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 2020年11月19日存档】我们在对BLM运动的分析中使用中国的996抗议运动为例，事实上就是在暗示这点：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任何在中国组织和协助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应该很明白这点。但当前的舆论环境很难就这个议题进行有效的辩论 —— 人们长期接受中国当局的灌输，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有着普遍的误解。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这件事，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这对于一个在1950年代末就基本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同时该国还在随后的十年里进行了一些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政治实验。
尽管生产关系在过去四十年中进行了一些深刻的重组，但是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仍然是被标榜的 “社会主义”，尽管现在共产党的修辞是具有所谓的 “中国特色”。
中国从共产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导致了左翼人士（包括中国国内的和全球范围内的左翼人士）对如何定性现状产生了严重的困惑。
澄清这个问题对于反资本主义实践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强大的实力更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尤其重要。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相信中国政府及其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抵制战略体现了一种解放政治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中国理解为不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而是被锁定在与美国争夺对这个体系的控制权上，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结论：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激进解放路线，独立于并反对所有现有的国家势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复杂概念，本文只能谈谈其中某些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将一个人的需求从属于价值生产的制度。这种关系通过市场依赖性的普遍化被制度化，与此同时商品形式被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资本逻辑不仅表现在对劳动力的经济剥削和随之而来的阶级社会关系中，而且，还表现在工作场所、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统治模式中。尽管与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我们将看到，中国在所有方面都已成为资本主义属性的。
中国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大都市，到处都被法拉利和古驰商店所装饰，外国和中国国内公司的名牌商标印满了天际线，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核心区到处都有高层的豪华住宅。
中国从世界上曾经贫富最均等的国家之一迅速演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暗示着重大的结构性转变。
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加入WTO、政府继续坚持其是市场经济，或者习近平在达沃斯为全球化辩护，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 等等现状，看作是这个国家正在拥抱资本主义的标志。
同样，人们可以发现，普遍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暗示着潜在的资本主义取向，包括倡导拼命工作（神经症式竞争）、粗暴的消费主义（剁手族的兴起）、以及对从乔布斯到马云等一众企业大佬的独特天才的崇拜（“成功学”）。
然而，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这些效应与资本主义本身混为一谈，那就错了。为了更全面地认识资本如何成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
经济、劳工、社会再生产
在提出对资本的彻底批判时，我们可以从商品入手。商品是指对某人有用的、含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决定生产的是利润而不是有用性。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毫无疑问，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跨国供应链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中国，从手机、汽车到医疗设备、服装、家具等各种产品的工厂里，对中国工人的剥削让国内外的企业都富得流油，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荣。
推荐这本书《茶杯里的风暴：殖民贸易及印度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起源》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 …… 等等中国科技巨头在某些重要方面与硅谷企业有点不同，但是，他们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 中美巨头共享监视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就是将信息商品化为导向。
同样，反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和大笔盈利的开发商表明，住房的生产只是为了应对市场机会。在各种部门中，很明显，生产首先是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
虽然对商品生产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但从另一个方向来处理这个问题，将更具有政治效力：与其问资本为了确保自身的不断扩张而需要些什么，不如问人们如何生存。
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 —— 一个以自己的劳动能力为唯一生产性财产的群体 —— 如何确保自己的社会再生产呢？
答案是，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无产阶级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依附于资本。食物、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基本需求，以及休闲和社交的时间，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得到保障；相反，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有首先能够使自己对资本有用，这些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当然，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社会经济差异也导致生存策略的多样化。要阐明当前的论点，最具有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相关性的群体类别是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由近三亿人组成，他们生活在正式户口所在地之外，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也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中坚力量。农民工一旦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放弃了任何国家补贴的再生产权利，实际上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沦为了二等公民。
也许显而易见的是，数亿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自己出身的贫困农村地区生存下去，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他们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工作。
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在1970年代末首次在中国刚出现时，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仍然支持毛泽东主义的 “铁饭碗” 终身雇佣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争论已经平息，1994年的《劳动法》为雇佣劳动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这是最明确的标志。
请注意，新政策并没有如许多改革者所希望的那样迎来一个高度规范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劳动力市场，而是被商品化了，但仍然高度非正式性。即使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该法特别注重提高合法劳动合同的普及率）但在2010年代初，签订合同的农民工数量不仅没上升，甚至还下降了，截至2016年，只有35.1%的农民工有合同。
没有合同的工人不享有法律保护，因此极难解决侵犯劳动权利的问题。此外，社会保险 —— 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 “生育保险” —— 是雇主缴纳的。沦为非正式的劳动力对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人来说，还会产生其他形式的排斥和市场依赖。
例如，如果一个外来务工者想让自己的孩子入读该城市的公立学校，首先要出具当地的劳动合同 —— 仅这一条规定就将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排除在公立学校教育之外了。
虽然教育等名义上的公共产品的分配机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径庭，但是总的逻辑是让那些国家认定的对提升当地经济有用的人获得优待。很多大城市都有 “积分制” 计划，申请人必须根据一系列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指标（如最高学历、技能认证、”劳动模范” 奖）积累积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务。其他所有人都要任凭市场的摆布。
城市无产者在户口所在地工作的情况有些不同，从物质角度上看当然更好。他们将能够获得公立学校的教育，可能还有一些住房补贴，更有可能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中国的福利待遇并不优厚，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城市居民获得福利的机会更大。
深刻的阶级和地区不平等以及财政问题都困扰着中国整个体系。因此，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相对优越的群体，也必须让自己对资本有用，才能确保足够的医疗、体面的住房或退休后的保障。所谓的 “低保” 不足以、也不打算支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进行再生产。
政治权力
中国的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且现在的国家也是以资本的总体利益来进行统治的。
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国家也有自己相对的自主权，当然可以争论哪个国家的自主权更大；但足够明显的是，中国已经搭上了资本主义价值驱动的马车，这已经造成了治理的深刻转变。
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在车间政治中非常明显。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工人暴动呈现直线上升，中国是全球野猫式罢工的量冠。当工人们采用历史悠久的传统，拒绝向资本提供劳动时，国家该如何应对？
虽然罢工不可避免地各有特色，但是警察的介入几乎都是代表老板的 —— 他们为国内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服务。
警察或国家支持的暴徒用强制手段破坏罢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警察暴力镇压台资企业裕元鞋厂4万工人的罢工 —— 工人们并没有忘记防暴警察代表台湾资本家介入的历史性讽刺。
如果说这次罢工优雅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 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足够明显。
在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非正规工人进行维稳时，也使用了国家暴力。1997年为执行非刑事法规而成立的准警察部队 — — 令人憎恶的 “城管” — — 无数次使用令人震惊的强制手段清除街头小贩和其他非正规工人。
常态化的警察暴行在中国的非正规劳动者中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愤怒，反城管的暴动非常普遍。2011年，广东增城的农民工集体走上街头，可能是最壮观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传言说，一名孕妇在一次城管行动中被殴打后流产。经过几天的大规模暴动，解放军使用了暴力镇压。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剥削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的政治关系，那么，中国政府的行动还有其他重要的方式符合资本的逻辑。
就在中国开始资本主义转型的时候，邓小平在1982年决定从宪法中取消罢工权条款。与这种对劳工权利的限制相配套的，是一直以来对工人自组织的持续禁止。
在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组织在职场内明面上隶属于中共，暗地里隶属于资本。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被任命为企业级工会主席是标准做法，连摆摆样子让工人进行民主参与都免了。毋庸置疑，工人并不认为这些工会能有意义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建立自治组织的努力也遭到了严厉的打压。
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奴役也延伸到正式的国家机构中。和所有公民一样，工人们没有能力在公民社会中自我组织、没有能力组建政党，也没有能力行使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权，所以他们只能完全祈祷中共的善意来代表他们。
中共已经不再声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来对抗他们的阶级敌人 —— 自从接纳了资本家入党，并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推进了 “三个代表” 的概念以来，中共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代表 “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加上国家有效地禁止承认阶级对立，显然，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反革命。
即使是粗略评估中国政府的社会构成，也会发现，资本不仅能很好地获得了国家权力，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与国家权力是密不可分的。
2003～2008 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 代表的数量下降到只有2.89%，比上世纪70年代大幅下降。财阀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惊人集中度，最能体现资本政治权力的正规化：截至2018年，这两个中央政府机构中最富有的153名成员的财富总和约为6500亿美元。
立法机构曾试图吸纳那些在私营部门赚取数十亿美元的人，比如互联网巨头腾讯的负责人马化腾。但是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转换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起作用：温家宝（前总理）的家族利用其政治关系积累了约27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在21世纪的中国，资本产生政治权力，正如政治权力产生资本一样。
执政党说中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这根本没有得到现实的证实。不过，2020年的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范式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值得多加注意。
国家干预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更为广泛。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其相对新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中国就并不是那么特殊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贡献占GDP的 23–28% ——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这无疑是很高的。但是，对资本主义来说，统制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出现在它的诞生地法国，还出现在各种法西斯国家、独立后的印度，甚至是国民党控制的台湾 —— 在台湾，国有企业在80年代末就贡献了该国近四分之一的GDP。以提高效率、利润率和可预测性为导向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而是后者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再次回到劳动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差别微乎其微。作为国家 “打破铁饭碗” 运动的一部分，数千万国营部门的工人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被下岗。这种私有化运动把他们扔进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这些 “前国家主人翁” 的生存危机和大规模的抵抗。
在这一波裁员和窃取工人养老金及其他公共财产的浪潮之后，剩下的国有企业都受到了 “硬预算” 和市场力量的制约，包括在劳动制度上。正如社会学家 Joel Andreas 广泛记录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公认的不完善的工作场所民主实验已经被市场化所淘汰，国企工人现在和同等的私营企业工人一样，从属于管理层。这些公司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公共财产 —— 它们属于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国家，并受其控制。
土地问题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事实上，所有的城市土地都归国家所有，而所有的农村土地则归当地居民集体所有。但正如大量研究表明的那样，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对土地的使用具有了明确的资本主义性质。
在城市，这意味着商品房建设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如前所述，商品房建设完全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城市政府在财政上高度依赖土地拍卖的利润，导致其利益与开发商的利益紧密结合。
持农村户口的人有权获得一块土地，不过正如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所表明的那样，这块土地很少有面积或足够的质量来维持社会再生产。
城市的向外扩张导致了农民的土地的大规模被剥夺。与国有企业的工人一样，农民几乎没有能力对其（名义上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任何监督或控制，村干部代表集体说话。
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土地剥夺循环，农民一般只得到其土地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而村干部和开发商则从中捞取大量的好处。
最后，对于那些确实保有农村土地的人来说，中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资本主义变革，土地使用权被农业综合企业所掌握，同时各种投入也被商品化。土地仅仅形式上由集体正式持有，对这一进程几乎没有什么抵制作用。
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逻辑已经深入到经济和国家之中，极大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但理解当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只是第一步。更全面地评估阶级和其他形式的基于种族、性别、地域和公民身份的社会等级的复杂的共同构成，对于制定足以应对当前深刻危机的政治对策来说是必要的。
一系列紧迫的现实问题，不能仅仅基于阶级分析来解决，更不能基于主导的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框架来解决。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中国国家在香港政治上扼杀社会反抗的努力、吞并台湾的承诺、以及新疆和西藏的汉人殖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投资的巨大增长，是否是新兴资本主义帝国的表现？对中美冲突加剧的正确的、激进的、反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回应如何才能最恰当？
这些都是变革推动者今天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国家单方面引导世界进入社会主义未来的 *虚假承诺*，必须遭到反资本主义抗议者的全面抵制。
尽管相信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会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会让人感到欣慰，但是，那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必须亲自建造它。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哪里？
【 2020年11月25日存档】尽管法拉利是粉红色的
【注：一周前我们发布了另一篇文章，讲述《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自 Eli Friedman：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也是《罢工中国》的合著者；而这篇文章是对此的一个辩论式回应，来自 Richard Smith。晚些时候我们将介绍他的书】
Eli Friedman 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这对于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基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然而今天，“资本主义的指标比比皆是。这个国家的大都市布满了法拉利和古驰的门店，外国和国内企业的品牌商标堆满了天际线 …… 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核心区都出现了许多高层豪华住宅 …… [而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除了上述表象之外，对 Friedman 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切证据是 “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了。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跨国供应链中显而易见，工厂对中国工人的剥削 …… 首先是以创造利润为导向，而不是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导向”。
我想说的是，商品生产并没有在整个经济中普及。即使是劳动力也没有完全商品化，因为中国企业仍在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大学生被政府强迫在苹果富士康的工厂里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方式工作，否则就会被剥夺毕业的权利；中国企业在新疆用奴隶式工人生产出口产品，全国有几十个强迫劳动营。
虽然在城市消费品和服务、零售业以及沿海外商投资经济特区（SEZs）中，市场规则最为明显，但是，在更大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中，国家所有权和规划仍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普遍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将所有生产要素 —— 土地、劳动力 —— 都被变成商品的制度。劳动力这个 “特殊” 商品被完全剥夺，以至于除了劳动能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
这个 “原始积累” 过程的另一面是，新的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阶级通过暴力和其他手段，确保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垄断。这种权力和财产不平等的制度，只能通过警察和司法的国家权力做为后盾，才能得到保障。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具备资本主义的一些先决条件，但不是全部。劳动力大多是商品化的；国内也的确有一个资产阶级掌握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中国仍然没有私有财产。
毛泽东在1956年废除了私有财产，一直没有恢复。在中国，所有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党国手中，即共产党统治的阶级手中。
城市中产阶级可以购买自己的公寓，但他们并不拥有楼房下面的土地。他们甚至不真正拥有自己的公寓，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也确实会任意没收住宅楼，驱逐名义上的业主，将建筑推倒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并迫使前 “业主” 接受被规定的赔偿，否则就什么都得不到。
资本家可以建立工厂。但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党国的驱使。他们的企业可以、有时也的确会被任意没收，没有追索权。那资本家呢？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那么资本家在哪里？
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许多人确实活了下来，但自2013年习近平的反资本主义镇压开始以来，许多著名的资本家被关进监狱，他们的资产被没收 —— 因为他们是资本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不是 “常规” 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的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
正如我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流氓资本主义 —— 中国综合了所有这一切。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许多国有产业广泛为市场生产，大部分劳动力是自营职业者或在私营企业工作。
即便如此，它也还不是常规的资本主义经济，至少其主要部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更好的说法是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混合型经济，其中官僚集体主义的国有部门占大多数。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不像资本家那样私人拥有经济。国家拥有大部分经济，中共拥有这个国家 —— 集体主义。在中国，市场并没有组织大部分的生产，市场改革早已在中国停滞不前，这就是裴敏欣所说的 “转型陷阱”。
在 “市场改革开放” 的四十年里，中国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缺失制定年度增长的目标。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国有为主、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所言，“中国民营经济的规模，尤其是其本土成分相当小”，大多由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及农民组成。
50–30–20
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主持着一个工商业巨头，全世界的轻工业车间，最大的制造商，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万亿美元的GDP，众多的世界500强国企，以及世界最大的3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上世纪80年代，《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但到2017年，中国有115家公司上榜，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位列第二、第三、第四。这115家企业都是大企业，而且都是国有企业。
James McGregor 写道：“在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来自中国大陆的69家公司中，只有7家不是国有企业，[而这7家] 公司都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援助，而且大多数公司的股东中都有政府实体。”
在关键行业，国有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资产比例在74%至100%之间。中国的主要银行100%为国有银行（有数百家外商投资的私人投资银行，但它们的地点受到限制）。
政府还拥有从奥迪到施乐等跨国公司的数千家合资出口导向型产业的51%或更多，这些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动力。政府还收购了大量外国公司，包括沃尔沃、先正达、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倍耐力轮胎和库卡机器人，这些公司或多或少都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公司来经营的，此外，政府还拥有许多西方公司的股份，包括德国戴姆勒（奔驰）10%的股份。
在实行市场改革42年后，政府仍然拥有并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银行、大型采矿业和制造业、重工业、冶金、航运、能源发电、石油和石化、重型建筑和设备、原子能、航空航天、电信和互联网、汽车（有些是与外国公司合作）、飞机制造（与波音和空客合作）、航空公司、铁路、制药、生物技术、军事生产等等。长期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抱怨说，他们被冻结在战略部门之外，被迫接受中国国有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而不是在少数几个向他们开放的部门建立独资业务。
2018年，特斯拉获准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外资汽车厂。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一个广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部门并存。事实上，今天私营企业的工人数量几乎是国营企业的两倍。
中国的国内资本主义部门主要由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和自营职业者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是小煤矿、地方建筑公司、小钢铁厂、纺织服装公司、制鞋长、零售店、超市、餐馆、自营卡车司机、送货员、出租车司机、家庭企业和农民等。
私营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还包括像百度（谷歌离开后主导中国市场的互联网搜索巨头）、腾讯（即时通讯巨头）、马云的阿里巴巴（电商巨头）、电信巨头华为、大连万达集团和SOHO中国等房地产开发商、娃哈哈公司等食品加工企业、安邦等保险公司。
2000年代，一大群亿万富翁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安邦保险集团，曾经是一家沉睡的小汽车保险公司，2004年由一个入赘邓小平家族的本地人创立，安邦保险集团突然在2014年上市，资产高达2950亿美元，然后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买下了包括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在内的外国房产。
在当今中国所有权非常不透明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些公司是真正或完全私有的。一个有用的经验法则是，公司规模越大，国家越有可能拥有重大权益。
美国政府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拥有的（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城市、乡镇和村镇工业一起，占据了中国目前非农GDP的一半。与中国政府合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经济特区，约占非农GDP的三成。中国本土私营部门占其余部分，约20%。
无论哪种方式，国家至少拥有工业经济的一半，并控制其余部分。农业名义上是私有的，但农民一无所有，不是他们的农场，不是他们的房屋，数以千万计的土地被没收，有或没有补偿。
“杀猪名单”
近期马云被约谈的故事很可能并非源于他说的那几句话。
共产党对国内的资本家保持着控制。成功的企业家很快就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国家 “伙伴”，否则政府会建立自己的竞争者将他们赶出去，或者他们会发现自己遭受强制收购。
更糟糕的是，那些出现在福布斯世界最富有者名单或胡润富豪榜上的人，都有可能引起政府不必要的关注；他们可能会被逮捕或以 “惊人的速度” 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2015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至少有34家中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国家逮捕，其中包括同一年收购了 Club Med 的复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人称这些为 “杀猪”，即 “杀猪名单”。自2013年习近平用反腐运动集结权力以来，大亨们纷纷倒下。2015–16年，中国富人向海外输送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投资海航、复星、大连万达、安邦等私人公司，他们买下了酒店（希尔顿、喜达屋等）、AMC娱乐公司、传奇娱乐公司、太阳马戏、足球队和世界各地的房产 —— 主要是为了洗净他们的赃物，并将其停放在一个法律会保护他们资产的国家。
习近平急于遏制 “热钱” 外流，担心政府因国家对私营公司的贷款而蒙受损失，并决心防止一个过于强大的富豪资本家阶层的崛起，而向他们发起了挑战。他追捕所谓的 “灰犀牛”，这些公司的高杠杆率和 “非理性” 的外国投资威胁到了金融稳定。首席执行官们被控犯有经济罪，被关起来，他们的资产和公司被没收。
2017年6月，他拿下了安邦的CEO吴小晖，此人娶了邓小平的孙女。吴小晖被判了18年徒刑。他的公司被收归国有，国家正在卸载他的财产。7月，曾发誓要 “打败迪斯尼” 的吹牛皮的地产商、娱乐大亨、浑然一体的中国首富王健林（大连万达）被勒令出售其主题公园和酒店，以偿还国有银行。中国最大的建筑商/开发商 —— 中国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虽然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但在2017年，他的公司被迫接受国有企业接管。
2018年3月，海航CEO陈峰，此人曾在六大洲积累战利品资产，拿下德意志银行10%的股份、希尔顿酒店25%的股份、曼哈顿数百亿的豪宅和大楼、瑞士公司等，被命令出售 “不属于北京政策议程” 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就在最近有报道称，肖建华的几十亿金融帝国已经被国家查封，正在被拆除。肖曾经是包括习近平自己家族的统治精英们信赖的金融家，曾于2017年被一家香港豪华酒店绑架，此后销声匿迹。
正如他们在中国所说的那样，“国进民退”。
当然，许多私人亿万富翁继续兴旺发达，包括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共产党员，早在他发财之前）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马化腾，他们的公司积极促成了党的产业政策目标 —— 如促进消费主义和收集客户情报等，但习近平却斩断了中国有志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公司国有化，挫伤了私人部门的士气，这就是他的预期目的。
习近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新毛泽东主义者。他对资本家充满敌意，他不希望政府资本，甚至是私人资本，浪费在小事上，或者被漏出国门。他希望资本集中在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上。此外，在他推动的中国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那些满身金光闪闪的亿万富翁是他的新毛主义社会平均的尴尬。
邓小平：恢复资本主义还是利用资本主义拯救共产主义？
在毛派对中国的解释中，毛泽东试图建设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则 “恢复资本主义”。这个神话与历史不符。
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实行市场改革，并对西方投资开放。 但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改革并不意味着反革命。不会有私有化，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复辟。在20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导致了共产党中央的崩溃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决心避免这种错误。
因此，1985年，他向忧心忡忡的同志们保证：
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 “现代化” 前面有一个修饰词 “社会主义”，使之成为 “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有两大要求。第一，它的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 …… 我国公有制经济占90%以上。同时，我们允许小部分个体经济发展，我们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甚至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这些都将作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同样是在1992年1月至2月，就在12月苏共垮台后的几周，邓小平对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进行了著名的 “南巡”，以加强支持改开的力量，对抗准备关闭经济特区的保守派。他坚持认为，虽然市场改革和开放是拯救共产党的唯一途径，但他不是戈尔巴乔夫：
经济特区不姓 “资”，姓 “社”。在深圳，公有制仍然是经济的主体，外资占四分之一。. . . 我们仍然占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有些人认为，外资增加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外资企业增加就会增加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人缺乏常识。. . . “外资企业受我国政治、经济总条件的制约，因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成有益的补充。归根结底，它们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毛泽东的总策划陈云把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比作 “笼中之鸟”。笼子不能太小，以免鸟儿窒息，但必须把鸟儿控制住，否则它就会飞走 —— 资本主义会失控。所以，至今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没有完全成为 “资本主义的东西” ，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把国有资产全盘私有化给寡头。
作为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负责人和美国安可顾问有限公司驻华董事长的 James McGregor 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他这样描述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国家控制的普遍性以及资本家和市场的边缘角色：
“国有企业垄断或主导了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党的领导人部署国有企业建设和支撑经济，支撑党的垄断性政治控制。私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润滑剂，只要支持党，人民就有致富的机会。”
《红色资本主义》的作者，资深投资银行家和中国首次公开募股的参与者 Carl Walter 和 Fraser Howie 在2011年写道：
国家作为监管者、政策制定者、投资者、母公司、上市公司、券商、银行、银行家，参与到市场的每一个阶段。总之，国家充当了中国各大国企的总参谋角色。
不仅如此。正如投资银行家 Joe Zhang 所解释的那样，国家的影响力遍及整个经济领域，涵盖了各种普通的消费品行业：
“它们不仅垄断了（或几乎垄断了）许多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部门和行业 …… 而且还在制造业、金属、食品和饮料、燃气和水务设施、零售业务、酒店和房地产等平凡而又竞争激烈的部门保持大规模的经营。”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决心 “赶超美国”，中国的领导人将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中的一部分用于改造、现代化、升级和大幅扩张他们的国有产业，将它们变成 “国家冠军”。如今，在中国的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国企占所有公司的63%，占所有收入的83%，占总资产的90%。
然而，中国的国有 “公司” 本身并不像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淡马锡和类似的主权财富基金那样是利润最大化者。他们很乐意在能赚钱的时候赚钱。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
许多人几十年来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但政府不会让它的 “僵尸” 倒闭，所以将他们的贷款永久展期。改开四十年来，没有一家重要的国企被允许破产。它们的存在和目的是由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决定的。
最后，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市场也没有取代计划。早在1990年代，西方市场狂热的中国专家就曾预测中国 “正在脱离计划经济”。但这从未发生。虽然领导人暗示有一天他们会 “让市场配置资源”，但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他们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要想超越美国，他们需要打造那些国有的 “冠军”；所以他们需要把资源引导到发展关键产业、规划整体经济方面。因此，正如2015年11月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年度评论报告所说：
“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仍然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标志。五年计划(FYP)继续指导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它概述了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并向中央和地方官员及行业发出了未来政府支持什么领域的信号。在五年计划之后，国家、部级、省级和县级的子计划层出不穷，试图将这些优先事项转化为特定地区或行业的目标、政策战略和评估机制。”
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确定了国家优先事项，并概述了如何通过分为三类的数千个子计划来实现这些优先事项。“综合计划”、“专项计划” 和 “宏观区域计划”。区域计划包括以中国西部工业化为重点的庞大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强调科技创新的珠江三角洲计划等等。上百个专项计划包括医药、食品加工、化工、水泥、纺织等个别行业的五年计划。更广泛的专题计划支持科技、节能、铁路、公路、电力、减灾等。
在2013年《现代中国》的一篇重要文章中，Sebastian Heilmann 和 Oliver Melton 驳斥了 “计划经济的衰落” 的论点：
“与这种普遍的[观点]相反. 计划经济的衰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从1993年开始，发展规划在功能、内容、过程和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为市场力量和决策权的下放提供了空间，同时保留了国家官僚机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并保证了党在放弃了许多原有权力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政治控制力。
如今，中国的中央计划员们并没有发布成千上万的详细生产目标，而是只写支票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即使规划已经现代化和货币化，计划仍然列出了几十项强制性和指示性的目标。例如，“十二五” 规划（2011–2015年）的目标是：经济增长7.5%，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3.1%，单位GDP能耗下降16%，单位GDP用水量下降30%，森林覆盖率增加1.3% —— 甚至 “每万人专利拥有量” 增加1.6%。
该计划还规定了许多量化指标：高速铁路网应达到4.5万公里，高速公路系统将发展到8.3万公里，政府将在计划的5年内创造4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 等等。该计划还下令建设新的港口、几十个新机场等。
总之，虽然中国有相当多的资本主义，主要集中在或多或少的完全资本主义合资经济特区出口地区，但不能把中国正确理解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它是一个 “新阶级” 社会，是一个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占主导地位的官僚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资本主义被禁锢为 “笼中鸟”。
前述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谈到他的分析的政治含义，Friedman 问道，中国只是另一个 “与美国竞争全球帝国霸权的资本主义大国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中国国家及其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反对体现了一种解放性的政治[？]”
我的回答是，几十年来，中共的政治仍没有任何 “解放性”。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绝大多数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政党。1926年工人革命被国民党粉碎后，该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党派手中。
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构建了一个 “替代无产阶级”，即 从异质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中抽调出来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党-军-官僚机构。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而采用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拒绝工人民主，而使用党的专政；拒绝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采用民族主义和汉族沙文主义；拒绝工人起义，而用 “人民战争” 和军事征服的策略。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 “新型” 斯大林主义党代理革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中国从外国占领、军阀主义、地主主义、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把妇女从儒家宗法制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中国革命的 “解放” 之处。但是，新型的革命随后又安插了一个新型的斯大林主义的党-军-官僚统治阶级，一个民族主义的、汉族沙文主义的、专制主义的警察国家独裁政权，七十年来一直在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以追求他们的领导人恢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和主要的超级大国的 “应有” 地位的虚荣工程。
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更先进、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里，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们和苏联同志一样，明白必须 “赶超美国” —— 建设相对自给自足的高科技超级大国，以抵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苏联人在与美国的经济和军备竞赛中的失败，注定了苏共的失败。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特别是习近平，一直在决心避免这一错误。
今天，中共正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即 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以超越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即使这种超速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最终引发气候崩溃和生态自杀。
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共同的使命中被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直到从悬崖上跌落到生态崩溃。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支持各地的民主斗争，在这些制度摧毁我们之前将其打倒，并以基于公有制和民主治理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它们。就像我们反对特朗普及其法西斯主义一样，我们也必须 “与香港站在一起”，与新疆站在一起反对中共，因为如果不成功，我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大崩溃 - - 从中国的恒大地产开始
围绕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恒大的崩溃，真正要问的问题并不是 "这将在中国产生" 啥影响，因为，这不可能与更广泛的影响分开。
危机的背景
随着房地产企业集团恒大濒临破产，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这个市场的价值估计约为52万亿美元或更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恒大持有的债务与雷曼兄弟破产时持有的债务一样多，甚至更多 — — 那就是触发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然而，与雷曼兄弟的资产分散在整个市场上不同，恒大的破产集中在一个行业上，这从实质上放大了影响，并使这种影响无法被其他市场垂直部门吸收。
在这种规模的崩溃中，由于影响集中，而且外国银行在该公司的投资额巨大，债务违约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大规模影响。
但是，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解读这一情景。这意味着要扩大我们的视野，超越大多数新闻报道对这一事件的限制（因为这些报道往往*局限于*该公司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开始考虑到不仅是今天的全球经济形势，而且还有过去40年的经济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一个由不负责任的支出造成的债务违约，就像人们通常习惯于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由股票市场内一个明显的趋势所驱动的场景，这种趋势基于资产价值与其基础对象之间更广泛的分离。
几十年来，股票价值和金融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形成了大部分的经济。我们将在后面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在1970年代为应对经济停滞而采用的经济方法，为债务的大规模膨胀创造了条件。
这种债务是以新的贷款形式产生的，如信用卡，但也以企业债务和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企业债务是为了让公司购买其他公司或提高自己的股票价值，这使股票与相关公司的价值脱钩，使它们本身成为一种资产。产生的大部分消费者债务被打包成衍生品投资工具，其中许多是用购买衍生品的一方借来的钱购买的。随着债务变得越来越普遍，限制变得越来越少，债务和资产价值开始互动。
随着债务的产生，例如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就会产生需求。越多的人可以获得抵押贷款，对住房的需求就越大。获得债务的机会的扩大推动了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房主们被鼓励，而且往往是根据新的、更高的房屋价值来进行再融资抵押贷款或股权贷款，在还清原始贷款后，产生收入。
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广告都在告诉房主把他们的房子当作银行。然而，在某些时候，鉴于工资下降的状况，债务额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对住房的需求也随之下降。这就造成了需求的缺乏，房价的下跌，以及越来越多的违约。
随着人们拖欠贷款，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条件并提高利率，这导致更多的违约。最终，这开始影响到贷款人和衍生资产持有人本身，这就是经济最终崩溃的地方，在这种经济方式崩溃导致的一系列破产中。
在这里，让我们把2008年金融危机的例子考虑进去。在危机的开始阶段，金融机构的破产并不是资产贬值的结果。相反，这是一个更根本的危机，在整个经济领域，资产根本无法被赋予价值。在衍生品中，特别是债务支持的衍生品，资产是一个机构已经提供的一揽子贷款。当购买衍生品时，您购买的资产与有关这些贷款是否会导致全额支付利息的猜测有关。当房主无法偿还抵押贷款时，这会影响对未来进行投机的能力。
推测资产回报能力的中断，在一段时间内，推动了该资产的价格下跌。对于许多机构来说，这些资产也是作为抵押品来借钱的，当这些资产的价格下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资产作为同一贷款的抵押品。价值的下降限制了信贷市场，由于不愿放贷，导致了更多的违约。最终，这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围绕价值的核心问题开始出现，就像在2008年那样。由于这些问题，这些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总资产中占很大比重的资产，根本不可能为这些衍生资产定价。
当这些资产无法估价时，这给主要的金融机构造成了流动性危机。由于无法对资产进行定价，它就不能被出售或用作贷款的抵押品。这些资产的消除迫使其中一些机构（如雷曼兄弟）陷入无法再借钱的境地，但也无法偿还其未偿债务，导致破产。随着这些第一批破产事件的发生，它引起了信贷市场的大规模收缩，使借贷更加困难和昂贵，反过来迫使更多的机构破产。
在中国住房市场的背景下，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类似的动态，就像十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达到了一个顶点。然而，现在和那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经济不太可能调动资源来防止再次发生系统性的崩溃。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所有的动力都在推动我们越来越接近自由落体。
这在微观经济规模上很容易看到：驱逐已经达到了普遍的悲惨程度，工人们要么拒绝上班，要么冒着死亡的危险来换取工资，商品的价格在不断变化，如果东西还可以买得到的话。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废弃的店面，被关闭的餐馆，拖欠房租数月的朋友。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情况，和其他地方一样，这场明显的危机的影响正在被政府开支、企业债务和经济补贴所缓解。不幸的是，对于那些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人来说，这些机制正开始遇到一些合理的经济限制，其中许多限制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开始，并在过去一年半里加速了。
围绕大流行病的当代经济形势的框架充其量只是一种部分解释。它依靠的是对异常情况的坚持 — — 认为这些动态只是一个不可预见的事件破坏了原本稳定的经济形势的结果。然而，这种框架忽略了大流行病开始时就已经存在的经济动态，这些动态已经有了债务危机的趋势，并且把这种情况误认为是从虚无中出现的。
肯定有明确的、可证明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这一大流行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历史来思考大流行病的这些影响，或者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在大流行病发生时的全球经济趋势。许多在当前汇聚在一起的动态，以及现在被大流行病加速的动态，都是几十年来放松管制和国际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更直接的原因在2008年崩溃的过程中已经显而易见。
为了理解恒大事件，理解危机的背景，以及它如何与更广泛的全球动态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把全球经济和这个地方的微观世界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恒大是一家大型企业，有大量的外国投资者和足够大的投资组合，如果公司真的崩溃，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恒大并不纯粹是一个中国本地现象。外国投资的盛行，加上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产生了这样一种背景：像这样的公司倒闭可能导致全球数十亿美元的资本损失，而全球贸易动态也反过来对中国经济以及作为国有经济体的政府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 政府的债务达到了极限，而大量的流动资本以消费者和企业补贴的形式被投入市场，从而防止了直接崩溃的感觉。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政府以贷款计划和消费者补贴的形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资本，消费需求早就下降了，从而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危机。
相反，这种支出导致了一个不同的现实。在大流行病中，经济停滞不前，而不是崩溃，但当初造成这种不稳定性的条件现在重新出现，如果发生危机，将威胁到全球市场的自我稳定能力。
因此，了解恒大就是了解全球经济动态和历史，而掌握这段当代历史就是了解恒大的因素。这两种动力不能分开，否则会大大限制相关分析。
一个熟悉的故事
为了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过去20年住房市场的快速、几乎非理性的增长速度。从21世纪初开始，两个不同的新兴经济现实开始交汇：收入增加和人为降低利率。为了鼓励经济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国政府人为地降低了利率以鼓励贷款，并建立了一个补贴和激励结构来开发房地产和其他基于土地的大型项目。土地的出售和出租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不仅进一步加速了发展，而且也是腐败的一个巨大来源。
这种动态反映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现的波动和政策，并最终导致了住房危机和2008年的崩溃。为了解决经济停滞问题，197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市场。首先，尼克松让美元浮动，并使其脱离金本位制。这使得货币可以与黄金或白银脱钩，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基础货币商品是什么。通过将货币与基础商品脱钩，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得以增长，从而放松了对贷款的经济限制。再加上放松管制和人为降低利率，这两者都为消费者借入大量资金创造了条件。
这推动了住房泡沫，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如果流入市场的资本量能够以这种加速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消费者对房屋等东西的需求将保持高位，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房屋等东西的价格上涨，并允许消费者根据这些资产的增长进行贷款。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实际工资的降低，允许消费者根据资产价值的增长进行借贷被用来解决基本的经济短缺。显然，回过头来看，这种框架在其分析中缺少一个核心的、明确的要素，即：如果所借出的债务数额超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会发生什么。随着经济动态开始转变，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形态发生变化，这些巨大的分析差距出现了，并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延续。
有一段时间，这种对轻松债务和资产价值增长的依赖能够通过创造家庭债务来解决工资下降的问题。但最终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实际工资已经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消费者越来越难以找到可供消费的流动资金，这压制了资产价值的膨胀。随着工资的持续下降和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最终影响了家庭偿还他们所积累的债务的能力。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支出收缩，对新住房的需求下降，这反过来又减缓了住房价格的膨胀率。这导致许多房屋的未偿还抵押贷款债务超过了可以通过出售获得的数额，这就是房屋 “溺水” 的含义。
这种通货膨胀的抑制使借款人无法利用资产的增加来解决预算的不足，导致房主拖欠抵押贷款。其结果是信贷市场的收缩，这使得贷款更难获得，造成更多的违约，如此反复。
在中国，与美国的轨迹一样，到2000年代中期，这一系列的政策和做法促成了中国巨大的住房和房地产泡沫的增长 — — 这种泡沫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存在有意放缓开发以防止市场崩溃的尝试。
随着泡沫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被吸引进入市场，然后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只要工资继续上涨，政府补贴继续流入，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下去，即使房子越来越多地被建造，但没有买家或租户排队。
当工资在2010年代后期开始持平，政府支出开始收缩，以防止政府债务危机，为可能出现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其结果是，在大流行发生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脆弱状态，许多经济学家预预测房地产市场将大幅放缓已经三四年了。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才看到这个市场的动态达到了顶点，表现为中国最大的住房集团 — — 恒大的倒闭。恒大的规模难以把握 — — 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任何美国住房开发商的规模。今天，由于这次即将到来的违约，大约有150万人没有建成的住房单元，其中许多人已经支付了部分房款。数以百计的承包公司和数千名工人面临着无薪的危险。大量的债务可能无法偿还，从全球金融机构的金库中提取了数千亿美元。
这种程度的损失是可以预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公开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以及将蔓延到全球的连锁反应。通过对经济活动进行高度控制的国家行动，这种明显的结构性风险暂时被阻止。对经济的控制和对腐败的打击，通过以有管理的方式减速股票价值的增长，减缓了崩溃的必然性。但是，即使有了这种干预和对市场的人为稳定，也不可能再忽视现实了 — — 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疯狂膨胀的房地产市场，并开始迅速下降。
就像我们熟悉的美国故事一样，作为 “财富引擎” 的股票价值膨胀的动力导致了债务市场的膨胀，超出了消费者的偿债能力。而且，就像美国的故事一样，工资的下降（或在中国的情况下是工资的停滞）最终与股票价值的不断上涨相碰撞，为危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当这一点与全球经济的动态相结合时（我们接下来会提到），这个故事就从一个住房集团过度扩张其债务承受能力的案例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故事 — — 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故事，它可能在触发将出现的下一系列经济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矛盾
全球经济眼看着大流行病严重降低了对消费品的需求。这显然是大流行病造成的各种影响的结果，包括人们不能在商店里购物，社会疏离规则对生产能力的影响，失业增加，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更多的储蓄，等等。在全球范围内，这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和出口型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加快中国经济形态的转变，此举可以直接牵涉到首先为房地产泡沫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速度的放缓，出现了工资停滞的必然趋势，这在大流行之前已经引起了对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崩溃的担忧。
这一切都很好，而且只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不断嗡嗡作响中的另一天吧。然而，当前的情况呈现出的条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这场特定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方法的计算。国际形势正变得越来越可怕，尽管是悄无声息的。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政府能够通过直接补贴收入来解决一些消费市场的不足。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促成了住房市场的泡沫，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房子的首付，由于有新的补贴和税收回报。尽管这些钱正以惊人的速度注入经济，而且我们看到某些垂直市场在这一时期的增长，但更广泛的动态对资本主义来说是黯淡的。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导致整个全球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增长速度持平或下降。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就业岗位的丧失、债务负担的增加和消费者支出的下降加在一起，会导致一场重大的危机出现在地平线上，但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经济陷入了深度的停滞。然而，这种状况是以企业、家庭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极端代价做交换的。
现实情况是，远远没有像2009年那样利用债务来增长或恢复经济，正在增加的债务负担只是为了防止崩溃。这是一种人为的稳定，由于债务很容易获得，有一些项目允许免除贷款，而且目前美联储设定的利率是0.25%（截至本文撰写时）。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即将发生的事：它反映了2008–2009年期间高债务经济体中出现的类似动态。债务虽然容易获得，但也有一个上限 — — 一个实体在某一个点上不能再借钱。疫情期间，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这个理论上的极限开始成为一个实际的极限。这个极限的实现不仅仅是由于大流行病期间债务负担的增加。在大流行之前，不仅在美国和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人对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表示了担忧。当这样的担忧被提出来，当严重的危机出现时，贷款要求就会被收紧，债务更难获得。
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产生了倾向于崩溃的条件。一方面，在其他情况下，全球债务市场的现状会使债务非常难以获得，这通常会引发一波违约。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这里的现实是，这种情况尚未发生的唯一原因是，政府正在补贴低利率和促进贷款计划，以保持资本流入经济。这种做法，虽然在目前有助于将经济稳定在停滞类型的模式下，但是，在债务违约日益频繁的时候，也从根本上加深了债务危机。因此，我们正在迅速达到一个临界点，不能再借钱来补贴这种人为的经济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例如在美国，基于COVID的经济援助计划正在被取消。
这一债务极限的出现，产生了可能导致连环危机的影响。当达到或接近这个极限时，政府将面临一个选择，其中所有可用的选项都会导致危机的加深。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跟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步伐，开始关闭补贴项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主权债务市场的危机将被避免，但这将以消费经济为代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的补贴实际上都是将财富重新分配给那些拥有生产和消费手段的人，即富人。这些钱被给予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保存，作为一种人为地促进消费支出的方式。如果政府停止借贷来支付这些项目，消费者支出很可能会大幅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贷款，导致它们倒闭，正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的那样。这种就业的丧失加速了消费者支出的下降，导致更多的企业违约，如此反复。
最终，如果允许继续下去，这种动态将最终导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违约贷款上损失大量资金，导致他们限制放贷，从而进一步加速危机。这与2008年发生的情况有类似的动态，尽管原因有些不同。
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将继续借贷以补贴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支出可以保持水平，企业更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其能够继续经营。但是，问题的领域只是从消费经济的崩溃转移到了主权债务市场的崩溃。主权债务市场的基础是政府实体的债务和由这些贷款产生的衍生品。关于希腊债务违约的讨论就是存在于这个空间里的一种讨论。如果政府要支出到违约的地步，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崩溃场景。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会立即感受到影响。许多资产是基于对主权债务的投资（对于美国人来说，政府债券是基于债务的资产形式）。退休基金、遣散基金和许多的投资基金都大量参与了这个市场，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投资形式。如果出现规模足够大的政府债务违约 — — 从希腊到中国的任何国家都有这种规模 — — 这些金融基金将首先受到直接影响。金融业的这种资本损失创造了一种动态，即货币的借贷变得紧张。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之一：要么债务的利率上升，要么机构完全停止放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经济状况都会产生连带效应。
这使得像恒大这样的公司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该公司规模太大，无法通过增加投资进行功能性救助，许多外国投资者目前正在撤出他们的资金。这意味着该公司，以及整个中国经济，都要依靠政府结构化的危机对策。这就造成了这里可能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充满了危险。
首先，如果中国政府救助该公司，这将以向该公司注入大量资金为代价，但中国政府已经在试图削减债务，以避免自己最终陷入违约的境地。如果再加上工资停滞不前，外国消费者支出下降，以及资本从中国市场撤出，国家对恒大进行救助，然后继续用补贴支出来支撑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此外，这也是中国国家提出的最大担忧，这将造成 “道德风险” 的状况，或者说投资者在了解到如果他们失败会得到救助的情况下采取冒险行动 — — 将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第二种可能的做法是，中国国家将让恒大破产，以防止政府预算和债务负担的压力，并避免这种 “道德风险”。对这种做法已经有了公开的讨论，政客们说外国投资者在破产期间是最后一个获得付款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与未履行的住房合同、建筑交易、向承包商付款等有关的抗议活动已经爆发，而且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继续下去。未付合同、投资损失和半成品住房将由此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外国投资者已经在从中国经济中撤出资金，如果外国投资者在破产中蒙受损失，这种动态将急剧加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金融当局决定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因恒大破产而导致信贷市场收缩。但这算是一种半成品的做法。它将防止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直接的崩溃，但是，它不会是一个能够作为解决方案长期发挥作用的方法。如果他们决定救助该公司，很可能外国投资将继续流入，但国家将在财政上濒临崩溃，促成上述的主权债务危机。或者，如果决定让该公司倒闭，那么外国投资很可能会离开，许多工作机会丧失，许多承包商得不到报酬，贷款被拖欠，人们没有住房。虽然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同样在眼前意义上发挥作用，但其长期影响可能与当前消费市场的趋势相互作用，也会造成危机状况。
无处可逃
围绕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恒大的崩溃，真正要问的问题并不是 “这将在中国产生” 啥影响，因为这不可能与更广泛的影响分开。相反，危机点出现在一个不同的地方。这场崩盘远非只影响中国经济，而是出现了一种情况，即 地方层面的状况与更广泛、更可怕的全球经济动态发生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我们有可能看到潜在的巨大影响，或者至少看到我们向严重的危机迈进了一大步。
这类危机不是单个公司崩溃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增长概念中的核心悖论和陷阱的结果。将资本释放到经济中会在短期内产生增长模式，但要付出长期的代价。例如，税收减免经常被吹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但无论它们产生任何好处，都将被需要为该税收减免提供资金的事实所抵消。在救助公司和机构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计算。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参考点都被推迟到了未来，推动了一种在核心层面上的投机性的方法。在这个投机过程中，经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抽象资产的潜在未来利润成为焦点。物质库存，如房屋或商店，在债券和衍生品市场中成为该资产的抽象代表的次要因素。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经济的其他部门也需要参与到这种不稳定性中，比如材料供应商和建筑公司，他们承接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回报。所有这些公司都有债务，他们所有的员工都有债务，等等。
此刻汇聚在一起的动态，其轨迹早在COVID成为一个因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已经变得不稳定。在大流行病出现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两个领域出现了问题的迹象：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承担了不可持续的债务，以继续为受控制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尽管为限制债务和平衡国家预算做出了努力，但这些努力在COVID期间基本上被中止了。
因此，我们在恒大这样的案例中看到的动态，是影响国际上各种经济垂直领域的更广泛动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特别脆弱的阶段。政府债务高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某些经济部门的崩溃，对经济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国际市场出现消费需求崩溃或主权债务危机，这些情况可能会恶化。
从这个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也是最正式的，我们可以在经济学中看到一些关键的东西：经济模型不是世界的反映，建立在这些模型上的机制崩溃的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正如通过政府有意的干预来构建一个以贷款为主的经济，并因经济条件的不可预见的转变而崩溃一样，中国的住房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本世纪初采取的政策是基于与美国政府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干预相同的假设。现在这些政策由于类似的原因而崩溃，尽管危机的形式和它的直接原因不同。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做到危机一旦发生就能避免或解决。所有可能的方案都允许在短期内规避危机，但只能通过临时性的机制，而且在未来能够使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房地产泡沫的大部分是建立在政府补贴和许可的基础上的，撤销这种支持对该市场可能是致命的。中国国家在大流行期间保持局势稳定的能力依赖于税收收入的持续流入和国际借贷的能力。还有更多与工资有关的局部影响，建筑公司贷款等方面的次级债务违约，等等，这些都会加深危机，提高救助的成本。如果消费经济受到削减补贴的影响，那么就会对税收产生负面影响，但如果出现主权债务危机，那么借款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两种情况下，情况都不可能以避免危机的方式转变。
最后，造成恒大倒闭这样的局面的动力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当前更广泛的经济趋势的产物。这个更广泛的趋势是一个没有逃生之路的趋势，而且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全球影响。目前，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两种可能的经济现实，它们都涉及危机，而且在资本主义本身的条件下都是无法避免的。不仅是中国的住房市场将受到严重影响 — — 它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动态，以及我们的基本生活条件。
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
【2021年5月19日存档】这篇文章相比目前一些五眼国家异议人士的立场稍高出一步，这是值得赞誉的；呼吁中国的反抗斗争与国际结盟，也是IYP一直以来的主要立场之一
【按】本文来自 “International Union Rights” 杂志第27/4期，聚焦亚洲的工会权利；您可以在这里下载本期的完整杂志。两位作者都是英国人，一位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的博士，另一位是英格兰消防工人联合会东米德兰兹郡代表。
英国劳工运动中对中国问题存在争议。争论的范围从断言中国 “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还处于 “初级阶段” ，到支持中国，理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对抗美国领导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军事冒险。
【注：这不是英国的特例，也是很多 “五眼” 国家异议人士的共识，我们在去年底的对话中描述过这点，他们期待多级世界。】
抛开争议，本文将提出声援在这个新兴全球大国的腹地和心脏地带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国家压迫的中国工人和公民的理由。我们把在中国的抵抗等同于对一般专制主义的抵抗，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还是一党专政的形式。
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在中国是存在的。它们的重新引入是当年邓小平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基石，即所谓的允许 “少数人先富起来”。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赚取的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但是同期，最底层5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从曾经的50%下降到现在的27% 。
中国采用资本主义使数百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这种转型在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巨大代价，必须成为国际劳工和工会运动的核心关注点。您可以在下面这本书中看到更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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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延伸/对照 《法西斯主义如何与资本主义融合以重新定义政府》
📌 反抗者也需要这样做 —— 跨国联合。例如，世界各地的工会会员和活动家可以从2010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非凡的罢工浪潮中得到学习，这次罢工使工资上涨了20%-30%。
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使得全球性抵抗变得更加重要。在中国，在习的领导下，专制统治呈现出更加危险的色彩，劳工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和人权维护者以及其他人士，都为专制主义付出了代价。
劳工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受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合理，而且确实是在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趋势下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但是，这些法律却被广泛忽视。缺少核心的工会权利，如结社自由和以保护罢工权为后盾的集体谈判权，是中国工人阶级被剥夺的集体权利。罢工权的概念被删除了。
1982年的中国宪法，正是在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并不是允许掠夺性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随意操作的。来自不同学科和角度的劳工学者都承认，中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包括一支人数高达2.5亿的城乡流民后备军，是中国资本主义剥削逐渐缓和的核心。
关于这点，见《为什么中国尚且不是 “常规” 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剥削已经制度化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是2008年通过的三部重要的劳动相关法律，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三部法律是对不断上升的罢工和劳工抗议的回应：《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就业促进法》既证明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在中国的普遍化，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反抗力度和社会动荡可能发展成为对其一党统治的威胁的担忧。
换句话说，2008年的法律是急剧扩大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结果。
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即 国家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并没有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发挥其存在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其传统的角色，即 在改组后的国有部门中作为国家的福利部门，善于为劳动模范聚餐和过生日，而不善于集体谈判和组织反抗。
难怪工人们常常不顾风险，自己动手争取权利。事实上，正如深圳市总工会（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进步官员在2009年所言，“经济罢工是常态” 。事实上是如此的常态，以至于广东省的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劳工律师试图通过为罢工工人提供支持来减少中华全国总工会留下的组织空白：比如集体谈判和纠纷解决的培训、再比如在供应链上建立跨国联合。
然而，此后出现了一种令人讨厌的新常态。2015年，一场针对劳工活动家和劳工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拘留和逮捕的协调性浪潮预示着这一点。
随之而来的是监禁和判决 — — 由于工会成员的国际支持，判决比许多人预期的要轻一些。此后，新常态将注意力转向了大学中出现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主义的趋势。当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为争取组织工会打击非法工作场所行为的权利而罢工时，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的学生们租下了附近的一个公寓，协调团结。
防暴警察拘留了几十名学生，罢工者被逮捕和起诉，此后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要么重新组织，要么被大学当局关闭。
“恐怖资本主义”
习在新疆的镇压政策是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根据目击者的证词，维吾尔人在 “中国化” 的幌子下，受到监视，拘留在特建的营地里，受到包括酷刑和性暴力在内的虐待。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被监禁。压迫就是压迫，中国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
上图中这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ru-jin-zhe-shi-38188062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说法是借鉴了美国领导的所谓反恐战争，并将其循环为 “反恐人民战争” 。
尤其是，这件事需要放在全球视角下才能看得更清楚，见《先开枪，再问问题》
Darren Byler 和 Carolina Sanchez Boe 使用 “恐怖资本主义” 一词来描述为资本主义公司创造更多利润的镇压技术。Byler 和 Boe 总结了这一过程：国家将建造监控设备的合同招标给私人公司，并部署到目标群体，在这里是维吾尔人。
收集到的数据为新疆的镇压提供了便利，而这些技术也被进一步完善，以销往其他国家。在我们的列表-4 “作恶者：中国在帮谁” 中看到具体内容汇总。
类似于不自由的劳动力，维吾尔人被释放后经常被分配到中国各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工作。有证据表明，一些 “雇佣” 维吾尔族劳工的工厂就是国际大品牌供应链的一部分。
📌 就像国际劳工运动一直站在抵抗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前线一样，我们也需要投入同样的精力来谴责新疆的 “人民反恐战争“。
我们有能力揭露那些受益于不自由劳工的国际品牌，以及参与开发用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侵入性监控技术的科技公司。警惕 Shoshana Zuboff 所称的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 及其在新疆的可怕表现。
香港的民主抗爭
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标志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英国人本质上是一个装备精良的毒枭，他们在19世纪决心在中国销售鸦片，从而获得了香港的 “租借权” 。英国人很少考虑民主，直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遭到残酷镇压，促使英国当局开始谨慎地走上部分民选治理的道路。
香港人提取了一些民主的功能，如新闻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完全的民主在英国统治下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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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权是以 ‘一国两制’ 为前提，保证香港50年的生活方式。《基本法》用含糊的语言说明了一条通向普选的道路。但普选并没有实现。
此后的民主运动包括2003年的反23条运动（反对新《国家安全法》）；2014年的雨伞运动（争取普选）；以及2019–20年为期十个月的反引渡法运动，反对与中国大陆的引渡安排。后者导致香港警察部队军事化，在与示威者经常发生暴力冲突的过程中，有超过8000人被捕。2020年7月，北京绕过香港立法会 — — 一个部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 — 实施了那个《国家安全法》。
反引渡法运动迅速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民主运动。它包括创新的抗议形式，从商场里的群众唱歌到公民与人权阵线组织的大规模游行。2019年6月16日，CRHF的一次游行可以说吸引了多达200万人。
香港的民主运动是由许多政治成分组成的。他们的范围从寻求香港独立的少数人到左翼团体，如 Lausan Collective，他们认同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如BLM，以及所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点。
有组织的劳工对运动的生存和进步目标至关重要。这既包括传统的工会，如香港工会联合会，也包括最近组织起来的无数行业级工会。
有组织的劳工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国太古公司旗下的国泰航空等公司已经解雇了支持民主运动的员工，如客舱服务员工会领袖。2019年8月5日，一场涉及工人、学生和小企业的 “三合一罢工”，出动了60多万人。
最近，焦点是要求获得组织政治罢工的权利，而目前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香港法律是禁止政治罢工的。政治罢工可以回应 ‘大资本’ 政治，英国注册银行汇丰银行对严苛的新国安法的欢迎就是明证。为了政治目标而采取工业行动的权利，以及取消对罢工权利的限制，也是英国本土工会和其他工会的反抗者们提出的要求。
我们认为，不要用两派的眼光来看待压迫，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抵抗无论在哪里发生，都应该得到工运的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和工会一直在抵制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我们也必须对基于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恐惧症作出同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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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是香港人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核心，他们需要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这些斗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 — 争取结社自由、保护罢工权和充分的民主参与以及控制自己的生存生活。
团结工人不能有盲点，团结工人应该是无条件的。
为什么反而是独裁者赢了？
它并没有否定民主，而是模仿了民主。
当我们描述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相似性、以及民主国家采取的专制国家的做法时，往往受到的是鄙视，甚至被质疑动机，比如《中国的 “新疆模式” 如何借鉴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平叛战略》、再比如《21世纪维稳5步拳》，这令人沮丧。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底的对话中强调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您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信念，因为事实才是有可能战胜专制的唯一途径。
当下的专制对民主的模仿正是其得以延命的关键，这种模仿是一种侵蚀；这种新的专制主义冒充了民主，并以民主的缺点为食。它甚至改造了民主，将长期的民主国家拉向新专制。
人们为什么如此顺从？
为什么总是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可以一次又一次逃避噩梦并置身事外？
选举为什么越来越没有意义？
人们为什么愿意容忍巨大的不平等，并梦想着自己 “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攀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
专家是如何变成砖家的？
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界限是如何被模糊了的？
这是第二次介绍这本书。也许它并不完美，但它提出的问题，在当下无疑是很重要的。在中国舆论专注于争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小粉红是怎么回事、法治究竟有没有用等等局部问题时，了解这一更大的背景，尤其重要。
最近，民主似乎状况不佳。而相比之下，民主的全球政治对手似乎正在蓬勃发展，并对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
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几周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兴高采烈地发表评论，庆祝 “西方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理念的退化”。中国学者苏长和赞扬了他的国家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功，他对普京表示赞同，称 “西方民主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迪拜统治者、阿联酋（UAE）总理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希望他的政府将很快比西方民主 “更接近人民，更快、更好、更有反应”。他声称，由于阿联酋的民主版本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这一梦想已经在实现。
当然，专制者总是吹嘘他们的成就，或坚持认为他们的政权 “建立在人民的意愿之上”。即使是纳粹德国也宣称自己具有人民的合法性，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人民主权。苏联的辩护人和同路人给斯大林的东欧附庸国贴上了 “人民民主” 的标签 …… 而当前的叙事似乎令人沮丧地熟悉。即便如此，强大的专制国家寄生在模仿民主的基础上，而实际上却在不断侵蚀民主的核心，这种景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民主的对手们是否真的在壮大？而且，这次到底有什么不同？
约翰·基恩对他所称的新专制主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新专制主义在中国、匈牙利、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阿联酋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势头为其今天的可行性和未来的持久性提供了证据。
现在多种预期中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能的一种就是，中国式的幻影民主会无限扩张，从国内到全球 — — 关于，顺从就有钱赚的统治模式，用钱换忠诚、换 “稳定” ……如果您错过了《党与人民：21 世纪的中国政治》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新的专制主义冒充了民主，并以民主的缺点为食。也许最不吉利的是，它甚至很有可能在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取得进展，在那里，普京和其他国家所庆祝的政治衰败不仅仅是一种被贬低的、自我安慰的幻想。
基恩是一位澳大利亚政治理论家，他在研究民主的脆弱性时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全球敏感性。基恩利用一系列政治和学术资料，在各种政治背景下挖掘新专制主义的错综复杂的运作方式。然而，他在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知识世界中仍然是最自在的，以了解令他震惊的东西。
事实上，他以《王子》（1532年）为蓝本，这是佛罗伦萨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对近代早期欧洲专制者的肮脏政治伎俩所做的艰难分析。基恩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剖析新的专制主义的柔韧但不乏阴暗的政治技巧，我们才能理解它是如何使其臣民顺从并看似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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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承认，他的书和马基雅弗利的经典作品一样，可能会无意中给新的暴君及其崇拜者壮胆，他要求我们以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解读《王子》的同样精神来阅读这本书：“在假装给国王上课的同时，他给人民上了一课”。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基恩想把不合法的统治者赶出去，让民主人士认真对待专制主义的危险。
基恩写道，新的专制主义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种类，其巨大的不平等被 “从上到下的赞助人-客户关系、中产阶级的忠诚度、上演的选举、以及大量官方认可的关于人民是政治秩序的真正来源的说辞所弥合”。它融合了国家和经济，从而抹去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明确划分，政治和经济特权以混乱的方式重叠在一起，为政治掌权者的利益服务。虽然新专制主义的结构在俄罗斯或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从海湾石油国家到右翼新加坡）可能有所不同，但一些共同点是突出的。
将资本主义与国家合并，通过有利可图的赞助网络，保证政治上顺从的人也能分得一杯羹，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任何愿意支持政权的人都会成为获得更丰厚回报的候选人。
至于被誉为 “自由民主不可或缺的社会载体”的中产阶级，基恩表示，他们往往低头不语，只管自己的事。
资产阶级没有为争取公民自由或对行政部门的立法检查而斗争，而是把时间花在了购物和上网上，他们的一切活动被家长式的政府管理人和协助他们的大型（往往是西方）科技公司仔细监控着。新的暴君善于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他们利用这些技术来收集所有信息，并在必要时压制政治异议的任何迹象。
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或战时法西斯主义不同，这个新专制的繁荣部分是因为它为中产和上层阶级提供了长期以来被誉为 “自由民主伟大成就之一” 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与此相呼应的是，政治精英们也倾向于淡化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或者干脆提供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政治变色龙。正如一位精明的普京观察家所观察到的，“莫斯科可能让你感觉上午是寡头政治，下午是民主政治，晚上是君主制，到睡觉时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中国也是如此）
基恩的书对新专制主义的阶段性或幽灵式民主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述。政治领导人专注于他们的公众形象和变幻莫测的大众舆论，从事半永久性的政治运动 — — 不仅因为他们依赖大众的支持，当然也因为他们想控制和操纵大众。毫不奇怪，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维克多·欧尔班、习近平和其他新的专制者，往往是 “可见的、嘈杂的、喋喋不休的”。大型媒体公司，往往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热衷于合作，以换取税收减免、安全庇护所、政府施舍和政治准入。而且，政治精英们也会利用民调员和专家，他们对政权的慷慨解囊同样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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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对与新暴君共谋的私营公司进行了揭发。例如，咨询公司麦肯锡通过支持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国家指导和经营的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其他大型美国和西欧公司提供了新暴君所依赖的高科技镇压和监视工具。（比如对中国，在我们的 列表-4中 “作恶者：谁在帮中国” 板块看到具体内容）。
资本主义民主与新制度的纠葛有直接的物质形式，但也有更间接的形式。黑钱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公司权力不受约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警察和国内维稳的军事化（在这些链接中看到具体内容）：这些以及当代民主国家中许多其他令人震惊的趋势都助长了对民主的冷嘲热讽，而普京、阿勒马克图姆、和其他新的暴君，则成功地将其作为强硬的现实主义兜售给其追随者。他们和他们的盟友可以轻易地发现民主的真正缺陷。
新的专制者还广泛培养国内和国外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的掩护。例如，当保守派政治理论家帕特里克·丹尼恩赞扬欧尔班的反女权主义和反LGBTQ政策时，匈牙利政府明显感到高兴。基恩正确地观察到，新的暴君们渴望成为强人统治者：男性主义的政治风格与反动的性别政策携手并进。
在新的专制主义中，选举是司空见惯的：例如，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六千个村庄举行了超过一百万次选举。即使新的专制者吹嘘他们使用选举手段来证明他们的民众合法性，他们也部署了一系列新的和不太新的马基雅弗利式的 “黑暗艺术”：骚扰可能不合作的候选人、划分选区边界、以及忽视或误计不方便的选举结果。即便如此，选举还是会给掌权者带来潜在的风险。然而，正如基恩所指出的那样，精心管理的选举设备模糊了新专制主义的 “舞台” 和其他地方不太虚假的民主版本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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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论坛和民众讨论的实验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基恩认为，新专制主义不同于其早期的现代变体，也不同于法国人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和其他启蒙知识分子的批评性剖析。针对专制主义，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其他著名的批评家将其与秘密的、绝对的、无法无天的、通过武力或暴力行使的权力联系起来。
在中国、新加坡和阿联酋，新的暴君是痴迷于公关的公共生物。他们采用精心策划的公共戏剧性，以及假民主的审议和参与模式。国家暴力的形式是他们通常藏在口袋里的天鹅绒拳头。他们校准的胁迫系统节省了粗暴的力量。恐惧和不安全感没有孟德斯鸠预想的那么普遍，部分原因是天鹅绒手套只有在政权面临公开的不妥协和公众的异议时才会脱下来。即使如此，国家的暴力也是 “巧妙地调整，往往是外包的，而且，直到它发作的那一刻，都是一种阴暗的事”。
最后，新的专制主义没有遵守法治，即 权力拥有者与他们的臣民遵循同样的规则，也没有受到宪法手段的制约。然而，他们的统治可以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法律主义色彩，新的专制者大声宣传他们对某种基于法律的政府概念的忠诚度。基恩认为，他们寻求的是一种退化的法治，它为国家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但却无法约束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不是孟德斯鸠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是法律和无法无天的混乱组合主导着政治舞台。
幽灵式民主的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使政治精英们能够测量公众的情绪温度，并在政治上有利的时候，不让它过快升温。事实上，基恩认为，新的专制主义的调整和学习能力正是它对民主人士的挑战所在。它的反馈机制使它具有惊人的适应性。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系统也有弱点。与其他自上而下的政权一样，政治精英们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有权势的人物 — — 习近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 — 似乎热衷于抵御对手，防止有才华的年轻领导人的崛起。那么，如何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呢？由于新的专制者严重依赖数字技术，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新型抗议的影响（hacktivism）。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网络化特点意味着它们 “不能被任何一个用户或用户群完全控制”。基恩对政治对手可能创造性地利用数字技术抱有谨慎观望的态度，他将2019年的香港抗议活动描述为 “中国统治者迄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数字风暴”。
基恩对一些复杂以及令人震惊和惊讶的趋势做出了解释。然而，他对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追问令人费解。将新制度描述为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考虑到这个词过去就有问题？
基恩承认，在启蒙运动的政治批评家中，专制主义的概念具有令人担忧的东方主义内涵。他们认为，专制主义的故乡是外来的、据说是不自由的东方，是孟德斯鸠所讽刺的土耳其女人(Seraglio)，或者是伏尔泰所说的中国。一些读者可能会指责基恩复制了这个术语的东方主义：他的案例位于西欧和北美之外。
基恩正确地坚持认为，我们对概念术语的选择很重要：我们需要为新的政治格局命名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分析。
他为新专制主义这一类别辩护，认为它最能捕捉到实地的政治现实 — — 眼前的政权模仿民主，有选择地从民主的政治工具箱中窃取。他认为很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喜欢使用的 “威权主义” 类别扭曲了新专制主义的特点，包括它对假民主的依赖。一些老的术语表 — — 民主、暴政和独裁 — — 误导性地暗示了民主和其不民主的对手之间的绝对对比。极权主义就更不合适了：普京的俄罗斯和习近平的中国都不像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或毛主义的中国。当然，今天的北京和莫斯科商场会让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者感到震惊。同样，上世纪中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尚武精神和战争贩子角色，似乎也很遥远。在一定范围内，新的专制主义的臣民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扔进监狱或送进劳改营。仅仅在一定程度上。
不太有说服力的是，基恩认为新专制主义这个类别最能让我们捕捉到这样一个事实，即 它的许多臣民心甘情愿地向任意的、不负责任的权力屈服，这些臣民实行着自愿的奴役，基恩认为这是新政治格局所不可或缺的。然而，正是这种现象消耗了二十世纪中期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辩论。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逃离自由》（1941年）中问道的：为什么居住在政治和经济发达国家的看似 “文明” 的中产阶级成员如此愿意放弃和逃离自由的挑战？弗洛姆的同事，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同样把上世纪中期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定位在相对稳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总之，无论是今天的自愿被奴役还是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似乎都不是完全新颖的。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基恩没有参与其他的框架，而这些框架似乎比他所否定的框架更有说服力。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人物，政治理论家 Franz L. Neumann 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道，重新使用了凯撒主义这个老词，部分是为了让非自由主义运动和政权中的阶段性或伪民主有意义。最近，政治学家们使用了 “选举威权主义” 这一类别，来描述一些政治制度如何将选举作为威权而非民主统治的工具。一些这样做的学者，如基恩，似乎对稳定的、基本上是专制的、欺骗性地模仿民主的政权的前景很警惕。尽管基恩在强调新政治秩序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基础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但他很方便地淡化了他的方法和上述这些人的方法之间的重叠，简单地承认 — — 但随后又甩开了 — —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竞争对手分析框架。
更奇怪的是，基恩的这本书忽略了正在进行的关于民粹主义的辩论，他在其他地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质疑。诚然，作为一个类别和解释框架，民粹主义有其自身的弱点。然而，其假定的特殊性与基恩认为的新专制主义的特征相重合。例如，专制民粹主义理论家担心强人统治者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同时妖魔化假想敌的全球崛起。如果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两种现象究竟是如何关联的呢？
最后，基恩赞成新专制主义这一术语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其 “强大的伦理刺痛”：它使 “我们不寒而栗”，并 “鞭策和刺激我们”，以认真对待不是由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而是由流行的强人统治者主导的全球秩序这一幽灵。
他的分析追踪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早期试图通过诊断一种新的、基于大众的、民主的专制主义的可能性来更新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沉闷的第二卷（1840年）中预言，这样的制度可能会对被宠坏的臣民积累巨大的监护权，这些臣民专注于他们自己狭隘的私人事务，但被剥夺了行使政治自主权的真正机会。尽管基恩正确地指出了托克维尔的许多错误之处，但他认为托克维尔预见到了21世纪专制主义的根源有时可以追溯到 “公民及其精英为建立民主所做的失败的地方”。就像在匈牙利或俄罗斯，专制主义可以在失败的民主实验之后出现。
像托克维尔一样，基恩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敲响警钟。然而，新专制主义的政治冲击价值是否能证明其分析的价值，仍然不清楚。
唐纳德·特朗普在基恩的书中只简短地出现了几次。然而，它与第四十五届美国总统的关系似乎很明显。特朗普与福克斯新闻的媒体亲信的关系混乱，对基于法律的政府的敌意，对选区划分和其他肮脏的政治伎俩的偏好，对为他提供政治服务的企业寡头的软肋，对新技术的有效利用：大量的证据表明，至少特朗普代表了一个想成为新暴君的人，其公开上演的、嘈杂的、喋喋不休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统治品牌有时让习近平看起来反而更像个政治家。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不仅担心新专制主义令人不安的全球政治前景，还应该担心其在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前景？
基恩的回答是坚决的，尽管不完整，他的回答就是：“是的”。在提醒读者注意专制主义在民主中潜在增长的趋势的同时，基恩关注其在政治环境中的现今运作情况，在这些环境中，民主从未真正繁荣过（例如中国和阿联酋），或者民主化在突然停滞前发生得很不稳定（例如匈牙利、俄罗斯）。但是，在特朗普的美国、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甚至是贾伊尔·博索纳罗的巴西，其前景又如何呢？与特朗普一样，博尔索纳罗和莫迪现在正热衷于借鉴马基雅维利的游戏规则，基恩对这些游戏规则进行了巧妙的分析。那里和其他地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和机构能否成功守住底线？公民能做什么，才能不仅阻止进一步的政治倒退，还要扭转眼前的可怕趋势？
基恩对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然而，他的书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是对当代关于民主前景的辩论的重大贡献。他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全球未来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任何可辩护的意义上的民主都被贬低和边缘化了。正如基恩成功记录的那样，民主与专制主义之间令人不安的暧昧关系的证据不断堆积：一个成功地伪装成民众统治的最先进的、全球范围内的专制主义的前景似乎是真实的。我们这些担心这种可能性的人可以从基恩深思熟虑的论述中获得学习，并进行建设性地发展。
中國增長模式陷入危機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持续危机已使这家巨型公司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境内外的债权人、投资者、承包商、客户以及恒大的员工都在焦急地观察中国政府是否会决定恒大 “大到不能倒闭”。如果恒大倒闭，其对金融系统和建筑供应链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据报道，北京中央政府已向地方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其为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做好准备。
即使通过政府干预挽救了恒大，中国国家也将继续面临新的困境。恒大只是面临潜在违约的许多麻烦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随着中国房价的下跌，危机已经蔓延到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如佳兆业集团（Kaisa）。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明确警告说，中国的住房危机可能蔓延到美国和全球经济。
恒大和中国大型房地产行业的危机是中国增长模式危机的体现。从全国各地的鬼城就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中国的空置公寓估计可以容纳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或加拿大的全部人口。这样的发展如何能维持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现在又失败了呢？为了理解当前的危机，我们需要了解房地产 — — 以及更广泛的固定投资 — — 是如何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其他活动部分联系起来的。
中国繁荣的结束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部门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盈利能力的强大引擎。在全球需求的推动下，在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主导下，出口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金融系统慷慨扩大信贷的货币基础。外汇储备的增长使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扩大本地货币的流动性，而没有贬值和资本外逃的风险，这些风险曾困扰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性试验。大部分新贷款流向了政治关系良好的企业，这些企业倾向于投资于基础设施、房地产、钢厂和煤厂等固定资产。
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两条覆盖相同路线的铁路并不比一条好两倍。中国许多由债务资助的固定投资都是多余的，没有利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已经对负债和产能过剩敲响了警钟。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金融自由化：如果允许流动资金在寻找高利率的过程中流通，低效率的企业会发现自己被切断了维持其生存的廉价信贷。但是，党国精英的其他派别将无利可图的和过度扩张的部门视为潜在的现金牛和准金融王国。改革从未取得进展。
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长期以来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繁荣带来了第一次打击。为了应对全球需求的崩溃，中国政府推出了积极的 — — 而且是成功的 — — 货币刺激措施。在迄今最大的债务融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的推动下，经济从危机中强劲反弹。
但随着出口引擎的停滞，国家银行投资信贷的加倍扩张不再与外汇储备的扩张相匹配。其结果是出现了巨大的债务泡沫。从2008年到2017年底，中国的未偿债务从GDP的148%飙升到250%以上。2020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了新的贷款激增，根据一项估计，这将债务与GDP的比率推到了330%以上。沿着老旧的沟渠，这些债务大部分用于资助新公寓、煤厂、钢厂和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很少有人能消费它们的最终产出，这些新的投资只是产生了更多无利可图的过剩产能。在2009–2010年的反弹之后，私营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继续全面下降，如下图1所示。
利润的下降给负债的产能过剩问题增加了一个紧迫的转折点。利润为企业提供了现金流，以偿还债务和偿还贷款。在中国，收益的下降造成了一个债务定时炸弹。当违约开始时，会发生什么？中共的经济管理者已经没有了债务融资投资刺激的空间；同时，出口部门的增长仍然低于2008年前的水平。为了寻找新的扩张引擎，中国政府呼吁从固定投资转向国内私人消费。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私人消费额确实迅速攀升，但其增长速度始终赶不上投资的扩张（见下文图2）。消费份额的增长令人失望 — — 是不平等升级的结果。在整个漫长的出口繁荣期，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比整个经济的增长要慢得多。这意味着经济产生的大部分新收入都流入了政府和其他企业，而不是作为工资和薪金支付给雇员。盈余没有增加消费，而是被重新投入更多的投资和进一步的产能过剩。
甚至在2008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再平衡的建议。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意味着新的最终需求来源，可以吸收过剩的产能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销售。然而，由于党国精英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这种促进私人消费的再平衡所需的收入分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些顽固的问题支撑着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轨迹。2015–16年，股市崩盘和资本外逃迫使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到2016年，经济已经稳定下来，但只是在重新收紧资本管制之后。银行系统也向经济注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新贷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广泛的金融脆弱性的一个迹象是，许多贷款都需要用于滚动现有的债务，而不是用于资助新的生产或消费。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活动的主要指标，它显示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僵局，制造业的停滞不前。在PMI中，数值高于50表示扩张，数值低于50表示收缩。在图3（下图）中，右轴显示PMI已经在50（停滞水平）左右徘徊了十年。左边的轴显示了新贷款的数量。将新贷款数据与制造业指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贷款刺激的效果在不断降低。自2009–2010年的反弹以来，需要越来越大的贷款注入来维持经济的周转。由于经常性的、越来越大的信贷激增给经济带来了进一步的债务积累，却没有增加新的活力，企业成了贷款成瘾的僵尸。
两种资本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对负债累累的产能过剩问题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提高私人消费。但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中，一种不同的再平衡已经开始定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国进民退”。虽然有时会从党的意识形态或个人领导风格的转变来分析这一想法，但国家主导的对私营部门和外国企业的挤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状况。在一个低增长的环境中，与国家有关的公司必须以牺牲其他部门为代价来追求增长。他们与党派领导人的联盟使他们有能力贯彻这一战略。
国家部门的机动能力取决于中国独特的财产所有权形式 — — 具体来说，就是国家仍然是普遍的地主这一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废除了私有财产，建立了党国，一个自我指定的人民代表，作为所有财产的唯一所有者。尽管自1978年以来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但党国从未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或其作为最重要财产形式的地位。国家通过向个体企业家授予有时间限制的土地财产使用权，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崛起。这种使用权有到期日，国家保留了设定续期条件或随时取消使用权的权力。这就是农村市场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飞的方式，当时国家制定了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农户，而国家继续拥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上海的土地使用改革开始，类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开始在城市进行。这些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为恒大式的房地产开发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并没有颠覆国家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除土地外，中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完全是私有化。许多国有巨头按照以利润为导向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模式进行了重组，并放弃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职能，如为员工提供住房和医疗服务。但许多最大的企业仍然通过直接的国家所有权或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来控制地方或中央政府。《财富》全球500强名单中的中国公司从2000年的10家增长到2020年的124家。在这124家公司中，有91家是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国有工业资产的总量是私营工业资产的两倍，国有资产在金融、能源、汽车、电信和采矿等部门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空置公寓估计可以容纳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或加拿大的全部人口。”
因此，在整个漫长的出口热潮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是由利润驱动的市场交换所推动的，其基础是企业家和个人对财产的临时所有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投资者开始将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视为一种形式，并期望使用权的更新是常规的和仪式性的。只要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能提供高额的投资回报，有进取心的个人就乐于将他们的财富和财产留在中国，并压制对其财产最终安全的任何担忧。但随着增长率和利润的下降，投资者开始重新关注其财产的短暂性，因为中国宪法第六条（“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第七条（“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证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2008年后，对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挤压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冻结了经济增长，胡锦涛颁布的新的反垄断法对私营和外国企业的适用力度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以所谓的 “反腐败” 为名的精英内部冲突中，许多国有企业的个别党员老板被清洗。但反垄断法很少触及国有企业的特权，尽管国有部门拥有电信和能源等关键的垄断企业。相反，以反腐败运动的名义没收个人财富成为常态。富人和企业家越来越不安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以及对人民币长期贬值的预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资本外逃潮，最终导致了上述2015年夏天的金融动荡。尽管重新加强的资本控制遏制了这种外逃，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富人越来越渴望将他们的财富从中国转移到对私有财产有更多法律保护的司法管辖区。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许多观察家预计他将追求经济自由化。在习近平执政初期，国家媒体通过讨论放松金融监管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来宣传这一信息，正如《纽约时报》在2016年所说，“这听起来不像是马克思和毛泽东，而是里根和撒切尔”。但是，习近平成为邓小平式的亲市场强人的幻觉很快就被戳穿了。党国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使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国有或与国家有关的公司不断扩张，而牺牲私营和外国公司。
虽然国家主义的转变早于习近平，但是习监督了这一进程的大幅加速。就在今年，习近平提出了 “共同繁荣” 的计划。这一口号与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同时进行。镇压措施包括在最后一刻阻止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金融技术部门）的海外上市；对阿里巴巴处以高额的反垄断罚款；对技术公司收集数据和提供服务的能力进行严格限制；禁止营利性校外辅导公司；以及允许国有企业接管私营技术公司的关键资产 — — 这是仅举几例。Eduard Victor @EduardVictor_中国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寡头化隐形政府, 这是北京最担心的事-远超过担心异议; 北京推动的反垄断就建立在他们对此的恐惧之上, 而非真正的反垄断; 他们想要的是「这里只能有一种垄断, 它的名字叫党」 BAT是事实上的垄断, 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财富积累过程的必然, 但在北京看来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BAT要姓党December 19th 202015 Retweets37 Likes
恒大与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
2016年，北京的一家国有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的繁荣》一书的简体中文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原著中所有提到 “中国的资本主义” 的地方都被翻译成了 “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党国严格的官方自我描述，其官方出版物从未使用 “资本主义” 或 “中国资本主义” 来描述国家的经济体系。一些西方左派人士，如大卫·哈维，已经开始猜测，习近平正在引导中国重新走上毛泽东死后放弃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所谓的毛泽东主义、反资本主义转向的观点。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正在脱离资本主义，但这种想法是不准确的。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仍然没有演变成 “市场化转型” 文献所预测（和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教科书模式。但中国的制度 — — 其特点是生计手段的全面商品化、所有经济活动中利润至上、所有土地财产的国家所有权（加上对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的薄弱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 — 可能最好被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党国资本主义。普京的俄罗斯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一旦所有拥有独立权力基础的寡头被围捕、遏制或消灭，专制政权就能抵御经济衰退。北京想要的是限制私人资本的积累，为国家资本的积累腾出更多空间。这个项目还包括镇压基层对积累的抵抗，最近逮捕劳工活动家、劳工权利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与在线零售和社交媒体一样，房地产是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恒大的恐慌对这一关键行业的转型可能意味着什么，该行业创造了中国约25%的产出，支持着价值为该国GDP四倍的资产泡沫。这可能是中国党国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对抗对手的一个机会。恒大危机的起因是国家试图通过限制私营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国家银行融资来打击他们。人们希望这将迫使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杠杆化。据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恒大拆解重组为一套国有企业。恒大危机可能会成为党国将经济中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国有化的机会，从而重新确立国家对土地财产的实质性所有权。这一发展与国家最近对巨型私营企业的攻击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可能是使这些公司成为国有或国家控制。通过拆分像恒大这样的公司，国家可以将盈利能力较强的活动（如管理现有住房的单位）分离出来，并将无法挽救的部分清盘。如果这些资产被国有化，它们将被转移给国有开发商，而国有开发商仍然以盈利为导向。
与之前的危机时刻一样，中国政府对新的增长模式的需求做出了一些姿态。在所谓的 “共同繁荣” 和财富再分配的号召下，习近平将北京对私营部门的打击与解决不平等甚至增加国内消费的需要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轮新的再分配只是将资源和权力从私营部门重新分配给利润较低但仍以利润为导向的国有企业。那些希望习近平能让社会主义 — — 一种将民生置于利润、投资和增长之上的政治经济体系 — — 起死回生的人，必然会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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