今的最好註解，也將成為倒共大潮中的歷史最強音！

假如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的＂務實作風，實事求是、切實解決問題，提升群眾滿意度＂真能落到實處，首先該做好敦促把方斌、陳秋實、李澤華等人釋放了，並給予公開道歉、追究幕後指使的刑責，同時以國家賠償來彌補對他們的種種迫害。

如果這壹點做不到，那麽對不起，妳說的話，也＂全部都是假的＂！

2020年3月6日 代價來了！武漢人高喊"假的"後 小區疑被全封死

3月7日，有推特用戶發貼說，中共副總理來小區，喊"假的"剛喊完，代價來了，魔鬼出手了。今天，武漢開元小區所有可以收快遞和團購物資的大門全部都封死了。事實再壹次說明，公開反對領導，是作死的節奏，不給面子，就等著政府送物資吧，自己是沒法采購了。

魔鬼的邪惡在於壹絲壹毫不能忤逆它的意誌，如果不配合演戲，事後它會給妳好戲看!

當天，品蔥網消息說，中共政府對武漢開元小區說真話進行報復，隔天就從Telegram頻道傳出，中共把喊出"假的，假的，都是假的"小區的出入口全部封死，將人全部封鎖在裏面進行報復。

有網友調侃："驚了聖架，沒有誅九族已經很文明了，這屆韭菜不行了。"－－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6/2198856.html

＂同情弱者，是對大自然最大的不敬。＂－－這句血腥味濃烈的話，出自希特勒之口；鈉粹黨做到了，共產黨做的更狠。

比如中國的災民，歷朝歷代都有發生，歷朝歷代的災民也都可以自由遷移，但到了中共時代三年大饑荒期間，各地饑民都無法走出村莊壹步，因村口都有黨民兵把守著，誰出村就打死誰，無奈的饑民逃而後生的路被堵死了，只得在村內坐以待斃；而就在離他們不遠處，壹座座滿倉的糧庫高高地聳立著。

＂如今傳出開元小區出入口全部被封死。＂又是壹個在家坐以待斃的強制行為，中共的邪惡，由此可見壹斑。

2020年3月6日 抗疫嘉獎名單英雄罪人同榜 政治幹預專業致高死亡率

據國家衛健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醫藥管理局周三（4日）出臺的表彰決定顯示，官方壹次性以省部級獎勵的標準，表彰了506名被指有功於抗擊武漢肺炎的衛生系統人士。

但讓外界愕然的是，聲稱武漢肺炎“可防可控”的國家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王廣發亦名列其中。而與之同榜的，還有34名在抗疫壹線殉職的醫護人員，其中包括被指吹哨人李文亮、以及推遲婚期主動請纓上壹線的29歲醫生彭銀華等。

醫療業界人士何女士說：“可防可控”是王廣發說出來的，“人不傳人”是高福（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說的嘛。很多武漢人都對王廣發其實是充滿了仇恨的。王廣發呢，覺得他完成了交代給他的任務，認為他並沒有錯。

何女士又批評，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本身是醫學專業科班出身，他雖然知道國內現在應對疫情的手法缺乏科學常識，卻裝聾作啞，壹味迎合高層的胡亂指揮。

有業內人士指出，賞罰不明早已是制度性的痼疾，中國整個疫情指揮體系和診療標準的混亂，導致奇高的死亡率。－－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06/9207983.html

我做了壹個＂中國夢＂。

夢見壹群禽獸個個罩著＂公權力＂的紙袍，道貌岸然地在為壹＂死魂靈＂貼上＂先進＂的標簽；同時給壹＂活見鬼＂也戴上了＂先進＂的帽子。我當時氣得大吼壹聲：禽獸，看妳們幹的好事！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發現壹群雞鴨豬牛羊緊跟在我後面，吵吵嚷嚷地指責我說：妳在誣陷禽獸幹不會幹的事情。哦哦，我想起了剛才那聲大吼，往深處壹想，確實冤枉了禽獸們，於是我改為：呸！禽獸不如的東西，看妳們幹的好事！

2020年3月7日 武漢新市委書記提倡“感恩總書記”教育 網絡炸鍋

據蘋果日報今天報道稱，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昨晚提出要開展“感恩教育”，讓全民“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消息壹出，輿論嘩然。據北京歷史學者、時政評論人士章立凡批評，王忠林揣摩上意，武漢人絕不會賣帳，只會帶來反效果。

據該報道稱，“數千死難者屍骨未寒，很多家庭因為疫情而家破人亡的情況下，開展感恩教育獲得是合適的時候嗎？”湖北武漢肺炎疫情還未受控，全國民眾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已急不及待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拍馬屁”，······－－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4820

今天頻繁地出現在人們聊天中的壹個詞，叫“感恩”。武漢的領導要求人民向黨和國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公務員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領導們天天學習，怎麽學反了向？武大教授馮天瑜先生說：“在謝恩問題上，切勿顛倒人民與當權者的關系。把當權者視作恩主，要求人民跪伏謝恩的論者，請聽聽馬克屎1875年的言說：馬克屎痛惡拉薩爾的國家至上論，指出‘需要人民對國家進行極嚴厲的教育’（《哥達綱領批判》）。”武漢乃至湖北，哪壹屆領導人都會尊重馮先生，他所講的這番話，新來的領導，如有文化，應該會聽進去吧？

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來的感恩者應該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向武漢幾千個死者家屬感恩，他們在親人枉遭橫禍，連送終和辦喪事機會都沒有的情況下，強忍悲痛，克制自己，幾乎無人吵鬧；政府要向躺在醫院裏苦苦與死神抗爭的五千多重癥病人感恩，是他們的頑強堅持，讓死亡名單數字增長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醫護人員和外援的四萬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們冒著危險，從死神手上奪回壹個個生命；政府要向在封城期間，奔波在各條路上的建設者、勞動者和誌願者們感恩，因為有了他們，這座城市才能正常運轉；政府最要感恩的是九百萬困守在家、足不出戶的武漢人民，沒有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壹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對於上述的奉獻者，對於武漢人民，用怎麽樣美好的詞匯去形容都不過分。政府，請妳們收起傲慢，謙卑地向妳們的主人——以百萬而計的武漢人民感恩。——方方：誰能想到次生災害會落到漢語上？（3月7日）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8936.html

2020年3月9日 武漢市中心醫院到底發生了什麽?書記院長全外行

本周以來，後臺共有同四名武漢中心醫院的醫護人員與我進行了接觸，在我向其中三位醫生了解情況之後，深感痛心疾首。

在沒有防護服的情況下，多次消毒，反復進行無菌操作成為了唯壹選擇，然而武漢市中心醫院在這種關頭拒絕個人捐助的酒精，原因是個人捐助標準不統壹，不願意承擔風險，要求各科室自行聯系。

不光是酒精，壹位醫生表示，在2月初曾經有人聯系到中心醫院，願意捐贈半噸大米，司機開車前往醫院，但被管理層退回，因為中心醫院嚴守壹切物資通過紅會的規定。

隨後，中心醫院食堂斷糧。

壹位外科醫生說，中心醫院的監察科無非是上級領導展示權威的劊子手，沒有臨床經驗和實際判斷能力。

根據壹位急診外科醫生說法，彭院長雖然工作經驗不行，但好歹是醫療系統出身，然而蔡莉是衛生局系統的官員出身，和壹線的差距拉得更遠，也不清楚壹所醫院的運作方式。

隔離通道僅被木板分割和根本起不到隔離作用和鉆石公主號異曲同工。

壹位醫生提供給我的院內通知監察科要求所有職工閉嘴什麽也不能說。

在知網上搜索蔡，沒有任何相關論文，壹線也要寫學術論文的當下，她根本不夠格。

武漢市中心醫院是壹個巨大的漩渦，不僅裹挾著病毒，更夾雜著毫無醫學素養屍位素餐的官僚。－－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9/2199599.html

今天，已經看到數篇文章對中心醫院官方領導的質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責和呼籲。文章中的內幕是真是假，我無法確定。但四位醫生的死亡和躺在醫院的兩百多醫護人員，卻是確鑿無疑的。僅憑這個，我想，中心醫院的院長和書記是否還配領導這家醫院？而且我相信，沒有他們，中心醫院其他人，壹樣可以繼續堅持抗疫。所以，在這裏，我想說：湖北和武漢的官員引咎辭職，從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開始吧。壹壹方方：引咎辭職，從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開始2020-3-9

2020年3月12日 官員武漢醉駕發威脅被刑拘 湖北高院緊急回應

3月12日15時，武漢武昌交警官微發布通告，稱3月11日21時，當地警方接報徐東大街有交通事故，調查結果顯示，21晚20時50分，許某（男，42歲，某單位四級調研員）駕駛轎車，與另壹輛轎車相撞。警方對許某進行酒精篩查，抽取血樣，發現其血液中酒精含量184.6毫克/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後駕駛機動車。目前許某被刑拘。

被撞的誌願者稱，隔很遠能聞到酒味，還聽到許某爆粗口，說什麽“解放軍，打仗的時候不知道他在哪兒”，“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都在找他訂口罩”之類的話......

普通民眾則有壹個大的疑問，就是“這位調研員喝成這樣，桌上得幾個菜啊？是壹人獨斟還是多人聚飲啊？”－－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12/2201418.html

這位法院的調研員歷害了，喝了點酒，連“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都在找他訂口罩”了，妳把習近平放哪裏啦？

想起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對＂文明＂的解釋，說：“對文明的真正檢驗，不在於人口多寡，不在於城市規模，不在於莊稼產量，而在於看這個國家造就出了什麽樣的人。” 我們國家有許多＂許多＂這樣的為官者，造就出這樣的官的是比他們更大的官：壹級級從上而下地指派、提拔、欽定著；因此所有大小官僚也壹級級地由下而上地只對上負責。當年周恩來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數，不顧幾千萬餓孚在九泉之下遊蕩的亡魂，在只對毛澤東壹人負責的同時，也刷新了他多年來作為幫兇的形象。這樣的中共黨從1949年年底壹路走來，＂許多＂這樣的為官者現在是越來越多了，自然離＂文明＂越來越遠，而＂文明＂壹走，留下的，除了罪惡，還能有什麽貨色。 

2020年4月14日 她們為武漢拼過命，如今只想要家鄉認可

疫情初期，醫療擠兌之下，壹些次生災害由此滋生，尿毒癥患者的透析治療難以保障。

“有些患者 10 天不能透析，這 10 天他們不敢吃不敢喝”白求恩血液透析醫療隊範銀莉護士說，患者壹般需要壹周 3 次透析。

2 月 10 日 14 時 57 分，武漢市江灣新城，壹位 70 歲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從 9 樓跳下，當場身亡。

老人跳樓前，對身邊的老伴說：“不想連累妳”，說完便用手撐著欄桿，翻出陽臺。

老人患有尿毒癥 5 年，生前，他已 8 天沒做透析。普愛醫院說，他必須確診為新冠肺炎，才能繼續透析，可社區壹直未能安排核酸檢測，老人無法確診，只能在家等死。

這條新聞刺痛了許多從事血液透析的醫護人員的心，其中就有白求恩公益基金會創始人陳少波。

“讓壹線醫護歇壹歇，我們頂上去。”陳少波這麽說他的初衷。白求恩基金會聯合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組織了壹支非公醫療機構血液透析醫療隊，馳援武漢。

他們“自帶幹糧”，與“吃皇糧”的公派醫療隊不同，這支醫療隊的後勤保障幾乎全部靠組織者和隊員們自籌資金解決，進駐路徑、公務對接等事宜，也都靠大家動用各種社會關系、逐步打通。

據統計，醫療隊協助完成武漢市感染透析患者 30% 以上的透析服務，共進行血液透析治療 2000 余例次，其中，80% 是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可回家的路，卻讓她們不敢面對。

去的時候，就壹路關卡。沒想到，在武漢的抗疫結束後，他們並不能順利回到那個為他們牽腸掛肚的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4/14/9360158.html

7. @王冉：朋友圈看見壹條關於鄂贛警察沖突事件的評論寫得特別好：我們在批評特朗普的“中國病毒”的同時，湖北以外的幾乎全部省份、城市，包括政府機關，都在用行為告訴世界，這就是“湖北病毒”、“武漢肺炎”。（中共允許湖北人出省了，但不能去北京）－－2020-03-29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必須首先與中共劃清界線

2020年2月21日 疫情現4個下降、1個增加,疫苗和藥物都有好消息

科學技術部副部長徐南平： 

最快的疫苗4月下旬申報臨床試驗，與國外同步。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

疫苗研發目前是五條技術路線同步開展。其中第五條路線是用減毒的流感病毒疫苗作為載體，我們已經有批準上市的減毒的流感病毒疫苗，在這個流感病毒上面，增加壹個新冠病毒的蛋白，如果這個技術路線成功的話，就既可以預防新冠病毒感染，又可以預防流感，目前有部分項目已經進入到動物試驗階段。－－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263

2020年2月22日 重磅!浙江第壹批疫苗已產生抗體!顛覆性發現

浙江第壹批疫苗已產生抗體！今天（2月22日）下午，浙江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第二十七場）舉行。

浙江省多個醫療機構與企業合作，開展多種技術研發路線，並持續推進病毒分離、推進動物實驗等關鍵環節。

這些研究，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其中——

1、重組蛋白疫苗研究方面，經過第壹批預實驗小鼠測試，已產生抗體；

2、mRNA疫苗研發已進入動物實驗階段；

3、重組腺病毒載體疫苗研發，開始進行重組病毒的擴增培養，將於近期開展動物實驗；

4、滅活疫苗研發，已篩選到第四代疫苗毒株。

但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疫苗研發的周期比較長，我們必須尊重科學規律，經過科學嚴謹，安全的研究過程，另外，浙江省基礎研究領域重大突破，西湖大學、浙江省生物實驗室，利用冷凍電鏡技術，成功解決了新冠病毒受體。

昨天淩晨，西湖大學再次發布科研成果，對發現和優化病毒進入細胞的抑制劑，有重要作用，也進壹步提升了我們打敗病毒，戰勝疫情的信心。－－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530

2020年2月24日 天津大學實驗室宣布：已研發出新冠病毒口服疫苗

2月25日，天津大學宣布，該校黃金海教授團隊成功研發新型冠狀病毒口服疫苗。新京報從校方獲悉，黃金海已4倍量口服新冠疫苗樣品，無任何副反應。但疫苗僅是研制成功，離上市還很漫長，未進行臨床驗證和推廣使用。黃金海介紹，此前曾做過類似動物疫苗，被證明是有效，因此推斷這次研發的疫苗可能有效。

當問道，為什麽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完成疫苗研發時，黃教授表示，多年來，該團隊搭建並完善了以食品級安全釀酒酵母為底盤細胞的疫苗及其生物防控制劑研發平臺，形成了表面展示，分泌等系列穩定表達載體、構築了適合疫苗表達的不同宿主底盤及其評價檢測體系，形成了新型口服疫苗創制的體系化核心技術及其優勢競爭能力。成熟的研發平臺使新冠病毒酵母疫苗菌株的獲得周期大大縮短。－－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899

報告：我部努力研制出了武漢肺炎雙黃連疫苗！報、報告：我團隊成功研制出武漢肺炎綠茶疫苗！報、報、報告：我所完美研制出武漢肺炎吃蟲鴨血疫苗······但‘有十多年省級疾控中心疫苗接種管理工作經驗的專家陶黎納對第壹財經表示：“我對新冠病毒疫苗采用口服方式能否產生可靠的免疫力表示懷疑。規範的流程應該是動物實驗結束，上人體臨床試驗I期時再喝，現在喝得有點操之過急。”據了解，疫苗從研發到使用主要可以分為五大階段：研發階段、註冊階段、生產階段、流通階段、使用階段。其中研發階段是最難走的壹段路，也是最核心的壹步。從拿到病毒開始研制疫苗，到完成III期臨床研究的整個過程，都可以稱之為研發階段。主要為以下幾部分：實驗室研制，臨床前研究，I、II、III期臨床研究。而實驗室研制階段又是“最最不靠譜”的階段，要反復修改流程、反復檢測結果，才能得到預期想要的疫苗。’（天津研制出新冠肺炎口服疫苗?都是胡說八道!新聞來源: 健康時報 於2020-02-25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2982）

－－這壹個＂胡說八道＂罵的好，把那些個蹭熱度的不要臉之輩的＂叫獸＂＂磚加＂們罵的無處可逃。

 2020年3月23日 去年9月就在研發？汪浩爆中國疫苗兩大疑點

中國國防部官網本月17日晚間發布題為"重磅！軍隊成功研制重組新冠疫苗"訊息，指3月16日，重組新型冠狀毒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床試驗，並表示，依據陳薇介紹，"按照國際的規範，國內的法規，疫苗已經做了安全、有效、質量可控、可大規模生產的前期準備工作"。

財經作家汪浩發現兩大疑點，與中方合作研發疫苗的壹間香港掛牌企業去年11月股票突然被大買，而當時距離中國政府在武漢舉辦"新型冠狀病毒應急處理"演習也才剛過2個月，時機點太過敏感，且該疫苗有可能在去年9月就開始研發。－－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3/2205273.html

2020年4月17日 放棄美國神藥 中國疫苗研發5路齊進拿全球唯1

昨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的壹次內部交流會上，又有新數據被提前透露：在芝加哥壹所醫院招募的125名病人臨床試驗中，113人病情嚴重，但大多數患者都從發燒等嚴重癥狀中迅速好轉過來，並已經出院。

目前，中國疫苗研發處於5路並進階段，且均在領先位置。這5路分別是腺病毒載體疫苗、滅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組亞單位疫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和核酸疫苗，目前進行較快的是腺病毒載體疫苗和全滅活疫苗。

4月12日，由“國家隊”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牽頭研發的滅活疫苗，也將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這也是繼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團隊之後，中國第2個註冊進入臨床試驗的疫情相關疫苗，該臨床研究已經獲倫理委員會批準。

4月13日，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研制的滅活疫苗，也獲得官方批準，可以開展臨床試驗。－－1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11777

我們大多數人知道＂天道酬勤＂這句話，卻少有人知道其後還有兩句：＂地道酬德＂和＂人道酬誠＂。為什麽不知道，少有人說之故。把勸勞捧為最高美德，其他都放棄了，難免會走入極端：壹匹從早忙到晚拉磨的蠢驢，與壹只笨鳥總習慣兜圈子，雖讓它先飛了還是會遲到，結果都壹樣：付出與得到的往往不成正比。

偏偏蠢驢和笨鳥都愛面子。為了證明自己的付出有大回報，蠢驢誇大了磨面的數字，比如武漢肺炎全國的治愈率；笨鳥縮小了來回公裏數字，比如武漢肺炎的確診者和死亡人數，於是壹切都和諧了，皆大歡喜。

數字做假已是事實，質量造假，也有多國從中共國進口的防護用品要求退貨退款在證明著，那麽，假如中共國領先其它國家向世界推出了武漢肺炎疫苗，有人敢用嗎？

幾年前，中共國幼兒疫苗事件頻發，估計世人沒這麽健忘吧。

拋棄了＂地道酬德＂和＂人道酬誠＂，僅存的＂天道酬勤＂，無非就為了壹個字：錢。

2020年4月30日 中國新冠疫苗又傳好消息 第四個新冠疫苗獲批上熱搜

據了解，這也是中國生物獲批臨床的第二個新冠滅活疫苗。

加上此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團隊研發的腺病毒載體重組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科興中維生物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至此，我國已有四個新冠疫苗獲批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1月19日，中國生物成立了由科技部“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掛帥的科研攻關領導小組，以戰時節奏迅速安排了10億元研發資金，布局三個研究院所，在全病毒滅活疫苗和基因重組蛋白疫苗兩條技術路線上並跑開發新冠疫苗。國藥集團滅活疫苗由中國生物兩個科研攻關團隊同時推進。

與此同時，中國生物第壹時間成立了新冠車間建設團隊，經過夜以繼日的奮戰，已在京建設完成全球最大新冠疫苗生產車間，量產後年產能達1億劑，具備滿足大規模緊急使用和常規接種的生產條件。－－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14008

謊言的表妹，叫＂吹＂。

當年＂吹＂過＂八年抗戰＂，指責國民黨下山摘桃；還＂吹＂過＂超英趕美＂，＂吹＂過＂畝產萬斤＂，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卻無人擔責。

還有壹個＂吹＂，說是耍＂解放全世界勞苦大眾＂，可全世界勞苦大眾看到中共的友國如朝鮮伊朗委內端拉等國，還不嚇暈過去？

習競貧上臺後＂吹＂2020年全國進入小康社會，事實就在眼前，還用說嗎？

其實中共的＂吹＂，騙不了他國勞苦大眾，也騙不了十四億中的大多數，充其量也只能忽悠愚弄壹些五毛和小秎紅罷了；否則他們不必高喊著＂四個自信＂給自己壯膽了。

2020年1月29日 這個美國神藥最有希望治療新型肺炎?什麽來頭?

據報道，目前美國吉利德公司，正在與中國的研究人員及臨床醫生就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暴發進行積極溝通，並討論使用Remdesivir進行治療的可能性，包括與監管機構合作在內的後續計劃也在進行中。

壹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向《中國科學報》表示，Remdesivir的藥物安全性已經得到臨床驗證，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這壹藥物在預防及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上的有效性。－－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30

2020年2月2日 美國發明神藥 中國火速受理申請 浙大教授:別用

2月2日上午，國家藥監局藥品評審中心（CDE）網站顯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潛在有效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臨床試驗申請已經獲受理。受理文件顯示，註冊企業為吉利德科學與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

國家藥審中心網站披露的工作流程顯示，壹般藥物的臨床試驗申請審評時間為60日，而瑞德西韋的註冊申請被火速受理也體現了我國新藥審評審批制度中特事特辦的原則。

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其微博發布了關於謹慎使用瑞德西韋的提醒長文。

他說：不管疾病有多嚴重，不管我們期待新藥和新疫苗的願望是多麽迫切，新藥和新疫苗開發的規律無法被逾越。隨意縮短研究的時間和標準，看起來好像是急人民之所急，但是可能會付出我們誰也無法接受的慘痛代價！－－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162

2020年2月3日 美國發現肺炎特效藥 特朗普特批向中國豁免專利

中國科學報消息，2月1日淩晨，美國科學家報道了本土第壹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治愈案例，其中提到壹種名為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藥物。

2月2日，中國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CDE）正式受理瑞德西韋臨床試驗申請。

美國治愈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之所以能用這個藥，得益於美國的同情用藥制度。

“同情用藥”是指在壹些特殊情況下，患者不能通過參加臨床試驗來獲得臨床試驗用藥物時，允許在開展臨床試驗的機構內使用尚未得到批準上市的藥物給急需的患者。

另據外媒報道，美國公共安全衛生部門經特朗普特批，同意將該藥物專利豁免，向中國緊急公開藥物分子結構至4月27日。按計劃，今起臨床試驗270名病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329

2020年2月4日 美低價售藥瑞德西韋 抵中後漲價五百倍

根據網傳的壹份進口藥品通關單，壹批瑞德西韋在2月4日從北京機場海關入境，總數為2843盒（1支/盒），每支瑞德西韋為150mg（毫克），2843支瑞德西韋的總價格為56405.12美元，合人民幣約39萬4751元，這意味著10毫克瑞德西韋的價格為約9.3元人民幣。該份藥品的接收方是中國醫科院藥物研究所。

而在中國境內運營的GlpBio網站上顯示，10毫克的瑞德西韋報價7660元，價格照進口價翻了820多倍，50毫克的瑞德西韋價格2萬4750元，價格照進口10毫克的瑞德西韋翻了超過532倍，100毫克的瑞德西韋需要自行詢價。－－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39925

2020年2月5日 美國神藥火速入華:專利流氓?暴露中國制造的軟肋

武漢病毒研究所搶當知識產權專利流氓？

武漢病毒研究所宣布，已將美國吉利德科學（Gilead Science）公司免費向中國提供的研究中的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用於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申請專利，引發外界質疑。壹些業內人士則說，申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引發外界對武漢病毒研究所行業道德操守和動機的質疑。

對此，吉利德科學公司發言人透過電子郵件書面回復自由亞洲電臺的查詢時說：吉利德科學公司知道關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申請“用途專利”的報導，瑞德西韋是吉利德研發的藥物，在中國享有專利，這包括了吉利德提出將此藥用作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用途專利”申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710

2020年2月5日 武漢病毒所搶註美國神藥 中科院:保護國家利益

瑞德西韋臨床試驗正式在武漢啟動：入組患者761例。

2月5日下午，中日友好醫院王辰、曹彬團隊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宣布啟動瑞德西韋（remdesivir）治療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研究。這意味著這個近日網絡熱議的抗病毒藥物，正式開始進入臨床試驗。

引發業界熱議的是武漢病毒所關於專利申報的操作：對在我國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識產權壁壘的藥物瑞得西韋，我們依據國際慣例，從保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在1月21日申報了中國發明專利（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用途），並將通過PCT（專利合作協定）途徑進入全球主要國家。

中科院相關知情人士：這種做法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

據環球時報5日消息，武漢大學醫學部病毒研究所教授楊占秋表示，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申報的是“用途”，而不是藥物結構，意思是“發現了該藥的壹種新的用途”，所以申報專利是沒有問題的。－－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666

壹個因吹牛說謊而破產的乞丐，穿著破西裝趿拉著鞋，在壹個冬天的某壹天黃昏餓的頭昏眼花的時候，讓壹富人看見了，便送了他二盒豆腐；乞丐連感謝都來不及說，狼吞虎咽吃了壹盒，還留下了壹盒，準備明天繼續享用。壹夜冬雨西風過後，乞丐醒來，發覺那壹盒豆腐凍的就象壹塊石頭，乞丐拿起在胸前掂了掂凍豆腐，竟發現了豆腐另壹個新的用途：可以砸死人的！於是，······

2020年2月25日 瑞德西韋在中國獲3項專利 美國將在50地臨床試驗

中新網客戶端2月25日電(張尼)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誌敏25日表示，瑞德西韋是美國吉利德科學公司正在開發的壹款新藥，目前該藥在全球任何壹個國家都還沒批準上市，處於臨床階段。中國在武漢的多家醫院開始了該藥物的臨床試驗，要到4月27日才能公布臨床試驗的結果。圍繞瑞德西韋，吉利德科學公司在中國申請了8項專利，有3件專利已經授權，還有5件正在審查過程中，8件專利申請的保護範圍涵蓋了化合物核心結構和類似結構，相關制造方法、用途等等。他表示，如果有專利權人認為有侵權行為，可以按照法律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行政仲裁請求，我們將在專利法的框架下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3029

2020年3月15日 被搶註專利的瑞德西韋已成“中華神藥” 還國產出口了

據媒體報導，2月4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搶註了瑞德西韋的中國專利權。2月5日，吉利德CEO丹尼爾‧奧戴（Daniel O’Day）回應此事時說：專利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的責任是治病救人。

當記者問到，“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科院共同申請了瑞德西韋專利，吉利德對此有何反應？”“如果中國的知識產權主管部門批準此申請，吉利德的立場是什麽？”等相關問題時，奧戴表示：“眼前要考慮的是患者，而不是專利。”

壹位名叫“劉茜”的吉利德員工表示，該公司免費將這個藥送到中國，壹分錢沒收。而且吉利德還把這個藥的結構式公布於眾，也就是說給中方復制的機會，同時也表明他們公司沒有想從這個藥上掙壹分錢。因為該公司“將人性放在第壹位，不是掙錢放在第壹位”。

據意大利媒體3月13日報道，這種藥現在已經被中國生產和普遍用於出口，還被稱為“中華神藥”。

“病毒也偷，治療的藥也偷，還有什麽是不會偷的？”－－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5/9241315.html

低調，務實，不僅是科學家、醫學家們應有的稟性，也是社會上任何壹位社會人應有的操守。從中也反映出壹個國家教育的成功於否：面對低素質者的言行，高素養者往往會沈默以對，然後讓事實或結果來說話。

2020年3月26日 任性！吉利德科學申請“退回”瑞德西韋孤兒藥資格

新京報訊（記者 張秀蘭）剛剛被美國食藥監局（FDA）授予孤兒藥資格後，美國時間3月25日，吉利德發布聲明稱，公司已向FDA提出申請，要求其收回授予瑞德西韋的孤兒藥資格，並放棄其附帶的所有權益。

FDA“孤兒藥資格認定”源自《孤兒藥法案》（Orphan Drug Act，ODA），是FDA鼓勵開發在美國患病人數低於20萬疾病的創新藥措施。凡獲得孤兒藥資格認定的新藥，有機會獲得7年市場獨占權。此外，FDA對孤兒藥還有稅費優惠、減免處方藥使用者費用、研發資助和方案協助、快速審批通道等壹系列配套措施。－－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26/709455.html

06

世衛官員很鄭重地說：迄今，我們認為只有壹種藥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韋。原文是：There is only 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

他的意思是，應該優先上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項目。

但這句話在壹些中文新聞稿中被“漏掉”了。這是國之大忌，也是新聞倫理之大忌。

－－不合時宜的思考 杜駿飛 三月 23, 2020https://vewas.net/不合時宜的思考-2/

 2020年4月15日 無視患者安危 中共強推中成藥迫停瑞德西韋

位於美國加州的吉利德公司上周六（11日）發布消息透露，由中國的中日友好醫院牽頭進行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治療新冠重癥患者的臨床雙盲實驗已經停止，目前針對輕癥和中癥患者的實驗還在進行。

知情人告知本臺記者，早在壹個半月前，中國醫療界已傳出有關信息，因為官方認為，必須以代表中國傳統醫療技術和文化的中醫藥為主進行新冠藥物實驗，被線民稱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韋，也因此成為政治取向的犧牲品，遭官方打入冷宮，盡管此前該藥的實驗得到了國家衛健委的批準，並被民間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中國紅十字會前高管任瑞紅稱，他們此前已知道中方幹預該實驗。她表示，因為瑞德西韋壹旦獲得頭功，中國政府的宣傳就會很難堪，因此，他們寧願采用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蓮花清瘟膠囊等藥物去繼續忽悠民眾，甚至將這些虛假療效的宣傳，壹直覆蓋到了海外華人圈。

要求匿名的壹線醫生倪先生告訴本臺，根據2月底國家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河北中醫藥大學多位研究人員發表在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的論文顯示，蓮花清瘟的半抑濃度IC50為411μg/mL，半細胞毒性濃度CC50為1157μg/mL，相差2倍，用藥的安全性極差。有業界人士指出，蓮花清瘟體外抑制新冠病毒的濃度和殺死細胞的濃度接近，估計鹽水、辣椒、白酒的療效都比這個強。而瑞德西韋的IC50為0.65μM，CC50為110μM，相差150倍，醫生有足夠大的安全用藥空間。－－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4/15/2214517.html

從壹刀切的強制封城，到非武漢肺炎患者被強制出院，空出床位；從對封閉小區強制出售高價菜發國難財，到強制控制確診人數、死亡人數，強制升高治愈人數；從強制中斷瑞德西韋治療新冠重癥患者的臨床雙盲實驗，到強制推行沒有三期雙盲對照臨床資料的蓮花清瘟膠囊治療，顯示了中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威權效果。

但殊不知在這＂集中＂的背後，侵犯的是弱者與患者的權利與尊嚴乃至生命，這不僅是陽光下的謀殺，且還踐踏了尊貴同等生命的信條，同時也摧毀了對生命本該擁有的尊重與善良。

邪黨的作為，比如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2020年1月22日 武漢衛健委宣布不再通報肺炎疫情 怎麽回事?

武漢衛健委：即日起，我委不再發布新型肺炎情況通報

1月22日，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有關規定，全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由省衛生健康部門發布。自今日起，我委不再發布全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有關我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請關註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官方網站。－－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411

2020年1月23日 外媒:肺炎失控恐變災難 專家:比Sars規模大十倍

“連我都選擇做了逃兵。”管軼是病毒學研究領域專家，目前擔任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對武漢肺炎可人傳人、發展曲線等做出了精準的判斷。

“我現在在自我隔離。”管軼把自己鎖在房間裏，1月21日-22日，他和團隊來到武漢，希望可以幫助找到動物源和對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無力，很悲憤。”

管軼1月23日上午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指出，現在封城，實際效果存疑，因為不少人口已經流出回家過年，保守估計，武漢肺炎感染規模也要比SARS多得多。

財新記者：妳在武漢最新觀察到了什麽？

我是21日到達武漢，下午3時到了當地的壹個菜市場叫小東門市場，看到的場景壹片祥和，好多人還忙著置辦年貨，我對此極其驚訝。

第二天在機場，讓我再次驚訝到掉了下巴。機場人流已明顯下降，而機場居然還有個別旅行團出遊。

當我過安檢的時候，拿著放行李盒子的安檢小姑娘，只帶著最簡易的壹次性口罩。我說：丫頭，妳的口罩質量不行，妳每天接觸這麽多旅客，她說因為上面擔心影響形象不讓戴，這是她自己準備的。

我當時就想，這都要“戰爭狀態”了，怎麽還沒拉警報啊，百姓好可憐，還在安心準備過大年，完全對疫情無感啊。－－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79

真正的專家都有著專職的責任感，長期的擔負便有了職業的敏銳。作為＂逃兵＂的香港科學家之壹的管軼，他的逃，我以為壹是對病毒的未知性，二是因中共官僚的愚蠢與麻木性，三是看韭民還壹如既往地迷信獨裁者的聲音。

還好他＂長征＂回香港了，真為他慶幸。

2020年1月23日 首席流行病專家：控制住武漢 其他地區就安全了

第壹財經專訪了中國首席流行病學專家、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

第壹財經：武漢肺炎逐漸向國內擴散，之前曾有專家稱武漢肺炎可防可控，請問，怎麽防？怎麽控？

曾光：既然叫傳染病，如果呼吸道傳染病沒有人傳人，我倒覺得驚訝。對於傳染病的防，最重要戰場在武漢。從宏觀防控上，控制住武漢，全國其他地區就安全了。我倡議，其他地方的人不要去武漢，武漢的人不要出來。武漢市民更要做好個人防護，不食野味，不去封閉場所聚會。

我們感到慶幸的是，對於專家組的建議，武漢市很快接受了，以最快的速度出來了武漢出行方面的限制。－－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3/9047909.html

遺憾的中國專家，遺憾的首席流行病學專家、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因過了最佳防控期，武漢沒控制住，中共國沒控制住，全世界能否控制住還是個未知數；目前世衛組織已定下武漢肺炎為＂世界流行性疾病＂：唉！中共國七十多年來，在科技文化上沒能向世界貢獻什麽，用壹個＂武漢肺炎＂來充數，也算打破了零記錄。－－03年的SARS聞之不禁扼腕嘆息：只怪當年不好好努力，被那個蔣彥永破壞掉了。

2020年1月28日 確診人數超過非典!專家：無需對病例數過於恐慌

“SARS重癥較多，並出現‘超級傳播者’，院內感染嚴重，很多醫務人員被感染。”曾光教授表示，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從輕癥到重癥都有。說它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如說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因為檢測陽性的患者不見得壹定出現肺炎。就像流感、重感冒，有的輕癥患者不需要住院便能治愈。目前也沒有出現‘超級傳播者’，醫務人員被感染者較少。雖然比起SARS，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控難度大，潛伏期也有傳染性，但整體病情比SARS輕，病例數雖多，但大多數都是輕癥。

曾光教授表示，隨著武漢“封城”，武漢輸出性病例將會逐漸減少，其他地區的確診病例數會逐漸被控制住，即使出現二代、三代病毒，也是可控的。輸出性病例減少甚至沒有了，就是第壹個階段的勝利。

同時，逐漸變暖的氣候也會成為我們天然的“盟友”，氣候變暖不利於呼吸道疾病的傳播。因此，對於病例數的增長，大家可以淡定地來看待，別讓心理危害遠遠超過實際危害。－－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416

2020年2月3日 《柳葉刀》：近7.6萬武漢人或已染病 4月達高峰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國家衛健委今日（2月1日）公布內地確診病例超過壹萬宗。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梁卓偉與其研究團隊昨日（1月31日）於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文章，稱或已有近7.6萬名武漢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若病毒傳播性壹直未減弱，疫情或於4月達至高峰，其他城市疫情則會在隨後壹至兩周達至高峰。

梁卓偉表示，透過電腦模型推算，截至上周六（1月25日）武漢或已有75,815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5191.html

2020年2月6日 專家呼籲：在家再堅持兩周 可將病毒悶死

上海醫療救治組專家、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今天（6日）說，如果只是醫護人員在奮鬥，這場戰是打不贏的，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是“戰士”，“妳在家裏不是隔離，是在戰鬥。“

張文宏還說，“妳覺得很悶嗎？病毒也要被妳‘悶死’了，‘悶’兩個禮拜。”“如果全社會都動員起來，‘悶’住病毒，就是為社會做貢獻。”－－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6/big5/2187470.html

2020年2月9日 流行病專家：未來兩周武漢感染人數將突破50萬

盡管近日中國境內的肺炎新增確診病例數下降，但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教授艾德蒙茲（John Edmunds）指出，電腦模擬顯示，真實病例數恐怕是目前已知的十倍，甚至更高！這些隱匿的病例可能是因為患者癥狀輕微，而未就醫求診，篩檢也並非百分之百準確…"只能掌握到（真實病例數的）十分之壹也不算不尋常"。

該校另壹名專家、感染疾病流行病學副教授庫查斯基（Adam Kucharski）進壹步指出，他不願明確指出疫情會惡化到什麽程度，僅表示武漢屆時可能每廿人就有壹人感染—這是根據潛伏期約五．二天，以及從出現癥狀到確診約六．壹天來模擬，推估出人口達壹千萬的武漢市的感染率約五％，也就是應有五十萬人遭到感染。－－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9/big5/2188461.html

2020年2月10日 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新冠肺炎治愈率很高

2 月 10 日電 ( 任思雨 ) 10 日，湖北省召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張定宇介紹，新冠肺炎實際是壹種自限性疾病。“目前在我們醫院的治愈率還是很高的，目前我們醫院收治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累計超過了 1500 余例，絕大部分患者，包括重癥及危重癥患者，經過各種氧療、對癥治療和免疫調節治療以後，均可以順利出院，市民不必過分恐慌。”

【什麽是自限性疾病】

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發生發展到壹定程度後能自動停止，並逐漸恢復痊愈，並不需特殊治療，只需對癥治療或不治療，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的疾病。－－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10/9119028.html

2020年2月13日 臺灣抗Sars專家蘇益仁:武漢病例可能達50萬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說，武漢肺炎疫情可望在四月結束。

本臺專訪SARS時代在臺灣擔任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長的蘇益仁，他認為鐘南山所指是最樂觀的狀態。蘇益仁指出，目前在日本停留的郵輪鉆石公主號形同“封船”，可以和武漢“封城”相比較。如果以百分之五的感染率推估，武漢的感染病人數至少有五十萬人。

蘇益仁舉目前停靠在日本橫濱的鉆石公主號郵輪形同“封船”為例，與武漢“封城”情況相似。目前鉆石公主號全員的總感染率約為5個百分點。鉆石公主號的防疫比武漢、湖北還好些，罹病率都有5%，武漢未來會如何演變沒有人知道。

蘇益仁：“假如武漢5%是最好的情形，武漢有1千萬人，所以他們感染的病人數可能有50萬。

鐘南山在專訪被問及，中國數據顯示武漢肺炎的康復率相當低，治愈出院病例還不到確診患者的 10%。對此，鐘南山表示，當局不願冒任何風險，因此許多病患雖已基本恢復健康，但仍受到隔離。他們不知道這些患者是否會重新染病，因此治愈出院的比率不是那麽高。

蘇益仁的解讀則是，目前武漢的醫療體系已經崩潰，醫療體系或是檢驗的人，幾乎只有肺炎重癥才會處理。如果這樣處理確診案例，復原率當然很低，未來重癥跟死亡率還會慢慢增加。－－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074

2020年2月15日 世衛顧問壹語驚人:25億人可能被感染,持續到明年

世界衛生生組織顧問Ira Longini表示，他追蹤了新冠病毒在中國的傳播，他估計，最終的感染人數將會比目前確診人數還要多出數十億。

根據他采用的數據模型，每個感染者通常會將疾病傳染給另外兩到三個人。他說，由於缺乏快速檢測，壹些人感染的程度相對較輕，這也使追蹤病毒傳播變得困難。

IraLongini並非第壹個提出這種說法的專家。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梁卓偉推算，若果疫情無法受控，最終可能感染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支持疫情全球蔓延說的還有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動態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學教授Marc Lipsitch。

哈佛大學報：現在是不是可以認為，這種病毒比之前預估的傳染力更強，或致死率更高？

LIPSITCH：目前可以確定，這種病毒具有高傳染性。這次的病毒可以在感染者出現癥狀之前就進行傳播，這使得它比SARS更難防控。正因如此，單單隔離確診病例很難有效阻止病毒傳播。

我認為新冠病毒正在全球其他地區蓄勢待發（gathering steam）的可能性比較大。

我被問到很多次的壹個問題是，這場疫病會不會在天氣回暖的時候結束，如SARS。我不完全相信SARS結束可歸因於天氣回暖。但有壹些證據顯示，新型冠狀病毒在天氣回暖時的確傳播更慢，我們也在著手量化這些證據。所以我們有可能會得到天氣的幫忙，但我不認為它就是解決之道，因為熱帶國家新加坡也有此次病毒的傳播。

緊接著，路透社也發出類似報道——美國CDC等專家警告：中國境外疫情的爆發，才剛剛開始！－－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237

2020年2月16日 央視專訪雷神山醫院院長:疫情的拐點已經來到

今天，央視新聞專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訪談裏院長介紹了目前醫院的基本情況，並說道：“真正的疫情拐點已經來到，現在裏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從新發的情況來看，我觀察到的，5天以來我們自己的幾個點，發熱的數量在下降。它是有壹個坡度，逐漸在降，穩穩地在降，沒有反彈過，我是很有信心的。”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疫情下降的拐點已經出現但還潛藏著上升的拐點據健康時報，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表示，“疫情下降的拐點已經出現，但還潛藏著上升的拐點。”－－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428

2020年1月23日 被感染的專家:我依然認為武漢疫情“可防可控”

王廣發是北京大學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也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家組成員，曾隨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前往武漢。1月10日，他曾就新型冠狀病毒發展情況接受中國官媒訪問，當時他認為按病人病情及擴散情況，整體疫情“可防可控”。

隨著疫情擴大，王廣發所說的“可防可控”在網絡上受到了質疑。特別是1月21日，有媒體披露王廣發本人“中招”，被確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對於記者問及，如果再給他壹次重新修正表述的機會，他是否仍堅持“可防可控”這個表述。王廣發表示，他依然認為此次疫情“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級。社會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包括親情、人情、健康和經濟。－－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7553

“人不傳人，可防可控”，致多少人走上不歸之路。壹想到這些，我就會自問：難道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讓自己生活得輕松，就可以不幫助他們這些枉死者追責嗎？追責，是壹件必須要做的事！－－文章來源: 方方：這些天，議論復工的人越來越多 2020-03-15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15/9240336.html

這壹個“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大言不慚，把妳們的專家面皮和媚上的奴才樣貌，毫無遮掩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我祈禱：讓正義與道德的唾沫盡快把妳們骯臟的靈魂淹沒掉！

2020年2月17日 曾稱新冠不傳人的北大專家王廣發治愈後受訪

封面新聞：現在疫情防控進入到非常關鍵的時刻，在近期采取了壹系列措施之後，您覺得未來會如何發展？

武漢現在疫情還是壹個焦灼狀態，最關鍵問題是什麽？病人要能收治進去，要能進行有效的隔離，對危重病人進行有效治療，這是重點。我覺得，如果在當地感受到了，該住進院的患者都能收進去了，疑似或確診的患者都被隔離了，可能就開始迎來拐點。－－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627

1月29日，日本開始從武漢撤僑，由於撤僑後接連出現4名無癥狀感染者，負責撤僑業務的37歲日本官員 31日跳樓輕生了；2月25日淩晨，隸屬於韓國法務部緊急安全計劃辦公室，負責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韓國法務部（司法部）壹名30多歲的公務員，因對韓國不斷新增新冠患者心生愧疚，在首爾跳江自殺了。日韓的青年對職責竟有如此耿直的擔當，被世人刮目相看也就是情理中事。而作為瘟疫發源國的我們死了這麽多人，至今官方也好專家學者也罷竟無壹人出面認錯擔責：作為專家的您可能並不知道以上的事情，現在告訴您了。

2020年2月17日 解放軍專家:湖北以外地區的拐點早就出現了

【環球時報-生命時報赴武漢特派記者 董長喜 張健】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戰鬥仍在持續，盡管國內除湖北以外的地區確診病例在持續下降，但湖北尤其是武漢的情況仍很嚴峻，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有波動。2月15日的武漢下著小雨，《生命時報》壹線記者準時抵達軍隊醫院駐地的會議室，采訪了正在武漢參與壹線救治的著名呼吸病專家、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科教授劉又寧。劉又寧教授還是2013年收治北京第壹例“非典”病人的專家。采訪時，他表示：“按現在的情況來看，湖北以外地區的拐點幾天前就出現了，但在戰‘疫’的關鍵地武漢，有些情況至今還沒有徹底摸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594

2020年2月17日 譚德塞：北京現在判斷“疫情拐點”為時過早

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周壹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中國官方給出的最新數據顯示，新感染新冠病度肺炎的病例正在下降。他同時直言，“所有的可能都尚在桌上”，現在判斷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是否真正下降還為時過早。－－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2/17/big5/2191432.html

2020年02月18日 鉆石公主號的重大啟示： 意外的肺炎傳染實驗模型

鉆石公主號郵輪孤零零在漂泊在海上，與世隔絕，聽天由命。全世界充滿了壹種隔岸觀火的味道：中國人覺得，那是外國人的病；而外國人覺得，那是中國的病。結果，老天絲毫不留情面，演成了壹個高度“理想”的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染實驗的居民樓模型。

此次鉆石公主號郵輪搭載有2666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乘客(其中近壹半為日本公民)及1045名船員（10 名確認感染），總人數達到3700余人，涉及到50多個國家和地區。瞧瞧，這是多麽“完美”的世界性人類病毒傳染實驗基地。其中有約380名美籍乘客（40確診感染），約330名香港居民（感染者22 名），255名加拿大籍公民（感染人數不祥）。

因為有壹名已下船的香港乘客在2月1日確診新冠病毒肺炎，郵輪於2月3日晚提前返回至日本橫濱港，從2月5日起橫濱港附近開始為期14天的“海上隔離”。與此同時，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始對船上人員進行檢疫工作。短短壹周的時間裏，“鉆石公主號”郵輪上的確診人數陸續突破壹百、兩百、三百的大關。

結 果

2．明確的病源只有壹個人，在近壹個月時間裏，從已經檢測的1219人中， 已知傳染了355人，占檢驗人數的29%，數目龐大。其中111人無癥狀，占已檢人員31%。帶毒而沒有癥狀，不是個別，而是相當高的比例，是普遍現象！

5．十萬火急之下，大難臨頭各自飛，美、加、意、澳等決定派專機接回自己的未感染同胞，回國隔離觀察。已病者，還得甩給日本治。

結論與討論

1．傳染會無限制擴大，指數性上升，沒有止境，有無壹幸免之趨勢。

2．隔離失敗，船上的隔離導致更多的感染，表明消毒隔離的巨大局限性。

3．病毒在船體內或圍繞船體流動，顯示強大的空氣傳播能力。

4．世界各人種皆被感染，表明全人類的普遍易感性，沒有種族區別。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大衛 • 費子曼（DavidFisman）說：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醫生和健康研究人員越來越質疑這種隔離；這相當於是把壹群人困在壹個裝有病毒的大容器裏；所以我認為這種‘隔離’正在促進病毒的傳播。出於同樣的原因，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邁克爾 · 米娜 ( Michael Mina ) 在推特上稱這種隔離是不仁道的。

本來指望隔離14天後，大家都沒事了，結果卻是異乎尋常的糟糕，豪華郵變成恐怖郵輪，甚至死亡郵輪（盡管還沒有死亡患者）。

鑒於：新加坡 、馬來西亞和印度，都不斷出現新病例 ，說明夏天的氣候並不能阻止這個新病毒的傳染和發病，但可以指望發病少些。－－https://news.ifeng.com/c/7u9wWclno6S

2020年2月19日 專家：新型病毒死亡率是普通流感20至30倍

韓國首爾大學亞洲研究所2月18日下午舉行緊急座談會，討論新型肺炎疫情，高麗大學醫學院教授千炳哲在會上表示，新型肺炎的致死率在2.5%至3%左右，很多人以為致死率低便可以安心，但情況完全不是如此。

他稱，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俗稱沙士）的致死率為10%，MERS（中東呼吸綜合癥）為35%，相比之下，新病毒的致死率較低，但這病毒的特點是牠可以像流感壹樣廣泛傳播，而流感的致死率雖然只有0.07%，壹年內因為並發癥死亡的人數卻可達到3,000人至5,000人，新病毒的致死率是普通流感的20倍至30倍，不可輕視。－－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2/19/big5/2192087.html

 2020年2月23日 日專家：中國40％人口遭感染 3月至5月底達高峰

11日，中國學者鐘南山曾經聲稱，武漢肺炎可能會在2月底達到高峰，而後隨著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旅行及延長假期等舉措，疫情將會有所改善。

然而，日本北海道大學流行病學家西浦博（Hiroshi Nishiura）提出不壹樣的數據。他表示，由於中國有多個城市的民眾放了長假之後，從上周開始復工，這將會讓“新的傳播鏈”增加了可能性。他以模型進行估計，疫情將會在3月底至5月底之間的壹個時期達至高峰，當到了該時期，單日診斷量就會高達230萬個病例數。

根據西浦博的估算結果，中國大陸將會有5.5億至6.5億人遭受到感染，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0％之多，其中有壹半人會出現癥狀。－－日專家：中國40％人口遭感染 3月至5月底達高峰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3/2193821.html

2020年3月5日 張伯禮：到3月底，武漢有希望新增病例基本“清零”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消息 3月3日，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在武漢接受了人民日報新媒體的專訪。

新增病例到什麽時候才能“清零”？

張伯禮：我們分析了疫情演變數據，目前來看，全國除湖北以外其他地區，2月底新增病例基本“清零”；

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其他地區，3月中旬估計能基本“清零”；

武漢市有希望到3月底實現基本“清零”。

什麽時候才能“摘口罩”？

張伯禮：估計4月底除了湖北以外，全國其他省市基本就可以摘口罩恢復正常生活生產秩序。－－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05/699533.html

在網上看到這樣壹段趣文：＂某日早晨，壹磚家枕邊躺著壹只剛剛斷氣的蚊子，旁邊有壹封遺書，上寫：我奮鬥了壹夜，也沒能刺破磚家的臉皮，它厚得讓我無顏活在這個世上，我的死與磚家無關，我是自殺的。＂

很為這匹蚊子的尊嚴點贊喝彩！

2020年4月1日 無病狀感染較確診2.6倍 港專家:染疫約為官方3倍

在香港，身為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和生物統計學分部主任的高本恩昨早在壹個訓練講座上指出，不少患者因為沒有病征或征狀輕微而無法檢測，故各地武漢肺炎的實際感染人數肯定較公布的多，香港和中國亦不會例外，他以鉆石公主號郵輪的經驗分析，可能有10%病人因為沒有征狀或病征輕微而可能沒有求醫，而確診數字與是否有足夠檢測亦有關連。

他因應不同個案的定義，包括沒有病征的感染個案來推算，中國內地實際感染武漢肺炎人數可能超過23萬。有關數據是中國官方公布的2.8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8937

2020年4月11日 美學者：中國除湖北外新冠感染者近三百萬

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4月10日公布他的研究模型，推估中國除湖北以外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近三百萬人。與美國各州擴大檢測並公布檢測數據不同，中國官方不曾公布總檢測數量。史劍道批評，這更加凸顯中國的數據不可信。

“我的統計模型推測估算，中國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是將近三百萬人。所以，我認為，中國官方說，在湖北以外的確診病例只有壹萬五千多例，壹點都不合理。”

“他們不大規模檢測的做法是故意的，因為他們不想知道，即使是在疫情嚴重的湖北，人們都無法想做篩檢就做篩檢。所以，我不認為北京的中央政府知道真實數據，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做到能得到真實數據的檢測規模。”－－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11/682461.html

2020年4月11日 張文宏稱居家隔離失敗 鐘南山不同 中共專家互扛

近日，推特傳出壹段上海疫情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8日通過中共官媒CGTN在對孟加拉醫學界對話時，為對方獻計的壹段講話。

張文宏在對話中表示，“武漢的病人為什麽這麽多，就是因為我們在居家隔離，我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在中國，每個房子住的人都比較多，地方比較小，所有的居家隔離到最後都失敗了。”但這段講話並不見於中共官媒的報導。

引發關註的是，專家鐘南山當初建議封城，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應對辦法，以及當局掩蓋疫情，導致大批患者無法確診，無法入院治療。

就在張文宏抨擊“居家隔離”措施後，4月10日鐘南山與韓國防疫專家連線時，再批評近日來的熱點話題——“群體免疫”。鐘南山稱，“目前新冠病毒基因突變，已非常適應在人體內生存，因此傳播力度大，死亡率也比流感高20倍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考慮迅速地發展疫苗，而不是靠群體免疫的方法，那樣付出的犧牲和代價都太大。”

4月9日，張文宏在接受官媒采訪稱，武漢人的“群體免疫”可能已經存在，並推斷中國唯壹具有最高免疫力的城市將會是武漢。

對於鐘南山主張的“盡快研發疫苗”的話題，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癥醫學專家王辰早前曾表示，“疫苗如果能出來的話，那這個事情就好很多，但冠狀病毒的疫苗不是個簡單的事兒，這不是個流感。”

鐘南山2月11日曾預測疫情2月份可能達到高峰，4月份可能結束。但王辰2月19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會長期存在。－－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11/682478.html

5. @李不白的微博：普通網友說句話都是戰戰兢兢，生怕哪句話說的不對就被“辟謠”、被訓誡。然而壹些“專家”卻通過媒體屢屢釋放錯誤信息，造成很大的誤導，卻從不見這些“專家”、媒體承擔過相應的處罰，長此以往，如何是好呢？－－2020-04-07 來源: 博談網

〖微博談〗這種冷血行為在刑法學上被視為壹級謀殺

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某次對記者說：妳們不用擔心中國，他們可以出口電視機，卻出口不了電視節目。這話沒錯。但鐵娘子萬萬沒想到的，是如今中共竟向全世界出口了武漢肺炎，這可比意識形態的電視節目歷害快速得多：直接就殺人了。

2020年1月27日 首批患者死亡率高達15%?中國疾控報告來了

《柳葉刀》披露的首批41個病例病死率15%，中國疾控1月27日公布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展和風險評估》報告中推測“病死率也會低於3%”，差異為什麽這麽大？

1月24日發布在medRxiv上的由英國團隊和美國團隊合作的論文則估測，這次新冠病毒的R0在3.6-4.0之間，遠高於SARS。

感染者真的確定可以無癥狀了嗎？

感染者可無癥狀這壹點甚至引發了壹場公共話語權的口水仗。

此信息壹出，很快有內地媒體跟進“辟謠”聲稱該患者有癥狀。

袁國勇教授非常肯定的表示，他確定出現了這樣壹例被收治的無臨床癥狀患者。－－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160

2020年1月31日 《柳葉刀》披露新冠肺炎臨床數據 死亡率11%

截至1月25日，99例患者中，31例(31%)患者出院，11例(11%)患者死亡，其他病人仍在住院。－－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8844

2020年2月4日 新冠疫情病死率高不高?妳想知道的都在這裏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根據最新數據來推算，全國確診病例的病死率是2.1%。－－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08

2020年2月12日 3具孩童屍體塞1袋 中國傳下令趕制100萬屍袋

綜合媒體報導，武漢肺炎疫情堪慮，網上近日流傳壹段影片，拍攝地點位在中國某間醫院，片中可見醫護人員全副武裝，將3名已死的孩童放在同壹個屍袋裏，疑似因死亡人數過多，導致醫院的屍袋嚴重不足。

有網絡媒體近日披露，他們透過兩個企業管道得知，中國多家紡織相關工廠現在已不對外接單，"不做衣服、也不做口罩"，只生產官方要求的"屍袋"；此外，有企業收到政府指令，"要趕制運屍袋，100萬個"，但因消息敏感無法公開。－－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12/big5/2189520.html

2020年2月22日 美專家推估新冠病例為5到10倍中共數據

兩位學者參考中國官方數據（2月1日及2月12日的確診病例數加上疑似病例數）及非官方資料，並建立模型及設計參數，模擬推估中國境內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及致死率等數值。

推估結果

根據他們以感染數翻倍增長需要6.4天的情境，模型推估結果重點如下：

1）研究團隊用非官方數據的模型推估得出的各項數據，都遠高於以中共官方數據推估的數值，大約在5到10倍之間。

2）騰訊兩次意外“錯列”數據以及中共2月1日官方數據，推估到2月12日的累計病例數，介於11.2萬到114萬之間，而2月12日中共官方這個數值為73,317例。

3）以中共官方數據及騰訊兩次“錯列”數據推估得出的致死率分別為2.8%、5.8%、18.5%，以及32.8%，均高於中共及WHO所說的死亡率（約2%）。

4）以騰訊2月1日“錯列”數據（確診加疑似總計233,831）推估，截至當天的每天新增病例為24,000，新增死亡人數為2,520。根據中共2月1日官方數據，當天累計新增病例為15,152例，新增死亡人數為254例。

5）所有非官方數據的模型分析結果都得出新冠病毒的爆發起始時間，多落在2019年9月下旬或10月。－－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2/2193549.html

 2020年2月28日 肺炎死亡人數造假？上海網紅揭疫情真實慘況

出身上海的網紅“廣告小妹”在網上透露，她爺爺過去曾是壹線防疫人員，根據過往的經驗，實際死亡人數會比官方數字高出12倍，然而，這次武漢肺炎的狀況不同，疫情更加嚴重。“此番疫情嚴重還封城，許多人在家無法去醫院確診就上了天堂。若把這些人算在內，那麽我會保守估計是15倍。”最後還語重心長的說了壹句：“嗯，同胞們請保重”。－－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28/2196123.html

9.@h5LPyKL7TP6jjop：壹個高三學生死於疫情，老師為學生寫了這個對聯：生於非典，長成新冠，十七年在武漢差壹年就成好漢，生也肺炎，死也肺炎，這壹生多患難早晚離不開肺炎。－－2020-03-17 來源: 博談網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微歷史〗只是還沒輪到妳.html

2020年3月23日 中國3大電信商用戶暴減逾2100萬人

彭博社報導，今年1月至2月，中國3大電信商用戶暴減逾2100萬人，其中，中國移動更出現史上首次凈用戶數下滑。

中國移動官網公布，1月和2月中國手機用戶減少超過800萬人，為2000年開始追蹤月度數據來首見；中國聯通（China Unicom）1月和2月用戶數也減少780萬人；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則表示，2月用戶數減少560萬人。－－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3/2205441.html

2020年3月28日 學者估算：武漢染疫死亡5.9萬 全國9.7萬

署名"財經冷眼"的財經評論人士3月26日發布視頻指出，經過精確推算，武漢真正的死亡人數約5.9萬人，中國真正的死亡人數約9.7萬人，中國感染人數約121萬！在中共完全沒有公布任何真實數的基礎上，我今天做了這期節目，因為我只想還原武漢死亡數字的真相，我不希望像大饑荒壹樣，餓死4000萬人，最終被他們說成只餓死了幾千人，謊言就不該成為歷史，就該被揭穿。－－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8/2207350.html

喪親之痛，是需要傾訴和哭泣來緩解的。這是疏導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幾天，讀到壹篇文章，看到很多網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傾訴心情，把那裏當成了壹個哭墻。這不單純是為了紀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傾吐心聲的網友們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掃尾階段，距清明節還有壹小段時間，我們完全可以建立壹個類似“哭墻”的網站，比方“哭網”。讓喪親的人們有壹處地方，在那裏掛上自己親人的照片，為之點上蠟燭，去哭上壹場。其實，哭的人，又何止是他們的家人朋友？整個武漢人都需要壹場大哭。人們可以通過這個“哭網”，哭親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傾吐內心的悲傷，也寄托個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靈的音樂，當然更好。或許痛哭過後哀嚎過後，心情可以舒緩很多。疫情結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數，在這壹切未確定之時，無數的個人悲傷，郁結成塊，或許會成壹個難解的題。不如，開辟壹個空間，讓大家同哭壹場吧。－－2020-03-14 來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開辟壹個空間 讓我們同哭壹場

武漢肺炎疫情，離4月8日解封還有3天，在這場瘟疫中，武漢究竟被死亡了多少人，各種計算和推論都有，因為沒人相信當局給出的數字，因為當局的無恥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想起徐誌摩在《〈壹個態度〉的按語》文中有這麽壹段話：‘我們誰不知道這句成語——“數目是不說瞎話的，但說瞎話的人可以造數目”。並且統計即使是可靠的，統計表並不能告訴我們實際的情形是怎麽壹回事。’說的多好，在不知真相、言論不自由的情形下，冷冷的數字，蒼白的統計表能代表什麽？

2020年1月28日 又泄密？武漢官媒稱增派大批運屍車 文字遭秒刪

網友全智勝1月28日在推特上傳了武漢網信辦官微日前發出的壹則消息被刪改前後的對比圖片，並質疑道：“截止到今天武漢壹共死亡85例？而且還是累計數字。妳調配了壹批車輛是多少輛？妳發布這樣的消息，是要告訴我們什麽呢？這麽快就編輯刪減內容又是什麽情況？不要再考驗人們的智商！”

這位網友上載到兩張截圖的內容，是武漢民政局發布的壹則消息，聲稱該機構決定對死於疫情患者遺體免收火化費用，並稱已爭取到調撥壹批殯儀車輛來加強運送屍體的能力。但這則消息中有關調撥殯儀車的內容，1小時後就被刪去。－－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8/9064137.html

2020年2月3日 “我在武漢殯葬壹線，我們現在也需要援助”

本文來自：谷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作者：朱南柔，口述：老黃，武昌殯儀館員工，題圖來自：圖蟲

老黃（化名）是武昌殯儀館的文職人員，不到40歲。疫情重壓之下，他也上了壹線，去接運遺體。

我們現在壓力很大。漢口和武昌普通死亡遺體我們要拉，疑似新冠肺炎的遺體我們也必須得拉。從初二開始，我們館所有員工必須上班，沒有壹個休息的。

現在我們館所有的男職工都要負責拖運遺體，女生負責消毒，全館的消毒，還有我們出車人員回來的消毒。現在館裏4部電話全部在接，接線員24小時在崗，都已經累得筋疲力盡。我們館長大年三十就上壹線了，他都沒回家的。

現在取消了悼念儀式，只有接運遺體和火化，等疫情結束後，家屬再來取骨灰盒。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物資很緊缺。有個企業捐給我們幾百個遊泳眼鏡，也能當護目鏡用。但消毒用品，特別是酒精，還有防護服、手套、口罩都非常缺了。

我看到網上的視頻，醫生確實很辛苦，也很崩潰。其實我們殯葬員工也很崩潰，真的。我就是希望能幫我們呼籲壹下，現在太缺物資了，看有沒有愛心人士能幫到我們這些殯葬工人。－－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320

2020年2月3日 武漢究竟死多少人？運屍袋告急全國求援

2月1日，海外異議人士韓連潮在推特轉發了壹則“武漢運屍袋告急”的海報，並評論稱，“武漢疫情繼續發展，殯儀行業向全國求援，急需運屍袋等物品，看來武漢肺炎死亡人數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

海報內容顯示，中國殯葬協會青年和社會工作委員會聯合孝行天下殯儀等壹線殯儀單位向全國求助，請求支援運屍袋以及護目鏡，手套，套鞋以及防護服等防護物資。消息來自《墓政參考》微雜誌。

該推文後面有網友留言，海報原文已經看不到了，估計可能被刪了。－－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03/9086312.html

2020年2月4日 武漢病人:來確診 要排隊 連去殯儀館 也得排隊

打120，排隊；打社區電話，排隊；找“武漢微鄰裏”，這個平臺於1月25日癱瘓。

在“漫長”的等待中，武漢以家庭為單位的患者越來越多，有人熬到了有空床位的這壹天，這時，他的家屬已經壹個、兩個被感染，甚至全家被感染，還得繼續尋找床位。有人等到床位時，已成重癥，在大年初壹於ICU病房去世。

2月2日上午，壹位患者家屬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89歲的奶奶等不及，倒在醫院走廊等待的隊伍裏，在大年初二離世，連去殯儀館也得排隊，遺體至今仍被停放在醫院的太平間。”－－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467

 2020年2月7日 湖北兩館每日火化約341新冠死者

湖北某殯儀館的尤虎向調查員透露說：“我本人都快崩潰了，我們現在壓力非常大。”“現在的運輸量和火化量是平時的四到五陪。”“殯儀館忙到快崩潰。”

他說，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從年前到現在都沒有休息，“這裏每天能睡上兩三個小時已經是很幸福”。

這間位於漢口之外的殯儀館，都“忙到快崩潰”，那麼負責疫情更嚴重的漢口區域的漢口殯儀館，又會如何？

尤虎說，“我跟漢口殯儀館溝通過，牠現在的業務量比我還大，牠的壓力比我大。”

尤虎表示，他所在殯儀館現在有9臺殯葬車，“以前壹臺車拉壹個人，現在最少拉兩個，然後，把不是殯葬車的中巴車上的椅子卸掉，壹次拉七、八個”。

這裏暫且不提壹天30具遺體是否會令新洲區殯儀館9個火化爐運作24小時。就算以此推算，青山、新洲等5家殯儀館如今每天只處理30具遺體，其中約9成為新冠病患的話，這5家武漢市屬殯儀館每天也至少焚燒了135具新冠病患遺體。

加上尤虎所在殯儀館的116具和漢口殯儀館的225具病患遺體，2月3日前後，僅這幾家殯儀館的火化爐，每天都焚燒了至少476具新冠病患遺體。而中共衛健委稱，截至2月3日24時，全國新型冠狀肺炎病患計死亡425人。

在今次對湖北殯儀館的特別調查中，尤虎和新洲殯儀館都向調查員證實，絕大多數遺體都不是從醫院中接運的，而是直接從死者家中接運。

尤虎說，“前幾天我做了壹個統計數據，百分之三十八是醫院接來的，百分之六十壹是在家裏死亡的。”“所以說這個就醫的情況很不好”，“妳想想，百分之六十多在家裏死的。”

“別相信那些狗官”，尤虎憤怒地說道，“像他們這樣搞下去，不敢想像啊！”－－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2/07/big5/2188057.html

2020年2月9日 武漢周邊驚現超量二氧化硫 規模等於上萬具屍體焚燒

根據Windy數據，與中國重慶，上海等地區相比，武漢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經遙遙領先，高達1342.27 µg/m3，遠高於屬於危險水平的80 µg/m3。

在另壹張圖中，武漢周圍的二氧化硫量升至1700 µg/m3。同期重慶的排放量為800 µg/m3。

二氧化硫（SO2）是最常見的硫氧化物。無色氣體，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當二氧化硫溶於雨水，會形成酸雨。石油、碳、天然氣與生物類有機物的燃燒都會產生該化合物。

海外推友Interlwave指出，如果這是壹個燃燒煤炭石油的發電廠放出的二氧化硫，那麽在同樣人口聚集的上海與重慶，以及中國周邊的其他人口密集城市，並沒有出現像武漢市那樣多的二氧化硫。

“最糟的情況是，武漢的城市郊區在燒屍體，這意味著（武漢肺炎）疫情死亡人數要高於中共的報告”，Interlwave說。－－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1476

2020年2月13日 臺媒:屍體搬不完 傳武漢殯儀館高薪急征搬屍人

據中國時報今天報道說，屍體搬不完，武漢殯儀館急征搬運工，開“4小時4000人民幣”高薪。

該報道稱，有中國大陸網友13日PO出壹張截圖，指出位在武漢的武昌殯儀館，急征晚班擡屍體人員，希望能招到20名人手，不限男女，年齡需求為16至50歲之間，工作條件是“不怕鬼、大膽、有力氣，並開出了優渥條件，4小時就能賺進4000人民幣（約新臺幣17200元）的高薪，還強調是“現結”。－－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01008

2020年2月18日 2秒燒光！40臺移動焚燒方艙馳援武漢 網民：到底死多少人？

綜合陸媒，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迅猛蔓延，為解決染疫身亡者屍體的處理難題，由南京中船綠洲環保有限公司牽頭，由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大氣汙染控制團隊參與研制的“醫療垃圾應急處置方艙”發往武漢馳援疫區，“移動式醫療垃圾焚燒方艙”被變成“垃圾和動物屍體處置方艙”，溫度可達850度，焚燒速度可達2秒焚燒，每日既可燃燒5噸醫療垃圾，也可立即處理“動物屍體”。據悉，這些方艙以大型貨車運送進武漢，數量多達40臺。

據陸媒報道稱，此次發往武漢的“垃圾和動物屍體處置方艙”，每個方艙為20尺標準集裝箱大小，體積約為30立方米，包括固廢粉碎方艙、焚燒方艙和煙氣凈化方艙三部分。

但引人註意的是，白色方艙外頭印上“垃圾和動物屍體處置方艙”文字，顯示不只處理醫療垃圾，也處理“屍體”。

網友紛紛表示：“哪有什麽動物屍體？”、“到底死了多少人，太令人難過了！”、“不夠燒，還要調派行動焚化爐…”、“動物不會感染冠狀病毒，哪裏需要特地安排這樣的方艙馳援武漢？”、“如果這是早有預謀中共太可怕了。”

評論還說，武漢屍體太多，賓儀館來不及收屍，居民直接把屍體扔出去！“所以我分析的武漢每天死於肺炎500人，還是比較保守！看來更大的瘟疫真的要來。”－－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44833

 2020年3月31日 時代的壹粒沙

2020年1月10號後，火葬場就沒開過告別會、追悼會，和尚道士也沒給死者誦經超度做法事，送葬的亦不見蹤影。

歇息的時候，我們曉得河濱路三元小區有2具屍體要拉，四味公寓那兒也有3具，想等電話，湊滿8具屍體再動身，不要開到半途，接了電話，走回頭路到江邊翠葉社區再拉剛死的壹具。

我的本事塞八具，師傅拾遺補缺塞十具，如有兩個小孩，塞11具。

我倉促上陣。這要怪爹，貪體制編制，通了路子，把北大的畢業生塞到這兒。大概下面接應的是施處長，因為父親說過無人時叫她施姐。上班不久，她就讓我學駕駛，做了殯葬車的駕駛員。

女友小金為自己惋惜，說選來揀去碰到壹個燒死人的。

殯葬車沒有急救車吃香，急救車經過，路邊住宅有人探頭揮手，有人敲盆，喊救救我媽。

殯葬車經過，死了壹般，曾聽見女聲唱《白狐》，聲音之怪異，陽光底下似有鬼魂出沒。

過了2月25號，我問師傅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說妳知道得太多了，單單我們壹個火葬場壹天燒110個，燒了壹個多月，妳說死了多少人？

我本來睡宿舍，小金怕傳染跟著十多位合同工辭職，整天待在家裏，寂寞孤單，我才應她的要求回家睡。我戴了紅袖章，持有地區通行證，騎車回家暢通無阻。

小金面色不佳，常伴幾聲幹咳，懷疑她受了感染，量體溫37度，蠻正常。叫她泡熱水澡，多吃水，用肥皂水洗鼻孔。小金憂心忡忡，懷疑侍候壹位老年患者，他的鼻涕濃痰使她受了感染。她說，壹天都呆不下去，擔心死在病房裏，只好辭職走人。

我以前只負責開車，眼看師傅，以及我的同事忙碌，於是放下司機的架子參加他們的搬運工作。社區不準我們乘電梯運屍體，我們走大樓樓梯，每人抓裹屍布的壹只角，哪怕走20層也不停息。死屍沈得像鐵像石頭。有的臨死拉了屎、撒了尿，口罩似乎擋不住陣陣臭氣。

小金上氣不接下氣，是在年初三。當時人滿為患，住不進醫院，不少冒險送親人住院的受了感染。小金自感活不長，她說護士群有三位死了，與她住同壹宿舍的小明也死了。她說痰壹般的液體糊住她的肺腔，無法呼吸，妳陪我人生的最後幾天。

上班不時打小金微信，獻我鮮花，呲牙大笑，曉得身體正常；不理不睬，或發大哭難受的表情符號，曉得情況不妙她正在跟窒息搏鬥。

小金走了，無聲無息走了。死在床底下，臉部扭曲，牙齒咬得緊緊的，估計臨死有壹番掙紮，正如她以前所說，患者死前有溺水的感覺。

她渾身冰冷，身子僵硬，我給她擦了身子，塗了口紅梳了頭，穿了她喜歡的衣服。擔心她黃泉路上受到新冠病毒的侵染，給她戴了口罩。

我沒要師傅和兩位同事幫忙，獨自將小金放在黑色的裹屍袋裏，雙手托著她下樓，壹共走了13層樓梯。－－時代的壹粒沙

2020年2月4日 疫情親歷者手記:別再被“厲害了我的國”迷惑了

倘若沒有發生今次疫情，我和我的同學們很難想象，武漢這樣壹個中國中部第壹大城市、綜合實力全國排名前十、醫療資源和醫療水平全國壹流的超大城市，其疫情防治體系竟然如此脆弱，存在那麽多致命短板。武漢尚且如此，那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面對疫情，勢必更是不堪壹擊。

武漢肺炎疫情，暴露了國家崛起的薄弱底層，照出了國家崛起亮麗外衣下慵懶無能的官員、繁瑣低效的審批程序、媒體監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後的疫情防治體系。

但即便有湖北紅十字會的襯托，湖北與武漢主政官員的表現與前者相比，也僅是“差”與“更差”的區別而已。

中國地方官員在非常時期暴露出的“官狀病毒”——即與“第五個現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經引起足夠的重視，就像最近輿論中多次引用法國作家加繆在《鼠疫》中的話：“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壹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壹次次地重蹈覆轍。”－－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520

2020年2月5日 抗疫1個月 我們已經重復了11個非典時的錯誤

01>> 2002年 吃野味2019年 接著吃野味

02>> 2003年 開演唱會2020年 看聯歡會

03>> 2003年不戴口罩2020年依然不戴口罩

04>> 2003年 口罩有假的2020年 口罩依然有假的

05>> 2003年 逃離北京2020年 逃離武漢

06>> 2003年 歧視廣東人2020年 歧視湖北人

07>> 2003年 挖斷國道2020年 硬核封路

08>> 2003年 打狗隊 棄貓潮2020年 摔貓砸狗，埋貓

09>> 2003年 排隊買板藍根2020年 搶購雙黃連

10>> 2003年 傳言像蝗蟲群鋪天蓋地襲來2020年 造謠壹張嘴，辟謠跑斷腿

11>> 2003年 小區讓外地人三日離京2020年  在北京租房住，太難了－－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99677

我們依舊愚的可愛，我們仍然蠢的可笑；我們在傻傻中收獲了＂愛國者＂，我們在懵懵中取得了＂正能量＂；我們做到了我們想要的，我們做到了我們要放棄的；然後在自我吹噓、自鳴得意、自我膨脹中打開金光閃爍的＂愛國者＂和＂正能量＂的行囊，抖落壹地的，竟是十七年光蔭那殘敗、破落、腐爛、發臭的時間的壹地白骨，隱約在這時間的骨冢中還能看到這幾個破字：＂力害了找的匡＂。

2020年3月4日 長沙富能發起肺炎國賠 受害家屬求償路遙遙

長沙富能公益機構於上周三（2月26日）發起義務為染疫傷亡家庭依法追責索賠之行動，召集家屬舉證並委托公益律師、向相關責任單位提出申請財產和精神損失的訴求。

富能發起人楊占青說，中國政府於疫情初期的刻意隱瞞，是疫情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逾70個國家大爆發的主因。

楊占青說，因為官員隱瞞，造成防疫缺口、加速疫情的擴散，也因為隱瞞，使得病患必須以自費的方式求診，而十數萬高昂的醫藥費讓不少人卻步，而未被收治的結果就是回到社區，加劇社區群聚感染。種種環節下，下至地方、上至中央政府和疾控中心、乃至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瀆職、不作為，都擺脫不了防疫疏失的政治責任。

另壹位匿名受訪的人權律師則略顯樂觀，他不否認，難度確實很高。首先，他不期待，大部分的受害者會願意出頭，委托律師求償，即便有少部分受害者願意采取行動，也會被各級政府與國保給“維穩”掉，最後撤銷委托。

他說，極少數者或許願意堅持到底，但壹旦提出訴訟後，在中國司法不獨立的環境下，法院不是以不屬於其受理範圍為由，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了，法院最終駁回實質請求的機率也很高。

但種種主客觀挑戰下，受害人要得到公道，還是可以靠自己站出來，“通過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在內的各類手段去努力，讓有關部門接受不如花錢擺平麻煩的方案…也只能寄希望，極少部分的人能達到不同程度的賠償或補償”，該人權律師說。－－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長沙富能發起肺炎國賠受害家屬求償路遙遙

2020年3月6日 律師呼籲立法，為疫情下受損公眾尋求國家賠償

北京執業政法律師彭劍3月5日發表文章：“政府應就防疫應急不當承擔賠償責任”。

彭劍舉出當局在疫情控制中壹個影響面很寬的問題是：“讓集中隔離人員自行承擔相關費用”。彭劍認為，集中隔離是政府行為，“妥善安置受到威脅的人員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不僅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須做，為此應該立法，或者補充立法，建立賠償機制。

影響面更大的問題是，武漢封城後，全國多地出現自行封城、封村、“限行設卡”、“勸返”、“戒嚴”、“鎖死家門”等行動，彭劍認為，“法律條例沒有授權村居民委員會在應急時有無限自治、狹隘自保權力”，“以防疫名義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涉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他引用世界人權宣言說，“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正因如此，“來我地盤的人不聽我勸返，我就集中隔離妳”，是“以防疫為借口的暴力威脅”，而且還要被隔離者自己承擔“隔離費”。彭劍認為，“這就是以防疫為幌子的敲詐勒索”。

彭劍還說，封鎖城市或社區後，“政府沒有依法‘保障食品、飲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沒有‘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致使食品等價格暴漲”。

對於上述國賠思路，獨立媒體人高瑜對美國之音說：“應該依法治國，尤其中國又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疫情首先在中國爆發。到現在武漢人還在掙紮，他們都是無辜的，我覺得國家的確應該立法。我不相信（冠狀病毒）是武漢人吃野生動物吃出來的。現在不是老提以人為本嘛，昨天習近平講話，把為人民利益提得很高。不能光是好話說盡，要把好事做壹做啊。真正做好事的話，立法是很重要的。”－－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6/2198637.html

2020年3月7日 中國律師成立顧問團 協助武漢肺炎死者索賠

3月6日，由來自九個省市及旅外訪學律師發起的“新冠肺炎索賠律師顧問團”（以下簡稱“顧問團”）正式成立，該顧問團將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感染者及醫護人員家屬的索賠行動提供法律支持，以撫慰逝者家屬造成的損失和傷痛。顧問團並且發布了四千余字的《關於新冠疫情防控中免費診療與救助的研究報告》。

曾參與2008年三聚氰胺問題奶粉受害者索賠工作的北京律師彭劍撰文指出，“國家的真正強大、厲害，應以民為本，以法治為本。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就是維護公平正義”（《政府應就防疫應急不當承擔賠償責任》，2020年3月5日），經過律師們的在線討論，陸續有律師加入，遂決定成立“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截至目前，該顧問團共有18位律師成員。－－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07/2198960.html

很支持這樣的做法。然而考慮到律師壹職在中共治下舉步維艱的處境，以及河南艾滋血案、三鹿奶粉、汶川豆腐渣校舍等前車之鑒，我建議律師團體要在世界平臺上獲得相關組織的支持和援助。

武漢肺炎的發生及蔓延，完全是因中共的瞞報和拖延所導致，不僅禍害了全國千千萬萬個生命及家庭，也讓世界各國無法抗拒地陷入了大瘟疫之中。對中共責任的追究，損失的追索，乃來自於正義的懲罰，是無奈中的彌補，是情緒中的慰藉；在失去的已永遠失去的當下，還有什麽比懲處元兇以遏制災難的再次降臨更為重要、更為當務之急的？

聯合受害者，聯合知情者，聯合各國有意向中共申冤追究者，爾後組建壹個世界性的律師大團體，齊心協力討伐中共在這次武漢肺炎中的種種罪狀。

正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回中共自以為能控制住的武漢肺炎，不僅把中國韭民害慘了，同時在世界舞臺上，由於中共自導自演地暴露了偽善真惡的嘴臉，其影響，讓壹些原為利益而糾結的國家，不得不重新審時度勢，聯合追責追索中共，如此，中共離滅亡的下場也就不遠了。

2020年3月21日 福克斯新聞：如何讓中共對冠狀病毒大流行負法律責任

“通常，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享有主權豁免權，無論其做何行為，政府都不會被送交正規法院或承擔責任”，以色列律師Nitsana Darshan-Leitner對福克斯新聞表示。Darshan-Leitner律師長期致力於代表受害者起訴恐怖組織和策劃侵犯人權的政府。

“然而，可以提出壹種觀點，壹個政府如此魯莽的無視、疏忽並且掩蓋有可能蔓延全球的疫病，是可以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就像支持恐怖主義那樣” ，Darshan-Leitner律師說。 “蓄意掩蓋重大致命性醫療危機，其主權國家和負有責任的領導人不在豁免之列。”

星期四，佛羅裏達州的伯曼法律集團（The Berman Law Group）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了集體訴訟，指控中共政府未能報告該疫病，隨後迅速掩蓋，從而制造了“巨大的培養皿”。

“中國和其他被告知道，COVID-19這種病毒是危險的，能夠引起大流行，但他們行動遲緩，並且/或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加以掩蓋”，訴狀稱。 “被告的行為已造成並將繼續造成人身傷害、死亡和其他損害。”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國際法和國家安全專家Ivana Stradner表示認同：“遵照《國際衛生條例（IHR），應當防止國內突發公共事件成為國際問題。這個國際衛生法要求成員國將可能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知世衛組織”， “中國（政府）延遲報告疫情，這違反了國際法。”

加拿大國際人權、難民和移民律師David Matas被任命為參加聯合國設立國際刑事法院會議的加拿大代表團成員，他強調說，此外，中國作為締約國還要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該《公約》第壹條規定，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不發展、不生產、不儲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劑、毒素及其武器”，他說。 “我認為，不報告（病毒）是壹種違反《公約》的形式。美國也是該條約的締約國。如果美國發現中國（政府）的行為違反了其依據《公約》規定應履行的義務，美國可以此向安理會提出申訴。”－－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3/福克斯新聞如何讓中共對冠狀病毒大流行負法律責任

2020年3月21日 追責北京隱瞞疫情 國際專家提六大方案

1.以色列律師：比照恐怖組織 控告中共

“為何各國政府或地方政府應有所不同？中國（中共）簽署了國際條約，並且負有國際法義務向外界通報該病毒，不能掩蓋疫情”，尼特薩娜·達爾尚-萊特納說，“試圖掩蓋疫情的中國（中共），應為此受到懲罰。”

2. 佛州法律團體已對中共提起集體訴訟

3. 紐約國際法專家：可引用國際貿易法（如CITES）控告中共

位於紐約的戴蒙·麥卡錫律師事務所（Diamond McCarthy）國際爭端專家兼合夥人朱利婭·阿比斯曼（Juliya Arbisman）指出，根據國際法尤其是貿易法的規定，國與國之間或者個人投資者要求某國賠償的訴訟具有廣泛的可能性。

4.中共隱匿疫情 國安專家：控告中共違反國際衛生條例或聯合國憲章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指出，中共在疫情初期壓制8名“吹哨人”（武漢醫生）的舉動，“使得全球失去了兩個月的應對時間”，從而加劇對國際的沖擊。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稱其為“人類史上最糟糕的掩蓋事件之壹”。

5. 加拿大人權律師：中共或涉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6. 中共高級官員涉傳假消息 侓師：可將之告到國際法院

中共領導層及高級官員近期展開大外宣運動，試圖推卸傳播中共病毒責任，暗示這個種病毒由美軍帶進武漢。

對於中共此舉，達爾尚-萊特納認為這是“嚴重違反國際義務及國際習慣法的行為”，如果有證據顯示中共高級官員掩蓋事實，則可以在國際法院（ICJ）提起訴訟。－－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3/21/2204676.html

無論如何，有些過程必須深究。比如，武漢來過三批專家，每壹批來的是什麽人，領導者是誰，來漢後什麽人接待，領去了哪家醫院，走訪幾個科室，開了幾次會，什麽人發言，詢問了哪些醫生，得到了什麽回答，看到過什麽材料，了解到什麽情況，最終得出什麽結論，誰拍板的這個結論。諸如此類。畢竟‌‌“人不傳人，可防可控‌‌”這八個字，將武漢人害得慘不忍睹。細查到這壹步，不信拎不出說謊人。而說謊者為何說謊，受何方指令說謊，知不知道這是謊言，還是明知對方欺瞞，自己則願意相信欺瞞，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瞞。無論官方，還是專家，逐條逐條地梳理，應該都能查明。這樣的災難，絕不可能免職或撤職就可以了結。對於武漢人民來說，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壹個也不會饒恕！兩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冊上的人）‌‌“他殺‌‌”的亡靈和他們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醫護人員，900萬苦熬日子的武漢人民，500萬難以回家的流浪者，都會要壹個說法，要壹個結果。－－2020-02-28 來源: 作家方方作者: 作家方方 是的，活下來就好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是的 活下來就好

2020年3月25日 向中國索賠可行嗎？美專家提供法律依據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海洋法和政策學教授詹姆斯•拉斯卡（James Kraska）周二公布了壹份研究性文章，文章指出，各國完全可以通過國際法現有的框架對中國政府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不負責任的行為提出起訴。

文章指出，2002年中國政府隱瞞薩斯疫情導致病毒蔓延至 28個國家，死亡總數為774人。雖然同今天的新冠疫情相對比，薩斯病毒所造成的受害者的規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使全球各國都意識到隱瞞病情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在2005年通過了國際衛生條例，條例特別提到涉及薩斯SARS以及“由新亞型引起的類似疾病”（如引起COVID-19的病毒），世衛組織成員國有義務“在24小時內在世界衛生組織內共享相關信息”。－－http://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3/25/2206012.html

2020年3月26日 滬女教授要求衛健委公開新冠病毒10大信息

1. 媒體報導，2020年1月12日，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團隊確診了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收治的深圳市第壹個“人傳人”新冠肺炎病例，並於當日（1月12日）通知了深圳、廣東和國家的各級疾控中心，此消息是否屬實？

2. 媒體報導，2020年1月15日，中國（中共）疾控中心就武漢疫情啟動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內部壹級響應，此事是否屬實？

3. 媒體報導，自2020年1月3日起到2月3日壹個月時間內，中國（中共）疾控中心30次向美國通報武漢疫情信息及防控措施，該消息是否屬實？

4. 媒體報導，2020年1月5日，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測出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組，發現其與SARS冠狀病毒同源性高達89.11%，推測應是通過呼吸道傳播，並向國家衛健委建議“在公共場所采取相應的防控措施”，詢問該信息是否屬實？

5. 媒體報導，2020年1月6日，中國（中共）疾控中心就武漢疫情啟動了內部二級響應，此事是否屬實？

6. 詢問2020年1月8日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有沒有調取武漢市衛健委官網2020年1月5日公布的59例確診病例，並逐壹親自調查這些病人的感染來源是不是均來自華南海鮮市場？且申請獲得第二批專家的調查報告等信息。

7. 媒體報導，國家衛健委第壹批專家在2019年12月31日到達武漢後，在武漢待了4天，該消息屬實否？

8. 申請獲得下述相關信息：武漢市在2020年1月24日之前上報的新冠肺炎病人人數、病例（請隱去含個人隱私性信息的內容）；後來中斷上報的確切日期；

9. 申請獲得王廣發榮獲疫情防控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的依據。

10. 申請獲得《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文本，並問詢：該規定是否仍屬現行有效法規。－－news.creaders.net/china/2020/03/26/2206790.html

2020年3月28日 律師申請公開三批專家組赴武漢所得研判結果 官方拒絕

韓甫政是河北庶寧律師事務所壹名律師。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之初，為何存在失控現象？湖北和武漢兩會期間，本該依法發布的疫情信息中斷？中斷期間武漢的疫情信息到底如何？疫情期間，這些疑惑壹直困擾著河北庶寧律師事務所律師韓甫政。為了解答疑惑，2月18日，他向國家衛健委遞交了壹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申請公開“不明原因肺炎”檢測日報等內容。

韓甫政認為，“回復中‘未經核實的或非終局性結論的信息均不予公開’說法不成立。”

由於對國家衛健委回復持有不同意見，韓甫政準備依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此前答復、重新答復，就申請內容公開相關政府信息。－－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3/28/9291481.html

2020年4月1日 中國大外宣犯眾怒 意大利記者：追討戰爭賠償

武漢肺炎持續延燒，中國政府近日動用"大外宣"與"大內宣"，不僅想撇清疫情爆發的責任，還試圖甩鍋給他國，引發國際社會強烈不滿；對此，義大利記者瑪琳諾（Francesca Marino）撰文表示，應向中國追討"戰爭損害賠償"（War Damages）。－－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20/04/01/680658.html

2020年4月7日 美參院司委會主席：全球應向中共索賠

美國聯邦參議員格雷厄姆周壹接受福克斯新聞節目采訪時贊同讓中共賠償的看法。他說，“全世界都應該向中共發出賬單”。

格雷厄姆解釋說，中共在抗擊冠狀病毒上的拖延導致病毒蔓延到全球，中共應該為此付出代價。－－news.creaders.net/us/2020/04/07/2211221.html

2020年4月11日 英智庫：全球可用十大法律途徑 要中共賠償

報告認為，采取行動既需要勇氣，也需要全球團結。中共有對其所感到的威脅在世界舞臺上進行侵略性回應的記錄。因此，眾多要求索賠的國家壹起行動會更有利，也可以在壹個國際組織的支持下行動。

這些國家可通過以下十個法律途徑要求中共賠償：

1. 將爭端報告給世衛組織，闡明中共違反《國際衛生條例》所規定的義務；

2. 向國際法庭提出索賠請求；

3. 通過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審理；

4. 個人、公司或國家根據《國際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采取解決爭端行動；

5.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采取行動；

6. 依據世貿組織規則采取相關行動；

7. 向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指控中共的行為違反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權利；

8. 在美國聯邦法院對中共提出符合《外國主權豁免法》（FSIA）例外情況的訴訟；

9. 在美國聯邦法院對與中共政府有關聯的商業實體提出訴訟；

10. 在英國法院對與中共政府有關聯的商業實體提出訴訟。－－http://news.creaders.net/world/2020/04/11/2212782.html

蘇格拉底曾說：＂壹個不讓人說出心裏話的社會，就不是壹個好社會。＂

我感覺蘇格拉底的要求太高了。壹個能讓人說出心裏話的社會，首先是壹個能讓說人話的社會；壹個人話根本就不讓存在的社會，比如武漢作家方方的遭遇，比如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的遭遇，不僅不是壹個好社會，完全就是壹個被犯罪集團把持的惡社會，就是壹個被流氓土匪強行霸占的黑社會。

人們在鬼話中思辨，在謊話中尋找，在假話中迷惑：人，怎麽能不說人話呢？為什麽？

所以當務之急，是首先要創立壹個能說人話的社會，再進步到讓人說話的社會，然後再發展到＂讓人說出心裏話的社會＂。

2020年4月17日 武漢肺炎索賠將是庚子賠款4000倍！

謝田：中國百姓如何才能不買單

中共病毒肆虐，各國損失慘重。目前，全球針對中共的追責索賠在壹步步醞釀和發酵之中：

美國前司法部檢察官克萊曼（Larry Klayman）向德克薩斯州北區地方法院提出的集體訴訟，求償20萬億美元；

印度律師協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的申訴，就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也索償20萬億美元；

美國佛羅裏達州棕櫚灘縣博卡拉頓市伯曼律師事務所對中國政府發起的集體訴訟，要求中國賠償數十億美元；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牽頭提出《 COVID-19受害者正義法案》，要求白宮針對中共隱瞞中共病毒疫情，噤聲李文亮、艾芬等醫護人員的做法加以追責，並允許法院凍結中國政府的資產，以賠償受害者。

英國前副首相帶領15名保守黨議員要求重新審視中英關系，並向中國政府追討3,510億英鎊的賠償。根據英國外交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的報告，中共違反國際衛生健康職責，令包括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七國集團蒙受3.2萬億英鎊（6.5萬億美元）的損失；

澳大利亞參議員安蒂克（Alex Antic）建議澳洲政府向中共當局索求賠償，要求總賠償金約為5088億美元，還提出用收回達爾文港和中國租用的澳土地作為擔保等等。－－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368158

2020年4月19日 大瘟疫如何追究中共罪責？ 五專家出謀劃策

中共隱瞞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瘟疫在全球擴散。美國各界都在要求追究中共罪責。究竟美國政府應如何追責中共？美媒《Vox》采訪了壹些政策專家，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和學者。他們共同出謀劃策。－－http://news.creaders.net/us/2020/04/19/2215978.html

全世界可能是第壹卷憑借事件當時的媒體，又巧借強大的互聯網作依靠的《武漢肺炎紀要》，今天上傳的是最後壹段了。感謝諸位閱者的關註！－－整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