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前言
2022年是充滿煎熬、難堪和糾結的壹年，也許也是人們想要匆忙告別的壹年。我們說，在2022年的每壹天裏，時間仿佛總是虛度的。我們居家，靜默，生命好像停滯在壹個無人關註的角落。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被催逼，焦灼，壹個個畫面、壹條條信息被推到我們面前，令我們手足無措，坐立難安。
我們希望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總結這壹年。這不僅由於仍然有無數勞動者的權益受到損害，由此釀成悲劇，也是因為我們希望讓那些不可見的變得可見，讓差異變得清晰，讓我們彼此可以聯結起來，形成不遺忘任何壹個角落的記憶。當然這很難，而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
苦難已經太多。讓我們在回憶以前，壹起許願吧。
我們希望，勞動可以真正給人帶來快樂。人們可以真正自由地做自己愛做的事，而不是為了生計四處奔波，寄人籬下。
我們希望，如果不快樂，我們可以不勞動。我們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揮霍，去休息，去玩樂，去看這個精彩的世界，去和不同的人見面和交往，沒有任何阻礙。
我們希望，沒有人再為勞動生，也沒有人再為勞動死。我們真正擁有自己的生命，分享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強迫。沒有任何霸權。
我們希望，我們記住彼此，記住還有許多不幸者，記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記住為了全人類的幸福，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必須走下去啊。
以下是2022年度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正文內容：
1、封與開：防疫體系裏的工作者
2022年12月，持續了三年的“清零”政策正式結束。然而，公眾很快發現生活並未迅速回歸到疫情以前的狀態，取代封控困擾人們的是大規模的感染潮。在衛健委宣布不再在官網發布疫情信息幾天後，日本、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分別宣布要求來自中國的旅行者提供陰性核酸證明，歷史似乎又螺旋著回到了壹個原點。無論是在清零封控政策下，還是在放開後的感染潮中，防疫體系裏的工作者無疑都面臨著最大的壓力。醫院裏的醫護人員，養老院中的護工，社區基層的防疫工作者，方艙的建設工人，乃至進行核酸檢測工作的核酸工人，壹面承受著大量工作的壓力和勞動權益的損害，壹面也在輿論和風向的變動中體會工作價值感的獲得與失去。
3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出現群聚感染，壹線醫護人員在防護衣、口罩等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被院方強行要求工作。院方還將醫院出入口封住，不讓醫護和其他患者、家屬離開，但又讓沒有防護裝備的護士去照顧陽性患者。最終醫護和醫院領導發生嚴重肢體沖突。3月29日，微博網友曝光，1500余名浙江醫護為支援上海防疫，淩晨3點出發，夜間返回，甚至自帶兩周食物。而曾在武漢疫情中間寫下《查醫生援鄂日記》的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查瓊芳，用文字描述了上海4月世博展覽館臨時集中隔離收治點的超時工作問題：“查醫生連續工作了快33小時，可能需要先休息壹下” ，“排班表已經修訂到第13版了，但隊員們無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壹會兒”。而根據媒體報道，在隔離收治點外，進行核酸檢測的上海醫護同樣經歷每日十小時、中間無休的工作模式，核酸檢測“最多的時候壹天采過1000多人，1000人的話近10個小時。妳至少擡手1000次，渾身都很累。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這樣壹天200塊錢”。
12月防疫措施放開後，隨著患者數量激增，大部分醫護人員的勞動處境進壹步惡化。多家醫院發出倡議書號召醫護“輕傷不下火線”。但醫護也是人，醫護也會感染、生病甚至死亡。12月13日，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壹名23歲研究生陳某在寢室內突發疾病暈倒，同學稱其帶病在壹線工作，連上三天班。該學生經搶救無效後於12月14日22點08分去世。
必須指出，醫護人員的勞權狀況在疫情以前已經十分堪憂，只是很少受到公眾的關註。以護士為例，2017年《中國護士群體發展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九成在職護士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壹成護士每周工作時間甚至超過60小時。此外，大部分護士還面臨經常值夜班、收入低、職業傷害風險高等問題。這背後則是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的長期不足。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從2009年至2019年，公立醫院每年只有7%-10%的收入來自政府財政撥款。而疫情三年以來，醫院還要做到自負盈虧，往往選擇通過損害工人權益的方式來壓縮人力成本。
醫院和養老院的護工待遇則更在正式醫護職工待遇之下。2022年1月，上海政協網發表的壹篇稿件指出，上海“護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70小時的高達73.42%，各種職業保險、醫療保險等也得不到保障”。3月16日至4月初，在上海封城期間，東海養老院出現護工和老人院感事件。院方在此期間存在未及時隔離核酸陰性和陽性的老人等問題，期間亦有老人去世。許多臨時護工被從中介處招募進養老院時，對院內有感染者並不知情。這些護工還面臨著連續工作時間長達三十多個小時、缺乏防疫設備和藥物、工作環境不衛生、工資得不到保障、無法離開養老院等問題。
除去普遍的過勞問題，不少醫護人員和核酸檢測工人今年還遭遇了欠薪。微信公眾號"護理人"的文章提到，繼7月21日遼寧省丹東振安區醫院連續五個月未發工資被曝光後，網絡上很多醫護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醫院存在拖欠工資的情況。同月，沈陽的多個核酸監測點工作人員（俗稱大白）因領不到工資，集體罷工。8月2日，有媒體報道，宿州市第三人民醫院被員工投訴欠繳住房公積金。院方其後稱因先後5輪騰空院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收入大幅下降，暫無財力為職工購買住房公積金。11月30日，公眾號“大貓財經”發布的壹則推送中顯示，不少小區的核酸檢測員聚集在壹起高喊“還錢、還錢”。還有壹些檢測員表示，他們在進行核酸采集時會遭到辱罵。實際上，大多數壹線檢測人員基本都是各種勞務公司經手的外包員工，許多工人未領到工資也是因為中介截留了款項。
方艙建築工人今年也繼續遭遇欠薪、感染等問題。3月23日前後，長春市興隆山方艙醫院、吉林市高新北區方艙醫院、長春市農博園方艙以及廊坊市方艙等多家方艙醫院的建築工人和誌願者在網上發文求助，許多工人感染新冠，未得到妥善安置，勞務公司此前承諾的隔離補助也並沒有到位，且普遍存在欠薪等問題。而廊坊市方艙自3月17日完工之後，根據當地防疫政策，工人們不被允許回家，市政府沒有安排臨時居住地點，當地酒店也不願意接受，於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車裏或露宿街頭。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戶外住帳篷接受隔離。方艙工人的困境並非壹日之寒：早在2020年2月，《農民日報》壹篇報道指出當時武漢火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同年3月，377名武漢雷神山方艙的建築工人在14天隔離期滿後無法回家，只能繼續滯留在隔離點，同時失去了隔離補助和收入。而這些工人困境的根源，仍然在於建築業常年實行的層層分包制以及房地產和建築企業高流動性的資本管理方式。
從防疫體系內部勞動者的境遇，我們可以看到，工人的訴求往往並不能被“清零”和“共存”之爭所簡單涵蓋。他們的困境貫穿了疫情三年，但權益受損的根源卻遠出現在疫情以前。無論疫情和防疫政策如何變化，勞動者都面臨著非常棘手的勞權問題。疫情原本是改善這些工人群體尤其是醫護工作者權益的壹個良好契機。然而目前我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轉變。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思考，如果這些防疫體系裏的勞動者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我們是否也能看到防疫政策朝著更加科學、民主和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去改變。在此我們呼籲，各級政府和公立醫院都應當更加切實地去提升醫護工作者的權益和地位，傾聽他們的訴求，並加大對公共醫療的投入，不要讓勞動者群體流汗、流血又流淚。
2、閉環管理與居家辦公
受疫情封控政策影響，許多企業陷入停產境地。2022年5月31日國務院發布了《紮實穩住經濟壹攬子政策措施》，第五條“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政策”中第27項提到“優化企業復工達產政策”，部分原文如下：“積極引導各地區落實屬地責任，在發生疫情時鼓勵具體條件的企業進行閉環生產，保障其穩定生產，原則上不要求停產。”
而在這之前已經有企業開始嘗試以閉環生產的方式解決停產難題。4月22日，上海特斯拉作為白名單上的重點企業，率先復工。彭博社稱，8000名復工的員工被強制進入“閉環系統”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吃住都在公司，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另外，彭博社得到的壹份特斯拉內部備忘錄顯示，“因為宿舍數量不足，工人們只能睡在工廠地板上”。停產前，工廠每天生產約2100輛車，實行8小時輪班制。復工後，特斯拉則改讓員工壹天工作12個小時，壹周六天上班，只休壹天。5月5日，上海達豐電子廠發生工人抗議閉環管理的事件，數百名工人沖出閉環關卡。達豐廠是臺資企業廣達在上海的分公司，主要為特斯拉和蘋果等公司加工電子產品。該廠於4月20日復工。據悉，工人在當晚沖出閉環關卡可能是由於廠區發現感染者，也可能是由於閉環管理導致工人無法獲得生活物資。
10月-11月，針對閉環管理，鄭州富士康工人采取了大規模集體行動，引發關註。10月初，鄭州港區富士康園區爆出疫情。10月12日，企業對近20萬員工采取了閉環管理的措施，但並沒有阻止病毒在廠區和宿舍擴散。10月中下旬，廠區出現工作和生活環境惡化、陰陽混住、瞞報疫情等情況，感染工人無法得到及時的安置和照顧。10月底，大批富士康工人沖破閉環，徒步返鄉，並在網絡上引起大規模關註和討論。11月1日起，富士康表示允許工人返鄉，多地工人老家政府表示將安排大巴接送工人返鄉。面對大批工人流失的局面，富士康推出員工激勵政策，將工人薪資提高4倍。河南省地方政府則舉全省之力為富士康招工，試圖幫助企業穩定產量。在此期間，園區繼續實行閉環管理。11月23日-26日，新招募的壹批工人在園區舉行大規模抗議，並與安保和警方發生激烈沖突。矛盾點聚焦於富士康擅自修改獎金發放標準以及園區陰陽混住等問題上。期間有大量沖突視頻在網上流傳。據稱有多名工人受傷和被捕，詳情未知。企業於11月24日表示給予每位離職的新進員工1萬元補償。此後，有消息稱部分工人返回江蘇徐州老家時遭當地政府阻攔。徐州方面表示鄭州並未就送返工人事宜提前告知。富士康事件作為壹個典型表明，閉環管理是地方和企業以犧牲工人利益來實現保產和防疫雙目標的手段，但這壹手段在工人的抵抗下仍然不免走向破產。
除此之外，壹刀切的閉環管理還在鐵路線、礦區和大學等多個工作場所釀成悲劇。10月份，山西大同大秦鐵路湖東電力機務段人員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為了確保煤炭不斷供，網上傳出大秦鐵路公司要求火車司機不停工作的消息，工人們只能冒著感染風險維持大秦鐵路運轉。11月11日，深圳大學壹名保潔女工在南校區跳樓身亡。壹些深大學生反映在學校閉環管理之下，員工生活環境惡劣。由於學校並沒有條件提供住宿，後勤員工只能在學校各個角落打地鋪，在廁所晾曬衣物和洗澡，在清掃工具間放置被褥和枕頭。根據《11月28日清華疫情座談會會議紀要》，清華大學亦存在部分食堂、宿舍和商戶後勤員工睡在工作場所的情況。11月中旬，在陽泉靜默期間，山西省陽泉市平定縣潞安化工的五礦礦場工人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保障生產，工人陰陽混住，導致礦內疫情不斷擴大。同時，由於藥物、食品短缺，很多發燒的工人只能吃泡面，感染者得不到治療。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長治市潞安集團五礦（原陽煤集團五礦）礦長王睿自殺，用自己生命的代價換來上級領導對五礦現狀的重視。
而對於白領群體來說，封控造成的大規模居家辦公也導致了工時變長、收入降低、公司濫用軟件監測員工工作狀態等壹系列問題。5月，在線職業教育公司尚德機構要求北京朝陽區全員施行居家辦公，並強行安裝電腦監控軟件，每五分鐘自動截屏，每天截屏次數不夠89次的算曠工。而居家辦公期間的收入，各公司解決措施差別不同，無統壹標準，壹些公司只支付基本工資，或者付70%，有的則只支付社會保險費用。
還應該註意到，無論是封控期間的居家辦公、閉環生產，還是放開後急迫的復工復產，都可能成為推高工時的幫兇。根據統計，2022年8月最新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勞動時間達到48小時。以現在中國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時來計算，每人每周平均加班8小時，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計算）平均加班時數達到34.8小時。這個數字已經逼近中國勞動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時。同時也不要忘記，這僅僅只是官方有限統計範圍內的平均工作時間，意味著現實中已經存在大量超時勞動者，而且狀況還在持續惡化。
3、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其它廣泛影響
自1月起，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體廣泛傳播，在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各大城市陸續展開防疫封控，外來務工人員面臨多重困境。停工停產導致務工者“手停口停”，收入下降甚至無薪。
1月，西安封閉管理，許多建築工人被困工地，缺乏食物和炊具，基本生活出現困難。在工人進行網絡求助後，壹些熱心市民通過快遞、快送等方式捐贈了部分物資。地方政府隨後宣布取消救助戶籍地、居住地申請限制，由鄉鎮和街道對外來務工者實施救助。4月，上海進入全域靜默後，外賣騎手和日結零工同樣面臨嚴峻的狀況。許多日結零工人由於無法找到工作，缺乏穩定的勞動關系保障，只能住在地下通道、橋洞、公共衛生間等場所。隨著管控的擴大與升級，這些公共場所也陸續關閉，導致壹些務工者露宿街頭。4月4日，浦東新區滴水湖臨港新片區建設者小鎮的建築工人表示隔離期間有多名工友驗出染疫，但楊浦區並未響應他們做核酸的請求。4月19日，浦東新區張江路孫橋鎮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當地並未提供隔離和救助措施。
在務工人員大量居住的城中村，由於人口密集、基層人員嚴重不足，進入防疫管控狀態後，面臨諸多困難。3月，上海許浦村開始封控，村委會加上誌願者總共十二人，要維持八九千人的基本生活；村委與疾控中心分屬兩個系統，工作與信息掌握情況斷裂，導致管理混亂。壹個民間臨時互助小組的援助實錄指出，許多在滬外地民工的困境在於，即便相關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無從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員身在何處。此外，居委會派發物資是按戶計量，因此對於群租性的、蜂窩式的員工宿舍並不會增加物資供應。即使居委會發放了物資，但許多非本地戶籍人員所居住的房間不要說囤積食物，就連冰箱、竈臺、鍋具都沒有，因而就算能收到物資也不能料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11月的廣州，海珠區康樂、鷺江片區居住了大量務工人員。區內居民聚集參加核酸檢測導致感染、生活物資及藥品的供應與配送出現困難，而疾控中心的轉運，需要通過不定期排隊才能等到。無論在上海的許浦村，還是廣州的康鷺片區，城中村居民獲取信息、反映訴求的渠道都面臨阻塞、缺失的狀況。11月13日至15日，由於不滿封控的現狀，康鷺片區發生居民大規模沖卡事件，促成11月30日海珠區宣布全域解封。
防疫管控不僅限制了城市內部的活動空間，也讓跨地域流動變得困難重重，使務工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原地靜默則由於無法開工而失去收入；回鄉又面臨原籍管控、返鄉歧視等問題。部分地方政府為減輕疫情防控壓力，以各種手段限制人員返鄉。例如，1月15日，陜西西鄉縣堰口鎮出臺獎懲制度，由當地幹部、村支書、民警等電話勸止在外人員返鄉，按照10%的返鄉率進行現金獎懲。11月26日，新疆阿勒泰市7名福建籍工人在歸家路上凍斃於暴風雪中。新疆自8月進入封控後，人員離疆受嚴格限制，工人原本應該在十月中下旬停工返鄉，由於防疫限制滯留當地，直至11月26日暴風雪來臨之際，公司才緊急通知同意工人離開，由此釀成悲劇。
疫情及防疫政策還帶來了就業歧視的問題。由於既往感染或未接種疫苗造成的求職被拒現象壹度非常普遍。7月12日，女工阿芬被發現在虹橋機場衛生間住了壹個月，她於3月底到上海務工，但遇到封控，被送往救助站後感染新冠，康復後因感染經歷無法找到工作。招工中介明確表示不收有陽性記錄的人員。同樣是7月，上海的陳先生因患嚴重濕疹無法接種疫苗，未獲醫院開具的紙質證明，而無法入職新工作。8月3日，曾是劇場場務的吳哥因三月赴上海做誌願者而感染新冠，康復後屢次求職均因“陽轉陰”經歷而遭歧視。8月25日，壹女孩因沒有接種疫苗而無法入職上海某電子廠。
7月29日，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關於堅決打擊對新冠肺炎康復者就業歧視的《緊急通知》，嚴禁用人單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以曾經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為由，拒絕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復者。但是我們看到，直到8月份仍存在針對康復者的就業歧視現象。而盡管接種新冠疫苗並非法定義務，但針對未接種新冠疫苗求職者的就業歧視，實際上至少持續到了12月初防疫措施放開。
12月防疫政策逐步放開，各地陸續復工復產之後，帶病返崗等新的勞權問題也開始普遍出現，但並沒有受到足夠重視。12月18日，浙江省疫情防控辦建議，無癥狀感染者可在做好個人防護的前提下繼續在崗。同日，重慶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下發通知，倡導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無癥狀和輕癥幹部職工做好防護，返崗上班。網絡上陸續還流傳壹些企業群聊截圖，顯示個別企業將辦公場所分為“陰陽間”，要求感染者在陽性辦公區工作。還有企業表示員工感染新冠後只能請病假，若請假則沒有全勤獎勵，若不請假且不來上班，則按曠工處理。這樣的政策已然讓壹些勞動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2月18日，退役軍人景興起在武漢富士康工作時因新冠病亡，年僅26歲。景興起在去世前已發燒多日，身體壹直不適。但由於廠區內無法獲得核酸和抗原陽性證明，也買不到退燒藥，景興起不能入住富士康的愛心康復區。最終，在得不到有效治療的情況下，他倒在了富士康的宿舍。
4、多行業寒冬：裁員、失業規模創新高，欠薪問題依舊
面對史無前例的漫長寒冬，年內互聯網大廠繼續開展多輪大規模裁員。
1月中旬，滴滴開啟了覆蓋幾乎全公司的裁員計劃。知情人士指出，滴滴國內業務無法註冊新用戶，市場份額下降，導致其總體裁員比例達到約20％；1月4日，多位快手內部員工透露，快手從去年年底開啟較大範圍的裁員，覆蓋電商、算法、國際化、商業化、遊戲等多個業務部門，個別團隊裁員比例達30%，快手方面回應裁員傳聞稱系例行“業務優化”；3月14日，微博用戶“X法師Tony”透露壹批互聯網大廠的裁員部分情況如下：
數據騰訊：騰訊PCG將大規模人員優化,比例達30%；
小米：裁員至少70%,互聯網全線裁員；
百度：遊戲部門300多人幾乎全部被裁,直播業務被裁員90%；
字節跳動：HR團隊壹鍋端；
阿裏巴巴：內部裁員大概2萬人，有的部門將徹底消失；
嗶哩嗶哩：電競部門裁員，內部實習生稱壹層裁了100多人(含實習)。
從大廠公布的2021年年報中可以看出，近年來的大廠頻繁裁員，實則是源於增速放緩後的業務架構調整需要。以裁員的方式來減少之前簡單外延式擴張造成的員工冗余，對大廠來說是壹個急剎車的過程，但對於千千萬萬的被裁員工和求職者來說無疑是嚴酷的生死局。
然而，無論是今年京東、B站將裁員稱為“畢業”還是早前馬雲“向社會輸送人才”的說法，都無法掩蓋互聯網大廠想方設法節省裁員開支的殘忍現實。職場博主“王落北”於5月27日曝光了壹份某二次元大廠總監開裁員動員會的46分鐘內部錄音，信息量巨大，內容涵蓋如何用績效、考核來推動裁員。錄音中提到，“壹定要講他們的績效有問題，他們能力有問題”“不要講說是公司規定，不給員工落把柄”“壹定要明確給他扣上，他就是能力不行……”，“制定壹個他完不成的PIP目標，給他壹個考核期，比如壹個月到三個月，再考核，PIP考核不過就直接離職”。通過這些手段，許多大廠試圖規避法律規定的辭退補償金。
除去大規模裁員，互聯網行業還針對留職員工采取了壹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我們仍需要密切關註這些員工的勞動權益是否受到損害。在財報數據低迷的背景下，許多大廠也擴大了業務外包的範圍，提高外包員工的比例。根據光子星球的壹篇報道，以往互聯網大廠外包業務主要集中在通用、非關鍵、穩定性欠缺、勞動密集型崗位上，如字節跳動的審核崗、美團的外賣小哥、拼多多的客服、阿裏菜鳥網絡部分崗位等。但如今，許多技術崗位也越來越多采取外包的模式。而有過大廠外包經歷的求職者都對大廠外包的評價不高。首先外包公司沒有針對員工的晉升培養梯度，受聘人員在大廠的處境就像壹個替補。其次，外包人員在面對待遇完全不對等的情況時，往往也會產生較大的心理自卑感，比如正式員工有加班費，外包則是無償加班，且外包員工的五險壹金是按最低標準購買等等。還有壹部分外包員工原本倚賴加班費來增收，但由於企業效益下降，過去每周兩次的加班費也被取消，改為只能加班換調休。事實上，外包人員在員工總數中占比已不小，例如騰訊的人力部門，外包人員占比就超過了員工的壹半。
面對越來越惡劣的職場現狀，也有壹些年輕人勇敢站出來說“不”。如1月25日晚，騰訊企業微信產品部的應屆生認為騰訊用來表彰的文檔截圖裏“連續20多個小時高強度並行設計和開發確保了宣傳頁面按時上線”“持續壹周高強度完成了超過200項產品和設計走查修改”等表述是“把慢性自殺當作榮譽激勵”，該應屆生在面對公司逐步推行加班治理政策而帶給員工的績效壓力時選擇離職——用腳投票，並認為自己的堅決離職會給後來者勇氣，能夠更敢於表達自己的不滿；在這之後1月28日，微博用戶“陳慕陳兒”實名舉報多喜娃（深圳尼羅河移動互聯科技有限公司）領導陳燕存在的問題，指出陳燕對員工要求苛刻，對下屬以開除威脅，用語言攻擊和電話轟炸折磨員工，壓低員工工資，延長試用期並隨意修改員工績效。她還公開發出“我們離ICU真的就只有再加壹次班的距離”的呼籲，並自陳本人因長期熬夜加班曾突發急性腦梗死，身體健康出現嚴重問題的經歷。
除去互聯網行業，今年房地產和相關行業的震蕩，繼續引發大量欠薪事件。如1月1日，員工李某和張某以威脅跳樓自殺的名義討要工地建築商拖欠的工資。青海省民和縣公安局川口派出所將此次事件作為惡意討債案件處理，並對兩名員工進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處罰。這壹處罰引起網友的不滿。1月20日左右，微博壹賬號發布文章《中建二局碧桂園雲頂壹期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1月22日，還有壹微博爆料稱，西安奧園譽景灣景秀華庭壹期總承包工程拖欠壹家三人工資近5萬元，並隨附舉報者手持“情況說明”與身份證的自拍。至今沒有後文。3月12日，周口日報社房地產工作部副主任趙世全從周口報業大廈墜樓身亡。其妻子在報上發文表明趙世全是因無法回收廣告款項，遭到報社克扣工資，沒有收入，最終墜樓身亡。此外，今年陸續有多起俱樂部球員被拖欠工資的事件，也與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頻頻暴雷有關。而公眾對爛尾樓盤業主集體不還房貸事件的關切程度遠遠高過欠薪事件，折射出全社會普遍缺乏對勞權問題的相應關註。
去年12月28日，中國教育部表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076萬人，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數量首次超過千萬人。在畢業生總量激增的同時，大量企業裁員、延緩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聯網、房地產等多個行業面臨寒冬。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相關數據，今年6月份，16-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為19.3%，創2018年以來該統計數據的新高。應屆生就業難，催生勞權受損事件，從上半年的“被毀約”，到下半年的“轉正難”，關於應屆生的話題始終不斷。今年以來，京東、有贊、小米等企業均被曝出對應屆畢業生的裁員行為。不少應屆生是在即將轉正時收到裁員通知。另外，在辭退過程中，企業迫使員工主動離職的事件頻頻發生，以此來規避試用期裁員的賠償。
市場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與之相應的是考公考編大軍隊伍人數的不斷增加，數據調查顯示，僅2021年國考，報考後通過審核的人數有157.6 萬，為近三年來新高，但最後只招錄2.57萬人，總體招錄比為61.2:1。以雲南省為例，2022年雲南省事業單位報名總人數達35.52萬人，總體招錄比為39.7:1，為了不卷而卷進體制的年輕人出路依舊不明朗。
5、平臺工人和傳統零工：繼續困在系統裏
外賣員、快遞員、家政工、網絡主播等多個行業的平臺工人繼續受到多重因素的沖擊。
1月23日，豆瓣用戶“奪筍的潘達”發帖稱，自己曾在“輕松到家”家政平臺工作2個月，發現其拖欠數百名家政阿姨工資，且存在不為員工購買社保、請假扣工資、離職期（離職前三十天）工資減半、無周末補助、不按時發放勞動合同等問題。7月，該家政平臺公司暴雷，稱疫情期間的封控政策導致上門形式的家政服務難以履約，訂單量銳減，最終由於資金鏈斷裂而暫停全部業務。
2月15日，有媒體報道指出，外賣員正走向“職業發展的體系化”。根據餓了麼《2022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的數據，平臺超四成騎手為全職，至於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騎手中，近四成有本職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臺從事配送工作。稍作換算，以配送費作為主要收入的外賣員比例達到58%。然而，外賣員權益仍然受到持續損害。年內多地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導致外賣員無家可歸。3月13日，深圳政府連夜宣布臨時采取臨時封控措施，導致許多快遞員和外賣員若要繼續跑單，就無法回到住處，只能露宿街頭。陸續有多個橋洞住滿無法歸家的騎手。有騎手備有臨時帳篷，還有騎手只能睡在硬紙板上。4月，上海的疫情管控同樣使得外賣騎手不得不在外流浪，甚至還要面臨從市區內橋洞被驅趕的困境。由於這些騎手不是平臺站點的專送騎手，他們中的大多數也難以入住到平臺承諾提供的騎手愛心酒店，而壹些向騎手開放的社區驛站持續滿員，很難搶到床位。
在騎手多年的抗爭和社會監督的背景下，平臺也做出了壹些讓步。3月3日起，美團稱將修改騎手服務的評價規則，取消對外賣員的扣款處罰。以往，平臺的差評及超時罰款對騎手造成龐大的工作壓力，導致騎手配送時被迫違反交通規則及超速駕駛。在新規則下，扣款改為扣分——超時、差評、提前點送達等行為會被扣分，而參加安全培訓、有模範事跡可獲加分。極端天氣下所有扣分項會被默認取消。7月8日，全國總工會還開展了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民主協商工作的試點，在上海市，“餓了麼”推出了外賣騎手民主協商會，三方在勞動報酬、合理計算配送時間、勞動保護等方面達成約定。目前尚未見到這壹民主協商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也難以確定作為代表的外賣騎手掌握了多少自主談判權，是否存在民主的代表推舉過程，因而其效果有待觀察。
在快遞行業，2月18日，壹名做日結工的未成年人拍攝了關於自己在西安中國郵政快遞分揀工作的視頻。視頻中顯示，臨時工所坐的面包車嚴重超載，且當天西安市還在下雪（2021年馬鞍山市就發生過運輸做物流分揀臨時工的小車超載而引發的交通事故，造成10死6傷）。在工作過程中西安中國郵政還存在用工不規範問題，視頻顯示監工有打人現象。2021年底西安中國郵政就有壹名員工在超時加班後於家中猝死，而針對該問題，中國郵政並沒有整改的措施。6月12日，江蘇常州壹極兔網點被曝老板跑路，十幾名快遞員及員工被欠薪30多萬，他們在網點打地鋪睡覺等待答復。該網點的快遞積壓，生鮮快遞已經腐爛發臭。極兔網點拖欠工資的事件不是第壹次發生，此前也有南陽、重慶、沈陽等地的網點疑似“暴雷”。據報道，極兔快遞於2020年進軍中國後，采取低價戰略擴張。各網點加盟商還受到極兔收購百世快遞的壓力，持續虧損。這些公司方面的壓力通過各種形式被轉嫁給壹線快遞員承擔。
而在疫情放開後，北京市快遞梗阻問題引發關註。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廖淩竹12月15日呼籲快遞公司從其他地區派快遞員支援北京，對重點區域以及藥品、抗疫物資等進行優先派送。中國郵政、順豐、京東、菜鳥等物流企業響應號召，從各省調派數千名快遞員前往北京。據界面新聞報道，截至12月18日下午，京東已從各地調集約2000名快遞員到北京處理積壓的快遞。這可能將給其他省市的快遞業務帶來壓力。與此同時，在感染潮的威脅下，快遞員的健康很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今年有關平臺工人的另壹起大事件是貨拉拉平臺司機的全國集體行動。11月16日到18日，全國多地的貨拉拉平臺司機連續三天罷工，抗議平臺為促銷宣傳損害司機利益，以爭取更合理的薪酬和勞動權益保障。引發抗議的關鍵是貨拉拉推出的“多因素計費”和“特惠順路車”，這些政策使司機的收入降低。此外，司機過去花錢辦理平臺會員可以免去抽成。但是今年即使司機購買了會員，仍要向貨拉拉平臺上交5%到15%的抽成。司機就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訴求（各地司機提出訴求的細節有所不同）。
與此同時，相對較少受到輿論關註的網絡主播行業也爆出多起權益受損的事件，出現勞動者與平臺和文化公司之間缺乏勞動合同、無法確認是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主播賬號中內容的歸屬權不清等新形態就業的典型勞動爭議問題。5月12日，虛擬偶像團體asoul官方宣布，團隊成員珈樂因身體與學業原因進入“直播休眠”。雖然asoul所屬的樂華公司因這壹虛擬偶像團體而獲得巨額收入，但網友爆料稱珈樂的扮演者月薪只有1萬元，提成1%，並長期受公司的職場霸淩。公司甚至以洩露個人真實信息對其進行威脅，逼迫其簽訂不平等合同。與珈樂扮演者這樣的大主播相比，廣大的小主播更缺少話語權：7月13日，呼和浩特壹名主播爆料稱自己沒有勞動合同，工資沒有著落，甚至還要陪公司主管喝酒應酬；7月26日，杭州市壹名從事主播運營工作的22歲女生因連續加班去世；9月27日，西安有人反映壹家文化公司誘騙年輕女孩甚至未成年人工作，拖欠工資並以各種理由扣錢；10月22日，《社會與法》節目報道重慶市壹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資，甚至因主播解約而對其進行索賠。
除了平臺勞工，建築業工人也依然面臨缺乏勞動合同和保障等老問題。7月，重慶市住建委等7部門聯合印發文件，試點項目全部取消勞務分包制度，這對於解決建築工人常年被拖欠工資、難以獲得工傷賠償等問題是壹個重大利好。然而，8月2日，住建部和人社部聯合下發的《關於修改<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稱，不再強制要求建築企業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這與此前要求建築企業建立自有工人隊伍的改革方向實際上是相違背的。建築業工人勞權問題的化解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6、無保障的職業安全：極端天氣與新能源行業擴張裏的事故
今年是極端天氣頻發的壹年。在中國，全國各地的夏季高溫突破了歷史極值，異常高溫導致了多起勞動者熱射病死亡，其中包括壹位河南54歲洗碗女工(6月25日)、壹名陜西的建築工人(7月5日)、壹名在湖北倉庫打工的暑期工(7月9日)，和壹位浙江的裝卸工人(7月14日)。此外也有多起勞動者因中暑昏厥而被送往醫院、確診為熱射病的例子——包括外賣騎手、交警，還有穿防護服的小區物資誌願者。上述死者和病人均是暴露在高溫中長時間工作的體力勞動者。熱射病是重癥中暑中最嚴重的情況，因為身體周圍的環境溫度、濕度太高，人體溫度調節功能失效，身體核心溫度超過40攝氏度，並伴有壹些神經系統的功能損害。熱射病的致死率能夠達到50%以上。在多起死亡事件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政府部門聯合發布了文件，要求督促用人單位盡量避開酷熱時段作業，適當增加勞動者休息時間和輪換班次，落實防暑降溫措施，發放高溫津貼。
熱射病慢性、不易引起警覺卻會引起致命後果的特點，也意味著壹旦發生，其導致的工傷工亡在認定和獲賠上存在重重困難。裝卸工人張公死於出租屋內，死前就職的杭州灣物流公司，不承認“工傷”壹說，壹度只願出於“人道主義”補償喪葬費3萬元。死者家屬咨詢過的律師表示，需要證明張公生前是在工作期間發病，且在48小時內死亡，方可認定為工傷。余姚市社保局和寧波市第壹人民醫院職業病診斷辦公室則答復，既非上班時間、上班地點，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無法申請工傷鑒定；即便確定死因是熱射病，也無法直接歸咎於工作單位和工作環境。也有的勞動者則是由於勞動關系證明的困難——如洗碗工韋巧連未簽有效合同、也未繳社保，而暑期工郭騰旭是被勞務公司派遣到傳媒公司的倉庫工作——而難以進壹步認定工傷。熱射病本就更高比例地常見於在室外高溫環境中作業的體力勞動者，而這個群體的高度零工化，更加劇了他們在面對高溫和其它極端天氣的脆弱性。
在夏天，還有壹個事故頻發而權益卻未受到保障的職業群體需要我們的關註：空調安裝和維修工人。壹個負責家電工程保險項目的保險公司員工透露，今年夏天他收到壹百多條空調工事故的簡報，包括維修空調從樓上墜落或墜亡、被電擊等等。2018年，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保險專委會稱，每年中國有近億件空調安裝維修單，發生空調相關事故約5175起，集中在6月到9月，其中死亡事故約362起，每天約有14位工人師傅無法平安回家。出事的工人多來自農村，絕大部分是男性，年齡在25歲到40歲之間。在用工關系上，家電企業常常將售後業務外包，工人自己需要承擔安全成本。而很多開發商房屋設計未預留安全作業空間，室內也無牢固掛點，增加了高空作業風險。由於大部分工人和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無法獲得工傷賠付，出事只能獲得商業保險賠付。
必須指出，以上這些工作安全事故都是在全球氣候危機日益加劇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盡管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官方代表機構已通過多次聯合國氣候峰會達成共識，必須加快能源轉型來扭轉氣候危機的惡化趨勢。但將能源轉型產業化的解決思路並沒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今年僅在國內，新能源產業在資本飛速擴張下就已經讓許多勞動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首先在清潔能源汽車領域，繼去年比亞迪員工猝死事件後，今年7月長城汽車新能源汽車子公司壹名研發人員高強度工作16天後猝死身亡。長城汽車實行大小周制度，周末節假日也常加班，人均月加班時數超40小時。而在4月長沙比亞迪的制造車間，先後有至少3名員工在壹周內從宿舍跳樓，原因仍未調查清楚。長沙比亞迪今年還因超標排放汙染氣體引起周圍居民流鼻血不適而引起爭議。
除了新能源車企的勞動問題，新能源電力行業的生產安全也引人擔憂。在本土長年累月的政策刺激和補貼下，新能源發電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多個省份都在快速發布自己的風電和光電規劃，然而擴張的行業產能與激烈的市場競爭似乎讓企業在追求規模增長中犧牲了工人安全。近年來新能源電力行業事故頻發。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全國各地已出現多起引發傷亡的風電、光伏、儲能電站事故：
1月，甘肅省通渭風電基地華家嶺西風電場5萬千瓦項目施工過程中，發生壹起觸電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
4月和5月，江蘇泰州隆基樂葉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接連發生2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
7月，海上風電場項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輪在廣東陽江附近海域防臺錨地避臺風時，錨鏈斷裂，船在海上沉沒，造成27人落水失聯。
7月，湖南湘鋰新材料有限責任公司幹燥車間進行旋轉閃蒸幹燥機調試時發生爐膛閃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
8月，保定市曲陽縣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孝墓鄉光伏發電項目發生壹起安全生產事故，鏟車從高處滾落而下，造成1人死亡。
10月，江蘇省啟東沃太新能源有限公司廠房內儲能電箱發生火災，過火面積約120平方米。
11月，新天綠色能源圍場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如意河風電場，壹名員工進行風電機組巡視時，觸及風機箱變高壓電而身亡。
12月，太陽能光伏行業的高新技術企業上機數控位於徐州的新能源項目發生火災，5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與此同時，為了彌補現階段新能源電力技術局限所帶來的發電不穩定、並網困難、儲電效率低等問題，保持能源可以滿足新增的電力需求，傳統能源的開采產能仍然處在高位運轉。目前來看，能源轉型並沒有減少傳統能源行業的事故。國家礦山安監局山西局局長胡海軍指出，截至11月中旬，山西全省煤礦共發生死亡事故52起，死亡62人，同比去年事故起數增加136%，死亡人數增加148%。截止到9月末，煤礦安全網統計全國煤礦作業的安全事故就有94起。顯然，勞動權益的境況並不會隨著采用新能源技術就自動改善。
7、研究生與職校生：處在用工“灰色地帶”
12月15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3歲醫學生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此前網傳信息稱該同學陽性發熱依然被迫上崗，在壹線工作時猝死。
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醫療機構和醫護工作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特別是同時具有“學生”和“醫生”身份的醫學專碩規培生。12月13日，中國醫師協會發出倡議信，呼籲住院醫師包括醫學專業碩士生積極投身於疫情防控，而幾乎與此同時，昆明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院校發生學生抗議，要求返鄉以及同工同酬。
規培，即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最初意義在於通過壹段時間的臨床實踐培養醫學生理論知識與操作技能。2015年臨床醫學專碩培養模式改革後，由於醫學專碩合格畢業生不僅可以拿到碩士學位，還能同時獲得執業醫師資格證和規培證書，理論上將縮短受教育年限，因此部分醫學生在做選擇時會更傾向於專碩學位。
在種種事件背後，我們應當看到規培制度才是悲劇發生的原因，防控政策的調整不過是壹個加速器。首先在政策調整甚至疫情出現以前，醫學規培生受壓榨的事件就層出不窮，且多因用工地位模糊等多種原因，責任難以被追究。3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內分泌科研究生被發現自行割斷頸動脈身亡。據稱該同學因為在心內科規培輪轉期間受帶教老師粗暴批評而多次情緒崩潰；9月25日，廣州醫科大學神外科研究生跳樓身亡，網傳原因是違反了科室10點以後不許開醫囑的規定而遭到多人批評。此外，在學生要求返鄉的時候他們被認定為需要留崗的醫生，在要求同工同酬時他們被認定為不具有勞動關系的學生，這種矛盾無疑把如今規培制度的荒謬之處放大到極致。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時刻，學生的合理訴求也逐漸面臨外界更多的“逃兵”“醫德淪喪”的指責與不理解。應當指出，此種制度無異於殺雞取卵。
四川省2020年9月1日起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第四十五條把規培生納入了參保範圍；而今年3月民革中央提議明確研究生的勞動者地位，將研究生納入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保護，並將用工薪酬與工作內容掛鉤。這些措施與提議如果得到真正落實與采納，可以說是壹種微小的進步。
與研究生同處用工“灰色地帶”的還有更易受人忽視的職校生。2月11日，雲南新興職業學院護理專業學生小楊在江西南昌龍旗科技園連續12小時夜班後被緊急送醫，隨後搶救無效死亡，而此前他已有感冒甚至吐血癥狀，卻無法從帶隊老師和領導那裏申請到假期。2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等職業技術學校護理專業學生向媒體反映，學校將他們派到仙桃市健鼎電子廠實習，每日工作超10小時，由於廠內實行兩班倒，壹名學生甚至精神恍惚而被鉆頭紮傷手掌，此外學生身份證被收走，工資也遠不如廠內同類型崗位職工。
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職業教育法》中，規定了“職業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並規定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而在教育部制定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也明確規定了職校學生實習崗位應與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除相關專業和實習崗位有特殊要求外，學生頂崗與跟崗實習期間，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加班與夜班。可以看出部分地區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全然違反了這些規定。這也表明了部分地區職業教育的缺陷。學生被學校安排進廠實習，由於此類實習基本都是學生畢業的條件，學生只能被迫服從學校的安排。在這種畸形制度下，學校完成了安排學生實習的任務，更有甚者從中收取差價謀得利潤，企業得到了廉價的工人，唯獨學生的權益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8、女性和性少數勞動者：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
2022年，《婦女權益保護法》獲得歷史性修訂，加入了許多保障女性勞動者平等就業權、要求建立工作場所反性騷擾制度的條目。與法律上的進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嚴酷的現實：疫情之下，全球性別不平等狀況持續惡化，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承擔了低薪或無報酬的再生產工作，同時也面臨著大量用工單位性別歧視的情況。
1月24日，由誌願者組成的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小組“就業性別歧視煎茶隊”發布《2022年國考招考性別限制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22年國考近半數職位存在性別限制，對過半數擬招考人員存在性別偏好。其中，偏好男性的人數是女性的1.52倍，偏好男性的職位數量是女性的1.56倍。11月14日晚，壹張公開招聘中小學教師擬聘人員名單的截圖在微博引發爭議。名單上，小學語文教師崗位分設針對男性和女性招聘的小學語文教師崗位，對男女之間學歷、學校背景要求的差異明顯。在這方面也有壹個好消息：5月1日，三年多前因懷孕而被辭退的珠海樊女士終於得到原雇主的賠償和道歉，這壹案件也成為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平等就業權”民事糾紛的開創性案例。
今年兩會期間，女性代表圍繞產假和孕期待遇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建議。2月27日，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院的蔣勝男提交《關於改善產假、陪產假及育兒假規定的建議》，指出目前的產假制度實質上默認了照顧新生兒的大部分責任由母親承擔，所以建議將男性的帶薪陪產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之間的天數差異進壹步加大，導致男女員工因生育而對工作的影響程度有著更大差異，可能加劇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業歧視，同時不利於提高男性對育兒活動的參與度，進而降低職業女性的生育意願。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在小組發言時建議，國家應當為企業承擔壹部分因雇傭育齡、產齡、懷孕女性造成損失和負擔。趙冬苓認為，現在很多保護育齡、產齡、懷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實際上都是在加重企業的負擔。這可能變相導致企業不願意雇傭女性，從而造成就業性別歧視。
然而，改變還遠遠不夠。盡管MeToo運動已持續許久，許多公司在采取反性騷擾措施方面仍然較為遲鈍。10月24日，壹位入職美團兩個月的應屆生揭露上級秦昌江對自己進行性騷擾。隨後，美團在內網放出消息稱已將秦昌江開除，但並未對性騷擾壹事進行公告和致歉。
還有壹些女性工人的勞動權益沒有得到足夠的關註和重視。有微博網友指出，今年4月上海疫情時期，抗疫壹線女醫護的衛生巾需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抗疫第三年，衛生巾依然沒有進入抗疫物資需求清單中。11月21日，河南省安陽市凱信達商貿有限公司廠房發生火災，造成38人死亡，2人輕微傷送醫救治。在火災中罹難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平時婦女們忙完家裏的農活，便來廠裏打零工。 而涉事企業從2016年至2021年期間，工傷保險等各項社保繳納人數均為0人。目前，此次重大災難仍缺乏壹個清晰的調查報告。此外，同在 11月，深圳的兩位保潔女工接連自殺墜樓身亡。
另外，在去年的年度盤點中，我們提到性少數群體的就業權問題。然而在今年的新聞搜集中，我們沒有找到任何壹條和性少數人群工作權益有關的報道，這表明國內工作場所的性少數群體仍然處在極度不可見的狀態。而媒體可能缺乏對這壹議題的關註或缺乏報道的有效途徑。但這並不代表這壹問題不存在。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新發布的關於性少數職場歧視的調查報告，在中國1571個性與性少數受訪者中，已有21%反饋稱ta們曾經在職場中因性傾向或性別表達受到歧視，可見LGBT人群極其容易在職場中受到歧視。
9、殘障勞動者：促進就業並非唯壹目標
根據中國殘聯的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2月，我國有8500萬殘疾人，約占總人口的6.21%。以上海的數據為例，上海共有約59萬持證殘障者，而登記的就業人數卻僅有7.1萬。且從殘障者整體就業環境來看，多數的殘障者仍然集中在低收入和低聲望的範圍。
近年殘障勞動的政策逐漸從庇護性向競爭性就業轉變，“餓了麼”藍騎士中已有逾3000位殘障人士，喜馬拉雅殘障主播已超8000人、上萬的殘障者在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開設網店或擔任客服，還有不少殘障人士在小型公司中做著數據標記的勞動。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富士康等制造業工廠中也招聘殘障勞動者，他們被分配在流水線崗位上和健全工人壹起工作。
這些殘障崗位的宣傳中，招聘者和媒體工作者往往使用了“殘障者要自立自強”的話語吸引殘障者，向社會展示包容的企業形象。然而，以殘障騎手的相關報道為切口，我們便可以窺見這些企業展示社會責任背後的另壹面現實：壹些殘障騎手因言語障礙、沒有準時抵達送餐而被顧客投訴甚至報警。上觀新聞的壹則報道指出，有上海的殘障騎手在送餐後，用戶沒有接聽電話和看短信。騎手只能敲門通知，用戶懷疑他是送餐晚了還裝聾啞人，於是報警。最後站長處理了這起“意外”，然而騎手依然被用戶差評。肢體殘障的騎手在外賣管理系統中也非常弱勢，公眾號大地傳媒坊在2021年采訪了壹名患過小兒麻痹癥的騎手。他表示自己沒有得到過平臺宣傳中所說的獎勵和關懷，並直言：“我腿有這毛病，人家讓幹，能給錢就不錯了，還敢提要求？”在大多數的主流報道和網絡討論中，我們往往只能看見勵誌宣傳，或是健全消費者的抱怨，平臺的角色則壹直缺席，騎手由於殘障和勞動者的雙重邊緣性也處於失聲的狀態。
圖說：網上流傳的壹張截圖，有用戶抱怨殘障騎手態度差，此事壹度引起熱議
在殘障者從事賣貨主播和網購平臺客服的宣傳中，殘聯和媒體還樂於強調殘障者居家從事這些崗位的便利性。這種輿論導向也令人擔憂是否會因此而使公眾忽視了殘障者外出就業的需求，從而減少人們對社會面無障礙化改造的關註和支持。在以殘障者就業數量作為主要指標的官方支持工作中，殘障平臺零工的勞動權益也很少受到關註。實際上，他們同樣可能面臨工作時間過長、缺乏勞動保障等問題。
在流水線工作的殘障勞動新聞報道中，壹些企業落實了殘障和健全員工同工同酬的制度，然而在大多數流水線中仍然不具備完整的無障礙工作環境。企業只是提供了壹個就業崗位，卻並未實施對殘障者從勞動到生活的關懷政策。在疫情期間，為了減輕企業負擔，原有政策中的殘保金和其它企業賦稅被放在壹起減征免征，甚至是率先減征免征。這壹做法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仍然主要將殘障看作被安置的對象。而殘障者作為壹個整體的人的權利和聲音，由於政策和時代的沉浮處於極不穩定的情境中。
聽障女性在勞動中面臨的性騷擾問題也尤為突出。在社會福利公益企業中，存在聽障女性遭遇性騷擾的經歷。在這種更無聲和隱形的侵害中，當事人卻時常卡在維權的第壹步：在公立機構仲裁部門中，沒有手語翻譯的服務可以提供。此外，譯者金曉宇的故事也在今年被讀者熟知。由於小時候經歷意外，他右眼幾乎失明。而與雙向情感障礙相處數十年的他完成了22部共600余萬字的外文譯著。但不應該將他的經歷視為壹個健全者視角下的勵誌故事，金曉宇的故事實際上折射出在翻譯勞動力市場上殘障勞動者的困境。
金曉宇的故事也讓我們將目光投向“精神殘疾人”這壹群體。以北京市為例，截至 2019年底，北京市持證精神殘疾人約 52,973 人，實現就業的持證精神殘疾人僅 4159 人，就業率為 7.85%。據“Hust數說”欄目文章，“各行業在招聘時，往往會根據職位特點從殘疾類型、殘疾程度等方面進行限制”，“從就業崗位分布況來看，肢體殘障人士就業崗位分布最廣，而智力和精神殘障者可就業的崗位相對較少”。殘障人士內部也存在城鄉、男女的不平衡，其中農業戶籍占79%，男性人口占58%。相關數據也顯示，有424.4萬人從事農業種養、238.8萬人從事靈活就業工作。
我們還需要反思，促進殘障者就業，遠非為殘障勞動者賦權、撬動“殘障”情境對於世界想象力的終點，更遠非反思資本生產與健全中心主義環境的終點。當前就業與康復治療取得的成果遠不能與殘障的社會性歧視、環境和制度的重重障礙相抗衡。而關註殘障者勞動權益的問題，就是在探索什麼樣的勞動可以實現對自我與他人的照護——這是關於勞動和人的發展的重要命題。
也應當看到，有相當壹部分殘障者的傷殘是因工傷造成的。今年發布的人社部2021年公報顯示，全年認定工傷（視同）的人數達到129.9萬人，評定傷殘等級77.1萬人。與之相對的，卻是眾多工傷扶持的機構在近年被關閉，例如深圳砥礪和貴州惠民文化服務部，這對工傷支持事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同時，受工傷者面臨的也不僅是經濟和法律支持的匱乏。他們在漫長的生活中經歷著時序的擾亂、社會交往的匱乏等長期的心靈困境。
10、高齡勞動者：離退休越來越遠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進壹步加快，中青年群體生育意願持續低迷，養老保險金支出壓力越來越大，高層推動勞動者延遲退休、老年人就業和少領取養老金的步伐肉眼可見地加快了。
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確定了男性60歲、女幹部55歲、女職工5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但延遲退休的政策近年來越來越頻繁地被提及，這被官方宣傳為對標國際的做法。延遲退休不僅意味著勞動者將延長退休前的工作時間，還意味著勞動者將推遲領取公共養老金的時間。3月1日起，《江蘇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實施辦法》正式施行。這被視為延遲退休政策討論十余年來首次在地方落地。江蘇的延遲退休方案主要針對三類人群。壹是，在目前男女退休不同齡的情況下，江蘇提高了特定情況下女職工的退休年齡，例如將管理崗位的女工人退休年齡從50周歲提高至55周歲。二是，對目前法律規定可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種，經職工和企業協商壹致，可以選擇不提前退休，這些特殊工種主要是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繁重體力勞動和其他有害健康的工種。三是，職工可以自願選擇推遲退休，推遲時間最短不少於壹年，需經本人申請、用人單位同意，並向社保部門備案。
在延遲退休之外，官方還推出了老年人就業平臺。8月24日，中國老年人才網上線，據報道，該網站涵蓋老年人關心的人才政策、調查研究、人才知識、招聘信息、誌願公益、老年教育等方面內容，為全國老年人才、涉老組織、為老服務機構及用人單位提供老年人才信息服務。然而，直至12月28日，該網站上總共只有77條招聘信息，且多為北京市的崗位，包括保潔、護工、醫生、顧問等各行各業的招聘信息。
另壹方面，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深圳、湖北荊州、廣東珠海、江西南昌等全國多個省市先後發布建築業對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禁止60歲以上（壹些地區則是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人員進入施工現場從事施工作業。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即使沒有行政命令，勞務市場的招工者也更傾向於選擇更年輕的勞動者。在現有的條件下，強制高齡農民工退出勞動力市場確實容易使得他們陷入失業和貧困的境地，可能會使得他們不得不從事薪資更低、更無法得到安全保障的工作。但應該指出，恰恰是由於缺乏對農村戶籍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導致他們不得不仍然在更具有勞動風險的建築工地工作。而這背後則是持續了數十年的城鄉二元分立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差距懸殊的城鄉二元化社會保障系統。忽略了這壹點而談論老年人的就業權問題，則無疑是在繼續固化農民工為城市市民群體輸血的犧牲者位置。
從養老保障方面，我們也看到官方急於擺脫大規模增長的公共養老金支出壓力。11月4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多部門聯合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對個人養老金參加流程、資金賬戶管理、機構與產品管理、信息披露、監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辦法稱，個人養老金自願參加，相當於壹個額外的個人封閉賬戶，每年繳納金額上限為12000元，用於購買符合規定的理財產品、儲蓄存款、商業養老保險和公募基金等。當參加人達到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或其他符合國家規定的其他情形時可以領取。分析認為這壹制度更多適合收入穩定的中產和頂層精英階級進行投資，但是對於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很難借此實現養老的保障。
11、勞動法外的勞權問題：企業制度、監控與PUA
2022年8月30日，壹位青年律師超傑在被達輝律所辭退後自殺。超傑從事民商事非訴訟領域，被開除的原因是在處理緊急工作時存儲資料方式違反保密規定。超傑的做法其實得到上司的默許，但管理層得知後仍決定辭退超傑。隨著超傑的死，許多不為人知的工作細節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鮮並不是這份工作的全部，無形的痛苦長久地存在著。超長的工作時間、普遍存在的職場PUA和無處發洩的壓力，長期摧殘著新人律師的精神與身體。
據報道，在他生前供職的律所，每個人的上下班時間會被精確到分鐘上報給律所合夥人，IT會隨時檢查律師工作電腦中各項軟件的使用情況，而職能部門還會把律師的壹言壹行都匯報給老板。除此以外，來自上司的言語羞辱更是給很多新人律師帶來了身心折磨。據業內人士稱，受前輩訓斥已經成了工作的壹部分；訓斥大到業務方向，小到文檔的行間距設置。“任何壹項錯誤都可能指向妳不夠專業，不配做律師”，而有些責罵甚至上升到人格。律所界的勞動現狀說明了這樣壹點，即企業可以以不觸及法律底線的方式傷害勞動者的身心權益，實現對工人的支配和控制。
其中最典型的是運用企業內部的規定來約束、懲罰勞動者。2月，盒馬鮮生壹員工因工資單被同事看到，被盒馬鮮生以洩露機密為由開除，盒馬回應稱工資屬公司機密，員工手冊中有明確規定。所謂薪資保密制度，實際上已經成為許多企業遮蔽同工不同酬現象的手段。同是2月，廣東壹公司全體員工因未回復微信群內的消息而統統被罰款200元。公司則回應這是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執行。
除了明文規定的內部制度，企業也在嘗試通過新型技術來強化對勞動者的控制。1月，有網友在招聘網站發現，壹家公司招聘“過程管理工牌”的銷售人員，該工牌產品所攜帶的功能引起網友熱議，包括“行動軌跡定位”、“遠程聆聽”、“定位打卡”、“體溫監測”、“排行榜”並配備“易於上手的後臺管理系統”。點贊最高的評論道：“國內強奸犯還沒戴上電子腳鐐，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在2月的壹次裁員潮中，壹款可以監控員工上網行為、以識別其離職傾向的軟件系統也引起熱議。在爆料的監控系統圖片中可以看到，員工有關離職的聊天關鍵詞、訪問求職網站和投遞簡歷的次數都可以被統計。這種系統號稱能提前發現員工的潛在離職風險，便於公司及時安撫或妥當處置。而在5月初，有用戶爆料稱，在線職業教育公司尚德機構要求北京朝陽全區員工居家辦公，並安裝電腦監控軟件。每5分鐘抓拍壹次人臉，如果幾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績效，領導和HR也跟著扣錢，以至於“大家不敢去上廁所”。公司則表示是在員工知情同意的情況下由員工自行安裝軟件進行辦公。在工作時間內，軟件會抽查員工的工作狀態，而不屬於工作時間的個人時間不做抽查。從幾年前的環衛工”智能手環“，到如今的智能電子工牌和電腦監控軟件，可以看出，不管是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對員工的監控都在技術產品的輔助下越來越精密，以達到員工效用的最大化。這些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於員工個人隱私權的追問。然而員工工作期間產生的互聯網數據，特別是通過公司提供的設備，公司常常具有查看權限，也經過了員工的知情，勞動者很難在法理上挑戰公司的“用工管理權”。
除了公司內部規則和監控技術，職場PUA是另壹個勞動者不得不面對的員工操縱術。日本在2020年修正了《勞動施策綜合推進法》，首次明確界定了職權騷擾，即權力上位者對勞動者施加了超過工作業務範圍的言語和行為，對勞動者造成傷害，形式包括對員工的身體攻擊，大聲訓斥，通過否定人格的言論和行動對員工進行精神攻擊，以及通過無視員工的方式對其進行孤立等。 盡管中國的《勞動合同法》第88條有規定，用人單位“侮辱、體罰、毆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勞動者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但它並沒有明確和強化與職權騷擾或霸淩相關的概念，而現實中勞動者能夠依法維權對抗上司騷擾和霸淩的例子就更少。面對職場中的辱罵、貶低和精神操控，勞動者除了繼續忍受或選擇辭職以外，很難真正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以上所列均為傳統法律疆域保護外的勞動權益議題。這些議題要求對勞動者數據權與隱私權更多的討論，呼籲與時俱進、處理勞動者新困境的勞動法，也強調了人作為生理的與文化的個體的多面向需求與市場需求對個體勞動異化和窄化之間的內在矛盾。權益的問題同時也直擊著權力的問題：公司內部規則的制定、新技術的倫理和應用，與反職權騷擾環境的建立——如何才能讓勞動者在這些事務上具有不容被忽視的話語權？
12、海外中國勞工：緣何成為法外之地？
2022年，盡管國內前11個月壹直執行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大多數公民受航班熔斷機制等因素影響，很難跨國流動，但仍有大批中國工人持續被外派參與“壹帶壹路”項目的建設，並面臨極端的勞動權益受損及回國困難等問題。在去年的年終盤點中，我們曾介紹多名工人在中資鎳業巨頭德龍投資的印尼工業園工作時遭遇事故傷亡的事件。2021年9月中旬，為了離開惡劣的環境，還有5名工人涉險偷渡馬來西亞，試圖改道回國，後被當地警方扣留。
在勞工機構對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的“壹帶壹路”項目上工作的工人進行的訪談中，工作人員發現以下侵權行為是普遍存在的：扣留護照、限制行動自由、強迫超時工作、取消節假日、拖欠工資、強迫工人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招募和虛假承諾、將工人與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向離職工人收取強制性高額違約金、不給傷病者提供救治、提供惡劣生活和工作環境、勞保和安全設施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制、限制工人言論自由、懲罰抗議工人等。
而根據相關勞工機構於今年11月2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由於大批工人無法拿到有效工作簽證而只持有短期商務簽證或旅遊簽證，並通過錯綜復雜的分包鏈被雇用，這些工人中還有相當大比例未進入到官方統計的數據。因而，近年海外中國工人的數量要遠超過商務部於2021年公開聲稱的59.2萬。而海外多地領使館對此類事件的處理也常常不夠及時和積極。
今年海外中國工人權益受損的事件仍時有發生。2022年1月20日，於去年年底被爆出拖欠阿爾及利亞房屋建築項目工人工資的山東嘉強置業有限公司提出，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向工人發放全部工資。5月23日，在印尼中蘇拉威西省北莫羅瓦裏縣由中資企業德龍投資的大型鎳鐵電廠，又有壹名中國工人被發現上吊自殺。9月13日，155名工人在印尼馬魯古奧比島的中資雇主辦公樓前討要被拖欠的4個月工資。9月16日，另有壹中資承包商被爆拖欠近30名工人近半年工資。9月25日，印尼小K島某中資園區勞務公司要求工人交錢才能回國。該勞務公司還存在隨意克扣和拖欠工資、偽造資質和合同等問題。此外，今年還頻頻有報道指出，中國大陸、臺灣、馬來西亞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公民被欺騙和拐賣到柬埔寨。壹些詐騙團夥會偽裝成中介，以提供工作和旅遊機會為由進行誘騙。受害者被販賣後則往往從事強迫勞動。而這些被報道的事件仍然只是冰山壹角。
13、文化事件與勞動者
今年有多部影像塑造了勞動者的形象並引起熱議。
7月25日，壹段名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短視頻在B站上被瘋轉。視頻中，“二舅”被塑造為壹個出生於農村、極具頭腦但命運多舛的罹難者形象。二舅由於年少時的壹場醫療事故而成為殘障者，由此喪失了進入到城市實現階級躍升的通道。但二舅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學習手藝，成為了鄉村裏的木匠。因而，他被視頻制作者評價為“莊敬自強”。但批評者認為，二舅視頻將苦難美學化的敘述姿態逃避了對社會結構性不公的追問。與短視頻形成對照的是7月8日於院線上映的影片《隱入塵煙》。影片同樣關註農村的勞動者，呈現農民的生活苦難，且具有鮮明的美學風格。與二舅視頻不同的是，《隱入塵煙》通過輸血的敘事線更多地呈現了城鄉對立體制下農民被犧牲者的位置。主人公夫婦也並非由於殘障而無法進入城市，而更多是出於對傳統鄉村生活的留戀、欣賞以及對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拒斥。然而，這樣的站位也使得影片招致另壹種批評。盡管導演出身於農村，他仍然被戴上以中產視角去浪漫化農村生活的帽子。導演對性別議題的多次發言也招致大量觀眾的批評和不滿。《隱入塵煙》在引起票房和輿論轟動後，於9月26日全網下架。
於去年年底上映的動漫影片《雄獅少年》和今年年初上映的主旋律影片《奇跡·笨小孩》則聚焦於近年來引起高度關註的“農二代”群體。《雄獅少年》的主角阿娟作為典型的留守兒童，從小缺乏父母照料。在影片中，他們通過學習帶有民族性的傳統舞獅技藝來尋回人生的價值。學習舞獅、參加比賽與外出打工以救治從城市建築工地腳手架上摔落後陷入昏迷的農民工父親形成敘事線上的交匯，也形成壹組矛盾。而《奇跡·笨小孩》的主角則是壹對歷經磨難得以成功融入大城市的少年兄妹。在救治患有心臟病的妹妹這壹劇情目標的設定下，哥哥景浩孤註壹擲、借高利貸投資手機回收產業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被溫情化和合理化了。我們很容易忽略在手工作坊式的集裝箱工廠車間裏，壹幕幕損害工人勞動權益的場景同樣在上演。失聰的工傷女工春梅堅持向工廠討要賠償，“三和大神”為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廠，寧願“做壹天玩三天”，但他們緣何願意在這個酷熱不通風的小車間裏忍受煎熬呢？我們只能隨著劇本的導向將之解釋為他們受到了景浩救治妹妹決心的感化。而這種無產階級的互助情誼被鬼使神差地嫁接到大資本業務外包所需要的“奮鬥者精神”上。在此，企業主奇跡般地成為了底層的“拯救者”。無論是通過尋回傳統技藝中蘊含的民族品格，還是通過提取改開試驗區敘事中的創業精神，我們都能看到這些影片在嘗試通過不同的路徑來為勞動者的處境提供壹個合理化和理想化的答案。然而，作品無疑也避免了對勞動者的困境進行真正現實主義的剖析。
今年另壹部爆火的影視作品是9月19日開播的律政劇《底線》。該劇多集劇情都涉及到近年來曾引起媒體關註的勞動爭議案。例如在第壹集中，MCN公司同網絡主播只簽署了經紀合同，由此認為不應當為主播過勞猝死承擔任何責任。盡管在作品中，法院最終判決主播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壹些分析認為，作品對家屬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存在問題的，如法官也在第壹時間認為逝者弟弟是為了榨取姐姐最後的價值。由於該劇宣稱由真實案件改編，圍繞劇本是否歪曲了現實中對應人物的形象，網絡上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今年還有兩部新工人文學的作品出版面世：由皮村文學小組寫作的文集《勞動者的星辰》和範雨素寫作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久別重逢》。我們期待更多勞動者拿起筆或運用其它方式，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打破具有階級性的社會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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